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品安全责任险的意义篇1
(一)概念和实施意义
食品安全责任保险是以被保险人在其生产经营过程中发生食品安全事故造成消费者或其他第三者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时依法应负的经济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的保险。其中，公共性食品安全责任保险，是指以某一行政区域内在公共民生领域发生责任主体不能确定或者责任主体经济赔偿能力不足的食品安全事故造成辖区内的自然人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时，政府在经济上负有救助和抚慰义务责任为保险标的的保险。(本文主要从政府职能落实角度研讨公共性食品安全责任保险的实践探索，用食品安全责任保险指代。)推行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对于深化创新公共服务，构筑区域风险保障网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政府、保险产业、民生保障等三个层面。
一是成为政府服务提质增效的助推器。借助政府服务购买等形式，实现政府和市场的合作互通，帮助政府优化资源配置，降低行政成本和监管压力，打通政府服务升级和效能优化的关键节点。
二是成为助推保险业态发展的新引擎。以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实践为契机，能拓宽责任保险服务领域，探索保险参与公共性项目的新路子，从而激发保险业产业升级潜力，打造产业新增长点，最终提高区域保险密度和保险深度。
三是成为保障区域民生安全的稳定阀。有效弥补商业性投保个人负担较重、承保标的分散、信息不对称等缺陷，最大化覆盖辖区人群，提高基层群众特别是弱势群体的危机应对和自我保护能力。
(二)我国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发展现状
我国已经推行过一些商业性质的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如上海安信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是我国首家推出农产品食用安全保险的保险公司，并与上海农产品中心批发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签订国内首张瘦肉精保单，为上海近三分之一的白条猪肉提供保额达100万元的食用安全保障;美亚财产保险有限公司率先推出我国首个食品污染综合保险，负责赔偿投保企业因食品遭到意外污染而导致的经济损失;长安责任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于2011年6月正式推出食品安全责任保险，为从事食品生产、销售或餐饮服务的企业提供风险保障。食品安全责任保险的发展获得政策层面的高度支持。2015年新施行的《食品安全法》通过对监管要求细化、食品安全流程清晰界定等多方面的规范为食品安全责任保险的发展注入了一剂强心剂。新法对食品安全问题高危领域的关注和监管要求的细化推进了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发展和完善的进程。
二、鄞州区开展食品安全责任保险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一)必要性
改革开放30多年来，鄞州区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喜人成就，随之引入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制度，是保险发展匹配经济发展水平、险种设置保障区域群众基本利益、市场手段填补食品安全监管和救济体系短板的必然要求。
1.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升级需要完善的保险服务与之配套。作为一个经济快速发展的新城区，鄞州区正处于经济发展的重要关口，全区食品生产的工业化程度越来越高，生产规模越来越大，产品种类越来越多，生产协作越来越广泛。相应领域食品安全责任保险缺位之弊日益明显，保险空白险种的填补也日益迫切。
2.政府承载的食品安全监管压力较重，单一政府监管模式存在管控盲区。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15年9月底，鄞州区共有食品生产加工企业17849家，其中食品加工企业213家，食品销售企业12180家，餐饮企业5456家。部分生产经营主体存在唯利是图、丧失道德价值规范、违背诚信经商理念、生产加工假冒伪劣食品的行为。面对数量庞大的食品企业，政府的监管压力不容忽视，加上政府主体的监管体系尚不完善、食品的检验标准和检测技术有待提高、风险预测监测水平有限等客观因素局限，区域食品安全风险防范存在一定难度。
3.区域食品安全状况存在提升空间，公众对建立食品安全保障机制的诉求日益强烈。从鄞州区乃至宁波全市范围看，平均每年爆发一到两起食物中毒事件，不仅严重威胁受害者身体健康，且产生较大的社会负面影响，单凭政府手段来处理食品安全事件，时常会存在善后工作进展滞缓、经济补偿覆盖率有限等情况，因此，民众对于建立食品安全保障机制的呼声日益强烈。
(二)可行性
食品安全事故一旦发生，将严重危害涉事群众身心健康，加重社会安定隐患，甚至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和社会矛盾。鄞州区在全国率先开展食品安全责任保险不仅具有较大的现实意义，而且从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衡量也具有可行性。
1.具备经济发展的先发优势。撤县设区以来，鄞州区秉承经济发展的良好基础，区域经济强劲增长，实现了从规模领先到质量领跑、省市前列到标兵标杆、经济大区到综合强区的跨越，在2015年中国综合实力百强市辖区中鄞州区位居第四，进行保险创新的可支配财政收入充裕。民间资本呈现出充沛的支撑优势，全区销售额超十亿、超亿元的企业分别为29家、453家，上市公司16家，聚集了一大批宁波的龙头企业，全区人均GDp超过2万美元，居全市首位，并且辖区内有万达商圈、环球城等一批经济增长亮点商圈。
2.具备金融资源的集聚优势。鄞州区具有良好的金融产业基础，新兴金融业态发展初具规模。全区共有各类金融机构91家。在册各类股权投资机构132家，注册资金规模达65亿元，以量化交易为核心，以私募基金、天使投资、科技金融、互联网金融等为特色的新兴金融业态正快速崛起。区域金融业增速表现强劲，产业效益持续发酵，对GDp的拉动作用明显提升。
3.具备保险创新示范区建设的创建良机。鄞州区保险产业发展有序，保险发展态势向好，结合宁波市创建全国保险创新综合示范区的工作契机，鄞州多层次、多领域搭建风险防护网，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资金支持和风险保障，取得一定可借鉴经验。如积极发挥政策性农业保险的惠农功能，通过投保门槛、提高保额等方式为更多农户系上安全带，全区政策性农业保险工作连续8年位居浙江省前列。
4.具备政府主动作为的担当优势。鄞州区政府主动作为意识较强，部门间的协同性较好，先后打造了数批民生实事工程。政府高度关注食品安全领域的工作，积极搭建食品安全一网五体系顶层设计战略布局，包括构建区域食品安全一网五体系、食品安全全程治理体系、食品安全保障支撑体系、食品安全信用监管体系、食品安全预警应急体系。
三、鄞州区食品安全责任保险的创新特点
鄞州区食品安全责任保险是全国首份区域性食品安全责任保险，2015年5月13日起正式进入实施阶段，其探索具有创新实践意义。
(一)创新承保方式，突出普惠性和公益性
作为政府性公共责任保险，保险的覆盖面主要集中在城乡弱势群体。一是从保费支付途径看，全部由鄞州区人民政府以公共财政预算列支的形式向保险公司支付，属于政府购买保险服务民生领域;二是从保险的运营模式看，保险公司通过商业化模式向社会大众输出专业化的风险管控服务，承诺对该项目微利原则、封闭运行、单独建账、独立核算，将每年承保盈余部分均计提风险管理基金，不以盈利为目的，体现了保险经营属性的公益性;三是从保险的保障范围看，受益人群是鄞州区域内的广大城乡居民、中小学校及幼儿园师生、建筑工地工人、养老机构老人、小餐饮消费者等群体，同时还将涵盖责任主体无着落而政府负有救助抚慰义务的受害对象，体现了服务普惠大众的公益性。
(二)创新推动模式，明确渐进的发展方向
鄞州区食品安全责任保险遵循政府推动、市场运作、分步实施、注重服务的原则，创造性地提出任务拆解开展实践。
第一层面，构建公共领域食品安全责任保险服务体系，由鄞州区政府出资300万元人民币向保险公司购买保险服务，覆盖鄞州区境内的农村集体聚餐、中小学校及幼儿园食堂、建筑工地食堂、养老机构食堂、经营面积在150平方米以下的餐饮场所和农贸市场的食品安全责任风险。
第二层面，探索建立健全实施食品安全责任强制保险制度，保险机构会同市场监管部门，对一些极易形成较大安全风险隐患的食品行业进行科学论证和梳理，政府通过立法的形式建立食品安全责任强制保险制度。
第三层面，推动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在全社会食品安全风险领域实现全覆盖，根据政府推动、市场运行的原则，逐步将服务向区域内所有食品生产加工环节、食品流通环节、餐饮环节延伸和覆盖。通过三个层面的战略推进，最终在鄞州区牢固建立起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新型食品安全保障体系。
(三)创新服务理念，建立政企合作机制
为保证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工作的顺利开展，有关各方都建立起严密的保障机制。保险机构层面，组建宁波市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共保体(以下简称共保体)，具体负责事前、事中、事后服务。共保体委员会负责协调解决共保体内部运作中的重大问题，开展大额费用审批管理以及特殊、疑难、通融案件和重大案件的理赔审批工作;政府部门层面，由鄞州区食品安全办公室作为政府牵头部门，组织协调政策落实、危机预警等工作，市及区金融办、宁波保监局等部门协同配合，共同推进鄞州区食品安全责任保险顺利实施。当食品安全危机发生时，鄞州区相关部门立即启动应急机制，为受害人即刻开通个性化的绿色服务通道。
同时，宁波市食品安全责任保险运营服务中心发挥保险机构及第三方服务机构的专业性，为鄞州全区提供食品安全风险评级、监管协助、危机预警、急救宣传、危机反思等一篮子增值服务。
(四)创新理赔机制，发挥财政资金杠杆效应
鄞州区政府出资300万元保费，最大可以累计应对1亿元的食品安全责任保障，发挥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和效果。具体体现在对于保险范围内的食品中毒事件，每次事故赔偿限额400万元，每次事故每人赔偿限额15万元、医疗费用限额3万元。保险事故的认定程序分为一般程序和简易程序。一般程序，对接《鄞州区突发食品安全事故应急预案》，按照食品安全事故的性质、危害程度和涉及范围，即刻启动应急预案，由卫生监督检验机构负责食品安全事故调查处理和相应技术鉴定工作，保险机构理赔处理流程与突发食品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实现对接;简易程序，中小学校、幼儿园内发生3人(含)以上、其他场所发生5人(含)以上食物中毒症状，受害者在相近时间内或在同一场所中均食用过共同的中毒食物，发病急剧，且临床表现基本相似，并经二级以上(含二级)医院或者保险人指定或认可的医疗机构确诊便可从保险机构获取理赔。累计法律费用限额60万元，每次事故法律费用限额30万元。
四、鄞州区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实施工作进展及成效
(一)工作进展情况
随着食品安全责任保险的签约，运营中心的组建运行，各项基础工作有条不紊地展开1.备受关注，得到政府和社会各界的肯定。鄞州区成功实施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受到媒体关注和社会各界的好评。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夏宝龙专门听取宁波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开展情况专题汇报，浙江省人民政府副省长朱从玖等省市领导莅临运营服务中心视察指导工作，充分肯定了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宁波模式的重大示范意义，并提出更高的期望。2.基础扎实，建立起全方位的工作机制。
一是健全制度，运营中心自主组建了专家队伍、协管队伍、技术队伍，借助这三支队伍建立起风险查勘制度、防灾防损制度、信用等级评级制度、全方位宣传网络体系、快速理赔机制、危机处理反思机制等一系列服务举措落实的载体和途径;
二是推进网格化管理，建立区域性食品安全信息情报中心，通过网络对全区全部433个农村集体聚餐点、300余个建筑工地食堂、336所中小学校幼儿园学校食堂等逐一进行现场风险监控排查建档，并可通过网络公开查询相关情况;
三是加强宣传，深入农村集体聚餐点等地，印制和发放保险宣传折页，张贴宣传海报，宣传食品安全保险制度，现场评估并填写食品风险监控检查表，通过各类媒体进行全方位宣传，让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内容进入千家万户。
