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文物保护的建议篇1
今年2月26日，我委收到省人民政府提请省人大常委会审议的《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草案)》(以下简称条例草案)议案后，即将条例草案印发11个设区的市人大常委会征求意见。2月28日、3月1日分别召开专家学者和省级有关部门负责人座谈会，听取意见和建议。2月底至3月上旬，我委会同省人大法制委员会，赴杭州和湖州等地进行调研，召开了由当地人大、政府及有关部门负责人和专家参加的座谈会，征求对条例草案的修改意见。3月16日，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对条例草案进行了审议。现将审议情况报告如下：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形成的智慧与文明的结晶，其蕴含的传统文化精神是我们的文化之魂、民族之根，也是连接民族情感的纽带和维系国家统一的重要基础。我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丰富，如“三雕一塑”(东阳木雕、黄杨木雕、青田石雕和瓯塑)，享誉海内外。作为沿海经济较发达省份，如何在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同时，保护和利用好非物质文化遗产，对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我省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近几年来，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成绩显著，保护工作走在了全国前列。但仍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一是保护意识淡薄，工作不平衡。不少地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还未得到政府足够的重视，一些地方领导对保护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认识不足，保护意识较为淡薄，重申报、轻保护；重开发、轻管理。有的甚至在未实行有效保护的前提下，急功近利，盲目开发，使非物质文化遗产遭受严重破坏。二是资源流失加快，传承后继乏人。近年来，有些团体和个人受利益的驱使，将民族民间文化资源转让出卖，以谋取私利。不少境外人员也以各种名义到我省各地，搜集民族民间艺术资源，造成民族民间文化珍品流失境外。同时，部分传承人的生存状况较差，特别是一些身怀绝技的老艺人年逾古稀，后继乏人，使得这些独门绝技随着老人的离去而失传灭绝。面对现代化物质生活的改变与市场的冲击，民族民间艺术的消亡速度正在加快。三是立法滞后，保护力度有待加强。由于缺少相关的制度规范，我省不少地方的保护工作仅仅停留于文化行政系统的部门行为，尚未形成政府主导、部门配合、社会参与的工作局面，保护措施得不到很好落实。大部分市县保护和管理力量较为薄弱，经费投入较少，一些地方连整理抢救等基础性保护工作都难以开展。因此，亟需通过立法，明确政府职责和保护措施，以进一步推进我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目前云南、贵州、福建、广西、宁夏、江苏等省区已颁布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地方性法规，极大推动了当地的保护工作。全国人大常委会已将制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列入了本届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规划，广东、安徽等10多个省区也将相继制定地方性法规。我们认为，及时制定《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对于加快推进我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法制化进程，进一步提高保护和利用水平，是十分必要的。
省人民政府提请审议的条例草案，较好地总结了多年来我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经验，吸收了各方面意见，内容基本上是可行的，建议提请本次省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同时，条例草案在有些方面还需作进一步的研究、修改，主要是：
一、关于保护范围。条例草案第二条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作了界定，并列举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种类。在调研中，有的专家和地方提出，草案第二条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第一项和第六项的表述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国务院办公厅文件([2005]18号)的提法不一致，表述不够规范合理。因此，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应再作斟酌。为进一步突出保护重点，明确保护范围，建议将该条第一项、第六项分别修改为“口头传统，包括作为其载体的语言；”和“与上述表现形式相互依存的实物资料和场所；”。
二、关于保护职责和保护经费。条例草案第二章对政府及其相关部门的职责作了较为明确的规定。有的地方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需要明确政府职责，强调政府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主导作用。特别是针对当前我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面临的实际困难，各级政府更应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管理机构和队伍建设，加大财政投入，保障必要的工作经费。建议将草案第九条修改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根据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实际需要，加强管理机构和专业队伍建设”。第十条第一款修改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保障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经费，保护经费列入财政预算，并根据需要设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资金”，对“专项资金”的用途可适当扩大范围。
三、关于名录和继承。建立名录体系和确定传承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两大核心制度。条例草案第三章专门对此作了规定。有的部门提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大多依靠口授身传，应积极鼓励传承人和传承单位开展各种形式的传承活动，以进一步建立以人为核心、科学有效的传承人制度，这也是和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最大不同之处。因此，建议在草案第三章中增加一条作为第二十一条“对传承列入名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做出突出贡献的传承人和传承单位，授予相应的荣誉称号。具体办法由省人民政府制定。”另外，该章第十五条关于确认传承人或者传承单位资格的规定不够严谨，表述不够准确，建议作适当修改。
四、关于特别保护措施。条例草案第二十二条规定，可以设立非物质文化遗产生态保护区和命名民间艺术之多。在调研中，有的部门和地方提出，在生态保护区内除了要保护好群众广泛参与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活动外，还需要保护好与传承活动相关的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这些都需要建设和环境保护等行政部门的积极支持配合。因此，建议将草案第二十二条第二款修改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生态保护区，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报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初审，经省文化行政部门会同省建设行政部门、省环境保护行政部门组织评审后，由省人民政府批准命名，划定保护范围，设立保护标志。”同时，建议在该条中增加命名民间艺术之乡的相关条件和程序，以增强条例的可操作性。
五、关于法律责任。条例草案第三十条规定，“侵占国家所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珍贵资料和实物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部门依法予以追回，并作出处理。”在调研中，有的部门提出，非法占有国家财物的行为种类很多，根据治安处罚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盗窃、诈骗、哄抢、敲诈勒索或者故意损毁公私财物的”，才由公安机关作出相关行政处罚。建议对该条作适当修改。草案第三十八条规定对擅自从事工程建设活动造成非物质文化遗产生态破坏的行为，由县级以上文化行政部门作出相应处罚。有的部门提出，根据城市规划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对此类行为不应只由文化行政部门进行处罚，应根据违法行为的不同性质，由有关行政部门依法进行行政处罚。另外，该条款与第四章第二十二条第三款内容不对应，建议对该条作适当修改。
对于文物保护的建议篇2
6月26日,位于北京西城区八道湾11号的鲁迅与周作人故居险被拆迁。随后,东城区北总布胡同24号的梁思成、林徽因故居被破坏,在有关部门叫停前,门楼、西厢房已被拆毁,只有正房、倒座房尚存。同时,仅一墙之隔的12号院、哲学家金岳霖的故居也险遭破坏。
一时间,名人故居的“生”与“死”成了舆论高压“聚焦”下的热点话题……
1949年3月,梁思成编制完成《全国重要建筑文物简目》,为作战参考,其中列出的第一项文物,就是“北平城全部”。梁思成的一生,为保护中国古代优秀文化遗产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如今,这位泰斗级的古建筑学家和其夫人林徽因的故居“北总布胡同24号院”,也面临被拆的危险,由此引发了广泛的争议。
一场京城罕见的笔墨战
7月初,新华社记者王军突然接到一个朋友的电话,说北总布胡同正在拆迁,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林徽因夫妇的故居也在其中。他抽空跑去看了一下,不由惊讶:都拆成那样了!
在院子的一角墙壁,拆迁的通告至今仍然可见:“北京市富恒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2007年9月30日,依法取得了京建东拆许字[2007]第516号《房屋拆迁许可证》,在北总布胡同、前赵家楼胡同、先晓胡同及弘通巷部分门牌进行弘通科研大楼项目建设,并实施拆迁工作。”
该项目位于东城区建国门附近,是二环内极为稀缺的地块。在北京市发改委的网站上,该项目房地产开工计划时间为2006年,建筑高度70米,共23层,定位为公寓及商业办公项目。
“这应该是所有中国人都不能接受的事实”。7月11日、12日、16日,王军一口气连发表三篇文章,呼吁“留下梁思成、林徽因故居”,文中称“这处中国建筑史的摇篮,就要被荡为平地了”!这些文章,同时发表在《新京报》及其博客中。
相关部门反应迅速。北京市规划委员会立即叫停了拆迁工作。各地媒体也以极大的热情关注这个院落的命运,同时,网络民意也呈现“一边倒”,支持对故居的保护。
7月21日,异议出现。《北京晚报》突然发表针锋相对的文章,其中引用专家的观点,率先挑起争议:拿名人故居当噱头,对保护古都文化没有积极作用。
在报道中表态的北京市文物局文保处处长王玉伟称,“梁林故居里曾经盖起过一座红砖楼,显然已不是当年的样子……我们不能凭借简单的口口相传,就认定其应受到文物法保护。”“所谓‘故居’如今多已沦为大杂院,破败拥挤,上厕所要走出200米,我们保护的是这座城市,而非简单的一两座房子。”
一位未具名的“资深文物工作者”更在报道中称,“梁林故居只是一个噱头,拿名人说事儿的现在可不在少数。”
争议迅速升级。7月24日的《新京报》发表文章进行反击,称保护此院落有法可依。文末,作者王军还回忆几年前陪同一位外国艺术家探访这处故居的情景:看到故居院落保存不善,这位艺术家当场伤心落泪。
这个感性的结尾迅速成为《北京晚报》回击的口实。当天下午,该报发表的《外国人的眼泪能成为保护的依据吗?》一文,语含调侃:“连专业的文保机构和资深文物工作者的判断都敌不过外国人的几滴眼泪,这样的做法也实在是太不职业了。”文章署名为“未名”。
“搞文物的人出来这么说话,真的让我感到震惊。”王军说。
就某个公共议题进行如此短兵相接的争斗,在京城媒体中着实罕见。
截止7月27日前,在这场针尖对麦芒的论战中,北京市文物局的表态让人感觉更像一家拆迁公司,他们力图要证明的是:放弃保护,有理有据。
两家立场对立的文物局
引起如此轩然大波的“梁林故居”,到底有何魔力,拨动着各方的敏感神经?
