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的优点篇1
关键词：现代建筑；景观设计教学；儒家文化
基于对现代建筑景观设计教学的了解，对儒家文化的吸收和利用是现代建筑景观设计教学未来发展的重要趋势，也是现代建筑景观设计教学取得实效的关键。儒家文化的思想内涵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不但为现代建筑景观设计教学提供了正确的方向指引和良好的内容支持，也为现代建筑景观设计教学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因此，教育者应当认识到儒家文化的优势，在现代建筑景观设计教学中做好对儒家文化的吸收与利用。
一、现代建筑景观设计教学应认真分析儒家文化的优势
1.现代建筑景观设计教学应了解和分析儒家文化
从目前现代建筑景观设计教学来看，儒家文化对现代建筑景观设计教学有着重要的影响。在吸收和利用儒家文化的过程中，应当首先做好对儒家文化的了解和分析，找出儒家文化与现代建筑景观设计教学的契合点，从而有效地吸收和利用儒家文化。通过对儒家文化的了解可以发现，儒家文化包含仁、义、礼、智、信等内容，在宏观上与现代建筑景观设计教学有一定的关联。在现代建筑景观设计教学过程中，利用儒家文化的内容和思想，能够有效地指导教学过程，使现代建筑景观设计教学跳出原来的教学思路，实现教学思想的转变。
2.现代建筑景观设计教学应找出东西方设计理念的差异
在现代建筑景观设计教学过程中，部分教师以西方的设计思想作为主要的教学理念，而儒家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是中国五千多年文化的重要代表，与西方的设计理念和文化思想有一定的区别。基于这一差异，在现代建筑景观设计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当积极地找出东西方设计理念的差异，并将儒家文化和西方的设计思想进行比较，总结儒家文化的特点和优势，概括儒家文化对现代建筑景观设计教学的影响，从而使儒家文化能够更好地融入现代建筑景观设计教学，做到有效地吸收和利用儒家文化。因此，找出东西方设计理念的差异，是现代建筑景观设计教学吸收和利用儒家文化的前提。
3.现代建筑景观设计教学应找准
儒家文化与景观设计的结合点通过对现代建筑景观设计教学的理解，在现代建筑景观设计教学中吸收和利用儒家文化时，必须找准儒家文化与建筑景观设计教学的结合点，使儒家文化更好地为建筑景观设计教学服务。如果不能解决这一问题，儒家文化的吸收和利用将成为一句空话。因此，现代建筑景观设计教学应当结合教学特点和教学需求，对儒家文化进行有效的解构，快速找出儒家文化与现代建筑景观设计教学的结合点，通过分析两者的结合点、把握儒家文化的特点，做到在现代建筑景观设计教学中重点讲解儒家文化的内涵及其对现代建筑景观设计的启发，兼顾其他设计风格，进而提高现代建筑景观设计教学的整体质量。
二、现代建筑景观设计教学应吸收儒家文化的优点
1.现代建筑景观设计教学应吸收儒家文化全面性优点
儒家文化具有诸多优势，现代建筑景观设计教学应有效地传承和发扬儒家文化。现代建筑景观设计教学在吸收和利用儒家文化的过程中，应当注重讲解儒家文化的全面性优点，使儒家文化的全面性优点得到有效的彰显，并进行设计理念、设计内容、设计方法方面的教学，提高现代建筑景观设计教学的整体质量，保证现代建筑景观设计教学能够更好地培养学生的设计能力。因此，吸收儒家文化的全面性优点，是现代建筑景观设计教学提高教学质量和落实教学目标的重要措施。
2.现代建筑景观设计教学应吸收儒家文化中庸性优点
儒家文化除了具有全面性优点外，还具有中庸性优点。中庸是儒家文化一种重要的理念，将其应用在现代建筑景观设计中，可以使设计风格保持统一不张扬，避免过分张扬的设计风格给人带来不良的影响。因此，在现代建筑景观设计教学中，应当吸收儒家文化的中庸性优点，并且有效地发扬这一优点。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应教会学生用儒家文化的中庸性优化设计理念，使设计方案能够体现中庸这一理念。这既满足了现代建筑景观设计教学的需要，又提高了现代建筑景观设计教学的质量。因此，吸收儒家文化的中庸性优点，应当成为现代建筑景观设计教学的重要内容。只有做好对儒家文化的中庸性优点的吸收和利用，才能够保证儒家文化在现代建筑景观设计教学中更好地发挥作用。
3.现代建筑景观设计教学应吸收
儒家文化兼收并蓄的优点结合现代建筑景观设计教学需要，在吸收和利用儒家文化的过程中，应当吸收儒家文化兼收并蓄的优点。现代建筑景观设计教学内容相对较多，不但要对西方现代建筑景观设计理念进行全面的介绍，还要对中国传统建筑景观设计进行讲解。在教学过程中，无论是西方的建筑景观设计理念还是东方的建筑景观设计理念，都应当让学生进行有效的比较和吸收，做到兼收并蓄。基于这种教学需求，在现代建筑景观设计教学过程中，学生应当吸收儒家文化兼收并蓄的特点，教师应强调兼收并蓄的重要性，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能够吸收多种设计理念和设计经验，并将其运用在自己的设计方案中，提高自身设计方案的合理性和有效性。
三、现代建筑景观设计教学应积极利用儒家文化的内涵
1.现代建筑景观设计教学应教会学生正确的设计理念
在现代建筑景观设计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当有效地利用儒家文化的内涵，教会学生正确的设计理念。儒家文化强调准确性这一理念，与现代建筑景观设计教学有着较强的关联性，可以正确地指导现代建筑景观设计的教学方向，促进学生正确地理解设计理念。教师应当认真地分析现代建筑景观设计教学的特点和实际需求，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对现代建筑景观设计理念进行有效的教学，对学生错误的设计理念进行及时的纠正，使学生形成系统、完善、科学的设计理念，从而达到提高现代建筑景观设计教学质量的目的。教会学生正确的设计理念，是现代建筑景观设计教学的关键，也是吸收和利用儒家文化的重要切入点。
2.现代建筑景观设计教学应教会学生正确的设计原则
在现代建筑景观设计教学中，还应当教会学生正确的设计原则。在现代建筑景观设计过程中，既要保证设计方案的合理性，也要保证设计的建筑景观能够与周围的建筑物和谐统一，避免不合理的设计造成不良的影响。现代建筑景观设计教学在吸收和利用儒家文化的过程中，应当将正确的设计原则作为重要的教学切入点，使学生在建筑景观设计中更好地丰富自我、完善自我。
3.现代建筑景观设计教学应教会学生正确的设计思路
在现代建筑景观设计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当教会学生正确的设计思路。正确的设计思路与儒家文化有一定的关联，体现了儒家文化所倡导的理念。现代建筑景观设计要遵循一定的规律，并且体现主流的设计思想。因此，教师应当认识到现代建筑景观设计教学吸收和利用儒家文化的重要性，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选择吸收和利用儒家文化合理的切入点，使学生对儒家文化的吸收和利用更加娴熟、有效。
结语
儒家文化不但为现代建筑景观设计教学提供了丰富的思想内涵，也提供了完善的内容和方法指引，对现代建筑景观设计教学有着重要的影响。因此，现代建筑景观设计教学者应加深对儒家文化的理解，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有效地吸收和利用儒家文化，保证现代建筑景观设计教学能够更加科学、有效。
参考文献：
[1]王磊.先秦儒家礼法观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太原科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
[2]鲁晓松.传统文化在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缺失与构建.渤海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
儒家思想的优点篇2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传统儒学；对接方式；融合方式
中图分类号：a8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3-0084-03
一、研究基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传统儒家的内涵与关系探讨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
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括说来，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使这一源自于西方的理论精华可以真正为中国土壤所吸收。具体说来，则包括在制度层面、时间层面和文化层面等方方面面实现马克思主义原理的中国本土化、现实化。其实质就是马克思主义与民族文化结合的民族化、中国传统文化改造升级的现代化和中国具体实践经验的理论化的有机统一[1]。
（二）传统儒家
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博大精深，曾经在历史上熠熠生辉的有儒墨佛道法等各大学术派别，其中儒家思想更是当之无愧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春秋战国时期的孔孟学说源远流长，纵贯中国历史文化政治经济，更是深深影响了每一代中国人的人格态度、生命格局。儒家思想真正开始作为一种统治思想的地位正式确定于西汉时期，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其后宋明理学对儒学的创新和推动，传统儒家思想直至清末民初都牢固占据着中国人思想的制高点，其地位和影响都处于难以撼动的地位。这与儒家思想在本质上讲究维护大一统的国家现实、维护君臣父子这一伦理道德有密切关系。而其天命观、义利观、中庸的价值取向也最大程度的组成了中国文化的本性。随着中国进入近代，在西方列强的打击和侵略下，人们逐渐对传统儒家思想失去了理论自信、民族自信。但是不可否认，传统儒家思想尤其迂腐、固化的一面，也有其值得今天中国建设发展所需要继承、吸收的一面。
（三）二者关系
1.对立排斥说。此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传统儒家思想是种水火不容、此消彼长、你死我亡般的关系。认为儒家文化代表的是封建余毒，两者相结合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中国实践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应保持其纯洁性与纯粹性[2]。此论调的基础基于马克思主义及传统儒家思想产生的背景、原因、地理位置、历史时间以及各自所代表的阶级利益迥然不同而做出的认识。马克思主义产生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其所代表的是无产阶级的利益，用以指导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革命，以及未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建设。而传统儒家思想则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灵魂精髓，代表的是封建地主阶级对农民阶级的统治和封建社会伦理价值观的引导和掌控。从这种意义上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就是一场与顽固占领中国人意识形态的儒家思想进行战斗的过程。二者是一方战胜，打败另一方的关系，必须划分好楚河汉界，界限分明。
2.互补相融说。学术界持这种观点的在于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与传统儒家思想在一些精神本质上的相通性。如孙铁骑提出二者的终极价值追求与文化进路具有内在的本质一致性的观点，具有共同的实践品质、共同的价值取向与共同的社会理想[3]。而此外二者更有其独特的优点，也可以进行理论上的互补，使得这样一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变成了一种动态螺旋互补上升的过程。在充分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与传统儒学的各自特点、优缺点及相互本质精华点之后，进行的一种理论整合。首先，从二者相同性上来看，无论是现世人的关注还是对理想社会的孜孜追求上都使得二种理论得到了交融的立足点。其外，儒学对道德理想的重视，马克思主义对实践的追求都使得二者有互相值得借鉴之处。最重要的是，儒学的广阔吸纳包容的特征，使得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扎根开放了理论大门。而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思想又对于儒家在传统中国后期走向禁锢、迂腐的特性进行了有效化解。
3.主体引导说。持主体引导观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儒学虽然是共同存在当前中国社会中，但是地位有着主次之分。这种观点又分为两种形态，即可以总结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儒学化与儒学思想马克思主义化的对峙。有的学者认为儒学思想是中国思想的正宗，而且又有着开放、包容性，以其为主体，在其基础上，吸收马克思主义有益成分而为自身服务。与之相对，则是现在更多的研究者所支持的，以马克思主义为引导大旗，改造儒家思想，并使儒家思想居于从属位置，形成“主导意识与支援意识关系”学说。该观点认为作为当代中国“主导意识”的马克思主义，依靠其科学性。前一种观点的出发点在于对本土性的重视和传统的尊重，而后一种理念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革命性以及自其传入中国以来在中国革命、建设等方面做出的成果而言。
