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篇1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深入践行生态文明思想，深入贯彻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战略部署，全面落实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重要要求，着力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加快构建科学适度有序的国土空间布局体系，统筹安排国土空间开发、资源环境保护、国土综合整治、生态修复和保障体系建设，建立健全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制度，提升国土空间品质和利用效率，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提高国土空间治理能力，促进安福县经济社会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
（二）规划定位
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是全县空间发展的指南、可持续发展的空间蓝图，是各类开发保护建设活动的基本依据。安福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落实省级国土空间规划要求，对全县国土空间资源保护、开发利用和整治修复的总体安排和综合部署，是编制专项规划和详细规划以及实施国土空间管制的重要依据。
（三）工作原则
战略引领。贯彻绿色崛起方针，强化长远思维，突出战略引领规划编制；
全域统筹。编制全域覆盖、全要素管控的国土空间规划，强化城乡协同，强化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对各类专项规划的指导约束作用；
底线约束。严守生态安全、国土安全、粮食安全、环境安全和历史文化保护底线，促进国土空间集聚集约开发和利用方式转变，实现绿色发展；
以人为本。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规划编制的出发点和着力点，不断提升人居环境质量，优化城乡空间结构和功能布局；
协同联动。重点加强与相关部门的协作，确定县域各类空间要素的总体布局。在三线划定、指标分解、产业布局、重大基础设施等方面紧密配合。
（四）工作目标
以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数据为基础，安福县城市总体规划和安福县土地利用规划为基础，明确城市性质、职能和发展目标，构建全域覆盖、全要素管控的国土空间保护开发利用的总体格局，合理安排生态、农业、城镇空间，优化完善综合交通、公共服务、市政设施、应急安全等支撑体系，为我县中长期发展提供法定依据。
二、主要任务
（一）摸清国土空间本底
全面推进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加快完成三调成果，作为编制国土空间规划的底图和底数。
开展“双评估”工作。对现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市总体规划等各类空间性规划的实施情况进行评估，总结规划实施成效，找出自然资源利用和国土空间布局的主要问题。
开展“双评价”工作。开展环境承载能力和国土空间适宜性“双评价”，包括生态保护综合评价、农业生产适宜性评价、建设开发适宜性评价。
（二）制定国土空间总体发展目标
制定安福县国土空间开发和保护的功能定位、发展战略。同时，从经济社会发展、资源环境约束、国土空间保护、空间利用效率、生态整治修复等方面提出分阶段规划目标和约束性、预期性指标。
（三）构建生态高效的全域国土空间格局
建构全域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确定全县国土空间保护、开发、修复、治理总体格局，构建高效集约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
统筹优化三区三线。明确全县城镇空间、生态空间、农业空间和历史文化保护空间格局。统筹优化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和城镇开发边界线。
明确主导功能分区与用途管制。对现有主体功能区划进行评估优化，合理确定全县国土空间规划分区，并明确各分区的核心管控目标、政策导向与管制规则。
（四）塑造集约紧凑的中心城区
完善空间布局，提升城市品质。根据新的用途分类标准完善用地布局，明确居住、产业用地等布局，完善绿地公共空间系统、公共中心体系。
推动土地利用更新与优化。提高土地利用绩效，节约集约用地；
鼓励建设用地功能复合优化、融合发展与混合使用；
结合现状城乡建设用地利用效率和可挖潜能力，提出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策略。
（五）形成和谐美丽的农业空间
促进乡村振兴。合理配置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用地，有效管控农村建设用地，统筹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改善和美丽乡村建设。
统筹农业生产布局。确定各类农用地资源供给总量，加强耕地、园地、林地、牧草等各类农用地的保护与利用，提出结构优化以及布局调整的重点和方向。
（六）保护绿色健康的生态空间
强化自然资源保护。统筹耕地、森林、河流、湖泊、湿地、海洋及矿产等各类自然资源的保护与利用，确定自然资源保护底线和利用上线，提出各类自然资源供给总量，结构优化、布局调整的重点和方向，以及时序安排等。
开展生态保护修复与国土综合整治。明确生态保护修复的目标任务、策略路径、重点方向与重点区域。明确国土综合整治的目标任务、策略路径、重点方向与重点区域。
（七）构建创新宜居的城镇空间
形成创新持续的绿色生产体系。明确产业职能发展方向和发展空间重点，确定合理的空间布局。
塑造品质宜居的绿色生活体系。提出全县公共服务设施和魅力休闲空间等系统提升的具体策略与方案。强化历史文化保护与利用，彰显城市特色风貌。
建构安全韧性的综合支撑体系。确定综合交通体系，提出能源、水利、电力、信息、给水、排水、环保、环卫、殡葬等市政基础设施发展目标与规模。明确防灾减灾目标、设防标准、防灾设施布局与防灾减灾措施。
（八）编制管用实用的国土空间规划
建立纵向传递和横向传导的管控机制。明确国土空间规划与专项规划及下层次规划的衔接机制。明确空间控制线和指标的传导准则。
建立信息平台，构建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实施监督信息系统。建立安福县国土空间基础信息平台，整合自然资源、经济社会、空间规划等相关数据，形成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制定国土空间规划与各专项规划、各层级规划之间的数据对接方式，确保规划数据的无缝衔接。对国土空间规划数据进行实时更新和动态维护，保障国土空间规划信息的准确有效，实现全覆盖的国土空间管理。
三、专题研究支撑
在全县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工作中同步开展专题研究工作，协同县政府相关主管部门联合编制，形成指导安福县域国土空间规划建设的“一张蓝图”。
结合我县实际，以县自然资源局为主，结合其他相关部门开展5项专题研究工作（详见下表）。
安福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专题设置一览表
序号
名称
类型
牵头部门
启动
时间
专题提交时间
1
安福县资源环境承载力与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评价专题研究
专题类
县自然资源局
2019.11
2020.3
2
安福县城市总体规划和土地利用规划实施评估专题研究
专题类
县自然资源局
2019.11
2020.3
3
安福县城镇开发边界划定专题研究
专题类
县自然资源局
2019.11
2020.3
4
安福县生态红线评估优化专题研究
专题类
县自然资源局
2019.11
2020.3
5
安福县永久基本农田控制线评估优化专题研究
专题类
县自然资源局
2019.11
2020.3
6
安福县经济发展战略专题研究
专题类
县自然资源局
2019.11
2020.3
四、时间安排
为确保2020年11月底前完成县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和报批工作，安福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工作自2019年10月开始，至2020年11月底完成报批工作，计划分为五个阶段开展工作，具体如下：
（一）前期准备阶段（2019年10月）
收集整理现状基础资料，开展前期课题研究，完成“双评估”、“双评价”工作；
启动全县动员工作；
编制国土空间规划工作方案。
（二）同步推进阶段（2019年10月-2020年2月）
研究制定国土空间规划编制目录清单，基本完成重大问题课题研究，同步开展的重大专项规划形成初稿；
上下联动，初步完成三线划定、主导功能分区引导、城镇体系、空间结构等主要内容；
完成国土空间开发利用保护评估工作。
（三）成果编制阶段（2020年3月—2020年7月）
综合空间规划初步成果、重大专项规划和专题成果，编制完成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初步成果；
规划数据录入信息平台。
（四）修改完善阶段（2020年3月-2020年10月）
广泛征求县人大、县政协、相关部门、乡镇政府、专家学者、广大市民的意见，修改完善形成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技术成果；
向县委、县政府汇报；
结合审批事权划分，编写总体规划报批成果；
完成国土空间规划信息平台建设，形成覆盖全县的“一张图”。
（五）规划报批实施阶段（2020年11月底前）
将规划成果上报吉安市自然资源局审查后，转报省自然资源厅审核，并征求相关省级部门意见修改完善后，报江西省人民政府批准。
五、工作保障
（一）成立领导小组
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中发〔2019〕18号）、《自然资源部关于全面开展国土空间规划工作的通知》（自然资发〔2019〕87号）和《江西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全面开展市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工作的通知》等文件要求，为切实做好全县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建设工作，确保2020年基本完成我县国土空间规划编制任务，成立由县政府主要领导为组长的安福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安福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报批过程中重大事项的指导和决策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县自然资源局，具体负责规划编制过程中的组织协调、有关会议筹办和日常工作。
（二）组建规划编制技术工作组
根据《中共江西省委江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建立全省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意见》（赣发〔2019〕23号）、《江西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全面开展市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工作的通知》（赣自然资字〔2019〕58号）等文件要求，安福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采用单一来源采购方式，确定编制队伍。
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篇2
内容提要:我国以城乡规划法为代表的法律中存在大量土地使用限制的法律规范。本文以土地使用的权利与规划权力关系为视角，对于德国城市规划法进行体系性解读，为我国提供制度的借鉴和研究的框架。本文揭示了德国基本法赋予立法者确定所有权内容和限制的权限，基于土地所有权的特殊社会义务，构建了关于土地建设性使用的建设法体系；考察了城市规划法的内外部结构及其基本制度，指出空间规划法、建筑秩序法和以《建设法典》为核心的城市规划法构成了公法建筑法。城市规划法的核心制度是市镇制定的建设管理规划，可分为土地利用规划和管建规划。其中营建规划作为建筑许可审查的依据约束着土地的私人使用。市镇在特定的条件下能够根据其对土地所有权人颁布城市建设性命令。实现营建规划能够成为征收的合法目的。私人通过建设管理规划制定过程中的双层次的参与程序或针对规划合法性提出规范审查或附带审查来控制规划权。针对土地使用的规划限制，土地的权利人在特定的条件下可以要求给予规划补偿。
引言
随着我国土地利用制度的改革，土地承包经营权、建设用地使用权、宅基地使用权等权利逐步建立。对于私主体而言，土地及房屋上的权利是其财产权利的重要形式；对政府而言，在现有的财税制度之下，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成为地方政府重要的收人来源。因此，在城市化进程中，围绕着土地及土地上的房屋产生了大量的社会问题，成为众多利益博弈的领域，备受社会关注。
根据我国宪法和法律的规定，为了公共利益，可以征收土地和房屋。然而，我国即使在对土地和房屋保有使用权或者所有权期间，绝对占有的权利和绝对所有权也都是不存在的，因为对于土地和附着其上的房屋使用的限制散见在我国许多法律之中：比如《城乡规划法》设立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制度限制城乡的私人建设行为，使得建设活动需要遵守控制性详细规划、乡规划、村庄规划等城乡规划所建立起来的公共秩序；[1]《物权法》第89条规定建造建筑物，不得违反国家有关工程建设标准，妨碍相邻建筑物的通风、采光和日照，可见国家工程建设标准也是对于建设行为的限制之一；根据《民用建筑节能条例》的规定不得在建筑活动中使用列入禁止使用目录的技术、工艺、材料和设备，否则将无法获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施工许可证和竣工验收，由此对于建设行为方式和建筑材料都有着法律上的限制。[2]以上仅是我国法律关于土地使用的公共限制的一小部分，相比起征收引发的物权的丧失，法律对于土地使用权利的大量限制更为广泛地影响着日常的私人土地利用活动。就我国现行的法律制度来看土地所有和使用的权利已不再是绝对的权利，而是在私法的限度之外，有着大量的公法规定。
相较于私法上物权的研究，我国对于土地使用中的公共限制的研究相对较少，有待深入。[3]随着土地和附着其上的房产的财产权利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如何梳理和研究散见在各法律条文中的庞杂的法律规范，形成框架和体系，将成为今后相关法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然而在纷繁的土地使用的法律限制中，城市规划是其中重要的类型，并已有了制度的框架和实践，[4]因而城市规划是研究和认识土地使用公共限制的重要领域和极好样本。
我国现行城乡规划法的核心—控制性详细规划的方法最早起源于德国，[5]德国也已形成了以《建设法典》为核心的城市规划法律体系，是当今城市规划法制体系最成熟，研究最发达的国家之一。规划学界对于德国城市规划法的研究起步较早，[6]其关注点在于德国城市规划法制度的历史发展过程、城市规划法的框架、内容以及与中德两国现行城市规划法差异的比较。[7]这些研究介绍有助于了解德国城市规划法制度的概貌，但是缺乏法学所注重的“权利一义务”研究框架，并且尚无法认识城市规划法在整个德国法律体系中的基础、地位以及与其他制度之间的关系。相较于规划学界，法学界对于德国城市规划法的研究相对较晚。《城市规划行政法》一书作为对于城市规划法的专题研究，其中有关德国城市规划法律的介绍在已有研究中是比较全面具体的，[8]但是体系性略显不足。在关于行政规划和城市规划的法学研究中，有部分论及德国城市规划法的具体问题，如德国城市规划的法律性质问题，公众参与程序问题以及规划程序问题。[9]已有研究将德国作为城市规划法比较研究的典型国家，作出了有益的探索，但未从土地使用权利与规划的公共限制间关系的角度对于德国城市规划法做全景式的法学研究。
因此，笔者试图以土地使用的权利与规划权力关系为视角，对于德国城市规划法进行了体系性地解读。一方面，这对于我国城市规划法制建构有着一定的借鉴意义。另一方面，由于一般将城市规划法归入行政法的范畴，我国的行政法学受到德国的影响很深，而本文采用了德国城市规划法学研究的一般体系和研究角度，这对于我国城市规划法研究体系的建立可能也将有所助益。
本文首先将从土地使用公共限制的合法性为切入点，特别揭示所有权与城市规划法之间的关系，之后讨论在土地使用的公法限制的体系中城市规划法的定位以及城市规划法与其他公法限制之间的关系，接着考察城市规划法内部的结构和内容，最后着重从权力—权利的角度探讨制定和实施城市规划的权力与受到限制的土地使用上的权利间的制约机制。本文将从体系性的角度和权力与权利关系的框架下认识和解读德国城市规划法的基本架构。
一、土地使用规划限制的宪法依据
（一）宪法中所有权的性质—基本权利与法律制度
《联邦德国基本法》（以下简称《基本法》）第14条第1款规定：“财产权和继承权受到保障。内容和限制由法律予以规定。”德国学者对于该条文的主流解释认为，宪法上的所有权“不同于其他的基本法中的基本权利，其他这些基本权利被认为一方面是先于法律存在基本权利的内容架构，另一方面授权进行例外性限制的法律保留；相对而言，如果没有立法者的活动，所有权是无法想象的：其是在法律框架之下的所有权，谁能够在什么形式下，在什么条件下，在什么边界之内，以什么样的物为载体，这些都是由法律规范所确定的。”[10]
这也就是说，《基本法》第14条第1款的规定蕴含了所有权两方面的特质：“一方面宪法在该款的第一句中直接地将所有权作为基本权利也就是主观权利，进行保护；另一方面随后即在第二句中将所有权的内容和限制的确定分配给了立法者。这意味着所有权既不是一个能先行察觉的、脱离于法律已经成立的自由，而是其能被法律事后确定和限制的；同时所有权也不是仅由普通法律设置的法律地位。第一个想法低估了财产自由对于法律秩序的依靠，并且误解了宪法给予立法者的立法委托。后者轻视了宪法的自身的作用，并且排除了普通的所有权规定是否符合基本权利的审查。”[11]
根据上述对于《基本法》第14条第1款的理解，宪法上的所有权同时有以下两方面的内容：一是由宪法所保护的（私人所有权的）自由可能；二是立法者在所有权内容上的塑造的自由。[12]也就是说宪法确定的是既作为基本权利又作为法律制度的所有权。[13]
这也就是说，立法者通过制定法律设定了所有权的具体内容和限制，使作为基本权利的所有权的内容得以完整。传统的自然法理论认为，私人财产权是自然权利、先于国家的绝对权利，而基本法的规定和解释却明确了宪法所有权的基本权利和法律制度的双重性质，表明了所有权概念对于法律的高度依赖，只有依据法律的具体规定，才能清楚确定所有权的具体内容；所有权不是自然权利，天赋的权利，不存在脱离了实定法律制度的所有权。
（二）所有权在土地领域中的特别社会义务—不可再生和不可或缺性之下的公共利益
虽然《基本法》第14条第1款的规定表明了立法者有权制定法律，设立所有权的内容和限制，但是立法者在塑造所有权时也并不完全自由，其受到宪法总体上的限制，也就是要求立法在形式和实质上都不违反宪法。这些限制在法定原则上体现为比例原则、平等原则、信赖保护等。[14]
当然，立法者还受到了来自于《基本法》第14条第2款、第3款的限制，尤其是其中该条第2款中规定的所有权的社会义务，也就是所有权的行使应该同时要服务于公共利益。因此当立法者规定所有权的内容时，需要考虑公共利益。现在所有权塑造中，立法者不仅有权也是义务注意到所有权的社会义务。[15]
正如联邦宪法法院曾强调的，土地所有权有着特殊的社会限制，“不可再生和不可或缺的土地不允许听任于个人的自由意志和自由力量的竞争”，“公共利益相较于在其他的财产权上应该更强程度地适用”。[16]也就是说，由于土地的有限性和对于每个个人生存的不可或缺性，土地的使用不仅对于所有权人存在意义，同时其中还包含着更为复杂的社会关系。比如在德国多数人依赖于租赁他人所有的房屋作为自己住宅，这就要求通过社会福利性的租赁法给住宅所有权人设置义务。[17]对于租赁房屋作为住宅的租赁人的权利，立法需要作出区别于一般的租赁的特殊考虑，这种考虑明显注意了其中社会福利的性质。为此立法设置了这类房屋的所有权人的特别义务，这些可能对于别的租赁法律关系来说是不需要的或者说是不正当的。因为此时所有权的社会义务要大于一般租赁关系中的社会义务。由此不难看出，社会义务在土地所有权的塑造中有着相比其他所有权的立法而言更加重要的意义。
立法者在设定土地所有权的内容和限制时，相比起其他所有权立法更需要考虑所有权人在该物使用上的可能性以及社会需要，在比例原则的帮助下达到一个平衡。当然，并不是每个公共利益都能使针对土地和房屋权利的限制合法化，是公共利益在宪法上的重要性决定国家塑造（所有权）职权的范围。[18]
（三）土地所有权的内容和限制之一—城市规划法
宪法中所有权的规定决定了不存在任意使用土地的自由，也就不存在任意建设的自由。由于不存在任意的“建设自由”(Baufreiheit)，人们只能在法律的框架下在土地上进行建设活动。同时，基于土地特殊的社会义务的宪法认识，土地所有权的内容和限制在法律规定上表现出特殊性并且复杂于一般的所有权规定。因此，土地所有权成为立法者最重要的日常工作领域。[19]由此形成了体系庞大的有关土地建设的法律制度，在德国统称为“建设法”(Baurecht)，其是重要的法律部门，描述着土地所有权的内容和限制的边界。
在公法私法两分的视野下，建设法被归为公法建设法（offentilichesBaurecht）和私法建设法(privatesBaurecht)。私法建设法是处理私法主体之间的土地建设使用中的问题，确定在什么样的范围内一块土地允许在不利于私的第三方之下被建设性使用。[20]例如关于土地所有权和相邻权的《民法典》的规定（《民法典》第903条及以下）属于私法建设法；侵权法（《民法典》第823条及以下）也有建设法上的意义；此外基于《民法典实施法》第124条所颁布的联邦州的相邻权法，包括了关于建筑物的边界间距、窗户采光权、日照权、邻里围墙和界墙的规定，这些规范通常也被归入私法建设法。[21]
公法建设法则是指在公共利益之下的土地的建设和其他使用应服从的规范和限制。其是指在建设性设施的建设、符合规定的使用、拆除和改建中关系到土地的建设性使用的允许、边界、秩序和促进的相关法律规范的总和。[22]城市规划法则是典型的公法建设法的体系的一部分，是立法者试图根据土地之间的位置关系，平衡土地之上的使用权利和其承载的特殊的社会义务的结果。
二、城市规划法的内外部体系
（一）城市规划法的内部体系—法律渊源及内容
城市规划法（Stadtplanungsrecht）在德国通常被称为“建设规划法”(Bauplanungsrecht)、“城市建设法”(Stadtebaurecht)，主要是关于土地使用的地方性规划的规范。[23]城市规划法设定了城市规划，而通过规划明确了土地使用中的法律上的权利义务，从而规范了地块的建设性使用和其他使用的准备和引导。[24]其是根据城市建设的视角针对市镇内的空间形态和空间利用的法律规范。[25]