走在东二环内的北总布胡同中,转向东侧的一个小巷直行约10米,一座破败的门楼仅剩骨架,赫然在眼前出现。骨架下是一大堆拆除后的建筑垃圾,穿过它,院子中间兀然立着一座陈旧的三层小楼,楼前的一棵石榴树正枝繁叶茂,映照着周围的破败景象。
北总布胡同24号院,曾经见证了中国建筑研究史的一段辉煌。1930年,梁思成、林徽因租住了这个院落,住在这里将近7年。其间被称为“太太的客厅”的文化沙龙,名骚京城。也正在这个院子里,梁思成加入中国营造学社,开始了对中国古代建筑的系统调查研究。也是从这里出发,他和林徽因一起发现了河北赵州桥、山西应县木塔、山西五台的佛光寺等。
“没有他们这段时间的工作,中国的古建筑研究要推迟20年。”王军说。
1988年,这座曾见证荣耀的院子经历了灾难性的劫难。一位开发商买下了24号院里的土地,在其中建起了一座三层的现代楼房,假山、柳树全都被清除,东厢房被拆除,倒坐房的房门被砌死。传统旧院的景象,在工程中逐渐模糊。
“严格意义上来说,梁思成、林徽因故居从那时起就已不存在了。”24号院所属的大雅宝社区居委会主任李颖感叹地说。
从建筑价值看,经过那场改造的24号院保护价值并不大。由于房子残破,以及对名人、故居等概念厘定的模糊,北京市文物局称:该院落没有进入被保护的故居名录。
这种态度在业内也得到了一定的理解。梁思成学生、清华大学教授楼庆西表示,故居能保护下来是好事,毕竟记录了那段历史。“但北京名人那么多,故居也比较多,又涉及到北京的建设,问题比较复杂。凡是故居都保护,这个也难说。”
文保专家徐萍芳则对北京市文物局的境遇给予了同情。“这个故居没有定文物保护单位,文物局很难插手,因为它没法可依啊。”
但在保护者的眼里,这不仅仅是一座院子的战斗。
“没有列入名录,就可以合法地拆。这是谁的逻辑?这不是开发商的逻辑吗?现在反倒成了文物部门的逻辑。”王军认为,对待这种破坏严重的故居的态度应该是――“因其残破,才更加爱护它,而不是因其残破,就冷酷无情地抹掉它。”
让王军介怀的是,“如果文物部门早一点保护的话,就不会是这个样子。他们之前不作为,现在拆成这个样子了,就说没什么保护价值。这成了怪圈。”
著名建筑学家、国家文物局古建筑专家组组长、中国文物学会会长罗哲文,是梁思成的学生。他表示,从建筑上来说,北总布胡同24号院已经改造过了,原来的不完整了。“但作为名人故居,主要还不在这个建筑,而在人物。恢复起来又是四合院,又是名人,不是挺好的吗?”
让他真正感到悲哀的是,对于梁思成这样一位卓越的建筑学家,日本都准备为其立像,而在国内,却遭遇“是否名人不好界定”的说法。“日本近期正准备给梁思成立像。二战中,正是他的建议保护了奈良、京都的古建筑,当地人都称梁思成是日本古都的恩人。”罗哲文说,梁思成不仅是名人,更是世界名人。
从某种程度上讲,此次梁思成、林徽因故居被拆引发的抗议,更多的是一种反思和致敬。
建国初年,梁思成提出保护旧城的方案被否决。“五十年后,历史将证明你是错误的,我是对的”。梁思成曾向北京市一位官员直言,并哀叹:“拆掉一座城楼像挖去我一块肉,剥去了外城的城砖像剥去我一层皮。”
在很多人心里,梁思成已经成为守护北京旧城的象征,当被拆除的命运吊诡地落到他故居的院落,其悲剧感更让人无法释怀。
就在双方相持不下之时,国家文物局7月27日的表态让“保护派”再次占据上风。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接受《光明日报》采访时表示,像梁思成、林徽因这样做出过重大贡献的文化名人,其故居应该作为文物保护单位加以原址保护。“要着重看故居的精神、文化、社会价值,而绝不能单纯考虑建筑质量和艺术价值。”
这次,站在北京市文物局对立面的,成了国家文物局。如此局面,让人稍感意外。
何为名人?何谓故居?
对名人故居保护最大的问题还在于名人和名人故居的界定。
北京市文物局文保处表示,目前实施的法规政策中没有对名人故居的确切定义,文保单位的统计中不涉及该类,无法给出名人故居占文保单位的比例。
文物专家王世仁坦言,“连名人都无法界定,怎么去认定故居?”北京作为历史文化名城有3000多年建城史,800多年建都史,古往今来多少有识之士在此居住,能否算名人谁说了算?有些名人在京租住地有七八处,哪处最有保护价值谁说了算?北京是历史文化名城,也是现代化都市,如果跟名人沾边就保护,几乎每个院落都能说出点门道,那是不是意味着名城将永远“凝固”?
其实,对这一问题,我们可以在北京市政协2006年对北京市名人故居的调查中找到可资借鉴的方法。
参加过那次调查的原北京市政协文史委副主任匡国良说:“由于目前对名人和名人故居的概念及认定标准尚无权威性的说法,我们调研中把‘名人’的范围初步界定为在历史上特别是在近现代历史上作出过重大贡献、在某方面产生过较大影响、具有较高知名度、‘’结束前去世的各领域知名人士。”
北京市政协2006年曾对名人故居进行过一次调查,结果显示,北京市四城区的名人故居约308处,被列入全国文保单位的有3处,市级文保单位的40处,区级文保单位的33处,43处被列为保护院落或普查登记文物项目,其余189处故居则未列入上述保护项目,其中近半数已被拆除。
那次调查的结果最后形成了一份“关于北京名人故居保护与利用工作的建议案”,呼吁及早保护名人故居。
这份建议案认为,北京名人故居保护仍显薄弱。名人及名人故居缺乏认定标准,缺乏明确的具体主管部门,缺乏适用的管理办法;名人故居失修、拆除情况严重等。因此,有不少名人故居因保护不善而遭到严重破坏。如不加强重视和保护,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风貌和文化内涵将大打折扣。
建议案呼吁抓紧制订《北京市名人故居保护与利用管理办法》等地方性法规。
从争议到契机
7月28日,北京市文物局与北京市规划委员会召开联席会议,共同研究东城区北总布胡同24号院建筑即梁思成、林徽因夫妇的故居保护问题。
北京市文物局表示,将采取以下四项措施:一、责成建设单位调整建设方案,在建设规划上确保院落得以保留;二、邀请专家参与指导院落的保护方式、方法,制定具体保护措施,处理好建设与保护的关系,尽快落实北总布胡同24号院的保护问题;三、梁思成1946年到1954年的居所位于清华大学内(新林院8号),不仅见证了清华大学建筑系创建的历史、新中国文物保护事业的起步,而且从这里诞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人民英雄纪念碑等设计方案。北京市文物局将与规划、校方等共同研究,做好相关建筑的保护工作;四、要求各区县文委的普查队伍在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中继续深入调查,统筹做好四合院等传统建筑的调查保护工作,尤其是对列入建设区域的要采取保护措施。严格按照文物法和文物普查认定的相关标准做好相关建筑保护的同时,深入挖掘其历史文化内涵。同时欢迎社会各方对发现具有保护价值的文化遗产提供线索并共同参与文物保护工作。
北京市文物局还表示,将继续坚持旧城整体保护的原则,对于旧城胡同四合院提出严格要求,严格按照有关规划及修缮、改善、疏散的原则进行保护修缮。
北京市文物局的这一最终决定让一直为保护梁林故居而奔走的王军感到非常高兴,他说:“永远不要只去抱怨。我在这个事件中,看到了公众的参与,形成了一种机制性的东西,它能改变结果。”
对于文物保护的建议篇3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民俗；口头和非物质遗产
[中图分类号]G1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432（2012）52-0099-02
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我国又一次掀起了民间文化保护的热潮。和以往不同，这一次全面启用了一个新的概念：非物质文化遗产（intangibleculturalheritage，英文缩写为“iCH”）。这个概念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倡导下，经历了一个从争议到基本达成共识的命名过程。仅从术语的使用上看，就“出现过几次明显的变化，其中既有民俗（folklore）、非物质遗产（non-physicalheritage）、民间创作（culturaltraditionandfolklore）、口头遗产（oralheritage）、口头和非物质遗产（oralandintangibleheritage），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intangibleculturalheritage）这一类总称性术语，也有后来在“代表作”申报条例和申报书编写指南中解释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两种基本类型的“文化表达形式”（culturalexpressiveforms）和“文化空间”（culturalspace）。这长达数十年的概念嬗变过程，反映出人类展开文化间对话的决心、艰辛和成就，同时也昭示了这一框架性的综合概念在国际语境中的相对明确的内涵。
在2011年，我国出台了一部以“非物质文化遗产”命名的法律，即《非物质文化遗产法》。这部法律把口头文学，传统的美术、书法、音乐、舞蹈、戏剧、曲艺、杂技，传统的技艺、医药和历法，传统的礼仪、节庆等民俗以及传统体育和游艺等都列为了保护对象，并将它们统称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但这个称呼毕竟不是中国人自己习惯的称呼。它是随着昆曲入选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通过，才“开始进入了中国的公共阅读空间”，但这个概念的中国含义和它的“国际来源”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独立出来将无法理解。所以我们必须借助它在国际交往语境中被定义和被使用的历史，透过术语频繁更迭的表象，才能厘清这一概念稳定且融贯的内涵。而这正是探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政策保护、数字化保护的前提。1与“民俗”有关的术语的使用
195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召开的一次政府间会议通过了《世界版权公约》。但该公约没有覆盖到“民俗”（folklore）所指称的范畴。“首创民俗一词的英国民俗学家汤姆斯认为，民俗是在普通人们中流传的传统信仰、传说及风俗，即‘民间古旧习俗或民间文学’、‘民众的知识学问’以及‘古时候的举止、风俗习惯、仪式、迷信、歌谣、寓言等’”。而这些正是后来被称作“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要组成部分。它们主要属于“非西方”的文化形态，因难以得到“西方”主导的国际版权法的保护，而遭受着严重的破坏包括被肆意掠夺和歪曲。到了20世纪的六七十年代，一些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已经开始利用国内版权法来保护其“民俗”。例如1967年，突尼斯率先将民间文学列入版权法保护范围，此后有玻利维亚（1968，仅限于民间音乐）、智利（1970）、摩洛哥（1970）、阿尔及利亚（1973）、塞内加尔（1973）、肯尼亚（1975）……1973年玻利维亚政府建议为《世界版权公约》增加一项关于保护民俗（folklore）的《议定书》。正是在这些国家的影响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开始关注从国际法的角度来保护“民俗”，并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通力协作。自此，在国际社会拉开了一场围绕着“民俗”与版权保护问题的历时久远、争执不断的认同过程。