二、融合方式研究中存在的不足现状分析
（一）对方式问题研究较少
学者们多将其研究关注点放在对马克思主义和儒学思想的内涵、关系、地位、结合原则上进行理论分析，关于如何进行切实的对接方式方面的论述寥寥无几，而即使是在其他文献有也往往在长篇大段的进行学理性分析后，在全篇末尾对对接方式有一定论述。造成如此情况的原因在于：
1.理论界往往重学理、轻应用性讨论。对于马克思主义和传统儒家思想问题，其作为一种思想观念、意识形态，大多学者更愿意从理论上进行概念对比及理论分析，对于现实性的策略研究明显属于一笔带过或者浮光掠影的状态。可以说，这是理论界的通病，不愿意甚至是不屑于从哲学理论层面下降至实用层面，觉得实用性的研究只能算是末端，是学理性研究的自然延伸。
2.对于对接方式问题的重要性认识不够深入。与主观上忽视实用性研究，伴随而来的是对该问题的重要性认识不够。其实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科学，同样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并不是一个束之高阁的理论性研讨，而是实实在在与我们当前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建设、改革开放、中国梦的实现、人民的思想状态、日常生活发生着切切实实关联的现实过程，对于这一重要性的认识不够，使得研究中得出的对接方式往往过于抽象，宏观，不具有操作性。
3.对接方式的提出有难度。既然是对接方式，则必然要与社会现实、人民心理等紧密相连，而这些现实都具有相当程度的复杂性，多变性，这些就自然使得切实有效、操作性强的实用性对策的提出有一定的难度。尤其是在理论界还争论不休，对一些核心价值观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的路径依然有研讨空间的基础上，更使得实用性对策提出难度增加。
（二）很少见到可行性的具体策略分析
对于对接方式问题的研究，不仅数量上少，即使是有涉及，也是较为抽象宏观的思想性指导，如：要认真解读经典，注重传承传统的载体，对儒家优秀传统的现代转化，将儒家的优秀传统提炼出来，根据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挖掘出儒家传统中有价值的因素[4]。当代中国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契合必须立足时代特点和中国国情，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契合的发展坚持正确的理论指导，明确实现二者契合的领导力量。其中，马克思主义是实现二者进一步契合的灵魂，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实现二者进一步契合的根基，中国共产党是实现二者进一步契合的领导力量。实现上述三者的有机统一，是现实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契合的本质规定[5]。
诸如以上的对接方式虽然讨论的是明确马克思主义原理与传统儒家关系和地位等问题后该如何将马克思主义真正有效中国化，怎样处理好二者关系的问题，但最终的表述却依然属于理论讨论范畴，只能给实际政策制定者以宏观的方向指导，而不能切实的献计献策，提供一些切实有效、有操作性的启发，从而使得这些建议往往流于表面，不能实际发挥其应有的为社会主义建设添砖加瓦的功能和效用，从而使得整个如何去做的研究任务仍然没有完成。
（二）全球性文化视域的不够开阔，中西二元文化的狭隘性
在当前全球化大潮的时代背景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不仅是个中方传统文化与西方思潮的一种碰撞，更是全世界所有优秀文化的一种积极碰撞。亨廷顿在其文明冲突论中，提到了包括伊斯兰文化、非洲文化等。诚然，世界上并不只有中国和欧洲这两个文化系统，还有其他文化系统，比如南亚的印度教、佛教系统以及在中东存在一千多年的伊斯兰系统[6]。
虽然不少学者提到了全球化和多文化思维，但是对其他优秀文化系统的具体吸收也是一笔带过。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传统儒家的讨论，主要还是就事论事，就二者论二者，没有把这一问题放在一个更为宏大的世界思想文化坐标系当中去思考。而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传统儒家思想的过程中，会受到其他文化的怎样影响，其对接方式怎样在实现与本国实际需要相符合的同时，怎样以一种更为积极的姿态，进入世界文明的进程之中，还缺乏专门且深入的思考。如此现象的造成，与广大学者、文化上对中欧主体的狭隘视野和对其他地区非主流文化的轻视有关，也是与马克思主义强调统一、动态的世界观相悖的。
三、对融合方式研究的未来展望
（一）学者的个人研究
1.坚定无产阶级立场，以马克思主义为导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条就规定，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样的国体以及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指南针的地位，使得作为身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意识形态研究方面的学者都应该坚持自己的无产阶级立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处理其与中国传统儒家的关系问题时，以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为依归。另外，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革命性。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对接。
2.学以致用，理论联系实际的精神的培养。正如马克思的创立者所强调的那样，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7]。对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传统儒家思想的对接问题，不能就理论论理论，仅仅是在意识形态地域争论不休，研讨不停，而应该有一个理论研究的成果最终是要投入于社会实践之中的思维和认识。学术笔仗嘴仗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只有能切实在社会、人民中取得切实成果，为国家的建设、思想的成熟添砖加瓦的理论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人民真正支持与渴望的。
3.视野的扩宽，现实与历史相结合，世界文化视野。在当前全球化大潮席卷而来的世界大背景之下，加强学术视野的扩宽，多学科视角和世界文化视野的增强推进儒家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培育开放兼容性的世界眼光，成为对当代学者的要求。没有宽阔的视野、多种文化的交织碰撞的观念，就很难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对接问题看得透彻，对对接方式提出有新意、有见地的见解。这也要求当代学者更多的汲取全世界各地区思想文化的精髓，联系历史与现实，在更为广阔的思想天空，不断突破自己的思维限域，使得提出的对接方式能够为这个新的时代服务，为整个地球村做出应有的贡献。
（二）国家宏观控制
1.坚持党的主体性地位。中国共产党不仅是社会主义革命的领导者，也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者。其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传统儒学对接的问题，也自然是处于不容置喙的领导地位。坚持党的领导，使对接路径真正发挥无产阶级政党的群众性，先进性。对这一对接方式问题，要认识到这是关系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真正扎根并稳健成长的重要问题，必须取得这一问题的主导权，要积极主动的去寻找思路及实行政策。
2.切实的政策制定层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传统儒学的问题与现实紧密相关，要与时俱进，马克思主义也要与时俱进，都要适应现代经济社会的发展[8]。而这二者的对接方式作为一种现实性的策略问题，必须将其成果与国家政策制定相挂钩。将对接方式研究成果上升到国家层次，也就意味将以国家强制力来保证对接方式的实施，从而体现国家对这一问题的重视，无形间完成了意识形态上的指导作用。此外，也是一种对理论转化为实践最为有力的保障。
3.社会实践活动的切实展开。好的理论倡导，必须回归在现实层面才能发挥其真正的内涵。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儒学对接的过程中，以国家意识形态为领导，以国家强制力为保障，并且以一种春风化雨的姿态投入广大群众的社会生活、社会活动之中。社会实践活动不流于表面，切实展开，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真正与中国群众发生连接和关系。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是我们立党立国，实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顺利实现改革开放，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必须坚定遵循的思想领导。而中国儒家思想则是通过世世代代的因循传递，深刻影响着当代中国人的传统文化精髓。将二者进行有效、平稳、良性的融合，实现马克思中国化和传统儒家思想的时代化、全球化发展，为我国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人民幸福做出最佳的指导作用，不仅需要学理上的探讨，更需要将思考力转化为执行力，将理论上的突破春风化雨般的播撒在每个当代中华儿女的心田之中。
参考文献：
〔1〕袁辉初.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J].马克思研究，2006，（2）：12-17.
〔2〕贾红莲.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关系研究的现状[J].求是学刊，2003，（4）：17-22.
〔3〕孙铁骑.论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当代融通[J].理论探讨，2013，（4）：50-55.
〔4〕杨秀香.认识论视角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儒学路径及其方法论意义[J].辽宁师范大学学报，2011，（5）：11-15.
〔5〕房广顺，郑宗保.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契合的当代选择[J].社会主义研究，2015，（2）：29-33.
〔6〕许倬云.中西文明的对照[m].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7-8.
儒家思想的优点篇3
1.1研究对象。随机抽取我校2016级护理专业两个大班的专科护生为研究对象，分为实验班和对照班，两大班人数均为150人，他们年龄相仿，专业相同，具有可比性。从2017年1月至12月，学校择优挑选两名本课题研究人员作为实验班儒家文化教育指导教师，负责进行护生人文素质状况调查和儒家文化教育活动。对照班护生没有配备相关指导教师，没有进行有组织的儒家文化教育活动。1.2教育实践过程。1.2.1编写《儒家经典语录读本》。在对实验班开展儒家文化教育活动之前，课题组编写了《儒家经典语录读本》，作为对护生实施儒家文化教育的教材。该读本结合护理专业的特点，将儒家经典语录按主题进行编排，分为“仁爱篇”“礼仪篇”“立志篇”3章：“仁爱篇”重在介绍儒家的仁爱思想，旨在引导护生弘扬人道主义精神，分为“以人为本”和“仁者爱人”两部分内容；“礼仪篇”重在介绍儒家礼仪文化，旨在引导护生培养高尚的道德情操，分为“修身为本”和“待人以礼”两部分内容；“立志篇”重在介绍儒家“内圣外王”的理想人格，旨在引导护生树立远大的职业理想，分为“义以为上”和“内圣外王”两部分内容。在每章开篇部分，先用几段简短但充满力量的话语阐述主题，再用儒家经典具体表达。正文由原文、注释和解读三部分构成。原文普遍篇幅不长，多为简洁的语录，如“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礼记大学》）。注释主要选择重点和难点的字词、短句，用现代文进行翻译；解读是用现代文先把原文整体翻译，再拓展原文的意义，把儒家经典与护生的生活实际联系起来，引导护生用儒家文化指导自己的生活、学习和将来的护理工作。1.2.2开展必修课课堂教学。由于专科护生在校学习时间短，专业学习任务重，不具备开设传统文化专门课程的条件，因此，我们将儒家文化思想精华融入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以下简称“思修课”）和护士人文修养这两门必修课中，在实验班开展课堂教学。思修课是护生进入学校后的第一门思想政治理论课，在促进大学生塑造健全人格这一点上与儒家文化完善人格修养的目标是一致的。