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医文化交流篇1
关键词：西亚蒙古人，元朝，文化交流
一、13-14世纪西亚蒙古人与元朝文化交流的背景
（一）政治上的相对统一
13世纪是一个风云变幻的历史时期。崛起于漠北高原的蒙古人通过一系列的军事征服活动在亚欧大陆上建立起一个庞大的蒙古帝国。除了日本、东南亚、南印度和西欧以外，几乎整个亚洲和大部分欧洲都囊括在蒙古帝国的版图之内。蒙古人的征服活动彻底打破了农耕世界各民族、各地区之间的闭塞状态，从而便利了西亚与元朝的交通往来。
（二）元朝与西亚蒙古人的友好关系
伊儿汗国是旭烈兀于蒙古第三次西征过程中在西亚建立的蒙古人政权，是蒙古帝国四大汗国之一。在四大汗国中，伊儿汗国与中国元朝的关系尤为亲密友好。在政治上，诸伊儿汗忠实地履行“宗藩关系”，把忽必烈视为蒙古帝国传统的大汗，因而元朝历代皇帝也积极支持伊儿汗在西亚的政治统治。[1]双方友好的关系大大地促进了中国与西亚文化的交流。
（三）便利的对外交通
中外交通的畅通也为双方的文化交流提供了便利条件。忽必烈在位时期，大力发展交通，造船修港，建立起完善的驿站，元大都（今北京）成为当时世界上的一个繁华的城市和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元帝国时代，“一千多年来时断时续的东西海陆交通,这时更畅通无阻。陆路北穿南俄，南贯伊朗，海道则以波斯湾上的忽鲁谟斯为枢纽。从中国直到西欧，东西方商使往来不绝。”[2]
（四）双方人员的往来
随着蒙古军队西征，有大批汉人进入中亚、西亚以至欧洲各地。而随着蒙古军的东归，又有大批的西亚人、中亚人、俄罗斯和钦察人等东来，他们中有的是被俘的工匠、奴隶，有的是投附的王公、贵族，被分置于蒙、汗各地。东西方文化也随之传布于东西各地。
二、13-14世纪西亚蒙古人与元朝文化交流的表现
（一）天文历法
13-14世纪西亚与中国在天文历法方面的交流尤为突出。旭烈兀西征时从中国带去许多精通天文算学的学者论文网，每次出战，都要依靠占星学者求卜。伊儿汗国建立后，中国的历算学者继续被派往西亚，和波斯、阿拉伯的天文学家一起工作。1259年伊儿汗为筹建天文台特征集东西方学者，中国天文历算学者即在此列。《史集》载忽必烈派到波斯马拉盖的天文学家有傅穆斋（秘书监工作的傅岩卿）。纳速剌丁?突斯向他请教过中国天文学上的推步之术。[1]
忽必烈也曾征集回回天文学家来华。忽必烈召扎马剌丁入华，请他编制万年历，他还在上都建观象台，制造了七种天文观测仪器。这些仪器正是仿照马拉盖天文台的仪器而制。
元朝郭守敬奉命编制《授时历》时，就参考了回回历。回回历的特点是五星纬度计算周密，郭守敬的《五星细行考》当是吸收了回回历的这一特点而作。郭守敬在恒星观测方面开始编制星表，便是受撒马尔罕和马拉盖天文台的启发。另外，郭守敬设计的13种天文仪器，总数和马拉盖天文台的仪器相等，有些仪器的功用也相仿，从时间的先后来看，郭守敬可能是从马拉盖天文台的仪器中受到启发。
（二）医药
13-14世纪阿拉伯波斯医学传入中国，大大丰富了中国传统的医药文化。元代中亚、西亚移民和宿卫既多，为此，元世祖忽必烈增设了专为这些人服务的医药机构。另外，在中国穆斯林聚居地，也设有民办的回回医院。爱薛就曾创办了阿拉伯式的医院—京师医药院。京师医药院很可能是按照著名的努尔丁（1262-1274）在大马士革创办的努尔医院所兴建的一所穆斯林医院。[2]回回医药在元代广为流传，许多来华经商的阿拉伯人便以卖药为业。一些回回老医常在江南各地街头卖药行医，尤以金丝膏药治疗跌打损伤为最妙。
主要参考文献，唐代孙思邈的《千金要方》在元代被译成波斯文。
（三）军事技术
13-14世纪蒙古人出于作战的需要，从西亚引入了一种威力很大的作战武器——抛石机。这种抛石机能射800磅的巨石，“所击无不摧陷,入地七尺”。[1]元朝在征伐南宋的战争中，多次使用这种“巨石炮”，因为它是回回人制造和使用的，又称“回回炮”。另一方面，中国的一些先进的军事技术随着蒙古人的西征也传入了西亚。1219年成吉思汗西征，蒙古兵力西达中亚，再由中亚而及波斯，由波斯而及黑衣大食。乌浒河（即阿姆河）之战，蒙古兵使用“毒火罐”、火箭、火炮、火铳等火器，[2]这些武器才得以为外族人所熟知。
中西医文化交流篇2
中图分类号：R2-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04（2013）10-0004-02
“中医西传学”是2012年获得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十二五”重点学科立项始建的培育学科，属医学-人类学交叉的新兴学科。该学科是通过人类学实地调查，描述传入西方社会的中医的形态、历史、演变，揭示其文化模式，为中医药对外交流与合作提供理论支撑的学科；并以中医西传学的研究来反观自我，为中国本土中医的发展提供参照。国内外对中医西传的研究刚刚起步，空间巨大，学科内涵丰富，但国内外鲜有研究文献论述，有待研究人员深入探讨。国内已有学者在法国做了20年中医学与人类学结合的田野调查，并带回大量相关文物和图文资料[1]，为我们有依据地开展独创性研究、推演历史、提出创新观点、发现崭新视角和建立培育学科奠定了基础。为此，本校2013年初成立了中医西传研究所，并开展了相关工作，经过前期的研究积累，现已初步理清了中医在法国的传播脉络，现总结如下，冀与同仁们探讨，以促进相关研究。
1中医在法国传播脉络梳理研究的背景和基础
经过19世纪中叶的鸦片战争和20世纪初的，西方文化已大大改变了我国民众的生活及价值观，而中医却作为传统文化最后的守望者，保存着最丰富、最纯正、最完整的传统文化内容，并且充满活力，体现着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她不仅是当前中国文化最优秀的代表，还具有现实生存能力（并非展品或作品），特别是暗含后现代性，符合当代西方价值观，具备西传的潜力。因此，中医是研究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理想对象。
中医学作为世界医学的一部分，在数千年发展历程中不断向周边及其他国家传播，而我们目前对中医在西方社会传播的认识、对中医西传学的研究仅为冰山一角，尚待学界更多关注和支持。
中医知识虽早在17世纪由赴华耶稣会传教士寄回的书信介绍到欧洲，但真正具有规模化的临床应用（针灸）则始于20世纪30年代的法国，由时任法国外交官的苏里耶・德・莫朗先生自云南府（昆明）所习针灸知识的广泛传播为缘起，至今已带动中医其他部分在西方落脚生根。法国是西方针灸的重要发源地及针灸大国，且中药、推拿、气功等中医技术亦日渐流行。法国在中医传播中的地位特别重要，理应作为西方中医学传播研究的开端。
我们的研究基于长期在法国田野调研的成果和文献研究[1]。目前已收集到100多年前苏里耶・德・莫朗先生将中医针灸技术介绍到法国的相关文物、照片、信件和大量文献资料，如苏氏中医针灸手稿、著作，苏氏自创金针、银针，其携带至法国的针灸铜人、明堂图、针灸大成、滇南本草及其他中医古籍，大量苏氏生平照片、其外交官礼服、佩件、用具等，另外还有其他中医传播史上重要人物的著作、手稿、照片、法国针灸用品及中医药书刊等，以及在法国的实地调查、访谈的影像资料，已收集的图文资料和珍贵文物已达2000多件。
2中医在法国传播脉络梳理研究的意义
我们利用文献、文物资料承载的丰富史实，遵循历史事件，清晰梳理脉络，推演、讲述中医从云南昆明传播到法国并在西方世界发展和广为运用的历程；利用长期建立的多途径合作关系继续采集信息，完善和补充细节，还原和研究中医在法国传播的真实面貌，进一步解读中医在法国传播的现象。该研究具有较强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2.1以法国为范例研究具有代表性
中医药经历了几千年历史沉淀，在各国传播，并与世界其他文明逐渐融为一体。法国作为欧洲最主要的国家之一，是西方文化的代表，中医在法国的传播特点决定了中医在法国的发展和变迁的历程，而法国作为中医在西方传播的重要发源地，作为范例进行研究具有较强代表性，有特殊意义。
2.2是对历史细节的补充和完善
梳理中医在法国传播的历史脉络，还原和再现真实情景，总结和归纳中医传播规律和特点，是对中国医学史乃至世界医学史的重要补充和完善，对充实云南外联史、外交史也大有裨益，故清晰梳理这段历史意义重大。
2.3综合运用人类学等方法开展中医西传研究是一种创新
本研究结合了人类学调研，通过原始文物资料研究，梳理脉络，生动立体再现中医在法国传播细节，建立了与之配合的图文档案库并提供利用。综合运用多学科多种方法开展中医西传研究是一种创新，能很好地支撑中医西传学学科建设。
2.4为在其他西方国家开展中医西传研究积累经验
中医在法国传播相关研究方法和实践能为我们下一步开展中医在西方其他国家和地区传播的脉络梳理、文献档案保护与发掘、西方中医人类学研究提供经验借鉴。
2.5具有重要的档案学意义
文献档案是不可再生资源，具有原始性、真实性和唯一性。中医在法传播进程中产生的丰富图文档案有着巨大的历史价值、文物价值和文献研究价值，但目前研究着重于翻译和整理层面，而对文献（物）的研究利用过程极易对原始档案形成破坏，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我们正在进行文献、文物的数字化保护和研究，并将制作多媒体科普软件、读物，用于博物馆实施科普教育等，为研究者们提供准确、详实的数字信息；同时弥补中医西传文献数字化保护和研究工作的空白，更好地保护原始文物和档案，为建立档案全宗提供先决条件，有重要的档案学意义。
2.6增强中医西传文献的利用率，提升文献价值
