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经济学专业篇1
关键词：劳动与社会保障；经济学；就业；课程体系
一、研究背景
1998年教育部在调整本科专业目录时减少了近一半专业，却增设了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作为一个新兴边缘学科诞生后，很多高校尤其是重点高校凭借自身原有相关学科，比如，劳动经济学、劳动关系学、社会保障学等的师资优势，办出一些特色，走在了前面。江西师范大学校2005年设立该专业，并于次年开始招生，至今已有多届学生毕业。
二、就业总量分析
为了解毕业生实际就业去向，笔者对江西师范大学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2010届、2011届、2012届和2013届毕业生进行了调查。调查形式包括电话、短信、委托本班同学对未能联络上的同学补充联系。其中2013届和2012届有效信息获得率分别为100%和56%，而2011届和2010届毕业生获得的有效信息不足50%。表1给出的是2013届我校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毕业生的就业去向与就业岗位的情况。（表1）
总的来看，2013届毕业生中就业单位为企业的占比为60%，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占比为40%，即便把其中的大学生村官部分删掉（按协议他们极有可能将来需要面临二次就业，大约占其中的17%），即真正属于公务员及机关事业单位的部分为23%。虽然相比一些重点大学，比如，中国人民大学比率仍属较高水平（后者2013届毕业生该项比率仅为6%）。而去往企业的比率高达60%，中国人民大学为86.5%。
在岗位方面，去往企业就业的21人中有15人前往私营企业，其中10人从事经营类工作；3人前往国有企业，其中1人从事经营类工作；2人前往地方银行，均为经营类工作。按此计算，从事经营类相关工作的比例占32%，高于预期。意味着将近三分之一的学生从事的是经营类岗位，在所有类别岗位中比率最高（在所有类别中占比最高的是行政类岗位，但如果除去大学生村官部分，则占比和经营类岗位占比相等），远高于我们对从事经营类岗位的学生数量的预期，偏离了我们最初认为大部分毕业生应该去机关事业单位工作或企业人事、工资与福利部门工作的判断。这种误判体现在就业比例与和服务于相应就业类别的课程或学分比例之间的对比关系上。2013届毕业生培养计划共开设了25门课程（专业必修课程，不含公共必修课），其中经济学类课程7门（不包括相关课程，如高等数学等），占28%，略低于经营类岗位就业同学的占比，考虑到大学生村官二次就业问题，则两者差距可能会更大，经营类岗位就业比例将显著高于经济类课程的比例。
三、就业结构分析
学生培养计划中经济类课程的开设和学生就业选择情况并不匹配，即经济类课程安排落后于学生就业需求，不仅体现在总量上，在结构上也很明显。
根据就业反映情况，经营类就业全部集中在企业，没有人在政府相关部门从事经营类工作，但为这些部门就业而开设的经济学课程却占全部经济学类课程的43%，主要有公共财政学、公共经济学概论和政府经济学，它们没有给学生就业带来直接的促进作用。其他几门经济学类的课程情况稍好，除西方经济学原理作为基础性课程外，其他课程如货币银行学、劳动经济学和福利经济学原理等都有服务对象，即可以在毕业生就业岗位中找到其影子，如有学生从银行业务工作，有同学从事劳动保障工作以及企业人事管理工作。
在2013届毕业生就业中，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升学比例非常低。在41个同学中仅有2个同学选择升学或升学成功，比例为5%，远低于中国人民大学的37.1%，南京农业大学的17%。从升学方向看（2012届类似），这个专业主要有两个去向，一是经济学，可以选择劳动经济学、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国民经济学和产业经济学等；一是社会保障。对升学选择经济学方向的同学而言，现有经济学课程安排对他们并不利，主要表现为课程杂、方向不明确、缺少核心课程，导致学生在向经济学专业升学过程中遇到障碍。如果升学方向是社会保障，其相应课程则开设较为齐全，一共开设了7门核心课程。但在这种“完美”的课程设置下，选择社会保障作为升学方向的同学仅有1人（2012届为2人），和选择经济学作为升学方向的人数相当，令人质疑其价值。
四、学科建设科学定位
根据以上对毕业生就业状况分析可发现，经营类岗位和行政管理类岗位总的占全部就业的比重高达78%，而社会保障类以及人力资源管理类等其他岗位占全部就业的比重不到22%，这种反差显示出当前学科建设定位不够理想等问题。首先体现在办学单位设置不合理。据了解，中国人民大学和首都经济贸易大学设立了专门学院外，其他高校，比如，福建师范大学和湖南师范大学均则将其设置在公共管理学院，依托管理学平台办出了特色，对学生培养和就业有利。省内某高校将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设置在经济管理学院（前身为经贸学院），定位为培养学生向劳动与人事、社会保障与商业保险及相关领域扩展渗透的能力，为此开设了共计10门经济类课程，也办出了特色。江西师范大学则把它放置在了政法学院，目前状况难以显示该平台为专业特色建设带来帮助。当然，新办学科问题在所难免，关键是要面对问题提出解决办法。
基于目前收集到的毕业生就业信息可得出一些有价值的结论。首先是培养计划中应该对核心课程进行模块化管理，通过模块引导学生明确对未来的定位。根据历届毕业生就业呈现出在某些岗位类别上的集中趋势，可考虑设置若干模块，比如，经济类模块、行政管理类模块、社会保障类模块等。这里仅关注经济类模块建设。
五、经济类模块建设
对就业信息的纵向比较，有助于产生更加清晰的认识。如果不苛求严谨，可以把历届学生培养计划中，经济学课程的变化与历届学生中经营类岗位就业和升学情况作个对比。这里仅以信息收集情况稍好的2012届和2013届毕业生为例。2013届毕业生从事经营类有关工作占就业学生中的比例高于2012届毕业生。相应，2013届毕业生的培养计划中经济类课程的门数为7门，比2012届毕业生多1门。同时，部分课程的学分也有所增加，如果算上一些课程，则相差更多。经济学课程的变化和学生在经营类岗位的就业存在正向相关性，建设好经济类模块有助于学生就业。
经济类模块建设可从两方面考虑，一是服务和致力于经营类岗位的同学，一是服务于在其他岗位的同学。两类同学就业目的不同，对经济学课程体系的需求不同，因此可分别设立两类经济学模块课程供选择：经济类模块i和经济类模块ii。
经济类模块i。主要面向将来准备在就业或升学时向经营类岗位或经济类专业发展的同学。该模块在原来经济学课程中进行整合，主要对原来一些就业贡献小且内容非常相似的课程，比如，公共财政学、公共经济学概论和政府经济学进行精简，同时增加一些核心课程和有利于拓宽学生就业面的课程，例如，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等。该模块具体包括以下课程：西方经济学，计量经济学，货币银行学，证券投资学，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劳动经济学，福利经济学。从课程数量上看，该模块所包含的课程数量与原来的经济学课程数量相比并无变化，但从就业的现实角度看，则显然设置更加优化，且更贴近当前学生就业的实际情况，具有明显的针对性。学生在这些课程的基础上再根据自己的兴趣，选修或旁听其他课程，再如，消费者行为学等。
经济类模块ii。该模块旨在为往其他方向发展的同学提供经济学基础知识，传递经济学思想，为其他课程的学习提供工具。具体开设的课程包括：西方经济学、福利经济学原理、公共财政学、劳动经济学。从课程数量看，该模块包含的课程比原来培养计划中的经济学课程减少3门，学分数量减少9分。这些课程主要是经济学思想、经济学相关知识的普及，它们或者有利于学生学习其他知识，或者有助于学生形成科学决策的思维。这个模块课程尽管精简了，但传递经济学基本知识与经济学思想的目的更突出，反而有助于学生未来发展。
六、结论
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是新设置专业，各高校兴办该专业的时间差距不大，关键在如何结合高校自身资源办出自身特色。作为文科院校，江西师范大学在资源上具备一定优势。但要把这一优势发挥出来，需要做好以下两个方面工作。
第一，学校应该重视新专业的建设。平台对一个学科的发展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政法学院这个平台对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发展的贡献并未显现出来，对学生就业非常不利。另一种选择是设立公共管理学院。江西师范大学管理学科实力并不弱，但却分散分布在商学院、教育学院、文旅学院和政法学院中，无法发挥规模办学优势。
第二，以服务学生就业为导向，重新明确学科建设定位。就业不能仅依靠学生毕业时学校搭建的各种平台，关键还在学生自身素质、知识和能力。因此，学生在培养过程中必须明确未来方向。要实现这一点，学科建设定位必须科学合理，并建立在以就业为导向基础上，只有全面综合分析学生就业情况，才能实现科学合理的学科定位。这种科学合理的学科定位必须最终体现在学生培养计划和课程设计上。而模块化的课程体系建设有益于学生定向培养。在当前学生课时不断被压缩背景下，模块化课程体系有助于缓解课时紧张现象，避免教学质量和培养质量下降，达到培养有用人才的目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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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经济学专业篇2
摘要：交易成本视角的分析表明，农民工劳动关系是劳资双方在追求交易成本节约过程中建立的劳动交易关系，农民工劳动交易契约绝大多数属于新古典契约，人力资本专用性低、劳动交易不确定性低、劳动交易频率低。劳动交易治理结构上形成了“企业内部市场”为主的低级交易治理方式。尽管上述治理结构节约了交易成本，但目前存在、并在今后相当长时期仍将存在低人力资本专用性劳动力相对过剩、高人力资本专用性劳动力相对短缺这一劳动力供求格局下，“企业内部市场”为主的交易治理难以兼顾劳资关系的稳定与和谐。调整公共政策，提高农民工人力资本专用性水平，平衡劳动力供求结构性矛盾，优化劳动交易契约及治理结构应是构建稳定和谐的农民工劳动关系的重要路径。
关键词：交易成本；农民工劳动关系；劳动交易；交易契约；治理结构。
20世纪90年代以来，农民工问题已经成为我国重大的经济、政治问题，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农民工劳动关系问题十分突出，已经成为经济学界的研究热点。既有的研究主要沿袭新古典经济学范式，将农民工受雇的企业作为一生产函数，从企业利用中国“人口红利”、追求成本最小化（主要是劳动力成本最小化）、利润最大化的行为逻辑而导致的农民工权益受损、劳资矛盾和劳资冲突频发等问题切入，着力于探讨如何构建和谐稳定的农民工劳动关系。劳动关系是对工作关系控制过程的研究[1]，需要探究企业等经济组织内部劳资双方的互动关系。为此，上述研究的不足在于：未能纳入制度因素以及交易成本，从企业制度或经济组织运作的内在逻辑展开分析，进而抓住农民工劳动关系的症结所在，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交易成本经济学将制度作为内生变量纳入企业分析。
一、交易成本经济学的理论逻辑。
1.经济制度的主要目标在于节约交易成本。
交易成本经济学突破了新古典经济学将经济制度作为外生变量、企业看作一生产函数，进行成本最小化、收益最大化的均衡分析范式，引入了交易成本概念，进而进行比较经济制度分析。以经济制度，即企业、市场以及与之相关的签订合同行为为研究对象，认为各种经济制度的主要目标在于节约交易成本。经济组织是经济制度存在和发展的重要标志，经济制度如何节约交易成本则转化为经济组织如何选择节约交易成本。把作为经济组织的工商企业看作一治理结构，而非生产函数，认为依据不同的治理结构（治理能力及有关成本不同）来选择不同的（具有不同属性的）交易方式，即可达到节约交易成本、提高组织效率之目的。
2.经济主体之间的交互活动是经济交易。
经济组织是由经济主体及其互动关系构成，将人们之间的各种交互活动看作经济交易，以交易为基本分析单位。交易是通过契约（或合同）来实现的，各种交易可还原为不同类型的契约。因此，参与经济交易的主体被看作契约人。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是关于契约人行为的两个基本假设。由于人的有限理性，人们在交易时不可能预见到将来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况并写入契约，因此，契约是不完全的；契约人的机会主义倾向意味着交易双方均有采取策略性的损人利己行为的倾向，导致缔约后的违约需要谈判和协调，以此来维持交易。如果诉求于第三方，如法庭来裁决，势必产生高昂的成本，即交易成本。
3.经济交易行为存在交易成本。
交易成本有别于古典经济学所分析的生产成本，它是指经济系统的运行成本，其在经济系统中的作用相当于物理学中的摩擦力。交易成本包括合同签订之前的事前成本和合同签订之后的事后成本。前者是指草拟合同、就合同内容进行谈判以及确保合同得以履行所付出的成本，后者主要包括四种形式的成本：不适应成本，即交易行为逐渐偏离了合作方向，造成交易双方互不适应的成本；讨价还价成本，即如果交易双方想纠正事后不合作的现象，需要讨价还价所造成的成本；启动及运转成本，即为了解决合同纠纷而建立治理结构（往往不是法庭）并保持其运转，也需要付出的成本；保证成本，即为了确保合同中各种承诺得以兑现所付出的成本。
4.经济交易追求交易成本节约。
市场经济是效率型经济，由于交易成本的存在，经济交易是稀缺资源，客观需要节约交易成本、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交易成本因经济交易而生，不同的交易可还原为不同的交易契约，客观上需要依据不同的交易特征，选择适当的交易契约，进而节约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效率。区分各种交易的标志，即交易的三维特征包括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和交易频率。资产专用性是指某项资产（主要包括专用地点、实物资产、专用人力资产以及特定用途的资产）用于某种用途后，再转作其他用途的难易程度，可分为资产专用性高、资产专用性低两种类型；不确定性是指由于对个人行为绩效评价的不确定所导致的交易的不确定性，可分为不确定性高和不确定性低两种；交易频率是指交易的频繁程度，可分为交易频率高和交易频率低两大类。不同性质的交易对应不同的契约，资产专用性为零的标准契约，无论交易不确定性及交易频率如何，属于古典契约；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和交易频率高的交易属于关系契约；介于二者之间的是新古典契约。不同性质的交易对应不同类型的治理结构，即经济组织安排，最优化的治理结构是能够最大化节约交易成本的治理结构。