198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在日内瓦召开了专家会议，并通过了后来颁布的《保护民间文学艺术的表达、禁止不正当利用和其他破坏的国家法律示范条款》（以下简称《示范条款》）。《示范条款》使用了“expressionsofFolklore”这一术语，并将其定义为：指由传统艺术遗产的特有因素构成的、由某国的某居民团体（或民营该团体的传统艺术发展的个人）所发展和保持的产品。
这一文件虽然得到了部分中东欧、非洲、拉美和亚太地区国家积极回应，但由于在世界范围内分歧太大，当198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试图根据《示范条款》出台一个同名公约时，终因难以引起广泛共鸣而不得不作罢。
1989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25届大会上通过了《保护民间创作建议案》。这个文件完成了一个重要的转向，即把“民俗”和“知识产权”这两种从一开始就捆绑在一起却相互责难的理念分开来处理，萨曼塔·谢尔金女士在工作回顾报告中引述了杭柯教授的客观评价：《建议案》明智地强调了民俗保护的积极方面，比如以适当的方法维护和传播民俗；同时避开了消极方面，如“知识产权”及其运用中的棘手问题。与知识产权问题加以分别对待的取向日益清晰起来，以期绕开长期的困扰和最后出现的僵局，在将来的行动计划中从方法上改善工作途径，在理论基石与预期的操作结果之间厘清观念上的认识，形成内在统一的解决方案。同时也指示了两个组织在未来更加明晰的分工合作的方向。那就是在UneSCo框架内，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主要朝着鉴别、保存、保护、传播、维护以及国际合作这些容易达成共识的方面努力。这一方向最显著的成果即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出台。另一方面则由wipo采取特别立法来建构与知识产权相关的特别权利体系，UneSCo积极配合。这一转向给国际社会带来了积极的影响，有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和内涵在脱离民俗和版权主导的两难语境后，朝着可操作性方面进一步深化和拓展。《建议案》采用的术语是“traditionalCultureandFolklore”，是指来自某一文化社区的全部创作，这些创作以传统为依据、由某一群体或一些个体所表达并被认为是符合社区期望的作为其文化和社会特性的表达形式；准则和价值通过模仿或其他方式口头相传。它的形式包括：语言、文学、音乐、舞蹈、游戏、神话、礼仪、习惯、手工艺、建筑术及其他艺术。该定义和《示范条款》的规定基本一致，但是却用“traditionalCultureandFolklore”替换了《示范条款》使用的术语“expressionsofFolklore”。因为人们已经认识到，民俗一词带有西方人居高临下的“轻蔑”含义，故将“传统文化”置于“民俗”之前。术语的替换已经反映出教科文组织框架内一种谨慎使用“Folklore”一词的共识，这为它将来的“退出”埋下了伏笔。
2“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一词的使用
1997年6月在马拉喀什举行了“国际保护民间文化空间专家磋商会”，在会议辩论期间产生了一个新的概念，就是“人类口头遗产”（theoralheritageofhumanity）。后来UneSCo执行局第155届会议指出，由于“口头遗产”和“非物质遗产”是不可分的，因此在以后的鉴别中，在“口头遗产”的后面加上“非物质”的限定。至于为什么要这样限定，学者们有不同的理解。根据向云驹教授的看法，这是由于口头遗产在某种意义上契合了另一种有形和无形文化遗产的保护传统，例如欧洲的意大利、法国、英国等国的大型有形文化遗产、小型有形文化遗产、小型可移动文物等历史悠久的遗产保护传统和法律法规用语。又如，日本、韩国、美国等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开展的无形文化遗产、有形民俗文化遗产、无形民俗文化遗产、民俗文化保护等保护传统和法律法规用语。所以，在民间文化变性为口头遗产时，许多参加教科文组织制定宣布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条例的国家代表要求补充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口头遗产并列和连缀。
在本次会议随后通过的“代表作条例”中，“口头和非物质遗产”成为了这一时期的法定用语，它被定义为“来自某一文化社区的全部创作，这些创作以传统为依据、由某一群体或一些个体所表达并被认为是符合社区期望的，作为其文化和社会特性的表达形式；其准则和价值通过模仿或其他方式口头相传，它的形式包括：语言、文学、音乐、舞蹈、游戏、神话、礼仪、习惯、手工艺、建筑艺术及其他艺术。除此之外，还包括传统形式的传播和信息。”
3“非物质文化遗产”一词的使用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法定用语，一般认为是直接从“口头和非物质遗产”这一术语演变而来，但其根源却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有关。1972年教科文组织第17届会议通过了《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但保护的范围仅限于纪念物、建筑群和遗址等物质形态的文化遗产，不能涵括非物质形态的文化遗产，而此类遗产则面临着更易受到破坏乃至消亡的严峻形势。为了完善对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体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作为与物质性、遗址性、建筑性文化遗产相对应的概念被提了出来。这个渊源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日本对无形文化财产（intangibleculturalproperties）保护的前瞻性立法的影响。
1992年，UneSCo启动遗产保护项目的子项目，保护对象就是“intangibleculturalheritage”，这实际是一个与日本政府合作的项目，当时设立了“日本保护和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信托基金”。这里要注意的是“intangibleculturalheritage”这个术语，它应该就是1998年“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的英文“intangible”一词的来源。
UneSCo于2002年1月22日至24日在里约热内卢召开了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一项国际公约应包括的优先领域”为主题的国际专家会议。会议期间，专家们建议用“非物质文化遗产”取代“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此后，“非物质文化遗产”（iCH）成为了2003年10月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法定用语，并被定义为：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各个群体和团体随着其所处环境、与自然界的相互关系和历史条件的变化不断使这种代代相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创新，同时使他们自己具有一种认同感和历史感，从而促进了文化多样性和人类的创造力。根据上述定义，进一步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列为以下五个领域：①口头传统和表述，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②表演艺术；③社会风俗、礼仪、节庆；④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⑤传统的手工艺技能。同时《公约》还对“保护”作了以下说明：“保护”是指采取措施，确保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命力，包括这种遗产各个方面的确认、立档、研究、保存、保护、宣传、弘扬、承传（主要通过正规和非正规教育）和振兴。
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和该《公约》保持了高度的一致，即“指各族人民世代相传并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以及与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实物和场所。”所以我们可以说，在国际社会由“民俗”演绎成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个外来概念整合了我国对民间文学、民间风俗、传统工艺美术、传统技艺等对民间文化进行分类描述的概念。这将为我国民间文化的保护提供一种整体的，统一的价值追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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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文物保护的建议篇4
[关键词]占有制度价值，不动产，占有权利推定
《中国物权法草案建议稿》（以下简称《建议稿》）的提出是中国物权立法的重要一步。《建议稿》参酌国内外立法及原理，由学者审慎考虑，提出了比较科学、完整的物权法体系。但《建议稿》个别条文似仍有研讨余地。其中，《建议稿》第419条排除了占有权利推定对不动产上占有的适用，似有不妥，为是，笔者拟在下文中从占有制度价值、利益衡量、占有权利推定与登记的关系及比较法等方法对《建议稿》419条予以分析，奉出拙见，权为抛砖之用。
一、《建议稿》第419条简介
《建议稿》第419条“占有的权利推定”规定：占有人于占有物上行使的权利，推定为其合法享有；前款规定，不适用于依照法律规定应当办理登记的财产权利。
本条是关于占有权利推定的规定。其规范作用在于：（1）保护占有人，以占有人于占有物上行使的权利，推定为合法拥有。也就是说，在无相反证据否定占有人为权利人的情况下，将占有人视为权利人予以保护。（2）确定占有权利推定的范围。首先是权利种类的范围，依419条，只要是占有人于物上行使的权利，勿论物权或债权，均可适用权利推定。其次是上述范围的限制，明确排除应登记财产权利对占有权推定的适用，也就是，如果一项权利其变动需要登记，则占有人不能仅依其占有而获得享有权利的推定，勿论动产物权或不动产物权。由于变动需要登记的财产权利主要是不动产物权，也包括个别种类的动产物权，为行文方便计，除非有特别说明，下文中所说的不动产权利亦包括变动应登记的动产权利。
《建议稿》第419条之规定，应是主要仿德国、瑞士民法之规定。依《德国民法典》第1006条，[1]《瑞士民法典》第930条、931条、937条第1款，仅在动产上产生占有的权利推定，《瑞士民法典》第937条第1款[2]更明确规定“已在不动产登记簿上登记的不动产，对其占有权利的推定及占有诉权，仅属于登记人”，排除了已登记不动产上赋予占有人占有权利推定的可能性。《德国民法典》虽未有如此之明文，但以其第1006条仅规定动产占有人之权利推定可知，不动产上无权利推定之适用。而《建议稿》之“依照法律应当办理登记的财产权利”应相当于德国、瑞士民法中不动产权利，为其改良性规定。包括了应登记变动的动产权利。而德、瑞两国民法实际上亦未排除变动应登记的动产权利可适用不动产权利的推定规则。