我们收集的众多原始文献蕴含巨大的信息，珍贵的资源未能被查检和有效利用，间接地影响了中医药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效力，与“中国、中医文化走出去”的进程不协调，我们已着手建设直观的图文资料信息检索平台，将能有效提高中医在法传播文献资源的获取效率，实现资源共享，提高文献的利用率，提升文献价值。
3中医在法国传播的基本脉络
经过自1993年以来近20年间的调查研究，以及自2010年起中医西传学研究团队在欧洲进行的4次人类学田野调查回访，基本掌握了中医针灸由云南昆明传播到法国的大致脉络。现有文献研究呈现出法国中医（针灸）传播的历程曲折而离奇，围绕几个关键人物传播的脉络较为清晰。如法国驻昆明外交官苏里耶・德・莫朗8岁时认识了旅法中国文人丁敦龄，后者向其开启了东方国度神秘的大门，影响他与中国结下不解之缘。他于1901年初被派往北京的京-汉铁路公司，抵达中国不久就接触到针灸，借助流利的汉语，随师学习基本针法、重要穴位及脉诊，并获赠不少珍贵的医籍。后被法国外交部聘为汉口领事馆翻译，并在上海、昆明等地任职。1906-1909年在法国驻昆明领事馆任副领事期间，苏里耶・德・莫朗不但达到其外交生涯的巅峰，也是其针灸术实践和完善的阶段，对其后来行医、施教有决定性影响。回国后，他向当地医生传授针灸临床技术，西方中医从此具备了可被观察的临床形态。因苏理耶・德・莫朗先生的作用，中医在西方得到推广，他也因此被西方人尊为法国的“针灸之父”，中国针灸逐渐从法国向整个西方世界传播，并掀起经久不衰的针灸热潮。在针灸带动下，西方许多国家也开始学习、研究和接纳中医学和中国传统文化[2]。这一传播历程的轨迹和规律值得我们深入梳理研究，很多细节有待补充和考证。
4项目研究进展
目前，我们正继续通过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在法国实施长期参与性观察与深入访谈，获得中医在法传播的整体信息，将所观察的现象与西方社会环境联系起来，真正感受西方群体对中医的认识和接纳的观点，从而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其原委。结合人类学研究方法，借助档案学、信息学等方法对中医在法传播文献档案开展数字化保护研究，并运用文献研究法，检索和利用国内外中医药文化在法国传播相关资料和信息，考镜源流，辨章学术，还原历史事件，展现中医传播历程和特点。我们已较清晰梳理和呈现了中医在法国传播的历史脉络和情景。
我们已基本完成相关文献的数字化处理，将在进行整理、分类、标引、编目等工作基础上，配合其传播的清晰脉络，做好图文数据库的研发和建设，以便为学者们提供快速、高效、准确的中医在法国传播的丰富信息和情报，同时编撰相关科普读物和专著进行详细阐述。
2013年6月初，课题组成员吴永贵教授申报的“中医药文化在英国传播与影响的研究”已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立项，表明我们采取人类学研究方法研究中医西传得到学界认可，深入开展相关研究能夯实本校在中医西传研究领域的主导地位。
为了更好地促进与国内外中医西传学者及人类学家关于中医在西方社会传播研究领域的探讨交流，2013年6月底，本校主办了“中医西传暨人类学西方社会研究国际论坛”，来自法国、美国等15位外国学者与国内清华、北大等著名高校的16名专家就中医西传和人类学西方社会研究作了深入研讨，实现高层次对话，促进了沟通和交流。本校以人类学方法研究中医在西方的传播已成为优势与特色，在国内外已步入领先行列。我们将有计划分步骤地实施研究，以更好地支撑重点学科、博物馆建设等。
5小结
综上所述，我们经过前期对中医在法国传播的长期调研和积累，收集到大量珍贵丰富的图文资料和文物，充实到中医西传博物馆进行展示；本课题团队成员在旅法期间，对中医在法国传播做了深入的田野调查，并与法国各大图书馆、博物馆和中医研究教学机构建立了长期的稳固联系与支持协作，很好地协助了我们获得调研资料，而丰富的网络信息资源也为我们提供了资料补充；同时也得到其他各界的大力支持，为项目开展和研究搭建了很好的平台。
中医自20世纪30年代就在法国成功传播，用人类学田野调查结合档案学、文献学等研究方法开展中医在法国传播独特范例的研究，对中医文化传播的研究是一种创新。我们对文物资料已进行初步分析研究，理清了中医在法传播历史发展脉络，今后将深入文献研究并建立中医在法国的传播相关图文档案库，为中医学走向世界提供史料支撑和为学者还原历史，是我们建设好中医西传学科的必然举措；同时也有利于继续深入开展中医文化“走出去”研究及其他后续研究，为发现中医西传现象及其后的普遍规律，提出科学问题并探讨研究得出结论，进一步凝练学术观点，对中医在西方的发展瓶颈将有所突破，找到中国文化自己的西行之路。总之，我们以中医在法国的传播为例开展传播脉络的梳理研究和图文资料的整理研究将有助于促进中医人类学研究的进程。
参考文献：
[1]贺霆.“跨文化的中医――对法国社会的一次人类学研究尝试”（中文）[m]//北京大学跨文化研究中心.跨文化研究对话（第20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261-275.
中西医文化交流篇3
澳洲eastwest国际开发集团致力开发住宅和商业房地产，尤其在易斯威治（ipswich）地区的开发已获得易斯威治市议会和昆士兰州政府的肯定。昆士兰政府选出eastwest集团为成功引用多元文化、创造经济利益的企业，并出版了集团简介，刊登于《生产力多元文化，更智能的营商――昆士兰的多元文化优势》册子中。
中澳合作协会(CaCS)是2008年10月在澳大利亚正式注册的非盈利国际公益社团组织。协会致力于促进中国与澳大利亚在文化知识相互传递、社会公益活动交流、医学、教育研究合作及民间外交等基础领域，协助并构建提升两国之间共同社会福祉的交流活动。协会由雷雅云女士出资200万澳元创办，设立了“雷雅云奖学金”。自2006年至2009年，鉴于中国一般贫困大龄失学儿童甚少有获得学习一技之能的机会，“雷雅云奖学金”每年赞助100名西部地区的大龄贫困女童求学，着力协助其获得实用职业技能，以使其自立脱贫，适应社会的经济结构发展。
2009年1月，中澳合作协会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签署了合作谅解备忘录，旨在推动中国和澳大利亚在中医药方面开展更广泛的交流和合作，秉承传统中医药“济世健民，回馈社会”的发展理想，在“医、教、研、药”等领域内为推动中医药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构建一个规范化、现代化与国际化的中医药文化交流平台。2009年3月，在山东中医药大学设立“中澳友谊传统中医班雷雅云奖励基金”，并颁发奖学金给予90位传统中医班学生。2009年4月，由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主办、中澳合作协会和北京雅云世纪文化传播公司出资赞助承办了首届“中医药国际论坛”。卫生部副部长兼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王国强、文化部副部长周和平、澳大利亚农业部长托尼・博格等出席了论坛。2009年7月，雷雅云做客人民网强国论坛，探讨“中医药国际化发展”并与网友在线交流。2010年2月12日，《人民日报》海外版采访报道了华商故事“雷雅云的中医情”。2010年6月，资助山东中医药大学建立“传统中医班雷雅云图书室”，除购置图书室设施外，还捐赠图书671册。
中西医文化交流篇4
关键词：翻译目的论中医病理术语
一、引言
随着中西医学界交流的不断深入，中医文献翻译被赋予了特殊的意义。中医不同于西医，它有着内在的独特的理论体系，如何将中医文献翻译准确，使外国人明白和正确理解中医内容，这便是当今翻译界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德国的功能派翻译理论――目的论的提出拓宽了翻译理论研究的领域，为译者在中医资料翻译实践中提供了灵活翻译的理论指导。本文旨在从目的论的视角探究中医病理术语的翻译。
二、中医翻译现状
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瑰宝的中医越来越引起外国人的兴趣，因此中国众多学者试图将中医文献资料翻译成外语，以促进中外医学界的交流。然而，从目前情况看，中医翻译存在诸多问题，特别是中医术语的翻译。正如国家科技名词术语审定委员会中医委员会委员李照国所说：“中医翻译的核心问题至少在目前是名词术语的翻译。”[1]“中医名词术语的翻译现状可概括为三个方面：译语混乱、译语冗长、释义不明。”[2]信手翻阅我国几部主要的汉译英中医词典，比较同一病理术语的译文，人们往往不难发现，中医病理术语翻译亦存在上述问题。
（一）译语混乱
最近三十年来，在我国中医界影响力较大的三部汉英中医词典，当属广东科技出版社1986年出版的《汉英中医辞典》、人民卫生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汉英双解中医辞典》以及湖南科技出版社2006年出版的《汉英中医词典》，三部汉译英中医词典出版的时间分别相隔10年左右。通过比较三部词典对同一术语的翻译，我们发现三个不同的版本。例如：
例1.虚火上炎
译文：（1）flaming-upofdeficientfire[3]
（2）flaringupoffireofdeficienttype[4]
（3）theriseofinsubstantialfire[5]
译文（2）的译法中有两个“of”结构使得译文生硬；译文（1）和译文（3）中“deficientfire”和“insubstantialfire”，前者指的是营养不够引起的虚火，后者则是指器官机能不全引起的虚火。由于没有统一的标准化中医病理术语翻译，这三种译法只会引起混乱。