5.节约交易成本需要选择适当的治理结构。
一般而言，古典契约对应的是市场治理，交易双方只需根据自己的经验即可判定是否继续保持该种交易关系，节约交易成本；关系契约对应的是双方治理或统一治理，由于资产专用性比较高，保持交易关系的连续性对交易双方意义重大，因此，通过双方自主行事（双方治理）或通过兼并收购，实现纵向一体化（Verticalintegration）（统一治理），将交易双方的外部市场交易转变为企业内部交易，可以降低交易成本；新古典契约对应的是三方治理，由于交易的偶然性大，双方专用资产交易的成本太高，需要一种中介性的制度形式，即通常借助于第三方的帮助（如仲裁）来解决交易纠纷，以此降低交易成本。
二、农民工劳动关系是：劳动交易关系。
1.农民工劳动关系是：劳动雇佣关系。
劳动关系是指劳动者在运用劳动能力，实现劳动过程中与用人单位之间产生的经济社会关系[2]。农民工劳动关系是指用人单位招用农民工为单位成员，农民工在用人单位的管理下提供有酬的劳动而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3]。目前，非公有制企业已经成为吸纳社会就业的主渠道，外出农民工主要就业于私营、外资等非公有制企业。在从业形式上，调查表明，2009年，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2978万人，其中外出农民工14533万人，在外出农民工中，以受雇形式从业的农民工占93.6%，自营者仅占6.4%。这意味着农民工绝大多数以受雇形式从业，农民工与用工单位之间是一种劳动雇佣的关系。在性质上，非公有制企业的雇佣劳动关系是我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为主体下的一种新型雇佣劳动关系，其特点是在社会主义联合劳动占主体地位下的私营企业内部雇主和雇员地位平等基础上的新型合作关系[4]。
2.劳动雇佣关系是：劳动交易关系。
农民工劳动关系的主体是作为农民工的劳动者（劳方）、农民工所受雇的单位（资方），劳动关系的确立是一经济交易行为，可称为劳动交易。交易对象是劳动力生产要素的使用权，交易的具体内容是：在劳动法律法规等既定制度安排下，劳方在一定期限内让渡劳动力使用权与资方，服从于资方的生产经营管理安排，以完成一定的生产经营任务为代价，资方支付劳方工资，并提供劳动安全保护、购买社会保险等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5]。农民工劳动关系的实质是劳资双方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劳动合同是权利义务关系的形成和运作的基本依据。劳资双方的劳动关系往往以一定的契约（书面合同劳动关系或事实劳动关系）为载体，这种契约明确了劳资双方在劳动关系运行过程中各自的权利和义务，是劳资双方一致同意确立劳动关系的一种意思表示。
3.劳资双方追求交易成本的节约。
交易成本产生于劳动交易过程，劳资双方均是成本负担主体。不论是合同签订之前的搜寻、谈判、签约等经济行为产生的事前成本，还是合同签订之后为保障合同履行、变更和终止合同等发生的事后成本，均涉及劳资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履行，自然成为双方的经济互动行为成本。市场经济是效率型经济，作为“经济人”，节约交易成本是行为主体的自发性追求。
三、农民工劳动交易关系的契约类型。
1.契约特征。
（1）人力资本专用性低。
作为交易对象的劳动力是体现在特定劳动者身上的各种技能、经验和技巧的综合体，与劳动者密不可分。这些技能、经验和技巧构成了人力资本，人力资本有专用性。科学文化水平（通常以受教育程度表示）和专业技能素质（通常以接受专业培训等体现）可作为人力资本专用性的重要衡量尺度。通常情况下，文化水平和技能素质与人力资本专用性呈正向关系。调查发现，在外出农民工中，文盲占1.1%，小学文化程度占10.6%，初中文化程度占64.8%，高中文化程度占13.1%，中专及以上文化程度占10.4%；51.1%的外出农民工没有接受过任何形式的技能培训。文化程度越低接受过技能培训的比例也越低，在文盲半文盲农民工中接受过技能培训的占26.3%，小学文化程度的农民工接受过技能培训的占35.5%，初中文化程度的农民工接受过培训的占48%，高中和中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农民工接受过技能培训的比例分别为54.8%和62.5%。可见，外出农民工以初中文化程度为主，且一半以上未接受过任何技能培训，人力资本专用性低。
（2）劳动交易不确定性低。
不确定性主要是指企业主（或其人经营者）对劳动者工作任务是否可分割或估计单个劳动者生产率的难易程度，可从农民工从事的行业性质进行判断。从行业来看，外出农民工仍以从事制造业、建筑业和服务业为主：从事制造业的农民工占39.1%，建筑业17.3%，服务业11.8%，住宿餐饮业和批发零售业各占7.8%，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业占5.9%。可见，农民工主要在工作容易分割、单个劳动者劳动绩效容易测量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就业，劳动交易不确定性低，这也为解释不少企业实行计件工资提供了理论依据。
（3）劳动交易频率低。
劳动交易频率是指劳资双方签约行为的频繁程度，可从劳动者选择就业企业的频率进行评价。针对企业的调查显示：外地员工中2007年春节回家探亲的占56.6%，这些探亲员工中约83%的人打算继续回本企业工作；针对外出农民工的调查显示，2007年继续外出打工的人员中，76.3%的人员会继续回原企业工作，23.7%的人打算另谋职业。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多数农民工的就业单位选择相对稳定，劳动交易频率较低。
2.契约类型。
上述分析表明，当前农民工劳动契约的同质性特征十分突出。从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和交易频率三个维度分析，农民工劳动关系契约的组成结构中，绝大多数属于新古典契约，存在少数关系型契约，基本上不存在古典契约（资产专用性为零的标准古典契约属于极端情况）。
四、农民工劳动交易与治理结构匹配。
1.劳动交易契约与治理结构匹配。
交易频率可分为偶然的交易（t0）和经常进行的交易（t1）；不确定性包括劳动者工作任务易于分割、生产效率易于计量（s0）和不易分割、难以计量（s1）两种情况；人力资本有专用性，可分为资本专用性低（k0）和资本专用性高（k1）两种情况。由于经济环境往往处于动态变化之中，劳资双方利益相应受到影响，决定了劳动交易围绕劳资双方利益不断调整。因此，可不考虑交易频率问题，重点考虑劳动交易中劳动力资本的专用性和交易不确定性。由此得到四种交易成本最小化的劳动组织治理结构，如图1所示：
（1）k0，s0：企业内部市场。劳动者掌握通用技术，人力资本专用性低，工作任务可分割，劳动者的工作岗位具有很强的可替代性，工人可以更换雇主，业主也可改换雇工，双方无须担心各自的利益损失。因此，劳动组织治理结构低级化，基本上没有专门的治理结构，如工会等。
（2）k0，s1：初级团队。尽管人力资本专用性低，但工作任务不可分割，每个工人的产出不易衡量，更换员工不会损失企业效率，但确定辞退工人的补偿标准成本高昂。因此，为降低交易费用，需要对雇员进行监督，以保证企业经营效率，防止“搭便车”行为。有一定的劳动组织存在，如生产车间的监工等，以保证经营效率。
（3）k1，s0：互担责任的内部市场。人力资本有较高的专用性，工作任务可分割。劳动者的谈判能力强，企业经营效率高，维持该劳动关系能够保障劳资双方利益的实现。因此，需要在治理结构上设计出防止业主随意辞退员工的惩罚措施和员工任意跳槽的限制条款。通过这种初级形式的组织治理，订立严格的企业内部管理制度，规范企业和员工行为，建立起劳资双方具有一定相互依赖、合作双赢的劳动关系。
（4）k1，s1：亲密型团队。人力资本专用性比较高，工作任务不可分割。业主需要提供相应的条件，保证雇员能够长期稳定的工作，建立长期稳定的劳动关系；雇员有防止雇主侵害自身权益的条件，如某雇员可能是企业的业务骨干或技术专家等，甚至形成了技术团队。劳资双方通过建立起完备的组织治理结构，如吸收职工参与企业管理、建立工会组织等来保证长期稳定合作。
2.农民工劳动交易与治理结构分析。
上述四种劳动组织治理结构中，第一种对应新古典契约，治理结构低级化是其突出特点，是农民工劳动交易的主要治理方式，其他三种治理结构相对较少。目前，农民工就业所在单位工会组建率低，除了农民工流动性大、参会积极性不高等因素外，基于劳动交易成本、选择新古典式契约及治理结构也是一重要原因。
暂不考虑交易成本，从劳动关系和谐、稳定性影响来看，若劳动力供求在结构上相对均衡，则上述四种治理结构不存在优劣之分，均有利于促使劳动关系稳定和谐。但外出农民工的劳动供求特征是：目前存在、并且在今后一定时期仍将存在大量的、相对过剩的低人力资本专用性的劳动力，高人力资本专用性的劳动力十分短缺。调查结果表明，企业招用员工的条件要求与农村外出务工人员的自身素质之间尚存一定差距：对企业的调查显示，87.7%的新增岗位要求具有初中以上的文化程度，其中23.8%的岗位要求达到高中以上文化程度；37.3%的岗位需要初级工以上的技能水平，其中9.2%的岗位需要达到中级工以上的职业资格；而对农村外出务工人员的调查则显示，虽然有65.5%的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具有初中文化程度，却有45.3%的人没有接受过任何培训，25%的人只接受过不超过15天的简单培训，接受过正规培训的人员仅占13.1%。因此，农民工劳动关系形成了整体上的“资强弱劳”格局，“企业内部市场”型的治理结构尽管节约了交易成本，但难以兼顾劳资关系的稳定与和谐。
五、结论与建议。
应用交易成本经济学理论与方法，结合已有的数据资料分析表明：农民工劳动关系是劳动交易关系，追求交易成本节约是劳资双方的自发性经济行为；农民工劳动交易契约绝大多数属于新古典契约，人力资本专用性低、劳动交易不确定性低、劳动交易频率低是其突出特征；治理结构上形成了“企业内部市场”为主的低级交易治理结构。上述治理结构特征尽管节约了交易成本，但目前存在、并在今后相当长时期仍将存在低人力资本专用性劳动力相对过剩、高人力资本专用性劳动力相对短缺这一劳动力供求格局下，难以兼顾劳资关系的稳定与和谐。尽管近年来国家加大了劳动立法和执法力度，但一些企业低薪雇佣、拖延克扣工资、无视劳动者基本尊严的行为仍旧猖獗，甚至酿成了恶性劳资冲突事件。如2008年的深圳富士康员工跳楼事件和南海本田工人停工等。因此，调整公共政策，提高农民工人力资本专用性水平，平衡劳动力供求结构性矛盾，促使劳动交易契约及治理结构趋向优化，成为构建稳定和谐的农民工劳动关系的重要路径。
1.落实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政策。
近年来，为加快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国家日益重视农民工培训工作。2003年，农业部等部门制定了《2003-2010年全国农民培训规划》、2010年国务院办公厅了《关于进一步做好农民工培训工作的指导意见》，为农民工职业技能等培训提供了政策保障。虽然各级各类教育培训机构和用工单位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农民工培训，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仍存在不少突出问题，主要表现为：一是技能培训专业与市场需求脱节；二是培训体系尚不完善，出现了多头管理、不能有效整合资源，政策限制、不能灵活对接，培训管理粗放等难题。因此，应充分发挥各级相关政府部门职能，将农民工培训政策落实情况纳入各级政府部门政绩考核体系，加强监督、检查和考核力度，提高政策执行效果。
2.加强农村职业教育事业建设。
进城就业的农民工已经成为我国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贡献者。农民工进城就业的实践表明，农民工具有代际更替性。目前，“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外出农民工的主体。农村初、高中毕业生是我国产业工人的后备军，发展面向他们的职业教育，提高他们的职业技能是提高农民工技能素质的长久之计。因此，应建立农村职业教育事业发展政策体系，从办学经费等方面对各类职业技术院校在农村招生、人才培养提供支持；通过助学贷款等教育财政支持，鼓励和帮助农村初、高中毕业生接受正规的职业技术教育；加强县级职业教育中心建设；加强农村职业教育师资队伍、教材和教学实践环境建设。
3.大力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
2008年以来，受金融危机和国家农业补贴政策日渐完善的双重影响，相当数量的农民工开始返乡，但在农村如何就业成为新的问题。返乡农民工由于习惯了城市的工作和生活方式，大多不愿或难以安心务农。他们大多积累了一定资金、专业技能和市场经济实践经验，具备了一定的创业条件。地方政府部门可通过资金支持、土地使用、税费减免、手续简化等激励政策，大力鼓励返乡农民工积极创业，以创业带动就业。
一方面可以减少农民工外出数量，逐步减弱供过于求的矛盾；另一方面也可进一步积累技能经验，提高农村人力资本专用性水平。
4.积极创造农民工就业机会。
除了技能培训、职业教育、自主创业等提升农民工人力资本专用性水平外，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让农民工通过工作实践、以“干中学”的方式习得工作技能、积累工作经验也是一重要途径。因此，应充分利用“十二五”时期“结构调整为主线”的发展战略机遇，优化城乡经济结构，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非农就业。通过支持发展城市中小型、加工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家庭服务等服务业，扩大农民工城市就业空间。同时，积极发展县域经济，以特色资源、特色产业为依托，发展农村非农产业，促使农民工就近就地转移就业。
此外，还应从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完善进城务工农民工公共服务、有序推进农村人口城镇化等方面进行体制机制创新，进而提高农民工人力资本及其专用性水平，优化劳动交易契约及治理结构，为形成和发展稳定和谐的农民工劳动关系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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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程鸿仪。从武汉史梦才事件论私营企业的劳动关系[J].中国劳动科学，1996（5）：15-18.
