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帮助与法律援助篇1
一、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的概况
1994年初中国司法部首次公开提出建立中国司法法律援助制度的设想，并陆续在北京、上海、广州、青岛等城市开始了法律援助制度的试点。1996年1月，司法部有关领导在全国司法厅（局）长会议上再次提出将建立有中国特色法律援助制度作为1996年全国司法行政工作的重点。同年3月，司法部批准成立国家法律援助中心筹备组，以推动全国法律援助试点工作的迅速开展。
1996年3月颁布的《刑事诉讼法》和同年5月颁布的《律师法》，正式规定了法律援助的有关内容。同年6月司法部发出了《关于迅速建立法律援助机构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通知》，随后着手组织有关人员制定《法律援助条例（草稿》，以总结、规范各地已开展的法律援助工作。1997年4月，司法部与最高人民法院联合下发《关于开展刑事法律援助工作的通知》。同年5月2日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成立暨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揭牌仪式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同月司法部下发了《关于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通知》，11月又下发了《关于开展公证法律援助工作的通知》。上述几个规范性文件的下发，大大推动了《刑事诉讼法》和《律师法》中规定的法律援助的贯彻、落实。1999年初，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草拟了《法律援助法（示范法草案）》，旨在供立法机关参考并推动各地的法律援助工作。同年3月，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部分人大代表提出议案，要求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法》，司法部就此作出答复：已将它正式列入司法行政法制工作五年规划，并将积极与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和全国人大法工委进行协商，争取早日解决法律援助的立法问题。
1999年4月2日，司法部与最高人民法院联合了《关于民事法律援助工作若干问题的联合通知》（以下简称《联合迈知》）。至此，在中国，法律援助已迈入法制化轨道。
与机构设置相对应，从中央到地方形成了四级架构的中国法律援助机构体系。截至2000年5月31日，据司法统计，全国已有29个省、16个省级市、285个地（市）级地方、1152个县（区）级地方先后成立了法律援助中心，其他地方的法律援助中心也在筹建之中，全国的法律援助专职人员已超过4000名。
据介绍，1996年以来，全国各级法律援助机构组织律师、公证员、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共办理法律援助案件32.8万事件，接待咨询298万多件。2000年1－5月办理法律援助案件（不含公证法律援助事项）共62310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各级法律援助机构组织办理了大量的刑事法律援助案件，对保证法院指定刑事辩护的落实，保障刑事被告人的法定诉讼权利，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同时，一大批经济困难的妇女、儿童、残疾人。老年人、下岗职工因得到法律援助而维护了自己的权益，几年来受援对象达40万人[注1].六年来的实践表明，法律援助在完善司法机制、维护司法人权、促进司法公正、推动社会保障法律体系的形成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关于刑事法律援助，《律师法》第41条只规定了公民在刑事诉讼中可以按照国家规定获得法律援助。而《刑事诉讼法》规定比较详细、具体。