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科学应用篇1
矿物质对焦炭显微结构作用研究
道路沥青老化机理分析
数字化显微硬度计及功能测试软件开发研究
汽包水位的模糊控制
零转换—pwm有源功率因数校正器的实现
齿轮磨损在振动诊断中的识别初探
专家系统在回转体零件Capp中的应用
基于小波分解与重构算法多维系统辨识
具有分解形式的高维滞环多值电路唯一稳态研究
Ge132合成方法的改进及其产品的鉴定
硫化物沉淀法选择性分离碱性锌溶液中的铅
混和稀土光谱解析方法的研究
铝基高阻化学转化膜形成工艺及应用
网络商务活动的风险防范
通用计算机在液压拉伸机改造中的应用
城域网技术的研究与应用
《上海应用技术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征稿简则
创刊词
一元取代苯邻、间、对位亲电取代反应活性的几种判据
从会展产业到会展专业——由会展业引起的对高等教育发展的若干思考
小功率单片开关电源FSD200的原理与应用
一种新型荧光探针的光谱性能
微波促进下芳香醛与环缩酮的反应的研究
1-(4-苯氧基苯氧基)-2-丙醇的合成及分析
圆孔翻边变形区的应力场和应变场及翻边力的计算
时域支集无限型任意激励的长效齐次扩容精细算法
SCoRm规范在移动教育领域中的应用研究
一种面向服务的统一身份认证协议
上海地区工程建设项目安全绩效与业主作用的调查初步分析
可靠度最优分配演算法的一个注
蒌蒿营养成分的分析测定
Gd(Ⅲ)、tb(Ⅲ)与D-核糖配合物的合成及其Ft-iR光谱研究
基于生态观的黄土高原城市滨水区景观规划原则
苏州河南岸莫干山路地块历史产业建筑群概念性保护规划
浇注式弹簧浮球夹心成型机构的设计原理
SDe/GC-mS法对两种不同葫芦巴浸膏香气成分的分析
企业组织形式的经济分析
上海应用技术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第5卷2005年总目次
一种虾肉香精的制备工艺研究
微生物转化法生产β-苯乙醇的研究进展
新型螺环内酯的合成研究
桥梁预警系统中小波包能量变异极值指数预警指标的可行性研究
屋顶水箱的合理应用
干接缝节段拼装桥墩连续梁桥地震反应分析
无推力斜靠式拱桥设计参数研究
亚胺基二丙酸型螯合树脂的制备与应用研究
环保型发泡剂HFC-365mfc在硬质聚氨酯泡沫塑料中的应用研究
钝化镁球化剂及球化工艺改进的研究
nd3+:GdYCa_4o(Bo_3)_3晶体的生长与脉冲激光特性
薄膜材料刃位错的求解
焙烧温度对氟改性纳米HZSm-5分子筛催化甲醇制丙烯的影响
自然科学应用篇2
[关键词]开放存取 网络资源 社会科学 自然科学
[分类号]C1 G203
1、引 言
作为一种学术信息共享的理念和机制，一种网络环境下加快信息流转、提高信息使用价值的信息组织与管理方式，数字资源开放存取首先在科学研究领域兴起，而后蔓延到信息存取的各个领域。它超越了传统的出版载体，利用互联网整合全人类的科学知识与文化财富，为所有的研究者和网络使用者提供一个开放的信息和知识与存取环境。它在扩大传播范围的同时，降低了传播成本，促进了科学信息的即时传播和广泛交流，提升了科学研究成果的使用价值，为长期保存科学信息和知识提供了平台。开放存取日益成为信息组织与管理的一种新趋势和研究热点。
截至2009年1月31日，DoaJ。收录的开放存取期刊上升至3849种，可开放存取的论文达25328l篇，涉及学科29个，另有自然科学综合与社会科学综合各1个，共计31个。与1年前相比，DoaJ收录的开放存取期刊增长了20.6％，可开放存取的论文增长了46.3％，学科数更是增长了93.8％。数据开放存取势不可挡。但是，根据陈红勤等(2008)对2003－2007年我国开放存取研究文献的计量学分析，占总量5.1％的学科领域oa的应用研究，以及占总量7.1％的oa的其他研究，尚未发现社会科学领域有关oa的专门研究。可见我国社会科学领域开放存取的研究落后于自然科学领域①。本文通过数据调查，对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科研人员开放存取意愿进行比较，以探索两大科学文化领域开放存取的认知差异。
2、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科研人员开放存取意愿比较指标
2.1 数据来源
自然科学领域的数据来自李麟(2005年)、王应宽(2006年)等对中国科技界开放存取意愿的问卷调查。社会科学领域尚无专门的对科研人员开放存取意愿调查的数据，但是，楼培敏等2006年所作的“社会科学网络资源应用评价与意向”问卷调查涉及了相关问题。为叙述明了，本文把这3个调查依次编号为“DCl”“DC2”和“DC3”，如表1所示：
2.2 比较方法
虽然作为比较的数据来自不同的调查，使用不同的问卷，所提的问题并不一一对应，但是就信息组织和管理角度来看，开放存取作为一种基于互联网的开放式的信息和知识获取与存放形式，无疑也是一种资源共享模式。本文采用归纳法将其相关问题归纳为5个指标。
这种把不同问卷的问题转化为相关的比较指标的过程，类似于社会调查统计中把开放式问题在计算机处理中视为对多项选择题的编码，在社会学研究中有成功的先例。不同角度的提问或开放问题与多项选择题的不同在于后者是调查时问卷已经设计了的，前者则是在调查完成后加以归纳。因此，两者虽有方法论含义的差异，但是在统计方法的使用上并无差异。因此，就方法论而言，这样也使DC1、De2和DC3具有可比性。
2.3 指标设定
表1是3个调查样本的基本情况。数据显示，3个调查的调查年份非常接近，但是样本的覆盖面有较大差异。DCl只在中国科学院范围内实施，无疑，中国科学院是我国自然科学领域的主要和重要的研究机构，集中了自然科学多学科的研究者，具有相当的代表性。DC2在全国除台港澳和外的所有省市自治区开展，覆盖的地域广且样本量大。DC3样本分布于13个省市自治区，研究机构占相当比重。表2是样本分布和构成。数据显示，3个样本的职称、学历的比例相近；虽然性别、年龄构成有差异，但基本符合取样单位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科研人员的性别、年龄构成。3个调查具有可比性。
2.3.1 网络资源使用率 “网络资源使用率”是指科学研究中网络资源的使用占使用资料总量的比重。无论是社会科学研究还是自然科学研究，都以各种资料为基础，既包括已有的文献资料，也包括实证数据资料。在已有文献资料中又可以分为已经公开发表的文献和未公开发表的文献(即灰色文献)，就文献载体而言又有网络资源和印刷资源之分。开放存取以互联网为载体，无疑是一种网络资源。科学研究中网络资源的使用是推进开放存取的基本前提，它既是衡量科学和学术研究中既有的资源应用模式的状态，也是衡量潜在的资源应用模式状态的指标。
2.3.2 知识共享认同度 “知识共享认同度”是指文献资料和实证资料经过加工、处理，转化成有观点成系统并有署名归属的知识，对知识共享的赞成或不赞成的认同程度。在以往的社会实践中，知识作为私有财产，要通过各种形式的购买才能存取从而被应用。当然，购买的价格遵循经济学理论的边际效应。随着文明的进步、知识的深化和人类求索视野的扩展，知识在其生成、传播和使用的时间和空间序列中越来越多地凝聚了广泛的智力劳动，知识正逐步演化为人类共有的公有智慧；另一方面，随着科技进步和人类文明进步速度的加快，其对知识的依赖越来越明显，人类对知识共享的渴望越来越强烈，而互联网提供了共享的平台。“知识共享”是一场冲击知识私有的伟大革命，它不仅是指对他人知识成果的索取，也包括把自己的知识产品贡献出来为他人共享。“知识共享认同度”是测量开放存取实现的可能性的指标。
2.3.3 开放存取参与率 “开放存取参与率”是指科研人员参与开放存取的程度，即科研人员在其整个获取科研资料、发表科研成果的过程中运用开放存取所占的比重。对“开放存取参与率”的定向细分可分为科研人员从中获取资料的“开放获取”和科研人员把自己的科研成果存放的“开放存放”；对“开放存取参与率”的定量细分可分为持续参与和偶尔参与。“开放存取参与率”是测量科研人员对开放存取的实际参与及意愿的指标。
2.3.4 开放存取载体使用意向 “开放存取载体使用意向”是指被访者对开放存取的平台和载体，即对实现开放存取的外部条件和物理支撑的认同和期望。开放存取载体不仅仅指迄今普遍认可的开放存取期刊、预印本等，还包括各种创新性的形式。虽然开放存取期刊以及自存档是《布达佩斯开放存取计划》(Boai)提出并被普遍认同的两大开放存取模式，但是《布达佩斯开放存取计划》(Boai)同时又指出：“对前述两个手段认可的同时，我们也鼓励从现有的机制转换为开放存取的其他方法。各地都应有弹性、实验、顺应的方法，才能快速、稳固及长久地迈向开放存取”。“开放存取载体”应该包括所有能够为作者和读者提供存取的
载体模式。当然，在线数据库是“开放存取”理想的物理支撑。“开放存取载体模式”是测量“开放存取载体”的多样性、开放存取的易获得性和获得的便捷性的指标。
2.3.5 开放存取运作模式意愿 “开放存取运作模式意愿”是指被访者对开放存取组织管理体制、组织管理规则、开放存取成本等开放存取运作模式的认同和期望。作为互联网时代的又一个创新运动，开放存取秉承了互联网“自主、自律”的运作规则，由非政府的民间组织或协会发起，此后取得科技界和学术界的广泛认同和支持，并在其发展中不断完善运作机制和规则，延伸出有偿存放无偿获取等多元化成本模式。“开放存取运作模式意愿”是测量被访者对开放存取组织管理体制、组织管理规则、开放存取成本等的偏好与意愿的指标。
3、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科研人员开放存取意愿比较分析
3.1 网络资源使用率
学术研究中使用网上资源已成为主要趋势。DCl和DC2没有对网络资源总的使用状况做调查，DC3的调查中有过半的被访者学术资料来自网络。其中，75％以上、50％－75％、25％－50％、不足25％所使用学术资料中有自网络的被访者分别占16.7％、36.6％、32.8％和14.0％。在网络资源使用中，了解学术动态、扩大学术成果交流范围的比例最高，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领域具有相通性，分别占样本的60％、84％和89％。在开放存放方面，自然科学领域的比例大大高于社会科学领域，DC1和DC2分别为45％、65％，而社会科学仅占19％。不过社会科学领域的被访者对网上资源的获取意愿强烈，开放获取的比例近81％。
3.2 知识共享认同度
3次调查分别设计问卷，虽然提问不同，但都可以归纳为对知识共享的认同。调查显示，无论是自然科学领域还是社会科学领域，被访者对知识共享表示出很高的认同，分别占样本的60％、85％和90％，DC2中68％的被访者还明确赞同建立学科仓储。由于社会科学在某种程度上与意识形态密切相关，某种情况下作者会匿名发表观点，因此DC3进一步询问了在知识共享中的署名问题。调查显示，支持实名注册非实名的比例最高，有49.21％的被访者支持这个模式；有31.86％的被访者表示支持实名注册实名；17.67％的被访者表示支持非实名注册及；另有1.26％的被访者作了其他选择。
3.3 开放存取参与及意愿
DC1不仅调查了已有的开放存取经历，同时也询问了被访者关于开放存取的意愿，但是其对开放存取经历的调查仅限于开放存取期刊；DC2没有询问被访者对开放存取的意愿，但是其开放存取经历不仅包括开放存取期刊，也包括运用网络平台科研成果的所有经历；DC3没有调查被访者的开放存取经历，而是询问了开放存取意愿，并进一步细分为发表和转载。调查显示，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领域，科研人员都有强烈的开放存取意愿，分别占样本的61％、76％和77％／67％。但遗憾的是有开放存取经历的不足9％。
3.4 开放存取栽体使用意向
开放存取作为网络时代的产物，无疑以网络为依托。但是调查显示，无论是自然科学领域还是社会科学领域被访者都更倾向于印刷出版物，分别占DC2和DC3样本的77％和83％。选择电子出版物的比例分别为14％和17％。DC1没有询问被访者在电子出版物和印刷出版物之间更偏好哪个，而是直接询问是否赞同电子出版物。调查显示，赞成电子出版物的比例DCl最高，但也只有25％的被访者赞同电子出版物。在存放载体的选择上，只有5.6％的被访者选择了om，大部分被访者更愿意自存储。在非oaJ的存放形式中，自然科学领域被访者的偏好依次为非oa网络期刊、机构网主页和个人主页。DC1的调查更进一步把自存储细分为预印本和后印本，而后印本自存储的偏好高于预印本；而社会科学领域被访者的偏好依次为学术网、个人主页和机构网。
3.5 开放存取运作意愿
迄今普遍认同的《布达佩斯开放存取计划》(Boai)、《关于开放存取出版的百斯达原则》和首次明确地把人文科学领域纳入开放存取范围的《关于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领域知识开放存取柏林宣言》，都对开放存取的成本、著作权、学术规范以及运作主体做了阐述，即开放存取是由免费存取、享有永久的著作权、严肃学术规范以及政府支持下的学术机构团体为运作主体这些元素构成。
调查显示，在运作成本上，自然科学领域与社会科学领域的科研人员有较大分歧。自然科学领域的被访者尽管也主张免费发表，但是80％的被访者接受付费发表这样一个由来已久的出版模式，而社会科学领域的被访者100％主张免费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相反，在开放获取方面，60％DC1、80％DC2自然科学领域的被访者主张无偿获取，而社会科学领域只有11％的被访者认同无偿获取。
在运作主体方面，自然科学领域主张出版机构作为运作主体的比例最高，为100％DC、168％DC2；而在社会科学领域这个比例最低，只有近11％的被访者这样认为。对于市场化运作，两大领域绝大多数被访者不赞同，只有13％DC1、18％DC2的被访者赞成市场化。绝大部分社会科学领域被访者，即67.2％的被访者主张由专业机构和学术团体来运作开放存取，而这个运作模式在自然科学领域没有得到广泛支持。值得注意的是，建立学科知识库和机构知识库的呼声在两个领域都很强烈，分别有68％DCl和53％DC2的自然科学领域被访者赞成建立学科知识库或机构知识库，62％的社会科学领域被访者赞成建立社会科学综合网络。而DC2的调查显示，85.7％的自然科学领域被访者还希望把科学研究成果纳入公共产品范围以免费存取。
在开放存取中，最令被访者忧心忡忡的是其学术规范。88％的自然科学被访者对著作权保护有着更为强烈的担忧，而对研究成果被剽窃、抄袭的担心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几乎难分伯仲，分别占49％和46％。相比之下，对作品质量的担忧远低于以上两项。但是仍有超过20％的被访者担心自存放作品的质量，且自然科学领域(29％)比社会科学领域(20％)更强烈。
4、结 论
4.1 社会科学领域开放存取实践落后于自然科学领域。但这是两大领域的共同心愿
与人类文明史相比，互联网的历史极其短暂。但是，追寻互联网的发展，科学研究领域却是除国防军事之外率先应用互联网的领域，亦是互联网的始作俑者。科学界，尤其是自然科学领域，作为人类知识的创立者，始终站立在互联网发展的潮头。网络已经成为学术资料获取的主要途径、学术成果传播和交流的重要平台。在学术界，要求开放存取的热情日趋高涨。但是资料分析的结果也表明，有过开放存取经历的被访者不足样本的10％，社会科学领域的被访者甚至没有这样的经历，社会科学开放存取实践更是落后于自然科学领域。这种差异可能来自自然科学领域强硬的无
国界性质，而社会科学始终带有深深的意识形态烙印，它的国际连接纽带远比自然科学脆弱。但是尽管如此，社会科学领域绝大多数被访者也同样高度认同知识共享。知识共享以及建立知识共享平台正在成为科研人员的共同心愿，从而为在科学领域――包括社会科学领域和自然科学领域――推进开放存取奠定了基础。
4.2 开放存取将引发互联网环境下科研成果传播、交流模式的革命性变革
毫无疑问，互联网的应用使人类知识在传播空间的广度和传播时间的速度上发挥得淋漓尽致的同时，也冲击着知识传播习以为常的秩序。传统的知识传播把关者――印刷出版物的审稿制度正在被网络传播的自律原则所替代。这种自律原则无论在《布达佩斯计划》还是在《百斯达原则》、《柏林宣言》中都表述得非常清晰明了。但是，这终究是一场颠覆传统秩序的革命，是对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知识传播传统的巨大挑战。首当其冲的是开放存取中著作权保护、作品质量、引文注释的规范性和存取成本面临的巨大挑战。开放存取的获取者担忧，没有了审稿人，作品和知识的科学性和可靠性还有没有保证?开放存取的存放者担忧，作品被引用和对知识理解的完整性和准确性以及引文注释的规范性还能不能贯彻?知识发现的署名权和著作权还能不能得到保障?这种担忧在自然科学领域比社会科学领域更甚。而在存取成本上，两个不同领域的被访者则存在不同见解。自然科学领域的大部分被访者能够接受付费发表免费获取的模式，而社会科学领域的被访者几乎只认同免费发表出版，却少有被访者认同免费获取。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领域被访者的这些不同见解受制于这两大领域传统的知识传播、成果发表和资料获取的模式。无疑，开放存取的既有模式与社会科学领域的碰撞会比自然科学领域更激烈。
4.3 拟把由财政资助的科学研究成果纳入公共产品范畴以推进开放存取
自然科学应用篇3
关键词：科学；正效应；负效应；天使；魔鬼
在我国，人们对科学的一般看法和态度比较普遍集中地体现在对“科学是天使还是魔鬼”的断言上。断言不同，表明人们对科学为什么会造成正负效应以及造成了怎样的正负效应的理解不同，由此将会进一步导致人们运用不同的方式去发展和应用科学，产生相应的科学认识成果以及对自然和社会的影响结果。鉴此，有必要对各种断言及其相关根据进行分析，以获得更加全面正确的认识。
1、科学既是天使也是魔鬼吗？
现实中有很多人对此给予肯定回答。他们的理由普遍是：科学是一把双刃剑，既可造福于人类，又可危害人类。
表面看来，这种观点比较全面，而且好像也与现实情况相符。但是，如果我们从历史的角度考虑，则存在很大的问题。
在中世纪晚期之前，科学可以说是处于萌芽状态，正负效应都比较小，相对于当时的人类来说，它就既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在中世纪晚期，一种新的不同于亚里士多德的科学在与宗教的斗争中向前发展，这种科学认识的很多方面，如哥白尼的日心说、维萨斯的人体结构、伽利略对天体的观察以及对运动的探讨等，与宗教教旨相违背，科学的有些方面被宗教徒视为洪水猛兽，科学对笃信宗教的人来说，成了魔鬼。[3]
从16世纪到18世纪，近代科学革命得以发生并完成。在这段时间，科学总的来说走在技术的后面，科学的社会应用，特别是在工业生产上的应用还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科学的物质价值以及在创造物质价值的过程中所产生的正负效应都比较小，但是，科学对人们的启蒙作用是非常大的，虽然很少的一些人对科学有所非议，但是，总的来说科学的负效应并不大甚至没有出现，呈现出来的更多的是天使的一面。
自19世纪至今，科学走在技术的前面，得到了广泛的社会应用，科学的正面效应逐渐呈现并扩大，给人类创造了巨大的福利，此时相当多的人已经把科学看作是拯救人类的天使了。另一方面，科学所产生的负效应也在逐渐呈现并扩大开来，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环境问题的出现等使人们意识到，如果不对科学以及科学所产生的负效应加以考察并限制，科学很可能会成为践害人类的魔鬼。当然，从现在的角度考虑，一些科学悲观论者，还有一些持有其他观点的人，如西方某些极端环境主义者、后现代主义者、科学的某些研究者有将科学看作是魔鬼的倾向，但是，科学的巨大负效应可以说还没有出现，更多的人是不把科学看作魔鬼而作为天使的。
