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经济的特征篇1
关键词：城市圈 因子分析 聚类分析
中国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3973(2010)09-114-02
大武汉城市圈，是指以武汉为中心，以100公里为半径的城市群落，包括武汉以及黄石、鄂州、孝感、黄冈、咸宁、仙桃、潜江、天门等8个中小城市，面积达六万平方公里，是目前武汉的七倍多。形成湖北乃至长江中游最大、最密集的城市群。合力打造之下的“武汉城市圈”，将形成以大武汉为核心，与周边8个中小城市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市场共通、利益共有的城市圈经济一体化格局。世纪，经济的主要动力将越来越源于城市圈特别是大都市圈。城市圈之间的分工、合作和竞争，决定新的世界经济格局。
在这一背景下分析我省、我市情况，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专家认为，建设武汉城市圈势在必行，机遇在前。为此，我们有必要对武汉城市圈的经济情况进行具体分析，掌握武汉城市圈的大体情况，便于我们采取有利措施加快城市圈发展，早日实现城市一体化。
1、指标和数据的选取及标准化
为了观察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情况，我们从湖北统计年鉴中找到了武汉城市圈的几个经济发展指标，用SpSS统计软件将样本值标准化后，再进行因子分析和聚类分析。这些经济发展指标为：土地面积(平方公里)、年底总人口数(万人)、地区生产总值(亿元)、第一产业(亿元)、第二产业(亿元)、工业(亿元)、第三产业(亿元)、人均地区生产总产值(元)。
由于我们所选取的经济指标的单位各不相同，这不利于我们对它们进行比较，因此有必要对这些数据标准化。可以直接利用SpSS软件的得到标准化后的数据，见下表。
2、数据处理
2.1 因子分析
在实际问题的分析研究中，为了全面客观地分析问题，往往要考虑从多方面观察所研究的对象，要收集多个观察指标的数据。因子分析就是考虑各指标间的相互关系，利用降维的思想把多个指标转换成较少的几个互不相关的综合指标，从而使进一步研究变得简单的一种统计方法。其基本思想是根据相关性大小把变量分组，使得同组内的变量之间相关性较高，不同组的变量相关性较低。每组变量代表一个公共因子，原来观测的每个变量就可表述为公共因子的线性函数和特殊因子之和。通过构造因子分析模型来研究因子载荷矩阵、分析变量的共同度，再根据公共因子的方差贡献大小选择主要的公共因子，在对因子进行方差最大化正交旋转后，用回归法估计因子得分，最后以各因子的方差贡献率比重对各因子进行加权汇总，得出综合得分进行评价。
现在对以上提到的8个指标(下面所有用到得数据都是标准化后的数据)进行因子分析，利用SpSS软件计算的结果。
根据因子分析的有关信息，在做因子分析之前，我们要对数据是否适合做因子分析做检验，以得出的因子分析具有实际意义。通过检验，我们采用因子模型分析数据是适宜的。
表2是未进行旋转的的每个因子的特征值和方差贡献率。每个主因子的方差贡献率是其特征值占全部主因子特征值总和的比率，此次分析全部主因子特征值的总和为8(即主因子个数)，如第一主因子的贡献率为71.281％，是其特征值5.702和8的比率。在提取公因子数量时我们没有选择特征值大于l来决定公因子数的方法而是直接选择提取前三个公因子，就是提取三个因子的因子载荷矩阵。可得前三个因子可以解释总方差的累计比例达到99.425％(其实2个公因子时有98.536已经可行，但为了分析更方便我们取三个公因子)，其余的因子所占比例相对很少。也就是说三个因子可以解释总方差的绝大部分，在此我们选三个主因子时可行的。
图1是一个比较直观的特征值碎石图，可以看出从第三个主因子以后，曲线变得较为平坦了，所以我们拙取三个主因子还是比较适宜的。用四次方最大旋转法可以得到旋转后因子载荷矩阵如表4。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各个变量与每个因子的相关系数。
表3是旋转前的因子载荷矩阵，我们为了使因子之间的信息更加独立和更加容易对因子做出解释，进一步对因子载荷矩阵施行方差最大化旋转如表4所示，可以看出变量较过程末进行旋转之前要好，更加直观明显。从上表的公共因子来看，8个变量的几乎所有信息都能别这3个公共因子说明。且我们可以看出地区生产总值、第二产业、工业、第三产业这4个指标主要在第一个主因子上的载荷较大，而土地面积、年底总人口数、第一产业对第一个主因子之间有绝对值较大的相关系数：剩下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则对第三个主因子有较大的因子载荷。经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在因子1上具有较大载荷的4个指标较集中的反映了一个地区工业对总体经济的影响，因此我们可以将因子1定义为工业因子：在因子2上具有较：
大载荷的3个指标反映了一个地区农业及地理对经济产生的影响，因此我们可以将因子2定义为农业因子，而因子3我们可以定义为生产平均量因子。
利用SpSS软件，我们可得武汉城市圈中9个城市的经济指标在三个因子上的因子得分，如表5。
2.2 聚类分析
我们认为，所研究的样品或指标变量之间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相似性。于是根据一批样本的多个观测指标，具体找出一些能够度量样品和指标之间的相似程度的统计量，以这些统计量为划分类型的依据，把一些相似程度较大的样品(或指标)聚为一类，把另外一些彼此之间相似程度较大的样品聚为另外一类，关系密切的聚合到一个小的分类单位，关系疏远的聚合到一个大的分类单位，直到把所有的样品(或指标)都聚合完毕，把不同的类型一一划分出来，形成一个由大到小的分类系统。最后再把整个分类系统画成一张分群图，用它把所有的样品(或指标)间的亲疏关系表示出来。聚类分析不仅可以对样本进行分类，也可以用来对变量进行分类。对样品进行分类称为Q型聚类分析，对变量的分类称为R型聚类分析。聚类方法一般有：系统聚类法、模糊聚类法、K－均值法、分解、加入法和有序样本的聚类。
本文中我们将用到的是系统聚类。系统聚类(HierarchicalClusteringmethod)是聚类诸方法中用的最多的。按照不同的类与类之间的距离计算方法可以是不同的系统聚类。
用SpSS软件可以得到按因子得分的不同类别的分类，表5为利用因子得分将各个地区划分成2-5类条件下不同的分类结果。
从表6和通过因子和聚类综合分析得到的图2中我们看到对聚类得出的各类我们结合实际情况分析知，分成4类的结果是比较合理的，具体分类为：
第一类：武汉――长江中游地区最大的先进制造业基地、金融商贸中心、交通物流和通讯中心、科教文化中心及区域性的旅游目的地。它也是整个武汉城市圈的中心，即作为城市
圈发展极核的武汉都市发展区。
第二类：即以武汉东部组群、鄂州市区、黄石市区、黄冈市区为主体，共同构成的武鄂黄城镇连绵带，这是武汉城市圈城镇化的主体和核心密集区。
第三类：三区，即西部仙潜天、西北孝应安、南部咸赤嘉3个城镇密集发展协调区，是武汉城市圈城镇化发展的重点和二级密集区，成为城市圈的重要支撑。
第四类：四轴，以交通为导向、以城镇为依托、以产业为支撑点的4条区域发展轴，以此促进产业空间集聚，成为区域发展的脊梁。四轴均以武汉为起点，分别向鄂东、西部江汉平原、鄂西北、鄂西南发展延伸。东部发展轴辐射九江等城市，对接昌九景城市群、皖江城市带，联系长三角城市群；西部发展轴辐射荆州等城市，对接宜昌都市区，联系成渝城市群；西北发展轴辐射随州等城市，对接襄樊都市区；西南发展轴依托京广大动脉，辐射岳阳等城市，对接长株潭城市群，联系珠三角城市群，将作为两湖地区两个城市群的联系纽带，成为中部地区经济长廊和部级区域发展轴的重要组成部分。
3、结 论
本文选取武汉城市圈可反映经济的8个指标，运用多元统计中的因子分析和聚类分析方法对这9个地区按经济发展分类，以便对武汉城市圈的情形有一个从总到局部，再从个体到整体的认识，为我们最近几年发展武汉城市圈有很好的指导作用。
但由于经济发展的情形并不是单方面的反应，它涉及的范围很广，包括地理位置、人口、资源、政策等众多人为和非人为因素，而此文并不能将所有的因素包含在内，只能选取其中某些指标或某一方面的某一个或某几个指标进行分析，同时在数据上某些地区存在缺失值，故本文的分析会出现一定的偏差。但本文所选用的方法和思想是可取的，同时本文选取指标时尽量从多方面去考虑，从而得出的结论大致看出与实际结果出入并不大，在一定程度上是可知的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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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经济的特征篇2
关键词：城市；贫困人口；分布特征；经济生活状况；恩格尔系数
贫困是人类社会出现阶级分化以来一直伴生着的社会问题。近些年来，随着社会分化的加剧，我国城市贫困问题日益严重。据《2005年民政事业统计发展报告》公布，截至2005年底。全国低保对象已达2234.2万人，如果加上应保未保人员，实际数字应该更大一些。若这一问题不能得到很好地解决，必将影响党的十六大确立的在21世纪全面进入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的实现。研究和解决城市贫困问题已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无可回避的最为重要的任务之一。
一、调查方法与过程
东北地区是国有经济成份较大的地区。也是国企改革的过程中所造成的下岗、失业最严重的地区。因此东北地区也是城市贫困问题最严重的地区。为了解城市贫困人口的特征及生活状况。笔者分别于2003年9月和2004年7月，采用多阶段整群抽样的方法，对哈尔滨市和沈阳市的贫困人口进行了调查。分析单位是领取低保的贫困家庭，访谈对象是领取低保的申请人。当申请人本人不在或无法回答问题时，由其配偶或父母代为填答。综合两个城市的调查结果，共访谈了443名贫困人口。该样本的统计结果可以向哈尔滨市和沈阳市的贫困人口进行定量推广。哈尔滨和沈阳两个城市的城市贫困情况对整个东北地区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因此，本次调查的结果对于认识东北地区的城市贫困问题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二、城市贫困人口的分布特征
(一)城市贫困人口的性别及年龄分布
被调查的443名贫困人口加上他们的家庭成员共为1257人。年龄分布如图1所示。20岁以下的青少年占26.2％。这些人中除个别的孤儿外，大都是贫困人口的子女。60岁以上的老年人占15.8％。年龄为30－60岁的青壮年的劳动力人口占了城市贫困人口的52％，这是转型期我国城市贫困人口年龄分布的一个突出特点。值得注意的是，贫困人口的年龄出现了双峰分布。20岁以下的贫困人口多是中年贫困人口的子女，如果父母的社会地位对子女社会地位的获得具有较强的影响作用的话，他们将来陷入贫困的概率也会比较大。因此加强贫困家庭子女的教育支持不仅迫在眉睫，也是确保未来社会稳定的重要举措。
从城市贫困人口的性别分布上看，男性为553人.女性为662人。男女性比例为：54.5：45.4，女性明显多于男性。x检验的结果是，男女两性所占百分比的差异的显著性为0.002。这就是说，与男性相比，女性更容易陷入贫困。但在不同的年龄段中，男女比例的差异则有不同的表现。在30－40岁的贫困人口中，女性略多于男性。在40－60岁的年龄段中，性别比例几乎无差异。在60岁以上的贫困人口中女性远远商于男性。也就是说，60岁以上的老年女性陷入贫困的可能性更大。
(二)城市贫困人口的文化程度分布
15岁以上贫困人口的文化程度分布如表1所示。从表1的累计百分比一栏中可以看出，文化程度在初中和初中以下的人数占调查总数的75.69％。由该表估算的城市贫困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8.31年。2002年人口抽样调查的数据表明，在5岁以上的人口中，文盲和半文盲的比率在黑龙江是6.54％。在辽宁是5.16％(国家统计局，2003)。样本中文盲的比率是13.52％，远远高于这两个省的比率。这是由于在贫困人口中，60岁以上的老年人占的比例比较大。在这个年龄段的人口中，文盲的人数比较多。用黑龙江省2002年抽样调查的数据估算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8.222年，分布的标准差为2.564年；用辽宁省2002年抽样调查的数据估算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8.309年，分布的标准差为2.758。不论以黑龙江省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总体指标，还是以辽宁省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总体指标，z检验的结果都可以接受原假设。也就是说，贫困人口的平均受教育水平与一般人口的平均受教育水平没有显著差异。因此不能认为贫困人口的受教育水平低于社会平均受教育水平。而且，由于贫困人口中老年人所占比例较大，在老年人中文盲率较高。使得样本受教育水平的平均值偏低。因此，可以认为中年贫困人口的平均受教育水平绝不会低于同龄人的平均受教育水平。
(三)城市贫困人口的身体状况与就业状况
成年贫困人口的身体状况的调查结果为生活不能自理的人占8.1％，“生活能自理但无劳动能力”的人占31.6％，“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人占20.7％，而“身体正常”者仅为39.5％。对于大部分贫困人口而言，并非是他们懒惰，或不积极的生活态度导致贫困。在他们中间，老弱病残所占比例相当大。对于这部分贫困人口而言，脱贫致富只是奢望。政府及亲友的经济支持仅能维持其最低生存需求，仅能起到使其贫困状态不再进一步恶化的作用。因此，政府对贫困人口的经济支持是一项维护社会长治久安，保证城市贫困人口生存权利的重要的社会事业。
从就业状况上看，没有稳定收入的人数所占比例高达77％。在这些人中，有2.7％的人在做临时工，23％的人打零工，还有5.5％的人在做小买卖。三项总计的人数为259人。但样本中有68.8％的人什么都不干。可能有人会认为这是贫困人口不积极不努力的证明。但实际上，在贫困人口中，只有39.5％的人是身体健康，具有劳动能力的人。这部分人中去掉6_3％的在职人员，还有33.2％的人属于有劳动能力的人，总数约为330人。在这些人中，有259人.占78.5％的人都在尽力而为。从这点可以看出，这些贫困人口中的绝大多数不是好吃懒做的颓废人群。
