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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长江生态环境的建议十篇

发布时间:2024-04-30 01:46:27

保护长江生态环境的建议篇1

一、基本情况

(一)项目情况。

xx县长江经济带生态保护和绿色发展项目共分四大类,项目合计(76)个,总投资(633.72)亿元。

其中:1.重大生态修复项目,共(7)个,总投资(14.75)亿元,已完成(1)个,在建(6)个;

2.重大环境保护工程项目,共(48)个,总投资(38.5)亿元,已完成(7)个,在建(41)个;

3.重大综合交通工程项目,共(12)个,总投资(475.58)亿元,已完成(0)个;

4.绿色发展项目,共(9)个,总投资(107.18)亿元,已完成(2)个,在建(7)个。

(二)取得的成效

近年来,我县在环境保护、绿色发展、制度建设等方面勇于探索、大胆创新,探索并逐步走上了一条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同升共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发展道路。截止上半年,全县森林覆盖率保持在82.7%以上,我县环境空气质量优良率、集中饮用水源地水质达标率、出境断面水质达标率均为100%,全县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绿色优势持续巩固,生态红利持续释放,群众获得感和幸福感进一步增强,迈出了长江经济带发展和“美丽中国”建设排头兵的坚实步伐。先后被评为全国生态文明先进县、全国造林绿化百佳县、江西省首批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县。

(三)存在的问题

1.资金存在较大缺口。随着长江经济带建设工作力度不断加大,环境保护和各项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势必需要大量资金,xx经济基础较薄弱,且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建设需投入的资金与现有财力还是相差甚远,存在着很大的资金缺口。

2.基础设施短板亟需补齐。由于xx县历史欠账较多,对比全国各地更高起点改善基础设施的背景下,安远县的交通、能源、水利等基础设施仍跟不上时代要求,还远不能满足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的需要。

3.群众生态保护意识和积极性不高。一是乡镇部分群众环保意识、生态保护意识欠缺,乱倒乱排等行为时有发生。二是为了保护xxx,xx群众不能大面积开山种果,并且大力整治畜禽养殖污染,源区群众不仅减少了生产经营收入,还为改善环境付出不少资金,群众生态保护积极性不高。

二、项目储备情况

1.绿色发展、环境治理项目储备情况。我县为改善生态环境质量,加快绿色发展步伐,逐年提高财政预算比例。目前我县计划项目储备7个,总投资约58208万元。

2.绿色发展、环境治理项目投资导向和资金需求。绿色发展项目方面,我县以生态保护为前提,同时结合我县工业基础较为薄弱而生态优势较为凸显的县情,主要以发展旅游、生态农业、林下经济为重点投资方向,巩固提升环境质量的同时经济得到快速发展,群众生态收益逐年提高。环境治理项目方面,我县作为长江流域的重要支流地区和东江源头县,水环境治理、生态屏障建设是我县主要投资方向,根据每年环境数据比对,我县生态环境质量正逐年向好的发展趋势,群众生活质量和满意度持续提升。然而,我县也面临农村环境治理压力较大和绿色发展水平落后的问题以及资金投入难以为继的局面,主要资金需求为农村污水处理、垃圾处理等设施建设,旅游要素配套建设方面。

3.市县领导关注但缺投资的绿色发展项目。根据市委、市政府全力打造xxx成为“xx第一名山”的决策部署,我县大力实施了xxx景区改造提升工程、xx景区改造提升等工程,旅游基础设施进一步完善。为丰富xxx旅游要素配套以及推进全域旅游产业发展,我县正在继续实施xxx风景区整体开发建设项目,由于该项目总投资较大,缺少资金支持,仍有大部分项目无法动工实施。

三、工作建议

1.对项目储备建议。一是建议上级部门加大xxx上下游横向补偿项目储备的支持力度,有利于我县长江经济带建设,切实保护好东江源头,构建南方重要的生态屏障。二是建议上级对我县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储备加大支持力度,

保护长江生态环境的建议篇2

【关键词】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环境资源保护法

中图分类号:D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5)02-091-01

一、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环境保护措施及现状

(一)三江源自然保护区基本情况

二江源自然保护区平均海拔高度3335-6564米,地处青藏高原腹地,是长江、黄河和澜沧江的源头区域。区内的河流纵横密布、湖泊沼泽众多、雪山冰川分布甚广。由于保护区水资源蕴藏量超了过2000亿立方米,并且黄河、长江和澜沧江干流总水量的49%、25%和15%都是来自于二江源自然保护区,因此保护区被称为“中华水塔”,在全国范围内是最为重要的生态功能区之一。

(二)三江源保护区环境现状

近几年,由于自然灾害和人为灾难等多种白然和人为因素,白然保护区的生态环境己严重恶化。受全球气温变暖影响,冰川和雪山在逐年萎缩;区内密布的江河、湖泊也在不断的缩小;长期的滥垦乱伐造成大范围的草场和森林遭到了严重破坏;鼠害肆虐。最为重要的是,由于二江源地区植被和湿地生态系统遭到严重破坏,水源的涵养能力逐年减退,致使源区中下游广大地区旱涝灾害、农业生产受到严重限制,己直接威胁到长江、黄河流域,乃至东南亚诸国的生态安全。

二、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现状

随着环境保护工作的进行,区内的生态补偿问题也随之不断显现。首先,国家对区内环境保护投入与现实所需差距甚大。国家虽每年对区内环保投资较多,但是由于保护区长期的环境问题,加上生态薄弱,保护工作艰难,因此出现了实施保护过程中的资金严重不足,难以与国家所投资的数额相对。其次,缺乏有效利益补偿机制。二江源白然保护区作为重要的生态功能区,目前并未建立持续稳定的利益补偿机制。保护区白建立以来,相继实施了各项保护措施,地方财政大幅减收。另外,在实行草场休牧后,牧民的收入出现大幅下降。牧民日常生活燃料由原先的白产变为购买,国家对牧民饲料粮补助仅5.5斤,折合现金约2.48元,可见补助额相当低。根据2007年8月国务院《关于完善退耕还林政策的通知》由于三江源地区属于退牧还草地区,其补助期限仅为2年。随着政策逐步到期,解决退耕退牧农户长远生计的长效机制尚未建立,难以巩固生态治理成果,而国家预算投入缺乏连续性和稳定性。长期依此现状区内居民的生计问题与政府财政收入的极大削减会对区内环境保护工作带来更多的问题和矛盾。

三、我国保护区生态补偿中的立法缺陷

我国目前对环境保护区的立法中现在明显的不足,作为环境保护的一项基本法律《环境保护法》中对于生态补偿问题只有一条规定,即第二十一条:“国家建立、健全生态保护补偿制度。国家指导受益地区和生态保护地区人民政府通过协商或者按照市场规则进行生态保护补偿。”虽然该法对国家政府对生态保护补偿给予了义务性规定,但是在并未明确究竟给予补偿的受益地区范围,由于环境保护不仅仅是为了保护区内居民和政府而是为了整个国家的白然环境做工作。那么以二江源白然保护区为例,其保护目的就是为了二江下游的发展,而在环境治理过程中,区内居民被迫转业,而临生计问题,政府由于保护区内环境财政收入逐年下降,受损的是区内的农牧民和政府。国家在落实环境保护中并未给予相对应的补偿,而所谓受益地区又从何确定,难道需要区内各政府到二江下游各城市政府协商索要补助?可见此点的规定过于不切实际难以落实。

四、完善我国保护区生态补偿立法建议

针对我国三江源自然保护区内生态补偿问题,笔者提出以下几点建议。首先,完善保护区环境保护生态补偿立法,在个规定办法中对生态补偿的数额做出明确的规定,包括受益地区的范围及其补偿额度。其次,加大对环境保护区内生态补偿的资金投入,使其与当地居民及政府所牺牲的利益相对等,这样才能更好的体现公平正义。最后,完善各保护区生态补偿机制的设置,明确规定生态补偿工作中的各项补偿问题的解决对策。通过上述几点建议,相信在国家的支持和保护区内居民的大力配合下,我国环境保护区的环境将日益改善。

二江源白然保护区的环境在各项政策支持下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人地矛盾依旧严峻。由于区内很少有工业等现代型经济发展行业,因此多数居民年收入均来源于畜牧业、和种植业或虫草采挖等传统生产方式。在退耕还林的措施中,许多农民被迫放弃土地而从事其他行业,但国家在农牧民补助方而的投入并不充足,造成了许多的农牧民而临失业、举家落难的现状。无论在我国的哪一个保护区中进行保护工作,其目的是为了全国乃至全世界的环境利益,国家不应该以牺牲保护区居民、和政府的利益为代价,在有效推进各项保护环境政策的同时应该兼顾维护区内居民的利益,在有效维持他们生计的同时保护环境,才能做到更好的可持续发展,为全国各发达保护区环境保护工作,提供有力环境。

参考文献:

[1]申璐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法律制度研究[D]山西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

保护长江生态环境的建议篇3

产业转移上寻求新途径和新模式。5月25日,环境保护部与安徽省政府在合肥签署《共同推进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建设合作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共同推进环保产业发展,寻求科学承接产业转移的新途径和新模式,努力把皖江示范区建设成为合作发展的先行区和科学发展的试验区,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增长极,全国重要的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基地,低投入、高产出,低消耗、少排放,能循环、可持续的示范区,促进示范区生产发展、环境优美、宜业宜居,为探索中国环保新道路积累经验、创造模式。为确保部省合作各项工作顺利推进,协议规定建立部省合作机制,共同加强对皖江示范区环境保护工作的领导,定期召开部省联席会议,通报协议执行情况,研究解决加快建设皖江示范区过程中的重大环境保护问题。环保部部长周生贤在签约仪式上表示,这次部省共同签署合作协议,标志着双方合作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环保部将及时研究解决示范区建设中的重大环境保护问题,为加强安徽生态文明建设作出应有贡献。

“蓝黄”战略上探索环保新道路。6月16日,环境保护部与山东省政府在济南签署《环境保护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共同推进山东环境安全防控体系建设、环保产业发展,以及生态省建设。同时,建立省部合作机制,定期召开会议,研究山东省环境保护重大问题。环保部长周生贤在签约仪式上表示,环境保护部与山东省签订合作协议,进行环境保护体制、机制、政策等方面的探索与创新,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这是进一步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具体行动,也是积极探索中国环境保护新道路、提高生态文明建设水平的有益尝试。近期,环保部还将从农村环境连片整治、湖泊生态保护试点、环保能力建设、水专项研究、重金属污染防治等方面给予山东大力支持,推动山东环保工作再上新的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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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长江生态环境的建议篇4

级别。

“希望蓝天白云不是一个遥远的梦。”3月2日,全国政协十二届二次会议召开新闻会,发言人吕新华谈道:环境问题是目前最大的民生问题,老百姓迫切期待生态环境改善。越来越多的代表委员围绕生态文明建设开展议政和讨论。

雾霾和污染

从党的十提出生态文明建设,到今年地方两会聚焦治霾和产业结构升级,绿色生态问题一直是媒体和公众关注的热点。在本届全国两会上,许多代表委员也将目光聚焦于此,为环境治理出谋划策。

针对公众普遍关心的雾霾问题,环境保护部副部长吴晓青在两会新闻中心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彻底改善大气污染,既是一个长期艰苦的过程,也是时不我待的过程。环保部门将加倍努力,既要打攻坚战,也要打持久战。他指出,雾霾的形成污染物排放量大是根本原因,主要排放源包括燃煤、工业、机动车、建筑和道路扬尘;不利于扩散的气象条件是直接原因;区域污染和本地污染的叠加是重要的因素。

吴晓青还就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大经济圈的空气污染情况作了分析。他指出,三大经济圈是我国空气污染相对较重的区域,占我国国土面积的8%,但消耗了全国煤炭的43%,单位面积污染物排放强度是全国平均水平的5倍。京津冀区域的空气污染最重。京津冀13个城市中,11个排在污染最重的前20位,其中7个排在前10位。污染物排放最大源头是燃烧排放,要减少京津冀污染,必须减少该区域燃煤量。

“我连续7年到北京参加政协会议,北京的天一年比一年灰,空气一年比一年污浊,这不得不让我们对当前的经济发展方式进行反思。”刚到北京的祁德川委员对着“雾霾天”皱起了眉头。

“来到北京,就很想念我们西双版纳的蓝天。”罗红江代表对记者感叹。

“雾霾是一种警示,提醒我们要回归低碳、环保、可持续的发展。”余文良委员说,尽管云南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但如果不注重转变发展方式,淘汰落后产能,那雾霾就离我们不远了。