二、对《建议稿》第419条评析
《建议稿》第419条规定之占有权利推定符合各国立法通例，但其明确排除不动产上的占有适用占有推定权利的规定却有探讨之余地。
（一）从占有制度价值上对占有权利推定范围分析
1.占有制度的历史沿革
在古代法上有两种占有制度，罗马法的占有制度和日耳曼法的占有制度。“罗马法之上占有制度，乃是不问有无所有权或其它本权，凡是对物有事实之支配者，即加以保护之制度。亦即对物为事实支配之占有，在罗马法上，与对物为法律支配之所有权，完全予以分离，均予以相当之保护，而保护之社会作用何在？虽有不同之见解，然近代通说认为特定物如已有某人之事实支配存在，纵令仅为事实支配状态，甚至实际上与法律之应有状态相左，亦不许私力擅自侵害，而应加以保护，唯有如此，方足以维持社会之和平秩序……故罗马法之占有制度是以占有诉权为中心，而机能即在保护占有，以达维护社会和平与秩序之目的。”[3]（p484）而日耳曼法之占有，“固亦系对物之事实支配状态，然此种状态通常系法律上对物支配权之一种表现（权利之外衣）……在罗马法上之占有诉讼，仅止于占有之保护，而不涉及真实权利，反之，日耳曼法上之占有争论，不仅在解决占有问题，通常且在解决实际之权利”。[3]（p485）因此，占有制度在罗马法和日耳曼法上表现出了两种不同的形式，前者只关注对事实支配秩序之维护，不考虑占有背后的权利状态，“是要脱离真实的支配，为占有本身而承认其效力”；[4]（p419）而后者对事实支配保护之主要原因在于其认为占有背后往往有正直的权利，占有多系权利的表征，[4]（p419）强调对本权的关注。从制度价值上看，罗马法之占有制度主要为保护事实支配，以维护社会和平与秩序，而日耳曼法之占有制度主要为保护本权而保护本权的外衣……事实上的支配。
进入近代以后，各国民法多规定了占有制度，“然近代民法所设占有制度各种效果，其来源并非单一。通说认为占有诉权（占有人物上请求权），主要系来自罗马法之占有制度……反之，权利推定与善意取得主要是继承日耳曼法之占有与日耳曼法之法理”。[3]（p485）当然，对于罗马法强调占有的成立必须有体素（实际控制物）和心素（有据为己有的意思）的结合而将占有限于自主占有局限性，各国民法普遍将占有的适用范围扩展到一切他物权。这样，各国民法规定的占有制度就既不同于罗马法的占有制度，又不同于日耳曼法的占有制度，是混合了两种占有制度并有所发展的制度，从而在占有制度价值上也体现出多重性。对此，日本学者我妻荣及中国台湾学者史尚宽总结为：（1）即时取得保护的是其外形作为表象所具有之公信（交易之安全）；（2）占有诉讼保护的是基于其外形之社会的和平与秩序；（3）权利的推定保护的是社会和平与交易之安全；（4）有关果实的确定与费用偿还之规定，保护的主要是占有人个人。[4]（p420）[5]（p527）
2.占有制度价值分析
占有制度设定之价值，《建议稿》有明确说明。在《建议稿》关于“占有”章的总说明中明确指出占有制度设立之价值“在于维护物的事实秩序而非物的法律秩序（权利秩序），即维护现有的物的占有状态，禁止他人以私力加以破坏，从而维护社会的安宁与和平”。
《建议稿》的这一说明与上述近代各国民法对占有制度价值的理论定位明显不同，主要区别于《建议稿》只强调占有制度维护社会和平与安宁的价值，表现出对本权的脱离，而近代各国民法无不体现出一定程度上的对本权的关注。笔者认为，从一定意义上讲，《建议稿》对占有制度价值的说明，体现了对罗马法占有制度的回归，而这一回归代表了占有制度发展的正确方向。近代各国民法的占有制度混合了罗马法和日耳曼法的规定，虽然可以获得对占有保护合理性的更有力的说明，然而亦隐含着难以调和的矛盾：维护社会和平与秩序之重在于对事实支配的充分保护，而强调占有表彰本权却时时要求占有向本权的回归，前者自然地要求对占有的保护如同对权利的保护一样，是一种独立于权利保护、并与权利保护并行的保护，占有受保护之原因仅在对事物之支配，而后者天然地区分有本权之占有与无本权之占有，并视无本权之占有为一种反常现象，[4]（p445）时时表现出纠正的欲望，体现为对无权占有、尤其是恶意占有的歧视与非难。近代民法占有制度选择的原因不易查考，但可以推测的是，近代西方各国个人权利意识的高涨和私权神圣的观念以及法哲学对道德的推崇对法律制度的选择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影响。于是，占有制度也不可避免地表现出对权利的极大关注和对道德合理性的关怀。可供佐证的是近代民法中所有权绝对的理念和物权法中注重物的归属的确定、而对物的用益未能给予应有重视的立法。
但是，现代之社会已较近代之社会有了重大之发展，特点之一是经济的流转速度大大加快，物权法中提出了所谓的“从所有到用益”，[6]（p345）民法的理念也发生了从“所有权绝对”到“所有权负有义务”的转变，保障私有所有权、确定物的归属已不再是物权法关注的唯一重要问题，而在一定意义上，如何促进物的流转以充分发挥其效益已越来越多地为人们所关注。在此背景下，稳定的社会秩序及保护交易安全已成为重要之问题，否则经济的高速运转将导致极大的混乱。而稳定的社会秩序的形成有赖于事实的对物的支配秩序不为私力所破坏，只依公平之正当程序始允许改变，从而占有制度维护物的事实支配秩序的价值就突出地显现出来，并最终超越近代民法赋予占有制度的其它价值而成为占有制度的首要价值，并进而有发展为占有制度唯一价值之趋势。《建议稿》对占有制度价值之说明仅表述为“维护物的事实秩序而非物的法律秩序（权利秩序），即维护现有的物的占有状态，禁止他人以私力加以破坏，从而维护社会的安宁与和平”有相当的前瞻性，应该得以肯定和支持。
3.从占有制度价值之实现看占有权利推定范围的确定
基于上述占有制度价值实现之要求，应确立凡有利于对物的事实支配秩序之维护者，即应得到支持，凡不利于物的事实支配秩序之维护者，即应被摒弃的原则（注：当然，占有制度之设也不应理解为对权利制度的否定，否则，破坏既有的权利秩序，将会造成社会秩序的根本混乱，将根本背离占有制度设立之初衷。）。对占有的权利推定仅止于权利人的证明权利，如果权利人举证证明自己的权利人地位，则对占有人事实支配之保护应让位于对更有利于社会秩序稳定的有权支配之保护。然而，如果没有权利人的证明权利，则对占有人的权利推定不终止。这样，对占有的保护主要使占有人获得对抗非权利人和不能证明权利的权利人侵害及权利人不经公力救济而私力侵夺的权利，从而将只对社会权利秩序造成非常微小的损害，而对维护社会秩序产生巨大的作用。
根据上文所确立的原则，笔者认为对不动产占有人亦应予以占有保护，推定其有相应的权利。因为如果不对不动产占有人予以保护，将可能造成非权利人之间的互相侵夺，从而破坏社会秩序。比如一所房屋的登记所有人因出国工作长时间无法支配房屋而其又未委托他人照看，而有某甲竟破门而入而为居住。如果甲依《建议稿》规定不能获得占有保护，则如果乙知甲为无权占有，便以强力将甲赶出，甲将不能获得任何法律上的救济。如果甲不受此辱而再借强力驱逐乙，假如再有丙加入争夺，则必将产生非常混乱之情势，而此时法律竟又无力规制，则占有制度价值之实现何在？如有占有保护甲可获得阻止乙丙之法律力，而最大限度地避免此种混乱情势的发生。
对此占有保护建议之主要质疑应来自对其非道德性的责难以及对其是否会鼓励非法侵夺他人财物的怀疑。对此，笔者认为，首先，既然已对未登记的动产上的占有予以保护，就没有理由以道德的质疑排除对不动产上占有人的保护。因为未登记的动产由于没有登记作为权利的证明，权利人不易证明其权利，侵夺人为侵夺承担的风险较小，更可能成为他人侵夺的对象。其次，也是更重要的一点是，应把占有制度主要视为一个与道德无关的制度，不应在占有制度的构建中过多地考虑道德问题。事实上，民法的各种制度解决不同的问题，可能会体现不同的价值，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均体现道德价值。例如，民法关于附合的各项制度，只为从物的利用及经济效益出发确定物发生附合后所有权的归属，并不考虑道德问题，在不动产所有人侵占他人之物而附合于其不动产的情况下，仍使其取得附合物的所有权，并不因其行为的不道德性而剥夺其对附合物的所有权，其行为的不道德性不是不予制裁，而是不由物的附合制度去体现该制裁而留给侵权法、甚至刑法去体现对侵占人行为不道德性的制裁。占有制度也是如此，占有制度本身主要解决物的事实支配不容私力破坏的问题，至于占有人如果是有过失的无权占有，其行为在道德上的可非难性可以留给侵权法，甚至刑法去解决。既然有相应的制度制裁有过失的无权占有，则占有制度对恶意占有人的保护就不会引发道德危机，导致侵夺他人财物之风盛行。
那么，保护不动产占有人是否一定要赋予占有权利推定呢？笔者认为，回答此问题仍应从占有制度价值分析，不容私力侵夺或妨害其占有。但如此将可能造成对真正权利人的侵害，此可能的侵害又以对占有人予以所有人的保护为甚。因此，如占有人主张自己为他物权人，法律并无必要强行予其以所有人的保护而去较重地损害权利人。相反，予其以其所主张权利的保护既可实现维护事实支配秩序之占有制度价值，又可尽量少地牺牲权利人的利益。故对主张不同权利的占有人予以不同的权利推定，从而给予不同的保护，这一点在占有人行使损害赔偿请求权时表现得尤为明显。如同为某动产的占有人，甲主张其为所有人，乙主张其为质权人，丙侵夺甲、乙之占有，则甲可主张不能对该动产使用收益的损害赔偿，乙则因为质权人对物无使用、收益权而无此请求权。从以上分析可得出结论，对占有的保护是通过占有权利推定这个中介来进行的，如果没有占有的权利推定，占有的保护请求权便无从产生。而从立法例分析似乎更有说服力：《德国民法典》明文规定动产占有的权利推定，而未规定不动产上占有的权利推定，则不动产占有人不能获得权利推定，但《德国民法典》亦未明确是否予以不动产占有人可获得“占有”保护，而从其取得时效等的规定看，除了例外情况，对不动产占有人不予保护；而《瑞士民法典》的规定则从反面支持上述观点，《瑞士民法典》第937条在排除了不动产上登记名义人以外占有人权利推定效力外，以但书确认了占有人的保护请求权，此规定虽然从表现上看使不能获得权利推定者亦可获得占有保护，似与上述观点相悖，但从另一方面即说明了排除权利推定后，占有人原则上不能获得保护，否则就没有必要再以但书赋予其占有保护了。
因此，只有对不动产占有人亦予以占有保护始能充分实现占有的制度价值，全面维护社会的安宁与和平，而予以此项占有保护就需要赋予不动产占有人以占有的权利推定。
（二）从利益衡量分析
在利益衡量上，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利益需要平衡：1.不动产权利人利益与动产权利人利益。首先，不动产权利人并无充分理由取得优于动产权利人的保护。动产与不动产的区分始于罗马法，但罗马法只是“偶然地”将其作为一种财产分类方法，只是到了中世纪的法律才认为不动产比动产更加高贵。[7]（p155）虽然由于不动产经济价值大等原因在财产法历史上有不动产优于动产权利的时代，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尤其是价值很高的动产出现，对不动产权利进行特别保护的理由已大为减少。在现代社会，因为土地等不动产为稀缺资源及管理需要等原因，对不动产仍实行不同于动产的管理方式，但此并足以支持对不动产权利予以优越于动产权利的保护。如果允许动产上的占有权利推定而不允许在不动产上产生占有权利推定，将造成对动产权利人不公平的法律后果。因为依占有制度关于善意占有人使用、收益权，费用返还请求权及有限的赔偿责任的规定，动产占有人将可能因为其动产上的善意占有而失去孳息甚至物损毁时的赔偿等利益，如此如果该动产价值巨大将造成动产权利人的重大损失；而由于不动产上不产生占有权利推定，也就不产生对占有的保护，在即使不知无权而占有不动产之人亦需依侵权法依法返还孳息、使用不动产的费用及不动产损毁时的损失，而在有的时候，比如不动产为一破旧的房屋时，不动产权利人对该不动产的利益却是非常微小的。如此牺牲巨大之利益而保护微小之利益对权利人是不公平的，也是不合理的。2.不动产占有人利益与不动产权利人利益。在这两种利益中，保护前者、给予占有人权利推定并不会给后者造成不合理的损害。正如在占有制度价值部分所论述，对占有的保护止于权利人的证明权利。占有推定的权利不是终局的权利，其主要作用在于对权利人以外的人的侵害予以制止，使占有的事实秩序得以受到尊重，并不能对抗真正的权利人，真正权利人完全可以依证明权利要求占有人返还其物。如果占有人为恶意，权利人更可要求其返还孳息及赔偿损失，其受到不利益的可能性并不大。3.不动产权利人的利益与社会利益。现代社会崇尚物的经济效益的充分发挥，以有利于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所有权属虽仍为个人私有，但应负有使物依其价值发挥作用的义务。如果不动产所有人不行使其所有权而任由其不动产闲置并日渐损毁，则对其权利保护的意义将大大降低，不若允许他人占有该不动产并将其投入经济流转以实现该不动产的经济效益。而要实现这一目的，并确立不动产上的占有制度无他更便利之途。
