社会管理制度篇1
一、现有社会保障制度存在的缺陷
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而且社会保障制度起步较晚，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所面临的问题，要比其他国家复杂得多；既有旧体制遗留下来的问题，又有新体制遇到的新问题，这些问题往往交织在一起，其主要表现为：
（一）城镇社会保险覆盖面窄且难以扩大
目前参加城镇社会保险的单位绝大多数仍为原来的国有、集体企业，从人员构成看，个体、私营经济组织只占总数的8%.大量涌现的个体、民营经济不参保或参保不缴费的现象十分严重。一些已参保单位采取尽可能少报工资总额的手段偷、漏社会保险费。国有企业停产、改制、破产等无力缴费，造成大量参保人员的流失。
（二）社保基金难以维持
社保基金难以维持问题，最突出的是企业养老保险。自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全国企业养老保险金收入，即使在“空账运行”下都无法满足支出需要，且年度赤字规模呈逐步扩大之势，据最新统计资料表明，目前全国养老保险金统筹账户占用个人账户2.5万亿。养老保险金采取拆东墙补西墙的方法，强大的“统筹”力量逼迫个人账户成为“空账”。
在失业保险方面，随着下岗与失业并轨，失业保险体系在财务方面的不可持续性苗头迅速显现，部分省份失业保险金出现收不抵支现象。鉴于中国巨大的就业压力，在未来相当长时期内，高失业难以避免，因此，现行失业保险体系要想保持长期收支平衡几乎不可能。
“统账结合”的医疗保险制度在多数地区都是实施不久。虽然从表面看，医疗保险制度是可持续的，但目前做到的只是统筹基金维持收支平衡，且以严格控制受益范围为基础，部分参保人员个人帐户资金严重不足，个人负担过重是普遍现象。其次，参保人、医疗服务机构设法侵蚀统筹基金以牟取个人或小群体利益的动机普遍很强，且手段多样化。在这种形势下，医疗保险统筹基金能否维持长期收支平衡值得怀疑。
（三）社保基金管理漏洞很多
在养老保险方面，除前面提及的大量企业逃避参保等问题外，目前较为普遍的问题是不合规的提前退休以及退休人员死亡后由家属继续领取养老金等。
在失业保险方面，最突出的问题是难以有效甄别参保人员尤其是登记失业人员的实际就业状态，造成了已经重新就业仍继续领取失业保险金的现象。
在医疗保险方面，存在的问题是参保人、非参保人、医疗服务机构对医疗基金的侵蚀行为比比皆是，而医疗保险管理机构对此基本没有有效管理的能力，尤其是基于信息不对称，无力控制和管理医疗服务机构的行为。
（四）农村地区的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完全建立。与发达国家不同，我国人口众多，农业人口比重相当高，占总人口的80％以上，但是农业人口所享受的社会保障支出比例则少得可怜。据统计，截至2004年底，全国共1887个县（市、区）不同程度地开展农保工作，5387万农民参保，积累保险基金285亿元，205万人领取养老金，当年保险金支出20亿元。目前，我国公共医疗卫生投入的80％在城市，世界卫生组织将中国卫生资源配置的公平性排在191个成员国的188位。另外，农村最低生活保障覆盖范围最小，待遇标准很低，有的地方陷入停顿状态，有的地方已形同虚设。
（六）社会保障法制滞后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是法治经济，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也必然要求法制化。目前还没有一部社会保障的法律规范，国家立法滞后，地方立法分散，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被分割。在社会保障方面发生争议，进行仲裁或提讼时，由于立法滞后，仲裁机构和人民法院无法根据有效的法律规定进行仲裁或判决，一定程度上处于无法可依之状态。
二、完善现有社会保障制度的措施
社会保障制度是社会稳定的“安全网”，关系到我国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要把改革不断推向前进，必须相应推进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探索建立一套适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的、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社会保障制度。
（一）加快社会保障的立法进程。社会保障制度是一个国家重要的经济社会制度，必须纳入法治轨道，并依靠法制来保证实施。同时，有无完备的法律法规，也是一个国家社会保障制度是否成熟的一个基本标志，只有体制、机制、法制“三制”健全完善，才能保证社会保障事业的顺利发展。为了加大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力度，加快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进程，确保社会保障事业健康有序地发展，在我国早日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规范的社会保障体系，我们应当在积极进行改革实践的同时，加快社会保障的立法进程。目前，由于社会保障法律法规立法层次低，在我国已经制定出来的社会保障法规中，比较普遍地存在着缺乏法律责任的现象，无法发挥法律规范的强制功能，无法确保社会保障措施的有效实施。因此，国家必须加快制定《社会保险法》。
（二）以扩大覆盖面为重点，加快完善城镇社会保险体系。社会统筹必须具有较大的范围，不能过窄。“低水平、广覆盖、多层次”是一个相辅相成的有机整体。广覆盖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互济，互济功能的发挥取决于社会统筹的层次，而社会统筹的层次又取决于现实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各方面的承受能力。社会保险遵循“大数法则”，即参加保险的人数越多（覆盖面越大），互济功能就越大，抗御风险的能力就越强，人数的广覆盖是做大做强社会保险的坚实基础。所以，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目标是要覆盖城镇全体劳动者。社会保险应该是面向社会全体成员的，所有在统筹范围内的社会成员和单位都要无一例外地参加社会保险。
为了调动了民营企业参保的积极性，笔者认为对于非公有企业，可以采取“低门槛进入、低标准享受”的养老保险参保办法。在降低缴费标准的同时，调低基础养老金的待遇标准。同时，社会保障必须实行多层次，不能“单打一”。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保障的标准不可能高，只能保基本。但是为了体现效率优先的原则，为了满足不同企业、不同行业、不同人群多层次的社会保障需求，为了调动家庭及社会各界的力量，必须通过大力发展补充保险和商业保险、积极开展社会救助、鼓励进行个人储蓄性积累保障等多种形式，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如果不发展补充保险等多种保障形式、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保障也难以巩固和发展。
（三）加大对社会保障的资金投入，增收节支。社会保险的制度运行有赖于资金的支撑，社会保险远期基金支付压力很大，若要缓冲压力，填补缺口，必须逐步做实个人账户，真正实现现收现付向部分积累的模式转换，同时要加大对社会保障的资金投入，增收节支。一是各级财政预算用于社会保障的支出必须提高比例，笔者认为应从国有资产收益、国有土地出让收入等预算外收入中提取社会保障资金，以实现社会保险基金保值增值。二是将日益增大的社会保障基金基金投入资本市场，把保值增值的压力转变为良好的投资回报。但要坚持如下的原则：始终把社会保障基金的安全放在第一位；实现社会保障积累基金和国家经济建设的良性循环；严格监管，确保完好。三是建议在全国推行厦门等地已实行多年的社会保险费由地税部门统一征收的办法，以强化征缴管理，做到应收尽收。四降低待遇，减少替代率。五是适当推迟退休年龄。
（四）完善社保基金的管理，加强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的能力建设。要完善社保基金的管理，打击骗保行为，首先建立信息联网，是社会保险管理方面非常重要的一个领域，也是一个基础工作；广泛运用现代化化信息管理技术，健全养老、失业、医保信息监控体系，利用信息系统进行异常数据的监控、分析，有针对性地进行监督检查；同时采取宏观与微观、常规与突击、全面与重点等方法，提高监管水平和效率。其次，大力宣传举报制度，将养老、失业、医保政策执行过程置于全社会的监督之下，营造全社会打击骗保行为。再次，加大处罚力度，发现一例，查处一例，决不手软，并在媒体公开曝光，让“骗保硕鼠”无处藏身。
社会保障是一项技术性、专业性非常强的事业。需要大批熟悉政策、精通业务的高素质管理人才（如精算师、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投资人等）和一支既有理论和政策水平、又有实际操作能力的干部队伍，应当加强这类专业人才和干部队伍的教育与培养，保证新的社会保障体制的有效运作，更好地行使社保机构的管理职能。
（五）逐步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我们无论从消灭城乡差别和缩小工农业产品剪刀差的社会发展目标看，还是从稳定社会经济政治秩序，健全社会保障体制的目标看，无论从广大农民兄弟理所应当的要求看，还是从各级政府的历史欠债和应当承担的现实责任看，农村都是我们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实施改革与制度创新绝不能忽视的广大区域。没有农村的社会保障，也就谈不上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中国的社会保障目标是让十三亿人口不同程度地享受到社会保障，特别是九亿农村人口。要做好当前农村社会保障工作，笔者认为应从以下五个方面着手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一是建立和实行农村居民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二是建立和实行失地农民的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以土地换保障，率先建立失地农民的养老和失业保险已经是势在必行。三是积极探索国家粮补资金用于农村社保建设的途径。笔者认为应把粮补资金用于建立基本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四是加快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建设步伐。要按照“风险共担、互助共济”的原则，着力完善政府推进、农民互动、社会参与的工作机制，加快以大病医疗统筹为主的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不断提高农民的医疗保障水平。五是切实保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农民工”是一支在城市化进程中只完成了职业转换却没有完成身份转换的特殊群体。目前，最迫切的是尽快建立农民工的工伤保险制度、养老保险制度和大病、疾病的住院保障机制，以及合法权益受损或遭遇不公平待遇时的社会救援制度。因此，逐步加大公共财政对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投入，建立起覆盖农村的全社会保障体系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内容，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
社会管理制度篇2
第一条为了加强对社会福利机构的管理，促进社会福利事业的健康发展，根据有关法律，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本办法所称社会福利机构是指国家、社会组织和个人举办的，为老年人、残疾人、孤儿和弃婴提供养护、康复、托管等服务的机构。
第三条社会福利机构应当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坚持社会福利性质，保障服务对象的合法权益。
第四条社会福利机构享受国家有关优惠政策。
第五条国务院民政部门负责指导全国社会福利机构的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民政部门是社会福利机构的业务主管部门，对社会福利机构进行管理、监督和检查。
第二章审批
第六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应当根据本行政区域内社会福利事业发展需要，制定社会福利机构设置规划。
社会福利机构的设置应当符合社会福利机构的设置规划和社会福利机构设置的基本标准。
第七条依法成立的组织或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个人（以下称申办人）凡具备相应的条件,可以依照本办法的规定，向社会福利机构所在地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提出举办社会福利机构的筹办申请。
第八条申办人申请筹办社会福利机构时，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申请书、可行性研究报告；
（二）申办人的资格证明文件；
（三）拟办社会福利机构资金来源的证明文件；
（四）拟办社会福利机构固定场所的证明文件。
申办人应当持以上材料，向社会福利机构所在地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提出申请，由受理申请的民政部门进行审批。
香港、澳门、台湾地区的组织和个人，华侨以及国外的申办人采取合资、合作的形式举办社会福利机构，应当向省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提出筹办申请。并报省级人民政府外经贸部门审核。
第九条民政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30日内，根据当地社会福利机构设置规划和社会福利机构设置的基本标准进行审查，作出同意筹办或者不予同意筹办的决定，并将审批结果以书面形式通知申办人。
第十条经同意筹办的社会福利机构具备开业条件时，应当向民政部门申请领取《社会福利机构设置批准证书》。
第十一条申请领取《社会福利机构设置批准证书》的机构，应当符合社会福利机构设置的下列基本标准:
(一)有固定的服务场所、必备的生活设施及室外活动场地；
(二)符合国家消防安全和卫生防疫标准，符合《老年人建筑设计规范》和《方便残疾人使用的城市道路和建筑物设计规范》；
(三)有与其服务内容和规模相适应的开办经费；
(四)有完善的章程，机构的名称应符合登记机关的规定和要求；
(五)有与开展服务相适应的管理和服务人员，医务人员应当符合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的资格条件，护理人员、工作人员应当符合有关部门规定的健康标准。
第十二条申请领取《社会福利机构设置批准证书》时，应当提交下列文件：
(一)申请《社会福利机构设置批准证书》的书面报告；
(二)民政部门发给的社会福利机构筹办批准书；
(三)服务场所的所有权证明或租用合同书；
(四)建设、消防、卫生防疫等有关部门的验收报告或者审查意见书；
(五)验资证明及资产评估报告；
(六)机构的章程和规章制度；
(七)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和护理人员的名单及有效证件的复印件以及工作人员的健康状况证明。
(八)要求提供的其他材料。
第十三条民政部门自受理申请之日起30日内，对所报文件进行审查，并根据社会福利机构设置的基本标准进行实地验收。合格的，发给《社会福利机构设置批准证书》；不合格的，将审查结果以书面形式通知申办人。
第十四条申办人取得《社会福利机构设置批准证书》后，应当到登记机关办理登记手续。
第三章管理
第十五条社会福利机构应当与服务对象或者其家属（监护人）签定服务协议书，明确双方的责任、权利和义务。
社会组织和个人兴办以孤儿、弃婴为服务对象的社会福利机构，必须与当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共同举办；社会福利机构收养孤儿或者弃婴时，应当经民政业务主管部门逐一审核批准，并签订代养协议书。
第十六条社会福利机构应当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和服务标准。
各项规章制度和服务标准应当张榜公布，并报民政部门备案。
第十七条社会福利机构应当在每年3月31日前，提交本年度的工作报告和下一年度的工作计划。
第十八条社会福利机构中不具备上岗资格的护理人员、特教人员应当接受岗前培训，经考核合格后持证上岗。
第十九条社会福利机构应当加强财务管理，其收益应当按照国家的有关政策规定分配使用，自觉接受财政、审计、监察等部门的监督。
第二十条社会福利机构的资产受国家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占。社会福利机构将其所属的固定资产租赁或者转让时，须经民政部门和登记机关同意后，办理有关手续。
