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市场现状篇1
关键词：劳动力市场农民工城乡分割流动性大收入低
中图分类号：C91文献标识码：a
一、问题的提出
根据价格信号的引导，劳动力一般会流向经济较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事实也正是如此，所以对于东部地区的流动人口研究以及东部地区的劳动力市场研究是相当丰富的，而西部劳动力市场少有研究者关注，西部地区农民工劳动力市场的特点及状况目研究前仍处于空白状态。本文以国家卫计委2013年全国外来流动人口的调查数据为依据，对西部地区劳动力市场的流动人口工资、社会保障、教育程度等维度进行研究，深刻剖析西部劳动力市场的现状，以及流动的驱动力，以达到规范劳动力市场的目的。
二、西部地区农民工劳动市场概况
（一）样本数据描述
根据国家卫计委2013年全国外来流动人口的调查数据，西部12省共有64824个个案。表1为各省的样本数量，西北地区和西南地区的样本量，基本达到1：1。
就各省的流动人口来源来看，我们发现西部的绝大多数省份（除新疆、和青海外）都有一半以上的省内流动率，其次就近跨省流动也是比较多的，像贵州，省内流动占到65.2%，其余流入贵州省前三名的省份分别是四川、湖南、重庆。（这种情况在其他省份也适用）。这显然很容易理解，由于城市的收入高于农村，这吸引了农民工流入城市，但考虑到迁移的成本，所以有不少人了选择省内流动或就近跨省流动。但值得注意的是新疆、和青海这三个省，省内流动将近30%，而跨省流动的比例远大于其余几个西部省份，研究发现这三个省份的流动人口大多来自四川、河南、甘肃这三个省份。四川与河南都是人口大省，成为西部地区跨省流动的主要人口输出地。即使是这样也遵循就近跨省流动的原则。
（二）受访农民工的个人特征（见表2）
分析一下西部地区流动人口的基本特征。从性别结构上看，男性被访者占55.3%，女性比例占44.7%，男性略高于女性，我们可以看出男性的流动意愿略高于女性。从年龄结构上看，20-50岁是的农民工占到近90%，20岁以下和50岁以上的农民工是极少数的，将近10%。从农民工的年龄分组情况，我们可以看出，青壮年劳动力的迁移意愿往往是比较强的。从婚姻状况层面上，76.3%的农民工处于已婚状态，其他婚姻状态的只占到近25%。在民族构成上看，汉族仍然是大多数，占到将近86%，少数民族仅占14%，同时研究发现，像新疆、这样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向外流动的人口是非常少的，反而是人口流入的大省。究其原因，有两方面，其一少数民族有自己独特的信仰和生活方式，在其他的地方生活难以适应，其二是国家政策支持西部的发展，给他们许多优惠的政策，建设美好家园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基于以上两方面原因，他们的跨省流动的意愿很低。从教育程度方面看，初中及以下教育程度的占总数的71.1%，高中及专科学历的占26%，本科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只占到2.9%，总的来说，男性的受教育水平略高于女性，但从这个数据我们不能忽视的是，农民工的总体受教育水平还是偏低的。
人力资本理论的主要观点即认为收入和人力资本的高低有着极强的联系，而在人力资本因素中，又将教育、培训视为提升人力资本的途径。很多新生代的农民工意识到教育对于收入的贡献率，因此在城市务工期间努力拿到函授、夜大的文凭，以提升自己的收入，这种情况在东部地区（如：北上广）超大城市尤其明显。而在西部地区农民工总体的教育水平普遍低于东部发达地区，因此受教育水平对于西部地区农民工工资（工资状况见表3）的影响是不显著的。
（三）农民工劳动力市场的总体现状
以下主要是从农民工的工资收入，农民工就业身份，就业行业以及社会保险的覆盖情况，来评估西部劳动力市场的总体情况。
首先，根据表3西部农民工的工资水平来看，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西部地区农民工的月平均工资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总体来讲，西北地区的农民工工资水平略高于西南地区的农民工工资水平，西南地区除外，其余五省均未达到西部地区整w的平均水平，而西北地区的青海、内蒙古、陕西、甘肃四省均高于全国整体水平。因此，总体来看，西北地区的农民工工资水平高于西南各省的农民工工资水平。更出乎意料的是，的农民工的平均月工资达到了3846.73元，远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甚至高于东部发达地区的农民工工资水平。这和地区的地理位置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地处青藏高原上，环境恶劣，无论做什么工作，都会比非高原难度要大很多，再加上本就地广人稀，劳动力短缺，根据供求理论，供不应求，价格上涨。反之，重庆、四川和广西，人口密集，劳动力供大于求，因此价格下跌。
表4进一步分析了不同性别的农民工收入的差异，西部地区男性农民工收入为3441.59元/月，女性农民工收入为2683.4元/月，男性收入是女性收入的约1.28倍。这个情况与其他地区的情况非常吻合，这表明不同性别的收入差异跟所处的地区关系不大。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也显而易见，农民工更多的是从事体力劳动，由于男女体能上的差异，男性农民工相比女性会获得更高的收入。其次，依据西部地区总体的就业性质，从事个体工商业和在私营企业工作的比例分别占到47.7%和24%，无单位的农民工也占到12.4%，在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集体企业工作的共达到10.6%。从农民工的就业身份来看，雇员占到50.6%，雇员的平均工资在2755.66元，大部分雇员的工资为3000元（即众数）；雇主占10.3%，月收入均值为4473.76元，大部分雇主收入为3000元；自营劳动者占36.2%，这部分人的月收入的均值为3426.94元，众数为3000元；家庭帮工占2.9%。从以上描述中，显而易见的得出农民工主要还是以雇员和自雇为主，稍微有点积蓄的农民工做私营的买卖，赚的钱会多一些，但这部分人仍占少数。
农民工所处的次级劳动力市场，工作时长普遍高于初级劳动力市场，分析西部农民工每周工作天数，我们发现每周工作6天和7天的农民工分别占到26.8%和57%，而只在工作日工作的比例都不到20%。进一步分析，农民工每天的工作时长，8小时及以内的占到41.9%，9至12小时的占到54%，13到18小时的占到4.1%。农民工周工作时长明显比初级劳动力市场的劳动者长，而工资却相差不少。但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工作时间越长，收入越高。
表5为西部地区各行业共计55254个案（除去系统缺失的9570个案例）行业占比和社保覆盖状况，通过表4我们可以很清晰的看出，吸纳农民工比较多的行业，前五名的分别为批发零售业、住宿餐饮业、社会服务业、建筑业和制造业，这与全国的农民工就业的情况是相吻合的。总体来讲，男性多从事批发零售、建筑业、采掘业等行业，而女性更多的从事服务行业，如批发零售、住宿餐饮、服装店、超市等，农民工多从事个体经营或在私营单位打工，能够进入正规单位的农民工少之又少，这一点与其他地区的农民工就业状况基本一致，即农民工在务工地更多的是进入非正规部门就业，难以进入初级劳动力市场。如此现状跟农民工群体自身的素质是分不开的，零售餐饮业、建筑制造业等对学历和技术的门槛要求相对较低，主要从事简单的体力劳动，必然也就成为了农民工的集聚的行业。然而，我们发现在农民工集聚的批发零售业、餐饮业、社会服务业，社会保险的覆盖情况是非常糟糕的，在这三个行业一项社会保险都没有的农民工均达到了80%以上，这意味着一旦农民工在工作期间生病或出现意外，医药费都是自己负担，没有医疗保险的保障，因此很多农民工表示“在外务工期间，最恐惧的就是生病”。农民工社会保障覆盖情况之所以如此不乐观，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其一，我国对于农民工社会保险制度还存在许多问题，到目前为止，仍未出台政策文件来保障农民工的权益；其二，很多用人单位为一己私利，不按时给农民工缴纳社会保险，而这种不当的行为，并未受到应有的处罚，而且被默认为是次级劳动力市场应有的现象；其三，农民工自身在求职的时候，对社会保险方面不重视，缺乏自我维权的意识，只看重眼前的利益，缺乏长远的考虑。从表5中，我们可以看出在建筑业、制造业、农林牧渔业，这三个行业的农民工也相对较多，社保覆盖情况要比批发餐饮服务业好些，我们会惊奇的发现这三个行业1-3项社保占比较多，更多的是缴纳了工伤保险。而其他行业发生工伤的机会比较小，索性就一项也不缴了。总之，西部地区次级劳动力市场在社会保障这个方面亟待完善。
图1为西部12省0项社会保险的占比情况，很清晰地发现的农民工没有任何一项社会保险的比例高达95.1%，而重庆、四川、新疆是12省中，社保情况稍微好一点的，但仍高达50%以上。由此可见，西部地区各省在农民工参与社保的情况，均难以达到目前的整体水平。总之，农民工所处的次级劳动力市场本就非常的不正规，不完善，而西部的情况却更严峻。
图2为最近一次看病报销的占比情况，在样本总体中，近期看病的个案共有4550个，这部分群体中没有享受任何报销的占到近78%，而看完病后由单位报销的只有2%。可见，医疗保险的缴纳情况极其糟糕，而对于体力劳动繁重的农民工群体来说，医疗保险和工伤保险是他们紧急而又迫切的需要，因此对于农民工社会保险覆盖情况亟待完善。
虽说农民工在城市的很多权益都得不到保障，但他们仍甘愿进城务工，一是由于农村不能吸纳如此多的劳动力，二是因为他们在城里务工，总会比在农村获得更高的收入。因此，受高收入的驱动，该群体对于社保方面的缺失也就直接忽略了。
三、结论与建议
通过对西部地区农民工来源地、人口学特征、工资水平、工作时长以及社会保险水平的分析，西部地区次级劳动力市场极其的不完善，具体特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①周工作时间太长，总体工资水平偏低，“同工不同酬”的现象严重；②社会保险的覆盖情况太低，用人单位基本上不给雇员缴纳社会保险；③农民工主要聚集在批发零售、住宿餐饮、建筑以及社会服务行业，住宿餐饮服务业的工资水平较低，批发零售业的收入差距较大，建筑采掘业的工资水平比较高。
因此，规范西部地区劳动力市场需在三个方面入手。首先，在宏观政策层面，政府部门急需出台相关政策来保障农民工群体的权益，在社会保险方面，强制雇主给农民工缴纳三险一金（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以及住房公积金），未按规定给农民工缴纳社会保险的雇主或单位一律严肃罚款。或者政府、单位（或雇主）和雇员实行“三三制”的社保缴纳方式，为农民工缴纳五险一金。其次，在中观层面，企业应积极联合政府和社会组织为农民工提供必要的就业培训以及其他福利服务，协助其提高工作技能，以增强农民工对企业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减少雇员的流失率。最后，在微观层面，农民工自身素质有待提高。社会保障方面的缺失以及收入低，除了客观环境的原因，跟农民工自身也是分不开的。一方面，他们文化程度相对较低，缺乏必要地社会保障意识，也缺乏专业技能，更多的从事体力劳动，他们需要在选择好行业的前提下，在工作中积累经验和工作技能，逐步在工作中获得“一技之长”，以提升自身收入；另一方面，该群体流动性太大，有些企业想给他们缴纳社会保险，但出于流动性大的原因，也会大打折扣。因此，建议农民工群体在选择就业时，尽量保持工作的持续性，不要流动太频繁。
总而言之，二元劳动力市场的问题，是城乡户籍制度的苦果，单靠政府、企业和劳动者三个主体的努力改进，难以起到显著效果。只有全社会都为构建平等和谐的劳动力市场出谋划策，才能促使问题更好更快地解决。
参考文献：
[1]邓永辉.新生代农民工工资收入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J].统计与决策，2016（13）：103-105.
[2]沈洁.新生代农民工收入影响因素证分析――以郑州市为例[J].青年学报，2015（01）：43-48.
[3]金晓彤，杨潇.差异化就业的新生代农民工收入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全国31省（市）4268个样本的实证研究[J].青年研究，2015（03）：20-29，94-95.
[4]夏季，陈婉娟，徐礼清.新生代农民工工资合理增长的影响因素分析[J].湖北农业科学，2014（06）：1456-1459.
[5]刘健.新型城镇化下劳动力人力资本投资与城乡收入差异分析――以中部六省为例[J].企业经济，2013（05）：129-133.
[6]叶青华.人力资本投资与农民收入增长[D].成都：西南财经大学，2007.
[7]陈利锋.二元劳动力市场、异质性雇佣成本与失业波动[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02）：67-77.
[8]任丽新.二元劳动力市场中的农民工权益问题[J].理论学刊，2003（04）：111-114.
[9]马广海.二元劳动力市场与对农民工的制度性歧视[J].山东省农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3（05）：18-20+159.