（二）译语冗长
“译语冗长”是指译者在病理术语翻译中增加过多的冗余信息，造成术语的译文过长，不像术语。这种现象在中医病理术语中也比较常见，例如：
例1.肾虚不孕
译文：sterilityduetonephropenia[3]
例2.气结腰痛
译文：osphyalgiacausedbyQistagnation[3]
以上这两个术语都是偏正结构，属于“前因后果”型，译者用介词短语“dueto/causedby”来表示因果，但此类带有介词短语的译文将术语最大的特点――言简意赅丧失殆尽，让读者觉得这完全不像一个术语。
（三）释义不明
“释义不明”是指“中医中有些用语其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在中文特定的语境中实现了完满的结合，但若离开这一特定语境，其表层结构与深层结构便无法实现统一。有的译者不注意这一点，一味地搞对号入座，结果使译语无法再现原文信息”。[2]换句话说，释义不明是指有些译者在处理中医病理术语中“取象比类”，[1]常常望文生义，采取直译，不能将源语术语的实际含义传达给译语读者的现象。例如：
例1.滋水涵木
译文：providingwaterforthegrowthofthewood[3]
例2.金破不鸣
译文：brokenmetalcannotring[3]
以上三个病理术语的译文会让外国读者有些不知所云。其实“滋水涵木”是指运用滋肾阴的方法达到养肝阴的目的，适用于治疗肾阴亏损引起的肝火；“金破不鸣”是指由于肺气损伤而致声音嘶哑，多见于晚期肺结核。
我国翻译学家刘宓庆指出：“只有科学的翻译理论才能揭示翻译中最本质的东西，从而从宏观上指导翻译实践，翻译理论的指导性就在于减少事件的盲目性、因循性，而提高科学性、功效性。”[6]中医翻译实践同样离不开理论的指导，“理论与实践互动，是翻译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7]因此笔者认为完善中医药理论是中医药实践健康发展的前提，并认为翻译目的论在医学翻译中应受到重视，因而在下文中仅探析了目的论在中医病理术语翻译中的应用。
三、翻译目的论
翻译目的论是功能派翻译理论中最重要的理论，对中医病理术语的翻译具有指导意义，任何翻译都具有交际功能，中医病理术语翻译也不例外。目的论中“目的原则”可指导中医病理术语翻译活动围绕其翻译目的，即交际目的展开，进行直译、意译或者是二者中和。中医病理术语翻译的目的语，也即译文必须符合逻辑，符合译入语的表达习惯，才能够让译文读者理解，并在目的语文化以及使用译文的交际环境中有意义，换句话说，译文必须语内连贯，这也就肯定了目的论中“连贯原则”的指导作用。对于拥有独特文化和理论内涵的中医病理术语而言，原文与译文的一致性，即语际间的连贯性对展现中医病理术语的魅力是非常重要的，只有忠实于原文的译文才能更好地完成其交际功能，而忠实性原则就这一点的实现具有指导意义。
四、目的论视角下中医病理术语的翻译
针对中医病理术语汉译英中存在译语混乱、译语冗长、释义不明的问题，本文将就中医病理术语翻译在目的论指导下提出三个策略，即中医病理术语翻译标准化、简洁化和明确化。
（一）标准化
标准化是指在中医病理术语的翻译活动中，制定和使用共同的翻译规则。
由前文可知，三本流行的中医翻译工具中术语存在不统一、较混乱的问题。而对中医药翻译而言，翻译中医译者们应该清楚地意识到其翻译最终会具有交际功能，而翻译行为服务于目的，而目的则不仅成为翻译的标准，也成为翻译行为的动力。既然学术交流和推广中医是中医病理翻译的目的，而标准化中医病理术语翻译对于促进中医学术交流及对中医的推广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所以根据“目的原则”，针对“译语混乱”这一现象，中医病理术语翻译标准化应在具体实践中尽快普及。经过分析，“虚火上炎”中“虚火”是由于精亏血少引起的，也即是更偏向于由营养不够引起的，因此该术语应被统一译为“flaming-upofdeficientfire”才较为合理。
而在一些含有概念独特、含义丰富、具有特殊文化含义的中医基础理论名词术语的翻译中人们不妨使用音译来标准化术语。例如：
例1.中气
译文：centerqi[9]
例2.肾阴阳两虚
译文：dualvacuityofyinandyang[9]
以上两例中“气、阴及阳”都被直接音译为“Qi、yin、yang”，且此音译是被国际友人所认可的且使用的，所以此类含有文化负载词的病理术语皆可将其中的文化负载词直接音译以达到方便交流的目的。
（二）简洁化
简洁化是指在进行中医病理术语的翻译时，使用简洁译语，避免冗长现象的发生。
而中医翻译译文往往比较长，而这种冗长往往是由于翻译中增加了不必要的信息，换句话说，源语与目的语之间并没有实现一致性，这不符合“忠实原则”，然而翻译的精髓在于达意，[5]根据目的论中“忠实原则”，原文与译文之间应该存在语际连贯一致，因此简化后的中医病理译文才更能实现达意这一翻译目的。在经过长期的比较研究后，中医翻译人员借鉴了西医语言的构词法来创造性地译出了一些外国人能看懂，又有中医特色的中医病理术语译文。
例1.肾虚
译文：thedeficiencyofthekidney[3]
上述译文是比较陈旧的译法，比较冗长，并不利于推广，即不利于翻译目的的实现，所以根据“目的原则”，利用构词法，“肾虚”可译为“nephropenia”，其中“nephro-”是肾的词根，而“-penia”就是“deficiency”的意思，此种译文才更容易被接受和传播，同时值得一提的是，此译文现已比较流行。如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2005年6月第25卷第6期中就用到此译文。且以“nephro-”为词根的中医病理术语有“肾火偏亢”（hypernephropyria）、“肾水不足”（hyponephroaqua）及“肾阴虚”（hyponephroyin）等。
例2.伤寒
译文：eFD（exogenousfebriledisease）[5]
该译文中，仅用eFD就代表了“伤寒”一词，这在中医日益与国际接轨的今天，无疑将会被国际友人所接受。根据目的原则，具有强大交际功能的中医病理术语英译缩略词可有效地消除一部分中医病理术语“译语冗长”这一现象，因此可采用缩略词来起到简化译语的作用。
实现简洁化，可采取词素翻译、仿照法及缩略词。因此，前文中提及的“肾虚不孕”（sterilityduetonephropenia）和“气结腰痛”（osphyalgiacausedbyQistagnation）可采用词素翻译，省略介词，省略后译语仿照西医中表因果的病理术语名词译法，将表原因的名词形容词化，且因前果后，正如西医中因果型病理名词“风湿热”（rheumaticfever）和“心病性气喘”（cardiacasthma）等一样，虽然也表因果但并未出现表因果的介词，因此省略后的译语应分别为“nephropenicsterility”和“Qi-stagnatedosphyalgia”。
（三）明确化
明确化是指在中医病理术语翻译时，译文能明确地表达出原文含义，忠实于原文，且有一定意义。
而有些译者在处理需要一定语境的中医病理术语译语翻译时，常常只翻译表层语意，造成了“释义不明”的现象，例如：
例1.土不制水
译文：earthfailscontrolwater[3]
以上译文显然做到了与原文“一一对应”，但其实根本就词不达意，国人尚且无法理解，何况是外国人，也即译文不符合逻辑，也不符合译入语的表达习惯，不能让译文读者理解，在目的语文化以及使用译文的交际环境中没有意义，并未做到译文的语内连贯，这与目的论中的“连贯原则”相违背；同时这类译文并没有真正做到忠实于源语，未能达意，也就起不到交流目的，违背了翻译目的论中的“忠实原则”和“目的原则”。实际上“土不制水”中“土”是指肝，该术语是指肝宜调和畅达，不宜受抑郁。因此针对这类“取象比类”[2]型术语，翻译时要进行“深化”，即要对原文理解及表达得透彻、入理，而不是满足于对表层信息的转述。所以“土不制水”的译文按其原义应深化为“fluidmetabolismdisorderduetohyposplenofunction”。改译后译文能更清楚地表达出原文的深层含义，忠实于源语，符合目的论中的“忠实原则”。
“明确化”可通过“深化”译文来实现。因此，前文中提及的“滋水涵木”（providingwaterforthegrowthofthewood）和“金破不鸣”（brokenmetalcannotring）也应深化为“kidney-yinnourishingforliver-yinrestoring”和“pulmopenichoarseness”。改译后译文覆盖了原文全部信息，满足了交际需求，符合目的论中的“目的原则“。
五、结语
为克服目前中医病理术语翻译中译语混乱、译语冗长、释义不明的问题，本文在目的论指导下，提出了三个建议，即中医病理术语翻译应标准化、简洁化及明确化，以实现中医病理术语的翻译目的，即推动中西医学界学术交流，将中医推向世界。
参考文献
[1]李照国.中医翻译导论[m].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3.
[2]李照国，李萧红.医古文英语翻译技巧[m].上海：上海中医
药大学出版社，1999.
[3]李衍文，等.汉英中医辞典[m].广州：广东科技出版社，1986.
[4]原一祥，等.汉英双解大辞典[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1997.
[5]魏杰，等.汉英中医词典[m].长沙：湖南科技出版社，2006.
[6]刘宓庆.新编当代翻译理论[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
社，2005.