我们在该课程的理想信念教育、道德品质及规范教育、人生观和价值观教育、基本法制教育4个板块的教学内容中都融入了儒家文化教育。例如，在理想信念教育中，儒家文化主张人生在世应该有所作为，这正是对思修课“树立远大理想，坚定崇高信念”教育内容的具体解读。护士人文修养是护理学专业的入门课程，是将社会学、文化学、美学、人际关系学等内容应用于护理学科的一门课程。我们在该课程的护士伦理道德修养、护士职业礼仪修养、护士人际关系修养3个方面的教学内容中融入了儒家文化教育。例如，在教学“伦理道德修养”中的“护士职业道德”这一部分内容中，我们融入了对儒家仁爱思想的讲解。儒家强调仁爱之心是人之异于其他动物根本的规定性，人应懂得自爱，应做到孝顺父母、尊敬兄长，对他人、对社会、对整个自然界都要有一种爱心。这种仁爱之心正是护士对患者履行四项基本职责（促进健康、预防疾病、恢复健康、减轻痛苦）的思想基础。儒家文化教学的目的是完善护生的人格修养，而良好的人格修养不是灌输的，要通过引导、启发帮助护生主动构建。为了提高教学实效性，我们借鉴了儒家教育理论中的启发式教学法，在课堂教学中采用了情境启发、讨论启发等手段调动护生学习儒家文化的积极性。譬如，在学习儒家“修身”论中“自省”这一修身方法时，教师不仅向护生介绍相关知识，还引用了“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论语里仁》）等儒家名言，讲述了“周处自新”（《世说新语》）等儒家经典故事，借助名言、典故创设意境，渲染气氛，烘托主题，让护生感同身受、受到启发。在学习儒家义利观时，教师先组织护生讨论“你为什么选择护理专业？”引导护生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再引入儒家义利观来分析这一问题，让护生在观点的碰撞中提高认识，在讨论探索中寻找答案。1.2.3组织校园文化活动。首先，在实验班开展班级文化活动。我们将一年的教育实验期分为3个阶段，每4个月为一个阶段，每一阶段设立一个儒家文化活动主题：第一阶段以“仁爱”为主题，第二阶段以“礼仪”为主题，第三阶段以“立志”为主题。每一阶段围绕相关主题开展班级文化活动，活动主要借助班会和黑板报开展。在每周一次的班会上围绕相应主题，结合护生的学习、生活实际轮流组织经典书籍推荐、影视剧展播、演讲赛、小品排演等活动，并通过每周的黑板报对本周活动进行宣传与总结。其次，推动实验班参加校级文化活动。我校每年都会举办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对于有利于加强护生对儒家文化学习的活动，要求实验班150名护生全部参加。例如，通过参加《弟子规》诵读比赛、经典诗文诵读比赛，促进护生对儒家经典的诵读；通过参加“思辨青春，感悟人生”辩论赛、刘大飞等优秀校友先进事迹报告会帮助护生加深对“仁者爱人”“义以为上”等儒家核心价值观的理解。1.2.4推进社会实践。儒家强调孝悌是实现“仁”的根本，“爱人”要从孝顺父母开始。我们组织实验班护生开展了“百善孝为先”活动。我们要求护生利用寒假的时间，采用多种形式，在家庭之中、亲人之间践行儒家孝道精神。比如，与父亲进行一次敞开心扉的交流、帮母亲打扫一次卫生、给父母做一顿饭……之后，再将自己的孝心孝行写成心得体会、拍摄成照片拿到班级中进行评比，对表现突出的护生予以表彰。儒家倡导人生在世不能只顾追逐个人私利，应该树立经世济民的远大理想。我们组织实验班护生开展了一系列社会公益实践。比如，无偿献血活动、送健康送文化下乡活动、关爱残疾儿童活动、照顾孤寡老人活动……通过参与这些活动，护生提高了自身的服务意识，也坚定了学好专业、服务社会的职业理想。1.3评价。1.3.1评价指标。在借鉴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中国公民人文素质现状调查与对策研究”课题组编制的《中国公民人文素质调查问卷》[3]基础上，本课题组结合本校护生的实际设计编制了《专科护生人文素质调查问卷》，将护生人文素质分为6个一级维度，即道德素质维度、文化素质维度、审美素质维度、法律素质维度、科学素质维度、环保素质维度，每个一级维度分为意识、常识、行为3个层次，形成18个二级维度。在18个二级维度层级下，设计相应的观测点，根据不同的观测点设计相应的问题，共计60个问题。1.3.2评价标准。实验班和对照班护生分别于2017年1月、12月接受人文素质调查问卷前测、后测各一次，每次发放问卷300份，回收300份，回收率100%。问卷题型分为两类：一类是正误题，针对每一个题项，答对得1分，答错得-1分，不答得0分；另一类是趋势题，对于每一个题项，选择计1分，不选择计0分。每份问卷均统一编号，然后按照统一标准对资料进行审核、编码并输入计算机，结果使用SpSS16.0软件进行统计，对两组资料进行了实验前及实验后的t检验。
2结果
2.1两班护生儒家文化教育活动。开展前后人文素质的比较（见表1）由表1可知，实验前两班护生人文素质调查结果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实验后，实验班各维度得分较实验前均有提高，且都高于对照班实验后各维度得分，除法律素质外，其余各维度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或p0.01）。在日常表现上，经过一年的儒家文化教育后，实验班护生在道德修养、礼仪礼貌、专业学习热情等方面的表现均优于对照班。实验班护生与同学、教师、家人的关系变得越来越融洽，专业课课堂上玩手机、睡觉的护生越来越少，主动举手回答问题的护生越来越多，护生的专业学习成绩也有提升。2.2儒家文化教育推广效果。2018年4月至2019年4月，我们将儒家文化教育模式在护理系其他班级推广运用。在推广的一年时间里，我校护理系在提升护生人文素质水平方面成效显著，护理系“守护夕阳，天使有爱”敬老项目被共青团益阳市委评为优秀工作项目，护理系“天使之翼，康复我帮你”助残项目被评为湖南省优秀志愿服务项目，护理系选送的经典诵读作品《诗经里的家国情》在益阳市2019年新春文艺汇演中获得一等奖，护理系学生刘婉玲获2018年湖南省普通高校“一校一书”阅读推广活动读书心得优秀奖及“阅读推广大使”称号，护理系学生何春梅在2018年全国大学生中华经典美文诵读比赛中获得三等奖，护理系学生徐静在2019年全国职业院校护理技能大赛（高职组）比赛中荣获三等奖。
儒家思想的优点篇4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儒家法律文化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制度和文化特征，其内在精神和实体价值取向在世界法律文化中独树一帜，在外部表现形式、内在价值取向和动态发展历程上具有不同的特点。结合中国当前法制现代化道路的思考，这里将儒家法律文化的整体特征主要归纳总结为“无讼是求，以和为贵”“德主刑辅，天人合一”及“以民为本，礼法结合”三个方面。
(一)无讼是求，以和为贵
儒家思想倡导“仁、义、礼、智、信”，它追求的终极价值是“中和”，即“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儒家法律文化则汲取儒家思想，注重和谐，排斥竞争;以无讼为有德，以诉讼为耻辱，在此影响下，“无讼”是其最理想的社会状态。“无讼是求，以和为贵”成为儒家法律文化的显著特征。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就针对诉讼言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认为诉讼是为了谋求个人私利，这与其所倡导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天下为公”思想背道而驰。因不主张诉讼，且诉讼被认为是道德败坏的行为;加之“无讼”是中国古代政治与法律的价值取向，造成“讼师”职业也历来受人鄙弃，社会地位低下。并且各朝各代都制定法律对“兴讼”“滋讼”“聚讼”及“讼棍”等进行惩罚。因此，对“无讼”的推崇必然导致“贱讼”观念的形成，而从这个角度来分析“畏讼”，可以认为它是“无讼”价值观取向引导下的必然产物。
(二)德主刑辅，天人合一
儒家法律文化的主要内容是以“礼”和“仁”为核心，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贯彻“德主刑辅”的原则，“德主刑辅，天人合一”正是儒家法律文化特征的精辟概括。孔子、孟子主张“性本善”，“为政以礼”，提倡道德教育，以理服人。［战国时期的荀子则主张“性本恶”，“隆礼至法”，强调用礼乐来规范人的行为;汉代董仲舒以先秦儒家思想为主体，综合了法、道、阴阳等诸家学说，建立了完整的儒家学说体系，认为:“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思想被统治者采纳，从此，“外儒内法”的正统的法律思想得以确立。此外，他还在著名的《举贤良对策》中系统地提出了“天人感应”学说，以《春秋》“微言大义”为准则实行“论心定罪”，主张“《春秋》决狱”，秋冬行刑。这种“天人合一”的思想，继承了思孟学派和阴阳家邹衍的学说，将它发展得十分精致。自此，以天人感应为哲学基础，以德主刑辅为主要内容的儒家学说，发展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法律思想。
(三)以民为本，礼法结合
儒家的民本思想一方面表现为对“民”的“关注”和“重视”，主张“重民”“爱民”“以民为本”;另一方面表现为对统治者的“德”和“贤”的要求，主张实行“德治”“仁政”。儒家民本法律文化主要体现为主张统治者应当顺应民意、实行仁政。孔子在《论语•为政》中提出“为政以德”，“修道以仁”，由此可见，孔子心目中的直人当然是心存仁义遵守礼法的。孟子在《孟子•尽心下》则提出“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主张，把孔子的“仁”发展为“仁政”的学说，在对待君民关系上，他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民贵君轻”的思想。受历史的局限性，他们的主张虽然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但其民本法律思想特征还是比较明显的。儒家“礼法合一”的法律思想在唐挥到极致，“礼的要求”与“法的规范”相互渗透、水融，是中华法系区别于其他法系的显著特征。其中，唐律继承了西汉以来礼律融合的传统，使封建礼教纲常进一步法典化、制度化。儒家主张的礼至此时已基本化为相应的条文，成为人们思想和行为的强制性规范，也结束了汉代以来“春秋决狱”“论心定罪”的理念。
二、儒家法律文化对当前中国建设法治国家的启示
反思儒家法律文化的特征及价值取向，其中的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共同影响着当前我国的法制建设。面临儒家法律文化的承传与创新及儒家法律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矛盾困境，中国古代法制与现代社会要求是不适应的，但是，中国古代法制中也有许多值得我们深刻思考、挖掘和运用的东西，研究儒家法律文化对我国现代法治建设的积极作用，对于当前我国的法制建设有着重要的价值。
(一)建设中国特色法治，打破“法律万能”论
在推进依法治国的进程中，我国“法律万能”的论调悄然降临，这种论调无疑是不利于当今法制建设完善的。法律不是万能之器，因此国家法制建设应该遵循德、法并用，实行综合治理。自鸦片战争后，中国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许多民族救亡运动把斗争矛头直指儒家文化，认为儒家文化禁锢人们思想。“五•四时期”，随着“科学”“民主”思想的传入，更是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现当代西式民主法治观念曾一度甚嚣尘上，“法律万能论”也曾风靡一时。但法律不是万能的，因现实社会复杂多变，它不可能解决所有问题，其有自身的缺点和不足，如滞后性，诉讼成本高，效率低下等。此外，中国有五千多年的文明史，有着自身的法律文化和传统，“少讼”“厌讼”观念及“礼法结合”思想影响至今，决定了我们不可能照抄照搬西方式的法治。因此，我国法制现代化建设应走出法律“万能误区”，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和改旗易帜的邪路;结合实际国情提出“依法治国”方略，实行“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既要吸收我国传统的优秀法律文化，也要适当借鉴其他国家和民族的优秀法律成果，建设中国特色法制。
(二)继承发扬优良传统，建设和谐社会
儒家道德法对我国当前的法制建设也带来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是加强和谐法治社会建设的有益补充。和谐社会内容包括六个方面，即“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共处”，显然，这些内容是和中国传统儒家优秀文化一脉相承的。如，诚信友爱的内涵就是仁、义、礼、智、信等儒家学说的主要内容。孔子说“政者，正也”，意思就是说统治者要实施“仁政”，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孟子曾提出“舍身取义”之说，千百年来被人传颂不衰。再如，秩序是法律的基本价值之一，但它也是儒家法律思想的要义之一。孔子主张“以礼治国”，用“礼”来维护社会秩序。《礼记•乐记》记载:“礼者，天地之序也;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记•仲尼燕居》中言曰:“礼之所兴，众之所治也;礼之所废，众之所乱也。”可见，这些人与人之间相处的基本伦理道德和价值理念等儒家法律文化，对于中国构建和谐社会具有现实意义。
(三)繁荣发展特色文化，促进儒家法律文化走向世界
儒家思想的优点篇5
