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援助的好处与坏处篇1
[关键词]医疗纠纷；法律援助；法律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随着贫富分化的不断加快，社会弱势群体的数量也在迅速膨胀。他们的自我保护能力低，合法权益易受侵害，由此产生的纠纷呈上升趋势，法律援助的现实需求也越来越多。同时，随着人们的健康需求和法律意识不断提高，医疗纠纷问题成为了新的社会话题，也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难点问题。针对医疗纠纷现实处理过程中经常出现一些不和谐现象，如患方以不懂法律、没钱打官司为理由，放弃法律途径，围堵医院大门、追打辱骂医务人员、占领医院建筑物破坏医院公共财物、占据医院门前公共道路堵塞交通、停尸医院、拉横幅设灵堂烧纸钱等，扰乱医疗秩序，激化医患矛盾。鉴于此，该文将通过分析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借助“法律援助”这一司法制度，提出完善法律援助制度的配套法律、健全法律援助的实施机制、加强法律援助制度的政策宣传等措施，努力让患方维权回归理性、回归法律。
1相关概念的界定
1.1法律援助关于法律援助（legalaid）的概念主要包括如下：有的学者认为，“法律援助，是指当事人确需律师的法律服务，却又无力支付律师费用，由国家负责为其提供法律帮助的制度。”也有的学者认为，“法律援助，是指对需要专业性法律帮助、而又无力承担诉讼费用以及无力支付律师费用的公民予以援助，以维护其合法权益的法律保障制度。”2015年6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完善法律援助制度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中将法律援助定义为：国家建立的保障经济困难公民和特殊案件当事人获得必要的法律咨询、、刑事辩护等无偿法律服务，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法律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一项重要法律制度。1.2医疗纠纷及其解决途径医疗纠纷是一个较为宽泛的概念，可以包括患者及其亲属在就诊过程中与医疗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因矛盾而产生的所有分歧与争议，既包括对诊疗护理过程中产生的后果认识不一致而发生的纠纷，也包括非诊疗护理行为而引起的纠纷。由于医疗纠纷发生在医患之间，涉及的双方包括患者及其亲属或单位，医疗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因此也可称作医患纠纷。关于医疗纠纷的解决途径，自2002年《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颁布实施以后，医疗纠纷的解决方式主要包括医患双方协商解决、第三方调解、向法院提讼三种途径。具体如下：第一，医患双方协商解决。作为平等的民事主体，医患双方在自愿自行解决的情况下，可以就医疗纠纷争议进行协商解决。这一途径较为快速高效，程序相对简单，可以节省时间和医患双方的精力。第二，第三方调解。患方不愿意协商或者协商不成的，当事人可以向卫生行政部门、人民调解委员会等，寻求第三方介入调解。第三方的中立性有利于较为快速地解决纠纷赔偿，同时，卫生行政机关以其自身的行政影响力有助于医患双方在一定程度上互为退让，从而促使纠纷的快速解决。值得注意的是，第三方介入调解达成的调解协议书不具备法律强制力，医患双方达成协议后，如其中一方拒绝执行协议内容，另一方不能要求法院进行强制执行。第三，向法院提讼。医疗纠纷发生后，患方可以直接就赔偿数额提起民事诉讼，并申请医疗损害鉴定。同时，患方如果对卫生行政机关的处理结果不服，也可以提起卫生行政诉讼。此外，2010年7月1日施行的《侵权责任法》，将医患纠纷处理的相关内容纳入第七章“医疗损害责任”，共计十一条，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界定了医疗损害责任，明确了医疗损害赔偿责任，并对医患双方的行为进行了规范。综合以上可见，现行的法律法规对医疗纠纷的定义、解决途径及适用范围都作了相对明确的界定及规范，促使了患方“依法维权”法律意识的提高，也处理了大量的医疗纠纷案件。然而，在实践过程中发现，依旧存在患方放弃法律途径而选择非法律途径，“信闹不信法”，如患方围堵医院大门、追打辱骂医务人员、占领医院建筑物破坏医院公共财物、占据医院门前公共道路堵塞交通、停尸医院、拉横幅设灵堂烧纸钱……近几年，这种现象有愈演愈烈之势。近几年，甚至出现了“职业医闹”这一畸形职业，“职业医闹”们的介入，导致医疗纠纷事态更加恶化，医院暴力愈演愈烈，医患纠纷的法治化处理似乎只是“水中月，镜中花”，看不到一丝亮光。患方放弃法律途径而选择非法律途径的现象日益普遍，不仅扰乱医疗秩序，激化医患矛盾，给医疗机构乃至整个社会都带来了极其恶劣的负面影响。究其原因，有患方受到不良示范造成了“大闹大赔、小闹小赔、不闹不赔”的错误观念，也有患方法律意识淡薄、遇到医疗纠纷无从下手的原因。笔者在实际的医疗纠纷处理过程中经常听闻患方这样的说法：“家庭贫困，没有钱打官司；我不懂法律方面的知识；不知道要怎样做才是合法的；谁告诉我法律程序怎么走；医院要赔偿我，不给我解决问题我喊亲戚来闹；医院和法院都是一家的，法院只会帮着医院说话”……同时，有学者研究也认为，医疗纠纷处理过程中的法律渠道不畅通、医患沟通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民众（特别是社会弱势群体）法律知识缺乏，也是患方放弃法律途径而采取非法律途径维权的原因之一。因此，如何宣传和完善现有的法律援助制度，怎样让医疗纠纷处理回归正常的法律途径，这些将是下文所探讨的问题。
2现有医疗纠纷中法律援助存在的问题
2.1对法律援助认识不够实践工作中发现，相当一部分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患者不知道、不懂得运用这一制度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部分经济困难群众甚至不知道有法律援助这一制度的存在，有的受援人是通过上访才了解到有法律援助这一无偿的法律服务；同时，社会各界对这一制度了解不多，不支持、不配合，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这一制度的实施。在发生医疗纠纷后，患方往往靠主观臆断就坚持认为是医院失误所致，凭空提出巨额赔偿，且“信闹不信法”，企图通过的方式引起政府注意和重视，于是召集乡亲好友集聚与医院发生冲突。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多个，但最根本的是相关的法律宣传不到位。2.2法律援助资源严重不足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随着贫富分化的不断加快，社会弱势群体的数量也在迅速膨胀。他们的自我保护能力低，合法权益易受侵害，由此产生的纠纷呈上升趋势，法律援助的现实需求也越来越多。与此同时，法律援助经费严重短缺，法律援助专职人员数量远远不足、法律援助工作的质量总体不高，法律援助的覆盖面还不够大等等原因，共同造成法律援助供需矛盾突出这一局面。
3完善医疗纠纷领域法律援助的具体举措
3.1完善法律援助制度的配套法律我国法律援助制度一定程度上算是“舶来品”，基本框架借鉴了其他国家的法律援助制度。《法律援助条例》自2003年颁布以来，虽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我国法律援助工作的进程，但在实践中也发现，《法律援助条例》作为行政法规，不能承担其应发挥的基本法律保障效果，相关配套法律缺失，联动机制不足。因此，应由相关立法机关以法律形式规范法律援助机构和司法机关以及其他行政机关的关系，明确各部门的法律援助工作职责及各自的任务，以及法律援助经费的筹集及使用等问题。3.2健全法律援助的实施机制除了从立法层面完善与法律援助制度相关的配套法律外，还要建立与之配套的实施机制，让政策更好更快“落地”。首先，应拓展法律援助的实施主体。可以通过建立专业化的法律援助队伍，鼓励律师事务所每年承担一定量的法律援助案件等形式。其次，完善法律援助经费保障体系。这是实施医疗纠纷法律援助的物质基础，也是确保法律援助工作可持续性的重要保证。可以探索政府购买法律服务的模式，有效解决法律援助经费严重短缺、人员远远不足等问题；也可以尝试设立法律援助基金会，接受社会各界的捐助，专款专用。3.3加强法律援助制度的政策宣传对于法律援助制度，要做好广泛的宣传工作，将法律援助作为司法行政宣传工作的重点，扩大法律援助工作的知晓率，使法律援助制度深入人心，渗透到社会各界各阶层，促使社会弱势群体树立通过法律援助制度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观念。具体到医疗机构，针对到医疗机构就诊的患者，可以通过整合医院网站、医院微信公众号、宣传橱窗、电子显示屏、宣传单页等传播媒介资源，告知其如果在该医疗机构发生了医疗纠纷，在无力进行法律途径时可寻求法律援助，以及寻求法律援助涉及的对象、流程等，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少医闹的可能性，努力让患方维权回归理性、回归法律。另外，努力做好法律援助典型案件的宣传工作，通过口碑相传，扩大法律援助的社会知晓率，以案促宣，使社会大众进一步了解法律援助，信任法律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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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援助的好处与坏处篇2
论文关键词环境侵权律师法律援助
近年来，环境侵权类案件在数量上呈逐年上升之势，有些案件的损害后果可谓触目惊心。环境侵权是指人类环境利用行为造成环境污染和自然破坏，继而导致公、私财产损失或人体健康损害以及环境质量恶化和环境功能下降，并依法应当承担法律责任的一种特殊侵权行为。环境侵权问题是伴随着环境问题的产生而产生的。可以说，它并非一个新问题，但却从来没有像今天如此严重。在遭受污染侵害的人群中，经济条件较差的弱势群体是最大的受害群体，他们特别需要得到法律的保护，但由于经济困难，他们无力支付相关费用。而现行的法律援助制度作为向困难群体提供免费法律帮助的制度，却没有对此类案件敞开大门。当前虽已有立法初步涉及此类问题，但由于缺乏相关配套措施而难以落实。
一、环境侵权案件：法律援助的“盲区”
当今时代，工业高度发达，由于大规模的工业生产而导致的环境污染已经成为全球性问题，在西方国家的历史上，经历了“先污染、后治理”的教训之后，环境保护已经得到国家与民众的充分重视。在我国，由于种种原因，近年来环境污染事件层出不穷，不仅对自然环境造成了严重污染，也给人民群众造成了严重的损害。近年来媒体频繁报道的各地“癌症村”就是一个个典型的事例。
日渐严重的污染事件导致的人身、财产权益损害已经成了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然而，由于受害人以弱势群体为主，其通过法律途径维权困难重重，而为弱势群体提供法律帮助的法律援助制度此时却未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法律援助在西方国家最初是由一些私人律师和宗教团体及慈善机构等民间组织自发地为穷人提供免费法律服务的慈善行为发展而来的，早在19世纪末的初创阶段，提供法律援助是律师的自发行为，具有随意性，是出于律师的道德和“良知”，不具有国家强制性，更没有上升到国家责任的高度。从19世纪末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完成了法律援助从慈善行为向国家责任的转变。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法律援助进入全面发展阶段。截至1999年，世界上已有近150个国家或地区建立法律援助制度。
我国虽然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才逐步建立起法律援助制度，但发展迅速，成果显著。1996年12月，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成立，担负对全国法律援助工作的管理和监督。1997年5月，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经民政部批准成立。此后，司法部就刑事、民事、行政等法律援助工作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等了多个联合通知。广东、山东、江苏、重庆等省市也出台了地方性的法律援助法规，为法律援助的全国性立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2003年7月16日，我国第一部全国性法律援助法规《法律援助条例》（下称《条例》）经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并于同年9月1日起实施，这标志着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的正式确立，对推动我国法律援助事业起到了很大作用。但是，由于当时的局限性，《条例》只是规定了一些直接针对个人的且情况较为紧急的援助事项，并没有把环境侵权案件列入援助范围内，可以说，环境侵权类案件已经成为法律援助制度的“盲区”。近年来发生的大多数环境侵权事件都因立案难、取证难、鉴定难、处理难等原因而搁置在法院的大门之外，各级法院受理的环境侵权案件不多，其中胜诉的案件也不太多。法律援助制度本是造福社会、帮助弱势群体维权的公益制度，为何在愈演愈烈的环境侵权面前保持沉默？在污染事件层出不穷、损害后果骇人听闻的当下，构建环境侵权法律援助制度已经迫在眉睫。
二、环境侵权事件亟需律师提供法律援助
法律援助立法之时，受援范围主要是直接针对困难群体个人权益的案件，这对于解决当时的需要是必须的，但立法应当具有的适当前瞻性在此却未能很好地体现。《条例》实施后的这些年里，环境污染和自然破坏事件有增无减。据统计，2008年全国突发环境事件总体呈上升趋势，环境保护部直接调查处理的突发环境事件135起，比上年增长22.7%。2009年，环境保护部共接报并妥善处置突发环境事件171起，比上年增加26.7%。
面对愈演愈烈的环境侵权事件，相对于现行《条例》规定的受援范围，受害人更需要律师参与，以人的身份通过诉讼或非诉提供法律服务，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环境污染事件影响面大、后果严重。近年发生的多起重大环境污染事件，影响都特别巨大，这是由大气与水的流动性决定的。如2004年沱江污染事故，是自1997年新刑法生效以来因环境污染受到刑事制裁人数最多的一次环境污染事故，也是第一次在同一起环境污染事故案件中对排污企业人员和环境管理人员同时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这次事故之后，四川省长、省委书记都曾通过媒体道歉，但对事故受害者的赔偿却并无详细报道，更为严重的是，由于长期的严重污染，“沱江沿线还出现了一些集中的癌症村，比如简阳简城镇的民旺村。这个流域的癌患，大部分和消化系统有关，比如简阳食道癌、胃癌偏高，内江肝癌患病率偏高，而这些消化系统的癌变，医学证实和亚硝酸盐存在一定相关性。”而沱江流域“已经成为了国内癌症的高发地区之一，而根据科学研究，癌症发生中环境因素占85%。”
二是受害人多是经济困难的弱势群体。据环保部门统计，污染事件中，最多的是水污染，其次是大气污染。由于水和大气的流动性特点，使得污染可以迅速扩大。在水污染事件中，受害人多是沿岸居民与种植、养殖户，大气污染事件中，受害人多是污染企业附近的居民，而一般来说，污染企业多是在市郊或者农村，这就决定了受害人以农民为主。在目前农民的法律意识不足、经济实力不强的现实条件下，他们往往把希望寄托于当地政府，希望通过政府的努力解决已经发生的问题，但一些地方政府作为既得利益者，往往是污染企业的后台甚至股东，缺乏治理污染的动机。