劳动力市场现状篇2
就业总是当今全球性的大问题。当前，我国更是面临着不容乐观的就业形势：在城市，富余人员约2000多万；在，农村剩余劳动力约为1亿多人。失业规模逐步增长，隐性失业随着企业改革力度的加大日趋突出，农村剩余劳动力离开土地向非农业、向城市转移的压力越来越大，还有不断新成长起来的劳动力加入劳动力市场，诸多方面的因素交互作用，使我国的就业与失业问题日益严重，再就业工程面临严峻挑战，成为颇难求解的难题。
这道题虽难求解，却不能不解，也不是无法求解的。它需要借以时日，但眼下最要紧的是一步一步地做，不断地破题求解。本文的观点是：现实地面对我国劳动力高超状况，借鉴西方经济和外国在促进就业方面的一些成功举措，充分认识再就业工程的意义，依据我国失业、下岗主要与人口基数庞大、体制改革、产业结构调整等密切相关的实际情况，对再就业作出具体的选择。
一、我国劳动力市场的态势--失业危机的警钟已经敲响
来自各方面的资料和专家学者们的分析预测表明，我国已进入新一轮失业高峰期。据统计，1994年全国城镇企业失业职工人数猛增到180万人，相当于前7年失业职工人数的总和，平均失业周期也处长到半年，比过去增加一半。到1995年末，我国城镇失来登记失业人数已增加到520万人，其中失业职工有261万人，比上年增长45%，城镇登记失业率达到2.9%。1996年我国城镇登记失业率达到3%。1997年我国城镇失业状况更加严重，城镇登记失业人员570万人，城镇失业登记率为3.1%。由于我国现行失业统计口径偏窄，统计数据也不够准确，使失业计数值偏低。据有关部门调查，在实际处于失业状态的城镇劳动力中，去劳动部门登记的人员不到一半，同时也有一些登记失业的劳动力实际上已经自谋职业。总体上看，上述统计失业人数和失业率都明显低于实际水平。从今后的发展趋势看，由于我国劳动力供求总量与结构性矛盾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难以根本解决，在继续推行"柄价目根本性转变"，进一步加大企业改革力度，对大批亏损企业实施兼并和破产措施，国有企业和城镇的实际失业水平或下岗人数将人数将会继续增大。这表明，目前我国城镇的实际失业水平已经创建国以来的历史最高记录，并且形成第三次失业高峰。
目前，全国约有劳力资源8.3万人，"九五"期间，全国新成长的城镇劳力预计在5400万人左右，而按照以往国民经济增长与就业岗位增加的关系测算，同期可提供的就业岗位仅为3800万人，尚有1600万人将难以就业，据国家劳动部的有关材料，到"九五"末期，我国城镇失业率将由近几年的3%左右增加到7.4%。但这还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假如我们隐性失业公开化，就业形势则更不容乐观。据估计，目前隐性失业人员约有2000-3000万人，在我国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单位中还有约2200万富余人员需要分流，农村有1.3亿剩余劳力需要转移。大量的事实表明，"九五"期间乃至在更长的一个时期里，我国将面临着前所末有的巨大的就业压力。现在明摆着的几个主要问题有：一是经济发展可提供的就业岗位与城镇需要就业的劳力数量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如不采取有力措施，失业人数还将大大增加。二是随着经济结构的调整，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我国原有的就业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例如长期来作为城镇就业主渠道的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中的大量冗员丞待分流安置，用人规模难以进一步扩大；而城乡个体、私营经济和外商投资企业，以至乡镇企业由于其规模相对较小，短期内也不可能吸纳更多的劳力就业。三是择业观念陈旧。主要表现在市场观念淡薄，计划经济观念根深蒂固。认为就业也有计划，下岗有计划，再就业还得计划。把再就业视为都就业，而且是由政府统一安排就业。希望工作任务要轻，管理制度要松，工资收入要高，福利待遇要好。各方面条件不如以前，有业也不就。四是劳动者素质难以适应经济发展和竞争就业的需要。一些新兴产业特别是高产业各种专门的管理人才和科技人才缺乏，并且在今后一个较长的时期难以满足需求。"有人没事干，有事没人干"等结构性失业问题仍将比较突出。五是在劳力供大于求的情况下，往往使处于弱势的残疾人、部分子劳动力和大龄失业、下岗人员等特殊群体的就业难度越来越大。由此可见，我国失业危机的警钟已经敲响，今后再就业工程所随的压力更加沉重，再就业难度越来越大。再就业工程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二、实施再就业工程是的现实选择
再就业工程是充分发挥政府、、劳动者和各方面的积极性，综合运用政策扶持和各种就业服务手段，实行企业安置、个人自谋职业和社会帮助安置相结合，努力帮助下岗职工、失业人员和企业富作人员实现再就业的一项社会系统工程。再就业工程是一个特殊的就业。因为再就业工程的主要对象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即下岗职工、失业人员和企业富余人员。"下岗职工是指由于用人单位的生产和经营状况等客观原因，已离开本人工作岗位，并不在本单位从事其他工作，尚未找到工作，仍与用人单位保持劳动关系的人员"。"失业人员是指在城镇常住人口中，在法定劳动年龄内，有劳动能力，有求职愿望但无业的人员"。"富余职工是批超过企业定员标准的人员"。（《就业指南》第56页，言实出版社）。问题是：改革开放20年来，我国很快，社会面貌和人民生活水平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职工下岗或失业却越来越多，并要实施再就业工程呢？
历史地看，这是过去实行计划经济管理体制长期积累的矛盾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显现。我国过去实行的是由国家统包统配的就业制度。面对经济基础落后的人口多的国情，为社会稳定和保证人民生活，我国一直实行"低工资、高就业"的方针。其结果就是两个人的活儿三个甚至四个五个人干，以此来保证大家都有活儿干，都有饭吃。特别是国有企业，更是如此。随着经济体制的转轨，企业要在市场中生存和发展，就要减员增效，也就是裁减冗员，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经济效益，因而一部分职工的下岗或失业也就难以避免。 现实地看，随着企业深化改革、技术进步和结构调整，一部分职工下岗或失业也是难以避免的。党的十五大提出要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的要求，对国有大中型企业实行规范的公司制改革，使企业成为适应市场的法人实体和竞争主体。要力争到本世纪末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建立起企业制度，经营状况明显改善。这就是说，在今后二三年内，要有一大批国有大中型企业面向市场、依法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谋发展。企业吃国家"大锅饭"，职工端企业"铁饭碗"的状况会从根本上改变，企业优胜劣汰机制和劳动力合理流动机制将真正形成。因而"减员增效"是企业走向市场的第一步。同时，有些职工下岗或失业是由于职工自身问题造成的，主要原因是文化水平低，职业技能单一，以及观念落后，适应性不强。
总的看，我国目前的企业职工下岗或失业，主要是经济发展多年积累的深层矛盾的综合反映，也是改革和发展进程中必然经历的阶段。因此，在目前社会保险体系不健全的情况下，由政府大力促进和推动的再就业工程就成为分流安置下岗、富余职工和解决失业人员再就业，解除职工的后顾之忧的最现实的选择。做好再就业工作，不仅是个重大的经济总是而是个重大的问题；不仅是现实的紧迫问题，而且是长远的战略问题，是当前关系改革、发展、稳定全局的头等大事。
三、我国失业主要成因：体制型失业和结构性失业
失业的成因很多，有体制型失业、磨擦性失业、周期性失业、结构性失业等等。每个国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社会经济背景下，会有不同的失业特点。我国目前失业的主要成因应是体制型和结构性失业。分析失业的成因有利于采取有效手段，解决失业问题。
（一）体制型失业是我国体制转轨的必然产物
在不同的经济增长阶段和不同的制度框架里，失业具有不同的内涵。在此，我们将一个国家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因体制转轨引起企业组织制度变革，产业结构调整使劳动力在不同企业、产业和地区间进行重新配置，进入就业--失业--就业的运行过程中，当失业者不能即时就业就形成体制型失业。包括公有经济内部的隐性失业以及隐性失业显性化所导致的。体制型失业正是造成我国"下岗"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而"下岗"这种现象并不是一种普通现象，在西发达国家比较罕见。因而，我国职工下岗下发达国家的失业是不同的：第一，从劳动关系看，发达国家失业者的雇用合同已被解除，其在上和实际上都是完全的自由劳动力。而我国下岗职工的劳动关系在法律上仍然维持着，故在一定程度上仍受劳动合同关系的制约。第二，从劳动活动看，发达国家的失业者在法定的正常工作时间内，一般没有任何收入的职业活动。而我国由于没有一个健全的就业申报和登记制度，还没有对下岗职工的职业活动进行有效的监控和管理，也就不能全部了解下岗职工是否在法定的正常工作时间内进行某此活动。第三，从经济关系看，发达国家的的失业者从公共福利机构领取失业救济金和享受社会福利，而不是像我国下岗职工那样，从其所属单位或雇主那里领取"工资"和享受有关福利。第四，从上岗时间看，发达国家中失业者重新就业上岗的时间间隔较短。由于我国人口多，就业压力大，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的一些下岗职工，由于生产经营等因素的不确定，重新上岗的时间间隔较长。由此也就形成了我国体制型失业的特殊性及其再就业的选择问题。
我们解析体制型失业的再就业问题，我们不能不用一种历史的眼光来重新审视体制型就业问题。在延续了30年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内，城镇劳动力资源采取了国家统包统配、安排就业的行政性配置方式。由于想工作就应该、而且真能得到工作，于是大量的潜在劳动力资源转变为现实的劳动力供给。这就使得许多企业在自愿的劳动需求一定的前提下，不香港接受计划部门过量的劳动力配给。于是"冗员"和"在职剩余劳动力"的广泛存在。同时，在传统经济体制内，国有企业还不能是真正的企业，由于企业预算的约束软化，企业领导人的地位、权力升迁是和企业规模成正比，而人员规模又是徇企业规模的基本指标之一。因此，每个企业除存在投资饥渴症之外，同样存在就业指标饥渴症，各企业领导都有使本企业规模越来越大，从而使职工越来越多的行为偏好。其结果是在旧体制内广泛存在"隐性失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特别是其微观基础国有大中型企业的股份制改造和公司化运作，使企业正在一步步成为自负盈亏、具有刚性预算约束、以利润最大化为经营目标的市场主体。在这种变革的制度框架内，企业对生产要素投入组合的选择，就不再依据上级的纵向指令，而是依据市场供求和价格信号，通过成本检验--即最小成本原则来予以确定。这样，在严格的成本约束条件下，经济效益好的企业如果不按照成本--收益原则滤出冗员，经济效益就会滑坡，而亏损和微利企业如果不减员增效，就会破产倒闭。因此，大理的隐性失业逐渐显化，形成体制型失业。
（二）结构性失业是进步和发展的负面产物 科技发展是经济发展的直接推动力。科技发展创造了新的产业，同时也创造了新的就业岗位。但是就在新的就业岗位产生的同时，传统产业不断用新技术进行改造，提高本产业的酱有机构成，或使原有产业的劳动者被不断挤出，劳动力供求结构再次变动。当被挤出的劳动者在知识结构和专有技能上不能满足新兴产业的需求时，则造成劳动力供求总量均衡下的结构性失业。对此我们将结构性失业定义为由于科技进步引起经济结构的改变，劳动力的供给与需求在职业、技能、产业、地区分布等方面的不协调而引起的失业。或者说结构性失业是科学技术发展的负面产物。
科技进步导致部分职工下岗或失业，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技术进步，必然推动国民经济结构包括产业结构、产品结构、技术结构等方面的调整，而国民经济结构的调整不可避免地会带来一些职工的下岗或失业；二是对企业来说，技术进步是企业降低成本，提高效益，增强市场竞争力的法宝，直接关系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但企业的技术进步对企业职工提出更高的要求，那些不适应要求的职工就难免下岗或失业；三是由于技术进步，现代化的设备和管理会代替部分人力，从而也会使一些职工下岗或失业。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是党的十五大提出的一项战略任务。"九五"期间我国要逐步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大力推进技术改造，不断提高科技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含量，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意味等量投资所创造的就业岗位的减少，对劳动力的有效需求相对下降。从目前经济现状来看，我国原有经济水平下形成的生产能力大多趋于饱和，多数待业的产品不适应市场需求，企业效益低，经营困难。因而依靠科技进步，对现有企业的数量结构和产品结构进行调整，有利于增强企业的潜力，有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但不可避免地会带来部分职工的下岗和失业问题。 四、创造就业机会--再就业的根本选择
再就业首先是一个就业，其根本的出路在于深化改革、，创造各种就业机会。我国是人口大国，我国劳动力供大于求的矛盾的长期存在，决定了创造就业是我国再就业的最根本的战略选择。创造就业机会，首先要求我国在观念上真正重视就业这项工作，尤其是各级党政领导。人民安居乐业是稳定的基础。就业问题解决不好，劳动者不能乐业，就等于没有饭碗，这是社会稳定的大事。然而现在我们评价一个地方领导者的政绩，总是习惯于看增加了多少产值、上了多少个项目，很少将就业问题是否解决得好与政绩联系起来。这在一定程度上使一引起领导干部对就业问题不那么关心。失业率本来是反映经济状况的一个晴雨表，但我们的一些领导干部谈经济工作时谈上半天也未必会提到失业问题。应改变这种状况，而改变这种状况，就需要通过落实责任制等措施，将责任落实到各级党政领导身上，像控制物价上涨那样控制失业率的增长，像抓项目那样抓扩大就业，像抓菜篮子工程那样抓再就业工程。
（一）要发展经济，增加就业岗位。因为就业问题的根本解决取决于国民经济的长期繁荣。在此起彼伏的亚洲危机中，我国九八年GDp的增长率仍定为8%，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便是增加就业机会的需要。在当前特别要发展能容纳更多劳动力就业的第三产业、非国有经济、中小以及区街经济、社区服务等新的就业增长点，以增加就业岗位，安置更多的劳动力就业和再就业。国内外的经验证明，经济越发展，第三产业在经济中的比重越大，创造的就业岗位就越多。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第三产业还很不发达，在国内生产总值中仅占31%，因而相比之下，随着第三产业的发展，其解决就业潜力是巨大的。另外，据测算，"八五"期间城镇仅私营、个体经济组织新增就业人员1380万相当于同期城镇新安置就业的40%。实践证明，只要政策对头，是可以开发出更多的就业岗位以解决就业和再就业问题的。