在贫困人口中，有一部分人比较特殊，就是在职和退休人员。本文统称他们为在职贫困。对他们的收入情况进行分析发现，在职人员的月平均工资收入为280元，退休人员的月平均退休金为275元。尽管有固定收入，但收入都很微薄。对他们的原职业的分析发现，这些人中76.2％是工人。对其原工作单位的分析发现，37.7％的人是集体企业，49.2％的人是国营企业。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职贫困者主要是集体企业和国营企业的工人。
贫困人口中的在职人员加上非在职人员中做临时工、打零工和做小买卖的人共为319人。由此计算的户均就业人数为0.72人。2002年，全国城市户均就业人数为1.58人(国家统计局，2003)。贫困家庭的户均就业人数还不到城市家庭户均就业人数的一半。
(四)城市贫困人口的婚姻状况
表2是婚姻状况与性别的交叉列表。从总计一列中可以看出，填答婚姻状况的440人中，丧偶的比例为21.6％，离异的比例约13％，未婚者占8％。三项总和为42.5％。也就是说，4成以上的贫困人口没有完整的家庭。2003年黑龙江省和辽宁省合并计算的丧偶、离异、未婚人员占15岁以上人口的比例(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3》108－109页数据计算)仅为25.2％。可见，贫困人口中家庭不健全的比例远远高于一般市民。在女性贫困人口中，有健全家庭的只占32.3％，而男性的这个比例则是78.7％。在家庭不完整的188人中(离异、丧偶、未婚三项人数的总和)，女性占72.3％。x检验的结果是。x值为134.7，显著性水平是0.000。说明不同性别的贫困人口的婚姻状况是有显著差异的。在调查中也有相当一部分贫困女性表示离婚是导致她们陷入贫困的重要原因。单身女性或单亲母亲作为社会的弱势群体与其他类别的群体相比陷入贫困的可能性更大。不仅在发展中国家是这样，在发达国家也是如此(DavidBrandon，1995)。
三、城市贫困家庭的收入与支出状况
由于家庭是居民收入和消费的基本单位。关于收入与支出的研究内容皆以贫困家庭为分析单位。在调查中要求被调查者对上个月家庭的消费与收入情况进行认真回忆并详细填答。这种回忆法所获取的资料比起记账法要略显粗糙，对富裕家庭其效度可能要差一些。但是，由于贫困家庭的收入额度少，消费支出需要精打细算。我们在调查中发现，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能够很清楚地描述上个月的收入和支出情况。因此，调查结果是比较有效度的。
(一)城市贫困家庭的收入状况
表3是城市贫困家庭人均收入的分布，贫困家庭平均月收入为537.92元，人均月收入为153.4元。2002年全国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为7703元(国家统计局，2003)，据此计算的每月人均可支配收入为641.92元。贫困家庭的人均收入还不及城市家庭人均收入的1/4。表3是贫困家庭在1个月内各项收入的平均值。其中劳务性和经营性收入(表中的固定工资、退休金、打零工、做生意四项总合)占总收入的57.1％。这部分收入是贫困人口靠自身能力获取的。社会救济性收入(表中的低保金和其他社会救助两项之和)占28.56％。转移性收入，即亲友的资助占13.8％。如果认为他们目前的收入状况还能够满足他们的基本生存需求的话，靠他们的自身能力所获取的收入仅能满足其基本生存所需资金的一半。从这个角度上说，这些城市贫困人口都处于绝对贫困状态。
(二)城市贫困家庭的支出状况
城市贫困家庭的平均月支出为704.8元。人均月支出为241.86元。表4中的前两项是食品支出，占总支出的27.3％。这是将样本作为一个整体计算的恩格尔系数。而2002年城市家庭的恩格尔系数为0.377(国家统计局，2003)。城市贫困家庭的恩格尔系数比一般城市家庭低很多，更远远低于国际通用的0.6以上的贫困标准。这使得用恩格尔系数作为描述贫困程度的指标出现了失效的问题。从表4中还可以看出，贫困家庭衣物支出的费用极少。还有一项令人惊讶的调查结果是贫困家庭的人情费支出竟然高于衣物的支出，而且高于赡养父母或补贴子女的费用。在中国现有的情况下，人情费在社会关系网络中多是逆向流动的。也就是说，人情费是从底层向礼会上层流动，从相对弱势群体向相对强势群体流动。根据阿马蒂亚·森的弱传递公理(阿马蒂亚·森，2001)，由贫困人口向非贫困人口或者向比自己富裕的贫困人口转移收入的话。会使贫困程度的度量值增加。也就是说，这部分支出会加深他们的贫困程度。
(三)城市贫困家庭的负债情况
占总数51.1％的城市贫困家庭都有负债。有负债家庭的平均负债额为14763元。16.9％的贫困家庭负债在万元以上，负债最高的家庭负债额达到36万元。这么高的负债对于人均收入仅为153.4元左右的城市贫困家庭而言无疑是天文数字。
贫困家庭的借债用途见表5，看病(包括生孩子)是最主要的原因。其次是为子女上学来举债。买房、租房、修房借债是排在第三位的原因。
四、城市贫困家庭的耐用消费品的拥有与住房情况
(一)城市贫困家庭耐用消费品的拥有情况
为清晰描述城市贫困家庭耐用消费品拥有状况，以明确其贫困程度，将耐用消费品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维持基本生存的必需品，包括床、衣柜、书桌、饭桌椅子、燃气灶和电饭锅。第二类是城市一般家庭必备品，包括沙发、电视、冰箱、洗衣机、排油烟机、电话。第三类是用于提高生活质量的耐用消费品，包括电风扇、微波炉、电脑、影碟机、音响、手机和摩托车。由于贫困家庭几乎都不拥有第三类耐用消费品，极个别拥有第三类消费品的家庭也基本上是属于不贫困家庭。因此，我们仅对其拥有前两类耐用消费品的情况进行分析。
下页表6是城市贫困家庭所拥有的维持基本生存必备的耐用消费品的情况。贫困家庭中的这些耐用消费品大都是旧的。50.8％的家庭中没有书桌，40.2％的家庭中没有燃气灶，15％左右的家庭连床、饭桌、椅子等最基本的生活用品都不具备。而且除燃气灶和电饭锅外的物品中30％以上都是别人给的。
下页表7是城市贫困家庭所拥有的一般家庭必备品的情况。除了旧电视的拥有率比较高以外，大部分家庭没有沙发、洗衣机、排油烟机和电话等物品。而且在有这些物品的家庭中有近三成或三成以上都是别人赠送的。至于电风扇、微波炉、电脑、影碟机、音响、手机和摩托车的拥有率分别为16.9％、1.1％、0.9％、4.7％、2.2％、2.3％、0.5％。现将贫困家庭拥有的电视、冰箱、洗衣机这三类物品的拥有量与全国城市的平均情况进行比较。2002年，全国城市中洗衣机的拥有量是每百户92.9台，电冰箱的拥有量是每百户87.38台，彩色电视机的拥有量是每百户126.38台(国家统计局，2003)。而城市贫困家庭的拥有量是洗衣机为每百户49.2台，电冰箱为每百户43.3台，电视机为86.4台。可见贫困家庭耐用消费品的拥有量与城市平均水平相比差距巨大。
由于贫困家庭中基本没有电脑，也很少有影碟机、音响等现代化的家电设施。在他们的消费生活中也基本没有上网等内容。因此，可以初步认为，被学者们所担心的“数字鸿沟”已经在贫困家庭和一般市民之间出现。由于现代信息技术未能进入或较少进入贫困家庭的生活中，因而这些家庭不仅存在经济上的贫困，也存在着“数字贫困”。这种“数字贫困”使得贫困人口难以进入现代生产和服务领域中，而且“数字生活”内容的缺乏使他们与主流社会的鸿沟越来越大，这种鸿沟也将成为贫困家庭中的孩子与现代信息技术之间的障碍，进而成为他们将来进入主流社会的障碍。
(二)城市贫困家庭的住房状况
城市贫困家庭的人均住房使用面积为12.66平方米，人均建筑面积为18.86平方米。2002年全国城市人均住房的建筑面积为22.8平方米(国家统计局，2003)。由此看来，贫困家庭的居住面积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还不是太大。也可以说，中国目前城市贫困的特点之一是，虽然贫穷但还基本安居。贫困家庭住房面积的具体的分布情况见表14.55％的贫困家庭居住在使用面积为20－40平方米的住房内。17，2％的贫困家庭居住在20平方米以下的住房中。也有5.3％的被调查对象住在60平方米以上的较大的住房中。在这些住房中。有24.1％是平房，26.5％的贫困家庭住在楼房的一楼或顶层，也有49.2％的贫困家庭住在比较好的楼层中。有43.6％的房屋是有产权的，40％的房屋没有产权，13.8％的贫困家庭靠租用或借用房屋居住，有2.5％的贫困家庭住在自建的房屋中。i5.8％的房子是1970年以前建的旧房，50.2％的房子是在1970年到1990年期间内建的房子，也有近30％的贫困家庭居住在1990－2000年之间建的较新的房内，甚至有4.1％的被调查者住在2001年以后的新建住房中。有67户被访者对房屋进行了简单装修，还有17户对房屋进行了精心装修。从其自报的装修费用上看，装修费用在1000元以下的有37.9％，装修费用在1000元到5000元之间的占51.5％，有三户家庭的装修费用在6000元到8000元之间，有三户的装修费用为10000元，还有一户花了20000元进行装修。
五、问题与分析
(一)城市贫困已出现和女性化和青少年化倾向
在贫困人口中，女性的比例明显偏高。青少年的比例也在逐渐增长。儿童、少年和女性作为社会中的相对弱者，在社会剧变和转型过程中更容易陷入贫困。儿童、少年和女性的贫困是离婚率增高和家庭解体的必然结果。令人忧虑的是，我国目前的城市的离婚率正在迅速攀升。2004年哈尔滨市共有72000对新人结婚，有5000对夫妇离婚。与2003年相比，结婚率上升了33.3％，而离婚率则上升了87％(王建威，2005)。高离婚率的结果将造成单亲家庭的比率迅速提高，而单亲家庭的女性和儿童是最容易陷入贫困的。贫困的青少年化也对我国城市贫困的代际延续提出预警。很多家庭的孩子由于缺乏教育投资，不能够享受到优质教育资源，进入成年后也很难获取较好的就业机会。这造成了相当一部分成年子女家庭内滞留，这种情况进一步发展必将导致贫困的代际传递。
(二)应保尽保的目标尚未达到。有一成以上的家庭不符合领取低保的条件
不同城市的最低生活保障线不尽相同。沈阳市的最低生活保障线是205元，哈尔滨市的最低生活保障线是2005。在样本中，在拿到低保金后，沈阳的贫困家庭中有146户，占71.7％的贫困家庭的人均月收入仍低于205元。哈尔滨的贫困家庭中有183户，占77.9％的贫困家庭人均月收入仍低于200元。也就是说，绝大多数的贫困家庭实际总收入仍然达不到当地的最低生活保障线。如果考虑到执行低保政策时，对于身体健康的，没有就业的劳动力人口都以最低生活保障线为标准确定了虚拟收入。即便是加上虚拟收入后，沈阳的样本中仍有63.1％贫困家庭人均月收入达不到205元。哈尔滨的样本中仍有69.4％贫困家庭人均月收入达不到200元。这说明.目前最低生活保障的状况离政府“应保尽保”的目标还有相当大的距离。
在对贫困家庭的收入进行调查时，贫困人口为了保住低保金，或是为了争取更多的低保金，往往有自报的收入会低于实际收入的倾向。尽管如此，在贫困家庭的全部收入中去掉了亲友资助、其他社会救助和其他收入三部分后，在沈阳的样本中，有21.2％的被调查者报出的家庭人均收入高于205元。在哈尔滨的样本中，有17.6％的被调查者报出的家庭人均收入高于200元。我们不能说这些人都是假贫困户，因为人均月收入稍高于低保线也是比较贫困的家庭。但是它们是不符合领取低保金条件的家庭。在样本中有11.02％的家庭人均月收入超过240元，最高的人均月收入达750元。这些家庭基本上可以视为不贫困的家庭。
城市经济的特征篇3
关键词：宅基地；使用权；流转；驱动力
国家规定，农村宅基地流转只有国家征收征用和集体组织内部流转两种合法形式，但实际上农村宅基地的流转十分普遍，特别是在城市郊区。农村宅基地的普遍流转必然有其驱动力，概括来说宅基地流转的驱动力主要包括城镇发展驱动、经济发展驱动、经济利益驱动、文化传统驱动、国家制度政策驱动等。根据宅基地流转主体的不同，可将宅基地使用权流转分为国家征收征用流转、农村集体组织转用流转、农村居民自发流转。由于流转主体的不同，其相应的流转动力也应是不同的。
一、国家征收征用流转驱动力
国家征收征用流转是国家因经济建设与发展的需要，依靠国家强制力从农村集体手中或农村居民手中征收征用宅基地。征收是不仅使用权发生改变，所有权也发生了改变；征用只是使用权发生改变，所有权不发生改变。但无论是征收还是征用，其使用权都发生了流转。本文不将征收与征用加以区别，统一称为“征用”。
国家因经济社会建设发展需要产生了征用农村集体土地的内在需求，农村宅基地作为农村集体土地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必然列在其中。国家征用宅基地的内在需求包括城市规模扩张的需求、经济发展的需求、区际联系的需求等，这些需求构成了宅基地征用的内在动力；国家征用宅基地所依靠的强制力具体表现为各种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制定与实施，这些正式制度的实施形成一种外在动力，即制度诱致力，来保证宅基地征用的实现；地方各级政府所拥有的政治权利引致其自身的利益需求，这种利益需求形成了一种新的农村集体土地征用的外在动力，利益驱动力。
1.城市规模扩张
城镇化和工业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诺瑟姆（Raym.northam）把城镇化过程分成三个阶段，即初期发展缓慢阶段、中期加速阶段、后期缓慢停滞阶段。周一星（1995）认为[1]，我国的城镇化已从初期阶段迈入中期加速阶段。城镇化的中期发展阶段不仅表现为城市数量的增加，更表现为城市规模的迅猛扩张。在中期发展阶段，由于城市具有“优越的区位条件、便捷的交通网络和较发达的通讯、邮电设施，使城市具有发展某些主导职能部门的优势，并有主导职能部门相继发展的‘乘数效应’带动其他相关行政、经济职能部门的相继发展。”[2]城市的加速发展吸引了人口、劳动力、土地、资本等大量生产要素向城市集中，促使城市规模不断向外扩张，城市周围的大量集体土地通过征用转为城市用地，农村宅基地的使用权也由农村居民转给了地方政府和其他相关主体。
2.经济发展驱动
经济发展扩大了对物流、信息流、资金流等的需求，掀起了基础设施建设的高潮，农村集体土地被大量征用，基础设施建设占用的宅基地也被一并征用过来，推动了农村宅基地的流转。同时，经济的发展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人们对居住环境、生活环境、交通便捷等的要求越来越高。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张给居民带来了居住环境恶化、交通拥挤等众多的城市问题，城市中工业企业特别是重污染企业的发展不仅受到城市日益高昂的地价的制约，也受到城市居民的抵制。工业企业要进一步发展，必须搬离市区。工业企业的新建不仅需要厂房办公用地，还需要配套设施用地，这必然导致大量的农村集体土地被征用，宅基地的征用也不可避免。