[7]金惠康.跨文化交际翻译续编[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
版公司，2003.
[8]nord.Christianetranslatingasapurposefulactivity：Funct-
ionalistapproachesexplained[m].Shanghai：ShanghaiFore-
ignLanguageeducationpress，2001：27-33.
中西医文化交流篇5
基于上述的原因,对中医药学术语的英语翻译,目前尚无统一的标准,这种局面非常不利于让中医药学尽快融入到世界文化潮流中去。本文尝试将翻译目的论原理运用到中医药术语翻译中去。中医药术语的翻译是一次中西方历史文化的交流和碰撞,其目的是使中医药文化成功地被异族文化中的人们所接受。围绕这个目的及其它两个原则,笔者就中医药术语的翻译作了如下探讨。
1.借用法
借用法是指翻译时借用英语中的类似概念或意思相近的词或术语。由于中医药术语自成体系,很多术语包含了深奥的内涵,在西方文字中找不到对应的说法。如脏腑学说中的“心、肝、脾、肺、肾”更为强调功能而非脏器。有些译者建议音译为“Xin,Gan,pi,Fei,Shen”与西医解剖学的“heart,liver,spleen,lung,kidney”区分开来。这样的译法虽体现了两者的不同,但对于不谙中文的西方人来说“Xin,Gan,pi,Fei,Shen”变成了一个全新的、需要在头脑中重新去塑造的概念,理解起来更为困难。目的论中的连贯原则要求译文要符合受众的文化习惯具有可读性。这种情况下译者是完全可以借用解剖学中的脏器名称来表述以上概念,功能建立在脏器实体之上,二者相辅相成,互相关联,并不矛盾。
2.音译法与注释法
中医药学中有一些独特术语在西方文化中完全找不到参照物或者类似概念,如阴阳、气、五行学说中的金木水火土等概念,与西方文化中字面意思对应的词毫无关联,属于独特的中国文化一隅。这种情况下,译者可以遵从连贯性原则,采取音译的方式保留译文与原文的语义连贯。另外还可以伴随注释法进行应用。加注是对借用和音译的有效补充。如果对于一些流传不广、尚未形成约定俗成用法的术语仅仅采取借用或音译的办法,会造成西方读者理解上的困扰,加注不失为解决这一困扰的好办法。如中医中的“奔豚”指“肾之积证”,可用音译加注的方法,译为BentunSyndrome(kidneyamassment)。当然译名加注虽是外事翻译必要手段之一,但在实际操作中也应避免滥用,以免给人繁琐之感。
3.规范法
中医药学术语的翻译历史源远流长。17世纪到19世纪末,中医药学传播到了西方,陆续出现了中医药典籍的英译本。译者多为欧洲来华的传教士。而到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改革开放,中医药学愈来愈受到国际医药界的亲睐,中医药学的翻译作品日渐增多。在这漫长的发展过程中,许多术语的译名被确立下来并被中西方所接受,也就是说在英语国家的人们头脑中已有了对应的概念。以“中医药”的译名为例。现今普遍接受的译法为“traditionalChinesemedicine”,缩写为“tCm”。这一译法不但在民间广泛使用,被西方读者所接受,也受到了我国官方的认可。如“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官方网站的英文名就为“StateadministrationoftraditionalChinesemedicineof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虽然在学术界对这一译法尚存争议,也有学者提出“Sinomedicine”的译法。然而根据目的原则,翻译的根本是要达到受众理解并且接受的目的,对于像tCm这类早已被大众接受、约定俗成的术语,翻译者可不必单纯纠结在其译法的精确程度上,翻译时可以采取拿来主义直接使用。规范法就是指将这些约定俗成的译法当做规范用法直接使用。采用这一策略可以避免用词混乱。
4.省译法
中西医文化交流篇6
以毕节市第一人民医院双山分院建设项目为模板，诠释现代大型综合医院在近远期工程建设过程中如何做到功能合理发展，环境协调统一。使医院建筑呈现持续生长态势，体现绿色、有机、生态的设计理念。
项目区位与现状
毕节市第一人民医院建设用地位于毕节双山新区双山组团田弯子村，场地现状为山地，四面环路。
项目概况
项目用地占地面积212400平方米，建设门诊、医技、病房、妇幼专科、精神科、传染科、培训服务、后勤行政等功能，总建筑面积232000平方米。
功能布局
主体医疗区（门诊、医技、病房）采取中轴对称、三横一纵的设计思路。前后建筑体块采用大弧线形式，夹方形体块，配合椭圆形主街，中轴对称，舒展大气，即活跃建筑空间，又不影响内部医疗功能设置。门诊楼、医技妇幼楼、病房楼采取前中后排布形式，以纵向的椭圆形主街相互串联，使各医疗功能区形成三横一纵的布局，既相对独立，又联系紧密。
专科医疗区处用地西北角，相对独立，自成一区，满足传染科和精神科特殊性需求。
培训服务区处用地西南角，培训服务综合楼采取椭圆形式和主体医疗区建筑相呼应，在满足规划限高的要求下做医院建筑制高点，为道路交叉口树立一标志性建筑，既提升医院建筑形象，也为城市街景做贡献。值班宿舍楼建筑形体和专科楼类似，建筑体块间形成韵律感，并对培训楼起衬托作用。
各个功能区块根据实际需求可分期实施，并为远期建筑留有足够的发展空间。
交通流线
外部交通：顺应功能布局设置相应出入口，南侧为门诊入口和生活入口，东侧为妇幼专科入口，北侧为住院入口、专科医疗入口和污物出口，各出入口均临近相应的功能区域，通过出入口各功能流线均能便捷到达各个功能区块。机动车在出入口处能就近找到停车场停放，或通过汽车坡道进入地下停车库，达到人车分流的目的，减少机动车流线和步行流线交叉。
内部交通：筑内部功能水平交通通过医疗主街相互联系，门急诊各尽端沿东西向主街有序排列，门诊、医技、住院等功能通过南北向主街相互串联。垂直交通体沿主街两侧均匀排布，且和各个门诊医技住院单元紧密联系，解决竖向交通。水平交通和竖向交通相互转换方便，就医流程高效。
绿化景观
利用场地内山体景观，打造医疗文化休闲公园，将医疗文化和环境绿化有机结合，并通过建筑减法及架空处理，使建筑与环境相互渗透，达到建筑与环境共生、共融。
绿化景观强调统一设计，根据工程进度和资金到位情况，分步实施，。近期着重处理入口广场景观、下沉广场景观等内容，初步形成医院景观形象，远期再对山体景观进行重点处理，完善景观文化内涵，循序渐进的完成医院整体绿化景观体系。
建筑功能
主体医疗区含门诊、体检、医技、妇幼和病房功能。
门诊一层为门诊大厅，药房，急诊功能，二至四层为门诊单元，体检位于门诊楼西侧，占据两个尽端空间；医技楼位于纵向主街西侧，一层为放射科，二层为检验科，三层为功能检查，四层为手术室；妇幼楼位于纵向主街东侧，一层为门诊用房，二层至四层为病区；病房楼一层为住院大厅，二至四层为血透、iCU等医技用房，五层以上为病区。
培训服务楼含全科医生培训、会议中心、专家公寓等内容，为医院功能的有效补充，为创造医院学术氛围制造有利条件。
传染楼和精神科楼一层均为门诊治疗用房，二层以上为病区，内部功能自成系统，独立于其他医疗功能以外，满足专科医疗特殊性需求。
充分考虑城区医疗需求，设置1700张床位，并配套相应的门诊医技内容，医院整体医疗功能配置能很好满足近期需要。将医疗功能做模块化处理，每个医疗单元（如门诊单元，医技单元，病房护理单元）均拥有独立尽端，且沿医疗主街排布，远期若需要功能扩展，可沿主街向东西两侧发展（扩大功能区面积或者增加新的医疗单元），新、老医疗单元采取统一模式，扩展后患者在就医过程中不会产生迷惑感，体现建筑功能有机生长的概念。
中西医文化交流篇7
道家文化与传统医学相结合
9岁那年，当同龄的孩子还在街头玩木头手枪、玻璃球时，万苏建已经开始跟着父母学习针灸了。
时光荏苒，当年手握毫针的小小儿郎如今成了一个中医学的集大成者，其成就不仅仅局限于针灸，他将“天人合一”的理念与传统医学相结合，致力于养生、气功、推拿、针灸等，不仅在国内，在国外也得到了信任与支持，越来越多的国外医生与病人慕名而来。
“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医学的理论精髓。万苏建以“天人合一”思想为基础，结合中医学原理，经过长期实践，总结出一套临床治疗及自我健康的整体疗法。说到将“天人合一”与传统医学相结合时，万苏建娓娓道来，“中国传统思想、传统医学与道家文化渊源很深。”
为了证明传统医学的科学性，万苏建在学习中查阅了许多医学典籍，同时还拜访了许多前辈和老师，如中国正骨名医罗有明、山东崂山匡常修道长、名医李厚芳以及冯玉祥之女、中国著名免疫学专家冯理达等。名师指导之余，万苏建每天早晨5点开始练习气功、背诵道家的经文，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才有了如今的成就。
万苏建告诉记者，“在给小白鼠做实验时就会发现，意念不同，它的反应就不同，所以良性意念很重要，这个意念传达下去达到的目的，叫生物能量。”他说，“把握主要在医生，病人放松就可以，医生要达到忘我状态，在给病人针灸时，医生完全放松，这个意念就很强。”
听上去拗口的理论，却是万苏建多年的修习结晶。基本上，每个月都有国外的养生学者或者医生来到北京传统医学交流中心向万苏建交流学习，他们都很崇拜中国的传统医学，不明白一根看似很普通的银针怎么就会有如此神奇的效果，为什么他们扎针和万苏建扎针的效果不同。通过学习，他们知道了中国的针法里面还有意念。
中西结合疗效好
汽车还未停稳，早已等候在村口的孤儿和乳娘们便迎了上来，拉住医疗队员们的手。
受宋庆龄基金会的委托，由万苏建教授率领的医疗队，自2013年4月以来先后数次奔赴山西大同县周土庄镇散岔村，为寄养在这里的152名孤儿和600多名乡亲们送医送药。