“空气、水、土壤、森林,这些人类赖以生存的资源,都正在遭受严重的污染。这不是个别人、个别地区的责任,而应该是全社会和全体人民共同的责任。”魏艺红委员呼吁。

郝萍代表指出,近年来,我国雾霾天气越来越多,一个深层次的原因,就是公民生态文明意识缺失,环保法制观念淡薄。一些企业、一些个人看重经济效益,忽视环境保护,急功近利,不惜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获取经济利益,导致环境污染日趋严重。为解决日渐严重的环境问题,国家采取经济、立法和技术的手段保护生态环境,但由于缺乏道德意识的支撑,生态文明观念仍然淡薄。地方政府为了追求GDp,没有严格管理污染企业,导致污染越来越严重,人民生活受到很大影响。

临汾市市长岳普煜代表说,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坚决向污染宣战。其实,在山西,特别是在临汾,我们是提前向污染宣战了。这是由临汾的特殊情况决定的,临汾的定位是能源重化工基地,经济结构以煤焦铁为主导,以及两山夹一川的城市地貌,导致一度出现了非常严重的污染。临汾市委、市政府痛下决心,坚决向污染宣战,不要污染的GDp,先后打响了工业污染源达标、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城市饮用水源地保护、重点流域综合治理、生态环境建设等战役。打生态环保战就要有成本,以煤炭产能为例,临汾从高峰时每年8000万吨降至现在的2000万吨,2008年至今,财政至少减收600亿元。

卜昌森代表告诉记者,煤炭是一个全新的能源产业,在未来的十到几十年的时间内,中国的能源结构将仍以化石能源为主,而化石能源中以煤炭为主,这两个为主的结构不会改变。煤炭行业作为高危行业,转型升级首先要围绕着安全发展,要大力提高机械化水平,即把人减下来,把机械化程度提上去。同时,改变传统落后的采煤工艺,实施安全开采。其次,要大力发展清洁生产来适应环境保护的要求。煤炭对环境的影响主要是在生产过程、转移运输过程和利用过程三个方面。在煤炭转移运输过程中,要变远煤为近煤,运煤输煤要变成输气,不要输电。煤炭对环境的污染主要是在利用过程中,因此要关闭淘汰小煤矿和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煤矿,同时拆除、淘汰落后的设备及生产工艺、改变粗放的浓烟排放方式,按照国家标准来严格开发利用煤炭。尽量减少煤炭的利用过程中对大气的污染,减少对大气中二氧化碳、二氧化硫以及废水废气的排放,从而实现我们正常生活的发展,恢复我们的蓝天碧水,为生态为美丽中国能够添彩。

“有湖不能渔、有田不能种、有矿不能开、有林不能砍、有房不能住,这是我们在环境保护与治理中容易犯的错误,不仅限制了经济发展,也损害了群众利益。”邹建民委员提出,水污染治理最终要落实到发展上,政府应该把水资源保护与新型产业发展,与新农村、新型城镇化建设结合起来,推动沿湖地区产业转型,让群众从中受益。

全国人大代表、温州市长陈金彪表示,2014年,温州市将狠抓大气污染防治,加大雾霾监测预警和治理力度。温州市将从强化工业废气、汽车尾气、施工扬尘等的整治入手,推进燃煤电厂脱硫脱硝及除尘技术设备改造,抓好垃圾焚烧、秸秆焚烧、餐厨油烟污染治理,淘汰黄标车1.5万辆,扩大清洁能源利用,有效削减pm2.5排放,逐步改善空气质量。

马瑞燕代表建议,国家应制定农业面源污染控制法,建立法制保障;同时加大对农业面源污染防治的政策扶持,以无息或低息贷款的方式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治理,并严格考核。她建议,因时因地制宜,最大限度发挥大自然生态调控功能,如保护营造湿地、草地、植被过渡带、河岸缓冲带等;推广新型农业,如循环农业、绿色农业、有机农业等。最关键的是应在法律、技术等方面有效控制农业生产中高毒农药的投放与使用,倡导、扶持、奖励采用生态调控、生物农药等环境友好的新技术,建立健全有害生物统防统治体系,从根本上保护人畜安全、保护生态环境安全。

“建设美丽乡村既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重要部分,也是加快云南城乡一体化步伐的迫切需要。”艾徐委员说,云南天蓝地绿、山清水秀,生态资源丰富,建设美丽乡村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她希望进一步加快美丽乡村建设,让农村群众生活更幸福。

建设生态文明的美好家园

《政府工作报告》将“努力建设生态文明的美好家园”列为2014年九大重点工作之一,对生态建设着墨较往年更多。《报告》强调,生态文明建设关系人民生活,关乎民族未来。必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下决心用硬措施完成硬任务。继续实施退耕还林还草,今年拟安排500万亩。实施退牧还草、天然林保护、防沙治沙、水土保持、石漠化治理、湿地恢复等重大生态工程。加强三江源生态保护。落实主体功能区制度,探索建立跨区域、跨流域生态补偿机制。要完善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加快国有农牧林场改革。

代表委员们纷纷建言献策,为建设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呵护我们共同的家园而努力。

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韩玉臣说,我是连续三届的全国人大代表,今年是第12次参加会议。生态文明在这些年的报告中地位越来越重要,提得越来越响亮,重视程度前所未有。由此可见,生态问题已经关系到中国未来的发展和每个老百姓的生存。

全国人大代表、江西省省长鹿心社说,国家越来越重视生态文明建设,江西在加快调整经济结构的同时,保持了生态优势。去年,全省造林绿化253.7万亩,调结构、转方式,提质量、优生态已成为全省经济发展的主攻方向。

“林业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领域和美丽中国建设的核心元素。”全国人大代表单增庆说,大兴安岭广袤的森林不仅孕育着黑龙江、嫩江两大江河源头,年提供生产生活用水156亿立方米,庇护着“两大平原”1.62亿亩耕地,也是调节和改善我国乃至东北亚地区生态环境的绿色天然屏障。他建议,国家从生态文明建设和增强生态屏障能力角度,继续加大对“天保”工程的投入和生态补偿力度,大力扶持生态产业发展。

来自林都伊春的高环代表说:“近年来,我们的森林保护基本面越来越好,但与开发初期相比,森林面积减少了12.5%,涵养水的能力下降34%,为大江大河提供供水能力下降20%。”这些“赤字”都充分说明生态系统已处于弱化阶段。她呼吁,实现政府工作报告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新要求,必须在科学保护上下更大的功夫,全面促进生态系统的恢复重建,填补“生态赤字”。国家应坚持项目化推动小兴安岭生态功能区建设。

全国人大代表魏琴认为,要建设生态文明的美好家园,首先要保护好生态环境,要高度重视生态工程建设,大量植树造林是改善生态的有效途径。

全国人大代表、江西省委副书记尚勇建议,贫困地区的扶贫应该与生态补偿相结合。开发扶贫很可能对生态造成破坏,生态补偿有利于贫困人口的就业,既可以搞生态保护,也可以搞旅游开发。

全国人大代表、江西省林业厅厅长阎钢军提出,江西鄱阳湖湿地面积很大,群众为了保护候鸟,牺牲了自己的利益,现在保护压力越来越大。他建议在国家层面尽快建立生态补偿制度,逐步提高生态公益林的补偿标准,并尽快启动湿地的生态补偿。

全国政协委员、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教授唐明说,在退耕还林工程的推动下,近几年,陕西的绿色面积逐渐扩大。退耕还林需要长效性政策的支持,因为有些林子可能要经过几十年才能充分显现生态效益。新一轮退耕还林工程的启动十分必要。

“总理的报告说出了我们的心声。”全国政协委员、重庆市林业局副局长张洪兴奋地表示,几项重大生态工程相当于一套组合拳,对生态红线的划定、对林业发展的作用巨大,也提升了我们搞好林业工作的信心。

“红线是什么?就是雷池,不能越半步。划定生态红线,其实就是党和国家发出的一个强烈信号,我们必须改善生态、必须建设好生态。”全国政协委员、浙江省林业厅副厅长吴鸿一说起生态红线,音调提高了许多。

“林业的四条红线,维护的是自然资源。生态文明建设要迈出实质步伐,这四条红线就是物质保障,没有这些保障,生态文明建设就是空话,美丽中国梦就实现不了。”吴鸿说。

谈到环保改革重点,吴晓青说,当前生态文明建设面临的体制尚未得到根本改变,现行生态管理体制权威性和有效性还不够,部门职能分散交叉较为突出,政出多门、权责脱节、力量分散、重复建设等问题突出,影响行政效能,削弱了环境监管的合力,基层监管能力薄弱,甚至还存在“小马拉大车”的现象,迫切需要进一步改革和

保护长江生态环境的建议篇5

一、*区生态保护的背景

1、*水系简介

*是珠江水系3大干流之一。它发源于中国江西省境内赣州市寻乌县桠髻钵山,源区包括寻乌、安远、定南三县,上游称寻乌水、在广东省的龙川县合河坝与安远水汇合后称*,然后流经河源、惠州、东莞,在东莞流入狮子洋。*干流长度562公里,总流域面积35,340平方公里;在江西省境内长度127公里、集水面积3502平方公里。*多年平均地表径流总量为297亿m3,在江西境内年径流量约32亿m3,输入广东境内约29.21亿立方米。

*是广东省各条河流中水资源综合开发利用最充分的一条河流,系广东省珠江三角洲地区及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重要水源地。

*年,香港遭遇历史罕见的特大旱灾,解决香港水荒的问题,中央政府拨专款于1964年2月开始兴建东(江)深(圳)供水一期工程,*年3月建成投产。

30多年来,被香港人民称为“生命之水”的东深供水工程根据香港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曾进行过三次扩建,向香港供水累计突破110亿立方米,占香港淡水供应量近八成,为香港的繁荣稳定和工程沿线地区的经济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年8月国家计委批复东深供水四期改造工程可研报告,同意该工程年平均引水23.7亿立方米。

*年1月18日,东深供水四期改造工程全部投产,供水规模达到24.23亿吨/年,其中供香港11亿吨、深圳特区8.73亿吨、东莞沿线乡镇4亿吨。东深供水改造工程设计供水保证率99%,灌溉保证率90%。

2、*区简介

2.1自然资源

*区在江西省赣州市所辖寻乌、安远和定南三县。该地区属中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年平均降雨量为1650mm,光、热、水汽充沛,河流密布,平均河流密度为0.72km/km2;山地面积占国土面积的90%,林木资源十分丰富,*年平均森林覆盖率为75.3%,森林活立木蓄积量为1500万立方米。生物多样性丰富,木本植物有661种,野生动物400多种;其中有部级森林公园三百山和多个省级自然保护区;矿产资源丰富,特别是钨、铅、锌、钼和稀土等矿产资源丰富,素有“世界钨都、稀土王国”之称,年采矿能力可达2574万吨;

2.2社会经济现状

*区所在三县总面积为6003km2,人口总数约81万人,其中农业人口约为70万人,分别占全省总人口和农业人口的1.95%和2.18%;*年三个县国内生产总值为22亿元人民币,年财政收入为17670万元。三个县农民人均年纯收入平均为1523.48元,仅为全省农民人均纯收入的71.36%,为*下游――广东省农民人均年纯收入的40.41%,珠江三角洲地区人均年纯收入(*年为24000元)的6.3%左右。三县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达42%(*年中国贫困线标准为年收入低于625元)。

3、*区生态环境现状

3.1基本情况

源区环境质量总体状况良好,大多数河流的地表水环境质量达到和优于国家地表水Ⅱ类标准,出省水质通常保持在国家地表水Ⅱ类标准以上。当地各级政府和广大群众多年来开展了以保护*头水源涵养功能为主的林业及生态建设,使得这一地区的植被状况良好,高出江西省平均森林覆盖率(60.1%)十几个百分点,高出*广东省境内流域森林覆盖率(35.2%)约四十个百分点,是下游区域的重要生态屏障。

3.2存在的问题

(1)矿山开发引起生态破坏

由于采矿等开发活动,矿山累计破坏面积为174km2,累计废石存放2.04亿吨,尾沙累计排放4.15亿吨。

(2)农村面源污染不容忽视

据统计调查,*年安远、寻乌、定南三县农药施用总量达2938t,按现有耕地及园地面积统计计算施用量达46.44kg/hm2,*年三县化肥施用总量(折纯)为63265.85t,单位面积平均施用量(折纯)达369.471kg/hm2。此外,三县畜禽养殖粪便年产生量100万吨以上。因此,农业、规模化养殖的面源污染对河流水体造成较大影响。如据我省水利厅数据,定南县有1个断面,氨氮指标超Ⅴ类,寻乌县7个断面水质为Ⅱ—Ⅲ类。

(3)水土流失严重

由于森林过度砍伐、山地果业开发和其他开发建设活动,源头区的森林资源总量逐年减少,目前虽然林地面积不少,但中、幼林比例过大,森林生态功能退化。据*年3月国家发改委等单位派人调查情况看,由于过度开发果业,公路两侧可看到大片火烧迹地和新整修的梯田树坑,前些年实施“退耕还林”的成果被破坏。