城市规划法主要的联邦法的法律渊源是《建设法典》(Baugesetzbuch)。《建设法典》既规范了作为过程的城市规划，也规范了作为结果的城市规划。[26]具体而言在其第一章“一般建设法”中规定了市镇（Gemeinde）制定建设指导规划（Bauleitplan）时的程序性和内容性要求，建设指导规划又分为两个层次，即土地利用规划（Flflchennutzungsplan）和营建规划（Bebauungsplan）[27]。之后建设法的规定围绕着根据建设指导规划一块土地是否是可建设的，并根据城市规划的观点应如何建设，比如确定使用性质、楼层数等问题展开。一般建设法中还包括了规划补偿法的内容和大量的土地秩序的规范，这些规范服务于确定的规划想法的实施，比如土地重划（Umlegung）、征收(enteignung)、土地开发准备（erschlie3ung）以及自然保护的措施（naturschutz）。
针对特别的城市建设问题，《建设法典》制定专章—“特别建设法”，设定了一系列的措施，包括在更新措施的帮助消除使用陈旧建设材料的城市建设的不良状况；在发展措施的帮助下扩建、发展和新建定居点；通过城市重建措施和社会福利城市的措施，保障持续的和社会福利适当的城市发展。[28]
除《建设法典》和散落在其他法律中补充建设法的事实构成的法律规范比如《联邦环境保护法》(Bundes-immissionsschutzgesetz)、《联邦自然保护法》(Bundesnaturschutzgesetz)等之外，根据《建设法典》第9a条的授权，交通、建设和城市发展部部长可制定法规命令，这些法规命令也成为城市规划法重要的法律渊源，比如《建设使用法规》（Baunutzungsverordnung）和《规划图例法规》(planzeichenverordnung)。前者确定了各土地利用类型的概念和具体，规定了重要的控制指标的概念，比如建筑密度、容积率、建筑体积率、建造方式等，这些规定细化了建设指导规划的内容，此外还针对各土地利用类型，确定了部分控制指标（建筑密度、容积率、建筑体积率）的上限参考数值，使得建设指导规划的内容得到了具体化和补充。《规划图例法规》则是规定了在建设指导规划中的规划资料和规划图例以及其在实践中的意义。[29]
在《建设法典》等法律中授权市镇制定规章，由此管理土地使用这一地方的事务。这其中最典型的方式就是城市规划中的营建规划，这被认为是市镇自治权的核心领域。[30]其包含了对于城市建设秩序有法律约束力的规定，它针对居民的土地使用进行法律的规制。[31]以规章形式出现的营建规划构成了城市规划法在地方法中的重要渊源。[32]
（二）城市规划法的外部体系—土地所有权的其他公共限制
除城市规划法外，在公法建设法中还存在着其他的对于空间形态或建设行为进行规制的法律制度，这主要包括空间秩序法和建筑秩序法，它们与城市规划法有着密切的关系，但又发挥着不同的功能。
1．空间秩序法（Raumordnungsrecht）
《空间秩序法》（Raumordnungsgesetz）是制定联邦、州和地区层面的空间秩序的联邦法律依据。根据1945年的《基本法》第75条的规定，联邦在《基本法》第72条的前提下对于空间规划有框架立法权，之后在1954年的联邦宪法法院的法律意见中，明确了联邦对于整个国家的空间进行规制的权力，但是联邦并没有制定针对全国范围的空间规划，而只是在1965年制定了联邦空间秩序法。该法设定联邦空间规划的原则和各州制定空间规划的目标和州规划的义务。随后在20世纪70年代各州相继制定了州规划法。[33]虽《空间秩序法》至今几经修改，[34]但并未改变联邦空间秩序法和州规划法所建构的在联邦层面的全国空间规划目标和原则、在州层面的州规划与州与地方市镇之间的区域规划的三级规划体系。
空间秩序规划的核心内容就是定居点、开放空间和基础设施的空间布局安排。[35]它涉及联邦、州、市镇的空间意义的规划和措施之间的协调。根据《建设法典》的规定，城市规划也要符合空间规划的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说，通过上下层级之间规划的相符的要求使得空间规划和城市规划等不同层次的规划结合成一个紧密的规划体系。[36]
此外，空间规划还可能影响城市建设中建筑许可，因为根据《建设法典》第35条第3款的规定，城市规划不覆盖且不是建成区的地区为地区，在其中进行建设的私人申请者有义务遵守空间规划的目标。
可以看出，空间规划法建构起来的空间规划约束着城市规划制定者并且在特定的情况下也影响着私人的建设行为。空间规划法的目的在于超越地方的层面全局地协调个人和集体的关于空间使用的不同的要求，因此与城市规划的地方性不同，空间规划侧重于跨地方性；空间规划对于私人行动的直接约束力小于城市规划，空间规划的约束主要通过规划之间的约束实现，只在极少数情况下，直接对私人产生作用。
2．建筑秩序法（Bauordnungsrecht）
城市规划对于私人的约束具体到城市的具体地块上，而建筑秩序法则是针对建筑物的普遍适用的规定。建筑秩序法的主要目的是危险的防止，提出关于建筑形态的要求以防止外观丑陋以及社会福利上的和环境生态学上的标准的保证。[37]比如为了危险防止的目的，建筑秩序法规定了对于建筑设施的防火、防潮、防害虫或者防止其他化学、物理或者生物的侵害的要求；为了防止外观丑陋，大多数的建筑秩序法要求建筑符合通常的建筑艺术的标准，对于户外广告提出要求等；为了实现社会福利的标准，规定建筑设施便于残障人士出入等。
至今，所有16个州都参照联邦协助各州达成的“标准建筑秩序”(musterbauordnung)，制定了各自的建筑秩序法，其中包括了规范行政机关的组织、职权以及程序，特别是建筑许可颁发程序的程序性建筑秩序法；还包括了建筑的实体内容性要求。这些建筑秩序法还为大量的行政法规命令所补充。[38]
建筑秩序法和城市规划法在实体法上相互交叉并且在程序上相互衔接。涉及具体土地的城市规划法对于具体地块之上的建筑物会提出实体法律的要求，而涉及建筑物的建筑秩序法也会对建筑物的建设形成要求。因此当个案中城市规划的规定和建筑秩序法的规定涉及同一个规范对象而又不一致时，就会出现应该如何适用法律的问题。比如在规划关于土地的可建设面积的规定和建筑秩序法的关于保持不建设的间隔规定之间存在冲突的可能。这样的冲突需要根据总则性（《基本法》第31条）和特别性（《标准建筑秩序法》第6条第1款第3句）的冲突规范来得以解决。在具体的建筑计划申请许可和行政机关进行建设监督时，城市规划法和建筑秩序法还存在程序上的关联，也就是在一个建筑计划的合法性审查过程中，行政机关需要确定计划在城市规划法和城市秩序法两个方面都符合规定。[39]
3．公法建筑法的立法权限分配
如前所述，《基本法》第14条第1款授权了立法者制定法律，塑造所有权。然而，这一抽象的立法权力需要在联邦和州立法之间进一步分配。
根据基本法规定，联邦和州立法权限分配的基本原则是如果没有将立法权授予联邦时，则州有权立法；同时基本法明确规定了联邦的专属立法权以及联邦和州可竞争立法的范围。在专属于联邦的立法权事项中不涉及公法建设法的规定；而城市建设性土地交易和土地法立法（第74条第1款第18项）、土地细分（第74条第1款第30项）和空间规划（第74条第1款第31项）则属于第74条规定的竞争立法领域；但针对土地细分和空间规划问题，《基本法》第72条第3款第3、4项规定了州的背离性权限，即州有权就此制定与联邦法律不一致的州法律。
然而对这些权限条款并不是完全清晰且没有异议的。联邦立法机关最初试图通过联邦建设法在全联邦内一体性统一规定规划法、土地法、道路相邻人法和土地重划法。为了澄清联邦的权限范围，联邦众议院、参议院和联邦政府要求联邦宪法法院作出法律意见。联邦宪法法院在1954年6月16日的答复[40]中解释了当时《基本法》第74条第18项中的“土地法”概念。[41]其认为“土地法”不应被理解成为私法上的法律规范，而应该是城市建设性规划、建设土地重划、土地合并、土地评估、土地开发准备[42]和土地交易法[43]。由此城市规划法成为了联邦和州竞争立法的领域，此后联邦在1960年制定了《联邦建设法》，排除了州对此的立法权。
同时该联邦宪法法院的意见还解释了当时《基本法》第75条第4项的规定，认为联邦由于事务的本质而拥有一个专有的完全的对于全国的空间的规划权限，对于此外的空间规划（州规划）联邦仅有框架立法权。但联邦并未制定全联邦的空间规划，仅于1965年4月8日制定了空间秩序法，规定了州空间秩序的框架。在2006年的基本法修改中，空间规划划属竞争立法领域，而在联邦空间规划法之下的州规划的权力仍然属于州。[44]
建筑秩序法的立法权限相对比较清晰，由于没有明列在专属和竞争立法权中，因此有关建筑秩序立法事项属于各州所有。
三、城市规划法的基本制度
（一）城市规划法的核心—建设管理规划
德国城市规划法的核心是建设指导规划制度，其又分为“准备性的建设指导规划”—土地利用规划和“约束性的建设指导规划”—营建规划。《建设法典》第一章的第一部分（第1～13a条）就是关于建设指导规划的内容、制定等，第二部分（第14～28条）是关于建设措导规划的保障实施。其他大量的城市规划法的制度也都是以建设指导规划为基础的，比如土地重划、征收和土地开发准备。[45]因此建设管理规划被称为“现代城市建设法的核心部分”。[46]
建设指导规划的功能在于市镇之内的土地建设性和其他使用的准备和引导。第一层次的土地利用规划，是根据市镇的考虑城市发展预计的需要，对整个市镇内的土地框架性地确定预计的土地使用的用途，[47]它有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它一方面要将跨地方的空间秩序转化到市镇的范围内，另一方面也是对营建规划的控制。
“约束性的建设管理规划”即营建规划确定了市镇部分土地将用于建设并且明确了在营建规划适用范围内允许的土地建设性使用的种类和规模，由于建设法明确了其法律性质为规章(Satzung)，[48]也就是说营建规划的规定是直接有对外的法律约束力。同时《建设使用法规》细化了营建规划中使用用途种类和规模的指标以及设定了部分指标的上限。[49]这些规定随着营建规划将具体土地的归人不同的土地利用类型，落实到市镇的具体土地上，形成了土地使用的限制。[50]依法作出的营建规划通过建筑许可（Baugenehmigung）中体现出实际的约束力，也就是说在存在营建规划的，，范围内，只有不违背营建规划的建筑计划才能被许可，营建规划是建筑许可的依据，是市镇控制建设行为的重要工具。
（二）建设管理规划对于私人土地的作用—使用的限制和所有权的影响
1．使用的限制—建筑许可的依据
建设管理规划描绘了土地未来使用的蓝图，其也意味着对具体的私人土地所有权设置了内容边界或者说限制，其通过建筑许可制度约束着土地的使用。
土地利用规划虽然通常是营建规划的依据，但是其法律性质与营建规划不同，它没有被明确规定为规章，只是市镇议会的决议。通说认为土地利用规划不是对每个人都有约束力的法律规范并且也没有为所有权人设立权利义务，因此也不认为其是行政行为。[51]一般可认为是内部行政规定（Verwaltungsvorschrift）。该规定约束着其他的规划制定者，比如专业规划和营建规划的制定者。但是在地区中，土地利用规划将构成审查建筑计划是否损害或者阻碍公共利益的依据，从而可能使得建筑计划不予许可。[52]这种情况下土地利用规划不是通过营建规划而是直接在建筑许可中对私人的土地使用直接产生了对外的法律效果。
作为市镇规章的营建规划具有法律规范的性质，通过建筑许可直接约束着土地使用活动。根据《建设法典》，建筑许可在规划法上分成以下几种类别：第一种是在合格的或者计划相关的营建规划适用范围内的许可；第二种是在营建规划外的建成区相关的计划许可；第三种是在地区，也就是第一种和第二种地区之外的建筑许可的颁发。[53]
在第一种类别中，建筑许可又存在三种可能：一是建筑计划在符合条件的营建规划的范围内，只有符合营建规划才能够被允许；二是建筑计划在仅涉及该建筑计划的营建规划范围内，也必须符合营建规划才能够被允许；三是建筑计划在简单营建规划的范围内，由于简单营建规划可能缺乏建设类型、大小或者允许建筑面积的规定，建筑许可则按照建成区或者地区的许可要求来进行。
可以看出，营建规划所设定的建设类型、规模、允许建筑的基地面积等指标是确定时，营建规划原则上约束着建设开发行为，也就是设定了土地所有权者如何使用土地的秩序、规则；违反了这样的秩序、规则，将无法获得建筑的许可，由此建设也不得进行，即使进行了也将构成违法建筑（Schwarzbau）。当然约束业存在法律上的例外，《建设法典》第31条就规定了建筑许可不适用营建规划的例外和豁免；第37和38条规定了不需要获得建筑许可的建设行为。
在营建规划之外的建筑许可中，对于建成区的建筑许的主要原则是必须与周边的环境特征相符合；在地区的许可则有比较多的限制，考量的标准主要是不能违反公共利益，限于一些非工业的相对低强度的特定的使用用途。虽然营建规划未覆盖的地区也并不意味着没有约束，公共利益是颁发许可的重要考量。
2．使用的限制—城市建设性命令
在申请建筑许可时，营建规划对于土地使用的约束是严格的。然而除此之外，营建规划还在其他方面影响着土地使用或者所有权。市镇还可以依据营建规划主动作为。具体而言，当出于城市建设性理由需要立即执行营建规划时，市镇能够颁布城市建设性命令，比如建设命令、现代化和修缮命令、种植命令和清除命令。这些命令使土地所有者或使用者丧失或者部分丧失土地使用的自由，需要按照营建规划或者建成地区的情况使用土地。[54]虽然符合一定的条件时，一方面所有权人[55]可以要求补偿[56]或者补助[57]，也可要求市镇接管土地得到补偿，另一方面市镇在所有权人不履行命令的情况下可以征收土地。[58]
3．所有权的影响—规划附属性征收
在私人按规划进行建筑和行政积极做出城市建设性命令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实现城市规划的制度，这就是征收。[59]合法的征收目的之一就是实现营建规划，这类征收在理论上被称为规划附属性征收（planakzessorischeenteignung）。当然，与营建规划不一致的土地使用，并不必然引起对该土地的征收，因为根据《建设法典》的规定，征收的目的之外还有其他的征收允许的构成要件，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在征收个案，征收的目的在其他的合理方式下无法实现，个案的情况要求此时必须进行征收。[60]营建规划在制定时综合权衡了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两者相互之间和各自内部之间的重要性，在第一层面抽象地实现公共利益；而在决定征收之前根据“必要性原则”对于具体征收的个案进行判断，是否此时必须要征收，这是将公共利益的判断进一步具体化。[61]
不符合营建规划的使用并不是规划附属性征收的充分条件，而是其必要条件。从这个角度说营建规划对于所有权人是否能够继续保有土地存在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三）私人对于建设管理规划的制约—规划权的控制与规划补偿的可能
《建设法典》对于土地的建设性和其他使用建立了规划，也就是设定了建设活动的限制，这使得建设自由成为一种“潜在”的自由。[62]但受到制约的不仅是建设自由，同样还包括制定规划的权力本身。
1．公众参与的过程控制
建设管理规划的制定需要考虑一系列在《建设法典》第1条第6款列举的公共性的利益，还需要根据第7款在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相互之间做一个公正的权衡，其中，所有权保护是最需要衡量的私人利益，要考虑这些规划性的规定将给土地所有权和它的使用带来什么样的后果。[63]此外，还存在别的需要考量的私人利益，比如作为被规制的土地的邻里的利益。
在公共利益之间、私人利益之间和公共与私人利益之间三方面的权衡中，公共利益或私人利益都没有绝对的优先性。为了实现公正的权衡，建设指导规划的制定程序设置了详尽的公众参与和机关参与的制度，特别是规定了双层次的公众参与，即规划草案形成前的参与和规划草案形成后的参与。[64]
《建设法典》第3条第1款规定了早期的参与，此时并不存在建设指导规划的草案，但市镇对于规划的总的目的和目标已经有了成熟的考虑。参与者不受是否与规划相关的限制，市镇应该告知规划的目的和目标，不同的方案以及规划可能产生的不同效果，由此参与者可以提出建议和批评，目的是为了使规划材料更完善。
第二阶段的参与是在规划草案以及理由的公示阶段。根据《建设法典》第3条第2款的规定，在一个月的公示期间内，任何人都可以表达对于草案的意见，市镇应对这些意见进行审查，并告知审查的结果。这并不不意味着期限后不能够再提出意见，而是没有在期限内表达的意见，可以在规划制定决策中不被考虑；并且在草案形成参与中应该能够提出但是实际没有提出意见的，根据《行政法院法》第47条的规定，之后又申请规范审查的，申请将不被接受。
2．司法的控制
除了制定程序的控制外，建设指导规划作为城市规划过程的结果通过不同的方式受到法院的审查。
首先根据《行政法院法》第47条第1款第1项的规定，高等行政法院能够针对依据《建设法典》颁布的规章，根据申请审查其有效性，这就是所谓的规范审查（normenkontrolle）。作为规章的营建规划由此能够成为高等行政法院规范审查的对象，而土地利用规划由于不属于规章因而不在规范审查范围之列。
根据《行政法院法》第47条第2款的规定，规范审查的申请可以由自然人、法人甚至行政机关在规范颁布后一年内提出。只有因法规或其适用而遭受损害，或在可预见时间将遭受损害的自然人和法人才能够提出审查申请。也就是说与营建规划直接相关土地的所有权人和使用权人可提起外，在利益权衡中认为其权利被损害的也可以作为申请人。
规范审查依据联邦法、州法，对营建规划针对其程序和实体两个方面进行审查：其中包括是否遵守关于营建规划制定、批准、公布等程序要求；在实体方面是否符合了土地利用规划，是否遵守了建设指导规划的原则性要求，是否遵守了权衡各种利益的规定。法院认为营建规划不具有有效性的，宣布其全部或者部分无效；对于存在瑕疵的，可以通过增补程序进行补正。
在规范审查之外，还存在针对规划的合法性的附带审查（inzidentkontrolle）机制，这是指在具体行政争议时，营建规划作为一个先决问题来处理。如在义务之诉中，原告提出营建规划违法而无效，由此依据营建规划的不予许可也是违法的，这就产生了对营建规划的审查；在撤销之诉中，原告认为营建规划违法，要求撤销据此颁发的建筑许可，这时也可审查该规划是否合法有效。[65]附带审查的审查范围与规范审查相当，但是审查效果只是针对个案，审查对规划作出的否定性评价没有普遍的约束力。[66]
行政法院的规范审查和附带审查使得当事人可以对已发生效力的规划限制付诸司法，获得救济。虽然两者对于规划效力的阻断有所不同，但都从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建设指导规划的制定和实施的权力。
3．使用限制的平衡—规划补偿的可能
规划制定的参与和司法审查试图保障过程和结果两个层面的规划的合法性，但并不意味着所有的规划限制都是无偿的。《建设法典》第39条至第44条系统地规定了规划补偿问题。
第40条规定了为了公共利益的使用，比如交通用地、公共绿地等，如果造成了保有土地或者继续现有使用的经济上的不可接受或者困难时，在一定的条件下，土地所有权人可以要求市镇给予金钱补偿并接管土地，或者要求建立共同所有权或某项他物权，又或者保留所有权但给予一定的金钱补偿。这种补偿制度的设定实际上是在土地未被市镇征收前，弥补土地所有权人的财产价值损失。因为规划发生效力并不意味着现存的使用方式或者不使用违法，也就是说先前的使用状态仍能继续但是规划可能导致经济上或者事实上的价格的实质减损或者使用性的丧失。宪法允许基于公益制定规划，但并不排除其需要公正的补偿。[67]
与第40条规定的营建规划设定补偿相类似，第41条第1款规定的为了他人在土地上设定通行、行车和管线权利时，土地所有权人可以要求补偿。[68]第41条第2款则规定了市镇做出种植命令时，由此产生的非必要的费用以及造成土地价值实质性减损的补偿。第39和第42条确定的是营建规划变更或者终止时，应当进行补偿的情形。
结语：我国法的借鉴角度
德国作为城市规划法制发达国家，城市规划法体系相对于我国而言十分完备，甚至可以认为精密而复杂。
德国土地使用的法律问题早已突破了传统的民法中所有权、使用权和相邻权的讨论。以城市规划法为代表的公法建设法已经形成了结构严谨、内容丰富的法律部门。这些起始于对于所有权认识的深化：基本法对于所有权的规定和法律研究的共识确定了作为基本权利的所有权对于法律秩序的依赖，同时作为基本权利的所有权对于权力的制约。在此大前提之下，土地使用的公法限制的各项制度得以展开。其中城市规划法以解决土地使用权利和公共规划权力之间关系为脉络展开，基于土地的社会义务对于土地使用权利干预边界的确定和机制的建立成为城市规划法的核心问题。
德国城市规划法关切的城市建设性使用的规划限制的正当性和正当性保障机制的问题，能够使我们清晰地认识到土地使用早已脱离了绝对自由的状态，公共限制已经成为法律共识和常态，问题转化成为解决公共限制的正当性和边界的确定。而这个问题转化的基础是对于宪法上所有权的认识。我国的土地所有和使用制度正处在改革深化的过程中。如何认识和把握土地权益，尤其是如何看待来自法律的限制，成为时代的重要课题。德国的经验提示我们研究土地使用的公共限制、城市规划法时，必须加深土地所有权、土地使用权研究；在认识和把握土地使用权利和土地所有权时，需要关注以城市规划法为代表的公共限制对于土地权益的构成作用。同时，德国法讨论城市规划的公共限制对于土地使用权利的作用和土地使用权利人对于规划的制约的角度对于构建我国城市规划法研究的框架也有着重要的意义。
注释:
[1]参见《城乡规划法》第40条、第3条和第41条。
[2]参见《民用建筑节能条例》第11条第3款、第12条第3款、第13条和第17条。
[3]例如利用中国期刊网中跨库检索，在“政治军事与法律”目录下，在“摘要”中以“土地”以及“限制”搜索，得出论文795篇；在“摘要”中以“土地使用”以及“限制”检索，得出论文49篇；在“摘要”中以“土地使用”以及“公共限制”检索，得出0条记录。这些论文中的大部分针对单项土地权利或制度，比如宅基地使用权、土地承包经营权、土地征收制度等；此外，对土地使用公共限制的研究或偏重于宏观层面，偏重于理念和原则，比如金俭的“论不动产财产权自由的公法限制”一文，《河北法学》2008年第9期，或偏重于制度介绍和制度评价，比如郜永昌的博士论文《中国土地使用管制法律制度研究》。
[4]1989年制定的《城市规划法》在2007年得以进一步完善形成了《城乡规划法》，各地方也大都以地方性法规的形式制定了配套的城市规划条例或者办法。
[5]参见殷成志、杨东峰：“德国城市规划法定图则的历史渊源与发展形成”，《城市问题》2007年第4期；夏南凯、田宝江编：《控制性详细规划》，同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5页。
[6]1996年第1期的《国外城市规划》和1996年第1期的《城市规划》杂志中就刊登了吴唯佳的“德国的城市规划法”和“中国和联邦德国城市规划法的比较”两篇论文，而在笔者阅读的范围内，此时我国大陆法学界基本还没有关于德国城市规划法的研究成果。
[7]参见吴唯佳：“德国的城市规划法”，《国外城市规划》1996年第1期；吴唯佳：“中国和联邦德国城市规划法的比较”，《城市规划》1996年第1期；吴唯佳：“德国城市规划核心法的发展、框架与组织”，《国外城市规划》2000年第1期；殷成志、Franzpesch:“德国建造规划评析”，《城市问题》2004年第3期；前注[5]，殷成志、杨东峰文；前注[5]，夏南凯、田宝江编书，第15～16页；《城市规划资料集—第四分册控制性详细规划》，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2年版，第8页。
[8]参见刘飞主编：《城市规划行政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9]参见刘飞：“城乡规划的法律性质分析”，《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董秋红：“行政规划中的公众参与：以城乡规划为例”，《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
[10]Brun-ottoBryde，in:munch-Kunig(Hrsg.)，Grundgesetz-Kommentar，Bd1，5.aufl2000，912.