（二）创造就业机会，需要我们的各项经济政策充分考虑扩大就业的需要。经济增长是扩大就业的前提条件，因为就业机会是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创造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只要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就业问题就能而然地得到解决。就业问题的解决不仅需要有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还需要有一个合理的经济结构，需要有一套有利于扩大就业的产业政策，投资政策和贸易政策。西方发达国家制定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时一般是充分考虑扩大就业的需要的，能够创造一定数量的就业机会，往往能够作为政府批准一个贸易项目的重要理由。相比较而言，我们的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等经济政策，对扩大就业的考虑就显得很不够，有人形容为见物不见人。现实当中很少会听到在论证某项政策调整或论证某一项目、某一笔贸易时，会把扩大多少就业机会作为一条理由，或者说在作出这些决策时就没有很好地去一下这项决策与就业的关系。我们应认真研究我国的产业政策、贸易政策、投资政策以及产业结构、企业结构等经济结构，与扩大就业之间究竟哪些方面适应，哪些方面不适应，应如何调整。并不是只有经济增长才能带来新的就业机会，结构高速照样能够产业新的就业机会（当然有时也会丧失一些就业机会），如果既能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又保持一种合理的经济结构，则会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
（三）要深化国有企业改革，转换企业机制，实现扭亏增盈。这样，随着企业经济效益的好转和企业的扩大，一些企业的劳动力需求会有所增加，企业中原有富余人员可能就会变得不富余了。同时要注重拓宽就业渠道，开辟新的就业领域。大力发展非正规部门就业、弹性工作、非全日制工作、小时工等多种灵活的就业形式，以拓宽就业渠道。
（四）创造就业机会，需要社会各方面都行动起来，成为社会的共同行为。除了各级领导重视，有较高的经济增长率，政策结构调整，拓宽就业渠道外，还需要社会各界及劳动者个人都形成一种创造就业机会的意识。一个企业，其对社会的贡献，不仅在于向国家缴了多少税，还在于创造了一批人的就业机会。企业家们应当有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这样一种社会责任感。劳动者个人不仅应当通过参加培训，提高技能以适应劳动力市场的需要，也应当有一种创造就业机会的意识，为自己进而为他人创造就业机会。舆论媒介也应为全社会形成创造就业机会意识做出贡献，舆论推动的力量是不可抵估并且是无法替代的。
五、政策支持和市场就业并轨--体制型失业的再就业选择
体制型失业是我国市场化改革面临的深层次问题。今天的下岗事项在当时进入体制内就业时，实际上每个人都抱定这样种理性预期：不仅"面包"会有，而且房子会有，福利待遇会有，也因此，每个就业主体在选择工作时，通常都将国有大中型企业视为首选目标并以能够挤入这些单位工作为荣。经过了几十年计划经济体制""和"培养"，这种理性预期已经定化为保险意识。换言之，旧体制的低工资、高福利举措、政府的无失业担保以及未来养老保险的承诺等都已经内化为体制内就业主体的"意识形态"。如果说从一种体制转换为另一种体制会是一个艰难过程的话，那么让体制内就业主体由一种就业习惯转换为另一种就业习惯，同样也是一个十分艰难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仅"面包"可能会丧失，而且福利也同样可能会丧失。由此可知，体制型失业是我国市场化改革不得不面对的深层次矛盾。解决体制型失业问题，显然与解决其它类型失业问题截然不同。
不可否认，今天的在职失业者和下岗职工即使无"工"可作，宁愿继续滞留在公有经济部门而不愿彻底离开公有经济部门去非公有经济部门就业，原因就是这一就业行为选择背后的益：一是政府应当对过去的劳动贡献予以补偿；二是体制内福利的转移问题，特别是住房福利和社会保险福利的转移问题。对此我国给出解决体制型失业者的再就业的基本思路是：政策支持和市场就业并轨，在体制型就业区域和市场型就业区域之间设置某种利益通道，以确保体制型失业者向市场型就业转变。基本的政策措施必须贯彻标本兼治的方针。首先对下岗职工的基本生活费一定要有保证，并积极建立和完善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其次是在体制型就业与市场型就业之间实施具有变通和妥协性质的政策安排，以实现体制型失业者在非公有经济领域的"软着陆"。比如工龄连续：公有经济职工到非公有经济就业，可以连续计算工龄。房改优惠的补偿：下岗职工到非公有经济就业，可以连续计算工龄。房改优惠的补偿：下岗职工到非公有经济就业，就应综合考虑其原有的就业工龄及其它贡献因素。补偿其应得的房改优惠等等。第三，政府可以实施"赎卖"政策，通过工龄一次性买断方式或者分期付款方式，不仅补偿下岗职工的待业生活费，而且按照工龄补偿其过去的劳动贡献，以诱导公有经济部门下岗职工的退出行为。第四，充分开发利用劳动力资源，努力开发就业岗位，实现劳动者自主择业，市场调节就业，政府促进就业，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完善市场就业机制。
六、人力资源开发--结构性失业的再就业选择
在发展与经济社会经济发展相互促进、相互转化的联动机制下，每一个科技进步特别是技术革命无不在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打下深深的烙印。几次产业革命不仅本身就是科技发展的直接结果，而且推动了产业结构的成长与不断调整。们随着科技水平的更新换代与产业结构的升级，结构性失业始终如同鬼魅一样依附于经济发展过程，成为经济发展过程中不能摆脱的顽疾。技术的他新和发展具有超前性，总走在广大劳动者知识技术水平的前面，劳动力知识技术水平的相对滞后使得劳动者难以在短时间仙适应和接受新的科学技术，熟练掌握就更需要假以时日。这就造成了结构性失业的长期存在。结构性失业既是科技技术和经济发展的产物，也是科学技术和经济进步发展的阻力。要解决结构性失业问题还必须从提高劳动者素质开始。作为政府应该努力建立一套机制，创建一种环境，使劳动者能迅速提高自身素质，调整知识结构，培养适应市场需求的专业技能，从而适应产业结构的变迁，促进经济的增长发展。因此，结构性失业调整的有效手段是人力资源开发。
自从人力资本产生以来，人力资源开发作为一个战略逐步被越来越多的人士所认同。其中包括企业家和国家管理决策人员，也包括经济、管理和社会学家。一些有识之士指出，应将人力资源能够有效地促进经济的增长，减少结构性失业，提供劳动力的创业能力，是增加就业机会的重要途径。
劳动力市场现状篇3
[关键词]劳动力市场；失业；就业弹性
一、劳动力市场建设的必要性
事实证明，劳动力市场建设和发展滞后已经成为市场经济体制健全和完善的制约因素，直接影响到劳动就业这一重大经济社会问题的有效解决，因此，采取必要的有针对性的措施，加快劳动力市场建设已经日益具有必要性和紧迫性。
1.解决劳动力市场信息不对称问题，充分发挥劳动力市场信息功能的需要。要解决摩擦性失业的难题，就必须加快劳动力市场建设，特别是强化劳动力市场的信息收集、整理和传递功能，尽可能使不同市场主体对信息的了解和掌握的差异性相对缩小，从而逐步消除信息不对称产生和存在的基础，为实现充分就业创造必要的信息条件。
2.提高劳动力的流动幅度，扩大异地就业的需要。劳动力市场建设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劳动力流动总量的增加和频率的加快，个人的职业流动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劳动力市场化程度的影响。在我国计划经济体制下，基本没有劳动力市场，国家通过高度统一的工资和社会保障制度以及户籍管理等行政手段，对劳动力在不同工作单位和经济部门之间的流动加以严格控制，劳动力的流动率是很低的。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劳动就业制度的改革和劳动力市场建设的加快，我国的劳动力流动率有所上升，但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相比还有较大差距。据中国社科院“中国城镇劳动力流动”课题组的调查，在北京、无锡、珠海三城市，劳动者的职业生涯中，从未改变过工作单位的个人比例仍较高，达30%以上。这一比例与日本横滨1970年的比例（34.9%）大致相同，高于美国底特律1970年的比例（13.9%）。这种状况充分说明我国劳动力的流动程度是比较低的，已经严重阻碍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建设和发展，影响我国劳动力市场与国际接轨，也不利于我国日益严重的失业问题的有效解决。因此，进一步加快劳动力市场建设，提高劳动力的流动幅度（即劳动力流动的频率与跨度）已经具有明显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3.缓解摩擦性失业的社会压力，实现充分就业的需要。摩擦性失业几乎在所有国家的劳动力市场上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不过在我国问题尤为严重，表现为一定时期内某地某种劳动力严重短缺，而另一地此种劳动力却大量过剩，处于失业状态。这种由信息不对称等原因形成的摩擦性失业从根本上说是在劳动力总供求基本均衡状态下的失业，其解决路径主要是劳动力市场的健全和完善，特别是劳动力市场信息的完备和对称。而后一方面问题已越来越成为摩擦性失业问题得以缓解的制约因素，有必要作为我国政府当前一个十分重要的战略性问题加以解决。
4.进一步提高就业弹性，遏制我国劳动就业与经济增长的非对称性趋势的需要。所谓就业弹性是指就业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的比率。其计算公式是：就业弹性系数=就业增长率÷经济增长率。在正常情况下，就业弹性应在0—1之间。一般地说，就一国长期总量生产函数而言，就业增长与经济增长成正相关。但在我国，由于经济转型和就业体制改革的影响，就业和经济增长出现了明显的非一致性。一方面经济持续保持高速增长，另一方面就业增长率却逐步下降，失业人员逐年增多，2003年我国城镇登记失业率达4.3%，1991—1997年间，我国就业弹性系数保持在0.08—0.17之间，明显偏低。2002年的就业弹性系数比1996年又下降了0.02个百分点。要遏制劳动就业方面这种非正常状况，除了政府采取有力的宏观调控措施加以调节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加快劳动力市场建设，以市场化的调节机制协调就业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二、劳动力市场建设的路径
尽快改变目前我国劳动力市场不健全、不完善、不统一的“三不”状况，使劳动力市场成为解决劳动就业问题的健康有效的平台，并做到与国际劳动力市场接轨，已经成为我国的一个十分紧迫的战略任务。为此，有必要深入探讨我国劳动力市场建设的有效路径。
1.进一步从理论上给劳动力以科学的市场定位。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后，劳动力作为商品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为社会各界所公认。现在的问题是必须真正确立劳动力作为一种重要的生产要素，允许其在市场上自由流动，从而实现优化配置，实现劳动力的“充分就业”，这是市场经济客观规律所决定的理论观点。需要各级政府进一步解放思想，以积极的态度对待劳动力的流动，为劳动力的流动提供可靠的制度保障和政策支持，克服劳动就业问题上的地方保护主义等各种行政壁垒，正视并解决劳动力自由流动可能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从而为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创造宽松的社会环境。2.对劳动力市场的科学定位。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劳动力市场和其他要素市场一样，是完整的市场体系的一个局部，是市场体系链条上的一个重要环节，劳动力市场的健全和完善与否反映一个国家的市场体系是否健全，也是一个国家的市场经济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志。同时，劳动力市场还不同于其他要素市场，因为劳动力市场的交易对象是劳动力，而劳动力的载体是人，所以，劳动力市场是特殊的具有决定意义的要素市场。同时，当前我国劳动力市场建设和发展的状况离wto的要求还有较大距离，一些西方国家至今还不承认我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因此,我们必须特别重视劳动力市场的建设和发展，把培育和发展劳动力市场作为健全和完善市场体系的重中之重，抓紧抓实抓好，并尽快解决劳动力市场发展滞后所导致的一系列问题。
劳动力市场现状篇4
【关键词】二元劳动力市场内部劳动力市场缺陷制度创新
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使我国劳动力市场经历了认识和实践不断深化的过程，劳动力配置方式已步入市场化，但与其它要素市场相比，仍处于滞后状态。其主要原因来自政治和社会方面。正是由于经济改革进程的迅速推进与社会和政治领域中传统制度变革的滞后，使得中国的劳动力市场演变成一种二元分割的格局。这种格局限制了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弱化了市场机制的作用，降低了劳动力市场运行的效率，更导致了某些特权、垄断、歧视、不公平等缺陷出现。旧体制与经济增长的矛盾交织，迫切呼唤制度创新。
一、内部劳动力市场的经济分析
经典的二元劳动力市场理论把劳动力市场划分为主要部分和次要部分二个部分。主要部分具有工资高、工作条件优越、就业稳定、安全性好、个人升迁机会多的特征；而次要部分则欠缺上述特征。两个部分的劳动力市场结构是明显不同的。次要部分实质上是个完全竞争市场，工资倾向于均衡水平；但主要部分则表现为不完全自由竞争的市场特征。按经济学家设定，所谓内部劳动力市场，即属于或完全处于一个大型企业或特殊的垄断行业之中。
1、内部劳动力市场一般有三个特征
第一，有高度的组织管理规则和程序，这些规则和程序代替了供求的力量。第二，内部劳动力市场把特权地位授予“内部人”（已经受雇的人）而不给外部人。一旦一个人被可靠地安置在内部劳动力市场，他就在很大程度上免除了来自外部人的经常性竞争，而外部人只能以有限数目的低级位置进入内部劳动力市场。第三，内部劳动力市场的工资常常高于市场均衡水平，受外部劳动力市场条件的冲击和影响相对较少。
2、影响内部劳动力市场的因素分析
关于中国的劳动力市场被多重分隔的研究已经很多，特别是正规劳动力市场（主要部分）和从属劳动力市场（次要部分）并存的格局给中国的劳动力需求与供给，乃至整个经济增长都带来深刻影响。目前中国劳动力市场的现实是劳动力可以在部门之间或城乡之间流动，却不能进入特定的劳动力市场，政府在着力拆除一些政策“藩篱”之后，正规劳动力市场就成为政府还在坚守的少数几块计划经济时代的传统“阵地”。
在正规劳动力市场中，国有企事业机关，尤其是靠行政拔款单位的正式员工带有明显的内部劳动力市场特征。在这个实质上没有市场的内部劳动力市场中，劳动力不能通过市场机制自由配置，而是在内部借助一系列行政体制和手段来进行配置。
影响内部劳动力市场因素既有社会性要素和组织性要素，也有市场性要素。社会性要素指的是家庭背景、所属阶层、文化、歧视和习俗等。它对市场的人员构成、供求状况以及工资水平产生的影响同样不容忽视。一个人的经济、社会、政治地位都会或多或少地从其职业上综合地反映出来。社会性要素对个人择业的幅度和在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性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试想，一个老百姓的女儿和一个为官的人的女儿，虽有同等的学历，到底谁更有可能如愿以偿地成为热门职业队伍中的一员？其家庭背景发挥着重要作用。一个人通过自己勤奋努力改变所属社会层面的可能性越大，机会就会越多，可以说在选择职业的过程中，作为个人能够跳出个人所属社会层面的可能性很少，这几乎是一个规律。