第二十一条社会福利机构应当严格按照公益事业捐赠法的规定开展捐赠活动。不得接受任何带有政治性等附加条件的捐赠。
第二十二条社会福利机构在对外交往中应当遵守国家的有关法律、规定，严格履行报批手续。
第二十三条社会福利机构变更章程、名称、服务项目和住所时，应当报民政部门审批。更换主要负责人，应当报民政部门备案。
第二十四条社会福利机构分立、合并或者解散，应当提前3个月向民政部门提出申请，报送有关部门确认的清算报告及相关材料，并由民政部门报请当地政府对其资产进行评估和处置后，办理有关手续。
第二十五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应当定期对社会福利机构的工作进行年度检查。
第四章法律责任
第二十六条民政部门对社会福利机构的审批和年检工作实行政务公开，有违反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本办法规定的，视情节轻重，对直接责任人给予批评教育、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七条社会福利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民政部门根据情况给予警告、罚款，直至建议登记管理机关取缔或者撤销登记，并按管理权限对直接责任人给予批评教育、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违反国家关于老年人、残疾人和孤儿权益保护的法律法规，侵害服务对象合法权益的；
(二)未取得《社会福利机构设置批准证书》擅自执业的；
(三)年检不合格，限期整改后仍不合格的；
(四)进行非法集资的；
(五)未办理变更手续，其活动超出许可范围的；
(六)其他违法行为。
第五章附则
社会管理制度篇3
关键词：和谐社会，传统文化，制度创新
实现社会和谐，建设美好社会，始终是人类孜孜以求的社会理想，更是中华文化的一大特征。社会和谐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要求。“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最根本的保证”(1)。但我国仍然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从浅层次上看，表现为“生产力发展水平、教育科技文化水平还不高”，而从深层次看，由邓小平于改革初期“明确提出”的“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仍然没有完成，与此相配套的“在制度上”所需要的“一系列切实的改革”，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尚未完全“做”到(2)，由此而引发的种种新的社会矛盾，正在将我国现行制度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系问题明显地突现出来，把深化改革，实现制度创新的任务现实地摆在了我们面前。
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基因，在封建专制制度之下不能导向社会的和谐
从文化的发源上讲，中华文化中的“儒家、墨家、道家、法家的思想都是从远古‘中和’思想发展而来的”。(3)从中国文化的主流来看，儒、道两家都在不同层次，不同意义上以“和谐”为其共同的精神追求。道家主张“自然无为”，认为人应当顺从自然规律，抑制主观意志，以此构想了人与自然相和谐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的社会蓝图(4)；认为统治者应当顺从民意，并提出了建立“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争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和谐关系的途径(5)。儒家更是追求“和谐”的典范。不但设计了以“和谐”为理想追求的“大同社会”和“小康社会”，而且提出用以实现上述和谐社会的手段是礼制，就是以形上与形下、天道与人道、道德与法律相统一的原则，规定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每个社会成员各安其位、“和而不同”的和谐关系模式。“礼”被认为是“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礼的文化品格就在于这种整体的、自然的和谐精神”(6)。可以说，“礼”是“中国传统社会里最好的最有生命力的规范体系”，它既是先哲们用以实现他们理想中的和谐社会的途径，也是中国几千年封建专制统治者对人民实行统治并保持社会稳定和所谓和谐的工具，而且“礼”的观念至今都深深地根植于中国大地，根植于大部分中国人的思想深处。
诚然，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历史上，也不乏所谓“文景之治”、“开元盛世”以及“康乾盛世”等等这样一些相对稳定与发展的短暂时期，但总体上说，正如著名学者吴思所言，“在实际生活中，在统治集团与被统治集团的基本关系方面，现实关系总是顽强地偏离儒家的理想和规定，偏离所谓的天道和王道，呈现出日渐堕落的总体趋势，并形成人们意料之中又摆脱不掉的王朝循环。使王朝更替成为帝国专制制度对过度失衡的社会的一种自我校正机制。”(7)究其原因，由于中国以礼教所支撑的政治模式，因“对德性教化的过分倚重而对以法为形式的社会制度建设顾此失彼的忽视，由于这种对法制形式的建设的忽视，致使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生活一方面对君主绝对权力缺乏有力的制衡机制；另一方面，对于人民民主参政又没有坚强的制度保证，而使其所坚持的政治生活的真正的互主体的道德性质最终往往形同虚设和流于空洞。”(8)在中国的封建专制制度之下，由礼制所要求的社会政治生活中真正“互主体的道德性质最终往往形同虚设”，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因子在封建专制制度下的必然命运。中国传统的和谐之道所缺乏的正是民主法治制度和观念，中国传统的人道精神和大同精神只有配合以法治精神，才能更好地增进人类和谐。
二、西方社会依靠相对完善的法治制度，使其文化中的对抗因素纳入一定的范围之内，有效地化解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中出现的矛盾，形成了起码的人文秩序
西方社会自文艺复兴以来，由于创造了比较完善的民主法制制度，不但较为有效地解决了发展中产生的一些社会问题，形成了起码的人文秩序，而且以此对世界政治文明发展做出了贡献。无论西方文化中有无和谐的观念，可以说，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民主与法治制度十分有效地发挥了维持社会和谐有序的功能。从西方民族国家近现代以来依靠制度创新而崛起的个例来说，“必须承认，美国的成长史是近代以来人类社会最了不起的发展之一。”“美国对人类进步所作的真正贡献，不在于它在技术、经济或文化方面的成就，而在于发展了这样的思想：法律是制约权力的手段。”“美国宪法作为世界上第一部成文宪法，应该被看作是美国贡献给现代世界政治的最大制度创新，今天世界上的200余个国家，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效仿美国制定了成文宪法就是一个明证。”(9)这里的关键在于，如何认识依靠民主与法治制度创新而崛起的美国社会的和谐程度问题。如果我们按照总书记的讲话精神，将“民主与法治”视为社会和谐的首要特征，那么，尽管美国的民主与法治，本质上只是服务于美国社会有产者的制度，不像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与法治那样是为大多数人所享有的最广泛的人民民主制度服务，因而是有缺陷的。但是，就这种有缺陷的制度作为一种社会治理手段而言，却似乎又比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所宣称的最广泛的人民民主制度，在维持社会的协调、稳定、有序、和谐方面，发挥了更为确实的功能。其主要原因可归结为两种不同质的民主制度分处于各自不同的发展阶段：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治制度，虽然在本质上优越于资本主义的民主与法治制度，但由于这种制度尚处于其实现过程中的初始阶段，因而其出发点与实际功效之间难免会有较大的距离；而美国的民主法治制度经过二百多年的发展和完善之后，已经进入成熟稳定阶段，其功效与人们的期望往往比较接近，因而更易于体现出这种制度的社会治理功能。从这一意义上讲，总书记在讲话中将民主与法治作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首要目标，就不仅具有理论上的合理性，更具有现实的针对性。这也正是资本主义的民主与法治对于我们在制度层面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所具有的借鉴意义。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把具有判断能力的人们的去向选择作为判断社会是否和谐的标准，那么，美国在吸引和利用人才方面所拥有的独一无二的优势，使“源源不断的高素质的外来移民”涌向美国社会，这使得美国人能够肆无忌惮地放言：“在人才日益国际化的今天，无可否认的事实是，全世界人才的自然流向是美国。因为人才流动不可能强迫。”(10)这表明美国以法治为特征的民主制度不仅协调了国内社会矛盾，稳定了国内人心，而且还有效地调动了世界各地人才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当然，上述两个角度对于说明美国社会的和谐程度问题，无论从广度还是深度上都是远远不够的，但这样的角度或许可以为我们借鉴资本主义制度来构建社会主义社会和谐提供一定的线索。
三、封建专制主义残余的影响仍然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障碍，深化体制改革、实现制度创新是唯一出路。
脱胎于两千多年封建专制传统的中国社会，仍然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教育科技文化水平还不高，因而，极大地发展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力仍然是促进社会和谐与发展的主要任务。这一基本国情，从社会制度的角度看：一方面，意味着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与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传统之间的天然联系一时难以割断，同时意味着这一制度与中国自近代以来一直不断学习借鉴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包括其社会制度)有着某种联系。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肃清”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中“封建专制传统”“残余影响”的任务，以及学习和借鉴资本主义制度中的“进步因素”以使“我们的制度一天天完善起来”，“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的任务(11)，被既合乎逻辑发展又顺乎历史要求地提上了我们“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重要议事日程。这一“任务”的提出，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开创了新的制度路径。邓小平指出：“如果不坚决改革现行制度中的弊端，过去出现过的一些严重问题今后就有可能重新出现”。(12)如果我们追问今天社会上所发出的种种不和谐声音产生的源头，无论这种声音是从人与自然之间和人与人之间，还是从人自身精神和肉体之间的磨擦中发出，无不可以追溯至“社会腐败”，而中国的“社会腐败”其根本原因就是由“封建专制主义”所引发的“现行制度中的弊端”，这些弊端是我们迈向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最大的绊脚石”。因此，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角度看，首要的和具有决定意义的就是要彻底肃清“现行制度中”的“专制主义”“弊端”，离开这一点来构建和谐社会，只能是舍本逐末，于事无补，而且会因为有意无意地掩盖了封建专制主义的存在，而延误构建和谐社会的大好时机。
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为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所提出的“肃清封建专制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现在并没有完成，这意味着我们吸收资本主义制度中的“进步因素”以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任务也没有完成。因为，资本主义制度中真正的进步因素就是在法治保障之下的民主，而民主与法治正是集权与专制的天敌，此二者是一对辩证统一的范畴，此消彼涨，有你无我。事实上，正是因为我们国家现行制度中的民主化程度不高，才导致了专制主义继续存在，才使得“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成为现实社会最强烈的声音。而根本的出路只有一条：继续坚定地推进制度和体制层次的改革，确实实现制度创新。正如一位学者所言，“我认为我们如不从制度的高度去反思，学不到足够的东西，不是勇敢地去深化制度改革，扩大开放，正确地“与国际接轨”，老老实实学习别国成功的经验，我国的建设成功率不会很高。”(13)我认为这句话用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适合。至于制度创新的具体要求，国内有关中国哲学创新的以下卓识高见可提供有益的启示：“取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之优点与西方主客关系思维方式相结合，是未来中国哲学创新的必由之路。”(14)这就是要求“从文明的根基上做起”，“意味着文明根基上的再造或创造”(15)，“就是要创造中华民族的‘思想自我’”(16)。这里“创造”或“再造”的根本依据在于，首先从思想上“主张中西文化各有不同的特点而可以相调合”(17)，从思想上解决中西文化的关系问题。更重要的是真正将中国文化传统的特点与西方文化传统的特点在哲学层次上“调合”起来。这些见解启发我们，通过制度创新的途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一定要继续弘扬中华文化中的和谐精神，用西方政治文明中的法治民主观念弥补自身观念的不足。只有这样，才能克服西方政治治理中的极端个人主义、利己主义和对抗主义的倾向，同时更重要的是“除却”由封建专制主义所导致的“中国传统社会积贫、积弱、积乱的病根”(18)。也就是说，要充分吸取我们自己制度发展中曾经的教训和世界政治文明尤其是资本主义制度发展中成功的经验，将此二者揉合起来，从中华文明的根基上创生出一种既适合于中国国情、又适应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求的新的制度形式。只要抓住这两点，在我国真正的制度创新就一定会实现，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任务就一定会完成。
注释：
〔1〕.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的讲话〔n〕.人民日报，2005-06-27.
〔2〕〔11〕〔12〕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335，337，333.
〔3〕李翔德.美在和谐〔n〕.光明日报，2005-04-26.
〔4〕〔5〕老子〔m〕.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121，103.
〔6〕〔17〕夏勇.人权与人类和谐〔m〕.新华文摘，2005，(17).
〔7〕吴思.血酬定律〔m〕.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3.305.
〔8〕张再林.中西哲学的奇异与会通〔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149.
〔9〕〔10〕任东来.美国的立国之本和强国之道〔J〕.博览群书，2005，(4).
〔13〕袁伟时.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启示〔J〕.炎黄春秋，2005，(9).
〔14〕张世英.哲学导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349.
〔15〕吴晓明.文明的冲突与现代性批判——一个哲学上的考察〔J〕.哲学研究，2005，(4).