劳动经济学专业篇3
关键词:交易成本;农民工劳动关系;劳动交易;交易契约;治理结构。
20世纪90年代以来,农民工问题已经成为我国重大的经济、政治问题,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农民工劳动关系问题十分突出,已经成为经济学界的研究热点。既有的研究主要沿袭新古典经济学范式,将农民工受雇的企业作为一生产函数,从企业利用中国“人口红利”、追求成本最小化(主要是劳动力成本最小化)、利润最大化的行为逻辑而导致的农民工权益受损、劳资矛盾和劳资冲突频发等问题切入,着力于探讨如何构建和谐稳定的农民工劳动关系。劳动关系是对工作关系控制过程的研究[1],需要探究企业等经济组织内部劳资双方的互动关系。为此,上述研究的不足在于:未能纳入制度因素以及交易成本,从企业制度或经济组织运作的内在逻辑展开分析,进而抓住农民工劳动关系的症结所在,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交易成本经济学将制度作为内生变量纳入企业分析。
一、交易成本经济学的理论逻辑。
1.经济制度的主要目标在于节约交易成本。
交易成本经济学突破了新古典经济学将经济制度作为外生变量、企业看作一生产函数,进行成本最小化、收益最大化的均衡分析范式,引入了交易成本概念,进而进行比较经济制度分析。以经济制度,即企业、市场以及与之相关的签订合同行为为研究对象,认为各种经济制度的主要目标在于节约交易成本。经济组织是经济制度存在和发展的重要标志,经济制度如何节约交易成本则转化为经济组织如何选择节约交易成本。把作为经济组织的工商企业看作一治理结构,而非生产函数,认为依据不同的治理结构(治理能力及有关成本不同)来选择不同的(具有不同属性的)交易方式,即可达到节约交易成本、提高组织效率之目的。
2.经济主体之间的交互活动是经济交易。
经济组织是由经济主体及其互动关系构成,将人们之间的各种交互活动看作经济交易,以交易为基本分析单位。交易是通过契约(或合同)来实现的,各种交易可还原为不同类型的契约。因此,参与经济交易的主体被看作契约人。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是关于契约人行为的两个基本假设。由于人的有限理性,人们在交易时不可能预见到将来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况并写入契约,因此,契约是不完全的;契约人的机会主义倾向意味着交易双方均有采取策略性的损人利己行为的倾向,导致缔约后的违约需要谈判和协调,以此来维持交易。如果诉求于第三方,如法庭来裁决,势必产生高昂的成本,即交易成本。
3.经济交易行为存在交易成本。
交易成本有别于古典经济学所分析的生产成本,它是指经济系统的运行成本,其在经济系统中的作用相当于物理学中的摩擦力。交易成本包括合同签订之前的事前成本和合同签订之后的事后成本。前者是指草拟合同、就合同内容进行谈判以及确保合同得以履行所付出的成本,后者主要包括四种形式的成本:不适应成本,即交易行为逐渐偏离了合作方向,造成交易双方互不适应的成本;讨价还价成本,即如果交易双方想纠正事后不合作的现象,需要讨价还价所造成的成本;启动及运转成本,即为了解决合同纠纷而建立治理结构(往往不是法庭)并保持其运转,也需要付出的成本;保证成本,即为了确保合同中各种承诺得以兑现所付出的成本。
4.经济交易追求交易成本节约。
市场经济是效率型经济,由于交易成本的存在,经济交易是稀缺资源,客观需要节约交易成本、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交易成本因经济交易而生,不同的交易可还原为不同的交易契约,客观上需要依据不同的交易特征,选择适当的交易契约,进而节约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效率。区分各种交易的标志,即交易的三维特征包括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和交易频率。资产专用性是指某项资产(主要包括专用地点、实物资产、专用人力资产以及特定用途的资产)用于某种用途后,再转作其他用途的难易程度,可分为资产专用性高、资产专用性低两种类型;不确定性是指由于对个人行为绩效评价的不确定所导致的交易的不确定性,可分为不确定性高和不确定性低两种;交易频率是指交易的频繁程度,可分为交易频率高和交易频率低两大类。不同性质的交易对应不同的契约,资产专用性为零的标准契约,无论交易不确定性及交易频率如何,属于古典契约;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和交易频率高的交易属于关系契约;介于二者之间的是新古典契约。不同性质的交易对应不同类型的治理结构,即经济组织安排,最优化的治理结构是能够最大化节约交易成本的治理结构。
5.节约交易成本需要选择适当的治理结构。
一般而言,古典契约对应的是市场治理,交易双方只需根据自己的经验即可判定是否继续保持该种交易关系,节约交易成本;关系契约对应的是双方治理或统一治理,由于资产专用性比较高,保持交易关系的连续性对交易双方意义重大,因此,通过双方自主行事(双方治理)或通过兼并收购,实现纵向一体化(Verticalintegration)(统一治理),将交易双方的外部市场交易转变为企业内部交易,可以降低交易成本;新古典契约对应的是三方治理,由于交易的偶然性大,双方专用资产交易的成本太高,需要一种中介性的制度形式,即通常借助于第三方的帮助(如仲裁)来解决交易纠纷,以此降低交易成本。
二、农民工劳动关系是:劳动交易关系。
1.农民工劳动关系是:劳动雇佣关系。
劳动关系是指劳动者在运用劳动能力,实现劳动过程中与用人单位之间产生的经济社会关系[2]。农民工劳动关系是指用人单位招用农民工为单位成员,农民工在用人单位的管理下提供有酬的劳动而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3]。目前,非公有制企业已经成为吸纳社会就业的主渠道,外出农民工主要就业于私营、外资等非公有制企业。在从业形式上,调查表明,2009年,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2978万人,其中外出农民工14533万人,在外出农民工中,以受雇形式从业的农民工占93.6%,自营者仅占6.4%。这意味着农民工绝大多数以受雇形式从业,农民工与用工单位之间是一种劳动雇佣的关系。在性质上,非公有制企业的雇佣劳动关系是我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为主体下的一种新型雇佣劳动关系,其特点是在社会主义联合劳动占主体地位下的私营企业内部雇主和雇员地位平等基础上的新型合作关系[4]。
2.劳动雇佣关系是:劳动交易关系。
农民工劳动关系的主体是作为农民工的劳动者(劳方)、农民工所受雇的单位(资方),劳动关系的确立是一经济交易行为,可称为劳动交易。交易对象是劳动力生产要素的使用权,交易的具体内容是:在劳动法律法规等既定制度安排下,劳方在一定期限内让渡劳动力使用权与资方,服从于资方的生产经营管理安排,以完成一定的生产经营任务为代价,资方支付劳方工资,并提供劳动安全保护、购买社会保险等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5]。农民工劳动关系的实质是劳资双方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劳动合同是权利义务关系的形成和运作的基本依据。劳资双方的劳动关系往往以一定的契约(书面合同劳动关系或事实劳动关系)为载体,这种契约明确了劳资双方在劳动关系运行过程中各自的权利和义务,是劳资双方一致同意确立劳动关系的一种意思表示。
3.劳资双方追求交易成本的节约。
交易成本产生于劳动交易过程,劳资双方均是成本负担主体。不论是合同签订之前的搜寻、谈判、签约等经济行为产生的事前成本,还是合同签订之后为保障合同履行、变更和终止合同等发生的事后成本,均涉及劳资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履行,自然成为双方的经济互动行为成本。市场经济是效率型经济,作为“经济人”,节约交易成本是行为主体的自发性追求。
三、农民工劳动交易关系的契约类型。
1.契约特征。
劳动经济学专业篇4
【关键词】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人才培养专业特色
一、专业背景
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是1998年教育部调整本科专业目录后新设置的一个专业，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的设立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必然结果。首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需要相应的社会保障制度来促进和维系。在中国共产党十六届六中全会上，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构建和谐社会，促进社会公平与正义，是党在新时期的重大战略任务。《决定》中强调，要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保障群众基本生活。适应人口老龄化、城镇化、就业方式多样化，逐步建立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慈善事业相衔接的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到2020年，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要基本建立。
其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呼唤社会保障教育。社会保障教育的发展，将推动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而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将更好地服务于社会经济的发展，由此步入一种良性循环。如何建立一个完整的社会保障体系以面对未来的挑战，这些都预示着本行业发展道路的崎岖与它所具有的极大的挑战性，但同时也更预示着从事这一行业的人们的光明前景。
二、人才需求分析
1．劳动保障人才的社会潜在需求量很大
社会保障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它是通过国民收入的再分配，化解个人的社会风险、缩小贫富差距、保障社会弱势群体的基本生活和解除在职职工养老、医疗的后顾之忧。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的经济转轨，社会转型，原来由企业承担的一些社会功能逐步走向了社会化。政府和各类社会组织、非政府组织需要大量的专业人才从事劳动保障工作。企业人力资源管理部门目前除了负责招聘、培训、绩效、薪酬等管理工作外，还要负责劳动关系管理，与员工签订劳动合同、集体合同的法律文件，同时按照国家和地方的规定为所有在职员工缴纳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费用，这些工作都需要劳动保障专业人才的完成。一些金融机构受托从事社保基金的投资运作和资金托管，由于社保基金特殊性，使它的投资原则和发式不同与一般的公共基金，要在安全性第一的条件下追求投资收益率，同时要保持社保基金的流动性，因而这些金融机构在做投资决策的时候也需要劳动保障人才的参与。目前我国从事专业化的劳动保障人才缺口很大。
2．劳动保障工作的专业性强劳动保障工作的专业性十分强，涉及到的知识包括劳动经济、劳动关系、劳动保障法律、社会保险、人力资源管理等多个学科的知识。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包括了社会救助、社会保险、社会福利和社会优抚四个部分，其中，社会保险又包括了养老、医疗、工伤、失业、生育五大险种，在具体些说，养老保险又分为基本养老保险、企业年金、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三个层次，医疗保险分为基本医疗保险、补充医疗保险和大病统筹保险等内容。而且城乡实施了不同的医疗制度。此外，社保基金需要保值增值，这就需要将社保基金投入股票等金融市场进行投资运作，其复杂程度可见一斑，这些工作并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做的，因而劳动保障的从业人员需要经过专门的系统学习和业务培训才能胜任工作。
但是，我国目前劳动与社会保障人员队伍的状况却不容乐观：一是专业化的社会保障人才缺口很大，因此在需求和人才储备方面都有很大的空间。二是劳动与社会保障人员队伍素质参差不齐，与我国劳动与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的长远目标相比存在明显的差距。转贴于
三、专业培养方向及特色
在我国，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是一门新兴的专业，由于其本身的局限性，加上目前社会各界对本专业认识不够，在大学生就业形势异常严峻的今天，如何定位，如何打造自己的专业特色，以培养适应市场需要的社会保障专业人才，成为每个开设社会保障专业的高校所面临的问题。我们对开设社会保障专业的学校通过实地调研和网上查询，了解到各高校开设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主要有以下几个专业方向：劳动经济方向、劳动关系方向、劳动保障方向、社会保险方向等，并形成了各院校自己的办学特色。
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的毕业生能否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己的办学特色。因此，打造专业特色显得尤为重要，确定自身的专业培养特色，走专业特色培养之路，而不是大众化的培养模式。
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特色的确立应考虑以下三个方面的因素：一方面是目标市场的需求特点，即用人单位到底需要什么样的人才，人才应具有哪些知识和能力；了解市场对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人才知识结构的要求，培养适应市场需要的专业人才。二方面是本校的专业发展历程，相关专业支撑，自身的优势所在。要充分利用学院的优势学科，和办学经验，应依托学校的整体优势，建立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特色。三是是其它高校同专业的办学特点，优势所在，学生的主要服务市场；专业市场定位最终表现为专业特色，通过确立专业特色与专业差异，建立自己的专业优势，以此更好地满足社会对专业人才的需求，提高学生就业率。
四、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特色课程体系设置的原则
1．知识、能力与素质统一的原则在劳动与社会保障特色专业人才培养体系中，知识、能力、素质三者之间的关系不是平衡的关系，掌握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是基础，只有掌握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的基础知识，才能培养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人才的各种基本能力，才能提高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人才的整体素质。因此，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特色课程体系的设置要体现层次性、结构性和系统性，立足于专业知识和专业能力的培养上，使专业特色建立在专业知识和专业能力基础之上。
2．学以致用原则夯实基础、精通专业、强化特色是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的培养目标，也是课程体系设置的关键。整个特色专业课程的设置也应该围绕这个目标展开，坚持以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为核心，以专业知识教育为主线，以特色专业能力的培养为重点，因而专业课程的设置既要强调基础知识教育，也要重视专业知识理论的传授，更要突出专业特色课程的技能培养。
劳动经济学专业篇5
关键词：劳动关系专业；人才培养；优化模式
本文通过调查劳动关系专业高校毕业生的就业方向、专业素质以及工作能力，采用定量分析法、个案研究法、调查法等不同方法、手段来分析和研究劳动关系专业人才培养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从而不断完善专业人才培养模式。
一、国内外培养劳动关系人才现状
1.国外劳动关系专业人才的培养现状和发展趋势国外对于劳动关系专业人才的培养起步较早，培养体系较为完善。1920年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康芒斯教授领导的附属于经济学系的商业及工业关系处首次将劳动关系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和实践领域，随后普林斯顿大学成为第一个完全将劳动关系作为主体成立的学术单位，美国的产业关系协会（industrialRelationsassociationofamerica，iRRa）也成为第一个对劳动关系进行研究的实务界组织。2.国内培养劳动关系专业人才现状我国在劳动关系专业方面设立较晚，相关研究较少。高等院校开始设立劳动关系课程始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1994年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的杨体仁教授为研究生开设了“劳动关系研究”，同年时任中国工运学院（现在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教授的常凯为本科生开设了“劳动关系学”。2003年，中国人民大学、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在劳动和社会保障专业设立了劳动关系专业方向。2005年，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招收全国首届劳动关系专业本科生。目前，全国开设劳动关系专业的仅有5所院校，分别是中国人民大学、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中国劳动关系学院、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和山东工商学院。