因此，由某些社会性要素产生的择业优先权、近亲繁殖现象在某些热门行业中普遍存在，世袭制、家庭制、裙带关系更是内部劳动力市场的极端形式。
组织性要素如政府及大型企业等各类组织对劳动力市场同样也产生重要影响。现代劳动力市场理论认为组织能为劳动力市场提供一系列的交易规则，如国有企业人事管理政策规定、什么人有资格参与某类工作的竞争、政府规定的最低工资水平、公务员法定工资增长等等都会对劳动力市场产生影响。在弥补劳动力市场本身不能克服的缺陷的同时，也设置了一些障碍，如工资过高脱离市场供求状态、组织性垄断等。其中劳动力市场垄断力量的存在很大程度上与现实中存在的二元劳动力市场密不可分。像供电、供水、供气、电信、邮政、投资银行、商业银行、保险公司、铁路运输等这些垄断部门各有特点，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即它们无一例外地都受到政府的高度
保护，这类垄断性行业具有明显的内部劳动力市场特征。
二、内部劳动力市场缺陷与制度供给不足
中国现代劳动力市场的真正发育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才出现的，但与其它要素市场相比还处在滞后状态。这种发展滞后形成的主要原因既来自经济方面，更来自政治和社会方面。与资本市场、商品市场相比，劳动力市场分割最为严重，正是由于开放和经济改革进程的迅速推进与社会和政治领域中传统制度变革的滞后，使中国的劳动力市场演变成一种多重分割的格局。这种格局的存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一种有效机制所产生的效能。
1、内部劳动力市场缺陷与制度的时滞性
在现代市场经济运行中，人力资本的重要性逐渐上升，物质资源的重要性相对逐步下降，必定要求现有的政治法律制度相应变革。制度是关于社会政治和经济行为的准则体系，但一般而言，制度的革新总有一定的时滞，这是因为现有的法律和制度安排状态的存在，不仅制约了制度创新的范围，而且还影响到安排创新需要的酝酿时间；同时，在原有制度尚具有一定价值时，人们往往会继续对之加以利用，而不会遽尔。
2、内部劳动力市场缺陷与产权制度
在经济发展中，制度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特别是制度体系中几种基本的制度安排，其完善与否更决定了一国经济发展的绩效。其中产权制度是制度集合体中最基本、最重要的制度。经济学理论已证明，一种完全的市场制度是资源得到最优配置的基本前提，也是经济发展的基本平台，而国家制度既可促进经济发展，也可以阻碍经济的成长。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它倾向于城市居民全面就业的政策取向。劳动者一旦在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就业就享有终身就业的预期，企业没有用工自由权，解雇员工十分困难，因此在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内部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工资和雇佣双重刚性。在政府导向下国有企业、事业机关人员往往超过实际需要，进一步强化了国有企业的“内部人控制”，最终导致国有企业整体效率的低下。
3、内部劳动市场缺陷与寻租行为
制约体制外劳动力进入正式劳动力市场的障碍主要是制度性的，如干部选拔制度、企事业单位人事安排制度等。在传统体制保护下，国有单位内部劳动力市场几乎无人员外流的渠道，内部人长期处在无竞争压力和失业压力的状态下。这种制度下形成了新的不公平，旧的制度安排形成了一小部分特权阶级，而推行新的制度安排，则往往会触动这些人的利益，由于他们具有一定的市场力和非市场力，使得对制度的创新过分谨慎，甚至抵制。
更严重的是，由于内部劳动力市场的不完善、不成熟，创造了一些行政特权，这些人事安排的特权被拥有某些自由裁量权的官员掌握，这种设置特权体制的活动，称之为创租。创租不仅破坏了平等的竞争规则，还造成了寻租的可能。由创租和寻租将会产生一个腐败蔓延的恶性循环圈和一批靠寻租活动发财致富的官僚团体。屡见不鲜的买、卖官行为；领导干部利用职权“硕士化”和“博士化”行为，就是在经济转型过程中，某些制度缺失、供给不足产生的扭曲现象。
三、内部劳动力市场修复与制度创新
对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需要借助市场机制来促进经济增长和发展，但并不是坐等市场机制自动地运行，而需要有效的政府机构来发展市场，市场运转的质量往往取决于政府的有效作用。
1、制度创新的公平性原则
公平性原则是制度创新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制度创新进程中必须始终贯彻的一个重要原则。市场机制配置劳动力，要求社会有一个公平竞争的制度和政策环境。国有企、事业单位制度性的工资决定了就业刚性，使得企业没有用人自和劳动者丧失择业权。僵化的国有企业内部劳动力市场机制不仅造成内部资源的浪费，也更加剧了社会不公平。因此，中国劳动力市场现行格局必须改变，而这种改变的要义是打破市场的制度性分隔，进一步改革国有企业市场运作的环境，破除影响内部劳动力市场发挥作用的制度约束，建立起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的统一的劳动力市场。
2、制度创新的效率性原则
效率性原则在制度创新中占有突出地位。效率性原则在于提高资源配置和资源使用等方面的效率。为此，就要努力消除一切制度性延误。国有企业、事业机关效率低下是不争的事实，传统体制下国有企业内部劳动力市场之所以配置资源的效率低，关键原因之一是没有相应的外部劳动力市场与之配套，没有外部劳动力市场的配套，国有企业内部劳动力市场不能称其为市场。国有企业内部劳动力市场对内缺乏活力，对外没有通道交流，组织效能低下是必然的结果。内部劳动力市场通过企业的行政组织方式配置劳动力资源，外部劳动力市场则通过外部市场方式配置劳动力资源，两者发挥作用的机制和领域各不相同，但都要服从节约成本、提高效益的目的。
3、制度创新的竞争性原则
人事制度的改革在中国改革进程中是需要攻坚的一块改革阵地，其复杂性决定了有关制度改革与政策调整方面的困难程度，但政府的作用终究是补充市场，而不是代替市场，政府的经济职能重在培育和扶持竞争体制，使微观经济充满竞争。因此，人事制度的改革更需要在制度安排上大胆探索、求实创新。
长期以来，国有企业、科研机构以及研究型大学一直是中国创新的主体，但这些创新主体基本上都属于国家企事业单位，它们中的多数受计划体制的影响，市场观念、竞争意识还比较缺乏，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加强创新主体的体制改革，转变其创新的行为。近年来，对国有大中型企业进行规范的公司制改革，对国家科研院所的企业化改革，目的就在于通过制度创新转变观念，坚持市场化方向。
【参考文献】
[1]张培刚：发展经济学[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
[2]李建民：中国劳动力市场多重分隔及其对劳动力供求的影响[J]．中国人口科学，2002（2）．
劳动力市场现状篇5
关键词：知识经济人力资本供求教育体系
人类社会已进入21世纪，劳动力资源资本化已成为知识经济时代的大势所趋。人力资本是知识经济时代经济增长的真正源泉已得到了全世界广泛认同。然而，我国是一个人力资源极其丰富而人力资本极度匮乏的国家，劳动者所拥有的知识、技能还不能跟上知识经济时代的步伐，因此，重视人力资本的培育和配置问题将是提高我国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前提。本文以劳动力市场作为体现人力资本供求关系的载体，反映市场机制作用下人力资本的配置状态，通过对现阶段人力资本供求状态的分析和预测，以期为进行人力资本培育提供重要依据。
劳动力供求状态与人力资本供求趋势的关系
（一）人力资本水平的衡量
大量关于人力资本的研究成果认为，人力资本是凝结在人身上的知识、技能和健康的总和。其中，直接体现为人类劳动水平和效果的是劳动者所拥有的知识和技能。根据人力资本理论，我们用劳动者的受教育程度代表其知识积累程度，称为教育资本；用劳动者的技能水平以及职称等级等反映其劳动熟练程度，可称为技术资本。
（二）劳动力供求状态的本质
一个具备高效率的熟练的劳动力更容易被劳动力市场所接受，原因是其拥有更多的人力资本。我国劳动力市场上存在大量的低素质劳动力，这些低素质劳动力往往是供大于求，而对人力资本较高的行业和职位则是供小于求。因此，劳动力的供求状态从本质上来看正是其人力资本在市场上被认可、被接受和参与竞争的结果。
人力资本供求趋势预测与分析
为反映我国劳动力市场上人力资本供求关系的现状与未来趋势，本文选用求人倍率作为主要的分析工具。求人倍率是反映劳动力供给与需求适应程度的指标，其基本公式为：求人倍率=劳动力需求量/劳动力供给量，该指标用一个数值同时反映供需双方的状态，并衡量其供求平衡程度，可以反映相对供给的人力资本需求急迫程度，非常适于分析人力资本供求趋势的变化。
本文选取中国劳动力市场信息网的部分城市劳动力市场供求状况数据，通过对2001年1季度至2005年2季度共18个季度中，100多个城市的数据进行加工汇总后进行统计分析。考虑原始数据散点图基本呈直线趋势和锯齿型波动，本文选择直线趋势模型作为衡量劳动力市场上教育资本以及技术资本供需动态的基本模型，其具体形式为：Yt=b0+b1t(t=1,2,Λ，18)。其中，Y为各季度对不同人力资本劳动力的求人倍率，t为时间变量，b0为截距项，反映人力资本初始供求状态，b1为斜率，反映人力资本供求状态的变化方向和变化幅度。将数据引入模型，用oLS法估计参数，可以分别得到对教育资本和技术资本供需状态的模拟结果和趋势分析。
（一）教育资本供需状态及趋势分析
表1列出了五个层级的人力资本供求模型的有关参数。模拟结果显示，大学和硕士及以上教育资本的初始相对需求最高，但近年来相对需求变化甚小，甚至在逐渐下降，说明市场对该层级人力资本的吸收愿望和能力较小。从供求变动情况来看，市场对较低学历的劳动力具有较高的吸收能力，初中和高中学历的劳动力是当前劳动力市场的主力军，相对需求日益增大。
劳动力市场对不同教育资本类型的不同态度恰好反映出了我国当前相对落后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缺乏竞争力的产业结构。当前劳动力市场上对劳动力的需求绝大部分集中在制造业、批发零售、商业餐饮业中，低层次的产业结构自然带来低层次的劳动力需求。
（二）技术资本供需状态及趋势分析
根据劳动者所拥有的不同技能水平，笔者对技术资本也分为五类分别模拟其供求趋势，并将有关参数列入表2中。
可以看到，对技术资本的需求较教育资本而言其增长态势相当明显，尤其是对初、中、高级技工的需求增长更为突出。虽然其初始相对需求较低，但近年来市场对技术型人力资本的认可程度已经越来越高，未来对技术型人力资本的需求还将看高。
（三）当前我国劳动力市场对人力资本的供求趋势
1.教育型人力资本并未受到市场认可和追捧。在现今的劳动力市场上，受教育程度的“筛选”功能日益减弱，这一方面说明企业在挑选人才的价值观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更加看重能力和综合素质，但是另一方面，也说明我国的高等教育存在不足，高等学历的“筛选”功能在新的市场环境下难以延续，而我国教育体系的培养目标、内容、方法和手段等仍然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培养出的学生脱离实践，缺乏综合能力，千人一面的“机械化产品”。
2.对技能型人力资本受重视程度增强。随着劳动力市场的日益完备，产业结构的调整和生产方式的变革，政府、地方和个人在技能型人力资本方面的投资力度会逐渐加大。由于技能型人力资本通常是通过“干中学”、在职培训和职业教育来获得的，因此我国未来的职业和成人教育将会得到大的发展，提倡“终身教育”将是我国提高人力资本水平的主要途径。
3.未来人力资本供求关系会进一步失衡。初级人力资本日益供过于求，高级人力资本总是供小于求，由于人力资本的形成主要依靠接受教育和积累工作经验，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此外，劳动者从接受教育并开始工作之后，还有一个技能应用和成为熟练劳动者的时间过程。因此，人力资本培育具有很强的“滞后”效应。因此，初级人力资本过剩和高级人力资本短缺的状况在未来一定时期会更加恶化。
4.教育型人力资本与技能型人力资本的割裂还将延续。教育型人力资本与技能型人力资本的割裂使得我国难以在短期内积累起符合新的经济增长方式需求的创新型人力资本，当前我国人力资本培育的目标应该是尽快改革我国的教育体系，培养出能被市场认可的劳动者，只有同时兼具厚实的教育型资本和丰富的技能型资本的劳动力才能成为我国新一轮经济增长的支撑力量。
解决人力资本供求失衡的对策
笔者认为，要解决未来人力资本供求失衡问题的关键在于改变人力资本的供给结构，而教育体系的重构正是前瞻性人力资本培育的核心所在。
（一）树立“大教育”观和“终身教育”观
“大教育”观是教育不仅依靠学校正规教育，还有赖于家庭、社区、企业的共同参与；“大教育”观强调丰富多样的教育内容和教育形式；“大教育”观强调的是各层级教育子系统的相互衔接和协调运转，为经济发展输送合适的人才，这也是我们重构教育体系需要遵循的基本原则。“终身教育”观则是在实践中落实“大教育”观，建立“大教育体系”的基础。建立国民终身教育体系将对现有国民教育体系起到补充作用，并通过其完善和衔接，最后建成“大教育体系”。
（二）整合国家、企业、家庭、社区教育
与大多数人的一般经验相反，我国的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的份额其实并不算低，关键在于我国是穷国办大教育，只依靠国家是很难办好教育的。在“大教育”体系中，还应该充分发挥企业、家庭和社区的教育功能。在这一点上，日本、德国的经验值得我们学习。
在日本的教育体系中，学校负责培养具有高水平“综合智能”的毕业生，雇主则从学校挑选合适的雇员，为新员工提供所需的一切技术和工作技能，大雇主花大力气为新雇员提供一流职业技能的结果是日本企业的员工能够很快地适应不同的工作并在其中发挥创造性。德国企业则通过其著名的“学徒制”为新员工提升工作能力提供有效的帮助。
此外，我们应该重视家庭和社区的学习和教育功能，针对家庭和青少年教育及发展制订相关的政策和措施。如关注社会弱势群体、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以及女性人力资源开发问题等，并利用社区教育功能的广泛性，提供多种工作――学业衔接项目来提升劳动力的教育型人力资本和技能型人力资本，以弥补国家、企业和家庭教育的空档，对于构建完整的“大教育”体系具有重要的作用。
（三）发展职业教育和职后培训
我国的职业教育从1998年开始出现生源减少、质量下降，这与高等教育的高速扩张、社会观念的限制作用以及职业学校规范化程度低，教学质量差，专业设置与现实需求脱节等不无关系。因此，我们必须对职业教育的培养目标、培养方式、教学质量等方面重新以法律或制度的形式加以规范。
而职后培训则需要更长期的坚持和投入，由于职后培训往往在工作场合进行，是直接提高现有劳动者人力资本的重要手段。但我国职后培训还较为薄弱，企业不够重视，在职工培训方面的开支达不到国家规定的职工工资总额1.5%的最低标准。因此，制订法规政策保证企业和个人在职后培训上的投入应该得到重视。
（四）建立灵活的人力资本培育体系
劳动力市场现状篇6
[论文摘要]本文通过对劳动力参与率这个衡量指标及其影响因素的介绍和分析，阐述现今我国劳动力参与率偏高的现状，并分析其现象背后的成因，同时提出适度降低劳动力参与率以缓解就业压力的建议及对策。
经济学家普遍认为,一国或一个地区的经济增长取决于四方面的因素，即人力资源、自然资源、资本和技术。这些因素与经济增长之间均是正相关的关系。其中,在考察人力资源这个因素时,人们认为，在一定时期人口数量相对是固定的,认为经济增长的幅度和速度主要取决于人口的质量。但实际上,在人口总量一定的前提下，参与经济活动的劳动力数量并不是固定的。劳动力参与率便是这样一个衡量指标。