从未来的角度看，科学肯定会带来更大的正效应，这一般不会有疑问，至于是否会带来更大的，甚至是巨大的负效应，则存在不同的看法。如果科学的应用不产生巨大的负效应，则科学肯定就是天使了；如果科学在产生巨大正效应的同时，也产生了巨大的负效应，但是，人类能够解决科学带来的负效应，且解决这一负效应的代价较小，则科学对于人类来说呈现的更多的是天使的一面。否则，则科学更多地呈现出魔鬼的一面。由此可见，科学是否是天使还是魔鬼，不单纯与科学应用是否产生了巨大的正负效应有关，还与人类能否解决这样的负效应以及解决这种负效应的代价有关。
一句话，历史的经验、现实的表现以及未来的展望表明，科学既是天使也是魔鬼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2、科学既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吗？
有些人对此持肯定态度。他们的理由是：科学认识本身无所谓善恶，只有真伪、对错之分，不带任何主观感情色彩，只是人们使用的工具。如果运用科学的人是天使的话，那么他就将科学造福于人类，科学就成为天使；如果运用科学的人是魔鬼的话，那么他就将科学造祸于人类，科学就成为魔鬼。如此一来，科学本身就既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它之所以以天使或魔鬼的面目出现，根源在于人类，是人类的异化导致科学应用的异化，真正的天使或魔鬼应该归结为人。
上述观点有一定道理。爱因斯坦就说：“科学是一种强有力的工具。怎样用它，究竟是给人带来幸福还是带来灾难，全取决于人自己，而不取决于工具。刀子在人类生活中是有用的，但它也能用来杀人。”[1]居里夫人说过，科学无罪，罪在于滥用科学。马克思也认为，科技异化的根源并不在科技本身，而在于科技的资本主义应用。考察科学的实际应用，如核能既可以用来造原子弹，也可以用来发电；原子弹既可以用来进行非正义的战争，也可以用来保家卫国……等就比较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
但是，如果深入分析，将会发现这种观点是片面的，在很多时候，人们抱着善的目的去应用科学，也会产生恶的结果。如历史上的许多环境问题在显现之前，人们是不知道有这样的环境问题的。这类环境问题是人们在理性利用科学发展生产的过程中产生的，不是人们滥用科学或者想利用科学破坏环境的结果。这种情况是如何发生的呢？进一步的研究表明，这是有其内在原因的：本体论上，近现代科学是在对自然进行祛魅的基础上进行的，如此使得自然不仅失去了目的，而且也失去直接的趋势、价值、意义和变化，没有内在价值，只有使用价值和工具价值，没有资格获得道德关怀，被看作客体世界，完全按照我们的目的加以利用改造，成了一个任人操纵、处理、统治的对象，作为人类达到目的的手段，这从实践和价值两方面造成了人与自然的对抗；认识论上，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后现代主义等的研究表明，科学不具有绝对的真理性，只具有相对的真理性，也就是说存在不正确的地方，将这种带有不正确认识的科学应用于改造自然时，造成环境破坏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方法论上，近现代科学主要是以机械简单的自然观作为基础的，但是，我们知道，自然是存在复杂性的方面的，如此，当将科学的方法论原则和具体的方法运用到具有上述复杂性的自然界中时，一是将复杂性简约为简单性；二是舍弃了对非规律性现象的探求；三是没有对非决定性现象进行探求；四是没有对自然的经验性方面进行探求；五是将不可分离和还原的研究对象系统人为地加以了分离还原……这从某种程度上是对自然的简单性方面的认识或是对自然的复杂性方面的某种简化，是对自然的不完整的认识。自然只是一个可以由实验方法加以解剖的，由数学加以计算和由技术加以操纵的，没有任何深刻的东西。由观察实验测量和数学方法等所获得的，是对自然外在关系的局部的、简单化了的认识，是对已被破碎了的自然的破碎的认识，获得的是分门别类的知识体系，如物理学、化学等……掌握的是自然界分散的、断裂的、点状的、线性的规律，因此，按照这种分门别类的规律去改造有机整体性的自然时，很可能会与自然界系统的、全面的、立体的规律相违背，造成生态环境的破坏。ddt的认识使用以及造成环境破坏的过程说明了这一点。不仅如此，通过深入的分析可以发现，科学在很多时候是对实验室中的所构建出来的人工世界规律的认识，而不是对外在自然规律的认识，将这样的认识应用于改造外在自然时，很可能会造成环境破坏。这应该是科学应用造成环境问题的最重要的和根本的原因。[2]
这就是说，科学应用之所以造成环境问题，并不单纯是由人类不恰当地利用科学或带着恶的目的应用科学引起的，而与科学自身的欠缺紧密相关。如果人们没有意识到上述科学自身的欠缺，即使抱着善的目的去应用科学，也很可能会产生负效应，使科学成为魔鬼。这启发我们，科学要想成为天使应该有两个条件：一是运用科学的人是天使，他要将科学运用于造福人类；二是科学具有造福人类成为天使的本质特征。否则，即使运用科学的人是天使，也不能保证科学应用能够造福人类成为天使。
相应地，如果人们抱着恶的目的或理念，如种族主义、国家沙文主义、恐怖主义和个人主义等，去进行科学认识和应用，是否就一定带来恶的结果，使科学呈现魔鬼的一面呢？一般来说是这样。不过，应该清楚的是，这种恶的结果也并非只与人类有关而与科学无关。试想，如果没有核物理学的发展，没有质能方程式的建立，人类能够造出原子弹来吗？原子弹能够被某些坏人利用来践害人类吗？是不能够的，是有关核物理学的知识使人类能够打开“原子弹”这个“潘多拉魔箱”。如此，有关核物理学的理论以及质能方程式虽然是一个正确的理论，但不是一个好的、安全的、完备的理论，一定程度上不利于维护人类的安全和生态环境。从这一角度考虑，有些人就把核物理学看作一个像魔鬼一样的东西。这也启发我们，即使某一个科学认识是正确的，也不能完全保证它的应用就不产生负效应，要想使其应用不产生负效应，还必须是完备的，符合安全性标准、伦理道德标准、环境标准以及可持续发展标准等。这样考虑之后，像解释温室效应的理论，应该既是一个正确的理论，也是一个好的、安全的、比较完备的理论，因为该理论能够给社会预警，给人类带来安全感和道德感，很少产生或不产生负效应，促进社会进步和环境保护。
如此考虑之后，我们就应该明白，科学有其自身成为魔鬼或天使的特征。这一点体现在其认识特征上。那种将科学认识与应用、科学事实与科学价值分离开来，从而认为科学既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的观点是错误的。
3、科学是天使不是魔鬼吗？
有许多人对此持肯定态度。最常见的理由有：
（1）科学本身没有过错，科学之所以会造成负效应，是人们滥用科学的结果；
（2）科学是造成负效应的，不过，它带来的正效应远远大于负效应；
（3）随着社会和科技的进步，人们完全能够避免科学魔鬼的一面，所以科学最终还是天使。
根据前面的论述，理由（1）是站不住脚的。
理由（2）着眼于历史，忽视了未来，没有看到未来的科学应用有可能产生巨大的负效应，且这样的负效应解决起来的艰难。
理由（3）只是对科技抱着乐观的看法，没有多少事实和理论根据，不足为凭。
值得注意的是，现在有相当一部分人持有这样一种观点，认为科学与技术是有区别的，科学求知，技术求利；科学是对自然的认识，技术是对自然的改造；科学不能直接物化，不会对人类生存产生直接的不利影响，技术应用才会引起直接的不良后果。一句话，科学不是技术，负效应是技术产生的，不能将技术应用的负面影响后果归结到作为认识体系的科学头上，如此，科学就是天使不是魔鬼。
不可否认，科学是与技术不同的，这种不同表现在多个方面：对象上的，目的上的，取向上的，过程上的，问题上的，方法上的，结果上的，评价上的，价值上的，规范上的。[4]如果我们仔细寻找，还会找出更多的不同点来。不清楚科学与技术之间的这种种区别，将会混淆科学与技术，把本是科学的（技术的）或与科学（技术）相关的当成是技术（科学）或与技术（科学）相关的，从而造成对科学与技术的错误认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科学与技术一点关系也没有，更不意味着技术应用所产生的负效应只由技术造成，与科学一点关系也没有。
16世纪以前，技术常常来源于一些偶然的经验发现。16、17世纪，除航海业外，科学的研究成果几乎没有或很少转化为技术，真正的转化是从18世纪蒸汽机的应用开始的。但是，“直到18世纪末，科学获益于工业的，远多于它当时所能给还工业的，在化学和生物学两方面，至少要再过一百年，然后科学家才能给出任何可以取代或改进传统的方法，而在医学方面甚至还要更久些。”[5]
然而，到了19世纪中叶，情况发生了变化，科学开始走在技术的前面，科学引导技术发展或导致新的技术产生，重大的科学突破引起新的技术革命，成为技术革命和工业革命发生的最重要驱动力，成为技术和生产的源泉基础。这使人们认识到，按照“为了认识而认识”的科学能够应用于改造自然，创造巨大的社会价值。从电磁理论到电力革命，从粒子物理学、质能方程到核能的应用等，都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因此，推动科学向技术的转化，科技向生产力的转化，就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科学又是怎样成为技术和生产的源泉基础的呢？原来，现代技术为着实践的目的，利用科学中所包含的原理去创造产品。现代科学所获得的认识体系以及嵌入其中的过程在理论上为技术创新奠定了基础，预示着新技术领域的产生。链式反应的核能利用、半导体（晶体管）的发明、激光器的研制、基因重组生物技术的产生，都是来自科学理论的引导，而不是来自经验探索或者来自已有技术的延伸。
一般而言，科学向技术、生产转化的过程大致可以分为如下三个阶段：（1）科学原理（自然规律性）+目的性技术原理（含目的的自然规律性）；（2）技术原理+功效性技术发明（技术可能性实现）；（3）技术发明+经济、社会性生产技术（社会经济可行性实现）。[6]从这一角度考虑，技术不仅是人类借以改造与控制自然的包括物质装置、技艺与知识在内的操作系统，是一种人类达到目的的手段或工具体系，而且还是人类把科学所获得的认识能动地整合到自己的目的性预期中，将科学认识原理现实化的系统体系；科学就不单纯是人类认识世界的知识体系，而且还是人类改造世界的知识基础。没有技术，科学的应用不可能实现，技术使得科学认识应用于生产物质产品，使科学物化，使得科学认识从实验室中走向生产车间；没有科学，很多技术创新就失去了创新的可能性空间，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技术在很多时候就不知道要生产什么样的产品，也不知道生产这种产品干什么，甚至有时还不知道应该主要通过什么途径生产这种产品。在科学应用的过程中，并不是科学转化为技术了，而是变革技术以使科学认识所揭示的原理以及可能的现实应用物质化。那种广为流传和被人们接受的“科学应用就是科学转化为技术”的说法是错误的。
正因为如此，现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这么说，科学是技术所以可能的内在根据，技术是科学受到社会重视，从而持续发展的外在条件。就此而言，科学类似于受精卵，技术就是孕育受精卵的子宫，我们的社会则类似于母体环境。没有科学认识，很多技术创新也就不再可能，很多物质新产品的生产和使用也不可能，进一步地，由生产过程和生产出来的新产品的使用过程所带来的正负效应也就不再可能。鉴此，负效应并不单纯由技术产生，它与科学紧密相关。试想，如果没有核物理学的发展，怎么会有原子弹的诞生，又怎么会有人类面临“核冬天”的威胁？如果没有化学的发展，怎么会有化学工业的诞生，又怎么会有化学污染的出现？如果没有纳米科学的发展，怎么会有纳米材料的应用，又怎么会有纳米应用的潜在风险？如果没有生物科学的发展，又怎么会有转基因生物的出现，又怎么会有转基因生物的环境风险和健康风险……一句话，如果没有科学的发展，又怎么会有科学的应用——技术，又怎么会有科学应用所产生的负效应。科学使得这种正负效应成为可能，而技术则使这种可能变为现实，两者缺一不可。那种认为“科学没有过错，负效应是技术产生的”的观点肯定是错误的。好的归科学，坏的归技术，从现代科学与技术的关系来看，对技术是不公平的，对科学也是不负责任的。
这样一来，科学是天使不是魔鬼的观点就站不住脚了。
4、科学是魔鬼不是天使吗？
如果科学是魔鬼不是天使，则应该达到什么条件呢？一是科学所产生的正效应小，负效应大，这时即使所产生的负效应可以解决，则科学仍有可能被看作是魔鬼。不过，从科学发展以及应用的历史和未来看，这种情况并不存在。二是科学产生的正效应大，负效应也大，而且这样的负效应不能解决或者解决起来非常困难，代价很大，此时我们可能更多地把科学看成是魔鬼了。科技悲观论者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
除此之外，20世纪下半叶，在西方学术界出现的一股时髦的反科学思潮，也具有把科学看作是魔鬼的倾向。其具体内涵表现在激进的后现代主义、“强纲领”科学知识社会学、后殖民地科学观、多元文化论、地域性科学、种族科学、极端的环境主义者以及某些女性主义科学观等的有关论述中。综合他们的观点，中心含义是：科学知识是社会建构的，与自然无关，是科学共同体内部成员之间相互谈判和妥协的结果；科学与真理没有关系，所有知识体系在认识论上与现代科学同样有效，非正统的“认知形式”应当给予与科学同样的地位；科学是一个与其他文化形态一样的、没有特殊优先地位的东西；西方科学的出现与西方男性统治、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有着紧密的联系，西方科学发展了西方霸权的工具，并导致了非西方的衰落……
如果科学确实如他们所说的那样，那还真成了魔鬼。试想，如果科学真的像他们所认为的那样，获得的不是对自然的正确认识，那么科学应用将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呢？只能是：科学越发展，对自然的错误认识越多，对自然的改造能力越大，对自然的错误改造的机会越大，从而对自然的破坏作用就越大，人类受到的威胁就越大，人类就越没有前途。如果科学对自然的认识确实这样，对人类来说，真是一个悲剧，科学就是一个魔鬼。
也许正因为如此，否定科学真理性的人们一般会走向科技悲观论、生态悲观论，认为科技是造成环境问题的罪魁祸首，科技的进步非但不能解决些许的环境问题，而且还会带来新的更严重的环境问题。要解决环境问题，唯一的出路就是彻底否定和抛弃科技，科学技术必须停止乃至后退，甚至主张人类应该回到前工业社会中去。
这种态度是不可取的。它会导致相对主义和科学虚无主义，会导致反科学，不利于科技发展、环境保护和社会进步，是应该抛弃的。实际上，我们还真不能完全否认科学的相对真理性。
对于反科学思潮的其他观点，我们应该进行深入的分析、反思和批判，吸取其积极的因素，抛弃其错误的观点。所获得的结论是：“科学之所以变成第二种含义的‘恶魔’，这来源于后现代‘科学文化与社会学研究’对科学本质的歪曲，这不是科学的本来面貌。”[7]如此，由反科学思潮所持有的观点来否定科学，把科学当成魔鬼是没有根据的。
5、简短的结论
通过前面的论述，可以看出，科学认识及其应用之所以会造成正负效应，不仅与人们应用科学达到什么目的有关，而且还与科学认识自身的特征——正确性与错误性、自然性与人工性、全面性与局限性、安全性与危险性等有关。如果科学认识是正确的、完备的，抱着善的目的去应用科学，一般会得到善的结果，抱着恶的目的去应用科学，一般会得到恶的结果；如果科学认识是不正确的、不完备的，即使抱着善的目的去应用科学，也将会达至恶的结果。就此而言，那种认为“科学只是人们使用的工具，其所产生的正负效应取决于人们使用它的目的”的观点是错误的，科学有其自身成为天使和魔鬼的内质。这也启发我们，如果人类不改变自身，优化我们的社会，校正科学发展的方向，谨慎地应用科学，科学最终有可能成为魔鬼。
不仅如此，评价科学是天使还是魔鬼，应该从历时性和共时性两个方面进行。从历史的角度看，科学更多地扮演着天使的角色；从目前看，科学天使的一面表现得比较充分，魔鬼的一面还没有充分表现出来；从未来看，科学既可能是天使也可能是魔鬼，关键是看它所产生的负效应能否解决或在什么程度上解决。那种从科学既产生正效应也产生负效应，就得出科学既是天使也是魔鬼的结论；那种从科学的进步，得出科学是天使，从科学的应用现实，得出科学又是魔鬼的结论；那种认为科学在应用之前是天使，在应用之后会产生负效应是魔鬼等，都是站不住脚的。
不可否认，科学所带来的正效应有可能远远大于其所带来的负效应，科学之所以带来负效应有时甚至很多时候是人们滥用科学的结果，科学是有可能获得真理性的认识的，科学一定程度上能够解决其所带来的负效应，没有技术科学应用的负效应就不可能实现，但是，所有这一切都不能使我们得出“科学是天使不是魔鬼”的结论，科学在未来还是有可能成为魔鬼的。不过，必须清楚，从目前的研究看，科学成为魔鬼不是由于20世纪下半叶西方反科学思潮给科学所下的结论，而是由于科学相对的真理性以及不完备性所导致的科学应用的负效应的日益巨大，以及解决这样的负效应的艰难。
一句话，对于“科学究竟是天使还是魔鬼”这一问题的回答，不应该望文生义，笼而统之地进行，而应该在深入分析的基础上，具体地、有针对性地展开。否则，只会给出不恰当的答案。
当然，从逻辑的角度考虑，把科学归结为“既是天使也是魔鬼”、“既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是天使不是魔鬼”、“是魔鬼不是天使”的人，实际上是用一种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either-orthinking），从二元对立的价值观的角度来评判科学，很多时候获得的是一种排斥了中间层次的极端想法（thinkingwiththeexcludedmiddle），存在不恰当性。如何避免这种欠缺，规避“科学是天使还是魔鬼”的二元对立判断，给出恰当而全面的科学评价，是人类面临的挑战。
参考文献：
[1]爱因斯坦.爱因斯坦文集[c].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56
[2]肖显静.后现代生态科技观：从建设性的角度看[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77-124
[3]这也说明，科学对社会的影响体现在精神和物质两个方面，其中既有科学认识作为一种新的观念影响到社会的方方面面，也有科学认识被用于具体的实践活动，如用于生产物质产品，影响到人类。那种认为科学认识只有对错，而无善恶之分的观点是错误的。即使在不考虑科学认识应用造成什么样的正负效应的情况下，科学认识所蕴涵的意义也会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伦理、宗教价值等产生影响，从而引发人们对科学认识的这种精神价值加以评价，以判断科学是天使还是魔鬼。
[4]具体内容参见:李醒民.在科学与技术之间[n].光明日报.2003年4月29日b4版
[5]robertp.malthauf．thescientistandthe’improver’oftechnology[j]．technologyandculture,1959,vol,1.winter.38-47.