三是侵权者多是实力雄厚的企业，并且重大污染大都是大型企业，甚至是大型国有企业。例如2004年沱江污染的罪魁祸首是四川化工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12月的重庆开县天然气井发生井喷事故的元凶是中石油；2010年7月发生的造成福建汀江重大污染的紫金矿业“环保门”事件中，紫金公司更是与当地政府有着密切关系，“紫金矿业2009年年报显示，该公司第一大股东是代表福建上杭县国资委的闽西兴杭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持有28.96%股权，该公司董事长陈景河持有0.6%，是最大的个人股东。”
污染事件的频繁发生，越来越多的受害人不仅遭受人身伤亡和财产的直接损失，更有甚者，长期的污染导致其生存环境恶化，生产生活受到严重影响，许多人因病致贫，而又因贫而无力治病，如此恶性循环，已经不是个例，可以说，构建环境侵权法律援助制度，让律师为环境侵权案件的受害人提供包括诉讼与非诉在内的法律服务已经刻不容缓。该制度的建立对于正在遭受污染侵害的人群、对于整个社会都具有重大意义：
第一，有利于促进保障人权，落实“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宪法原则。《条例》明确规定法律援助是政府责任，它的实质是国家通过制度化的形式，对法律服务资源进行再分配，以保障贫弱残疾者等群体不因经济能力、生理缺陷而得不到应有的法律帮助，该制度通过帮助弱势群体实现自己的合法权益，体现政府对社会大众基本人权的保障责任，这是落实“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宪法原则的需要，也是“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内在要求。
第二，有利于促进科学发展，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科学发展观对环境保护事业提出了新的要求，然而不少企业作为“经济人”的本性使之只关注自身经济效益，而忽视其环境保护义务，更有甚者为了企业利益最大化而不惜牺牲环境，从而造成重大污染事故。而某些地方政府及环境保护主管部门也出于地方利益对污染企业采取纵容态度。改变这种情况，依靠企业或者政府部门的自觉性远远不够，必须通过制度设计，让广大群众真正参与，让社会各届都有权监督，而通过对环境侵权案件的法律援助，可以很好地调动广大群众参与环境保护的积极性，从而促进政府和企业真正把落实科学发展作为其实际行动。党的十报告提出“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落实这一要求，需要从源头上控制环境污染，而这就要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当污染企业和有关部门不能正确履行义务时，应当通过承担法律责任的方式予以制裁。
第三，有利于化解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民主法治”、“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题中之义，然而回顾近年发生的重大环境污染事件，不仅侵害了广大群众的利益，更给地方带来了不稳定的因素，由于问题不能及时解决，一些受害人再三上访。通过对环境侵权案件的援助，可以畅通弱势群体的合理诉求，有效维护其合法权益，这是实现法律赋予公民权利的有效措施，是体现社会公平正义的有效手段，也是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的内在要求。近年来，因环境问题引起的社会事件频发，从2007年的厦门、2011年的大连两度因px化工项目出现“集体散步”，到2012年四川省什邡市的钼铜项目骚乱和江苏省启东市王子纸业“排海工程项目”事件，地方政府涉及环保的项目一再引发社会不稳。当政府决策的制定和调整缺乏程序化、制度化的运作，而老百姓的利益表达也缺乏顺畅的通道时，就容易出现从和平请愿演变为暴力表达的局面。这种“不闹就上、一闹就撤”的模式，是对政府公信力和正常运行的极大损害，也和法治国家建设的要求背道而驰。
三、环境侵权法律援助制度构建设想
目前，我国虽然尚未通过立法明确建立环境侵权法律援助制度，但已经有相关法规就此进行了初步规定。例如农业部于2006年制定的《农业环境污染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在事件的“后期处置”一章规定了应该对受害地区人员提供法律咨询和法律援助，明确将法律援助作为事件处理的环节之一，但这仅仅是原则性的规定，对于突发事件中法律援助的对象、具体形式、援助内容、援助方式、援助途径等，则没有涉及。2010年11月通过的《北京市水污染防治条例》则以地方性法规的形式明确规定了环境部门可以支持当事人，并应当提供法律援助，该条例第九十三条规定：“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和有关社会团体可以依法支持因水污染受到损害的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讼，并在确定污染源、污染范围及污染造成的损失等事故调查方面为当事人提供支持。本市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将经济困难公民因水污染受到损害请求赔偿的案件，纳入法律援助的事项范围。”
在国家层面的立法上，2004年12月修订后的《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八十四条第三款规定：“国家鼓励法律服务机构对固体废物污染环境诉讼中的受害人提供法律援助。”2008年2月修订后的《水污染防治法》？第八十八条第三款规定：“国家鼓励法律服务机构和律师为水污染损害诉讼中的受害人提供法律援助。”这些规定虽然明确写入对受害人提供法律援助，然而只是“国家鼓励”，具体如何鼓励、如何操作则缺乏明确规定，亦无其他规定与此配套，这与《条例》明确规定的法律援助是政府责任不同，也使这一规定在实践中难以落实。此外，该规定仅针对诉讼程序，而损害赔偿的解决有时可能并不一定经过诉讼程序，也有可能通过非诉的程序协商解决，因此有必要扩大援助方式。
为构建环境侵权法律援助制度，预防和制止环境污染事件对人民群众的人身和财产造成重大损害，切实维护好、保障好人民群众根本利益，需要从立法引导、制度建设、保障参与等方面采取措施，重点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以《环境保护法》修改为契机，于该法中规定“法律援助机构应当将经济困难公民因环境污染受到损害请求赔偿的案件，纳入法律援助的事项范围。”作为环境保护基本法，颁布于1989年的《环境保护法》多年来一直没有修订，导致其规定已经不能适应现实的需要，修改该法已经列入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中继续开展研究论证的项目，现正积极开展修改的研究论证。在这次修改中，应当在《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关于鼓励法律服务机构对污染损害诉讼中的受害人提供法律援助的规定之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建立环境侵权法律援助制度，为律师参与环境侵权法律援助提供法律依据。
法律援助的好处与坏处篇3
一、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存在的缺陷及其原因
（一）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存在的缺陷
1、刑事法律援助的覆盖面窄。
根据《法律援助条例》规定，我国目前刑事法律援助适用于两类人群，一类以经济困难为前提条件，即犯罪嫌疑人因经济困难没有聘请律师的、公诉案件中的被害人、被告人、自诉案件中的自诉人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诉讼人的。另一类是不以经济困难为前提条件，但仅限于被告人是盲、聋、哑或未成年人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或者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以下简称五种人）人民法院为被告人指定辩护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提供法律援助。从此规定来看，我国的刑事法律援助的覆盖面除了自诉案件的被诉人外都覆盖了，范围不可谓窄。但一方面由于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只规定了指定辩护，刑事法律援助的空间只限于公诉人出庭公诉阶段，基于上位法与下位法的关系，《法律援助条例》对公检法并没有强约束力，刑事法律援助的覆盖面相当窄。另一方面从实际操作来看，绝大多数的刑事法律援助案件仅限于法院指定辩护的五种人，非法院指定辩护的刑事法律援助案件相当稀少。再从经济审查标准分析，对非指定辩护的受援人的经济困难审查是较为苛刻的，一般规定都在居民生活保障线之上的20%左右，这就极大地限制了刑事法律援助受援人的范围。
2、法律援助机构与公检法在刑事法律援助案件中的衔接机制不顺畅。
要完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绝不是法律援助机构一家所能做到的，要使刑事案件中的受援人在刑事诉讼的各个阶段都能得到充分的法律援助，公安局、检察院、法院、法律援助机构在程序上的衔接与紧密配合是非常关键的。但目前刑事法律援助法律法规中涉及此处的规定缺乏可操作性，各地在落实公检法司四家开展刑事法律援助工作的衔接机制时也少有实施细则，事实上造成了有关部门对刑事法律援助不重视，宣传不到位，工作不落实。犯罪嫌疑人与刑事被告人不知晓有申请法律援助的权利，自然也无从保障其诉讼程序的合法利益。
（二）刑事法律援助保障权缺失的原因
1、对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宗旨认识不够，没有认识到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特殊性。
我国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起步较晚，社会对其的认识也较模糊，还有不少人认为这只是一种以人为本的慈善行为，只是国家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给予经济困难者的帮助。某些地方甚至将刑事法律援助的职责都推给社会律师，变成全部是由社会律师承担的义务，没有将刑事法律援助作为人权来保障，没有认识到刑事法律援助的特殊性，没有认识到这是政府的职责。刑事法律援助工作的推行不仅是由于当事人经济困难，更在于案件性质的特殊。其特殊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刑事诉讼机制中，犯罪嫌疑人与刑事被告人处于当然的弱势地位；二是由于刑事诉讼事关犯罪嫌疑人与刑事被告人的财产权、自由权甚至于生命等重要权利。因此，对其在诉讼中的权益有重要保障作用的辩护律师，更应予以充分保障。
2、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缺乏物质保障基础。
开展刑事法律援助工作的关键不仅要有人力因素（即需要满足诉讼需要的一定数量律师），更要有充足的资金。由于对刑事法律援助的认识有偏差，因此，在刑事法律援助工作中出现的人财物的匮乏的现象就并不乏见了。如我国法律援助的经费人均不足一角钱、相当一部分地区没有建立法律援助的专门机构等。以全国法律援助经费为例，其中财政拨款为21712.74万元，只占当年财政支出（22053亿元）的0.0098%。尤其在贫困地区，其法律援助经费完全依赖同样贫困的地方财政，其结果可想而知。即使在较为发达的地区，法律援助仍然受到经费不足、人员编制不足，各方面配合不够的困扰。
3、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缺乏强有力的法律保障。
在关于刑事法律援助的法律法规方面，虽然司法部分别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做出了关于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联合通知，但一方面，由于上述通知只是规范性文件，并没有体现在刑事诉讼法中，在刑事诉讼活动中没有严格的法律约束力，即使指定辩护之外的犯罪嫌疑人在诉讼过程中没能在程序上享有法律援助的权利，也不影响案件的审理与判决。另一方面，这些文件过于原则化，可操作性不强。各地较少出台相关细则。以广东省为例，广东省人大制定了《广东省法律援助条例》，并相继出台了有关实施细则。但对公检法司四家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如何具体开展法律援助工作并没有相关实施细则，也没有建立公检法司四家在刑事诉讼活动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衔接机制。因此基于刑事法律援助立法与法律援助机构与公检法三家在刑事法律援助案件中衔接机制的缺失，公民的刑事法律援助权也就难以得到保障。
二、完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必要性及其现实意义
（一）是履行宪法与国际法的义务，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的需要。
刑事法律援助作为一项为经济贫困的人或有其他原因需要帮助进行诉讼活动的人提供援助以维护其权益的制度在本世纪初已经出现，并已成为多数国家在司法上保护和促进人权的一项国家制度。此制度在刑事司法国际准则中占有重要地位，1998年中国政府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公约第14条丁目规定：受刑事控告者有权出庭受审并亲自替自己辩护或经由他自己所选择的法律援助进行辩护；如果他没有法律援助，要通知他享有这种权利，在司法利益有此需要的案件中，为他指定法律援助，而在他没有足够能力偿付法律援助的案件中，不要他自己付费。在国务院的《事业的进展》中阐述道：“法律援助得到了有效实施，保障了公民获得法律援助的权利，明确了公民获得法律援助服务权利的范围。在的《法律援助条例》中明确规定了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在的宪法修正案中，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了宪法。从上述规定来看，刑事法律援助制度是国家应尽的宪法与国际法规定的责任，是公民应享有的基本权利，这一点是有充分的法理依据的。
（二）是实现社会公正，保障弱势群体的需要。
当前，我国正处在一个急剧的社会转型期阶段，各种社会问题日益突出，最为突出的是因“贫富差距”而导致的“两极分化”问题越来越显性化了，从而造成了社会不公平。正如总书记总书记在中央党校省部级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做出的“要在继续促进发展的同时，把维护社会公平放到更为突出的位置”的讲话，解决社会不公、弱势群体得不到保障的问题，建设和谐社会已经非常重要，刻不容缓了。和谐社会的建立必须建立在法律的基础之上，要通过有针对性的法律机制来实现社会公正，保障弱势群体。要让社会的弱势群体有社会安全感，要让这些群体在遇到法律问题时，即使他们经济地位处于劣势，也会享有充分的司法公正。可预见的是，如果没有法律援助，贫困人员作为社会的弱势群体，其不但在程序上的合法利益得不到保障，继而在实体的合法利益也可能得不到保障。而刑事法律援助制度正是这样一种针对社会弱势群体而建立的法律机制。
（三）是减少和缓解社会矛盾的需要。