果业和稀土矿开发引发水土流失,土地资源退化,源区水土流失面积约占国土面积1/3。稀土矿区的水土流失还伴随放射性物质和重金属离子,一旦大量进入河床,将产生持久的大范围影响。

(4)小水电无序开发

由于广东的电价比江西电网价格高,江西*区所输出的电力主要送往广东,小水电成为对外招商引资的重点,仅*区的寻乌县就已经建成约200个小水电站,且势头不减。这些小水电在建设中没有很好地采取水土保持和生态破坏减缓措施,往往造成植被破坏、水土流失,河床抬高,破坏生态环境。

(5)土壤酸化

由于受酸雨和其它因素影响,本区域已程度不同地出现了土地酸化现象,以定南县为例,土地酸化面积达103027.1hm2,占县域总面积的78.14%,其中山地10039.55hm2,酸化面积率达90%,农田2987.55hm2,酸化面积率达37.5%。

二、*区生态保护现状

1、政策法规

鉴于*区生态功能的重要地位和现状,*年江西省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具有法律效力的《关于加强*区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的决定》,明确了省、市和县三级政府在生态保护工作中的职责,要求采取加大森林资源保护和抚育力度、加大水资源保护力度等系列措施,在两年内基本遏制源区生态恶化的趋势,到2010年使源区生态环境特别是水环境质量明显改善,出省水质保持国家二类标准争取一类标准。

2、生态保护措施

为了保护源区生态环境,当地长期以来已经采取了生物措施(建设水源涵养林、经济果木林、种草和封山育林等)和工程措施(修建山塘、挖水平沟和截水沟、修筑水平梯田等)来治理水土流失。

源区贫困的安远县,近10年来,每年从地方财政中挤出100万元以上的资金治理水土流失,并从产业结构入手,放弃产量曾占中国出口量五分之一以上的香菇生产业,禁止源头居民上山放养香菇、木耳、砍柴烧炭,以便保护森林,涵养水源。禁止在源头区域兴办木材消耗型等企业,并先后关闭了20余家造纸、300余个稀土企业。

自上世纪90年代起,江西在源区启动了生态沼气农业工程,利用人畜粪便产生沼气,用作能源,发酵后的废物用于果树的肥料。沼气的使用,解决了约80%的生活燃料,减少了化肥施用量。可以大量节省对林木燃料的需求,有利于森林资源的保护和防治水土流失。

为了达到《关于加强*区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的决定》中制定的目标,根据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原则,将实施8项工程:

(1)以封山育林、退耕还林和珠江防护林为重点的生态林建设工程;

(2)以小流域综合治理为主体的水保工程;

(3)以采矿迹地、尾矿治理为主的矿山生态恢复工程;

(4)以沼气为纽带的生态农业工程;

(5)以河道清障、饮水卫生为主的防洪、饮水工程;

(6)农业和农业面源污染综合治理工程;

(7)生态旅游工程

(8)生态移民工程

3、存在的问题

目前,在GDp以两位数发展的江西,生态环境面临着来自经济加速发展的强大压力,而在贫穷的*区,这种压力则更为突出。以林木加工业和矿山开采业为支柱产业的当地传统经济,由于生态保护的需要,受到较大影响,地方财政收入降低,这也使源区脱贫工作难度加大。源区居民收入水平普遍较低,近半数人口属于贫困人口。经济上的劣势,资金的不足,已经造成当地政府特别是当地居民参与生态保护积极性的减弱,生态措施的效果降低,工程进展缓慢,也使得许多生态保护的规定和制度成为表面文章。为实现《关于加强*区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的决定》中制定的目标而将要实施的生态工程,特别是生态移民等工程,除了技术方面的支持外,更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但所需资金的来源目前尚无制度上的保障。显然,仅靠当地政府的资金投入和少量国家财政补贴是远远不够的,只有通过采取生态效益补偿等措施以获取更多的资金支持才是源区生态保护工作持续性的重要保障。

三、源区生态效益补偿的必要性和体制、技术制约

1、必要性

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前驻中国代表郝克明先生指出:“在中国,往往是大江大河的上游人们生活比较贫困,大江大河下游人们的生活比较富裕。要建立这样一种补偿机制,即让下游比较富裕的人们拿出一定的资金给予上游比较贫困的人们以补偿,使他们能从源头保护生态,从而更好地保护整个河流。”

从*区人们的生活实践看,源区居民不仅在生态保护工作中付出了艰辛和代价,当地政府从财政收入上也做出了巨大的牺牲。例如:香菇产业的限制和稀土矿开采的控制,使大量的农民收入急剧下降;以采伐森林为主要经济收入的林农和林场工人,转业为造林护林为主业,收入受到严重影响;为了保护好源区地表水质,关闭了数百个当地主要工业经济税源的造纸企业和稀土开发公司,有数千人下岗;为了从根本上保护好源区生态环境,当地政府在人力、资金、科技和教育上进行了大量的投入,为了完成《关于加强*区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的决定》中制定的目标,当地政府还需投入数亿元的资金,当地居民为此将承受着较重的经济负担。可见,保护好*区的生态环境,需要巨大的资金投入,而良好的生态环境的受益者,不仅是当地的群众,也是*全流域和全社会所共享的。按照“谁受益,谁支付”的原则,建立正常的生态补偿机制是非常必要的,也是帮助当地脱贫,缩小与发达地区差距,改善源区生态环境,促进区域乃至于全流域构建和谐社会的迫切需要。

2、目前存在的体制和技术制约

作为一种新型环境管理制度,现阶段生态环境补偿机制在我国推行还面临许多困难和制约因素。我国目前环境管理体制存在严重缺陷,横向管理体制不健全,尤其是缺少跨省(区、市)的协调体制,无法解决跨省(区、市)的生态环境补偿问题。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和环境审计体系也未建立,区际环境变化对相邻地区经济和社会财富增长的影响与作用得不到清晰的揭示和表达。如果这种状况得不到改变,跨行政区的生态补偿机制就将无所依托、难以建立。再次,生态环境资源与效益的量化技术和货币化技术不成熟,生态补偿缺乏强有力的技术支持。

四、补偿是手段,生态利益共享是目的,是平衡“义务与权利”的砝码

需要“补偿”,是因为存在“不公平”。在中国一般情况都是下游的经济比较发达,而源区、上游的经济欠发达。源区和上游地区牺牲眼前经济发展可利用的资源来搞生态保护,是为了全局的长远发展,源头和上游地区应该与下游地区共同享受整个流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但如果由此造成的经济损失仅仅由上游、源区来承担,显然是不公平的。这种不公平如果长期继续,上下游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差距将越来越大,势必无法实现“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影响我们努力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通过研究流域上下游生态环境之间的联系,用资源价值论的观念重新审视流域的水资源,重新评价水资源的价值,对统筹、协调整个流域的可持续发展是非常有意义的。生态补偿是维持“义务与权利”的平衡,解决上下游地区之间生态环境保护义务与受益权利中“义务与权利不对称”的砝码。

补偿只是一种相对的公平,在目前的条件下无法做到完全的公平。其实质是流域上下游地区政府共同上一级财政部分收入的重新再分配,或者是部分通过市场调节手段分配自然资源的过程。目的是建立公平合理的激励机制,使整个流域能够发挥出整体的最佳生态效益。鉴于此,目前赔偿和补偿的标准不可能完全按实际发生的经济损失或贡献大小,只能按财政收入的一定比例支出,同时还要考虑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及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等综合因素。

实施生态补偿,短期看来有矛盾,但长远看上下游的利益是一致的,是“唇齿相依、唇亡齿寒”的关系。上游保护好生态,下游则能获得生态效益。上游生态破坏、污染水质,则下游将付出更沉重的代价。因此,不能将这种补偿片面视为上游对下游单方面的“恩赐”,而应该是生态受益方的下游对上游保护江河源头生态环境所作出贡献的“反哺”。在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国,更需要建立流域生态补偿(流域生态利益共享)机制。

这个问题在广东省内也同样存在,据《人民日报》*年8月24日报道:“〈广东碧水工程〉1997年启动以来,治污工作有了一定成效,但治污工程的最大难点多渠道增加资金一直没法突破,这已经成为制约生态环保工作的一个瓶颈。最近,有关专家在广东惠州调研考察时提出了环保补偿机制,即下游城市对上游城市为环保作出的贡献进行补偿,无疑是值得探讨的做法。惠州市在调研中发现由于环保限制而带来的上下游发展的差距,因此在进行新的环保规划时拟在广东省内率先明确提出环保补偿机制,尝试以一种近似量化的方式,寻求江河下游城市对上中游城市的环保补偿,让全流域的城市共同为环保‘埋单’,而不是仅上中游地区承担责任。”“制约治污的另一个因素是上游城市为环保作贡献,发展却受到限制,治理污染的积极性受到打击。

*是深、港及珠三角东部城市的主要饮用水源,深、港用水的取水口就在惠州段;增城的饮用水也源自惠州龙门县的龙门河,惠州的环保关系到周边城市的饮水安全。长期以来,惠州为保护这些水源作出了重大牺牲,很多产业转移项目都被市环保局否决,上下游经济发展差距越来越大。同时,虽然在自然界流域的上下游之间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但是目前在流域管理上,却是按照行政区域被人为地割裂开来。行政分割管理的体制使得下游地区只能被动地接受上游的水质和水量,而无权对上游的水质和水量进行干预,势必造成下游地区经济发展受到上游水质的制约。”

如上海市地处太湖的下游;江苏省约80%的工农业、生活用水取自长江,但其又处于长江下游。据上海、江苏有关部门反映:无论他们划定多大的保护范围、投入多少资金来保护当地水源水质,却仍然受到上游来水水质的制约。

如晋江是福建省污染比较严重的河流。在研究治理晋江方案的过程中,当地一些人大代表和专家就认为,要从大泉州建设的角度重新认识水资源保护问题,市财政应该按照谁受益、谁补偿的方式让下游县市对上游的水资源保护进行扶助。如从下游的水厂收入中提取部分补偿金,用以投入上游的水源保护,达到以水养水的效果。对上游水质进行监测,一达到标准便进行补偿,以鼓励上游各县市进行水资源保护。

在西北地区缺水与水浪费之间,专家们提出的解决机制也是补偿机制。在当前西北地区经济欠发达、财政无法负担高昂的生态保护费用的前提下,专家提出应该建立一个流域间的上下游的补偿机制,流域的上游地区停止对水资源的过量使用,着重进行生态环境的保护;下游地区是上游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受益者,应从财政上对上游地区进行适当的补偿。生态补偿这个现实问题,近年来在各级政府、人大、政协和有识之士中引起了广泛地讨论和呼吁。因此,流域的上下游之间,尤其是对大江、大河的源头地区的生态补偿已经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下游应该为上游的环保买单”已经成为全国性的要求区域协调发展的共同呼声。

在*年全国人大会议上,许多江西代表团的代表就联名提出了:《关于对江西*区实施生态补偿的建议》的提案。同年召开的全国政协会议上也有委员提出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如今并已经在全国已经进行多次探讨并且逐步得到社会的认可(包括*下游区域)。我国水资源短缺的区域和水污染严重的一些地区,早就开始了这一补偿机制的构思。但目前这些有益的尝试还仅仅限于一定的行政区域内,如果没有上一级政府的支持和协调,跨行政区域的流域生态补偿就无法解决,上下游保护和利用的矛盾就将日益突出。

五、生态补偿的实践和探索

上世纪50年代以来,鉴于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着大量的资源耗竭和生态破坏问题,一些国家和地区尝试采用经济手段予以解决。这种利用经济手段调整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保护关系的思想,在1992年联合国《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及《二十一世纪议程》中是这样表述的:“在环境政策制定上,价格、市场和政府财政及经济政策应发挥补充性作用;环境费用应该体现在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决策上;价格应反映出资源的稀缺性和全部价值,并有助于防止环境恶化。”由此,生态环境补偿问题开始被更多国家认识并付诸实践,当前国内国外都有很好的做法。

一类是政府主导型的补偿,如广东省在省内*流域方面就采取了生态补偿的方法,省财政对广东境内*上游的财政转移支付已实施多年。另据介绍,枫树坝水电站从1994年起每度电提取0.5厘钱(每年200万元),用于库周河源市、各县的水土保持和山区扶贫开发,*年广东省粤电公司所辖7个水电站统一提取0.5厘/度,*年已经提高到1厘。(这里也存在一个问题,受益方不仅仅是水电部门,如果仅由水电部门一家补偿、支付,显然也不合理。)

1998年长江流域发生大洪水后,源头、上游地区生态环境的严重退化造成中下游严重损失的后果引发了全社会高度重视。仅*年中央财政投入天然林保护工程、退耕还林还草工程的资金达188亿元,比1999年增长97.2%。*年中央财政的林业建设投资就达429亿元,比*年年增长百分之二十六。其中大部分用于公益林建设、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还草补偿、防沙治沙的生态工程。显然表明中央政府实际上已经在以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的手段,实行跨行政区域的生态补偿,而中央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是沿海和大江、大河下游发达地区的贡献。