劳动参与率是经济活动人口（包括就业者和失业者）占劳动年龄人口的比率，衡量人们参与经济活动的状况。根据经济学理论和各国的经验，劳动参与率反映了潜在劳动者个人对于工作收入与闲暇的选择偏好，它一方面受到个人保留工资、家庭收入规模，以及性别、年龄等个人人口学特征的影响，另一方面受到社会保障的覆盖率和水平、劳动力市场状况等社会宏观经济环境的影响。个人和社会的多方面因素共同影响着个人的劳动力供给选择，并最终影响了社会整体的劳动参与率。
一、影响劳动力参与率的因素
1、年龄、性别因素
资料来源：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国家统计局人口和社会科技统计司编：《中国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中国统计出版社
从性别上看，女性的劳动力参与率远低于男性，这一方面是由于女性在社会分工中更多地承担了家庭中子女的抚育责任和更多的家务劳动，另一方面则是由于社会上劳动力雇佣方对女性劳动力的歧视普遍大于男性。随着六七十年代的第三产业的发展，许多适合由女性从事的职业逐步出现，才使得女性的劳动力参与率偏低的局面有所改善。
在劳动力参与率的性别差异中，两者之间相差的程度还呈现出随着年龄的不同而不同的特征。这主要是由于不同年龄的人群往往有着不同的劳动偏好和不同的社会责任，从而使不同年龄段的劳动力参与率各不相同。
2、教育发展因素
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全球化竞争的加剧，使得知识和技能在企业发展和竞争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市场竞争的激励，企业对人才所具备的能力要求的提升，使得当今社会就业形势异常严峻。竞争的激烈使得更多的劳动者选择接受高等教育来提升自身的人力资本含量，这就推迟了劳动者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时间，从而降低总体的劳动力参与率。近年来，我国劳动年龄人口中受教育者的比例有所升高，劳动者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平均年龄增大，我国劳动力参与率也呈现出下降的趋势。
3、收入增长因素
收入因素对劳动力参与率的影响有两方面，一方面，劳动者单位就业收入的增加会加大闲暇的机会成本，从而诱使一些原来没有加入就业队伍的人开始选择工作，促使劳动参与率的提高。特别是对于一些家庭收入水平不高的人来说，收入因素将会是决定增加劳动力供给的主要因素。这种影响就是收入增长对劳动供给的收入效应。另一方面，收入的增加又可能会使得一些家庭收入水平较高的劳动者退出劳动力队伍，从而降低劳动参与率，体现出收入增长对劳动供给的替代效应。收入的增加对个人劳动力参与抉择的影响是相反的，这两种效应对个人影响的强弱将最终影响个人参与劳动的决策，从而影响总体的劳动力参与率。
4、产业结构因素
在宏观经济中，产业结构也是影响劳动力参与率的因素之一。由于第三产业对于劳动力的需求最大，因此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结构中比例也决定了劳动力参与率的大小。在60-70年代西方各国的高速增长时期，各国第三产业增长较快，从而产生了大量的劳动力需求，带动了这些发达国家总体劳动力参与率的上升。
劳动力参与率这个衡量指标，体现出人们参与经济活动的程度，反映出人们参与劳动的状况。它受到许多社会因素的影响，也因此折射出社会生活中的许多方面。可以说，劳动力参与率是社会经济活动的指示器。偏高或偏低的劳动力参与率，都表明社会经济活动中存在相应的问题。
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无论是男性人口还是女性人口的劳动力参与率均高于其他国家，尤其是女性人口劳动力参与率水平不仅高于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的发展中国家，甚至高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发达国家。近些年来，政府采取了相应的措施降低劳动力参与率，也取得了良好的成效，劳动力参与率逐年下降。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相关数据，第四次人口普查到第五次人口普查的十年间，城市劳动参与率下降了近9个百分点。然而，目前我国劳动力参与率仍然处于较高的水平。不仅如此，由于教育机制的不合理，应试教育体制的实行使得许多劳动者的知识和能力结构不合理，劳动力总体素质相对较低，劳动力素质无法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造成了失业率偏高与劳动力参与率偏高并存的局面，加重了社会的就业压力，形成了社会潜在的不稳定因素。
二、我国劳动力参与率偏高的成因
我国劳动力参与率偏高的现状，是由我国的工资和福利政策、教育和社会保障的发展程度等多方面原因共同决定的。
1、工资收入偏低，扩大了家庭对社会的劳动力输出
我国尚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虽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实现了高速起飞和快速增长，但由于我国经济发展起点较低，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工资水平仍处于较低水平。这就使得家庭中需要有更多的家庭成员参与社会劳动来维持家庭生计，从而扩大了家庭向社会的劳动力输出。
2、投资市场不完善，劳动收入仍是个人收入的主要来源
我国市场经济发展时间较短，目前投资市场尚不成熟。中国股市弱有效性，使得居民在进行个人投资理财时仍然较为保守谨慎。在这样的投资环境和背景下，我国居民的收入仍然以工资为主，劳动收入仍然是人们谋生的重要手段。这就加大了人们对劳动市场的依赖性，提高了劳动力参与率。
3、就业关联型社会福利政策增加劳动者就业意愿
长期以来，我国实行的是就业、工资、福利三位一体的政策，劳动者只有就业，才能享受公费医疗、保险、住房公积金等福利措施。在农村，虽然实行大病医疗保险项目，但是农民自己分担的份额仍然较大，并且小额医疗费用无法报销。这种福利措施与就业状况相关联的制度，无疑加大了劳动者参加工作的意愿，促进了劳动参与率的提高。
4、教育观念较为落后，教育普及程度还较低
我国虽然实行了九年制义务教育，但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我国青少年的受教育水平仍然较低。在农村，失学问题更为严重，且女生的失学率高于男生。这就直接导致了劳动者在进入劳动力市场前的受教育水平偏低的现状，不仅如此，在劳动者进入劳动力市场前，大多没有接受必要的职业培训，这就使得参与劳动的劳动者素质仍有待加强和提高。教育水平的落后，使得许多青少年提早进入劳动力市场。
5、工资与工龄挂钩，劳动者提早进入劳动力市场
目前我国在计算工资水平时，由于普遍与工龄挂钩，因而人们往往选择提早就业以增加工龄，提高个人工资水平。在这样的工资政策中，许多劳动者提早进入劳动力市场，增加了劳动力市场中劳动力的供给，加大了就业压力。更为严重的是，许多未成年人也加入到浩浩荡荡的劳动大军之中，使得就业情况更为严峻。虽然我国《劳动法》规定，任何用人单位不得使用未满16周岁的童工。但实际上，仍然有许多企业不顾规定擅自雇用未成年人。这不仅造成劳动力素质低下，而且侵占了成年人的就业岗位。
6、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障制度仍不完善
随着医疗水平的提高，我国人口老龄化的趋势逐渐显现，我国已经逐渐进入老龄化社会。然而，我国的养老保险制度还不够完善，部分老年人需要靠超龄参加劳动来维持生活。这就使得许多老人不得不走出家门，二次就业。退休人员的二次就业虽然可以为家庭带来可观的经济收入，但却挤占了成年人的就业岗位，使得就业形势更为严峻。
三、适度降低劳动力参与率的措施
通过对我国劳动力参与率的成因进行分析可以看出，社会各方面制度的不合理因素的存在，导致我国劳动力参与率仍然总体偏高。适度降低劳动力参与率，缓解劳动力市场的就业压力，对于减少社会不稳定因素，改善目前我国失业率高的现状，都是十分重要而且必要的。在发挥市场作用的同时，还应该充分发挥政府职能部门的作用，采取相应措施来适当降低劳动力参与率。
1、完善投资市场相关法律法规，保护劳动者合法非劳动收入
目前，我国投资市场的相关法律法规仍不够完善，投资收入尚不能成为居民的主要收入。通过完善投资市场的相关法律法规，治理投资市场的不规范行为，发挥政府的监督管理和宏观调控的作用，从而增强居民对投资市场的信心，减少对劳动收入的依赖，降低劳动力的参与率。
2、调整工资政策，工资与绩效、能力挂钩
与工龄挂钩的工资政策使得劳动者往往提早进入劳动力市场。通过对工资政策实行调整，将劳动者薪酬与劳动者业绩、能力相挂钩，鼓励劳动者提高绩效，并自觉提高受教育水平，提高自身技能。这种与业绩、能力相挂钩的新的工资体制，能充分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并且，对劳动者能力的肯定和鼓励也能延长劳动者受教育的时间，从而推迟进入劳动力市场，缓解劳动力市场就业压力。
3、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提高教育普及程度
有统计数据显示，我国有50%的初中毕业生无法升学，就直接进入了劳动力市场，长此以往，将积聚大量初中以及以下受教育水平的低素质劳动力，对我国人力资源的整体素质的提升产生不良影响。目前，我国劳动力参与率偏高，而劳动者素质偏低，劳动者素质不能达到岗位的要求。这就造成了一方面，一部分对劳动者技能要求不高的岗位的劳动力供给过剩，而另一方面，一些岗位却空缺，招不到合适的人才。通过国家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提高教育普及程度，改善农村青少年失学的状况，并且提高职业教育的水平，为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劳动者进行必要的上岗培训，提高劳动者的总体素质。通过这些措施可以推迟劳动力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时间。据测算，如果延长教育年限，使劳动者的就业年龄由16周岁推迟到18周岁。今后几年我国每年就可以少安排上百万新增劳动力就业。不仅如此，这同时还可以提高劳动者的受教育水平，使他们做出更为理性的劳动力参与决策，通过劳动者自身进行理性选择来调节劳动力市场的盈缺情况。
4、完善劳动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对就业年龄实行限制
青少年提早进入劳动力市场或是退休人员的二次就业都会导致劳动力市场中劳动力参与者人数较多，加大就业压力。我国现阶段的就业年龄为16～60岁。如果我们延迟青少年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年龄，同时提早老年人的退休年龄，那么就能大大降低劳动力参与率。通过相关法律法规对就业年龄实行严格的控制，并通过相关配套措施保证法律的严格执行，严格控制劳动力的就业年龄，对于劳动力市场的适龄就业人群的合法利益就能有力保障。
5、调整完善福利政策，进一步完善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障制度
完善福利制度，扩大保障范围，减弱福利制度与就业状况的关联性，从而使得福利政策对劳动力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吸引力减小。同时，由于养老保险制度的不完善是退休人员再次走出家门，二次就业的原因之一。因此，完善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障制度，使得退休人员“老有所养”，也是解决这个问题的重要一环。
结语
劳动力市场现状篇7
关键词：劳动力要素；城乡收入差距；市场分割
中图分类号：F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1)04-0023-02
1、导 言
2009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比达到3.333：1，成为改革开放以来城乡收入差距最大的一年。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必将威胁到我国已有的改革成果、社会稳定和人民生活幸福感。一直以来，不断有学者对我国城乡居民收入进行研究，力求找出其影响原因并采用合适措施使之缩小至合理水平。其中，有学者Shi(2002)用9省数据考察了城乡收入差距的原因，将城乡收入差距主要解释为劳动力市场与户籍制度的影响，另有杨俊、张宗益(2003)则通过实证研究提出，经济发展不是决定收入分配变动的主要因素，也不存在自发的“倒u”型过程，只有人力资本积累才具有缩小居民收入差距的明显作用。更多的学者研究表明，劳动力要素是影响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本文将对我国劳动力要素配置现状进行分析，并就其如何影响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做出剖析，最后根据影响途径针对性地提出缩小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对策和建议。
2、我国城乡劳动力要素配置现状
劳动力要素市场是劳动力要素配置和流动的场所，完善的劳动力市场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人力资源优化配置的有效手段。我国的劳动力要素市场，自产生之日起由于各种制度诱因便存在着分割的现象，长时间的被划分为农业和非农业户籍劳动力市场。改革开放30年来，各种相关的诱因在市场机制和行政因素影响下相互作用，形成了复杂、多元的劳动力要素市场，而今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分割状态是传统体制下劳动力要素配置方式的延伸。
由相关劳动力分割市场理论我们可以得出，无论是传统制度下的被划分为城市和农村户籍劳动力市场还是当今复杂、多元的城乡劳动力要素市场，都不可避免的存在着影响我国城乡劳动力自由流动的障碍，从而阻碍着城乡劳动力要素的优化配置，更进一步影响城乡收入水平。
2.1传统的劳动力要素配置方式
20世纪50-60年代，我国建立的户籍制度、劳动制度及相关制度造成了人口和劳动力的城乡分割。相关制度诱因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户籍制度区分了农业和非农业两种户口性质，农业户籍人口不能向城市迁移，城市与农村之间构筑了一道高墙，农民和城市居民拥有两种不同的经济和社会身份，制度性的城乡劳动力要素市场分割正式形成。可以这么概括的说，我国现存的二元户籍管理制度限制了城乡劳动力自由有效流动，阻碍了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农村流向城市。
2.2当今复杂、多元的城乡劳动力要素配置形式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市场开始在劳动力资源配置中发挥作用。传统体制下壁垒森严的劳动力资源城乡分割被改变，形成了体制内劳动力市场和体制外劳动力市场，体现了劳动力资源配置体制的基础性变迁。现阶段，政府对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和就业的行政控制逐步放松，加上城乡之间业已存在的收入差距，到城市寻求就业机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日益增长，但至今尚未形成稳定、制度化的吸收农村劳动力的城市化劳动就业机制，农村劳动者还不可能真正享受平等竞争的权利，在相当程度上存在着城市劳动力市场与农村劳动力市场的二元分割状况(崔学海，2007)。现今，在我国劳动力要素流动的结构中，主要有以下两种方式：以大学生为代表的户籍式劳动力迁移和以农民工为代表的非户籍式劳动力迁移。根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在全国1.31亿迁移人口中，非户籍迁移占全部迁移入口的65.1％。两种不同性质的迁移对我国城乡劳动力市场的作用不一，同时也各自影响着我国劳动力要素的配置，更详尽影响途径将在下文中做进一步阐述。