3.以点带面，实施模式顺利复制周边。2015年7月，宁波市食安办、宁波市市场监管局、宁波市金融办和宁波保监局联合印发《关于开展食品安全责任保险试点工作方案》，旨在推动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在宁波地区的全覆盖。随后，海曙区、江东区、江北区、镇海区、北仑区、慈溪市等区(市)政府，在鄞州区的基础上推出各地的食品安全责任保险承保方案，其中海曙等区的食品安全责任保险扩面工作已成功落地。
(二)工作成效
食品安全责任保险的开展有效激活了区域内政府、保险机构等多方力量，最大化发挥了保险的社会服务保障和风险管控作用，帮助政府的行政效率和服务水平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
1.政府积极作为，创新社会事务管理手段。鄞州区政府以购买服务的方式，发挥保险的经济补偿功能，运用经济杠杆和市场化机制化解食品安全事件纠纷。一改旧有的食品安全事件责任主体出事、当地政府买单的模式，缓解政府财政负担，有助于完善社会综合治理体系，促进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2.立足长远发展，提升保险发展能级。大力推广食品安全责任保险业务,既推动保险业参与社会风险管理，有效响应宁波保险创新示范区的建设，又帮助保险公司应对传统的业务需求饱和难题，依托政府性责任保险项目，开辟新的领域，继而扩大商业性保险范围。
3.依托双轮驱动，保障区域食品市场安全。构建以政府财政、保险赔付双轮驱动的全新保障模式，政府与商业保险各司其职，优势互补，共同应对风险防范，能切实维护区域食品市场安全，做到风险关口前移，降低食品安全事件的发生频率，改变过去由政府财政单一补助为主的公共食品安全危机救助模式。
4.借助保险介入，强化危机管控水平。对于食品安全事故发生后迫切需要解决的抢救治疗、责任界定、赔偿处理、防范群体性纠纷等问题，保险机构专门成立运营中心，负责事故的调查、评估、协商、赔付等具体事宜，能有效化解受害方与施加方可能的直接冲突、甚至由此引起的群体性纠纷，分散和转移企业生产经营风险和食品安全事故处置压力。
(三)存在的不足和问题
政府参与食品安全责任保险，是在当前社会民众保险意识薄弱、食品安全形势严峻的情况下，政府抛砖引玉的一项举措，最终目的是以保险的市场化、商业化手段解决社会问题。而在当前的起步阶段，鄞州区食品安全责任保险的实践中仍暴露出一些不足和问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
1.保险的社会环境有待于提升。由于长期受计划经济的影响，社会公众保险意识普遍淡漠，对保险的认知度和认同感不足。食品行业企业投保食品安全责任保险的意愿不高，利用保险手段来提高安全保障和增强发展后劲的意识普遍缺乏。保险公司作为商业化运作的企业，往往难以找到突破口，拉动整个食品行业的保险量。
2.运行机制有待于探索深化。鄞州区作为全国首家开展区域性食品安全责任保险的县域区，在探索实践中能借鉴的成功经验较少，部分管理机制有待进一步理顺。一是政保双方需要建立起良好的沟通合作机制，形成联动合力。政府部门尚未完全建立起一个覆盖食品生产所有环节的监管体系，使得保险公司在食品安全责任保险承保和理赔的部分环节还不能有理有据地开展风险管理。共保体的风控协管机制也不完善。二是共保体日常监督受到一定制约。为有效落实承保前风险现场查勘，强化投保单位食品安全事件(故)防范工作检查，共保体设立协管员制度，对每个保险覆盖网点建立单点的风险档案。但在具体开展过程中，受到网点协管员专业技能水平、安全监管技术手段、配合主动性等因素的制约，权威性不能得到有效发挥。
3.产品的科学性有待于检验。产品的首创性意味着没有可供借鉴的先例。一是费率厘定难度较大。保险费率的科学合理性决定了一个险种的可持续发展程度。食品安全责任保险由于保障环节多、主体多、风险大，涉及食品采购、配料、加工、运输、销售等多个复杂环节，客观加重了费率测算的难度。同时，保险公司相关的数据积累和技术储备有限，对现实风险的预警、预防操作中存在一些盲区和断链，造成了保险市场信息不对称，最终导致保险费率难以科学、合理地厘定和计算，保费充足度较难把控。二是保险公司的承保能力有限。由于食品安全事故一旦发生赔付负担较重，加上目前该险种主要在鄞州区范围内落地运行，覆盖地域较窄，多方因素共同作用，致使保险公司的风险压力和经营难度较重，未来赔付的不确定性较大。
五、鄞州经验对深化和推广食品安全责任保险的借鉴意义
作为财险业务的重要组成部分，责任保险在保险市场中的重要性逐步显现。近年来，国家高度重视挖掘责任保险发展潜力，通过出台系列政策，为打造保险行业新增长点添砖加瓦。新国十条明确指出责任保险的发展路径，要求强化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立法保障的责任保险的发展模式。鄞州区借助保险创新示范区创建契机，致力于完善五方面生态环境，推动食品安全责任保险深化发展。
(一)建立一个高效的工作合作机制是关键
在食品安全责任保险推行过程中，政府、保险公司要有明确的职能定位和合作关系，确保政府部门监管到位、服务便利，保险机构定性准确、定责详实。一是地方政府应力使保险的实施推广方案与政府监管导向和阶段性目标相吻合，将险种的推广行为作为构建整个食品安全监管体系的重要环节，并在实施过程中与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市场监管等重要职能部门紧紧配合，最大化发挥体系的功效。二是通过完善食品生产监督管理、食品责任检测认证体系和监管体系，明确各种食品、各个生产环节的规范操作标准，保证保险公司在食品安全责任保险承保和理赔的各个环节都可以有理有据进行风险管理，促使该险种健康发展。
(二)创新一个科学的保险产品体系是核心
在前期顺利推进的基础上，逐步扩大食品安全责任保险的适用性和覆盖面。一是要针对不同食品领域中食品种类和生产成本的差异，对应扩展相应的食品安全责任保险以全面满足不同食品领域和消费者风险保障需求。二是保险机构要加强险种开发的技术投入，做好市场细分工作，按照各细分市场的不同特征开发适应其需求的产品，有效拓宽食品安全责任保险产品的保障面。如可以依据保障适度、费率适中的原则来设计研发具有针对性的新型食品安全责任保险产品，产品总体框架采取1+X的形式，1即一个基础性的主险产品，适用于涉及食品安全的所有领域;X即针对不同行业的特色附加型产品，由涉及的行业自主选择，如附加被保险人扩散条款、附加以往食品扩散条款、附加召回费用保险、附加境外司法管辖保险等。
(三)建立一个完善的运行管理机制是基础
一是完善费率核定机制。充分调研掌握农村集体聚餐点、建筑工地食堂、食品企业的数量、地点分布、规模、效益、食品安全管理工作完善程度等一线资料，在综合考虑风险要素和操作便捷性的基础上科学核定费率，制定差异化保费。二是多方完善风险防控体系。保险机构应该搭建完善的风控体系和防损机制，并针对托底能力有限的短板问题，及时配套完善的再保险机制。三是利用第三方力量进行风险管理。通过奖励激励制度将舆论监督纳入保险公司风险管控。
(四)探索一个可复制的险种模式是生命力
从保险险种和区域覆盖两个方面考虑。一是运作模式逐步市场化。在鄞州区域性食品安全责任保险成功实施的基础上，分阶段实现由纯粹的政府买单向政府买单+部分商业化运作、最终过渡到全商业投保的模式转变，把与公众利益关系密切的各类食品安全风险纳入保障范围，分步引导推广，以大中型企业为示范，积极带动小微企业投保。政府部门最终回归专业化监管角色，促进责任保险与市场需求的有效对接，对区域责任保险发展起到正向推动作用。二是覆盖层级逐步提升。强化新国十条确定的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立法保障的责任保险的发展模式。通过宁波地区的先行先试，最终带动浙江省加快建设责任保险创新省的步伐。在条件成熟的基础上，推动全市或全省以人大立法形式明确强制性责任险的投保要求，通过建立完备的法律支撑体系确保食品安全责任保险的强制推行。
食品安全责任险的意义篇2
从苏丹红鸭蛋到三鹿奶粉，从双汇火腿到思念水饺，频繁发生的食品安全事故让人们“谈食色变”。为了保障食品安全，一方面，政府取消了食品免检，设立了添加剂明示、食品安全有奖举报等制度；另一方面，一些保险公司推出了食品安全责任保险。这些措施中，前者只是预防与监督机制，无法解决重大事故发生后的赔偿问题；后者由于存在产品设计上的缺陷，投保率低，并没有发挥保险应有的作用。为保障人民生命与健康，促进食品行业的健康运营，维护社会稳定，笔者认为我国应当建立食品安全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下文简称“食强险”）制度。其意义在于：
（一）强化保险分散风险的基本功能
构建食品安全强制保险，一能促进生产者在事故发生后的恢复生产经营。一般情况下，生产者的赔偿责任能够有效地通过保险公司分散给广大投保人。二能有效地预防和减少事故的发生。保险公司从自身的利益出发，通常会主动对生产者进行监督管理，引导被保险人重视安全生产工作，从而使风险得到减小。同时，保险公司具备监督管理的能力，拥有的一批经验丰富的法律责任风险管理专家，可以为被保险人提供全方位的防损服务。
（二）强化对受害人的责任保障
突出对第三人的保护是强制保险的重要特征，也是设立强制保险的立法目的之一。设立食品安全强制保险能够赋予受害人以直接求偿权，在方式上更为便捷，解决了受害人求偿无门的问题；在资金上更有保障，避免了有权却得不到赔偿的问题，让受害第三人更好地维权。
（三）减轻政府财政负担
“投保人对风险认识不足，而保险人对于开拓此类责任保险也往往缺乏保障机制，对于一些原本应由市场消化的市场风险，往往不得不由政府出面‘买单’。”设立强制保险能够将风险社会化，减轻政府的财政负担。
二、“食强险”的界定
所谓食品安全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下文简称“食强险”），即以食品侵权责任为保险标的的强制性责任保险。欲揭示“食强险”之内涵，需明确以下几个概念：
（一）“食品”
从一般意义上说，食品是指“各种供人食用或者饮用的成品和原料以及按照传统既是食品又是药品的物品，但是不包括以治疗为目的的物品”（《食品安全法》第99条）。但“食强险”的保险标的乃侵权责任法上的“产品责任”，故其“食品”应为“食用产品”，即作为食品的产品。根据我国《产品质量法》的规定，所谓产品，是指经过加工、制作，用于销售的产品（《产品质量法》第2条第2款）。该定义表明：（1）产品必须是经过加工、制作的物品；（2）产品必须用于销售；（3）产品仅限于动产。由此引出的问题是，作为食品的初级农产品是否应纳入“食强险”的适用范围？
对于如何处理农产品与产品责任法的关系，各国立法主张不一，美国等少数国家将农产品纳入产品责任法的调整范围，多数国家则将初级农产品排除在产品责任法调整范围之外，如《欧共体产品责任指示》第2条规定：“产品”是指各种动产，但初级农业产品及猎获物被排斥在外，即使它们与其他动产或不动产相附着，也不属于产品责任法上的“产品”。④我国《产品质量法》虽未明确规定不适用于农产品，但其对产品的定义（经过加工、制作，用于销售的产品）已将初级农产品排除在该法的调整范围之外，立法机关也另行制定了《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将农产品定义为“来源于农业的初级产品，即在农业活动中获得的植物、动物、微生物及其产品。”由此可见，初级农产品在我国不属于《产品质量法》的规制对象。但笔者认为，“食强险”不应一概排除对食用农产品的适用。侵权责任法作为权利救济法，既要通过“产品责任”（特殊侵权责任）规则为“产品”缺陷的受害者提供救济，也应为“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的受害者提供保护（前者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后者适用过错责任原则）。既然都可能产生侵权责任，便都有适用责任保险及“食强险”之余地，至于“食强险”应适用于哪些农产品，则与其应适用于哪些产品一样属于立法政策的考量范畴。
（二）“食品侵权责任”
作为“食强险”的保险标的，“食品侵权责任”是指食品（包括食用农产品）生产经营者因食品存在缺陷造成他人损害依法应当承担的侵权赔偿责任。（1）食品侵权责任的发生前提是“食品存在缺陷”。产品质量法上的产品缺陷，是指产品存在危及人身、他人财产安全的不合理的危险；产品有保障人体健康、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是指不符合该标准（《产品质量法》第46条）。我国产品质量法对产品缺陷的认定采取了“不合理危险”和“不符合安全标准”双重标准。概言之，所谓产品缺陷，即“某一件产品不具备人们有权期望的安全性”（欧共体产品责任指示第6条）。在此意义上，产品缺陷并非一般意义上的产品“瑕疵”，也不等同于产品“质量不合格”或“不符合质量标准”。（2）食品侵权责任包括产品责任和一般侵权责任。如上文所述，食品既包括产品质量法上的“产品”，也包括初级农产品。因产品缺陷之人损害，发生侵权责任法上的“产品责任”，属于特殊侵权责任（无过错责任）；若因初级农产品之缺陷之人损害，则须适用一般侵权归责原则（过错责任原则）。（3）“食强险”的保险标的是“赔偿责任”。侵权责任形式多样，但责任保险作为财产保险的一种，旨在填补被保险人“责任财产”之损失，故“食强险”的保险标的仅限于被保险人依法应当承担的侵权赔偿责任。
三、“食强险”的立法重点
（一）承保范围
赔偿范围：应限于受害人直接的人身损害，不包括财产损失和间接损害。如果将财产损害和间接损害等所有损失都纳入保险人的承保责任，将违背强制保险为受害人提供基本保障而非全部保障的基本原则，⑤同时加重被保险人的保费负担，不利于保险的推广。
除外责任：不应将故意、重大过失全部排除。就故意而言，可以区分为不真正故意和真正故意。行为故意但结果过失，构成不真正故意。行为的故意，如生产者在奶粉中添加三聚氰胺，其行为本身是故意。但对于大范围消费者伤残死亡等结果，生产者是不希望其发生的，此即结果的过失。对于不真正故意引发的责任，保险公司应该予以赔偿。行为故意且结果故意，构成真正故意，真正故意应由刑事法律调整。《刑法》第一百九十八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投保人、被保险人故意造成财产损失的保险事故，构成保险诈骗罪。保险公司对于此情况不承担赔偿责任。故就故意而言，保险人可以免赔的只有真正故意，不真正故意和重大过失不属于除外责任的范围。