因此，从利益衡量而论，亦应允许占有权利推定范围及于不动产权利。
（三）不动产上占有权利推定与登记
近代民法不允许不动产上占有权利推定之主要原因在于对登记的考虑。日本学者我妻荣指出：“基于占有之权利推定仅限于动产……就以登记为表象的不动产物权来讲，应理解为仅适用于无如何登记的情形。”[4]（p447）中国台湾学者谢在全亦认为：“已登记之不动产，就其物权无本条之适用（指占有权利推定之适用-作者）”，[3]（p511）中国大陆学者亦多持此种观点。[8]（p392）[9]（p805）在解释不动产物权不适用占有权利推定的原因时，一般解释为：“不动产以登记为物权之表征，则不动产物权，如登记者，其权利人均得以登记为反而占有人权利之推定，是就不动产权利推定而言，仅在未登记之不动产与以不动产为标的之债权，方能受本条之推定（指占有权利之推定-作者）”。[3]（p511）[9]（p805）从《建议稿》的有关规定来看，不允许不动产上产生占有权利推定亦与登记密切相关。如其一改德、瑞国家规定，不以动产、不动产作为是否允许权利推定的分野，而是直接依法应办理登记的权利不适用占有权利推定即为明证。另外，《建议稿》虽然未明确规定未登记不动产上亦可以产生占有权利推定，但在取得时效部分以第67条、第68条明确肯定了错误登记为权利人和占有人未登记不动产时的取得时效，从而可以认为这两种情形下占有人亦受占有保护。因而权利已登记是《建议稿》排除其包括在占有权利推定范围的主要原因。而《建议稿》对此排除的解释为：“鉴于中国现行法律规定，城镇房屋、土地等不动产……的所有权（使用）须办理有关登记并领取所有权（使用权）证书，在其上设定的抵押权也必须进行登记，且本法第6条已明文规定不动产物权变动采登记生效主义，动产中的船舶、飞行器和汽车的物权变动采登记对抗主义，因此……将依照法律应当办理登记的财产权利，排除于占有的权利推定范围之外。”
那么，上述国外学者和《建议稿》关于不动产上占有不适用占有权利推定的理由是否成立，笔者认为不然。虽然登记之效力亦在于权利推定，但此权利推定并不必然排斥所有权利推定。登记作为不动产权利和部分动产权利的公示方法，其效力在于确定上述权利的权利人。在登记簿上登记为权利人之人，虽然不能获得不可动摇的最终权利的确定，但将获得几乎绝对的对抗其他人的效力。如果第三人与登记簿上记载的“权利人”为一定的行为，则即使该“权利人”不是真正的权利人，即使第三人明知上述情况，亦不影响该行为的法律效力。而真正的权利人在未在登记簿上为变更登记，将自己登记为权利人之前，即使已经证明自己的权利人身份，亦无法获得对权利人的法律保护。而占有的权利推定则不然。虽然善意第三人可以从动产（权利不需登记的动产，下同）占有人处获得权利，但恶意第三人即不能获得此种保护；而不动产上即使赋予占有人权利推定，则由于登记是取得权利的要件，占有人非登记簿上记载之人，因而也不会存在善意第三人从占有人处获得权利的问题，更勿论恶意第三人。不动产上占有人权利推定的主要作用仅在于以权利推定对抗非权利人的第三人及排除权利人的私力救济，附带地适用有关占有的使用、收益规则和占有人对权利人的赔偿规则。而上述学者的观点和《建议稿》的理由只强调占有人与不动产权利人和利益冲突，显然忽视了占有保护之主要作用在于使占有人获得对抗权利人之外的第三人侵扰之法律力这一基本理论前提。而在登记的权利推定和占有权利推定之间，“由于不动产以登记为物权公示方法，登记的效力自然要强于占有的推定”，[8]（p392）从而占有权利推定与登记的权利推定不仅不发生必然的冲突，而且占有权利推定的确立对登记簿上权利人的权利也几乎不产生任何实质影响。日本有学者即认为已登记不动产上亦可产生占有权利推定，但登记之效力优先于占有权利推定。[4]（p457）而事实上，通过上述技术处理，不动产上的占有权利推定对不动产的名义登记人几乎不产生实质不利影响，而又能使不动产占有人可依占有的权利推定对抗权利人之外的任何第三人。如此将既有利于社会秩序之维护，又有利于充分发挥物的经济效用。
以登记为理由排除对不动产占有人的权利推定还可能有两种理由。一是认为登记为不动产权利的公示方式，权利一旦依法登记，即依法推定为众人皆知，如仍有无权利人予以占有，便无保护之价值，不应赋予其权利推定。如此认识推定为众人皆知，如仍有无权利人予以占有，便无保护之价值，不应赋予其权利推定。如此认识则犯了一个基本的理论错误，占有制度之保护占有人，非在于其占有道德上的正当性，而在于其占有事实构成社会秩序之一部分，为维护社会秩序和平与安宁计而对此种支配关系予以保护。此点已由《建议稿》“占有”章说明所阐明，前文亦已加以论证，因此不应由占有人道德上的可非难性而排斥对其保护。而事实上，各国民法，包括《建议稿》是对恶意占有人即明知无权而仍为占有者以保护的，对不动产实施占有者的保护完全可纳入恶意占有保护制度之中，（当然，如果将恶意占有仅限定为恶意受让而无权占有，则不能包容不动产上的占有，《建议稿》似有此倾向，但此种限定并不合适，关于此点限于主题，本文不拟论证）。二是认为《建议稿》采登记生效主义或登记对抗主义，而占有性质在理论上一般认为为“准物权”，则“准物权”之变动准用物权变动之规则，如物权变动登记才能生效或对抗他人，则其上占有之变动亦需登记才能生效或对抗他人，而由于已有登记权利人，占有人自无从无登记，则也就无法产生“准物权”，更无从产生占有权利推定。此推理形式上似乎无懈可击，实则隐含着逻辑错误，因为此三段论推理之小前提不是真命题。占有虽然在理论上往往被视为“准物权”，但既言“准”，则实为“非”，否则就没有必要加“准”以为区别。“准物权”当然可以准用物权的一些规定，但绝不是全面适用，否则就应归入物权。对占有来讲，占有保护自可适用物权保护的有关规定，但其变动则不应适用物权的有关规定。更为重要的是《建议稿》已明确规定占有为“事实”，并非“权利”，更非“物权”，自不能用物权设立应适用的登记生效主义或对抗主义来套用占有的产生，因而上述推理的小前提为假命题，结论自然亦是错误的。
综上所述，权利已经登记并不排除可赋予其上占有人占有的权利推定。
（四）比较法上相关规定评析
对占有权利推定的范围，比较法上主要有两种立法例。《德国民法典》第1006条仅规定了动产占有人的权利推定，并在其第927条规定了对占有未登记土地的占有人的公示催告程序保护，《瑞士民法典》第930条、第931条亦仅规定了对动产占有人的权利推定，并在第662条规定了对占有未登记不动产的占有人的取得时效保护。《瑞士民法典》第937条第1款更明确规定，“已在不动产登记簿上登记的不动产，对其占有的权利推定及占有诉讼，仅属于登记人”，更是明确排除了不动产上产生占有权利推定的可能性。可见，德国、瑞士民法排除对不动产上的占有适用占有推定权利，只对动产权利或错误登记为不动产权利之予以权利推定的保护。但瑞士民法典第937条在明确排除已登记不动产上的占有适用占有权利推定的同时，却于同条第2款规定，“但实际支配不动产的人，对他人非法侵夺或妨害占有，得提讼”，又对不动产的占有人予以保护。
与德国、瑞士不同，《法国民法典》第2230条规定，“任何情况下，均推定占有人系以所有权人之身份为其本人占有……”。[10]《日本民法典》第188条规定，“占有人于物上行使的权利，推定为适法的权利”。[1]中国台湾亦采取对占有权利推定范围不加限制的立法。但这种立法是否意味着占有推定权利的范围及于一切财产权利，学者间并无一致之看法。日本学者有认为立法之规定，意味着即使是已登记之权利人亦不妨产生占有人的权利推定。也有人认为占有权利推定对不动产的适用范围以该不动产未登记为限，如已为登记则无占有权利推定适用之余地，应限制《日本民法典》第188条之适用。[4]（p445）
笔者认为，对未明确排除不动产可产生占有权利推定的立法，还是理解为允许产生占有权利推定为宜。基于上述各部分的分析，不动产上有占有亦有保护之价值，而瑞士民法典在排除不动产占有人的权利推定之后，又以但书赋予不动产的实际支配人以占有诉权亦证明了不动产占有人有保护价值，而立法未排除对不动产占有赋予权利推定的国家，学者实不应再作茧自缚，将立法规定进行限缩解释，排除不动产占有人的保护。
因此，比较法上虽然德国民法和瑞士民法排除不动产占有人的权利推定，但法国、日本及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民法并未排除不动产上产生占有权利推定，而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法律规定，以理解为允许在不动产产生占有权利推定为宜。故比较法的规定并不足以支持《建议稿》排除不动产占有人的占有权利推定。
三、结论与建议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建议稿》排除不动产权利包括于占有权利推定范围的立法将损害占有制度价值的实现，从利益衡量上也没有支持的依据，并且，从与登记的关系和立法例分析也不能支持采用《建议稿》的立法规定，所以《建议稿》的规定应予修正。为此，笔者建议删除《建议稿》第419条之但书规定，将第419条修正为“占有人于占有物上行使的权利，推定为其合法享有”，以包括对一切财产权实行占有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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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文物保护的建议篇5
文物作为人类共同的财富和不可再生的资源，其长久保护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文物保护科学技术是珍贵文物资源长久延续的重要保障，具有跨领域、多学科交叉的特点。新中国成立以来，文物博物馆事业迅猛发展，但由于长期缺乏系统、可行的标准规范，不仅无法有效保障文物的安全，甚至还常常对文物造成有意无意的“保护性破坏”，阻碍了文物保护事业的健康发展。因此，开展文物保护标准化工作以及文物保护技术标准战略研究，成为我国文物保护事业发展的必然要求。
国家文物局作为我国文物保护的行政主管部门，非常重视文物保护标准化工作。构建标准化体系、开展行业标准的研究，已成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科学和技术中长期发展规划以及“十一五”发展规划的主要任务和重点内容。去年，在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在《关于文物保护行业标准归口管理范围的复函》中，规定了国家文物局对文物保护行业标准的管理范围，涵盖了不可移动文物、可移动文物、文物调查和考古发掘、博物馆以及文物保护、博物馆信息化及信息建设等五个方面。在此基础上，国家文物局又向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申请筹建全国文物保护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的工作。5月，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国家文物局筹建全国文物保护标准化技术委员会。通过半年的准备，现已完成全国文物保护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候选人提名工作，起草完成了《全国文物保护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章程》、《秘书处工作细则》等文件。这次会议的召开，为全国文物保护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的成立和文物保护标准化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