自然科学应用篇4
现实中有很多人对此给予肯定回答。他们的理由普遍是：科学是一把双刃剑，既可造福于人类，又可危害人类。
表面看来，这种观点比较全面，而且好像也与现实情况相符。但是，如果我们从历史的角度考虑，则存在很大的问题。
在中世纪晚期之前，科学可以说是处于萌芽状态，正负效应都比较小，相对于当时的人类来说，它就既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在中世纪晚期，一种新的不同于亚里士多德的科学在与宗教的斗争中向前发展，这种科学认识的很多方面，如哥白尼的日心说、维萨斯的人体结构、伽利略对天体的观察以及对运动的探讨等，与宗教教旨相违背，科学的有些方面被宗教徒视为洪水猛兽，科学对笃信宗教的人来说，成了魔鬼。[3]
从16世纪到18世纪，近代科学革命得以发生并完成。在这段时间，科学总的来说走在技术的后面，科学的社会应用，特别是在工业生产上的应用还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科学的物质价值以及在创造物质价值的过程中所产生的正负效应都比较小，但是，科学对人们的启蒙作用是非常大的，虽然很少的一些人对科学有所非议，但是，总的来说科学的负效应并不大甚至没有出现，呈现出来的更多的是天使的一面。
自19世纪至今，科学走在技术的前面，得到了广泛的社会应用，科学的正面效应逐渐呈现并扩大，给人类创造了巨大的福利，此时相当多的人已经把科学看作是拯救人类的天使了。另一方面，科学所产生的负效应也在逐渐呈现并扩大开来，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环境问题的出现等使人们意识到，如果不对科学以及科学所产生的负效应加以考察并限制，科学很可能会成为践害人类的魔鬼。当然，从现在的角度考虑，一些科学悲观论者，还有一些持有其他观点的人，如西方某些极端环境主义者、后现代主义者、科学的某些研究者有将科学看作是魔鬼的倾向，但是，科学的巨大负效应可以说还没有出现，更多的人是不把科学看作魔鬼而作为天使的。
从未来的角度看，科学肯定会带来更大的正效应，这一般不会有疑问，至于是否会带来更大的，甚至是巨大的负效应，则存在不同的看法。如果科学的应用不产生巨大的负效应，则科学肯定就是天使了；如果科学在产生巨大正效应的同时，也产生了巨大的负效应，但是，人类能够解决科学带来的负效应，且解决这一负效应的代价较小，则科学对于人类来说呈现的更多的是天使的一面。否则，则科学更多地呈现出魔鬼的一面。由此可见，科学是否是天使还是魔鬼，不单纯与科学应用是否产生了巨大的正负效应有关，还与人类能否解决这样的负效应以及解决这种负效应的代价有关。
一句话，历史的经验、现实的表现以及未来的展望表明，科学既是天使也是魔鬼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2、科学既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吗？
有些人对此持肯定态度。他们的理由是：科学认识本身无所谓善恶，只有真伪、对错之分，不带任何主观感彩，只是人们使用的工具。如果运用科学的人是天使的话，那么他就将科学造福于人类，科学就成为天使；如果运用科学的人是魔鬼的话，那么他就将科学造祸于人类，科学就成为魔鬼。如此一来，科学本身就既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它之所以以天使或魔鬼的面目出现，根源在于人类，是人类的异化导致科学应用的异化，真正的天使或魔鬼应该归结为人。
上述观点有一定道理。爱因斯坦就说：“科学是一种强有力的工具。怎样用它，究竟是给人带来幸福还是带来灾难，全取决于人自己，而不取决于工具。刀子在人类生活中是有用的，但它也能用来杀人。”[1]居里夫人说过，科学无罪，罪在于滥用科学。马克思也认为，科技异化的根源并不在科技本身，而在于科技的资本主义应用。考察科学的实际应用，如核能既可以用来造原子弹，也可以用来发电；原子弹既可以用来进行非正义的战争，也可以用来保家卫国……等就比较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
但是，如果深入分析，将会发现这种观点是片面的，在很多时候，人们抱着善的目的去应用科学，也会产生恶的结果。如历史上的许多环境问题在显现之前，人们是不知道有这样的环境问题的。这类环境问题是人们在理性利用科学发展生产的过程中产生的，不是人们滥用科学或者想利用科学破坏环境的结果。这种情况是如何发生的呢？进一步的研究表明，这是有其内在原因的：本体论上，近现代科学是在对自然进行祛魅的基础上进行的，如此使得自然不仅失去了目的，而且也失去直接的趋势、价值、意义和变化，没有内在价值，只有使用价值和工具价值，没有资格获得道德关怀，被看作客体世界，完全按照我们的目的加以利用改造，成了一个任人操纵、处理、统治的对象，作为人类达到目的的手段，这从实践和价值两方面造成了人与自然的对抗；认识论上，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后现代主义等的研究表明，科学不具有绝对的真理性，只具有相对的真理性，也就是说存在不正确的地方，将这种带有不正确认识的科学应用于改造自然时，造成环境破坏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方法论上，近现代科学主要是以机械简单的自然观作为基础的，但是，我们知道，自然是存在复杂性的方面的，如此，当将科学的方法论原则和具体的方法运用到具有上述复杂性的自然界中时，一是将复杂性简约为简单性；二是舍弃了对非规律性现象的探求；三是没有对非决定性现象进行探求；四是没有对自然的经验性方面进行探求；五是将不可分离和还原的研究对象系统人为地加以了分离还原……这从某种程度上是对自然的简单性方面的认识或是对自然的复杂性方面的某种简化，是对自然的不完整的认识。自然只是一个可以由实验方法加以解剖的，由数学加以计算和由技术加以操纵的，没有任何深刻的东西。由观察实验测量和数学方法等所获得的，是对自然外在关系的局部的、简单化了的认识，是对已被破碎了的自然的破碎的认识，获得的是分门别类的知识体系，如物理学、化学等……掌握的是自然界分散的、断裂的、点状的、线性的规律，因此，按照这种分门别类的规律去改造有机整体性的自然时，很可能会与自然界系统的、全面的、立体的规律相违背，造成生态环境的破坏。DDt的认识使用以及造成环境破坏的过程说明了这一点。不仅如此，通过深入的分析可以发现，科学在很多时候是对实验室中的所构建出来的人工世界规律的认识，而不是对外在自然规律的认识，将这样的认识应用于改造外在自然时，很可能会造成环境破坏。这应该是科学应用造成环境问题的最重要的和根本的原因。[2]
这就是说，科学应用之所以造成环境问题，并不单纯是由人类不恰当地利用科学或带着恶的目的应用科学引起的，而与科学自身的欠缺紧密相关。如果人们没有意识到上述科学自身的欠缺，即使抱着善的目的去应用科学，也很可能会产生负效应，使科学成为魔鬼。这启发我们，科学要想成为天使应该有两个条件：一是运用科学的人是天使，他要将科学运用于造福人类；二是科学具有造福人类成为天使的本质特征。否则，即使运用科学的人是天使，也不能保证科学应用能够造福人类成为天使。
相应地，如果人们抱着恶的目的或理念，如种族主义、国家沙文主义、恐怖主义和个人主义等，去进行科学认识和应用，是否就一定带来恶的结果，使科学呈现魔鬼的一面呢？一般来说是这样。不过，应该清楚的是，这种恶的结果也并非只与人类有关而与科学无关。试想，如果没有核物理学的发展，没有质能方程式的建立，人类能够造出原子弹来吗？原子弹能够被某些坏人利用来践害人类吗？是不能够的，是有关核物理学的知识使人类能够打开“原子弹”这个“潘多拉魔箱”。如此，有关核物理学的理论以及质能方程式虽然是一个正确的理论，但不是一个好的、安全的、完备的理论，一定程度上不利于维护人类的安全和生态环境。从这一角度考虑，有些人就把核物理学看作一个像魔鬼一样的东西。这也启发我们，即使某一个科学认识是正确的，也不能完全保证它的应用就不产生负效应，要想使其应用不产生负效应，还必须是完备的，符合安全性标准、伦理道德标准、环境标准以及可持续发展标准等。这样考虑之后，像解释温室效应的理论，应该既是一个正确的理论，也是一个好的、安全的、比较完备的理论，因为该理论能够给社会预警，给人类带来安全感和道德感，很少产生或不产生负效应，促进社会进步和环境保护。
如此考虑之后，我们就应该明白，科学有其自身成为魔鬼或天使的特征。这一点体现在其认识特征上。那种将科学认识与应用、科学事实与科学价值分离开来，从而认为科学既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的观点是错误的。
3、科学是天使不是魔鬼吗？
有许多人对此持肯定态度。最常见的理由有：
（1）科学本身没有过错，科学之所以会造成负效应，是人们滥用科学的结果；
（2）科学是造成负效应的，不过，它带来的正效应远远大于负效应；
（3）随着社会和科技的进步，人们完全能够避免科学魔鬼的一面，所以科学最终还是天使。
根据前面的论述，理由（1）是站不住脚的。
理由（2）着眼于历史，忽视了未来，没有看到未来的科学应用有可能产生巨大的负效应，且这样的负效应解决起来的艰难。
理由（3）只是对科技抱着乐观的看法，没有多少事实和理论根据，不足为凭。
值得注意的是，现在有相当一部分人持有这样一种观点，认为科学与技术是有区别的，科学求知，技术求利；科学是对自然的认识，技术是对自然的改造；科学不能直接物化，不会对人类生存产生直接的不利影响，技术应用才会引起直接的不良后果。一句话，科学不是技术，负效应是技术产生的，不能将技术应用的负面影响后果归结到作为认识体系的科学头上，如此，科学就是天使不是魔鬼。
不可否认，科学是与技术不同的，这种不同表现在多个方面：对象上的，目的上的，取向上的，过程上的，问题上的，方法上的，结果上的，评价上的，价值上的，规范上的。[4]如果我们仔细寻找，还会找出更多的不同点来。不清楚科学与技术之间的这种种区别，将会混淆科学与技术，把本是科学的（技术的）或与科学（技术）相关的当成是技术（科学）或与技术（科学）相关的，从而造成对科学与技术的错误认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科学与技术一点关系也没有，更不意味着技术应用所产生的负效应只由技术造成，与科学一点关系也没有。
16世纪以前，技术常常来源于一些偶然的经验发现。16、17世纪，除航海业外，科学的研究成果几乎没有或很少转化为技术，真正的转化是从18世纪蒸汽机的应用开始的。但是，“直到18世纪末，科学获益于工业的，远多于它当时所能给还工业的，在化学和生物学两方面，至少要再过一百年，然后科学家才能给出任何可以取代或改进传统的方法，而在医学方面甚至还要更久些。”[5]
然而，到了19世纪中叶，情况发生了变化，科学开始走在技术的前面，科学引导技术发展或导致新的技术产生，重大的科学突破引起新的技术革命，成为技术革命和工业革命发生的最重要驱动力，成为技术和生产的源泉基础。这使人们认识到，按照“为了认识而认识”的科学能够应用于改造自然，创造巨大的社会价值。从电磁理论到电力革命，从粒子物理学、质能方程到核能的应用等，都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因此，推动科学向技术的转化，科技向生产力的转化，就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科学又是怎样成为技术和生产的源泉基础的呢？原来，现代技术为着实践的目的，利用科学中所包含的原理去创造产品。现代科学所获得的认识体系以及嵌入其中的过程在理论上为技术创新奠定了基础，预示着新技术领域的产生。链式反应的核能利用、半导体（晶体管）的发明、激光器的研制、基因重组生物技术的产生，都是来自科学理论的引导，而不是来自经验探索或者来自已有技术的延伸。
一般而言，科学向技术、生产转化的过程大致可以分为如下三个阶段：（1）科学原理（自然规律性）+目的性技术原理（含目的的自然规律性）；（2）技术原理+功效性技术发明（技术可能性实现）；（3）技术发明+经济、社会性生产技术（社会经济可行性实现）。[6]从这一角度考虑，技术不仅是人类借以改造与控制自然的包括物质装置、技艺与知识在内的操作系统，是一种人类达到目的的手段或工具体系，而且还是人类把科学所获得的认识能动地整合到自己的目的性预期中，将科学认识原理现实化的系统体系；科学就不单纯是人类认识世界的知识体系，而且还是人类改造世界的知识基础。没有技术，科学的应用不可能实现，技术使得科学认识应用于生产物质产品，使科学物化，使得科学认识从实验室中走向生产车间；没有科学，很多技术创新就失去了创新的可能性空间，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技术在很多时候就不知道要生产什么样的产品，也不知道生产这种产品干什么，甚至有时还不知道应该主要通过什么途径生产这种产品。在科学应用的过程中，并不是科学转化为技术了，而是变革技术以使科学认识所揭示的原理以及可能的现实应用物质化。那种广为流传和被人们接受的“科学应用就是科学转化为技术”的说法是错误的。
正因为如此，现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这么说，科学是技术所以可能的内在根据，技术是科学受到社会重视，从而持续发展的外在条件。就此而言，科学类似于受精卵，技术就是孕育受精卵的子宫，我们的社会则类似于母体环境。没有科学认识，很多技术创新也就不再可能，很多物质新产品的生产和使用也不可能，进一步地，由生产过程和生产出来的新产品的使用过程所带来的正负效应也就不再可能。鉴此，负效应并不单纯由技术产生，它与科学紧密相关。试想，如果没有核物理学的发展，怎么会有原子弹的诞生，又怎么会有人类面临“核冬天”的威胁？如果没有化学的发展，怎么会有化学工业的诞生，又怎么会有化学污染的出现？如果没有纳米科学的发展，怎么会有纳米材料的应用，又怎么会有纳米应用的潜在风险？如果没有生物科学的发展，又怎么会有转基因生物的出现，又怎么会有转基因生物的环境风险和健康风险……一句话，如果没有科学的发展，又怎么会有科学的应用——技术，又怎么会有科学应用所产生的负效应。科学使得这种正负效应成为可能，而技术则使这种可能变为现实，两者缺一不可。那种认为“科学没有过错，负效应是技术产生的”的观点肯定是错误的。好的归科学，坏的归技术，从现代科学与技术的关系来看，对技术是不公平的，对科学也是不负责任的。
这样一来，科学是天使不是魔鬼的观点就站不住脚了。
4、科学是魔鬼不是天使吗？
如果科学是魔鬼不是天使，则应该达到什么条件呢？一是科学所产生的正效应小，负效应大，这时即使所产生的负效应可以解决，则科学仍有可能被看作是魔鬼。不过，从科学发展以及应用的历史和未来看，这种情况并不存在。二是科学产生的正效应大，负效应也大，而且这样的负效应不能解决或者解决起来非常困难，代价很大，此时我们可能更多地把科学看成是魔鬼了。科技悲观论者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
除此之外，20世纪下半叶，在西方学术界出现的一股时髦的反科学思潮，也具有把科学看作是魔鬼的倾向。其具体内涵表现在激进的后现代主义、“强纲领”科学知识社会学、后殖民地科学观、多元文化论、地域性科学、种族科学、极端的环境主义者以及某些女性主义科学观等的有关论述中。综合他们的观点，中心含义是：科学知识是社会建构的，与自然无关，是科学共同体内部成员之间相互谈判和妥协的结果；科学与真理没有关系，所有知识体系在认识论上与现代科学同样有效，非正统的“认知形式”应当给予与科学同样的地位；科学是一个与其他文化形态一样的、没有特殊优先地位的东西；西方科学的出现与西方男性统治、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有着紧密的联系，西方科学发展了西方霸权的工具，并导致了非西方的衰落……
如果科学确实如他们所说的那样，那还真成了魔鬼。试想，如果科学真的像他们所认为的那样，获得的不是对自然的正确认识，那么科学应用将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呢？只能是：科学越发展，对自然的错误认识越多，对自然的改造能力越大，对自然的错误改造的机会越大，从而对自然的破坏作用就越大，人类受到的威胁就越大，人类就越没有前途。如果科学对自然的认识确实这样，对人类来说，真是一个悲剧，科学就是一个魔鬼。
也许正因为如此，否定科学真理性的人们一般会走向科技悲观论、生态悲观论，认为科技是造成环境问题的罪魁祸首，科技的进步非但不能解决些许的环境问题，而且还会带来新的更严重的环境问题。要解决环境问题，唯一的出路就是彻底否定和抛弃科技，科学技术必须停止乃至后退，甚至主张人类应该回到前工业社会中去。
这种态度是不可取的。它会导致相对主义和科学虚无主义，会导致反科学，不利于科技发展、环境保护和社会进步，是应该抛弃的。实际上，我们还真不能完全否认科学的相对真理性。
对于反科学思潮的其他观点，我们应该进行深入的分析、反思和批判，吸取其积极的因素，抛弃其错误的观点。所获得的结论是：“科学之所以变成第二种含义的‘恶魔’，这来源于后现代‘科学文化与社会学研究’对科学本质的歪曲，这不是科学的本来面貌。”[7]如此，由反科学思潮所持有的观点来否定科学，把科学当成魔鬼是没有根据的。
5、简短的结论
通过前面的论述，可以看出，科学认识及其应用之所以会造成正负效应，不仅与人们应用科学达到什么目的有关，而且还与科学认识自身的特征——正确性与错误性、自然性与人工性、全面性与局限性、安全性与危险性等有关。如果科学认识是正确的、完备的，抱着善的目的去应用科学，一般会得到善的结果，抱着恶的目的去应用科学，一般会得到恶的结果；如果科学认识是不正确的、不完备的，即使抱着善的目的去应用科学，也将会达至恶的结果。就此而言，那种认为“科学只是人们使用的工具，其所产生的正负效应取决于人们使用它的目的”的观点是错误的，科学有其自身成为天使和魔鬼的内质。这也启发我们，如果人类不改变自身，优化我们的社会，校正科学发展的方向，谨慎地应用科学，科学最终有可能成为魔鬼。
不仅如此，评价科学是天使还是魔鬼，应该从历时性和共时性两个方面进行。从历史的角度看，科学更多地扮演着天使的角色；从目前看，科学天使的一面表现得比较充分，魔鬼的一面还没有充分表现出来；从未来看，科学既可能是天使也可能是魔鬼，关键是看它所产生的负效应能否解决或在什么程度上解决。那种从科学既产生正效应也产生负效应，就得出科学既是天使也是魔鬼的结论；那种从科学的进步，得出科学是天使，从科学的应用现实，得出科学又是魔鬼的结论；那种认为科学在应用之前是天使，在应用之后会产生负效应是魔鬼等，都是站不住脚的。
不可否认，科学所带来的正效应有可能远远大于其所带来的负效应，科学之所以带来负效应有时甚至很多时候是人们滥用科学的结果，科学是有可能获得真理性的认识的，科学一定程度上能够解决其所带来的负效应，没有技术科学应用的负效应就不可能实现，但是，所有这一切都不能使我们得出“科学是天使不是魔鬼”的结论，科学在未来还是有可能成为魔鬼的。不过，必须清楚，从目前的研究看，科学成为魔鬼不是由于20世纪下半叶西方反科学思潮给科学所下的结论，而是由于科学相对的真理性以及不完备性所导致的科学应用的负效应的日益巨大，以及解决这样的负效应的艰难。
一句话，对于“科学究竟是天使还是魔鬼”这一问题的回答，不应该望文生义，笼而统之地进行，而应该在深入分析的基础上，具体地、有针对性地展开。否则，只会给出不恰当的答案。
当然，从逻辑的角度考虑，把科学归结为“既是天使也是魔鬼”、“既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是天使不是魔鬼”、“是魔鬼不是天使”的人，实际上是用一种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either-orthinking），从二元对立的价值观的角度来评判科学，很多时候获得的是一种排斥了中间层次的极端想法（thinkingwiththeexcludedmiddle），存在不恰当性。如何避免这种欠缺，规避“科学是天使还是魔鬼”的二元对立判断，给出恰当而全面的科学评价，是人类面临的挑战。
参考文献：
[1]爱因斯坦.爱因斯坦文集[C].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56
[2]肖显静.后现代生态科技观：从建设性的角度看[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77-124
[3]这也说明，科学对社会的影响体现在精神和物质两个方面，其中既有科学认识作为一种新的观念影响到社会的方方面面，也有科学认识被用于具体的实践活动，如用于生产物质产品，影响到人类。那种认为科学认识只有对错，而无善恶之分的观点是错误的。即使在不考虑科学认识应用造成什么样的正负效应的情况下，科学认识所蕴涵的意义也会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伦理、宗教价值等产生影响，从而引发人们对科学认识的这种精神价值加以评价，以判断科学是天使还是魔鬼。
[4]具体内容参见:李醒民.在科学与技术之间[n].光明日报.2003年4月29日B4版
[5]Robertp.malthauf．theScientistandthe’improver’oftechnology[J]．technologyandCulture,1959,Vol,1.winter.38-47.