在散岔村寄养的152名孤儿，有三分之一患有脑瘫，必须进行长期治疗。这种疾病是世界公认的顽症之一，治愈率相当低。医疗队每月来这里进行一次治疗，万苏建说，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坚持下去。
除了救助国内的贫困患者，万苏建最主要的工作就是与国外交流。他带着团队在国外学习交流医学，不仅学习了西方先进的医学科研和技术，而且对自己研究的中国传统医学有了新的灵感和体会。
“穴位注射”理念是万苏建在美国芝加哥交流时，当地医生提出的，他们建议，在穴位针灸的同时，把药物注射进去。
针灸是中国几千年继承下来的医术，是通过经络、腧穴的传导作用，应用一定的操作法，来治疗全身疾病。针灸是中医，药物注射是西医，这样的中医结合方法万苏建还是第一次听说。他虚心向他们学习，咨询情况，但心里一直有个疑虑：针灸的针已经很细了，怎么还可以容下药物？
当地医生笑着打消了万苏建的疑虑：“这个不是问题，我们会研发特别的针，比你们的针要细，不仅可以扎进人体表面还可以把药物注射进去，当然，药物的剂量要十分注意。”
万苏建感慨，“国外做得精致而且量也少，每个针只有0.2毫升，同样的药品、同样的剂量，疗效却比我们强好几倍。”
把中国传统医学推广到国外
在万苏建心中，“最美的事是把中国传统医学推广出去，国外的人能够接受，能够信任，并且能够推广。每个国家文化不同，在讲座中接受程度也不一样。”
每年，万苏建都会去国外推广中国的传统医学，瑞典、丹麦、美国、日本、印度尼西亚都留下了他的足迹。
“万事开头难”。万苏建在开始推广时，有时也会受到一些阻碍，西方国家相信的是现代科学，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用理论讲很难讲透，西方人对于中国的传统医学多是半信半疑。中国的传统医学在国外推广不是很强，很多人感觉是上天的创造。
面对在国外推广的难题，万苏建认为必须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在国外交流时，一星期只安排讲两次课，其余大部分时间都用来实践治疗，必须要有疗效。同样的病体，经他治疗后，短短一年时间，病人的体能会达到原先体能的几倍，很多患者都慕名而来。好多病症在现代医学上没办法解释，没法治疗，但是“通过我们的治疗，病人的身体确实好转了许多，他们慢慢接受了中医的治疗方法，这样子，就开始推广开来”。
说到中医推广时，万苏建给记者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有一次，他们团队去美国底特律学习，当时恰逢底特律举办篮球比赛，比赛即将开始时，一位主力突然不能动弹，当地的球迷都非常焦虑，现场气氛十分紧张。当地的医生看后说，这需要时间治疗，可是对于这么重要的比赛，怎能在关键时刻失去主力？焦急之中，他们请教万苏建，万苏建只说了一个字“能”，瞬间之内，一动一拧，“噔”地一下就好了。其实，那位篮球队员只是微关节脱位，看到受伤的主力上场，全场给万苏建报以热烈鼓掌。几天后，许多崇拜中国传统医学的底特律当地医生前来报名，向万苏建学习中医。
中西医文化交流篇8
当你站在双医疗街中间的连廊处，会看到围合成几个开敞式及半开敞式的庭院空间，结合门诊及医技体块的内部庭院设置，双医疗街使整个医疗综合楼形成半集中式的布局，既避免了完全集中式竖向交通负荷过重、采光通风不好的弊端，又避免了分散式流线过长的缺陷，另外，庭院作为开放式公共空间又为患者提供了休憩场所，其内设置通道与室外相通，又为消防疏散提供了便利条件。
这样的设计，可谓匠心独运。
不仅如此，该院设计的亮点还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体化设计理念
浙江省嘉兴市第一医院（嘉兴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总建筑面积约185000m2，设计住院床位1760张，日门诊量4500人次。设计之初，考虑到用地的现状及医院功能要求，确定了如下方案：通过南北向主通道将场地划分为东西两区块，东北侧布置医疗主体建筑，南侧布置生活后勤辅助用房，西侧为传染病区，这样既理顺了医院各种流线和出入口的关系，又满足了使用功能上对防护距离、风向等方面的要求。东南侧地块作为医院二期发展用地，充分考虑了医院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通过一体化的设计理念，将建筑、广场、绿化等元素纳入整体构图，医疗主体建筑群将门诊、医技和住院三大功能体块形成三角形构图，在与城市肌理取得呼应的同时也最大限度地缩短患者流线。同时取场地外现有水道为环境素材，重新修饰水体线，使医院在区域环境中拥有地域性标志。
整体平面呈“w”型
主楼平面设置两个护理单元，以提高医院护理效率，每个护理单元成“L”型布局，病房朝向东南，护士站位于中间，护理路线便捷，整体呈“w”型，在为患者提供良好观景空间的同时，与东南方向的预留发展用地遥相呼应。西侧裙房门诊部采用模块化设计，四个体块由北至南依次展开，在西侧道路界面与主楼共同构成半开放式空间。各医技区块位于门诊及病房的中间位置，就近为患者提供检查服务，充分体现了以服务患者为中心的设计宗旨。
局部与整体相呼应
该院主体建筑分为3个功能区，一区为北面医疗综合大楼，其西侧为5层门急诊体块，其中轴线处形成医疗主街，东侧布置医技体块，西南侧设置行政用房，东南侧设置19层的住院病房。二区为西南侧传染病区，三区为在南侧设置后勤及教学科研用房，3个功能区块通过中心医疗主街形成半集中式建筑群体，建筑物各部分体量均含有相同元素，局部裙房体量与主体体量共同构成和谐呼应的总平面特色，使群体体量有相当的积聚感并体现高效节约的可持续发展原则。
医疗综合大楼正对入口的体量由门诊、急诊和部分医技科室组合，围绕着入口大厅展开。此大厅也是整个医院的主门厅，为一贯通4层的共享大厅，厅中布置了自动扶梯、电梯、楼梯等竖向交通核心，西侧共伸展出4个盲端空间，布置门诊各科室。门诊为端部候诊布置，候诊空间与大厅连通，同时具有安定感。入口大厅东侧连接医技体块。一至四层均通过中心医疗主街与门诊、病房相连。
急诊用房位于医疗综合大楼的西侧，与输液和药房相互之间形成便捷的三角形的联系流线。一层凹入部分形成自然的入口雨棚，体现整体化设计的思路。急诊人流和急救车可以方便地由西面急诊入口进入急诊大厅，与主入口人流车流互不干扰。急诊布置有宽敞的大厅，由通道直达抢救室、手术室和各诊室，且设置了大面积的观察室。整个急诊部分的设计体现现代急救的概念。
病房位于医疗综合大楼的主楼，共19层，设床位1300张，底层布置出入院部，入口处形成浅裙房，同样以整体化的设计手法，将入口雨蓬迎合住院人流，自然形成入口空间。五层及以上为病房，每个楼层设两个病区，每个病区设44张床位，两个病区可分可合，在中部通过电梯厅及休息区相联通。各病区内部以单走廊为主，通风条件良好。朝东南布置病房，医护用房布置在北侧。病房以双人病房和三人病房为主，少量布置单人间。十九层结合造型变化布置病区，病房设置医用电梯8部，客梯4部，防烟楼梯4部，另设污物电梯兼消防梯2部。
医疗综合大楼医技科室的空间布局体现现代医学技术密集的特点，各科室用房各自成区。主要人流从主街处引入。
太平间设于医疗综合大楼地下室东侧，由地下通道经西侧道路直接通往院外，地埋式污水处理站设于院区西北角及西南角。
传染病区设于院区西南侧，由普通传染病综合楼和烈性传染病综合楼组成，与院区相对分隔，间距及流线均按规定设置。其中烈性病区在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来临时可封闭及单独成区。
科研后勤综合楼设置在院区南侧，与主体建筑既相对独立又联系方便。
虚实结合的新感官体验
建筑主体整体立面以简洁明快为主基调，主楼通过不同体块穿插咬合，横向矩形条窗与竖向形体对比，虚实处理以取得良好视觉感受，裙楼在矩形母体元素的基础上，通过局部色带装饰条的设置来区分各诊疗部门的不同功能设置，同时活跃了建筑氛围。门诊主入口前120m宽的医疗文化墙的设置，既可作为医院文化和区域文脉展示的平台，又与裙楼体块形成主入口灰空间，其底层作为自外向内的有机过渡空间，二三层作为医患交流和沟通的休憩平台，从而塑造现代医疗建筑形象。
打造花园式景观体系
该院坐落在风景秀丽的南湖之滨城南新区，占地面积208亩，用地四周临河，这样临水的环境使设计师自然要充分利用周边的水系来组织沿河景观带的设计，以结合中心绿地塑造花园式医院景观体系。设计中，在门诊和医技体块结合处设置了8个围合庭院来提升建筑内部空间的高度，患者从多处都可以感到医院被绿水环绕，绿色的温馨与舒适的就医环境相合，加之室内在各公共空间及过渡空间处均设有导医台等服务设施，使医院的环境设计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理念。
规划双思路交通模式
中西医文化交流篇9
关键词：回鹘医学；中医学；印度医学；西亚医学
中图分类号：G25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106（2016）04-0119-07
一宋元时代回鹘医学之昌明
回鹘是今天新疆维吾尔族和甘肃裕固族的共同祖先，起源于漠北地区（今蒙古高原），为Uighur的古代译名。回鹘的族源，一般可追溯至漠北铁勒。《新唐书・回鹘传》载：“回鹘……元魏时亦号高车部，或曰敕勒，讹为铁勒。”隋唐之际，回鹘逐步壮大，并于公元744年建立漠北回鹘汗国。公元840年，天灾人祸，加上来自叶尼塞河流域黠戛斯（今新疆柯尔克孜族的祖先）的进攻，汗国灭亡，部众西迁至新疆及河西走廊等地，先后建立了高昌回鹘王国、甘州回鹘国和沙州回鹘国等民族政权。
回鹘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善于学习外来文化并兼容多种文明的民族。在他们迁入西域后，当地数百年积累的高度发展的医学文化，很快即为回鹘人所接受、吸纳，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自己的医药学。及至宋元时代，西域回鹘医药学，已发展到很高的水平。