二、劳动关系专业人才培养方向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指出,新时期我国大学要“扩大应用型、复合型、技能型人才培养规模”。劳动关系专业学生应注重通用能力和专业能力的结合，以通用能力为基础向专业能力转变；并要有外显的关键技能和内隐的关键特质。近5届劳动关系应届毕业生专业工作能力满意度备注：五大类基本工作能力：麦克斯参考美国SCanS标准，把35项基本工作能力划归为五大类型，分别是a管理能力、b理解与交流能力、c科学思维能力、d应用分析能力和e动手能力。单位：百分制对于劳动关系专业就业毕业生来说，由上图可以看出，其重要工作能力包括有效的口头沟通、积极学习、积极聆听、协调安排、科学分析。另外，通过有效的方法构建本专业的素质模型，对现有的劳动关系专业从业人员以及应届往届毕业生展开调查。据统计，法律知识、政策；学习能力；创新能力合作能力；自信；人际关系等要素相对更加重要。在教学中，教师必须坚持重视通用能力与专业就业能力的人才培养思路，在专业教育中将两者融合，实现学生“通用能力”向“专业就业能力”的合理转化。劳动关系专业是适应社会转型和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建立在经济学、管理学、法学和社会学的学科平台上的交叉应用性学科。在知识结构上，要求学生掌握扎实的基础理论知识和工具能力，并具备前沿性的专业理论知识和实务能力。培养具备劳动关系学科的理论知识体系和能力，掌握协调处理劳动关系事物的现代组织手段和科学技术方法，能够在企事业单位、政府部门、各级工会组织、研究机构、非政府组织中从事劳动关系处理实物和理论政策研究。因此，对于劳动关系专业来说，知识、能力、素质是统一的整体，其中专业知识是专业能力的基础，专业能力是解决问题的手段，提高专业人才的整体素质是目的。劳动关系作为生产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最基本、最重要的经济和社会关系。科学完善的人才培养方案还需要相应的人才培养模式来实现，这是提高劳动关系人才培养质量的重中之重。把创新培养模式作为提高劳动关系专业人才培养质量的突破口。
三、劳动关系专业人才培养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1.劳动关系学具有交叉性学科特点劳动关系学涉及法学、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这既是劳动关系的竞争优势，同时也是劣势。在研究方面，社会科学的研究需要全面综合地看待问题，将劳动关系系统视为社会关系整体的一个子系统。而在就业方面，多学科的交叉有利于对各种职位的把握，如企业内部人力资源管理。但是同样由于此种原因，导致学习的程度不如专门研究其专业的同学精通。2.课程结构不合理劳动关系专业所设置的课程存在结构不合理、内容较为简单以及课程创新能力不足等方面的问题。大部分学生无法通过四年学习形成较为系统的知识链，对拓宽学生视野作用不明显。这种课程设置方面的缺陷与快速发展的市场经济缺乏协调性，不利于学生综合竞争能力的培养。另外，教学内容重复较严重，劳动关系教学建设，事先必须进行大量的走访、调查并进行可行性分析，明确专业人才的培养目标。3.师资队伍不合理，因人设课严重劳动关系是新兴学科，合格教师数量不足。高水平教师更是严重缺乏。目前从事劳动关系教学研究的教师多从其他专业改行而来。其学历背景大多是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法学，不能完全满足人才培养的需要。在缺乏专业师资或专业教师队伍素质不高的情况下，为了使专业教师能够胜任授课任务，在课程设置中往往针对不同教师所能讲授的课程安排课程，而忽略了学生应学什么样的课程，因人设课现象严重，这导致教学水平和教学质量的低下，学生难以学到有用的知识。4.实践课程薄弱劳动关系专业本身的额操作性和实践性非常强，因此，在劳动关系专业课程设置中，对实践教学工作提出特别高的要求，一些高校在实践课程的安排上，虽然设置如学年论文、社会调查等环节，但学生在实践过程中基本处于无人管、无事做的状态。同时，学生学习专业内容不与实践操作挂钩，高校也未能建立劳动关系实习基地，学生得不到企业、劳动仲裁部门的实训机会。
四、如何完善劳动关系人才培养模式
1.明确教学方向，提升教学质量劳动关系专业本身具有较强的实用性，毕业生就业应根据专业特点加以定位。院校负责就业的教师应积极辅导毕业生，力促学生根据所学专业与个人爱好确定工作岗位。切忌以通过公务员考试实现自己的自身价值的传统理念，让学生拥有学有所长、学以致用的良好就业观念。教学方式提倡采用讨论式、启发式、研究式、讲评式等多样化的教学方法，以调动学生自主学习、激发学生求知欲和创造力为主要目标。建立多种专业实习基地，加强实践性教学环节。此外，专业课程设置有待提高，大学生的知识结构亟待调整。这需要高校根据劳动关系专业的特点做好市场调研工作，以当前结构调整为导向，构建出专业与就业市场相对接的机制。以此为基础，高校应转变办学思想科学调整课程设置，理顺专业结构，以就业市场需求和反馈系统为依托，规划专业课程结构，这种符合市场需求的机制，能培养出技能型、实用型的新型人才。2.加大师资建设力度，拓展学生知识面师资队伍建设直接关系到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实现。应该围绕应用型人才培养的要求，打造“双师型”师资。培养途径包括：一是提高专任教师的理论和实践水平，继续深造、访学等。另外，可以采用鼓励教师到企事业单位挂职锻炼的方式，也可以利用自有创业平台鼓励教师，聘请专业老师开设专业讲座。3.明确专业就业方向劳动关系专业应立足于应用型社会服务管理，不断适应我国经济发展的需要。除去部分学生走学术型路线外，院校本身应以应用型教育为指导思想。作为应用型人才，劳动关系专业应以企业和基层服务岗位为基础，更好地服务于企业事业单位和社会。为保证学生就业后更好地融入社会，需加强定向专业培养工作，通过不断提升毕业生的就业能力，保证他们能够尽快转换角色，为单位发展提供足够的后劲。4.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劳动关系专业人才培养应不断重视学生综合能力素质的培养。培养学生自主学习，从做中学，引导学生从课本中走出去。培养学生关注身边的劳动关系管理实际，关注劳动关系管理有关法律法规的修订完善情况，关注劳动关系管理过程中的鲜活案例，广泛阅读劳动关系管理相关资讯，积极参与劳动关系管理实践活动，提升劳动关系管理操作能力和业务水平夯实基础。劳动关系专业毕业生不仅要掌握较强的理论基础知识，还需将所学知识与岗位、社会相融合。此时，学生的综合素质就尤为重要。所以专业院校应更侧重对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通过调整就业期望值逐步转变“先就业再择业”的思想观念，也能有效地避免“毕业即失业”现象发生。院校应结合入学新生的特质加以引导，通过“因材施教”提升所有学生的综合素质水平，以思维、语言表达为前提，不断巩固学生的专业理论基础，从而逐步达到事先的预定的人才培养模式目标。
五、结论
本课题旨在分析我国劳动关系现状的基础上，明确指出劳动关系专业人才的培养方向。整合资源，突出特色等层面提出了普通高校如何科学地建立劳动关系课程设置体系，优化劳动关系人才培养模式。本课题的主要创新点：具有较强的实践价值，探寻人才培养规划和人才培养过程中的不足，分析改革与完善的方向与途径，为劳动关系专业的健康发展做出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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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经济学专业篇6
关键词：马克思经济学；当代西方经济学；分工理论
分工理论是经济学理论研究中的重点问题，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都对分工做了系统的分析，并形成了各自的理论体系。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分工是无所不在的社会经济现象。因此，对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分工理论进行比较研究，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马克思经济学的分工理论
在马克思经济学中，分工理论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马克思研究了两方面的分工问题：企业内部的分工和生产的社会分工。马克思经济学分工理论的研究对象是生产分工，而对生产分工的研究主要研究两种类型：一是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企业内部分工，马克思将其看作是“政治经济学的一切范畴的范畴”，阐明了企业内部分工提高了商品的劳动生产率。二是研究生产的社会分工。马克思经济学分工理论的主要内容有：
(一)分工的内在本质。分工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产生的。分工从本质上说是社会劳动的一种形式，是在剩余劳动时间的形成、生产工具的进步而引起的生产规模的扩大、劳动种类的发展、人口的增长与集中等客观因素作用下自然形成的。马克思把分工的过程概括为：自然经济的内部分工、简单商品经济的分工、资本主义分工三个基本的历史阶段和历史形态。
(二)分工的二重性。马克思认为分工具有二重性：一方面，分工是社会生产力进步的杠杆，另一方面，分工对社会生产关系具有制约性。在分工对生产力进步的作用方面，马克思强调分工对提高劳动生产力的社会化水平和建立科学劳动组织的重大意义。他认为分工能极大地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分工对社会生产力进步主要是通过两方面来实现：扩大社会劳动的范围和发展社会劳动的范围。马克思科学地阐明了分工对社会组织的作用，阐明了分工对人的发展、商品经济、阶级关系的制约性。
(三)分工和商品交换的关系。马克思认为，商品交换随着生产分工的发生而发生，同时也随分工的发展而发展。一方面，商品交换的深度取决于生产分工的水平。分工的发展推动了商品交换的发展，正是由于分工的存在和演进，使商品交换的形式一步一步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另一方面，商品交换的规模也取决于分工的水平。
(四)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结合上研究分工问题。分工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联结纽带，兼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双重属性。一方面，就分工的生产力属性而言，分工意味着生产资料和社会劳动在不同领域、不同部门间的客体性划分，它是以生产工具、劳动对象和劳动产品的多样性为标志在技术形式上的分配。另一方面，生产力的发展又以分工为中介影响生产关系的发展。“分工发展的不同阶段，同时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这就是说，分工的每一阶段还决定个人与劳动材料、劳动工具和劳动产品有关的相互关系。”
(五)劳动的地域分工。马克思从自然因素的差别上揭示了劳动地域分工的原因。关于地域分工的基本内容，马克思认为：“一切发达的、以商品交换为媒介的分工的基础，都是城乡的分离。可以说，社会的全部经济史，都概括为这种对立的运动。”。从经济层面考察，所谓城市就是工商业经济中心，农村就是农业产业所在地。最基本的地域分工就是划分城市和农村两大经济区域。这种划分贯穿于全部经济史。在工业革命后，城市的经济内容发生变化，相当多的现代工商企业集聚在一个区域，这个区域就形成城市。
二、西方经济学的分工理论
在西方经济学说史上，从亚当·斯密到马歇尔，再到杨格、杨小凯，西方经济学家对分工理论进行了专门研究。
(一)西方早期的分工理论。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认为，增进国民财富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一国生产性劳动者的人数。二是国民运用劳动的熟练程度和技巧，而“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他用制造业来说明分工可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经济增长。认为分工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分工有三大好处：一是劳动者熟练程度的增进。二是分工会节省工作转移的时间损失。三是分工促进了简化劳动和节省劳动机械的发明。并认为分工可通过市场来决定，反对政府干预，主张自由放任。
(二)杨格的分工和报酬递增理论。杨格在《报酬递增和经济进步》中对亚当·斯密的分工与市场理论进行深化，解释了分工对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其理论大致分为三方面：一是报酬递增是分工的结果。二是分工和市场规模互为限制。三是分工可利用迂回生产方式。在杨格看来，现代形式的劳动分工总是表现为迂回生产，即在原材料和最终产品间插入越来越多的中间环节。认为规模报酬不仅产生于企业内部，而且更产生于社会内部，产生于企业与企业间的分工与专业化及其协作上。规模扩大再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简单水平复制，而是伴随科学技术变革、生产方式改进等更具效率的结构调整意义上的扩张。杨格从亚当·斯密定理出发，深刻揭示了劳动分工、迂回生产、产业间分工、市场规模扩大和技术进步间的相互关系，阐明了市场规模和技术进步都是内生的而不是给定的外在约束，从而不仅从整体上否定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所谓“报酬递减规律”，也超越了亚当·斯密关于分工受市场范围限制的思想，揭示了劳动分工、市场规模、技术进步和规模经济之间的动态联系。
(三)新兴古典发展经济学的分工理论。新兴古典发展经济学分工理论基本思想是：生产率的提高和人们知识经验的增加能促进专业化水平和分工水平提高，高级的专业化和分工水平又能加速技术的改进和生产率的提高，这种良性循环过程能使分工演进更高，产生经济起飞现象。其研究的问题：一是内生交易费用与分工演进，主要探讨内生交易费用对分工的影响。二是城市化理论，研究为什么会出现城乡差别，最优城市结构的层级与机制。三是工业化理论，研究新机器如何出现，迂回生产方式的链条有多长，工农收入的比重与转型期二元经济结构问题。四是研究分工与技术进步的关系，认为“一个能力不如他人的人，如果在某个行业专精，他的效率可能比更聪明但却不专精的人更高，因为他可以通过专业化内生地获得专业知识、技能”。
(四)新制度经济学的分工理论。新制度经济学派主要论述了制度与分工间的关系，认为制度创新可降低交易费用，提高交易效率，促进分工。对制度与经济发展有创造性贡献的诺斯指出，制度本身是“一整套规则，它遵循的要求和合乎理论道德的行为规范，是用以约束个人的行为。”制度安排的功效在于通过一系列规则来界定交易主体间的相互关系，减少环境的不确定性和交易费用，进而保护产权，激励企业生产性活动，使交易活动中韵潜在收益成为现实。制度变迁是从均衡到不均衡又回到均衡的过程。当各种因素在现有的制度安排下无法实现时，新制度就有可能建立并降低交易成本，从而使商品价格降低，扩大消费者的需求，促进经济的持续增长。
从分工理论发展的过程看，分工可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降低生产成本，鼓励技术创新，扩大市场容量；分工可延伸生产、流通环节，提高企业的专业化水平，降低成本和产品价格；制度创新可降低交易费用，促进分工，提高交易效率，推动经济增长。
三、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分工理论的比较
分工理论在经济学说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从不同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人手研究分工问题。
(一)关于分工理论体系的比较。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都非常重视分工问题，但两者在不同的方法论基础上，形成了不同的分工理论体系。西方经济学侧重研究分工与市场规模的关系，分工与劳动生产率的关系，分工、迂回生产、产业问分工、市场规模扩大和技术进步间的相互关系，专业化、分工水平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制度与分工及经济增长的关系。在具体研究方法上，采用数学的研究方法，对分工理论进行形式化。最具影响的是杨小凯的新兴古典经济学运用超边际分析方法，采用数学上的线性规划和非线性规划原理，为处理分工与专业化问题所涉及到的问题提供有力的武器，重新将古典经济学中关于分工与专业化的思想变成决策与均衡模型，使古典经济学的分工理论重新焕发出新的曙光。但尽管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分工理论取得新的进展，但其研究仅仅只是从产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规模经济与技术进步等方面研究分工问题。而马克思把社会分工看作是社会的整体结构，在分工理论体系的建立过程中，“既不局限于某一社会发展阶段的分工问题，也不局限于分工现象的某一个侧面，而是从历史纵线条和每一个时代的横断面的结合上，提出对社会分工的系统解释。”在其分工理论体系中，既研究分工的一般问题，又研究各历史时期的分工，包括自然经济的内部分工、简单商品经济的社会分工、资本主义分工及未来分工发展的趋势；既研究分工的本质，揭示分工产生的客观因素，又研究分工的历史作用，尤其是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结合起来研究分工的历史作用。