标准战略是新时期国家科技三大战略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及其实施条例中已将标准工作纳入其中。近10年间，文物保护领域共研究编制了《古建筑木结构维护与加固技术规范》、《中国古典建筑色彩》、《博物馆建筑设计规范》和《文物系统博物馆风险等级和安全防护级别的规定》等20余项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在文物价值认定、古建筑保护与维修、博物馆与文物保护单位的安全防范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业已，在准则起草过程中，众多科研机构积极参与启动了100个文物保护项目典型案例的分析研究工作，为相关标准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和方法。今年，国家文物局针对文物保护技术标准研究中存在的突出问题，结合文物保护行业科研能力的实际情况，支持开展了中国古代壁画保护技术标准、石质文物保护技术标准、古代丝织品保护技术标准、馆藏金属文物保护材料评测技术标准等多项研究课题，为文物保护行业开展技术标准研究，进一步开展文物保护领域标准化工作，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近年来，各种分析、检测、探测技术以及高新技术在文物保护修复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大量的各种工业产品在文物保护修复中也被广泛使用。由于缺乏统一、可行的标准或规范，难以对应用技术和材料进行科学评价，从而无法将已有的文物保护科技成果在较大范围内推广应用，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制约了我国文物保护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因此，加强文物保护标准化体系以及相应标准的建设，已成为保障文物保护事业长期科学发展的重要途径。建立文物保护标准体系，对于促进文物保护科学技术的发展与科研成果的推广转化，对于提高我国文物保护科研基地建设和人才培养，对于增进我国文物保护的国际交流与合作，都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公众关注度的提高，标准化工作成为文物保护事业发展中的一个重点、热点问题，已经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积极参与。而目前在文物保护领域，我国还没有相应的标准化组织。为全面深入开展我国文物保护标准化工作，规范并推动我国文物保护事业的健康有序发展，国家文物局决定筹建、成立全国文物保护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并将文标委秘书处挂靠在中国文物研究所。
“十一五”期间，应当充分发挥文标委的作用，通过开展文物保护技术标准体系建设和发展规划研究，启动标准化工作，尽快建立科学合理、先进适用、适应文物保护事业发展的标准体系，最终实现文物的保护、研究、利用、管理等方面的质量与安全的技术控制。虽然文物保护的基本原则和在文物保护过程中力求完整保存文物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特殊要求，使得文物保护技术标准的研究工作充满挑战和不确定性，但我们仍然希望在今后2—3年时间内，争取制定出一批文物保护领域的基础、技术、管理和工作等行业标准，并从中选择推荐一批成为国家标准。标准化工作的开展，必将有利于我国重大文物保护项目的实施，推动我国文物保护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有利于我国从文物大国向文物保护强国的战略转变。
对于文物保护的建议篇6
1．关注每个国家保护其文化遗产的权利和义务，讨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01年一致讨论通过的文化多样性统一宣言，帮助制定由第32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推荐的文化多样性国际公约，确定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蓄意破坏文化遗产的宣言。
2．回顾1954年在海牙通过的在武装冲突时保护文化遗产公约，和1954年的第一议定书以及1999年通过，于2004年3月9日正式生效的第二议定书。
3．回顾国际蓝盾委员会1996年4月成立时的目标和2000年4月14日在斯特拉斯堡签署的。
4．深切关注因人为的或自然灾害对移动的和非移动的文化遗产破坏而造成的影响。
a．建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有成员国和联合国的所有成员国签署并批准1954年在海牙通过的战时保护文化财富公约、1954年的第一协议书和1999年的第二协议书。
B．（1）建议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将保护移动的、非移动的文化遗产和具有重要价值的文件纳入到他们的为世界和平工作中去，以免遭破坏和替代，（2）鼓励各国政府将保护移动的和非移动的文化遗产纳入到他们的人文工作中，以免遭破坏和替代。
C．建议各国政府和联合国有关组织行动起来，阻止对文化遗产保护地和建筑物的掠夺和破坏，以及文化财富的非法交易。
D．鉴于风险准备、反应和修复工作的重要性，建议从事文化遗产保护的专业工作者和其他人士，把这些工作纳入到他们的日常工作计划中。
e．建议国际档案理事会、国际博物馆理事会、国际纪念馆与古遗址理事会和国际图书联合会的成员国，在那些还没有成立国家蓝盾委员会的国家成立这样的机构，并敦促这些国家的权威人士支持他们的工作并发挥作用，在发生自然灾害或人为破坏时，保护移动的和非移动的文化遗产。
对于文物保护的建议篇7
关键词：文物调查未定级别不可移动文物
我国已发现不可移动文物40余万处，其中公布为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的近7万处，未定级别的不可移动文物占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以上。①由于未定级别的不可移动文物数量较多，缺乏相应的保护措施，在当前城市建设中，各种破坏未定级别不可移动文物的现象时有发生。因此，加强对未定级别不可移动文物的保护成为各级政府和各相关部门认真贯彻《文物保护法》及推动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任务。本文拟以连云港市未定级别不可移动文物的保护现状为例，提出对未定级别不可移动文物保护的一些想法，敬请方家指正。
一、连云港市历年发现的有代表性的未定级别不可移动文物的基本情况
城后土城遗址
城后土城遗址位于东海县白塔埠镇城后村南首约一公里，四周为农田，呈正方形，面积约40000平方米。城墙高约4米，上窄下宽，呈梯形，上宽约2.5米，下宽约10米。南北正中各有5米宽的城门。据当地居民介绍城外原有壕沟，现已被填平，城址内东北部原有庙基，现不复存在，城址外西北100米处有一古墓墩。城后土城遗址自被发现以来，国家历史博物馆信立祥先生、南京博物馆邹厚本先生、浙江省绍兴市文理学院考古与文物保护技术研究所所长张志立先生、绍兴市博物馆馆长彭云先生多次考察城后土城遗址，并且在此采集到汉代陶器残片、瓦片等遗物，据专家们初步判断，认为城后土城遗址为一处汉代古城址。专家们认为，城后土城遗址虽然城廓不大，但轮廓之清楚，保存之完整，在目前连云港地区乃至苏北鲁南一带所仅见。目前，由于城址内被城后村辟为村公共墓地，城墙外侧又种上杨树以防止水土流失，因此该城址城墙无人为破坏现象。
精勤书院旧址
精勤书院即今精勤小学前身，座落在板浦镇中正东街，建于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是淮北地区校史最长的一所学校，校友中名人辈出，在海内外有一定的知名度。精勤书院的创建者为时任海州正堂鲍毓东、淮北盐运史彭家骐以及中正场盐大使陈汝芬，院名取义于韩愈《进学解》：“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书院设在文昌宫，陈汝芬任第一任院长。抗日战争期间，精勤书院遭飞机轰炸，教室被毁，校产被洗劫。抗战胜利后恢复校舍，定名中正中心小学。1948年中正解放后，恢复“精勤小学”校名。1970年，因学生叶继桂抢救落水儿童张桂香而牺牲，中共灌云县委、县革命委员会把精勤小学改名为“灌云县继红小学”以资纪念。1983年县政府从历史和影响角度考虑，恢复故名“精勤小学”。书院建筑主体为硬山式。院内有清代书法家王晓农题刻纂体“精勤书院”、“精勤学堂”、“文昌宫”、“业精于勤”、“例禁重申”等石刻，并留有部分石鼓。原卞庚纪念馆部分文物也存放于此。
堆沟稽核所
堆沟稽核所位于灌南县堆沟港镇，始建于1935年，由当时的大德公司建造，总占地面积约4000平方米。大德公司主营盐业，稽核工业所是商家建设的住所。时期稽核所用作征收盐税场所，并拥有三个盐警大队来保护盐运畅通。解放后，稽核所改名叫运销站，隶属淮北盐务局，负责当地一方盐业。1953年，盐船改走燕尾港，不从稽核所经过，淮北盐务局也就撤掉这个运销站。在当时这个地方的交通是比较发达的，站边有两条路，一条通燕尾港，一条通新浦。运销站撤掉之后，有部队来这住了几年，接着堆沟派出所、粮站都住了一段时间，以后划归堆沟捕捞公司使用。捕劳公司破产后，县老干部局利用闲置空房，在这里成立老年协会，为退离休老干部提供休闲、娱乐场所，并在此办公到现在。目前稽核所仅存两幢对称型砖木结构单檐红瓦19间房屋。南幢有10间，年久失修，已破旧不堪，且无人居住；北幢有9间，现为老年协会办公活动室。稽核所四面尚存带有射击孔的石砌围墙125米。离此100米处还有当时大德公司建的10间小瓦平房，分别为门朝东和门朝南。
果城里建筑群
位于连云区连云港镇果城里，为中西合璧建筑。共有二层楼房四幢，面南向，石木结构，四合院布局。建筑群中间有一南北向小路，小路两侧各有楼房二幢，每幢楼房为独立单元，各建有石制门框为出入口。建筑群总占地面积约1300平方米，每幢建筑面阔20.2米，上下各六间，木质外走廊，外楼梯。该建筑群系上世纪三十年代兴建，原为建港初期的政府要员及高级职员居住，现为港务局员工宿舍，至今保存完好。此建筑群对研究连云港的建港史及近现代建筑艺术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二、未定级别不可移动文物保护工作中存在的几个问题
问题一，我国现行的是不可移动文物分级保护制度，国家及地方将有限的保护资金优先投放到保护各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上。目前，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基本上能按《文物保护法》相关规定实现“四有”，然而大多数未定级别的不可移动文物由于数量较多，保护基础薄弱，虽然《文物保护法》对其保护已有明文规定，但由于保护资金相当缺乏，地方政府难以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②