例如，《刑事诉讼法》第34条第1款规定：“公诉人出庭的公诉案件，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可以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第2款又规定：“被告人是盲、聋、哑或者未成年人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第3款还规定：“被告人可能判处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上述三款均是刑事法律援助的内容。它充分表明：其一，法律援助适用案件的范围是公诉人出庭的公诉案件，而不是自诉案件或附带民事诉讼案件。其二，接受法律援助的主体有三种：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盲、聋、哑或者未成年人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可能被判处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其三，实施法律援助的主体是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而非其他公民。其四，实施法律援助的方式是由人民法院指定，包括“可以”指定和“应当”指定。其五，法律援助的内容是律师提供辩护，出庭辩护，而非一般的法律咨询、法律帮助。
民事法律援助的内容，分别规定在《律师法》和有关的司法解释中。《律师法》第41条规定：“公民在赡养。工伤……请求国家赔偿和请求依法发给抚恤金等方面需要获得律师帮助，但是无力支付律师费用的，可以按照国家规定获得法律援助。”1999年4月2日的《联合通知》规定：“为切实贯彻‘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宪法原则，保障公民获得平等的法律帮助，根据有关法律援助的法律法规和《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的规定，现就民事法律援助工作的有关问题通知如下：一、公民在赡养费、抚养费、抚育费、劳动报酬、工伤等方面提起民事诉讼，符合下列条件的，可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所在地的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1.有充分理由证明为保障自己合法权益需要法律帮助；2.本人及家庭经济状况符合当地政府部门规定的公民经济困难标准。请求发给抚恤金和请求国家赔偿的案件参照前款规定办理。”上述规定包括如下几个内容：其一，适用的范围，包括公民在赡养费、抚养费、抚育费、劳动报酬、工伤等方面提起的民事诉讼以及请求发给抚恤金和请求国家赔偿的案件。其二，获得法律援助的案件是：有充分理由证明为保障自己合法权益需要法律帮助或者本人及其它经济状况符合当地政府部门规定的公民经济困难标准。其三，受援人先向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经审查决定同意后，再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请的。《联合通知》还规定，经审查，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受害人可以缓、减、免交诉讼费并规定了具体程序（第2－7条）。
中国法律援助的主体，主要是律师，其次是公证处的公证员和乡（镇）法律事务所（司法所）的基层法律工作者。
提供法律援助的形式主要有：1.解答法律咨询和代拟法律文书；2.参与刑事辩护和刑事，参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和；3.参与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为公民）；4.提供非诉讼法律事务；5.作公证证明；6.其他形式的法律服务。此外，人民法院还以提供法律援助的方式，对符合法定条件的当事人级、减、免收诉讼费。
法律援助资金的来源有三种：1.政府财政拨款；2.法律援助基金，即接受国内社会各界和国外、境外各界的赞助和捐助；3.专项提取，即从律师管理费或者公证管理费中适当提取。
法律援助基金，由法律援助机构的办公室统一管理收、支。目前，中国律师承担法律援助的义务主要有：1.法律援助机构的公设律师专门从事法律援助工作；2.规定律师每年完成一定数量的法律援助工作量；3律师事务所向当事人减免收费，同时给承办律师一定补偿；4.律师每年向法律援助机构缴纳一定数量法律援助基金；5.律师在法律援助中心轮流值班，提供法律咨询；6.人民法院指定律师无偿为被告人辩护。