(二)关于分工内涵的比较。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在分工的内涵上有差异。西方经济学的分工理论分析的是产业内部的分工或企业内部的分工，亚当·斯密和杨格主要是从产业分工的角度研究分工问题，将分工限制在产业分工的视角，重点研究分工的经济属性，而忽视分工的社会属性。杨小凯的分工理论在分工内涵上“没有区分市场上的劳动分工和企业内部的劳动分工，从而忽略了企业作为报酬递增实现者的内部机制。”马克思从社会劳动的性质人手研究分工问题，认为分工是社会总劳动划分为相互独立而又相互依存的若干部分。与此相适应社会成员分配在不同类型的劳动上，也就是“不同种类的劳动的并存”。从这一内涵出发，马克思认为，从定性分析的角度看，分工属于劳动过程，是劳动的技术组织形式。马克思既分析劳动的市场分工，也分析企业内部的分工，并且区分了“企业内分工”和“社会分工”，认为企业内分工受制于社会分工，社会分工作为整体为企业内分工提供可能性。并在本质上分析分工对人类劳动能力的发展，在内容上分析社会基本分工中的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及生产者在工种、职业、职能上的相应划分。
(三)关于分工作用的比较。在分工的作用方面，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在基本观点上一致，都强调分工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认为分工既是生产力的表现形式，又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分工可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降低生产成本，推动技术创新，扩大市场容量。西方经济学从亚当·斯密开始就认为分工可延伸生产、流通环节，提高企业的专业化水平，降低成本和产品价格，提高交易效率，推动经济增长。但在分工作用的侧重点上具有差异：西方经济学主要从经济学视野来论述分工对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影响，亚当·斯密认为分工可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经济增长，认为分工是经济增长的源泉。杨格利用报酬递增的动态观念和迂回生产方式来解释分工对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认为报酬递增是分工的结果，分工和市场规模互为限制，分工可利用迂回生产方式，把先进的生产方法引入生产过程，提高生产率。新兴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人物认为专业化和分工水平能加速技术的改进和生产率的提高，从而促进经济增长。新制度经济学则认为制度创新可降低交易费用，促进分工，提高交易效率，推动经济增长。总体看，西方经济学是从分工对经济增长的角度来建立分工理论。马克思尽管也强调分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但认为分工具有双重作用：一方面分工是社会生产力进步的杠杆；另一方面分工是“社会不平等的根源”。与西方经济学分工理论的不同之处在于，马克思的分工理论不单纯谈论分工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还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出发，系统考察分工在社会组织各层次中的作用。既考察分工对生产力发展的促进作用，又研究分工对生产关系的作用。而且更侧重于从劳动的社会性质角度研究分工。马克思指出：“生产力的这种发展，归根到底总是来源于发挥着作用的劳动的社会性质，来源于社会内部的分工，来源于智力劳动特别是自然科学的发展。在这里，资本家利用的是整个社会分工制度的优点。”
(四)关于分工与商品交换及市场关系的比较。马克思和当代西方经济学家都论述了分工与商品交换以及与市场的关系，认为分工能促进商品交换和市场规模的扩大，但在观点上具有一定的差异。西方经济学从亚当·斯密开始就认为社会分工与市场规模密切相关。杨格在其经典论文《报酬递增与经济进步》一文中指出劳动分工与市场规模的动态关系，认为劳动分工依赖于市场范围，市场不是由人口、区域决定的，更是由购买力决定的，购买力由生产力决定，而生产力是由分工决定的。杨小凯则从交易效率的角度研究分工与市场的关系，认为交易效率是交易规模的增长函数，如果交易效率有一点提高，均衡分工水平就会上升，分工水平的上升又会扩大交易规模，提高交易效率，并进一步提高均衡水平。马克思在分工与商品交换及市场的关系上，认为分工是商品交换和市场产生的条件，社会分工是商品交换产生的前提条件。马克思指出“分工越向前发展，产品就越不是交换手段，于是就需要一种独立于每个人的特殊生产之外的一般交换手段。”市场规模也取决于分工，水平分工越发达，具体劳动的种类就越多，投入交换的商品品种和数量就越多，市场的规模也就越大。所以，马克思认为“各种使用价值或商品体的总和，表现了同样多种的、按照属、种、科、亚种、变种分类的有用劳动的总界定交易主体间的相互关系，减少环境的不确定性和交易费用，进而保护产权，激励企业生产性活动，使交易活动中韵潜在收益成为现实。制度变迁是从均衡到不均衡又回到均衡的过程。当各种因素在现有的制度安排下无法实现时，新制度就有可能建立并降低交易成本，从而使商品价格降低，扩大消费者的需求，促进经济的持续增长。
从分工理论发展的过程看，分工可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降低生产成本，鼓励技术创新，扩大市场容量；分工可延伸生产、流通环节，提高企业的专业化水平，降低成本和产品价格；制度创新可降低交易费用，促进分工，提高交易效率，推动经济增长。
三、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分工理论的比较
分工理论在经济学说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从不同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人手研究分工问题。
(一)关于分工理论体系的比较。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都非常重视分工问题，但两者在不同的方法论基础上，形成了不同的分工理论体系。西方经济学侧重研究分工与市场规模的关系，分工与劳动生产率的关系，分工、迂回生产、产业问分工、市场规模扩大和技术进步间的相互关系，专业化、分工水平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制度与分工及经济增长的关系。在具体研究方法上，采用数学的研究方法，对分工理论进行形式化。最具影响的是杨小凯的新兴古典经济学运用超边际分析方法，采用数学上的线性规划和非线性规划原理，为处理分工与专业化问题所涉及到的问题提供有力的武器，重新将古典经济学中关于分工与专业化的思想变成决策与均衡模型，使古典经济学的分工理论重新焕发出新的曙光。但尽管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分工理论取得新的进展，但其研究仅仅只是从产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规模经济与技术进步等方面研究分工问题。而马克思把社会分工看作是社会的整体结构，在分工理论体系的建立过程中，“既不局限于某一社会发展阶段的分工问题，也不局限于分工现象的某一个侧面，而是从历史纵线条和每一个时代的横断面的结合上，提出对社会分工的系统解释。”在其分工理论体系中，既研究分工的一般问题，又研究各历史时期的分工，包括自然经济的内部分工、简单商品经济的社会分工、资本主义分工及未来分工发展的趋势；既研究分工的本质，揭示分工产生的客观因素，又研究分工的历史作用，尤其是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结合起来研究分工的历史作用。
(二)关于分工内涵的比较。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在分工的内涵上有差异。西方经济学的分工理论分析的是产业内部的分工或企业内部的分工，亚当·斯密和杨格主要是从产业分工的角度研究分工问题，将分工限制在产业分工的视角，重点研究分工的经济属性，而忽视分工的社会属性。杨小凯的分工理论在分工内涵上“没有区分市场上的劳动分工和企业内部的劳动分工，从而忽略了企业作为报酬递增实现者的内部机制。”马克思从社会劳动的性质人手研究分工问题，认为分工是社会总劳动划分为相互独立而又相互依存的若干部分。与此相适应社会成员分配在不同类型的劳动上，也就是“不同种类的劳动的并存”。从这一内涵出发，马克思认为，从定性分析的角度看，分工属于劳动过程，是劳动的技术组织形式。马克思既分析劳动的市场分工，也分析企业内部的分工，并且区分了“企业内分工”和“社会分工”，认为企业内分工受制于社会分工，社会分工作为整体为企业内分工提供可能性。并在本质上分析分工对人类劳动能力的发展，在内容上分析社会基本分工中的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及生产者在工种、职业、职能上的相应划分。
(三)关于分工作用的比较。在分工的作用方面，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在基本观点上一致，都强调分工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认为分工既是生产力的表现形式，又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分工可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降低生产成本，推动技术创新，扩大市场容量。西方经济学从亚当·斯密开始就认为分工可延伸生产、流通环节，提高企业的专业化水平，降低成本和产品价格，提高交易效率，推动经济增长。但在分工作用的侧重点上具有差异：西方经济学主要从经济学视野来论述分工对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影响，亚当·斯密认为分工可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经济增长，认为分工是经济增长的源泉。杨格利用报酬递增的动态观念和迂回生产方式来解释分工对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认为报酬递增是分工的结果，分工和市场规模互为限制，分工可利用迂回生产方式，把先进的生产方法引入生产过程，提高生产率。新兴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人物认为专业化和分工水平能加速技术的改进和生产率的提高，从而促进经济增长。新制度经济学则认为制度创新可降低交易费用，促进分工，提高交易效率，推动经济增长。总体看，西方经济学是从分工对经济增长的角度来建立分工理论。马克思尽管也强调分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但认为分工具有双重作用：一方面分工是社会生产力进步的杠杆；另一方面分工是“社会不平等的根源”。与西方经济学分工理论的不同之处在于，马克思的分工理论不单纯谈论分工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还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出发，系统考察分工在社会组织各层次中的作用。既考察分工对生产力发展的促进作用，又研究分工对生产关系的作用。而且更侧重于从劳动的社会性质角度研究分工。马克思指出：“生产力的这种发展，归根到底总是来源于发挥着作用的劳动的社会性质，来源于社会内部的分工，来源于智力劳动特别是自然科学的发展。在这里，资本家利用的是整个社会分工制度的优点。”
(四)关于分工与商品交换及市场关系的比较。马克思和当代西方经济学家都论述了分工与商品交换以及与市场的关系，认为分工能促进商品交换和市场规模的扩大，但在观点上具有一定的差异。西方经济学从亚当·斯密开始就认为社会分工与市场规模密切相关。杨格在其经典论文《报酬递增与经济进步》一文中指出劳动分工与市场规模的动态关系，认为劳动分工依赖于市场范围，市场不是由人口、区域决定的，更是由购买力决定的，购买力由生产力决定，而生产力是由分工决定的。杨小凯则从交易效率的角度研究分工与市场的关系，认为交易效率是交易规模的增长函数，如果交易效率有一点提高，均衡分工水平就会上升，分工水平的上升又会扩大交易规模，提高交易效率，并进一步提高均衡水平。马克思在分工与商品交换及市场的关系上，认为分工是商品交换和市场产生的条件，社会分工是商品交换产生的前提条件。马克思指出“分工越向前发展，产品就越不是交换手段，于是就需要一种独立于每个人的特殊生产之外的一般交换手段。”市场规模也取决于分工，水平分工越发达，具体劳动的种类就越多，投入交换的商品品种和数量就越多，市场的规模也就越大。所以，马克思认为“各种使用价值或商品体的总和，表现了同样多种的、按照属、种、科、亚种、变种分类的有用劳动的总和，即表现了社会分工。”
(五)分工与制度关系的比较。分工既需要一定的制度基础，本身也是制度安排。制度安排决定劳动分工，劳动通过分工提高某一制度的收益。在分工与制度的关系上，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都强调制度与分工的相互作用，但在分工与制度关系的认识上也有不同之处。西方经济学在亚当·斯密时期研究了分工与劳动生产率及国民财富的增长问题，但忽视了分工发展的制度基础。杨格强调分工、知识积累与组织结构间的关系，认为报酬递增是分工演进过程中的宏观现象，是由分工导致的知识积累现象。而知识积累作为一种复杂的经济现象内生于分工活动的制度结构中，强调制度变迁的关键作用。特别是新制度经济学强调分工发展中制度的作用，研究产权制度、组织制度、国家制度对分工的影响，认为制度决定分工演进的方向。马克思经济学是从分工与所有制、分工与阶级关系和分工与上层建筑等角度来研究分工与制度的关系。在分工与所有制的关系上，马克思认为在分工劳动中，生产的社会性不表现为直接的人的依赖关系，而表现为不同劳动相互交换形式下的物的依赖关系。归个人所有的劳动通过在劳动过程中的实际使用引起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权，形成一定的所有制。在分工与阶级关系上，马克思认为“在分工的范围内，私人关系必然地、不可避免地会发展为阶级关系，并作为这样的关系固定下来”。认为分工与阶级关系是内在联系的。“由于劳动关系制约着财产关系，从而制约着社会成员的经济地位，所以分工是促进阶级划分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分工与上层建筑的关系上，马克思经济学认为，分工制约上层建筑的形式，是上层建筑各部门独立发展的基础，造成上层建筑的独立性。
四、结语
分工和交换是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正是由于分工产生了不同经济主体相互交易的需求，导致贸易的发展、工业化进程的加深、城市的出现、区域经济的形成、迂回生产方式的形成、制度的变迁、专业化组织的成长及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因此，比较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分工理论具有重要意义：
(一)对理解马克思分工理论的科学性及借鉴西方经济学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当代西方经济学侧重研究分工与报酬递增、专业组织成长、制度变迁、人力资本积累间的关系，而马克思经济学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为基础，从整体的视角，全面系统的研究分工问题，形成全面系统的分工理论。通过比较发现，迄今为止，马克思经济学的分工理论仍是对人类分工现象第一次科学、完整、系统的解释。通过比较，在理论上有助于理解马克思分工理论的科学性，同时借鉴西方经济学分工理论的科学成分。
劳动经济学专业篇7
关键词:专业化分工;交易费用;产业集群
中图分类号:F06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5656(2006)06―0089―07
当今世界,那些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大多集聚于某些特定区域,根植于独特的经济社会背景,拥有高度的知识流动和信息交换,高度的竞争､合作与创新精神,较高的社会信任和专业化劳动力市场,理论界把这些优势产业空间称为产业集群｡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似乎没有产业集群普遍发展的理由｡因为按照传统贸易理论中要素价格均等化定理,当生产要素的国际､区际流动越来越强时,不同区域之间的产品贸易会导致要素价格的均等化,这意味着地区优势会在国际和区际贸易中逐渐丧失｡然而,实际情况却不是这样｡如何解释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世界产业集群普遍发展的现实?它在世界范围内普遍发展的内在机理是什么?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我们首先对有关的集群理论进行回顾｡
一､理论回顾