3.制度诱致力
2004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2条第4款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对土地实行征收或征用并给与补偿。”第2条第5款规定：“国家依法实行国有土地有偿使用制度。但是，国家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划拨国有土地使用权的除外。”第43条第1款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建设，需要使用土地的，必须依法申请使用国有土地；但是，兴办乡镇企业和村民建设住宅依法批准使用本集体经济组织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或者乡（镇）村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建设经依法批准使用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除外。”第43条第2款规定：“前款所依法申请使用的国有土地包括国家所有的土地和国家征收的原属于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车裕斌（2004）分析了土地征用制度在农地转为城市建设用地的动力作用，指出：“由于土地征用制度具有一定的强制性，而相应的土地规划制度和土地保护制度因内在的种种缺陷，实施执行的强度远远不如土地征用制度，各级地方政府在运用其征地权时往往将征用制度的强制性发挥到了极致，在征用范围上农户没有发言权，在补偿费用上农户更没有发言权，这种征用权缺乏有效的监督和制约的制度促进了农用地征用流转的加速，甚至出现农用地征用规模远远大于地方经济发展对非农建设用地需求的情况。”虽然宅基地的征用比农地征用复杂一些，代价高一些，但由于国家对农地征用的管制越来越严，同时鼓励农村建设用地整理，将城市建设用地增加与农村建设用地减少相挂钩，加上征用土地的巨大利益诱惑，征用农村宅基地也就成了必然趋势。
4、经济利益驱动
征用宅基地虽然相对于征用农地要付出较高的代价，但相对于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价格，单位面积宅基地征用补偿费仅相当于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价格的几分之一甚至十几分之一。巨大的利润空间促使地方基层政府利用新农村建设的时机，加大农村建设用地整理的力度，置换出更多的城市建设用地指标，征用更多的农村集体土地。二、农村集体组织转用流转驱动力
农村集体组织转用流转的驱动力主要表现为经济利益驱动，这种表现在城镇郊区、特别是大城市郊区表现得特别突出。
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城市规模的扩大、城市人口的增加，对城市住房的需求越来越大，再加上对房产投机投资，造成各城市房价一路飙升。目前城镇房价已与普通城镇居民收入严重失衡，房价已大大超过居民的购买力，这从各界纷纷要求政府控制房价的呼声日益高涨就可窥见一斑。作为理性的城镇居民在买不起市区住房的情况下，定会将目光投向郊区价格较为低廉的“村产房”，也就是“小产权房”。
农村集体组织是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代表，作为理性的代表来说，其必然为本集体组织谋取更大的利益。由于非农建设用地的收益远远高于农地农用的收益，市区房价一再高涨，“小产权房”存在较大的市场，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代表必将集体的土地转为宅基地进行“小产权房”开发。况且集体非农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的收益如何分配和使用，目前法律法规尚无明确规定，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代表对这一部分收益具有完全的支配权。利用宅基地进行房地产开发存在巨大的利益空间，必会激发农村集体组织运用各种手段将集体土地转为宅基地，就是违反国家有关土地的法律法规也在所不惜。何况他们还会采取规避法律法规的做法呢？如各地普遍存在的“以租”就是明显的例证。
三、农村居民自发流转驱动力
农村居民自发流转宅基地包括宅基地继承、买卖、出租等，其驱动力主要是经济利益驱动和文化传统驱动。
1.经济利益驱动
经济利益驱动应是农村居民自发流转宅基地的主要驱动力。2004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62条第1款规定：“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其宅基地面积不得超过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的标准”。但由于种种原因，一户多宅现象还比较突出，农户住不了那么多宅基地，特别是在城市购买了商品房的农户，遇到合适的买主就会将宅基地卖掉。
出租宅基地主要是出租房屋连带出租宅基地，这种现象主要出现在城镇郊区，特别是在“城中村”中。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城市蔓延和郊区化进程加速，城市边缘区土地被大量征用，原有农村聚落为城建用地所包围或纳入城建用地范围，成为“城中村”[3]。城市的扩张吸引了大量的外来人口，“排外的住房政策”使外来人口只能从“城市住房体系”之外寻找住房；租赁、尤其是租赁私房，成为外来人口获取住房的主要方式[3]。“城中村”依靠优越的区位，低廉的价格成为外来人口首要的房源地。城市郊区农村宅基地的大量流转是在经济利益驱动下伴随着外来人口大量涌入城市而自发形成的，是城镇化发展的必然产物。
2.文化传统驱动
社会的发展产生了两种文明，即城市文明和乡村文明，两种文明相互影响、相互吸引、共同发展，由此产生了城乡之间的流动。城乡之间流动促进了城乡文化信息交流，使农村居民认识了城乡之间的差异，形成更高层次的心理需求，产生进入城市成为城市人的欲望[4]，当条件成熟时，就会诱致其进城定居。其在农村的房产和宅基地，特别是“一户多宅”的，就会想办法进行流转。同样，城镇居民也受到乡村文明的吸引，特别是农村优美的自然环境、淳朴的乡情、清新的空气等成为吸引城镇居民的引致力。虽说当前农村落后的基础设施会对这种需求有很大的约束，但随着新农村建设的推进，农村各种条件的改善，这种需求必将会越来越大。
继承是文化传统驱动力促进农村宅基地流转的另一种形式。虽然我国法律法规规定：农村宅基地不能继承，但几千年的中华传统：上辈的东西遗传给下辈是天经地义的。在农民眼里，农村宅基地和其房产、树木等附着物一样，都是农民的私产，很多都是其祖上一辈一辈传下来的，既是祖宗留下来的宝贵遗产，也包含对先人追思的深厚情感。
风水说也是文化传统驱动力表现形式之一。中国几千年来，农村建房就讲究风水一说，许多农户宅基地流转就是受了风水的影响。
参考文献：
[1]周一星.城市地理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88.
[2]张安录.城乡生态经济交错区农地城市流转机制与制度创新[J].中国农村经济,1999,(7):43-49.
城市经济的特征篇4
[关键词]循环经济城市评价
一、循环经济城市的涵义和基本特征
1.循环经济城市的涵义
到目前为止，还未有公认的对循环经济城市的定义。一般认为循环经济城市就是一个“以循环经济为经济运行模式发展经济的城市”。在此，本文结合循环经济的本质特征与城市的本质特征定义循环经济城市为：循环经济城市是―个以循环利用资源和保护环境的方式发展经济、以生态系统的生态链为模仿模式构筑“生产、消费、分解体系”和以物流、能流、信息流的畅通为主线优化物质代谢途径的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
2.循环经济城市基本特征
(1)经济增长质量高:循环经济城市不仅要实现持续经济增长,更重要的是实现高质量的经济增长：要用较少的投入得到较多的产出,减少对资源(尤其是不可再生资源)的消耗和对环境的污染。
(2)环境质量好，环保基础设施齐备，环境管理严格：为确保环境的可循环利用，环境保护在循环经济城市显得更加重要。循环经济城市必须加大对环保基础设施的投资与建设，依据环境法律法规严格执法，加强环境管理力度。
(3)城市物质代谢趋于“资源――废弃物――资源”闭合流动循环。循环经济城市应在这一点上投入更大的努力，通过制订相应的制度和措施，加强监督管理，建立完善的废弃物资源化体系，使废弃物循环利用能够良性发展，最终实现可循环再利用物质的代谢趋向“资源――废弃物――资源”闭合循环。
(4)产业结构合理，模仿生态链的生产活动成为工业、农业生产的主要运行方式，推动物质循环的管理机构建设齐全。
(5)循环经济法律法规及政策完善，有力保障循环经济城市的建设，市民的节能、节水、资源循环利用意识强，绿色消费理念深入人心。
二、循环经济城市评价体系横向标准的构建
循环经济城市评价体系的构建从评价标准来看，横向分为三个标准级别，由高到低，分别是i级、ii级、iii级。
1.横向三级标准
iii级是3个标准级别中最低的一个级别，设置这个级别是基于我国现阶段正处于循环经济推广阶段而考虑的。我国目前有663个城市，开展循环经济试点的城市所占比例非常小，不到5％。搞好试点城市的循环经济建设对在全国大范围开展循环经济建设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从国家角度来看，应该大力推动和帮助试点做好循环经济建设的每一步工作，所以在这―级别标准值的设置上应该考虑指标体系的引导性和鼓励性，因此标准值设置得较低。
ii级是三个标准级别中较高的一个级别，它是国家给试点城市挂牌的参考级别。这个级别的标准值应该好于iii级标准值，代表了国内循环经济发展的中高水平。在试点城市多、竞争激烈的情况下，国家应该选择循环经济建设质量好、水平高的试点城市作为循环经济试点模范城市．并挂牌授予部级的示范城市，重点扶持挂牌城市向国际更高层次发展，同时引导没有达到ii级标准的城市向挂牌城市学习，借鉴经验，继续努力建设，共同推动国家循环经济的快速发展。
i级是三个标准级别中最高的一个级别，这个级别相当于国外循环经济发展的先进水平。我国处于工业化中期和城市化加速期，通过扶持和鼓励部级的循环经济城市的建设，位循环经济的发展朝着国际上的先进水平努力，高质量、高速度地完成城市化和工业化，使一部分循环经济重点城市的发展水平达到国外的先进水平，对带动国内其他城市的迅速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三、循环经济城市评价体系纵向层次的构建
循环经济城市评价指标体系主要用来评价城市循环经济的发展水平，从框架结构来看，纵向分为四个层次，由目标层、准则层、要素层和指标层组成，其中每―层都是相邻的上一层的内涵延伸和特征分解，共有33个特征指标。
其中，目标层是城市循环经济发展总体水平，它是具体指标层综合评价得到的结果。准则层将目标层分成物质代谢、环境竞争力、结构特征、保障措施4个方面，代表了城市发展循环经济的4个特征；要素层根据准则层的内涵分为具有概括作用的11个要素，进一步对准则层细分；具体指标层根据要素层的内涵选取有代表性的33个指标上反映、揭示城市循环经济发展的内涵。
1.目标层:城市循环经济发展总体水平代表了循环经济城市的发展水平，它是该评价指标体系评价的最终目标，涵盖了循环经济建设的方方面面。它是一个综合性指标，通过指标层的取值分析，判断出城市循环经济的发展水平符合哪一级标准，直观地表达城市循环经济发展水平。
2.准则层:根据对循环经济城市基本特征的分析，将准则层设置成物质代谢、环境竞争力、结构特征、保障措施，从不同侧面反映循环经济城市的发展水平。
3.要素层:它包括物质代谢要素层、环境竞争力要素层、结构特征要素层和保障措施要素层。
(1)物质代谢要素层。物质循环代谢是循环经济的核心，它包括了生态效率、资源的循环利用程度和新资源的开发利用能力。生态效率的提高是发展循环经济的最终日的之一。资源的循环利用是将原有的“资源一产品一废弃物”线性物质流动模式通过“废弃物一资源”补链形成完整的“资源―产品一废弃物―资源”闭合物质流动模式。对循环经济城市来说，废弃物资源化是物质代谢中关键的环节之―，只有加大可再生资源的循环利用，才能使城市的经济活动对原始资源消耗降低和对环境的污染排放减少。新资源的开发利用是物质代谢另一重要环节，它为解决经济发展和资源之间的矛盾开辟了途径。
(2)环境竞争力要素层。良好的生态环境是城市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障，环境竞争力包括城市环境质量水平、生产和生活中产生的各种污染物的控制和治理水平，这其中又涉及到污染物控制的手段是否得当、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是否齐备、环境管理是否严格等问题。为此环境质量、排污控制、环境建设、环境管理这4个要素综合地反映出循环经济城市环境竞争力的发展水平。
(3)结构特征要素层。合理和完善的结构是提高物质代谢效率的基础，结构特征包括了机构设置和产业布局。机构设置和产业布局都是控制物质代谢向良好方向发展的关键部分，它们共同代表了循环经济城市的结构特征。机构设置通常指的是循环经济的管理机构。产业布局指的是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农业、工业生产内部结构的调整，这些都是物质流动的基础平台，布局的合理将有助于物质代谢向良好的方向发展。
(4)保障措施要素层。保障措施包括绿色消费和宣传教育两个方面。绿色消费模式的形成和推广是发展循环经济中的重要内容,而宣传教育则是提高整个社会循环经济意识水平的有效途径。
4.指标层:它包括物质代谢具体指标层、环境竞争力具体指标层、结构特征具体指标层和保障措施具体指标层。
(1)物质代谢具体指标层。生态效率用能源消费弹性系数、水消费弹性系数、新建工程建筑节能率来表示。这3个指标从资源能源利用效率的角度切入，通过消耗弹性系数表示经济增长与物耗、能耗之间的关系。新建工程建筑节能则是从目前城市发展中重点关注的建筑节能方面入手，强调新建工程的节能。