问题二，除了部分县区文物保护机构对未定级别的不可移动文物有相关文字说明外，大部分是处于“三无”状态——即无保护标志、无保护范围、无专人保护。
问题三，部分未定级别不可移动文物改变作其他用途的，并没有报告县级人民政府文物行政主管部门。
问题四，由于一些特殊原因，造成原定级文物保护单位失去原有身份而变为未定级不可移动文物。
三、对未定级别不可移动文物保护工作的几点建议
未定级别不可移动文物是我国优秀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研究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社会生活状况第一手资料，也是直接反映当时社会各方面发展状况的实物例证。③未被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并非没有保护价值，随着对其普查、研究等工作的不断深入，它们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将愈加为人所重。④本人认为，各级政府及各有关部门应深刻领会《文物保护法》及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相关文件精神，在继续加大对未定级别的不可移动文物保护宣传力度、增加地方财政投入的同时，应加强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树立文物保护标志，将未定级别不可移动文物公示于社会。如城后土城遗址位于基本农田范围内，面积有近4万平方米。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当地村民的文物保护意识不强，除了文博专业人员外，当地大部分村民不懂哪是古遗址，保护意识从何能得到加强？因此，本人认为应由市相关部门申请资金，地方予以补贴，逐步给其树立标志牌、说明牌将文物公布于众。这样既有利于文物保护和管理，又有利于提高村民的文物保护意识，激发群众热爱文化遗产、热爱家乡的热情。
第二，积极配合基本建设需要，促进文物保护和建设工程的“和谐”。我市在当前的各项基本建设中，建设单位在选址时，一般会考虑到已定级文物保护单位，而最可能遭到破坏的，大部分是未定级别的不可移动文物。最近几年，随着《文物保护法》的修改及其他法律、法规颁布实施，国家对文物工作进一步重视，一些大型的建设项目，建设单位一般都会事先报请文物部门进行勘察。以我市为例，新海发电有限公司三期扩建工程、田湾核电站三期扩建工程等都事先进行文物调查勘探，但仍有一些建设工程的建设单位不执行相关的法律、法规。因此，作为文物管理机构，我们要将本地区的文物分布情况，制成详细的文物分布图，提供给规划主管部门等相关单位，让其在建设规划时，考虑到我市文物保护单位和未定级别不可移动文物的分布情况，根据“既有利于文物保护，又有利于基本建设”的方针，使建设单位的选址尽量避开未登记的不可移动文物，并提前给相关建设单位“提示”，达到文物保护和基本建设的“和谐”。
第三，可以尝试签订文物保护协议的方式，加强对未定级别不可移动文物的保护管理。由于未定级别不可移动文物绝大多数位于各县区乡镇的各个角落，所以单靠文物部门一方面的力量是无法做好未定级别不可移动文物保护工作的。以我市为例，全市现有文物古迹近500处。目前，由各级政府公布的文物保护单位仅有128处，另外还有近370余处是未定级别的不可移动文物⑤，未定级别不可移动文物分布广而且散，全市市县区各文物保护机构人员还不到三十人，其保护工作量和保护效率可想而知。所以根据《文物保护法》相关规定，本人认为乡镇政府和村委会应该是未定级别不可移动文物保护的重要因素。因此，在各级文物行政主管部门依法保护的同时，要辅以其他必要的方法加以补充。比如可由各未定级别不可移动文物所在地的乡镇政府和村委会确定一至二名乡镇政府工作人员或村干部为文物保护协管员，由县级文物行政主管部门与村委会或使用人签订保护协议，定期进行安全检查，并对严格遵守保护协议，且工作认真负责、成绩突出者定期给予精神和物质奖励。⑥
第四，对部分改变用途的未定级别不可移动文物，可及时提醒使用者，按有关法律规定及时办理相关手续。如我市民主路民国建筑群，如有部分建筑要改变用途，就应及时通知使用者到新浦区文物行政主管部门进行登记。此外，本人认为相关文物行政部门可事先组织专家对未定级别不可移动文物的用途进行可行性研究、论证，形成未定级别不可移动文物用途指导方案，指导未定级别不可移动文物的使用者合理利用。⑦
第五，对于部分特殊情况——诸如在近年来撤乡并镇、撤县设市等行政区划变更中，由于文物保护单位原公布政府被撤并而形成的文物保护单位身份模糊的现象，建议由新辖区政府发文确认。如我市原云台区政府于1989年公布过一批文物保护单位44处，其中部分文保单位已升级为部级、省级、市级文物保护单位，而其余的28处由于云台区撤销后，随着原云台区所属乡镇分属3个区域管辖。而新属区政府至今仍未予以公布确认，所以形成这28处文保单位身份发生模糊。本人认为这28处原云台区文物保护单位因由新属区人民政府重新发文予以确认。
总而言之，连云港市未定级别不可移动文物的保护工作仍处于起步阶段，需要引起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需要各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这也是连云港市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中的一项艰巨而又充满挑战的工作，甚至也是整个文物保护事业中的重点工作。作为一名光荣的文物保护工作者，我们应当积极思考这项工作中出现的一切问题，并全力解决这些问题。
注释：
①范静宜、张春生、徐玉麟、单霁翔著《文物保护法律指南》，中国城市出版社，北京，2003年第1版，第116页
②③④同上第82页、第111页、第117页
⑤2007年连云港市文化局王亚平副局长在连云港市文物法制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第1页
对于文物保护的建议篇8
关键词：侗族文化；保护；传承
一、基本概况
新晃旧时称晃州、晃县，有悠久的人文历史。唐贞观八年析龙彪置夜郎县。武后天授二年又析夜郎县置渭溪县。唐时在县境内设置晃州羁縻州。秦汉时期属夜郎国治地。五代时为田氏所据，宋初建晃州，嘉庆二十三年建立晃州直隶厅，民国2年设晃县。直至新中国解放后，党中央、政务院派出少数民族访问团到晃县深入侗乡山寨，对晃县的少数民族进行了全面的考证和认定，认为晃县是以侗族聚居区为主的多民族县份，直至1956年新晃实现了侗族人们的区域自治。由于唐宋两朝曾置夜郎县，历时287年，夜郎文化积淀深厚，被费孝通先生誉为“楚尾黔首夜郎根”，新晃县又称“夜郎”。
新晃是一个多民族混居的侗族自治县，一个独有独特民族特色和悠久文化历史的县域。共有26万人口，境内有侗、汉、苗、回等20多个民族成分，其中侗族人数占80%以上，既保留了本民族的特点，又相互融合从其他民族中吸收丰富的营养，使其民族风情和民族特色更加多元化。
二、特色侗族文化
（一）传统工艺类
传统工艺可分为：竹编工艺、家织布、侗族服饰。
竹编艺术以竹编箩筐、竹编晒席、竹编斗笠、竹制家具为主；家织布主要用于侗族服装、床单、门帘、桌布等制作。侗族人民对靛蓝有着特别的喜爱，纺织出的布大都染上蓝色，或印染出蓝白相间的花纹图案作为装饰，少部分也运用黑白两色交错纺织。侗族服饰各式各样，侗族人们运用五彩丝线在服装的衣襟、袖口、领口来装饰侗族服饰，装饰图案大多以几何纹样为主。
（二）民间艺术类
民间艺术的分类可分为两类：一是侗语、二是地方戏。
新晃侗语属侗语北部方言的第二语言，是县内重要的交际工具，尤其是禾滩乡、中寨片、扶罗片、贡溪乡等乡镇，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最多。随着经济的进步，对外交往的频繁，侗语覆盖面呈现缩小趋势，客家话占据了日常生活的60%以上。稍年长的在日常生活中较多以侗语作为平时的交际语言。
地方戏也是侗族文化中不可缺一的部分，黄鹂大班、四路傩戏班、暮山坪傩戏班、烂泥辰河戏班等。侗族傩戏“成为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独特的艺术观赏价值。侗族傩技也让世人惊叹。“侗族大歌”2009年成功申报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三、侗族文化传承与发展建议
(一）零散及临危文化资源的收集与归整，以便形成一个较为全面的侗族文化体系
笔者通过走访调查得知，侗族文化资源较为分散，各乡镇、各村寨或多或少都存在一些零散不同类别的文化资源，比如：贡溪乡的傩戏、家织布；步头降乡的竹制品编织；龙溪口古建筑群等，建议文化部门组织人员对这些分散资源进行可利用、保护价值及可创新性价值做一个分析调查，对零散及临危文化资源做一个较为全面的归整，进而可以对不同地方的民间特色文化作出相对应的保护及开发措施，建议做到好文化不丢失，特色文化不遗失，以便于后人对本民族各地方的民俗民间文化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同时，也可为健全整体少数民族理论体系提供一些理论基础。
(二）加强新晃侗族特色文化的挖掘力度，对已有民间文化进行保护并力求打造品牌文化
在众多的侗族文化风俗中，建议对特色侗族文化树立品牌意识，对一些临危侗族文化采取一些举措，比如申报各级的文化遗产、文物置放博物馆等，同时可以对已挖掘出的侗文化进行保护、传承，对古建筑进行修护、文物统一置放，建议以建立侗族民俗博物馆的形式对这些物件进行统一的收集和保护，比如旧时期婚庆、祭祀家具、侗家印染花布、传统农作工具及手工艺品等。这种形式有利于后人可以通过文物和图片形式，对本民族文化习俗和侗族文化的演变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同时也可作为外来旅游人员的一个旅游参观项目。
(三）将少数民族文化开发和旅游产业的发展进行有机结合
把民俗民间传统文化保护与旅游开发有机地结合起来，可以唤醒人们对民俗民间传统文化价值的重新认识，有利于保护古文物、保护古建筑群和传统街区，保留一些古老的民风民俗等，来展示和弘扬传统文化。同时，也可借鉴少数民族区域文化发展较好的典范，比如：凤凰古城的苗寨文化、通道、芷江的侗族文化等，借鉴他们的运行模式，结合本民族区域自身文化优势，进而打造自身的特色亮点。在旅游纪念产品上，建议打破单一的思路，形成旅游产品多样化。目前通过了解得知，游客来到侗乡，外带的纪念品，除了品牌牛肉之外，对于其他物件的选择屈指可数，建议相关部门能够组织相关专家，对我县城旅游纪念品进行设计，力求纪念产品能够代表侗族文化特色。比如竹编种类的创新，让竹编艺术品的使用范围扩宽，适合生活的多方面需求，如装饰类、生活用具等。同时能够有力宣传侗族文化，让游客了解侗族文化，以便向外界传播侗族文化。
（四）品牌标识的建立，从而形成一个统一的视觉导识
建议聘请相关方面的专家，对我县民族文化特色进行分析研究，提炼相关的民族元素及符号，把这些民族特色元素和符号运用于媒界传播、城市规划及产品包装之中，如：路灯外观的统一设计、广场雕塑、特产包装等。形成一个完整的品牌传播导识。
（五）加大侗族文化的宣传力度，让侗族文化普及大众
加大侗族文化的宣传力度，有利于滋生广大人民群众对民族文化的保护和传承意识，让人民群众能够深入这些民俗文化是为何而来，弄清楚来龙去脉不含糊，而不仅仅只停留在于表面的认知而非全面的深层次上。
参考文献：
[1]新晃侗族自治县民族事务委员会.新晃侗族自治县民族志[m].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1995.12.