自产业集群在欧洲问世以来,许多专家学者从不同的角度研究了产业集群产生的原因｡其中,德国经济地理学家韦伯(webber)､英国新古典经济学家马歇尔(marshall)､美国新经济地理学家克鲁格曼(p・Krugman)､组织经济学家斯科特(Scott)和新竞争经济学家迈克尔・波特(m・e・poter)是典型的代表｡
1909年,韦伯在《工业区位论》一书中指出,产业集群是聚集经济利益驱动下众多企业区位选择的结果｡在他看来,工业聚集因素主要有四个[1]:一是技术设备的发展促进生产过程专业化,而专业化生产部门的发展对工业空间聚集提出了更多的要求;二是劳动力的高度分工,要求一个充分发展的､灵活的专业化劳动力市场,而专业化劳动力市场促进了工业聚集;三是市场化因素可以促使工业集群最大限度地提高批量购买和出售规模,从而得到成本更为低廉的信用,甚至“消灭中间人”;四是经常性开支成本促使工业集群引发煤气､自来水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共享,从而促使工业集聚｡
1890年,马歇尔将产业集群的发展解释为外部规模经济驱动｡他在其代表作《经济学原理》一书中,将与生产的增加相联系的企业规模经济划分为两类:内部规模经济和外部规模经济｡他认为,内部规模经济是有赖于从事工业生产的个别企业的资源､组织和经营效率的经济,而外部规模经济是有赖于这类工业产业的一般发达的经济｡当产业聚集在某一特定区域持续增长时,会使产业聚集区出现熟练劳工市场和先进的附属产业,或产生专门化的服务性行业,这些都会为企业带来外部经济利益[2]｡因此,以后的经济学家如克鲁格曼和宾治等,就把劳动市场共享､专业化附属行业的创造和技术溢出,解释为马歇尔关于产业集群发展的三大决定因素｡
克鲁格曼认为,区域产业聚集的发展,是规模报酬递增､运输成本和需求的交互作用的结果｡在他看来,产业集群可以在任何区位出现,但为了节约运输成本,企业一般会选择在当地需求较大的地点投资｡在克鲁格曼看来,产业集群的产生和最初的分布是由历史即初始条件､偶然或者预期即“自我完善的预言”(self-fulfillingprophecies)[3]决定的｡由于存在报酬递增和路径依赖,产业集群一旦建立起来将倾向于自我延续下去｡
斯科特提出产业集群是企业垂直分离和柔性化产业组织在地域空间内的有机耦合｡斯科特和斯多泼(Storper)认为,产业集群是企业垂直分离的结果,因为企业垂直分离会使企业外部交易活动增加,进而促使那些具有强烈愿望和经济联系的生产企业走向空间集聚;同时,企业空间集聚又会降低外部交易的空间成本,从而形成一个良性互动[4]104｡
迈克尔・波特通过“钻石模型”,把产业集群看成是一种不同于科层制组织或垂直一体化组织,认为是对有组织价值链的一种替代,是一种高效的具有竞争优势的空间组织形式｡他强调创新在产业集群发展中的重要性,认为区域产业竞争力主要取决于产业的创新与升级能力,而这种升级能力主要来自于支持性产业､本地的相关产业和竞争性产业的有机配合[5]224,240｡他还认为,产业集群一旦在某些地方发展起来,便会加剧同业竞争,缩短相互之间的沟通渠道,加速知识流动和学习速度,扩大专业人才队伍,形成专业研究力量,促进产业创新,从而获取竞争优势,并“自我强化”,促进地方经济增长｡
以上学者分别从不同角度对产业集群发展机理作出了合理解释,推动了集群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本文在借鉴这些成果的基础上,从人们劳动的专业化分工入手,基于交易费用的分析视角,试图为产业集群发展给出一个具有新制度经济学含义的理论解释｡
二､企业间专业化分工决定与产业集群组织发展
(一)分工､市场与企业的出现
我们认为,要理解产业集群发展的组织机理,必须从人们劳动的专业化分工入手｡这是因为,如果人们之间不存在专业化分工,就意味着这个社会的每一个人都从事所有所需的行业,生产自己需要的全部物品,整个社会也就不存在市场和商品交换｡市场不存在,企业不存在,产业集群也自然不存在｡
但是,人们的专业化分工不会不出现,因为分工与不分工相比,至少能够获得三大好处[6]8:第一,能够使人们劳动的熟练程度增加,提高劳动生产率;第二,能够减少人们的劳动转换,节省专业知识的学习时间和工作转换时间,提高社会劳动效率;第三,分工经济的发展,为许多节约劳动的专业化机械的发明和利用创造了条件｡于是,我们看到,分工经济内生出现了,市场规模与范围日渐扩大｡
随着人们劳动分工的深化,人们生产的产品不再只是最终产品,还有大量的中间产品｡大量的中间产品的出现,成为企业出现的必要条件之一[7]52,另一个必要条件是生产中间产品的劳动力市场替代中间产品市场,即企业的出现是在劳动力市场效率高于中间产品市场效率时发生｡也就是说,如果中间产品贸易比用于生产中间产品的劳动的贸易包含更多的交易费用,则与人们劳动力买卖相关的企业组织便可能因最终产品和中间产品的分工而产生[7]209｡用张五常的话来说就是,企业在市场中内生的本质是要素市场取代了产品市场｡
(二)企业间专业化分工的约束条件
上面的分析暗含这样的假定:人们的专业化分工可以在企业内进行也可以在企业间进行,我们分别称之为企业内专业化分工和企业间专业化分工｡在现实经济中,究竟是在企业内分工还是在企业间分工呢?根据分工与交易费用经济学原理,如果人们的专业化分工在企业内部进行,一方面将导致企业组织管理费用上升,另一方面将大大节约市场交易费用;反之,如果在企业之间进行,一方面将导致企业组织管理费用下降,另一方面会导致市场交易费用增加｡下面,我们具体分析企业内与企业间专业化分工决定｡
1.第一种情形
假定企业内和企业间专业化分工的收益相同,而且总收益大于总成本｡在这种情况下,专业化分工是在企业内还是企业间进行,将取决于企业内专业化分工所增加的组织管理费用与发生在企业间专业化分工所导致的市场交易费用的增加两者之间的权衡｡如果企业组织管理费用大于企业交易费用,则专业化分工在企业间进行;反之,则在企业内进行｡
假定1企业内和企业间专业化分工收益相同,专业化成本各不相同,而且收益大于成本(这样保证了专业化分工是可能的),即Bf=Bm,且Bf>Cf,Bm>Cm｡这里,Bf表示企业内专业化分工收益,Cf表示企业内专业化分工成本,Bm表示企业间专业化分工收益,Cm表示企业间专业化分工成本｡
容易得知,如果分工在企业内进行,则企业的总成本(Cf)就是企业内部化价格(我们用iC表示)与企业组织管理费用(我们用iZ表示)之和,即Cf=iC+iZ;如果分工在企业间进行,则企业的总成本(Cm)就是企业的外部化价格(我们用op表示)与企业间市场交易费用(我们用tC表示)之和,即Cm=op+tC｡这里的内部化成本,是指企业将所有加工工序和交换环节全部在企业内进行所需的总成本;企业外部化价格,是指企业“外包”价格｡
假定2企业内和企业间分工效率相同,即企业内部化价格和企业外部化价格相同,也即iC=op｡
在以上两个假定下,由于Bf=Bm,iC=op,所以,人们劳动的专业化分工是在企业内还是在企业间进行取决于企业间交易费用和企业内组织管理费用的比较,即tC与iZ的大小对比｡当tC>iZ时,人们劳动的专业化分工在企业内进行｡反之,当tC
换句话说,在第一种情形下,企业间专业化分工的约束条件是:基于企业间专业化分工所引致的企业交易费用的上升能否小于企业组织管理费用的下降幅度｡这个条件一旦满足,企业外包(Contractingout)､特许连锁(Franchising)､外购中间产品或中间服务､缩减企业规模(Down-sizing)､贴牌生产(oem)､拆分企业(Disintegration)等现象就会出现,市场中间组织――产业集群也就在现实经济中内生了｡
2．第二种情形
假定企业间分工收益大于企业内分工收益,但企业内分工收益小于分工成本,企业间分工成本大于企业内分工成本｡在这种情况下,在企业内分工还是在企业间分工取决于市场交易费用能否降到足够低,以保证企业间分工收益大于企业间分工成本｡
图1给出了企业间分工的约束条件｡这里,企业间分工收益为Bm,成本为Cm;企业内分工收益为Bf,成本为Cf｡根据情形二的假定条件,容易得知Bm>Bf,BfCf,企业间分工的约束条件是:市场交易效率能否提高,使得企业承担的市场交易费用大幅下降,促使Cm曲线向下移动与Bm曲线相交[8]64,105,107｡
在现实经济中,这个条件是否能够满足呢?下文将进一步分析｡
三､产业聚集发展机制降低企业交易费用分析
(一)产业聚集发展降低企业内生交易费用
回顾交易费用经济学,所谓内生交易费用,是指人们在交易中为争夺更多的好处而不惜牺牲别人的好处(损人利己)这种机会主义行为而引致的效率损失｡由于信息不对称而引起的人们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机会主义行为是内生交易费用产生的根本原因[6]91[7]61｡
1.产业聚集发展中的信任机制降低企业内生交易费用
阿罗(arrow)指出,信任是经济交往的剂,世界上很多经济落后现象最终都可以归结为缺少信任｡赫西则提出信任是很多经济交易所必需的公共品德｡德国社会学家卢曼则认为信任是简化复杂的机制之一｡日裔美国学者福山更是将信任同一国的经济繁荣联系起来,认为前者是造就后者的重要原因之一｡
为什么信任具有如此作用?笔者认为关键是信任能够大大降低交易费用特别是内生交易费用｡通常,一个社会的高度信任关系是难以建立和维持的,因为信息不对称往往是一个经济社会的常态｡一般而言,企业基于“个人实施”的､“一次性”的信任博弈是很难建立起高水平的信任关系的｡但在产业聚集区,由于每个企业都是专业化的,它们之间通常存在着较为紧密的产业联系,进行着频繁的市场交换,因而企业间不是“个人实施”的､“一次性”的信任博弈,而是“社会实施”的､“多次性”的信任博弈,存在着快速的信任传播和信任机会主义行为的约束和惩罚机制[9],从而使集群区内的企业间比较容易建立起信任自律机制,大大降低交易费用特别是内生交易费用｡
2.产业集群区专业化劳动力市场的信息克服机制降低企业内生交易费用
假定企业由一雇主和一雇员组成,雇员是唯一的生产者,劳动力是唯一要素投入,单位产出的价格p假定为1｡在一个一般劳动力市场,一位雇主初步物色到一位合意的雇员s,其生产能力为θ,工作的努力程度为w(显然w≥0)｡由于雇员的努力程度会带来负效用,因此可以得到雇员从合同中获得的真实效用为:u=u(y，w)=y-w
假定B为企业的生产设备条件,例如生产者所需要的资金设备和办公地点等｡借鉴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结合数学上的技术考虑,我们采取的企业生产函数为:
x=x(w，k，θ，β)=B×wk×eβθ,反函数为w=i(x，θ)[10]
这里的参数k>0,表示劳动者努力的产出弹性,如果其它条件一样,k越大表示生产者的生产能力越高,反之则反是;参数β>0,表示能力对产出的作用系数｡
根据函数性质,可以得到ix>0,表示雇员努力程度与企业产出正相关;ixx>0,表示雇员努力的边际产出递减;iθ
为实现企业利润最大化,必须使边际成本=边际价格=p=1｡由于ixθ
yi=u+i(，θ),当xi=x*;yi=0,当xi≠x*｡
在雇员能力信息对称的情况下,能力高和能力低的雇员的产量尽管不同,但净收益却是相同的,都为U｡但在雇员能力信息不对称､工作努力程度不能完全观察时,雇员为了取得更多的净效用,会努力使其边际成本曲线向上移动,由曲线i=ix(x，θ2)变为曲线i=ix(x，θ1)(见图2)[10]｡此时,雇员只生产的产量,而不会是的产量,从而获得a+B+U的收益,而不是a+D+U的收益｡相应地,雇主将获得C-U的收益,而不是C+D+e-U的收益,从而损失D+e的收益[10]｡在这里,雇主D+e的损失额,就是一般劳动力市场由于雇员能力和努力程度的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内生交易费用｡
但在产业集群区,劳动力市场有其自己的特点｡首先,产业集群区劳动力市场是一个信息流动和传播较为迅速的市场,有关雇员能力的信息反映比较快捷和充分｡其次,产业集群区的劳动力市场是一个更加专业化的市场,尽管内部流动十分便捷､频繁,但在不同的产业集群区之间又显得相对稳定,从而增加了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强度,增加了劳动者利用私人信息的风险｡第三,产业集群区的劳动力市场十分便于同行的比较,减少了监督成本,雇员相对容易形成敬业的精神｡因此,在产业集群区,专业化劳动力的边际成本曲线将大大下移,从而为产业区内的企业带来更多的收益｡
如图3所示,产业集群区雇员的边际成本曲线由曲线i=ix(x，θ1)变为曲线i=ix(x，θ2)，进一步变为曲线i=ix(x，θ*),企业产出由增加到再增加到X*,从而使雇员和雇主的收益都得到增加[11]138，139｡由于雇主和雇员收益的同时增加,意味着产业集群区专业化劳动力市场的信息克服机制发生了作用,部分克服了一般劳动力市场由于信息不对称所引致的内生交易费用｡
3.产业集群区特定的制度文化因素降低企业内生交易费用
新社会经济学提出,任职的､结构的､文化的和政治的不同根植方式是经济赖以运行的因素,它修正了新古典模型中忽视社会关系､不受个人情感影响的理性人的观点[4]133｡例如,格兰诺维特指出,经济主体之间的交易根植于社会关系,只有这样经济主体间的交易费用才能够降低到最小值｡今天,越来越多的学者将区域内特定的制度文化因素用社会资本一词来概括｡和其他资本一样,社会资本是生产性的,它使得实现某种无它就不可能实现的目的成为可能,具有很强的社会生产性｡社会资本之所以具有很强的社会生产性,并进而成为区域经济增长的根源,就在于它能够有效地降低区域内生交易费用｡
(二)产业聚集发展降低企业外生交易费用
所谓外生交易费用,是指在交易过程中直接或间接发生的那些费用,如商品运输过程中所耗费的资源就是一种外生交易费用,而用于生产运输､通讯以及交易过程中的交易设施如计算机､信用卡､汽车等也是一种外生交易费用[6]91｡
1.产业聚集发展意味着企业间的距离缩短,能够降低因距离而产生的外生交易费用
距离的缩短对运输费用的节约是显而易见的｡特别在那些原材料或中间产品在进一步生产加工过程中“失重”较多,即产成品占原材料的比重较低的产业,如火力发电业､各种矿石冶炼业､制陶业､建材加工业､农产品加工业､木材加工业等产业,距离对运输费用的影响特别明显｡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距离的缩短对寻找潜在的贸易伙伴的影响确实有减弱的趋势,但至今并未消失｡就像美国这样知识经济最为发达的国家,也可以看到距离对交易产生的影响｡至于因距离而产生的时间成本和管理费用问题,也是一目了然的｡
2.产业集群区企业共享基础设施等公共产品对区域企业外生交易费用的降低
通常情况下,基础设施等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是有很高的规模要求的｡如果企业分布过于松散,将难以共同利用有限的基础设施｡因为在有限的财政支出约束下,往往会产生一对矛盾现象:有些区域的基础设施投资严重不足,致使企业发展受限;而有些区域则可能是企业需求不足,基础设施使用效率较低,造成不必要的浪费｡如果大量的企业能够在某一较小的区域聚集发展,就不仅能够提高基础设施等公共产品的使用效率,也使得地方政府的集中性投资成为可能｡在基础设施等公共产品的建设和利用效率提高的情况下,意味着区域内企业整体效率的提高,原因是有效地节约了企业的外生交易费用｡
3.产业集群区企业间的市场信息互通和共享机制对区域企业外生交易费用的降低
这里的市场信息,主要是商品信息,包括企业在决定生产什么产品时所依赖的信息,如产品的款式､色彩､质量､价格等｡在卖方市场和消费者偏好多样的条件下,这类信息对企业发展至关重要｡在通常情况下,企业获取市场信息的渠道主要有三条:一是通过市场调查,做可行性研究报告,或者咨询专家｡这种方法一般成本较高,许多企业特别是规模不大的企业难以做到｡二是企业家凭经验判断,也即俗话所说的“拍脑袋”,这种方法风险较大｡三是在销售产品时附带收集有关产品方面的信息,以适时调整,适应市场的需要,但这种方法往往时效性差,信息滞后严重｡在产业聚集区,一方面,企业之间本身就存在较多的供需关系,产品交易频繁而且稳定,企业间比较容易互通信息,降低信息成本,这是有关产业集群区的信息互通机制[11]146，147｡另一方面,由于企业互相靠近,方便了市场信息的扩散和传播,实现了集群企业的信息共享｡另外,由于企业聚集发展,还为专门提供市场信息的中介机构的产生提供了可能,降低了区内企业的外生交易费用｡
四､结束语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似乎没有产业集群普遍发展的理由｡本文从人们劳动的专业化分工入手,沿着专业化分工与交易费用的理论逻辑,指出人们劳动分工深化和市场规模与范围扩大使企业在市场中出现成为可能｡在此基础上,本文阐释了这样的观点:发生在产业关联企业间而不是企业内的专业化分工是产业集群组织发展的基本动力;大量的产业关联企业在区域内聚集发展,不仅能够降低企业内生交易费用,而且能够降低外生交易费用,使人们劳动的专业化分工深化沿着大量地理接近的企业间而不是数量有限的企业内进行成为可能,从而为产业集群组织发展给出了一个具有新制度经济学含义的理论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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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经济学专业篇8
[关键词]劳动力市场结构性矛盾就业解决方案
一、劳动力市场结构的相关理论分析
劳动力市场结构是对劳动力这种资源进行市场配置的市场经济活动过程中的劳动力需求和供给的组合。其研究对象是劳动力市场供给、劳动力市场需求及他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及状态。
1.劳动力市场结构制约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采用不同的经济发展方式是政府及社会各界极为关注的问题,当前中国正面临着“三高一低”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如何向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问题。
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属于宏观经济领域范畴。而宏观经济领域内的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投入不可能像微观经济领域那样富于弹性,也不完全取决于厂商们的效率动机,有很强的刚性,不可能在一个短时期内得到根本转变。这一特点决定了劳动力市场结构对经济增长方式选择影响的长远性和深刻性。
2.劳动力结构失衡是产生就业问题的重要原因