鉴于中国法律援助处在初建阶段，虽然《律师法》、《刑事诉讼法》和有关法规对法律援助的主体、对象、范围、形式、资金来源等作了规定，但是都很原则，很不具体，实践中操作起来困难，执行起来五花八门。经过五年的实践，总结经验和教训，各地在实施法律援助中，初步摸索出相当好的经验。为了规范法律援助，笔者认为，从目前开始，有必要由国家司法部与财政部、最高人民法院等机关联合立法机关，尽快制定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法》。其内容主要包括：1.总则；2.法律援助的对象；3.法律援助的范围；4.法律援助的形式；5.法律援助的资金来源及管理；6.法律援助的程序；7.法律援助的组织机构；8.法律援助人员的权利与义务；9.法律责任；10.附则，等。
二、法律援助的概念、性质和特点
（一）关于“法律援助”的名称，英文为“Legal aid”，中文译名不尽一致，有的译成“法律扶助”，有的译成“法律救助”，有的译成“法律援助”，其中以“法律援助”的译法较为普遍。
如何界定和理解法律援助？中外法学界、律师界的专家、教授、学者观点不一。
在国外，关于法律援助的概念，从受援者方面看，有广、狭二义之分。广义的法律援助概念，是指律师无偿为经济困难的民事诉讼当事人提供法律咨询等和为刑事诉讼中的被告人提供辩护等帮助。例如，有的称“法律扶助（Legal aid），指法律上对诉讼案件中的伸张正义和维护权利的困难者予以扶助的社会制度。”诉讼案件包括民事和刑事案件[注2]（p.884）。又如，依据《牛津法律词典》中关于《法律援助规则》词条规定来看，法律援助是指律师从公共基金中提取费用并对无力负担诉讼的民事当事人和刑事被告人提供法律帮助[注3]（p.285）。狭义的法律援助，是指律师对无力支付律师费用的被告人以无偿或少收费为其提供刑事辩护的帮助行为。例如，有的学者称：“英国和美国都有法律援助制度。……援助是作为一项福利措施，由国家支付费用。刑事被告人可以在受审前或审理中向有关法院申请法律援助。法院审查后认为申请人收入低，确实无支付律师费用的能力……资助被告人全部或部分律师费用。被告人申请法律援助获准后，可以选择任何律师为其辩护。”[注4]（p.340）又如，英国《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称：“法律援助是指在免费或收费很少的情况下，对需要专业性法律帮助的穷人所给予的帮助。”[注5]（p.210）为何出现上述广、狭二义法律援助概念的界定？笔者认为，究其原因，狭义的法律援助概念是基于法律援助初期的慈善模式，即由私人、宗教组织等支付律师费用，律师无偿为贫穷社会阶层（具有英国“穷人法特征”）的穷人提供刑事辩护所作的界定。而广义的法律援助，是基于保障人权的社会化，使所有公民均享有刑事、民事法律援助的基础上所作的界定。
在国内，对法律援助概念的界定，也有广、狭二义之分。经笔者综合分类，广、狭二义界定分两种：
第一，以法律援助主体的不同划分。广义的法律援助，包括律师、公证员、基层法律工作者提供的法律援助。例如，《司法部关于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通知》称：“法律援助，是指在国家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的指导和协调下，律师、公证员、基层法律工作者等法律服务人员为经济困难或特殊案件的当事人给予减免收费提供法律帮助的一项法律制度。”[注6]狭义的仅指由律师提供的法律援助。例如，有的学者认为，“法律援助，是指当事人确需律师的法律服务，却又无力支付律师费用，由国家负责为其提供法律帮助的制度。”[注7]（p.243）
第二，从受援者得到援助费用的渠道不同划分。狭义的法律援助，是指律师无偿或者少收律师费而提供的法律援助。例如，有学者称：“法律援助，是指公民在法律规定的法律事务方面需要获得律师帮助但无力支付律师费用时，由律师按照国家规定承担该项帮助义务，向该公民提供的法律服务。”[注8]（p.404）
广义的法律援助，是指律师无偿地为当事人提供法律帮助和人民法院以缓收、减收或者免收诉讼费用的方式提供的法律援助。例如，有的学者认为，法律援助，是指“对需要专业性法律帮助、而又无力承担诉讼费用以及无力支付律师费用的公民予以援助，以维护其合法权益的法律保障制度。”[注5]（p.210）
上述观点，均有合理之处，但是也有不符合我国有关法律规定和国情的地方。笔者认为，上述从援助主体方面划分的广义观点是符合我国《律师法》、《刑事诉讼法》和司法部的《关于开展公证法律援助工作的通知》以及司法部、全国妇联《关于保障妇女合法权益做好妇女法律援助工作的通知》（其中援助主体有律师事务所、公证处、基层法律服务所-笔者注）规定的。而狭义的则不然。上述从受援者得到援助费用的渠道不同划分的广义上法律援助概念，是符合我国法律、法规（《律师法》、《刑事诉讼法》和最高法院、司法部联合的《关于民事法律援助工作若干问题的联合通知》）规定的，而狭义的法律援助概念则有失片面。