资源循环利用可以用家电回收率、废旧汽车轮胎回收利用率、废纸回收率、工业重复用水率、城市中水回用率、工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农村秸秆综合利用率等来表示。废旧资源回收利用、工业重复用水、中水回用等是资源循环利用的重要方面，是完善“废弃物――资源”这―物质代谢的重要步骤，也是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有效途径。工业重复用水率和城市中水回用率的提高能够解决我国现存的水资源供需紧张问题。
新资源开发利用可以用退化土地恢复治理率、可再生能源使用率、农村生活用能中新能源所占比例来表示。我国目前使用的资源和能源绝大部分是不可再生的，尤其是土地和一次能源，经济的快速发展势必加速对这些不可再生资源和能源的消耗，而资源和能源的有限必然特制约经济的发展，所以退化土地的恢复治理、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的开发和使用显得至关重要。
(2)环境竞争力具体指标层。环境质量主要从大气和水环境角度考虑，以《“十五”期间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定量考核指标实施细则》为参考，用大气质量达到二级标准的天数、城市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来表示。大气环境质量与水环境质量关系到市民生存环境的安危，又与循环经济倡导的“减少污染物排放”有相辅相成的关系；减少废气的排放有助于大气质量的提高：减少废水、固废的排放有助于水环境质量的提高。这两个指标综合反映城市环境质量水平。
排污控制土要从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角度出发，参照环境质量中的指标，用废水中主要污染物排放弹性系数、废气中主要污染物排放弹性系数、机动车尾气达标率来表示。污染物排放弹性系数表示了GDp增长速度与污染物排放总量增长速度之间的比例关系，不仅包含了污染物总量控制目的，还将污染物排放与经济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机动车尾气达标率的设定主要根据是近年来城市机动车保有员大幅增长，直接影响到城市空气质量的改善。
环境建设用城市污水处理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危险废弃物处置率、建成区绿化覆盖率来表示。这4个指标都是围绕着城市环境建设的重点工作内容而设置。随着城市的发展，城市污水处理设施和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是保障城市正常运转的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城市基础设施的一部分；危险废弃物的科学规范化的处置是保障生态环境安全和健康的措施：城市绿化建设对保持自然生态、维持良好的空气质量有着重要的作用，它促进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
环境管理用环保投资占GDp的比例、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率来表示。环境管理是―种管理手段，它以环境法律法规制度为依据，从整体角度对排污控制和环境建设进行管理。通过调控环保投资，保证了环境基础设施的建设；通过严格执行环境法律法规，预防了污染源的出现，避免了污染事故的发生，保护了环境质量。这两个指标正是根据环境管理所涉及的重要方面而设置的，它们综合地反映了城巾环境管理水平。
(3)结构特征具体指标层。机构设置用循环经济推进机构(信息交流中心)、废弃物回收交换中心来表示。这两个机构是城市为发展循环经济而专门设立的，它们是循环经济管理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循环经济推进机构对循环经济在城巾的各个层次上的展开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不仅为社会各层次提供循环经济的信息、法律法规及政策，而且对循环经济在社会上的开展起到引导和协调的作用。废弃物回收交换中心是废旧资源回收利用体系中的关键组成部分，不仅有助于城市废旧资源的集中回收与管理，而且为废旧资源再利用部门提供畅通的资源获取渠道。
产业布局用第三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生态工业园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例、生态农业示范工程普及率来表示。产业布局包括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农业、工业生产内部结构的调整，加快第三产业的发展是优化经济结构的重要方面，第三产业从整体上来看，主要是低能耗、低污染、环境友好型的产业，对城市经济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以循环经济理念组建生态工业园、生态农业示范工程是工业、农业内部结构调整的重要方面，生态工业、生态农业是工业系统生态关联、农业系统生态关联的重要形式，是实现经济增长的减物质化效应的重要生产方式，也是经济健康发展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
城市经济的特征篇5
关键词：因子分析；城市综合竞争力；综合评价
中图分类号：F22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7)10-0149-03
一、引言
江苏作为中国经济发达地区之一，城市社会经济发展已取得了相当成就。但是，江苏省同时也是中国典型的存在地区发展不平衡的省份之一。如何客观、准确地评价江苏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状况，找出城市间社会经济发展的差异及差异的主要原因，进而提出江苏城市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对策，这是实践提出的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本文运用经济学理论、多元统计分析方法对江苏11个大中城市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进行了因子分析，探讨了江苏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的特点、格局及实现均衡发展的途径。
二、因子分析法原理
基于因子分析法进行的综合评价，亦适用于对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的综合评价，其基本步骤如下：
假设有m个城市，n个评价指标，则矩阵X0=[Xij]m×n即为评价样本矩阵。
(1)原始矩阵的标准化。为将不同质的指标综合加总，对全部指标进行标准化(无量纲化)处理：Yij=(Xij-Xj)/dij，其中：i=1，2，3…m；j=1，2，3…n；Xij为第i个城市的第j个指标值；Yij为第i个城市的第j个指标标准化后的数值；Xj为m个城市的第j个指标均值；dij为第i个城市指标的标准差；
(2)求出标准化矩阵Y的相关矩阵R；
(3)求R的特征值，并根据特征根确定相应的正交化特征向量；
(4)计算特征根的累计贡献率。根据累计贡献率大于85%的原则，确定主因子的个数和相应的特征向量矩阵。与此同时，计算最后综合得分的加权权数则由每个主因子的信息贡献率确定，即每个综合指标的权重由它对综合评价的贡献率确定，其大小取决于指标间的差异；
(5)计算主因子得分值；
(6)计算综合评价总得分值。总得分值越高，说明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状况越好。
三、各城市竞争力分析评价
(一)评价指标的选取
本文所研究比较的城市综合竞争力主要是比较城市经济功能的强弱，关键是城市经济的集聚和扩散功能的比较，为了定量测量和实证分析的需要，依据科学性、可比性、合理性和可操作性的原则，结合江苏各市实际情况，选取能反映城市综合竞争力的14项统计指标，建立相应的统计指标体系，具体如下：
X1―地区生产总值(亿元)；X2―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元/人)；X3―第三产业所占比重(%)；X4―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亿元)；X5―地方财政预算内收入(亿元)；X6―社会消费品零售额(亿元)；X7―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人)；X8―城乡居民年末储蓄余额(亿元)；X9―人均公共绿地面积(m2/人)；X10―邮电业务总量(亿元)；X11―高级技术人员数(人)；X12―用气普及率(%)；X13―海关进出口总额(亿美元)；X14―人均拥有道路面积(m2/人)。
这14项指标分别从城市的经济总量、质量、流量等方面反映城市的综合竞争力，指标统计数据根据《江苏统计年鉴2006》整理而得，统计数据详见表1。
(二)求R的特征值以及贡献率
原始数据如表1所示，计算过程借助于SpSS11.5软件操作完成。将原始数据标准化后(标准化处理后的数据从略)，可建立变量的相关系数矩阵R(从略)。R的特征值及贡献率如表2所示。从表2可知，变量相关系数矩阵有三大特征根：9.040，1.646，1.543。它们一起解释了变量X的标准化方差的87.347%(累计贡献率)。这样，对于此项研究的绝大部分要求，前三个主成分提供了原始数据所能表达出的足够的信息。同时，基于过程内定特征根大于1的规则，主因子分析(factor)过程相应提取三个主分量：F1，F2，F3。从主成分方差值可以看出，全体变量能较好地被主因子F1、F2、F3解释。
(三)建立因子载荷矩阵。对提取的三个主分量F1、F2、F3建立原始因子载荷矩阵a，同时，为便于对各因子载荷作合理解释，对其进行旋转使其结构简化，使得每个因子的载荷的平方按列向0或1两极分化，以起排除噪声干扰的作用。表3即为方差最大正交旋转矩阵a′。同时，表3给出的是原始数据X和主成分均已标准化处理后的前三个所提取的主成分的载荷阵，设Y为主成分变量，则：
通过计算最后得分可将江苏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因子评分及排序如表4所示。
四、结论与启示
(一)江苏城市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性趋小，传统意义上的苏南、苏中、苏北地域划界业已模糊，不再泾渭分明。从传统意义上，苏、锡、常地区的经济发展在江苏堪称首屈一指，但近年来可以看出，常州发展比较缓慢，其在经济增长、人口素质及可持续发展战略方面的优势并不明显。反而值得关注的是徐州近年的快速发展，给其他地区起了一个很好的示范作用。同时，传统说法上为苏中地区的扬州、镇江、南通，其社会经济发展与常州地区的差距正渐次缩小。同样，苏北、苏中地域差别也并非遥不可及，宿迁市作为一个新建城市，其发展仍具潜力。从表4中还可以看出，盐城、连云港、宿迁等市均有多项指标未达全省平均水平，尤其是宿迁市，作为一个新建城市，如何加快经济发展步伐，积极开展科教兴市战略，提高人口素质，是其亟需解决的问题。
(二)要实现江苏城市社会经济协调发展，就必须从市情出发，找准差距求发展，找出自身的不足以及与其他城市的差距，以为长期发展提供借鉴。对处于第一集团的南京、无锡、苏州、常州而言，南京应在搞好环境保护的前提下，充分依靠技术进步，加大科技投入，发展经济、提高实力；无锡、苏州、常州则应在发展经济的同时，着力于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问题。对处于第二集团的南通、镇江、徐州、扬州、泰州而言，除加快经济发展、尽快提高经济实力这一共同之处，南通、泰州应着力于改善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问题，汲取我国部分城市片面追求发展的教训，为经济长期发展打下坚实基础。对处于第三集团的淮阴、盐城、连云港、宿迁而言，由于其社会经济发展基础比较薄弱，因而，差距是全方位的。要实现全面赶超，首要的任务是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努力提高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实力，通过经济发展推动教育事业的加速发展，进而提高公民整体素质，形成良性循环。
参考文献：
[1]尹继佐.城市综合竞争力――2001年上海经济发展蓝皮书[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城市经济的特征篇6
关键词城市公用事业政府规制边界
〔中图分类号〕F29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47-662X(2012)04-0052-06
城市公用事业是政府规制的一个传统领域。随着市场需求与规模的不断扩大，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其应用，城市公用事业和政府都面临着与以往不同的新环境，因此，不存在没有变化的规制过程及相关的规制制度安排。实际上，随着制度变革的深化进行，制度深化、技术变迁必然加快城市公用事业自然垄断边界的变化过程，因此，政府规制边界也要加快调整。
一、城市公用事业的“自然”边界
城市公用事业基本上属于自然垄断（naturalmonopoly）产业范畴。从经济特征的角度看，沃特森（waterson）认为，自然垄断是指由一家企业向市场提品和服务能比两家或多家企业更有效率。Kennethw.Clarkson,RogerLeroymiller,industrialorganization:theory,evidence,andpublicpolicy,mcGraw-HillBookCompany,1982,p.119.韦尔（ware）则以社会剩余最大化而不以成本最小化来定义自然垄断，社会剩余最大化，则自然垄断存在。夏基（Sharkey）和鲍莫尔（Baumol）则把成本函数的弱增性作为自然垄断最显著的特征。williamw.Sharkey,thetheoryofnaturalmonopoly,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82,pp.4-5;w.J.Baumol,“ontheproperCosttestsfornaturalmonopolyinamultiproductindustry”,americaneconomicReview,1977.