（二）道德风险之遏制
前文中除外责任的设计对保险公司不利，可能导致保险公司不愿意承保。同时，将部分故意行为导致的食品安全事故赔偿责任纳入保险赔偿范围，大大减轻了生产者的责任，使得产品生产经营企业可能将保险作为逃避产品责任的方式，引发道德风险。为平衡保险人和被保险人的利益，可以赋予保险公司追偿权，即保险公司对于因不真正故意引发的食品安全事故而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直接向生产者追偿。这样一则可以实现对消费者的保护，真正实现强制保险的价值，二则降低了生产者借食品安全事故责任强制保险逃避责任的机率。
同时，可以参照普通商业责任保险采取浮动费率制，发挥保费的引导作用。被保险人没有发生食品安全违法行为和食品安全事故的，保险公司应当在下一年度降低其保险费率。在此后的年度内，被保险人仍然没有发生食品安全违法行为和食品安全事故的，保险公司应当继续降低其保险费率，直至最低标准。反之，保险公司应当提高其保险费率。
另外，为减少保险人的经营风险，可设定保险赔偿限额。赔偿限额是保险人按照与投保人约定的对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的事故造成的损失予以赔偿的最高金额。在保险期间内，无论发生多少次责任事故，保险人承担的最高赔偿金额不得超过保险合同约定的累计赔偿限额。
（三）受害人的救济
受害人常因致害人破产、逃逸等原因致索赔无门，这不利于消费者权益受损后的赔偿。为解决这一问题，可考虑赋予受害人无条件的直接请求权。所谓直接请求权，是指在发生食品安全事故致人损害而被保险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时，事故的受害者可以直接向保险人请求支付保险金额限度内的损害赔偿额。所谓无条件，是指受害人无须在致害人无力赔偿后才得向保险人请求赔偿，受害人有权选择请求赔偿的对象。直接请求权“是受害人对于保险人请求补偿给付之直接且系原始的请求权，非因继受而取得”⑥。它绝对地归属于第三人，不因被保险人之违背保单条款而受影响，保险人以被保险人的行为为由，终止保险合同或者主张保险合同无效或者拒绝承担保险责任的，对第三人的保险给付请求权不产生任何影响。⑦赋予受害第三人直接请求权，能有效地保护受害人的利益。
（四）食强险的运行
1.确定被保险人。食强险的投保人（被保险人）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设立并登记注册、有固定经营场所、从事特定行业食品生产的食品生产经营者。起步阶段不宜在全部的食品行业推广，可选择影响重大的食品种类进行试点，如肉、蛋、奶制品等领域。可以考虑区分食品产业类别、企业规模，以此为基础确定基础保费。
2.确定承保人。承保人（保险人）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财产保险公司。应该对保险机构的经济实力进行评估，选择资本金充足、偿付能力强、社会信誉好的保险公司作为承保食品安全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的指定机构。
食品安全责任险的意义篇3
关键词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强制保险
中图分类号：D922文献标识码：a
近几年，我国食品安全事件频发。毒奶粉、染色馒头、牛肉膏、地沟油、瘦肉精等食品安全问题已经严重危害到消费者切身利益，并且动摇了消费者对于食品安全的信心。中国产品的信用折价让人痛心，已成为经济转型的最大拦路虎，不仅在国际上销量存疑，甚至在国内都不被信任，国内消费升级最大的受益者可能不是国内企业，而是质量有一定保障的外企。这在奶粉行业上已经表现得淋漓尽致。今年两会上，如何确保“舌尖上的安全”也成为代表委员关注的焦点。食品安全是关乎民生的大问题，抓紧整治刻不容缓。在食品安全的保卫战中，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将会起到重要作用。现代保险具有经济补偿、资金融通和社会管理三大功能，责任保险的辅助社会管理功能尤其突出。通过商业保险公司开办食品安全责任保险，既能保证食品安全事故中的受害人得到及时的补偿，又可以减轻政府的财政压力，这对于辅助政府社会管理功能的实现具有积极的意义。
一、我国食品安全责任保险的发展现状
食品安全责任保险是指因被保险人生产或销售的食品存在缺陷，导致使用者或第三者人身伤害及财产损失，依法应由被保险人承担赔偿责任时，保险人在约定的保险责任及赔偿限额内予以赔偿的一种保险。与国外早期产品责任保险具有食品安全责任保险的性质不同，我国早期产品责任保险更倾向于非食品的产品并带有强烈的涉外性。产品责任保险自开办以来，投保需求不强，因此业务量一直不大。
真正意义上的专门为食品行业打造的责任保险诞生于2008年7月。江苏省长安责任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与扬州市广陵区30家食品经营户代表签订了商品责任保险单，此举措标志着食品生产、经营企业投保食品安全责任保险，保险公司承担食品安全事故赔偿责任的保险在扬州正式启动。此次签约的商品责任保险条例规定，凡食品安全示范店的经营业主缴纳300元钱，并同时持有工商营业执照和有效的食品卫生许可证，都可以签订一份《食品安全示范店商品责任保险单》。在保险期内，被保险人在依法经营的前提条件下，由于所生产食品的缺陷或质量问题致使消费者病、残、亡和财产损失的，依法应该由被保险人承担的医疗费、丧葬费、财产损失费，由保险人根据保险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一年的累计赔付限额为5万元人民币，但可以多次请求赔付直至达到赔偿限额。
到目前为止，除了长安责任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等少数几家公司有专门的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外，多数财产保险公司还没有开展专门的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只是迫于食品安全事件频发的压力，在当地政府的推动下，一些分公司扩展了产品责任保险条款，使之具备食品安全责任保险的性质，或者利用一些公众责任险要求餐饮场所业主投保。
近年来，由于环境污染的加重，食源性疾病的发现和蔓延，大量食品添加剂的使用，以及转基因食品的出现，一起起食品安全事件被媒体曝光，使人民群众对食品安全问题倾注了更多的关注，因此迫切需要建立一个能够有效解决上述问题的机制。食品安全责任保险是以市场化的手段辅助社会管理的有效途径，大力开展食品安全责任保险能够有效地发挥现代保险业的经济补偿和社会管理功能，促进社会各方面的协调。同时，保险业积极参与食品安全的保障工作也是其承担社会责任，履行社会义务所义不容辞的。面对公众对我国食品安全现状愈加强烈的关注，以及目前食品安全的严峻形势，要真正做到“吃得放心”，片面依靠政府监管、法律制裁是不够的，还需要引入保险，即采用责任保险的商业化风险管理工具予以配合，从而形成综合的、全方位的食品安全管理体系。
二、食品安全保险遭冷遇的原因
（一）立法不足。
责任保险是所有险种中对法律敏感度最高的险种之一。我国至今没有独立的产品责任法，缺乏实行食品安全强制责任保险的法律依据。由于立法上的缺陷，导致执法部门在执法过程中和消费者在食品安全责任追究方面无法可依，对食品生产、加工和销售者所承担的法律责任进行追究亦缺乏相应的法律依据。这样实行起来会有很多的不便，无法可依。
（二）食品安全责任保险的有效需求不足。
责任保险的投保人和被保险人（致害人）是食品生产、加工和销售企业，最终目的是对第三方即消费者（受害人）的救济，该险种对于法律和监管的敏感度很高。由于我国的产品责任立法相对滞后以及法律责任追究体系有待于进一步完善，以及执法人员水平不高等，导致食品生产、加工和销售企业所承担的法律风险有限，加之处罚与违规所得的数字相差太远，企业违规的成本较低而获利丰厚，即使被查，换个牌子照样生产。消费者由于前述原因或在个人维权意识方面则相对淡漠，食品企业总体面临的侵权责任风险从某种程度上说并不大，从而责任保险的有效需求较低。
（三）食品安全责任保险的供给不足。
食品安全责任保险承保的主要是法律风险，并且涉及对食品安全责任风险的评估、承保食品的类别、承保方式、费率的厘定、风险管理和保险理赔、诉讼程序的介入等多个环节，对于保险公司的经营管理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国保险公司恢复国内业务的时间较短，目前竞争重点主要集中在企业财产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以及货物运输保险等有形财产保险领域，承保责任风险的技术能力不足，从业人员极度短缺。目前我国责任保险占整个财产险业务的比重仅为5%左右（不含汽车责任险），相对国际平均水平15%有很大差距。责任保险险种推广主要集中在雇主责任保险、公众责任保险、产品责任保险等险种，即使是与食品安全有关的产品责任保险，也主要承保的是出口食品，尤其是出口到欧美等国市场的食品，面向国内销售的食品行业的承保率非常低。截至2007年10月，中国人保、大地财产和华安财产在产品责任保险之外开办了餐饮场所责任保险。中国人保和大地财产将食物中毒和其他食源性疾病列入承保范围，华安财产仅限于承保食物中毒的单一风险，并且保险金额都比较保守。
三、我国推行食品安全责任保险的建议
我国在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时，由于责任保险人的缺位以及侵权责任人的逃逸或经济能力不足，使得政府甚至个人成为责任事故的最终承担者，再加上我国法制环境不健全以及公民法律意识的欠缺，使得食品安全责任保险的有效供给与需求都受到了严重的抑制。相关数据显示，2006年我国企业投保产品责任险的比例仅为4%，其中食品、医药类占比不到10%。为了发挥食品安全责任保险的作用，很大程度上必须依靠法律强制推行，以下是对我国推行食品安全责任保险的几点建议：
（一）完善食品安全责任保险所需的法律环境。
2009年6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正式开始实施。与1995年施行的《食品安全法》以及之前的一系列相关法律法规相比，新《食品安全法》无论从监管的范围还是惩罚的力度上，都有明显的加强。一是借鉴发达国家的作法引入了惩罚性赔偿，这一举措有利于保护消费者利益；二是规定了食品安全标准，食品企业必须保证其产品符合这一标准。可见，新《食品安全法》的实施，加大了食品企业所面临的索赔风险和法律风险，增强了其转嫁风险的需求，为我国食品安全责任保险打开了新的市场空间。
但是从实施效果来看，无论是《食品安全法》还是之前的《侵权责任法》，其覆盖面与实施力度均不足以支撑责任保险的发展，只有建立独立的产品责任法，才能为产品责任保险的推进提供坚实的法律依据。因此，国家应在现有基础上，考虑制定《产品责任法》，逐步采用严格责任原则，对于造成消费者人身伤害的食品生产、加工、销售企业严格追究其应承担的民事法律赔偿责任，为企业参加食品安全责任保险提供法律依据。
（二）政府提供政策支持，监管部门监管到位。
由于责任保险的复杂性，经营风险大大高于其他商业保险。因此在推动发展时，需要政府给予一定的税收优惠，提高保险企业开发责任保险的积极性。另外，政府还应运用行政手段，将投保作为发放生产许可、经营执照等相关证件的条件。
在监管体系方面，目前我国设立的监管部门庞杂，执行职能时容易出现责任划分不清的问题。因此，我国急需理顺食品监管各部门之间的关系，避免多头监管带来的弊端。港澳地区由一个监管部门全程独立监督食品安全的做法是一条可以借鉴的思路。
（三）采用基本强制险为主，附加责任险补充的模式。
责任保险与一般保险的最主要区别在于：其承保的标的是因被保险人的行为受到损害的与保险合同无关的第三人的利益。当然此种保险也会使投保人受益，如减少其赔偿数额和诉讼费用。但第三人将从中得到的利益可能会大大超过被保险人。因此可以说，此种保险保护的主要是第三者的利益，从社会的角度看责任保险是一种具有正外部性的产品，能增加社会福利，保护公众的人身和财产利益，是应该推行的。但是由于食品安全责任保险所承保的风险具有政策性保险所承保的基本风险的性质，风险事故的后果会涉及大量的消费者，风险事故的发生对保险公司经营的稳定性会造成很大的冲击，因此以盈利为目的的商业性保险公司对于涉足这一市场一直持审慎的态度。这样完全依靠市场机制发挥作用，产品责任保险的供给将会严重不足，其正外部性作用将无法得到发挥。此时只有通过政府的有形之手，通过法律的强制规定去增加供给，以促进效率的提高，弥补市场的不足。
由于我国食品企业存在数量多，规模小的特点，不少小型食品生产企业不仅投保意识不足，而且经济效益也不好，如果再强制其缴纳食品安全强制险的保费，势必影响企业的利润甚至生存。所以在目前我国各个食品企业盈利能力差异明显的环境下，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应采用基本强制险为主，附加责任险补充的模式。即先在每个具体的食品行业设计一款基本的食品安全强制险保单，其保额、保费比较低，既不至于给投保该险的企业曾加过多的负担，也能满足一旦发生食品安全事故受害者及时的抢救和简单的医疗救治需求。如果某食品企业认为该强制险的保障难以满足其需求，则可以再向保险公司提出投保商业食品安全责任险的要求，至于保险公司是否同意呈报及一旦呈报保额、保费的确定则需要在保险公司对该食品企业进行风险评估后加以确定。
（作者单位：中央财经大学保险学院2011精算研）
参考文献：
[1]鞠珍艳.论构建我国食品安全强制责任保险制度.上海保险，2010（3）.
[2]许飞琼.责任保险.中国金融出版社，2007.11.
[3]都丽峰.《食品安全法》解读及其对食品行业的影响分析.标准科学.2009（11）.