[11]walterKrebsBaurecht，ine.Schmidt-aβmannF.Schoch(Hrsg.)，BesonderesVerwaltungsrecht，14.aufl2008，472.
[12]Vg1.walterKrebsBaurecht，ine.Schmidt-apmannF.Schoch（Hrsg.），BesonderesVerwaltungsrecht，14.aufl2008，472.
[13]Vgl.K.FinkelnbergBauplanungsrecht，in:ders/ortloff（Hrsg.），offentlichesBaurecht，Bdi，4aug11996，18ff.
[14]Vgl.Brun-ottoBryde，in:munch-Kunig(Hrsg.)，Grundgesetz-Kommentar，Bdi，5.aufl2000，917ff.
[15]同上，第929页。
[16]BverfGe21，73(82f.)．
[17]Vgl．Brun-ottoBryde，in:munch-Kunig(Hrsg.)，Grundgesetz-Kommentar，Bd1，5.aufl2000，893.
[18]Vgl．walterKrebsBaurecht，ine.Schmidt-aβmannF.Schoch(Hrsg.)，BesonderesVerwaltungsrecht，14.aufl2008，472f.
[19]Vgl.Brun-ottoBryde，in:munch-Kunig(Hrsg.)，Grundgesetz-Kommentar，Bdi，4.aufl1992，833.
[20]Vgl.K.FinkelnbergBauplanungsrecht，in:ders/ortloff（Hrsg.），offentlichesBaurecht，Bdi，4aufl1996，1.
[21]Vgl.walterKrebsBaurecht，ine.Schmidt-aβmannF.Schoch（Hrsg.），BesonderesVerwaltungsrecht，14.aufl2008，458.
[22]Vg1.Krautzberger，inBattis/Krautzberger/Lohr，Baugesetzbuch，9.aufl2005，2;UrlichBattis，inoffentlichesBaurechtundRaumordnungsrecht，5.aufl.2006，1.
[23]Vgl.winfriedBrohm，offentlichesBaurecht，1997，1.
[24]Vgl.alpmannSchmidt，offentlichesBaurecht，2.aufl.2004，2.
[25]Vgl.michaelBrenner，Baurecht，3aufl2009，4.
[26]行政计划、行政规划可以指一种独立的行政活动的方式，从这个角度看计划、规划行为是一个行为过程；也可以指为实现预定结果的文案，是计划、规划行为的结果。借用这种分类，城市规划也可以理解为作为行为方式的和作为行为结果的城市规划。参见[德]汉斯·J．沃尔夫、奥托·巴霍夫、罗尔夫·施托贝尔：《行政法》（第二卷），高家伟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179～186页。
[27]“Bebauungsplan”一词尚未形成统一的中文翻译。笔者采用了“营建规划”的译法，一是与该词的德语原意保持一定的对应性，二是“营建”一词除了具体的建筑物的建造之外，还可以指气氛、环境的营造，突出了现代城市规划的城市空间的形成功能。
[28]Vgl.walterKrebsBaurecht，ine.Schmidt-apmannF.Schoch（Hrsg.），BesonderesVerwaltungsrecht，14.aufl2008，459.
[29]Vgl.michaelBrenner，Baurecht，3aufl2009，46ff.
[30]城市规划法体系除了涉及规划权与土地所有权这对重要的关系之外，还涉及到市镇自治权和国家权力之间的重要关系。本文的观察主要观察城市规划法和土地使用之间的关系，对于市镇的规划自治权与国家法律的制约之间的关系不做具体展开。就此问题可参见walterKrebs，Baurecht，ine.Schmidt-aβmannF.Schoch(Hrsg.)，BesonderesVerwaltungsrecht，14.aufl2008，464ff.
[31]Vgl.walterKrebs，Baurecht，ine.Schmidt-aβmannF.Schoch（Hrsg.），BesonderesVerwaltungsrecht，14.aufl2008，501.
[32]Vgl．K.Finkelnberg，Bauplanungsrecht，in:ders/ortloff（Hrsg.），offentlichesBaurecht，Bdi，4augl1996，16.
[33]Vgl.winfriedBrohm，offentlichesBaurecht，1997，27f.在德国，除了三个城市州以及Saarland没有制定州规划法之外，其余12个邦均有州规划法。
[34]现行的空间秩序法是2008年12月22日制定的，在2009年6月30日全面替代了1997年版的空间秩序法。
[35]Vgl.michaelBrenner，Baurecht，3aufl2009，19.
[36]Vgl.walterKrebsBaurecht，ine.Schmidt-aβmannF.Schoch（Hrsg.），BesonderesVerwaltungsrecht，14.aufl2008，458f.
[37]Vgl.walterKrebsBaurecht，ine.Schmidt-aβmannF.Schoch（Hrsg.），BesonderesVerwaltungsrecht，14.aufl2008，459f.
[38]Vgl.winfriedBrohm，offentlichesBaurecht，1997，35f.
[39]Vgl．walterKrebsBaurecht，ine.Schmidt-aβmannF.Schoch（Hrsg.），BesonderesVerwaltungsrecht，14.aufl2008，459f.
[40]参见BVefGe3，407ff。
[41]第74条第18项的内容成为现行基本法的第74条第1款第18项的内容。虽然经历了基本法的修改，但是“土地法”仍然是联邦和州的竞争立法事项。
[42]关于土地开发准备法，在1994年基本法的修正案中，将开发费用分担的权力排除出竞争立法权，而仅属于州所有。
[43]在此土地交易法（Bodenverkehrsrecht）的概念是指在什么程度上土地所有权或者其他土地上权利的变更要服从于获得许可义务的建设性秩序。这不同于基本法74条第18项中“土地交易”(Grundstticksverkehr)事项。
[44]Vgl．walterKrebsBaurecht，ine.Schmidt-aβmannF.Schoch（Hrsg.），BesonderesVerwaltungsrecht，14.aufl2008，461f
[45]Vgl．Krautzberger，inBattia/Krautzberger/Lohr，BaugesetzbuchKommentar，9aufl.2005，24.
[46]Schmidt-aβmann，BauR1978，99.
[47]参见michaelBrenner，Baurecht，3aufl2009，50。
[48]根据《建设法典》第10条第1款，营建规划是市镇制定的规章。
[49]参见《建设使用法规》第1～15条细化了营建规划能够规定的土地建设性使用的种类和各种类中允许的使用用途，第16～21a条细化了营建规划能够确定的建设性使用的规模的指标和部分指标的上限。
[50]Vgl．michaelBrenner，Baurecht，3aufl2009，46ff.
[51]Vgl.michaelBrenner，Baurecht，3aufl2009，46ff；K.FinkelnbergBauplanungsrecht，in:ders/ortloff(Hrsg.)，offentlichesBaurecht，BdⅡ，4augl1998，37ff;walterKrebsBaurecht，ine.Schmidt-apmannF.Schoch(Hrsg.)，BesonderesVerwaltungsrecht，14.aufl2008，499ff.
[52]参见《建设法典》第35条第3款的规定。
[53]参见《建设法典》第30、34、35条的规定。
[54]《建设法典》第175～179条详细规定了城市建设性命令。
[55]在特定情况下，所有权人之外的其他物权权利人也有权主张权利，比如租赁人等。
[56]《建设法典》第178条规定，市镇能够根据具体的营建规划要求所有权人种植植被。但根据《建设法典》第41条第2款，种植植被超出了通常必要的费用或者因为种植命令造成了财产价值的实质性减损时，市镇需要对所有权人进行补偿。第179条第3款规定，所有权人、租赁人等由于清除命令有了财产上的不利，可以要求市镇给予补偿。
[57]《建设法典》第177条规定，现代化和修缮命令引起的费用应该由土地所有权人承担，但在特定的条件下，市镇应给予补贴资助。
[58]《建设法典》第176条第4款规定，颁布了建设命令，但土地所有权人认为自己在经济上不能承担时，可以要求市镇接管其土地并给予补偿；第8款又随后规定了，建设命令不被执行时，市镇可以启动征收程序。
[59]《建设法典》第1章的第5部分，也就是第85条至第103条对征收作了详细规定。
[60]有关征收构成要件的分析，可参见Battis，inBattis/Krautzberger/Lohr，BaugesetzbuchKommentar，9aufl.2005，919ff。
[61]参见Battis，inBattis/Krautzberger/Lohr，BaugesetzbuchKommentar，9aufl.2005，929。
[62]参见Krautzberger，inBattis/Krautzberger/Lohr，BaugesetzbuchKommentar，9aufl.2005，26f。
[63]参见Krautzberger，inBattis/Krautzberger/Lohr，BaugesetzhuchKommentar，9aufl.2005，27。
[64]Vgl.walterKrebsBaurecht，ine.Schmidt-aβmannF.Schoch（Hrsg.），BesonderesVerwaltungsrecht，14.aufl2008，519.
[65]Vgl.alpmannSchmidt，offentlichesBaurecht，2.aufl.2004，33ff.
[66]Vgl.michaelBrenner，Baurecht，3aufl2009，72f.
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篇3
[关键词]arcGiS；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数据建库；技术流程
[作者简介]王沈佳（1989—），女，东华理工大学测绘工程学院研究生；陈婧（1987—），女，东华理工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研究生。（江西南昌330013）
一、引言
随着土地资源管理不断地科学化、信息化，其技术思路逐渐由“以图管地”转变为“以库管地”，从而进一步实现土地资源管理的规范化。同时，国土资源“一张图”建设也要求建立包括各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数据在内的规划数据库。在土地管理过程中，为整合资源，改变信息孤岛状态，国土信息化必然以数据中心建设为核心。信息是一种重要的资源，只有全面掌握，才能提升管理效能，这也要求建立国土资源管理数据库。而数据库的建立又是保证图数一致的基本条件，这也从另一层面规范了土地资源的管理。
二、土地利用规划数据库建设
[一]规划数据建库的技术要求
1.成果汇交标准
依据规划数据建库的相关技术标准，成果汇交的标准主要在数据内容格式、组织单元和数据文件组织结构等几个方面。
（1）数据内容格式。规划数据建库的数据内容包括数据库成果和说明两部分。数据库成果主要有空间数据（如矢量数据和栅格图）、非空间数据（如规划文档和表格）以及元数据；说明主要有数据库有关情况说明、规划数据库成果报送清单、规划数据库质量检查结果记录等。各种数据内容的格式要求如表1所示。
（2）组织单元。乡（镇）规划数据库成果以县级行政辖区为组织单元，数据必须进行行政区拼接，无拓扑错误。中心城区规划数据库与市域（或县域）规划数据库一并汇交。
（3）数据文件组织结构。在国土资源部关于加快推进土地利用规划数据库建设的通知（国土资发[2011]3号）的附件《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数据库成果汇交要求》中明确规定，报送的规划数据库成果以文件夹的形式组织。
2.数据库的分层
在国土部的乡（镇）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数据库标准（tD/t1028-2010）中明确规划数据库的图层有：境界及行政区、地貌、地理注记、规划基础信息、基期现状、目标年规划和规划栅格图等七类。其中的图层分为必选和可选两种，通常必选图层可满足规划成果数据库提交的需要，具体见表2：
[二]规划数据建库的技术路线
乡级规划数据库建设，是将县级第二次土地利用调查数据库作为基期数据，进行规划编制，在进行乡镇规划数据库建设时，可以有两种数据库建设模式以供选择：
（1）分乡镇进行规划数据库建立，再将其合并，进行接边汇总成县级规划数据库，可以同时组织人员进行，但是存在接边工作；
（2）以整个县级区域为基础，建立一个整体规划数据库，其中分别导入各乡镇规划数据，再通过行政界限进行切割成各乡镇的规划数据库。
本文探究利用arcGiS进行乡级土地利用规划数据库建设的方法，在此就按分乡镇的技术路线进行建库。
三、基于arcGiS的乡级规划数据库建设
[一]规划数据库的设计
土地利用规划数据库主要包括空间数据和属性数据两类数据。空间数据以各种基础地理空间数据为主，属性数据则包括详查成果中的地理空间要素的属性及变更数据等。建立土地利用规划数据库，就需要对基础地理空间数据进行设计。
在《乡（镇）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数据库标准（tD/t1028-2010）》中规定，数据库的内容主要包括基础地理信息要素、土地信息要素中的土地利用规划要素等，各要素依次按大类、小类、一级类、二级类、三级类、四级类划分，并对应以十位数字进行编码。在数据库中，空间要素采用分层的方法进行设计，主要有境界与行政区、地貌、地理注记、规划基础信息、基期现状、目标年规划、规划栅格图7类图层（详见上文2.3），每个图层属性表结构定义也在建库标准中有严格规定。
[二]规划数据库的建立
借助arcGiS9X的arcCatalog建立数据库可采用新建地理数据库和移植已存在的数据到地理数据库两种方法，选择何种方法主要取决于数据源和是否在地理数据库中存放定制对象。
国土部在下发建库数据质量检查软件的同时，也提供了SHp交换格式模板。考虑新建规划要素集工作量庞大，耗时耗力较多，本文研究时选取移植已存在的数据到地理数据库的方法，将模板中的要素图层移植至左里镇数据库的建设中。在arcCatalog中具体操作流程为：
1.建立数据库[Geodatabase]。个人数据库[personalGeodatabase]和文件数据库[FileGeodatabase]均可。鉴于个人数据库和文件数据库存放数据形式的不同，本文研究选取文件数据库进行建设；
2.新建要素类[FeatureDataset]。要素类从形式上等同于图层类，左里镇土地利用规划数据库主要设置了地理注记、基期现状、境界与行政区、目标年规划和规划栅格图等要素类。按要求，新建要素类的参数设置如下：
地理坐标系——西安1980；
垂直坐标系——黄海1985；
容差均设0.0001
3.新建要素集[Featureclass]。要素集即空间要素图层，按照建库标准的要求，新建要素集要对图层中的每个字段严格进行定义。由于本文研究选取移植已存在的数据到地理数据库的方法进行建库，所以其各图层的字段均为标准格式，不必逐一进行定义。
[三]规划数据入库
规划数据入库即向已建好的土地利用规划数据库中加载数据，是建库的核心。地理数据库中支持Shapefile、Coverage等格式的数据。
由于在实际操作中，往往会存在规划图层字段名不符合标准规定，因此会出现规划图层字段定义和数据库图层字段定义不一致的情况，所以在载入规划数据时，要对字段逐一进行匹配。加载完成后，可在arcCatalog中进行预览。
[四]对数据库进行拓扑关系处理
由于土地规划数据是空间数据，空间数据存在一定的拓扑关系，因此对数据库加载数据后，要进行拓扑关系检查。一般而言，拓扑处理的关系要求有：
1.面不能重叠或有缝隙；
2.零星地物不能落在图斑边界线上；
3.线状地物不能跨越图斑等等。
在数据库的每个图层文件，以及多个图层文件之间的数据都有不同的拓扑关系，因此定义拓扑规则时要具体因情况而异。
定义好拓扑规则后，就可以对数据库进行拓扑检查。对检查出来的拓扑错误，根据具体情况进行修改。
[五]规划数据库的实现
完成对数据库的拓扑检查和拓扑错误修改后，即可实现数据库的建设。至此，即可完成对土地利用规划数据的建库。利用土地利用规划数据库质量检查软件对此数据库进行治疗检查，即可得知建好的规划数据库合格与否。
四、乡级规划数据库质量检查
建库数据质量统一用国土部下发的土地利用规划数据库质量检查软件对汇交的数据自行进行检查，并输出规划成果数据质量检查报告和检查错误记录。一般情况下，检查结论为“合格”时可汇交数据。上级部门复核数据为不合格或认为标注例外的原因不合理，将返回修改意见，重新汇交数据，直到数据合格。
建库数据质量检查分为自动检查和交互检查两部分。自动检查对质检细则的检查方式为“自动”的内容进行检查，一般主要针对数据的格式、是否符合数据库相关要求。交互检查对质检细则的检查方式为“人机交互”的内容进行检查，并人工给出检查结论，一般针对上下衔接、图数衔接进行检查。
本文研究时对左里镇土地利用规划数据库的建库数据严格进行了自动检查和交互检查两部分的检查，结果是：因空间数据拓扑错误扣除2.8分，因数据结构不规范扣除4分，因元数据二级错误扣除1分，总计扣除7.8分，数据质量合格。
在以上几方面导致扣分的主要原因中，拓扑错误及数据结构导致的扣分可在建库操作过程中有效减少。在对数据库进行拓扑关系检查时，尽可能详细地定义拓扑规则，全面检查拓扑错误，并及时处理这些拓扑错误。而数据结构严格按照建库标准中的规定进行定义即可避免因数据结构不规范导致的扣分。
五、结论
土地利用规划数据库的建设，是进一步发挥好土地利用规划管控作用的根本要求，是积极推进依法行政和政务公开、切实提高土地管理效率和水平的客观需要。土地利用规划的信息化设计与管理必须基于一个明确的技术标准。通过土地利用规划数据库的建设，形成规划修编图件成果及规划编制相关统计表格。规划指标及规划文本作为规划实施年度计划指标的核减依据。规划成果数据（图件及表格）作为规划实施建设用地控制指标的核减依据，从而为下一轮更加科学地进行规划编制提供参考。
在江西省内，目前采用较多的规划修编与建库软件平台为mapGiS土地利用规划修编系统。但由于土地利用规划数据库质量检查软件以arcengine9.3Runtime为开发平台，所以建库时需要对规划数据进行格式转换，而不同软件间的数据格式转换常常产生一些拓扑错误及其他问题。利用arcGiS的Geodatabase进行规划数据建库可以有效消除不同软件平台间的数据兼容问题，减少因数据格式转换产生的拓扑错误，提高规划数据库建设的合格率，加快规划数据库的建设。另外，使用Geodatabase模型建库能更加直接地体现数据库中对象与对象间的关系，更有利于数据库结构清晰，不但有效降低了建库的复杂性，而且能够保证数据间相互关系的正确性。Geodatabase数据模型是建立在DBmS之上的统一的、智能的空间数据库，其具有一般空间数据库所不具有的特点与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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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崔铁军.地理空间数据库原理[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
[5]邓青春，辜寄蓉.基于arcGiS的县（市）级土地利用规划建库流程研究[J].现代商贸工业.2007，？穴12？雪.