社会管理制度篇4
（一）苏北社会管理创新是江苏全面建成更高水平小康社会的内在要求。改革开放以来，江苏社会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多项经济指标位居全国前列。江苏经济在“十一五”期间跃上新台阶，2010年，地区生产总值40903亿元，年均增长13．5％，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超过5万元；财政总收入突破万亿元大关，其中地方一般预算收入4080亿元；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五年累计超过7．5万亿元；全社会研发经费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达到2％以上，区域创新能力居全国前列。［4］2013年，江苏全省实现生产总值59162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9．6％，GDp总量排在全国第二，人均GDp74607元，比上年增加6260元。［2］［5］在江苏经济高速增长的背后，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苏南地区和苏北地区客观上存在着区域发展的不平衡问题，苏南地区经济发展迅速，苏北地区则相对缓慢。苏北是江苏经济社会发展中一个重要而特殊的地区，苏北地区土地面积占江苏总面积的52．97％，常住人口占全省的37．83％，在江苏全省发展大局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但是，作为江苏经济发展的“洼地”，苏北多项经济指标相对落后，从2010年的统计数据来看，苏北GDp仅占全省的21．53％，苏北人均生产总值为29774元，是全省人均GDp的56．35％，是苏南地区人均GDp的37．45％。［6］就此而言，加快苏北振兴，在更高层次上实现江苏的区域共同发展，已成为江苏全面建成更高水平小康社会，推进“两个率先”的当务之急。换言之，推进江苏区域协调发展，重点和难点在苏北，没有苏北的小康就没有全省的小康，江苏能否早日实现“两个率先”的战略目标，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苏北能否加快发展。只有通过社会管理模式和理念的创新，才能有效挖掘苏北后发优势的潜在效益，加速推进苏北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不断缩小与苏南的发展差距，为江苏全面建成更高水平小康社会奠定基础。
（二）苏北社会管理创新对国内其他后发展地区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社会经济发展的区域差异始终是后发展国家现代化过程中无法回避的问题，当代中国也不例外。改革开放30多年来，随着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中国已经从人均GDp不足300美元的低收入国家成功步入人均GDp超过4000美元的中等收入水平国家，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开始由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从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迈进，但是，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当代中国中西部地区和东部地区的发展依然存在非常明显的差距。2012年，中国东部地区国内生产总值295892．0亿元、中部地区国内生产总值116277．7亿元、西部地区国内生产总值113904．8亿元、东北地区国内生产总值50477．3亿元，分别占我国当期国内生产总值的51．3％、20．2％、19．8％、8．8％，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来看，上述四大区域分别为57722元、32427元、31357元和46014元。［7］由此可见，东部地区的GDp总量和人均GDp都在全国遥遥领先，而中西部地区则相对落后。苏北社会管理创新对推动国内其他后发展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共筑“中国梦”具有现实的借鉴意义。“中国梦”展现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和科学路径，把每个人的前途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联系起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命题，因为“中国梦”是覆盖中国每一片土地的“中国梦”，国家的富强以每一个地区的富强为依托。全国同步实现小康是现阶段共筑“中国梦”的奋斗目标，但如何推进后发展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却是需要深入探讨的现实问题。任何地区的发展都是在特定的社会、经济、历史环境中演变的，都有其独特的约束性条件，但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也是有规律可循的。苏北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是“发达地区的不发达问题”，一定意义上可以看作当代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缩影，后发展地区基础差、底子薄，工业化城镇化水平偏低，城乡发展不平衡等问题在苏北同样存在，就此而言，苏北的社会管理创新经验可以为国内其他后发展地区提供可资借鉴的有益素材。总之，学习和借鉴苏北社会管理创新的经验，对于国内其他后发展地区大有裨益，对于实现不同区域“中国梦”的同频共振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二、苏北社会管理创新的实践及问题
任何制度变迁都具有一定的路径依赖性，初始的制度选择会强化现存制度安排的惯性，推进社会管理创新需要对苏北社会管理的现状予以科学诊断，由此才能适度削弱甚至有效突破路径依赖催生的消极影响。苏北社会管理创新取得了初步成效，但一些深层次和实质性问题依然未得到根本解决，如果不能消弭这些因素的消极影响，苏北社会管理创新就很难取得实质性的突破。苏北地区在推进小康社会建设的过程中，紧密结合地方工作实际，因地制宜地探索和调整社会管理体制与管理方式，积极打造具有本地特色的社会管理创新举措，在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中提升了社会管理的水平和实效。一是创新社会管理模式。淮安市清河区探索网格化社会管理模式，通过划分街道、社区、网格区和楼（大院）等四级网格系统，打造不同层级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平台，设计集信息采集、分析研判、网上办理、考核督查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社区管理信息系统，整合服务资源，优化运行机制，该模式因成效显著而入围“2011年中国十大社会管理创新奖”。［8］为发挥社区党组织在创新社会管理中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连云港市试点社区“大党委制”管理模式，积极探索构建以社区“大党委”为核心、驻区单位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共同参与的社区管理新格局，同样也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9］二是立足源头治理夯实社会管理基础。为实现多方利益协调，从源头上减少稳定风险，淮安市构建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公众参与模式，广泛吸纳公众利益诉求，建立了全省首家第三方稳评机构———淮安市政和稳评中心。淮安稳评模式通过有效预测、防范和化解社会矛盾，实现了发展和稳定的良性互动，由此被授予“2011年中国城市管理进步奖”。盐城市在全省率先建立稳评估工作机制，开展对突出问题、有风险预警的项目、安全事故隐患以及基层基础工作薄弱环节的排查，将公众的意愿作为决策的重要依据，同时设立了全省首家市、县（市、区）大调解工作中心，统筹社会矛盾纠纷的化解和协调处理。
三是注重虚拟空间的社会管理创新。淮安市依托互联网、公共电话网和无线通讯网等平台打造的“阳光”系统，集投诉、查询、服务、监督等功能于一体，覆盖全市所有乡镇和市县各部门，强化了案件的进程管理和公众评价机制，并因此入选“2012年全国社会管理创新十佳案例”［11］。在网络监督日渐凸显的时代背景下，淮安“阳光纪检”也逐步从稚嫩走向成熟。徐州市睢宁县适应虚拟社会的管理特点，探索虚拟社会管理新模式，以网络政务、网络论坛、政府微博为依托，整合手机短信、政风热线、广播电视等资源，构建六大民情平台，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政于民［12］。四是加大社会管理创新的法治保障力度。淮安市在社会管理中深化法治淮安创建活动：推进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法制化进程，实现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对重大决策、项目的全覆盖。推进教育、社保、环境、助残等法治惠民工程。建立“法院开放日”制度，实现立案、庭审、执行、听证、文书、审务等全面公开。开通“淮安普法网”，提升公众法律素养。［13］徐州市在全国率先将“12348法律服务热线”赋予矛盾纠纷调解功能，成为融矛盾纠纷接报、分流、指挥、法律咨询和法律援助为一体的平台服务系统，有力推动了矛盾纠纷调解工作的开展，由此入选“全国社会管理创新优秀案例”。
苏北积极探索符合地方特色的社会管理之路，社会管理创新成果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但是，由于苏北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制度变革的物质基础和社会条件尚未充分发育，在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的背景下，社会管理创新面临更为复杂的严峻形势，社会管理要素日趋增多、难度不断增大，加之社会管理创新的理论准备不充分，苏北社会管理创新中依然存在诸多不容忽视的问题。一是社会管理行政化倾向。由政府推动或支持制度变迁是制度创新的捷径，因为政府干预不但可以补救制度创新的不足，而且能够以强制力加快制度变迁的速率，并且降低制度变迁的成本。［15］质言之，社会管理制度创新离不开政府的推动，这一规律在苏北体现得尤为明显。由于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的特定态势使得制度变迁面临更为复杂的问题，不同利益群体的偏好和效用存在更为明显的差异，就此而言，苏北社会管理创新中的政府主导有其工具理性的要求。但是，政府并非社会管理的唯一主体，完善的社会管理体系应该是多元主体的有机组合和良好平衡。由于经济发展是苏北发展的重点领域，一些地方干部对经济发展的热情远大于对社会管理创新的思考，仍然沿袭传统的管理理念，误以为社会管理就是强力控制，只有刚性的行政手段才是推动苏北社会发展的有效途径。在有些地方，社会救助、互助、福利等公共服务几乎靠政府包办，作为自治组织的居委会事实上演变成一种“准政府”性质的组织，政府在社会管理领域的一元化色彩依然突出。二是社会组织发育不成熟。社会管理主体多元化是社会管理有效性的基础条件和发展趋势。完善多元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在苏北社会管理创新中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只有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优化社会组织的运行机制和提升社会组织的管理水平，才能实现社会治理主体的良性互动和有效衔接。但实际情况是，政府与社会组织在治理结构中不对等，政府过于强势，社会组织处于边缘地位。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作为社会管理主体之一的苏北社会组织尚未发育成熟，相对缺少具备现代服务理念的专业人才，离承担公共服务供给的职责要求还有相当差距。被纳入体制内的一些社会组织则由于受到既有体制的束缚和规制，缺乏相对的独立性，在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过程中，只能停留在某种低层次和表面化参与的层面，这不但不利于其自身能力的提高，也严重制约了苏北社会管理创新的进程。三是公众主动参与不够。社会管理归根到底是对人的服务和管理，“社会的管理创新是全社会的共同事业，各级政府要最广泛地动员社会公众的参与。无论是社会的管理创新、社会的治理还是社会的发展都与每个公民息息相关”。中国共产党有着丰富的社会动员成功实践，这种传统至今仍被延续和传承，并内化为当代中国政治运作的基本经验。传统总体性社会中的社会动员机制以政府为主导，大多依靠行政命令的形式予以贯彻，可以在短时期内积聚高度的能量，但这种缺乏沟通的社会动员内蕴着不可克服的固有积弊，而且公众对这种灌输式动员模式的认同度正在不断降低。从苏北社会管理创新的现状来看，有些地方的社会管理虽然在形式上“轰轰烈烈”，但公众主动参与度不够，公众参与积极性没能得到充分体现，制约了社会管理创新的广度与接受度。［18］公众主动参与社会管理意识淡薄、能力不足，使其一定程度上游离于苏北社会管理创新工作之外。
三、创新苏北社会管理的突破口
苏北正处于新型工业化、农业产业化和城市化互动并进、全面振兴的时期，苏北的后发优势进一步凸显，但社会管理创新中存在的矛盾或问题客观上制约了苏北跨越式发展的进程。为此，需要立足苏北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寻求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的突破口。理念和制度变革是苏北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突破口。苏北社会管理创新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考虑特定时空条件下系统要素的协同共进，但是，选择某些环节作为改革的突破口无疑具有方法论上的必要性。就目前苏北社会管理的实际来看，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的突破口无疑是理念和制度的变革，因为理念是创新的先导，而制度则是创新的保障，理念催生制度，制度保障理念，二者相辅相成、相互依托，共同推进苏北社会管理创新的进程。
（一）社会管理理念创新。作为社会管理制度所内蕴的价值判断或目标追求，社会管理理念是社会管理创新的行动基础。落后的管理理念掣肘了社会管理的创新，推进苏北社会管理创新必须优化社会管理理念。一是以人为本的理念。强调集体意识、忽视个体需求和主观人格的现象，长期以来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这种文化氛围也渗透到社会管理活动中。虽然经过市场经济的洗礼，对人性的理解较之以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在社会管理中忽视个体需求的情况依然存在。人本理念缺失已成为社会管理创新的羁绊，必须宣扬和导入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推进苏北社会管理理念的现代化。以人为本强调真正理解人的价值与需求，理解社会的发展不仅是GDp的增长，而且是实现对人终极价值的关怀。既然社会管理的终极目标是最大限度地保障公众的基本社会权益，那么，在社会管理中就必须尊重公众的主体性，并将公众基本的生存权、发展权、就业权、社会福利权置于社会管理的核心，从公众的实际需求和现实需要出发，向公众提供优质的社会服务。