食品安全责任险的意义篇4
关键词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强制保险。
1一、我国食品安全责任保险的发展现状。
食品安全责任保险是指因被保险人生产或销售的食品存在缺陷，导致使用者或第三者人身伤害及财产损失，依法应由被保险人承担赔偿责任时，保险人在约定的保险责任及赔偿限额内予以赔偿的一种保险。与国外早期产品责任保险具有食品安全责任保险的性质不同，我国早期产品责任保险更倾向于非食品的产品并带有强烈的涉外性。产品责任保险自开办以来，投保需求不强，因此业务量一直不大。
真正意义上的专门为食品行业打造的责任保险诞生于2008年7月。江苏省长安责任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与扬州市广陵区30家食品经营户代表签订了商品责任保险单，此举措标志着食品生产、经营企业投保食品安全责任保险，保险公司承担食品安全事故赔偿责任的保险在扬州正式启动。此次签约的商品责任保险条例规定，凡食品安全示范店的经营业主缴纳300元钱，并同时持有工商营业执照和有效的食品卫生许可证，都可以签订一份《食品安全示范店商品责任保险单》。在保险期内，被保险人在依法经营的前提条件下，由于所生产食品的缺陷或质量问题致使消费者病、残、亡和财产损失的，依法应该由被保险人承担的医疗费、丧葬费、财产损失费，由保险人根据保险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一年的累计赔付限额为5万元人民币，但可以多次请求赔付直至达到赔偿限额。
到目前为止，除了长安责任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等少数几家公司有专门的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外，多数财产保险公司还没有开展专门的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只是迫于食品安全事件频发的压力，在当地政府的推动下，一些分公司扩展了产品责任保险条款，使之具备食品安全责任保险的性质，或者利用一些公众责任险要求餐饮场所业主投保。
近年来，由于环境污染的加重，食源性疾病的发现和蔓延，大量食品添加剂的使用，以及转基因食品的出现，一起起食品安全事件被媒体曝光，使人民群众对食品安全问题倾注了更多的关注，因此迫切需要建立一个能够有效解决上述问题的机制。
食品安全责任保险是以市场化的手段辅助社会管理的有效途径，大力开展食品安全责任保险能够有效地发挥现代保险业的经济补偿和社会管理功能，促进社会各方面的协调。同时，保险业积极参与食品安全的保障工作也是其承担社会责任，履行社会义务所义不容辞的。面对公众对我国食品安全现状愈加强烈的关注，以及目前食品安全的严峻形势，要真正做到“吃得放心”，片面依靠政府监管、法律制裁是不够的，还需要引入保险，即采用责任保险的商业化风险管理工具予以配合，从而形成综合的、全方位的食品安全管理体系。
二、食品安全保险遭冷遇的原因。
（一）立法不足。
责任保险是所有险种中对法律敏感度最高的险种之一。我国至今没有独立的产品责任法，缺乏实行食品安全强制责任保险的法律依据。由于立法上的缺陷，导致执法部门在执法过程中和消费者在食品安全责任追究方面无法可依，对食品生产、加工和销售者所承担的法律责任进行追究亦缺乏相应的法律依据。这样实行起来会有很多的不便，无法可依。
（二）食品安全责任保险的有效需求不足。
责任保险的投保人和被保险人（致害人）是食品生产、加工和销售企业，最终目的是对第三方即消费者（受害人）的救济，该险种对于法律和监管的敏感度很高。由于我国的产品责任立法相对滞后以及法律责任追究体系有待于进一步完善，以及执法人员水平不高等，导致食品生产、加工和销售企业所承担的法律风险有限，加之处罚与违规所得的数字相差太远，企业违规的成本较低而获利丰厚，即使被查，换个牌子照样生产。消费者由于前述原因或在个人维权意识方面则相对淡漠，食品企业总体面临的侵权责任风险从某种程度上说并不大，从而责任保险的有效需求较低。
（三）食品安全责任保险的供给不足。
食品安全责任保险承保的主要是法律风险，并且涉及对食品安全责任风险的评估、承保食品的类别、承保方式、费率的厘定、风险管理和保险理赔、诉讼程序的介入等多个环节，对于保险公司的经营管理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国保险公司恢复国内业务的时间较短，目前竞争重点主要集中在企业财产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以及货物运输保险等有形财产保险领域，承保责任风险的技术能力不足，从业人员极度短缺。目前我国责任保险占整个财产险业务的比重仅为5％左右（不含汽车责任险），相对国际平均水平15％有很大差距。责任保险险种推广主要集中在雇主责任保险、公众责任保险、产品责任保险等险种，即使是与食品安全有关的产品责任保险，也主要承保的是出口食品，尤其是出口到欧美等国市场的食品，面向国内销售的食品行业的承保率非常低。截至2007年10月，中国人保、大地财产和华安财产在产品责任保险之外开办了餐饮场所责任保险。中国人保和大地财产将食物中毒和其他食源性疾病列入承保范围，华安财产仅限于承保食物中毒的单一风险，并且保险金额都比较保守。
三、我国推行食品安全责任保险的建议。
我国在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时，由于责任保险人的缺位以及侵权责任人的逃逸或经济能力不足，使得政府甚至个人成为责任事故的最终承担者，再加上我国法制环境不健全以及公民法律意识的欠缺，使得食品安全责任保险的有效供给与需求都受到了严重的抑制。相关数据显示，2006年我国企业投保产品责任险的比例仅为4%，其中食品、医药类占比不到10%。
为了发挥食品安全责任保险的作用，很大程度上必须依靠法律强制推行，以下是对我国推行食品安全责任保险的几点建议：
（一）完善食品安全责任保险所需的法律环境。
2009年6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正式开始实施。与1995年施行的《食品安全法》以及之前的一系列相关法律法规相比，新《食品安全法》无论从监管的范围还是惩罚的力度上，都有明显的加强。一是借鉴发达国家的作法引入了惩罚性赔偿，这一举措有利于保护消费者利益；二是规定了食品安全标准，食品企业必须保证其产品符合这一标准。可见，新《食品安全法》的实施，加大了食品企业所面临的索赔风险和法律风险，增强了其转嫁风险的需求，为我国食品安全责任保险打开了新的市场空间。
但是从实施效果来看，无论是《食品安全法》还是之前的《侵权责任法》，其覆盖面与实施力度均不足以支撑责任保险的发展，只有建立独立的产品责任法，才能为产品责任保险的推进提供坚实的法律依据。因此，国家应在现有基础上，考虑制定《产品责任法》，逐步采用严格责任原则，对于造成消费者人身伤害的食品生产、加工、销售企业严格追究其应承担的民事法律赔偿责任，为企业参加食品安全责任保险提供法律依据。
（二）政府提供政策支持，监管部门监管到位。
由于责任保险的复杂性，经营风险大大高于其他商业保险。
因此在推动发展时，需要政府给予一定的税收优惠，提高保险企业开发责任保险的积极性。另外，政府还应运用行政手段，将投保作为发放生产许可、经营执照等相关证件的条件。
在监管体系方面，目前我国设立的监管部门庞杂，执行职能时容易出现责任划分不清的问题。因此，我国急需理顺食品监管各部门之间的关系，避免多头监管带来的弊端。港澳地区由一个监管部门全程独立监督食品安全的做法是一条可以借鉴的思路。
（三）采用基本强制险为主，附加责任险补充的模式。
责任保险与一般保险的最主要区别在于：其承保的标的是因被保险人的行为受到损害的与保险合同无关的第三人的利益。当然此种保险也会使投保人受益，如减少其赔偿数额和诉讼费用。但第三人将从中得到的利益可能会大大超过被保险人。因此可以说，此种保险保护的主要是第三者的利益，从社会的角度看责任保险是一种具有正外部性的产品，能增加社会福利，保护公众的人身和财产利益，是应该推行的。但是由于食品安全责任保险所承保的风险具有政策性保险所承保的基本风险的性质，风险事故的后果会涉及大量的消费者，风险事故的发生对保险公司经营的稳定性会造成很大的冲击，因此以盈利为目的的商业性保险公司对于涉足这一市场一直持审慎的态度。这样完全依靠市场机制发挥作用，产品责任保险的供给将会严重不足，其正外部性作用将无法得到发挥。此时只有通过政府的有形之手，通过法律的强制规定去增加供给，以促进效率的提高，弥补市场的不足。
由于我国食品企业存在数量多，规模小的特点，不少小型食品生产企业不仅投保意识不足，而且经济效益也不好，如果再强制其缴纳食品安全强制险的保费，势必影响企业的利润甚至生存。所以在目前我国各个食品企业盈利能力差异明显的环境下，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应采用基本强制险为主，附加责任险补充的模式。即先在每个具体的食品行业设计一款基本的食品安全强制险保单，其保额、保费比较低，既不至于给投保该险的企业曾加过多的负担，也能满足一旦发生食品安全事故受害者及时的抢救和简单的医疗救治需求。如果某食品企业认为该强制险的保障难以满足其需求，则可以再向保险公司提出投保商业食品安全责任险的要求，至于保险公司是否同意呈报及一旦呈报保额、保费的确定则需要在保险公司对该食品企业进行风险评估后加以确定。参考文献：
[1]鞠珍艳。论构建我国食品安全强制责任保险制度。上海保险，2010（3）。
[2]许飞琼。责任保险。中国金融出版社，2007.11.
[3]都丽峰《。食品安全法》解读及其对食品行业的影响分析。标准科学。2009（11）。
食品安全责任险的意义篇5
【关键词】食品安全责任风险;食品安全政府管制;食品安全责任保险
一、食品安全责任风险
(一)食品安全责任风险的含义
国内外对“食品安全”的理解是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对食品安全问题的认识经历了一个由侧重食品数量安全(FoodSecurity)到侧重食品质量安全(FoodSafety)的转变过程。食品安全责任风险是食品安全责任保险的具体内容,是指与食品制造、销售有关的各方,因食品安全事故造成食用者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依法应当承担民事损害赔偿的风险。
(二)食品责任风险的表现
食品安全责任风险有可能给食品生产者和销售者带来巨额的经济赔偿责任。(从图1可以看出)这包括对问题产品召回所产生的费用,支付给受害者的经济赔偿,相关法律诉讼费用等。由于食品安全事故波及的受害者数量较大,造成的伤害程度较深,损害赔偿金一般来讲数额巨大,再加上产品召回损失和法律费用,企业常常要面临巨额的财务压力。漫长的法律诉讼会使企业疲惫不堪,大量的媒体曝光会使企业出现信任危机,产品声誉的受损又会触发市场的萎缩甚至丧失。总之,企业会因产品责任问题而陷入困境或倒闭。
食品安全责任风险有可能给政府带来承重的经济压力与舆论压力。我国《国家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应急预案(2007)》中按照食品安全事故的性质、危害程度和涉及范围,将其分为特别重大食品安全事故(Ⅰ级)、重大食品安全事故(Ⅱ级)、较大食品安全事故(Ⅲ级)和一般食品安全事故(Ⅳ级)共四级。无论是哪一级事故发生,相应的善后工作也规定了主要由各级政府部门承担,包括受害人员的抢救、安置、补偿以及征用物资的补偿、污染物的收集、清理、处理等事项,承受着巨大的经济压力。
(三)食品安全责任风险的特点
1.食品安全责任风险的评估依赖于一国的食品安全标准和民事责任法律的完善。对食品安全事故以法律形式确认为应负经济上的赔偿责任是食品安全责任风险存在的基础,对于食品安全问题的日益关注和民事归责原则的变化,食品安全责任风险的发生概率有增大趋势。国际上产品责任归责原则上一般经历了过错责任到严格责任的过程,这种变化的直接结果就是加大了食品生产与销售者的责任风险。
2.食品安全责任风险发生的概率一般较低。尤其当一国具有严格的食品卫生检验检疫体系时,一旦发生了食品安全事故,造成的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的波及程度和范围却十分深远。随着食品生产企业规模的不断增大,物流体系的完善与延伸,世界贸易的发展与深化,从生产和销售者的角度来讲,食品安全责任风险将是他们当前和未来所面临的重大风险。
3.食品安全责任风险的涉及面广。由于政府一般负有食品卫生标准制定,食品安全监督管理的职责,食品安全事故的发生使得政府相关部门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花费大量财力物力去处理善后事宜。食品安全责任风险对于企业和政府来讲,往往“一击致命”,影响深远。
二、政府应对食品安全责任风险的方式分析
政府在食品安全事故发生前主要以管制方式应对食品安全责任风险。管制经济学认为政府管制作为行政机构依法对市场行为进行监督、管理与规范的一种制度安排,具有较典型的公共物品属性,这表现在管制安排的收益具有非排他性。被管制产业内的各个企业不能相应的排斥对方同样享有管制为产业带来的利益。正因为没有排他性,被管制企业不可能自行创设管制制度,这种制度只能由政府提供。目前我国的食品安全管制存在着以下几点问题:
1.食品安全管制有效性低。我国食品安全管制存在多部门执法、职能交错、权责不清的状况,导致管制的有效性低,难以达到预期的收益;在管制体系的运行机制上,发达国家普遍建立起从农田到餐桌的全过程监控体系,中国在整个管制体系中存在断层与重复的现象;在法律、法规、制度措施的保障方面,发达国家采取了先进技术手段,制定了完善的法规体系和一系列制度措施,中国缺乏先进的技术、完善的制度,造成管制上的许多漏洞。
2.政府因管制而产生的成本高。政府因管制而产生的成本主要反映在以下几方面:政府在食品安全管制过程中,由于多个职能部门缺乏协调,无形中提高了各管制部门的管制成本。如质量技术监督、卫生、食品药品监管、检验检疫等部门都拥有自成体系、各自为政的检验检测机构,这必然导致技术设备的使用效率不高、浪费严重,使得管制执行成本居高不下。
3.食品生产企业规模过小,提高了管制执行成本。“多、小、散、乱”是中国食品产业的现状。有统计显示,在食品生产加工领域,10人以下的小企业、小作坊,全国有几十万家;在食品流通领域,集贸市场有近10万个,个体户的数量则有百万之多。食品生产企业多而规模小的现状,直接导致中国食品安全风险和控制成本都大大增加。我国目前处在一个食品安全事故频发的时期,也是食品安全体系全面建立的时期,如何更好的防范食品安全责任风险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无论是经济学理论还是国际上领先的实践经验,对于完全依靠政府来解决食品安全问题都持怀疑和否定态度。
三、日益受到重视的风险应对措施:食品安全责任保险
(一)食品安全责任保险的定义
保险学中定义的产品责任保险是指由于被保险人在约定期限内所生产、出售的产品或商品在承保区域内发生事故,造成使用、消费或操作该产品或商品的人或其他任何人的人身伤害、疾病、死亡或财产损失,依法应由被保险人承担经济赔偿责任,以及因此而产生的诉讼费用时,保险公司在约定的赔偿限额内负责赔偿的一种责任保险。
结合上述定义,可将食品安全责任保险界定为被保险人在保险合同列明的经营场所内生产、销售食品,或者现场提供与其营业性质相符的食品时,因疏忽或过失致使消费者食物中毒或其他食源性疾患或因食物中掺有异物造成消费者人身损害或财产损失,受害人或其人首次向被保险人提出索赔,保险人在合同约定的赔偿限额内负责赔偿的责任保险。
(二)食品安全责任保险的优势
1.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对政府食品安全管制具有补充效应。补充效应是当某种食品安全责任保险作为政府管制的“补充品”而整合在一起时所产生的积极效应。这种效应要么表现为一种方式对另一种方式缺陷的修正,要么表现为两种方式优势的叠加。政府从提供公共物品的角度出发,通过立法,设置相关机构等方式,力图最大限度的减少食品安全事故的发生。保险公司作为以营利为目的的商业机构,也参与到食品安全事故的事前预防中是有其必然性的。