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篇4
2021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也是国土空间规划编制的关键之年、攻坚之年和收官之年，还将是新一轮国土空间规划落地实施的启幕之年，国土空间规划管理工作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新形势、新任务、新变革和新挑战。2021年，全省国土空间规划工作要紧紧围绕“努力建设新时代全面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窗口”和“争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先行省”的奋斗目标，以加快规划编制审批启新程、以做好规划过渡衔接谋新措、以完善规划政策标准发新声、以实施规划“数字化转型”赋新能、以优化规划行业生态拓新局，推动国土空间规划改革不断深入、国土空间治理能力不断提升，实现国土空间规划从“生根萌芽”到“开花结果”。
一、始终坚持正确政治方向
（一）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统领国土空间规划工作。深入学习领会和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关于国土空间规划工作的政策方针和决策部署，面向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努力在国土空间上谱写“八八战略”新篇章；坚持政治理论学习和业务工作实际相结合，在厅党组的统一部署下，切实加强党的建设，认真落实“三会一课”制度，谋划主题党日活动和支部结对共建；坚持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加强纪律教育，强化作风建设，持续排查和更新国土空间规划工作党风廉政风险点，筑牢拒腐防变防线。
二、全面推进规划编制审批
（二）编制完成省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及时跟进全国国土空间规划纲要编制进度，积极对接和参与长江经济带国土空间规划、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示范区国土空间规划、上海大都市圈国土空间规划等跨省域相关专项规划编制，持续争取国家对我省规划的政策支持；将编好我省首部“多规合一”的国土空间规划作为年度工作的重中之重，抓紧完善省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成果方案，力争上半年完成规划成果编制，按程序报国务院审批。
（三）加快市县乡镇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修订国土空间规划分区分类指南、图示图例、基数转换办法、市级和县级总体规划编制技术要点，制定乡镇级总体规划编制技术要点，加强省对地方规划编制的工作指导；强化国土空间规划“自上而下、上下协同”，在地方各级规划编制中逐级落实省级总体规划确定的各项控制性指标、强制性内容、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出台《浙江省市、县、乡镇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审查管理办法》，积极推进市、县、乡镇级总规审查报批，牵头组织报国务院、省政府审批的规划审查工作，力争在年内完成市、县级规划编制审批工作。
（四）统筹划定落实三条控制线。在生态保护红线勘界定标工作试点基础上，推进全省生态保护红线勘界定标和数据库建设；制定《浙江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切实加强红线保护监管工作；总结宁波、舟山“海洋两空间内部一红线”试划工作经验，按国家部署组织沿海城市全面开展划定工作，并确保与生态保护红线的衔接；总结城镇开发边界试点、试划和划订工作经验，结合市县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全面划定城镇开发边界，统筹协调落实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和城镇开发边界，确保“三条控制线”不冲突、不交叉、不重叠。
（五）强化总体规划对相关专项规划的指导约束。完成大都市区、大湾区国土空间规划；制定出台《浙江省国土空间专项规划管理办法》，对相关专项规划实施清单目录管理；强化总体规划对相关专项规划的指导约束，做好相关专项规划的规划符合性审查，并及时将相关专项规划成果纳入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管理。做好部门对接和协同，重点推进一批生态修复、海岸带和基础设施等领域相关专项规划编制，谋划研究有机更新、老旧小区、未来社区、生活圈等城乡生活设施和服务设施相关专项规划编制，不断提高相关专项规划对国土空间利用和品质营造的支撑和引导能力。
（六）有序开展国土空间详细规划相关工作。依据新一轮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开展既有详细规划（主要包括已批准的控制性详细规划以及各类村庄规划）评估工作，明确既有详细规划的延用、调整、修编、废止等差别化方式；分城镇单元、村庄单元、特定功能单元等板块，制定《浙江省国土空间详细规划编制技术要点》，研究适应新体系要求的城镇、农村规划编制方法，探索生态、郊野、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等不同功能区域的规划编制路径，分类指导全省详细规划编制；专题部署“多规合一”实用性村庄规划编制行动计划，“按需编制、应编尽编”推进村庄规划编制，支持乡村土地全域综合整治和生态修复工程实施，促进乡村振兴。
（七）加强国土空间设计（城市设计）工作。落实《浙江省城市景观风貌条例》要求，在各级各类国土空间规划编制中加强国土空间设计（城市设计）手法应用，启动《浙江省国土空间规划（城市设计）导则》制定工作；积极开展总体城市设计和详细城市设计工作，加强城市景观风貌的规划设计和控制引导，有关内容纳入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并通过国土空间详细规划予以落实；积极探索乡村、生态地区国土空间设计方法，不断丰富规划方法、营造美好环境、彰显地域特色、改善空间品质。
三、切实做好规划过渡衔接
（八）先行划订城镇开发边界。部署城镇开发边界划订工作，制定《关于加强近期国土空间规划实施管理的通知》，在3月底前指导全省各地完成城镇开发边界划订方案；方案经批准后纳入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实施监督系统，作为近期用地审批、规划许可的重要依据，确保近期（至新的国土空间规划批准生效前）规划管理各项工作平稳有序推进。
（九）持续优化规划额度保障机制。对国家预支给我省的新增建设用地指标进行额度管理，制定《关于2021年规划额度管理工作的通知》，按照“守住底线、规模核销、动态优化、省级统筹”的原则，保障近期重大急需建设项目的用地空间；落实好规划额度相关分配、核拨、审查等工作，根据各地规划额度使用情况适时进行全省统筹。
四、着力完善规划政策标准
（十）大力推进国土空间规划法制化建设。《浙江省国土空间规划条例》已列入省人大立法预备类项目，按照《国土空间规划法》进展和有关要求，加快推进我省国土空间规划法规立法进程；深入开展立法调研，充分征集专家、部门、地方意见，力争在年内形成条例初稿；对接和指导有需要的地方开展国土空间规划地方性法规制定工作；同步研究国土空间规划有关运行、管控以及调整等实施政策。
（十一）深化细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制度。结合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按照上下结合的方式，明确主体功能区分区深化细化方案；会同相关部门，研究主体功能区有关规划、用地及其他门类的配套政策和实施路径，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制度形成；配合部研究制定主体功能区目录调整技术指南，研究主体功能区评估和一定条件下动态优化的政策标准。
（十二）初步形成具有浙江特色的国土空间规划技术标准体系。在制定各级各类国土空间规划编制技术要点的基础上，进一步开展国土空间规划技术标准建设，重点加强国土空间规划强制性内容和引导性要求、“三条控制线”统筹划定落实、规划分区管控、规划用地复合性兼容性要求、城乡生活圈规划配套、综合防灾与公共应急空间规划指引、城市更新规划指引等技术标准研究，不断完善并初步形成有特色、擅运用的规划技术标准体系。
（十三）谋划一批全域国土空间综合治理试点。进一步支持和阶段性总结丽水市国土空间规划支撑“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转化实践试点、瑞安市和南太湖新区全域空间治理试点等经验，结合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和实施，扩大相关试点范围，在省内其他市县谋划一批全域国土空间综合治理试点，集成创新和总结提升生态、农业、城镇、海洋等各类空间政策及其协同机制。
五、深入实施规划“数字化改革”
（十四）继续推进空间治理平台建设和场景化应用。做好省级空间治理数字化平台的迭代升级，继续推进“一库”数据归集、共享及支撑工作，完善“一图”图集，数据归集和数据治理标准，深化规划协同场景应用，开发城乡建设用地交易等新场景。按照“急用先行、逐步完善、成熟一批、应用一批”的原则，深化空间治理平台省级部门应用，统筹推进市级平台建设，持续推进平台运营和维护。
（十五）基本建成全省规划“一张图”实施监督系统。与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同步推进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实施监督系统，省级在完善规划成果审查等模块功能的基础上完成系统终验，各市相应完成系统建设；制定印发市县乡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以及详细规划数据库标准、成果数据汇交（入库）要求，完成配套质检工具开发，结合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审批，开展规划成果数据汇交和入库工作，形成可分层、可叠加、可视化的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夯实国土空间规划实施监督、评估监测预警工作基础。
（十六）构建国土空间规划城市体检评估体系。继续按照部有关工作要求做好城区范围划定工作和城市蔓延测评，探索城区建筑总量、人口密度等分析监测；在国审城市体检评估工作的基础上，基于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实施监督系统，推进其他市县城市体检评估工作，建立完善“一年一体检、五年一评估”的国土空间规划定期评估和动态调整制度；组织城市安全韧性、交通通勤、开敞空间等专项体检评估研究。
六、不断优化规划行业生态
（十七）加强业务培训和交流。承办全国省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工作现场会，组织市县政府领导规划工作培训；围绕规划编制和管理重点工作，组织开展全省系统条线业务培训，提升系统业务能力，“依靠学习走向未来”；扩大业务交流，积极与兄弟省（区、市）交流合作，鼓励各地交流合作，取长补短提升规划编制管理能力水平；充分发挥行业协会平台作用，整合行业资源，多元化组建各类专业委员会，鼓励开展学术会议、论坛、沙龙等各类业务交流；继续推进“阳光规划”工程，加强规划的社会参与和监督，实现规划共谋共绘共管共享。
（十八）完善行业和资质管理。加强行业建设和规划师队伍建设，谋划责任规划师制度建设；制定我省规划资质管理办法，依托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实施监督信息系统，优化完善行业资质管理模块，强化行业资质管理，按照“互联网+监管”的要求，完善“双随机”抽查对象数据库，适时开展全省规划编制单位“双随机”抽查工作；探索建立“黑名单”“黄名单”制度，严格管控规划成果粗制滥造、弄虚作假以及贯彻落实“多规合一”不力的行为，推动形成向上、有为的行业风气。
附表
2021年浙江省国土空间规划重点工作任务、内容与推进时间计划表
工作任务
工作内容
时间节点
一、始终坚持正确政治方向
（一）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统领国土空间规划工作
深入学习领会和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关于国土空间规划工作的政策方针和决策部署，面向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努力在国土空间上谱写“八八战略”新篇章。
持续推进
理论学习和业务工作实际相结合，在厅党组的统一部署下，扎实推进党建各项工作。
持续推进
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加强纪律教育，强化作风建设，持续排查和更新国土空间规划工作党风廉政风险点，筑牢拒腐防变防线。
持续推进
二、全面推进规划编制审批
（二）编制完成省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及时跟进全国国土空间规划纲要编制进度，持续争取国家对我省规划的政策支持。
按国家部署
积极对接和参与长江经济带、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示范区、上海大都市圈等各项跨省域相关专项规划编制。
按国家部署
抓紧完善省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成果方案，经专家论证、省委省政府研究和省人大审议后，按程序报国务院审批。
6月
（三）加快市县乡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
完善各项规划技术指南的编制，修订国土空间规划分区分类指南、图示图例、基数转换办法、市级和县级总体规划编制技术要点，制定乡镇级总体规划编制技术要点加强省对地方规划编制的工作指导。
4月
强化国土空间规划“自上而下、上下协同”，在地方各级规划编制中逐级落实省级总规确定的各项控制性指标、强制性内容、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
9月
积极推进市、县、乡镇级总规审查报批。出台《浙江省市、县、乡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审查管理办法》，牵头组织报国务院、省政府审批的规划审查工作。
12月
（四）统筹划定落实三条控制线
开展生态保护红线勘界定标工作，推进全省生态保护红线勘界定标数据库建设。
持续推进
切实加强生态红线保护监管工作，制定《浙江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
12月
总结宁波、舟山“海洋两空间内部一红线”试划工作经验，在沿海市县全面推进划定工作。
按国家部署
总结城镇开发边界试点、试划和划订工作经验，结合市县级国土空间规划编制，统筹协调落实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和城镇开发边界，确保“三条控制线”不冲突、不交叉、不重叠。
9月
（五）强化总体规划对相关专项规划的指导约束
完成大都市区、大湾区国土空间规划编制。
6月
制定出台《浙江省国土空间专项规划管理办法》，对相关专项规划实施清单目录管理。
12月
强化总体规划对相关专项规划的指导约束，做好相关专项规划的规划符合性审查，并及时将相关专项规划成果纳入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系统。
持续推进
重点推进一批生态修复、海岸带和基础设施等领域相关专项规划编制。
12月
谋划研究有机更新、老旧小区、未来社区、生活圈等城乡生活设施和服务设施相关专项规划编制，不断提高相关专项规划对国土空间利用和品质营造的支撑和引导能力
持续推进
（六）有序开展国土空间详细规划相关工作
依据新一轮国土空间总体规划进行既有详细规划（主要包括已批准的控制性详细规划以及各类村庄规划）评估，明确既有详细规划的延用、调整、修编、废止等差别化方式。
9月
分城镇单元、村庄单元、特定功能单元等板块，制定《浙江省国土空间详细规划编制技术要点》，研究适应新体系要求的城镇、农村规划编制方法，探索生态、郊野、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等不同功能区域的规划编制路径，分类指导全省详细规划编制。
持续推进
专题部署“多规合一”实用性村庄规划编制行动计划，“按需编制、应编尽编”推进村庄规划编制，支持乡村土地全域综合整治和生态修复工程实施，促进乡村振兴。
6月
（七）加强国土空间设计（城市设计）工作
落实《浙江省城市景观风貌条例》要求，在各级各类国土空间规划编制中加强国土空间设计（城市设计）手法应用，启动《浙江省国土空间规划（城市设计）导则》制定工作。
9月
及时开展总体城市设计和详细城市设计工作，加强城市景观风貌的规划设计和控制引导，有关内容纳入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并通过国土空间详细规划予以落实。
持续推进
积极探索乡村、生态地区国土空间设计方法，不断丰富规划方法、营造美好环境、彰显地域特色、改善空间品质。
持续推进
三、切实做好规划过渡衔接
（八）先行划订城镇开发边界
部署城镇开发边界划订工作，制定《关于加强近期国土空间规划实施管理的通知》，及时指导全省各地完成城镇开发边界划订方案。
3月
城镇开发边界划订方案经批准后纳入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实施监督系统，作为近期用地审批、规划许可的重要依据，确保近期规划管理各项工作平稳有序推进。
4月
（九）持续优化规划额度保障机制
对国家预支给我省的新增建设用地指标进行额度管理，制定《关于2021年规划额度管理工作的通知》，重点保障近期重大急需建设项目的用地空间。
3月
落实规划额度相关分配、核拨、审查等工作，根据各地规划额度使用情况适时全省统筹。
12月
四、着力完善规划政策标准
（十）大力推进国土空间规划法制化建设
加快《浙江省国土空间规划条例》立法进程，深入调研并征集各方意见，编写条例初稿。
12月
对接和指导有需要的地方开展国土空间规划地方性法规制定工作。
持续推进
同步研究国土空间规划有关运行、管控以及调整等实施政策。
持续推进
（十一）深化细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制度
结合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对主体功能区进行分区深化和细化。
6月
会同相关部门，研究主体功能区有关配套政策及实施路径，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制度形成。
持续推进
配合自然资源部研究主体功能区评估和一定条件下动态优化的政策标准。
4月
（十二）初步形成具有浙江特色的国土空间规划技术标准体系
在制定各级各类国土空间规划编制技术要点的基础上，进一步开展规划技术标准建设。
持续推进
重点加强规划强制性内容和引导性要求、“三条控制线”统筹划定落实、规划分区管控、用地复合性兼容性要求、城乡生活圈规划配套、综合防灾与公共应急空间规划指引、城市更新规划指引等技术标准研究。
12月
（十三）谋划一批全域国土空间综合治理试点
进一步支持和阶段性总结丽水市国土空间规划支撑“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转化实践试点、瑞安市和南太湖新区全域空间治理试点等试点经验。
6月
结合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和实施，新谋划一批全域国土空间综合治理试点，集成创新和总结提升生态、农业、城镇、海洋等各类空间政策及其协同机制。
持续推进
五、深入实施规划“数字化转型”
（十四）继续推进空间治理平台建设和场景化应用
做好省级空间治理数字化平台的迭代升级，继续推进“一库”数据归集、共享及支撑工作，完善“一图”图集，数据归集和数据治理标准，深化规划协同场景应用，开发城乡建设用地交易等新场景。
持续推进
按照“急用先行、逐步完善、成熟一批、应用一批”的原则，深化空间治理平台省级部门应用，统筹推进市级平台建设。