此外，有的学者对法律援助的主体界定也欠全面。例如，“法律援助是国家以制度化、法律化的形式，为贫者、弱者和残疾者提供法律帮助。换句话说，为经济上贫穷、智能上低下、生理上残缺而需要法律帮助的人，提供免费或者减少收费的法律服务，以实现法律赋予公民的平等权利。”[注9]（p.2）笔者认为，在此概念中，受援主体明显遗漏了《刑事诉讼法》第34条第3款规定的“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还有的学者在受援者得到费用援助方面，明显遗漏了即不支付，或者少支付律师费的这种主要渠道。例如，认为：“法律援助制度是指国家为了保证法律赋予公民的权利，在司法实践中切实得以实现，对于那些因经济困难而无力支付各项诉讼费用的公民，无偿提供各种法律上的帮助，以真正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一项法律制度。”[注10]（p.1）众所周知。诉讼费是人民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规定的人民法院收费办法）收取办理民事、经济案件的费用，且按标的或者案件类型向当事人收取的费用。而律师费是律师依照司法部和财政部联合的（律师办案收费办法）向当事人收取的费用。二者性质明显不同。而该学者在概念中只提“各项诉讼费用”，显然不能包括律师费用。
（二）法律援助的性质
在学界，关于法律援助的性质，众说纷坛，莫衷一是。择其要者有：1.法律援助的性质是“一种慈善的行为。”[注11]即法律援助的性质具有慈善性。2.法律援助是“一种社会保障制度。”[注12]即法律援助的性质具有社会保障性。3.法律援助是“是受法律保护并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的一种特殊义务行为。”[注13]（p.10） 4.“法律援助的性质是政府行为。”[注14]（p.1101）5.“关于法律援助的性质”，“首先，它是一种法律制度，是社会法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其次，它是公民的一种政治权利。……第三，法律援助是一种国家责任”。[注15]（p.1017-1018）6. “从理论上讲法律援助是国家行为，法律援助所涉及的相关法律都是代表国家对受援人的援助。”[注16]（p.10） 7.“从法律援助行为属性角度，法律援助是以政府为主导、政府和社会相结合的一种法律救济行为。”[注17]（p.365）即法律援助具有法律救助的性质。笔者认为，上述观点是以不同的标准来界定法律援助性质的，均有一定的道理。例如，第一种观点，把法律援助界定为是慈善性质的行为，是从法律援助最初由私人律师（在英国）只出于人道和慈善之心，向受审判的穷人被告人无偿提供辩护帮助来界定的。这在当时是正确的，但在现在来看，已不合时宜。第二种观点把法律援助性质界定为社会保障性质的行为，是以保障受援人能得到社会帮助为标准界定的。笔者认为，从客观上讲，这没有错。但与社会保险制度、老人享有退休金等同属于社会保障制度相比，不具特色，因此，不足取。第三种观点，把法律援助性质界定为“一种特殊义务行为”，并将“特殊”称为“以法律保护并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这与侦查、审查起诉、审判也是有这种“特殊”性有何区别？故此种观点也不能成立。第四种和第六种观点认为，法律援助具有政府行为的性质或者国家行为性质。笔者认为，从法律援助由私人律师出于慈善之心无偿为穷人被告人提供刑事辩护发展到主要由政府拨款支付带护费用来讲，这两种观点所言确是事实，但是，这决不是法律援助的性质，它只表明，是一种责任。第五种观点所说的三点内容，根本未揭示法律援助的性质。不仅如此，其中第二点所言“政治权利”，与所揭示法律援助的性质简直风马牛不相及。第七种观点认为法律援助的性质，具有法律救助性。笔者认为，此种观点比较妥当，但救助中未包括可缓收、减收或免收诉讼费用。大凡援助，包括资助、救助、扶助、协助、救济等在内的行为，均有“帮助”之意。在“帮助”行为中，有的只是用资金帮助，如资助；有的是用行为帮助，加救助遇难者（落水之人）和协助（帮助完成某项工作或仔务）；亦有的是既用资金帮助又用行为帮助，如扶助（扶贫）、协助、救济等。要揭示法律援助，就应当以上述这些帮助行为为参照，找出相异之处。同时，就“援助”而言，有军事援助、经济援助、舆论援助、技术援助等等。欲揭示法律援助的性质，也必须以它们为参照，找出不同之点。将法律援助与上述那些“帮助”及其他援助行为相比较，笔者认为，其不同之处在于，是采用法律行为帮助。由此可见，法律援助的性质仍应是法律之助。详言之，是援助人或者人民法院不向受援人收费或者少收费而从法律方面给其提供帮助以维护其合法权益的行为。它包含三层含义：（1）援助人是无偿地提供法律知识，提出法律意见；（2）法院缓收、少收或免收诉讼费用（2000年7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经济有困难的当事人予以司法救助的规定》中规定对具有11种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免、减或者缓交诉讼费）；（3）受援人得到的是合法权益受到保护和不受非法剥夺或侵犯。