[6]陈昌曙主编.自然辩证法概论新编[m].沈阳：东北大学出版社，2001.204
[7]邢冬梅.科学是如何变成‘恶魔’的？[J]自然辩证法通讯，2005,1.21
自然科学应用篇5
关键词：HpS教学模式；高中生物；课堂实践
HpS教学模式是一种新兴的教育理念，将HpS教学模式应用到高中生物教学中，与课程改革提出的培养学生科学素养的要求是契合的，可以帮助学生从多维度理解生物知识，并促使学生对生物学科本质产生认识和了解。基于此，在今后的高中生物教学中，教师不断地强化对HpS教育模式的研究运用十分必要。
一、历史探究—哲学模式
在高中生物教学中，“历史探究—哲学”pHS教学模式的应用，不仅可以帮助学生了解基础概念，还可以发展学生的生物科学思维，促使学生的科学态度和科学素养得到有效的培养。下面笔者将对此种pHS教学模式的应用做出详细介绍。第一，演示现象并提出问题。在应用“历史探究—哲学”HpS教学模式时，教师应在课堂开始之初，结合课程教学内容，为学生演示某一自然现象或讲述与该课题有关的科学故事，这些演示现象都是科学家已经做过的研究，以此作为课堂导入，并借此提出探究问题。这样可以在课程开始之初，就吸引学生的注意力，促使学生更加积极主动地投入到课程探究当中。以《植物生长素的发现》这节课程为例，植物的向光性是本节课程的重要知识内容，而在“历史探究—哲学”的教学模式中，教师可以在课程开始之初，向学生展示一张向阳生长的植物的图片，并向学生提问：“该植物的生长方向有哪些特点？为什么会呈现这样的特点？”“人类与动物都需要摄取营养物质维持生命，那绿色植物又是通过摄取什么物质来维持生命的？”在演示现象、提出问题的过程中，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激发学生学习课程的好奇心，为接下来的课程学习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第二，引出观念。在应用“历史探究—哲学”pHS教学模式中，教学的第二个环节就是引出观念。所引出的观念几乎都是科学家过往提出的观点，但有些观点会随着社会的前进发展而发生改变，在pHS教学模式中教师应引导学生辩证地看待这些观念。如教师可以通过思维导图、问题提问等方式，为学生创造自由表达的环境，鼓励学生畅所欲言，提出自身不同的观点，从而在教师与学生相互讨论的过程当中引出科学观念。这可以更好地帮助学生了解生物科学知识的发展规律，并且可以在相互讨论的过程中培养学生辨别判断的能力，可促使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得到有效的培养。第三，总结与评价。这是“历史探究—哲学”pHS教学模式中的最后一个环节。教师要立足于本节课程知识，帮助学生总结课程中所学习到的科学家的研究过程与方法，同时将理论知识与科学故事相结合，让学生自主经历体验整个探究过程，帮助学生在理解课程知识的同时，体会生物科学家的经验与智慧，使学生能够将这些科学观点在生活当中创新运用。
二、自然观察—哲学模式
传统的HpS教学理念认为，无论是科学史、科学哲学还是科学社会学，其共同研究的对象都是科学，而不是自然。这一观念遭受到了学术界的质疑。2006年剑桥大学的哈索克·张教授就拓宽了对HpS的研究，将HpS的研究对象从科学转向自然，而这就衍生出了“自然观察—哲学模式”，并成为对传统HpS教学模式的一种补充。在“自然观察—哲学模式”中，教学主要是由五个环节组成，即问题重现→产生疑问→还原现象→得出结论→总结评价，具体如图2所示：第一，问题重现。在应用“自然观察—哲学模式”的HpS教学模式中，教师可以在课程开始之初，借助多媒体或者通过角色表演的方式，向学生展现真实的科学故事或自然现象，以此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促使学生的生物科学素养得到培养。如在教学《光合作用》这节课程时，教师就可以组织学生表演一颗种子破土而生，长成参天大树的过程，以此引起学生对这一自然现象的探究兴趣。第二，产生疑问。在生物学史的发展过程中，很多知识与规律都经过科学家无数次的思考和实验，并排除多种设想可能，建立出科学模型，最终得到大众的普遍认可。在整个生物科学发展史中，这些不断的徘徊、探索与疑惑，就是科学研究的主题，并且是科学真理产生的关键。在阅读科学记录内容时，学生总是会产生一些疑惑，如“为什么科学家会定义这个概念”“他是如何进行研究的”。在传统教育模式中，教师总是会将教科书中的科学生物知识原理作为铁律，让学生无条件地接受。而HpS教学模式则鼓励学生将自身的疑问大胆地提出，以此让学生的批判思维与科学家的思维进行碰撞，这样可以更好地激发学生对科学真理的探索，并且可以让学生在探索过程中，检验科学真理，增强生物知识学习的信心。第三，还原现象。在“自然观察—哲学模式”的HpS教学模式中，所有的科学问题都可以还原为最初的自然现象，要从最初的自然现象产生疑问，并思考问题的本质。如在《光合作用》这节课程中，学生从自然现象出发，就会自然地产生“植物生长需要的能量和物质来自什么地方”这样的思考，教师就可以借助学生对自然现象的思考，锻炼学生的自然观察能力和抽象判断能力。第四，得出结论。结论是在教学内容归纳概况基础上的提高与深化，在“自然观察—哲学模式”的HpS教学模式中，教师可以让学生以小组为单位，共同对研究问题进行推论分析，并从不同的角度表达自身的观点，以此让学生体验生物知识的科学价值，形成知识点。第五，总结与评价。在“自然观察—哲学模式”的HpS教学模式中，最后一个环节就是总结与评价。教师要立足于课程教学知识，带领学生从科学故事和自然现象当中去对知识进行总结，帮助学生从宏观的层面去审视现有的思维过程和操作步骤，通过评价科学家的科研精神和协作精神，更好地帮助学生加深对生物科学研究的认识，并在总结经验教训的过程中，促使学生对生物知识形成更加深刻的认识。
三、结语
生物是学生在高中阶段的一门重要学科，HpS教学模式在高中生物教学中的应用，为非人文化的生物理性学科提供了人文因素，可以更好地拓宽学生的知识视野，培养学生的科学方法和科学思维方式，让学生接受科学精神教育，实现人文与理性的共同发展。本文介绍了两种常见的HpS教学模式，希望能够启迪教师对于该模式的应用和认识。
参考文献
［1］何城蝶.HpS教学模式在高中生物学教学中培养学生科学思维的实践研究［D］.广西：广西师范大学，2019.
自然科学应用篇6
(一)刑法自然科学思维扬弃着唯科学主义
根据刑法自然科学思维的主张:一方面,在涉及科技含量的刑事司法过程中,应当以自然科学精神为要求,以自然科学原理为指导,以自然科学技术为手段,有针对性地解决在刑法立法、刑法司法和刑罚执行过程中的相关问题,以使刑法合乎规律地发挥效用[2]。另一方面,在非涉及科技含量的刑事司法中,虽然未必需要以自然科学原理为指导,但仍应当遵循自然科学精神,高度重视自然科学技术对刑事司法的帮助价值。
刑法自然科学思维的实践价值实质,是以科学新思维改变传统刑法思维及刑事司法方法,将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之知识,包括自然科学规则、社会科学原理和自然科学精神,引入到刑法方法论中。其服务目标是刑法司法实践,但它完全不同于西方法学方法论的唯科学主义,而是扬弃着唯科学主义,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因此,刑法自然科学思维秉持着自身的基本立场:提倡尊重科学规律,积极运用自然科学思维,而不唯科学主义;重视办案逻辑,运用办案逻辑思维,而不迷信逻辑经验主义;理性看待人文主义,运用人文主义的优秀成果,而不刻意拔高人文主义。
唯科学主义,是西方大陆法系法学方法论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形态。唯科学主义与大陆法系的哲学观念和成文法传统有着密切关联。由于司法是包含解决具体案件中技术方法的活动,而每个时代的科学技术都可能为处理案件带来一定的技术帮助,于是随着自然科学技术在欧洲的发达,其吸引了法学家们的高度关注,逐渐被引入和嫁接到法学方法论领域。有必要说明的是,唯科学主义的问题不在于将自然科学的方法嫁接到法学方法论中来,而在于相信社会科学如同自然科学那样存在着亘古不变的规律,通过自然科学的方法完全可以发现社会科学的普遍规律,从而由自然科学方法带来社会科学的万能方法。这正如有人所言:受自然科学的影响,大陆国家的法学家们相信人类社会发展有规律可循,只要找到体现这种规律的知识,就可以一劳永逸地、彻底地解决人类社会的秩序和发展问题。[3]
有人说:法律方法论很难提供一种尺牍范本大全之类的东西。[4]唯科学主义的思维把法律视为或等同自然规律,那么法律制定者就会把自身上升为法律真理的发现者和把控者,从而使法律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在法典制定者身上,尤其是法学家们,由于对科学主义产生了可以促成社会科学知识法律万能情节,于是对法律法典化产生了极端迷信,聚集为法典万能主义。对此刑法自然科学思维否定了唯科学主义论,明确指出法典及其规则不能替代和包揽理性、经验、制度、政策、道德、习俗和传统的社会治理功能,单纯地运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去认知和服务社会治理,终将事与愿违。欧洲大陆国家法律制度之所以出现合法性危机,是因为本应以人为目的的合法性却被科技知识殖民化了[2]。
刑法自然科学思维在克制和扭转唯科学主义之时,注意避免反唯科学主义过度化,毕竟西方科学主义也含有合理的价值因素,不可因噎废食。伴随高科技的迅猛发展和社会生活的深刻改变,法律和法律方法都应以开放的姿态容纳自然科学在自身发展中的一定空间。现在以网络、淘宝、微信、电视电话、视频直播等通讯方式为平台的商业交易和金融往来异常活跃,相关的网络犯罪活动也日益蔓延,利用网络实施的犯罪已经并且继续在以惊人的速度增加。相应的网络警察已经成为公安警力的重要新部分。仅此而见,刑法也应借自然科学之手,丰富、加强打击科技化犯罪的手段,以符合自然科学规则、规律及精神要求的法律方法应对犯罪和保护社会。
从我国刑事司法实践和法学研究来看,对自然科学思维的研究和应用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刑法方法理论在对科技成果的吸收和应用方面,远远落后于科学技术本身的发展和应用。较之现代科技犯罪的层出不穷,刑事司法的技术和方法应对显得勉为其难力不从心。近年来,中央政法高层已对此高度关注,多次通过电视电话会议等方式,对全国政法干警开展科技前沿培训,增强政法干警的科技意识,并探讨应对高科技犯罪的方法和理论。当然,在刑事立法层面,刑事法也并非无动于衷。但是,在司法层面的自然科学思维方法依然滞后,过于沉寂。
(二)刑法自然科学思维超脱着人文主义
既然认识到唯科学主义是构成法律合法化危机的根源,那么危机的出路在于使西方的整个文化来一个根本转变[5]3的观点,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和支持。但根本转变的文化由何种文化来担当又是个问题。法学家们从各个方面反思法律,寻求法律观念的转变。在这一过程中,逐渐树立了人文主义的法律观念,法律方法开始从唯科学主义转向法律人文主义。当法律人文主义地位得到确立时,也就成为与唯科学主义对立的法律方法论。法律人文主义认为,唯科学主义只见自然科学知识之物,而不见法律对象之人的主体地位,在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上就搞错了方向。因为法律方法属于人文科学,所以在研究方法上当然也属于人文方法,于是完成了法律本体论转向法律存在论,从而颠覆了唯科学主义的属性和立场。
在刑法自然科学思维看来,法律人文主义把法律看作保护人的手段,并把人作为法律的目的,似乎又走向了与唯科学主义相反的另外一个极端。一方面,法律人文主义彻底否定唯科学主义,宣示人类社会的特殊性决定了认知和研究人类社会不能用自然科学方法[2]。可是,事实上研究人类社会的方法,无论如何也离不开自然科学方法。考古学对古人类、古生物的研究,恰恰在使用着各种自然科学知识和科学技术设备,从而得以推进考古学的发展,并实现把对人的认识提升到了新高度。这表明人文主义无法脱离自然科学而独自获得良好发展,反而是受到科学发展的深刻影响。因为人发展着科学,又通过创造的科技来服务于人,包括把科学技术运用到人所制定并遵守的法律,而法律活动已处处显示着科学的影子。所以,科技服务法律,法律运用科技,二者之间似乎已经完成了互相镶嵌,难以割舍。当前,我们似乎已经难以想象,若没有科技,法律将如何生存和发展。
另一方面,法律人文主义主张案件的办理,应当不折不扣地执行同样情况同样处理、同案要同判,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理解有偏执之嫌。刑法自然科学思维则指出,相同情况相同处理是一项司法共识和原则,这个原则建立在一般观念的基础上,实质是类似情况应当类似处理,以发挥法的统一规范性,保证法实施的公平公正。而且,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指,不同的人在法律面前应该得到平等对待,而非权利或权力的相等。然而,司法活动中根本不存在绝对的相同情况,而只有相似的情况。科学的法律观应当是相同的情况大致相同处理,不应超出公众普遍的容忍底线,裁判的结论应当遵守罪刑法定和罪刑相当原则,并在刑罚的法定裁量幅度之内作出判决。
在人文主义看来,法律观念中的人完全是自由、自主和自决的。情况果真如此吗?刑法自然科学思维对此持有异议,认为法律眼中的人其实是规范中的人,要服从社会秩序和公共利益。人之自由、自主、自决的人文法律观,实为西方自由主义之浪漫,它在不自觉中把人之自由视为凌驾于社会生活规则之上。但它忽略了一点,作为社会生活规范的法律,不是凭空用来设计和规范社会生活的秩序、和谐及纠纷处理规则,而是人在享有自由的基础上达成的超越个体自由的群体自由及其规范。它既能保障个人自由,又使得个人自由不至于过于出格,否则要受到一定的制约或制裁;同时,该规范也保障地域共同体社会生活的整体自由。
二、刑法自然科学思维之方法论
(一)刑法自然科学思维的法律发现观
对司法人员而言,在论及刑事司法方法之法律发现问题时,首先面临的是从何处发现法律以及如何发现所需要之法律规范。有学者指出:法官从哪里发现法律,其实质是法官法源的理论问题法官法源的核心是法官寻找发现法律的思维方法。[6]275这一观点表明了发现法律的思维方法对司法工作的不可或缺性,同时也折射出应对司法中各种难以预料之问题或疑难复杂之问题,同样需要形成并应用某种科学的司法思维。而在刑事司法方法论中,司法人员寻找、发现和应用何种刑事司法方法思维,就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任务。
对于以判例法为主要渊源的国家而言,司法人员在办理个案中是采取先例的原则,因此需要找到恰当的先前判例,从相似判例中发现可以遵循的判决规则和裁判原理。这也是判例法国家司法人员发现法律的思维方式。而对于以制定法为主要法律渊源的国家而言,司法人员在发现法律时,应当而且必须以立法机关所创设的法律典本为根本依据,寻找到具体案件事实所需要的法律规范并将其适当地予以适用。由于制定法在形式上一般都较为具体和完备,司法人员发现有关法律条文几乎并不费力。但问题是,司法人员想找到最合适的先例或制定法条文,却难免遇到各种困惑。在两大法系互有吸取借鉴的发展趋势下,司法人员似乎都在从制定法和判例两个侧面着手寻求法律发现的新思路。
在刑法自然科学思维看来,由于法律发现仅是法律涵摄的一个步骤,而法律涵摄又与法律解释和法律论证密切关联,甚至还与法律续造不可分离。因此,若要处理好法律发现问题,就有必要同时理顺法律发现与法律涵摄、法律解释、法律论证或法律续造之间的关系。鉴于法律涵摄注重的仅是通过法律发现把选定的法律规范运用到个案事实,其思维程式过于简单化和机械化,所以选择的法律规范及产生的法律后果,经常在新型犯罪面前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不得不借助法律解释、法律论证等其他法律方法来解围。刑法自然科学思维主张,为避免法律发现的错误或偏差,关键在于克服机械化的法律涵摄活动,从而避免司法机械主义。刑法自然科学思维不认为会存在普世统一的法律发现模板,强调法律发现一方面要坚持罪刑法定原则,另一方面要善于发现司法规律和依据司法规律办案。特别是要把科技创新的最新成果作为司法技术手段的组成部分,善于运用到具体司法活动中来。最终,以符合科技规律的刑法思维,对办理具有科技含量的犯罪案件进行类型化牵引和指导。
(二)刑法自然科学思维的刑法解释观
有观点认为,在司法裁判过程中,法律解释只是法官解决问题的策略[7]。不过,如果只看到法律解释是法官的策略,那就没有关注到其背后的法官思维。也有观点认为,司法裁判不单纯是致力于对法律的正确理解和运用,而是法官根据特定场域的权力话语所作的策略和使选择的权力话语合法化的法律技术[8]。该观点在把司法裁判视为一种法律适用策略的同时,又理解为是一种法律技术的应用,但这种观点同样没有认识到法官法律思维的重要性。如果撇开法律思维,倒不如说法官的任务在于通过理性的论证来证明其具体的裁判的正当性[9]447来得更加直接。
法律解释是在法律规定不明确时,由有关主体对法律文本或法律条文的解读和说明。在刑法自然科学思维看来,刑法解释是刑法思维在刑法解释学上的展现,是刑事司法裁判方法的必然演进结果,刑事裁判活动已经离不开刑法解释的助攻或主攻作用。在我国,刑法解释首先包括对刑法典的解释和单行刑法的解释,这是最主要的构成部分。其次,刑法解释还包括有关部门所作的司法解释。一般来讲,立法机关所作的刑法解释有着非常严格的程序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作为有权的司法解释机关,同样对刑法解释采取非常严谨的态度和严格的程序规范,并把大量的刑事司法实践经验纳入到司法解释参考之中。由于立法机关解释法律的不定期性和非常态性,在实务中两高的司法解释就有着非同一般的地位和影响力。由于解释主体的不同和相对分散性,刑法解释的法律思维也就发生了显著的区别,其直接表现为某些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的不衔接或不调和,难免有时会对司法适用产生副作用。
不过,刑法解释主体不同所产生的刑法思维差别,更多表现在司法活动中两种看待司法解释的态度上。首先,一种态度认为,刑事法官首先应当在刑法的正式渊源即刑法典和单行刑法中寻找裁判规范,不过在寻找中自然离不开借助非正式法源如司法解释、非正式的司法解释等[10]。可见,依该观点的理解,刑事司法裁判中的法律适用,其裁判规范有着正式渊源和非正式渊源的等级和位阶差别,刑法典和单行刑法高于司法解释,应当优先考虑和适用。但是,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刑法典、单行刑法和两高的司法解释却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如此看来,在不区分案件适用的具体情况,而直接武断地把司法解释视为次等考虑位阶,不仅人为降低了司法解释的效力层级,还容易对刑事司法裁判产生错判的结果。事实上,两高的司法解释,包括两高的会议纪要、对下级院请示给予的批复等,往往是对刑法典(包括刑法修正案)和单行刑法的含义不明确或遇到新情况而作出的进一步规定,其实践指导价值有着不可替代性。而否认其法律效力地位,必然会降低其适用的机会和所应当发挥的效用。
其次,另一种态度认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高级人民法院在其召开的座谈会或研讨会之后形成的会议纪要,以及高院作出的各种指导意见或量刑意见,甚至最高人民法院所作出的会议纪要,也不具有适用法律渊源的性质。而在刑法自然科学思维看来,刑事法律适用的渊源问题,应当根据定罪和量刑作出两个不同层面的区分:一是就定罪而言,刑法适用的正式渊源不仅包括刑法典和单行刑法,也必然包括两高的司法解释;二是就量刑而言,应当给地方高院的会议纪要、量刑指导意见等规范性法律文件以一席之地。这些会议纪要往往是针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范围或全国范围内的一些共性问题,提出一些具有见地和可接受性的司法实务标准,在下发各级地方司法机关后就可以被遵照执行。其实,这种情况并不奇怪。即便是否定论者也不得不承认:虽然不出现在判决中,但是其在实践中的作用相当大,其中一些共性问题的实践做法和掌握标准可以成为法官裁判的论据。这也可以说是中国刑事司法中隐形的法律发现场所。[2]
刑法自然科学思维非常重视经验法则,认为刑法思维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刑事司法的实践经验而发生和提升,而地方高院的会议纪要等规范性法律文件的产生,则是根源于丰富的地方司法实践,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地方司法经验汇编及其官方认可。刑法自然科学思维反对司法解释非正式渊源论。在刑法自然科学思维视域下,上述两种否认观点有着深刻的偏见根源,这就是法典完美主义。在它们视野中,只有立法机关制定的表现形式不同的刑法,才称得上是司法适用的正式法律渊源,并明确申明司法解释的法源地位与刑法本身的法源地位是在不同位阶上。当下,法典完美主义仍有很大市场。
刑法自然科学思维认为,法典完美主义是法典主义强迫思维的体现,其奉行法典至上、法律规范优先,在不自觉中轻视司法解释的效能和地位,把司法解释看作是低法典一级的二等公民。实务中,有的司法人员在司法过程中很少考虑司法解释的适用空间,形成了制定法优先的惯性思维,甚至上升到唯制定法典化的高度。不论司法解释功能得到何等充分利用,其刑法适用正式渊源身份都无法被认同,只能低调默默运行。实际上,这就造成了刑法适用方法的压抑和埋没。尤其是对于省级高院制定的量刑意见等规范性文件,包括省级地方公检法司等部门联合制定的意见,整体上呈现出地方范围内的功能化运行,却又带来极大的不确定性,其司法适用的前途命运面临着随时被替换或被终止。
对司法解释和地方规范性法律文件的这些遭遇,刑法自然科学思维持批判态度。之所以如此认为,是因为法律渊源与司法中适用法律的渊源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不同概念。法律渊源是法律的表现形式,具有不同来源的法律渊源,其效力和作用也有所不同。而司法适用中的法律渊源,因包含着司法人员的一定自由裁量因素,从而应当具有更加广泛的内涵。此外,需要指出的是,当法律解释已经不能解决案件问题,无法适用社会发展对法律补充或变通的需要,刑法自然科学思维强调此种情况下要尊重司法规律,如同尊重自然科学规律,切不可以法律解释方式强拉硬上进行判决。若对该法律确实有需要增加,则可以通过立法、法律续造等方式去实现。对我国而言,由于不像判例法国家那样存在法律续造的制度基础,法官既没有续造的法律依据,也没有获得续造的授权,因此只能通过立法形式来实现。
(三)刑法自然科学思维的法律推理观
法律推理是法律适用的一种方法,包括法律的形式推理和法律的实质推理。在刑法自然科学思维看来,法律的形式推理包括演绎、归纳和类推方法,但认为形式推理更在意法律的形式正义;而法律的实质推理则涉及到法律的解释、论证,其更关注法律的实质正义。有人认为真正的法律推理就是三段论的推理过程,这一过程所解决的是判决的合法性问题[6]198,从而反对法律的实质推理。不过,该观点值得商榷。一般而言,一种法律方法是否有价值,不是根据个人的好恶,而是源自司法实践的客观需要。如果司法现实中没有被需要的法律方法,人们就会不自觉地在实践中创造相关法律方法;如果司法实践认为某种法律方法不完全符合实践需要,但仍然存在一定价值,那么人们便会对这种法律方法进行改造和完善。从法律方法发展的历程来看,法律方法从法律涵摄、法律解释、法律续造到利益衡量的逐步发展和完善,就足以说明法律方法的历史性、客观性和时代性,而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