持续推进
（十五）基本建成全省规划“一张图”实施监督系统
与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同步建设“一张图”实施监督系统，省级在完善规划成果审查等模块功能的基础上完成系统终验，各市相应完成系统建设。
6月
制定印发市县乡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以及详细规划数据库标准、成果数据汇交（入库）要求，完成配套质检工具开发。
6月
结合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审批，开展规划成果数据汇交和入库工作。
12月
形成可分层、可叠加、可视化的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夯实国土空间规划实施监督、评估监测预警工作基础。
持续推进
（十六）构建国土空间规划城市体检评估体系
继续按照部有关工作要求，做好城区范围划定工作和城市蔓延测评，对城区建筑总量、人口密度等指标进行探索分析监测。
按国家部署
在国审城市体检评估工作的基础上，基于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实施监督系统，推进其他市县城市体检评估工作，建立完善“一年一体检、五年一评估”的国土空间规划定期评估和动态调整制度。
12月
组织各类专项体检评估研究，重点对城市安全韧性、交通通勤、开敞空间等专项体检进行评估研究。
持续推进
六、不断优化规划行业生态
（十七）加强业务培训和交流
承办全国省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工作现场会。
按国家部署
组织市县政府领导规划工作培训班。
7月
围绕规划编制和管理重点工作，组织开展全省系统条线业务培训，提升系统业务能力。
持续推进
扩大规划相关业务交流，积极与兄弟省（区、市）交流合作，鼓励地市之间、县区之间交流合作，取长补短提升规划编制管理能力水平。
持续推进
充分发挥行业协会平台作用，多元化组建各类专业委员会，整合行业资源，鼓励开展学术会议、论坛、沙龙等各类业务交流。
持续推进
继续推进“阳光规划”工程，加强规划的社会参与和监督，实现规划共谋共绘共管共享。
持续推进
（十八）完善行业和资质管理
加强行业建设和规划师队伍建设，探索并谋划责任规划师制度的建设。
持续推进
制定我省规划资质管理办法，依托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实施监督信息系统，优化完善行业资质管理模块，强化行业资质管理，按照“互联网+监管”的要求，完善“双随机”抽查对象数据库，适时开展全省规划编制单位“双随机”抽查工作。
12月
探索建立“黑名单”“黄名单”制度，严格管控规划成果粗制滥造、弄虚作假以及贯彻落实党中央“多规合一”不力的行为，推动形成向上、有为的行业风气。
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篇5
关键词：土地利用规划；地方分权化；中央政府；法律制度
中图分类号：D922.3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04（2013）06?0097?06
土地利用规划是在一定区域内，根据国家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和当地自然、经济、社会条件对土地开发、利用、治理、保护目标，在空间和时间上所作的战略性布局和统筹安排。《土地管理法》和《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2006―2020）》强化了中央对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控制。土地利用规划长期处于集权控制之下，中央规划管理部门直接决策，参与地方规划编制与审批，而中央的指导也属于技术性的，规划的内容则安排得过细、缺乏弹性。在土地利用规划决策权过分集中在中央的背景下，地方政府对规划制度的需求无法体现，导致地方政府成为中央政府土地利用规划法律政策实施的异己力量。地方政府主导的城市规划权和中央政府主导的土地利用规划权形成了激烈博弈的局面。笔者认为，土地利用规划权的日趋地方化有其实质上的合理之处。在经济转型背景下，中央政府能否在适度集权模式下充分发挥地方的优势，通过中央与地方合作，在发展中协调中央与地方的权力配置，对提升中央土地利用规划权力实施效果具有重大意义。
一、我国土地利用规划权配置的现状
及弊端
目前，我国土地利用规划权力配置沿用计划经济体制传统，即土地利用规划的编制、管理权力集中于中央政府。在立法上，《土地管理法》第17条规定：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依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国土整治和资源环境保护的要求、土地供给能力以及各项建设对土地的需求，组织编制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第18条规定：“下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应当依据上一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编制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中的建设用地总量不得超过上一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控制指标。”此外，《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2006―2020）》提出，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按照下级规划服从上级规划的原则，组织修编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省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要强化战略性和政策性，重点确定本行政区域土地利用的目标、指标和任务。地级和县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要突出空间性和结构性，合理调整土地利用结构和布局，重点明确中心城区和城镇建设用地区的范围。乡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要提高针对性和操作性，重点将土地用途落实到地块。由此可见，在土地利用规划决策结构方面，中央政府和主要土地利用规划决策者存在“中心化”现象，地方决策主体则处于边缘化地位，从而削弱了其他弱势决策主体的话语权。中心化现象会产生土地利用规划中责权不对称、言路堵塞、信息无法及时传递和反馈等一系列弊端，从而导致土地利用规划决策成本的增大和决策失误概率的增加。从深层次看，该结果系因规划体制与现行的政府土地利用规划事权严重脱节，无法实现技术与体制之间的平衡所致。
（一）信息不对称
中央在土地利用规划决策方面的过分集权化会产生信息不对称。从土地经济学视角看，在权力主导型的宏观调控制度下，调控的合理性建立在政府掌握充分信息和知识的假定之上。随着知识的高度开放并走向公共性，这种优势并不必然存在。由于中央政府及职能部门不占有关于土地利用规划的全部相关信息，因而不可能制定出一个整合规划。土地利用规划的整体协调方式不能掌握其所需要整合的不同城市活动的分散知识。关于适合用作商业、住宅和工业发展适当地点的知识基本由不同的市场主体所掌握，而这些信息也不可能集中收集到一个中央调制机构。因此，中央政府几乎没有理由对土地利用模式进行微观管理。[1]中央政府在规划决策时所拥有的信息只是各地方总和信息的一部分，因为中央规划者是根据自身的偏好以及编制规划的需要来确定所搜集的信息，并排除了自己不感兴趣或不易获取的信息。地方政府的利益诉求在中央的土地利用规划编制中被化约，必然会导致中央土地利用规划决策缺乏科学性与可行性。
（二）地方利益诉求被忽略
土地利用规划要想达到良好效果，既要体现地方经济发展的要求，又要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土地利用的综合平衡。这就意味着，中央和地方都要参与到土地利用规划编制的过程中，这种中央和地方政府同时参与规划的优点在于考虑了国家和地方的利益。[2]在中央规划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的合理诉求无法在中央的土地利用规划法律与政策中得到回应，因而土地利用规划法律政策实施过程中难免会发生中央与地方意志的碰砺、冲撞甚至激烈对抗。中央政府为了强制推行其土地利用规划法律政策，难免要加大执法力度，扭转地方政府的不配合、不协作。在一定条件下，由此产生的问题是在执行中央土地利用规划法律政策上，地方政府有时以受控制的角色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表现出反向控制的倾向。在分级调控权的范围内实施区域性调控政策时，地方政府会在自身利益驱使下对中央土地利用规划调控政策与法律进行歪曲执行，如“你有政策我有对策”替代性执行、“阳奉阴违”象征性执行、“搞土政策”附加性执行、“断章取义”选择性执行，还有“虎头蛇尾”敷衍性执行。以保障性住房规划为例，保障性住房规划与具体城市有关联，并且需要地方政府予以具体实施，说到底，保障性住房规划是个地方性的事务。但是中央出台的规划法规政策仅突出了对保障性住房用地的强制性保障，并未赋予地方政府参与决策权。当前，全国保障房开工建设的任务重、时间紧，保障房用地规划任务层层分解，各地都领到了数量不小的责任目标①。各地方政府为此都大感力不从心，如果对中央保障性住房规划落实不力，还会被问责。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政府并未根据特定条件的变化而动态地进行适度调整各地保障房土地利用规划指标，也没有赋予地方灵活确定保障性住房用地规划自。因此，地方政府在保障性住房规划方面的积极性一直不高。
二、域外土地利用规划地方分权化
立法模式及其启示
（一）英国地方土地利用规划权制度模式
1.中央规划权对地方的影响
英国的规划体系为国家层的规划政策导则，区域层的区域规划导则，地方层的结构规划、地方规划和单一发展规划。在中央政府一级，环境部是城市规划管理的主管，此外，交通部、通商产业部、历史遗产部、农业水产部等部门也同时参与地方政府的规划指导监督。各级地方政府都设有相关的区域及土地利用规划部门进行规划管理及开发控制。地方政府拥有土地利用规划的决定权，而中央政府可以通过修改初始规划法、规划行政文书、规划审查结果上诉重审、特殊情况下的自治权限的强行介入、自治权限外特定区域的设定、补助金制度的设立等途径，对地方的规划管理审查权进行干预。[3]而且，从中央主管部门相关指导性的行政文件的频率和内容范围等实际情况看，中央主管部门对地方规划制定和实施进行的政策和及时的指导是全面而具体的。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关系来看，英国的土地利用规划是在地方自治的前提下，中央政府仍具有较强的影响，中央政府拥有制定与修改政策准则的权力，这也是左右地方政府开发管制的重要权力。
2.地方在规划中的自治权
在英国，开发管制乃是地方当局接受开发者的申请并进行决策，决策过程由地方议会听取地方规划师专业与行政意见后加以决定。此外，地方当局以土地使用政策准备的开发计划作为决策的参考，但是开发计划并非有法定约束力的计划。县委员会和区委员会都作为地方规划当局行使法律授予的权力。根据2004年《规划与强制购买法》，如果在某一区域内既有县委员会又有区委员会，国务大臣可以命令，在该区域内设立一个联合委员会，行使地方规划当局的职能。[4]英国的地方规划均由地方政府规划部门自行编制，地方规划内容是全面而详细的（如卡迪夫1997年地方规划），内容涉及从宏观政策直至地块规划要求等。这种规划并没有三年、五年或十年规划目标的概念、而是一年一稿、每年都要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同情况进行相应的修改。[5]土地利用规划结合地方政府架构的变化，改变过去一套顽固的、例行的和官僚的程序规划体系，更强调地方政府效能的发挥和社会公众的参与，强调可持续发展原则的贯彻执行。随着2004年《规划与强制购买法》的颁行，在新的规划体系中，国家尺度的规划政策导则被更为简洁的规划政策描述取代，区域尺度的区域规划导则被法定的区域空间战略取代，地方尺度的地方规划被地方发展框架取代（包括地方发展方案、地方发展文件以及社会参与文件）。在空间规划中存在一种“第三条道路”的方式强调网络性、关联方式以及需要多层级部门整合和地方治理的合作形式。英国在土地利用规划决策中的地方自治模式很好地解决了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和地方政府的独立自主之间的平衡问题。
（二）德国土地利用规划地方分析化模式
1.中央与地方规划编制权的共享
在德国，联邦空间规划的主体是联邦政府城市发展房屋交通部与各州（通过州空间规划）部长联席会议共同编制。编制规划时要听取各州的意见。[6]在德国的空间规划体系中，区域规划是位于州空间规划以下的实现联邦州内不同区域发展目标的一种功能性规划。联邦空间规划法要求那些包含了多个高度聚集中心的州编制区域规划，并要求区域规划与其上、下级规划之间建立“交互反馈机制”。
2.中央政府规划权力行使的辅原则
在中央与地方规划权力关系中，中央政府的规划决策处于地方的辅助地位。中央负责的区域规划与州空间规划的任务不完全相同，区域规划以土地利用为核心，旨在完成以下目标：补充和实现具体的联邦空间规划和州空间规划原则、目标；总览区域内部的结构和发展问题，制定特定目标，适当顾及地方政府规划；根据区域发展需要，协调上级项目，并把项目宗旨结合到区域规划中。根据《联邦建设法典》，地方城市土地利用规划的任务是计划和控制涉及建筑及其他用途的土地，是很具体、很独立的规划，而只有在规划过程的最后阶段才涉及联邦州的相关规定。
（三）荷兰地方土地利用规划权制度模式
根据欧盟辅原则，荷兰2008年出台的《空间规划法案》也规定了上述原则。当更高的利益处于危险之中时，中央和地方政府会以比以前更为强势的手段来干预土地利用规划。可以说，荷兰中央空间规划权的关键就是协调，立法更多地赋予了地方政府空间规划自治权，后者表现为以开发为中心、空间规划分权、放松管制以及分区管制外的地方实验项目。
1.以开发为中心
空间规划以开发为中心意味着空间规划从保持现状向可持续发展的开发转变。这导致的一个重要后果就是荷兰废除了第四次备忘录强调的中央政府限制性干预，这为在农村建设住房提供了广阔空间。中央政府不再直接干预规划，取而代之的是允许地方政府决定其认为是负责的空间规划行为。
2.分权化
空间规划分权化意味着对规划任务的重新分配。在《国家空间战略》中，地方政府、社会团体、市民和私人行为者已经明确被邀请参与到土地规划中来，从而保证对地方空间规划达成共识以及规划政策执行具有广泛的支持基础。《国家空间战略》加强了地方活力，中央政府只有在国家或国际利益受到威胁时才能对空间开发设置限制。
3.放松管制
随着社会和政治上对中央空间规划权的不断抵触，地方政府、个人和企业规划自由的呼声日益高涨。从2008年《空间规划法案》实施以来，规划权力层级正在逐渐简化，地方政府的规划决策程序变得更加便捷，提升了地方政府规划决策的效率。另外，新法案对于中央政府、省级、市级政府的责任分配更加清晰。地方政府出台的城市法案优先权在不断扩大：中央政府对关键城市网络节点和阿姆斯特丹南轴以及5个国家关键项目――鹿特丹中心、海牙中心、乌特勒之中心、阿纳姆、布雷达进行投资建设。所有的城市政府都可以行使土地开发优先权；中央与市政府有权签署集中发展城市的合作协议。在这种合作关系中，中央与地方政府都将不得不做出妥协与让步，这意味着中央的规划决策必须为地方政府规划制定和解释留有合理的空间。[7]
4.分区管制外的实验项目
由于中央政府本身只能启动小规模的建筑工程和活动，因而地方政府的首要义务是保证中央目标的实现。所谓试验项目是指中央政府采用立法、投资或合作的形式促进与帮助地方规划项目的有效实施。因为中央政府当然不能期望将空间规划责任转嫁给地方政府并听之任之。其目的是为地方政府行使土地利用规划权提供清晰的指引，以及在工具性和参与性干预之间完成立法地位的转换。在该实验项目中，各层政府均将中央政府视为必要的且权威的空间规划参与者，中央与地方政府共同参与空间规划决策，以指导程序、提供实验空间、支持开发创新能力，提供财政刺激和决定规划项目开发治理。
（四）域外规划分权模式对我国的启示
英国、德国和荷兰均为土地利用规划立法的代表性国家，对我国具有以下几点启示：第一，上述国家土地利用规划权配置的立法趋势表明，在地方自主的格局下，土地利用规划权日趋地方化。前述国家的土地利用规划法律都采取了中央与地方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规划民主互动机制，强调下位规划的特色与个性、自主性，防止上位规划对下位规划的过度限制。第二，中央与地方土地利用规划权的配置采用辅原则。中央土地利用规划不能无限制地对地方土地利用规划加以约束，而应为地方土地利用规划保留足够的自主空间。第三，规划涉及的事项与地方自主性事务之间关联程度越高，地方政府的参与程度就应当越大。土地利用规划权在中央和地方合作框架里，国家与地方结成地位对等、互相协商的合作伙伴；而地方政府在获得部分土地利用规划决定权的同时，也需要承担相应的规划义务。第四，中央与地方规划权呈现动态的配置，立法通过赋予地方土地利用规划适度的立法权，使地方政府的规划决策随着地方的社会、经济和环境变化，富有及时回应性。
三、构建我国地方土地利用规划权
制度的基本思路
（一）地方政府分享土地利用规划权力的意义
1.市场经济需要地方参与土地利用宏观调控
地方政府参与是土地利用规划决策对市场失灵做出的必要回应。在经济转型背景下，地方政府更加靠近土地市场，在组织上更能体现地方的诉求。将土地利用规划权更多留给市场，或者追求纵向行政系统内部的自愿合作，能够达成多层级政府规划管制内的共识。赋予地方政府合理的土地利用规划决策权，有助于地方政府基于地方公共利益诉求，密切关注民众的规划权利问题，并为其提供正规的疏通渠道。实践证明，赋予地方适度的土地利用规划决策权有助于贴近公众的需要，实现土地利用规划目标。
2.表达地方发展的合理诉求
赋予地方政府参与宏观调控决策权有利于表达地方合理发展诉求，其理由是：公共物品是分级次的，不同级次的公共物品从提供的效率来看又是不尽相同的。随着地区差异的增大和市场的一体化倾向，中央与地方之间在土地利用规划中呈现出极为复杂的利益冲突，将使规划权力的配置逐步突破中央集权的管理边界。[8]在土地利用规划中，地方政府的价值性被充分张扬，能够充分调动其在地方治理中的积极性，实现地方的主体性和责任性，使其在土地开发系统中依据所处区域的社会经济发展情势，制定符合地方情况的土地利用政策，应对各种现实的挑战，完成土地关系调整的权变。
3.促进地方的制度实验与制度创新
分权改革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地方政府在微观领域内获得了较大的配置资源的权力，地方成为相对独立的行为主体和利益主体。中央政府只有在“中央―地方”这一“委托―”关系中设计“激励相容约束”的制度机制，才可能使地方政府按照自己的期望行事，减少其对策性的道德风险。[9]在土地利用规划领域，我国的土地市场化改革的特点是个针对地方放权让利的过程，也是使地方政府成为“中心”的过程。地方政府土地利用规划试验和试错的方法已经成为土地利用规划逐渐适应新挑战的普遍方法。因为，转型时期土地利用关系的动态性使规划立法一方面由于经验、理性的局限不可能制定得绝对刚性，不得不选择富有弹性的规划立法；另一方面，由于缺乏足够的创新知识，中央政府通常要借助地方政府对土地利用规划制度进行创新“实验”，以便对其加以事后的立法追认或立法调试。
（二）地方土地利用规划权改革的制度设计
1.赋予地方土地利用规划的自治权
根据《城乡规划法》第4条的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在城市总体规划、镇总体规划中合理确定城市、镇的发展规模、步骤和建设标准。”据此，立法需要厘清土地利用规划权纵向配置的各个层级，土地利用规划必须建立在尊重地方自、“剩余权力归地方”的基础之上，只有在土地利用规划政策与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目标相适应，地方政府才会积极配合中央政府土地利用规划政策的实施。