总之，秉承以人为本的理念，要求我们把公众作为根本和核心，做到尊重、关爱和依靠公众，这是实现创新苏北社会管理的根本前提。二是多元共治的理念。作为全新的政治理念，治理（Governance）是指国家政府联合市场、社会等多元力量主体，对社会公共事务进行合作管理。较之传统意义上的“管理”（manage－ment），“治理”强调伙伴关系，突出多元主体，注重民主参与和互动式的管理。后发展地区强力政府的存在有其合理性的需求，因为只有通过政府的强力推动，才能在较短时间内集中有限的资源，迅速启动并完成跨越式发展。换言之，由于苏北社会经济发展相对落后，政府在社会管理中应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政府绝不是社会管理的唯一主体。不能将社会管理片面地理解为“管理社会”，它不仅包括政府对社会的管理，还包括社会的自我管理。［20］社会管理创新的核心在于公共权力向社会的回归，需要明确伙伴关系的角色定位，通过重新界定政府、市场和社会的职责权限，构筑合作共治的互动机制，实施对公共事务的有效管理。为此，在苏北社会管理创新过程中，需要通过转变政府职能，理顺政府、市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为社会力量的成长创造充足的空间，培育社会组织参与管理的能力，建立多方共赢的市场主体和协作机制，构筑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社会管理新模式。三是柔性管理的理念。在传统一元化管理体制下，国家对社会的管理实际是一种管控模式，即通过强制手段对社会进行单向度的线性管理，刚性有余而柔性不足。之所以强调柔性管理理念，是因为政府治理环境较之以往发生了巨大变化，柔性管理的导入可以有效提升政府治理的环境适应度，并增加其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全球化使得政府治理环境的不确定性进一步加大，互联网的勃兴则对政府既有的行动方式、制度规范和价值理念等都带来了极大震荡，不可预测的突变随时可能发生，并由此引发混乱和危机，而传统的刚性管理模式因其内在弊端而屡遭诟病，导入柔性管理理念迫在眉睫。在苏北社会管理中引入柔性管理理念，需要改变以往过多的刚性管理方式，在了解公众诉求的基础上，通过协调、引导、教育、帮扶、调控等非强制性手段，增强社会凝聚力与向心力，以达到调节社会矛盾、促进公平正义的目标。当然，在苏北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的特定背景下，强化政府社会管理的整合有其阶段性的合理价值，这就要求在苏北社会管理创新中必须立足柔性管理和刚性管理的有机互补，实现刚柔并济的有效平衡。
（二）社会管理制度创新。制度理性是推进苏北社会管理创新的必然要求和根本保证。制度“通常被定义为一套行为规则，它们被用于支配特定的行为模式和相互关系”。任何社会经济活动都是在由现实制度所赋予的约束性条件中展开的，苏北社会管理创新也不出其右。理念更新固然重要，但如果不能将社会管理活动纳入到规范化的制度框架内，苏北社会管理创新就不可能出现质的提升，只有优化苏北社会管理创新的制度环境，才能使这种创新不受或少受消极因素的干扰。作为一种相对稳定的规范体系，社会管理制度一旦生成，就具有稳定性，如果朝令夕改，变更过于频繁，必然造成社会的混乱。事实上，“制度规范人类行为的力量多数源于它们的不变异性。但是，当环境发生变化，不变的规则组合也会产生伤害，因而也需要进行调整”。在沿特定时空条件展开的过程中，原有的社会管理制度会因环境变化而失去既有的功能，并丧失了存在的理由，因此，“为对新的条件做出反应，社会成员就会尽力修正制度安排（或者是惯例或者是所有权），以至于使它们与新的稀缺性、新的技术性机会、收入或财富的新的再分配和新的爱好与偏好保持一致”［24］。质言之，对处于结构调整和社会转型时期的苏北而言，当制度环境发生变化而导致制度失衡时，推动社会管理制度变迁就成为制度主体的必然诉求。苏北社会管理制度变迁，实质上是一种效率更高的制度对原有制度的替代过程。一般认为，制度变迁可分为创设性制度变迁和移植性制度变迁两种方式，前者是变迁主体自我设计和自我构建的过程，后者则是通过借鉴并引进他方创设和运作并具有一定效率的制度的过程。由此，苏北社会管理创新中的制度变迁也有两个主要路径，一是通过自我设计完善现有的制度规范，另一是借鉴和吸收其他地区先进的制度安排。完善苏北现有的社会管理制度规范。苏北现有的社会管理制度是在长期实践中有效运行的系列规范，在苏北社会经济运行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经济结构的调整以及社会转型的推进，某些制度规范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碎片化和低效化的问题，可持续性及动力机制不足的矛盾渐趋突出。为此，需要梳理苏北社会管理实践，对现有社会管理决策参与制度、组织保障制度、人员调配制度、动态协调制度、监督问责制度［25］等社会管理制度结构中的若干要素及内在关联性，从理论层面进行利弊诊断和科学提炼。通过对苏北现有社会管理制度的分析、研究和整合，摒弃陈旧过时的社会管理制度，探索社会管理主体之间良性互动的体制、机制和途径，形成可操作性的制度设计方案，提供有效的社会管理制度供给。借鉴和吸收先进地区的有益经验是推进苏北社会管理制度变迁的另一路径。虽然制度运行有其特定的约束性条件，但这并不排斥制度的可移植性。社会管理制度移植是一种合法的“搭便车”行为，因为作为“公共物品”的制度具有溢出效应，不会出现知识产权的问题。借鉴或模仿先进地区较为完善的社会管理制度，除了时间和经验层面的优势外，还可以降低制度变迁的成本与风险，“具有初始成本较小（可尽可能地缩减摸索、设计、研究、创制等初始成本）及摩擦成本较小等特点”［26］。
社会管理制度篇5
较之于以往社会组织改革的局部调整、小修小补，此次社会组织管理制度改革，无论是在改革性质、改革目标上，还是在改革内容、改革步骤上，都属于顶层设计的范畴。而这种顶层设计的改革方略，对于建立现代社会组织体制、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对于推动政府的职能转变、政府与社会的协同治理，对于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一）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是建立现代社会组织体制、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的重要途径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社会组织发展速度很快，迄今已初步形成了门类较为齐全的体系，并越发地显示出强大的自主性、自治，但是，从整体上来看，较之于发达国家的社会组织发展状况，我国社会组织仍处于培育程度不够高、内部治理不合理、能力建设不规范、作用发挥不明显的滞后发展阶段。从数量上看，每万人拥有社会组织数，发达国家每万人拥有社会组织一般超过50个，发展中国家一般超过10个，我国不到4个；世界34个国家社会组织支出占GDp的比重平均为4.6%，发达国家为7%，我国仅占0.55%；从社会组织就业人员的规模看，一些国家占全部就业人员的3%以上，而我国仅占0.7%［1］。从组织建设上看，个别社会组织经费来源单一，经济困难，难以吸引和留住优秀人才，人员老化问题严重；个别社会组织过于依赖政府部门，缺乏自主运作、主动服务的能力，甚至与政府部门或其下属机构“一套人马两块牌子”，成为“二政府”；还有的社会组织机构不健全，内部治理不完善，民主管理不落实，活动开展不规范，有的甚至热衷于乱评比、乱发牌子。而且，在原有双重管理体制的掣肘下，登记管理机关和业务主管单位及相关职能部门职责不清，登记管理机关力量薄弱、监管服务保障不足，“省一级登记管理机关基本没有执法队伍，70%的县市没有专门机构和专职工作人员，难以全面有效履行登记、监管、执法等职责”［2］。这一系列问题的存在，影响了现代社会组织体制的建立，进而阻碍了社会组织的健康有序发展，改革现行社会组织管理制度已迫在眉睫、势在必行。社会组织管理制度改革旨在通过改革社会组织登记管理制度、建立健全社会组织管理体制等途径，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比如，通过引入竞争机制，探索“一业多会”，改变行业协会商会行政化倾向，增强社会的发展活力，并以此激励社会组织强化自身能力建设；通过实施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直接登记制度，有效解决社会组织登记门槛高，特别是草根组织登记难问题；通过建立健全统一登记、各司其职、协调配合、分级负责、依法监管的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明确登记管理机关和业务主管单位及相关职能部门职责，解决“重登记轻管理”以及缺乏部门综合协调问题，实现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
（二）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是推动政府职能转变、政府与社会协同治理的必然要求
“政府职能反映了政府活动的基本方向和主要作用，必然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不断调整和转变。政府职能转变始终是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核心任务，贯穿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过程。”［3］政府职能转变的目的是为了打造一个更富效率、更具竞争力的政府。过去很长一段时期里，受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束缚，政府“重审批、轻服务”，“重准入、轻监管”问题突出，政府效率提升遭遇巨大瓶颈。在这种情况下，实现政府职能转移成为破题之选。政府职能转变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厘清政府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作为经济社会发展“催化剂”、“减压阀”的社会组织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它能较好地承接来自政府的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等各项职能的转移。在经济调节、市场监管方面，社会组织尤其是行业协会，有力配合政府开展宏观调控，在规范市场秩序、开展行业自律、制定行业标准、调解贸易纠纷等方面，已经成为市场经济体系不可或缺的力量。而在社会管理、公共服务方面，大量的民办教育、医疗、卫生、社会福利、体育等机构，发挥贴近群众、了解群众、机制灵活的特点，向社会提供了更为优质、便捷、多元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使社会的多样化需求得到有效满足。比如，1998年将机械、冶金、煤炭、纺织、轻工、石油化工等工业部门撤销并转变为行业协会后，我国汽车、钢铁、煤炭、纺织、家电等工业不仅没有削弱而且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这些实践证明，社会组织能够承接政府转移职能，能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产业事业健康有序发展。在传统的社会组织管理制度框架下，受到培育和监管环境方面的限制，社会组织在承接政府职能转移方面发挥作用的空间和余地都很小，且由于社会组织行政化倾向明显，社会组织与政府仍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这就为政府职能转移带来诸多困难。此次社会组织管理制度改革旨在要通过引入竞争机制、淡化行政色彩及强化重点培育等措施，凡适合市场、社会组织承担的，都可以通过委托、承包、采购等方式交给市场和社会组织承担，以此激发社会组织的自主发展活力。可见，通过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能够更好地培育承接政府转移职能的主体，有利于进一步解决好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有效激发市场和社会的创造活力，进一步增强经济社会发展的内生动力。在这方面，中央层面已经率先做出动作。2013年7月31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将适合市场化方式提供的公共服务事项，交由具备条件、信誉良好的社会组织、机构和企业等承担［4］。社会组织的健康有序发展和政府职能的转变，也为政府与社会的协同治理创造了条件。“近年来，社会管理陷入了高成本、低绩效和信任危机的困局。协同治理理论为解决该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5］基于政府治理水平和社会发育程度的考量，社会协同是当前中国社会建设中政府与社会间关系的现实选择。所谓协同治理，就是国家（政府）、市场（企业）和社会（社会组织）协同承担社会治理职能，通过制度化设计，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以期实现充满活力、和谐有序的社会治理目标。其实，协同治理也是未来实现合作治理的必要步骤。“合作治理与传统公共行政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它打破了公共政策政治目标的单一性，使政策走出单纯对政治机构负责的单线的线性关系形态。”换言之“，政府必须在政策目标实现的过程中，与非政府的、非营利的组织，甚至与私人组织和普通民众开展广泛的合作”［6］。由此可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是实现社会协同和合作治理的基本要求，也是完善社会协同治理结构、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需要。而社会组织参与社会协同治理功能的实现，有赖于政府职能的转变，有赖于社会组织自身的健康有序发展。如果政府不简政放权，政府职能不转变，社会组织就不能在参与社会服务等方面，更好地发挥出政府所不可比拟的功能和效能优势，也就失去了协同治理的意义。如果社会组织自身不能健康有序发展，即使政府简政放权了，政府职能转变了，社会组织也没有能力参与协同治理，因此也不可能在协同治理格局中拥有一席之地。
（三）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是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的现实需要