西域地区盛产可做药用的胡桐律。太平兴国六年（981），北宋使臣王延德出使高昌回鹘王国，目睹伊州（今新疆哈密）“生胡桐树，经雨即生胡桐律”[1]。胡桐律又作梧桐泪，为胡杨树干所分泌的胶状物，可作药用。五代、北宋时期，回鹘常以胡桐律入宋朝贡。此外，回鹘入宋朝贡的医药尚有硇砂、大鹏砂、羚羊角、腽肭脐、大琥珀、乳香等[1]。而且贸易数量很大，据载：“熙宁十年（1077）十月二十七日，客省言：‘于阗国进奉使罗阿斯、难撒温等有乳香三万一千余斤，为钱四万四千余贯，乞减价三千贯卖于官库。’从之。”[2]仅乳香一项，一次贸易数量竟达三万一千余斤，可见，当时回鹘与中原地区医药贸易的数量是非常巨大的。乳香的原产地在红海，三国以后传入中国，多用作香料，至唐代后被看作是中药上品。高昌回鹘与宋朝贸易的另一大宗商品为硇砂。据载“北庭山北中出硇砂，山中尝有烟气涌起，无云雾，至夕，光焰若炬火，照见禽兽皆赤。采者著木底�p取之，皮着即焦。下有穴，生青泥，出穴外即变为砂石，土人取之以治皮。”[3]西域硇砂，“纯者色洁白”，特别适合医家所需，故李时珍言“以北庭产者为上”[4]。宋人洪皓记载，回鹘“药有腽肭脐、硇砂，香有乳香、安息[香]”[5]。可谓真实反映了高昌回鹘医药发达的情况。
西域地区不仅盛产医药，而且回鹘医学也很发达。统和十九年（1001）正月，“回鹘进梵僧、名医”于辽[6]。回鹘佛教昌盛，对西夏、辽及后来的蒙古都影响甚大，古回鹘梵僧在北方民族中享有非常高的声誉。值得注意的是，与之同时入辽的还有回鹘名医，说明在11世纪初，回鹘的医术就已经负有盛名了，而且开始在辽朝宫廷进行医疗活动。
除了史书的记载之外，吐鲁番出土今天所知的回鹘文医学残卷数量也有很多，现知者计有120件之多，大多藏于德国柏林勃兰登堡科学院吐鲁番研究中心，另有部分藏于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写本研究所，还有一些原件遗失，仅存照片。这些回鹘语医学文献，有的用回鹘文书写，有的用婆罗迷文书写，也有的用叙利亚文书写。其中以U559（tiD120）保存最为完好，存文字201行，内容大致可归纳为三个方面，即辨证、药物和治疗。辨证方面，医方涉及的不仅有胸闷、气喘、受风、腹泻、便秘、高烧、腹痛等常见病，还有妇科产科病如月经过多、月经迟至、催产、堕胎等。更为可贵的是，其中还记载有狂犬咬伤、腋臭、疯癫、流泪不止等疑难杂症。其中所载病症共计达60多种，还有数种不明病症。文献提到的药物品种多样，共有108种，以动植物为主。治疗方面，开列的药方共有84个，包含内科、外科、妇科、五官科及儿科，还有牙科、神经科、皮肤科等。据学者研究，该文献时代不明，从文献书写规则看，应为高昌回鹘王国时代之遗物。由是观之，9―12世纪间高昌回鹘医学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7]。此外，在柏林收藏的吐鲁番收集品中，还有回鹘文针灸文献残片一页，编号mainaz725，应为针炙经之一种，其中存人体穴位图三幅，存针炙经文字27行，另有用于指代具体穴位的回鹘文说明性文字若干。文献待刊。
及至元代，回鹘更是名医辈出，如管理蒙古药物的答里麻，来自高昌，“大德十一年授御药院达鲁花赤，迁回回药物院”[8]。江浙行省平章政事铁哥术之子义坚亚礼也精通医道，“尝使河南，适汴、郑大疫，义坚亚礼命所在村郭构室庐，备医药，以畜病者，由是军民全活者众”[8]3272。说明义坚亚礼对瘟疫有高明的医术，曾采取有效措施遏制了在河南发生的瘟疫，救军民人等于瘟疫之中。当时回鹘中还涌现出许多优秀的医药科学家，如元代著名军医月举连赤海牙，曾在合州（今四川省合川）钓鱼山“奉命修曲药以疗师疫”，以回鹘医方配制药物，以之治愈当时军中流行的传染病[8]3279。著名的维吾尔族散曲家贯云石，不仅声震文坛，而且精于医道，在隐居钱塘时也以为民行医为事。与之情况相近的还有廉恒，作为博学多才的诗人，廉恒不仅善诗，而且懂得医药知识。他有诗《山居闲咏》云：“岑寂山斋书景长，晨兴诵习略无遑。邻翁谘药�e浮蚁，羽客求书携蔗浆。”其中的“邻翁谘药”，正说明他精通医学，否则，邻翁何以会找他来咨询药物呢？还有元末著名维吾尔族书法家盛熙明，在书法文章之外，同样精通医术。看来，元代畏兀儿学人，精通医术者当不在少数，颇有蔚然成风之势。
这些精通回鹘医术的人士，有的服务于蒙古宫廷，有的进入中原、江浙一带。他们不仅在当地大兴儒学，而且还积极投身当地的医疗事业，如回鹘人鲁铁柱在安丰担任达鲁花赤时，不仅兴办学校，亲劝耕稼，而且还在当地倡导“阴阳医学”。
这些足证宋元时期，尤其是蒙元时代的回鹘医学已经发展到非常高的水平，甚至在中原汉族地区都享有盛誉。
二回鹘医药学与中医之关系
回鹘本为“居无恒所，随水草流移”[9]的游牧民族，在漠北时期，主要从事畜牧业，此外，还兼营农业和狩猎业[10]，文化比较落后，尚谈不上医学问题。公元840年的西迁，为回鹘医学发展带来了契机。
早在汉唐时期，西域地区即已形成比较发达的医学。《黄帝内经・素问・异法方宜论篇第十二》罗列全国各地的自然环境和治病经验，其中有言：“西方者，金玉之域，沙石之处，天地之所收引也。其民陵居而多风，水土刚强，其民不衣而褐荐，其民华食而脂肥，故邪不能伤其形体，其病生于内，其治宜毒药。故毒药者，亦从西方来。”无论从气候、地望、物产和居民的生活习俗来看，这段引文所描述的“西方”，正是我国西北地区，尤其是新疆一带[11]。张骞“凿空”西域之后，产自波斯的胡桃、胡蒜、胡豆（鹰嘴豆）�p石榴�p红花等药用植物开始经由新疆传入内地，而中原地区汉族的医药知识和成就也传到了新疆地区，吐鲁番发现了《针灸经》、《张文仲疗风方》、《神农本草经》、《焉（耆）婆五脏论》和《诸医方髓》等[12-13]，都是由中原地区传来的。唐代政府在新疆东部伊西庭三州和安西都护府设置有医学博士。汉唐时代，新疆地区中医药学的发展，为后来回鹘医学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基础。
关于回鹘医学与中医的关系，尽管文献没有记载，但从今天维吾尔医的辨证施治主要采用望、闻、问、切来看，中医应是维吾尔医形成的基础。在吐鲁番出土的回鹘文文献中，可以确认的汉语来源术语有20条。这些术语不仅包括药名和易用术语，而且还有一些与医学相关的其他术语[14]。
吐鲁番出土的回鹘文文献中，有印度医学著作《瑜伽百论（Yogaataka）》译本残片5件，其中，编号为mainz192（tm319）、mainz204、mainz202的3件用婆罗迷文回鹘语书写[15]，另外两个残片编号为U560（tiiY19-5）和U560（tiiY19-
13），则用回鹘语文书写[16]。在U560（tiiY19-5）之第2―3行有如下话头：“inikbitigburüryüzbirtürlügbitigl[r-d[talanmiulutürlüg
iniburür.”[16]其中的inik来源于梵语cīnaka，意为“汉人的”。如是，这句话可译作：“这是一本汉文（inik）书籍，是从一�一部书中选出的汉文[书籍]”。加上该书的装帧采用的是中国式的卷轴装，是故，可以认为，这一文献应与汉文医典息息相关。另外，吐鲁番出土编号为U238的回鹘文文献残片中提到innuHan一词，其意直译为“神农王”，指的是亲尝百草，以辨别药物性能的神农氏，只是回鹘文本将其解释为“神圣的农夫”和“神圣的农民”了，文意有所误解[17]。无论如何，这些文献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回鹘医学与中医间的密切关系。
三回鹘医学对印度医学的融摄
印度医学与回鹘医学关系密切，尤其是佛教所言地、水、火、风四大元素对回鹘医学影响甚大。佛教认为地、水、火、风是宇宙物理，是形成一切物质现象的种子。“四大”和谐，自然界便会欣欣向荣；“四大”矛盾，便会归于毁灭。物理现象如此，生理现象也是如此。所以佛教把病人生病，称为“四大违和”。同样，回鹘人认为宇宙间的万事万物都是由“四大”即火、气、水、土四种物质的运动、变化生成的，事物之间存在着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关系，从而维持着动态的平衡。这种理论，究其实质，其实就是印度佛教的“四大”学说的变体。笔者已有研究，兹不复赘[18]。这里谨就印度著名医学著作《医理精华（Sidhasāra）》的回鹘文写本略作述论。
《医理精华》形成于7世纪，作者为印度著名医学家拉维笈多（Ravigupta）。该书“把传统材料进行了重新整理，按照不同的主题编为31章”[19]。该书不仅在印度，而且在波斯和阿拉伯世界都享有很高的声誉，后被译为回鹘文本。20世纪初以来，在吐鲁番发现了20多件属于回鹘文《医理精华》的残卷，具体情况可参见下表。上述文献中，第1―13、17―19号由热合马提刊布于《回鹘医学》一文中[20]，另外的第14―16、20号由热合马提刊布于《吐鲁番突厥语文献》一书中[21]。这些文献皆用回鹘文书写，唯第21号文献用婆罗迷文回鹘语书写，由毛埃刊布[22-23]。近期，回鹘文《医理精华》由巴克力・阿卜杜热西提进行了系统研究，译为汉文，可供参考[14]49-117。据研究，回鹘文本译成的时代应在13世纪以前[24]，要早于前文提到的回鹘文《医疗杂病百方》[25]。值得注意的是，回鹘文本在翻译的时候，根据具体情况，对梵文本《医理精华》的内容有所改变，如U9218（tiiY27）有文曰：
kanapgau-mutiünmsryiribolmrsryitibilikinyarmk（）rgk，birkyargalkorksarantagyaggurmk（）rgk，k（）ntüyar（）lzun，yarlmtakenbaotnmlmik（）rgk，aryupyaggurmk（）rk，yiriibaarsarüzotsamk（）rgktürgülük.