从道德的理想主义的视角看儒家伦理，儒家伦理确实不仅具有着现代性的义涵、甚至具有永恒存在的价值。这是因为，其一，道德的理想主义乃是一种基于“道德心”的理想主义。之所以说基于道德心的理想主义具有现代性价值，就是因为“一切言论与行动，个人的，或社会的，如要成为有价值的或具有理想意义的，皆必须依据此原意的理想而成为有价值的，成为具有理想意义的。”［14］人的尊严与价值皆依托于他的一颗活泼泼的道德心－－一颗“生动活泼沭惕恻隐的仁心”。它是好善恶恶、为善去恶的根据。这对于任何时代、任何社会的人来说都是没有例外的。其二，道德的理想主义还是一种“理性的理想主义”。所谓理性的理想主义，不是指的与非理性相对而言的理性，也不是指的理论理性或逻辑理性，而指的是能够“抒发理性指导吾人之现实生活”的来自仁心而又超克习性的、具有自然去私为公、客观正义特点的普遍律则。［15］在此，理想主义与理性主义的相互对应性特点凸显无遗。无疑，这对于总是处在人－－己、义－－利关系结构的人类来讲，具有着指导人们处理人际关系与义利关系的作用。只要人类没有脱离这种关系结构，那么，道德理想主义具有的某种指导意义就不会淹没。其三，这种道德的理想主义，还是一种直指实践的理想主义。道德心既是形上的、又是形下的。它既是理论的、又是实践的，即它对于实践具有一种理论提升的状态。并且它既是实践的、又是理论的，即它对于理论具有一种透入实践的定位。因此，它将形上与形下、理论与实践有效地统一于尽伦尽性的践履仁的过程之中。［16］就此而言，道德理想主义意图将理论与实践统合起来，提供给人们一个完善的道德生活指南。这对于遭遇道德实践源自理论原则、还是源自实践需要的难题的人类社会来讲，也是具有某种明显的导引作用的。
正因为儒家伦理的道德理想主义具有定位道德、确认理性、导引实践的特点，因此，对于儒家伦理传统结构中的道德理想主义一面加以现代背景条件下的张扬，就具有相当的理据。这种张扬，可以从伦理学上寻找到的理由是，第一，人类伦理道德生活处境的相近性，决定了人类仍然必须在理想主义中为自己寻求前行的精神动力。而儒家的道德理想主义乃是特别强调无条件制约的理想主义。它是具有某种神性意念的理想主义，但又不是神学的理想主义形态。因此，它可以避免宗教迷狂而刺激道德激情。如果从儒家伦理中剥出带有普适意义的道德精神动力，那对于人类社会需要的发展动力机制无疑是具有积极作用的。因此，儒家伦理中的道德理想主义是可以成为现代性的一种精神资源的。甚至是可以成为超越现代性的一种精神资源的。第二，迄今为止的人类的生活，终究是在处理人－－己、义－－利关系结构中获得人心秩序和社会秩序的。因此，在强调个人利益的先导性、物质生活的基础性的情况下，我们对于自己生活的本质构成必须的反省，已经到了一个非加以检点不可的地步。无疑，就是在西方背景中，这种反省也是为思想家们所重视的。［17］而我们对于这种物化先导的现代性的反省，以及对于人类社会的生活独特性的反省，也需要我们在中国情景里、现代性的疾速进展中，给予高度的重视。如果说我们还不能将儒家伦理中的道德理想主义具有的某种普适的约束物欲、控制利己的思想资源挖掘出来，至少，我们是可以将它作为引导我们以健全的心态对待现代性的一种思想资源。第三，自西方现代性成为世界范围的必然“选择”之后，现代性就徘徊在理性与非理性的精神圈套之中。无疑，这种徘徊，乃是一种现代性进展所必须的紧张。但是，这种紧张需要我们人类偿付的代价是高昂的。能否有一种替代性的思路，使得我们既可以将西方现代性道路的优势加以保持，又可以将这种紧张加以有效的化解，从而推动人类进入一个更为健全的发展境地呢？至少，儒家的道德理想主义是可以提供一种思考路径的。
四、重构规范
自然，就是设定儒家伦理的道德理想主义蕴涵具有某种现代价值，也不等于说儒家道德理想主义具有不加重构，就足以在当下运用的价值现成性。这是两个问题。与此同时，儒家伦理另一思想螺旋－－伦理中心主义，对于现代中国来说还具有一种加大力度予以清理的需要。因此，儒家伦理的双旋结构，在现代性的背景条件下，既需要加以同时的注重，也需要加以各别的研究。那种在现代性背景条件中，对于儒家伦理的整体主义的提倡，是不符合儒家伦理的现代性处境的。相应地，那种分离主义的立场，即对于儒家伦理的双旋结构的简单分割处理，对于儒家伦理的现代遭遇的改善，也并不见得就是有帮助的。
将话题切分为二来分析。就前者立场上，即整体主义的陈述来看，有两种观点是值得注意的。一是有论者在“亚洲价值”的名目下，以“亚洲奇迹”来支撑的儒家价值现代性论说。二是有论者在西方国家社群主义的理论名目下对于儒家价值的张扬。前一种论说曾经获得了较为广泛的支持。论者指出，儒家价值观所倡导的权威主义价值，对于维护社会政治的秩序，非常重要。它促成了亚洲人对于纪律的谨守、对于长上的尊崇、对于秩序的看重、对于集体的认同。而这种种价值取向，构成了亚洲之不同于欧洲发展的价值基础。1980年代所谓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发展奇迹，在他们看来，恰好证明了这种价值体系的优长性。［18］后一种论说是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一种退让性的说法。它似乎无意为儒家伦理代表的亚洲价值观辩护。但是，在借重社群主义对于西方主流价值观－－自由主义的价值体系进行批判的基点上，以社群主义对于群体价值的重视这一与儒家伦理的基本主张相接近的思想观念类似，来为儒家伦理的现代性伸张。其实，这两种论说的支持理由都是不足的。前者对于儒家价值观的强调显然是取舍失重的。它没有注意到儒家价值观中存在促使个人道德发展的理想主义成分，而只是留意到儒家价值观中的社会政治控制的现实主义内容。它似乎是在张扬儒家的现代性，实际上是在损害儒家的现代性。它对于一个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复杂导因不加考虑，将所谓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奇迹归结为儒家伦理的作用。表面上看，抬高了儒家对于现代社会的作用力度。其实将儒家伦理的现代命运与四小龙社会经济发展命运，完全捆绑在了一起。结果在1997年金融危机发生以后，它就无法再为儒家伦理寻找到支持现展的解释理由了。因此必然走向抛弃儒家价值的地步。［19］可见，将儒家伦理简单地作社会政治治理的处方来处理，其实就逃不出以儒家伦理的伦理中心主义来简单对待儒家伦理的偏执境地。这无疑是从张扬儒家伦理的动机出发而落个损害儒家伦理的结果。这是一种思维的吊诡。由此可见，从儒家伦理的直接的现代社会政治作用去处理儒家伦理的现代性问题，不是一个值得提倡的处理儒家伦理的思路－－不论处理者是思想家还是政治家。而来自后者，尤其需要警惕。而依据社群主义来为儒家伦理进行“现代”辩护，则因为没有注意到儒家强调的群体优先，乃是一种古典社会中对于血缘关系基础上的群体的强调，它具有一种显见的封闭性。而社群主义所讲的群体优先（不论是从家庭、还是从社区或国家角度），则是在现代政治理念与制度平台基础上讲的群体优先。二者是具有一种不可比性的。
就后者的立场－－即将儒家伦理的道德理想主义与伦理中心主义完全切割开来对待的观点来看，［20］也不见得就能为儒家伦理的现代性处境提供一个更有利的结果。因为，这一审视儒家伦理的进路，就其历史研究的一方面来讲，它不足以彰显传统儒家统合道德理想主义与伦理中心主义、即统合个体心性儒学与社会政治儒学、统合个人道德修养与社会政治控制事务的思想特质。而就儒家伦理的现代性出路来讲，则不足以凸显它应对现代性挑战时，如何可以在保全自己思想欲求的前提条件下，构想一个足以应付挑战、甚至超越西方现代性设计的可欲前景。而且，如果将儒家伦理同时解决伦理问题与政治问题的思路中断了，那么，剩余下来的“儒家思想”，还能不能被称之为儒家，都还是值得怀疑的事情。从前一方面来分析，儒家伦理结构的双旋结构是不可分割的。因为，假如将前者看作是儒家伦理提供的一般价值规范的话，那么后者就是儒家提供的行为价值规范。两者融洽地存在于儒家的思想体系之中。虽然具有某种阐释的、或实践的紧张性，但是它们是支撑儒家伦理的双翼。两者围绕着儒家的内圣外王理念轴心，形成为儒家伦理的双旋结构。因此，这种站在儒家立场上处理儒家现代性境遇问题之作为一种策略进路，是有其可取之处的。但是，作为对待儒家伦理的现代性问题的战略考虑，则还是不足取法的思想进路。
必须要正视的是，儒家伦理的现代性处境是一种儒家伦理整体性处境的问题，而不是儒家伦理某一局部的处境问题。因此，要么整全地处理儒家伦理的现代性问题，要么完全存而不论，就成为我们正视儒家伦理问题的一个被迫的出路。这当然不是说我们还是只有徘徊在要么整全地抛弃儒家伦理，要么整全地捍卫儒家伦理的整体主义境地而不能超越。而是说我们必须同时着手处理儒家伦理的双重遗产，换言之，我们必须同时对于儒家伦理在古典社会的情景中曾经设计得非常周全的价值规范与行动规范加以重构，我们才可能将儒家伦理对于当代中国、乃至于当代世界的意义问题解释得清楚一些。为此我们必须尝试回答四个问题：
其一，我们今天为什么一定要处理儒家伦理的遗产问题？或则，我们今天为什么一定要花费巨大的工夫来重构儒家伦理？简单地讲，一方面是因为一个一般意义上的理由，即我们始终活在传统中，我们没有办法撇开传统而追寻现代。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我们的现代处境与历史处境具有着某种一致性。因此，我们在认知现代性的问题意识上，是可以从传统中获得灵感的。再一方面，就是因为我们在解决同时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中的伦理价值问题与社会政治问题的时候，儒家可以为我们提供经验抑或教训。
其二，今天重构儒家伦理的时代动力是什么？这也可以有三个简单的理由。一个理由是我们中国的现代性进程遭遇到了处理与传统的关系的重大问题。这是我们百年来无法回避的问题。另一个理由是，西方的现代性方案具有的优长性已经显示得较为充分了，现代性的重构已经能够需要在各个非西方文化传统中寻求灵感。再一个理由就是市场经济实践带出了多重问题，人己、义利关系问题日益显示出轴心问题的价值来，儒家对于这两个问题的回答，成为今天回答同样问题的必然参考。
其三，今天重构儒家伦理的理论取向是什么？这里亦有三个基点需要指出。一是，既然对于儒家伦理的反思定位在“重构”，因此，就不是以对于儒家既带政治权威、又带思想权威的既有地位的恢复。所以，二是，必须在确认现代性的正当性的基础上反省儒家伦理，而不是将儒家伦理预先放置到一个与现代性相对抗的位置上，将儒家伦理视为与传统共存亡、而与现代性不能共存亡的绝对对峙体系。进而，三是，将儒家伦理的双旋理论结构做适当的分切的基础上，需要将儒家伦理之为儒家伦理的双旋结构的结构作为重建儒家伦理的反思前提。因此，道德理想主义与伦理中心主义的或弱或强的现代性蕴涵，是必须予以同时的处理的问题。简单地处置任何一方，都是轻率的。
其四，今天重构儒家伦理的实践取向是什么？在接引现代性的背景条件下考虑儒家伦理反思的实践指向，当然不是指望儒家伦理直接提供给我们今天的伦理道德生活以现实可行规范。我们指望的是，这种反思可以为我们的伦理道德实践提供多一种参照。比如，在一个相对纵欲的社会氛围中，禁欲的取向是否就绝对错误？又比如，在一个个人优先的社会环境中，是否集体的价值导向就绝对是一个误区？还比如，在一个民主的社会政治空间里，是否精英的集中就必然丧失了它的一切合理性？这类似的质疑，或许不会使我们走向现代性的反面，但是起码可以使得在实践中对于我们的取向怀抱一种不无益处的警惕性。
当然这类问题的理论勾画总是苍白的。更为需要的，也许是现代道德实践对于这一理论勾画的判准。
注释：
［1］这里所说的儒家伦理的双旋结构，是从现代生物学描绘出的Dna双螺旋结构图形得到启发后的一个说法。“在Dna分子内，两条聚脱氧核糖核苷酸链在共同轴的周围缠绕在一起，这叫做双螺旋。”参见p·亨德莱主编：《生物学与人类未来》，第二章“分子生物学”。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6页。
［2］参见萧公权：《近代中国与世界－－康有为变法与大同思想研究》，跋，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3］参见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第2、3章。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4］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强调，“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5］参见任剑涛：《作为现实摹本的传统－－儒家经典解释在中国现代性追寻中的处境》，台湾大学“近世儒家经典解释传统第九次研讨会”会议论文。待刊。
［6］这从陈独秀的“吾人最后之觉悟乃伦理的觉悟”上可以看出。
［7］这从现代新儒家的“中华文化的花果飘零与灵根自植”说可以证实。
［8］这可以从1980年代后期推出的电视政论片《河觞》的解说词可以得到印证。这部在当时引起极大轰动的片子，对于传统的绝不留情，对于西方文化的深情呼唤，一时被认定为反对儒家传统文化的典型。
［9］参见张君劢、徐复观、牟宗三、唐君毅《为中国文化告世界人士宣言书》中所列的几条足以解决世界文化困境的中国（儒家）文化的优长处方，就可以看出现代新儒家对此断定的信心。
［10］专门研究社会政治儒学的蒋庆就撰写了数篇以“政治儒学”为题的论文。见《公共论丛》之《市场社会与公共秩序》所载《政治儒学中的责任伦理资源》，以及《经济民主与经济自由》中所载《再论政治儒学》两文。但是，肖滨认为，将儒学结构应当更为准确地区分为个体心性儒学与社会政治儒学。本文依从肖说。参见肖著：《传统中国与自由理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11］参见任剑涛：《伦理政治研究－－从早期儒学视角的理论透视》第二章、第六章。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12］参见同上第三章、第四章。
［13］参见郑家栋编：《道德理想主义的重建》（牟宗三文集），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以及牟宗三：《道德的理想主义》，（台湾）学生书局1980年版。
［14］牟宗三：《道德的理想主义》，第13页。
［15］参见同上16－－18页。
［16］参见上书中所收《理想主义的实践之函义》一文。
［17］比如社群主义者们对于现代性的检讨就是富有意义的。参见泰勒：《现代性之隐忧》，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另可见“第三条道路”的理论代表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