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靠什么？最重要的就是靠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密切联系群众。正如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会议上所强调的：“党只有始终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始终依靠人民推动历史前进，才能做到哪怕‘黑云压城城欲摧’，‘我自岿然不动’，安如泰山、坚如磐石。”［7］我们党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在党长期执政的时代背景下，党要巩固执政地位，就必须拥有坚实的阶级基础和广泛的群众基础，就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正面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巩固和扩大党的队伍，进一步增强党的社会影响力。社会组织是由各领域、各方面的群众自愿发起组织起来的，其成员数量庞大、来源广泛、遍布城乡，是党的群众工作的重要领域。截至2012年底，社会组织吸纳社会各类专兼职人员就业1200多万人。此外，全国6万多个行业协会联系会员2000多万家（含个体工商户），447364个基层老年协会覆盖了广大城市社区和农村，有1.1亿老年人参与。4万多个学术社团联系专家学者500多万人，4万多个农村专业经济协会联系农户1000多万个，各类职业性社会组织的会员超过1亿人。2012年社会组织吸引、凝聚了2500多万名志愿者活跃在公益慈善领域［8］。由此可见，密切联系社会组织领域的广大人民群众，争取社会组织领域群众的支持，同样是巩固和扩大党的执政基础的重要内容和基本途径。通过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让密切服务和联系群众的社会组织健康发展，可以为我们党更加紧密地联系群众，更广泛地团结和凝聚各方面积极力量，进一步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列宁曾经指出：“无产阶级所以能够成为而且必然会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就是因为它根据马克思主义原则形成的思想统一是用组织的物质统一来巩固的。”［9］通过社会组织巩固党的执政基础，更重要的途径就是要扩大党组织在社会组织中的覆盖面、增强党组织在社会组织中的吸引力、凝聚力和战斗力。社会组织管理制度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便是推动社会组织党建制度的建立与完善。通过一系列有效措施，使社会组织中的党员作为一个整体发挥出战斗力，通过各种有效的活动方式和工作方法，使党充分进入这个日益发展的社会空间，向社会组织领域的群众宣传党的主张和政策，及时向党组织反映群众的呼声，维护群众的正当权益，使群众感到党的温暖，增强党在社会组织领域群众中的号召力和影响力，进而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
二
随着现代社会组织体制建设的推进，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迎来了最为关键的时期。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推进现代社会组织体制建设，关键是要确定科学的目标，明确的思路和有序的实施步骤。
（一）科学定位政社关系，真正做到“政社分开”
建立现代社会组织体制的关键是处理好政府和社会的关系，处理好“政府管理”与“社会自治”的关系。社会学认为，社会是一个具有自组织能力的有机体。在英国社会学家斯宾塞看来，与生物有机体不同，社会有机体是一个可自我调节的系统。如果来自外界的干预过多、过细，会使社会问题复杂化、严重化。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的健康运行离不开自主宽松的发展空间。长期以来，我国一直延续着一种政府与社会之间高度统合的关系模式，“政府为社会、社会国家化”是这一模式的典型特征。这种政府全面干预社会生活的结果，不仅导致了政府规模庞大但行政效率较为低下，给国家财政带来了沉重负担，而且由于政府对市场的越位与错位，政府“不该管的事管了，该管的事没管好”，直接造成了社会自治能力较差，整个社会公共责任机制薄弱。经过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社会越来越开放、个体越来越自由、利益越来越多元的现实境况下，逐步解放社会组织、发展壮大社会组织就成为社会领域的一场改革开放，是推进政府行政体制改革、完善民主与基层自治、促进社会和谐的必由之路。社会既然有其自己的运行规律，社会的事务让社会自己去办是最明智的方式。随着行政管理改革的逐步深入，政社分开被提上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上来。政社分开指的就是让政府不再担当原有的全能性职责，遵循社会事务管理的内在规律，还原社会组织的应有地位，进而建构起一种政府、市场和社会多元参与的治理格局。它是建立现代社会组织体制的基本前提，核心旨在：厘清和定位政府与社会组织间的关系，更好地发挥政府和社会组织的各自优势和作用，在改革中逐步推动形成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共治、协同治理的局面。按照政社分开的原则，在推进政府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的过程中，将政府的事务性管理工作、适合由社会组织提供的公共服务、社会组织通过自律能够解决的事项，以适当方式转移给社会组织承担，更好地发挥社会组织在公共事务管理中的作用。应探索制定政府向社会组织转移职能的指导意见和转移事项目录，建立相应动态调整机制和公示制度。在探索推进事业单位改革的过程中，统筹事业单位分类改革与社会组织发展，新增社会公益事项优先由社会组织承担，促进民办社会事业和公办社会事业公平竞争、共同发展。按照管办分离的原则，党政机关不得发起成立社会组织，社会组织不得与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合署办公，现职国家公务员也不得兼任社会组织特别是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负责人，努力实现社会组织自愿成立、自律运行、自聘人员、自主会务，无行政级别、无行政事业编制、无国家公务员兼职。政府部门要尊重社会组织的法人主体地位，保障社会组织的合法财产权，促进社会组织依法自治并独立承担法律责任。
（二）厘清各自职责边界，真正实现“权责明确”
在计划经济时代的管控思维下，社会组织往往被看作政府的对立面，看作不稳定因素，即使稍有开放，政府也把与社会组织的关系定位为“婆媳关系”，不少社会组织成为行政机构的旁支和附属，以致媒体戏称那些社会组织正在成为“养老院、小金库、二政府”的“养小二”机构，背离了社会组织发展的初衷。政府与社会之间的权力空间职责边界自然也就模糊化了。这样一来，在处理繁杂的社会事务时，政府与社会对于各自所应行使的权力、担负的责任、承担的义务，就无法给出清晰的界定，从而导致该政府管的没管好，该社会管的没能管。权责明确也就成为了建立现代社会组织体制的关键要素。权责明确的“权”，不仅指政府的公共“权力”，还指社会组织的社会“权利”。其核心旨在：既要明确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对社会组织管理的权力空间和责任边界，也要明晰社会组织的权利范围与责任区间，建构起政府各相关职能部门与社会组织之间以服务为轴心的新型关系，进而探索建立党政部门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合作互动机制。实现权责明确，关键在于改革登记体制。随着我国社会组织的蓬勃发展，社会组织功能的日趋凸显，原来实行的单一的双重管理体制显得愈发的捉襟见肘，必须改革原有的登记管理制度。按照《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及任务分工的总体要求，探索实行社会组织归口统一登记、分级负责。除政治法律类、宗教类社会组织以及境外非政府组织驻华代表机构外，成立社会组织直接向登记管理机关申请登记，无须再经过业务主管单位审查。除外交外事、司法、宗教等少数部门继续作为有关社会组织的业务主管单位外，其他党政部门不再作为业务主管单位，但要继续加强行业管理、给予政策指导、提供良好服务。登记管理机关应探索实施对不具备登记条件的城乡基层社会组织实行备案。建议取消社会团体分支（代表）机构、基金会专项基金管理机构的登记审批，由其自主设立。自此，没有“婆家”的社会组织也可有机会登记成立了。实现权责明确，保障在于强化综合监管。应探索建立社会组织负责人管理制度，规范社会组织负责人的岗位要求、资格认定、产生程序、任职年限等。探索建立资金管理制度，规范社会组织的资金使用和管理。探索制定行为规范和活动准则，规范社会组织的会费收取、公益活动、交易合作、评比达标表彰等行为。探索建立信息公开制度，规范社会组织信息公开的机制和方式。继续强化年度检查制度，提高年度检查的管理效能。继续健全等级评估制度，完善评估指标体系和方法程序，建立第三方评估机制。探索建立覆盖全国的社会组织管理信息平台和社会组织法人单位信息资源库，整合全国信息资源，提升管理服务效能。
（三）坚持培育监管并重，真正实现“依法自治”
自治性是社会组织的核心特征之一，然而，长期以来，受体制环境的影响，我国社会组织行政化特征明显，缺乏组织运作的独立性，依法自治更是无从谈起。这种依附式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社会组织“低成本、高效率”的功能和作用优势，而且阻碍了社会组织内部治理科学化、规范化的进程，不利于社会组织的健康有序发展。为此，依法自治成为了现代社会组织体制的一项极为重要的目标取向。依法自治是指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社会组织依照章程规定的治理结构独立运作，按照依法核准的业务范围开展活动，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监督、自我发展。其核心旨在按照培育发展与监督管理并重的总体指导方针，充分赋予社会组织在法律制度框架规定下的决策、人事、财务、项目活动等方面自主管理权，使社会组织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监督。推进社会组织依法自治，应从以下五方面做起：
首先，建立健全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社会组织管理法律体系。当前，专门法律滞后已经成为制约甚至阻碍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的掣肘因素。现行的法律法规对于政府对社会组织的监管职权和责任，对于社会组织的权力与职责，尚未作出明确规定。为此，必须加快《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基金会管理条例》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的修订进程，并完善相关配套措施。待条件与时机成熟时，再适时启动社会组织基本法的立法工作。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先行先试，出台社会组织地方性法规，确保社会组织发展管理工作有法可依。
其次，强化社会组织分类指导。培育和监管是社会组织管理的“两个抓手”，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但是，决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必须结合不同领域、不同类型社会组织的不同特点，实施重点培育和分类指导的差异化管理制度。重点培育经济社会发展急需的社会组织。比如，社会服务类、公益慈善类、文化科技类、协同管理类社会组织等。鼓励发展城乡基层社会组织，特别是重点培育社区社会组织和农村专业经济协会等。同时要依法禁止危害国家安全的非法组织。对以社会组织名义开展反对我国宪法确立的制度和原则、颠覆国家政权、策动国家和民族分裂等活动的非法政治组织、组织和非法宗教组织，为敌对势力操纵利用、在国际上从事反华活动等危及国家安全的非法社会组织，应依法予以取缔。
其三，支持社会组织能力建设，这是实现社会组织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监督的重要途径。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引导社会组织建立健全独立自主、权责明确、运转协调、制衡有效的法人治理结构，建立和完善以章程为核心的换届选举、议事决策、人事管理、财务管理、机构管理等内部管理制度。二是引导社会组织加强自律诚信建设，建立社会组织诚实守信、公平竞争、规范运作、信息公开、服务承诺等自律制度和失信惩戒制度，推进社会组织信用体系建设，加强社会组织文化建设，培育现代社会组织精神。三是引导社会组织推进人才队伍建设，完善社会组织人才培养、使用、流动、评价、激励、保障制度，应研究制定社会组织专职工作人员职业标准，完善社会组织人事管理、社会保险、人才交流、职称评定、技能鉴定等政策，促进社会组织人才队伍专业化、职业化。
其四，优化社会组织外部环境。从国外社会组织发展情况来看，社会组织发育及其作用发挥的程度大小与外部环境的优劣有着密切关联。在社会组织培育程度较高的国家和地区，社会组织都拥有着较为自主、宽松、优厚的外部环境。我国也应着力优化社会组织的外部环境，主要任务包括：一是增加社会组织财税支持。政府应注重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更多地向社会组织开放公共资源和领域。扩大税收优惠种类和范围，逐步建立统一、合理、普惠的社会组织税收政策体系。二是鼓励社会组织参政议政。将社会组织中的优秀代表人士纳入党代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推荐范围，适当增加各级党代会、人大、政协中社会组织代表的比例。三是维护社会组织发展秩序。通过奖惩措施，一方面，对社会组织实施综合评价，对诚信守法、严格自律、作用突出的要予以表彰。另一方面，完善行政执法，依法取缔各类非法社会组织。同时，通过搭建公共信息平台、完善投诉举报机制，有效推进社会组织对外信息公开，确保社会组织公开透明发展。
其五，夯实社会组织党建基础。当前，社会组织党建仍然处于初步探索阶段。下一步，应进一步理顺社会组织党建管理体制，依托民政部门建立社会组织党工委。完善党组织设置方式，提高社会组织中党的组织和工作覆盖面。探索社会组织党组织和党员作用发挥的有效途径，充分发挥党组织在社会组织中的政治引领、保证监督、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加强社会组织工青妇等群团工作。同时，加强社会组织党风廉政建设，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保持社会组织党组织、党员干部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三
唯物辩证法的观点要求我们，要用联系的、发展的、全面的观点来想问题、办事情。社会组织管理制度改革，是一项涉及多层次、多领域、多环节的系统工程，充满着千条万缕的关系和错综复杂的矛盾，这就需要我们注重整体把握、协调推进，尤其是要科学把握和正确处理好直接登记和双重管理、“一业多会”和“一业一会”、数量增长和质量提升、降低门槛与保留门槛以及民政部门与其他部门这五方面的关系。
（一）把握好直接登记和双重管理的关系
近年来，围绕直接登记和双重管理两大议题，各界莫衷一是，争论不断。理论方面，有研究提出，双重管理体制是政府对于社会组织发展的不成熟认识的产物，这一体制严重束缚了社会组织的培育与发展，直接登记势在必行。有的研究则认为，不能高估直接登记制度的作用。直接登记制度释放了合法性，但不等于解决了其他的问题。一旦直接登记后，社会组织的很多问题将会暴露，如能力不足、公信力不高、资源不配套等。实践方面，全国各地纷纷试水社会组织直接登记管理体制。能否处理好两者关系，对于此次改革的效果与成败，可谓意义重大。处理好两者关系的关键是，能否在两者间寻找到一个好的结合点。按照中央要求，成立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直接向民政部门依法申请登记。成立政治法律类、宗教类等社会组织以及境外非政府组织在华代表机构，仍需要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由此确立了直接登记和双重管理相结合的社会组织登记管理体制。这意味着，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直接登记和双重管理将会同时并存。这种混合型管理体制，可以说是当前适合我国社会组织发展现状的一种现实选择。四类社会组织直接登记，使绝大多数发挥正能量的社会组织能够顺利登记，体现了中央要大力发展社会组织、发挥社会组织作用的决心和意志。同时，考虑到部分社会组织比较复杂，对其依然保持双重管理，体现了改革要循序渐进、稳步推进的精神，为直接登记改革的顺利推行提供了兜底支持。