如果放血后脓包（gaumuti）还是不破，而是变成了溃疡，一种方法是用锋利的小刀将之刺破。如患者惧于刺破，就放一些油膏使溃疡自破。脓疮破头后，用治疗一般伤口的方法疗之。一种方法是完全洗净之后再用油膏。脓和疮洁净后，要将草药附在伤口之上，使新肉长出。[20]418-419[14]86-87[17]319[26]
这段文字，在《医理精华》梵文本原典中是：
对因尿道病而起疱疹的患者们来说，首先，要采取放血[疗法]，对慢性的疱疹，还要刺穿[它]，并采取治疗伤口的疗法。[25]144-145
两相对照，可以看出，回鹘文本严重脱离了梵文底本。回鹘文本对溃疡病因及疗法的描述显然更有独到之处，说明回鹘文译者对这一疾病的认识有所加深，在翻译时，便将这一认识体现于译本之中了。这一文献，既反映出回鹘医学与印度医学之关系，同时也体现了回鹘医学的贡献。
四回鹘医药学与西亚医学之交流
回鹘古来与波斯关系密切，但回鹘医学和波斯医学之间的关系，史书几无提及，然从敦煌出土汉文文献S.1366《归义军衙内面油破历》看，波斯医学与回鹘之间当存在着某种联系。该文献记载说，太平兴国六年（981），有来自甘州回鹘的使者在沙州巡礼莫高窟，同时又有“甘州来波斯僧月面七斗、油一升。牒蜜骨示月面七斗。廿六日支纳药波斯僧面一石，油三升”[27-28]。这里的波斯僧应是作为甘州回鹘的使者而至敦煌的，并纳药于敦煌归义军官府。庶几可定，在甘州回鹘境内有精通医学的波斯僧侣，而且曾出使敦煌，向归义军政府献药。推而论之，他们所献之药应来自波斯，至少应是采用了波斯的配药方法。
前引洪皓《松漠纪闻》言回鹘药物有乳香、安息香等[5]。熙宁十年（1077）四月，于阗国入宋朝贡，进奉物有乳香、安息香、胡黄连等。乳香盛产于西亚，安西香、胡黄连皆出产于波斯。回鹘以之作为朝贡物，体现了波斯药物在回鹘中的通行与珍贵，也体现了回鹘在中西交通中地位的重要。
近期，学者们从吐鲁番出土的文献识别出一件用叙利亚文书写的新波斯语医学文献，由两页残纸构成，编号分别为m7340（tiitoyoq）和n175（tiiB69+tiiB14[b]），内容系由一系列的药油或药膏的处方组成，用以治疗各种疾病。遗憾的是文献过于残破，难以卒读，其中可辨识出的内容有西瓜油可有效治疗发烧，还能够抵抗疾病。另外的药物还有黄油、糖、肉桂、甘油、姜等，其中的肉桂、甘油、姜等，在古叙利亚的药方中，都是很常用的[29]。这一文献的发现不仅对于认识高昌回鹘医学与波斯叙利亚之关系是极为珍贵的，同时也是回鹘与西亚文化交流难得的历史见证。在此之前，吐鲁番一带发现的用叙利亚文或波斯语文书写的文献是比较多的，但用叙利亚文书写新波斯语文献的例证却很少见，此前所知仅有一件，内容为基督教圣经[30]。这两件叙利亚文新波斯语医学文献，其一出自吐鲁番吐峪沟（toyoq），另一件出自吐鲁番葡萄沟水盘遗址。值得注意的是，水盘遗址发现有大量景教文献，被称作“景教图书馆”[31-33]。以理度之，这些用叙利亚文书写的医学文献，当与景教在高昌的传播息息相关。另外，吐鲁番还出土一件叙利亚语文书写的医学典籍[33]。职是之故，可以认为，叙利亚之医学知识通过叙利亚人的活动而传播于吐鲁番地区，至少在基督教社区内有传播。
阿拉伯伊斯兰医学名著《回回药方》有可能也与回鹘医学存在着某种关联。《回回药方》残存4卷，载药方591首，被称作“伊斯兰的药方”或“穆斯林的药方”[34]。可以说，《回回药方》和吐鲁番出土回鹘文药学文献代表了两种不同的医学体系。但以《回回药方》与回鹘文《医疗杂病百方》所载的部分外治方药进行比较，可以看出二者间存在着明显的一致性或相似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如方药功效的认识一致，均认为用胆汁外滴有开窍止痛之功效；外治方用药习惯一致，均习惯用葡萄醋含漱；外治法主治疾病一致，均用填塞和药熏方药通利下窍，治疗癃闭、月经不通、难产、胎盘不下等下窍不通之类疾患[35]。《回回药方》形成于明初，而那个时代回鹘文在西域尚处于非常流行的阶段，二者发生某些联系，应是很有可能的。若然，则这些存在一致性或相似性的药方，对于认识与理解古代回鹘传统医药的发展脉络及其与阿拉伯医学之关系，颇具学术意义。
五结论
中西医文化交流篇10
西医学依靠分析科学的出现而产生，依靠其发展而提高。中医学则依靠宏观科学的出现而产生，依靠其发展而提高，以分析为主的微观科学在发展了数百年后出现了现代的宏观科学。宏观科学在上世纪中后期，出现了飞速的发展，这就是控制论、系统论、信息论、灰色系统、耗散结构理论、模糊数学、混沌理论、量子力学等。不少学者将其与中医学进行渗透、研究，但成就不大。其原因，不是大方向不对，而是这些理论还不足以将中医学理论破译、诠释，还不足以使中医学理论升华到新的理论水平，出现新的理论平台，出现新的突破。比如，美国1965年模糊数学问世，“”结束以后传入中国，立即与中医学进行了广泛的交叉。中医学中的很多基本概念，都可以用模糊数学进行诠释。中医学的“君、臣、佐、使，取类比象，大数法则”等均是模糊推理。中医学的诊断，是一种模糊诊断。中医学的治疗，是一种模糊综合评判。虽然，模糊数学说明解释了中医学的很多概念，使某些理论上升到了现代科学的高度，有了一个现代科学的解释。但是，十几年来只看到模糊数学在其他方面有了很好的应用，出现了模糊冰箱、模糊洗衣机、模糊电脑，在提升中医学方面却未有长足的进展。这如前所述，主要是宏观科学还未发展到能完全诠释中医学，进而提升中医学的高度。那么，什么是中医学研究的突破口呢?长期以来，我看了很多有关突破口的文章，给我的感觉是，这些文章所述观点很难找到突破口。笔者认为，突破口就是用现代宏观科学研究中医学，实现中医学的现代化!随着微观科学发展而发展的西医学，已将单因素疾病的治疗不断攻克，比如某些传染病(如天花、结核病、疟疾、伤寒、痢疾等)、创伤等，为人类的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对多因素疾病，如肿瘤、心脑血管病、慢性疲劳综合症、衰老等，西医学就收效甚微了。而中医学就有很多行之有效的方法，也就是说，解决这类问题的希望寄托在宏观医学上，随着宏观医学的发展，一些多因素疾病将得到攻克，从而对人类生命的延长，对人类健康进一步做出重大贡献。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个他山之石就是宏观科学。有了这样的共识，中医学发展中困扰我们的现代化与传统化、国际化与民族化、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融合与独特、中医不能西医化等一系列问题即可迎刃而解了。现代化与传统化:用现代宏观科学研究中医学，提升中医学，自然就是现代化，将传统医学上升到了一个现代化平台，自然是传统的继承与发扬，是民族传统的光大，是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老中医不仅毫无疑义，反而笑逐颜开。国际化与民族化:用现代宏观科学语言诠释中医学，才能真正国际化，才能让国际科技界、医学界，听懂中医学的语言，了解中医学的特点，接受中医的治疗，扩大中医学的影响，才能使民族的东西国际化。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中医学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把它看作是一种文化。因为它有鲜明的传统的人文学科特点，是人文学科与自然学科的交融。中医学的形成不仅有漫长的历史过程，而且有一个深厚宽广的文化背景，所以它有极为丰富的内涵。既汲取了我国古代哲学、文学、美学等人文学科的丰富营养，也汲取了大量古代当时发达的地理学、天文学、气象学、数学、物理学、物候学等宏观科学的合理“内核”，与当时医疗实践有机结合，不断渗透，创造出了中医学。所以，实际上它融合了人文和自然科学的多种学科。在现代科学剧烈的分化与结合态势下，如何实现中医学在现代层次上与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的结合，有的学者认为，这并非易事怎样解决?只有把中医学定位是宏观科学，只有用现代不断前进的宏观科学去研究、诠释、提升古老的中医学，这个矛盾才能自然而然地解决。融合与独特:预言学家认为，21世纪科学大发展的大趋势是融合，医学科学当然也不例外。
二、但是融合决非指学科分科的消失。