刑法自然科学思维主张以案件的客观事实为基础,在查明事实后再根据更能实现正义的方式来取舍法律推理方法,而不是在一开始就预先给法律推理方法确定位置。这体现出刑法自然科学思维的实用主义立场的侧面。事实也是如此,法律的形式推理和法律的实质推理各有其独特优势,二者既不能互相取代,也不能互相融合。在刑事司法实践中,罪刑法定原则对法律的形式推理更有需求,因为形式推理有助于贯彻罪刑法定,这是定罪的需要;但是,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却对法律的实质推理更有偏好,因为实质推理更注重罚当其罪,这是量刑的需要。所以,不同的刑法原则、不同的刑法宗旨和不同的刑事政策,甚至不同的司法人员,都可能导致类似案件会选择不同的推理方法。但这正是符合刑法自然科学思维的要求,正是由于罪刑法定、罪责刑相适应等不同的刑法原则,从不同侧面对法律推理提出了不同要求,从而使得法律推理的结果更加具有合法性和合理性。
刑法自然科学思维深刻反映了法律存在的社会基础。法律只能是社会事实的客观摹状者,而不是社会事实的刻意创造者。因此,法律必须奠定在社会事实基础上,而不能背离社会事实,突发奇想,创造一种社会事实。[11]尽管事实是一个充满争议的概念[12]324,但事实关涉案件的本质。事实可以猜测,案件本质可以推定和论证,但终不能容忍类推。所以,刑法自然科学思维反对在刑法适用方法中采用类推推理。刑事司法最关乎人的尊严和权利,对法律方法的适用要求也就最为严格。以尊重人权作为理念的刑法自然科学思维,当然不敢怠慢。
(四)刑法自然科学思维的利益衡量观
利益衡量是价值衡量的重要方面。有学者提出:利益衡量是各种法律方法的最高境界,但也是经过慎思后才能运用的方法。法律价值反映法律与人的关系范畴,体现着人类对法律目标的追求,具有目的的属性。[6]275利益衡量的最高境界,源自利益衡量法律方法的渐进嬗变,经过法律发现、法律解释和法律续造后的完善而达致法律方法的新高度。在刑法自然科学思维看来,这是刑法方法的表层完善或技术性进步,除此之外刑法方法还有着本质的层面。在探讨刑法方法的本质时,如果说一切法律均是为了人的缘故而制定的。制定法律的宗旨就是为了保护人民的生存利益。保护人们的利益是法的本质特征[13]4。那么,一切刑法的司法和方法更是为了在实践中更好地落实保护人民的利益。保护人民的利益或是多数人的利益,而不是保护少数特权人的利益,从个人上升到人类,才是利益衡量的本质所在。
也有学者认为:应摆脱逻辑的机械规则之束缚,而探求立法者于制定法时衡量各种利益所为之取舍,设立法者本身对各种利益已经衡量,而加取舍,则法义甚明若有许多解释可能时,法官自须衡量现行环境及各种利益之变化,以探求立法者处于今日立法时,所可能表示之意思,而加取舍。斯即利益衡量。[14]234此观点从立法者的立场考察利益衡量,并结合现实之实际情况,自有可取之处。但根据刑法自然科学之思维,过于看重立法者的立场也值得商榷。一则立法者过去的利益基础随着主客观环境的变化很难探求到位,彼时的法义明确不表明此时法义仍然明确;二则对所应考察的现行环境和各种利益变化并没有特别所指,也容易发生不同法官可依个人所好而自由裁量,从而使得利益衡量的标尺发生各种偏移。
在刑事司法中,利益衡量也体现着司法人员内心对正义的价值判断。正义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包括法律的正义和自然的正义。刑法自然科学思维坚持法律正义和自然正义的利益平衡,在法律正义优先的同时,兼顾自然正义的考量。法律正义是最注重法律程序的正义,贯彻法律的程序本身也是正义;而自然正义包含有朴素正义的因子,具有原始或原本的侧面,与法律正义有重合部分。但自然正义主要是逻辑正义,缺乏明确的法律意义上的标准,在实务中难以实际把握,故不宜作为主要的正义考量因素。
三、刑法自然科学思维之实践原则
(一)区别经验法则和经验主义
法律上的经验主义是英美法系的一种偏向,一般指英美法系法官的办案方法和思维模式。经验主义与判例法传统密不可分,判例法是最为经典的法律经验主义之表达。依据当代经验主义,若遵循先例原则,关键在于尊重先前判决及其裁判理由。由于经验主义过于看重具体特殊性,时有否定经验的普遍性,不利于法官在浩如烟海的案件中发现、鉴别和甄选先例,产生需求的标准不一与时间耗费等缺陷。因此经验主义逐渐关注和部分采纳理性主义的做法,制定一些理性主义的成文法作为判例法的补充。从表象来看,代表判例法的经验主义和呈现成文法的理性主义有着部分融合的趋势。事实上,在英美法系国家,先例在司法实践中的地位并非总是唯一选择;而在大陆法系国家,法官也未必一定会否定先前判决。但由于经验主义忧虑理性主义有培养威权主义的危险性,以及理性主义顾忌经验主义操作性之繁琐和不确定性,所以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各自特征依然明显,外在上还是有着较为明显的分野。
在刑法自然科学思维看来,经验主义未能妥善看待经验法则,在司法实践中容易产生两种偏差。一是导致司法形式主义。形式主义司法有其不可行和不合理一面,对于一个形式主义法官而言,在做出判决结论过程中所犯的典型错误是:在对一个一般性法律术语进行解释时忽视这种解释可能带来的社会后果或其他愚蠢后果[15]。二是实证主义思维过于浓重。对英美法系法官而言,由于深受实证主义方法论影响,司法中往往认为只有可实证的法律才是裁判依据,法官不应陷入法律之外如政治因素,或受法律空白之外如道德因素之影响。虽然实证主义并不必然意味着形式主义,但它们在英美法系司法思维中并不鲜见。
刑法自然科学思维主张司法不能忽视经验法则,而不主张西方的司法经验主义。现代司法已经非常注重司法技术化,司法包含丰富的裁量性技术是常态。经验法则是司法裁量技术的方式方法,而不是感觉经验、唯经验。经验法则也不属于逻辑经验主义,逻辑经验主义是经验主义的发展分支,它意图揭示科学知识与感觉经验的逻辑关系。逻辑经验主义坚持:科学理论和定律的唯一认识论来源就是观察和经验,科学的命题必须是可证明的,否则就没有意义。[16]所以,逻辑经验主义认为真理就是经验证明的科学。但是,有时经验法则和真理可以认识或推理得出,而无法实质性验证。逻辑经验主义自认为有一套逻辑分析的方法,但因很难找到对应原则或桥接原理而陷入困境。
与之不同的是,刑法自然科学思维主张从实践和哲学层面看待经验法则,透过常识、常理、常情的角度尊重经过深刻积淀而成的经验法则。在我国法律制度中,经验法则从不被法典化认可,发展为在实体法和程序法中均有体现。比如,两高三部《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明确规定,根据证据认定案件事实的过程要符合逻辑和经验规则。一般来说,证人的猜测性、评论性、推断性的证言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但根据一般生活经验判断符合事实的,则可以适用。可见,经验法则并不是非要潜行于刑法司法实践,而是可以通过证据的审查判断,进入案件的事实认定之中。
(二)遵循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
作为法治的构成要素,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是治国理政的基本要求。因而,法治思维是监察体制改革、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以庭审为中心的审判改革、化解社会矛盾以及全面推进法治建设应当遵守的法律思维。虽然法治思维有多种不同理解,但法治思维具有四个方面的特征:一是受规范和程序约束,二是限制权力的任意行使,三是追求公平正义和保护自由,四是讲究逻辑和解释技术。[]法治思维包括蕴含在法治原则、法律概念、法律原理、法律方法之中的权力约束和权利保障观念,要求司法人员在办案过程中兼顾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满足个体正义和一般正义,注重法律效果、政治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在二者关系上,是法治思维决定法治方式,双方共同启动以法律治国理政。
根据刑法自然科学思维的主张,刑事司法过程中的思维、方法、手段均不应违反科学规律和科学精神。刑法自然科学思维倡导的法治方式,包含着法律手段、法律技术和司法方法论,而不是等同于法律手段,法律手段只是更加具体化的法治方式。刑法自然科学思维拒绝并防范司法人员的专权和擅断,强调首先要从思维层面隔断司法擅断的思想基础,加强对司法人员的法治思维教育和培养。其次,在法治方式上,刑法自然科学思维可以基于科学精神的优势,创新科学的制度机制,并发展完善的权力分工框架和权力制约方式。
对于刑事司法遭遇的犯罪技术的激烈对抗,特别是网络犯罪高发态势,迫切要求刑法方法转向新方向、新思考和新理念。刑法自然科学思维积极应和着这些思考和理念,但不主张严打式的司法扫荡。法的权威不是来自严厉,而是来自稳定、明确、可靠。因此,刑法司法方法应当从破除旧观念、树立新观念、提升司法人员能力和司法技术水平等方面寻求突破。刑法自然科学思维倡导大力加快推进司法科技水平提升,只有以法治的科技方法打击犯罪的技术手段,才能有助于在司法方法上阻止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现象。以科技的司法应对犯罪的技术,不仅可以克制犯罪蔓延,而且在利用科技中所获得的相关证据,具有弥足珍贵的涵摄意义。可见。仅在涉及高科技犯罪领域,刑法自然科学思维就有着广阔的用武之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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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科学应用篇7
[关键词]科学技术;环境伦理;环境价值;生态原则
[中图分类号]B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2426(2007)11-0017-02
环境问题总是与人类活动息息相关的。在人类文明不断发展进步的过程中，由于对自然以及科学技术认识的偏差，人类的活动对环境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影响。正确认识科技以及使科技更好地为人类发展服务是个重要问题。
一､人类在科学技术发展不同时期的认识
1.古代:知识和美德是不可分的统一
在古代，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人类干预自然的能力相当弱，人与自然的关系更多地表现为适应关系。随着劳动工具的不断改进，人类了解自然､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愿望也日渐增长，产生了人与自然对立的萌芽，但整体上人与自然的关系基本是和谐的。比如古希腊苏格拉底说过:美德即知识。中国古代《礼记・中庸》中也有“尊德性而道问学”的说法。就是把学问和德性二者结合起来，知识和美德是不可分的统一。也就是说，科学知识都是善的。
2.近代:科技决定论
近代，科学技术与道德逐步地相分离。伴随着人类中心论的形成和确立以及科技的进步，人类对自然的认识进一步加深，人类开始沉醉于科技的伟大，认为科学可以决定一切､统治一切､解决一切问题，成为一种科技决定论。
在近代，还流行一种技术悲观主义思潮。代表人物是法国思想家卢梭。他在1749年发表了《科学与艺术》的著名论文，把历史上一切卑劣行为和道德败坏的根源都归结为科学和艺术的发展，认为科学产生之后加剧了道德沦丧。卢梭的思想代表了当时对科学技术的批判思潮。这种思潮在我国古代的道家和儒家均有出现。技术悲观主义者仅仅认为技术会扭曲人心，使人见利忘义，对道德只有坏处没有好处，而很少考虑科学和技术对经济社会发展过程本身的作用。[1]
3.现代:科学技术是双刃剑
20世纪50年代，维纳在《人有人的用处》一书中提出了“新工业革命是双刃剑”的警告，后来人们用“双刃剑”这一形象的比喻来诠释科技发展对社会､经济和自然界影响的两面性:一方面是利用其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功能而体现其对社会经济发展巨大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是科技也会引发诸多的负面影响:逐渐导致和加剧人与自然关系的分裂状态，随之而出现资源枯竭､环境污染､生态失衡等问题。
4.当代:科技万能论和科技有限论
20世纪科技观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是科技万能论。米切尔・施加格文断言:“90年代将与80年代不同，将由过去的“选择商品”，转到“选择设计”。另一种观点是科技有限论。中山秀太郎提出，以为科学､技术什么都能解决，这是对科学技术的迷信……人类从事技术工作，总会在一定程度上破坏环境，这是无法避免的，技术万能主义对人类安全是一种极其危险的思想。[2]
由此可见，只有在科技应用中考虑到环境的因素，对科技正确定位，才能更好地利用科技，为人类服务。
二､对科学技术的环境价值进行正确定位
在近代科学产生以来的人类社会史中，科学技术在解放人的劳动､改善人类生活状况等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然而，由于人类认识世界的局限性和偏见，对科学技术价值缺少正确的伦理定位等因素，使科学技术对环境的负面作用越来越严重。所以我们必须从科学技术的环境伦理角度来找出解决人类困境的答案。
一般说来，人类发明科学技术的初衷有两个:一是把人从被自然奴役的状态下解放出来，二是把人类从物质生活的匮乏中解放出来，满足人类自身生存发展的需要，追求人类的真正自由和人的全面充分发展。然而目前，科学技术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人类追求幸福生活的初衷，让人类失去了自我､走向了自我的异化。[3]那么，科学技术的价值定位究竟在哪里呢?一般认为，科学技术有经济价值､环境价值､教育价值､医学价值､军事价值､道德价值等，其中环境价值是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当前，科技发展的一个重大偏差就是片面强调和追求人的物质方面的利益，仅以经济价值来衡量科技的价值，忽视了科技的人文社会和环境价值，而环境价值被忽略往往导致社会和生态环境失去平衡。所以，人类在科学技术活动的开始阶段，应对生态环境进行预测和评价，并且在实施的全过程中始终关注人类生存与发展对环境的影响和结果，有效预防科技对于当代人和后代人的生存环境和可持续性发展造成负面影响。
三､科技发展对生态环境的双重效应
(一)科技发展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
人类与其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从来都是相互影响和相互干预的。但是，人类出现在地球上几百万年的绝大部分时间里，只是局部性地给环境带来破坏性的影响。20世纪以来，人类在自身发展的同时，对地球的破坏也进入到史无前例的时期。
1.自然资源遭到破坏性开发及过度利用
人类对自然资源的破坏性开发和利用引起了森林草场面积大幅锐减､水土流失､物种灭绝等严重后果，从而使人类可利用的自然资源的数量日趋减少。同时，由于人类科技水平不断提高，对生物多样性造成损害。其中的原因，既有毁林开荒､围湖造田､过度放牧和城市化等因素，也有现代科技的发展和应用带来的影响。例如，在培育和推广优良品种过程中，对传统动植物品种等不采取妥善保护措施，使遗传资源遭到破坏;转基因和克隆技术的发展加剧传统物种的消失和变异等。
2.科技的不合理应用加重了环境污染
目前，环境科学研究表明，大气污染，特别是酸雨､温室效应､臭氧层破坏等环境问题的主要成因是高科技的发展，是科技发展的副产品。一些高新技术产业只是在形式上避免了传统产业的污染，但常常带来新型的､危害程度也更高的污染形式。这些新型污染称为“科技型”污染，其主要表现是:合成化学物质污染､高科技废弃污染物等。
3.科技工程活动加重了对生态环境的破坏
工程活动在推动人类文明进步中一直起着重要作用，但同时工程活动也会对环境造成负面影响，突出表现在兴建大型工程导致的环境的变化。以阿斯旺大坝表现最为突出。阿斯旺大坝在上世纪70年代竣工，成为埃及的骄傲。这座水坝结束了尼罗河年年泛滥的历史，生产了廉价的电力，还灌溉了农田。然而近年来人们发现，它也破坏了尼罗河流域的生态平衡，引发一系列灾难。
由此可见，现代科技发展和应用中对环境产生的负面作用，已经发展到了极为广泛并且严重的地步，已经到了我们必须反思､反省并采取行动的时刻了。
(二)科技发展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作用
科学技术的发展应用有着两面性。有些技术对生态环境产生负面影响，有些技术却也有利于自然环境的改善。高新技术直接运用于环境保护领域，可以为人类解决环境问题开辟广阔的前景。例如，发展海洋和空间技术，给人类提供新的生存空间;运用高新技术，可以大大提高资源的利用率，使废物资源化､污染物资源化，以避免或减少浪费和环境污染。
四､科技发展中应遵循的环境伦理原则
科技发展的负面作用，使我们必须思考防范科技对环境危害的基本伦理原则――人文关怀和生态关怀。科学技术的人文关怀原则就是科学技术研究的发展和应用，应当有利于社会的和谐和可持续性发展。科技发展的生态关怀原则是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应该以保护生态系统的和谐为标准。目前对生态平衡影响和干扰最大的已经不是自然因素，而是人为因素，科学技术扮演着突出的角色。生态原则的提出，就是要为人类确立科技发展和应用的方向，为人类在科技发展过程中有效维护生态系统的和谐与平衡提供正确的理论导向和行动规范。
五､制定符合环境伦理的科学技术发展的对策
1.制定全面系统的科技环保法律法规体系
关于科技研究和应用中的环境方面的法律，在立法时应该遵循如下四个原则:权威性，即在科技法律面前，任何人和任何机构，都一律平等;探索性，不断研究新情况､新问题;现实性，就是科技环境法律体系建设必须立足于从现实出发，必须着重考虑科技发展和应用的实际，尤其是我国科技发展与环境的实际;超前性，科技法律体系的建设能够应付科技未来可能发生的重大变化和影响。具体来说，就要加强预测，把握科技发展的趋势和动向。
2.建立可持续发展观，发展绿色科技
为了重建人类的自然家园，在坚持走可持续发展之路的前提下，我们还必须妥善处理科学技术与自然生态环境的关系，而要实现二者的和谐，关键就在于创造一种全新的技术理念，即实现科学技术绿色化。所谓绿色科技就是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与平衡发展，追求低消耗，注重对污染的控制，把可持续发展作为科技存在与发展的指导原则。
3.树立和培养科研人员的环境价值观和社会责任
科研人员作为科学技术和环境伦理意识的载体，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科学技术的创新与应用的环境后果，他们的环境价值观在发展绿色技术､推进环境保护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首先，科研人员要在科学研究中坚持“环境正义”，不仅要考虑到短期的局部利益，还要顾及到长期的整体利益，不仅要考虑到“代内利益”，而且要考虑“代际利益”。同时，科研人员必须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要有对社会､对环境高度负责的态度，否则，科技的研发活动就有可能对人类生存或发展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4.培养政府官员等决策者的环境伦理价值观
决策者作为重大事件的决定人，他们的价值观念､工作作风､知识水平在很大程度上会对所决策的事情起到至关重大的作用。对于科技发展这些前沿问题，需要更多专业知识作为铺垫，一旦失误，后患无穷。所以各级政府及其领导干部，要不断提高环境伦理意识，实行生态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切实做到责任到位､措施到位､投入到位。
5.提高群众的生态安全意识､参与意识
要提高人们的生态安全意识，在全社会开展生态安全教育和宣传，使每一个公民都意识到保护生态环境是公民的基本义务。要充分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从一点一滴做起，积极开展环保公益活动，弘扬环境文化，倡导生态文明，在全社会形成保护生态环境的良好氛围。进一步完善环保公众参与制度，实行环保信息公开，定期公布环境质量状况，公开环保管理规定，公示建设项目环保审查､排污收费等情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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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科学应用篇8
一、初中科学教育的价值和功能
我国中学学科教育中曾经强调双基教学，把科学教育目标具体化为使学生掌握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并由此发展出精讲多练的教学法，这正是传统教育思想的集中体现。这种教育思想裨上反映了人们对科学教育价值和功能的认识。在50~60年代，人们认为科学教育的本质和功能是使学生认识自然，获得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培养有文化的劳动者。
到了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我国出现了科技人才的断层。当时，党和政府提出了到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可是，现代化建设面临的最大困难是，科人才奇缺。所以，培养现代化建设人才就成了国家的当务之急，也成了教育界第一等重要的任务。在这样的情况下，发展智力，培养能力便理所当然的成为科学教育的重要目标，在这个时期，科学教育的价值和功能被理解为培养更多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以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求。
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基础教育的价值和功能被确定为提高全体国民的素质。科学教育的价值和功能便相应地被明确为提高国民的科学素质。这是建国以来教育思想的一次重大的根本性的变化。但对什么是科学素质以及如何培养国民的科学素质等问题，迄今还没有形成共识。从课程编制的角度考虑，笔者认为以下问题是科学教育应该研究的问题。
（一）初中理科教育的目的主要不是培养未来的学科专家，而是使所有受教育者具备最基本的常识、能力和情感。教育的结果要引起理念和行为上的变化。
（二）科学素质的核心是科学理念。科学理念是人对自然筇科学的基本看法，包括正确的自然观、科学观、科学思想和科学认识论，表现为科学精神、科技意识、科学方法、科学态度和科学道德。在此基础上构建科学认知的框架，确立行为取向和态度。因此，科学理念是一个人参与科学学习和科学活动的基本支撑点，对人的认识与实践活动有决定性的导向作用。初中科学课程，不能无视这一点。（四）一个人的科学理念和科学基本能力不是凭空而来的，是在对具体的科学知识、技能和方法的学习与实践活动过程中，通过内化、升华而逐渐形成、发展起来的。任何科学问题的认识和解决，任何科学思维和实践的活动，都必须以一定的知识和技能为基础，其结果又表现为新的知识和技能的获取。在这样的循环过程中，一个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便越来越丰富，能力水平也越来越高。同时逐步建立起对自然和科学稳定的兴趣、观点和态度，并最终上升为科学理念。