就技术而言，城市公用事业的一个显著特征是网络性，即必须借助网络管道才能完成生产经营，因此其自然垄断特征明显：首先，城市公用事业生产的主要环节高度垂直相关，如电力的生产、供应、高压输电、低电配电，主要产品结合紧密，又具有明显的范围经济性。其次，管网建设是城市公用事业固定成本的主要部分，其基本设施一旦建成，即形成规模经济效应，就具有典型的规模经济特性，即如沃特森所言的，少数企业能够比多数企业更有效率地向市场提品和服务。邹东涛、秦虹：《社会公用事业改革攻坚》，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6年，第4页。规模经济性和范围经济性共同决定了城市公用事业的成本弱增性。此外，城市公用事业的管网系统所传输的产品和服务是特定的，因此具有很强的资产专用性。
城市公用事业自然垄断的经济特征最终收敛于技术因素，技术进步可以使生产者的边际成本呈下降趋势。当出现替代原有城市公用事业的产品和服务的不受规制的新产品或服务时，或者当技术得到不断更新和换代时，都会影响和改变原有城市公用事业的平均成本、边际成本和投入要素的价格。这就不可避免地使得城市公用事业的自然垄断特征不再具备，至少不完全具备原有的自然垄断特征。
二、城市公用事业自然垄断动态边界：微观规制变革的基础
城市公用事业由于表现为显著的规模经济性、成本弱增性和资产专用性而被天然的认为属于自然垄断领域，传统经济理论认为，城市公用事业只能由一家或极少数几家企业垄断经营，否则，就会损失效率，增加成本，甚至会使企业不能维护简单再生产，产生“不可维持性”问题。但随着城市公用事业的市场需求与规模的不断扩大，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其应用，克服了原有的技术控制，扩大了原有的市场范围，因而大大减弱了城市公用事业的自然垄断性，使原来属于自然垄断的业务演变为非自然垄断业务。
（一）技术革新：垄断边界变迁的内在推动力
Viscusi,Vernon和Harrington指出，“在我们技术进步的世界里，不应该假设今天是自然垄断的产业，明天还会是自然垄断产业。”Viscusi,w.K.,Vernon,J.m.,andHarrington,J.e,economicsofRegulationandantitrust,Cambridge:mitpress,2000,p.492.技术发展将决定和影响着城市公用事业的边界变化。
1技术进步使城市公用事业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效应发生改变
现实中，规模经济性、成本弱增性和资产专用性被视为自然垄断的固有特征，这些经济特征都与技术水平密切相关。
（1）规模经济效应递减
自然垄断的传统诠释以某一行业的规模经济，也就是规模报酬递增的存在为核心。严格地讲，是否具有规模经济效应，取决于厂商的生产技术。在生产要素价格不变的前提下，生产单一产品的生产过程中，规模经济对厂商来说意味着平均成本随着产出的增加而下降。以传统的观点来看，这样的市场被认为具有自然垄断的特征，因为竞争在这样的市场是不可能的。但存在进入和退出成本时，自然垄断的问题就显得更加复杂，需要增加一个时间向量。由于技术进步，成本下降，企业就有进入市场的动机，城市公用事业的规模经济效应就受到挑战，不再是铁板一块，自然垄断的各个环节出现分离，某些环节开始引入竞争机制。
城市经济的特征篇7
1.珠江三角洲地区城市发展特征与交通
1.1珠江三角洲城镇与交通发展概况
珠江三角洲位于广东省中南部、珠江下游，总面积41698平方公里。2001年末，珠江三角洲户籍人口2336.8万。按照"五普"统计，2000年珠江三角洲总人口达4150万，有5个城市人口达到700万（包括香港）。
经过20余年的发展，珠三角的经济发展取得了显著成就。2001年，珠江三角洲国内生产总值8363.94亿元，比2000年增长12.7%，人均国内生产总值31040元，比全省平均水平高17310元。三产业比重为5.3：49.5：45.2。
2001年珠江三角洲有设市城市23个，建制镇369个，城镇密度达到94个/平方公里。设市城市中有特大城市2个，大城市8个，中等城市6个，小城市7个，已发展成为一个以广州、深圳为中心，与香港、澳门联系紧密，城乡一体、类型完备的城市群。2001年，按非农户籍人口比重计算，珠三角城市化水平达48.7%，按"五普"人口统计，城市化水平已达72.7%。
在城市空间上，珠江三角洲地区已经形成城镇连绵发展，城市经济活动一体化初具规模的都市地区，行政界限在大部分地区已经只是管理上的界限。
同时，珠江三角洲也是交通运输最发达的地区。经过多年的建设，目前已形成以广州为中心，铁路、公路、水运、民航等多种运输方式相配合，沟通广东省和全国的综合运输交通网络（见图）。
2001年珠三角经济区公路通车里程达到29792公里；公路密度为71.45km/百km2，高出广东省平均水平13.1个百分点。已建成的高速公路主要有广州至深圳、广州至开平、广州至三水、广州至清远、惠州至深圳等。
京广、京九铁路是珠江三角洲与我国内陆省份客货运输最重要的南北通道，区内铁路运营里程514km，其中干线里程466km，主要有：京广线、京九线、广深线、广三线。珠三角的主要港口主要集中在香港、广州（黄浦港）、深圳（盐田港、蛇口港、妈湾港、赤湾港等）、珠海高栏等，是全区重要的对外口岸。
广州机场、深圳机场已经成为目前我国运输最繁忙的机场之一，珠海三灶机场正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珠三角9个地级以上城市2001年完成客运量10.49亿人次，其中铁路4281.4万人次，公路98266.5万人次，水运1447.5万人次，民航921.9万人次。
尽管已经在空间上形成连绵的城市发展带，但是在发展中仍然各城市独立为政，制定各自的经济发展战略和交通设施建设计划，从区域全局看，区域内交通设施规划和建设，以及经济发展策略和行政界限的割裂，与经济、社会的实际运行矛盾随着城市化程度和区域城市的联系程度的提高越来越大，已经开始制约整个区域的整体竞争力。
表现在交通基础设施方面，各地争上机场、港口、火车站等区域通基础设施项目，而跨城市的区域性基础设施发展与共享，以及公共服务设施建设难以协调，难以实现合理高效的区域资源配置，同时也降低了已有设施的服务水平与经营效率。
1.2珠三角城镇化的特征
随着我国城市经济水平的迅速提高和人口的迅速聚集，城市范围迅速扩大，在我国沿海大城市集中和城镇集中的地区形成了城镇密集地区，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我国沿海城镇带的三个核心都市地区：京津地区、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地区。这些地区人口密集，城市密度大，经济发达，在珠江三角洲地区已经出现了沿公路绵延百多公里的城市连绵带。
由于城镇密集地区在发展的过程上各异，形成了城镇密集地区城镇化发展的两种模式：一是以大城市人口扩散为主的城镇化，另一是以工业聚集吸引人口聚集为特征的城镇化。
大城市人口扩散为主的城镇化，主要以大城市中心区或其他功能区的职能疏散和密度降低为动力，通过中心区的分散和人口居住区郊区化来实现，但疏散的居民和城市职能在社会、经济、文化、就业等方面与老的城市中心区联系密切。
而以城镇工业聚集为特征的城镇化则不同，城镇化以工业聚集而形成的工业就业聚集为特征，严格意义上说，在职能上与一般的城市相差很远，以完成工业产出为主，城市服务的职能与其拥有的人口来讲十分薄弱。
珠三角初期中小城镇的城镇化大部分以城镇工业聚集吸引人口为主要特征。从发展历程看，珠三角的快速城镇化是在特定的历史环境和"自下而上"发展政策下形成的。在香港产业迅速北移时，珠三角的中小城镇根据土地管理的特点，以村镇为单位吸纳香港产业和招商、创业表现出来的特定形式，因而珠三角各城镇的城镇化水平和特征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如珠江东岸地区由于受香港产业转移的影响较大，外来人口流入较多，各城镇之间已连绵发展；而西岸地区受港资的影响相对较小，城镇化的特征表现与东岸迥异，显示出组团化的发展模式，从空间发展模式上看，工业聚集的城镇化由于对城镇服务要求很低，以村镇为生长单元在空间上扩大（见东莞的发展形势图），与由于城市发展到一定水平，城市职能向外拓展而引起人口向外疏散的城镇化截然不同。
这种城镇化是在外源发展动力的推动下迅速形成，包括资金、人口、技术等，由此造成的另一个突出的特征是大量城中村的存在，城镇工业用地迅速膨胀，就地工业化严重，城镇服务聚集不高，城镇人口对工业发展依存度高，而且以外来劳动力为主。从东莞市1990、1995和2002年的用地开况大致可看出这一趋向。
而以大城市职能和疏散为特征的城镇扩展则完全不同，城镇拓展的动力大部分来自城镇内部，城市在已有中心区基础上向外拓展，拓展过程中政府在引导上发挥的作用也比较大，城市空间拓展中规划的痕迹浓厚，城镇的拓展与服务的拓展几乎同步进行，人口的构成也主要以城市本地的人口疏散为主，是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必然的发展趋势（见下图--广州城市拓展图）。
2.城镇发展特征与交通特征
外向性高的产业特征与对外交通
珠三角是我国各大经济区中产业外向性最高，外贸依存度最高的地区。珠三角的出口加工业和制造业的发展，对我国的外贸出口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珠三角在发展中得益于毗邻香港的区位，较早地融入了全球经济循环，实现了工业化。目前珠三角的外向性经济很大程度上仍然得益于香港在国际金融、商贸、航运领域的地位和制度优势。
外向型的产业结构使香港在珠三角的发展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根据《珠三角制造》（madeinprd）的调查，香港是珠三角最大的外资投资者，而且香港约有50万人直接为珠三角制造进出口公司工作，另外有100万人间接服务于跨境制造业和服务业，在珠三角受雇于港资企业的工人也超过1000万人；同样，珠三角加工生产的产品也大部分通过香港出口海外。香港与珠三角之间在服务和制造也发展上的分工越来越体现各自的优势，合作也越来越密切。
同时，外向的产业特征使珠三角成为全世界最大的集装箱生成地，也使港口成为区域产业发展的重要设施，香港和珠三角成为世界上大型港口最密集的地区，已经成为世界重要的航运中心之一。
外向的产业结构使香港成为珠三角发展中重要的组成部分，造就了香港与珠三角跨境交通的繁忙景象。2002年车辆达到1242.32万辆次，跨境客流2003年上半年总人数6151万人次，最高峰期一天就有34万多人过罗湖关，香港与深圳之间的口岸成为世界上最繁忙的口岸。
轻加工产业特征导致大量的公路货运
珠三角产业发展的第一个特色是扁平化的空间分布，产业链短，多数产品直接出口，货运交通指向港口的方向性很强。而且分布上明显受到与香港陆路交通距离的约束，空间范围不大。出口加工业主要分布在东岸深圳-东莞的各个城镇，西岸各城镇也形成一定程度的产业化聚集，大部分加工业的市场操作放在香港，形成以香港为中心的商务交通；其次，珠三角的工业结构以轻加工业为主，本地区并未形成以大城市为主要金字塔形的产业-空间结构，而且工业规模均比较小，决定了货运以中高价值，小批量、分散需求为主，灵活、即时、快速的卡车运输是主导运输方式。
工业聚集与城市扩散形成城镇连绵带使城市间交通的特征变化
珠三角目前已经初步形成了深圳-东莞-广州-佛山的城镇连绵区，各城市的市区与"郊区"，城镇工业用地和居住用地连绵成片，相互间已经没有明显的自然界限。但与发达国家的城镇化-郊区化历程不同，本地区城镇连绵发展的主要动力是工业在乡镇地区的聚集、扩张，城镇人口以外来流动人口为主，城镇虽然连绵但在交通上联系不很紧密，连绵的城镇之间的通勤交通与人口不成比例，但城镇间经济联系决定的货运交通已经很频繁。此外居住郊区化的进程在大城市已经出现，郊区化形式的城镇化在交通出行上与工业化聚集的城镇有很大区别，交通出行以向心的通勤为主，城市的服务职能相对完善。作为郊区化的推动因素，本地区机动化进程也是全国最快的地区之一。可以预见，随着城市经济和都市地区空间的拓展，珠三角地区以工业和劳动力分布为主的区域连绵区将向更加成熟的大都市连绵地区演化，区域交通将向城市交通转化。
人口及收入的两极分化使交通需求特征差异大
珠三角是我国流动人口和劳动力最最集中的地区。流动人口不仅对城市服务产生重要的影响，也直接影响到城市和区域交通出行的特征。首先，本地区的城镇人口聚集度虽然很高，但实现流动劳动力及人口的真正城镇化和本地化还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目前，流动人口的出行少，出行距离短，随着流动人口的城市化和本地化，居民工作、生活出行量、距离和方式都会大幅增加。在这个过程中，人口结构、生活居住及消费方式均会发生很大的变化，这些都会影响到出行的特征。第二，大量流动人口的存在，形成了二元化社会，珠三角既聚集全国最庞大的高收入人群，包括中高收入的城市居民、工商业经营者、农村原住居民和高收入的流动就业人口，同时也聚集了最庞大的低收入务工群体（是珠三角一些地区城镇人口的主体），根据珠三角工业调查，该地区劳动工人的工资从90年代初至今变化很小，工人工资根据熟练程度从400-2000元/月不等。收入的巨大差距导致出行的差异大，使区域内交通出行在交通成本的考虑上差异巨大，这直接将影响到交通方式的差别性供给。此外，珠三角流动人口对工业产业的依存度很高，本地化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程，这也决定了本地区以流动人口为主体的城市在交通设施建设上与大城市有很大的差别，高标准和引导型的公共交通在这些地区难有大城市的效果。
3.珠三角区域交通设施协调发展研究框架