我国幅员辽阔，各地土地资源与利用需求差异较大。土地利用规划应当因地制宜，中央应当适度放权给地方，以便地方政府能够对当地社会经济发展需求做出及时回应。借鉴其他国家的成功经验，我国立法应当加强中央和地方政府共同规划的责任。首先，国家和省级规划应当注重宏观性、战略性，国家规划明确国家宏观战略与目标，提出土地利用规划的原则性问题；省级规划根据国家规划目标与各省实际提出具体的规划条例，国家应给予各省一定的自；地市级规划应注重协调性，具有上下沟通的作用。[10]其次，地方政府规划参与权具体形式分为多个层次，包括中央政府在行使土地利用规划权时应当听取地方政府的意见，这是较低参与层次的形式；地方土地利用规划决策参与程度较高的形式还有参与起草、取得地方政府的同意、组成制定规划的共同组织等。最后，对规划法律中强制的内容，例如生态环境和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规划，地方当严格按照中央政府土地利用规划实施执行；而对于指导性的内容，则可以根据地方不同的情况尊重地方政府的自主选择行使土地利用规划权力。
2.中央与地方规划权力的动态配置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审查办法》第17条规定：“省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应当重点突出下列内容：……规划实施的机制创新。”基于转型时期土地利用规划立法的动态性，2000年国土资源部出台的《土地利用规划实施管理工作若干意见》提出了深入调查研究，搞好试点示范，积极探索实施规划的有效机制和途径，要求各级土地行政主管部门要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和客观情况变化，有针对性地开展调查，研究解决规划实施中的问题。近期要重点围绕实施西部大开发、加快城市化发展、加强生态环境建设等规划实施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搞好规划实施试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可以相应开展规划实施试点工作。
借鉴荷兰规划实验项目的立法经验，立法者应当明确：即使在可以明确、详细规定规划权力的情况下，中央土地利用规划法律也往往要预留一定的制度创新空间给地方。在经济转型期，土地利用规划立法应当采用“宜粗不宜细”，使用委任立法、“空白立法”和“例外立法”技术。这种立法技术的弹性适应了转型时期土地利用规划政策多变性的特点，便于地方政府灵活地行使土地利用规划权。同时，地方实验立法如果出现对社会的消极影响，需要及时纠正，以便保持规划的公平正义。因此，必须保证地方政府土地利用规划权的行使受到中央土地利用规划法律与政策的约束和指引。
3.加强规划中地方与中央的民主互动
实现目标的行政权力与制度的交往权力可以通过一种功能性权力分立而建立起来。因为民主法治国的任务不仅仅在于平均的分配政治权力，而且通过对它的合理化而剥去其暴力性。[11]中央和地方应当按土地利用规划效率原则分配权力，寻找激励和约束配置的最优机制，在地方更具有信息优势和效率时就应给地方更多的规划权力空间。从博弈论的视角考察，中央与地方的协商民主关系实质就是要改变以往的中央与地方“对立”思维，强调二者互动，且在建构公正和互动范式时重视民主原则的作用。民主是手段，互动是目的。通过立法在中央与地方间建立一个集体选择的平台，在这样的平台上，对权力的分配、行使、监督、调整在集体选择规则下的完成行为与权力的选择；各方可以有效地显示地方的偏好，最大程度地协调地方利益与全国利益的冲突。[12]因为中央宏观调控的制度化过程与地方层面的制度化过程经常交织在一起，中央制度与地方制度会不可避免地冲突，这些会对中央制度的执行产生影响。当中央层面对地方层面已经发挥作用并且已经变成制度的方式记录不充分时，就可能发生中央/地方制度的不协调与冲突。查韦斯认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存在五种互动类型，从最协调到最不协调：互补性、适应性、替代性、压抑性和竞争性。[13]在中央与地方土地利用规划权配置方面，如果权力下放到地方，低层级土地利用规划常用来实现它们的土地利益目标，这样就有可能出现地方的目标与国家的目标不一致；或者虽然一致，但是行为却表现出与目标不一致的情况。此时，高层级或上一级的土地利用规划容易被低层次群体所忽视或拒绝，而低层次的土地利用规划即使效力较弱，甚至没有强制措施，也会得到人们的遵守。[14]
基于以上分析，我国立法可以借鉴德国空间规划法中地方分权的立法经验，加强中央与地方的互动和反馈机制，中央与地方在土地利用规划权配置上要注意寻找统一性和多样性这两个同样值得追求的“黄金分割点”。具体而言，地方政府应当保障中央制定的土地利用规划总体目标的实现，中央政府也应当建立与地方政府沟通协商的程序规则，倾听地方政府在土地利用规划中的合理诉求。
注释：
①例如，2013年，青海要完成17.62万套保障房建设目标，上海新开工和筹措保障房总体目标为1500万平方米，江苏确定的保障房建设计划包括新增公租房、廉租房15万套、经济适用房6万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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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篇6
一、形成及其相对封闭性
国土规划数字档案馆管理对象是国土档案，即国土资源部门在日常工作活动中形成的具有保存价值的文字、图纸、照片、声像、实物等不同形式和载体的历史记录①。由于档案类型多样，形态差异大，质地多样，管理国土档案存在一定的困难。20世纪90年代，在国家信息化策略推动下，国土规划部门开始档案数字化工作，建立数字档案目录，使用计算机进行检索利用等。进入21世纪初，目录数据库已经完成，全文数据库不断增多，形成了大量的国土档案，相关管理部门开始建设国土档案管理系统，并不断进行改造、升级，形成了比较成熟的国土档案信息管理系统。近10年来，尤其是在《国土资源信息化“十二五”规划》的引导下，数字档案馆基本建成。如武汉市国土规划数字档案管理系统、山东省济宁市国土一张图档案管理系统、安徽省安庆市可视化城建档案管理系统等结合自身工作职能，称谓“不同的数字档案馆”。目前，全国范围内，国土规划数字管理系统不仅能够满足特定区域内国土资源系统档案管理的实际需求，而且能够满足t级档案信息数据的可靠存储和快速检索，对土地、地质矿产、测绘、综合文书、声像等各大类档案数据进行统一集中管理，实现了国土档案数、图、文“一体化管理”。②近年来，国土档案管理系统通过与GiS技术的结合，形成了“空间库、目录库、图文库”三库合一的数字档案馆管理模式，不仅将电子公文流程形成的电子档案、档案数字化后形成的档案进行统一管理，而且具有统一的档案管理平台和档案利用平台，实现了档案利用的电子化、平台化，初步建成了国土规划数字档案馆。这种数字档案馆，通过与规划部门、土地管理部门、测绘部门等的结合，形成了一个开放的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应该说，从国土档案到国土档案信息管理系统，再到国土规划数字档案馆生态化，是计算机技术、通信技术、GiS等现代信息技术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国土规划管理部门不断创新的结果。然而，目前看来，国土规划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系统，主要体现在：以管理为主，利用为辅；以系统内部使用为主，公共使用为辅；以土地规划为主，与其他部门的结合有限；以区域内利用为主，全国范围内的整体使用尚未形成。也就是说，数字档案馆的功能集中在工作人员对档案信息资源的管理，主要是单位内部国土规划部门使用，面向社会公众、面向其他管理机构、面向全国衔接的统一平台尚未建立，导致了国土资源规划数字档案馆档案信息的“管理”与“利用”和“输出”与“输入”存在着不平衡现象。这种现象的产生，一是因为数字档案馆建设的时间不长，其功能的完善需要时间；二是因为从已有的档案管理系统开发成数字档案馆是一个质的飞跃，这在不少单位并没有清晰的概念。因此，需要充分认识国土规划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的开放性，促进其快速成熟。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是“数字档案馆空间范围内的人与其生存的环境相互作用而形成的统一复合体”，“是用生态系统的概念、理论和方法研究数字档案馆的结构、功能和管理运作”③。据此，国土规划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是一个由人、国土数字档案信息资源、地域环境等要素组成的完整统一体。国土规划数字档案馆作为一个有机的生命体，不仅涉及该生态系统的形态结构，而且存在结构要素及其相互之间的关联，以及工作人员与数字档案馆生存环境之间的相互协调，从而实现数字档案馆档案信息的“管理”与“利用”和“输出”与“输入”之间的平衡。
二、开放性是基本体现
档案馆在社会中是一个独立存在的个体，是社会的一个组成部门，它存在于社会之中，受社会的制约，同时也对社会产生作用，具有社会服务性。档案馆不同于档案室，它保管档案的目的不是为某一单位、某一系统小范围服务，而是为社会各项工作提供服务。它的服务范围大而广，面向社会各个方面，遍及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和公民个人，④这是自19世纪40年代至今档案开放的基本结论。数字档案馆的本质是档案馆。数字档案馆是利用各种信息技术手段将原有的馆藏档案数字化，并收集、采集、捕获有价值的数字档案信息资源，通过网络技术建立分布式、跨地域的有序的档案信息资源管理系统；该系统以数字档案信息资源为基础，以信息技术、网络技术、数字技术、多媒体技术等为平台，以用户需求为根本，提供各种信息服务。⑤国家档案局的《数字档案馆建设指南》⑥指出，数字档案馆的四项基本业务功能“收集、管理、保存、利用”，一旦缺乏广泛的、本机构以外的“利用”环节，便不能称为数字档案馆。基于这种认识，国土规划数字档案馆理应是服务社会大众的档案馆，是大众利用国土资源信息的开放性的窗口。
1.是自然生态系统基本法则
任何一个自然生态系统都是开放的，有输入和输出，而输入的变化总会引起输出的变化。虽然输出并不是立即变化，有时会延迟，但是决不会赶在输入之前。输出是输入的结果，输入是原因和源头，两者呈现一种动态的平衡。⑦信息生态系统中，信息的生产者、传递者、分解者、消费者与外界环境之间的信息交换，构成了一个信息生态循环。⑧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作为人与其生存环境相互作用而形成的统一复合体，与外界环境有着不断的交流，其自身处于不断输入和输出的循环往复之中，通过信息传递和价值转化不断地与外界进行交流，包括机构、人员之间的相互交流与合作，这是自然生态系统的基本法则。
2.是技术发展的必然产物
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范围内“第三次浪潮”的兴起，信息技术对档案工作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对数字档案馆的产生和发展产生了重大的驱动作用。近年来，计算机技术、信息处理技术、信息可视化技术、存储技术、网络技术以及web2.0技术、云计算技术的发展，为数字档案馆的建设和发展提供了技术支撑平台。在一定程度上，数字档案馆是现代信息技术发展的产物，也是集成了众多现代技术的复合系统。国土规划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在建设过程中主要依托3S技术、物联网、arcGiS、webService等先进技术，这些先进技术在国土规划数字档案馆开发应用，本身就是一个种开放性的体现。同时，这些技术不断更新、升级，早期的国土档案数字化也不断发展成国土规划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不仅体现了技术的推动作用，也展示了国土规划数字档案馆的开放性。
3.是落实民生政策的必然要求
自2007年党的十七大召开以来，各级政府部门纷纷将民生问题与部门职能相结合，形成了全社会关注民生、重视民生、保障民生、改善民生新局面。国家档案局颁布的《关于加强民生档案工作的意见》提出，要建立覆盖人民群众的档案资源体系和服务人民群众的档案利用体系。显示了我国在推进政治民主化、打造阳光政府、满足公民信息获取过程中所做出的积极努力，也为进一步发挥档案信息资源社会价值、实现档案信息共享迈出了坚定步伐。国土规划数字档案馆保存有国计民生的重要档案信息。例如，征地文书、土地调查、土地登记、违法占地处理材料等，详细地记录了土地开发利用过程的基本情况。这些信息不仅是确定土地权属的依据，也是征地、处理纠纷的依据，还是土地科学规划利用的依据。从这个角度看，落实民生，也必须将国土规划档案馆设计成一个开放的生态系统。
三、推进实践应用
国土规划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的开放性符合数字档案馆本质与时展潮流，有着坚实的理论基础，也有着广泛的实践应用。
1.应用视角
(1)多目标
不同的使用者，对同一档案信息有不同的使用需求。例如，国土规划数字档案馆的人口信息，可以用作学区规划，也可以用作住房区规划等。档案资源具有多目标的使用特性，从而大幅度地提高了开放国土规划的档案资源的价值。
(2)多内容
国土规划数字档案馆含有丰富的专业化档案信息资源，在开放性的视角下，可以将不同来源、不同载体的档案信息资源进行整合。例如，同一主题下不同载体（纸质和声像）档案进行整合，或透过共同的地理坐标系统将各种不同主题的档案资源套叠，以方便对档案信息的深度挖掘，并逐步形成良好的生态环境。
(3)多途径
国土规划数字档案馆拥有调查、收集、整理的专业档案，是真实、完整、可靠的档案信息资源，为利用土地的不同机构（尤其是政府机构）和个人提供了保障。例如，有关机构进行土地规划、旅游规划、商居土地投入或个人进行土地置换、拆迁补偿等，就可以通过专业数字档案馆的平台进行咨询利用。通过协调“管”与“用”的关系，形成良好的生态平衡。
(4)多范围
公路建设选线、垃圾场选址、工业发展区区位规划等空间选址，均需要利用国土规划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的支持，再配合专业的数据库，整合专家系统，出台建设规划方案，分析各种方案的优缺点，从而使决策的过程更加科学化。国土规划数字档案馆整合了庞大的国土及规划专业档案信息，通过该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不断与外界进行信息交换，有利于未来空间发展。
2.应用重点
(1)与政府部门相结合，实现生态系统的区域开放性
为政府部门规划服务是国土规划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的基本任务。2014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土资源部、环保部和住建部在28个市县开展了“多规合一”试点。⑨随之，其他市县甚至一些省级行政区也陆续提出。究其实质，“多规合一”就是国土规划数字档案馆与政府部门结合，不同的政府机构利用数字档案馆平台，消除原有的市县规划下的自成体系、内容冲突、缺乏衔接协调等问题，以此来提升政府对于土地空间的管控能力，促进国土空间集约、高效、可持续利用和规划管理。国土规划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开放性应用最早体现在政府规划方面。在国土规划数字档案馆建设以前，由于政府部门之间的“信息壁垒”，各种与规划相关的信息无法及时地传送，冲突时有发生。国土规划数字档案馆拥有精准的土地档案信息等资源，通过信息的及时推送，打破了政府部门之间的“信息壁垒”，实现了国土资源与管理机关与政府其他部门之间的信息共享，进而为政府各部门之间搭建起了“桥梁”，形成了节约型的生态系统。
(2)与“智慧城市”相结合，实现生态系统的整体开放性
为“智慧城市”服务是国土规划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功能的拓展。近年来，国土档案管理系统通过与GiS技术的结合，形成了空间库、目录库、图文库三库合一的数字档案馆管理模式。例如，陕西省西安市勘察测绘院建立了规划用地档案管理的GiS系统，科学管理大量征地信息和档案资料⑩；安徽省安庆市城建档案馆通过融合城建档案管理规范、著录规范和GiS技术，研制开发了“可视化城建档案管理系统”；山东省济宁市国土资源局建立的“国土一张图档案管理系统”，实现了国土档案“数、图、文”一体化管理；武汉市国土资源局开发设计了国土规划数字档案馆，初步实现了国土规划数字档案图文一体化查询。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速，我国城市人口激增，交通等问题开始凸显。国土规划数字档案馆为加强城市管理，为“智慧城市”建设提供了框架和基础。“智慧城市”绝不仅仅是实现城市的智能化，还包括人的智慧参与、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等，具有丰富的内涵。国土规划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的整体开放性就是与“智慧城市”建设全面结合，充分展现国土规划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的开放性建设在“智慧城市”建设过程中的重要地位，全面实现档案信息与地理信息、社会信息的融合与共享。例如，与实时路况结合，实现智能交通；与遗产资源结合，实现历史遗产的保护；与旅游资源结合，推动旅游业的发展等。总之，国土规划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与不同行业、系统或空间的结合，创建“互联网+”国土规划数字档案的空间，衍生出基于国土规划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的新平台，从而推动“智慧城市”的发展。
(3)与民生工程相结合，实现生态系统的全面开放性
为民生服务是国土规划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发展的基本要求和最高境界。例如，广州市城市建设档案馆承建的“数字城建档案馆系统”，将科技、文化、医疗、电子商业等领域信息数据库建立互联关系，为丰富传统档案馆馆藏提供线索和可能，并实现资源共享，为公众提供便捷的服务。从民生角度出发，数字档案馆通过档案信息资源集成系统和档案网站构建档案信息总和服务平台进行数字档案信息资源整合和利用，能够打破馆际界限和“信息壁垒”，集成各类档案信息资源，协同各数字档案馆间业务处理，实行统一认证、统一浏览和统一检索，为用户提供一体化的档案信息服务，体现了国土规划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发展的整体趋势。网络环境下，国土规划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开放性建设与当前各种互联网应用相结合，如公众常用的地图软件、出行租车软件以及团购软件等，通过开发国土规划数字档案馆移动应用或平台，创建国土规划数字档案馆微信公众号等方式，将国土规划数字档案馆中的数字档案信息以立体或平面图及文字形式展现在公众面前，方便公众的日常生活，增强国土数字档案信息资源在公众生活中的影响，激发国土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活力，实现国土规划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的全面开放性。
作者：陈胜张萍丁玲单位：武汉市国土资源和规划信息中心
注释：
①林琼.国土档案数字化建设问题与建议[J].中国土地,2015(7).
②李晓燕,范威,陈三梅.济宁市国土资源局数字档案馆建设设计思路[J].国土资源信息化,2013(3).
③金波,汤黎华,何伟祺.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建构[J].档案学通讯,2010(1).
④朱玉媛.档案学基础[m].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
⑤倪代川,金波.论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的功能[J].档案学研究,2013(4).
⑥数字档案馆建设指南[eB/oL].⑦蔡晓明.生态系统生态学[m].科学出版社,2000.
⑧蒋录全.信息生态与社会可持续发展[m].图书馆出版社,2003.
⑨“多规合一”：找准方向绘蓝图[eB/oL]
⑩马骏,贾斌.基于GiS的西安市规划用地档案管理系统[J].测绘技术装备,2002(4).
11.安庆市城建档案馆.安庆市可视化城建档案管理系统通过省科技成果鉴定[J].2003(4).
12.李晓燕,范威,陈三梅.济宁市国土资源局数字档案馆建设设计思路[J].国土资源信息化,2013(03).