在前述各种观点中，有些学者认为，法律援助的性质是政府行为，也有的认为是国家行为。当然，从政府或国家拨款建立法律援助基金来看，确实是国家行为。但是，国家行为不仅仅指法律援助，例如国家拨专款资助贫困山区及其县、市，拨救灾款援助灾区人民这不都是政府行为或者国家行为吗？可见，认为法律援助的性质是政府行为或者国家行为，与上述无异，故不应将其界定为法律援助的性质。再者，有的律师在向受援人提供法律帮助时不向受援人收费或少收费，也不向法律援助基金组织（机构）收费，这些行为与政府或者国家无关，怎么能在界定法律援助性质时称其为“国家”行为呢？或称其只有政府或国家行为的性质呢？
（三）法律援助的特点
一般而言，特点是指人或者事物具有独特的地方。具体到法律援助而言，其特点应当是指它具有独特的内容。至于法律援助有何特点，学界有不同观点：有的学者认为，法律援助有三个特点：1.“国家性”，即国家是法律援助的主体（国家设立专门机构，专门拨款资助，以尽国家之义务和责任）。2.“福利性”，即减、免受援人的费用，以满足其行使界定的权利。3.“专业性”，即法律援助主要是通过律师、公证员、基层法律工作者依照法定程序为受援人提供法律帮助[注18]（p.21-32）。还有的学者认为，法律援助的三个特点应是：1.“国家行为性”，即国家划拨巨资并以国家和政府的名义组织领导，以法律确定的形式确立并组织专门的法律援助机构和人员具体实施。2.“社会公益性”，即法律援助体现了国家为符合法定条件的受援人通过减免服务费用为其提供法律服务，既让其与其他公民一样能享受到法定权利，也不增加经济负担。3.“司法救济性”，即在诉讼案件，特别是刑事案件中，法律援助人员为处于不利（劣势）地位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通过提供法律帮助这种救助形式，帮助其行使法定权利，以维护司法公正[注17]（p.366）。通过对上述各种观点的分析、研究，笔者认为，法律援助的特点包括：
1.国家、社会承担援助资金的公助性
从法律援助的资金来源方面讲，世界各国都是由国家划拨专款支付，或者由社会集资，极少数由律师机构捐资。前面已述，中国法律援助资金，主要由政府从财政中拨款。此外，还有法律援助基金（接受国内外各界的赞助和捐助资金构成）和专项提取（从律师管理费或者公证管理费中适当提取）。这些资金具有公助性质。
2.受援人享受法律援助的无偿性和优惠性
虽然接受援助的公民得到了切实有效的法律帮助，但是，他们无需承担任何与此相关的义务，如无需交纳服务费用，或付出其劳动等，而这笔费用由政府支付。在中国亦如此。除此之外，在中国，对经济困难的民事当事人，人民法院还用减、免诉讼费的办法，为他们顺利参加诉讼提供有利条件，以维护其合法权益。这也是一种法律援助的形式。上述这两种形式，既充分体现了接受援助的无偿性，也体现了参加诉讼的优惠性。
3.律师、公证员等提供帮助的法律专业性
提供法律援助的人员，无论是律师还是公证员或者是其他人员，服务的前提是他们熟知法律，有丰富的办案或解答咨询、文书等经验，其职责是：在诉讼中为受援人提供法律咨询、为他们进行辩护（与对方辩论）。撰写法律文书等；在非诉讼活动中，为受援人解答法律问题、法律意见书等。除此之外，在中国还包括公证员为受援人提供法律公证帮助和基层法律服务人员为受援人提供法律服务等。所有这些，都是其他人员甚至是国家高级知识分子，如工程技术人员、主治医生、作家、哲学家等都做不到的。这就充分体现了律师、公证员等人员提供帮助的法律专业性。
三、法律援助的理论基础
法律援助需要各方面的基础，如法学理论、资金来源、法律制度、律师制度以及法制社会环境等。限于篇幅，在这里只探讨诸多基础中的法学理论基础。所谓法律援助的法学理论基础，是指确立和形成法律援助的理由和根据，即法律援助存在的根基。现略述如下：
法律帮助与法律援助篇2
惠民中心成立后，对鹿泉市法律援助整体工作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缓解了“六个难题”，起到了“六种效果”。