［18］参见李光耀：《李光耀回忆录－－经济腾飞路1965－－2000》，外文出版社等2001年版。以及《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演讲集》，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
［19］参见任剑涛：《李光耀为何改弦更张》，《南风窗》2001年第四期。
儒家思想的优点篇6
【摘要】大学阶段是学生形成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重要时期，在这一阶段除了学习专业知识外，还必须加强思想政治方面的学习。中国的儒家思想博大精深，其中既包括可教学的内容，又涵盖了教学方法。如何对儒家思想正确使用成为学者专家关注的课题。文章分析了如何将儒家思想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
【关键词】儒家思想；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结合；方法
【基金项目】郑州地方高校教育教学改革工程第七批项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ZZJG―C7043）阶段性成果。
一、引言
儒家思想初步形成于春秋时期，从百家争鸣之中脱颖而出。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基本上奠定了后世两千年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作为中华文化乃至世界文化的瑰宝，儒家文化中所蕴含的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主要思想和“仁”的核心精神不断推动着中国历史的发展，激励着中华民族不断奋勇向前，在现在仍然有很大的价值。将儒家思想融入现代教育中，尤其是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一直是人们在钻研的课题。这是因为儒家思想所蕴含的丰富理论和文化资源，对于思想政治教育能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正因如此，我们才要努力将二者有机结合，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让大学生带着严密的思想“武器”进入社会，更好地为社会做出贡献。
二、儒家思想中所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
众所周知，儒家思想博大精深，是几千年以来无数先贤和人民智慧的结晶，更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其中蕴含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
（一）仁爱大道，天下大同
“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以仁爱对人对己，以仁爱待事待物。意思是在对人对物时，要保持一颗仁爱之心，多为他人着想。对己要严格约束，一日三省。我们常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这个道理。可以说，这是处理人际关系的最高准则。每个人都能做到以“仁”待事待物，所谓的“天下大同”也就实现了。中国人讲究以和为贵，和气生财，并不意味着软弱，而是以仁爱对人，这是中华文化的突出表现。人与人之间互相尊重，营造一种良好的人际关系和生活氛围是我们所追求的。这一理念对于大学生非常重要，在解决有关人际关系的问题上往往能够发挥重要作用，可以被应用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让大学生树立仁爱的意识和精神，“克己复礼”，提高个人修养和素质。这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社会很有帮助。
（二）集体思想与爱国主义精神
儒家思想讲究天下为公，推崇为国为民的奉献精神。在古代，受儒家思想熏陶的文人留下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词句，如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些无不彰显出他们的爱国主义情怀和奉献精神。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在几千年的历史中昂扬向上，一直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是因为在儒家爱国思想的熏陶下，无数的仁人志士前赴后继，和平时期献身建设，危难时挺身而出。在当代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要重点加强对这方面内容的强调和教育，传承儒家思想中的爱国主义精神，并与时代相结合，为了祖国的繁荣富强而奋斗，坚决抵制所谓的“精致利己主义”思想。
（三）伦理与责任
传统的儒家思想讲究所谓的三纲五常，这其中包含着一些封建的糟粕思想和理论，是我们今天所应该摒弃的。从儒家思想中挖掘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资源绝不意味着照搬，而是要经过系统的分析，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处于儒家思想的人伦关系中的人们要遵行的准则有很多是值得传承的，例如“子孝孙贤，朋友有信，尊师重道”等，在一定程度上对人伦关系做出了规定。这些规定其实指出了人们在担当相应的角色中要履行的责任，例如孝顺、贤德、信义、尊重等。当去除掉了人伦思想中的糟粕时，我们会发现儒家思想的人伦和责任思想对于人们道德水平的提高、社会的和谐都能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四）追求精神境界
儒家思想讲究精神境界的提高，而要提高自己的精神境界，最重要的就是提高自身的道德水平和要求，进而追求完美的人格，所谓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描述的就是道德上的标准和要求。在儒家思想的指引下，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养成了不惧艰险、高风亮节、坚忍不拔的意志品质。而在当代社会，这种思想并没有失去它的价值，我们应该追求道德和精神方面的提高，传承先人留下的优良的意志品质。这对我们自身、整个社会和国家的发展都有重要的意义。
三、将儒家思想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途径
（一）引入优秀思想
儒家思想中有一些是不符合时代要求的，但是也蕴含着很多优秀理念。今天我们在对待儒家思想时，应该“取精华，去糟粕”，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应该引进精华理念，培养学生的道德修养，提升学生的思想素质。
（二）使用信息技术
信息技术目前已经充分被应用到教育领域中，利用多媒体设备、网络、视频等方式可以更好地激发学生学习儒家思想的兴趣，提高学生的认知。同时，可以借鉴学术界的学者专家对儒家思想的解读和观点，兼顾通俗易懂和深度性，让学生能够深入浅出地了解儒家思想，并对其产生自己的理解。
（三）利用时事热点
目前，社会上对于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的讨论越来越多，有关的时事热点已成为社会焦点。教师在教学时，可以引入与儒家思想有关系的时事事件，借以推动学生对儒家思想的学习。
四、儒家思想应用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
（一）以人为本
正如在前文中所论述的，儒家思想的重要核心就是“仁”，以人为本是儒家思想一直推崇的处事法则。所谓以人楸荆是指以人为中心，考虑和处理任何事情要以人为前提，具体应用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就是要以学生为本，将学生作为教育的中心。
众所周知，大学生处在时代的前沿，其思想变化非常迅速，思维也比较活跃，追求新潮，因而对于所谓的儒家传统思想难免会产生一定的抵触心理。所以在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时就更应当坚持以人为本的基本理念，以学生为中心，为学生着想，充分考虑和尊重学生的思想和意见。在具体教学时，切忌强制学生进行学习活动，而是应多采用鼓励、引导的手法，使得学生自己发现问题，并加以解决。这样就可以增强学生的主观能动性，避免学生产生畏惧和抵触心理，提高教学效果。
（二）“学思行”结合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学思之后还要践行之，笃行之。儒家思想一直主张“学思行”的结合，既肯定了学习理论知识的重要性，又强调了学习和思考最终还是要为实践服务。只有实践才能检验学习和思考的成果，进一步促进学和思。
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目的是培养大学生的社会意识，使其养成良好的意志品质，为社会做出贡献。其中，“学”和“思”在第一阶段发挥了重要作用，教师在这一阶段要注意引导学生进行有效的学习和思考，汲取更多的知识，丰富自己的内涵，提高自身的修养和素质。第二阶段重视的便是“行”，教师要鼓励学生利用自己所学知识，指导实践。学生应该积极参加各种课内课外的活动，将“学思行”相结合，使三者共同发展。在“行”这一方面，由于学生还没有进入社会，就需要教师和学校予以大力支持，多举办一些有助于学生增长实践经验的活动，使学生能够在实践中锻炼自己的能力，对所学所想产生更为深刻的理解。
（三）因材施教的理念
儒家思想非常讲究因材施教，通过对学生的观察，了解学生的思想和自身情况，根据学生的实际进行对应性的教育。也就是说，要坚决避免套路化、程序化的死板教学，压制学生的天性。
大学生虽然有其共性，但每个大学生也都有他的个性。教师在制订思想政治教学计划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到学生群体的共性和个性，对症下药，因材施教。这样才能更好地适应学生的情况和需求，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提高教学效果。当然，这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首先，教师要在日常教学中对学生进行细致的观察，了解学生的情况，在不触犯学生个人隐私的情况下，掌握学生的思想状况。其次，教师要对学生的信息进行系统分析，归类总结，由于不可能为每一位学生单独设立一套教学方案，因此要对情r类似的学生进行归类，方便教学计划的设计和执行。
五、结束语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儒家思想对于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要意义。当然，儒家思想中有一些封建性的糟粕，需要我们进行剔除，并根据新时代的要求，对儒家思想进行适当的改造，使其不仅能够更好地运用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还能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做出贡献。也只有这样，才能让儒家思想得到新的发展，大学生的思想教育水平也才能随之提高。
【参考文献】
[1]曾程，韩亚超，丛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对儒家思想精华的传承研究[J].辽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辽宁经济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4（05）：33-34.
儒家思想的优点篇7
[关键词]儒魂商才；儒商文化；商业伦理
[作者简介]文平，贵州财经大学副教授，哲学博士，贵州贵阳550004
[中图分类号]G6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2728（2013）01—00103-04
贵州财经大学提出“儒魂商才”的治校方针，其基本内容是以儒家精神为立世之本，积极进取，以商业才干为济世之用，经纬邦国。有感于该校治校理念，笔者不揣鄙陋，试论述在财经高校应提倡“儒魂商才”的教育方策。儒家精神与现代商业人才有着密切的联系，儒家提出了仁爱学说，强调以人为本、任人唯贤、敬天爱人。这其中，仁学的具体德目、忠恕的具体途径、仁礼的实行模式、中庸的道德要求等思想对培养商业人才有着重要意义。研究儒家文化，从文化影响的事实当中提取有益于现代商业活动的行为规则，让潜意识变为明意识，不仅知其然，还知其所以然，则必能增进商业主体的行为动力。达此目的，可以从三个环节着手：一是辨明儒家伦理思想和商业文化的关系；二是强调经济伦理的实践对于儒商文化形成的作用；三是践行“儒魂商才”的创新手段和创新方法。
一、辨明儒家伦理思想和商业文化的关系