（五）初中科学课程的内容不应过于形式化、专业化。那样的课程难以联系实际，不易引起学生的兴趣，不利于培养适应现代化社会需要，对科学有一定了解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还会使学生的思维和视野过早地受到学科的局限，不利于创新精神的培养。因此，应突出能在认知发展上起“先行组织者”作用的基本概念，增加科学过程、科学方法与科学史的内容。
（六）不能把科学与技术混淆，也不能以为通过对科学的学习就能提高科技水平和能力，教育要适应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初中科学课程应实施科学、技术、社会相结合的教育，即StS教育。StS教育主张科学为大众，强调合作和参与，强调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兼容。其基本精神是要把科学教育与当前的社会生活、生产的发展结合起来，要求科学技术能够更好地为人服务。
二、以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观为指导近年来发展迅速的“行为科学”和“社会生物学”正是这些思潮的产物。行为科学把动物笔为学的知识向社会领域推广，把一切社会现象都还原为行为，把行为作为研究社会的基础；社会生物学以生物学知识为基础来探索社会学现象。如果从行为科学和社会生物学出发来说明人与自然相统一，并以此为中心概念建立科学课程体系，结果必然会如同19世纪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用进化论和生存斗争来说明来解释社会现象一样，把学生和思维引入歧途。
因此，我们在科学课程中讲人与自然的关系时，要避免犯人本主义和自然主义的错误，应该帮助学生建立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观。一方面，要让学生认识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和人类自然的进步；另一方面，又要让学生认识人是自然生态系统的一员，人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一定要遵循自然规律，要不断调节自己与自然的关系，使两者趋于和谐统一。我们应当使学生就人与自然的关系建立一种既积极能动，又唯物辩证的观点。以此为基础，让学生建立正确的生态观、环境观、资源观和人口观。
三、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人类发展观
60年代，西方社会面临日益激化的各种社会矛盾和日益尖锐的全球问题的困扰，工业污染严惩能源危机频频发生，南北差距加大。在这种情况下，产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末的存在主义哲学迅速流行，成为西方的主要哲学流派。存在主义脱离人的社会性来考察人性，认为人在选择和创造本质时是“绝对自由”的，它不受社会关系的总和，是由社会实践和社会条件以及所处的社会地位决定的这个基本原理。同时，存在主义对人类发展前景又充满了悲观主义，它把人生建立在虚无的基础上，认为人的存在只是一种变幻莫测的意识冲动，只有死亡才是不可避免的。我们认为，人类通过生产劳动和社会劳动，不断加工改造自然物，赋予它们新的、非自然的社会属性，创造了工具、农田、建筑物、合成材料、人造天体等人工自然物。同时，以人工自然物为基础，又形成了宠大的人工生态系统，如农田生态系统、城市生态等。这样，就在原生自然的基础上，产生出人类生产与原生自然融为一体的人工自然。这是社会的进步，也是自然的进化。由于过去人类在物质资料生产和人类自身生产中的自发性和无政府状态，在创造人工自然的过程中也产生了一些消极因素，造成了一些不良后果。例如，对自然资源的过分消耗，生产和生活废弃物对环境的污染，某些地区出现了人口过度增长等。然而，随着生产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社会的进步，人工自然必将产生更大的变革。人类必将逐步消除其消极因素，发挥其积极作用。目前，建立自然保护区，保护野生动植物，合理采伐森林和进行渔猎，控制人口增长，优生优育等，都是积极有效的措施。因此，生态悲观主义是没有道理的。实际上，从70年代后期开始，事态的发展便证明了人类是能够解决这些社会危机的。因此，在西方哲学界，存在主义从60年代后期开始衰落，70年代后，已不再有大的影响。
在初中科学课程中，我们应该基于上述的认识，向学生讲人与自然的关系，讲保护环境立历史唯物主义的人类发展观。
四、课程的科学本体论概念自从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作为新科学方法论出现，并得到文学应用后，人们进一步认识到，自然界的基本属性，除了物质性外，还有系统性。从宏观来看，宇宙是由各种天体系统组成的系统；从微观来看，分子是原子或离子经各种化学键的作用而组成的系统；生物体更是与外界环境有不断的物质、能量和住处交换的复杂的开放系统；至于生态与环境问题所涉及的，就是生物或人类与非生物共同构成的复合系统。新世纪的初中科学课程应该的科学本体论的意义上引进系统概念，这样有助于克服传统科学课程的一些认识上的偏差。
（一）关于事物间的联系
系统中诸元素的相互作用，由贝塔朗菲系统方程描述：议程意为自然系统中任何一元素状态的变化，是该系统所有元素的函数（或相互
作用的结果）。根据这个议程，组成系统的诸元素间互为因果关系。传统的初中科学课程非常突出单因素进行考察的方法。事实上，这种方法只适应于人工严密控制的简单系统，与我国过去实行的单一计划经济相适应。而在对大量的、随处可见的自然事物或其他复杂系统进行研究时，不能只进行单因子分析，而要注意元素之间的普遍联系和相互作用。这促联系和作用常常不是简单的某元素为因，某元素为界，而是表现为随机、统计的关系。建立这样的观点，可以减少看问题的片面性，有利于克服建立在近代科学基础上的自然观机械论和决定论的弊端。
（二）关于平衡
一个系统的结构结构获得稳定？首先是元素之间通过相互关系而形成限制和约束。例如，在一个生态系统中，草食动物的数量限制了肉食动物的数量，而肉食动物的捕食反过来又影响草食动物的数量，从而避免了绿色植物被过度地取食。这样，绿色植物、草食动物、肉食动物之间就会达到某种平衡，生态系统才能维持。这样的例子很多，如组成分子的原子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其平衡是分子结构稳定的基础。因此，平衡是系统结构稳定的前提，要避免那种认为平衡是相对的，矛盾斗争引起的不平衡才是绝对的认识偏差。
（三）关于信息
任何自然系统都有三要素：物质、能量、信息。在比较简单的系统中，平衡是通过物质和能量的交换达到的（如可变电阻器对电路的调节、化学平衡的还有甚至主要是信息交换（如神经调节）。因此，在系统概念的基础上可以引进信息的概念。
（四）关于环境
系统的环境是指与系统组成元素有直接相互作用而又不属于这个系统的事物的集合。例如，一种生物的环境就是它所处的生态系统中的其他生物以及非生物因素的总和。因此，从系统的观点看，某一层次的系统及其环境，将组成上面一个层次的系统。其实，任何一个系统的存在，都依赖于环境给它提供的条件。如原子、分子这样的物质系统都只能在一定的环境条件（温度、压力等）下存在，更不要说生物了。由于每一个自然系统都需要特定的环境才能存在，所以环境对系统都调节作用并对系统进行选择。
综上所述，从科学本体论的角度考虑，初中科学课程最基本的概念，除了物质（包括物质的结构和属性）和运动（包括能量）外，还应包括系统、信息、平衡、环境、调节和选择等。
五、课程的科学认识论
从认识论的角度看，科学是通过一定的方法进行研究与探索的过程。科学课程应让学生了解科学的过程。
（一）科学探索的起点
科学探索从观察开始，这是近代时期唯物主义经验论者的一个重要的观点。他们认为，科学认识的基本程序是通过观察、测量和实验，获得经验事实性的知识，然后从经验事实中，通过归纳与假说，上升到定律，再逐渐形成理论。基本认识程序是：事实--定律--理论。这一观点由英国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首先提出的，它在历史上起过积极的进步作用而且影响深远。迄今为止，我国初中科学课程的科学认识论基本上采用这个观点。
20世纪30年代，英籍科学哲学家波普尔提出，不是假说来自观察，而是观察来自假说。如海王星和冥王星的发现，就是根据牛顿万有引力定律进行计算被证实的，这种发现又反过来证实万有引力定律的科学性。波普尔主张科学认识的程序是：问题--试探性假说--批判与检验。那么假说又是从哪里来的呢？波普尔认为，它来自爱因斯坦所说的“自由创造”或“创造的直觉”。但在认识论上唤起人们对科学创造精神的重视。
当代许多科学哲学家的观点介科二者之间，如有人主张科学探索程序是从观察中提出问题，为解决问题而提出假说，为检验假说而进行实验，最终形成理论。实际上，科学探索的程序可能是多元而不是单线的。然而，有一点是大家都赞同的，就是科学探索从问题开始。没有问题，就引不出假说，就不知道要观察什么和怎样观察，要收集什么材料和怎样整理这些材料。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爱因斯坦指出：“提出一个问题比解决一个问题重要。”我们的科学课程应让学生了解科学探索的起点，学习如何发现问题并提出问题。
（二）科学一般方法教育
对学生来说，初中科学课程是他们接受严密的科学教育的开始，在此之前，他们很少有科学知识的积累，在获得这些知识的过程中，他们发展起来的主要是经验方法和猜测性的思辨。经验方法的主要手段是观察和描述事实，以表象为基础进行粗浅的概括。这在某种程度上也能深化对自然的认识，也能深化对自然的认识，但也往往会导致错误的结论，形成所谓“前科学概念”。他们的狂测性思辨是非常随意的，从他们喜爱的童话中可看出其思维的特点。它们往往是夸张的、非逻辑的、无时间序和空间序的。初中科学课程知识体系的学习，要从常识水平进入科学水平，那么在方法上也应该相应地从经验方法上升到科学方法论。实际上哲学方法论不能代替科学一般方法，所以我"们应该结合有关内容讲授观察、实验、调查、模拟、比较、分类、归纳、演绎、分析、综合、科学假说等基本科学方法。
（三）科学认识模式
除了让学生了解科学一般方法外，还应该有选择地向学生介绍一些科学成果的认识模式。例如，牛顿的认识模式是逻辑方法与实验方法的结合。就力学而言，他首先抽象出力的概念，然后用推理（归纳和演绎）的方法构建力学体系，更重要的是引进教学方法，最后用公理化方法构成体系。他同时又十分重视实验的作用，提出“用实验建立法则”，主张对科学真理性的判定来自实验。牛顿的科学认识模式尽管有其不足，但在科学史上有很重大的意义。又如，道尔顿创建原子论和达尔文建立生物进化论的科学认识模式，都是非常具有教育价值的材料。科学认识论的教育可使学生懂得书本上的知识是怎样获得的，要实现知识创新，应该怎样进行工作；同时让学生运用科学认识论去观察周围的世界，提出问题，给出假设，并尝试用实验去证实和解答，这样，就能使学生装的学习超越单纯掌握书本知识的范畴，开始创造性的学习。这对培养学生的探究精神和创造力，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六、对科学本质的认识
笔者认为，对科学本质的认识应该成为课程的重要内容。对初中学生来说，这方面的教育要达到两个目的：一是将科学与非科学或反科学的东西相区别；二是对科学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建立正确的科学观。
（一）如何区别科学与非科学
逻辑经验主义者认为，科学的特点表现为理论体系的逻辑性和经验的可证实性。20世纪80~90年代，我国曾发生过一场涉及面颇广的“水变油“骗局。在总结教训时，人们注意到两点：一是不能用表演代替实验，二是不能以直观（水加入某种物质燃烧后，水没有了，表演者说都烧掉了）替性分析。说到底，就是在逻辑经验主义提倡的理论体系的逻辑性和验的可证实性这两个方面犯了错误。
（二）什么是科学
传统的教科书给予学生的是这样的认识：科学就是真理，科学是已被人类发现的关于自然规律的知识体系，只要学好它，我们就无所不能了。这种观念严重束缚学生的思想，杨振宁教授在对中美学生作比较时，认为中国学生的一大不足是“胆子太小，觉得书上的知识是天经地义的，不能够随随便便地加以怀疑”。[3]事实上，科学或科学活动本身总是存在不足的，今天认为是正确的东西，明天也可能会发现它的错误。所以，我们不能将科学定义为真理性的知识，只能定义为对真理不得性知识追求。波普尔提出：凡是可证伙的理论体系才是科学的。[4]当然，他所指的证伙并不是逻辑上或事实上已被证伙，而是说在逻辑上或经验上有可能被证伙。这种理论强调了科学的批判性，强调一切现行科学理论如同牛顿力学一样都是暂时的。
逻辑实证主义和波普尔的理论均有其不足，20世纪50年代以后发展起来的历史学派，认为科学的目的不是去追求永恒的真理，而是解决面临的问题。笔者并不主张要在初中科学课程中讲述逻辑经验主义、证伙主义或历史主义的观点，而是说，我们在向学生介绍科学知识时，应该讲述科学的特点和价值。同时，不应该把一切理论都作为绝对真理呈现，而应注意现代科学哲学思想的渗透，让学生形成科学理念。我们在前面已经讲到，科学理念才是科学素质的核心。
自然科学应用篇9
〔关键词〕科学技术；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观；历史唯物主义
〔中图分类号〕D2―0；G30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769（2012）02－0048－0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以信息技术深刻变革西部民族地区农牧区发展方式研究”（10aZD025）
〔作者简介〕文兴吾，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哲学与文化研究院研究员，四川成都610071。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邓小平作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江泽民同志指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动力，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2006年，胡锦涛同志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当今世界，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成为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决定性力量，成为衡量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社会文明水平的主要标志。”由于这些论述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等重要思想，并且引导着当今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故称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观”。
笔者认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观”的核心是“科学技术动力观”。1991年，江泽民同志讲道：“当今世界，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并向现实生产力迅速转化，愈益成为现代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和最主要的推动力量。”1994年，江泽民同志写道：“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动力，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纵观人类文明的发展史，科学技术的每一次重大突破，都会引起生产力的深刻变革和人类社会的巨大进步。本世纪以来……科学技术日益渗透于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各个领域，成为推动现代生产力发展的最活跃的因素，并且归根到底是现代社会进步的决定性力量。”这些观点很鲜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发展的动力，并且不是一般的动力，而是“重要动力”、“最主要的推动力量”；科学技术“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归根到底是现代社会进步的决定性力量”。这些观点，可以概称为“科学技术动力观”。对“科学技术动力观”作出有系统的论述，是本文的主旨。
一、“科学技术动力观”是纵观人类文明发展史确立的社会发展观
人类社会是一个组织化程度不断提高的自组织系统。从自组织理论的观点看，一个自组织系统的进化过程，就是该系统从无序走向有序和有序化程度不断提高的过程。只要我们沿着这一思路对社会大系统的进化稍作分析，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人类社会为实现其历史进化所必需的条件几乎无一不是靠科学技术。一个明显的事实是：社会越向前发展，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速度也就越快；后来的社会与先前的社会相比，其主要的差异之一，就发生在科学技术发展和应用的不同水平上。例如，在自给自足的封建社会，之所以历时千年而变化不大，其生产和消费都基本上维持着一种准静态的平衡，就因为那时的科学技术不发展，科学技术在生产中的应用也不发展。进入工业社会后，以机器大工业为特征的近代生产方式的建立，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第一次使自然科学为直接的生产过程服务”，“第一次产生了只有用科学方法才能解决的实际问题”，“第一次达到使科学的应用成为可能和必要的那样一种规模”，“第一次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为自然科学创造了进行研究、观察、实验的物质手段”，同时也把科学变成“应用于生产的科学”，使科学“成了生产过程的因素即所谓职能”，使“科学因素第一次被有意识地和广泛地加以发展、应用并体现在生活中，其规模是以往的时代根本想象不到的。”马克思讲的这么多“第一次”所指出的，在社会经济发展中所发生的最为重要的变化，就是科学变成了“应用于生产的科学”而生产也变成了“科学的应用”过程。这样，最终形成了科学技术越发展，科学技术在生产中的应用越发展，而科学技术在生产中的应用越发展，科学技术本身也越发展的正向良性循环。
二、“科学技术动力观”全面地强调了科学技术的社会价值
纵观人类文明发展史，科学技术与社会自始至终存在着互动，存在着科技社会化进程。所谓科技社会化，是指将科技知识及蕴藏在知识背后的科学方法、科学信念和科学精神等通过一定的渠道渗透到社会之中，为广大公众所理解和接受，并且内化为自觉的社会生活规范的过程。在古代，科技力量不强，科技社会化并不突出，直到近代，科学技术才显示出其知识的力量。在当代科学技术日益显示出其生产力功能后，科学技术知识的传播即科技社会化已成为不可逆转的强大的历史潮流。科学技术那种实事求是、客观而公正的本性，否定迷信、不承认教条的革命精神，不因循守旧、敢于创新的创新意识，学术自由民主、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科学观念，为真理和正义而义无反顾的科学品格等，对提高社会公众的精神生活质量是非常有益的，是值得借鉴的。
1996年2月，江泽民同志在接见全国科普工作会议代表时讲道：“我们不仅要靠科学技术提高物质文明的发展水平，而且要依靠科学技术的力量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积极引导人民群众建立科学、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努力形成学科学、用科学、爱科学、讲科学的社会风气和民族精神，创造与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相适应的社会精神风貌。”1996年5月，江泽民同志在中国科协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进一步作出了“科学技术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基石”的重要论断。“科学技术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基石”这一论断，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论断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搞经济建设要依靠科学技术发展生产力，搞精神文明建设也要依靠科学技术提高国民素质。
三、“科学技术动力观”完整地把握了科学技术的多重职能
20世纪以来，尤其是“二战”后，是科学技术在开发和改造自然的征途上凯歌高奏、所向无敌的英雄时代，也是人类陷入严重忧患和巨大灾难的危机时代：资源匮乏，环境污染，生态失衡，已成为当今人类生死攸关的全球性问题。科学技术空前放大了人类开发和改造自然的力量，同时也空前放大了人类破坏生态和毁灭自身的力量，深刻地影响着人类和地球的命运。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把邓小平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思想与中国可持续发展道路的探索紧密结合，提出并组织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努力使经济增长从过度依赖资源消耗和规模扩张转到更多地依靠科技进步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着“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理论。在《用现代科学技术知识武装起来――〈现代科学技术基础知识〉(干部选读)序》一文中，江泽民同志写道：“如果用更多的科技知识把自己武装起来，提高认识自然、利用自然、改造自然和保护自然的能力，那末，我们在领导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就能够更好地动员和组织亿万人民，在祖国辽阔的土地上描绘出更新更美的画卷。”他不仅全面地把握了科学技术“认识自然、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保护自然”的多重职能，而且明确地提出了“破坏资源环境就是破坏生产力，保护资源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资源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重要论断。这一切，标志着“科学技术动力观”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理论发展到了一个新高度。
依据“科学技术动力观”，科学技术的基本职能和价值目标就不只是开发自然、驾驭自然、索取自然，而是“认识自然、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保护自然”，使社会生产力持续健康发展，人类文明日臻昌盛；只有把科技搞上去，才能不断地保证人民素质的提高；人民的素质提高了，更多的人掌握了知识，掌握了现代的科学技术，才能导致人口、资源、环境与发展等要素所构成的系统朝着合理的方向演化。