结构性失业表现为劳动力市场上所需要的知识和技能与劳动者实际供给的知识与技能之间不匹配。经济发展的过程其实就是经济结构变动的过程,这种变动要求市场通过洗牌重新进行劳动力资源的配置,以适应经济结构的变化。在配置过程中,大量素质较低、技能老化的劳动者难以适应市场的要求,无法进入新的产业部门而失业。同时,新兴产业的迅速发展,使适合该产业发展需求的劳动力出现暂时性短缺,从而造成了结构性失业。究其实质,劳动力就业中的结构性问题实际上是由于产业结构调整后,劳动者的素质和技能水平与产业发展的要求不相一致,即劳动力的供给结构与产业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结构不相匹配。
3.劳动力结构与社会总生产之间的关系
生产函数Y=a•F(L,K)及新古典模型G=α(K/K)+β(L/L)+a/a都说明了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重要贡献,劳动者的素质是直接影响社会生产的重要因素。
一国(或一个地区)的资源禀赋决定国家的产业、产业区段及生产技术的方式和水平的选择,国家只有根据这种由国家资源禀赋结构来选择最佳的产业、产业区段及生产技术的方式和水平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最大的产出,提高技术效率,扩大社会总生产[2]。我们要达到的是这样一种理想效果:各经济实体所需要的劳动力都能在劳动力供给市场上找到,企业生产线能全部开工;劳动力供给市场上的劳动力也都能找到与自身素质和技能相匹配的工作。劳动力市场结构如果均衡,生产中需要的劳动力(包括劳动密集型产业所需要的劳动力、知识密集型产业所需要的劳动力)与劳动力市场中提供的劳动力相匹配,可以使社会生产有序进行,生产得以最大化。劳动力市场结构如果失衡,社会生产中所需要的劳动力在劳动力市场中短缺,就有可能使企业生产水平下降甚至停产,影响社会总生产。
二、我国劳动力市场结构性矛盾的现状及原因
1.我国劳动力市场结构性矛盾的现状
当前我国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矛盾突出地表现为:技术人员、研发人员、熟练技工供给不足与新增劳动力和下岗失业人员就业难并存,大学生就业难与新兴产业发展人才不足并存,农业劳动力结构难以满足现代农业发展的需要。
(1)技术工人供给不足与新增劳动力和下岗人员失业就业难并存
高级技术工人是企业技术工作的最终实施者,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信息,目前我国城镇企业1.4亿名职工中技术工人为700多万人,而高级技工仅占3.5%,与发达国家30%―40%水平相差甚远,全国最大工业基地上海的高级技工比例不足7%,也相去甚远。据新华社报道广州市十五规划需求技师10万人,而目前不足8000人,其中高级技师不足300人,更严峻的是我国在岗技术工人年龄结构趋于老化,高级技工大龄化趋势日益凸显。
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中国“婴儿潮”使中国劳动力市场上出现空前的供给高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2010年1月22日召开2009年度四季度新闻会,向社会各界和媒体介绍2009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工作进展情况,2009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1102万人,为全年目标900万人的122%;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514万人,为全年目标500万人的103%;就业困难人员就业164万人,为全年目标100万人的164%,年末,全国实有城镇登记失业人员921万人。
(2)大学生就业难与新兴产业发展人才不足并存
近年来,我国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不容乐观,各类学校毕业生均高存量,大学生就业难问题成为社会广泛关注的焦点问题。根据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的数据显示,2010年630万大学生走出校门,踏上求职之路,如果加上2008年与2009年未就业学生,2010年将有880万人一起寻求工作。可想而知,就业形势何等严峻。
根据有关的统计资料,中国的存量劳动供给大约有8.4亿,其中90%以上是没有受过良好训练,不拥有人力资本,只能从事简单加工制造的一般劳动者。从当前的情况来看,发展新兴产业,选择集约型的经济增长方式的最大阻碍是我国的劳动力结构。
2.我国劳动力市场结构性矛盾的原因
(1)教育结构与劳动力市场需求结构脱节
教育的最终目的的是为一定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和人才保障,即学校要为市场培养人才。当前我国高等教育的层次结构呈现两头小、中间大的特点,即高职高专和研究生教育规模小,本科教育规模大。这种不合理的现象难以满足社会各领域对高素质研究生和高职生的人才需求,导致实用技术型人才的缺乏,严重影响了我国社会的和谐发展。
我国的专业设置也存在着不合理性,主要表现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专业在开始设置时就存在一些不合理的地方,当前虽然我国的许多高校都拥有很多专业,但是基本上都处于“你有我有,你无我无”的状况,各个高校没有自己的特色。另一方面是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各方面的发展,导致现有的一些专业设置已经过时,与现有的劳动力市场的需求结构不均衡。我国目前的这种专业结构设置所培养出来的劳动力与市场上需要的劳动力有很大的差距。这种不相匹配性致使我国大学生失业严重。
(2)劳动力市场分割是导致我国劳动力市场结构性矛盾的制度性根源
在传统计划体制下,我国劳动力市场分割主要是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分割,改革开放后,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市场分割现象更趋复杂化和多样化,除了城乡市场分割以外,在城市中还存在主劳动力市场与次劳动力市场的分割[5]。主劳动力市场工作条件、工作环境、薪酬和福利待遇明显优于次级劳动力市场,两级市场之间缺乏竞争性和流动性,很多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劳动者、下岗失业的工人、农村劳动力及其它弱势劳动者只能在次级市场流动,很难进入主级劳动力市场,主劳动力市场的劳动力也不愿意去次劳动力市场。城乡两级劳动力市场分割最初是体制性分割,体制内公有制企业具有较稳定的薪酬福利待遇,形成主劳动力市场,而体制外非公有制企业缺乏稳定的薪酬福利待遇,形成次劳动力市场,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体制性分割不断弱化,行业分割逐步显现,我国城市劳动力市场行业间分割的形成是伴随着经济改革中行业垄断的形成而形成的。
三、解决我国劳动力市场结构性矛盾的对策
我国劳动力的这种结构性失衡对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是非常不利的。一方面是结构性失业导致的失业率上升,相对于周期性失业和摩擦性失业,结构性失业的危害是双向的、长期的,而且治理难度非常大的,很难在短时间内达到供需均衡,更有可能导致经济社会发展不和谐。另一方面,各市场主体体因招不到合适的劳动力与其技术、资本匹配,可能导致其生产水平下降甚至停产,因此优化我国劳动力结构刻不容缓。
1.大力发展教育事业,优化劳动力供给结构
(1)加快发展基础教育,提高全面素质
无论是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还是发展知识密集型产业,基础教育都显得非常重要,大力发展基础教育是提高国民素质,优化劳动力市场供给结构的基础。为加快发展基础教育,在做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工作的同时,还应坚决推行信息技术教育工作和做好普及实验教学工作。
(2)调整高等教育结构,适应劳动力市场需求
在保持研究生和本科教育稳步发展的同时,要大力扩展高职教育的规模,调整高等教育结构的层次结构,以满足高等教育大众化、专业化、技能化的要求。同时应该加大教学改革力度,调整高等教育专业设置,促进高等教育和经济发展的良性发展。高等学校的人才培养要适应劳动力就业市场和社会发展的需求,进一步改革办学模式和人才培养模式,要注重面向市场、面向社会需要办学。
(3)加大培训力度,增强劳动力对市场的适应能力
结构性失业的根本原因是劳动者与工作岗位不匹配,提高劳动者素质是解决结构性失业的关键,要加快培养一大批技术技能劳动者,尽快扭转当前企业和劳动力市场中技术技能劳动者严重短缺的局面,各级劳动保障部门必须进一步采取措施,广泛开展技能振兴行动,加快技术技能劳动者的培养。高度重视企业劳动力开发工作,采用企业培训与学校培养相结合、在职培训与脱产学习相结合、个人努力与企业社会支持相结合等措施。
2.调整经济结构,改善劳动力市场的需求结构
(1)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及劳动密集型产业
第三产业的发展水平是衡量一个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标志之一,也能体现一个地区的产业结构质量,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是优化我国产业结构的必然选择,也是当前我国的经济发展战略。
由于我国的劳动力供给还以低知识、低技能的劳动力为主,高素质劳动力相对比较短缺。在当前的情况下,发展适度技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不失为一种更切合实际的对策,这既可以增加我国产品的附加值,更主要的是可以促进一部分劳动力就业。
(2)大力发展中小产业
我国人口基数大,大中型企业吸纳劳动力的能力有限,而中小企业在吸纳劳动力就业方面有大企业无法比拟的优势。必须根据中小企业的特点,大力发展中小企业,以发挥他们的优势。要鼓励、引导广大中小企业形成自己的产业链,中小企业要围绕大企业制定发展战略,积极为大企业集团提供各种服务和基础产品,走“高、精、尖”的发展路子,依托大企业集团的带动,成长发展自己,形成以大企业为龙头、中小企业为依托、产业链条完整、配套功能齐全的发展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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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经济学专业篇9
[关键词]过度教育大学生就业影响对策
一、过度教育的内涵
我国学者对过度教育已经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对多度教育的定义也存在各种界说，在本文中，笔者借鉴美国学者曾满超、亨利・列文（HenryLevin）等对过度教育的定义，他们认为，教育发展出现下列三种情况中的任何一种，都应称为过度教育：一是劳动者相对于其受教育程度经济地位下降；二是受过教育者不能实现其对于事业成就的期望；三是劳动者拥有比其工作要求较高的教育技能。
从表述可以看出，对过度教育的含义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来理解：从宏观上看，过度教育是指教育供给超过了教育需求；从微观上看，过度教育是指个人拥有的教育存量超过了现有职业的需求。本文将主要从微观层面即大学毕业生的角度对过度教育进行分析。
二、过度教育对我国大学生就业产生的影响
（一）毕业生供大于求就业率低下
近年来，由于高等教育人数的扩招，高校的毕业生数量猛增，高校毕业生需要的就业机会与社会所提供的就业岗位不想匹配。《2013年中国大学生就业蓝皮书》数据显示：2012届大学生毕业半年后的就业率（90.9%）比2011届（90.2%）略有上升。其中，本科院校2012届毕业生半年后的就业率为91.5%，比2011届（90.8%）略有上升；高职高专院校2012届毕业生半年后的就业率（90.4%）比2011届（89.6%）略有上升。但是，进一步的关于2013届毕业生流向调查显示，从2012年10月29日至2013年4月10日，被调查的2013届硕士毕业生签约率为26%，低于2012届同期11个百分点；本科毕业生为35%，低于2012届同期12个百分点；高职高专毕业生为32%，低于2012届同期13个百分点。
（二）高能低就，大材小用
过度教育引发了劳动力市场对于知识劳动力的高消费。由于具有高学历的人数增多，各个工作岗位自然会追求更高知识层次的人才。接受了各个层次高等教育的劳动力为了能获得工作只能俯就屈身。高学历者选择一些职业技能要求低的职位正是高能低就的体现，而如果高学历者不能接受相对低级的工作，又造成了知识失业。
（三）毕业生学非所用，就业前景堪忧
《2013年我国高校毕业生就业专业对口调查状况》显示，理工类大学生择业时注重专业对口的仅占16%，专业性很强的财经类、外语类毕业生注重专业对口的也只有30%和42%。这表明大学生在择业时，专业对口意识正逐步淡化。然而针对用人单位的一项调查却表明，90%以上的用人单位认为，专业对口是挑选人才时最主要的考虑因素。
关于毕业生就业时专业是否对口的横向数据比较也受到人们关注。《2013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显示：2013年“红黄绿牌”专业就业前景预测如下：
红牌专业指失业量较大，就业率较低，月收入较低且就业满意度较低的专业，为高失业风险型专业；黄牌专业指除红牌专业外，失业量较大，就业率较低，月收入较低且就业满意度较低的专业；绿牌专业指月收入、就业率持续走高，失业量较低且就业满意度较高的专业，为需求增长型专业。
2013年本科就业红牌警告专业包括：动画、法学、生物技术、生物科学与工程、数学与应用数学、体育教育、等。2013年高职高专就业红牌警告专业包括：法律文秘、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国际金融、工商管理、法律事务、汉语言文学教育等。
2013年本科就业绿牌发展专业包括：地质工程、港口航道与海岸工程、船舶与海洋工程、石油工程、采矿工程、油气储运工程等。2013年高职高专就业绿牌发展专业包括：道路桥梁工程技术、生产过程自动化技术、应用化工技术、焊接技术及自动化等。以上专业与2012年的绿牌专业相同，这些专业的就业率持续走高，薪资走高。
（四）大学毕业生就业满意度低
就业满意度也是衡量高校毕业生就业现状的一项指标。《2013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显示：2012届大学生毕业半年后的就业满意度为55%，即在就业的毕业生中，有55%对自己的就业现状表示满意。其中，本科院校毕业生半年后的就业满意度为58%，高职高专院校为51%。在本科院校中，“211”院校毕业半年后的就业满意度为62%，非“211”本科院校为57%。
在2012届本科学科门类中，毕业生毕业半年后就业满意度最高的为经济学，为61%；就业满意度最低的为农学，为53%。在高职高专专业大类中，就业满意度最高的为资源开发与测绘大类，为56%；最低的为生化与药品大类，为44%。
2012届本科生毕业半年后在“政府机构/科研事业”的就业满意度最高，为69%；在“民营企业/个体”的就业满意度最低，为50%。高职高专生毕业半年后在“政府机构/科研事业”的就业满意度最高，为64%；在“中外合资/外资/独资”的就业满意度最低，为45%。
可见，我国高校毕业生目前的就业满意度整体偏低，在不同的教育程度、所学专业、就业岗位层次上的满意度更是参差不齐。
（五）过度教育导致性别之间就业的不平等
由于高等教育过度现象的发生，知识劳动者大量增加。当劳动力市场供需关系发生变化，劳动力供需差异加大，雇主或企业选择余地也在加大。在这种情况下，男性劳动力显然更容易受到雇主的青睐，而女性知识劳动力遭遇不平等待遇的机会大大增加。
以上几方面的阐述可以看出，目前我国的高等教育存在的过度教育情况已经对高校毕业生的就业产生各个方面的消极影响，一方面造成了教育资源的极大浪费，另一方面毕业生的就业难也非常不利于经济的发展与整个社会的和谐。
三、过度教育影响我国大学生就业的原因
（一）教育供给与社会需求发生错位
1.培养模式与社会需求错位
现在高校培养的大学生都是掌握了一定的理论实践非常缺乏，大量理论的课程让学生在专业方向上的收益是有限的，缺乏实践能力的大学生成了纸上谈兵的高手。企业是非常现实的经济实体，需要的人就是能够给企业直接带来绩效的人而纸上谈兵的大学生并不能马上给企业带来绩效还要搭上老员工为其辅导从而影响了企业的整体绩效。
2.普通高等教育专业设置与社会需求错位
我国普通高等院校在专业设置上主要以培养理论型人才为主，而社会需求量最大的是面向生产、服务的应用型人才。另外，有些学校在专业设置和招生规模上一味地“追风”，盲目地跟着市场的潮流走，开办和扩招所谓热门专业。其结果是，由于人才的供大于求，大量的毕业生只能放弃本专业而选择从事低级的工作。
3.教育供给与社会需求在时间上的错位
当今的社会瞬息万变，昨日的朝阳产业，今日就可能成为夕阳产业；今日的朝阳产业，明日极有可能是夕阳产业，社会对人才的需求也在迅速地发生变化。而人才的培养周期长，正所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这就构成了社会迅速发展与教育培养周期过长的矛盾。从而导致现在热门的专业，到毕业生毕业时也许就成为了冷门专业。
（二）劳动力市场调节制度不完善
目前我国市场经济的各项制度还不完善，劳动力市场制度不完善。我国就业制度改革的目标就是改革计划经济下按指令性计划统一分配的就业制度，让绝大多数毕业生进入市场自主择业。实现这一目标的根本途径就在于充分发挥市场在劳动力资源配置方面的基础性作用，让劳动力在全国范围内合理流动。目前我国还未形成统一的竞争、流动的市场。对于城市劳动力市场来说，劳动条件好、工资高、福利待遇高、工作有保障、职业前景好；农村劳动力市场劳动条件差、工资低，福利差，就业无保障，职业前景不太好。
（三）个人对高等教育盲目投资且就业观念不当
政府为了满足人们的教育需求，不断加大对高等教育的投资，从而使教育系统培养的人才远远大于经济发展所需的需求，造成过度教育，如此形成恶性循环，不利于大学生的就业。我国大学毕业生就业存在以下几种不恰当的就业观念，不愿到非公有制企业就业，而热衷于行政、事业单位，因而淡化了专业观念；就业地点大多选择沿海一带或北京、上海等经济发达城市，而对西部地区、基层、小型企业不感兴趣；不论自己能力大小，追求高工资和好的工作环境。