二十一世纪的竞争归根到底是文化之争。如果一个中国人把西方文明奉若神明，言必称希腊，赋中国传统文化弃若敝屣，那么可以不把他当做中国人。相反，如果一个外国人把自己的思想行为都融入到中华文明之中，则反倒可以把他当做中国人，这不是提倡文化绝对主义，而是全球文化冲突的事实。在这个事实的基础上，国人如何求其“是”？也就是说，如何将这个事实的本然转化为价值的应然、当然和必然，如何在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结合新时代的需要，吸取其他文化的精髓为我所用，这也是自中西之争以来直到新儒家运动所探讨的主要课题。现在看来，至少有三点可以明确。第一，儒家文化之用要归结到当前社会主义新文化的体上，也就是要归结到科学发展、以人为本和创造公民社会的根本上。第二，儒家文化的最高理想是人文主义，它是道德精神和宗教精神的统一，其心性之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本原和核心，只有在对中国传统文化认同的基础上，才谈得上对西方文化的吸纳和会通。第三，儒家文化体系之外的任何文化形态都有其存在的基础和理由，积极认识和理解这些文化在现代文明的价值，有助于儒家文化的新发展。
“儒魂”这两个字可以完整地表述以上思想。首先，儒家思想本身在不断完善之中，这个完善，是在被实践所证明为正确的儒家思想精髓的基础上进行的，比如“亲民爱物”、“仁礼合一”等等，坚持了这个“魂”，就是在坚持社会主义的新文化。其次，“魂”是一个人赖以生存的精神本质，魂没了，就是行尸走肉，只有对儒家文化有深入的理解，真切的体认，才能有“匹夫不可夺志”的勇气和信心。另外，一个人除了“魂”，还有“魄”，没有魄就没有魂，魂魄是一个完整的整体，这也就形象地说明了学习其他优秀文化的必要性。儒魂和商才的结合就是指培养出有儒家情怀的有才干的商人，简单地讲，就是有道德、有修养、有文化、有经营管理能力的商人。这样的人多了，就形成了氛围，这种氛围，就是儒商文化。儒商文化就是把儒家的理论、儒家的伦理道德，通过潜移默化的形式深入到商品创意、设计、生产和流通乃至消费的全过程中，形成一种商业行为，在商品流通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这种儒家伦理道德的行为，其反映就是儒商文化。可以说，儒商文化内在地蕴涵了人们对“真、善、美”的价值追求。在西方宗教文明中，真善美之上有个“神”，真善美是趋向于神的。在中国道德文明中，真善美基本上由“圣”来统合，“圣”是个半宗教半道德的概念，所以儒学又被称为儒教。这种区别反映了两种文明本质上的差异。儒商行为在各个层面各个环节诠释着这种现代价值：设计和制造产品需要遵循产品生产的规律，有着固有的物的逻辑，这是科学之真，又是“商”的本质；商品流通的全过程体现了人际交往之间的文化特色，在儒商而言，这又是“儒”，即伦理之善；由对这种文化的认同所激发出来的借助形象表达的，同时又具有想象和情感的形式化特征，这就是美。三者又往往呈现出互动和交替的现象。剔除历史糟粕，儒家提供给现代商业活动的思想资源，即儒魂，其内涵主要有以下几点：（1）基本原则。仁：“仁”是儒家的基本观念和基本准则，仁就是保有一颗“泛爱众”的爱心，对待他人要博爱，要有“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情怀。中庸：中庸精神就是适度把握，按照适中方式做事，并力求保持在一个合情合理的范围之内。这里有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2）政治伦理观念。从根源上来说，儒家基本上坚持“亲亲”、“尊尊”的立法原则，由此引申出“孝”、“悌”、“忠”的观念。由孝及忠，是一个情感外推的过程。在现代社会中，儒商之孝，是对家庭的情感和责任感；儒商之忠，则是强调对所在集体和商业对象的忠诚和诚实。由忠而及忠恕，变为实现仁的途径，忠为积极待人，恕为宽恕他人。儒家的民本思想则可以开阔儒商之心胸，使其胸怀天下，为民请命，发展慈善事业等等。（3）美德德行观念。个体修养：“修己安人”、“正心修身”等等。义：就是合宜，指行为合乎礼法。礼：“礼”也是一种法的形式，儒商应该遵纪守法。智：指知道、了解、见解、知识、聪明、智慧等，其内涵主要涉及知的性质、知的来源、知的内容、知的效果等几方面，是一种人的行为规范的知识。信：指待人处事的诚实不欺，言行一致的态度。此外还有“恭、宽、敏、惠、勇”的具体要求，“温、良、恭、俭、让”的道德境界，都是可资利用的。四，学习教育观念。比如知行合一的践行方法，“温故而知新”、“三人行必有我师”、“学而不思则惘，思而不学则怠”的学习态度和方法，这些都是在长期历史实践中形成的优秀价值原则，可以转化为时代精神来继承。
此外，《周易大传》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刚健有为精神，《论语》中所提倡的舍生取义、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品质，以及“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的抱负和使命感，《孟子》中提出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独立人格以及“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忧患意识，《春秋公羊传》中强调的天下统一的思想等，都是可资借鉴的宝贵精神财富。
二、强调经济伦理的实践对于儒商文化形成的作用
具体来说，结合现代商业活动，儒魂这种精神内核表现在儒商身上有以下几个方面，或者说，培育学生成为儒商的基本践行标准。首先就是要坚持儒家理论的财富观和价值取向。比如，“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君子并非不爱财，但有一个前提，那就是要“取之有道”，要根据道德原则取得财富，不能取不义之财。根据儒家的理论，儒商有三个行为准则。第一，获取财富的三种途径：一是诚；二是恕；三是和。儒商之道，简单而言就是诚道、恕道以及和道。诚道就是诚实、诚信，做商人首先要诚实、可靠、不欺诈、不作假，另外就是物有所值，童叟无欺。恕道，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对商人来说，恕道就是心胸广阔、宽以待人，因为商业联系着生产商、销售群体和客户，这种中介的性质，决定了恕道的价值和地位。把各种关系处理好，将恕道应用到人脉和人缘的建立上，就为成就优秀商人奠定了牢固的基础。和道是《论语》中的一句话，“理之用，和为贵”，伦理准则的践行，其用处就是为了和谐。和谐意味着调和纷争，求同存异，这也是在商业中儒商达到共赢的一个重要条件。另外，儒商还要具备三个美德，即商人要有仁爱之心，商人要有知识、有谋略、有智慧，商人要勇敢，要勇于承担责任、勇于决断、勇于拼搏。具体而言，现代儒商要做到如下几点：第一，要做到以人为本，“天地万物，唯人为贵”，要求现代商业人才要充分认识到人才的重要性，要任人唯贤。第二，现代儒商要遵纪守法，正确处理好义和利的关系，君子爱财取之以道，要把获取利润和完善服务结合起来。第三，以德服人，儒家强调“仁者，莫大于爱”，可见，仁的核心是个爱字，这就要求现代儒商要懂得增进员工之间、员工与企业之间的感情。第四，以信取利，儒家强调做人要诚信，这就要求现代儒商在经营过程中要注意诚信，唯有诚信才是经营成功的根本。第五，严于律己，现代儒商要注意自己纪律观念的培养，唯有这样自己才能在企业中建立和别人的互信关系，老板或员工才能真正信任你，这样才能更好地为企业服务，从而树立企业的良好形象。
提出“儒魂商才”的教育理念，是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本着对莘莘学子的未来高度负责的态度，在理论上的高瞻远瞩，具有重要的教育实践意义，对目前的教育改革将会起到引领作用，对办好高校也具有理论指导意义。那么，如何践行这一重要理念？可以从三个层面来谈。（1）作为学校的决策层和管理层，应该制订出一系列的践行办法和准则，在全校推行开来，努力形成儒商文化的校园气氛。在各个系部内，积极组织有关儒商文化的读书会和演讲活动，在各个系部之间，广泛开展有关的竞赛和文艺活动，也可以节日的形式如儒商文化艺术节来激发全校师生员工的热情。学校也可以成立儒商文化研究中心，对外交流和学习，对内进行理论指导。各部门领导之间也要积极组织读经日和恳谈日活动，用以统一思想，形成上行下效的良好风气。（2）作为教育理念的直接推行者教师，更应该加强马克思主义和儒家文化的学习，对其他文化形态也要有所了解。这其中，尤其是和儒商文化直接相关的哲学、文学、历史学和教育学老师应该率先垂范，起到顶梁柱的作用，不断读书，发表文章，申请课题，参加研讨会，积极组织相关学生活动。（3）作为教育理念的受教者学生，应该努力按照学校的意图行事，积极配合、不断参加各项活动，刻苦读书，深入体会，努力锻炼和培养自己的能力，有意识地将儒商文化融入到生活的方方面面，最终形成一种儒商气质。要能够实事求是地从容面对当今的市场经济，学以致用，获取实惠，这才是真正的中庸之道。学生可以订立一些计划，切实有效地开展课外活动和相关实习，真正把学校的教育理念落到实处，成为社会有用之才。
李泽厚在谈到儒学时认为它是实用理性主义或者是经验理性主义，指出儒家的现代转换需要从深层次挖掘，“既保存又改换传统的情理深层结构”，任何思想的践行都存在现实的矛盾，这说明了贯彻一个伦理原则的境域问题，也就是说一种行为原则的实行在具体条件下可能会产生矛盾，而儒学的一些原则的践行也会碰到困难，这需要经验的积累和理性的考量来判断。广大师生员工在实践中就应该注意到这一点，比如经权问题、中庸的度的问题等等。只有在不断地吸取经验的基础上，才能真正领会儒学之魂，才能真正将儒和商结合起来，从而形成一种人生证悟和生命智慧。
三、践行“儒魂商才"的创新手段和创新方法
为什么要创新？创新是时代的要求，创新是人性的诉求，创新是对未来之路上展现的无限可能性的理性考量和经验计较的现实化。对儒魂商才而言，一个“魂”字，就说明了创新的变与不变的统一，也就是说，无论怎么变化，思想的合理内核不能丢，只是其表现形式产生了不同，变的是理论样式，变的是思想内部结构的组合方式，创新的结果必然是兼收并蓄的理论形态和践行方法。因此，儒商文化的与时俱进就包含了以下几个创新方面：（1）理论创新。时代的发展必然产生不同的思想，儒商文化必定会面临各种文化思想的挑战，比如急功近利的思想等等，如何在坚持中不断发展，就成了儒商文化所面临的一个首要的问题。这就需要对所有新的理论形态进行批判吸收，将其合理因子进行改造和组合，在实践中不断完善，从而形成新的儒商文化的表现形态。（2）教育管理创新。教育管理的创新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原有儒商文化形态要求教育管理的转变，二是新的儒商文化形态要求教育管理的改造。不管怎样，都是为了具体地落实教育理念。学生的行为从心理学上来讲可以分为两个向度，一是心理认同产生新的行为，这是从内到外；一是外部刺激形成行为习惯，逐渐产生认同心理，从而导致新的行为，这是从外到内。新的管理应该结合学生心理落实到具体的学生个体上，以个体为基础，逐渐实现一加一大于二的群体效应。2007年10月长沙理工大学城南学院成立的湖南省高校第一家“道德银行”中，推行了有“约束性”的考评管理机制。所谓道德银行，是指储蓄学生良好道德行为习惯的银行，仿照银行的形式，学生把自己在学校、社会、家庭的优秀道德行为兑换成一定的道德币，存入“道德银行”，如有不良的行为习惯，将消费一定的道德币，其目的在于通过这一活动培养学生良好的道德行为习惯。这种机制，产生了一定的效果，尽管不尽如人意，但毕竟作出了创新的举措，为以后建立新的可行机制奠定了基础。（3）教育方法创新。做一个商人，需要做事也要做人，要做优秀的商人就要学会做人，然后结合商业经验形成优秀的商人。儒家的经典著作，特别是孔子的《论语》基本上讲做人做事的原理原则，实际上对一切事业、对所有人都适用。教育方法的创新，就是要把儒家理论贯彻到教学之中，把学生的做事与做人结合起来。课堂教学除了讲授法以外，还可以结合其他方法，诸如谈话法、讨论法、演示法等等。课外实习和其他教育活动可以采用参观法、榜样示范法、情境教学法和评价法等等。
四、结语
亚洲的许多国家都善于把当代西方科学的管理与儒家文化相结合，从而形成具有自己特色的经营思想与管理模式，并且创造了许多经济奇迹。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儒家思想体系是中华民族的文化财富，也是华夏民族两千多年传统美德和行为规范的重要基础，其精华部分对培养现代经济、管理人才有着不可估量的重要意义。儒家的伦理道德理论，加上现代科学的经营管理，将会培养出一批新的商业人才，构成新的儒商群体，对企业文化建设起到促进作用，对社会诚信建设和发展也将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
我们相信，在“儒魂商才”教育理念的指导下，学校必将培育出更多的儒魂商才。在经济高速发展的二十一世纪，儒家文化必将与现代经济产生越来越多的联系，也必将成就一代又一代担负新时代历史使命的“儒魂商才”！
[参考文献]
[1]萨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
儒家思想的优点篇8
关键词：儒家文化郑州市民建设
郑州市位居中原腹地，作为文化大省的省会，居住人口众多，儒家文化建设对郑州市精神文明建设的推进具有深远的社会意义。形成于春秋末年的儒家思想具有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地位，它对于独树一帜的中原文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一、郑州市儒家文化的建设价值
当代市民人格构建的问题已经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当今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复杂多变的国际社会环境对市民们的人格、价值观、世界观、人生观产生了很大的冲击和影响。将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优秀的中国儒家文化注入到市民生活中去，帮助郑州市民树立一个理想而健全的人格，培养市民高尚的情操，提升市民整体文化修养，推动郑州市精神文明建设，进而实现中原崛起的伟大目标。总体来说，儒家文化对当代郑州市民理想人格构建的意义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点：