贫富不均从而导致各种社会矛盾深化已是不争的事实，消除社会矛盾是不可能的，但是，有效地减少与缓解社会矛盾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应当也是可以做到的，这也是建立和谐社会的关键。由于法律特有的性质和特点，法律调整机制一方面能够获得社会最大多数人的认同，能够把不同的观点统一到法律的基础上，形成和而不同的和谐状态。另一方面提供了一个给当事人充分陈述自己的根据和理由的途径，使当事人的不满情绪有一个法定的发泄途径，可以减缓社会压力，化解社会矛盾。法律调整机制的正常运作的关键是当事人能平等地享受到法律服务。我国已经建立了法律服务的市场调节机制，把有支付能力的公民获得法律服务的条件交给了律师的有偿服务的市场机制调节。但毫无疑问，这种调节机制是有缺陷的。仅有律师的有偿服务机制，就无异于法律只保障“有钱人”的利益，从而导致诉讼程序的不公正。如果贫困群体无法得到刑事法律服务作为解决问题的途径，则法庭和监狱有可能沦为贫困阶层诅咒社会黑暗不公、滋长和暴力破坏行为的温床和教室，社会矛盾也将进一步加深。因此，国家要相对应地建立一种对不能支付法律服务费用的公民的司法救济保障制度，作为律师有偿服务机制不能克服、并且导致诉讼程序不公正缺陷的弥补，这种制度正是刑事法律援助制度。
三、完善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构想
（一）在立法上确立刑事法律援助必须贯穿于刑事诉讼全过程的体制。
刑事法律援助不同于民事法律援助之处主要在于刑事诉讼的特殊性，刑事诉讼并不局限于法庭审判阶段，而是涉及到侦查、提起公诉、审判三个阶段。刑事被告人（侦查阶段则被称为犯罪嫌疑人）作为被刑事追诉的对象，则始终处于刑事诉讼从侦查到和审判全过程的中心。因此，他所需要获得的法律帮助，也应反映在刑事诉讼从侦查到和审判全过程之中。显然，如果只在审判阶段刑事被告人才能获得相应的刑事法律援助，而处于侦查或阶段的犯罪嫌疑人不能获得相应的刑事法律援助，那么，刑事法律援助维护刑事被告人、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的积极意义必将遭受严重损害。再考虑到侵犯当事人合法权益大部分发生在侦查阶段的现状，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获得刑事法律援助不仅是人权保障的必须，更是一种现实的需要。
要让刑事法律援助贯穿于刑事诉讼的始终，就要在我国的刑事诉讼法立法中确立刑事法律援助的地位。一方面确保犯罪嫌疑人在刑事侦查阶段被告知有申请法律援助的权利，且对未成年人、盲、聋、哑以及可能被判处死刑的犯罪嫌疑人应在刑事侦查阶段给予其法律援助。另一方面对没有履行告知义务的机关规定制裁措施，以使法律具有可操作性。
（二）在立法中确立刑事法律援助对象的特殊性。
基于刑事法律援助的特殊性，以及其在保障公民人权方面的重要作用。笔者认为，要使这种特殊性在立法中得到体现，首先要在刑事诉讼法确立律师参与刑事诉讼全过程是一种保障诉讼程序公正的必须，律师参与刑事诉讼是诉讼程序公正的体现的理念。
其次，扩大强制刑事法律援助的范围，除目前的盲、聋、哑、未成年人、可能判处死刑的刑事被告人外，对可能判处五年以上刑罚的被告人，其没有委托律师的，应给予法律援助，为其免费提供律师服务。对此，一方面，从世界各国的规定看来，五年以上刑罚属于重罪的范畴，理应为了司法利益而得到更有效的保护。另一方面我国的现实条件决定了扩大强制法律援助的可能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在审理刑事案件中共判处罪犯767951人，其中判处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的罪犯占．％；由此看来，在我国重罪的比例不算高，对诉讼成本的负荷不算重。
再次，对经济困难的刑事法律援助受援人而言，其经济审查标准不能依据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来参照。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本质是保障城市居民的基本生存权，而刑事法律援助的本质是使公民受到平等法律保护，是人权的保障，二者不能等同。如果参照最低生活保障来制定受援人的经济审查标准，其结果将使大量的需要援助的对象被排除在刑事法律援助制度之外。因此，在制定该制度的经济审查标准时，应根据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居民消费状况、社会法律服务收费状况等多种因素综合考虑，并要适当高于民事法律援助的经济审查标准，从而使大多数无经济能力去购买法律服务的人能获得刑事法律援助。
（三）完善刑事法律援助中法律援助机构与公检法四家的衔接机制。
由于当前在刑事法律援助中公检法司四家的衔接机制的缺失，使受援人的合法利益受到了较大侵害。因此，法律援助机构得到公检法三家的大力支持和积极配合，完善这种衔接机制，是做好刑事法律援助工作的迫切之需。笔者认为：要完善刑事法律援助中的衔接机制，首先，要将目前司法部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之间关于刑事法律援助联合通知这些零散的发文统一到一个法律文件中去，以加强刑事法律援助的法律效力。这就需要修改刑事诉讼法或由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做出有关解释。其次，各地在执行这种刑事法律援助程序性规定时，需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制定详尽、方便受援人且切实可行的实施细则，并将之作为执法检查的重要内容加以落实。再次，由于在刑事法律援助衔接机制中关键是让犯罪嫌疑人以及刑事被告人享有申请法律援助的知情权，以及提高效率、简化相关手续，让受援人能及时得到法律援助，因此，为了让法律具有可操作性，就要在法律中规定相应的制裁措施，在有关的司法解释中对有关部门处理犯罪嫌疑人以及刑事被告人申请法律援助工作的时效做出严格的规定。
法律援助的好处与坏处篇4
关键词：交通应急；地震救援；信息系统
汶川大地震发生后，因交通破坏严重，在很大程度上延迟了救援人员与物资的到达时间，从而间接地增加了人员伤亡。通过这些教训，总结经验，提高交通应急的处置能力，在有限的条件下尽力提高交通救急的效率，是本文将要探讨的内容。
1 建立交通应急信息系统
无论是灾情统计。还是决策制定，都离不开确实可靠的基础信息。交通基础信息平台作为交通应急的信息来源和信息通道，是我们开展交通应急的先决条件。
基础数据支持子系统通过对行业数据资源的数据抽取为指挥决策提供全方位的行业数据支持；预案管理执行子系统根据基础数据支持子系统的实时行业数据在指挥时对预案进行修正，并对预案的执行进行实时监控；地理信息应用子系统根据基础数据支持子系统的相关数据以电子地图等直观方式为指挥人员提供现有资源情况的展示，同时根据预案管理执行子系统对预案执行的实时监控数据在地图中直观地展现出目前任务的执行情况；数据及通讯子系统是指挥人员与现场人员的信息沟通渠道，通过本子系统，根据不同的任务和现场情况，指挥人员以数据或音视频对话等方式下达任务，交流任务执行情况。
当然，就破坏性地震的应急通信而言，利用卫星通信已成为不可替代的可靠方式。在汶川地震的救援当中，由于通信基础设施破坏严重且无法短时间内恢复，我们采取了卫星iDR传输设备+地面电路的传输方式、卫星移动终端(包括海事卫星终端、全球星终端)、VSat远端站、卫星应急车等多种方式来保障应急通信。
一项交通应急任务可能涉及到公路、水路、运输、人员、机具设备等等方面，在指挥决策时也就需要对各方面的基础数据进行分析。而目前这些基础数据基本都掌握在相关的业务部门手中，指挥中心在决策时要实现对上述相关数据进行直接分析还需要一个行业基础数据资源整合的建设过程，将行业内各业务数据整合到行业数据整合数据中心，这样指挥中心可以直接掌握行业所有业务数据，在第一时间进行数据分析，作出指挥决策。在行业信息资源整合建设尚未完成的情况下，应急指挥决策要得到基础数据支持只能采取如图1中所示的方案，从行业数据资源中通过数据抽取和调用的方式，对相关基础数据进行分析。要实现这种设计，必须满足以下要求：一，指挥中心和业务数据所在部门有专用网络连接；二，业务数据库需向指挥中心开放数据访问权限；三，相关业务系统需向指挥中心提供查询分析模块或接口。
2 加强立法方面的工作
法律保障对应对处理重大自然灾害、突发性公共事件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可以规范个人、社团和政府部门在非常时期法律赋予的权利、职责和应尽的义务。各国在此方面都做了大量立法工作，如美国的《国家紧急状态法》。俄罗斯的《联邦公民卫生流行病防疫法》，无论是美国、德国、日本等老牌发达国家，还是意大利、澳大利亚等新兴发达国家，其应急法律体系大都已经成型。交通应急及运输保障作为应急管理的一部分，虽然上述国家也很少为此制定专门的法律法规，但它们都毫无例外地在相关法律法规中对此有所涉及。内容包括交通应急及运输保障的预案制定、应急预警与响应、救援行动、事后处置、机构设置与职责、资源调用、各类组织与人员的义务和权利等各个相关方面，正是基于这些法律法规，国外的公路交通应急及运输保障工作能够高效、有序、稳定地开展。
我国于1997年通过并于2008年修订的《防震减灾法》里特别提到。交通、电力、通信等基础设施管理部门应制定地震应急预案，并报所在地政府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部门或机构备案。《国家地震应急预案》里关于交通运输保障的要求是“铁道、交通、民航部门组织对被毁坏的铁道、公路、港口、空港和有关设施的抢险抢修，协调运力，保证应急抢险救援人员、物资的优先运输和灾民的疏散”。对于地震等重夫自然灾害的交通救灾应急，应当制定救急和减灾法案。通过法律手段规定紧急事态和灾害发生时的应急程序，明确减灾救助的资源，界定相关政府结构的职能，明晰政府、机构和个人的关系。确立资产征用和补偿的范围与方式等重大问题，指导救灾减灾工作保护人民群众财产和生命安全。鉴于交通应急运输在处置重大自然灾害与公共事件的重要地位。我们应该为交通领域编制相应的法律法规，明确对于不同层级的交通应急，各级政府部门的处置规范，对于各个运输领域，各级交通主管部门，行业单位都应制定相应的交通应急颓案。
3 组织体系的建设与保障
交通应急运输在地震或其他重大突发事件救援中的重要性，使得交通应急及运输保障必须依靠一套广而有效的蛆织机构体系来实现持续、高效地运转。部分发达国家在中央政府设立了专职机构全面负责突发公共事件的交通应怠工作，如美国在其运输部下设了专职负责交通运输救急的支持委员食(eSF)，日本由
消防厅主管全国的交通应急急救，而在地方，交通应急机构更为重要，它们是交通应急及运输保障具体事务的管理与协调主体，承担着应急现场的指挥、协调、调度以及其他相关工作。
我国目前还没有设立专门的交通应急组织。但我国也在抓紧制定相关措施。2008年有关专家向交通部提出了在郑州设立国家区域交通应急指挥中心的建议，交通部也表态建立一个全国性或区域性的交通应急指挥中心非常有必要，该提议提出在交通部统一指挥协调下，“国家区域交通应急指挥中心”以河南省高速公路联网管理中心及高速公路路警联合指挥中心等已有资源为基础，建立救助救援基地，连接周边省份各有关机构、部门，建立国家区域交通应急指挥体系，主要协调和服务河南、河北、安徽、山东、陕西、山西、湖北、湖南八省约21540公里高速公路(占全国高速公路总里程53400公里的40.3％)的应急保通工作。
4 加强交通规划与建设的前瞻性设计
根据国内外城市在地震灾害中的财产损失分析。在地震灾害来袭时，城市交通系统的损失会占地震灾害直接财产损失的1／4左右。其中，城市的桥梁、隧道、有轨交通等将受到严重破坏。很难快速修复并在后续救援与疏散工作中及时使用；地面道路系统也将有不同程度破坏和堵塞。只有一部分道路系统可以保存下来，以承担后续的救援和疏散任务；水路交通受损最小，但破坏桥梁会成为水路的障碍。城市在地震灾害中能够保存下来及时用于救援的交通系统与日常交通所依赖的交通系统有很大区别。地铁、快速道路、铁路等这些正常环境下在交通系统中发挥重大作用的基础设施，在地震灾害后很难作为生命线通道。也就是说，震后城市交通的生命线要依赖平常在交通组织中处于次要地位的地面常规交通系统来保障。这就要求在交通规划中考虑这些次要交通设施在震后应急方面的需要，同时要保证高等级交通系统在地震灾害中的损毁不会对这些交通系统的运行造成较大障碍。
因此，交通系统应急规划要吸取国内外城市在重大灾害中交通系统运行与组织的经验教训，科学地进行交通系统应急规划，加强交通系统对各种灾害。特别是地震灾謇袭击的可靠性评估。把灾害中城市交通应急规划作为城市交通规划和城市防灾预案的重要内容。保障在地震灾害来临时城市救援生命线的畅通和疏散需求，有效地降低灾害所带来的损失。
5 宣传与社会动员
由于地震具有偶然性、不确定性等特征。从事救灾应急运输的相关人员常常会遇到许多在平时的运输生产和管理工作中极少遇见和难以蓣料的问题。应急运输的环节、程序和处置技术也不同于日常运输管理活动，相应的应急运输预案如何发挥其最大的作用。相关的法规与政策如何得到贯彻和落实等。这些问题需要通过平时的宣传与培训工作。强化危机意识，提高应急运输保障能力。建立社会动员机制，是应急管理的重要内容之一。社会动员机制具有两个方而的优点，一是经常性和社会化，即在全体公民中进行经常性的灾害应对教育和准备；二是机制性，即有一整套覆盖全社会的灾害应对机制，而不是仅依靠临时性政治动员和行政命令。因此，建立广泛、有效的社会动员体系及其机制，充分发挥全社会的救灾力量是提高应急保障能力的重要手段。
法律援助的好处与坏处篇5
法律援助是保障经济困难的公民或者特殊案件的当事人获得必要法律服务的一项法律救济和保障制度，是贯彻“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宪法原则，保障公民享有平等公正的法律保护的重要举措，在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为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我县的法律援助工作，笔者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如何加强和改进我县的法律援助工作谈几点个人意见：
一、充分认识法律援助在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
(一)法律援助在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中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理念。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矛盾纠纷多、利益多元化的阶段性特征比较明显，这些矛盾和问题是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在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中的集中反映。而在这种大环境下，经济困难、能力欠缺的弱势群体已成为一个规模庞大、结构复杂、分布广泛的群体。弱势群体是人民群众的组成部分，是应该倍加关心、重点帮扶、倾斜保护的特殊群体。而法律援助制度具有法制的保障性、受援的广泛性、服务的无偿性和援助的社会性的优势，直接面向困难群众提供免费周到的法律服务，帮助他们依法维护和实现自身合法权益，使他们能够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二)法律援助在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中起到保障社会公平正义的作用。让人民群众平等地享受法律保护，是社会公平正义最集中的体现，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人民群众对政法机关最现实、最强烈的呼声和要求。但是，法律诉讼是一项专业性、技术性极强的活动，弱势群体由于经济、身体、知识等各方面原因，不仅权利容易受到侵害，而且在寻求法律救济时，更处于一种实质上不平等的地位。法律援助通过以制度化的形式对法律资源进行再分配，保障处于弱势的困难群体平等地行使诉讼权利，促进案件公正审理，确保每个公民不因经济困难而请不起律师、打不起官司，使他们的合法权益得到及时有效维护，这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宪法原则的具体落实和体现，是形式公正和实质公正的有机统一。