区域交通设施是为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以及区域资源共享服务的，政府在区域交通设施的建设上作用明显，也必须明确。因此，在研究中需要综合考虑区域交通设施的特征、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区域资源的共享、以及政府协调机制。在可利用的协调机制的前提下，提出区域交通基础设施的协调机制和政策建议。
4.珠三角区域交通设施协调发展探讨
4.1区域交通设施协调的体制
区域交通设施的协调一直是我国基础设施体系中协调比较薄弱的环节，作为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支撑体系，区域交通设施具有协调区域空间、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功能。但目前区域交通设施发展决策和建设的体制决定了交通设施与城市空间、经济、社会发展的脱节。
目前区域交通设施协调主要通过四个层次进行，即国家、省政府、城市政府和财团（参与投资和经营）。
对于珠三角，除广东省内的经济特区城市和一般城市外，还有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远比其他地区复杂。此外，区域内城市间经济水平差距巨大，城市的发展阶段和面临的问题不一致，区域交通基础设施运作的模式和体制也有很大的差距。这些都使区域基础设施的协调难度增加。
广东省与港澳的交通基础设施协调如下：
目前粤港不同交通方式之间存在多种协调渠道，但运作的方式和协调的结果并不令人满意，即协调过程中责任不明确，没有产生预期效果，究其原因主要是没有执行协调的手段。
因此，必须明确政府间协调机制建立的目标，充分发挥政府在区域交通基础设施发展上的作用，既要维护区域利益和公共利益，又不损害商业化和市场的发展。即要以整个珠江三角洲的发展为核心，充分发挥区域资源对区域发展的作用，达到区域基础设施的共享，避免开发无序与恶性竞争，维护区域的可持续发展。
在协调上，应成立珠三角交通基础设施协调机构，以及粤港澳跨境交通基础设施协调机构，并建立有利于引导区域交通基础设施协调发展的建设基金。这些机构和基金均要以粤港澳充分融合为基础，达到区域之间交通设施规划和建设一体化、经营与管理一体化，充分发挥港澳对珠江三角洲的带动作用，发挥政府、民间、财团的作用，促进珠三角经济、社会合作走向新的高度。此外，交通基础设施的管理体制和经营上也是区域协调的一个重要方面，特别是粤港之间，交通基础设施的合作可以作为两地合作体制建立的助推器。
4.2交通方式间协调
不同类型的区域基础设施在协调机制和程序上存在很大的差别，这导致难以建设与需求特征相吻合的区域通设施。而且，不同的区域交通方式目前在规划、建设、投资、管理、经营上仍各自为政，且国家和地方的政府机构中，还没有哪一个为区域多方式交通设施的协调负责，这限制了区域多模式交通设施之间的联合协作，形成一体化的综合交通网络。
目前，综合交通网络的综合计划由计委制定，但综合交通规划主要限于各行业规划的综合，对不同交通基础设施从整体交通运输特征上的协调较弱，对于交通设施与区域空间发展、经济发展的协调更弱。同时，不同类型交通基础设施之间的跨方式补贴难以实现，导致目前区域交通基础设施发展上部分设施不足，难以根据地区经济发展的情况进行调节。
针对这种情况，广东省采取了通过政府下属的企业集团公司之间相互的股份渗透来达到建设和经营上的跨方式协调与投资，省交通厅投资成立的省交通建设集团和下设的省铁路集团之间的股份渗透，促进了跨方式建设、经营和多模式联运的发展，但这种模式对规划的影响仍然有限。
随着政府越来越关注行业管理和政策制定，当投资、建设和经营采取政府参股的市场化方式进行时，既可以保证对区域交通设施承担的公共利益的导向，也可以使跨行业的建设和经营成为可能。
同时该地区已经出现港口经营业主与铁路经营的联合，提高铁路集装箱运输，以及铁路与港口联合运输的现象，政府应在其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以此促进向内陆地区的经济辐射。
在政府有倾向性的鼓励政策下，采取政府导向和市场经营结合的模式，鼓励跨交通方式的经营和多方式联运，从而实现区域交通系统一体化，并按照区域交通的特征和需求提供交通设施和服务。
4.3交通设施建设与运营协调
目前不同交通设施的建设存在不同的投资体制，且差别较大。公路有养路费作为建设、维护的专项基金，铁路也有相对封闭的投资体系，城市交通有少量的公用事业附加、城市维护建设税，而其它交通设施的建设尚无专项基金保证。
例如，目前珠三角区域铁路由两部分组成--国铁与地方铁路，分别由广铁集团和省铁集团负责。广铁集团主要负责区域内国家铁路系统的建设、管理和经营；而省铁集团是由多方参股成立的一个股份公司，负责地方铁路、省内区域交通设施和珠江三角洲快速轨道网络的建设、管理和经营。在投资的体制上，广铁集团的投资主要来自国家，而省铁集团项目投资主要来自项目的筹资（包括地方政府、银行和集团的融资等）。两者的建设、投资和运营各成体系。
在交通设施的运营上，目前珠三角区域内的交通基础设施运营基本市场化。区域交通基础设施作为政府调节和引导区域平衡发展的重要手段，本应在市场化建设推进中保留政府对基础设施建设的强势管理，监督经营商服务提供的水平和对公共利益的保护，以避免因为市场化下的基础设施建设，受市场供求的影响大，政府缺乏引导，而导致政府协调区域平衡发展的能力减弱。但在快速发展的珠三角，以及在国家相关部门市场化策略的指导下，政府对基础设施的调控管理手段正在逐步丧失。
为了达到区域交通设施一体化和基础设施的共享，政府必须采取措施协调区域基础设施的建设与运营，使两者围绕一个目标进行。
港口实施"抓大放小"的策略。对于区域性的战略资源--区域性枢纽港口，要由省政府制定开发计划，并且由区域内的城市政府一同参与决策，在枢纽港口的利益分配上要采取地方和省收益分成，并将省内的收益投入枢纽港口的配套设施建设上。对于地方性的支线喂给港采取"放"的策略，完全由地方进行管理，并在建设和经营上采取市场化的模式。
在港口的建设上要与港口的市场化经营相适应。在现行港口建设管理机制下，政府要退出港口建设，使港口建设和运营完全市场化，利用市场选择实现区域性港口为区域的目标，战略性港口资源的共享目标。
机场作为区域性的交通设施在选址规划上要由省政府负责，建设模式根据机场的服务范围采取服务区域内多城市共同投资（如拟议中的潮汕机场），经营利益分成进行。
铁路是珠江三角洲地区未来发挥香港和珠三角城市向外辐射的重要基础设施，一方面要发展以香港和广州为中心的区域高速客运轨道交通系统，利于香港和广州在科技、管理、信息、金融等方面向整个珠江三角洲辐射，促进大珠三角地区的协调和均衡发展。另一方面要发展与南中国广大经济腹地联系的铁路线，利用珠三角港口资源丰富，对外贸易发达的优势，发展多方式联运，摆脱目前港口货运主要集中在珠三角内部的局面（特别是集装箱），以及扩大珠三角枢纽机场等战略性资源的服务范围。发挥珠三角和香港对南中国的经济发展影响。
珠三角高速公路的密度已经和世界上的发达的大都市地区相差不多，消除高速公路经营和管理上的差距是未来一段时间珠三角地区公路发展的重点。高速公路的收费在初期促进了高速公路在短短的十几年就达到现在的规模，但收费站林立，高速公路建设业主分散，影响了高速公路效率的发挥，也给高速公路一体化的维护、管理带来困难。成立高速公路统一的业主管理机构，实行统一收费、统一维护、统一管理，是今后高速公路建设和经营协调的主要方面。
4.4城市交通与区域交通设施协调
城市交通设施建设由城市政府负责，特别是客运交通设施，如轨道、公共汽车、出租等需要补贴的设施，当区域设施与城市发展目标一致时，两者之间的协调比较容易，但当两者的目标有差异时，在目前地方占有和开发资源的体制下，协调的难度就大大增加。
在规划上，城市交通网络由地方政府负责，报省政府和中央政府批准，协调主要在规划层面进行，省政府主要根据不同城市上报的规划进行协调，在规划过程中与周边城市之间的协调比较少。
城市经济的特征篇8
关键词：城市体系；规模结构；位序累积规模模型；位序-规模法则
作为一个拥有近14亿人口的大国，如果中国的城镇化水平从2015年的56.1％提升至2030年的70％，则意味着3~4亿的农村地区人口会逐步迁移至城市地区，中国城市的数量、规模、城市形态乃至整个城市体系也将随之发生重大改变[1]。城镇化过程不仅包括人口身份和就业转换、产业结构升级，同时也必然伴随着城市体系规模结构的重构。合理的规模结构意味着大中小不同规模的城市相互依存、相互补充，共同构成高效而又经济的区域城市共同体，各自取得最佳的规模经济效益[2]。因此，研究区域城市体系规模结构演变的影响因素，构建规模结构合理的城市体系，用以引导中国的新型城镇化进程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随着工业化与城市化的生产组织方式在全球范围内的日益普遍，人们越发认识到从整体的角度研究城市体系和区域发展之间关系的重要性。城市首位度、四城市指数、十一城市指数、城市金字塔等用于描述城市体系规模结构特征的指标与方法相继被提出。但首位度指数存在以偏概全的不足，无法确知区域城市体系规模结构的整体变动状况。城市金字塔测重于定性说明，因此其应用也受到很大的限制。
随着研究的深入，美国社会学者Zipf提出了位序-规模法则，为城市体系规模结构的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此后，帕累托定律与分形理论也相继被引入到城市体系规模结构的研究中来[3~6]。Krugman与Fujita等人则以报酬递增、规模经济、运输成本和路径依赖为核心概念，采用一系列微观经济学数学模型，试图从理论上全面解释城市体系规模分布模式形成的原因、机理，极大推动了城市地理学研究的进展[7~9]。自20世纪80年代起，国内很多知名学者使用位序-规模法则、帕累托定律、分形理论，在方法和实证方面对中国及各省区的城市体系规模结构的特征、演化、机理进行研究，取得了一批优秀的研究成果[10~14]。进入21世纪以来，城市体系规模结构的研究重点逐渐转移到对城市规模分布的解释上来，但所选择的自然与社会经济变量对城市体系规模结构特征及其变化的解释能力普遍较弱[15~17]。其原因在于此类属于幂律分布的模型在进行实证研究时往往会受到无标度区的限制，在分析服从首位分布或双核分布的城市体系时模型通常会失效[18]，能否准确地反映区域城市体系规模结构特征就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鉴于此，本文拟提出一种用以测度城市体系规模结构的新方法，与常用的位序-规模法则进行比较，并以此分析区域自然地理与社会经济条件对城市体系规模结构的影响。以期能拓展城市体系研究的相关内容，为相关研究提供新的思路与方法，对于新时期制定中国新型城镇化政策及区域城市整体功能的协调与合理布局等都具较强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指导意义。
1方法与数据
11.1研究方法鉴于位序-规模法则、帕累托定律以及分形理论都属于幂律分布模型，研究结论也基本一致，这里便以位序-规模法则作为比较对象，用以衡量本文提出的方法的适用性。对于一个城市的规模和该城市在研究区域内所有城市按人口规模排序的位序之间的关系所存在的规律，称之为位序-规模法则。其表达式为：pi=p1×Ri-α（1）式中，Ri为城市i的位序；pi为位序Ri的人口规模；p1为理论上的首位城市人口；α为Zipf指数，反映了城市体系中城市规模的集中或分散程度。从统计学上来看，位序-规模法则属于密度分布模型，而累积分布的拟合优度通常要高于密度分布模型的拟合优度。据此，可以把Si定义为前i位城市的累积人口规模，ni为城市位序为Ri时的城市数目，对两者之间的关系曲线进行拟合，并以此建立一种新的模型对城市体系规模结构的特征进行测度。接下来首先按照α为1时的理想分布模式，分别虚拟a（首位城市规模为500万人，城市数目为15个）与B（首位城市规模为1000万人，城市数目为30个）2个城市体系，用其拟合曲线推导出累积分布模型（图1）。从图1可以发现，随着城市数目ni的增加，a与B两个城市体系累积人口规模Si变化的速度有较大的差异，但两个城市体系的累积规模与城市数目的自然对数之间的变化关系均明显地表现出线性增长的特征。基于此，可以定义城市体系位序累积规模模型（rankcumulativesizemodel）的数学表达式如下：Si=β×ln(n)i+S1（2）式中，S1为首位城市的人口规模；β为位序累积规模指数。位序累积规模指数的涵义与Zipf指数类似，所不同的是Zipf指数反映的是随位序的变化城市规模降低的速度，而β值反映的是城市累积规模增长的速度。结合图1可以发现，β值与区域内首位城市的规模、城市的数目以及人口分布的均匀程度表现出正相关的关系，可以较全面地反映城市体系规模结构的整体特征。
11.2样本与数据省级单位是中国行政区划最主要的单元，而城市的形成、发展及其功能的发挥与其所属的行政区域具有密切的关系，因此选择省级行政单位为研究的分区单元。但由于城市数量及地理环境等方面的特殊原因，直辖市以及部分省、自治区并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城市体系，因此北京、天津、上海、重庆、自治区、青海省以及由于统计数据缺失的台湾省、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未列入研究范围，研究样本为其余25个省区的县级及其以上城市。中国出版的各种年鉴中常用的城市人口统计口径有市区非农人口、户籍人口和城区常住人口。考虑到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使用市区非农人口的话统计口径往往会偏小；另外对于郊区规模较大的市而言，使用市区户籍人口会夸大城市的人口规模，使得这两个指标很难准确地反映城市的实际人口规模。基于此，本文所使用的城市人口数据为《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19]中的城区人口数据。与此相对应，进行区域城市体系规模结构影响因素分析所使用的自然与社会经济指标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所使用的数据年份为2000年与2014年，以此分析进入21世纪以来各省区城市体系规模结构及其变动特征。