继承儒家的“仁爱”之心。“仁爱”精神是真善美的具体体现，是以人为本的思想理念。儒家以“仁爱”为精神信念，这对当代社会文明建设、郑州市民精神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一、真善美是人类在任何状况下追求的终极人道主义价值观，是为人的根本信条；二、人与人之间在合作、交流、关爱之间互相体现“仁爱”，避免因竞争和物质冲突带来的人性邪恶的创伤。儒家文化强调推己及人，由对同类的关爱进而推广到对大自然万物生灵的仁爱之心，由“亲亲而仁民”进而“仁民而爱物”。在崇尚经济、提倡竞争的当下，尤其需要大力提倡儒家仁爱思想，构建一个和谐温馨的美好社会。当今社会，道德问题日渐暴露弊端，道德建设任重而道远，我们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恢复儒家文化优良传统刻不容缓。在努力继承和发扬传统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吸收国外先进文化精神，与时俱进，多方位、高效率地加强民族道德教育，努力提升郑州市民的文化素养，展现中原传统儒家文明，调动全市市民努力构建一个充满和谐、文明、健康的小康社会，最终实现中原崛起和中华复兴之路。
发扬儒家诚信思想。探究两千多年的儒家文化，不难发现，儒家伦理思想的一个显著特色就是诚信意识，也即守信用、讲信誉、重承诺。诚信是中华儒家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以诚信为人类信条是中华文明永恒的道德价值尺度和人格准则。儒家认为人无信不立。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辊，小车无轨，其何以行之哉？”这就是f，一个人如果不讲信用，在世上就会寸步难行。在孔子看来，讲究诚信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做人道理。人类生存、发展需要道德维系，儒家的诚信行为准则是中华民族重要的伦理规范，无论在理论或在实践中，都应作为为人处世的基本原则。儒家诚信信条是人类最自然最美的追求。纵观五千年历史文化，中华儒家仕子之所以特别注重儒家道德感化，崇尚人性个体人格魅力，首先真善美使人保持一颗纯洁的心灵，能维系社会的和谐稳定。人类进入市场经济和信息化时代，这一基本原则不可丢弃。从古至今，没有离开道德信条约束的经济活动。相反，越是复杂的经济活动，越应该坚守儒家道德信条。总之，诚信是建立和平友好、平等互利的社会关系的道德原则，是社会保持和谐稳定的道德准则，是市民建立良好人际关系的道德底线，是现代企业和市场经济应该风行的生存信条，是市民立身之本，处世之道。
传播儒家的义利观。作为入世哲学的儒家思想，关注社会、人生等很多方面的问题，作为儒家思想中重大的伦理问题之一的义与利，更是入世哲学儒家思想关注的焦点。纵观古今，义利观是人类社会不可回避的伦理问题，而其价值依然引发后人对如今社会的深思。何谓义？何谓利？义者，“事之所宜也”，是儒家们始终追求的无上道义，是人类行为处事的道德准则，是某种特定的伦理规范。利者，“人之用曰利”，也即如今我所说的物质利益。怎样看待义和利的关系，也便形成了不同的义利观。
儒家思想者们倡导义利观，尊崇重义轻利。孔子赞颜回“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也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这充分体现了儒家重义轻财的思想取向。他们追求的是精神上的富足胜于物质上的富裕，强调道德情操上的豁达和知足常乐。然而，儒者们倾向重义轻利，但并非只讲义否定利，他是在先充分肯定利的基础上，强调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义利观并不算一个很新鲜的话题，然而，在如今社会主义社会，义利观不是一个只属于过去时的话题，对于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我国仍然是意义非凡。如今社会的很多人自然不安于“一箪食，一斗羹”的状况。当然，追去富裕也是人类的生存本能。面对财富，如何追求富裕，这才是我们思考的关键。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今天，我们应该取儒家义利观之精华，主动抛弃义利观的糟粕，也即以义去求，不损他人和社会集体利益的基础上，追求人生理想和财富，这便是正确的义利观。在郑州市精神文明建设当中，充分吸收儒家义利观为我所用，努力建设一个和谐、友爱的社会环境。
二、郑州市儒家文化建设的对策分析
开拓新方法渠道，丰富传播方式。如何推动郑州市儒家文化传播，是我们亟待解决的问题。首先要想丰富传播渠道，我们必须要对儒家文化达成共识，我们必须立足当代社会大潮流，把我时代主题主旋律，结合马克思主义原理在创造地辩证吸收儒家传统文明，使传统走向现代化，使儒家思想焕发出新的活力和生命力。其次，在传播渠道上我们也应该努力创新，结合郑州市民文化生活现状，挖掘一条市民喜闻乐见的传播方式，把儒家文化博大精深的要义采用一种通俗易懂的方式传达、传播。同时，结合当今时代主题，在东西方文明冲突的大背景下，引导儒家文化走入国际潮流，融入市民生活。
注重文化宣传，引导市民正确认识儒家文化。网络媒体的不正当引导，儒家文化思想自身弊端，导致市民忽视儒家文化的现实意义，忽视儒家思想的合理成分，片面地认为儒家文化祸国殃民，奴化了中国人的思想；夜郎自大，失去了创新进取的精神。
21世纪，在全球化文明冲突和秩序重建过程中，中国儒家文化在推动东西文明融合和对话的过程中起着中枢作用。中国儒家文化博大精深，其中它所蕴含的“和而不同”、“求同存异”的思想，有利于化解世界文明冲突，使多元化文明融合一体。当代领导人积极倡导的“以德治国”、“以民为本”、“和谐社会”的思想，是儒家在当代中国政治理念中的新体现。因此我们必须引导市民正确认识和定位儒家文化，重塑儒家文化情感，提升儒家文化影响力。
合理开发儒家文化资源，服务民生经济。儒家文化在塑造出具有担当精神的治理精英和社会文化网络方面具备着人类成功的共性，是今日中国在改善政治神态和提升治理艺术方面可资利用的文化资源。对文化资源的挖掘和利用可以遵循两个原则：一是珍视和传承中国儒家文明中优秀的传统文化成果；二是充分挖掘和利用适合当代郑州市文化建设现状的优秀儒家文化成果。
针对儒家文化的物质文化遗产来说，拿河南传统民居和古建筑遗址为例。郑州市政府应当紧紧围绕文化旅游产业争先做河南排头兵、全国创一流的目标，大力实施儒家文化品牌带动、重大文化项目带动两个战略，积极做好文物旅游体制创新、示范园区建设、文化旅游产业发展三篇文章，以体制机制创新为动力，以文化项目建设为载体，集中力量、集中资源，全力推进文化旅游产业跨越发展。一要抓紧启动文化产业园管委会和文化旅游发展投资集团运行机构，结合郑州市实际，创新体制机制；二要做大做强儒家文化演艺产业。成立儒家文化演公司，按照市场化运营路子，创办儒家文化艺术学校；三要启动建设一批文化旅游产业项目，抓好遗址的改造和政治，抓好文化特色街道建设发展，抓好儒家思想的传媒传播与宣传。
河南省是中国人口大省和农业大省，是中原崛起的核心主导。2003年，主席视察河南时对河南省省委提出了“实现河南经济社会又快又好的发展，在促进中部崛起中走在前列”的目标。2003年7月，河南省省委召开了七届五次全会提出“奋力实现中原崛起”的决定，提出到2020年基本实现工业化、河南的发展要走在中西部地区前列。把“农业先进、工业发达、文化繁荣、环境优美、社会和谐、人民富裕”作为实现中原崛起的总目标。这是对文化发展的定位，明确了文化繁荣与农业、工业发展同等重要、不可替代的战略地位。中原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之一，加强郑州市儒家文化建设是发展河南省传统文化建设的一部分。从本土入手，寻求新思路新方法开展郑州市儒家文化建设将是一条全新的思路。同时，郑州作为河南省会，传统文化的发展现状同城市现代化发展是否协调具有典型意义。
参考文献
[1]周成仓.中国传统文化与企业文化建设[J].攀登，2007（3）.
[2]方彬.中国传统文化和谐思想及其当代价值浅析[J].江西行政学院学报，2013（4）.
[3]王媛媛.儒家文化在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J].石家庄经济学院学报，2012（3）.
[4]刘慧敏，刘余莉.儒家文化与和谐社会[J].齐鲁学刊，2007（6）.
儒家思想的优点篇9
很荣幸参加孔府家酒业全国经销商大会，并借这个机会，在孔子的故乡，和大家一起探讨儒家文化的话题。
我们今天来到的这个地方，非同寻常。《论语》中有一句话，叫“子曰：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孔子的意思是说，齐国如果进行改革，就会达到当时鲁国礼仪之邦的标准；鲁国进行改革，就会提升到王道之政。我们知道，孔子生活在春秋末年，当时齐国带着春秋五霸之首的余威，还算是个强国，尤其在管仲治理下，经济发达。而鲁国是个小国，经济不发达，但在当时被各国公认是保留周朝文化最完善的国家。拿现在的话说，齐国代表物质文明发达，而鲁国精神文明发达。孔子的政治理想，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所以就有了上面这句话。而齐鲁两国的疆域就相当于现在的山东，齐国的国都在临淄，鲁国的国都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曲阜。
今年奥运圣火传递来到了曲阜，而没有去临淄。我见临淄的朋友在网上发帖子很不满意，因为历史上齐国比鲁国发达，临淄比曲阜发达，为什么不去临淄反而来到曲阜啊？叫我说没什么不满意的，谁让你们临淄没有孔子呢？要论对后世的影响，临淄的影响远非曲阜可比。曲阜是孔子学说、儒家思想的发祥地，也可以说是中国哲学、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不仅对几千年的中华文明构建起到主流作用，而且还走向世界。孔子学院目前在全球78个国家和地区已经开办249所，还有56所孔子课堂。正好是今天，孔子学院第三届大会在北京举行。
孔子学说在孔子在世的时候，影响就很大。韩非子就曾说，当时社会的流行学说有两大派，即“非儒即墨”、“儒墨并行”。“墨”就是墨家学派。墨子也是鲁国人，孔子去世那年墨子出生。墨子去世10年，孟子出生；孟子去世9年，韩非子出生。韩非子讲的是战国时期孔子学说的社会影响。韩非就到了战国末期了，秦始皇统一六国，孔子学说受到历史上第一重大打击，就是大家都知道的“焚书坑儒”。到了汉代，董仲舒提出“独尊儒术”，孔子思想才进入了历史上的黄金时期，孔子也被历代皇帝所推崇，以孔子学说为源头的儒家思想成为中国历朝历代的主流思想。董仲舒也是山东人，是德州的。孔子最早获得的封号是“褒成宣尼公”，是汉代的事；到了唐玄宗被封为“文宣王”；清世祖顺治给孔子的封号是“大成至圣文宣王先师”，到了顶级了。
但孔子学说在历史上的发展也不是顺利的。两点，第一，孔子学说被各个朝代的统治阶级所篡改，尤其董仲舒、朱熹等人，他们对孔子思想的研究提升了孔子本人的地位，但孔子思想却被发展为后世的儒家思想，好多东西已经偏离了孔子学说。这一点要注意，也就是说，孔子思想和后世的儒家思想是有区别的，就是这么来的；第二，儒家学说在历史长河中屡次被抨击，又屡次被推崇。研究儒家的专家总结一个规律，就是“乱世批孔、盛世尊孔”。
在座年纪比较大的可能经过历史上最近的一次“批孔尊孔”转变的全过程。最近一次的批孔，是以1919年的五四运动为标志的，打到孔家店嘛。建国以后，孔子继续挨批；直到改革开放以后的若干年，随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回温，孔子思想又开始被推崇。这是符合历史规律的，也和孔子思想本身有关系。孔子的政治思想是德政，是温和的政治改良主义。而在乱世，仁义道德不如“枪杆子”。创业初期、原始积累时期的小企业则更喜欢法家和兵家的东西；儒家思想适合有理想、有境界的大企业治理：也是这个道理。
孔府家就非常适合用儒家思想来治理企业，不仅适合而且是最佳的选择。甚至我们可以说，孔府家选择儒家文化作为企业文化的核心精神，是历史的必然；反过来，儒家思想天生就是为孔府家准备的，是上天之所赐。今年是孔府家建厂五十周年大庆之年，孔子说：“五十而知天命。”孔府家在天命之年，将完成企业文化的变革，回归到本来就属于孔府家的儒家文化上来。
我们今天合作的孔府家与儒家文化是什么关系？我们不妨用这么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孔府家是儒家文化当仁不让的代言人和任重道远的传播者”
先说为什么孔府家是儒家文化“当仁不让的代言人”。“当仁不让”是什么意思？这个成语出自《论语·卫灵公》，有句话是“子曰：当仁不让于师。”朱熹有个注释：“当仁，以仁为己任也。虽师亦无所逊，言当勇往而必为也；盖仁者，人所自有而自为之，非有争也，何逊之有？”意思是说，把对“仁”的修炼和推行作为应当应分的责任，虽然面对老师，也不必退让、谦让。因为，“仁”这种品质本来就是人人所固有的，应该坚持和推行的，无可争议，何必谦让呢？
我们说孔府家是儒家文化当仁不让的代言人，也是因为儒家文化就是孔府家所固有的、应当坚持和推行的。为什么呢？三点：
第一、地缘因素
我们知道，自从近几年国学热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回温，很多企业都在琢磨打儒家牌，白酒里面的五粮液、茅台都在做这方面的工作。我曾经在《华夏酒报》发了一个系列文章，专门评论五粮液做儒家文化品牌内涵，是难度重重。尽管我们说，儒家文化不是曲阜的垄断产品，不仅仅属于曲阜。儒家文化属于整个中国，甚至是世界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毕竟白酒品牌打文化牌、历史牌的时候，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支点。曲阜作为儒家文化的发祥地，作为孔子故里，那才叫根红苗正、当仁不让，而孔府家企业就在曲阜，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这是没地方说理儿去的。
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孔子是中国的，五粮液是中国的名酒，茅台又是国酒，面对全国市场，他们也有做儒家酒的切入点，尤其面对国际市场的时候，更能显示出企业实力和品牌影响的优势。我们说孔府家具有优势，并不说就可以一劳永逸、坐享其成，还是需要其他方面的坚信努力的。