(三)法律援助在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中起到促进民生改善、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随着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社会机构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思想观念的深刻变化，社会矛盾纠纷不断凸显，维护困难群众合法权益显得尤其重要。按照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大力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积极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是各级党委政府的责任。法律援助作为一项扶贫帮困的民生工程，是健全社会救助制度的重要内容。通过法律援助帮助困难群众依法解决就业、就医、就学等切身利益问题，对于促进社会和谐，温暖和凝聚民心，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法律援助在维护社会稳定中就发挥着“调节器”和“减压阀”的重要作用，它能使社会成员中的贫困弱势群体在遇到矛盾和纠纷的时候，能够获得法律的有效保护，畅通他们反映合理诉求的渠道，采取理性、制度化的方式来表达诉求，从而实现社会和谐稳定。
二、我县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基本情况
近年来，我县认真贯彻落实《法律援助条例》和《云南省法律援助条例》，坚持“诚信为本、援助为民、大胆创新、扎实工作”的工作原则，以“贫者必援、弱者必帮、残者必助”为服务宗旨，不断健全工作机制，创新工作形式，扩大法律援助覆盖面，努力维护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赢得了县委、政府的好评，赢得了群众的赞誉，为建设“平安大关、和谐大关”作出了积极贡献。
(一)健全工作机构，构建法律援助组织网络
法律援助是政府为民服务的“民心工程”，是司法行政部门组织实施的“希望工程”，为保证这项社会系统工程能够顺利实施，我县以法律援助中心为主体，在全县9个乡镇建立法律援助工作站，把法律援助工作延伸至基层一线，从而在全县构建起了以县法律援助中心、乡镇法律援助工作站为主，以“12348”法律服务中心、律师事务所、公证处、乡镇法律服务所为配套的全县法律援助网络服务体系，畅通了法律援助申请渠道，有效满足了基层困难群众对法律援助的需要。
(二)加强队伍建设，提高服务本领
目前，全县从事法律援助工作人员有21人，主要由律师、公证员、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组成，他们是我县法律援助战线上的主力军。为实现这支队伍纪律严明、作风优良、业务精通，县司法局切实加大了管理力度：一是统一思想，提高认识。通过深入开展“规范与质量”检查活动、“树新风、强作风”教育活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和行风整顿等系列活动，使全县法律援助工作者从讲政治和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高度，理解法律援助的深刻内涵，充分认识到法律援助在保障群众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和促进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二是加大培训力度，全面提高业务综合素质。县法律援助中心通过加强与省、市律师协会、公证员协会、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协会的配合，采取集中培训、经验交流等方式，全面提高队伍的业务素质，两年来共组织参加各种培训5次。三是严格规范法律服务市场，树立正确的执业观。县法律援助中心在完善办案补贴的基础上，大力倡导行业奉献精神，始终强调把社会效益置于首位，要求全县法律援助工作者必须以一流的水平、一流的服务、一流的形象开展工作，不辱使命。通过严格的要求与规范的运作，努力打造了一支较高水平的法律援助队伍。
(三)规范健全制度，认真落实法律援助相关规定
1、建立完善审查制度。一是建立申请人经济状况、案情申报制度。要求援助申请人填写《法律援助申请书》，如实说明案件基本情况和经济困难程度，并承诺如有弄虚作假行为，可终止法律援助。二是建立书面审查与实地
调查相结合的审核制度。目前，政府对公民个人财产监控困难，公民隐性财产大量存在，单靠申请人申报，未必可信。因此，县法律援助中心在书面审查的基础上采取派人和委托乡镇司法所调查的方式，掌握申请人真实状况，严把立案审查关，确保有限的法律援助资源能用在最需要的对象上。
2、建立案件指派制度。在办案过程中，由法律援助中心统一援助案件标准、统一受理法律援助案件、统一指派法律服务人员办理援助案件、统一监督检查援助案件质量，使全县法律援助工作纳入了制度化、规范化的管理轨道。
3、建立督查制度。为执行好《法律援助条例》和《云南省法律援助条例》关于“法律责任”的有关规定，县法律援助中心加大对法律援助案件的监督。一是实行政务公开。将法律援助的职责、程序、条件及范围向社会公开，增强透明度，接受群众监督。二是严格执行立卷归档制度和案件质量跟踪制度。通过对结案卷宗复查和跟踪检查，确保办案质量。三是建立法律援助工作目标考核责任制，把法律援助案件数量、工作质量、服务态度列入法律服务人员的年度目标考核内容，落实奖惩措施，促进和推进法律援助工作的健康规范发展。
4、建立回访制度，提高法律援助办案质量。为扩大法律援助的社会影响，进一步加强机关作风建设，改善服务态度，提高办案质量，县法律援助中心建立了案件回访制度，把法律援助工作作为为弱势群体排忧解难，作为便民、亲民的一项具体行动。通过回访，一是征求受援人对承办案件的意见;二是对《云南省法律援助条例》进行广泛宣传，使社会各界更加关注法律援助工作;三是让受援人更加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密切党群、干群关系;四是促进法律服务人员服务质量的提高和作风的转变，增强诚信为民的服务观念。
(四)践行为民宗旨，开创维权新篇
围绕“公平与正义”这一主题，县法律援助机构在公民申请法律援助经济困难标准的基础上，强化为民服务意识，进一步降低经济困难的标准，扩大法律援助的覆盖面，对具有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领取证、农村特困家庭救助证、五保供养证、特困职工证、失业救济金领取证、再就业优惠证、乡(镇)政府出具的经济困难证明之一的，均可得到法律援助，让更多弱势群体得到必要的法律服务。近两年来，全县共办理法律援助案件241件，提供法律咨询486人次，法律事务文书152件。
三、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我县法律援助工作取得了比较显著的成绩，但距离党和人民群众的要求还有一定差距，还存在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各法律援助工作站专业人员较少，专职律师缺乏。目前，乡镇法律援助工作站主要依托司法所开展工作，其人员大多都由司法所工作人员兼任，缺乏具有法律专业资格的人才，严重阻碍了我县法律援助工作的开展。
(二)法律援助经费投入总量还较低。目前，我县法律援助经费主要依靠财政拨款，社会捐助、行业及其他方面的经费收入均处于零状态，经费渠道相对单一，与所需援助经费之间的差距较大，严重制约着法律援助职能的发挥。
(三)对法律援助的宣传还不够广泛、深入。一些部门和领导对法律援助了解不多、重视不够，存在种种误解，有的认为法律援助只是司法行政部门甚至是律师的事情，与己无关，因此在复制材料、查询档案等方面配合不够默契。
(四)法律援助服务水平和办案质量有待进一步提高。个别援助律师和法律工作者责任心不够强，草草阅卷，准备不够充分，办案质量不高，没有尽到应尽的职责。
四、关于加强和改进法律援助工作的思考和建议
(一)不断加大法律援助制度的宣传力度，提高法律援助的社会知晓率。司法行政部门和法律援助工作机构要充分运用各种形式，加大对法律援助工作的宣传力度，使各级领导更加重视和关心法律援助工作，使社会各界更加关注和支持法律援助工作，使各级各部门更加认识和理解各自在法律援助工作中所担负的职责，形成全社会都来关心、支持、参与法律援助事业的良好氛围，使更多需要法律帮助的困难群众了解并实际运用法律援助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二)切实担负起法律援助的政府责任，建立健全法律援助经费保障机制。法律援助是政府出钱维护社会公正的一项社会事业，法律援助工作的好坏，直接影响着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同时也影响着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各级政府要把法律援助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作为政府为民办实事的一项“民心工程”来抓。要加大对法律援助专项经费的投入，根据我县法律援助事业的需求，建立与其相适应的法律援助经费保障机制。要积极鼓励社会各界踊跃捐助法律援助事业，拓宽法律援助经费来源，以减轻财政压力。确保经费投入，保障法律援助工作的开展。一是要把法律援助经费作为专项经费列入地方各级财政预算，并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逐步增加。二是拓宽法律援助资金来源渠道。遵循“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原则，多方筹措资金，采取成立法律援助基金会、建立法律援助资金募集捐献机制等方式，开展多种形式的社会捐助活动，接受社会团体、企业及个人捐赠和赞助。
(三)进一步提高法律援助服务水平，提升法律援助质量。司法行政部门要履行好监管职能，加强对援助律师和法律服务工作者的管理。要积极探索建立法律援助案件的质量监督机制，建立合理的奖惩机制，宣传、鼓励和表彰优秀法律援助工作者。要坚持通过对结案材料审查、办案质量反馈、评估、回访等行之有效的方式，督促律师和法律服务工作者尽心尽职地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确保法律援助服务的质量。
(四)加强配合，密切协作，为法律援助提供便利条件。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不仅仅是政府职能部门的一家之事，而应该是政府部门共同之事。各有关机关、单位和个人都应当支持、配合法律援助机构和法律援助人员开展法律援助工作。对符合条件的援助案件，相关部门应当提供方便，对所涉及的相关费用应依法予以免收，共同降低法律援助成本。
法律援助的好处与坏处篇6
（一）群体性上访事件的界定
1.含义
所谓群体性上访事件，是指由多个民事主体组成的当事人，为了个人、法人、群体的一些共同的利益或目的，以群体的形式到党委、人大、政府、司法等部门上访，要求解决矛盾纠纷的方式。
2.特点
（1）群个体性上访事件涉及的内容呈现多样化。在过去几年里，由于经济发展比较缓慢，商业贸易不是很广泛，农村的矛盾纠纷以家庭纠纷和邻里矛盾为主，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发展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使农民的意识不断觉醒，人与人之间的贸易的范围扩大，内容更为丰富，土地纠纷、合同纠纷、侵权纠纷、相邻权纠纷、地役权纠纷等与法律紧密联系的矛盾在农村广而见之。所以，农民的上访事件的数量也随之增加。
（2）农民群体性上访事件具有组织性。一些上访者，为了给法院、人大、政府等部门施加压力，他们会通过各种途径，组织更多的人参与其中。在上访事件中，往往会有组织头目，他们把本来没有上访意图的人煽动起来，打着维护他们利益的幌子上访，由于上访的人数较多，所以一般上方都持续时间增长，处理难度加大。
（3）上访的形式多样化。在上访的过程中，大多数的人都会带有个人的主观色彩，一旦法院和行政机关的行为对自己不利，那么在他们看来法院的判决或者其他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等都是违法的，司法行政机关是故意和自己过意不去。为此，一些人情绪极端、行为偏激，在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的煽动下，因为自己的利益没有得到公正的解决，出现围攻党政机关、跪访、打标语、喊口号等不合常规的方式，甚至出现群体性的打斗，造成人员伤残，这样对社会的稳定和相关部门的工作带来很大的影响。
（4）缠访的事件增多。在现实生活中，有些行政行为是会对农民的利益造成损失，但一些人在相关部门已经对他进行补偿之后仍然无理取闹，有些人甚至以上访为经常性的职业，在法院、行政机构反复的处理后还是不死心，他们明知道自己无理，但仍然缠访。
（5）群体性上访事件大多集中在土地上。据相关调查显示，每年在上访的事件中，因为土地的征收、征用而引起的上访案件占总上访案件的60%～70%。在农村，土地是他们基本的生活收入来源，没有了土地，农民心里会有一种恐慌感，失去了安全感，近几年，征收征用的土地大部分是农村的集体用地，因为征收的程序、补偿、农民的安置等问题不能很好的得到解决，农民只能通过上访的途径，使这一问题得到有效地解决。
（二）群体性上访事件的成因
1.农民自身的局限性
在农村，农民的文化水平较低，法律意识相对比较淡薄，他们没有对社会的整体利益进行考虑，在他们心中只有小我，只要他们的利益受到损害，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他们都不能接受。他们认为，上方是维护自己利益的一个很好的途径，他们认为人数越多取得的效果就会越大，相关部门就会听取自己的意见。所以他们会采取聚众上访，示威游行等各种方式维护自己的利益。
2.一些基层部门采用消极的手段处理农民所面临的问题
在农村，一些基层组织管理涣散，村干部对自己的利益很是重视，对于老百姓反映的一些问题，大多数的部门都采取消极的措施，在处理问题是常常采用压制、推诿等手段，态度蛮横，对百姓的疾苦不管不顾，他们利用公款自娱自乐，有些甚至把政府划拨给农民的款项都据为己有，不能很好地解决农民所面临的问题，农民理所当然地对基层部门失去信任，基层部门的种种行为引起了民众的反感。对农民来说，除了上访，他们找不到更好的方法来维护自己的利益了。
3.相关的法律法规还不够完善。国务院《条例》第十八条明文规定，多数人反应共同意见、建议和要求，需采用走访形式提出事项，应当推选代表，代表人不超过5人。但对于超过5人的。
（三）群体性上访事件的影响
1.能够更好地维护农民的切身利益
群体性上访往往是事关很多农民利益的事，也是一件比较大的事。农民在基层部门对自己所提出的问题相互推诿，不采取积极的解决方法时，他们作为弱势群体，对基层部门也是无能为力，那么上访无疑是他们维护自己合法权利的好途径，通过正常的、合法的途径上访，相关的部门能够很好地解决他们所面临的问题，或者是督促基层部门采取积极的措施解决农民所面临的问题。
2.能够使基层部门提高办事效率，优化管理体制
基层部门如果对农民房的问题不能很好的解决，农民可以向上级部门上访，上访是基层部门政绩考核的一项内容，如果上访事件较多，则说明基层部门在工作效率和管理体制上存在一些问题，那么上级部门可以责令基层部门在规定的时间里解决相关事宜，督促他们提高办事效率。司法机关在诉讼中通过判决行政部门承担其行政不作为或作为的不利后果的办法或其他途径，使基层部门有一种危机感，提高他们的责任心。
3.会导致农民对法律和行政部门的不信任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2013年《社会心态蓝皮书》调查，目前，中国社会群体间的不信任加深和固化，表现为官民、警民、医患、民商等社会关系的不信任。越来越多相同利益、身份、价值观念的人们采取群体形式表达诉求、争取权益，群体间的摩擦和冲突增加。
二、法律援助简介
（一）法律援助的涵义
法律援助，是指在国家和政府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的组织、指挥和统一协调下，有律师、公证员、基层法律工作者等法律服务人员，为经济困难或者特殊案件的当事人给予减、免收费提供法律帮助，以保障实现其合法权益，完善国家司法公正机制，健全人权及社会保障机制的一项法律服务制度。
（二）法律援助有以下特征
1.法律援助是由国家和政府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实施
一般性的组织没有经过国家和政府的授权即使是为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也不得从事法律援助工作；这一机制的设立表现了国家和政府对人民利益的维护。