（二）把握好“一业多会”和“一业一会”的关系
根据《社会团体管理登记条例》的规定，在同一行政区域内已有业务范围相同或者相似的社会团体，没有必要成立的，登记管理机关不予批准筹备。各省市制定的行业协会管理办法沿用上述管理登记条例中的相关规定，一般都有“一业一会”的制度限制。由于“一业一会”极易导致行业协会的缺乏竞争、失去活力，近年来，社会各界对“一业多会”的呼声越发高涨。此次改革，中央明确提出，要逐步推进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引入竞争机制，探索“一业多会”，由此将打破长期以来行业协会“一业一会”的自然垄断地位。截至目前，部分行业已经实现了“一业多会”。多年来，我国行业协会在登记过程中，已初步探索按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的小类标准设立行业协会，并允许在同一行业按产业链各个环节、经营方式和服务类型设立行业协会，这也就在事实上使部分行业形成了“一业多会”、适度竞争的发展格局。“一业多会”与“一业一会”是否就是水火不相容的两个对立面呢？答案并非如此。在探索“一业多会”的过程中，我们需要注意：一方面，是“一业多会”还是“一业一会”，应该充分考虑各个行业的具体情况，不能采取“一刀切”的改革方式。比如，对于部分自然垄断行业和涉及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对于部分经常代表国家参与国际交往的重要行业，就更适合坚持“一业一会”的原则。另一方面，探索“一业多会”并不意味着实行同质化的低水平无序竞争。行业协会作为会员企业的集合体，对行业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和引导作用。如果在行业领域、业务范围、会员主体、活动地域等方面实行同质化的完全竞争，会使行业企业无所适从，容易给行业发展带来混乱，不符合中央改革的精神。有研究者坦言：“如果没有相应的措施应对新制度环境下行业协会运行逻辑的转变，取消‘一业一会’制度不但可能降低行业协会运行绩效，还可能由此引发新的问题。”［10］
（三）把握好数量增长和质量提升的关系
社会组织发展和作用的发挥，既需要数量和规模的不断增长，又需要质量和能力的持续提升，作为衡量社会组织发展的两个基本维度，二者不可偏废。当前，我国社会组织发展整体还处于数量少、质量低的初级阶段。尤其是在发展质量方面，“在现代社会里，社会组织和政府组织企业组织在同一池塘里共享经济人才等各类资源，但社会组织的合法化困境和主体地位的不明确造成了社会组织竞争的弱势”［11］，这就导致拥有核心竞争力的社会组织严重匮乏，加上政策解读不清晰、组织建设不健全、经费不足、人才短板等一系列问题，致使社会组织整体质量水平处于偏低水平。尽管随着社会组织管理制度改革的推进，我国社会组织发展将首先迎来数量的增长，但是社会组织规模受一个国家经济社会总体发展水平制约，不可能脱离实际无限制增长。在直接登记改革的释放效应结束后，社会组织数量将会进入常态化的自然变动过程。与数量增长相比，在改革的过程中，我们更应该重视质量的提升，这才是决定改革成败的关键。只有社会组织的质量真正强大起来，数量才具有真实的意义。尤其是在直接登记制度改革推进过程中，不能为了追求数量增长而牺牲对质量的要求。相反，随着政府转移职能等配套政策的不断完善、综合监管体系的不断建立和社会组织法人治理结构的不断健全，社会组织质量提高和能力提升的重要意义将会日益得到凸显。
（四）把握好降低门槛与必要门槛的关系
门槛问题是此次社会组织管理制度改革的一项核心议题。此次改革对四类社会组织实行直接登记，对行业协会商会引入竞争机制，探索“一业多会”，在很大程度上是降低了社会组织登记的门槛，使一些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却因得不到业务主管单位批准或受限于“一业一会”限制而无法登记的社会组织有望获得合法登记。这体现了中央关于改革行政审批制度，转变政府职能，向社会放权的精神，也符合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和人民群众的期待。但是，降低门槛不等于不要门槛，社会组织作为一类法人组织形式，其成立登记应当具备一定的条件，以符合其法人活动的需要。因此，改革不是单纯地一味地降低登记门槛，而应当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科学合理地设置登记门槛，制定各级各类社会组织的设立标准和条件，特别是技术标准和层级标准，成立全国性社会组织，须具有广泛代表性和影响力。此外，门槛也体现在程序上，要按照简政放权的精神简化审批程序，减少行政审批环节，同时完善程序，力求程序的公平、公正、公开和科学合理。
（五）把握好民政部门与其他部门的关系
社会管理制度篇6
推行管理会计的必要性
一是深化改革的需要。在国务院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中，要求农村信用社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我约束、自我发展、自担风险的市场主体。因此，必须实现资产的安全性、流动性和效益性三者的最佳组合，这就需要有健全完善的管理会计机制。
二是提高经营管理水平的需要。在改革工作中，建立管理会计体系，在经营管理及核算中划分责任中心，实施对各级核算单位的业绩考核与评估，以引导各责任单位根据本部门的经营状况及责任目标，及时调整工作策略，努力增收节支，提高经营效益，促进部门管理工作的深化。
三是提高竞争力的需要。农信社必须从资金、装备、人才、技术、营业网点布局、业务品种等方面提高竞争力。要想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并取得理想的经营效益，就要通过管理会计的方法，进行投入产出的分析，以实现预期的收益。
管理会计制度的主要内容
一、预测决策会计。要根据过去和现有的信息，运用一定的科学手段和方法，预计和推测事物未来发展趋势，农村信用社预测的主要内容有：负债业务的预测、贷款投放的预测、现金投放与回笼的预测、成本的预测、利润的预测、主要经营目标的预测、以及国民经济环境和农村信用社经营环境的预测。而决策会计则可为农村信用社的经营管理者提供决策方案（信息），其主要内容有：信贷规模及结构的决策、负债规模及结构的决策、资金合理运用的决策、利率决策、长短期投资的决策等。
二、规划控制会计。规划控制系统是对经营活动以及各种影响因素详细分析的基础上，设置流程控制环节，建立控制方法和组织机构，并通过全面预算、成本控制、风险控制、存量资产控制、本社历史数据设定控制指标或指标值，利用差异控制手段达到控制目标。
三、责任会计。通过在农村信用社内部建立若干个责任中心，并对其分工负责的经济业务进行规划与控制，以实现业绩考核与评价的一种内部控制会计。建立责任会计制度应包括以下内容：设定责任中心，明确责权范围；编制责任预算，明确责任目标；建立反馈机制，保证及时控制；确定合理的内部转移价格，明晰各责任中心权责；实行业绩考评，做到奖优罚劣。
四、人力资源会计。建立用来确认和计量有关人力资源会计的信息，并将这些信息传递给有关利害关系人的程序。会计模式有两种：人力资源成本会计和人力资源价值会计。企业进行人力资源管理的目的在于提高人力资源的价值，充分发挥人力资源的潜能，为企业优化价值链，保持竞争优势，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服务。
推行管理会计的难点
一、经营决策者对管理会计重视程度不够。目前农信社的经营决策者还处于比较落后的管理水平，与商业银行的经营决策者具有一定差距，“重经营轻管理”的思想根深蒂固，因而使管理会计在农信社中难以普遍应用。
二、会计人员素质较低。农信社会计人员的总体素质还比较低，突出表现为会计人员知识层次低，结构不合理，在专业教育方面层次低，只懂简单的核算工作，这与管理会计对会计人员的综合素质要求较高不相匹配。
三、信息系统基础落后。农信社的金融电子化工作还不完善，综合业务系统的开发跟不上业务发展的需要，综合业务系统的管理功能未能充分发挥，要推行管理会计工作存在科技上的难度。
四、业绩评价体系的建立。农信社在业绩考评方面还是比较传统的，基本上脱胎于计划经济，没有形成系统的业绩评价体系，管理人员对资源配置和风险控制还不到位。
推行管理会计的有效途径
一、正确认识管理作用与地位。管理会计与财务会计相比，最大的不同点在于：管理会计重在管理，它是对企业内部各种管理信息进行的收集、整理、分析和报告。明确管理会计的重要作用和地位，是开展管理会计工作的前提。目前，农信社对管理会计的认识不够深化，还没有专门的部门来负责这项工作。通过系统的宣传、培训，来提高对管理会计工作的认同以及获得最高管理层的支持，成立专门的管理会计部门，是推进农村信用社管理会计工作的关键一步。
二、培养农村信用社主要领导人的管理会计知识。培养农信社主要领导人的管理会计意识已经成为农信社提高管理会计应用水平的当务之急，农信社各级领导层应加强学习，提高对会计管理工作意识。
三、重视培养高素质的管理会计人才。应该通过引入、培训等多渠道拥有一批管理会计人才。一是对在职会计人员进行管理会计专题教育，提高会计人员的素质；二是严格会计主管人员的准入制度，必须拥有会计师职称；三是向社会招聘管理会计人才，尤其是吸引商业银行的优秀人才归为己用；四是从大专院校招聘会计专业人才从事农信社工作，为今后选拔会计主管人员积累人才。
四、通过计算机技术，实现业务流程再造。要通过引入计算机、通信等现代手段，以完善计算机应用流程为目标，将传统的手工工作流程加以改造，将实现管计会计功能作为系统需求融入正在或即将开始的计算机系统重构工作中，以突破现有的信息系统基础薄弱、原始信息极度欠缺的困境，提高整个系统的工作效率，进而提高经济效益。
五、有计划地推行责任会计制度。可以采取先试点后推广的做法，先在一家分支机构运行后，再逐步在全社推行，最终在成本分析和管理制度等配套制度日益完善的基础上，实现全面的管理会计制度。
社会管理制度篇7
以管辖地域为对象，将社区（村）划分成若干社区（村）管理服务网格，通过“三定”工作模式实现“定格、定人、定责”。以“社会资源整合、工作力量聚合、群众关系融合”为目的，构建“以块为主、条块结合，梯次管理、逐级负责”的工作格局。通过划小责任单元，对网格内居民实行全方位、全过程、全覆盖的动态管理，实现“三个提高、三个下降、四个增强、四个没有”的目标，即：平安法治知晓率不断提高、矛盾纠纷调处成功率不断提高、公众安全指数不断提高，刑事治安案件逐步下降、案件逐步下降、矛盾纠纷案件逐步下降，增强居民学法守法意识、增强安全防范意识、增强健康文明意识、增强和睦相处意识，没有吸毒贩毒现象、没有重大生产安全事故、没有特殊人群脱管、没有人员失控。
二、工作原则
（一）因地制宜原则。社区网格化管理工作要从社区（村）实际出发，注重实效。重点推行社区警务工作法和社区（村）管理服务新思路，共同营造平安法治和谐环境。
（二）资源整合原则。充分整合警务室、调解室、社区（村）专职保安、综治社工和义务巡防队伍、法治指导员等基层力量，以网格化管理为载体，推动企地联防、校地联防、联户联防、看家护院、邻里守望等群防群治扎实开展，推进平安法治和谐社区创建活动。
（三）规范建设原则。严格按照社区（村）建设及平安法治创建有关要求组织实施，逐步建立以落实责任为依托的精细化管理新模式，否断探索并建立健全社区管理服务、综治、法治、社会矛盾化解等各项工作制度。
三、工作标准
（一）网格划分
按照“地域相邻、人员相熟、文化相近、构成相似”的原则，全镇以行政村、自然村为主线，将行政村以自然村每小组为基本起点，原则上每小组以80户左右为一网格，划分成若干个网格。
（二）人员设置
每个网格统筹组建3人社区（村）民生服务组（1名网格组长，2名调解信息员），5-10名网格管理服务志愿者。网格组长可由村干部担任，也可选聘优秀调解信息员担任；调解信息员一般由网格内居住的老干部、老党员和群众代表担任；网格管理服务志愿者主要是热衷于社区（村）公益事业的村民、党员代表、群众代表、“红袖标”义务巡防队员等。调解信息员、网格管理服务志愿者由社区（村）选取并聘任，颁发聘任书，并在网格内公布。
（三）工作职责
网格组长要联合网格内社区（村）民生服务组、志愿者队伍当好社区（村）管理服务“六大员”，即政策法律宣传员、社（村）情民意采集员、矛盾纠纷调解员、社区（村）管理监督员、文明新风倡导员、突发事件报告员。具体要做好以下工作：
1、协助镇、社区（村）做好群众工作，及时了解群众思想动态。
2、掌握网格内家庭、单位、企业基本情况，及时发现和化解群众中出现的矛盾纠纷，做好信息收集和上报工作。
3、协调处理网格内存在的隐患，引导群众依法合理表达诉求。
4、协助有关部门做好重点人员和特殊人群的帮教和管控工作。
5、开展平安法治宣传，做好群防群治工作。
（四）工作制度
1、会议制度。建立定期、不定期会议制度。社区（村）每周至少召开一次网格管理工作例会。如因工作需要可随时召开。
2、台帐制度。社区（村）和网格要建立《网格化社会管理台帐》，由社区（村）进行统一规范管理。
3、报告制度。网格管理人员原则上每3天向社区（村）报告一次工作情况，由社区（村）登记存档。社区（村）每周向镇报告一次工作情况。有特殊情况随时上报。
4、督查制度。社区（村）对网格管理人员工作开展情况定期督查，浦南镇每月要对网格管理人员工作开展情况进行通报。
5、培训制度。镇适时组织对网格管理人员进行培训，提高工作能力。
6、奖惩制度。镇制定网格管理人员考核管理办法，对工作成绩突出的人员进行表彰，对工作不力人员提出批评或取消管理人员资格。
四、实施步骤
为确保社区网格化社会管理平台建设在我镇有序开展，经研究，决定在所属社区试点推行，具体实施步骤如下：
第一阶段：宣传发动。成立试点工作领导小组，深入调查研究，制定具体实施方案，召开动员会议，加大宣传力度，努力营造浓厚氛围，充分调动群众参与的积极性。
第二阶段：试点运行。结合自身实际划分网格；做好网格管理人员选取聘任工作；组织对网格管理人员进行培训；制定详细的工作职责、工作制度，开展试点运行。
第三阶段：总结推广。试点单位对工作开展情况送行回顾总结，组织召开全镇工作现场会，推广经验做法。
第四阶段：全面实施。在全镇范围内全面实施社区网格化社会管理工作。
五、工作要求
（一）统一思想，提高认识。社区网格化管理是社会管理创新的积极探索，是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保障，是固本强基的重要举措。各社区（村）和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认识，认真组织实施网格化社会管理工作。
（二）加强领导，认真组织。为确保社区网格化社会管理试点工作顺利开展，各村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成立相应领导机构，做到分工明确，责任到入。各有关部门要加强检查督导，并将此项工作开展情况列入年度考核的重要指标，确保工作落到实处。
社会管理制度篇8
第一条为了规范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投资运作行为，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本办法所称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是指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以下简称理事会)负责管理的由国有股减持划入资金及股权资产、中央财政拨入资金、经国务院批准以其他方式筹集的资金及其投资收益形成的由中央政府集中的社会保障基金。
第三条社保基金投资运作的基本原则是，在保证基金资产安全性、流动性的前提下，实现基金资产的增值。
第四条社保基金资产是独立于理事会、社保基金投资管理人、社保基金托管人的资产。
第五条财政部会同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拟订社保基金管理运作的有关政策，对社保基金的投资运作和托管情况进行监督。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和中国人民银行按照各自的职权对社保基金投资管理人和托管人的经营活动进行监督。
第二章理事会
第六条理事会负责管理社保基金，履行以下职责：
(一)制定社保基金的投资经营策略并组织实施。