*年1月26日,国务院总理主持召开了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审议研究了《青海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和建设总体规划》,国家将加大对该地区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力度(总投资75亿)。

另一类是市场调节型,如*年1月24日,浙江省政府决定全面启动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制度。加大省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浙江省财政预算安排生态建设转移支付资金7.04亿元,比上年增长25.4%。

如浙江中部的东阳和义乌,分处金华江上下游,“同饮一江水”,水资源丰歉却大相径庭。*年1月6日,一股清水从浙江东阳市的横锦水库出发,经过刚刚完工的渠道,奔向比邻的义乌市。至此,倍受关注的我国首例水权交易宣告正式“交货”。义乌是著名的“中国小商品城”所在地,上世纪90年代就出现了工业用水和生活用水双双告急的状态。*年11月24日,两市政府经过多轮协商签署了用水权转让协议:义乌市一次性出资2亿元购买东阳横锦水库每年4999.9万立方米水的使用权;水库原所有权不变,义乌按当年实际供水量每立方米0.1元标准支付综合管理费。“市场是优化资源配置的最佳手段,运用市场的手段来解决水资源分配问题,也是最好的办法。”而义乌、东阳地方政府间的此种协议,从表面上看,义乌好像把2亿元“扔到水里”,但从投入产出看,购买1立方米水才付出4元的代价,而自己建设水库,每立方米水至少要花6元;而东阳转让水资源不仅可以得到2亿元的资金,而且每年还有500万元的综合管理费收入,双方政府和群众都认为这是一个“双赢”的结果。

建立生态补偿机制,统筹区域和谐发展-----经济发达的浙江认识最早,行动最快。*年底《中共浙江省委关于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就提出,“建立生态补偿机制,推动欠发达地区跨越式发展,使欠发达地区的发展成为经济新的增长点”。

*年8月26日,浙江省人民政府以浙政发〔*〕44号文发出《关于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机制的若干意见》强调:“建立和完善生态补偿机制,必须坚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以推进生态省建设、统筹区域协调发展为主线,以体制创新、政策创新、科技创新和管理创新为动力,不断完善政府对生态补偿的调控手段和政策措施,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动员全社会积极参与,逐步建立公平公正、积极有效的生态补偿机制,推动我省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年7月14日,泛珠三角区域环境保护合作第一次联席会议在广州举行,讨论起草《泛珠三角区域环境保护合作协议》,各方达成共识:加强区域环境合作,共建生态泛珠三角。引人瞩目的是,协议中明确提出,“推动建立流域生态环境利益共享机制。”

所谓流域生态环境利益共享(国际上对流域生态补偿的提法)机制实际上就是指流域生态补偿,即把保护流域生态环境的责任和利益进行分割,获益方对为保护流域生态环境做出牺牲的一方进行补偿。生态补偿的目的是促进区域的共同发展,体现生态保护的经济价值和市场价值。

“没有共同的利益,就没有共同的目标”,公平、互利是合作的基础。《泛珠三角区域环境保护合作协议》正式提出“要推动建立流域生态环境利益共享机制。”反映了各方建立区域和谐社会的共识,反映了流域上下游各省、区之间对于生态环境保护和补偿的共同需求。也说明地方政府在要求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资源的区域协调、合作方面对中央政府责任的推动。

在这方面,德国易北河的生态补偿机制也给我们有很好的启示。

易北河贯穿二个国家,上游在捷克,中下游在德国。1980年前从未开展流域整治,水质日益下降。1990年后德国和捷克共和国达成采取措施共同整治易北河的双边协议,成立双边合作组织,由双边国专业人士组成,目地是:长期改良农用水灌溉质量,保持两河流域生物多样,减少流域两岸排放污染物。双边组织由8个专业小组组成:(1)行动计划组,确定、落实目标计划。(2)监测小组,确定监测参数目录、监测濒率,建立数据网络。(3)研究小组,研究采用何种经济、技术等手段保护环境。(4)沿海保护小组,解决物理方面对环境的影响。(5)灾害组,解决化学污染事故,预警污染事故,使危害减少到最低限度。(6)水文小组,收集水文资料数据。(7)公众小组。从事宣传工作,每年出一期公告,报告双边工作组织工作情况和研究成果。(8)法律政策小组。双边合作小组还制定了短中长期分步实施目标。*年的整治目标是:(1)易北河上游水质经过滤后能达到饮用水标准;(2)不影响捕鱼业,河内鱼类要达到食用标准;(3)河内有害物必须达标,河水可用于灌溉。经整治,目前易北河上游水质已基本达到饮用水标准。易北河流域边建起了7个国家公园,占地1500平方公里。两岸流域有200个自然保护区,禁止在保护区内建房、办厂或从事集约农业等影响生态保护的活动。*年的工作目标是:(1)使易北河淤泥可作为农业用料。(2)使生物品种多样化。

易北河流域整治的经费来源一是排污费。居民和企业的排污费统一交给污水处理厂,污水厂按一定的比例保留一部分资金后上交国家环保部门。二是财政贷款;三是研究津贴;四是下游对上游经济补偿。*年,德国环保部拿出900万马克给捷克,用于建设捷克与德国交界的城市污水处理厂。椐有关资料反映,整个项目的完成约需要*万马克(*年的价格)。现在,易北河水质已大大改善,德国又开始在三文鱼绝迹多年的易北河中投放鱼苗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以上的两个例子,不仅说明生态补偿机制的建立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生态补偿机制不仅可以在省内、国内建立,也可以在国际建立。美国、澳大利亚的流域生态利益有偿使用制度已经实施多年,他们推行生态补偿机制的建立,达到生态利益共享的目的,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六、建立流域生态补偿机制法律、政策层面的主要任务

第一,创建机制,法律先行。由于生态补偿普遍存在的“非自愿性”,国家应制定专项生态补偿法,为建立生态环境补偿机制提供法律依据。

目前在中国,尚未有法律法规对一般的生态环境效益进行补偿的条款。仅在1998年通过的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8条中明确规定设立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用于提供生态效益的防护林和特种用途林的森林资源、林木的营造、抚育、保护和管理。这是第一次为建立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提供了法律框架,同时明确中央财政为补偿的主要资金来源,这项生态效益补偿基金由国家财政预算直接拨款的方式建立,但仅仅还只限于林业生态补偿。

1993—1997年,全国曾经设立了13个从省到县的生态环境补偿费试点。后来在全国清理乱收费时,由于缺乏法律依据而停止了试点工作。其次,目前的资源管理立法基本上都是按部门、分要素进行,导致不同资源法之间出现了矛盾和冲突。为此,国家有必要制定专项生态保护法,对自然资源开发与管理、生态环境建设、资金投入与补偿的方针、政策、制度和措施进行统一的规定和协调。

第二,要将生态环境补偿机制中的生态保护工程建设列为国家和地方政府财政转移支付的重要支持对象。跨省级行政区域的大江、大河上游、源头地区的天然林保护和退耕还林还草工程对全国的生态安全至关重要,应成为国家财政进行生态补偿的重点地区。国家和地方政府要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把因保护生态环境而造成的当地财政减收,作为安排国家财政转移支付资金的重要因素。生态补偿的形式可以多样化,包括发展能力援助、异地开发、直接补偿、资源使用权交易、对口就业援助等。如广东省*下游地区政府可以定向接纳源区人口到广东打工、就业;在优惠政策的支持下,也可以组织一些劳动力密集、环境友好型企业(如电子、玩具、服装等)向*区转移。

第三,大力调整源区、上游地区的产业结构,发展新能源,搞好生态移民,将项目支持列为建立生态环境补偿机制的重中之重。要根据生态建设的需要,将新产业、新能源的发展列为重点支持范围。环境友好工业、生态旅游、绿色农业等新产业为实施生态环境补偿提供了良好的产业选择。绿色、生态能源(如*区的农村沼气工程)的开发利用减少了生态恢复的压力,从根本上解决了滥砍滥伐林木、破坏植被问题。科学规划、分期分批地组织好生态移民开发也是生态环境补偿的一个重要措施,既可保持生态脆弱区不受破坏,也便于集中安排再就业、治理污染。

第四,国家应抓紧建立统一的生态环境资源税,解决生态环境保护效益无偿使用的现状。消除部门交叉、重叠收费的现象。加强资源税征收使用和管理工作,增强其生态补偿功能。建议在现有税收基础上增设生态专项税种。除国家和地方财政投资外,建议采取一定形式,建立有社会各界、受益各方参加的多元化、多层次、多渠道的生态环境补偿基金投融资体系。如*下游的广东省和香港特别行政区作为受益方,也应该作为向*区提供补偿资金的来源之一。

第五,国家应建立“绿色GDp核算”制度,揭示生态环境补偿机制的经济意义。自然生态环境资源、效益的量化、货币化核算直接关系到“绿色GDp核算”制度的可行性、操作性,是实施生态补偿的核心技术,国家应该加快自然生态环境资源、效益的量化技术、货币化技术的科学研究。“绿色GDp”就是从传统意义上的GDp中扣除不属于真正财富积累的虚假部分,即生产活动给环境资源造成损失的那部分成本。这种新的核算体系,可以使生态环境补偿机制的经济性得到显现,能够更确切地说明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数量与质量的对应关系,从而有助于实现经济建设与生态保护双赢,提高全国,特别是上游和源头地区的环保意识和建立生态环境补偿机制的积极性。

七、生态补偿的原则、对象与标准

1、原则

在制定生态效益补偿机制时,首先要明确“谁受益,谁补偿;谁污染,谁赔偿”公平公正,权责一致的基本原则,根据相应的法律法规,制定责任清晰、操纵性强的条例,来确保机制的落实。按照协商的原则,平衡各方面的利益,来促使机制的顺利实施。

2、支付对象

根据“谁受益,谁支付”原则来确定补偿对象。从行业角度讲,如可选择水利、航运、经济林开发、旅游等相关行业和部门作为受益方,提供补偿资金来源;另外还应该考虑建立区域生态补偿基金。在机制推行过程中,可以先易后难,首先推行省际补偿、同一行政管辖权范围内生态补偿等。再从流域范围选择,如在*流域可选择*下游的广东省和香港特别行政区作为受益方,由地方财政作为提供补偿资金的来源。

但从我国的体制看,目前应该坚持政府主导为主(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市场调节为辅的生态补偿机制,即“纵向补偿为主,横向补偿为辅”,利益关系方的共同上一级财政应该成为主要支付方。如广东方面也认为应该对*区实施生态补偿,但由于现行财政体制原因,跨省财政转移支付存在困难,且广东经济发达的*流域每年对中央财政已经作出很大的贡献(*年广东上缴中央财政约占全国的七分之一),这其中就包括*水资源生态效益的贡献。

目前政府财政正由“投资财政”向“公共财政”转型,应进一步健全公共财政体制,调整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大财政转移支付中生态补偿的份额和力度。公共财政应该主要用于公共事业支出、社会公益性支出、区域财政补支出。国家应逐步建立部级生态环境补偿专项资金和补偿办法;同时,负责协调跨省级行政区域的补偿事项。因此,中央财政作为国家公共财政,应该成为跨省(直辖市、自治区)大江、大河流域生态补偿资金主要的支付来源,

3、补偿与赔偿标准

建立流域补偿标准的办法,可以考虑几方面的因素:

一是以上游地区为水质达标已经付出的投入为依据,主要包括涵养水源、生态移民、环境污染综合治理、城镇垃圾、污水处理设施建设、水土保持、修建水利设施等项目的投入;

二是以上游地区出界水质如果没有达到下游协定交接标准所造成的损失来计算,包括一、二、三产业、人民生活质量等方面;

三是今后上游地区为进一步改善水环境质量和水资源总量而新建生态保护和建设、生态移民、环境污染综合治理、新建水利设施等项目。如资金短缺,可参照东深供水四期工程总投资的47亿资金,其中由香港予付水费25亿资金的方式,由下游予付上游一定的建设资金。

补偿标准可采用多元化;如对于森林生态效益,可根据生态林的面积为基本单位进行补偿;对于地表水,如可根据*区出省境的水质与水量为标准来进行补偿。

由于技术、法律条件还不完全具备,目前还难以真正实现“量化补偿”,必须循序渐进,先易后难,立足现实,着眼于解决实际问题,因地制宜选择生态补偿模式。不断完善现有各项政策措施,积极推广已有的成功经验,逐步加大补偿力度,由点到线到面,努力实现生态补偿的制度化、规范化。

八、补偿方式多样化

生态补偿机制应建立国家、地方、区域、行业多层次的补偿系统,实行政府主导、市场运作、公众参与的多样化生态补偿方式。根据国内外生态保护补偿的实践经验,可采用以下途径进行生态效益补偿。如:

1、行业补偿方式

根据对生态资源的利用和破坏的不同,建立不同的行业补偿机制:

(1)资源开发补偿:对矿山、森林、耕地等自然资源开发造成的局部生态环境的破坏,由开发商进行补偿;

(2)资源利用补偿:对利用自然资源进行生产的企业,如人造板企业和香菇生产业,应支付生态补偿金,用于资源的恢复和可持续利用;

(3)受益补偿:由于源区水土保持使水库、水电站和水运、供水等行业受益,良好的生态环境使旅游行业受益;这些行业应对生态环境保护做出补偿。

2、社会补偿方式

根据国外市场经济的经验和做法,从全社会范围筹措社会资金来进行生态效益补偿:

(1)国家设立环境资源税,从中列出生态补偿资金专项,使生态补偿资金来源稳定,有保障;

(2)国家发行生态环境,所筹集资金专门用于生态环境保护;

(3)建立生态补偿募捐基金机构,接受国内外基金、团体和社会的捐助。

九、生态效益补偿的实施

1、补偿的实施机构

目前,江西省政府成立了“江西*部级生态功能保护区建设试点领导小组”,作为源区生态保护工作决策、审计和权威性协调机构。组长由省政府副省长担任,成员包括财政、发改委和环保等部门的领导。拟在该领导小组下设一个管理局,具体负责对相关法律法规和制度的落实与实施。源区的生态效益补偿工作可以由这个管理局负责具体的实施。

2、补偿的监督机构

应成立一个监督机构,成员由生态效益补偿的受益方和出资方共同组成,定期对补偿工作进行监督检查,并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审计,从而使生态效益补偿工作得以顺利而有效的进行。

十、结论

*年3月,根据曾培炎副总理对*区生态环境保护的批示,国家发改委、国家环境保护总局派出调研组赴*区进行了实地调查。根据调查情况,国家发改委负责同志在给曾副总理的报告中指出:“*区保护面临着典型的环境与发展的矛盾,如果不从整体上推进这一地区的生态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必将危及广东和香港的供水安全,也将导致地区经济继续陷入困境。”他还代表国家发改委提出了*区生态环境保护的总体思路和建议。总体思路是:“通过*部级生态功能保护区,建立起责任、监督、补偿三方面有机结合的机制,把各方面的积极性很好地结合起来”。他建议:一是国务院有关部门要尽快完善和审定*部级生态功能保护区规划,使*生态保护工作有一个总的框架。今年,我委考虑利用现有资金渠道(包括以工代赈、生态环境建设等),适当调整和整合相关计划,增加对*区的支持。二是建议环保、国土资源、农业、水利、中科院等部门继续督促地方政府巩固工业污染治理成果。尽快增加水质和水文监测网点,加强*流域水资源保护和统筹管理,开展遥感调查,改善*区的生态管理的信息手段,增强生态管理能力。三是加强对珠江流域“9+2”合作机制的指导,调动各方积极性,推进流域的生态合作,特别是拉近粤、赣两省以*水资源为纽带的合作。”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主要负责同志在向国务院领导同志的报告中也指出:“拟通过部级生态功能保护区建设项目的实施,带动区域乃至全国生态功能保护区建设工作的全面深入和开展。目前,我局正与国家发改委密切协商,争取早日落实生态功能保护区建设资金。”

*区生态环境的优劣,取决于源区生态环境的治理和保护的力度。这不仅需要大量人力资源和技术的投入,更需要大量资金的投入。受益于源区良好生态环境的不仅是当地的居民,而且是*整个流域包括下游地区,具有受益的社会性和广泛性。建立源区生态效益补偿机制实际上是形成流域生态利益共享机制,由社会受益各方共同公平、合理地承担提供生态效益所投入的费用,可缓解资金不足和当地财政和扶贫脱贫的压力,增加资金来源渠道,是打开制约源区生态环境保护颈瓶、从而从源头上保护生态、保护饮用水源的一个积极的、长远的措施。当然,对源区群众的教育,使他们认识到资源的永续利用与保障他们的身体健康和保护家园之间的关系及重要性,从而积极主动地在发展的同时做好环境保护工作,是当地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江西省委、省政府在参与“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的五条措施中明确表示:“认真实施科学发展观,加快推进生态环境的建设。致力于加强合作,协调解决跨地区、跨流域的重大环境问题,共同保护好我们赖以生存的家园。”

可喜的是,在*年7月14日,在泛珠江三角洲“9+2”区域合作会议上,江西省环保局提出的“推动建立流域生态利益共享机制”倡议,得到了与会各方的积极响应、认同,并写入《泛珠三角区域环境保护合作协议》并经各方政府同意,于*年1月正式签署。国家环保总局也将《*部级生态功能保护区规划》列入《部级重点生态功能保护区和自然保护区首批建设项目》,并得到国家发改委的大力支持。

*年4月全国政协常委陈邦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副局长汪纪戎就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前往江西*区进行调研

6月10日*生态建设和保护项目在赣州正式启动。

7月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向全国政协领导和国家有关部、委报送了《关于在*流域进行生态补偿机制试点的建议》,并抄送江西省委、省政府。省政府领导当即批示有关部门抓紧工作,积极跟进。

*年8月泛珠三角区域环境保护合作联席会议秘书处发文,要求江西省环保局牵头,其他各方配合,立即开展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研究,提交*年泛珠三角区域环境保护合作联席会议。

保护长江生态环境的建议篇6

在过去的一年里,面对复杂多变的宏观环境和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任务,安徽省抢抓国家促进中部崛起和扩大内需战略机遇,凝心聚力,开拓创新,奋力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生产总值达到17212.1亿元,增长12.1%,增幅居中部第1位;财政收入3026亿元,增长14.9%,其中地方财政收入1792.7亿元,增长22.5%;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1024.2元,增长13%,农民人均纯收入7160.5元,增长14.9%。

积极打造闪亮的生态名片

“从黄山市目前的GDp、财政收入等来看,黄山市能不能负担起保护好黄山,建成‘美丽中国’先行区的重任,这是不是一个‘甜蜜的负担’?”在开放日上,面对中美邮报记者犀利的提问,安徽省委书记张宝顺回答说,黄山不是“甜蜜的负担”,是安徽最亮的名片。

“黄山不仅是安徽的黄山,更是中国的黄山,世界的黄山。”张宝顺说,保护好黄山是安徽重中之重的工作,保护好黄山还要让黄山人富裕起来。黄山等皖南一片是中国风景、生态、人文最好的区域,如果这些地方都不算“美丽中国”,那别的地方也谈不上“美丽中国”了。

据介绍,为了保护好黄山,安徽省委、省政府狠下决心,对黄山市干部的考核不以GDp等数据去考核,不要求黄山搞多少工业,上多少项目,要求的是黄山建成“美丽中国”先行区中的核心区,要求的是黄山保护好美丽的风景、优越的环境、丰富的文化资源。

保护好黄山,仅仅是安徽省生态建设的一个方面。张宝顺在党代会报告中进一步指出,青山绿水是安徽省的靓丽品牌和宝贵财富,也是重要的竞争优势和发展潜力,绝不能以牺牲资源环境为代价求得一时发展。“我们要按照生态环境优美、宜居宜业宜游的要求,把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摆上更加重要的战略位置,坚持在开发中保护、在保护中开发,努力实现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

遵循这一理念,未来5年,安徽省将建立体现生态文明要求的目标体系、考核办法和奖惩机制,加大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力度,扎实推进节能减排。构建覆盖全社会的资源循环利用体系,加快发展节能环保产业。深入推进淮北、淮南、马鞍山、铜陵等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加快推进巢湖和淮河治污工程。大力开展植树造林,基本形成城市绿道框架,建立水土流失综合防治体系,完善生态补偿机制,让江淮大地天更蓝、山更青、水更净。

着力创新驱动做大做强主导产业

党的十报告指出,在当代中国,要适应国内外经济形势新变化,着力增强创新驱动发展新动力,不断增强长期发展后劲。

安徽先行一步。2012年,安徽不断强化创新驱动,开展合芜蚌试验区企业股权和分红激励政策试点,实施151项科技攻关和89项自主创新项目,启动建设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等协同创新平台,加强试验区人才特区建设。

今年,安徽将进一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巩固扩大合芜蚌试验区企业股权和分红激励政策试点,加快推进3项国家拓展中关村政策试点,加强人才特区建设。加快企业技术中心、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平台建设,完成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一期工程,鼓励企业和高校科研机构组建新型产学研用实体和创新联盟,建立健全科技成果转化机制。实施“611人才行动”和“外专百人计划”。

同时,还要做大做强主导产业。引导生产要素向主导产业集聚,制定分行业的产业发展、技术升级和品牌培育路线图。实施100项重大科技攻关和1100项亿元以上重点技改项目。加快新型显示、硅基功能材料、智能装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发展,培育实施“增长源工程”。大力发展服务业,加快现代物流、工业设计、信息等生产业发展,推进商贸、家政、养老等生活业发展,创新发展电子商务等新型商业业态,培育一批特色鲜明、竞争力强的现代服务业集聚区。

努力打造“三个强省”

今天的安徽已迈入科学发展快车道,在全国发展大格局中的地位进一步提升。张宝顺指出,今后五年,安徽要全面完成“十二五”规划目标任务,努力打造“三个强省”,加快建设美好安徽,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基础。

――努力打造加速崛起的经济强省。奋力走在中部崛起前列,实现生产总值、财政收入、城乡居民收入、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和服务业增加值翻一番。结构调整取得重大进展,经济国际化水平显著提升,形成一批具有自主品牌、核心技术和国际竞争力的新兴产业和骨干企业,努力成为全国重要的先进制造业基地、战略性新兴产业基地、优质农产品供应及加工基地和内陆开放新高地。

――努力打造充满活力的文化强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深入人心,全省人民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不断提高,科技教育事业全面进步,自主创新能力进入全国先进行列。诚信合作、创新创业的精神风尚进一步弘扬,奋发进取、理性平和、开放包容的社会心态进一步形成,信用安徽建设取得实质性进展。文化创新能力显著增强,惠及全民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基本形成,文化产业成为重要支柱产业,文化软实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

――努力打造宜居宜业的生态强省。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节约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加快形成。资源能源综合利用效率大幅提升,节能减排任务全面完成。水利发展实现新的跨越,淮河、巢湖等重点流域水环境质量明显好转,基本实现江河安澜、人水和谐。城乡环境面貌变化显著,森林覆盖率稳步提高,争创一批国家森林城市和园林城市,培育建设一大批美丽乡村,江淮大地山更青、水更绿,成为全国重要的旅游休闲基地和创新创业高地。

安徽介绍

安徽简称"皖",省会合肥市。安徽跨长江下游、淮河中游,长江流经安徽段俗称"八百里皖江",以长江、淮河为界,形成了淮北、江淮、江南三大地域。位于中国东南部,是华东地区跨江近海的内陆省份,境内山河秀丽、人文荟萃、稻香鱼肥、江河密布。五大淡水湖中的巢湖横卧江淮,素为长江下游、淮河两岸的"鱼米之乡"。

安徽蓝图

根据党的十新部署、新要求,结合安徽实际,到2020年,努力实现经济总量争先进位,人均水平进入中等,居民收入赶上全国,各项工作全面提升,确保与全国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保护长江生态环境的建议篇7

一、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试点机制的确立

二、安徽省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试点进展情况

自新安江流域实施横向生态补偿试点机制以来,安徽省、黄山市等加强组织领导,统筹安排,创新机制,积极探索新的工作方法,落实资金、项目到位,全面推进流域生态治理和环境保护工程,确保了新安江流域水质持续稳定优良。

(一)“两个”到位

1、资金到位

2、项目到位

同时,在生态补偿试点机制项目基础上,安徽省启动了全面推进实施新安江流域综合治理工程,截止2014年8月底共完成投资431.6亿元(见图1)。

(二)“六个”全覆盖

村级垃圾清洁全覆盖。流域67个乡镇“组收集、村集中、乡镇处置”的垃圾处置体系全部建立,年处理垃圾25万吨。建立村级保洁队伍,以流域84万农业人口为基数,每300人口核定一名保洁员,黄山市共定额2791名。

网箱退养全覆盖。试点机制实施以来,新安江干支流累积退养6088只网箱,2014年预计将继续退养支流网箱309只。保护水域生物多样性,严厉打击各类药鱼、电鱼等行为,共开展增殖放流50余次、投放鱼苗3300万尾。

主要干流支流综合治理全覆盖。对新安江及横江、率水、漳河、丰乐河、布射河、浮溪河等16条重点干支流,实施了以防洪堤岸、沿江截污、河道疏浚、生态修复及水土流失治理等16项重点河道综合治理工作。