2模型检验与分析
22.1位序累积规模模型位序累积规模模型与位序-规模法则的比较本文提出的位序-累积规模模型是在服从位序-规模分布的假设基础上建立的，但考虑到现实中Zipf指数为1时的绝对理想模式不可能存在，这就需要对位序累积规模模型进行实际检验。本文分别利用位序-规模法则和位序累积规模模型对25个省区2000与2014年的城市体系规模结构进行了回归拟合。方程的F统计值与变量的t统计值均通过了水平为5%的显著性检验，计算结果见表1。从表1可以发现，位序-规模法则的拟合精度普遍低于位序累积规模模型，特别是对于判定系数R2值相对较低的内蒙古、江西、湖南、海南、云南等省区，位序累积规模模型的拟合效果明显更好。另外，值得指出的是，以往在利用位序-规模法则进行研究时，主要侧重于探讨α值的变化。比如，对于虚拟的a与B两个城市体系而言，其α值均为1，但实际上B与a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而对于服从首位分布的湖北、四川、云南、陕西、新疆等省区而言，有湖北、四川与云南3省的α值小于1，其中云南省在2014年更是只有0.787，以α值的大小来判断就会认为是这几个省区是属于人口分布较为均衡的规模结构类型；另外，海南省在2012年成立了一个人口在万人以下的三沙市以后，α值却几乎增长了一倍。这意味着即使通过了统计检验，使用位序-规模法则进行区域城市体系规模结构对比与演变分析时会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有可能会得出错误的结论。而使用位序累积规模模型测算出的β值反映的是城市累积规模的增长速度，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位序-规模法则以单个城市进行拟合所带来的误差。比如对于同样服从首位分布的湖北、四川、云南3省，由于湖北与四川2省城市总人口较多，首位城市的规模与城市数目也远高于云南，因此其值要远高于云南；同样，对于同样服从双核分布的内蒙古、山东、福建与广东4省，因为福建与内蒙古2省的城市总人口与城市数目均远低于山东与广东2省，其值同样也远低于山东与广东2省；另外，再以城市总人口与城市数目较为接近的河南与湖北两省为例，湖北省首位城市优势明显，其余高位次的城市人口规模却远低于河南，所以其值也要比河南小得多。这表明位序累积规模模型不但具有更高的拟合精度，同样还具有很强的普适性，能够全面反映城市体系规模结构的整体特征、准确识别不同城市体系规模结构之间的差异，可以为区域城市体系规模结构之间的对比与演变分析提供判断依据。
22.2基于位序累积规模模型的城市体系规模结构的变化特征从表1中位序累积规模模型的回归结果来看，中国各省区城市体系的规模结构类型存在较大的差异，不过相对于2000年而言，2014年各省区的β值均有着不同程度的增长。2000年与2014年β值排名前5的分别为广东、山东、江苏、辽宁与河南，这5个省区有多个大中型规模的区域中心城市带动地方经济发展，小城市也比较发育，属于自然地理条件优越、社会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排名靠后的5省分别为贵州、新疆、甘肃、宁夏与海南，这5个省区要么面积狭小、人口总规模不大，要么区域自然与经济地理条件相对较差、人口密度很低，城市体系中首位城市的地位相对突出，但其他中、小城市的规模很小，使得其β值明显低于其他省区；其余15个省区自然地理条件较为优越，大、中、小城市的分布比较均衡，形成了比较完善的城市体系，但受经济发展水平或人口总量的影响，中心城市在城市体系和地区经济格局中的地位不突出，是城市体系规模结构需要进一步优化的区域。接下来为了进一步分析中国各省区城市体系规模结构的变化特征，运用arcGiS10.2软件绘制了上述各个省区2000~2014年的城市体系规模结构β值的变化情况（图2）。图2看出，使用位序累积规模模型计算出的各省区的β值增幅大于300的有广东与江苏2个省区，在200~300之间的有四川、山东与浙江3个省区。除四川外，广东、江苏、山东与浙江4省城市数目众多，不同等级的城市结构合理、始终保持均衡发展的状态。而四川省的4城市指数由2000年的1.446降低到2014年的1.088，其他高位序城市人口规模增长很快，城市体系的规模结构趋于均衡。宁夏、海南与黑龙江3个省区增幅最低，黑龙江更是只有3.129。其原因在于宁夏与海南面积狭小，人口规模有限，城市数目也很少，而黑龙江的城市化进程缓慢，其城市化水平在2000~2014年间仅增长6.47%。其余各省区中城市体系中首位城市增长较快，但众多的中、小城市的人口规模却变化不大，与高位序城市的人口规模差距始终保持较大的差距。辽宁与湖北2省比较特殊，湖北省首位城市规模在从2000年的323.95万人增加到2014年的634.65万人的同时，4城市指数却由1.263增加到1.887，城市体系发展中的极化现象非常明显，致使其余城市发展滞缓。而辽宁省大中小城市虽较为完善，但受经济增长滞缓的影响，除沈阳与大连两市人口有较大的增长以外，其余城市变化不大，在2000~2014年间城市化水平仅提高了12.81%。整体上来看，β值的变化大致表现出增幅东大西小、增长率南高北低的特征，这这种变化和在2000~2014年间中国的人口与经济重心向东南方向不断转移的趋势基本一致，特别是东北3省β值的变化可以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自2000年以来该地区经济发展处于低谷、人口不断外流、城市化基本处于停滞状态的现实。
3区域城市体系规模结构的影响因素探讨
前文研究已经初步证实了由自然地理条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等组成的区域地理条件会对区域城市体系的规模结构与演变产生较大的影响，接下来进一步对β值与区域地理条件之间的关系进行量化分析。为此本文选取了可能会影响区域城市体系规模结构的一些自然与社会经济因素。其中，土地面积、地区生产总值和人口规模表示各省区绝对规模的大小；人均GDp与城镇化率代表各省区的经济发展状况；人口密度、人均耕地面积、复种指数表示各省区自然地理条件的差异；路网密度用以衡量各省区的基础设施条件；财政支出用以反映政府的行政干预能力。为了消除不同量纲的影响以及各变量之间的异方差，以上指标均进行了自然对数化处理，同时考虑到价格因素的影响，2014年的地区生产总值、人均GDp与财政支出均使用国内生产总值指数调整为2000年的不变价格。然后选择逐步回归的分析方法，剔除了t检验没有通过10%显著性水平的变量（表2）。通过表2中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在采取逐步回归后，2000年有人口规模、城镇化率、人口密度与路网密度4个变量通过了t检验，模型的拟合优度为0.918；2014年有人口规模和城镇化率2个变量通过t检验，模型的拟合优度R2为0.948。表明采用位序累积规模模型得到的β值能较准确地反映出区域自然与社会经济条件对区域城市体系规模结构的影响。接下来进一步探讨区域地理因素对β值影响的作用机制。2000与2014年模型的常数项分别为-7.547与-8.453，远大于其它变量系数的影响，意味着城市体系有着固定的规模结构，其它影响变量只是在此基础上进行着一定的调整和修正。人口规模、城镇化率系数在2000年分别为0.810与1.082，在2014分别为0.899与1.667，说明随着这些变量的增加，各省区有能力建设更多的城市，城市之间协调发展的能力更强，不同等级的城市间规模差距相对将会变小。但相对而言，城镇化率的影响更大且有着逐渐变强的趋势。人口密度的大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区域的自然地理条件的优劣程度。2000年其系数为0.323，表明在其他影响因素不变的情况下，自然地理条件优越的地区中小城市更加完善[21]。而人口密度低的区域城市首位度往往相对较高，有限的各种生产要素会向部分竞争力较强的城市特别是省会城市过度集中，导致其β值相对较低。但在2014年时，人口密度这一变量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口的流动以及城市化总体水平的提高，自然地理条件对城市发展的影响会有所下降。基础设施条件的代表变量为路网密度，在2000年的时候，路网密度的系数为-0.392，说明良好的基础设施可以降低运输成本，从而会促进城市人口规模分布的集聚。但随着城市人口的不断集中，由城市经济集聚的拥挤效应所产生的负外部性将可能导致人口和经济活动的空间扩散，此时人口就会从城市体系中规模等级较高的城市向规模等级较低城市转移，从而导致在2014年的时候路网密度对城市体系规模分布的影响不再显著。
4结论与建议
本文提出了用以衡量城市体系规模结构的位序累积规模模型，采用全国县级及以上城市的城区常住人口数据，在与位序-规模法则进行对比的基础上，定量分析了2000~2014年中国城市体系规模结构的省际差异及其演化特征，并探讨了影响区域城市体系规模结构特征的自然与社会经济因素。主要结论如下：1）使用位序-规模法则进行区域城市体系规模结构对比与演变分析时会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有可能会导致错误的结论。相对而言，位序累积规模模型的普适性更强，更能准确刻画不同类型的城市体系规模结构之间的差异，可以为区域城市体系规模结构之间的对比与演变分析提供判断依据。2）β值的大小与区域内首位城市的规模、城市的数目以及人口分布的均匀程度表现出正相关的关系。从使用位序累积规模模型计算出的β值来看，中国各省区城市体系的规模结构类型存在较大的差异。排名靠前的多属于自然地理条件优越、社会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3）整体上来看，β值的变化大致表现出增幅东大西小、增长率南高北低的特征，这种变化和在2000~2014年间中国的人口与经济重心向东南方向不断转移的趋势基本一致，特别是东北三省β值的变化可以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在2000~2014年间来该地区经济发展处于低谷、人口不断外流的现实。4）采用位序累积规模模型得到的β值能较准确地反映出区域自然与社会经济条件对区域城市体系规模结构的影响。随着人口规模特别是城镇化率的增加，β值会升高，也就是说城市间规模的相对差距将会变小，城市之间协调发展的能力更强。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自然地理条件和基础设施条件对城市体系规模分布的影响将不再显著。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在区域城市体系中各城市所承担的社会职能和经济职能与各城市的规模大小具有密切的关系。尽管我们不能机械地要求区域城市体系内部必须具备各种规模的城市，但区域城市规模结构的优化问题仍值得重视。广东、江苏、山东、浙江与辽宁等省目前已形成了完善的城市体系规模结构，这些地区应当着重于城市体系内资源的空间优化配置和经济的协调发展问题，避免城市间恶性竞争的出现。中部地区各省（湖北省除外）大、中、小城市的分布比较均衡，但是人口规模200万上的特大城市数量偏小。今后应增强重点城市功能，扩大城市规模，优先发展省级以上的中心城市、充分发挥大城市的聚集效应和辐射效应。西部各省区（包括湖北省）城市规模结构不发达，首位城市的地位特别突出，缺少人口规模100～200万的二级中心城市。今后应重点发展那些基础较好、交通便利的中等城市，使其成为具有一定经济实力和辐射效应的次级中心，来全面带动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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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经济的特征篇9
关键词：土地；保障；农民权益
中图分类号：F1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28X（2013）07-0-01
一、衢州造成农民失地问题的原因分析
经济的快速发展，工业园区的无限扩张似乎是造成郊区农民失去命根子的原因。耕地锐减，势必出现大量失地农民。但客观分析，衢州作为经济发达的浙江省的经济欠发达地区，造成失地农民增加既有全国的经济开发区增加，又有由于浙江省全省经济较发达，省委省政府把衢州这类欠发达地区作为新时期全省经济新的增点，有力促衢州加快发展，以工业立市，提升城市化水平的外部推动因素。而衢州城市化水平低下，城市发展被全省牵着鼻子跑的城市扩张等导致城市规模和失地农民数量盲目扩张的特殊背景。