首先,保险公司从自身利益出发,愿意主动参与预防工作。预防做得好,安全事故就发生的少,保险公司的经济赔偿就会减少,其利润就会增加。保险公司从自身利益出发,对食品生产者进行事故预防宣传,与政府相关机构合作,共享信息。
其次,从自身条件来看,保险公司也有能力参与预防工作。保险公司的日常规业务就是围绕“风险”展开的,从承保、计算费率到理赔都在与事故打交道,对每一次事故发生的原因、损失情况都要进行统计,分析。会积累大量有关食品生产企业的第一手资料。在科学的基础上,保险公司完全有能力做好事故预防工作。
最后,保险公司还将提高被保险人的食品安全预防意识。我国《保险法》第五十一条规定:“保险人可以按照合同约定对保险标的的安全状况进行检查,及时向投保人、被保险人提出消除不安全因素和隐患的书面建议。投保人、被保险人未按照约定履行其对保险标的的安全应尽责任的,保险人有权要求增加保险费或者解除合同”。被保险人都会重视自身检查,消除食品生产中的不安全因素,以避免最终得不到赔偿金的情况。
2.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减轻了政府处理食品安全事故的压力。在我国,当食品安全事故发生之后,按照《国家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应急预案(2007)》的规定,受害人员的抢救、安置、补偿以及征用物资的补偿、污染物的收集、清理、处理等事项,主要由各级政府部门承担,政府承受着巨大的经济压力。产品召回保险,这一在国外常常作为食品安全责任保险附加条款的保障范围,完全可以覆盖问题食品的收集,运输,处理费用,大大减轻了政府在这方面的负担。更为重要的是,当事故发生后,一旦企业因为各种原因不能及时对受害者进行赔偿,政府就必须承担起救助,补偿的责任,否则将会面临巨大的舆论压力。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对食品安全事故受害者迅速的支付赔偿金,有利于稳定社会局面,充分发挥了保险的是社会管理职能。
3.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对于食品生产者的有效激励。即便可能,食品生产者要完全消除食品安全事故风险所需要的成本也是巨大的,因为这需要应用很多价格昂贵的技术与设备。而且成本很大,一部分还会转移给消费者,尽管会有人愿意为更加安全的食品支付更高的价格,但大多数消费者并不会这样做。于是就会在食品市场上出现“劣货驱逐好货”的现象,即低价,低质量的食品会挤占高价,高质量的同类食品。
对于经验特征,虽然消费者在每次购买时所掌握的信息都是不完全的,但消费者在购买后能很快认识到产品安全特性或通过长期购买所形成的经验判断出其安全特性。对于信用特征,由于消费者事先无法做出判断,购买后也需要很长时间或根本不可能掌握相关信息,生产者很难在这种情况下建立质量声誉。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市场无法提供足够的激励来促使生产者提供满足消费者安全需求的食品。食品生产者对于所面临的食品安全责任有两种处理方式:风险控制和风险转移。在外界法律约束等条件不变的假设下,企业会在比较两种风险处理方式的边际成本与收益的基础上决定应对措施。
下面的模型描述了决策的过程:
设π为食品生产者不遭受食品安全事故损失时的收益,随机变量L为生产者在安全事故中遭受的损失,它的取值区间为(0,L]。事故发生的概率为p。C为生产者因事故而引起的财务危机成本。q为财务危机发生的概率。
在没有任何风险管理措施的情况下,生产者的期望收益为e[L]减去事故的期望损失,再减去财务危机的成本。即:
e[L]=π-pe[L]-pqC
生产者可以通过风险控制和风险转移来减缓责任风险的冲击。rc代表在风险控制上的投资,rt代表在风险转移上的投资。损失发生的概率,遭受财务危机的概率都会随着rc而降低。不同的企业与所采用的技术决定着函数p(rc),e[L(rc)]和q(rc)。当生产者投资rt在风险转移上时,i(rt)为它收到的支付。支付随着风险转移程度而变化。财务危机的发生概率也会随着风险转移而降低,变为q(rc,rt)。生产者现在的利益最大化问题变为:
λ和γ分别是风险控制和风险转移面临的约束乘数,这里有四种情况:
(1)存在风险控制和风险转移(rc>ν,rt>ε)
(2)只有风险控制(rc>ν,rt=0)
(3)只有风险转移(rc=0,rt>ε)
(4)不存在风险控制和风险转移(rc=0,rt=0)
当生产者同时选择了风险控制与风险转移时,等式(1)和等式(2)决定了这两种风险应对措施的最优水平:
通过等式(1)可以看到,风险控制单位投入的边际收益取决于事故发生概率、财务危机发生概率以及平均损失的降低。等式(2)表明风险转移的单位投入的边际收益取决于保险给付的增加和财务危机发生概率的降低。两种风险应对方式是具有替代性的,增加一个的投入就会减少另一个的收益。
当rc或rt为零时,风险转移或风险控制的边际收益将会小于边际成本。当风险的期望成本降低时,风险控制的边际收益也会降低。事故的发生概率,期望损失以及财务危机成本的增加都会是风险的期望成本增加,保险给付的增加将会降低风险的期望成本。由风险控制引起的期望损失的降低取决于事故发生概率,财务危机发生概率以及损失额的降低,风险转移的效力则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当生产者投入在风险转移上投入更多时,财务危机发生的概率会因保险给付的增加而降低;当财务风险发生概率以及保险给付金额的绝对值较大时,风险转移的效果就会更加明显。
四、结论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当生产者的财务危机成本和事故发生概率较高时,就会更加倾向于购买保险,并且在这种情况下,风险转移的效力更为明显。虽然风险控制与风险转移是可以替换的,完全用风险控制代替风险转移是不明智的。考虑到每家食品生产企业的具体情况,以下三点与企业在食品安全责任风险管理时的决策有密切关系:损失发生的概率以及损失额的大小,生产者的风险承受能力,财务危机成本。当发生食品安全事故的概率以及由此造成的损失额较大时,将会从风险转移中更多的获益。
风险承受能力是指生产者在遭受一定的损失时不会导致财务危机的能力,通常通过企业的市场价值来评估,随着食品生产企业产品多样化程度和融资能力的提高而增大。公司的风险承受能力低,当遇到食品安全事故时就很难及时获得所需要的应对资金,风险转移的需求就大。财务危机成本包括失去的投资机会,缺少流动性而不能按时偿还债务引起的信用损失,以及增加的破产概率。财务危机成本越高,就越会从风险转移中收益。
参考文献
[1]张洪涛,郑功成.保险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食品安全责任险的意义篇6
关键词：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强制责任保险
近年来，食品安全事故频发，既侵害了消费者的身体健康，同时也对食品行业给予沉重打击，例如"酒鬼酒"被曝"塑化剂" 事件当天，酒鬼酒紧急停牌，14支白酒股无形蒸发300多亿资产，足见食品安全已成为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食品安全责任强制保险是适应食品安全现状的客观产物，其强制保障、分散风险、转嫁责任的功能，极大维护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适应了食品行业发展的客观需求。但实践中，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却存在投保率低，食品安全保险种类单一的现象，该项制度未能广泛推行。本文就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强制推行的必要性及可行性展开分析，以期对食品安全责任强制保险制度构建有所推进。
1．推行食品安全责任强制保险的必要性
1.1食品行业主体责任保险意识单薄
现行的食品安全责任保险仍是商业保险，遵循缔约自愿原则，是否投保，何时投保、与谁建立保险关系完全由食品企业自主决定。许多食品企业为了追求更多的经济效益，只顾眼前利益得失，往往不愿意投保责任保险而增加经营成本。既使是发生了食品安全事故，也"自认倒霉"，换个招牌，继续经营，对其生产、销售影响并不大。更有少部分企业抱着赚点就撤的心理，对食品安全采取放任态度，自然不会在食品安全成本方面有太多的投入，既便被相关食品卫生监管部门查处，也会一弃置之。缺乏事前防范，事后惩处的有效制度，是部分食品企业忽视食品安全的重要原因。低廉的违法成本，未能促使其主动投保责任保险。
另外，许多食品企业对责任保险的功能并不理解，投保意识不强。责任保险不仅具有分散风险、转嫁责任的功能，同时可以对投保产品起到宣传作用，引导消费者的选择。食品消费者往往会因为该食品投保了责任保险，对其产品质量更加放心，选择时会优先考虑投保产品，从而促进产品销售，增加投保食品企业利润。因此，投保食品安全责任保险不仅具有对食品企业的风险防范、责任风担功能，同进可对投保企业起到品牌宣传作用。
1.2食品侵权往往具有隐性特点，消费者在受到食品瑕疵损害时举证困难
有毒有害食品对人身体侵害的特点往往是持续地、隐蔽地，具有较长的潜伏期，不会及时地显现，最终导致大部分受害人长期遭受有害食品的危害，而得不到及时救济。人们每天食用的食物种类较多，既使出现中毒症状，消费者也无法准确判断究竟哪样食品存在问题，只有自掏腰包，将自己食用过的食物先逐一送检，才有可能确定毒源。如此的送检维权，使消费者消耗了大量的精力和财力后才得以确定侵权主体，是消费者维权难的现实难题。消费者的维权难，就为食品企业逃避法律责任创造了机会。而食品安全责任强制保险，强制食品企业投保，可以有效防止食品企业逃避法律责任，有利于促进消费者食品安全维权。因此，推行食品安全责任保险是维护消费者权益的现实需要及必然要求。
1.3政府在重大食品安全事故中常常扮演"保险人"角色，增加财政负担
一些食品安全事故发生后，虽然责任主体明确，但往往因责任企业无赔偿能力或逃避责任承担，导致由政府向受害者埋单。责任保险人的缺位，迫使政府充当了"保险人"的角色，增加财政负担，最终由纳税人埋单。因此，扭转政府埋单的现象，减轻政府的财政压力，食品安全责任保险的推行成为必然。
1.4保险条款侧重于对保险人的保护，不利于对被保险人的保护
现行的食品责任保险条款，均由保险人单方制订，被保险人在保险条款的制订方面毫无话语权。订立保险合同时，被保险人要么选择接受，要么选择离开。保险条款制订的单方性，决定了保险条款利益设计的不平等性。保险人往往更关注自身权益保障，对被保险人设置多重限制条款，表现了保险人与被保险人双方地位实质的不平等。保险条款的不平等，也是导致食品责任保险推广不利的重要原因。食品安全责任强制保险条款在制定时，由政府相关部、保监会、保险公司代表、食品企业代表、消费者协会、消费者共同参与，充分的体现了保险条款内容的民主性及科学性。食品安全责任强制保险条款能够有效实现了各保险主体的利益平衡，因此推行食品安全责任强制保险成为必然。
2．推行食品安全责任强制保险的可行性
2.1尽快出台《食品安全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由政府主导食品安全责任强制保险制度的建立
食品安全责任强制保险制度的建立，对运行主体的选择，宜采用"官办民营"方式。由于该项制度具有较强的正外部性，需要在密切关系人民群众健康的食品领域强制推行，如果仍采用一般的商业性保险模式运作，仍无法解决保险产品的不足及投保人积极性不高的负面问题。此时，需要政府通过行政职能，强制食品安全责任保险的强制实施，才能充分发挥责任保险对消费者的保障功能。
借鉴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的成功经验，建立与《食品安全法》相配套的《食品安全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具体规定强制保险范围的设定、运作模式的设定、损失分担计划的政策支持。将食品安全责任强制保险的推行上升为一种法律义务，将投保食品安全责任强制保险作为取得食品行业经营许可资格的前置条件，对符合条件但尚未投保的食品企业进行取缔。当然，政府还应作好食品安全风险的监测、评估、信息披露工作，根据食品安全事故发生率及时调整投保主体条件及保费率。同时，政府相关部门配合强制保险制度目的的落实，如卫生行政主管部门监督医疗机构对食品受害人的救治情况及有无依法使用食品安全责任强制保险设立的共保基金对受害人进行抢救；如财政部门根据保险人缴纳营业税额及共保基金的情况，对共保基金予以财政补贴。
2.2加强食品安全责任强制保险与商业保险的协调配合，实现保险公司、食品企业及消费者利益的共同维护。
食品安全责任强制保险是消费者利益维护的基本保障，其覆盖主体广泛，但仅以基本的人身伤害及直接的财产损失为承保范围，赔偿限额以满足受害人的基本需求为限，且不包括对消费者造成的间接损失，可以说强制保险仅赔偿受害人的基本损失，仅是部分赔偿。而商业保险的承保范围则以保险人与投保人的约定为准，一般包括人身损害及财产损失，范围广于食品安全责任强制保险，且赔偿额也可在国家规定范围内自由约定，可以是对受害人的完全赔偿。食品安全责任强制保险与商业保险相辅相承，共同构成了食品安全责任保险的完整体系。因此，在实践中既要强制推广食品安全责任强制保险的实施，又要大力宣传商业保险的重要补充作用。
保险人在承保食品安全责任强制保险时应有适当的利润，如果只是不亏不盈，虽是强制承保，但不利于调动保险人的积极性，不利于食品安全责任保险的深入开发及保险人才的投入，无法满足投保人对保险产品的需求。只有在赋予保险人强制承保义务的同时，给予适当利润，保险公司才会积极响应政策、法规要求，广泛推行食品安全强制责任保险。同时，建议保监会会同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建立食品安全保险评级机制。根据每款产品在上一保险期内的表现（如保险公司的赔付率、客户投诉率等），由保险监管部门予以保险评级，保险公司可以根据保险评级调整其下一期的食品安全责任保险费率，顾客可以根据保险评级来挑选安全可靠的食品，企业则以保险评级为动力和约束而加强食品安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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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责任险的意义篇7
【关键词】食品召回法律责任监管
2009年2月起,上海熊猫乳业公司开始使用召回的三聚氰胺超标的乳制品批量生产炼奶酱,2009年4月,案发。这凸显了食品召回制度存在的问题。2009年6月1日,《食品安全法》实施,该法首次为食品召回制度赋予了法定依据,规定了国家建立食品召回制度以及食品召回法律制度的框架。一种制度的构建,需要相当长的过程,不能期望靠一部法律的支撑,一蹴而就。
食品召回制度的相关规定
食品召回是指食品生产者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对由其生产原因造成的某一批次或类别的不安全食品,通过换货、退货、补充或修正消费说明等方式,及时消除或减少食品安全危害的活动。
法律和行政法规中关于食品召回的规定多为概括性规定,详尽的规定主要见于国家质监总局规章《食品召回管理规定》。该规章与《食品安全法》及《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还存在一定的冲突和不一致,这显然构成这一制度在具体实施中出现问题的原因之一。
食品召回制度的基本框架