融合即是综合，中医学将在21世纪随着科学综合发展的大趋势而大发展，同时保持自己的特色。中医不能西医化:中医学是一种宏观科学，研究、发展中医学就应该用宏观科学来研究、来发展，促使其提高。如果用西医学微观科学的方法研究中医学，是可以的，也应大力提倡，但是其成果只能是西医学的成果而非中医学的成果。比如:中医学者用西医药学的方法从青蒿中发现了治疟疾的特效药青蒿素，虽然是中医药学者发现的，但是这也是西医学的成果。正如，上世纪上半叶从麻黄中发现麻黄素，从黄连中发现黄连素一样，这都是西医的成果。虽然发现了黄连素，西医用黄连素治疗肠炎、痢疾，目前疗效已不佳;但是中医仍然用黄连治疗肠炎、痢疾，目前疗效仍然很理想。黄连久用不衰，已长达2000年。但是，发现青蒿素仍然是一个巨大的成果，对疟疾的治疗有巨大的意义。这样的工作还要做下去，争取有更多的发现。用西医学的方法可以而且应该去大力研究中医、研究中药，这是西医学的发展。中医现代化使用宏观科学去研究中医，其结果不是西医化，而是“中医”化，是中医学的提升、拓展、提高，更“现代”。中医学的发展才可以真正出现“继承不泥古，发扬不离宗”。美国的中医专家邱国柱先生在为《中医现代化研究》作序时提出“中医的现代化，将不是中西医的简单相加，更不应该仅仅局限于用西医的方法来‘证明’中医的疗效，或探讨其疗效和机制，或解释其理论原理。中医学有着完整的理论体系，他是比现有医学更高更深的高度综合化的人体生命科学。中医学应该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成果，发挥本身的优势，从而达成中医的现代化”。中医学的方法符合当代科学方法论总的精神:以客观总体为着眼点，强调整体性、相关性与动态性。中医学的方法，符合当代科学发展的趋势。因此，很多有识之士都看清了这点，如钱学森先生就说过‘医学的方向是中医’的话。
三、解决中医发展的问题，关键是人才的培养和创新。
同志1995年提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对于古老的中医学来说也是如此。中医学发展的动力在于不断的创新。要想创新，就要培养创新的人才，就要抓富有创新内涵的教育。中医的教育，应加大现代科学的讲授范围，主要应将现代宏观科学的学科，向中医学院学生渗透。比如，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模糊数学、耗散结构理论、灰色系统、混沌理论、量子力学等及其最新进展。其中尤以现代高等数学、现代物理学的进展为最应“渗透”的内容。本身原为宏观科学的中医学，应该而且可能随着宏观科学的发展而发展。中医学应尽快与当今各种飞速发展的宏观科学交叉、渗透，出现各种新的横断学科、交叉学科。科学发展的沃土是交叉学科、横断学科。控制论的发明人维纳说过，这块沃土是一块处女地，一经耕耘，即可收获。从人才角度看，懂模糊数学的有几人精通中医学，懂中医学的有几人精通模糊数学?中医界缺乏大量的交叉学科、边缘学科人才是影响中医学发展的最大“瓶颈”。很多科学理论的发现、发展出自交叉学科，中医学也不例外。我们可以预言，中医学的现代化，反过来会大力促进现代宏观科学的发展。中医学院人才的培养，应出现中医学与现代宏观科学的双学历学士、双学历硕士、双学历博士，培养交叉学科的学术带头人和横断学科的学术带头人，从而推动中医学的飞速发展。比如，目前就应培养精通中医学又精通混沌理论的学术带头人。从而出现中医学基本理论的新的分支:混沌中医学、模糊中医学、系统中医学、信息中医学、控制中医学等。中医学院的学生不学高等数学是一大缺憾。马克思说过，“一种科学只有在成功的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真正完善的地步。
四、中医学实际上很好的运用了古代数学成果——大数法则。
而一般的高等数学达不到中医学进一步发展的要求，只有用高等数学的最新分支、最新发展与中医学进行交叉，才能发展、提升中医学。中医现代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要按上述的大方向逐步做起，从小到大，积少成多，从量变到质变，最后形成用现代宏观科学指导下产生的崭新的中医学）现代化的中医学。这就如古人言: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集腋成裘，聚沙成塔;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九层之台起于垒土。中医界应力戒目光短浅、急于求成、固步自封、囿于成见、浅尝辄止的不利于发展的陋习。任何事物发展、前进的动力在于内因，外因通过内因来起作用。中医学发展的势头不强劲，问题出在中医自身。中医学前进不快我们不能“怨天尤人”，强调外因，应反躬自省，从自身找原因。我们应该知道我们的特色在哪里，自己的优势在哪里，自己的强项在哪里!自立才能自强，中医能自立而且能自强!这样发展的结果，笔者设想在我国将会有两种医学——西医学与中医学，或微观医学与宏观医学。一种病会有西医学(微观医学)的诊断与治疗方法和中医学(宏观科学)的诊断与治疗方法。患者与医生均会各择其优，或者是二者结合治疗。21世纪宏观医学与微观医学的进一步发展将组成崭新的生命科学。笔者这种观点，将会引起中医界的重视，受到现代科技界的认同，受到广大中医学院学生的赞同，受到广大医学院学生的赞同，受到广大医学院教师和研究生的赞同，也会受到远见卓识的广大老中医的赞同。中医学的深化研究，必然涉及中西医结合医学。中西医结合医学是建立在中医学和西医学基础上的一门医学。新中国成立后，中西医结合研究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未能取得创新性、突破性的发展。
五、中西医学结合学者基本上由两部分组成。
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从中央到地方一批又一批西医中人员陆续培养出来，形成中西医结合的基本力量，其成员大部分为高级西医临床与教学人员，西医理论造诣深，又系统学习中医，中医也精通，数十年来，基本用西医分析的方法即微观科学的方法来研究中医、说明中医、论证中医，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另一部分是上世纪50年代以后，60年代初培养出来的中医学院的学生，包括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这些学生由于要当医生，就必须懂西医，这是客观环境压力所造成的，用现在的说法就是市场、就业的压力，逼着他们也得懂西医，能使用听诊器，能处理急诊(中医院也得有急诊室)，成为一批中学西人员，他们也在搞中西医结合，也搞出了不少成果，其方法也使用西医分析的方法即微观医学的方法去研究、论证、说明中医。中西医结合在理论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如沈自尹院士的《肾的研究》，把肾阳虚是下丘脑-垂体-肾上腺皮质轴功能低下说清楚了。这样的工作还有很多，今后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中西医结合最突出的价值是临床上的应用。中西医结合使很多疾病的治疗上了新台阶，出现了新的疗效水平，对我国人民的生命健康起了积极的作用。很多国外人士，尤其是广大华人归国治病，大都是奔中医和中西医结合而来的。这就是中西医结合的生命力。中医学的定义是什么?笔者给中医学下了一个定义:中医学就是中华宏观医学。中华宏观医学是中华民族用整体的、宏观的理论去解释人体产生的生理与病理现象，通过多层次、多角度、多方位、多靶点、多成分的整体调控的方法治疗人体疾病的一种医学理论体系，中医学是一种中国古代形成的独特的宏观医学，它是当时中国古达的宏观科学与当时医疗实践不断结合的产物，反映了当时的宏观科学水平和医学水平。2000年来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最简单明了的对中医学的注释就是中华宏观医学，简称中医学。他将沿着自己的轨迹前进、发展，这是中医界的历史使命。其方法是用宏观的方法研究中医学，用上世纪中叶开始兴起的宏观科学来研究中医，这种宏观科学在21世纪将有大的发展，同时带动中医学的发展。西医学将沿着自己的轨迹前进、发展，这是西医界的历史使命。其方法是用微观的方法研究西医学，西医学将随着微观科学的发展而继续长足发展。中西医结合医学仍然要发展。中西医结合医学主要将沿着用西医的方法、思路去印证中医的疗效。从中医理论中找到西医解释的突破口，从中药中找到更好的有效成分或单体等。总之，中西医结合就是将宏观医学与微观医学进行沟通。
六、人体的生命科学将由三部分组成:宏观医学(中医学)、微观医学(西医学)、宏观与微观结合医学(中西医结合医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