2.接受法律援助的对象是特定的
根据《法律援助条例》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法律援助的对象是经济困难而又需要法律帮助的人民群众或者刑事案件的当事人。
3.提供法律援助人的特殊性
能够提供法律服务的人必须是律师、公证员或基层法律工作者等熟悉法律，有一定的法律素养和法律知识的人，他们必须是为了维护当事人的合法利益，从他们的利益出发，遵守自己应该遵守的规则，不能损害当事人的利益。
4.法律援助是一项社会保障机制
它是独立于司法行政部门的一项机制，是国家和政府为了维护当事人的权益，为特殊的人群提供的一项保障机制。
（三）法律援助的类型
1.公法律援助
公法律援助，是指国家为当事人指派的律师援助，公法律援助应当有法律的明确规定。根据《法律援助条例》和《刑事诉讼法》相关的规定，当事人在请求国家赔偿；请求社会保险待遇或者最低生活保障待遇；请求发给抚恤金、救济金；请求给付赡养费、抚养费、扶养费；请求支付劳动报酬；主张因见义勇为行为产生的民事权益；公诉案件中的被害人及其法定人或者近亲属，自案件移送审查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诉讼人的；自诉案件的自诉人及其法定人，自案件被人民法院受理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诉讼人的；公诉人出庭公诉的案件，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人民法院为被告人指定辩护时，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提供法律援助；被告人是盲、聋、哑人或者未成年人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或者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为被告人指定辩护时，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提供法律援助，无须对被告人进行经济状况的审查。也就是说，在特定情况下法律援助机构必须无偿的派相关的法律服务者为当事人提供援助，维护他们的利益。有关公法律援助的规定也是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和为人民利益出发设立的，体现了党、司法、行政等部门对农民利益的重视。
2.私法律援助
私法律援助，是指社会律师无偿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的情形。在遇到一些比较重大或特殊的，有影响的案件，一些律师主动无偿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的情况。没有国家和政府的干预和强制性的规定，律师可能是为了当事人的利益考虑，也可能想通过一些特殊的案子或者群众特别关注的案子来扩大自己的影响力。
三、法律援助介入群体性上访事件的意义和作用
（一）有利于维护法治秩序，构建和谐社会
农村中，当事人的法制意识比较淡薄，缺乏相关的法律知识，在他们看来，人越多、声势越大、行为越极端，他们的利益才能更好地得到维护，所以在他们的利益遭到侵害时，他们都会采取静坐、游行、围攻党政机关等一些非正常的手段，给政府、人大、法院等上访接待部门施加压力，这样严重的破坏了正常的社会秩序，影响社会稳定。法律援助作为国家和政府设立的一项保障机制，是政府解决利益冲突的渠道之一，法律服务者可以通过引导、教化等各种形式使群体性上访规范化、法律化，使他们认清问题的根源，增加他们的法律意识，采取合法的方法维护他们的利益，也是得全体人民的利益趋于一致，协调好各种利益的冲突，从而维护社会的稳定。
（二）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
当前，我们国家最需要的就是社会稳定，社会的稳定是一个国家发展的基础和根本需要，维护社会稳定最优的方案就是控制社会，使社会生产和生活组织有序的进行，有序社会是社会矛盾较少和社会矛盾较容易解决的社会。社会矛盾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均势群体之间的厉害冲突；另一类是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之间的厉害冲突。前者可以通过仲裁、司法、调节等途径加以解决，经过法定的途径和程序之后，一般都会很好地解决。相对于群体性上访事件而言，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他们的利益遭到侵犯时，他们往往不知所措，不懂得通过法律途径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他们只能通过自己认为最好的手段—上访来维护自己的利益。法律援助的介入，使广大人民群众有了导航，通过法律援助者的指引，他们懂的通过合法途径维护自己的利益，从而避免了各种冲突和犯罪现象的发生，维护了社会的稳定。
（三）有利于巩固政权
农民群体性上访事件的多发性，从侧面反应出我国基层政府对村社干部管理不严，工作方式简单；基层组织失信于民，引发农民对抗情绪；我国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不完善等相关的问题，群众通过上访，能够使基层政府和组织认识到自己本身存在的问题，让他们在以后的工作中加以改正，或者通过上级对下级的监督等途径使政府、法院等机构的工作规范化、法制化、制度化。法律援助的介入，能够更好地促使各项制度的规范化，法律工作者引导上访事件有序的进行节约了社会资源，减少了暴力性事件的发生，维护了社会稳定，使群众的利益得到了维护，广大的人民群众才能够相信我们的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有能力领导他们，才能够坚定不移和领导者站在同一条战线上，有利于政权的巩固。
四、法律援助介入群体性上访事件的途径探索
法律援助介入事件的路途，还是一个较新的课题，笔者认为，法律援助机构、司法行政机关和部门应当直接合作，信息共享，人员互动，组建专门办事机构，专门财政拨款。
第一，由法律援助机构牵头，充分利用本地法律执业人员资源，挑选一批有一定社会影响、办事公道正派、组织和群众信得过的法律执业人员组建一支应对突发性的法律援助队伍。法律援助机构、机构和司法行政主管部门平时应当加强对援助律师政策方面的教育，加强工作调度，一旦出现，要拉得出，面对各种问题，要应对自如，回答群众问题，要有理有据，做到疏导和维权并重。
第二，联合办公机构要形成一套处置方法和策略。法律援助律师介入突发性，其主要工作方式是开展法律咨询，用自己所学法律知识解答诱发的各种问题。据调查，目前发生的中，大部分群众反映的问题是合理的，与他们的切身利益相关，因此，处置突发性时，务必要弄清事件发生的原因、群众心态和现场情况，慎重决策。要注意方法的灵活性和策略的多样性，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第三，一旦出现群体性上访事件，机构和法律援助机构应当主动介入，指派法律援助律师为相关当事人提供法律援助和法律服务。
第四，要做好后续保障工作。突发性发生后，不是一时半刻就能处理好的，有时需在现场连续处置好几天。如土地纠纷、医疗事故、工伤事故造成死人后引发的，死者一天不安葬，赔偿款没有落实之前，警报一刻也就不能解除。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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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援助的好处与坏处篇7
关键词：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原告主体资格;完善法律机制
中图分类号：D922.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13X（2015）10-0106-02
随着经济发展和工业化进程加快，环境问题日益突出，环境法制进程也在此基础上稳步前进，各国环境法律体制机制逐渐成熟，在保护生态环境上，我国也同样颁布了一系列法律法规。然而，环境法律法规的实施却不完善，环境法律制度保护存在许多漏洞和弊端，致使环境法律一些方面在很多时候成为一纸空文，达不到法律规制和救济的作用，究其原因，根本在于政府在环境资源优化配置过程中的国家干预手段过于强硬，掌管环境监管权力的国家机关一方面作为环境法的制定实施者，另一方面又作为监督管理者，很容易在承担执行环境法的公共职能，又作为独立的利益主体存在时，发生权利与利益冲突的政府失灵现象，逐渐演变为环境法中执法主体与守法主体共同违法现象。环境法律实施主体行政权力任意扩张，而与环境问题密切相关的公众环境权得不到保障，公民环境权私力救济司法途径不畅通，环境破坏现象愈演愈烈。这样，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就诞生了，这是一种致力于维护公众参与环境公益建设的，新型且正当的环境权益的有效制度。通过学习国外较为成熟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我国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发展已取得很大成效。
一、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研究
（一）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发展现状
1.法律现状
最新修正的《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规定：“对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诉讼。[1]”最新施行的《环境保护法》第五十八条规定：“社会组织可以在符合一定条件下，对于污染环境、破坏生态、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向人民法院提讼。”这些有关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新条款，对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
2.司法实践现状
环境信息公开不透明，很多环境污染信息公众不能够及时明确地知悉，不利于维护公众的环境信息知情权，损害了公众权益。在司法实践过程中，因为搜集证据困难、诉讼渠道不畅通的原因，大部分思想意识积极的公民个人提起的环境公益诉讼案件，均因为没有足够的法律依据而不能够立案;因为法律规定不明确，使得环保组织提起的公益诉讼案件，立案过程极其困难，最终不了了之。这样在具体法律设置过程中就要借鉴美国较为完善的先例，这对我国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完善具有重要意义。
（二）美国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发展现状
1.法律现状
早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就已经建立了环境公益诉讼领域中的公民诉讼制度，至今已有40多年的历史，普遍认为该制度的发展已经较为成熟。由于我国没有专门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法，均是零星存在与各种法律法规中，与我国不同的是，美国主要的环境法律、判例法以及宪法中都有规定公民诉讼的内容。美国1970年通过的《清洁空气法》就对其作出了有关规定，任何公民都能够以直接或间接受影响者和“保护公众环境权益”的名义，对企业或个人等民事主体提讼;任何公民都能够对不遵守排放标准或环保局不履行职责的民事行为提讼。[2]以此美国的环境公民诉讼制度便正式确立起来。
美国环境公益诉讼被叫做“公民诉讼”，突出强调了公民在环境公益诉讼之中的重要性，其内涵是公民依照法律，能够对公司污染环境、违反法律规定的环境保护义务、主管部门没有履行法定职责的行为提出诉讼。[3]美国的公民诉讼诉讼主要针对政府机关和排污者，其目的是为了使个人可以用保护环境的名义提讼，这样就令公民个人以及非政府组织均成为环境保护主体，既保护了环境资源，又使得环境法律能够更好地贯彻实施，调动了全社会的环保积极性，以此达到监督和强化政府职责履行情况、更好地实施环境法律法规的目的，这被称作美国环境法的“核心元素”。这种制度很快便取得了很大成效，第一、有利于分散于各地区的民间组织和个人可以针对不同程度的环境污染更好地实施诉讼。第二、环境公益诉讼主体具有广泛性，这样就大大降低了政府和企业利用职权，运用政治手段而放纵环境污染的可能性，并且疏忽其法定职责的行为。第三、公民可以在政治和法律制度上自主的对其自身合法权益进行救济。第四、公民诉讼极大程度上促进美国立法的发展进程，更好地保护了资源及环境。
2.司法实践现状
在司法实践上，美国遵循判例法，公民诉讼原告主体资格的逐步扩张与其法律制度发展进程相匹配，美国法院最开始遵循的是“法律权利原则”，即首先必须要原告主体自身能够证明其合法权益已经或者正在受到侵害，不然便不具备资格。法院现在遵循“事实损害原则”，原告主体只需证明其受到经济上或非经济上的“事实损害”就能够提讼。[4]说明任何单位或个人都可以保护公共利益为由对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以及个人的污染环境行为提讼，并且不需要原告主体对该污染损害事实作出任何法律规定的利害关系证明。可见，在美国环境公民诉讼中，原告主体可以是任何个人、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等。
环保团体作为诉讼主体提起的环境公益诉讼也是美国公民诉讼中重要组成部分，这与公民个人提起的环境公益诉讼相比有其特殊性，法律规定环保团体可代表其有资格的成员提讼，但其诉求内容必须与团体成立的宗旨和目的是相关的，该诉求设计到团体成员自身利益时，个人可以选择是否参加诉讼。[5]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联邦有关环境方面的重要法律法规都有明文规定环境公益诉讼原告主体资格的法定权利，放宽了原告主体的条件。
二、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弊端
（一）原告主体资格范围限制
原告主体资格的限制阻碍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发展的最主要原因，仅仅对环境公益诉讼制度中作为原告主体之一的环保组织的资格作了规定，为了使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制度进一步完善，首先要做的就要对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原告主体资格进行扩张，制定比较严格的标准，从法律层面上规定具体原告主体资格的实施设置程序，规定明确的条件，明确法院管辖权限，确保该制度被较好实施。
（二）法律规定不完善
和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发展较成熟的美国相对比，我国环境法仅仅对于环境公益诉讼制度作了初步设想和构建，但是并没有对诉讼主体、诉讼行为、诉讼程序等作具体规定，法律规定范围狭窄，而且规定的笼统、过于原则，不够具体细化，也不够明确，在司法实践中也很难具体履行，因此要以法律形式规定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具体设置程序，明确细化法律规定，以便更好地实施环境公益诉讼制度。
（三）司法实践执行困难
环境公益诉讼立法规定不完善，没有规定、受理、审理上的具体法律程序设置;环境信息公开不力;取证困难;诉讼渠道不畅通;法律机制不完善。在司法实践中均不能够调动公众的参与积极性，司法实践中执行困难，公众会遇到很多，例如没有资格、诉讼管辖权不明、案件审理困难、原告主体诉讼资金不足等原因直接导致公益诉讼难以执行，环境污染无人维护的可怕状态。
三、完善我国环境公益诉讼法律制度
（一）扩大原告主体资格的范围