3、劳动力要素配置如何影响我国城乡收入差距
如上文所述，我国劳动力要素市场的人为分割与扭曲配置情况决定着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就业，所以说，我国劳动力要素配置情况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就业方面。当今，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由于转移分类角度不同主要分为两种模式：以转移后转移个体的性质改变即户籍改变为考查主体，可以分为户籍式转移和非户籍式转移；而以实现劳动力转移地点为考查主体，则一般分为劳动力异地转移和就地转移。接下来，本文分别从两种分类角度来剖析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效应以及对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3.1户籍式转移和非户籍式转移模式的效应
除了农村人口流动角色原因，农村教育经费投入不足和农村教育年限较短，也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我国农村劳动力要素配置低下的情况，最为明显的就是当今所出现的农村人口流动与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并行的情况。虽然说农村劳动力要素不能有效并充分自由地移动，但不能否认的是，改革开放30年来，农村剩余劳动力一直在以各种形式转移着。其中，最为优秀的农村青年由于考学等原因以户籍式转移的方式，不可避免的遵循着“农村播种，城市收获”的路径来到城市。由于考学的原因进城的大学生，为城市提供新的税基，补偿城市发展的人力资源要素缺口。这些劳动力的人力资本的“剩余”几乎全部归城市所有，对农村的外溢效应极其有限，对城乡之间衔接所起的作用也不大。这种转移方式对城乡收入差距减小并不能产生积极的作用，反倒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而非户籍转移大多通过农村剩余劳动力外出务工，在城市寻找合适的工作岗位，最终更有效地调配了城乡的一体的劳动力市场。由于我国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一系列制度的羁绊，此类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城市务工一段时间后，最终还是会回到农村，其中大多以在城市中所学技术积极地工作和生活，有效带动农村经济的发展，这种非户籍的转移方式当然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起到积极的作用。
3.2异地转移和就地转移模式的效应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很大比重表现为异地转移。这种转移虽然也给农民带来明显的好处(非农业收入已占农民收入的1/3左右)，但它不仅没有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别，还使城乡居民收入差别呈扩大趋势。农业劳动力异地转移模式，即流向大中城市的就业模式，所派生出来的一个特殊的现象，就是孕育了农民工这个特殊社会群体。农民工是身份和职业合二为一，其中“农民”代表他们的身份，而“工”则表明他们的职业。农民工进城务工即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异地转移不能简单的等同于城市化进程，当前我国城市化面临的最大难题，不是如何把农民转化为农民工，而是如何把农民工转化为市民。而城乡居民的差别不仅表现在经济收入上，还表现在公共品供给上。在这种情况下，要把农民工转变为市民，意味着政府必须承担对上亿个农民工的公共品的供给，使农民工所享受的福利待遇同原有城市居民一样，这是国家财力所难以承受的。
这就存在着如何形成一种机制，使农民工的福利制度能够与现有城市福利制度相融合的问题。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地转移，也就是舒尔茨所提出的在农村社区追加投入其他生产要素，是化解这一矛盾的重要途径。
4、根据影响路径提出对策和建议
4.1促进劳动力合理流动、推动劳动力市场一体化建设
要使我国城乡劳动力要素合理流动，促进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建设，首先必须继续深入户籍制度改革，逐步消除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分割状况。取消政府对劳动力市场不合理的干预和管制，推动劳动力要素的自由流动，促进剩余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迁移，实现城乡统一的劳动力要素市场；其次要求不断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水平，而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最为关键的因素之一是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顺利向非农产业与城镇转移。提高农民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除了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迁移(异地转移)，使农村剩余劳动力从传统农业中释放出来，有效地配置到城市所需岗位，加速我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建设外，更重要的是通过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地转移(如产业转移、大力发展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发展县域经济、发展小城镇等)来长久性地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致力通过产业集聚、人口集聚和农民分工分业，形成了以城带乡、以工促农的城乡经济发展新机制；再者还需要注重改革城市劳动力就业保护政策，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就业，教育、医疗等社会福利政策和社会保障政策，让进城农民工享有城市居民同等待遇。
4.2实现教育资源公平分配，提高农村人力资源
劳动力市场现状篇8
关键词：收入差距；市场完善；市场均衡；法律法规
中图分类号：F0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217(2010)03-0003-04
一、引言
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坚持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分配形式，因此，需要劳动、资本、管理和技术等生产要素按照其贡献参与分配。资本所有者、高层管理者或者技术垄断者通过市场分配，或称初次分配能够获得较高的收入，劳动所有者在由市场决定的初次分配中仅获得较低的收入。日积月累，资本所有者、高层管理者或者技术垄断者拥有很大的存量收入，而劳动所有者因为增量收入很低，除了维持劳动力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所需要的必要支出以外，很难说有多少存量收入。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高收入者的收入水平日益高涨，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停滞不前，即便有所提高，提高的幅度也不是很大。于是，我国收入差距日益拉大的现象出现，对社会的稳定发展和消费水平的不断提高产生越来越明显的不利影响。在2009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加大国民收入分配调整力度被列为2010年经济工作的重要任务之一，因而也引起学术理论界和广大民众的高度关注和广泛讨论。有人依据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说明市场经济条件下收入差距扩大的必然性；有人从法律法规不健全，人们可以通过不正当的寻租行为获得高收入的角度，探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级阶段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也有人通过对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分配形式必然产生收入差距的理论分析注释贫富差距扩大的道理；甚至有人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必然要求的角度理解收入差距扩大的必要性。应该说，这些分析和研究确实能够从某个视角说明收入差距扩大的形成原因，但这些认识只是局部的，而非全局的。如果依据这些认识来探讨缩小收入差距的政策安排，可能只是治标而难以治本。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事实源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因此，需要而且必须从市场完善和均衡的角度对收入差距扩大的现象进行理论诠释。同时，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种法治经济，因而也需要而且必须从建立和健全法律法规的角度认识和制定缩小收入差距的政策措施和制度安排。
二、收入差距扩大的形成原因的理论分析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可以说是资本再生和发展的过程，资本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作用也是十分必要的。
市场经济是一种交换经济，一切生产要素都要通过交换从所有者转移到使用者。交换是否等价，不是有了市场就可以完全实现的。如果市场经济的法律法规不健全，市场就不可能完善，而且也不可能有较高的均衡程度，非等价交换的现象不可避免。价格过分偏离价值，部分人从中获益，成为富有者；部分人因此而受损，成为贫困者，贫富差距扩大的问题不可避免。改革开放初期，因为生产资料公有制，价格由国家控制，不适应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要求，因此，我国有限度地实施了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的制度安排。因为缺乏与之相应的法律法规规范，一些人通过走后门、拉关系获得计划价格的生产资料供应指标，并将它以市场价格倒卖给生产企业，从中获取暴利。劳动者从生产资料的主人转变为劳动力的所有者，劳动工资也由国家计划决定转变为由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决定。由于缺乏劳动法律法规的有效保障，劳动工资长期偏离劳动价值的问题得不到解决；即便劳动者付出了辛勤劳动，工资被拖欠的现象也屡见不鲜。所以，有人认为，我国收入差距扩大的现象不能说是市场经济造成的，而是因为缺乏健全的法律法规对市场经济的有效规范造成的。
从按劳分配形式向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分配形式转换的角度认识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施三十年，人们的生活水平虽然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但是收入差距扩大的现象逐渐成为社会瞩目的问题。究其原因，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期坚持的是等量劳动获得等量收入的按劳分配形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坚持的是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分配形式，分配形式的变化导致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劳动力、资本、技术和管理的使用价值有高有低，相互结合、共同发挥作用生产出来的财富就会有多有少，因此，在财富的分割中获得的份额也就不可能完全一样。应当说，由此而产生的收入差距是合理的，也是社会生产力发展所需要的。问题在于，在一个市场不很完善、也不均衡，法律法规不健全的国家，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并不完全按贡献参与分配，由此而产生的收入差距就不能被认为是合理的，如某些国有企业、国有银行的高管人员和某些民营企业家的过高收入是难以从理论上解释清楚的。
从马克思的资本积累规律来看，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是资本积累规律发生作用的结果。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资本积累规律：一极是财富的积累，一极是贫困的积累。资本积累的实质是资本以无偿占有劳动者的劳动来更多地占有劳动者的劳动，其结果是贫富两极分化日趋严重。这一规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虽然不像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那样普遍发生作用，但在一定程度上，在不同所有制形式的企业里发生作用是不同的。目前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就充分表明资本积累规律的客观存在。
因此，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的现象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产生的，市场原因不能回避。
三、收入差距扩大的市场原因的理论分析
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虽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是要揭示它的深层原因或者本质上的原因，应该是法律法规不健全、市场不完善和非均衡。不能说市场经济必然导致贫富差距扩大，而是因为不健全的法律法规、不完善和非均衡的市场在初次分配中拉大了收入差距。法律法规有健全和不健全的区别，市场也有完善与不完善、均衡与不均衡的差异。健全的法律法规、完善和均衡的市场在初次分配中所起的作用同不健全的法律法规、不完善和非均衡的市场在初次分配中所起的作用是完全不同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初级阶段，我国的市场是不完善和非均衡的，法律法规也是不健全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要强化市场的统一性；要废止妨碍公平竞争的各种分割市场的规定，打破行业垄断和地区封锁；要按市场化原则发展独立公正、规范运作的专业化市场中介服务机构和行业协会、商会等自律性组织；要维护和健全市场秩序，以及要发挥好财政政策在促进经济增长、优化结构和调节收入方面的重要功能，要重视货币政策在保持币值稳定和总量平衡方面的重要作用。这就表明，我国政府充