(二)选择并委托社保基金投资管理人、托管人对社保基金资产进行投资运作和托管；对投资运作和托管情况进行检查。
(三)负责社保基金的财务管理与会计核算，编制定期财务会计报表，起草财务会计报告。
(四)定期向社会公布社保基金资产、收益、现金流量等财务状况。
第七条理事会应严格执行本办法。对理事会的违法违规行为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罚。
第三章社保基金投资管理人
第八条本办法所称社保基金投资管理人是指依照本办法第十条规定取得社保基金投资管理业务资格、根据合同受托运作和管理社保基金的专业性投资管理机构。
第九条申请办理社保基金投资管理业务应具备以下条件：
(一)在中国注册，经中国证监会批准具有基金管理业务资格的基金管理公司及国务院规定的其他专业性投资管理机构。
(二)基金管理公司实收资本不少于5000万元人民币，在任何时候都维持不少于5000万元人民币的净资产。其他专业性投资管理机构需具备的最低资本规模另行规定。
(三)具有2年以上的在中国境内从事证券投资管理业务的经验，且管理审慎，信誉较高。具有规范的国际运作经验的机构，其经营时间可不受此款的限制。
(四)最近3年没有重大的违规行为。
(五)具有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
(六)有与从事社保基金投资管理业务相适应的专业投资人员。
(七)具有完整有效的内部风险控制制度，内设独立的监察稽核部门，并配备足够数量的称职的专业人员。
第十条社保基金投资管理人由理事会确定。申请社保基金投资管理业务，需向理事会提交申请书以及由中国证监会出具的申请人是否满足本办法第九条规定的基本条件的意见。理事会成立包括足够数量的独立人士参加的专家评审委员会，参照公开招标的原则对具备条件的社保基金投资管理业务申请人进行评审。评审委员会经投票提出社保基金投资管理人建议名单，报理事会确定。评审办法由理事会制定。评审办法及评审结果报财政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中国证监会备案。
第十一条社保基金投资管理人履行下列职责：
(一)按照投资管理政策及社保基金委托资产管理合同，管理并运用社保基金资产进行投资。
(二)建立社保基金投资管理风险准备金。
(三)完整保存社保基金委托资产的会计凭证、会计账簿和年度财务会计报告15年以上。
(四)编制社保基金委托资产财务会计报告，出具社保基金委托资产投资运作报告。
(五)保存社保基金投资记录15年以上。
(六)社保基金委托资产管理合同规定的其他职责。
第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社保基金投资管理人应当及时向理事会报告：
(一)社保基金资产市场价值大幅度波动。
(二)社保基金投资管理人减资、合并、分立、解散、依法被撤销、决定申请破产或被申请破产。
(三)社保基金投资管理人涉及重大诉讼或者仲裁。
(四)社保基金投资管理人的董事、监事、经理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发生重大变动。
(五)有可能使社保基金委托资产的价值受到重大影响的其他事项。
(六)委托资产管理合同规定的其他报告事项。
第十三条社保基金投资管理人应适应社保基金管理的要求，建立、健全相关内部管理制度和风险管理制度。
第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社保基金投资管理人必须退任：
(一)社保基金投资管理人解散、依法被撤销、破产或者由接管人接管其资产。
(二)理事会有充分理由认为更换社保基金投资管理人符合社保基金利益。
(三)托管人有充分理由认为更换社保基金投资管理人符合社保基金利益并征得理事会同意。
(四)财政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或中国证监会有充分理由认为社保基金投资管理人不能继续履行委托资产管理职责。
(五)社保基金委托资产管理合同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十五条当社保基金投资管理人更换或退任时，理事会必须尽快委任新投资管理人，并报财政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中国证监会备案；新任投资管理人确定并履行职责后，原任投资管理人方可退任。
第十六条禁止(一)以社保基金的名义使用不属于社保基金名下的资金从事投资活动，或以他人的名义使用属于社保基金名下的资金从事投资活动。
(二)不公平地对待社保基金账户的资产。
(三)挪用社保基金的委托资产。
(四)从事可能使社保基金委托资产承担无限责任的投资。
(五)用社保基金委托资产从事信用交易。
(六)法律、法规和社保基金委托资产管理合同规定禁止从事的其他活动。
第四章社保基金托管人
第十七条本办法所称社保基金托管人是指按照本办法第十九条规定取得社保基金托管业务资格、根据合同安全保管社保基金资产的商业银行。
第十八条申请办理社保基金托管业务应具备以下条件：
(一)设有专门的基金托管部。
(二)实收资本不少于80亿元。
(三)有足够的熟悉托管业务的专职人员。
(四)具备安全保管基金全部资产的条件。
(五)具备安全、高效的清算、交割能力。
第十九条社保基金托管人由理事会确定。申请社保基金托管业务，需向理事会提交申请书以及由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其从事社保基金托管业务的证明。理事会按照招标原则评选社保基金托管人，评选办法及评选结果报财政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中国人民银行备案。理事会应逐步创造条件采用招标方式确定社保基金托管人。
第二十条社保基金托管人履行下列职责：
(一)尽职保管社保基金的托管资产。
(二)执行社保基金投资管理人的投资指令，并负责办理社保基金名下的资金结算。
(三)监督社保基金投资管理人的投资运作。发现社保基金投资管理人的投资指令违法违规的，向理事会报告。
(四)完整保存社保基金会计账簿、会计凭证和年度财务会计报告15年以上。
(五)社保基金托管合同规定的其他职责。
第二十一条社保基金托管人应适应社保基金托管的要求，建立、健全相关内部管理制度和风险管理制度。
第二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社保基金托管人必须退任：
(一)社保基金托管人解散、依法被撤销、破产或者由接管人接管其资产。
(二)理事会有充分理由认为社保基金托管人应当退任。
(三)财政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或中国人民银行有充分理由认为托管人不能继续履行社保基金托管职责。
(四)社保基金托管合同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二十三条当社保基金托管人更换或退任时，理事会必须尽快委任新的托管人，并报财政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中国人民银行备案；新任托管人确定并履行职责后，原任托管人方可退任。
第二十四条禁止社保基金托管人从事下列活动：
(一)将其托管的社保基金资产与托管的其他资产混合管理。
(二)托管的社保基金资产与其自有资产混合管理。
(三)挪用其托管的社保基金资产。
(四)有关法律法规禁止从事的其他活动。
第五章社保基金的投资
第二十五条社保基金投资的范围限于银行存款、买卖国债和其他具有良好流动性的金融工具，包括上市流通的证券投资基金、股票、信用等级在投资级以上的企业债、金融债等有价证券。
理事会直接运作的社保基金的投资范围限于银行存款、在一级市场购买国债，其他投资需委托社保基金投资管理人管理和运作并委托社保基金托管人托管。
第二十六条社保基金投资管理人与社保基金托管人须在人事、财务和资产上相互独立，其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在对方兼任任何职务。
第二十七条理事会持有的国债在二级市场的交易，需委托符合本办法第九条规定的专业性投资管理机构办理。
第二十八条划入社保基金的货币资产的投资，按成本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银行存款和国债投资的比例不得低于50%。其中，银行存款的比例不得低于10%。在一家银行的存款不得高于社保基金银行存款总额的50%。
(二)企业债、金融债投资的比例不得高于10%。
(三)证券投资基金、股票投资的比例不得高于40%。
第二十九条单个投资管理人管理的社保基金资产投资于一家企业所发行的证券或单只证券投资基金，不得超过该企业所发行证券或该基金份额的5%；按成本计算，不得超过其管理的社保基金资产总值的10%。
投资管理人管理的社保基金资产投资于自己管理的基金须经理事会认可。
第三十条委托单个社保基金投资管理人进行管理的资产，不得超过年度社保基金委托资产总值的20%。
第三十一条社保基金建立的初始阶段，减持国有股所获资金以外的中央预算拨款仅限投资于银行存款和国债。条件成熟时由财政部会同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商理事会报国务院批准后，改按本办法第二十八条所规定比例进行投资。
第三十二条划入社保基金的股权资产纳入社保基金统一核算，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管理。股权资产变现后的投资比例按本办法第二十八条的规定执行。
第三十三条根据金融市场的变化和社保基金投资运作的情况，财政部会同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商有关部门适时报请国务院对第二十八条所规定的社保基金投资比例进行调整。
第三十四条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理事会可按照有关规定，与商业银行办理协议存款。
第六章社保基金委托投资管理合同和托管合同
第三十五条理事会与社保基金投资管理人必须签订委托资产管理合同，对双方的权利义务、委托资产管理方式、投资范围、收益分配等内容作出规定，并报财政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中国证监会备案。
社保基金委托资产管理合同到期或中止时，相关事宜的处理办法另行制定。
第三十六条理事会与社保基金托管人必须签订社保基金委托资产托管合同，明确??部、中国证监会、中国人民银行备案。
社保基金委托资产托管合同到期或中止时，相关事宜的处理办法另行制定。
第七章社保基金投资的收益分配和费用
第三十七条社保基金净收益全额纳入社保基金，按国家有关规定分配使用和投资。
第三十八条社保基金投资管理人提取的委托资产管理手续费的年费率不高于社保基金委托资产净值的1.5%。
理事会可在委托资产管理合同中规定对社保基金投资管理人的业绩奖励措施。具体方案由财政部会同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批准。
第三十九条社保基金托管人提取的托管费年费率不高于社保基金托管资产净值的0.25%。
第四十条社保基金投资管理人按当年收取的社保基金委托资产管理手续费的20%，提取社保基金投资管理风险准备金，专项用于弥补社保基金投资的亏损。社保基金投资管理风险准备金在托管银行专户存储，余额达到社保基金委托管理资产净值的10%时可不再提取。
理事会按社保基金净收益的20%提取一般风险准备金，专项用于弥补社保基金投资发生重大亏损时社保基金投资管理人所提管理风险准备金不足以弥补的亏损。一般风险准备金余额达到社保基金资产净值的20%时可不再提取。
第八章社保基金投资的账户和财务管理
第四十一条社保基金投资管理人的社保基金委托资产管理业务必须与该管理人的其他业务在财务、账户上分开，不得混合操作和核算。
第四十二条社保基金托管人必须为社保基金开设独立的证券账户和资金账户。
第四十三条社保基金与理事会单位财务分别建账，分别核算。
第四十四条社保基金投资管理人和托管人应认真进行日常会计核算，严格按照有关规定编制会计报表，定期就社保基金的会计核算、报表编制等进行核对。
第九章报告制度
第四十五条理事会、社保基金投资管理人、社保基金托管人应当按照本办法的要求报告社保基金投资运作的情况，保证报告内容没有虚假、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所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完整性负责。
第四十六条理事会的信息披露和报告应符合以下要求：
(一)每年一次向社会公布社保基金资产、收益、现金流量等财务状况。
(二)每季度一次向财政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提交社保基金财务会计报告、投资管理报告。
(三)单个社保基金委托资产管理合同到期后，向财政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提交经具备证券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报告，对社保基金委托资产的投资情况作出说明。
(四)社保基金发生重大事件，立即报告财政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并编制临时报告书，经核准后予以公告。
第四十七条社保基金投资管理人应按社保基金委托资产管理合同及理事会的要求定期和不定期向理事会提供社保基金委托资产投资运作报告。
第四十八条社保基金托管人应按托管合同和理事会要求定期和不定期向理事会提供社保基金托管资产报告，并对第四十七条社保基金投资管理人编制的报告的有关内容复核，向理事会出具书面复核意见。
第十章罚则
第四十九条社保基金投资管理人违反本办法第十二条规定，不及时或者未向理事会报告该条所列情形之一的，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5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五十条社保基金投资管理人或者托管人有本办法第十六条和第二十四条所列行为之一的应退任，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处以违法所得1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50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五十一条社保基金投资管理人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五条规定，超出范围进行投资的应退任，并处以50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五十二条社保基金投资管理人和托管人违反本办法第二十六条规定的，责令限期改正，并给予警告，逾期不改的应退任。
第五十三条社保基金投资管理人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九条规定，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并处10万元以下罚款，逾期不改的应退任。
第五十四条社保基金投资管理人违反本办法第四十七条规定，托管人违反本办法第四十八条规定，未能按照要求提供报告的，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并处5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不改的应退任。
社会管理制度篇9
第一条为加强社会急救医疗管理。增强对急、危、重伤病员在事发现场和转送医院途中的救治能力，保障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社会急救医疗是各级人民政府主办的非营利性公益事业，是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社会急救医疗遵循统一调度指挥，划区就近、就地、就快救治，尊重病人意愿，社会效益第一的原则。