召回的条件1.召回的范围。根据《食品召回管理规定》,对不安全食品,应当召回。不安全食品是指有证据证明对人体健康已经或可能造成危害的食品,包括:已经诱发食品污染、食源性疾病或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甚至死亡的食品;可能引发食品污染、食源性疾病或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的食品;含有对特定人群可能引发健康危害的成份而在食品标签和说明书上未予以标识,或标识不全、不明确的食品;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不安全食品。
《食品安全法》规定,对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食品生产者应当立即停止生产,召回已经上市销售的食品。相比之下,不安全食品的范围比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更为宽泛。在当前食品安全标准体系尚不健全的情况下,尤其如此。添加了三聚氰胺的乳制品无疑是个典型的例子,由于当时的乳制品标准中不包括三聚氰胺限值,这些乳制品是符合标准的,但却是不安全的。在未来,或可通过对《食品安全法》的解释或修订,来弥补对于召回条件规定的不足。
2.食品安全危害调查与评估。如何认定一种食品为不安全食品,从而启动召回程序?这就需要进行食品安全危害调查与评估。根据《食品召回管理规定》,应由生产者所在地的省级质监部门组织专家委员会进行食品安全危害调查和食品安全危害评估,并做出认定。经食品安全危害调查和评估,对确认属于生产原因造成的不安全食品,应当确定召回级别,实施召回。
《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规定,当发现新的可能危害食品安全的因素,或需要判断某一因素是否构成食品安全隐患时,卫生部应当组织食品安全风险评估。目前,卫生部已组织成立了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专家委员会。根据《食品安全风险评估规定》(试行),通过食品安全风险监测或者接到举报发现食品可能存在安全隐患的,在组织进行检验后认为需要进行食品安全风险评估的,可以启动风险评估程序。
那么,当某种食品可能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时,应当由哪个机关组织专家委员会启动风险评估?鉴于风险在科学上的不确定性,如果不同机构进行的调查和评估得出不同的结论,食品生产经营者又该何去何从?
召回的实施。根据《食品召回管理规定》,召回的实施包括主动召回和责令召回,前者由食品生产者主动进行,后者由国家质监总局责令食品生产者进行。目前,法定的召回义务人是食品生产者,在召回实施过程中,销售者只需配合生产者的召回活动。
对召回活动的监管。根据《食品召回管理规定》,国家质检总局在职权范围内统一组织、协调全国食品召回的监督管理工作,省级质监部门在本行政区域内依法组织开展食品召回的监督管理工作。《食品安全法》第五十三条规定,食品生产经营者未依照本条规定召回或者停止经营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的,县级以上质量监督、工商行政管理、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可以责令其召回或者停止经营;第七十二条规定,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接到食品安全事故的报告后,应当立即会同有关农业行政、质量监督、工商行政管理、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进行调查处理,对确认属于被污染的食品及其原料的,责令食品生产经营者召回、停止经营并销毁。根据食品安全法的上述规定,以及国务院三定方案关于食品安全工作的分工,食品召回活动应由卫生行政部门综合协调,而非质监部门。
法律责任。就食品召回这一论题而言,法律责任的追究主要是指不履行召回义务者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并非召回义务人因生产不安全食品而应承担的法律责任。
1.行政处罚。《食品安全法》规定,食品生产经营者在有关主管部门责令其召回或者停止经营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后,仍拒不召回或者停止经营的,由有关主管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分工,没收违法所得及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和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原料等物品;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并处二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五倍以上十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许可证。
2.民事责任。当前,根据《产品质量法》,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人身、缺陷产品以外的其他财产(以下简称他人财产)损害的,生产者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据此,生产者拒不召回应当召回的不安全食品,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2010年7月1日之后,根据《侵权责任法》,未及时召回不安全食品导致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且被侵权人有权主张惩罚性赔偿。
3.刑事责任。上海熊猫乳业案判决适用的是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根据《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和第一百三十四条,生产销售已被责令召回的不安全食品,根据情节轻重,可处以拘役或有期徒刑、并处或单处罚金,后果特别严重的,可处以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没收财产。
完善食品召回制度
完善食品召回法律体系。在法律体系层面上,当前,相对紧迫的任务是根据《食品安全法》和《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修订《食品召回管理规定》。此前,该规定为国家质检总局颁布的部门规章,考虑到食品安全工作目前由卫生部负责协调,修订过程可考虑由卫生部和国家质检总局共同进行,修订完毕之后,由两部门联合。此外,在修订过程中,还应注意细化关于召回后无害化处理或销毁过程的监督方面的规定,以杜绝被召回食品再度流入市场。
2009年已经征求意见的《缺陷产品召回管理条例》(送审稿)规定,缺陷产品召回以国家质检总局为主管部门。为消除该条例与《食品安全法》的不一致,可考虑在最终版本中将食品列为不适用该条例的特殊产品。
扩大召回义务人的范围。在一定条件下,销售者也应作为召回义务人,履行召回义务。例如,在销售者不能明确指出生产者,或生产者在经济上没有能力履行召回义务时,为保护消费者权益,销售者应当履行召回义务。随着进口食品日渐增多,进口商也可能因进口不安全食品而成为召回义务人。
加大处罚力度。《食品安全法》对责令召回而拒不召回者规定的行政处罚主要包括没收、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许可证。事实上,责令召回而拒不召回,已经是一种相当严重的情节。《乳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条例》规定,责令召回而拒不召回的,由发证机关吊销许可证照。显然,吊销许可证比罚款更能对企业构成足够的威慑。为进一步阻却潜在的违法者,在未来,还可考虑对因此被吊销许可证的企业主要负责人实行行业禁入,禁止其在五年之内再担任食品生产经营企业的主要负责人,而不止是一罚了之。
食品安全责任险的意义篇8
关键词：食品安全；刑法规制；风险社会；安全刑法
【中图分类号】D924.3【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671-1297（2012）09-0314-02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食品安全必定是全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近年来，我国各种食品安全事件频发，严重危害了消费者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造成了民众对食品安全的恐慌。在现代国家，个人的生命健康不再是个人的事情，其亦成为社会的责任[1]。完善食品安全立法、严惩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成为民众的强烈呼声和政府的重要责任。《食品安全法》的制定实施以及《刑法修正案（八）》对相关犯罪的修订正是对其积极回应，结合刑法修订的情况加强食品安全刑事规制问题研究十分必要。
一条文解读：食品安全刑法规制之检视
为了适应我国目前严峻的食品安全形势，加强对食品安全的有效监管和严厉打击，2009年2月28日，我国制定了《食品安全法》，以替代1995年的《食品卫生法》，对食品安全的法律保护进一步加强，扩大了保护范围、理清了监管部门职能、完善了前置行政法与刑法的衔接，作为指引性规范的食品安全犯罪条款适用也将进一步明确。
1.食品安全刑法规制条文的演进
根据《食品安全法》的规定，食品安全是指食品无毒、无害，符合应当有的营养要求，对人体健康不造成任何急性、亚急性或者慢性危害。我国《刑法》将食品安全类违法行为纳入刑法规制主要体现在分则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项下的第143条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罪和第144条生产、销售有毒、害食品罪。有的学者把我国刑法典中关于食品安全犯罪的规定分为直接条款和间接条款。直接规定食品安全犯罪的条款即生产、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食品罪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间接条款包括生产、销售假冒伪劣产品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虚假广告罪、罪等[2]。笔者认为，食品安全犯罪侵害的法益主要是市场经济秩序和公众的身体健康和安全，尽管在生产、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和有毒、有害食品的过程中会侵害诸如公共安全、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廉洁性等，但这些并不是主要的。刑罚是“社会政策的最后手段”，并且将其定义为辅的法益保护。因为刑法仅仅保护法益的一个部分，同时，刑法对这个部分的保护也并不总是一般性的。鉴于此，本文主要讨论《刑法》第143条和第144条两个涉及食品安全的罪名。
虽然生产、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以及有毒、有害食品会造成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食源性疾病，损害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但是，1979年《刑法》对食品安全方面的犯罪并没有作出具体规定，随着人们对食品安全问题的关注，为了适应打击这种犯罪的实际需要，1993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关于惩治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的决定》，对生产、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以及有毒、有害食品作了补充规定[4]。明确规定了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在生产、销售的食品中掺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等犯罪行为的刑事责任。1997年修订刑法，将上述规定修改后纳入刑法。该罪的制定对保证食品安全，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近年来我国食品安全事故时有发生，公众对食品缺乏安全感，为了更好地保证食品安全，对食品安全制度加以补充、完善，《食品安全法》的颁布实施以替代原有的《食品卫生法》。之后，一些全国人大代表、有关部门和社会公众提出，《刑法》应当实现与《食品安全法》的妥善衔接，并且还应根据近年来食品安全违法犯罪方面出现的新情况，对《刑法》的有关规定进行修改完善，以适应打击犯罪的需要。针对上述情况，《刑法修正案（八）》对分别对第143条和第144条进行了四处和三处修改。
2.食品安全刑法规制条文的反思
在罪名理论层面上，作为食品安全刑事规制的两个核心罪名，理论界对它们的关系也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有学者认为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罪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是有区别的，两者的区别主要体现在：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食品安全标准）食品罪与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区别主要在前者在食品中掺入的原料可能有毒、有害，但其本身是食品原料，其毒害性是由于食品原料污染或者变质所引起的，而后者是指往食品中掺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食品[5]。也有学者认为，与《刑法》相比，《食品安全法》的保护范围已从单一的食品扩展到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针对的行为包括生产经营不合格食品、生产经营有毒、有害食品等。在该法的立法寓意里，安全的食品是不会产生可预见的食用风险的。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一定是有毒、有害的食品，而有毒、有害的食品的生产加工过程也一定不符合现有食品安全标准。因此，从《食品安全法》与《刑法》既有规定的衔接以及适当扩大打击危害食品安全犯罪范围的角度来看，就没有必要再对不符合卫生标准（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与有毒、有害的食品进行区分，并划入不同罪名进行保护[6]。笔者认为上述观点虽然都认识到了两罪的基本特征，但是仅仅纠结于犯罪对象的区别而忽视了两罪的其他不同。首先，生产、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罪是具体危险犯，要求行为人生产、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必须“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的”，才可构成犯罪，不要求实际出现这种结果。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是行为犯，只要在生产、销售的食品中掺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或者销售明知是掺有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食品就可以构成犯罪，不必要求发生实害结果。其次，生产、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罪的犯罪对象是食品原料，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是非食品原料，二者不能混淆。最后二者的行为方式也是不一样的。如果对二者不加区分，将难以正确分析和认定食品安全犯罪中的构成行为，不利于《刑法》与《食品安全法》的对接。所以，刑法有必要将生产、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罪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分别规制。