四、“科学技术动力观”要求树立“科学当然包括社会科学”的大科学观
“科学当然包括社会科学”这个论断，是邓小平1977年就作出的。1995年5月，江泽民同志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讲道：“科学当然包括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是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的科学。社会科学是人类认识和改造社会、促进社会进步的科学。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自然科学、技术与社会科学之间相互影响、渗透，联系愈来愈紧密，由此产生的综合学科、交叉学科层出不穷，社会经济和科技已经形成一个复杂的大系统。自然科学的发展丰富了社会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对自然科学研究有重要指导作用。我们提倡社会科学工作者要注意学习自然科学知识，自然科学工作者要注意学习社会科学知识，我们要在实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事业中，加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紧密结合，深刻认识并掌握当今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运用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去指导实践。”
科学是观念地把握对象的特定方式，是通过揭示对象的本质和规律把握对象的特定方式。一般说来，自然科学的功能主要是认识变革“物”，实现物质变换；社会科学的功能主要是研究人和社会，实现行为变换。社会科学的产生和发展是现代科学逐步深化且日益成熟的象征，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构成了完整的科学体系。现代科学发展的趋势，主要不表现为知识从哲学中分化出来成为独立的学科，而表现为各门科学之间既分化又综合的对立统一。一方面，学科越分越细，原来的一门分为两门或多门学科；另一方面，各门学科相互渗透，出现了一大批交叉学科、边缘学科、综合学科。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间的交叉学科、综合学科，使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又重合在一起。例如社会生物学、生态经济学、人口地理学、社会心理学、生命伦理学等等，都是由一门或数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交叉而成。当代社会历史的客观进程，当代任何重大的科学技术问题、经济问题、社会发展问题和环境问题等所具有的高度的综合性质，不仅要求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各主要部门进行多方面的广泛合作，综合运用多学科的知识和方法，而且要求把自然科学、技术和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结合成为一个创造性的综合体。这是当今科学发展的新趋势和新特点。
2001年8月7日、2002年4月28日、2002年7月16日，江泽民同志先后三次就哲学社会科学问题发表重要讲话。这些重要讲话，既为人们正确认识哲学社会科学的地位和作用提供了科学指南，也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此间，他作出了“四个同样重要”的重要论断：“在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同样重要；培养高水平的哲学社会科学家，与培养高水平的自然科学家同样重要；提高全民族的哲学社会科学素质，与提高全民族的自然科学素质同样重要；任用好哲学社会科学人才并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与任用好自然科学人才并发挥他们的作用同样重要”，以及“两个不可替代”的重要论断：“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在实践和理论上不懈进行探索，不断在实践的基础上提出创新的理论，用发展着的理论指导实践。在这个实践和理论的双重探索中，哲学社会科学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是一支不可替代的重要力量。我们必须始终重视哲学社会科学，加快发展哲学社会科学”，“那种认为搞现代化建设只要掌握自然科学知识就可以了、社会科学知识可有可无的想法和看法，是片面的、错误的，必须加以纠正。”
五、“科学技术动力观”是唯物史观的现代拓深形态
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唯物史观，通过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三者的矛盾运动，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变化的基本规律和基本走向，揭示了生产力是最终决定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在过去，生产力一般是指物质(实物)生产力，至于科技和知识生产力，则是直到邓小平强调“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历来的观点”和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论断后，才逐渐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中明确起来的。江泽民同志从现代科技革命和生产力发展的实际出发，通过纵观人类文明发展史，概括、总结、提升出的“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动力，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之“科学技术动力观”，从哲学的高度阐明了科技和知识生产力不仅决定着物质(实物)生产力，并且最终决定和制约着社会历史发展的水平、速度乃至方向。其实，一切社会创造物都不过是人类智力(或智能)水平即科学知识水平的外化物化。只要我们承认人类社会的历史是人的历史，那么我们也就必须承认人的科学化知识化水平是最终决定和制约社会历史发展水平、速度乃至方向的。当今时代是科技生产力即知识生产力成为第一生产力的时代，科学实践活动已成为所有实践活动中最重要和最主要的实践活动，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必须给予定位和确认，确认科学实践的社会第一实践的客观地位，确认科技生产力即知识生产力的客观支配地位及其主导作用。“科学技术动力观”实现了唯物史观的这个飞跃，为推动当代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指出了一条基本的实践路线。
六、“科学技术动力观”与科学发展观的辩证统一
进入21世纪，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明确提出：坚持以科学发展观指导科技工作，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这既是“科学技术动力观”历史的传承和逻辑的延伸，又是与时俱进的新发展。
1.坚持以科学发展观指导科技工作
2003年中国共产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2004年6月，胡锦涛同志作出了“坚持以科学发展观指导科技工作”的重要论断。
“坚持以科学发展观指导科技工作”，意义是十分重大和深远的。科学巨匠爱因斯坦曾经说过：“科学是一种强有力的工具。怎样用它，究竟是给人带来幸福还是带来灾难，全取决于人自己，而不取决于工具。”他告诫人们：“如果你们想使你们一生的工作有益于人类，那末，你们只懂得应用科学本身是不够的。关心人的本身，应当始终成为一切技术上奋斗的主要目标；关心怎样组织人的劳动和产品分配这样一些尚未解决的重大问题，用以保证我们科学思想的成果会造福于人类，而不致成为祸害。”当今时代，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科技与伦理的疏离、理性与价值的分裂，在当代西方社会表现得尤为突出。西方发达国家今天所面临的科技异化问题，也是发展中国家明天所要着力避免的问题。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强调“坚持以科学发展观指导科技工作”，这就奠定了避免科技异化的政治基础，推进着科技发展与人的发展和谐统一。
2.以建设创新型国家为纲推进科学发展
2006年1月，胡锦涛同志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发出了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动员令。胡锦涛同志指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推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全面发展，……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需要大力发展我国科技事业”，“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决策，是事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大战略决策。建设创新型国家，核心就是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发展科学技术的战略基点，走出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推动科学技术的跨越式发展；……就是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国家战略，贯穿到现代化建设各个方面，激发全民族创新精神，培养高水平创新人才，形成有利于自主创新的体制机制，大力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不断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15〕�
3.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两个基本方略”及其重要意义
全国科学技术大会闭幕后，国务院于2006年2月9日、3月20日分别印发了《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简称《科技规划纲要》）和《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2006―2010―2020年）》（简称《科学素质纲要》）。笔者认为：以《科技规划纲要》和《科学素质纲要》为标志，党和国家在推进创新型国家建设中，实践着“两个基本方略”，即以加强自主创新为主导的“科学技术创新发展方略”和以全民科学素质建设为主导的“科学技术普及发展方略”。
应该看到，胡锦涛同志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深刻地讲道：“要坚持科技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为人民群众服务的方向，把科技创新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紧密结合起来，与提高人民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紧密结合起来，使科技创新的成果惠及广大人民群众。”“要在全社会广为传播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科学思想、科学精神，使广大人民群众更好地接受科学技术的武装，进一步形成讲科学、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社会风尚。”这就是说，我国的科技进步不仅要“顶天”，在科学前沿和高技术领域有所创造、有所作为，而且还要“立地”，让广大人民群众认识科技、理解科技、运用科技，充分享用科学技术带给人类的巨大恩惠。
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两个基本方略，是基于“科学技术动力观”的两个重大的科学抉择。
第一，以自主创新为主导的“科学技术创新发展方略”是应对知识化的全球竞争新挑战的科学抉择。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我国有自身的政治意愿和战略利益。为了尽快提高科技发展水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引进了数万亿元的先进技术和设备，这对缩小我国与世界先进水平的技术差距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国不能仅仅依靠引进技术满足自身的科技需求，不能指望别人来解决我们自身发展面临的重大科技问题。在2006年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胡锦涛同志深刻地指出：“一个国家只有拥有强大的自主创新能力，才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把握先机、赢得主动。”“面对世界科技发展的大势，面对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我们只有把科学技术真正置于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真抓实干，急起直追，才能把握先机，赢得发展的主动权。”
当前，我国尚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正承受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和科技上占优势的压力。中国能否成功地回应当代科技革命的冲击，成功地在21世纪实现伟大复兴，不但对中华民族本身意义重大，而且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前景也具有特殊的意义。很显然，如果先进的科学技术为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所垄断，那就谈不到社会主义的兴旺发达，社会主义就不可能在与资本主义的竞争中取得比较优势直至最终胜利。如何把社会主义建设同当代科技革命的潮流更好地结合起来，始终是具有战略意义的紧迫任务，也是当代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方面。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理论与实践，在新时期新阶段实现着科技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的有效契合。
自然科学应用篇10
关键词：经济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国际化；海归学者
中图分类号：F0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08)10-0009-08
一、引言
目前，国内经济学界的一个重要趋势就是与国际接轨，加强经济学理论和思维的国际化。正因如此，各院校都在竭尽所能地引进海归学者，由海归学者来主导经济学的改革：不但在教学上极力推崇原版教材，而且在理论研究上更加迷信英文文章，推崇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中的数理化倾向，从而加速了当前这种庸俗的实证主义思潮(朱富强，2008)。当然，不可否认，由于近百年来中国在学术科研上的积累已经远远落后于欧美诸国，因此，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引入对根除中国传统经济学中的僵化思维确实可以产生显著的积极作用。但问题是，当今中国学术与欧美相差的最大之处并不在于明示式的知识和形式上的规范，而在于国内学术风气的扭曲以及学术理念的消逝。因为，前者是比较容易进行移植的，而后者则依赖于一系列的社会条件。事实上，制约当前中国经济学发展的主要障碍不在于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和知识被隔绝，也不在于西方学术上的“形式规范”没有有效建立起来；相反，根本上在于整个学术制度和学术风气已经变坏，很多学者已经完全漠视其应有的学术理念和社会责任。因此，如果学术上要与国际接轨，则首先需要学习国外的学术精神和借鉴其学术制度。然而，当前那些所谓的“国际接轨”又接得怎样呢?
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当前学术界中的国际化改革几乎都是一些极具功利心态的人士所发动的，且主要是那些经济学出身的副校长、校长助理或者院长所积极推动或参与的。其结果是，经济学的国际接轨基本上是停留在形式和规范上，偏重于教的内容，而那种真正的学术精神却被无情地抛弃了。例如，目前国内一些主要大学就模仿欧美而作出这样的规定：导师应该对研究生支付生活津贴，从而变相迫使研究生跟随导师从事课题研究，而那些没有课题的导师则丧失带研究生的资格。显然，这种改革完全没有考虑到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社会科学研究与自然科学研究的差异。试想：当前的那些课题又有多少是理论型的，研究生们有几个具有理论研究的能力?而且，仅仅粗涉教材的研究生们又对社会现象了解多少呢?一般地，社会科学的学习首先要夯实深厚的理论基础，在缺乏广博知识的基础上就从事所谓的课题研究，这是非常荒谬的。因此，当前的这些功利性改革将彻底搞垮中国的基础理论研究，尤其是社会科学领域的基础学科。事实上，正是由于以自然科学的思维来对待社会科学，造成了社会科学中基础理论研究的窒息，并制造了一批到处夸夸其谈的新闻“学者”，从而较大程度地扭曲了学术风气。
那么，为什么会形成这种形式主义的接轨?为什么经济学领域国际化的呼声比其他社会科学远为强烈?其原因在于，西方社会根深蒂固的自然主义思维在现代主流经济学中比其他社会科学更为严重，这导致经济学存在着强烈的自然科学化倾向。波普尔(1998)指出：“在大多数有关方法论的讨论中，严重的错误都产生于对物理学方法的某些极为普通的错误理解。尤其是，我认为他们产生于对物理学理论的逻辑形式、检验方法和观察与实践的逻辑功能的一种错误理解”。事实上，正是承袭这种自然主义思维，在将研究对象限制在物质资源配置的私人领域之后，新古典经济学就把自然科学视为模仿的对象，把经济学当作自然科学来研究，把经济学理论视为可以普遍利用的技术生产力(如边际递减规律)。显然，当前国内“主流”经济学者由于受新古典经济学研究思维的熏陶，基本上已经皈依在自然科学的“石榴裙”下。为此，他们强调经济学的科学化和客观化，极力以自然科学的研究思维来框定经济学，把某些自然科学研究的特有方法和学术要求简单地搬用到社会科学领域。然而，作为社会科学的经济学与自然科学之间果真如此接近吗?显然，要对经济学学科发展的取向有一个明确的认识，首先要比较一下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特点。在此基础上，本文通过经济学学科特性的考察来对当前的接轨形式和内容进行反思。
二、自然科学理论研究和发展的一般特点
一般说，自然科学的研究主要体现为人对自然界的探索，并呈现出两个基本特征：一方面，自然界是由所有的时间和空间中都相对不变的一个物理上的一致体系所支配，即自然现象是相对稳定的，因而自然规律在任何地点或时间都是有效的。另一方面，人类对自然界的认知是随着工具的发明以及理性的提高而逐渐深入的，且往往只有在有关研究视角、分析工具或者物理机理等方面取得一定重大突破以后，才会开启一个新的认知领域，并导致研究范式的转变和科学的革命。基于这两个特征，自然科学的研究也有其独特性。
(1)自然科学研究大致可分为两个基本层次，即基础理论和综合应用。其中，基础理论研究主要是在一系列的概念体系的基础上构建出自然现象背后的规律，而这种规律在特定的时空下是稳定的，并可以通过猜想一反驳机制不断完善和发展。因此，人类在每个历史阶段上所获得的认识和研究成果将成为自然科学不断走向更成熟、更正确的阶梯，这是自然科学理论发展中的连续性和进步性。综合应用研究则是把迄今为止的理论研究中最为“进步”的认识用于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实践，并通过实践来检验基础理论的正确性。显然，这种研究实际上是把理论成果转化为实际效益，因而自然科学的应用研究特别关注理论研究的前沿成果，关注理论的适用性和效益性。
(2)在新的科学革命没有出现之前的很长时期内，主流的自然科学原理往往都会获得广泛的共识。其原因在于，尽管任何科学理论都具有主观性，但自然科学位置的客观性要求人际不变性，在可重复性和还原性的基础上具有可检验性。因此，自然科学中很少出现不同的派别，很少出现众体系林立的状况。即使有不同的体系，也主要是集中在那些还未得到检验的猜测性假说上。相应地，自然科学领域中绝大多数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这样两大领域：一是基于常规范式下对一些细节问题作微小的理论修补和发展，从而对自然界的探索具有非常强烈的继承性。二是在掌握了现有的知识原理之后，结合具体自然环境作些应用性研究，从而很注重实验室的日常检验。而且，由于自然现象本身具有稳定性以及自然科学的实验是可控的，因此，这种对基础理论的变通性应用往往是可行的。故需要关注相应领域的最新进展。
(3)自然科学领域中那些异端的猜测性假说一旦得到证实，往往会导致整个理论体系的根本性变革。因为，自然科学具有很强的“统一性”，整个自然科学的理论体系往往都是建立在共同的假设基础之上。所以，自然领域中任何思维的重大发现，或者对一些原来留存的疑难点取得了明显突破，往往都会颠覆整个理论前提，从而大大促进整个自然科学的理论发展，乃至研究范式的转变。而且，即使那些狭隘的领域偶尔出现无法消除和解决的反常现象，也会动摇常规范式。例如，迈克耳逊一莫雷实验就动摇了整个“经典”物理学的基础，并对狭义相对论的创立产生了重要影响。正因如此，尽管自然科学领域的日常科研往往是基于现有理论和常规范式进行一些局部的探索或作一些具体的应用性研究，但是，最高水平的自然科学研究却是对某些理论难题的攻克，或者通过各种实验对新假说进行验证，这也是波普尔所谓的证伪工作。显然，试图通过对一些难关的攻克引发理论的革命，也就是自然科学的基础性理论研究。这些工作是自然科学领域的最高殿堂，因而从事这种研究的往往都是那些具有异常禀赋的天才人物。