四、解决过度教育的对策
（一）经济层面上加强产业结构调整
大学毕业生就业空间的有限性，根源于经济的发展。因此，拓展劳动力市场规模、拓宽毕业生就业空间，首先要从经济发展入手。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优化第三产业结构。作为大学毕业生就业的主要领域，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发掘市场潜力，是吸纳劳动力、解决大学毕业生过度教育问题的根本途径。
（二）加大高等教育改革力度，使高校的供给与社会需求相适应
一方面是改革高校的学科结构及培养模式。高校应该有目的地针对未来几年劳动力市场的需求数量、结构、特点等情况，通过科学的调查研究来设置专业，加强市场对专业设置的引导。另一方面是重视对大学生能力的培养。高校在注重灌输基本理论，培养大学生理论思辨能力的同时，更重要的是要注重大学生工作技能的培养和提高，把学历教育与职业技术教育有机地结合起来，培养更多的具有实际操作型和应用型的复合型人才。
（三）劳动力市场层面的对策
对于有形就业市场而言，现阶段最重要的就是要加强各级、各类有形劳动力市场的联系与沟通，形成全国范围内流通的劳动力市场。一方面，在纵向结构上，要加强部级、地区级、高校各劳动力市场的有机联系；另一方面，在横向结构上，要加强教育、劳动、人事部门的信息合作与分享。对于无形的就业市场而言，应尽快建立以国家毕业生就业主管部门为中心、以各地方就业主管部门和高等院校为分支、以毕业生和各类用人单位为用户的全国性的就业信息网络系统。
（四）毕业生要调整就业观念
大学毕业生在面临就业时，应当调整自己的心态，在学校的帮助下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对职业生涯进行科学合理的规划。在就业难的情况下，可选择二三线城市、小企业就业，以增加自身的就业机会。大学生也可以响应国家的号召，自主创业、自谋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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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经济学专业篇10
关键词:民族地区成人教育劳动力转移
中图分类号:G5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3973(2010)08-188-03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在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进程中,农业所吸纳的劳动力日趋减少,农村剩余劳动力越来越多,每年净增600700万或更多的剩余劳动力有待转移。2008年下半年以来,国际金融危机愈演愈烈,出现农民工“返乡潮”,使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阻力骤然增大,对我国的农民就业、耕地和农业生产环境的保护形成巨大的压力,严重制约我国农村经济的正常发展。然而,危机中蕴藏着机遇。农民工“返乡潮”也正是培训农民工、提升农民工素质的有利契机。因此应该抓住机遇,大力发展农村成人教育,对返乡农民工加强职业技术教育和培训、指导,进而促进劳务产业升级,增强转移劳动力的市场竞争能力,以屈为申,实现更高层次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进而促进少数民族地区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
1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劳动者受教育状况及其对农村经济的影响
我国农村人口众多,而农业自然资源相对紧缺,人均耕地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3,人均森林资源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6。随着经济的发展,这种人口与自然资源紧缺的矛盾还会加剧。要解决这个矛盾,必须依靠科技进步和教育的发展。但目前我国农业劳动者文化素质不高,9亿多农村人口中,有2亿多文盲和半文盲,占整个农村人口的23%。农村从业人员中平均受教育程度不到7年,其中文盲和半文盲占到了8.96%,小学占33.65%,初中占46.05%,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只占11.35%,接受职业技术教育或通过技术培训的不足20%,而美国的农民平均受教育程度为13年,且大部分农场主都是农学院毕业;日本的农民受教育程度为14年,农民中大学生占农民总数的5.9%以上;荷兰农民大部分是高级中等专业农校毕业,而且每年还有将近20%的从业农民进入各类职业教育学校,接受专业性的继续教育;德国农民中有6.7%是大学毕业,有54%接受过至少3年的农业职业培训。我国的农业专业技术人才十分匮乏,只占我国专业技术人员的2.7%,占全国农业总人口的0.06%,远低于美国和日本。我国平均每万亩耕地中仅有0.8个农业技术人员,每万亩森林仅有0.53个林业专业技术人员。我国农业劳动力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极大地阻碍了农业科学技术的应用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劳动力受教育水平的现状影响着农村家庭的经济来源。例如以种植业收入为主要经济来的家庭比例,受教育水平在小学及以下的高达81.5%,初中占到77.8%,高中占52.4%。低层次的劳动力,不仅限制了我国农业科技向深度和广度发展,同时也增加了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难度,成为制约我国农业现代化与国际化的重要因素。有很多研究证明:劳动生产率、收入水平都与劳动者受教育的程度呈现正相关。农业部一项抽样调查结果表明农村劳动力年均收入高中比小学要高出1.6倍;初中比小学高出1.4倍;小学比文盲高出0.5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相关研究报告认为,与文盲相比,小学毕业可提高生产率43%,初中毕业可提高108%,大学毕业则可提高300%。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农业现代化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农民是否有较高的文化素质,取决于他们能否使用先进的农业技术和管理方法。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社会对劳动者素质的要求越来越高。目前我国农村蕴藏着的巨大的人力资源尚未得到充分开发,其根本问题在于这些劳动力资源的文化科技素质必须提高,而素质的提高必须依靠教育。
2发展成人教育提高农村教育水平是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高效转移的根本保障
一个国家的经济由贫穷到富裕的发展过程中,一般都经历着由落后的农业经济部门向先进的工业生产部门转移剩余劳动力的过程。由于先进的工业部门所要求的技术水平和能力相对较高,从农村转移的剩余劳动力必须掌握相应的技术才能顺利地实现这种转移,这就需要大力发展成人教育。通过成人教育广泛提高劳动者素质和职业技能,提高接受现代化农业生产技术的能力,才能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有效合理转移,促进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加速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不仅是促进我国城市化进程的需要,也是当前提高农民收入不可或缺的手段。但我国农村劳动力不仅文化水平低,而且所受专业技能培训也十分有限,低素质的农村劳动力既制约了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规模和速度,也制约了劳动力转移层次的提高。一方面,低素质的“农民工”难以在劳动力市场上和“下岗职工”相抗衡,另一方面,低素质使农村劳动力转移与经济周期的相关程度增大,因为缺少文化和技术的农民工往往只能选择在建筑、运输等部门干脏活、累活和苦活,经济过热时,农民工的就业机会就会增多;一旦经济萧条,“农民工回流”现象就会出现。这样一来,使得中国特色的农民工流动就业随着经济周期而上下波动,这一点在2008年底全球经济危机下表现得非常明显。而在“返乡潮”中,返乡的主要是受教育程度低的人,继续留任或找到新岗位的多为文化水平较高或有一技之长者。可见,无论是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规模和速度还是从转移的稳定性来考虑,切实做好农村教育工作,提高作为农村发展主体的农民的整体素质,是农村发展的当务之急。第一,农业产业化经营和经济结构调整需要一批懂市场经济规律、善经营、会运用先进科技技术的农民人才;第二,农村城市化建设、农村劳动力的有效转移、乡镇企业的发展均离不开农民科技文化素质的提高。过去农民进城打工干的都是“苦、脏、累”的活,现代社会打工不光靠体力,而要靠技术、知识和智慧,这就需要农民不仅要学农,而且要学工、学商,学习法律知识等。因此,发展农村教育提高农村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从而提高劳动力的文化、科技、经营、法律等综合素质,是实现剩余劳动力高效合理转移的根本保障。
3发展农村成人教育是提高农村劳动力受教育水平的最佳途径
劳动力素质对农村劳动力转移速度和规模起着关键性作用。教育是提高劳动者科学文化水平的主要手段,是发展科学技术的基础,是科学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中介。教育的形式有多种,各有偏重和优势。但对于提高农民受教育水平而言,除普通义务教育之外,发展农村职业与成人教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1993年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明确提出:“成人教育是传统学校教育向终生教育发展的一种新型教育制度,对不断提高全民族素质,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农业的根本问题在科技、在教育”,要“把农业和农村经济增长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而职业与成人教育正是教育与生产的连接点,是将科学知识、专业技术转化在劳动者身上,使科学技术这一潜在生产力变成现实生产力的手段,是培养、提高、更新劳动力的根本措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的职业与成人教育取得了显著成就,全国农村职业与成人初等和中等学校占全国职业学校的60%以上,为小学后、初中后、高中后不能升高一级学校的农村青少年和广大农民创造了更多接受教育和培训的机会,累计扫除青壮年文盲8681万人,培训农民工12.9亿人次,每年为进入非农产业就业的800万农村劳动力提供转移前培训,有力地提高了农村劳动者的科技文化素质。
农村职业与成人教育最大的特点就是与农村经济的发展有着极为紧密的联系,是直接对农村劳动力进行教育和培训,开发他们的潜力,提高他们掌握运用科学技术、适应市场经济规律变化和社会改革的能力。职业与成人教育,在教育功能上具有直接性、速效性和长期性的特点,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教育的最有效最迅捷的途径,农村职业与成人教育则能够直接、迅速的提高农民素质,根据经济发展需要,灵活多样地培养多层次多规格多方位的技术专业人才,造就一大批具有经济发展意识和较强劳动技能的新型劳动者。同时,以农民培训为重点开展农村职、成教育,使农民掌握在非农行业就业所必须的技能,获得相应的职业技术资格证书,使他们具备参与人力资源市场竞争的实力。可见农村职业与成人教育在提高当代农民整体素质中始终发挥着核心作用,是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业产业有效转移的强力助推器。
4农村成人教育推动民族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应对措施
基于我国目前教育体制及国情,发展多层次与多类别的农村职业与成人教育,是提高农业劳动者素质,进而促进农村劳动力合理转移的最有效措施。政府要制定切实可行的制度、政策和法规,采取有力措施,多方筹措资金,以形成社会各界共同投资办学的多元化模式来加大对农村职业与成人教育的投入,紧密结合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制定高效务实的农村职、成教育规划,以统筹发展为长期战略推动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为此,我们提出以下建议:
4.1建立和完善农村职业与成人教育体系
为适应农业生产结构调整、农村劳动力就业结构变化和整个社会人力资源市场的要求,必须建立农村职、成教育快速反应机制。应紧紧围绕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致富这个中心,以农民科技教育培训中心为龙头,高、中等农业院校为依托,远程教育为主要方式,乡(镇)农村教育资源和推广机构为补充,创建一个有中国特色的多层次的农村职业与成人教育体系,实施“农民职业技能等级”制度,培养一支适应现代农村发展需要,创造性、生产技能和经营管理素质齐备的现代农村劳动者队伍。
4.2顺应市场经济发展,灵活设置专业
应以多种形式,多种途径、多种机制积极发展农村职业与成人教育,要坚持“学用结合,按需施教”的方针,积极主动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设置专业和课程,确定办学模式和途径,以拓宽农村劳动力的就业领域为原则,以减轻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就业压力为目标,以维护社会稳定为目的,因地制宜地进行一些实用性强、目标明确的职业与技术培训,如短期技能培训与业余长期教育相结合、企业培训与政府培训相结合等,实现多渠道、多方式的培训,便于农村劳动力灵活地选择适合自己的培训方式。强化“一技一训”、“一业一训”,系统培训和急用培训并用,解决生产中的实际问题。要逐渐使农民培养起要就业就要培训的思想观念,增强农村成人与职业教育的实用性和针对性,提高农民教育的有效性和广泛性。在培训内容上不仅要培训相关的就业技能,还要向他们普及相关的法律知识和文化知识,从而能有效利用培训提高自身就业能力又提高综合素质和自我学习进步能力。
4.3以就业为导向,倡导定向培训
大力发展灵活多样、实用高效的农村职业与成人教育,把农村实用技术培训和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作为农村职业与成人教育的重点。根据市场和企业的要求,以青壮年劳动力为主体,以适应岗位技能要求为目标,针对不同的行业、不同的工种、不同的岗位进行基本技能和技术操作规程的培训,加大农村职业技能教育,让他们拥有一技之长。在培训方式上采取校校联合、校企联合、校乡联合等形式,面向农民工开展定向培训,提高劳务培训的针对性,让农民真正看到培训带来的收益。同时,注重劳务人员的职业道德、社会公德教育,全方位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和就业技能,使农民工逐步由“体力型”向“技能型”转变。培训对象和培训内容既要“对口”,还要“接口”,这样才能变盲目流动为有序流动,可以避免盲目分散转移中因供过于求给城市带来的外地人员过多而产生的社会问题,也可以缩短民工适应企业生产需要的时间。
4.4为发展本地经济,提倡创业培训
为本地区就业创业培养人才是地方农村职业与成人教育的主要职责之一。2009年我国农村劳务经济将面临着一个转型期,即由向外输出转为向内挖潜输入的关键时期,要积极开展回乡创业培训,加大本地就业培训和创业的补贴力度,建立回乡再学习、再就业的政策机制。在培训方向上采取积极稳妥的方式,立足本地培训资源,提供优惠的资金使用和用工优先政策,鼓励外出务工人员回乡创业,大力发展个体经济、中小型企业和劳动密集型企业,扩大本地的劳务需求,并积极引导广大农民实现跨区域流动与就近转移联动,增加农民就业机会。找准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所需与在外人员返乡投资所求的结合点,加强要素回流的载体建设,努力为返乡创业者构筑创业平台,促进当地经济发展,扩大本地劳务需求。要创新理念,加强协调,牢固树立“输出劳动力,引回生产力;输出打工者,引回创业者”的理念,将引“凤”还“巢”工程作为扩展劳务经济、促进农民增收、提高经济质量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突破口。
农村职业与成人教育的性质决定了它是农村终身教育的主体。我们一定要坚持科学发展观,抓住国家重视“三农”工作的大好时机,通过思想创新、机制创新、方法创新和内容创新,提振精神,大力发展农村职业与成人教育,提高农村劳动力的科学文化经济法律综合素质,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高效合理转移保驾护航,最终为促进少数民族地区农村经济发展和整个国家经济的繁荣做出贡献。
参考文献:
[1]梁雪妮,那世英.大力发展农村成教,加快农村人力资源开发[J].中国成人教育,2004(6).
[2]梁雪妮.论农村职业与成人教育对西部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重要性[J].教育与职业,2009(5).
[3]刘怀廉.中国农民问题[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