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原告主体资格规定范围过于狭窄。首先，法律仅仅限定诉讼主体为社会团体和组织，而且没有明确具体到何种机关和组织，那么，国家行政管理机关能否以民事主体的身份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值得确定，国家检察机关这一主体，是否可以对环境侵权案件主动提讼等等，这些都是司法实践中会出现的很大争议点，这种情况下，就应对这种国家权力机关的环境公益诉讼进行具体设置，该方面法律的执行情况是否良好，会很大程度上决定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发展情况。现行环境法规定的环保机关具有诉讼主体资格，但其执行程序设置还需要具体细化完善。社会团体保护公共利益是自发和主动的，其作为环境公益诉讼主体，用法律条文形式对其权力进行具体设置，可以极大程度上节约诉讼资源，促进环保事业发展。其次，环境权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公民应有权为保护个人利益提起公益诉讼。法律并没有规定公民个人作为公益诉讼主体的情形。公民是环境污染的直接受害者，环境污染对公民自身有直接利害关系，这就使得公民对环境公益有着很高的的敏感性和热情，亟待用法律来确定公民的诉讼主体资格。
（二）明确和细化法律条款
环境法上规定的环境公益诉讼过于原则，亟待法律作进一步细化和完善，包括、受理、审理上的具体法律程序设置。还需要用法律解释明确社会公共利益和国家与集体利益在内涵和外延的区别;区分公益诉讼、非公益诉讼和政府行为的区别;[6]关于公益诉讼的受案范围问题、何种污染环境和损害公共利益的行为可以提讼、公益诉讼的被告如何承担其责任等问题需要尽快颁布法律法规来明确;公益诉讼适用审判程序类型、预防滥用诉讼行为、取证等问题还存在很大争议，需要进一步具体确定。
（三）完善受案范围及管辖法院
环境法没有规定环境公益诉讼的受案范围，因此，对此类案件的法院管辖范围是应以直接损害还是间接损害确定，法院设置诉讼程序类型，直接关系环境公益诉讼的司法实践，应用立法方式明确法院的管辖范围和程序，维护司法公正和权威。由于我国处在环境公益诉讼的探索起步阶段，对各人员要求都较高，此类案件案情以及涉案人员的情况都复杂、取证困难、涉案金额大，需要一定规模和能力的管辖法院，建议管辖法院级别最低应为中级人民法院。完善法院的受案范围和管辖权标志着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在立法和司法方面更好协调。
（四）是否适用调解原则
法院处理案件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协调，这样极大地节约了司法资源，环境公益诉讼制度中运用协调手段解决原被告矛盾，处理结果却与公众所期待产生社会效果有落差。民事诉讼与公益诉讼的不同在于所保护的客体是个人私利还是全体社会成员的公共利益。[7]公共环境属于全体社会成员共享的公共利益，公民有权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若是绝大多数的调解结果相当于让原告当事人放弃维护自己的环境权益，就是有失公平的，因此在这一点上仍旧需要法律对此进行规定说明和组织协调。
（五）设立公益诉讼前置程序
任何组织和个人应该对已经或可能遭受的环境污染损害向人民法院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同样，这种规定如果法律实施不够理想有导致权力被滥用的可能。诉讼旨在最大程度上清除和预防污染环境和破坏自然资源的非法侵害，如果能够在诉讼之前达到了这个目的，就极大地节约了司法资源。美国环境公民诉讼规定了诉讼前置程序，即提起环境公益诉讼60天前应告知有关环境执法机关和程序。我国可借鉴美国，设置60日诉前告知前置程序，给予环境污染者规定法定期限，超过期限没有停止环境侵害或和原告达成和解再提讼。但在环境执法部门已经对污染者采取措施纠正其行为，或者原被告双方已经达成和解就不能提讼。法律设置这种诉讼前置程序，规定一定的法定期限，无需提讼就可以达到包胡工以环境的目标，是司法的一大进步。
（六）建立司法援助机制
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往往诉讼时期长、诉讼投入大，若不能得到相等的补偿，会严重打击公众参与公益诉讼的积极性。公众在寻求司法救济往往遇到的两大阻碍是缺少相应专业知识和经济困难。因此，对环境公益诉讼提供司法援助会激发公众参与执法与监督的积极性。
1.专业知识援助
环境公益诉讼要求极大地专业性，来公民个人提起该诉讼是一大挑战。美国的一些环保基金会帮助聘请公益律师援助环境公益诉讼，减轻了民众面对巨额律师费的顾虑。我国2003年《法律援助条例》是环境公益诉讼法律援助机制创制平台。规定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可以对法律援助事项进行补充，由此，法律援助可以扩展到为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提供援助。
2.经济援助
美国有很多受政府、企业资金援助的公益性法律机构，为了鼓励公民积极参与环境公益诉讼，典型代表是“公私共分罚款之诉”。[8]胜诉原告可以获得一定物质奖励。我国可以借鉴美国援助制度，相应减免原告的公益诉讼费用，对社会影响大的案件和胜诉案件的原告给予一定比例的奖励金额，原告诉讼费、奖金、被告赔偿金由被告承担。政府鼓励企业、组织等援助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基金。还可以试行民事侵权诉讼制度中的“双倍赔偿”规定这一激励机制。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原告经济援助有待突破，鼓励民众参与环境公益诉讼，推动我国环境公益诉讼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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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援助的好处与坏处篇8
关键词:法律援助;立法;实体法;程序法;弱势群体
我国有专门针对法律援助的立法，即《法律援助条例》，同时在《未成年人保护法》《刑事诉讼法》等多部法律中为弱势群体提供法律援助作了相应规定。但在法律援助实践中，立法上仍存在若干问题需要解决。
一、法律援助立法缺陷理论分析
(一)实体方面的缺陷
1．援助条件过分偏重经济标准。我国法律援助的条件偏重“经济困难”标准。在民事案件中，申请法律援助审查的主要标准是“经济条件”和“案情条件”。尽管在刑事案件中规定了针对特殊人群提供法律援助，但依然没有摆脱经济困难条件。如《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规定:“对于盲、聋、哑、精神病人、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犯罪嫌疑人，如果没有委托辩护人，国家应当指定辩护人为其提供法律援助。”这些规定从表面上看是为生理、心理或精神方面有缺陷的人提供法律援助，但为这些弱势群体提供法律援助的前提是他们没有委托辩护人(一般是经济困难没有委托辩护人)，可见刑事案件的法律援助前提依然是经济困难。在现实生活中，若申请法律援助人的经济条件刚好超过当地规定的“经济困难”标准，即使该当事人是个文盲，对法律一无所知，同时又没有经济能力请律师进行诉讼，他也得不到法律援助。对那些月平均收入刚好超过规定标准，但又在当地最低工资标准以下的“夹心层”人群，既不符合法律援助的条件，又付不起聘请律师进行诉讼的各项费用，他们的权利得不到法律保障，很有可能通过或上访等非法律途径解决纠纷。2．缺乏针对配套费用的法律援助。法律援助案件的配套费用主要包括案件受理费、财产保全担保费、司法鉴定费和调查取证费等。立法中没有规定受援人可以申请减免或缓交法律援助案件的配套费用，但司法实践中，这些配套费用又是必然会发生的。另外，法律援助案件还需要向有关行政部门、司法部门查询复印档案资料，这些调查取证费用在法律援助案件中也不能减免，需要律师支付，尽管金额不大，但办案成本会影响律师办案的积极性。3．法律援助经费保障不够。经费保障是法律援助事业发展的重要依靠。总体而言，我国的法律援助经费是相当紧缺的。2009年，我国法律援助案件批准总数641065件，针对法律援助机构人员工资及援助人员补贴的财政拨款总经费为74875.03万元。按照官方统计13亿人口计算，人均法律援助经费才0.4元，远低于国外水平［1］。尽管《法律援助条例》第三条、第七条对经费的筹措作出了规定，要求遵循“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原则，但地方政府(特别是经济不发达地方)提供的经费非常有限，需要广泛动员社会力量筹措资金。而鼓励社会捐助的政策、法律还不完善，民众和企业捐助积极性不高，特别是经济欠发达地区法律援助经费通过社会捐助方式筹集更加艰难。所以，政府一方面通过减少法律援助律师的补贴节省开支，一方面通过提高法律援助的准入门槛减少援助数量。这些措施仅是短期应急的下策，会形成恶性循环。4．缺乏非诉讼法律受案范围规定。当前法律援助案件主要集中在民事诉讼、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领域，而有关民事调解、行政复议、行政裁决、商事仲裁等准诉讼性质的活动往往被排除在诉讼援助的范围之外。在实践中，这几种程序作为准司法程序与诉讼法律援助中所涉及的几乎没有区别，当事人在这些程序中同样需要得到专业的法律服务，因此应当将它们列入法律援助的服务范围。5．供需失衡，法律援助不能满足实际需要。虽然接受法律援助的人逐年增多，但在司法实践中仍是“僧多粥少”，法律援助处于供不应求的状况，不能满足法治社会的需要。据国家最新数据，截至2014年末，全国大陆总人口为136782万人，流动人口为2.53亿人。0至15周岁的人口为23957万，占人口总数的17.5%，60周岁及以上的人口为21242万，占总人口的15.5%，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7395万人［2］。按未成年人、农民工、老人等弱势群体的千分之三计算法律援助需求量，全国约有217.78万件的需求量。2014年全国共批准办理法律援助案件1243075件，其中刑事法律援助案件总数为240480件，民事法律援助获得批准案件数为997058件［3］。法律援助供给量只占预计需求量的57%。与此同时，截至2014年末，全国法律援助管理机构和法律援助机构工作人员共有14533人，编制数为13364人，同比均略有增长。法律专业工作人员共有11517人，占总人数的79.2%，法律援助机构中具有法律职业资格或律师资格的工作人员数为6450人，法律援助注册律师数为4771人［4］。法律专业援助人员相对较少。
(二)程序方面的缺陷
1．法律援助程序单一呆板。除一般程序外，缺乏紧急程序、特殊程序、简易程序等程序法的补充规定。2．法律援助机构是否受理的决定形式未明确。2012年施行的《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程序规定》第十三条规定了法律援助机构审查期限、补充材料及是否受理的决定，但没有规定法律援助机构应一次性列出全部补充材料，实践中出现分多次通知补充材料，导致申请人折腾多次。没有指明法律援助机应当书面决定还是口头决定，该决定是否可提起行政复议。实践中往往是口头决定，申请人对该决定有异议时无法救济其权利。3．经济困难证明不规范。经济困难证明制度可从程序上保障符合经济困难的公民获得法律援助。由于立法上没有对经济困难证明的提供者以及提供的程序作出具体规定，一些地方对经济困难证明的规定过于简单、缺乏可操作性。在司法实践中，法律援助机构要求受援人所在地的基层单位(通常是居委会、村委会、民政部门等)出具经济困难证明。一些基层部门乱作为，只要去找他们开经济困难证明，根本不作审查直接出具经济困难证明，在内容和程序上都比较随意，还有一些部门是不作为，多次找他们开经济困难证明都无果，这就造成一些不符合经济困难标准的公民可能因为一些部门的乱作为就轻易地获得困难证明而得到法律援助，而另一些符合经济困难标准的公民可能因为一些部门的不作为得不到经济困难证明，因而也就得不到法律援助，最终可能违背法律援助扶贫济困的初衷。
二、法律援助立法缺陷实例分析
(一)经济困难标准带来的伤痛
2014年某天，广州市海珠区某小区一个1岁左右的小男孩躺在婴儿车内经过该小区某栋楼下时，楼上某住户的撑衣杆突然从天而降，撑衣杆前端的铁叉刺破了婴儿车上面的遮阳布，继而刺中婴儿的眼睛，婴儿的父母花去医药费2万多，肇事撑衣杆的户主赔偿了全部医药费，但拒付其他的人身伤害应赔偿的项目，双方因此产生纠纷。受害方到司法部门申请法律援助，但在审查经济条件时发现婴儿母亲无业，全职带孩子，婴儿父亲月收入约3500元，家庭人均收入为1166元，超过了广州市法律援助的“经济困难标准”(月人均收入为1025元)，因此，婴儿的伤害纠纷得不到法律援助。另外本案还产生一系列困惑，由于婴儿不会讲话无法测视力，因而无法作伤残鉴定，故受害人的残疾赔偿金无法计算，还有眼睛后续治疗及眼部美容等费用由于缺乏医学评估也无法提供证据支持这些赔偿项目。
(二)缺乏法律援助相关配套制度的困惑
简某因工伤事故去某医院手术治疗过程中又发生医疗事故导致左手神经受损，因无钱作医疗事故鉴定，不能证明医疗事故损害等级和各方责任大小，医院也不愿承担赔偿责任，又由于受害人无钱交诉讼费导致案件迟迟不能立案，几番周折立案后，医院要求提供医疗事故鉴定报告，而当事人又没有经济能力去做医疗事故鉴定，导致案件长期悬而未决。一起胎儿死亡医疗纠纷发生在叶某与广东某医院之间，广州某区法院于2014年立案，到2016年3月，该案还未判决，主要原因是叶某无钱做医疗事故鉴定，法院要求撤销医疗事故鉴定，其理由是不做医疗事故鉴定法官无法做出判决。如果当事人撤销医疗事故鉴定，又面临两种不利的后果，第一种后果是法院建议撤销，这当然是叶某难以接受的，谁也不愿后等待两年还是撤诉的结果;第二种后果是法官判决败诉，全部诉讼费由原告承担。可以说，由于缺乏减免鉴定费的立法规定，受伤的当事人又面临二次打击。
(三)法律援助补贴打折扣及纳税不合理
刑事案件一般分为侦查、审查、审判三个阶段，符合条件的嫌疑人(被告人)，法律援助处会在每一个阶段为他们指派法援律师，若有两个或两个以上阶段指派的是同一个律师，则从第二个阶段开始律师的补贴打五折，若每一个阶段指派不同的律师，则按全额支付律师补贴，这种制度设计很不合理，不利于律师深入掌握和分析案情，不利于保障受援人的权益。按税法规定，个人劳务报酬所得超过一定标准就应缴纳个人所得税，但没有考虑无偿援助的实际情况，微薄的补贴全额纳税有些不合理。如吴某抢劫案侦查阶段指派笔者作为法律援助律师，在审查阶段也指派笔者担任吴某的法律援助律师，但在审查阶段的补贴却要减半，即只有500元，但令人不解的是这500还要交20%的个人所得税，尽管税不是很多，但对援助律师来说，法律援助案件补贴非常少，少到没有律师愿意去做，这么少的一点补贴不免税，无疑会影响提供援助律师的积极性。
(四)程序上的立法缺陷给当事人带来困扰
2012年7月1日起施行的《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程序规定》第十三条规定了法律援助机构审查申请期限及补充材料的说明:“法律援助机构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进行审查，并作出是否给予法律援助的决定;属于本规定第十四条规定情形的，可以适当延长审查期限。法律援助机构经审查认为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内容不清楚的，应当发出补充材料通知或者要求申请人作出说明。申请人补充材料、作出说明所需的时间不计入审查期限。申请人未按要求补充材料或者作出说明的，视为撤销申请。”但没有规定法律援助机构应一次性将全部补充材料列出，所以实践中就出现多次要求补充材料，导致申请人折腾多次。如本人经办的肖某交通事故法律援助案，当事人多次往返广州和湖南开经济困难证明，费时又费钱。诸如此类的程序给申请法律援助者带来很多麻烦。
三、法律援助立法的完善措施