分认识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级阶段的市场是不完善的，而且也是非均衡的。我国在初次分配中出现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现象是同市场不完善和非均衡联系在一起的，这是不能回避的问题，也是需要我们从理论上进行论证的问题，这就要求理论工作者辩证地认识市场，完善市场分配理论和改善分配关系，以提高初次分配的公平程度。
通过市场所进行的初次分配既有提高效率，拉大收入差距的作用，也有增强公平，改善收入分配关系的功能。前者的作用在市场不完善、非均衡的状态下比较明显，后者的功能在市场完善而均衡的状态下才能发挥。我们知道，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要素所有者是通过市场交换获得要素价格收入的。所有者提供要素，生产者需求要素，通过市场的讨价还价，由供求关系决定的交换价格是要素所有者的收入来源。一般来说，所有者是以要素的成本价值为依据提出供给价格的，生产者是以要素的使用价值为依据提出需求价格的。如果交换价格高于供给价格，低于需求价格，不仅生产者获得消费者剩余，就是所有者也能够得到生产者剩余。比如，劳动者是劳动力的供给者，生产者是劳动力的需求者，前者以劳动力的成本价值为依据确定劳动力的供给工资，后者以劳动力的使用所能创造的价值，即使用价值为依据决定劳动力的需求工资。由劳动力的供求关系决定的市场工资如果高于供给工资，低于需求工资，则劳动者获得生产者剩余，生产者获得消费者剩余。
在市场不完善、非均衡的情况下，生产要素的交换价格通常高于供给价格，低于需求价格。我国的劳动力市场是一个不完善而且很不均衡的市场，劳动力供过于求的问题十分严重。生产资料所有者在劳动力市场上有着十分主动的地位，而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上的作用非常被动。市场工资偏离以劳动力的使用所能创造的价值为依据的需求工资很大，几乎接近或等于以劳动力的成本价值为依据的供给工资，有时甚至低于供给工资。市场工资大大低于劳动力的使用所能创造的价值，说明生产资料所有者占有大量的劳动剩余。所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初级阶段，由于法律法规不健全，市场很不完善和非均衡，生产资料所有者是可以占有劳动剩余的。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与此是有直接关系的。不能因为我国要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就回避这个非常敏感的问题。同时，也不能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级阶段存在生产资料所有者占有劳动剩余的现象就否定资本及其作用。
资本利润通常被认为是剩余价值，其实它来源于商品价格与价值的背离。我们知道，资本有两大功能，一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即在同样的劳动时间里，能够生产出更多的产品；二是改变商品的使用价值，能够提高商品的需求价格，从而抬高商品的交换价格。在前一种情况下，商品的价值降低，但商品的价格并不一定马上随着产品的增多而下降。商品的价格高于价值的部分被生产资料所有者占有，成为资本利润。商品价格的下降与商品供给的增加有一个时间差，精明的生产资料所有者总是抓住这段有利时机，增加资本利润。在后一种情况下，因为资本的使用，商品的质量提高，使用价值增加。需求者因为商品使用价值的提高而愿意支付较高的需求价格。需求价格虽然不是交换价格，但有拉动交换价格的作用。资本的使用因为不会增加劳动时间，反而减少劳动时间，价格与价值背离的幅度因而更大。生产资料所有者之所以不断地增加和更新资本，一个重要的目的就在于创新产品的使用价值，提高产品的质量水平，以获得更多的资本利润。实际上，在市场由不完善、非均衡向完善和均衡转变的过程中，在法律法规由不健全向健全转变的过程中，生产资料所有者占有劳动剩余的现象不是越来越严重，收入差距扩大的程度也不是越来越大。即便在资本主义国家，在由资本主义初级阶段向现代资本主义转变的过程中，收入差距也不是日益扩大，而是基尼系数在逐渐缩小，公平程度在不断提高。用一个形象的比喻来说，就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收入结构呈橄榄形，即中等收入阶层的比重很大，高收入阶层和低收入阶层的比重都很小。应当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基尼系数的变小，不是因为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形式发生了变化，也不是市场经济有什么重大变化，而是因为法律法规在不断健全，市场在不断完善和均衡。如果依据传统理论的认识，资本主义国家由初级阶段演变到现代资本主义，应该是贫富差距日益严重，而不应该是基尼系数在不断缩小。不过，我们也应该认识到，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律法规也不是尽善尽美的，市场也不是非常完善和均衡的，所以，生产资料所有者占有劳动剩余价值的现象客观存在，贫富差距依然存在。因此，需要我们通过理论创新，重新认识资本主义国家收入分配中出现的新情况。
实际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是因为市场的不完善和非均衡造成的。如果市场是完善和均衡的，或者说，市场完善和均衡的程度越高，收入差距就不会越来越大。在劳动力市场均衡状态下，劳动力的市场工资等于劳动力需求者的需求工资，等于劳动力所有者的供给工资。也就是劳动力的使用所能创造的价值等于劳动力的市场工资，生产资料所有者不可能占有劳动剩余。需要强调的是，生产资料所有者仅仅是在市场均衡状态时占有不到劳动剩余，并不是说他在市场非均衡状态下也占有不到劳动剩余。市场均衡程度越高，生产资料所有者占有的劳动剩余就越小，收入差距扩大的程度也就越低。马克思看到的是资本主义初级阶段市场极不均衡状态下的收入差距扩大现象。如果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我们还不认识这一点，就很有可能否定现有的基本经济制度与分配制度，而且也难以明确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向和分配制度改革的实现途径。
四、缩小收入差距的政策措施与制度安排
缩小收入差距的政策措施和制度安排必须从如何健全法律法规和完善市场、促进市场均衡方面人手。健全法律法规和完善市场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完善的市场指的是完整的市场体系和完善的市场机制。所谓完整的市场体系，指的是商品市场、生产资料市场、资本市场、货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等的完备性。只有商品市场而缺乏生产要素市场，或者只有生产要素市场而缺乏商品市场，都不能说是完整的市场体系。所谓完善的市场机制，指的是各类市场的价值机制、供求机制和竞争机制的完善性。如果只有商品市场的价格能够随着价值关系、供求关系和竞争关系的变化而弹性变化，而生产要素市场的价格难以随价值关系、供求关系和竞争关系的变化而弹性变化；或者只有生产要素市场的价格能够随着价值关系、供求关系和竞争关系的变化而弹性变化，而商品市场的价格难以随价值关系、供求关系和竞争关系的变化而弹性变化，就不能说是完善的市场机制。不同类型的市场是否完善是由相应的法律法规决定的。比如，劳动力市场是否完善取决于劳动法的建立和健全，资本市场是否完善取决于证券法、公司法、债券法等法律法规的建立和健全。
我国的市场建设既缺乏完整性，又缺乏完善性，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缺乏一个与完整市场体系和完善市场机制相配套的完整而健全的法律法规体系。
所以，政府致力于缩小收入差距，就必须致力于完善市场，致力于建立和健全各类市场的法律法规。如果仅仅把注意力集中在如何运用再分配政策，如所得税和转移支付调节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上面，虽然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却难以从根本上缓和收入差距扩大的矛盾。党和政府认识到了通过建立和健全法律法规体系完善市场的必要性，坚持推进经济法制建设。“按照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着眼于确立制度、规范权责、保障权益，加强经济立法。完善市场主体和中介组织法律制度，使各类市场主体真正具有完全的行为能力和责任能力。完善产权法律制度，规范和理顺产权关系，保护各类产权权益。完善市场交易法律制度，保障合同自由和交易安全，维护公平竞争。完善预算、税收、金融和投资等法律法规，规范经济调节和市场监管。完善劳动、就业和公民保障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切实保护劳动者和公民的合法权益”。只有政府致力于健全法律法规和完善市场，我国收入差距扩大的矛盾才有可能得到缓和。
市场的完善是市场均衡实现的必要条件。这是因为只有价格随着价值关系、供求关系和竞争关系的变化而弹性变化，市场才有可能由非均衡状态向均衡状态转变。以商品市场为例，只有当交换价格随着供给和需求的变化与供给价格和需求价格分别相等的时候，市场均衡才能实现。市场均衡的实现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市场完善前提下的价格随供求关系的变化而变化。
不过，价格弹性变化只是市场通过自我调节功能，促进市场均衡的实现条件。在政府能够理性发挥调控市场作用的前提下，还可以运用科学的宏观经济政策推动市场由非均衡状态向均衡状态转变的。凯恩斯主义者认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有效组合能够促进市场的均衡。比如，如果商品市场处于供过于求的状态，可以采用扩张的财政政策刺激需求，也可以通过紧缩的货币政策抑制供给，或者将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既刺激需求，又抑制供给。我国政府运用宏观经济政策调控市场的能力还有待加强，有时因为政策制定和运用上的失误，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市场的不均衡。比如，土地市场的不完善和非均衡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因为政策因素造成的，少数的房地产富豪也是因此而产生的。所以，要缩小收入差距过大的现象，仅仅依靠政府的再分配作为是不够的，还需要发挥它运用宏观经济政策调节市场的作用。我国政府也已经认识到了完善国家宏观调控体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进一步健全国家计划和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相互配合的宏观调控体系。国家计划明确的宏观调控目标和总体要求，是制定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主要依据。财政政策要在促进经济增长、优化结构和调节收入方面发挥重要功能，完善财政政策的有效实施方式。货币政策要在保持币值稳定和总量平衡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健全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
然而，市场的完善与不完善、均衡与非均衡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因此，无论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还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因为市场的完善和均衡的相对性，都有不同程度的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都需要政府发挥作为，运用再分配政策调节过大的收入差距。我国尚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初级阶段，既要追求效率，也需要坚持公平，所以，需要在维护市场分配的效率功能的同时，发挥好再分配的公平作用。“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发挥市场的作用，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再分配注重公平，加强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职能，调节差距过大的收入”。但政府再分配作为的力度要适度。如果政府再分配作为的力度过大，大到影响市场作用的正常发挥，那么就会有损效率，不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初衷是不相符的。如果所得税的力度太大，就有可能损害生产者的积极性；如果转移支付的力度太大，也会影响劳动者的积极性。二者的积极性难以充分发挥，效率无论如何都是不可能提高的。因此，在再分配政策运用的过程中，需要充分注意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其中，公平应该是富人和穷人比较认同的收入差别，而不是收入平等。也就是说，公平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把握公平程度是再分配政策运用的重点和难点。
劳动力市场现状篇9
一、市场经济体制下劳动力资源配置
市场经济是一种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为基础的经济运行方式。市场机制之所以能够对劳动力资源进行合理配置，是由于各种市场经济规律综合作用下而形成的自发调节资源合理分配的机理。由于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使包括劳动力在内的各种生产要素，以最有效的方式得到充分利用。劳动力资源的配置与重新配置，是以市场信号为导向，以市场竞争为动力，以劳动力流动为条件。唯有不息的流动才能不断地配置劳动力要素于社会生产率最高或劳动力边际产出最大的部门或领域。因此，劳动力要素的流动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变量之一。
劳动力市场作为市场经济体制下劳动力资源配置的一种方式，是与传统经济体制下行政计划配置劳动力资源方式相对而言的。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劳动力资源同其他资源一样，是伴随着政府的计划而确定的，而政府的计划又是跟着政府的决策转，忽视客观经济规律的要求和排斥市场机制的作用。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劳动力资源配置所依赖的客观经济条件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市场对劳动力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
劳动力市场是劳动力供求之间在劳动力使用权的转让与购买上达成一系列合约的总和。劳动力使用权的转让与购买，是完全出于自愿而进行的劳动力交换活动，反映了以劳动力交换合约为基础的劳动力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关系，只有当这种关系成为一种普遍而非单个偶然的社会现象时，才成为劳动力市场。