第二、追溯起源
“孔府家酒”四个字怎么断句？当然注册商标是“孔府家”，孔府就是孔家，孔家就是孔府，“孔府家”就重复了，属于叠床架屋。但“孔府”恐怕不给注册，“孔府家酒”也不行，不允许带产品名嘛。所以注册“孔府家”是擦边球。这四个字真正的意思是“孔府的家酒”。家酒就是自家私酿的酒。曹雪芹家的家叫曹雪芹家酒、蒲松龄家的酒就叫蒲松龄家酒，来自孔府的酒就是“孔府、家酒”。
有人问了，孔子家里酿酒吗？他们家开酒厂吗？《论语·乡党》篇有讲孔子主张“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菜肴越精细越好，肉丝越精细越好，鲁菜的风格也有做工讲究繁琐这一条。又记载：“沽酒，市脯，不食。”从市场买的酒不喝，从市场买的肉不吃。看来在当时就有家庭自酿酒的风气。估计也是有条件的家庭，一般家庭做不来。孔子尽管要求高，但他医生过得好日子也不多，尤其断粮于陈蔡之间的时候，油饼卷大葱恐怕都吃不上，哪里还讲究得了“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啊。
有私酿家酒的风气，但未必孔子家就有。我前几年看有人写文章，就以这个理由来说“孔府家酒”是后人杜撰的。这一方面说明大家对“孔府”不够了解，另一方面也说明孔府家在宣传上不到位。我们知道，孔子出身平民，并不是富家子弟，也不拥有豪宅大院。孔子生前所居住的院落，根本谈不上“孔府”。孔府是在孔子故居所在地经过历代扩建才形成现在规模的。
你想，孔子在汉代被追封为“褒成宣尼公”，当然要有相应的府邸，孔子嫡系后裔世袭爵位，在孔府处理事务。“孔府”又叫“衍圣公府”，衍圣公是在北宋的时候才有的爵位。一旦有了府邸，就完全有条件自酿家酒了。而历史上，孔府家酒一直是用来家族祭孔用酒，供奉宫廷和招待贵宾用酒。
现在，最后一代衍圣公已经去世，孔府也不再为孔子后代所居住，而孔府原来自酿家酒的小作坊也变成了如今的大企业，叫做“孔府家酒业有限公司”了。所以我们现在喝的孔府家酒，就是源于当年孔府给皇帝的贡酒。
第三、工艺传承
按照孔府家的说法，孔府家酒的工艺是“孔府自家私酿酒坊传统酿酒技艺”。这当然是现代孔府家酒的核心工艺，或者叫基础工艺，还有原料、水源和储藏、调制等改进工艺，才形成当代孔府家酒的儒雅香风格。
所以，孔府家酒的起源非常单纯，不仅出处明确、史料翔实，而且文化内涵、历史内涵无可挑剔，绝对是“当仁不让的代言人”。尽管90年代孔府家酒依靠“让人想家”的家文化一举成名，但这个家文化与孔府家酒这些实实在在的文化元素毫无关系。而孔府家在“天命之年知天命”，努力完成对儒家文化的品牌回归，其市场切入力度、文化冲击力度，尤其品牌生命力将是难以估量的。
再说为什么孔府家是儒家文化“任重道远的传播者”。任重道远出自《论语·泰伯》，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作为一个士人，眼光不可以不远大，性格不可以不刚毅，因为你的任务太重，而道路又很远。把仁作为修养并推广，不是很重的任务吗？要做一辈子，不是很远吗？
第一、任重道远
我们知道，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构建起着主导作用，不管你对儒家持什么态度，这是无可争议的历史事实。儒家文化的传播者起码有两个任务，一是继承，二是传播。无论继承还是传播，都不单纯是一个企业的任务，也不单纯是一个人的任务，而是国家层面或者中华民族层面的历史使命；也不单纯是一时一事，而是长期永远。
第二、难度大
从1919年至今，在“打破旧秩序、简历新世界”思想的主导下，中国传统文化不仅被隔断了仅100年，而且是矫枉过正式的批判。这种负面影响至今还广泛存在，而国学回温也才是近几年的事情。所以这百年来几乎是传统文化的荒漠期。造成一系列问题。一是对国学、对传统文化的态度；二是研究、学习不充分；三是无良学者借国学回温之际胡说八道，错误解读满天飞。
虽然难度大，但也有容易的一个方面，那就是：儒家文化是每个中国人血液里的文化基因。我们有这样的体会，就是即便是偏远山村的老太太，她可能根本不知道儒家文化是什么，也没有读过《论语》，甚至一个字也不认识。但是她却知道为人处世的原则和标准，在对儒家伦理思想的遵守上，甚至比士大夫还严格。
以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传统文化代代相传，不单纯是官方的提倡，更不是依赖学者们的演说。从历史上看，不管儒家文化的历史际遇如何，儒家文化的影响始终没有隔绝。
儒家学说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可以简单地说，儒家学说是以易经思想为哲学源头、以伦理思想为基础的政治治理学说。
其思想核心掌握三个字：时、仁、德。
儒家学说哲学思想的核心是一个字：“时。”孔子晚年感叹：“时哉！时哉！”这个“时”就是不断变化的社会大势。这是孔子对易经“与时偕行”思想的传承。“时”的思想，就是面对现实、承认变化、顺应趋势的态度，孔子把它具体化成一个词叫“中庸”。中庸思想不是中间道路，不是骑墙派，而是恰到好处的处世方法，是“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孔子讲：“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各种情况都研究了，各种可能都考虑了，在全面考虑的基础上，得到最佳解决方案。我们现在的“实事求是”、“与时具进”、“科学发展观”都是对“时”这一哲学思想的具体体现。
伦理思想解答的是人与人相处的原则，孔学伦理思想的核心是：“仁。”如果世界上就你一个人，就不需要伦理思想，正因为有人群存在才有社会，就需要伦理。“仁”分解看来就是“两个人”。以“仁”为核心就延伸出一系列的为人处世的原则，就是大家都熟悉的“忠、孝、仁、义、礼、智、信”。尽管传统文化的隔绝近100年，可能我们大多数人没有系统地阅读过传统经典，但恐怕都很难否认这些基本原则。
孔子学说最终是政治学说。儒家政治学说的核心是“德”，提出的最佳治理原则是“德政”。“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有人说孔子的政治学说是“人治”，也有说孔子不主张“法治”。都是错误的。“德治”是“人治”与“法治”的最佳结合。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
在这样的理论体系下，儒家认为儒者的责任就是加强自身修养、通过入仕当官来推行德政。“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人生脉络是这样的：“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因而是一种积极入世的人生哲学，表现为高尚的个人情操和坦荡的济世情怀。
这样，儒家学说的核心精神就出来了，就是“强烈的社会责任感”、“高度的历史使命感”和“超然的入世人生观”。
实际上，儒家思想的核心精神构成了企业家的基本品格。没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家称不上“企业家”。牛根生，在个人利益、企业利益与社会诚信发生冲突的时候，选择了前者，就不是企业家所为；史玉柱从事脑黄金、脑白金、黄金搭档到网络游戏，我们看不到对产业和社会文明的贡献，成就了营销奇才，而成就不了企业家。五粮液的黄金酒，很可能成为史玉柱的“滑铁卢”。
我们讲儒商、做儒商，其实质就是追求做一个被社会广泛尊重的企业家。怎么样才能成就儒商品质，做一名优秀的企业家？孔府家给我们提供了机会。
孔府家的社会使命就是，以孔府家酒为载体，在华人世界甚至更广阔的领域，对儒家文化进行挖掘、研究、应用和传播。孔府家从事的是文化产业，孔府家酒是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精神的文化产品，孔府家是儒家文化当仁不让的代言人和任重道远的传播者！
儒家思想的优点篇10
儒家传统文化的核心就是其传统的道德理论，他的始创人就是我们现在拜奉的大教育家孔子。春秋时期，是我国奴隶制度的兴盛时代，也是在向着封建社会过渡的时期，他以政治理论为基点，形成了系统的道德思想。这种思想以善为本，从亲出发，把仁、义、礼、智、信做为核心观念，初步形成了我国早期的道德意识。所谓仁是指仁者人也，仁者爱人，也就是说要以公平的态度对待其它人，把人当做人来看，而且还要让自己宽以待人，善以爱人。在孔子的观念中，我们可以看到仁应该是他所认为的当时社会的最为基础的道德信条。孔子认为“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如果不仁，就不用谈其它的德行了。时间到了汉武帝时期，董仲舒实施了“罢黝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方针，使儒家思想上升到了国家层面的道德规范甚至是政治理论。
二、儒家文化的特征
1、重私德
从侠义的角度来说，儒家文化属于私德范畴。道德有公德和私德之分，但在产生儒家文化的那个奴隶社会时期，国家和社会根本就无公德和私德之分，只有到了近代和当代我国社会主义国度才有了公德和私德之分。伟大的教育家和思想家，我国的伟大的政治家和革命家梁启超先生在他的《新民说》中提出“人人独善其身谓之私德，人人相善其群者谓之公德”，这也是公德这一概念第一次被正式的提出来。但到了新中国社会主义社会时期公德与私德还是有一定的改变，也界定范围。所谓公德就是指在社会关系中与公共生活相关连的道德行为准则，而私德是指那些私人生活相关的道德行为规范。“纵览中国传统道德，可以归纳和概括出十八条基本规范，即公忠、正义、仁爱、中和、孝慈、宽恕、谦敬、诚信、礼让、自强、持节、明智、知耻、勇毅、节制、廉洁、勤俭、爱物。”在这里除了几个像正义、礼让和公忠是公德外，其它的都是在强调私德，都注重于个体自身道德的修养与培养。
2、重义礼
中西方的文化价值取向不同，中文讲究重义，而西方国家的文化重利轻义，我国传统的儒家文化主要是讲礼、讲义。忠、孝、节、义是我国的传统的价值观，而儒家文化所强调的礼，重在心，重在义，重在接人待物的真心，儒家所宣扬的诚信和真心，表现在生活之中，也就是儒家所重的礼，而对于儒家所强调的义来说，从大的方面，表明的是对国忠，对友义。儒家首先是讲德，如果德所缺，就行仁，仁不在，就在礼，礼或缺，就行义。义与礼，忠与贞，是我国古代封建社会中，对于人的最为基本的标准和行事准则，也是当时社会中道德标准的最根本。从更为深层次来说，在古代社会中，儒家所申明的礼，就是着重指个人的明礼，知礼和懂礼，礼仪的教育在于教育人们如何端正仪容和身态，表情适当，言语适合，只有做到这些才能君臣位份明确，父子关系和睦，家庭邻里合顺。
3、重中庸
中庸给人的感觉就是不温不火，不急不燥，不左不右，不偏不倚，不激进，不落后，刚刚正正好好的在中间的位置，而这种态度和观点在一定的程度上有其优点，但是有一些人认为在一定的程度上也是造成我国近代时期相对落后的原因。这种观点和态度是对中庸的误解和错解，在中庸的开篇中提出过，天命之所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中庸着重强调的是顺应自然的规律，顺应社会规律和要求，对自身进行规范，所以中庸之中，才会有喜怒哀乐之未发，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和在一定的意义上，才是中庸最为重要的基点，强调着外界与内心，形势与能力的一种平衡。虽然在当代社会和近现代社会中，有人对于中庸还是持着批评的态度，认为中庸就是不思进取，左右逢源，墙头草，两边倒，两边靠，这种错误的思想，也直接导致了人们对于中庸这一古代优秀的文化传统的错解和仳离。儒家文化是一种入世的哲学，它只是在强调人要审时度势，不强求，也不放弃，无论强弱，无论进退都应该坚持信念的一种态度和方式。
三、儒家文化在当代的意义
在当代中国，我国实行以法治国治国，体现了国家和我国社会道德建设的重要性。在近几年，提出了以德治国，以德建国的方针，标志着我国道德建设上升到了一个全新的层面―国家理论高度的层面，这也反映出当今我国道德建设的重要地位，孔子在《论语》中曾经提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目格。”也就是说，国家或是政权如果只凭借着法律和苛政来维持国家，来约束百姓，那么这种方法只能在短时期内取得成效，但如果用道德来使百姓信服，使他们懂得礼仪与文明，那么这种方式才是长治久安的良策。而儒家文化与我国当下道德的要求如走一辙，如行一轨。儒家文化做为中国文化的中流砥柱，纵使有千百般的不足，但谁也无法剔除儒家思想和文化在维护社会秩序和社会道德中的作用。在经济飞速发展，科技日新月异的国家今天，更应该立足于本国的儒家思想，立足于本民族的先进文化，不断地完善公民自身和整个社会的道德建设。
四、继承儒家文化，提高当代公民道德建设的策略
1、转变观念，提高对儒家文化的认识
首先，对于当代公民的道德建设来说，转化公民的观念，提高意识，是重中之重。当今社会中，我们应该认清儒家文化的本质以及其精髓，只有对儒家文化有大概的了解和整体的掌握，才能转变自身对于儒家文化的误解和错解，才能在思想的层面上提高自我的意识，虽然儒家文化形成于我国的封建社会，但是却是我国一脉相承的文化传统和传承，毛主席曾经强调过，今天的中国是历史上的中国的一个发展阶段，它不能完全摒弃了古代和旧中国的一些优秀文化和借鉴，我们是马克思主义下的中国，不能割断历史，从孔子到国民党执政的中国，再到我们全新的中国，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总结和剖析，祛其糟粕取其精华，传承文化，发扬传统。
2、健全公民道德建设机制，完善制度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经济和科技日新月异，社会的发展使我们已经跟不上历史的进步，与开放一同引进的还有很多不同的西方和资本主义的文化，当前在我国社会日益复杂文化日益融合的今天，在提高对于儒家思想和观念的意识之后，首当其冲的就应该是完善我国的制度和健全相应机制。在市场经济还没有完全健全的状况下，我们要不断的完善公民的道德建设的机制，不仅有利于社会的和谐和安定，也同样给经济的发展和进步，创造一个良好的人文和谐的友好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