在司法操作层面上，现行刑法关于食品安全的规制界限模糊，缺乏可操作性。第一，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罪是危险犯，只要违反国家食品卫生管理法规，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的行为，就构成本罪[7]。而这一具体危险的鉴定难度非常大，在现实中并不具可操作性，不得不依赖司法解释，但是司法解释对此处的规定依然模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生产、销售伪劣商品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并没有对何为“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作出界定，有待进一步明确。由于此类鉴定的专业性强，技术要求高，法律责任大，因此实践中困难重重，相关的鉴定意见很难出具。其结果是，危害食品安全的犯罪要么被“低估”，即降格以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追究刑事责任，因为证伪相对容易，而要证明有毒、有害却是颇费周折的；要么被“升级”，即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来进行追究[8]。第二，《刑法修正案（八）》关于销售金额的修改解决了实际执行中有些犯罪的销售金额难以认定的问题，将原先具体罚金数额，即销售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倍以下的罚金规定改为不再具体规定罚金数额，这样将有利于实践操作。然而在解决了销售金额难以认定的同时，罚金数额在裁判中将以何种标准确定成为一个新的问题出现出来。罚金是刑罚的一种，只有构成犯罪才能适用罚金。在危害行为尚不构成犯罪的情况下，应当给予行政处罚。因此，罚金的数额应当高于行政罚款，这样才能体现行为的危害性与处罚的严厉性成正比，才能使刑事处罚与行政处罚协调[9]。鉴于此，应当确定罚金的最低限额，不低于《食品安全法》规定的最低行政罚款标准，即2000元。休谟指出，需注意许多论说都“不知不觉”地从“是”滑到“应当”[10]。在条文检视的基础上对食品安全的刑法规制进行法理分析是应然路径。
二路径建构：食品安全刑法规制之期待
1.抽象危险犯的启示
完善安全刑法对食品安全犯罪的规制，需要对刑法规制前置的危险犯及其理论进一步厘清和深化。危险犯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法律条文中明示规定了危险的发生为犯罪成立条件的具体危险犯，另一种是法条中规定以遂行一定的一般具有法益侵害危险的行为为成立条件的抽象危险犯。抽象危险犯行为的可罚性与实际上是否出现危险状态无关，即使一个被立法者认为有危险的行为[11]。这实际上可以理解为一种立法上推定的危险，只要一定的行为样态出现，即认为危险已经存在，这种危险的判断基本上是立法者的判断，不是规范构成要件，而是构成违法实质根据的法益损害可能性。有学者认为，一方面抽象危险犯理论与责任主义原则相违背，因为抽象危险犯以“拟制的危险状态”的出现作为可罚性依据，似乎未造成法益侵害与法益危险，而传统刑法责任主义原则认为，刑罚适用的前提是一个行为对特定的法益有危险或造成侵害；另一方面，一旦设置抽象危险犯，则在《刑法》中必然会出现对付传统犯罪的责任主义原则和对付公害犯罪的抽象危险犯，两个相互抵牾的犯罪成立标准同时存在于《刑法》之中，显然与逻辑严谨规整、体系协调一致的完美主义刑事立法模式大相径庭。另有学者认为抽象危险犯的“抽象危险”缺乏明文规定，只能推定存在，这与危险犯概念及犯罪构成理论不符[12]。现实中，西方国家刑法普遍认为的抽象危险犯，在我国刑法却以具体危险犯甚至是结果犯论。即使是立法模式上的具体危险犯和行为犯，但司法实践中都需要等待危害结果出现，难免陷入结果犯的认定误区，很难对犯罪行为危害性进行合理判断和规制。在涉及食品安全的案件中，刑事审判对危害结果大小的重视，实质是以国民预测可能性为潜台词的。在危害结果巨大，国民预测当罚的情形下，会表现为必罚或者重刑化；而在危害结果尚未显示的时候，国民预测性分化的情形下，又倾向于不罚或者轻缓化。其结果是囿于自然法益的得失，而丧失了刑法的义务宣示作用，让犯罪人处于对危害结果有可能不会发生的侥幸心理之下，而无视其负有的保障食品安全义务，亦为此类犯罪的症结所在。
2.抽象危险犯的借鉴
刑法理念既有被动的滞后性也有主动的流变性。当传统刑法责任主义原则已经不能应对风险社会中的公害犯罪，不能适应社会发展之需要时，立法者就应当及时对现行立法予以相应调整。我国近些年食品安全犯罪屡见不鲜，刑事立法应当积极借鉴国外抽象危险犯理论的合理内核，在《刑法》中有针对性地设置抽象危险犯，以对食品安全犯罪予以有效防控。处罚危险犯是基于风险社会安全的需要，但因其有侵害人权、干涉自由的危险，必须慎之又慎，危险性的判断是其中至为关键的问题。
刑法对社会生活和民众诉求的回应应当是经过法律理性筛选过的，不能以朴素的生活经验理性作为判断危险性的标准，因为生活经验理性对危险性的认识总是来自于实害结果，混淆了二者的界限，抽象危险犯的危险性突出的是安全的先行维护义务的宣誓，而不在于对造成结果后的惩戒。抽象危险犯的成立只要求证实立法者事先预定的高风险行为的发生即可。刑法对食品安全危险的提前介入应该采取十分谨慎的态度，坚决贯彻刑法谦抑性的精神，这不仅这关系到公民的自由，也关系到社会本身的发展。
三结语
我们不能指望安全刑法是解决所有风险社会的一切领域里所潜伏的并且不断增多的安全问题的最恰当的手段。风险社会的刑法只是社会安全的最后一道屏障，但并非解决安全问题的最佳方案。从刑事政策的立场看，对食品安全的有效保护，需要建立一个全方位和系统化的法律保护体系，应该整合行政法、经济法、刑法等部门法资源，合理配置法律责任，而刑法只是其中的最后一道关口。处理好食品违法行政处罚与食品犯罪刑事处罚方面的衔接，实现各种法律手段的内部协调，才能使安全刑法在谦抑性精神指导下对风险社会食品安全问题实现有效的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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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责任险的意义篇9
关键词：食品安全事故；不作为；行政赔偿；补充责任
中图分类号：D920.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2）34-0173-02
一、食品安全事故中的行政不作为
近年来，我国食品安全事故频发，造成了灾难性的损害后果，食品安全问题被推到了社会关注的风口浪尖。这些事故中，相当多的一部分属于生产经营者作为侵权和行政机关不作为侵权相结合。例如，在广为人知的三鹿案中，从2008年6月开始，就有医院向甘肃省卫生部门报告婴儿肾衰竭的病例，并有消费者和医师陆续在国家质检总局食品生产监督司网站上反映婴儿食用三鹿奶粉后患肾结石、肾衰竭的情况。到了8月份，三鹿公司向石家庄市政府报告了问题奶粉情况，至此，相关行政机关仍然无所作为，既不对问题进行调查处理，也不将情况向社会公众通报。事故终于在9月份全面爆发！从免检开始，政府在这一事件中对损害的发生不预防、不消除、不告知，怠于履行其食品安全管理的多项法定职责，扩大了对消费者的损害。因此，当受害婴儿无法从三鹿公司得到足额赔偿的时候，家属们将目标转向了行政赔偿[1]。
食品安全事故频发也引发了食品安全法律规制的研究热潮。笔者发现，大部分文献针对监管机制作了探讨，但对监管不力及由此导致的行政责任却鲜有涉及。笔者认为对食品安全事故中的行政责任的研究同样重要，原因有三。1）监管机制固然应当改革完善，但再完美的制度设计，也无法确保在实践中不出一点纰漏，更何况目前的食品安全法制远非完美。有事故意味着有损害，有损害意味着可能产生赔偿责任。2）商人重利，将食品安全寄希望于食品生产经营者的“对社会和公众负责”，①未免所托非人，监管机制有效与否主要还有赖于行政执法力量的运用，而一定的责任规范是保证行政主体勤勉执法的必需，否则，无责任则无义务。3）观诸当下，食品安全状况并未因《食品安全法》的出台得到明显的改善，严重的食品安全事故依旧层出不穷。在食品安全事故发生之后，肇事的生产经营者往往无力及时足额赔偿受害人损失，行政赔偿责任又得不到明确，这对受害人及其家属而言，无疑雪上加霜。
对食品安全事故中的行政责任，《食品安全法》仅在第94和第95条规定了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食品安全监督管理中渎职的行政处罚和行政处分，对渎职机关的行政赔偿责任只字未提。前者属于内部行政责任，后者属于外部责任。对内部责任，受害人及公众难以发起，也难以监督，特别是众多受处分官员在休息一段时间后华丽复出[2]，更让人觉得这似乎是一招缓兵之计。内部行政责任的追究对监管机制的落实意义重大，不过文本的主旨在于行政赔偿责任。对既有的受害人及其家属，行政赔偿责任的落实更为迫切。
二、责任的依据
同样以三鹿案为例，2009年11月20日，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终结三鹿普通破产程序，三鹿对普通债权的清偿率为零，结石患儿无法通过破产程序从三鹿获得任何赔偿。实际上，在类似的大规模侵权中，企业很难对所有受害者作出及时足额的赔偿。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自然地将目光投向政府，特别是在事故中存在过错的行政机关，行政赔偿因而进入公众的视野。行政赔偿不同于政府先行赔付。在三鹿事件爆发后，政府为患儿垫付了部分检查和治疗费用。行政赔偿也不同于免费治疗。2009年1月8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卫生部办公厅以及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办公厅联合下发人社厅发[2009]10号《关于做好婴幼儿奶粉事件患儿相关医疗费用支付工作的通知》。通知规定，为保障因食用含三聚氰胺婴幼儿配方奶粉而患病婴幼儿的权益，由对此次负有责任的企业出资建立患儿医疗赔偿基金，并委托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代管，对患儿急性治疗终结后到18周岁以前可能发生的与此相关的疾病给予免费治疗，并将其纳入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范畴。先行赔付属于行政应急措施，将患儿纳入社保免费治疗可以视为行政给付，这二者目前都没有明确的法律规范。换句话，是否先行赔付、赔付时间、赔付方式和赔付数额等，都在政府的自由裁量之列；而是否纳入社保、如何保，同样视乎政府一时的决策。这一次是先行赔付和免费治疗，下一次类似事故发生，是否还有如斯待遇，就不一定了，因为对政府来说，这些措施不是白纸黑字的法定义务。行政赔偿则不同，其赔偿范围、主体、程序、方式和标准均为法定，如果行政赔偿责任能够被证明成立，则受害者权益将得到更有力的保护。
要求政府对食品安全进行风险规制，具有法律、道德、经济和政治上的多重理由。但是，要求相应行政机关对食品安全事故中遭受损害的被害人及其家属承担行政赔偿责任，则只能有一个依据，那就是法律。如前述，《食品安全法》没有涉及行政赔偿责任。《行政诉讼法》第2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讼。”第67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受到行政机关或者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造成损害的，有权请求赔偿。”根据第2条和第67条文义，似乎不作为侵权难以被纳入赔偿范围，不过，《行政诉讼法》第11条第（四）、（五）和（六）项将几种不作为侵权列入了受案范围，第（八）的兜底条款也未明确排斥不作为侵权。第54条第（三）项则从判决的层面，承认了对“被告不履行或者拖延履行法定职责的”情形的审判，属于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审判。从体系解释的角度，似乎立法者将不作为也纳入了具体行政行为的范畴。《国家赔偿法》对这一问题同样没有明确规定，但是，在第3条的第（三）项和第17条的第（四）项，立法将“放纵他人以殴打、虐待等行为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这一包含不作为侵权的情形分别纳入行政赔偿和司法赔偿的范围，表明国家赔偿并不排斥不作为侵权形式。
立法虽然不排斥对某些不作为侵权类型的行政赔偿，但毕竟没有明确提出行政机关应当对其不作为侵权承担行政赔偿责任。司法解释这一次对立法缺陷做了积极的弥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劳动教养管理所不履行法定职责是否承担行政赔偿责任问题的批复》（（1999）行他字第11号）规定：“重庆市西山坪劳动教养管理所未尽监管职责的行为属于不履行法定职责，对刘元林在劳动教养期间被同监室人员殴打致死，应当承担行政赔偿责任。人民法院在确定赔偿的数额时，应当考虑重庆市西山坪劳动教养管理所不履行法定职责的行为在造成刘元林死亡结果发生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等因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安机关不履行法定行政职责是否承担行政赔偿责任问题的批复》（法释（2001）23号）指出：“由于公安机关不履行法定行政职责，致使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害的，应当承担行政赔偿责任。在确定赔偿的数额时，应当考虑该不履行法定职责的行为在损害发生过程和结果中所起的作用等因素。”时至今日，司法实务中对行政不作为侵权的赔偿责任已经达成了高度的共识，受案范围也不局限于上述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的情形。法院受理了各类行政不作为侵权的案件，被告的行政机关也经常被判决承担行政赔偿责任。