二、竞争性劳动力市场形成与运作
劳动力市场的运作，形式上是劳动力供求双方一系列自由的交易活动，但这些交易活动实际完成的却是劳动力资源在各个部门之间的分配。劳动力买卖当事人的行为及动机怎样，构成了劳动力市场运作最基本的规定。劳动力市场运作对劳动力供求双方行为及动机的基本规定是：劳动力供给者只有通过劳动力的出售才能获得生存和发展，因此他必须是一个具有理的自由人。所谓“理”，即劳动力的供给者具有追求收入和福利最大化的动机。正是这种动机支配着劳动力供给者的行为。所谓“自由人”，即劳动力供给者对其劳动力具有自由的转让权，没有任何形式的人身依附关系，也不存在任何超经济的强制。其次是劳动力需求者必须是独立自主的经济人。所谓“经济人”乃是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经营动机，这个动机决定着厂商对劳动力的需求。
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运作的基本特征是：（1）市场主体地位明确，通过双向选择实现就业。这种双向选择权利的充分贯彻，需要有一个统一、开放的市场，不仅要消除所有制、职工身份的界限，还要冲破城乡隔离、地区封锁的格局。（2）是价值规律、供求关系调节着劳动力的流动。劳动力供求双方的行为都接受价格信号（工资率）的引导，这一信号引导或调节着劳动力资源在社会各种用途之间的分配。价值规律和供求关系共同决定着劳动力的配置和组合，推动着劳动者跨地区、跨行业、跨部门的合理流动。显而易见，价格（即工资率）作为劳动力需求与供给之间的一种比例，既是反映现有劳动力在各部门、各企业供求状况的显示信号，同时又给出了引导劳动力供求状况，以及进一步调整的指示信号；不仅引导劳动力供求行为调整，而且同时也受劳动力供求状况的左右，由劳动力供求双方利益的共同平衡点来决定工资率的水平或具置。
从目前中国劳动力资源配置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和弊端来考察，也大都可以从排斥市场机制和市场化程度低中找到根源，这些问题同样有待于劳动力资源市场化配置来解决。因此，提出竞争性劳动力市场，确认劳动力资源市场化配置方式，不仅是理论探索的必然，也是中国劳动就业体制改革和劳动力资源配置方式转换，如何适应整个经济体制市场取向改革客观要求的必然选择。
三、现实经济运行中劳动力市场分割
在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作为流动行为主体的劳动力供给者（即流动者）具有完全支配自身劳动力的权力。对于流动者即劳动者来说，流动行为是否发生，主要取决于流动的机会成本与预期收益的差数。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完全竞争的劳动力市场，或者说，现实的劳动力市场竞争是不充分的，存在着形形的劳动力转移障碍，以及由此引起的劳动报酬上的显著差别。同等劳动不能获得同等报酬，由此引起的劳动报酬上的显著差别，是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具体表现。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是把这种被分割了的劳动力市场，看成是同一个劳动者由于从事不同种类的工作，因而领取不同的劳动报酬。
我国劳动力市场分割，首先表现为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20世纪五十年代中后期以来，我国所形成的城乡就业隔离政策，不仅是行政上的隔离，同时又是体制上的隔离，即不允许农村劳动力自由进入城市就业。其风险性是不可忽视的。八十年代中后期，政府对农民的自由流动和就业选择权利的有条件认可，城市对农村劳动力进入的行政控制逐步放松，以及城乡之间还存在着明显的收入差距，使得流向城市寻找就业机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呈日益增长的趋势（目前已突破1亿人）。但是，至今还不可能形成稳定的、制度化的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城市化机制，城市劳动力市场还没有条件对农村实行全方位开放，农村劳动者和城市劳动者还不可能真正享受平等竞争的权利。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集中反映在城乡居民收入的差别上。其次表现在行业之间同工不同酬的劳动报酬的差别上。即在行业之间，也没有形成统一开放的竞争型劳动力市场。1998年我国最高行业的平均工资为10633元，最低行业的平均工资为4528元，相差6105元，极值比2.35。我国垄断行业高工资、高福利状况的存在，说明城镇内部不同行业的劳动力市场仍然处于相互分割的状态，缺乏必要的竞争性和流动性。
劳动力市场现状篇10
关键词：数字化经济；劳动力市场；经济；社会
数字技术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带来了信息的商务模式，数字化是信息社会的技术基础。数字化经济现在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和社会的重要特征之一。数字化经济带来了电子商务的进步和生产率的提高，同时也对中国劳动力市场产生了一定的冲击力，所以有必要研究适应数字化经济变化和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以便提升劳动力市场运行效率和促进就业，进而推进中国经济社会生活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一、数字化经济的产生
数字化经济，是指在计算机、网络和现代信息技术的基础上，人类社会在信息化和网络化下的一种经济形式。数字化经济，实质是指一个经济系统，并且在这个经济系统中，数字技术被广泛地使用，并由此带来了整个经济、社会和环境的根本变化。数字化经济同时也是一个信息和技术数字化的全新的社会、经济和环境系统。数字化经济还包括电子政务和电子商务。电子政务是指应用计算机、网络及通信设备等，来实现政府工作流程和组织结构的整合与优化。电子商务是指利用微电脑技术和网络通讯技术进行的商务活动。
二、中国劳动力市场的现状
劳动力市场是市场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它也会受市场供求关系的影响。当今，中国劳动力市场上的供给主要包括三种：新增劳动力、失业劳动力和农村剩余劳动力。如图1所示，2002年第1季度，全国地级以上城市约有3320740名求职者进入劳动力市场寻找岗位，到2010年第4季度，这一数据增加到8700720，增长了158%，这充分说明，劳动力市场逐渐成为中国劳动力配置的重要途径。
（一）现代服务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增加
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第三产业发展迅速，现代服务业迅猛发展，传统产业诸如工业、农业的就业需求大量减少，而第三产业的就业需求却大量增加，现代服务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大大增加，已成为国家吸纳就业的主渠道，平均每年新增就业人口近700万。
（二）大学生就业困难
2013年上半年中国有6.7万家民营企业倒闭。2013年大学毕业生人数达到699万，是高校毕业生人数最多的一年，被称为史上最难就业季。
（三）新兴产业高技能岗位人才缺乏
劳动力受教育程度相对较低，新技术高科技人才缺乏。相关的统计资料表明：中国劳动力供给有8.4亿左右，其中90%以上的人没有受过良好教育，没有人力资本，也只能从事一些简单的体力劳动。根据目前的发展情况，新兴产业人才严重欠缺，高技能岗位人才尤其匮乏。
三、数字化经济对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影响
数字化技术的应用与变革，必将推动中国经济从传统工业经济向数字化经济转变，这也将深刻影响中国经济、环境和社会的各个层面，其中主要包括了劳动力市场结构、工作方式及运行机制等方面的变化。数字化经济带来电子商务进步和生产率提高的同时，还对中国劳动力市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和冲击。
（一）直接影响劳动力市场
数字化经济是以数字化技术大量应用为基础的，技术创新改变了劳动活动过程中生产工具与劳动力结合的方式方法和手段，是使劳动力市场在数字化经济技术下进行的，这样就在微观和宏观层面对劳动力市场产生了影响。
（二）影响劳动力的供求关系
数字化经济带来了新服务和新产品需求，导致市场供求发生了深刻变化，进而就引起了劳动力在内的生产要素的重新配置和优化，最终将直接影响到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
四、国外劳动力市场对我国的启示
经济数字化促进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加速了人力资源在全球的流动。数字化经济时代，互联网技术在美国经济和社会中大量普及，越来越多的经济投入和经济产出以数字化形式出现，工作实际活动场所的作用逐渐弱化，虚拟工作场景和远程作业模式却随之出现。根据世界薪酬协会统计，2001～2008年美国从事远程作业的人数迅速增大，如图2所示。
随着数字网络技术在中国经济、环境和社会领域的大量运用，其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也越来越明显。
（一）新的工作模式出现
数字化网络技术变革带来了全新的生活和工作方式，作为21世纪的新作业模式的远程就业在中国也已经开始出现了。
（二）对高素质人才的需求增加
美国在数字化经济进程中，通过有效的法律法规来规范远程就业，利用信息化网络技术来提高劳动力市场的供求配置效率，通过开展职业培训来提高劳动者的技能水平，同时积极引进国际人才以保持科技竞争力，进而形成了“产出人才、培养人才和吸引人才”的高素质人才供给体系。这些都是值得我国学习和借鉴的。
五、中国劳动力市场的调整策略和建议
面对劳动力市场结构性失衡的这些新变化，只靠劳动力市场的自身调节是不能解决失业问题的，我们需要采取更加适应数字化经济的劳动力市场策略，发挥其在促进就业方面的能效。
（一）建立互联网服务就业平台
互联网可以大大降低信息技术传递的成本。为了使劳动力供给与需求更加匹配，我们可以构建就业服务网络平台，搭建劳动力供需信息交流平台，使求职者可以通过网络有效获取劳动力市场的需求信息，从而降低劳动力的需求方和供给方之间的信息技术沟通成本。我国的网络化就业平台可以包括“岗位信息网”、“技术培训网”和“工作交易所”这三个基本信息库，进而形成“岗位匹配、职业引导及技能培训”三位一体的综合就业平台模式。
（二）实施提高技能的职业培训计划
随着网络数字化经济的快速发展，传统的工作岗位越来越少，新岗位及新工作模式需要具有大量的知识技能，因此劳动力市场需要的是知识密集型的大量高素质人才。高素质技能型人才的匮乏已经成为了阻碍中国网络数字化经济及劳动力市场发展的瓶颈问题。这就需要我们通过以提高技能为重点的职业培训计划，发展以提高劳动者技能素质的职业教育，通过培训来提高劳动者的技能素质，增强劳动者的就业能力和竞争力，改善其在劳动关系中的弱势地位，加速中国高素质技能人才的培训，确保网络数字化经济的稳定顺利转型。
（三）优化高等院校的人才培养方案
要适应数字化经济的发展，针对数字化经济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根据当前中国的经济社会生活状况，结合中国经济社会生活发展形势，设定当代大学的使命和目标，改进和优化高等院校的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体系设置，制订符合国情和学校情况的人才招生计划和人才培养方案，设定切合实际的人才培养目标，设置合理的人才培养课程体系，提高师资队伍素质，开发学生的第二课堂，加大实训实践课的教学，产学研结合提高人才培养的实际能力，办中国特色的品质大学，培养高素质的特色学生，提高毕业生在人才市场上的竞争优势，适应数字化经济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
（四）制定有利于引进人才的人才发展政策
数字化经济加速了全球化经济发展，加速了人才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步伐。我们要制定人才引进的优惠政策，优化人才引进的机制，改善人才引进的环境，加大人才引进的力度，大幅度地吸引和引进国外优秀的高素质复合型技能人才，以弥补国内对Stem领域高素质技能人才的匮乏。同时，要加大人才培养的力度，完善人才成长的职业规划，改善人才成长的环境，加快人才培养的力度和步伐，吸引和引进人才的同时留住和培养人才，促进人才的更快成长，以适应劳动力市场的需求，从而减小数字化经济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促进中国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网络数字化经济已经成为了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特征之一，这样带来电子商务进步和生产率提高的同时，还对中国劳动力市场产生了一定的冲击力，带来了更加敏捷迅速的就业模式，延扩了劳动力市场匹配的虚拟空间，进而引发了劳动力产业间的流动。本文通过分析中国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现状，针对数字化经济对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并且学习了国外劳动力市场的经验，提出了中国劳动力市场适应网络数字化经济变化的方案和策略，进而提高劳动力市场的运行效率并以此来促进就业，努力提高全民科学素质和信息技术能力，在全社会营造和谐的数字科普环境，充分发挥首都科技优势，开展数字科普学术交流，推进“数字北京”，促进中国经济社会生活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滕远杰.我国劳动力市场的现状及完善策略[J].吉林工商学院学报，2013（29）.
[2]田大洲，田娜.我国劳动力市场需求特征分析[J].全球科技经济嘹望，2013（28）.
[3]翁杰.我国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矛盾及对策研究[J].商场现代化，2010（07）.
[4]SamiraBoroujiHojeghan，alirezana
zariesfangareh.Digitaleconomyandtourismimpacts，influencesandchallenges[J].procediaSocialandBehavioralSciences，2011（19）.
[5]anaC.Dammert，JoseGaldo，VirgilioGaldo.Digitallabor-marketintermediationandjobexpectations：evidencefromafieldexperiment[J].economicsLetters，2013（120）.
[6]梁晓滨.美国劳动市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7]何枭吟.经济数字化对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及启示[J].经济问题探索，2013（08）.
[8]KazuhiroKurose.thedynamicsofthelabourmarketandincomedistributioninrelationtothespeedofdemandsaturation.StructuralChangeandeconomicDynamics，2013（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