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篇7
[关键字] 遥感 地理信息系统 全球定位系统 土地规划管理 应用分析
[中图分类号] p2[文献码] B[文章编号] 1000-405X（2012）-11-45-3
土地规划与管理是指相关的行政管理部门根据当地的自然和社会条件、以及国民的经济发展状况等诸多方面，在该地区进行实施的土地资源经营管理的一种综合性措施。目前，国内外的很多业内人士利用数理统计、运筹学以及控制论等方面的知识进行土地规划管理工作。但是，这些分析的对象只是规划内容中的一部分，很难对其空间范围内进行整体把控。其得出的结论缺乏直观与完整性。随着计算机一级空间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与应用，我国在土地规划与管理方面亦取得了重大进展。其中以遥感技术、地理信息系统以及全球定位系统为代表的测绘技术在土地规划管理中被广泛应用，并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其中常用的规划软件主要包括：autoCaD、cass、mapinfo以及arcgis等等。
1 遥感技术概念及其在土地规划中的应用
1.1 遥感技术
遥感（Remote sensing）简称为RS，"遥"是对RS涉及的空间上来说的，其针对的目标位置甚至可以是在宇宙空间内，距离系统本身位置相当遥远；"感"指的是信息系统，其中包含了目标信息的获取和传输、加工、整理、分析，最后形成可视化的信息系统；遥感的目标可以是地层、矿产、也可以是地质事件；物体本身对电磁辐射的作用特性，遥感技术利用这样特点，根据不同物体的波谱差异达到辨别目标的目的。遥感的具体类型如下图所示：
1.2 遥感在土地规划中的应用分析
土地监测能够有效的掌握土地资源以及使用状况的现状；对土地使用历史以及趋势进行动态分析；揭示土地利用规律；为政府进行土地规划管理提供依据，并反映出前一阶段的工作效果。其对土地规划工作具有重要意义。动态遥感监测则是土地监测的重要方法之一，下面重点介绍一下其在土地利用动态监测中的应用。
土地利用动态遥感监测是，利用遥感的图像处理以及识别等技术，掌握我国耕地或者建筑用地的变化情况，并且，定期的进行信息更新。通过对这些监测数据的汇总分析，掌握耕地、建筑用地的使用变化情况，从而为政府有关部门制定相应的宏观决策提供客观依据。对于一些涉嫌违法用地的目标或者是地区可以采用频繁的日常监测，及时的对违法行为进行惩处，并对某些突发事件的责任认定提供判断依据。在这方面，随着资源一号02C卫星的成功发射，我国应用遥感技术，已经连续12年实施全国50万以上人口城市的土地利用动态遥感监测；历时三年完成了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连续3年每年实施了全国"一张图"工程；连续7年实施全国163个重点矿集区矿产资源开发多目标遥感调查与监测，从而大大提高了国土资源调查和执法监管工作效率。
2 地理信息系统及其应用
2.1 地理信息系统
地理信息系统，简称GiS，是随着计算机的高速发展而发展起来的信息系统。主要由计算机软硬件设备和地理数据以及用户构建而成的，通过对需要的地理数据进行收集、存储、分析等程序，客观的反映出用户所需要的地理信息。其在土地利用、管理以及监测等方面都有着巨大的作用。
地理信息系统的主要特点有以下三个方面：
（1）可以对空间地理信息进行收集整理、管理分析和输出分析结果等工作。
（2）在计算机系统的支持下对空间地理数据进行管理，并能够将空间图形、图像信息以及属性数据加以集成，从而通过GiS软件模拟出地理信息空间的分析方法，这些如果是人工进行的话，会耗费大量的时间和人力，对数据的分析也存在着一定的滞后性。
（3）由于其系统的大量工作都是有计算机完成的，在对复杂的地理系统进行空间上定位以及过程动态分析上面表现出了迅速、准确、高效等优势。
2 GiS在土地规划中的应用分析
土地的规划利用涉及到很多方面，相应的数据质量高而且多。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对土地的需求也在逐渐增加，产生了空间数据更新快而多，这为数据的处理工作带来了严重的负担，GiS的加入，为降低土地管理工作量带来的契机，其凭借着自身优势，使得管理工作变得轻松许多。利用GiS建立起土地利用空间的信息系统，可以对土地的整体规划提供详尽的客观资料；利用其分析处理能力，可以对土地的利用现状进行分析并建立相应的数据库，便于日后的工作人员查阅并建立规划和预测模型；可以对已有的规划设计结果进行分析，有利于以后的进一步优化工作。目前，地理信息系统在土地利用规划方面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规划前期土地适宜性评价、土地利用现状变更调查、土地利用规划布局优化、土地利用规划信息系统建设、土地利用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土地利用规划动态管理。
3 全球定位系统及其应用
3.1全球定位系统
全球定位系统（navigation Satellite timing and Ranging/Global position System）简称GpS。其具体的含义就是导航卫星测时和测距/全球定位系统。其将卫星和通信技术有机的结合起来，利用导航卫星进行测距和测时等工作。随着技术的不断改进，其应用范围越来越广泛，例如我们常见的汽车导航等等。近些年，GpS在土地规划利用方面的应用也越来越广泛，其优势也逐渐凸显出来。
3.2 GpS在土地规划中的应用分析
GpS在国土资源的实地测量、更新调查、动态监测以及数据管理中，应用十分广泛。与传统的管理方法相比较，其对工作的限制条件少，测站之间无须通视，并可以不间断监测；携带方便，容易操作；测量的精度相当高，并且，成本较低，对经常变化的土地利用数据获取非常适合；其测量的结果呈现的是三维数据，可视性强等等。在国土的测量方面，GpS RtK实时动态定位技术能够将每一块土地的界址点准确到厘米的精度测量出来，并将GpS获取的数据整理之后录入到成图系统，从而获得精确的地籍图。在国土调查中，我国借助与VRS网络，利用GpS的实时定位，成功实现了无人控制点测绘，大大的缩减了外部作业的工作时间；在国土监督管理方面，传统的测量方面很难对荆棘满山的矿山进行准确测量，利用GpS就可以做到对这些矿产资源的日常监管工作。
4 3S技术在土地规划中的融合运用
如今，3S技术发展前景广阔、速度突飞猛进。地理信息系统（GpS）技术总体上正朝着网络化、开放性、虚拟现实、集成化、空间多维性的方向发展；遥感（RS）技术总体上正朝着数据获取多平台、多传感器、多角度和高空间分辨率、高光谱分辨率、高时相分辨率以及利用多时相影像数据自动发现地表覆盖的变化趋向实时化；随着载波相位差分技术（Rea1timeKinematiC）简称RtK技术的进展以及多系统兼容和采用先进的抗干扰技术，全球定位系统（GpS）定位精度越来越准确、采集空间数据速度越来越快、操作越来越简捷。3S技术在各自迅速发展的同时，也趋向于相互之间的集成与融合。这三种空间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尤其是在农村的土地规划以及数据库的建设方面。
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作为一项重大的国情国力调查，目的是全面查清目前全国土地利用现状，掌握真实的土地基础数据，满足社会经济发展及国土资源管理的需要。农村土地调查是二次调查的重要任务，其以查清土地利用状况为宗旨，为国土资源日常管理和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农村土地调查数据库建设实施要求明确指出以GiS为平台，能满足矢量、栅格和与之关联的属性数据管理，具有输入、编辑、查询、统计、汇总、制图、输出及更新功能。苍穹国土数据处理系统（以下简称苍穹）是北京苍穹公司专门针对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土地利用数据库建设开发的，支持各种大型关系数据库，支持多种格式数据的整理、入库及变更工作，具有强大、灵活的数据编辑、拓扑处理、空间分析等多种功能，在全国许多地区被广泛采用。
青河县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东北部，阿尔泰山东南麓，总面积为1.57万km2，是一个典型的农牧结合县。县域内大部分地区为山区、草场及戈壁，农区占全县面积较小，多分布在沿河谷地带。全国第二次土地调查办公室共下发青河县影像240幅，其中1：1万影像177幅，采用2007年6月quickbird数据，影像分辨率为0.61m，覆盖了绝大部分农区；1：50 000影像63幅，采用2006年8月spot-5多光谱数据，影像分辨率10m。其拥有的土地利用数据库是在严格按照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有关规定的基础上，利用苍穹软件建立起来的。数据库的建立，为以后科学编制土地利用规划，有效实施土地用途管制，严格落实各项耕地保护措施，确保土地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提供了根本依据。
5总结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高速发展，城市的规模和数量逐年增大，而由此带来了城市规划问题也逐渐的凸显出来，城市为了容纳更多的外来人口，大量的绿地变为了高楼，周边的工地也成为了工业园区，这些表面看起来增添了城市的繁荣，但是，由于在开发的过程中，没能制定出科学、合理的规划设计，城市的格局完全处于混乱状态，这对于城市的可持续发展非常不利。通过对这些问题的分析我们发现，其主要原因就在于相关部门在土地规划管理过程中，对土地的具体信息的掌握情况不能做到准确、及时和系统化，从而无法正确的进行数据整理分析，再加上所使用的技术较为落后，无法在当时的条件下，真正的实现土地调查、分析的准确、及时。测绘技术的高速发展，为实现这一目标带来了契机，在新技术的参与下，目前，我国的土地规划工作在土地动态调查、勘测以及规划设计等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这为我国的土地规划工作效率和质量的提高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并且，在实践中也验证了测绘技术对土地规划管理的重要性。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测绘技术的不断发展，我国的土地规划工作一定会更加的科学、合理，进而促进我们尽快的走向可持续发展道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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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金芳芳，张菲，黄明宏.土地利用与管理中信息化测绘技术的运用[J].今日科苑，2011，02
[4] 李明远，张彤，李世贵.数字化测绘技术在白山市城区地籍变更调查的应用及其经验[J].测绘与空间地理信息，2010，04
[5] 王振，冯树辉，王会.测绘技术在开发区土地利用现状与潜力调查工作中的应用[J].国土资源，2010，07
[6] 陈柱.浅谈数字化测绘技术在地籍测量工程中的应用[J].价值工程，2011，12
[7] 李鸿儒.测绘技术在土地资源调查及监测中的应用[J].赤峰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 2008，02
[8] 李延国.测绘技术在土地利用现状与潜力调查工作中的应用[J].China's Foreign trade，2011，24
[9] 肖刚，罗高.测绘新技术及其在土地管理中的应用[J].科技信息，2011，13
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篇8
关键词：城市规划；发展；建议
一、前言
城市规划工作有很强的整体性和综合性，和其他领域的改革一样，城市规划的改革是一个艰巨的系统工程。改进和完善我国的城市规划制度，逐步建立和形成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工作框架，需要在正确认识城市规划作用和地位的前提下，运用综合的手段，从经济、法制、行政、技术等多个方面入手，并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积极尝试，不断探索。
二、对城市规划作用的思考与认识
在我国城市规划制度创新过程中，这一问题之所以显得更为重要、更为迫切，原因在于，观念的创新是制度创新的灵魂，城市规划工作能否在不断变化的社会政治环境中有一个正确的定位，规划观念的转变以及规划制度的创新能否保持一个正确的方向，这与我们对城市规划作用的认识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对城市规划作用的正确认识首先必须在城市规划界建立起来，只有这样，才能为城市规划制度创新奠定思想基础。
2.1城市规划对国家发展的作用
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城市占据着主导的地位。在快速城市化的大背景下，在科学合理的城市规划的指导下，我国城市将迎来史无前例的大发展时期，并将推动国家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和空间结构发生深刻的变化。
城市规划是国家对城市发展实行宏观调控的重要依据和基本手段，是国家调节城市和区域经济的一种直接或者间接的工具。在市场经济下，基于对可能的“市场失效”的认识和预设，国家从全社会的整体利益出发，可以通过城市规划对土地使用的管理来干预土地市场的运作。城市规划在调控土地使用和空间资源配置的过程中，体现了国家和政府干预和调整宏观经济发展的意志，因此城市规划本身可以说是一种具有经济意义的活动，可以成为宏观经济的调节手段之一。当然，城市规划对经济关系所起的作用是调节，而不是修正和变革，其发挥作用的空间是限定在特定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框架之中的。
2.2城市规划对城市发展的作用
城市规划体现了城市的整体利益和公共利益。在城市发展中，城市规划的作用首先表现为对城市各种功能安排、各个利益集团需求的综合平衡作用。
在城市的层面上，作为城市发展的指引和“蓝图”，城市规划要确定城市在一定时期内的发展目标、发展方向、发展战略以及空间架构，因而对城市的整体水平和综合竞争力以及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提升，都是极为重要、不可缺少的。同时，城市规划是编制―实施的连续统一体，规划编制的文件是建设管理的依据，建设管理是实施规划的主要手段和途径，通过对具体建设项目在选址和建设过程中重要环节的管理，达到控制和引导城市发展的目标。在城市建设和实施管理层面，城市规划对土地使用施加的作用，可以分为四种类型：
(1)控制作用：这个作用是城市规划建设管理的主要特征和在社会中形成已久的认知，也是现代城市规划最初的作用。在开发管制实践中，规划管理工作对控制作用的体现是主要的。关注如何能够加强控制，这实质上反映出对城市规划社会作用的基本理解。
(2)引导作用：对有益于改善城市物质环境、有益于形成城市空间秩序的行为给予激励，从而能够更加明确地引导城市建设的方向。引导作用反映了城市规划较为灵活的管理机制，在不损害原则的前提下，激励措施可以加强规划的引导作用，对城市规划的控制效应起到积极的补充作用。
(3)整合作用：城市规划以城市的整体利益和公共利益为准则，对城市土地使用中存在的矛盾进行调节，其实质是对冲突各方利益的平衡。城市规划所具有的综合作用是建立在自身没有直接开发建设利益的基础之上的，因此，需要通过城市规划对土地和空间资源的分配做出判断，使得冲突各方的土地使用活动能够有效纳入到共同接受的规则中来。由此而言，城市规划在价值观和角色定位上超然于利益冲突的各方，是有效发挥城市规划整合作用的基本前提。
(4)保障作用：对于关系到公共物品、低收入者住房以及那些在社会价值和目标方面有特别意义的土地使用活动，给予土地和空间资源分配方面的优先考虑，通过城市规划的途径对空间资源进行有效的再分配，促进社会分配的公平。保障作用实际体现了政府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是一个社会财富再分配的过程，目的是使城市发展能够兼顾到各种利益。所以说，城市规划是一种重要的公共政策，不仅要体现政府政策具有的效率，而且要尽可能兼顾和体现政策的公平性。城市规划正是通过控制、引导、整合、保障这四种作用，才使得城市土地使用活动能够既有效率，同时又体现公平，能够符合城市规划所确定的目标。通过城市规划的管理，可以调节各种土地使用活动中的利益冲突，使得土地使用活动的各个主体间的相互作用能够物化为城市空间系统的结构和形态，这构成了城市规划作用发挥的基本逻辑路线。
2.3城市规划有效作用的标准
城市规划是否正确体现国家整体发展的利益，是否能够服务于城市的整体利益和公共利益，是衡量城市规划作用有效性的重要标准。在实际工作中，许多城市的政府将发展经济作为根本的目标，城市规划部门的工作也在围绕这个目标开展，为了吸引投资，往往不仅简化城市规划审批的程序，同时也在放松规划条件，强调市场的效率，忽视了对城市整体利益和公共利益的考虑，造成公众对规划工作和政府工作公正性的怀疑。因此，有必要明确的是，城市规划作为一种政府行为，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不仅要考虑对城市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更要有综合的观念，在社会、经济、政治、环境效益方面全面权衡，保障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在看待城市规划作用是否有效的问题上，要建立起一个较为完整科学的认识，避免由局部工作中的得失来判定整体上的作用;此外，从根本上来说，体制问题对城市规划地位作用的影响是非常显著的。
2.4城市规划作用的有限性
城市规划实质上是城市发展过程中控制目标偏离的一种作用机制，其技术核心是控制城市土地使用及其变化，以此来调整或建立城市空间系统的秩序，使之符合社会的利益选择和价值导向。应当看到，城市规划只是整个社会发展计划中的一部分，它有自己的作用对象和活动范围，即主要针对的是土地使用的管理，所以城市发展的某种结果无论理想与否，都不应当是城市规划所能决定的，城市规划的作用会表现出一定的有限性，以城市发展中出现的负面问题来判定城市规划的失败是不妥当的，认清这一点非常重要。对城市规划的作用既不能低估，也不能过分夸大，而应当有一个客观的认识。
在规划实务界，对规划的认识也是有一定局限性的。在实际工作中，通常将城市规划作用形象地比作“龙头”，这只是表明了在建设决策和实施过程中城市规划所处的位置是一个统率和综合的环节，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城市规划，两者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作用的关系，城市规划作用的发挥是建立在合乎整个社会、经济、政治发展规律，并且正确把握和顺应这些规律的基础之上。
因此，城市规划界对于城市规划作用应当有一个客观的认识和理解，要澄清现今很多的模糊认识，防止各种夸大其辞的做法，太高的目标以及不严格的表达会造成认识混乱和集体的失落感;但同时又要在体制中积极地争取合理的位置和权限，以更有效地发挥自身的作用。
总的来说，虽然城市规划的作用是有一定限度的，但是城市规划对现实问题的关注并不排斥它所具有的理想性，它贯穿了城市社会实践的不同层次，在社会行动的过程中，从思想层面到实施层面都有一套机制来保障其基本思想、原则得到贯彻。
三、推进我国城市规划制度创新的若干建议
3.1明确认识，充分发挥城市规划的综合协调和宏观调控能力
随着国民经济持续稳定的发展和改革的进一步深化，随着区域统筹、城乡统筹等宏观政策的进一步落实和引导，今后一段时间将是我国城市发展的关键时期，对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关系重大，将会直接影响和决定我国城市的整体水平和综合竞争能力。在科学发展观的框架指导下，高质量地实现建设目标，改善城镇环境质量，同时有效地保护耕地，促进社会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摆在城市规划工作者面前的任务。在这一过程中，城市规划的地位和作用将日益突出，必须重新正确认识;应当借鉴和学习传统市场经济国家将城市规划作为政府重要调控手段的成功经验和有益做法，使城市规划真正成为国家对城市发展实行宏观调控的重要依据和基本手段。
此外，城市规划工作直接关系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健全的城市规划制度不仅可以实现对资源的保护，而且可以促进资源并不意味着城市规划在城市发展中能够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因为城市规划所直接作用的城市的各种要素，其发展演变并不都是城市规划所能直接决定的。城市规划为城市发展提供了空间的政策框架，使城市功能在空间上的扩展更加有序，而这种秩序的设定却是由城市发展过程内在的社会、经济、政治的机制支配的。事实上，城市发展又的增值，维护资源的永续利用，保障资源利用收益的公平分配。因此，城市规划问题丝毫不亚于土地和环境问题，必须把城市规划工作提高到与土地、环境问题相当的地位来认识。
3.2转变观念，确立城市规划工作的指导思想和整体思路
在城市化进入加速发展的阶段，我国城市的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复杂性，现阶段既是黄金机遇期，同时又是矛盾多发期。城市的发展与经济社会环境的关联日益密切，城市化的推进将直接导致城市乃至国家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和空间结构发生深刻的变化。在这一背景和趋势下，必须积极、主动地推动城市规划的制度创新。在整个规划工作的指导思想和发展思路上，必须跳出传统的思维和认识框架，转变观念，避免把城市规划简单地等同于城市建设;必须认识到城市规划不同于工程设计，不能认为规划编制完成之后“按蓝图实施”就行;必须跳出工程技术或建筑学的狭隘思路的局限，自觉接受法律、行政、经济、社会等知识的交叉渗透。在实践中，要努力转变城市规划工作的思路和观念，改变“重编制轻管理、重技术轻政策、重行政轻法制、重建设问题轻土地问题”的传统思维定势，重视规划的实施管理问题，重视规划的公共政策属性，重视土地的调控问题。
3.3尽快建立和完善我国的地域空间规划体系
作为城市规划制度创新的一个根本性目标，从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角度出发，必须尽快建立和完善以国土规划、区域规划和城市规划为中心的地域空间规划体系，加大中央政府宏观规划事权的控制力度，以切实加强整个地域空间规划的综合协调职能，加强国家对区域和城市在地域空间规划方面的宏观调控管理，确保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规划)在空间地域上落到实处。
3.4从改进和完善规划编制体系入手，持续推动城市规划制度的创新