1．资金筹措渠道多样化。目前立法关于资金筹措渠道只作原则性规定，即“政府主导，社会参与”，这种抽象的规定缺乏具体操作性。建议通过立法鼓励企业、社团、高等院校法学院、律师事务所等单位赞助并享受税收优惠政策。据了解，一部分公众误认为捐款给法律援助基金会就是捐款支助犯人诉讼，这使他们很难接受，所以广大公众一般不会向法律援助基金会捐款。法律援助机构应加大宣传力度，引导公众改变认识误区，吸收大众的自愿捐款。建议地方政府和司法部门合作，可通过专项公益金筹措法律援助资金。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经国务批准，财政部运用中央专项公益金支持法律援助事业，并通过《中央专项公益金法律援助项目实施与管理暂行办法》予以保障，为法律援助资金的筹集开辟了新渠道。2．扩大法律援助形式和范围，让法律援助惠及更多的弱势群体。首先，法律援助应当拓展服务领域和范围，对非诉讼案件，最大限度地向社会公众提供免费的法律帮助，以达到法律宣传和人权保障的双重效果。将公益诉讼纳入援助范围，如广东省将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公益诉讼纳入法律援助范围。2016年4月1日起施行的《广东省法律援助条例》第十二条规定:“福利院、孤儿院、养老机构、光荣院、优抚医院、精神病院、SoS儿童村等社会福利机构，因维护其合法民事权益需要法律帮助的，法律援助机构根据其申请可以提供法律援助。社会组织依法对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法律援助机构根据其申请可以提供法律援助。”其次，继续做好调解工作，对无法进入诉讼程序的案件，努力帮助寻求解决方案，帮助当事人做好调查取证等案前准备工作，以最大限度地保护弱势群体的权益。对可能进入诉讼程序的案件，力争通过诉前调解解决纠纷，节约诉讼成本，做好诉后调解，保证法律援助案件裁决生效后的权益履行。最后，扩大援助方式，加大法律咨询与宣传。各地方的法律援助工作宣传重点一直放在对法律援助工作的成果上，忽略了为社会公众提供免费法律咨询、公共法律教育等方面，建议将免费提供法律咨询纳入立法规定。3．适当提高法律援助补贴或降低其开支。第一，随着物价上涨以及律师收费标准的提高，法律援助案件的补贴也应适当提高。第二，法律援助案件所需的差旅费、文印费、交通通讯费等列入诉讼请求，由非受援方承担。如2016年4月1日起施行的《广东省法律援助条例》第四十九条规定:“受援人将法律援助人员办理法律援助事项所需差旅费、文印费、交通通讯费、调查取证费等必要开支列入诉讼、仲裁请求，经人民法院判决或者仲裁机构裁决由非受援方承担的，受援人应当将收到的上述费用交法律援助机构纳入法律援助经费。”第三，对法律援助律师的补贴实施免税政策。现行的法律援助案件补贴按劳务报酬所得交纳20%的个人所得税，对补充办案成本费用性质的补贴，给予免税政策更符合立法精神。4．真正落实特殊案件先援助再审查的程序。自2012年7月1日起施行的《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程序规定》(司法部部务会议审议通过)第十八条规定，在符合一定条件下，法律援助机构可以决定先行提供法律援助。这种急他人之所急的做法在《浙江省法律援助条例》第十八条、《广东省法律援助条例》(2016年2月26日修订)第三十八条也有体现。这部分先援助再审查案件所需资金可从财政预算中列支，也可通过建立法律援助周转金制度解决。具体做法是由司法局向财政局申请，两个部门联合建立“法律援助周转金”账户，由财政局统一保管，当发生应急事项时，财政局按申请要求直接拨付给司法局。5．实现法律援助案件相关辅助费用的减免。法律援助案件在办理过程中经常会涉及到公证、评估、鉴定等事项，受援对象无力承担这些较高的费用，而这些公证、评估、鉴定又是案件重要的或必不可少的环节，建议立法规定能够为受援人减免相关的辅助费用。《广东省法律援助条例》(2016年4月1日起施行)第四十七条规定，受援人凭法律援助机构提供的有效证明申请办理公证、司法鉴定的，公证机构、司法鉴定机构受理后应当减收或者免收公证费用、司法鉴定费用;受援人凭法律援助机构提供的有效证明申请勘验、评估、审计的，司法机关、行政机关和相关机构应当依照规定缓收、减收或者免收勘验费、评估费、审计费。6．在权利共享中实行费用分担的新机制。在现实中有既不符合“经济困难”条件，又难以凭借自己的力量支付诉讼费用的人群，这类人群暂称其为“夹心人群”。这类“夹心人群”隐含着大量不稳定因素，为维护社会稳定，引导公民按照法律程序解决纠纷，可以试行“分担费用”的办法，即允许“夹心人群”获得法律援助，但需要根据经济状况和案件情况承担部分律师费用及诉讼相关费用。分担费用的法律援助新形式可以扩大法律援助的受益面，减少公民诉讼时需要支付的费用，可以引导公民运用诉讼手段解决纠纷。保障弱势群体的司法人权是法律援助的根本指导思想和出发点，但我国现有的国情和财力又制约着法律援助事业的发展，需要在实体法和程序法上进行立法完善，真正为弱势群体提供较高质量的法律服务。
参考文献
［1］谭景尹．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的法理分析及完善［D］．武汉:中南民族大学，2012:28-29．
［2］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201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J］．中国统计，2015(3):6．
［3］司法部法律援助工作司．2014年全国法律援助工作统计分析(二)［J］．中国司法，2015(7):37．
法律援助的好处与坏处篇9
关键词：刑事和解配套机制
一、法律援助制度
法律援助制度是国家以法律化、制度化的形式为某些经济困难或特殊案件的当事人提供免费或减费的法律帮助，以保障其利益得以实现的一项法律制度，是各国普遍采用的司法救济制度，为各国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1]
法律援助制度在刑事和解制度中的有效介入，可以发挥以下支撑功能：其一，从刑事和解的程序公正层面来看，主要面临的是如何促进和解程序的民主性与公正性，从而防范合意向同意或恣意变质，甚至向强制蜕变。[2]法律援助可以帮助当事人知晓自己在刑事和解中享有的权利，在受到非自愿性和非法性干扰时，能够有维护权利的依托；其二，法律援助制度也是帮助当事人和办案机关进行良好沟通的有效机制。当事人由于缺乏法律专业知识，对刑事和解的本质及意义可能会产生理解上的偏差，从而可能与办案机关在沟通上产生相应的困难。法律援助制度可以帮助当事人正确把握对刑事和解制度本质的理解，防止相应风险的产生；其三，法律援助制度有利于消除刑事和解可能产生的消极后果。刑事和解可能产生两种消极后果：一是被害人一方"漫天要价"或者提出荒唐的赔偿方式，二是加害人一方"事后赖账"。在法律援助介入刑事和解后，双方当事人可以明确刑事和解在法律法律及道德层面的底线，从而保证刑事和解的合法性。这样既能提高刑事和解当事人的满意度，又能保证刑事和解制度功能不被异化。
二、国家补偿制度
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是指，对因遭受犯罪侵害而又由于种种原因不能从加害方得到损害赔偿的被害方，由国家予以一定的经济补偿，使被害方利益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恢复的救济方式。有关刑事被害人补偿的对象、范围、原则、机构及补偿程序等一系列法律规定的总和被称之为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3]
笔者认为，应当尽早制定全国范围内的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法律，推动该制度的统一化及规范化，使国家补偿制度与刑事和解制度有机结合。一方面，对于一些较为贫穷的加害人，在其真诚悔罪、被害人又谅解的前提下，如果仅因其没有赔偿能力而无法达成和解协议的，显然有失公平。如果可以由国家来承担对被害人部分的补偿责任，给这些加害人一次机会，在适度减轻其赔偿负担情况的同时，还能有助于改造和尽早回归社会；另一方面，由于刑事和解通过减轻或免除刑事处罚来激发加害人及其家属赔偿被害人损失的积极性，容易使一些加害人违心和解，甚至造成"花钱买刑"的消极后果。因此，除了从加害人处获得赔偿外，还应以完善的国家补偿制度为后盾，那么，刑事和解制度的矫正、抚慰、化解仇恨、恢复社会关系等多元价值才不至于被赔偿经济损失的一元价值所淹没。[4]
三、附条件不制度
附条件不，是指检察机关在审查过程中，对于一些轻微刑事案件的犯罪嫌疑人，综合考虑其年龄、品格、犯罪性质和情节以及犯罪后的表现等因素后，认为不更符合公共利益的，暂时不予，并设定一定的考验期限，期间届满就不再提起公诉的制度。[5]
从价值取向上来看，附条件不制度与刑事和解制度具有内在同一性：首先，两者都贯彻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对社会危害性较小的刑事加害人，以非刑罚化的方式予以处理，具有防止其再犯、促进其早日回归社会的积极功能；其次，在司法资源有限的现实条件下，两者均缩短了诉讼时间，减少了诉讼成本，符合诉讼效益的要求；最后，两者都以恢复性、平和式的方式解决刑事案件，有利于及时恢复被损害的社会关系，也顺应了国际社会去非刑法化、非监禁化的发展趋势。
新《刑事诉讼法》规定了附条件不制度，然而，对其适用范围进行了严格的限制，仅对符合特定条件的未成人犯罪才允许适用。笔者认为，应在现有的基础上进一步加以完善，将附条件不制度与刑事和解制度有效对接，对于当事人在审查阶段通过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方式取得被害人谅解并达成和解协议的，检察机关可以适用附条件不，并根据被不人的具体情况，采取不同的附加条件；待考验期届满后，被不人满足附加条件的，不决定即生效。
四、社区矫正制度
社区矫正是与监禁矫正相对的行刑方式，是指将符合条件的罪犯置于社区内，由专门的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在判决、裁定或决定确定的期限内，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并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6]目前，北京、上海、天津、江苏、浙江、山东等六省市设有社区矫正的试点，但总体而言，社区矫正在我国仍属刑事司法领域的新兴事物。
笔者认为，很有必要将社区矫正制度与刑事和解制度相结合。除缓刑、管制外，可以考虑增加社区服务这一类的行刑方式作为刑罚的代替。加强和扩大社区的作用，由加害人向社会作出一定的补偿，在此过程中提高其思想的觉悟，以促进其早日回归社会。社区服务这一类的行刑方式，不仅可以避免监禁的负作用，也克服了单一罚金刑的消极后果。为了保障社区服务刑的适用率，我国可以设立强制社区服务令制度。即对于犯罪情节轻微危害不大的过失犯罪、未成年人犯罪、具有法定从轻或者减轻情节的初犯，因而，应当依法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人，强制适用社会服务令，排除对其适用监禁刑。这样做，排除了法官对符合以上条件的犯罪人适用监禁刑的选择权，使社区服务刑的制度价值和积极作用得以更充分的彰显。[7]
五、帮教制度
帮教制度在司法实践中已经实施了一段时间，其适用对象最初为被作出微罪不的未成年人，随着其深入展开，适用对象也逐渐扩展到所有微罪被不人。新《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对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作了明确的规定，其适用范围限于：因民间纠纷引起的，涉嫌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利罪和侵犯财产罪的案件，可能被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或除渎职犯罪外可能判处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刑罚的过失犯罪；且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五年内曾经故意犯罪的，不适用刑事和解程序。
从适用对象的角度来看，两种制度均是针对一些轻微刑事案件的犯罪人，在价值取向上具有一致性。另一方面，对于当事人和解的案件，检察机关可以向法院提出从宽处罚的建议或者直接作出不的决定。那么，对于被不人，怎样促进其重新回归社会及防止其再次犯罪，实践中还缺乏有效的制度保障。如果可以将帮教制度与刑事和解制度衔接，那么，将能更好地发挥刑事和解制度的功能。
首先，达成刑事和解的被不人，其主观恶性不大，且已有悔罪表现，通过帮教制度可以促使其更好地改过自新。帮教制度的跟进，可以给更多没有前科劣迹、主观恶性较小且涉嫌罪行较轻的犯罪嫌疑人提供改过自新、尽早回归社会的机会，减少社会的对立面。特别是在处理故意伤害、交通肇事和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通过刑事和解、获得被害人谅解等方式，修复被破坏的邻里关系、社会关系，及时有效地化解各种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8]
其次，为了防止达成刑事和解的被不人，在不后放任自流、重新犯罪，将帮教机制作为其保障，可以有针对性地对被不人进行教育及感化，促使其充分认识自己的错误行为，真正悔过自新。同时，借助被不人所在家庭、学校、单位、社区、企业等各种社会力量，帮助其解决生活、学业、就业等方面的困难，也能促使其顺利融入正常社会生活。
六、风险评估机制
风险评估机制源于犯罪学实证研究，后在其他领域得到了广泛运用。风险评估机制是刑事和解的一项重要配套机制，包括和解中的风险评估与和解后的风险评估。其评估主体是刑事和解的办案机关，评估目的在于控制刑事和解过程及完成后可能存在的一系列风险因素。
刑事和解中的风险评估，主要是办案机关在全方面收集和掌握各方面信息的基础上，对案件是否适合适用刑事和解、适用刑事和解是否存在风险等问题进行分析和预估。需要收集的信息包括案件的基本情况、双方当事人的基本情况及态度、当事人所在社区单位或学校的情况等等。通过掌握这些信息，从根本上有利于促进在适用刑事和解处理案件时的准确性，减少可能存在的风险，包括权力滥用、花钱买刑或显失公平等。在信息收集和风险评估的过程中，办案机关应当与当事人的社区、单位、学校等保持积极的联系，并吸收律师、社会机构等第三方加入风险评估的过程，更好地达到刑事和解的效果。
刑事和解后的风险评估主要是针对刑事和解达成后对加害人的监督和考察，包括初期定时报道机制和回访机制。初期定时报道即办案机关责令加害人在初期定时向专门机关报道，及时了解刑事和解的履行情况；回访机制即在结案后的一段时间内，由专门机关进行定期的回访，了解加害人的近期活动和思想动态。建立起刑事和解后的风险评估是追踪刑事和解实际效果的重要机制，也是纠正错误适用刑事和解的有效途径。
七、案件考核机制
在我国刑事司法中，存在着一系列考核考评制度，即了规范公检法机关的职务行为，由上级机关对下级机关和由机关对其内部具体办案人员，运用加减分等手段进行考核、督促并酌情予以奖惩的制度。[9]案件考核是这一系列考核考评制度中的一项，目前，公检法三机关都存在对案件的考评指标，例如，公安系统以结案数、打击数为在考评的重点；检察系统为了考评指标而限制不诉率、捕后缓刑率；法院系统则注重审结率、实刑数等。
这些盲目追求量化指标的案件考核机制对司法实践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也与刑事和解的轻缓化处理要求背道而驰，制约了刑事和解的进一步推进。在司法实践中，有的办案人员可能单纯考虑考评指标，为了达到案件考核机制的要求而不适用刑事和解处理案件；也有的办案人员为了追求和解率，为了和解而进行和解，违背了适用刑事和解案件的高度自愿性要求，导致刑事和解功能的异化。因此，笔者认为应当对公检法目前的案件考核机制进行改革，取消对案件在数量和比率上的严格限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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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和司法部于2003年7月10日联合的《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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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盛宏文.微罪被不人社区帮教工作机制探索[J].中国刑事法杂志，2012（1）：82.