第三条本市行政区域内的社会急救医疗及其管理工作适用本办法。
第四条市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社会急救医疗工作，县级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负责实施本辖区内的社会急救医疗工作。
第五条公安、交通、民政等行政部门应当按照职责，协同做好社会急救医疗工作：
（一）公安交通部门对执行社会急救医疗任务的车辆优先放行，必要时可以准其使用平时禁止通行的道路；
（二）交通管理部门对执行社会急救医疗任务的车辆，免收过路、过桥、过隧道等费用；
（三）民政部门按照规定承担社会救济对象的社会急救医疗费用。
电信通讯单位应当保障社会急救医疗通讯网络畅通，提供所需设备、信息和技术服务。
第六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社会急救医疗事业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计划；设立社会急救医疗事业的专项经费，专项经费由财政拨款为主和社会捐助等为辅构成。社会急救医疗专项经费必须用于急救医疗网络建设，人员培训，以及设备设施的配置和维护。
鼓励境内外组织和个人资助社会急救医疗事业。
第二章社会急救医疗网络建设
第七条市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设立急救中心，承担下列任务：
（一）设立“120”急救医疗呼救电话，实行24小时值班制度；
（二）收集、处理和贮存社会急救信息；
（三）建立急救网络，划分网络医院急救范围，制订急救预案和方案；
（四）组织、协调急救网络医院开展对急、危、重伤病员的紧急医疗救治；
（五）指挥群体性活动、突发性灾害事故的医疗救治；
（六）开展急救医护人员的技术培训和急救医疗科研工作。
社会急救“120”、公安“110”、消防“119”、交通“122’，应当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定期通报情况，协调解决有关问题。
第八条社会急救医疗网络由以下医疗机构组成；
（一）本市行政区域内的省属医院；
（二）市、区、县（市）人民医院；
（三）符合社会急救医疗条件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中心卫生院、企业医院和其它医院。灾害事故的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建立专业性或者群众性救护组织，配置必要的急救医疗器械、设备和药品，并组织相关人员接受急救医疗技能培训。
第十二条事发现场的单位和个人对急、危、重伤病员应当及时给予援助，机动车辆的驾驶员和乘务人员应当优先运送急、危、重伤病员。
第三章社会急救医疗管理
第十三条“120”电话是社会急救医疗紧急呼救专用免费电话。禁止对“12o”急救医疗呼救专用电话进行干扰。
第十四条急救中心接到紧急呼救后，应当在1分钟内发出指令；社会急救医疗网络医疗机构接到指令后，应当在3分钟内出车。
急救医护人员应当就近、就地、就快对急、危、重伤病员进行救治。急、危、重伤病员或者近亲属已明确救治医院的，急救医护人员应当将病员送到指定医院。
第十五条急救车辆应当设置统一的急救医疗标志。值班急救车不得执行非急救任务。
第十六条社会急救医疗救治实行急救医师首诊负责制度和24小时应诊制度。
首诊急救医师，必须承担首诊的责任，不得拖延、推诿。
第十六条卫生行政部门应当公布投诉电话，接受社会急救医疗问题的投诉。
卫生行政部门接受投诉后，应当在7个工作日内作出处理意见，并将结果通知投诉人。
第十八条社会急救医疗网络医疗机构应当按照卫生、价格、财政部门核定的医疗服务项目和价格标准进行收费，收费标准应当向社会公布。
接受急救医疗的急、危、重伤病员或其所在单位，应当按规定缴纳急救医疗费用。
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急救医疗费用不受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和人寿保险定点医疗的限制。
第四章法律责任
第十九条社会急救医疗网络医疗机构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卫生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的，取消其社会急救医疗网络医疗机构资格：
（一）不按规定配备符合条件的社会急救医护人员；
（二）不按规定配置急救医疗器械、设备和药品；
（三）不实行急救医师首诊负责制度和24小时应诊制度；
（四）不按规定建立管理制度。
第二十条社会急救医疗网络医疗机构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其所在单位或上级主管部门对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并可由卫生行政部门对单位处以1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
（一）不服从统一调度、指挥；
（二）不接受转送的急、危、重伤病员；
（三）不执行统计报告制度；
（四）不按规定时间出车；
（五）动用值班急救车执行非急救任务。
第二十一条对急救医疗呼救专用电话进行干扰的，由卫生行政部门处1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
社会管理制度篇10
第一条为加强社会福利企业的管理，保护其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社会福利企业是为安置残疾人员劳动就业而兴办的具有社会福利性质的特殊企业。
第三条社会福利企业所安置的残疾人员是指具有一定劳动能力的视力残疾者、听力语言残疾者、肢体残疾者和智力残疾者（具体标准按《社会福利企业招用残疾职工的暂行规定》执行）。
第四条国家鼓励各地区、各部门兴办社会福利企业，多种渠道解决残疾人的就业问题。国家对社会福利企业实行保护和扶持政策。
第五条各级民政部门负责对各类社会福利企业实行统一管理。
第二章审批
第六条凡领取营业执照的企业，须经县（区）以上（含县级，下同）民政部门审核认定其社会福利性质，领取《社会福利企业证书》，经同级有关部门审查核实，符合规定条件的，方可享受减免税收，技改贷款、物资分配、产品创优、企业升级等优惠待遇。
第七条企业向民政部门申请领取《社会福利企业证书》，应提交下列文件：
（一）营业执照副本或经原发照机关同意的复印件；
（二）上级主办单位审查同意的文件；
（三）法定代表人签署的申请报告；
（四）本企业章程；
（五）本企业残疾职工的有关证明。
第八条社会福利企业应具备下列条件：
（一）安置残疾人员达到生产人员总数35％以上；
（二）生产和经营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并适宜残疾人从事生产劳动或经营；
（三）企业中每个残疾职工应具有适当的劳动岗位；
（四）有必要的、适合残疾人生理状况的安全生产条件和劳动保护措施。对安置残疾人员占生产人员总数比例超过10％而未达到35％的企业，经民政部门核实安置残疾人员比例后，发给有关证明，税务部门审查核实符合减税条件的，可享受相应的减税待遇。这类企业应积极创造条件，更多地安置残疾人员，逐步达到社会福利企业的标准。
第九条县（区）以上民政部门会同当地税务、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有权对所管辖地区的社会福利企业进行监督，每年检查一次。社会福利企业应当提供检查所需要的文件、帐册、报表及其他有关资料。
第十条社会福利企业因合并、分立、转让等重大事项的改变，涉及原社会福利企业终止的，须经当地民政部门审查同意，并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相应的登记手续，报当地劳动部门备案。
第十一条社会福利企业自行终止的，应由企业管理委员会或职工代表大会作出决议，企业主办单位和部门审查同意后，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申请注销登记。企业经注销登记后，由原发证的民政部门收缴《社会福利企业证书》。企业主办单位和部门应负责做好善后工作。
第三章权利义务
第十二条社会福利企业应是自主经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具有法人资格，在遵守国家法令、规定的前提下，享受下列权利：
（一）有权选择业务内容，安排生产社会需要的产品或为社会提供服务；
（二）有权按国家有关政策来确定适应本企业情况的工资形式和奖惩办法；
（三）有权享受国家和各级地方政府及部门制定的优惠待遇；
（四）有权进行各种技术协作和联合；
（五）有权享受其他企业所享受的各项权利；
（六）有权拒绝一切非法摊派和收费。
第十三条社会福利企业应履行下列义务：
（一）必须严格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接受国家计划指导，服从民政部门的统一管理和领导，接受工商行政管理、税务、银行、物价、财政等部门的监督检查，以及行业管理部门的业务指导；
（二）依法缴纳国家规定的税收和有关费用；
（三）按照有关规定及时缴纳社会福利生产发展基金；（四）确保产品或服务质量，对消费者和用户负责；
（五）妥善安排残疾职工的生产和生活，积极研制和采用残疾职工专用设备，兴建福利设施。
（六）加强职工的政治思想、职业道德教育，开展扶残助残活动；
（七）开展职工特别是残疾职工职业技能培训，提高职工的文化水平和技术水平；
（八）积极开展文娱和康复活动，提高职工的健康水平；
（九）履行其他企业所必须履行的各项义务。
第四章管理机构
第十四条民政部门设立专门行政管理机构，加强对社会福利企业的管理。
第十五条民政部门对社会福利企业的管理主要是，加强对福利生产的宏观管理；指导、监督社会福利企业的办企业方向；审批和检查各类社会福利企业；协助落实国家的各项扶持保护政策；为企业的生产经营提供服务。县（区）以上民政部门要研究制定有关的方针政策和发展规划。
第五章保护扶持
第十六条国家对社会福利企业实行税收优惠政策。有关具体规定，按国家和地方有关文件执行。
第十七条对社会福利企业应按产品实行行业归口管理。各地在安排社会福利企业的生产时，要按国家产业政策的有关规定办理。对适合残疾人生产、工艺相对简单、销路比较稳定、且社会福利企业具有生产优势的产品，应优先调剂和安排给社会福利企业生产，逐步划定某些产品为社会福利企业专产专营。
第十八条计划、物资和各行业归口部门对社会福利企业的生产、建设中所需的原材料、燃料、技术等，要积极给予支持和照顾；对纳入国家和地方指令性调拨计划产品生产所需的计划分配物资，分别由国家和地方按计划供应。
第十九条各有关部门要积极支持和具体帮助社会福利企业搞好技术改造。技术改造项目应按隶属关系和计划管理体制，按国家有关规定纳入地方计划及行业规划。
第二十条对社会福利企业产品创优、上档升级等项工作，要按照产品和行业与其他企业同样对待。
第二十一条各地计划、民政、物资、财政、工商行政管理、劳动及各行业归口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国家有关政策和规定，切实帮助社会福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
第二十二条对安置盲人较多的社会福利企业应在物资、资金、劳动保险、产业政策等方面，给予特殊照顾。
第六章企业管理
第二十三条社会福利企业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厂长（经理）的委任、选举、招聘或免职，凡民政部门直属企业的由民政部门组织进行，其他社会福利企业须报当地民政部门备案。
第二十四条厂长（经理）是社会福利企业的法人代表，独立负责地处理经营管理、生产指挥、技术开发中的问题。主管部门要保护厂长（经理）的合法权益，保证他们依法正常行使职权。
第二十五条党在社会福利企业的基层组织要搞好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建设，领导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保证、监督党和国家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坚持企业的社会主义方向。企业党组织要参与讨论企业的重大问题并提出意见和建议。企业中层行政干部，由厂长提名或党组织推荐，经党政领导集体讨论后，由厂长任免。
第二十六条社会福利企业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确立职工在企业中的主人翁地位；要健全职工代表大会制度，逐步建立残疾职工组织，实行民主管理。厂长（经理）要自觉地接受党组织和职工群众的监督。
第二十七条社会福利企业中非生产人员不得超过职工总数的22％。
第二十八条社会福利企业必须加强定额管理，建立健全劳动、物质消耗、物资储备、资金、设备利用、管理费用等项定额。
第二十九条社会福利企业的供销工作，要主动取得有关部门的支持和照顾，严格履行经济合同，不断开拓市场销路。
第三十条社会福利企业要加强标准化、计量、检测等项基础工作，积极推行全面质量管理，严格实行质量责任制，不断提高产品质量和服务质量。
第三十一条社会福利企业要积极采用新技术、新工艺，加速企业的技术改造和新产品开发。
第七章劳动工资
第三十二条社会福利企业招用残疾职工，应逐步实行劳动合同制。企业有权按国家有关规定录用、聘用或辞退职工。辞退残疾职工应征求企业残疾职工组织的意见，由企业职工代表大会决定，并报上级主管部门备案。
第三十三条社会福利企业要逐步实行工资总额与企业经济效益挂钩的原则。工资基数、挂钩基数和浮动系数由企业主管部门提出方案，报经计划、劳动、财政部门审定后执行。
第三十四条社会福利企业职工的社会保险和生活福利待遇、劳保用品、保健津贴等均按当地同所有制同行业同工种规定执行。职工退职、退休劳保待遇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企业所有职工都应参加养老保险或退休费用统筹。养老保险金的交纳办法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十五条社会福利企业在工种安排、劳动定额等方面，要根据残疾职工的生理特点，给予适当照顾，保障其基本生活。
第八章财务管理
第三十六条社会福利企业要加强财务管理，健全财务管理制度，严格执行财经法规、财经政策和财经纪律，自觉接受财政、审计部门的审查监督。
第三十七条社会福利企业的税收减免金必须由企业单独列帐，专项管理，民政、税务、财政部门共同监督。
减免税金要规定用于企业技术改造、扩大再生产、补充流动资金、职工集体福利的比例，其具体比例由各地自定。
县（区）以上民政部门可从辖区内的社会福利企业减免的税金中提取一定比例集中使用，建立社会福利生产发展基金，扶持本辖区内的社会福利生产的发展，其具体比例和使用范围另行规定。
第三十八条社会福利企业主办单位和企业实行利润分成，要坚持多留少提的原则，提取比例最高不得超过企业扣除所得税、各种基金等之后纯利润的30％。提取的利润应主要用于对社会福利企业的新建、扩建、技术改造、新产品试制。社会福利企业留存的纯利润，主要用于本企业技术改造、扩大再生产、补充流动资金及职工集体福利和奖励，其比例由各地自定。
第三十九条管理集体社会福利企业的民政主管部门，其行政经费未纳入预算的，可按国家有关规定，向辖区内的集体社会福利企业按销售收入额的一定比例提取管理费。管理费的开支范围包括：提交上级管理费、拨补下级管理费、行政经费支出、新产品试制失败损失、展品及样品费等（具体办法按国家税务局《关于集体福利企业向其主管部门上交管理费问题的通知》执行）。凡提取管理费的，应对辖区内的集体社会福利企业承担经济连带责任。
第九章法律责任
第四十条社会福利企业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县（区）以上民政部门应当根据不同情况，给予批评教育；情节严重的，给予警告、限期纠正直至吊销《社会福利企业证书》的处分：
（一）安置残疾人员达不到生产人员总数35％的；
（二）侵犯残疾人合法权益的；
（三）违反税收减免金管理和使用规定的；
（四）隐瞒残疾人就业比例、弄虚作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