我国城市规划的制度创新是一项系统工程，其工作必然千头万绪，并要求综合统筹地考虑问题。由于编制技术体系是城市规划的核心制度，因此基于规划实践的实际要求，首先要加强和改进城乡规划的编制工作，从规划编制体系入手，对城市规划编制的层次类型、阶段划分、技术要点等内容加以改进，按照城市规划编制技术体系创新的基本思路，对各层次规划的任务、内容等作出界定，即先从核心制度干起，推动整个城市规划工作的变革，逐步建立起适应市场经济要求、与国际惯例接轨的城市规划制度框架和体系。
城市规划是政府管理城市、指导城市发展和建设的基本手段，规划编制目的是提供政府管理城市土地使用和建设活动的行政依据，规划编制体系是政府实现发展目标和管治意图的基本平台，要实现城市规划制度的创新和完善，前提是要建立适应我国城市发展实际并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科学合理的空间规划体系。因此应当坚持以规划编制体系的改进和完善为突破口，逐步有序、持之以恒地推进城市规划制度创新工作。
3.5减少自由裁量权力，逐步推行和建立以通则审批控制为主导的开发管制制度
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篇9
关键词：地下空间 所有权 利用权 法律构想
一、引言
所谓地下空间利用权，是指权利人依法利用地表以下一定范围的空间并排除他人干扰的权利。作为一种自然资源和社会财富，土地是人类赖以生存繁衍的生活载体，也是人类社会得以发展的物质前提。因此，对土地进行利用并建立相关的法律制度既事关一国的经济发展，又映照其上层建筑的完善程度。随之科技的进步，人们对土地的利用逐渐从地表延及地表上空，而后延至地表以下。19世纪末20世纪初，空间权（包括地上空间权和地下空间权）作为一项崭新的权利类型在美国、德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继出现，现已为大多数国家法律所承认。反观我国的土地立法，目前尚无关于地下空间权的统一法律规范，这与蓬勃发展的土地利用现状格格不入。因此，构建我国的地下空间权法律制度势在必行。
二、地下空间利用权产生的动因和法律特质
（一）地下空间利用权产生的动因
1、地下空间利用权产生的社会物质动因
科学技术的发展所带来的土地立体化开发利用的客观需要是土地权利理念更新、“地下空间利用权”作为一项全新的财产权得以产生的动因。人类利用土地的程度和范围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尤其是建筑技术和建筑材料的发展水平。19世纪工业革命以前，人类对于土地的利用，一般以地表平面利用为主。工业革命的完成，使人类社会生产力获得巨大进步，使得土地由平面的所有与利用转向立体的所有与利用。各国工商业经济由此兴旺繁荣，进而促成世界城市化进程迅猛发展，使城市土地资源日益稀缺和珍贵。城市土地资源的稀缺性与此间土木建筑技术的进步，使人类对于土地的利用扩及于空中和地中，这就是土地的立体利用。地下铁道、地下街、地下停车场、上下水道及排水沟等如雨后春笋般兴起。地下空间不再附属于地表，而成为具有独立价值的物。因之，对地下空间的利用用法律形式加以规范便成为社会发展的必然。
2、地下空间利用权产生的理论动因
在传统的土地法理念和土地法制度下，土地所有权效力的范围是以地表为中心而有上下的直接支配力。换言之，土地所有人除对地表有支配力外，尚对土地之空中和地中有法律上的支配力。作为土地所有权客体的土地于物理上虽可区分为地表、空中及地中三部分，但在法律制度与社会观念上，仍是将三者视为一个整体。这种绝对的土地所有权理念直接导致了权利滥用。土地私有的独占性、排他性与土地利用的公共性之间的矛盾激化，国家开始对土地所有者的空间使用权实施限制。[1]相对土地所有权的概念及相关立法应运而生，为地下空间利用权提供了法律依据和理论基础。
（二）地下空间利用权的法律特质
1、 权利客体具有独立性和容纳性。
空间“因其系离开地表，在地上之空中或地下之中的空间里具有独立的支配力，因而与传统土地所有权之以地表为中心而有上下垂直的支配力不同。”[2]换言之，特定于地表之下一定范围的空间可以从地表游离出来并为人们所开发利用，如建造地下商场、游乐园、地铁等，具有一定的经济价值，且可通过登记的方式确认其范围，并为权利人独立支配，成为物权客体。
地下空间是一种三维立体空间，具有容纳性。特定的地下空间并不会因人们的使用、开发而减少或消耗。人们可根据自身需要在其间进行生产和生活，或构建建筑物，或铺设管道，或堆放物品，这些活动都不引至空间的减损。
2、 权利内容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
马克思主义认为，“价值是客体对主体需要的满足”。一种商品之所以具有价值，是因为其凝结了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地下空间作为客观存在的自然资源，能为人们所发现、占有和利用，无疑具有使用价值；当空间作为一种资源被人们所开发利用时，因其消耗了一定量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凝聚了无差别的一般人类劳动，故具有价值。又因之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可通过一定量的比例与其他商品相交换，具有交换价值，地下空间权利人可借以将其有偿出让、出租或转让。
3、权利取得方式的特殊性。
地下空间是基于一定的地表而存在的物质载体，可从长、宽、高三维加以确定；同时，由于其具有体积的固定性，可视为不动产，故，其取得方式得遵照关于不动产取得的相关规定，即以登记作为权利确认、公示公信的唯一合法方式。
三、地下空间利用权在国外的立法状况
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了适应和保障地下空间的发展需要，在政策和立法上都有许多明确的规定，并且在实践中得到不断完善。这里仅以美国、德国和日本为例。
（一）美国
就法律传统而言，美国法虽属英美法系，但其传统的包括不动产在内的财产法制却继承了罗马法，从而认为土地所有权的范围“上达天宇”、“下及地心”，而且不承认土地上的建筑物为单一的独立不动产。然而，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飞机发明之后，美国法律界不得不承认，在保护土地所有人的合法权益的同时，在不妨害土地所有人的限度内，飞机等有在他人土地上空飞行的权利。[3]这样，所谓土地所有权“上达天宇”，“下及地心”的法律原则便被打破，土地所有权的有限性原则获得确立，这就为后来美国进行大规模的城市土地的立体开发运动奠定了法律基础。
进入20世纪20年代以后，由于城市人口急剧增加，美国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城市土地的立体开发与利用时期。这一时期，让与、出租某一被规定上下范围的地上、地下空间，以获取经济利益的现象不断发生。这种以空中之一特定“断层”为客体而成立的权利，被称为“空间权”（空中权）或者 “开发权”（Development Rights）
1927年，美国伊利诺斯州制定《关于铁道上空空间让与与租赁的法律》，是为美国法制史上有关空间权问题的第一部成文法。1958年，美国议会作出州际高速道路（inter State High way）的上空与下空空间可以作为停车场使用的决定，空间权概念由此被广泛传播开来。1970年，美国有关部门倡议各州使用“空间法”这一名称来制定自己的空间权法律制度。1973年，俄克拉荷马州率先完成立法，此即著名的“俄克拉荷马州空间法”（oklahoma air space act）。该法集有关空间权领域的判例与研究成果之大成，详细规定了空间权制度，美国现代空间权制度，莫不深深地打上了该法的烙印。
（二）德国
德国有关空间权问题的最早立法见于1896年《德国民法典》第1012条：“土地得以此种方式（地上权方式）其他权利，使因设定权利而享受利益的人，享有在土地、地上或地下设置工作物的可转让或可继承的权利”。可见，《德国民法典》上的空间权制度，实质仍不过为空间地上权制度，即以保有建筑物或其他工作物为目的而使用他人土地空间的权利。但是，由于德国民法典对于包括空间地上权在内的全部地上权的规定仅设有6个条文，因而每每发生不敷使用的状况。有鉴于此，1919年1月15日，德国单独制定共计39个条文的《关于地上权之命令》（Verordnung uber das erbbaurecht），史称“地上权令”。[4]依此“地上权令”，德国空间权制度得到了极大的完善。
（三）日本
1956年，日本私法学会第18次会议集中讨论了“借地借家法的改正问题”这一主题，这次会议实际上是为日本在立法上确立空间权制度作理论上的准备。1966年，日本修正民法典，在第269条之2追加规定空间权（区分地上权）制度，此即日本现行空间权制度。第269条之2第1项：“地下或空间，因定上下范围及有工作物，或以之作为地上权的标的。于此情形，为行使地上权，可以以设定行为对土地的使用加以限制”。②据此规定，可知日本民法典上的空间权，就是指以他人土地空中或者下空的某一特定断层空间为客体而成立的特殊地上权，即区分地上权。区分地上权的客体，为空中或地中的某一特定断层空间。为配合这一区分地上权的规定，日本不动产登记法第111条第2项还特别规定了设定区分地上权的登记程序。依该法第111条第2项，设定区分地上权时，除须登记设定目的、存续期间及地租金额外，还须登记空中或地中的上下范围，及有关土地使用的限制性约定等等；就登记的效力而言，此登记为区分地上权的生效要件，亦即非经登记不生区分地上权的效力。
虽则各国立法并未明确提出“地下空间权”或“空间地下（上）权”的称谓，然而，地下空间权制度的客观存在及相关概念的提出，无疑是对传统物权概念的革命，为地下空间开发的进行乃至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
四、我国地下空间利用权的立法现状及简析
目前，我国关于地下空间利用方面的专门立法尚属空白，仅存在相关的单行法及一些地方性法规。如1996年10月29日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防空法》，上海市人大通过的《上海市民防条例》、《上海市规划条例》、《上海市民防工程管理办法》等。建设部于1997年10月27日颁布了《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管理规定》，专章规定了城市地下空间的规划、工程建设及工程管理，为加强对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的管理，合理开发城市地下空间资源提供了法律依据。时下正在进行的地下空间立法主要有深圳市规划国土局起草、申报的《深圳市地下空间使用条例（送审稿）》和上海市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管理立法研究课题组起草的《上海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管理办法（草案）》。
勿庸置疑，我国当前地下空间利用的立法正一步步趋于完善，一些较为突出的法律盲点正逐步得到祢补，这为我们合理利用地下空间资源、界定地下空间产权关系、促进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然而，同样勿庸置疑的是，这些立法仍明显滞后于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的发展实践，无法满足日益发展的开发地下空间的社会需求。因此，构建我国具有前瞻性、行之有效的地下空间利用法律体系乃当务之急。
五、构建我国地下空间利用权法律体系的具体设想
（一）法律前提
我国《土地管理法》规定了土地所有权的公有性质，即土地只能属于国家或集体所有。与此相应，笔者认为，地下空间利用权立法也应遵从这样一个法律前提：地下空间所有权的国有性质。明确地下空间所有权的国有性质一方面与现行的法律法规相吻合，另一方面，在操作上可确保土地统一规划及其分层次合理利用。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同一块土地的使用者而言，其对土地的使用本身即包括了对地表上下一定空间的使用，也就是所谓的“土地对空间的吸附”。国家对地下空间的分层次利用不能妨碍原土地使用人依法定用途而对地下一定程度空间进行的合理利用，如打地桩、建地下车库等。因此，立法上应明确土地使用人享有的依附于土地使用权的地下空间范围，即，将地下空间利用权的标的限定为土地使用人依法定或约定而为合理使用的地下空间之外的三维空间。
（二）关于地下空间权的登记
笔者以为，地下空间权本质上属于不动产用益物权，其权属确认、变更、消灭等皆须遵从房地产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关于不动产物权变动的规定。有学者认为，地下空间是一种特殊物质，难以从法律登记上确定其范围（包括深度、宽度和长度）。事实上，只要明确土地使用权吸附地下空间的范围，地下空间利用权的范围即可确定。而这种产权划定在目前的建筑技术支持下是完全可行的。我认为，可借鉴《深圳市城市地下空间使用条例（送审稿）》的做法，认定：地表土地使用权已出让或划拨的，并批准建设建筑物、附着物的，视为土地使用权人已取得该宗地表以下至建筑物、附着物的最深基础平面以上的地下空间权；除此以外的地下空间由政府依法出让。地下空间利用人要取得一定的地下空间，必须交纳一定数额的出让金，并进行登记，领取《地下空间利用权证书》，其对地下空间的利用不得超出登记范围，也不得妨碍土地使用权人行使其权利。
（三）关于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的管理部门
在如何确定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的管理部门的问题上，存在如下几种不同主张：
1、在成立统一的不动产登记机构的基础上，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以下统称“省”）规划局管理地下空间规划，省建委管地下工程的建设与管理，省民防办管民防工程的规划、建设和管理。
这种方案的优点在于既尊重现状，即目前地下空间的规划，地下工程的建设与管理是分别由上述部门进行，又在体制上有所突破，避免了地下空间权的登记与发证之争，有利于实现政府职能转变。这种方案的缺点是牵涉的范围比较广，难以在较短时间内完成。
2、授权省民防办作为地下空间的主管部门，扩充省民防办的管理范围，使省民防办作为地下空间权的登记、发证机关、地下工程规划的主管部门，地下工程建设的主管部门和地下工程管理的主管部门。
这种方案的优点在于充分尊重我国地下空间开发起源于人民防空的需要。但是，省民防办对民防工程的专业管理与对所有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的综合管理毕竟不同，同时，某些省级政府（如上海）颁布的城市规划条例（如《上海市城市规划条例》）也明确规定，城市规划和建设应当坚持综合开发利用地下空间的原则，实际上是将地上空间的规划权赋予了省规划局，因而，授权省民防办对地下工程的规划管理也还存在着法律上的障碍。
3、在将地下工程区分为民防工程和一般地下工程的情况下，由省规划局负责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的综合规划管理及一般地下工程的详细规划管理，省建委负责一般地下工程的建设、管理，省房地局负责一般地下工程的登记、发证管理，省民防办负责民防工程的规划、建设、管理以及民防工程的登记、发证管理。
这种方案的优点本身就是其缺点，即迁就现有管理体制、调整幅度不大，易为各方面接受。
笔者认为，从操作性上讲，第三种方案更具科学性。
（四）关于土地使用权人开发地下空间的优先权问题
土地使用权人开发其土地下的空间，与其他申请开发这一地下空间的人相比，是否具有优先权？一种观点认为应当具有优先权，其理由是空间权是土地权的延伸，且这样容易处理相邻权问题，或者说是容易处理相邻关系问题；另一种认为不应当具有优先权，其理由是地下空间权是一种有别于土地权的物权，对地下空间的开发利用在存在多个申请人的情况下应当通过招投标方式解决。我们认为，原则上土地使用权人对其地下空间的开发、利用并不具有优先权。因为土地使用权的行使有其特定的空间范围，亦即规划批准的建筑范围（包括地面使用面积、底下使用深度和地面建筑高度），除了这一特定的空间范围，都与土地使用权没有法律上的所有与使用关系。因而，作为一种有别于土地使用权的地下空间权，土地使用权人对其地下空间的开发并不具有优先权。但应当根据具体的情况作出具体分析，如果房地产权人建设地上地下连体建筑或者房地产权人在已建地下工程的情况下再开发地下空间，显然以优先考虑房地产权人为宜。
② 《日本民法典》第269条之2第1项的地上权实质是指区分地上权，而非真正意义上的地下空间权。
参考文献：
[1] 王卫国、王广华主编。中国土地权利的法制建设，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6月第1版，149.
[2] 温丰文。空间权之法理，法令月刊，第39卷第3期。
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篇10
【关键字】：城乡；土地；地理信息系统；设计
【abstract】thisarticlethroughtothegeographicinformationsystemresearch,findoutoflandandresourcesinourcurrentinformationworktheinsufficiency,establishurbanandrurallanduseintegratedinformationsystem,andanalyzesthegoalandprincipleofthesystem,andputsforwardthegeneralideaofsystemdesign,forthedevelopmentofurbanandrurallandusetoprovidethetheorybasis.
【keywords】:urbanandrural;land;Geographicinformationsystems;design
中图分类号：F30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引言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的非农建用地逐年增加，而耕地面积在逐年减少，土地的供需矛盾愈加突出，土地的供给已经成为限制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因此，如何对我国的土地进行合理规划和管理，如果对土地利用进行宏观调控和管制显得愈加重要。
2.地理信息系统
2.1地理信息系统的基本概念
地理信息系统（GiS）是用于回答地理学问题的科学、工程、艺术的总称，通过计算机创建和描述地表的数学表达形式。
地理信息系统包含的主要内容有：
（1）空间数据模型；
（2）数据的分享、应用和分析；
（3）数据的显示和输入输出；
（4）数据的存储和处理；
（5）相关的计算机软件；
地理信息系统的空间数据表示形式主要有两种：
（1）专门位置表示法；
（2）列名位置表示法。
专门位置表示法可是表示小尺度空间的点或者抽象表示大尺度空间的点；专门位置表示法可是表示有规则的面和具有线性特征的线；并且专门位置表示法还可以表示不规则形状的多边形。
列名位置表示法主要用于表述名称、编码。列名位置表示法并不能完整的表述地理实体的实际空间位置，而只是表达实体的偶然联系和组合。
如果按照地理信息系统的内容对地理信息系统进行分类，主要可以分为以下三大类：
（1）区域信息系统（RegionalinformationSystem）；
（2）专题信息系统（thematicinformationSystem）；
（3）地理信息系统工具（GiStool）。
2.2地理信息系统的构成
地理信息系统主要由软硬件系统、地理空间数据和应用模型三方面构成。
地理信息系统的硬件环境主要包括计算机主机、输入输出系统、存储处理系统和数据传输系统组成。软件环境主要包括系统软件、其他支撑软件和计算机应用程序组成。
地理空间数据包括空间数据和非空间属性数据。空间数据主要由用于标识地理信息系统空间位置的几何坐标和表示点、面、线、网等关系的拓扑关系组成，实现地理空间数据的录入、编码、转换格式、存储管理、模型分析和查询检索等功能。地理信息系统的检索、分析主要由地理信息系统的属性来操作完成，这就是由非空间属性的定性（类型、名称、特性等）和定量（长度、面积、人口数量等）非几何属性来完成的。
图2-1集成数据库信息提取操作示意图
图2-1为地理信息系统集成数据库信息提取操作示意图，这就是地理信息系统构建应用模型的一个简单示例。
2.3地理信息系统的功能及应用
地理信息系统可以实现数据的采集和输入、编辑和更新、存储和管理、显示输出以及空间查询和分析。
其中空间查询和分析是地理信息系统的核心，是其有别于其他信息系统的本质属性，它主要是通过一定模式的各种数据运算，包括关系运算、数学运算、逻辑运算和函数运算等来实现数据查询检索、数据综合分析、数据操作运算等功能，可以提高系统评鉴、决策和管理的能力。
我国现行的国土资源信息化工作基本是针对某一具体应用，无法实现土地规划信息的综合管理和规划业务的统一调用，实际上是形成了“信息孤岛”问题。GiS在数据挖掘与数据库管理方面具有很大的优势，对于提高土地科学管理的水平具有十分重要意义
3.城乡土地利用规划集成信息系统设计
3.1系统目标与原则
城乡土地利用规划集成信息系统的目标主要有三个：
（1）构建完整的土地利用规划集成的数据库，建立多元数据存储处理机制，实现现行的DwG/DXF、Shapefile/Geodatabase、exeel、mpJ、access、word、影像图等的多元数据格式的统一管理、存储、处理。
（2）建立一个科学、可扩展性强的集成信息系统，完成城乡土地利用一体化的规划平台，整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土地利用专项规划系统，提高土地利用规划业务的规范化程度和自动化水平，为国土资源信息化的提供基础的地理信息数据。
（3）建立完善、规范的城乡土地利用规划辅助编制体系，改善现有的土地利用规范工作模式，达到规划规范化、标准化和自动化，为城乡土地利用规划辅助决策和管理提供基础的数据支持。
城乡土地利用规划集成信息系统的原则主要有六个：通用性原则、模块化及可扩展原则、实用性原则、.规范性原则、安全性原则和可靠性原则。
3.2系统总体设计
城乡土地利用规划集成系统总体设计主要包括三层：应用层、逻辑层和数据层。
（1）应用层是用户直接面对的应用集合，建议应用层设计使用图文菜单模式，用户可以简单直接的通过窗口操作向逻辑层发送请求并获得反馈信息，具体的操作有计算机程序完成，用户无需对计算机的具体实现过程进行了解，只是专注于显示用户所需的操作。
（2）逻辑层是系统的最核心部分，用户通过应用层将命令需求传递给逻辑层，调用C#.net二次开发的分层应用组件，利用oDBC和acrSDe与数据层进行数据交互，分析操作有关数据后将结果在应用层进行显示，供用户使用或进一步的交互式处理。应用层一般设计为简单易用的图形用户接口(GUi)，若用户的需求发生改变导致操作功能接口变更时，只需在该层修改应用程序代码，无需涉及其他两层，在保证数据安全的基础上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
（3）数据层是系统的最底层，是城乡土地利用集成信息系统的基础支撑，为整个系统提供基础数据支持，实现方法是通过统一数据库的形式集成管理多源异构属性数据和空间数据。
4.结论
通过本文的研究，主要得到以下三条结论：
（1）我国现行的国土资源信息化工作中存在“孤单现象”；
（2）建立地理信息系统的目标和原则；
（3）确定城乡土地利用规划集成信息系统设计。
参考文献
[1]张艳.基于.net平台和户arcGiSengine的土地利用规划信息系统的研究与开发田[D].合肥大学硕士论文,2007:1,35-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