重要支流水草治理全覆盖。根据重点区域水草滋长情况,实行专项治理与日常打捞相结合,及时清除河面漂浮水生植物,改善水体生态环境。

(三)“四个”强力推进

(四)“六项”机制创新

落实综治机制。黄山市先后制定出台了《新安江流域综合治理决定》、《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机制试点工作意见》、《水环境补偿资金绩效评价管理办法》、“河长制”实施方案、项目管理和延伸办法、国开行项目偿贷机制、全市禁磷、全面保护方案等40多项制度文件,为流域综合治理提供机制保障。

规范管理机制。编制了《安徽省新安江流域水资源与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规划》,规范项目申报,资金跟着项目走;严格执行项目法人制、招投标制、监理制、合同制和竣工验收制等。规范资金管理,严格分账核算、专款专用。

创新投入机制。按照“政府引导、市场推进、社会参与”的原则,多渠道加大资金投资,省政府与国家开发银行签订了200亿元新安江流域综合治理融资协议,黄山市城投公司作为融资承接平台、区县作为还款责任主体,目前已经发放贷款56.5亿元。同时,推进旅游、文化、生态“三位一体”融合发展模式,拓展和提升项目的联带效益、后续效益和经济效益。

完善参与机制。政府门户网站专门建立新安江保护专栏信息平台及微信公众平台,及时公布试点工作动态,开展意见征求和有奖举报活动。黄山市组建75支志愿者队伍,各级领导带头参与,常年开展“保护母亲河”支援行动。落实市县乡村四级河长,实行分段保护责任制。

通过机制创新,推进部门联动协同,探索出能切实提高行政效能的部门联动协作模式,倡导、营造协同协作精神,强化大局意识、团队意识和合作意识,通过建立各部门密切配合、运转协调、规范有序、优质高效的协同协作,形成有效的工作落实机制,推进形成促进流域环境保护的强大合力(见图3)。

(五)“一个”持续稳定

三、面临的主要压力和问题

新安江流域综合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与全国其他的大江大河治理一样,具有长期性、系统性、艰巨性和反复性等特点。在流域水质和环境治理过程中,正且将长期面临着来自资金保障、环境保护和发展经济等方面的压力。

(一)现有财力投入难以巩固提升保护成效

(二)流域水质恶化反弹的风险依然存在

新安江流域内山区农村居民居住分散,两岸仍居住着18万农村居民,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生活和生产方式,导致水土流失严重,加上新安江流域内农村生活污水集中处理率尚不高,农业生产对农业化肥依赖性较大,禽畜养殖场(户)污染治理亟待加强,农业及农村面源污染问题仍然突出。同时,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加快推进,导致水体自净能力降低、水质变差和各种污染物增加的可能性增大,一旦遭遇极端天气,水质就难以控制。如果试点停止,更将面临巨大的反弹压力。

(三)“饿着肚子”守护青山绿水

(四)补偿对象及范围有待扩展

目前生态补偿对象为安徽省政府,具体为安徽省黄山市的7区县和宣城市的绩溪县,补偿资金主要用于黄山市7区县和宣城市绩溪县的生态保护和水环境治理项目,而没有将补偿区内的渔民、林农、山区居民等纳入到补偿对象里面。另外,自新安江流域实施横向生态补偿试点机制以来,没有专门针对林业生态保护与恢复实施有效补偿,但流域森林对于水土保持和涵养具有重大功能。(五)生态补偿资金来源方式单一

当前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只采用了财政资金补偿的方式,补偿方式过于单一,与新安江流域综合治理的要求不相适应。财政资金主导的补偿项目实施主体大部分是地方政府,由于补偿标准低,大部分项目补偿资金不到项目投资额的50%,项目的实施需要地方财政大量配套才能完成。黄山市各区县本级财力严重不足,项目配套资金捉襟见肘,难以全面完成项目工程建设内容;一些针对群众个体的补偿项目(如网箱退养)的实施,造成一部分群众丧失劳动场所,彻底失去生活来源,又不能单一依靠财政资金补偿方式解决其后续发展问题。

四、对策建议

为确保新安江一江清水永驻,需要立足现存的压力和问题,加强制度设计,破除困境,加快促进从横向生态补偿试点转变为长效机制,同时积极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促进实现上游地区生态保护、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有机统一。

(一)延长试点期限,逐步建立长效机制

(二)完善产权制度,进一步明晰补偿对象

建议率先在新安江流域推进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建设,通过完善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进一步明确生态产品的“主人”,从而进一步明晰补偿对象。补偿资金除了侧重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工程外,建议适当向自然资源资产的实际使用人(承包人)倾斜,可以对网箱退养的渔民以及异地搬迁的山民开展后期扶持,对将经济林转变为生态林的林农给予补助。

(三)加大补偿额度,积极拓展补偿资金渠道

建议在新一轮生态补偿试点中进一步加大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投入,中央财政补偿资金由每年3亿元提高到6亿元,安徽浙江两省补偿资金也同比例扩大,即各扩大到2亿元,形成共计10亿元的补偿资金总额度。除了财政资金之外,积极拓展补偿资金渠道,可以探索在下游地区的水资源费中提取一定比例用于生态补偿。此外,研究将生态补偿资金转为生态补偿基金的可能性,为建立稳定的生态补偿资金来源渠道奠定基础。

(四)引入市场机制,不断丰富补偿方式

建议除了财政资金补偿外,积极引入市场机制,探索水权交易、碳汇交易、排污权交易等市场化机制,推动全流域发展一体化。同时,以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为契机,依托现有的长三角合作机制平台,进一步加强安徽浙江两省在政策、技术、人才、项目等多方面的合作与交流,例如在黄山设立浙商产业园,引导鼓励下游地区向上游输出高新产业、人才、资金等,该“输血式”生态补偿为“造血式”生态补偿,努力实现流域共建共享和互利共赢,走一条预防为主和保护优先的科学发展之路。

保护长江生态环境的建议篇8

结合当前工作需要,的会员“六月清荷”为你整理了这篇某县2020年生态文明工作总结范文,希望能给你的学习、工作带来参考借鉴作用。

【正文】

一、生态文明建设方面

1.建立健全工作机制。一是成立了以县委书记为组长的黎川县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工作领导小组(黎办发电〔2020〕52号);成立了以县委副书记、县长为组长的县“两权”抵押贷款试点工作领导小组,设立了林地、农地等工作专班(黎生态价办字〔2020〕2号);二是制定并印发了《黎川县2020年生态文明建设工作要点》(黎生态文明字[2020]1号)、《黎川县2020年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工作实施方案》(黎生态价办字〔2020〕1号)、《黎川县“两权”抵押贷款试点工作实施方案》(黎生态价办字〔2020〕2号)等,明确了年度重点任务、责任部门、时间节点和工作要求,各项工作有条不紊有序推进。三是在县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听取并审议了《关于黎川县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状况的报告》。

2.扎实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工作。引导支持金融机构围绕特色产业和生态资源探索创新,开发生态信贷产品,创新将胭脂柚特色产业与“两权抵押”贷款有机结合,探索开发了“百福蜜柚贷”“智慧富农贷”等特色信贷产品。截至10月底,全县“两权”抵押贷款余额123875.76万元,完成我县确保任务数的275.3%,完成力争任务数的137.6%,在全市排名第2。

3.开展“生态杯”创建及(绿宝)碳普惠推广。一是制定并印发《黎川县2020年“生态杯”绿色创建活动实施方案》,大力推进节约型机关、绿色家庭、绿色学校、绿色社区、绿色商场、绿色建筑、绿色出行等“生态杯”创建行动。二是将碳普惠工作纳入我县生态文明建设统筹调度,下发《关于注册碳普惠公共服务(绿宝)会员的通知》(黎府办电〔2020〕24号),实现本县行政事业单位在编人员“绿宝”会员注册率达100%。

二、长江经济带“共抓大保护”攻坚行动方面

1.组织领导

一是成立了黎川县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领导小组,印发了《关于成立黎川县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领导小组组成人员的通知》。二是制定并印发了《黎川县2020年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工作要点》(黎长江办〔2020〕1号)、以绿色发展专业委员会名义印发《黎川县2020年长江经济带共抓大保护攻坚行动工作方案》(黎绿专委字〔2020〕1号)。三是年度开展了专题工作部署或相关会议3次。

2.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1)加强大气污染防治。完成黎川县城区声环境功能区划分技术方案。继续完善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综合治理管理,推进工业炉窑全面达标排放,有序推进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综合治理工作。加快推进我县江西豪丰实业有限公司、江西豪润实业有限公司、江西中望实业有限公司3家市重点企业挥发性有机物VoC的在线监控。持续开展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与禁烧专项行动,空气质量保持优良。

(2)加强水污染防治。一是加强县级及以下饮用水水源地环境治理。完成惠民水库水源地保护区划定工作,制定了《黎川县惠民水库备用水源保护区环境问题专项整治方案》。摸查全县地表水水源环境保护的问题,梳理6个乡镇万人千吨引水工程问题,目前潭溪、熊村、宏村、德胜、西城、洵口、荷源、龙安、樟溪、社苹、中田等11个乡镇农村饮用水源已经划定保护区。二是开展入河排污口整治专项行动。对辖区内黎滩河流域的入河排污口进行摸排,共摸排出规模化以上入河排污口2个、规模以下8个。以上10个入河排污口均不在饮用水源保护区及重点敏感区内,目前均已办理相关审批手续且进行了规范化处理,建立了相关台账资料。三是有序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编制完成《黎川县县域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专项规划》,梯次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目前已申请上级资金2600余万元,用于推进中田、洵口、日峰、德胜、熊村、宏村、华山等地整乡(镇)连片农村生活污水治理。

(3)加强土壤污染防治。一是稳妥处置危险废物,加强企业危险废物的排查与监管,推进15家存在危废的企业实施危废管理库房标准化建设,严格规范处置危险废物。二是深入推进农业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大力整治畜禽养殖污染。三是着力推进土壤污染防治,完成黎川县熊村矿产品有限公司土壤涉镉整治工作并通过省级销号;开展疑似污染地块排查工作,完成编制原江西日上化工有限公司疑似地块场地调查报告。

(4)加强散乱污治理。针对去年散乱污专项整治行动中排查出问题,加强督促整改。目前,2个已整改到位,剩下16个问题已责令能补办环评手续的进行补办手续,不能补办手续的进行升级改造,安装配套污染治理设施,杜绝污染物直排现象发生。

保护长江生态环境的建议篇9

一、长江经济带国家战略的发展历程及重要意义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主任马洪在上世纪80年初就率先提出“一线一轴”的构想。所谓一线,是指沿海;所谓一轴,是指长江。中国在利用沿海一线便利的交通条件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同时,应利用长江黄金水道这一主实现各省之间的要素流动和产业分工,实行规模化和集聚化发展。上世纪90年代编制的《2010年远景发展目标纲要》中,明确提出“依托沿江大中城市,逐步形成一条横贯东西、连接南北的综合经济带”的规划目标。近年来,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导致外贸增速的逐年下降,以及西部地区资源的过度开发导致普遍性的产能过剩,长江经济带的发展战略再次被提上议事日程。建设长江经济带具有如下几方面的好处:

(一)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需要

根据国家战略,2020年我国要全面实现小康社会,从现有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来看,长江经济带中的上海、江苏、浙江等省市已经或者基本实现了这一发展目标,而重庆、湖北、湖南等省市完全有能力实现这一目标,但江西、云南、贵州等省份由于地理区位、经济基础、产业结构、人力资本等原因,和发达地区一同实现全面小康的目标有一定的难度,需要国家的扶持和帮助,除了财政补贴、转移支付等常规手段,政策规划和导向更为关键,毕竟“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二)寻找新的增长点的需要

当前,我国的经济发展进入了“新常态”,仅仅依赖东部的加工出口和西部的资源开发拉动经济增长的方式遇到了困难和障碍,需要找到新的经济支撑带。总理就曾经指出:要着力打造东北老工业基地、中西部沿长江区域、西南中南腹地三大新的经济支撑带,这个新的经济支撑带,需要要素自由流动、产品自由贸易的一体化市场,实现产业的梯度转移。通过建立长江经济带,可以把东部已经成熟但由于劳动力成本上升等因素发展潜力不足的产业逐步转移到中西部,形成多元化和多层次的发展格局。

(三)打破行政壁垒的需要

随着市场一体化进程的加快,高速公路和高速铁路等交通基础设施的完善,以及水和大气污染的扩散性等问题的出现,区域之间以邻为壑的做法越来越行不通,需要打破行政壁垒,共同合作和治理。在经济上,从点化过渡到极化,再到点轴化、网络化;在环境上,需要以流域等为单位,实现综合性整体性的治理。长江经济带的建设有利于利用流域作为一个完整自然地理单元内部相似性、互补性、整体性、系统性特征,形成共同市场,实现共管共治。