对于文物保护的建议篇9
【关键词】非法流失；文物；主体
一、诉讼方式追索非法流失文物的优势
诉讼方式追索是诉讼的途径，适用中国加入的国际公约，通过涉外诉讼和跨国诉讼的方式予以追索。诉讼方式与其他追索文物的方式相比，有其独特的优势：
第一，通过国际民事诉讼方式追索文物的范围较其他方式广泛。对于无法适用公约和其他方式进行追索的文物都可以通过诉讼方式追索，它不受是否加入公约的限制。
第二，国际民事诉讼追索是可以起到救济的作用。通过公约追索、外交协商追索、商业回购等方式依然无法追回文物的时候，可以依据国际民事诉讼程序依法提讼。
第三，通过诉讼程序追索，处理好诉权、管辖权、法律适用等相关文物，诉讼追索文物的成功率相对大一些。
第四，随着目前国际私法、国际相关的惯例的完善还有国家之间的相互交流和合作，为文物诉讼追索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
第五，启动国际民事诉讼程序，可以更好地解决关于文物的国际民事纠纷和冲突，使文物的返还工作进入到司法的领域，解决问题，更具有公平、公正、效率的性质。
二、诉讼方式追索流失文物的实证分析
（一）案例简介。2008年10月，国际艺术拍卖品佳士得拍卖行宣布将拍卖圆明园十二生肖铜像中的兔首和鼠首。我国获知此消息后我国86名律师组成律师团于2009年2月19日，邀请欧洲保护中华艺术协会作为申请人，向巴黎大审法院申请“禁拍令”。而巴黎法院驳回申请“禁拍令”的请求，原因是诉讼主体瑕疵。[1]
（二）诉讼方式追索流失文物面临的问题
1、主体资格问题。圆明园兔首和鼠首铜像案中，中国律师团在不同的阶段以“爱新觉罗宗亲会”和欧洲保护中华艺术协会作为原告进行，而都被驳回诉讼申请，因其诉讼主体不适格。由上文所述诉讼主体资格适用法院地法，所以本案应该适用法国法。由此可以看出我国提讼的原告都不具有诉权。“爱新觉罗宗亲会”不具有主体资格，圆明园发生财产转移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手中，应该由中华人民政府享有所有权。至于欧洲保护中华艺术协会，虽然受到律师团的邀请代表中国以原告进行诉讼，但是中国法律并没有赋予其可以代表中国政府进行诉讼的资格，所以由其进行诉讼是不适格的。根据法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符合诉讼主体资格规定的就是中国政府。但中国政府不愿作为原告进行诉讼，是因为政府代表国家进行诉讼代表着默认放弃国家豁免权，这样容易在诉讼中出现恶意诉讼。而就算中国政府以原告的诉讼向法国进行诉讼，也会面临问题。
2、我国关于确立文物国家所有权的相关规定存在缺失
（1）对文物属于国家所有的规定空泛。我国《文物保护法》虽然在第5条以列举的方式规定了哪些文物属于国家所有，我国《文物保护法》未明确规定我国国家所拥有的可移动文物涵盖的范围。这样会使跨国文物诉讼中，外国法院在解释我国文物保护法时就会依据“法律不溯及既往”的法理依据，推定我国国家对可移动文物的所有权只限于《文物保护法》生效之后出土的文物，不利于我国文物的诉讼追索。
（2）对善意取得文物的规定有缺陷。我国民法在物权法出台前并没有关于善意取得制度的相关规定，只有在相关的民法司法解释中以零散的方式出现或者是推导出有关善意取得的规定1。物权法颁布施行后，在所有权取得的特别规定章节中承认善意取得制度的存在。我国善意取得制度是有缺陷的，其一，我国的善意取得制度适用的范围狭窄，物权法规定善意取得制度不适用于因盗窃行为而发生物权变动的情形。其二，我国善意取得制度对如何判断受让人取得财产时是出于善意的规定不明确。
（3）对时效的规定有缺陷。我国是1995年公约的签署国，可适用其关于文物诉讼时效的规定。该公约规定，公约缔约国在签署公约时，可作出受75年时效的限制或本国法律更长时效的限制的声明，对此我国作了特别声明。然而，我国非法流失的文物都年代久远，即使依据我国加入1995年公约的特别声明，其时效也远远超过了75年。故而，我国非法流失的文物面临既无法在国内法上寻找到相关时效抗辩的依据，也无法从国家公约上获得相关时效抗辩支持的困境。
三、诉讼方式追索非法流失文物的建议
（一）通过立法确定可以代表我国进行文物诉讼的主体[2]
第一，我国国务院行政主管部门代表国家参加诉讼。根据《物权法》第45条和《文物保护法》第8条为我国国务院文物行政主管机构作为诉讼主体提供了法律依据。国务院文物行政主管部门是国家的行政机构，由其作为诉讼主体参加诉讼是再合适不过的。
第二，在国务院文物行政主管部门的领导下，设置专门的文物追索机构，由其代表国家进行文物追索的诉讼。文物追索不是毫无章法地进行，要想成功追索就必须有一套合理的追索体制。
（二）完善现行立法中对文物所有权的规定
1、为了确定文物的国家所有权，尽可能详尽地确立文物的保护范围。
（1）完善文物所有权属于国家所有的规定[3]。如上文所述，目前我国的《文物保护法》对于文物属于国家所有规定不明确。笔者建议对我国的属于国家所有的可移动文物的范围做明确规定。而且明确宣示无论流失文物原因为何、现存状态如何，都明确规定国家对其享有所有权，明确宣示我国的不可替代的所有权和索回权。
（2）确立文物国家所保护的时间范围。我国现行的《文物保护法》没有规定其保护文物的时间范围，所以建议《文物保护法》通过法律条文规定，本法适用的范围不仅包括生效后的流失文物，而且还适用于中国历史上因战争掠夺、非法挖掘等原因非法流失的文物。
2、完善国内法上的善意取得制度和时效制度。
目前我国非法流失的文物无法援引我国民法上的善意取得制度和时效制度，所以要想成功追索非法流失的文物就必须完善国内立法的相关规定。其一，建议将我国的善意取得制度的适用范围扩大到非法流失的文物上。其二，建议明确我国善意取得制度中善意的判断标准。我国应突破善意标准的主观界限，确定相对明确的客观标准。防止在诉讼中受让人适用主观证明标准，继而获得我国文物的所有权。其三，建议我国的善意取得制度借鉴英美法系国家的规定，倾向于保护原始所有人的权利。其四，完善我国关于时效的规定。目前我国立法中没有关于文物的时效期间的规定，建议在立法中规定适宜我国文物追索的诉讼时效期间，使得在文物诉讼中可以援引我国时效规定，证明我国文物所有权的合法性。
注释：
[1]“圆明园兽首鼠首和兔首铜像海外拍卖事件”.载于http：//.新华网，2009-02-25：11：17
对于文物保护的建议篇10
（一）古建筑类文物保护单位的保存现状与其层级成正比关系
简而言之，就是国保的保存现状最好，省保次之，市保再次之，县保最差。就国保而言，全市现存40处国保级古建筑类文物保护单位中，依据其保存现状，有34处列入山西南部早期木构建筑保护工程，目前已经完成修缮的有泽州县的大阳汤帝庙、小南村二仙庙、冶底岱庙，高平市的河西游仙寺、陈区清梦观、王报二郎庙，阳城的下交汤帝庙、开福寺，陵川的北吉祥寺、龙岩寺，共计10处，其余的24处正在按既定程序抓紧修缮或编制修缮方案，修缮工程结束后，其保存状态将大为改观。就省保而言，全市现存27处省保级古建筑类文物保护单位中，除陈廷敬故居（皇城相府）由于村集体经济实力较强，进行了全面修缮，其余的26处多没有进行过全面修缮，部分重要建筑进行过抢险维修，如泽州的河底成汤庙、高平的南庄玉皇庙、沁水的郭南崔府君庙。诸如景德桥、景忠桥、石塔之类的省保更难于保护。可以这样说，省保的保存现状并不乐观，除个别有旅游开发价值或村民集体出资修缮过的外，大部分保存现状不如国保。就市保而言，全市现存47处市保级古建筑类文物保护单位中，位于城区和近郊的保存较好，如城区的西街玉皇庙，泽州的高都城隍庙，高平的马村玄帝庙、康营成汤庙，沁水的宣化玉帝庙。保存在偏远乡村的较差，如泽州的下川汤帝庙、沁水的玉清宫。此外，邻近地区有旅游景区的保存状况也较好，如阳城的上庄古村落。其余的保存状况均较差，急需抢险维修或全面修缮。就县保而言，全市现存92处县保级古建筑类文物保护单位中，多年来由于在经济建设中未充分考虑文物对于地区社会发展、文化传承的重要意义，已经有6处消失，现存86处。县级古建筑类文物保护单位除了村民集资修缮或政府出资修缮及对外开放的一些保存状态较好，其他的均未得到良好保护，保存状况堪忧。
（二）造成上述现象的原因
1.资金保障因素：不同级别的古建筑类文物保护单位因其保护层级的不同，资金保障大为不同。省保（含省保）以上的古建筑类文物保护单位，资金相对充裕，便于修缮和维护。市保以下由于财力欠缺，资金投入多为撒胡椒面式的补资金，难以起到实质的修缮保护作用。
2.日常管理因素：不同级别的古建筑类文物保护单位因其保护层级的不同，文保人员配置不同。市保（含市保）以上的古建筑类文物保护单位都聘用有专职文物保护员并有部分津贴。县级古建筑类文物保护单位多由当地居民代管，没有聘用专职的文物保护员。
3.惠及民生因素：大量的事实证明，不同级别古建筑类文物保护单位因其带来的社会经济效益不同，惠及当地居民的程度也不同。开发为风景名胜区的古建筑类文物保护单位，因其为当地带来了相当的社会和经济效益，当地的保护意识和保护投入较高。仅具有研究价值的古建筑类文物保护单位多数保护程度不好，有的市级、县级古建筑类文物保护单位已经因为各种原因消失或者处于濒临消失的状态。
二、对策与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