法律援助的好处与坏处篇10
关键词：突发性公共事件；应急管理；现状
公共突发性事件是指，政府在管理国家事务中，突然发生的如地震，自然灾害，流行疾病，恐怖袭击等公共事件，具有突发性，普遍性，紧迫性等特点。突发性公共事件的发生具备偶然性且事先难以预料，即便通过信息收集和观察能捕捉到一定的预警信息，也难以准确的报告出突发性公共事件发生的具体时间地点等信息。其次，突发性公共事件具有普遍性，波及范围广，牵涉的人员多，往往带来多米诺骨牌的连锁效应，使公共性突发事件升级到更为复杂的层面，伴随着全球化脚步的不断延伸，突发性公共事件甚至牵一发而动全局，给整个世界带来灾难性的破坏，2009年席卷全球的H1n1便是如此。再者由于公共性突发事件发生前不能提前做预防和控制，往往在发生时束手无策，因此应急工作具备紧迫性。鉴于公共性突发事件的上述特点不难看出，发生时如不能行之有效的做出及时处理，不仅会影响群众的生命和利益，更严重的会产生社会动荡，危及人民群众对党和国家领导的信任。近年来，我国公共性突发事件频频发生，建立一套公共性突发事件的应急体系增强危机应对，降低危机的损失迫在眉睫。
1976年7月28日凌晨3点42分，一场唐山大地震，让数亿国民见证了地震的惨烈，震级里氏7.8级，地震破坏范围3万平方公里，有感范围达14个省、市、自治区，相当于全国面积的1/3。地震共造成242419人死亡，164581人受重伤，直接经济损失达54亿元，是20世纪世界上人员伤亡最大的地震。唐山大地震三十二年后，一场举世震惊的汶川大地震，再次揪起了数十亿群众的心，汶川大地震遇难69225人，受伤374640人，失踪17939人直接经济损失达8451亿元，尽管汶川大地震是一次前所未有的考验，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和悲痛，但值得欣慰的是，党和政府借鉴唐山大地震的经验教训，震后不到两个小时的时间里就建立了应急机构，应急措施，及时有序的进行了灾后的救助和重建工作。本文重点以汶川大地震为例，谈一下汶川地震中我国的公共性突发事件应急体系。
1 汶川地震中建立的应急体系
（1）有效地信息传递和沟通。突发性公共事件具有难以预见性，导致事件发生时信息容易滞后，对策也随之滞后，与公众的迫切知情权形成了尖锐的矛盾。以哈尔滨水危机及地震危机为例，由于政府信息滞后性，不透明性，导致民间谣言四起，民众形成恐慌心理，不少市民疯狂采购面包和矿泉水，结果造成混乱的局势。唐山大地震三天后，新华社简短消息，而具体的死亡人数，三年后才予以公布，与此不同的是汶川地震虽然地理位置偏僻，但消息却及时的传递给公众，地震后仅仅三十分钟新华社就相关信息而中央电视台停止了正常节目播出，二十四小时报道地震后的相关救援信息，及时公开灾情，不仅有助于缓解公众的恐慌情绪，防止谣言四处传播，更重要的是，让大家对灾难有了一个真实的了解，加强了社会的凝聚力。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彭宗超说“信息透明，体现了中国政府社会管理能力的提高和执政理念的进步”。相对救援而言时间就是名副其实的金钱，灾后第一天救援成功率可达91%，到了第三天救援成功率就仅有20%左右，时间越久，生还的希望越渺茫。而通过信息透明公开的传递，国内外的医疗、建筑等方面专家及时准确的了解灾情，缩减救援的难度和时间。因此，在汶川大地震的应急体系中，信息透明化，为应急工作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2）建立行之有效的组织管理系统。突发性公共事件应急管理体系的核心组成就是具有一个决策指挥系统，此次汶川地震发生后短短几个小时，就成立了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亲临一线。汶川大地震发生时除黑龙江、吉林、新疆外，其他各省均有不同程度的震感。甚至泰国首都曼谷，越南首都河内，菲律宾，日本等地均有震感。其中以陕甘川三省震情最为严重。救援工作涉及到医疗部门，救援部门，财政部门等多部门的合作，同时涉及到各省市地区的相互救助及国际支援，可见汶川大地震不是一个地区，某个政府的事件，也绝不是某个地方就能独立解决的问题，而是一次复杂的，多元化的牵涉范围广的自然灾害，必须形成以中央集中指挥为主，地方协助为辅，各地方政府相互支持协作的庞大的救援网络，灵活指挥调度各部门相互配合。
（3）准确的政策制定。汶川大地震发生后的救援工作存在着重重困难，然而事件的紧迫性又要求救援工作刻不容缓，政府果断的采取空投救援食品和所需品，并派出空降部队第一时间赶往灾区传达灾情组织救治。第一时间动员全社会及海外力量，给救援工作提供财政保障等等一系列政策保障了救援工作的顺利开展。与此同时与唐山大地震不同的是，此次汶川地震，心理治疗贯穿始终，对于唐山大地震中的幸存者和救援人员来说，地震的惨烈始终吞噬着他们的内心，因此心理干预和心理治疗显得尤为重要。
（4）透明化公开化的财政，强大的监督管理。由于我国现阶段财政支出中应用于应急突发性公共事件的储备金少，不足以支撑汶川地震的所需的财政支持，因此灾害发生后政府第一时间调动各界力量筹措资金。地震发生当晚，国家第一时间紧急下拨自然灾害生活补助应急基金2亿元，此后的一个月，中央政府在卫生防疫，房屋补助等各方面共计拨款543.13亿元，各单位各部门第一时间组织员工捐款，党员缴纳特殊党费，中国红十字总会，中华慈善会以及包括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在内的16个全国性的社会组织积极响应，鼓励目标团体募捐。截止到2008年6月23日，国内外社会各界共捐款物达524.78亿元，与国家财政同期投入的抗震救灾资金543.13亿元几乎持平，成为抗震救灾伊始援助资金的重要来源和补充。截止到2009年，全国共接收社会各界捐赠款物760.22亿元，其中“特殊党费”97.30亿元，其他捐款555.82亿元、物资折价107.10亿元。团结的力量给了汶川资金的支持，然而也对监督提出了要求。善款的去向成为了百姓最为关注的话题。为此，政府部门加强审计监督管理，多次审计公告，并在网上公开捐款的明细及去向，加强信息的透明度。审计署的2010年第1号公告，公布了汶川地震社会捐赠款物审计结果。截至2009年9月30日，全国共筹集社会捐赠款物797.03亿元，全国共支出捐赠款物527.69亿元，尚结存捐赠款物269.34亿元。这已是审计署第4次向社会公告汶川地震社会捐赠款物的管理使用情况，本次审计没有发现重大违纪违规问题。[1]
（5）最大限度的调动一切资源。突发性公共事件的突发性强，危害性大，单凭政府的力量，无法彻底的解决问题。以此次汶川地震为例，必须及时充分调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地震发生时，由于地理位置偏僻不易收集信息及进行救援，第一时间调动军队救灾，面对财政的巨大压力，充分调动整个社会及国际力量进行捐赠，组建国内外专家团体排解救援过程中的困难等等一系列积极救灾的举措，最大限度调动了财政资源、人力资源、技术资源等等并争取了国际援救，对资源的充分整合利用，为抗灾救灾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2 汶川地震中出现的问题
尽管此次汶川地震积极出台了应急措施，但依然暴露出了一些问题：
（1）缺乏统一，专门的管理机构。从国内来看，近两年我国突发性公共事件频发，却缺少常设的应急管理机构。从中央政府的层面上，应尽快建立起常设的应急管理机构，明确其职能和任务，组织专家做好公共性突发事件的总结整理工作，并制定各项面对突发性公共事件的应急战略和预警机制，加强各地区的协调性和反应速度。从国际上看，国际上的其他国家都具备应对突发性公共事件的专项机构。美国的危机处理体系和快速反应机制在人员救助、恢复正常生活秩序中起到了关键作用。而相比之下,我国的管理机制却欠缺十分有效的协调机制和组织保障。[2]
（2）财政投入不足。“任何的公共政策执行都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3]。目前我国的财政支出按功能性质分主要有经济建设费、社会文教费、国防费、行政管理费和其他支出五大类，用于突发性公共事件的支出，在整个公共支出中还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但是突发性公共事件的破坏力往往巨大，为保证公共应急管理政策的有效执行，必须在财政上予以强有力的支持，如果财政资金投入不足，很难对管理、控制、善后做好及时有效的把控，因此，中央及各地方政府应当建立专门的基金并增加突发性公共事件的财政储备金，呼吁广大社会力量，共同做好财政应对的准备工作。
（3）危机意识淡薄。突发性公共事件应急体系中最为重要的环节在于事件发生前的预防和控制，而不在于事件发生后的力挽狂澜的补救措施。汶川地震前，曾勘测过地震云的出现，但由于我国的危机意识薄弱，导致并未于灾前建立起应对机制，而整个社会公民的危机意识也淡薄，不知道灾害来临的时候应该怎样去自救、逃生，因此政府应当建立起专设的预警机构，预测突发性公共事件发生时的损失，并给群众做好相应的防御培训。
（4）法律法规的不健全。尽管我国已经出台《防震减灾法》、《防洪法》、《安全生产法》等法律法规，但从性质上看，这些法律都是单行法。由于汶川大地震中，应急组织是临时构建的，这就造成了政策执行过程是一个行政命令式的执行过程，在危机状态下，由于宪法上对政府的紧急管理权没有明确的授权，势必造成政策执行上的滞后性。同时对于突发性公共事件中出现的各种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等现象，没有明确的量刑裁定。只有完善法律法规，突发性公共事件的应急管理体系才能渐渐步入正规。
参考文献：
[1]中国新闻网.审计署：汶川地震社会捐赠款物审计结果[eB/oL].2010-0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