二、长江经济带可持续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障碍

在长江经济带建设过程中,面临着上、中、下游三个不同的部分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上游主要表现为植被覆盖面积锐减,水土流失和山地灾害加剧,在历史上,长江中上游曾经是森林资源非常丰富的流域,但由于毫无节制的乱砍乱伐,上世纪初,森林覆盖率已经下降到30%,解放初覆盖率又下降到20%,60年代又下降到了10%;中游主要是洪涝灾害不断,据统计,1998年洪灾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就达到了1660亿元;下游由于地处长江三角洲,经济比较发达,部分城市江段已经出现了严重的污染带。据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的监测数据,2007年以来,长江流域每年的废污水排放量均超过300亿吨。以太湖为例,20世纪60年代太湖水质为Ⅰ-Ⅱ类,70年代为Ⅱ类,80年代为Ⅲ类,90年代为Ⅳ类,部分地区为Ⅴ类或劣Ⅴ类,2008年更是爆发了非常严重的太湖蓝藻事件。与此同时,长江中下游雾霾问题愈演愈烈,部分区域的灰霾天数已达100天/年以上,个别城市甚至超过200天/年,对人民的生产生命健康都造成了难以估计的影响。

由于长江流域涉及到众多省份和上下游的关系,这必然存在各省之间的共同治理问题,地方政府在长江经济带建设尤其是生态建设中要采取合作态度,妥善解决动力机制、协调机制、利益分配机制以及补偿机制。所谓动力机制分为两块:内动力和外动力。内动力就是沿江地方政府在参加长江经济带建设过程中获得的在更大范围内配置资源所带来的好处超过所付出的代价,外动力就是中央政府对地区环境状况的考核,达不到考核者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协调机制是指对区域合作中出现的问题进行沟通、交流和仲裁的机构和规则,由于各地方政府利益诉求上的不一致性,如何通过相互协商使合作成员选择理同时又不牺牲个体的利益成为关键;利益分配机制是指当集体理性导致经济收益或社会收益的时候,各参与主体如何通过行政或市场化手段来分配所获得的好处;补偿机制是指对在长江经济带建设过程中由于集体利益所导致的个体利益的损失给予的补偿。现有制度安排在上述机制上都不完善,主要表现以下几个方面:

(一)动力机制不足

毫无疑问,长江经济带的建设对所有省份都会带来好处,但由于各地的禀赋条件并不一致,区域一体化带来的好处并非平均分配。而在市场分割和产业同构的情况下,省市之间的竞争往往是“相对绩效”的竞争,这种相对绩效的竞争存在一定的“损人利己”倾向,即使区域一体化建设对自身有好处,如果这种好处和其他省份相比较弱,当地政府往往并不积极,内动力不足。从外部动力来看,上级环保部门对下级环保部门确实有监管指导的权力,但地方环保部门是地方政府的职能部门,在人、财、物的安排上需要地方政府的配合和支持,因此环保部门在执法上必然失之于宽、失之于软。

(二)协调机制失灵

在部门协调上,以污染治理为例,在功能规划、水质监测、水量调配、污染物总量控制和纠纷调处等方面,环保部门和水利部门之间存在着机构设置上的重叠和职能分配上的冲突,出现了“九龙治水”的局面;在地区协调上,长江上游、中游、下游地区虽然出现了一些区域合作机制,比如长三角地区有常态化的“主要领导座谈会”和“城市经济协调会”,中游地区有每年一度的三省会商制度,长江中上游的四川和重庆早在2007年就签署了《川渝毗邻地区合作互动框架协议》和和《川渝毗邻地区合作互动工作协调机制》,但整体而言,整个长江经济带所囊括省市尚未签订整体性合作协调工作机制;在政府和民众协调上,民众的知情权、建议权、参与权都远远不够,导致一些有很好的综合效益的项目也往往遭到民众的反对。

(三)利益分配和补偿机制不明

在省域之间的谈判中,经济发达地区往往处于有利地位,而负责生态保护的上游欠发达地区往往处于不利的地位,现有的制度安排通常由中央财政对欠发达地区进行纵向的转移支付,鲜见省份之间的横向的转移支付,纵向转移支付一方面补偿数量不大,无法弥补上游地区的损失,另一方面也违背了“谁受益,谁付费”的原则,不利于调动直接利益相关方的积极性。而且,这种补偿毕竟是“输血型”而非“造血型”,如果经济科技水平较高的长江下游地区不是向中上游地区输出生态环保型产业,单纯依靠生态补偿的中上游地区将和下游地区的发展水平持续拉大,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目标也将成为空中楼阁。

三、长江经济带生态保护和协同治理的政策建议

(一)调整产业分工,完善绩效考核,重构动力机制

国家应尽早出台长江经济区总体产业规划,从全国一盘棋的角度考虑长江经济带全流域的产业布局和梯度转移,运用财政补贴、信贷工具、土地供给等多种手段鼓励下游部分逐步失去比较优势的产业向中上游转移,促进产业合作链条在更大范围内的展开,同时严格执行准入制度,实行区域和行业限批制度,确保“腾笼换鸟”过程中不出现污染转移。完善长江航道和沿江高铁等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降低区域内的要素流动成本,减少产业转移的阻力。重构绩效考核制度,将环保考核目标纳入政府官员的任期成绩和晋升依据,加强对重大污染事故的问责制度,对于出现问题的地区实行一票否决制度。改变环保部门的管理体制,逐步在省内垂直管理的基础上实现全国性垂直管理体制。

(二)加快流域立法,加强沟通合作,理顺协作机制

我国的水污染防治法对流域管理有原则性的规定,但针对长江流域需要进一步细化,因此,需加快制定专门的法规章程,提高规划在流域环境治理中的地位和效力,规范沿长江各省市的行为准则,防止地方政府在水环境保护区际合作过程中的机会主义行为,对地方政府的非规范行为对其他地区造成的损失详细规定赔偿的标准。要参考经济发展阶段和水污染防治的目标任务不断调整相应的经济技术指标,分阶段提高长江流域的防治水平。应借鉴美国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的经验,成立集农业、水利、交通、生态、能源等多方发展与管理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机构――长江经济带管理局,协同处理长江经济带的经济协作和水污染防治问题。同时,可成立长江经济带有关省市参加的长江流域合作发展委员会,围绕产业投资、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保护不定期召开各级别层次的协调会,增强各地方政府互相信任,提高地方政府参与合作的积极性。

(三)明确各方权责,改革融资手段,建立补偿机制

首先要明确河流省市跨界断面,签署政府间水资源保护和发展合作协议,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提出上下游之间水质水量达到协议标准的激励措施以及达不到预期目的的惩罚性措施。要逐步建立起上下游之间的生态补偿管理办法,对生态补偿原则、补偿主体和补偿对象、补偿内容、补偿标准、补偿资金的使用、管理和监督等作出详细的安排。要建立多元化流域环境保护投融资机制,除加大中央财政、地方财政、国债资金对环境保护的投入力度之外,还应该通过建立环境保护基金、发行环境保护、引入社会投资等方式扩大环境保护的投资来源。要尽快开征环境保护税,相关税收除用于环境治理外,余额用于长江经济带全流域管网建设、河道疏浚等工程建设。

保护长江生态环境的建议篇10

关键词:湄公河;环境保护;国际合作

中图分类号:DF96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4)07-0325-04

0引言

来自环境的挑战是全球性的,国际社会在环境与发展领域中有协调、合作的客观需要。随着全球环境问题日益严重,越来越多的国家逐渐意识到加强环保国际合作,是维护人类文明可持续发展的一个根本前提。自1972年人类环境会议以来,国际环境合作已走过近40年的合作历程,从双边、地区性环境合作直到全球性环境合作均取得了巨大成就。

云南的国境线长4060千米,与3个国家接壤:西面是缅甸,南面是老挝,东南方是越南。作为流经中国、老挝、缅甸、泰国、柬埔寨和越南六国的国际河流,云南要建设面向西南开放的桥头堡,不可避免的要面对澜沧江—湄公河的利用、开发、保护和持续发展问题。

1湄公河的环境概况

湄公河,国内也称为澜沧江-湄公河,干流全长4880公里,是亚洲最重要的跨国水系,世界第六大河流;主源为扎曲,发源于中国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杂多县。流经中国、老挝、缅甸、泰国、柬埔寨和越南,于越南胡志明市流入南海。流域除中国和缅甸外,均为湄公河委员会成员国。湄公河上游在中国境内,称为澜沧江,下游三角洲在越南境内,因由越南流出南海有9个出海口,故越南称之为九龙江,总程长2139公里。[1]湄公河流域面积大于5000平方公里的支流有22条。其中,中国澜沧江流域面积16.48万平方公里,多年平均流量每秒2140立方米,平均年出境水量765亿立方米;缅甸,境内流域面积为2.4万平方公里,多年平均流量每秒300立方米;老挝,境内流域面积20.2万平方公里,多年平均流量每秒5270立方米;泰国,境内流域面积18.4万平方公里,多年平均流量每秒2560立方米;柬埔寨,境内流域面积15.5万平方公里,多年平均流量每秒2860立方米;越南,境内流域面积6.5万平方公里,多年平均流量每秒1660立方米。在云南省境内干流长1240公里,占全干流长的四分之一。然而作为国际河流,澜沧江流域目前存在着自然灾害频繁,中游地区土壤侵蚀严重,森林生态功能较弱,草场退化,濒危物种的生存环境逐渐缩小和种群数量减少以至物种消失,局部地区污染严重等六大生态环境问题。[2]总的来说,湄公河作为最重要的亚洲河流,具有流域面积广,出海口多,水资源丰富的流域特点。同时,上下游环境生态脆弱,环境保护压力巨大也是湄公河流域所面临的切身的现实情况。

2湄公河环境保护国际合作的重要性

如何在那么广大的流域中解决湄公河流域的环境保护问题,一直是流域各国面临的重要挑战。在解决湄公河流域利用过程环境与资源相协调、生态与人口相协调、上下游之间的环境一体化相协调等问题的过程中,湄公河流域国家认识到:只有国家合作才能够最终解决湄公河流域国家环境保护的协调性等一系列问题。这是因为湄公河环境保护国际合作的重要性体现在了以下几个方面。

2.1跨国河流的自身特点决定了只有国际合作才能解决环境保护和河流开发问题国际环境法中生态环境保护的国际合作是指为谋求共同利益,国际社会各成员在保护和维护国际环境的事业中,本着全球伙伴和协作精神采取共同行动。[3]澜沧江-湄公河属于典型的跨国河流,在水资源做为新的自然资源的今天,水资源的自然垄断性,决定了各国都渴望对本国的水资源实行国家主导的垄断利用,最大限度的开发本国的水资源,新建水利设施,保护水流生态环境,以达到水资源利用效率的最大化,促进本国相关经济的发展。然而水资源的流动性却决定了对于跨国河流,其有限的水量使得单一国家对水资源的利用必然会影响到他国水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单一国家对水资源及其相关区域环境的污染同样会影响其他国家水资源和区域环境的保护。如2010年3月份中国西南地区及泰国、老挝、越南和柬埔寨遭遇的大旱,四国就认为中国在湄公河(我国境内为澜沧江)上游修建水坝导致旱情加重,并希望中国能够打开大坝放水,发生水资源利用的争端。同时,湄公河上游及澜沧江流域是自然灾害严重和频发地区,地震、泥石流、滑坡等自然灾害频发,需要各国合作建立有效地联合的防灾、减灾及预警机制。可见,国际合作是解决水资源利用争端和环境保护的唯一的有效途径。

2.2国家在国际中的责任要求国家参与到澜沧江-湄公河利用与保护的国际合作中来国际河流开发利用水资源和航运资源是沿河国家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必由之路,也是每个国家利用自身环境资源的应有权利。澜沧江-湄公河流经的各国地理位置,流域、流量均有不同,各国对河流的依赖程度也有所不同,客观上决定了各国对该河流的开发、利用和保护的出发点和具体措施大相径庭。同时,目前在国际上尚未有普遍性的各国都认同的国际水权的开发和使用标准,因此无法以现有的国际法规定来衡量普遍的国家在跨国河流利用中的各国的权利和义务,这也是造成跨国河流水资源利用、开发和生态保护国家之间存有大量争议的主要原因。

然而,没有具体的规定并不意味着国家在利用和开发水资源,进行环境保护的过程中就缺乏相应的国际责任,只需顾忌自身利益而可以否认他国权益,甚至危害他国环境及水权;也不意味着一国可以利用保护本国环境、水资源为由肆意干涉他国水资源的合理开发和生态保护工作。随着国际法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国家承认:国家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在涉及到特定领域和共同的利益的时候,国家与国家之间必须形成一种让步。如多瑙河流域的国际合作,就是自1985年通过的《多瑙河国家关于多瑙河水管理问题合作的宣言》(《布加勒斯特宣言》)等一系列双边条约和宣言,多瑙河流域多国对于开发跨国河流和保护多瑙河流域环境而达成的一系列共识和让步。