(一)有效缓解了优质法律援助服务资源较为分散、难以统筹调配的难题，实现了优质法律援助服务资源的整合。惠民中心搭建了社会力量参与法律援助工作的平台，将热心法律援助事业、责任心强、业务水平高的律师、法律服务工作者集中起来，由市法律援助中心统筹调度，重点办理法律援助案件和参与法律援助中心安排的其他工作，成为一支社会化的法律援助专职队伍，实现了优质法律援助社会资源的整合。
(二)有效缓解了法律援助中心人员编制不足的难题，充实了法律援助工作力量。惠民中心与法律援助中心一起办公，方便了案件指派和工作协调，也就节省了人力资源;惠民中心的3名专职工作人员协助法律援助中心做一些咨询、宣传等日常办公业务，帮助减轻了工作负担;在遇到群体性案件、疑难案件时，惠民中心可以一起参与，帮助做好相关工作。
(三)有效缓解了法律援助中心经费不足的难题，提高了法律援助经费保障能力。惠民中心提高了鹿泉市法律援助中心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特别是公益金法律援助案件的效率，提升了法律援助经费使用效率。帮助鹿泉市法律援助中心争取到了更多的法律援助资金，从而强化了资金保障能力。民办非企业成立后，鹿泉市的公益金项目连续2年提前一半时间完成任务，为争取更多的公益金资金提供了前提。鹿泉市司法局2011年申请获批公益金项目资金9万元，2012年为11万元，2013年达到13万元，连续三年上升。同时，由于办案量的快速提升，该局2010和2011年各获得中央补助地方法律援助办案专款9万元，2012年达到11万元。
(四)有效缓解了法律援助办案监管“两张皮”的难题，提高了办案质量。在法律援助工作中，很多案件指派出去就成了“自由放牧”状态，法律援助中心很难监管到案件质量办理的全过程，案件办理质量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办案律师的自觉性，办案和监管成了“两张皮”，办案质量得不到有效保证。惠民中心在社会律师中层层筛选、优中选优，建立了一支以办理法律援助案件为主的法律援助专职队伍，促进了法律援助服务的专业化发展;同时推行“点援制”，建立了“四查、四访、四评、三挂钩”的监管机制，将业务监管和群众监督有机结合起来，有效保证了案件办理特别是公益金案件办理的质量。
(五)有效缓解了法律援助服务党委政府力度不够的问题，提升了服务党委政府的水平，提高了党委政府对法律援助工作的重视程度。法律援助列了入鹿泉市“十二五规划”，列入了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成为党委政府维护群众权益的重要抓手。鹿泉市还在全省率先成立了由市政法委书记任组长，公安、检察、法院、妇联、残联等部门为成员的法律援助工作领导小组，建立了法律援助工作联席会制度，研究涉及法律援助的事项。法律援助中心每周同市政法委书记接访，协调解决重大疑难案件。
(六)有效缓解了法律援助工作参与社会活动能力不足的难题，提升了法律援助工作的社会影响力。司法行政机关作为政府职能部门，在参与社会活动中存在的约束较多，有一定的局限性。而惠民中心作为新社会组织，在参与社会活动中受到的约束较小、灵活度较高，有机会参与弱势群体维权相关的国际组织、社会组织等举办的各种活动，能够以法律援助的专业身份帮助培训社会人员，在社会宣传、业务培训等方面延伸和拓展了法律援助的社会职能，使法律援助工作参与社会生活的能力大大增强。
二、模式分析
鹿泉市设立法律援助类民办非企业，形成了“法律援助中心+法律援助类民办非企业”的发展模式，对于法律援助整体工作起到较好的推动作用，其做法和经验在县级法律援助工作发展中具有典型性。现从内涵和外延两个方面试作一分析。
(一)内涵分析。职能上互为补充。法律援助中心是政府机关的组成部门，代表政府为弱势群体提供法律援助服务;法律援助类民办非企业是社会组织，代表参与法律援助工作的社会力量。法律援助是一项社会化特征非常明显的事业，做好法律援助工作仅仅依靠政府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社会组织和广大群众的广泛支持。法律援助类民办非企业的出现和发展，从本质上反映了政府对社会力量参与法律援助工作的认可、期望和推动。法律援助中心与民办非企业反映出政府工作与社会力量在推动法律援助发展中对于彼此的需求，二者在职能上形成了相互的补充。业务上资源共享。法律援助中心为民办非企业提供办公场所、基本办公设备、业务培训，提供法律援助的业务信息，帮助提供与工会、妇联、残联等相关维权部门交流互动的机会，更重要的是提供公益金项目资金等业务资金的支持。民办非企业为法律援助中心提供社会优质法律服务资源的支持，使法律援助中心在案件指派、业务咨询等业务工作中有了更多、更优的选择。发展上互相促进。法律援助中心对民办非企业进行业务指导和监督管理，指派民办非企业律师办理法律援助案件，帮助民办非企业律师进行法律法规和业务技能的培训，并及时传达上级关于法律援助工作的要求。民办非企业除了办理法律援助中心指派的案件以外，还提供面向社会的法律援助宣传和培训，并协助法律援助中心做好12348法律援助服务、重大疑难案件办理、档案管理等事务。二者在工作上互相支持、互相补台，形成了工作的合力。