三、责任的模式
行政不作为侵权存在多种形式，包括不作为直接致害、与自然原因结合致害、与受害人自身原因结合致害和与第三人原因结合致害。在食品安全事故中，一般体现为与第三人即食品生产经营者的行为结合致害。在这种情况下，生产经营者的作为侵权和行政机关的不作为侵权形成了混合侵权，对责任的承担法律缺乏明确的规定，理论上众说纷纭，存在“民事穷尽说”、“行政先行赔偿说”、“份额责任附带程序说”等不同观点[3]，最高法院则通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劳动教养管理所不履行法定职责是否承担行政赔偿责任问题的批复》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安机关不履行法定行政职责是否承担行政赔偿责任问题的批复》提出了“所起的作用”标准。“所起的作用”即原因力，亦即根据原因力的大小决定责任的大小。这一标准有其合理性，不过可操作性不强，给法官留下了太大的裁量空间，导致适用的结果极不统一。实践中各地法院形成了不同的确定赔偿责任的做法，包括根据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失职的严重性，根据被害人的伤害程度和根据加害人的赔偿能力。在《侵权责任法》出台之后，很多人提出可以参照第37条第2款安保义务人的“补充责任”为行政机关确定责任。笔者也认为相对于直接侵权的食品生产经营者，不作为的行政机关所应承担的责任具有“补充”的性质，但是，对《侵权责任法》第37条第2款为何可以参照，如何参照，笔者试图给出一个更完整的答案。
《侵权责任法》第37条第1款规定：“宾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第2款规定：“因第三人的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第三人承担侵权责任；管理人或者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这里的“管理人”和“组织者”由于承担安全保障义务，也被称为安保义务人。笔者认为，行政机关在食品安全事故中，由于怠于履行职责，造成或加重消费者的损害，因而应承担类似安保义务人的补充责任，也即，应在其能够防止或者制止损害的范围内承担相应的补充赔偿责任。因为，行政机关有监管市场的义务，有能力履行该义务，其怠于履行义务的行为增加了消费者的风险，但其责任较直接侵权人小。
首先，在侵权关系上，肇事的生产经营者和怠于履行职责的政府都侵犯了被害人的权利。生产经营者的行为直接、确定地导致了被害人的损害，行政机关的过失行为则增加了损害实际发生的风险。因此，生产经营者对损害的发生责任更大，应当先于行政机关承担责任。其次，由生产经营者先承担全部责任，有利于防止其从责任规则中不当获利。如果认为行政机关存在过错，应对自己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并进而在其与生产经营者之间设定按份责任，那么，生产经营者将无须全面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这种安排的弊端有三：1）在个案中，放纵了生产经营者；2）按份责任的划分很可能具有随意性；3）鼓励生产经营者更积极地求租权力，以便分散风险。再次，不足部分由行政机关补充赔偿，是行政机关对自己过失责任的承担，也有利于全面、充分地救济被害人。最后，行政机关对生产经营者享有追偿权。基于前述分析，生产经营者的行为直接确定地导致了损害的发生，其理应单独承担全面的赔偿责任，因此行政机关在补充赔偿之后，可向其追偿，一方面保障了被害人及时获得救济的权利，一方面避免放纵生产经营者逃脱责任。
参考文献：
食品安全责任险的意义篇10
论文摘要:消费者安全权是消费者权利保护中最重要、最根本的权利。针对近年来屡次发生的食品安全事故严重侵犯消费者安全权的情况，即将实施的《食品安全法》“重典治乱”，力图严惩食品违法生产经营行为。分析了《食品安全法》对我国消费者安全权保护机制的完善，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从“监管体系”上加强消费者食品安全建设;建立食品安全监测与风险评估制度;统一食品安全标准;加强对食品添加剂的严格管理;强化食品生产经营者的社会责任与法律责任意识等。对加强政府部门对我国消费者食品安全的监管、增强消费者维护食品安全权益意识具有重要意义。
食品安全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近年来层出不穷、此起彼伏的食品安全事故，一而再、再而三地刺痛了老百姓的神经，引起全社会高度关注。国家立法机关加快《食品安全法》的立法步伐，五年磨一剑，经反复打磨，2009年2月28日，《食品安全法》草案获得通过，并已于同年6月1日开始实施。
所谓消费者安全权，是消费者在购买生产经营者提供的产品或服务时，为保证其自身在消费该产品或服务的过程中身心健康和安全而享有的、获得质量保证、绝对安全可靠的卫生健康的产品或服务的权利。作为一部专门保障消费者食品安全的法律，《食品安全法》对消费者安全权的保护机制做了大量创新。
以前，为把握好消费者“吃”的安全问题，农业、质检、工商、卫生、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各负其责，共同管理食品安全了。但是这些部门职能交叉、责任不清，食品监管容易出现真空，严重威胁消费者的安全权。特别是“三鹿奶粉事件”发生后，社会上要求改变现有监管体制，真正实现有效监管的呼声越来越高。为此，食品安全法进一步明确了食品安全监管的体制和机制。
一是对实行分段监管的各部门的具体职责进一步明确。卫生部门承担食品安全综合协调职责，负责食品安全风险评估、食品安全标准制定、食品安全信息公布、食品检验机构资质认定条件和检验规范的制定，组织查处食品安全重大事故。质检、工商、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分别对食品生产、食品流通、餐饮服务活动实施监督管理。农业部门主要依据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的规定进行监管，但制定有关食用农产品的质量安全标准、公布食用农产品安全有关信息则依照食品安全法的有关规定。
二是在分段监管基础上，国务院设立食品安全委员会，作为高层次的议事协调机构，协调、指导食品安全监管工作。
三是进一步加强地方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的监管职责。县级以上地方政府统一负责、领导、组织、协调本行政区域的食品安全监管工作，建立健全食品安全全程监管的工作机制;统一领导、指挥食品安全突发事件应对工作;完善、落实食品安全监管责任制，对食品安全监管部门进行评价、考核。此外，为了确保责任对口、政令畅通，地方政府还要依法确定本级卫生、农业、质检、工商和食品药品监管部门的监管职责。根据《食品安全法》第七十七条的规定，食品安全监管机关享有检查权、检验权、查阅、复制权、查封、扣押权等权力。
四是国家鼓励社会团体、行业协会、基层群众组织开展消费者食品安全权益保护意识和保护能力的活动，首次规定新闻媒体有对侵犯或可能侵犯消费者食品安全权的行为进行舆论监督的责任。
2建立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和评估制度
食品安全风险评估是对食品中生物性、化学性和物理性危害对人体健康可能造成的不良影响进行的科学评估。在当前食品工业高速发展的情况下，只有对食品及食品添加剂进行安全风险评估，才能从“源头”上维护消费者食品安全权川。近年来发生的一系列食品安全事件，因为缺乏及时权威的声音，各种说法相互矛盾，使老百姓无所适从。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几乎所有的食品安全事件都是先被消费者或媒体披露出来的。
为此，食品安全法明确规定国家建立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制度和安全风险评估制度，由国务院卫生部门会同其他有关部门制定、实施国家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计划，同时负责组织食品安全风险评估工作，成立由医学、农业、食品、营养等方面的专家组成的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专家委员会，进行食品安全风险评估。卫生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根据食品安全风险评估结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信息，对食品安全状况进行综合分析。对可能具有较高程度安全风险的食品，应及时提出食品安全风险警示，并予以公布。
3统一食品安全标准
长期以来，我国食品标准“不标准”。一方面，我国的标准太老太少，未与国际接轨，比如食品中是否含有“苏丹红”，欧盟标准早就有了明确规定，我们的标准却“先出事后”，标准的预警功能严重缺失;另一方面，我国食品标准又太多太乱，卫生标准、质量标准;国家标准、企业标准……各标准间重复交叉、层次不清。
为了解决目前一种食品有食品卫生和食品质量两套标准的问题，食品安全法确立了统一制定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原则，即“保障公众身体健康”和“科学合理、安全可靠”。今后，我国只有一套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除此之外，不得制定其他的食品强制性标准。为保障消费者对食品安全标准的知情权，《食品安全法》特别专条规定“食品安全标准应当供公众免费查阅”。
4对食品添加剂实行“有害推定”
食品添加剂是为改善食品品质和色、香、味以及为防腐和加工工艺的需要而加人食品中的化学合成或者天然物质瑟’〕。目前，我国允许使用的食品添加剂有22类2022种，其中包括添加剂290种，香料1528种，加工助剂149种，还有胶姆糖基础剂55种。
针对目前食品生产经营中存在的添加剂不规范使用甚至滥用问题，《食品安全法》进一步加强了对食品添加剂的监管:一是食品添加剂目录由卫生部门组织专家制定，食品添加剂依据风险评估证明确实是安全的，才能加入到食品中。二是添加食品添加剂必须具有技术必要性，也就是说添加剂应对食品的质量、营养等的改善是必要的。如果没必要，比如面粉增白剂，加与不加都不影响面粉类食品的正常食用，所以卫生部门已从添加剂的目录中将其删除。按照这一法律条款，添加了食品添加剂目录以外的物质，哪怕是对人体无害，也是违法行为。这为“蒙牛”特仑苏事件作了注解。三是食品生产者应当按照食品安全标准关于食品添加剂的品种、使用范围和用量的规定使用添加剂，不得在食品生产中使用食品添加剂以外的化学物质或者其他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
5创新生产经营者的社会责任机制
食品安全不是“管”出来的，只有当每一个食品生产经营者真正承担起应负的责任，主动把住安全关时，我们的食品安全才有保障。为了从制度上保证食品生产经营者成为食品安全的第一责任人，食品安全法创新了生产经营者的社会责任机制。
一是创新许可证制度。虽然《食品卫生法》也规定了对食品生产经营的许可证制度，但该法只规定了由卫生部门负责的单一的食品卫生许可证管理。《食品安全法》则从食品生产、食品流通、餐饮服务三个方面创新了许可证制度设计，原来单一的食品卫生许可变成食品生产许可、食品流通许可和餐饮服务许可。生产企业到质检部门申领生产许可证，经营企业要到工商部门申领食品流通许可证，从事餐饮业的要到食药监部门申领许可证，卫生部门不再负责发放食品卫生许可证。
二是建立索票索证制度。食品生产者采购食品原料、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应当查验供货者的许可证和产品合格证明文件。食品生产企业应当建立进货查验记录制度、出厂检验记录制度、台账制度，把住食品的供货进货关。
三是规范企业的食品安全管理制度。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应当建立健全本单位的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加强对职工食品安全知识的培训，配备专职或兼职食品安全管理人员，做好对所生产经营食品的检验工作，依法从事食品生产经营活动。
四是增加食品召回和停止经营制度。食品安全法借鉴国际通行做法，明确规定了不安全食品的召回和停止经营制度。食品生产经营者发现其生产经营的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应当立即停止生产经营，召回已经上市销售的食品，通知相关生产经营者和消费者，并记录召回和通知情况。食品生产经营者未依照规定召回或停止经营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的，县级以上质检、工商、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可以责令其召回或者停止经营。
五是生产经营者信用档案制度。“企业必须流淌着道德的血液”，这是三鹿事件后社会普遍的呼声。为加强食品企业的信用建设和管理，食品安全法规定，食品生产、流通、餐饮服务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建立食品生产经营者食品安全信用档案，记录许可证颁发、日常监督检查结果、违法行为查处等情况，对有不良信用纪录的食品生产经营者要增加监督检查频次。
6严格食品生产经营者法律责任制度
为了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食品安全法对用非食品原料生产食品，或者在食品中添加食品添加剂以外的化学物质，或者用回收食品做原料生产食品，生产经营营养成分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专供婴幼儿和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等严重的违法行为，用了十多个条款详细规定了相关的刑事、行政和民事责任，保持了法律对违法犯罪行为应有的威慑功能。
值得注意的是，在食品安全方面，消费者与食品生产经营者也是一种博弈关系。消费者的懦弱就是假冒伪劣食品生产者、经营者投机专营的机会，消费者积极主动行使权力，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食品生产者、经营者生产销售假冒伪劣的行为就会有所收敛。所以，消费者自我保护意识的强弱，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抑制食品生产经营者生产销售假冒伪劣食品与消费者合法权益不受非法侵害的关键因素。虽然《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作出了“假一罚一”的规定，并且在“假一罚一”机制的鼓励下，全国各地相继出现了类似“王海式”的打假英雄，让制造、销假行为有所收敛。由于食用不安全食品直接威胁到人们的生命健康，其危害性要比一般假冒伪劣商品大得多，所以《食品安全法》从调动消费者积极维权的角度，既颠覆了“弥补损害”的民事赔偿理念，也突破《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假一罚一”的立法规定，确立了更加严厉的惩罚性赔偿制度—“假一罚十”，大大提高了赔偿金的倍数，目的在于提高食品违法成本，鼓励消费者积极维权。
7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