国家作为国际法的最基本主体,对于国际河流的利用和环境保护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随着工业化的不断发展以及人类对水资源的需求多元化,国际河流问题已经引起了许多国家的关注和认同。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宣言》就指出:“依照联合国和国际法原则,各国有按照其环境政策开发其资源的权利,同时亦负有责任,确保在其管辖或控制的范围内的活动,不致对其他国家的环境及本国管辖范围以外地区的环境引起损害。”国家在利用自身资源——包括水资源的同时,应当对其他国家的环境和资源利用负有保护责任。联合国于1992年和1997年《跨界水道与国际湖泊保护利用公约》、《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公约》。其中《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公约》就规定:水道国在适当情况下应共同保护和保全国际水道的生态系统。较为完整的明确了国家与国家之间利用国际河流及其生态保护问题。不仅如此,已经形成的《21世纪议程》、《里约热内卢环境与发展宣言》、《生物多样化公约》等国际法文件,国际判例中都体现了国家对损害环境应承担的国际责任的要求。我国虽然尚未参与到《跨界水道与国际湖泊保护利用公约》、《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公约》当中,但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中国具有维护地区环境安全、维护地区稳定义务,无论从国际法的角度,还是为了地区的发展与稳定,都应在国际河流利用和保护中负起应有的、适当的、不可推卸的责任。

2.3湄公河的利用与生态保护直接影响到西南地区国际贸易的发展环境保护对国际贸易具有不可否认的影响。政府通过不同的环境手段对国家的贸易会产生不同的直接影响效果。具体而言,在环境标准方面,各国根据本国的环境法规和所参加的国际环境公约制定相应的环境保护措施,在某种程度上会对特定的贸易产生一定的限制性影响。同时,环境标准较高的国家的污染企业会向环境标准较低的国家转移,而这些国家往往为了本国的经济利益而引进这些企业导致本国及周边环境的恶化;但同时产品的环境成本较低,更具有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政府对环境保护提供财政资助或其他方面的支持,同样会影响产品的成本价格,进而影响产品的国际竞争力。高环境标准国家的环境措施也对低标准环境国家的产品进行限制,在一定程度上会长期地对特定产品的出口造成一定的准入障碍。[4]

具体到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而言,中国的环境政策同样对我国与相邻国家的国际贸易产生相应的影响,如果我国采取较低的国际河流的环境保护标准,不仅会使我国及周边区域的环境污染加剧,同时也会受到相邻国家对我国的产品出口进行限制,即使拥有较低的产品成本,其生态环境成本极有可能大大超过它所获得的经济利益,结果是牺了该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利益;如果采用大大超过实际的环境标准,则会造成我国西南地区产品成本较高,缺乏竞争力的问题。同时,澜沧江-湄公河作为主要的船运通道,上游的污染物和水流利用直接对下游航道的运输造成了一定的影响,有可能阻碍船运贸易的发展。如2010年的干旱就使得澜沧江-湄公河老挝、缅甸段因水位浅无法航行而滞留,多国就将该问题的矛头指向中国境内的水坝对澜沧江的截流。可见,国际河流的利用和生态保护是对相邻国家国际贸易起到重大影响的,只有合理的进行利用、妥善的进行保护才能达到真正促进贸易增长,地区乃至国家经济发展的目的,最终实现可持续发展。

3湄公河生态保护国际合作的现状及我国在领域国际合作中的问题

湄公河生态保护国际合作是湄公河现阶段生态保护的重点和难点。湄公河流域的生态保护在流域各国的共同努力下还是形成了一定的环境保护国际合作成果。

3.1湄公河生态保护国际合作的现状在生态保护国际合作方面,呈现出湄公河下流域国家加强了流域开发的合作,并于1995年签订了《湄公河流域可持续发展合作协定》。《湄公河流域可持续发展合作协定》共六章42条。“该协定全面的规定了关于合作领域,协定规定各缔约国在可持续开发、利用、管理和保护湄公河的水资源和有关资源的一切领域里进行合作。协定还规定了磋商程序,通知程序。同时规定了湄公河流域合作的机构和解决分歧和争端的程序。”[5]

在环境保护方面,我国参与的环境保护主要有进行澜沧江流域及红河流域防护林体系建设、澜沧江-湄公河环境监测及信息系统、大湄公河次区域六国启动生物多样性保护走廊项目。

3.2我国在湄公河次区域环境保护国际合作中存在的问题我国虽然在澜沧江-湄公河国际合作利用与保护领域已经做出了许多的努力,并得到了广大的认同。然而,和欧洲多瑙河区域国际河流利用与保护相比,中国在澜沧江-湄公河区域的河流利用与保护的国际合作处于刚刚起步不久的阶段,不论是合作领域还是合作程度,与多瑙河、莱茵河等著名国际河流合作尚有较大距离。总的来说存在以下几点问题:

第一,水资源的利用问题。

澜沧江流域,水能蕴藏量超过3600万kw,目前在西南国际河流中水能开发程度最高的河流,但也仅达到10%左右,下游的湄公河流域开发程度亦不足10%(水能蕴藏量达3700万kw)。[6]与同是国际河流的多瑙河水能资源开发利用率达60%以上相比,水电开发明显落后。但水资源的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又在明显冲突,如有学者指出在湄公河平原地区筑坝必然会对鱼类的洄游产生影响,同时截流的水资源会造成下游水资源的匮乏,影响下游的生态环境,甚至影响下游的航运贸易。如何处理水资源利用与河流生态保护的问题,使得电力资源、生态资源与航运贸易三者均能兼顾,是澜沧江-湄公河利用和保护国际合作需要解决的最主要问题。

第二,中国利用和保护澜沧江-湄公河的努力和应当承担的责任问题。

中国处于澜沧江-湄公河以及次区域另外的几条国际河流的上游或源头,这一特殊的自然条件决定了中国在国际河流的利用与环境保护方面的合作面临巨大的压力。国际河流的特殊性,决定了中国对澜沧江-湄公河的利用和环境保护将直接对下游的所有国家的水资源利用和保护产生影响,我国实行较差的环境保护会使下游国家背负治理环境的较大压力,但我国的环境成本较低;较好的环境保护则将大大减轻下游的环境保护压力,但同时中国也将承担更多的环境保护成本。中国主张在国际环境保护与合作当中,各国应当承担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中国作为该国际河流的上游国家,应当对河流的环境保护承担义务,但也不能为了下游国家自身的环境责任而大大增加中国澜沧江流域的经济负担,影响西南地区的经济发展。如何承担该河流在中国境内的环境保护责任,是中国和相邻国家应当共同负责任的问题。

最后,对于水资源利用权利问题。中国对于本国领土内的河流具有无可争议的,有权利合理的开发和利用澜沧江的水流资源。但河流的上游水资源利用也同样会对下游的水资源产生影响,要相邻国家对该后果承担全部责任显然有悖国际法的公平原则。如何合理的利用该河流的水资源并促进各国对水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是中国在澜沧江水资源利用中要面对的另一个问题。

4解决当前中国澜沧江-湄公河利用与保护问题的几点思考

4.1建立澜沧江-湄公河开发、生态保护与航运贸易相结合的管理规划模式澜沧江-湄公河的开发、生态保护与航运贸易是三者紧密联系,相互影响的关系。单一的管理和规划已经无法满足当前利用和开发该流域所要面对的复杂的生态保护环境问题和航运贸易问题。2010年干旱导致的航运断行,下游水源枯竭已经给我国单一性的治理和规划该流域水资源开发敲响了警钟,建立完善的水资源开发利用、河岸区域生态保护、国际航道贸易安全的联动机制已经势在必行。

当前应进一步加强对流域水资源的开发和利用。由于流域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各异,市场经济不发达;贸易体制不完善;合作机制松散;协调、咨询机制不完善;缺乏适当的争端解决机制等原因,区域合作受到了严重制约。在今后的合作中应在保证环境不进一步恶化的条件下加强对流域水资源的开发利用,进一步开展新时期我国参与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宏观战略研究,确立我国在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中的长期目标,并有计划地一步一步推进对流域水资源的可持续开发利用。

对国际河流的利用主要分为国际河流的航行利用和国际河流的水资源利用2个方面。我国对国际河流的利用主要表现为对国际河流水资源的利用,而对国际河流的航行利用却还很少,因此,在未来的区域合作中,要进一步加强对澜沧江-湄公河的航行利用。

同时,我们要加强对国际河流的环境保护合作。如果各个国家仍然只顾自己国家的利益开发利用国际河流,那么这种恶性竞争必然造成国际河流水资源的枯竭、水质的恶化以及生态系统的破坏等一系列问题。目前水质保护已经成为国际河流合作的重要内容。如:阿根廷和乌拉圭于1975年制定的一个乌拉圭河章程,目的是通过条约设立的委员会协调两国采取适当的措施,以防止生态失衡,并合理控制集水区域中的污染物。1994年11个中东国家和欧共体通过了《为保护和可持续利用多瑙河进行合作的公约》(简称《多瑙河公约》),公约目标是可持续和均衡的水管理,包括养护、改善和合理利用河流流域的地表水和地下水。[7]通过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我国应进一步完善国际河流开发利用方面的相关立法。

4.2与相邻国家在国内外环境保护与水利开发增加互动的国际合作并明确相应的国际责任澜沧江-湄公河流域的环境保护不是单一国家的责任,是需要该流域国家共同协作才能解决的一系列问题。单一国家的河流生态保护他国也同样存有相应的责任,单一国家的水资源利用也不可避免的要保护他国的水资源安全。建议中国和老挝、缅甸、泰国、柬埔寨和越南形成定期的互动机制,及时对澜沧江-湄公河流域的环境保护采取相应的措施予以通报和协商,减少误解,增加互信,最终形成具有国际法律地位多国双边条约。应分以下几步构建国际合作平台:

第一,流域各个国家通过协商出台澜沧江-湄公河水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计划。

水资源利用和保护需要一个长期的规划,只有长期的规划才能够适应环境保护随时变化而在不同时期满足不同的要求。该计划应当由澜沧江-湄公河流域各国参与制定,在不同的经济条件下制定不同的环保责任,且应当包括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计划,地表水、地下水及水生态系统保护计划,对河流排污及危险物质监控计划以及对洪水和干旱的防治计划四个部分。同时,为计划的实施设立由多国参与的计划援助机构,对计划的不同阶段进行监督和指导,并协商有关事宜。

第二,共同设立由多国参与的澜沧江-湄公河环境保护机构。

近年来,许多国家逐步意识到:没有机构和程序上的制度保障,国际河流管理是十分困难的,有必要成立专门的国际河流委员会对国际河流进行管理。国际河流管理委员会的职权也有所加强。对于澜沧江-湄公河的管理和保护同样需要有制度上的保障,这就要求各国应当共同成立一个专职机构负责河流的环境保护工作,其应主要负责对重大水利项目的环境评估工作,重大环境项目的监督工作,澜沧江-湄公河环保信息数据的管理工作以及洪涝灾害及水质的日常监控工作。

第三,加大国际组织在澜沧江-湄公河的水资源利用和保护中的作用

国际组织逐渐介入跨界水管理:联合国环境开发署、联合国亚洲和远东经济委员会、亚太经组织和亚洲银行对湄公河的开发、利用、保护和管理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如自1992年迄今,亚洲开发银行为湄公河流域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累计提供贷款7.7亿美元,帮助融资2.3亿美元,已经在运输和能源领域完成了9个项目,[8]很好的为该河流的利用和保护提供了援助。在2009年正式成立了中国-东盟环境保护合作中心并制定了《中国-东盟环保合作战略》,使得中国在澜沧江-湄公河利用与保护的国际合作方面又前进了一步。中国应当更加大快步的向前推进国际组织在澜沧江-湄公河利用与保护中所起到的作用,不仅自身加大与国际组织的广泛合作,同时鼓励国际组织参与到中国与周边国家对澜沧江-湄公河利用和保护的项目中来。这样既可以提供资金上的有利支持,还可以在技术和理念上给予先进的指导,将会对进一步的国际合作起到积极的推进作用。

参考文献:

[1]维基百科.湄公河[eB/oL].http:///zh-cn/%e6%B9%84%e5%85%aC%e6%B2%B3,2010,8,12.

[2]李希昆.关于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环境保护立法的思考[J].昆明理工大学学报,2002(4).

[3]周萌.生态保护国际合作的障碍与对策研究[D].北京:北京林业大学,2009.

[4]刘惠蓉.论国际贸易与环境保护的法律机制[D].厦门:中国海洋大学,2004.

[5]马波.论我国在国际河流开发中的问题及多维法律思考[J].法学杂志,2001(1).

[6]胡文俊等.多瑙河流域国际合作实践与启示[J].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20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