(4)自然科学领域的理论进展主要体现在最新研究论文上，而并不热衷于系统性专著的撰写。因为，在自然科学领域发生理论突破之前，自然科学研究往往形成了较为稳定的常规范式，这种常规范式下的基本规律以及理论体系对业内人而言往往是不言而喻的。因此，自然科学研究者的主要工作是基于对一些特定难题的探究或者应用中的细枝末节的发现，或者是一个具体应用的条件或流程设计。相应地，自然科学研究者的科研成果也主要体现在对这些细枝末节上的新观点或新发现所撰写的一些论文上，而一般不会热衷于撰写整体性的理论著作，除非他希望重新编一套吸收最新成果或者更适合教学逻辑的教材。事实上，在常规范式主导的漫长时期内，自然科学领域中的著作往往都呈现出大同小异的教材体式。因为，写进自然科学教材的理论基本上都是已经得到检验或者学界认可的，主要是总结和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而缺乏撰写者本人研究成果的个性差异。尽管在新理论和范式的提出和推广过程中，也会因存在一些认知上的差异而出现稍有不同的教材体系。
(5)自然科学中开创性专著的出现往往具有非凡意义，甚至可能会导致科学范式或研究纲领的变革。其原因在于，自然科学的科学知识往往具有共同性，只有当自然科学理论在逻辑或实践上遇到了严重的危机，并由此而取得了新的重大科研突破后，从而需要对自然科学理论体系进行重新阐述时，才有必要撰写一部新的专著。同时，一旦对事物之间的作用机理或者内在物质产生新的认识，并得到了检验，那么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是对传统理论的否定，从而会对传统理论体系产生颠覆性影响。事实上，往往只有那些相关领域的大师，特别是那些取得理论突破的研究者，才会撰写一部新的理论专著。那些对自然科学作出重要贡献的学者如牛顿、达尔文、爱因斯坦、霍金等人，都曾撰写过具有全新体系的巨著。而且，他们的著作基本上都改变了人类对自然世界的认知，极大地推动了科学技术的进步。
(6)自然科学的基础理论往往具有严密的逻辑性和应用的稳定性，因而其研究成果往往传播较快。这是因为有理论的客体特性和传播的主体动力两方面因素。就自然科学理论的客体特性而言，自然规律仅仅依赖于普遍的自然环境，这与人和社会的因素相对无关。因此，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本身也具有较强的普遍性，以致自然规律一旦被发现之后，就可以迅速被传播、验证和应用。就理论研究者传播的主体动力而言，自然科学领域的研究激励往往有“锦标赛”的特点，科学的桂冠集中戴在那些最早发现规律或取得突破的学者身上；相反，即使其他人在自然科学领域也独自取得了突破性的理论进展，但如果国际上的类似研究已经在先，那么他那“独自”的研究也往往变得毫无价值。因此，自然科学领域往往会出现为冠名权或谁先谁后的争夺，有的甚至成为永远无法揭示的公案。同时，这也是为什么自然科学的研究需要关注前沿的原因，每个顶尖学者都希望尽可能地利用他人的研究而成为第一个最终发现“圣杯”的人。
(7)自然科学的综合应用往往具有丰厚的“研究红利”，因而其研究成果往往会受到刻意的保护或隐藏。这可从两个方面加以说明。一方面，由于自然规律及其理论的普遍性，以及理论和应用之间往往又存在时滞。因此，那些以追求利益为目的的研究者往往会有意识地隐藏自己的发现，那些应用性的理论研究尤其如此。另一方面，由于自然科学的应用研究具有很强的获利性。如一些专利、发明等都是实实在在的，都可以直接从市场上为个人或者所在单位、国家带来实实在在的社会利益。因此，每个发明者、团体都比较注重对一些应用性研究成果的保护，国际上也制定了相应的专利制度和保密制度等。
综上所述，自然科学具有强烈的客观性、中立性和普遍性，因而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应用研究，都需要关注前沿，要与国际接轨。因为，就可行性方面而言，基础理论往往难以在短期内获得市场利益，而长时期的隐藏或保护会限制人类知识的发展。所以，国际上往往规定基础理论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只是社会对那些发现者提供一定的奖励回报。因此，为了争夺优先发现权，自然科学的基础理论研究成果往往是公开的，甚至一些应用性研究为了获得优先发明权也会尽早公开其研究成果。就必要性方面而言，自然科学的研究效益体现在最新科学技术的应用上，而基础理论研究则是应用性研究的基础。可见，自然科学的研究切忌闭门造车，需要时刻追随相关研究的国际前沿。
三、社会科学理论研究和发展的一般特点
尽管社会科学研究也可分为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对策研究两个基本层次，但由于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存在不同的特点，因此，两者的研究思维和方式在本质上也存在不同。事实上，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人、人类社会以及由人造成的社会现象，这比自然现象更复杂、更多变，不但难以发觉固定不变的社会规律，而且也体现了人类的行动影响。所以。社会科学理论不仅具有强烈的主观性，而且，也缺乏自然科学那种一元单线的发展路径，往往呈现出否定之否定的认知轨迹。正因如此，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理论研究之间呈现出明显的差异。
(1)社会现象的影响因素不但复杂多变。而且具有整体性，故社会科学研究需要非常广博的知识。其实，社会科学是相对较晚才出现的学科，相对于之前出现的数学、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学科而言。它的理论研究最具体、最复杂，与社会实践的关系也最直接，并需要利用所有其他学科的一切成果。因此，作为社会科学的经济学之理论研究，它往往具有两个基本特点：一是经济学的理论不是建立在抽象的纯粹假设之上，而是源于人类社会的日用人伦，需要挖掘现象背后的事物本质。显然，揭示较自然现象更为复杂的社会现象往往需要更为广博的知识，而本
质认识又往往依赖于大量的个人知识及其独特视角。二是经济学常常把自然科学中所发现的物质法则当作论据的事实来接受。而不是专注于技术性问题。可见，经济学中的技术性手段如线性规划、对策论、统计理论等，都是数学家或其他自然科学家发现的，这方面的难题攻关本身不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2)由于社会科学本身具有强烈的实用性，导致绝大多数经济学者热衷于应用对策的研究，试图把人类在自然科学或其他领域中所发现的规律、公理以及所积累的理论知识应用于人类社会的实践。当然，作为社会科学的经济学在如何借鉴自然科学理论方面，却与自然科学的应用性研究存在根本性区别：自然科学的应用研究由于存在可控实验而能够直接使用自然科学理论中发现的原理，而社会科学的应用研究仅仅把自然规律视为假设性条件，由此假设得出的命题只有在那些没有考虑的因素不发生作用时才是正确的。然而。由于这些因素的探究是解释和预测真实世界所不可缺少的前提，因此，社会科学的应用特别要注意这些具体复杂的影响因素。即使在使用物质资源配置这类属于私人范畴的理论时，也必须关注具体的条件，因为社会科学中没有任何问题是纯粹私人性的。从某种程度上讲，社会科学的应用对策研究是一门艺术，它考虑的是如何恰当选择已有的理论问题。这就有两个基本要求：一是要对具体对象进行详细的描述，从而便于选择相适应的理论。二是要有广博的知识，从而使得理论选择集更为丰富。
(3)社会科学的基础理论研究也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两者的研究特点和要求存在很大的不同。一是基于数理逻辑的功能性研究。这是基于特定假设前提的纯粹“象牙塔式”研究，其任务是推理不同条件变化下的结果反应，或者寻找更适宜互动模型和检验工具。显然，这类研究的成果具有强烈的抽象性。尽管它能够对人类实践或制度变革提供启发，但却完全不能直接加以应用。而且，从事这类攻关性研究的学者大多是出身于自然科学，他们并不具有解决具体社会问题的知识。二是基于内在机理的因果性研究。其首要任务在于，对具体社会现象的深刻理解、本质的揭示以及事物之间因果关系的剖析。可见，由于社会现象本身是一个相互依赖的整体，导致这类研究需要非常广泛的共同知识和个人知识。同时，由于对本质的探究体现了个人的认知和立场，从而使社会科学的理论研究具有强烈的主观性和个体性。
(4)社会科学的理论具有强烈的主观性和个体性，因而难以像自然科学那样达成普遍的共识或形成“真理性”的知识。事实上，社会科学本身是一个“为己之学”，其学习和研究的主要目的在于增进个人的认知。在个人获得真正的认知后，再通过教授方式来提高他人的认识。所以，社会科学领域的那些大学者们一生都在努力地“活到老、学到老”，以不断增进自己的认知水平。在此基础上，他们撰写出系统性的理论著作。同时，由于社会科学领域的认知本质上是个人性的，时空对社会事物的认识来说并不很重要。因此，社会科学领域的思想进展往往非常缓慢，没有自然科学理论那样的直线式的“进步”。特别是，尽管他人的研究或思想可以启发自己的思维，但要将人类积累的知识应用到实践或者加以时代的检验，还是要通过个体的理解和消化这一环节。
(5)社会科学的理论和知识具有强烈的连续性和反复性，因而“为往圣继绝学”在社会科学中体现得尤为强烈，它要求注重历史文献的梳理。其实，社会科学的理论和知识首先来源于人类实践，来源于人们的日用人伦，而人类社会发展本身存在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因此，体现经验事实的社会科学领域的绝大多数观点、理论以及相应的研究思维往往都已为前人所提及，即人们对社会科学理论的认知往往会出现一种回溯或返祖现象，并将这种认识传授给后来者。当然，由于受时代背景、知识积累以及个人认知的限制，前人的论述往往比较粗糙，后人的主要任务是在经典文献的基础上，对理论体系进行完善和发展，而不是以求新求变的态度不断地推出所谓的新理论。因此，社会科学家并不是要像自然科学家那样，在前人理论的基础上促进理论的革新或发展，而是要通过详细剖析前人理论的特点及其适应的社会背景，并结合后来的实践对之进行深化、发展，从而更好地指导时下的社会实践。
(6)由于社会科学理论本身具有时空性，对社会现象的认知都是在一定社会背景下的产物。因此，其理论发展不是直线性的。事实上，任何社会科学的理论体系都是建立在特定的引导假定之下，而引导假定之间本身又是不可通约的。所以，社会科学的理论知识没有绝对的对与错之分：不能说后来的知识比以前的更为进步了，而只能说认识更为精微或深化了。这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说明：一方面，同一社会现象在不同时代背景下所产生的原因往往是截然不同的，不同主体基于不同的视角所产生的认识也差异很大。所以，不同时代、甚至同一时代的人对同一社会现象的认知都不可能是完全相同的，以致社会科学领域很难产生普遍认同的基本原理，无法形成真正的共识。另一方面，社会科学即使在特定时期的一定范围内形成了特定范式，但这种范式也往往无法维持很久；相反，在任何时代都会出现相差迥异的各种观点，乃至不同流派。而且，社会科学本身就是在不同体系、不同范式以及不同观点的争论、交流和折中下得到发展的。
(7)社会科学的研究贵在把经验事实和人类理想结合起来，从而构建“极高明而到中庸”的理论体系。这与偏重于“极高明”的自然科学理论不同。其实，社会科学的理论研究根本上是要提高对真实世界的认知，包括现状、本质等方面，从而影响人类社会的个体或集体行动。因此．无论是从理论研究还是应用研究来讲，社会科学都与基于某一特定狭隘领域进行攻关的自然科学不同。一般说，社会科学研究注重的不是寻求某种技术性的突破，无法在对一些基本常识都无知的情况下就对某些“社会难题”进行所谓的“攻克”；相反，它需要在系统地梳理前人知识和理论的基础上，逐渐形成自己对社会更全面的认知，需要能够解释和处理具体的社会现实。同时，由于社会现象本身是不可分割的，因此，社会科学研究者不应像自然科学家那样局限于撰写某些基于具体疑难的论文；相反，社会科学领域中的伟大学者往往更立志于撰写巨著，形成自己的认知体系，并希望将之传授于后来者。综上所述，社会科学具有强烈的主观性、规范性和本土性。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应用研究，都不能简单地照搬和移植其他时空下的学说。其实，社会现象是复杂多变的，而社会科学理论则往往具有抽象性，它无法直接加以应用。同时，那些具体的研究成果本身往往具有较强的特殊性和专用性，它的使用效果依赖于特殊的社会环境和特殊的行为习惯，因而也不能简单地搬用。可见，社会科学理论本身就内含了一般抽象性和具体专用性的双重特征。这使得社会科学理论呈现出一种较强的公共性：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往往是公开的．既没有专利，也不用保密。相应地，由
于社会科学理论本身来源于特定的经验事实而不具有普遍性，导致社会科学领域的思想传播也呈现出双重特性：一方面，它的传播不但不会受到人为的限制，反而会受到鼓励。因为。社会科学认知上的一致性便于建立更好的协作关系．这也是为什么社会科学的思想往往更容易传播的原因。另一方面，南于不同环境下对社会现象的理解不同．导致社会科学的思想传播又往往比较困难。这种困难主要表现为受到接受者的接受能力和应用能力的限制。
四、国际化程度并非是衡量经济学水平的核心标尺
上面的分析表明，社会科学研究和自然科学研究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区别：一方面，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是相对稳定的自然世界，不仅自然界中的各因素可以进行隔离，而且人类主体也可以与自然世界这一认知客体隔离开来。因此，自然科学所建立的理论体系是先验性的，它依赖于脱离人类生活经验的工具理性。并试图建立一个不断进步的真理体系。相应地，自然科学的成就往往是通用的，因而比较容易与国际接轨，也需要与国际接轨。由于自然现象本身就是普遍性的，因此，通过国际接轨，便于更好地吸收他人的研究成果，把握前沿，站在他人的肩膀上进行攻关。另一方面，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不确定的具体社会现实，不但各种社会因素无法进行隔离，而且也无法将人类主体从生活世界这一认知客体隔离开来。所以，社会科学所建立的理论体系是经验性的，其内容往往是针对其所处的环境、地区乃至国家而言的，其根本性作用也正是体现在对周围乃至本国的社会现象的认识上。相应地，社会科学的成就往往具有特定的时空性。因而往往难以与国际接轨，也不必须与国际接轨。事实上，由于社会现象比自然现象要复杂得多，没有任何实际问题可以单独地根据经济前提来决定，即使是其性质最接近的纯粹经济问题。因此，社会科学研究不是基于对某些具有普遍性的疑难问题的攻克。
自然科学往往可以基于脱离经验事实的逻辑推理把特殊上升为一般，从而发展出一般性的定律；而社会科学的理论则必须建立在经验事实的基础之上，必须对那些独一无二的事件进行直观的理解，对事件发生的利益、倾向及其他相关的特殊因素进行情景化的理解。基于社会科学的这种特性，在本质上它并不要求在所谓国际一流杂志上发表文章，而是能够基于独自的社会和知识背景为某一问题或现象提供一种思路，它注重的是不断提高研究者自身的真正认知，并转化为自身的行动。只有这样，社会科学的理论研究才有意义，社会科学的应用研究才有价值。相应地，尽管作为社会科学的经济学理论研究可以吸收和借鉴其他国家学者所提出来的研究方法、研究结论，但是，必须清楚，西方社会科学的具体理论和观点大多数是建立在其自身的社会背景之下。如果简单地将这些理论应用到中国，则往往只会产生刻舟求剑、邯郸学步的效果。这也正是经济学所具有的独特性、本土性和人文性的特征(朱富强，2008)。而且，由于社会现象要比自然现象复杂得多，对社会现象的任何理解都往往是基于特定的视角。因此，要对社会现象有更全面的认知，也必须尽可能地吸收他人的知识，而不是极端地开辟一条更为狭窄的道路。也就是说，社会科学的进步不在于不断革新和创造发明，而在于对前人思想的梳理。所以，社会科学强调的是一种求学风气以及对人性的培育(朱富强，2008)。
显然，经济学更类似于社会科学。因为，经济学根本上是要剖析人们行为的机理，从而提高人们的福利。这就要关注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人面对自然物时如何行动，如何最大化地使用物；二是人面对他人或社会时如何行动，如何充分运用人的理性来实现社会需求的最大化。前一个内容可以借鉴自然科学的知识，但是，自然物的配置并不是孤立的，必然会涉及到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关系。后一个内容实质上是心理学和社会学的内容，需要分析具体环境下人的行为方式和偏好。从根本上说，社会现象都必然会涉及到后一个内容，因而需要认真研究内在经济现象中的“人”的因素，使经济学的研究具有非常强的本土性(朱富强，2008)。特别是，经济学作为一门致用之学，更加强调其研究成果对与该研究有直接关联的人所具有的启发意义。所以，如果是国内学者研究美国问题或许更应该首先在美国发表。但是，如果研究中国问题的文章也强行要在国外杂志上发表，显得多此一举了。同时，由于自然科学知识具有时间上的累积性，因此，除非面临着范式的革命，现代的自然科学家一般都可以从已经被证明为真实和科学的发现中直接获得他们所需要的知识。但是，作为社会科学的经济学历史发展却充满各种难以判断的意见和观点。而且，在一个阶段已经被证明错误或者荒谬的理论在某一个适宜的阶段又可能被重新发现并奉为真理，所以，经济学知识并不是以严格的累积形态取得进展的(王曙光，2004)。
因此，经济学的理论研究更重要的是对经典文献的梳理，而不是偏重于所谓的“前沿”研究。熊彼特(1991)就指出，经济学领域的“有些成果被中途遗忘或搁置数百年之久。这要比物理学中更屡见不鲜。我们会遇到一些简直令人吃惊的事例。研究经济学史的经济学家，常常会碰到很有启发性的间接以及有用的教益，这与同样情况下的物理学家很不一样：因为后者一般可以相信，在他的先辈们从事的工作中，几乎没有湮没什么有价值的东西”。也正因如此，社会“科学分析不单纯是逻辑上前后一贯的一种过程，从某些初步观念开始，然后按照直线的方式往上面增添内容。它不是单纯地对一个客体实体的逐渐地发现――例如，像刚果盆地的发现那样。它毋宁说是与我们自己和我们前辈人头脑里创造的东西的一直永无休止的搏斗；同时，如果它有所‘前进’的话，那是一种正交叉的方式前进的；它的前进不是受逻辑的支配，而是受新思想、新观察或新需要的冲击以及新一代人的偏好与气质支配。因此，任何企图表述‘科学现状’的论述实际上是在表述为历史所规定的方法、问题与结果，只有对照其所产生的历史背景来考察才有意义”。
然而，不幸的是，基于西方社会的自然主义思维，国内经济学界却极力将社会科学混同于自然科学，不但舍弃对学术的系统梳理，而且相反地专注于非常狭隘的所谓“前沿”论文；不但不注重全面的知识综合并形成自己的真正认知，而且相反地像自然科学一样，强调攻克某些“难题”，或者像一般性的自然科学工作者那样，通过照搬一些基本定理来从事日常的应用性研究。多迪默(2002)写道：“与硬科学中的同事们一样，一位经济学家也可以从现有的知识体系中借来某些东西来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他先是按照严格的句法规则建立起一些理论模型，然后，再对这些模型求解。而且，从原则上来说，这些计算工作是可以通过计算机来完成的。在进行这项工作时，这位经济学家拥有数据资料，他用这些数据资料来检验具体的假说。他建立经验模型来估价在外部环境变化的情况下所产生的影响，或者经济政策的变化带来的影响。这
种常规的科学实践活动把经济学家变成了工程师”。欧美经济学界是如此，中国经济学界就更是如此。
国内经济学知识积累本来就非常匮乏，真正有价值的经济思想更少。而且，经济学本身就是基于西方文化及其行为机理之上，在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框架下，中国人根本无法在思想领域有所作为，因而只能在形式上加以仿效。同时，在以数理形式为衡量标准的情况下，那些理工科出身的人就占有明显的优势，他们成为中、西方经济学沟通或接轨的“桥梁”。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当前国内经济学界涌入了越来越多的理工科出身的人。一个普遍的事实就是，现在那些研究生导师在招收研究生时，一般都更倾向于数学专业的而不是经济学专业的学生。显然，这些学者的社会科学领域的知识更为匮乏，因而也根本无法在思想上有所作为，甚至对思想毫无兴趣。为此，这些学者往往会将主要精力用于对某些数学模型的改造和应用上，而不是真正弄清楚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的内在机理。所以，中国经济学界会出现这样的怪现象：许多对社会科学乃至经济学基本常识一窍不通的人在搞社会科学领域所谓的前沿研究，并成为学术的引导者及政策的制定者。
当前，这些人主导了中国经济学界，他们必然会努力将经济学拉向自然科学，从而大肆主张与国际接轨，理由是物理学或数学就是这样。特别是，为了显示自己研究的前沿性和国际性，他们会刻意地通过种种途径与国际“学者”合作发表文章。但殊不知，当前形成的这种学术研究分工体系具有鲜明的“殖民”性质：国内学者提供有关中国情况的数据，西方学者作出计量分析。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学术永远是处于“打下手”的角色。更为严重的是，即使从人类社会的角度看，这种分析真的能够促进理论的发展而获得更真实的社会理解，抑或取得实际的分工效益?鲁迅先生曾说过，写文艺作品专靠别人提供的材料是不行的，更何况进行社会科学的研究。
其实，正如多马(2001)指出：“优秀者都愿意自己研究。”他们都愿意自己提出思想而让合作伙伴撰写研究成果，而不愿意简单地承担数据收集和处理工作。但在目前流行的西方学者与中国学者展开的合作中，往往是由中国学者提供数据和进行数据分析，而西方学者对研究结论进行解释。试问，这种合作方式能够体现国内学者的何种学术水平?而且，在当前这种国际合作中，西方学者甚至像国内学者的研究一样，根本不关心这些数据是如何得来以及是否可靠正确，更不考虑其他的社会环境以及可能更为重要的影响因素。其原因在于，这些国外学者寻找中国的合作者，绝大多数还是出于评职称或其他功利主义的考虑。因为，这样的研究更便于他们发表一些文章，毕竟西方学者对中国实际情况的了解少之又少，对中国人提供的数据更难进行考证。正因如此，目前在国外杂志上所发表的一些有关中国问题的论文甚至比中国人的研究还要肤浅得多，它们大多是概念上或者形式上的。
正是由于国内对国际刊物发表文章的盲目推崇和鼓噪，激励着人们努力通过各种途径寻找与国外学者合作，而不是静下心来对思想作些实实在在的梳理。这种风气也进一步助长了数理和实证的分析倾向。因为，这种文章显然更容易合作，也更容易发表。但是，对这种学术的鼓励，却误导了理论的真正发展，因而无法取得真正的社会科学的进步。德鲁克(2000)曾写道：“如果，乔之所以晋升是因为他擅长玩弄政治，人人都会知道。他们会对自己说，‘好吧，这就是公司里的晋升之道’。他们会瞧不起上司，因为他们强迫人人都变成了政客，结果是他们要么离开要么自己也变成政客。”目前学术界正是如此。其实，社会科学需要的是精心思考，而不是机械搬用。钱穆(2004)强调，“如何像以前的禅宗般，把西方的新人生观综合上中国人的性格和观念，而转身像宋明理学家般把西方人融合到自己身上来”，这就是我们现代学者的任务。但是，我们的学者却在做急功近利之事，我们的制度更是为这种功利行为提供激励。余英时(2004)写道：“一般倾慕西方文化的人在取舍抑扬之际也缺乏真知灼见，他们往往对自己还没有十分弄清楚的东西，已迫不及待地要用之于社会政治和社会改造方面。这种轻率而又轻薄的态度不但与西方‘为知识而知识的’精神完全背道而驰，而且也和中国人所一向讲究的为学须分本末人己的传统大相径庭。”
五、简短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