1.城市的无限扩张。近年来，衢州为加大百亿特色城市建设工程推进力度，重点实施一批建设新城区、改造老城区、推进“五城联创”的项目。构建“两纵一横一环”的城市交通网络，形成老城区、西区、衢江新城区、衢化片区、东港新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区“一城六区”的城市框架。正因为工业与农业的分离，衢州城市的扩张和农业人口向城市人口的转移是造成农民失地的重要前提。目前260万人口的衢州，城镇人口还不足30万，城镇规模不足10平方公里。城市化进程中集聚效应不佳，经济发展后劲不足，征地后大量土地荒芜，没有产生经济效应；第一、三产业也并没有兴旺起来，结果失地农民失地又失业，并没有因变为市民而提高生活水平，反而降低了生活水平，产业结构也并没有很好的调整，征地前和征地后的第一和第三产业质和量都没有明显变化，从业人员数量，结构也没有任何变化。
2.工业园区的无限扩张。据2002年的《关于衢州城市发展状况的调查研究报告》所述：以人口不足50万人口的衢州市的江山市为例：在须江镇为主的老城区8个行政村，现有农民5208人，其中：16周岁以上的3441人，16周岁以下的1767人；农用地面积3926亩，其中：耕地仅占391亩（实测2225亩）；人均耕地面积为0.075亩（实测0.42亩）。另外由于从2000年开始加大了工业园区的建设力度，已布局9个工业园区，规划面积近75平方公里，主要集中在上余（规划面积近30平方公里）和江贺走廊（规划面积34.7平方公里）两大区块，其中市特色工业园区在开发过程中已经从三个行政村产生了1000多名失地农民，加上老城区的5000多人，人数已达6000余人，再加上经济强镇在开发建设中也将产生一批失地农民，初步估计近几年将产生近10000名失地农民由此得出结论认为失地农民是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工业园区的数量和规模的增加而增加的。经济的快速发展，工业园区的扩张似乎是造成郊区农民失去命根子的原因。
二、衢州征地的利弊分析
1.实行征地补偿制度的好处：
（1）实行征地制度可以防止国有资产的流失。征用土地是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依照法定程序，将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变为国有土地，并给予补偿行政行为。其程序是合法化的，有效的防止了土地资源的流失。
（2）征地制度可盘活存量潜力，提高增量效益。大力开展土地内涵挖潜，有效利用荒山、滩涂、破产企业、农村废砖窖等闲散地，实行土地复垦，缓解用地难矛盾。
2.征地补偿制度的不足：
（1）对被征地农民的某些利益缺乏有效保障。国家发放的征地补偿款有时被部门、单位、农村基层组织瓜分挪用截留，最后到了农民手中却是很有限了。
（2）征地补偿没有体现农民对土地所拥有的土地发展权。现行的补偿方式很少考虑到农业生产的波动性和不确定性，这有悖于市场规律。
三、目前我市在土地征用过程中农民失地的现状
1.政府财政负担沉重。按调查估算，我市近年将产生近7000名失地农民，扔按市方案aB两档平均缴费标准计算（每人缴费35000元，政府补贴30%），政府需补贴7350万元。由于这些费用必须一性缴纳，且政府今后将承担兜底的重任，这对经济欠发达的衢州来说是个难题。
2.城、乡农村经济水差很大。城区之外的农村与城区农村经济水平却有巨大差距，且越来越大。我市的这种差距，决定了被征地农民生活保障的缴费只能选择低水平、低标准缴费。
四、以土地换保障，加快建立和完善适合本地特色的社保体系
1.调整我市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模式和待遇享受标准。标准分为a档为33000元，B档为28000元，C档为23000元，D档为18000元。政府补贴30%，村集体负担40%，个人负担30%。月领取基本生活保障金a档起始年度月领200元，B档领170元，C档领140元，D档领110元，各当以后每年月增5元。a、B档适合市区城市规划区，C、D档适用于其它规划区。该方案虽存在缺陷，但由于保障资金承受力决定了我市只能是低水平、低标准缴费，而低缴费决定了低享受。
2.做好政策的衔接。如果发放补助资金与“农转非”手续不能同步进行，势必造成城、乡失地农民政策上的不平衡，出现城区高、农村低的不公平现象，从而造成不稳定因素。
3.村集体留有“三产”用地的，可由村级组织进行经营，以此来解决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政府可从土地出让金增值部分中提取一定比例的资金，来解决决策出台前被征地农民的基本生活保障资金不足。
城市经济的特征篇10
关键词：县域城镇化水平；地域分异特征；经济特区；海南
一、评析原理
第一，评析意义。城镇化的本质是由于生产力变革引起的经济要素从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门转移的过程。城镇化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社会经济进步状况的重要标志，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区域现代化水平。
第二，评析原理。目前城镇化水平的测度方法主要有两类：一是单一指标法，通过一个最能反映本质，最具有代表性的指标来定量描述城镇化水平。国际和国内的通用方法是计算城镇人口比重，尽管这个指标较好地描述了人口向城镇聚居的状况，但由于体制上的差异，直接用这个指标测量我国的城镇化存在很大问题。二是综合指标法，利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指标来衡量城镇化水平。城镇化不是简单的小城镇建设，而是伴随工业化过程而出现的社会、经济结构的转换，这一过程主要表现为人口、非农产业、资本、市场由分散的农村地域向城镇集中的过程。科学评价某一地域的城镇化水平时若只采用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来反映城镇化程度，不可能全面正确地反映城镇化的全部内容。
因此，本文将采用运用层次分析法和德尔菲法，从人口结构、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基础设施四个方面，选取11个城镇化相关指标，建立并运用分层次评价模型及相应指标体系，对海南经济特区县域城镇化水平及其地域分异特征进行测度分析。
二、评析模型与方法
（一）评析模型
城镇化是大部分农村人口逐步脱离农业向城镇转移，城镇规模扩大与数量增多、非农产业获得聚集效应和规模效益进而引起农村的人口结构、产业结构、经济水平、基础设施乃至思想观念变化的动态过程。有鉴于此，运用层次分析法和德尔菲基本原理，可以构建包含人口结构、产业结构、经济水平和基础设施四方面的区域城镇化水平的分层次综合测评模型：
u=a×p+b×c+c×j+d×i①
①式中：u、p、c、j、i分别表示县域城镇化综合指数、人口结构城镇化指数、产业结构城镇化指数、经济发展城镇化指数和基础设施城镇化指数；a、b、c、d为权数，且a+b+c+d=1。
（二）指标体系
基于前述测度原理和模型，建立起由综合层——县域城镇化综合水平、内涵层（人口结构城镇化水平、产业结构城镇化水平、经济发展城镇化水平和基础设施城镇化水平）和指标层的三层架构。其中综合层起导向和约束作用，以县域城镇化综合指数（u）加以表征；内涵层旨在明晰县域城镇化的多维内涵支撑，分别以人口结构城镇化指数（p）、产业结构城镇化指数（c）、经济发展城镇化指数（j）和基础设施城镇化指数（i）加以表征；指标层则包括了依据上述原则与思路所选择的11个具体指标（见表1）。
（三）评析方法
1、原始数据标准化。鉴于指标间的量纲不同，为了消除数据间的屏蔽效应，有必要对数据进行规一化处理，本文采用正规化方法进行标准化变换，其公式为：
bi=（ii-imin）/（imax-imin）②
②式中：bi为各过程支撑力指标的标准值；ii为各过程支撑力指标的原始值；imax、imin分别为各过程支撑力指标的原始最大和最小值。
2、分力指数计算。采用层次分析法，构造出判断矩阵进行排序，经cr一致性检验后得出内涵层的初始权重，并根据专家意见，因此，加权平均分析法来分别人口结构城镇化指数、产业结构城镇化指数、经济发展城镇化指数和基础设施城镇化指数，相应的算法公式为：
p=0.3×u1+0.4×u2+0.3×u3③
c=0.4×u4+0.3×u5+0.3×u6④
j=0.4×u7+0.4×u8+0.2×u9⑤
i=0.5×u10+0.5×u11⑥
3、合力指数计算。采用层次分析法，构造出判断矩阵进行排序，经cr一致性检验后得出综合层的初始权重，并根据专家意见，将公式①中的a、b、c、d权重值修正为0.2、0.3、0.3和0.2，据以进行县域城镇化综合指数的计算，即：
u=0.2×p+0.3×c+0.3×j+0.2×i⑦
三、地域分异特征评析
（一）数据采集处理
由于部分相关评价指标原始数据来源存在一定时序不连续性，本文主要对2008年度海南经济特区16个县域城镇化水平地域异特征进行评析。数据以《海南统计年鉴2009》（海南省统计局，中国统计出版社，2009年）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09》（国家统计局城市社会经济调查总队，中国统计出版社，2009年）为主要采集来源，并与16个县域2008年统计公报数据相互校验，从而保证了原始数据的准确性与可靠性。按照上述处理步骤，根据公式②-⑦可以计算得出16个县域城镇化综合指数（见表2）。
（二）分异特征分析
结合表2中的海南经济特区各县域城镇化综合指数及排名，按照0.4及以上、0.3-0.4、0.2-0.3、0.1-0.2的分级标准，将2008年海南经济特区县域城镇化综合指数分成四个量级（见表2），并绘制县域城镇化水平地域分异示意图（见图1），据以考察和分析海南经济特区县域城镇化水平地域分异特征。
1、差异性。海南经济特区县域城镇化综合指数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一是县域个体间城镇化综合指数差异。排名第一位的昌江县（0.4900）与排名最后的乐东县（0.1370）综合指数差距达0.3530。二是量级群体间城镇化综合指数差异。各量级之间城镇化综合指数平均群体性差距也分别达0.1045（ⅰ、ⅱ量级之间）、0.1005（ⅱ、ⅲ量级之间）和0.0591（ⅲ、ⅳ量级之间），而ⅰ、ⅳ量级之间平均综合指数差距则达0.2641。
2、失衡性。海南经济特区县域城镇化指数具有一定失衡性。首先是内部结构失衡。各县域城镇化综合指数与各内涵层指数排名位序存在一定程度错位。其次是地域空间失衡。各县域城镇化综合指数地域空间分布大致呈现出东高西低的分布格局。东部分布着3个ⅰ量级县域（文昌、琼海和万宁市）和2个ⅱ量级县域（陵水和保亭县），而且都是旅游业较为发达的滨海市县；西部只有1个ⅰ量级（昌江县）和1个ⅱ量级县域（东方市），这两县市都是海南经济特区由来已久的工业强县。余下的大部分ⅲ、ⅳ量级县域则大致处于中间过渡地带（见图1）。
3、线路趋向性。9个较高城镇化综合指数县域（ⅰ、ⅱ量级）大都临近线路（东西线环岛高速、海文高速和东西线海榆公路）分布，而且除定安县为内陆型县域之外，其余8个均为临海或滨海县域，地域分异表现出明显的交通线路和海岸线趋向性（见图1），表明交通线路（陆、海）及其衍生区位条件是海南经济特区县域城镇化推进的重要助推因素。
4、反垂直地带性。7个较低城镇化综合指数县域（ⅲ、ⅳ量级）近乎全部位于中西部地区（乐东县除外），尤其是中西部山地、丘陵地区；而9个较高城镇化综合指数县域（ⅰ、ⅱ量级）也基本分布在周围的沿海滩涂地带（定安县除外），地域分异表现出明显的反垂直地带性，即海拔高地区城镇化综合指数低（见图1）。表明山地丘陵等高海拔地形仍是海南经济特区县域城镇化推进的重要制约因素，并成为县域乃至全区未来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障碍。
5、中心趋向性。由图1可以看出，地处海南岛北端的海口作为海南经济特区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其周边的文昌市、定安县和澄迈县3个县域的城镇化综合指数均较高，均属于ⅰ、ⅱ量级，指数排名分别为第4位、第5位和第6位。地处南端的三亚作为海南经济特区旅游、创意经济中心，其周边的4个市县城镇化综合指数也较高，尤其是陵水县和保亭县，县域城镇化综合指数均属于ⅱ量级，排名分别为第7位和9位。这表明海南经济特区县域城镇化水平呈现出中心趋向性，即临近区域中心城市的县域城镇化水平较高，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三亚作为新兴区域性中心城市，其对周边市县发展的带动能力有待提高。
四、结论
综上所述，差异性、失衡性、线路趋向性、中心趋向性和反垂直地带性构成了海南经济特区县域城镇化水平的地域分异特征。这既是海南建省办特区30年来改革开放和开发建设的客观结果，也是深入和准确探究未来海南经济特区改革开放和开发建设，尤其是城镇发展努力方向和障碍因素的认知起点。海南经济特区县域城镇化水平地域分异的差异性与失衡性特征，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均衡地区城镇发展的历史任务；而中心趋向性、线路趋向性和反垂直地带性特征，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加强区域性中心城市建设，带动周边市县发展、加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中西部地区），推动交通线路沿线市县发展等未来地区城镇发展的努力方向和政策取向。
参考文献：
1、赵显洲.基于城市化本质的城市化水平测度方法[j].北方经济,2007(7).
2、仲盼,罗守贵.中国城镇化水平测定中存在的问题及调整方法[j].经济体制改革,200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