(二)外延分析。顺应了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需要。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对法律援助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即法律援助工作不能仅仅依靠党委政府，而是要在党委政府的领导下，充分相信和依靠社会力量，动员社会力量参与进来，加速推动法律援助社会化进程，从而弥补政府力量自身的不足。当前，中国社会正在向“大社会、小政府”的转变，更不能冀希望政府把所有的事情都背起来。因此，鹿泉市设立法律援助类民办非企业，提供了社会力量参与法律援助工作的平台，适应了法律援助工作社会化的需要，是法律援助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成功实践。顺应了河北省法律援助事业发展的需要。近年来，河北省各级司法行政机关着力构建完善以办案服务为中心的法律援助发展格局，法律援助办案量从2007年的9318件增长到2012年的42261件，年均增幅达到36.2%。在办案总量持续快速增长的同时，法律援助服务质量总体水平仍然较低，这在客观上要求法律援助中心的日常工作重心要由办案转移到管理上来，不断提升办案质量和群众的满意度。设立民办非企业，从源头上强化了对社会律师和法律服务工作者的准入管理，对加入民办非企业的社会律师和法律服务工作者加大了培训力度，对办案过程有针对性地加强监管，提高了办案质量;同时，民办非企业的成立，减轻了法律援助机构的行政负担、提升了指派效率和行政效能，推动了县级法律援助工作由办案向管理的转型升级，顺应了当前法律援助工作由数量型增长向质量型发展的趋势。顺应了县级法律援助工作开展的需要。编制和经费问题是制约县级法律援助工作发展最大的瓶颈。特别是新《刑事诉讼法》实施以后，县级法律援助工作编制缺乏、经费不足的问题尤为凸显。成立民办非企业以后，法律援助中心和民办非企业一同办公、一同管理，使民办非企业成为法律援助中心的有益补充，实现了政府管理和社会参与的高度统一，有效缓解了县级法律援助机构编制不足带来的难题。同时，民办非企业成立后，鹿泉市的公益金项目连年提前完成任务，帮助争取到了更多的公益金项目资金;市法律援助中心把更多的精力用于协调办理重大疑难案件上，提高了党委政府对法律援助工作的重视程度;由于鹿泉市整体办案数量的提升，省厅下拨的中央补助地方法律援助办案专款逐年递增。因此，民办非企业的成立，提高了鹿泉市法律援助工作的整体能力，对于鹿泉市法律援助工作的开展起到全面的促进作用。
三、存在的问题
(一)立法上没有明确。民政部《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暂行办法》第4条列出了民办非企业的行业类型，其中第9款为法律服务业，但是该款没有像前八款那样对每一种行业进一步列举了相关的类型，规定较为笼统，对于法律援助是否可作为法律服务业进行登记未进行明确。
(二)政策上缺少引导。对于法律援助类如何作为一种社会力量参与法律援助工作的有效形式，还没有出台专门的规定，缺少培育性措施。
(三)管理上需要强化。司法行政机关管理法律援助类民办非企业的方式方法还不成熟，如何加强管理和服务，保证其提供符合标准的法律援助服务，需要进一步研究。
(四)社会上相对陌生。社会层面对于法律援助类民办非企业比较陌生，缺乏最基本的认识和理解，使得法律援助类民办非企业还无法离开司法行政机关独立开展业务工作，影响其发展壮大。
四、发展建议
(一)完善立法。制定法律援助类民办非企业登记与管理办法或相关政策文件，明确法律援助类民办非企业单位的设立条件、方式、组织和活动、资产与财务管理、管理与监督、扶持与奖励、变更与终止以及违法者的法律责任，同时争取在经费支持、人员培训等方面制定鼓励措施，推动各种社会力量积极参与法律援助工作。
(二)积极培育。政府加大对法律援助的经费投入，特别要加强对法律援助类民办非企业的经费支持，保障其参与法律援助工作基本的生存条件。同时，要加强对法律援助类民办非企业人员的培训，不断提高其业务理论素养。
(三)强化管理。司法行政机关要加强与民政部门沟通协调，共同做好对民办非企业的管理，监督其按照法律援助的相应标准为社会提供符合要求的法律援助服务，不断提高服务质量。
法律帮助与法律援助篇3
一是发挥普法主管的综合协调职能，建立全县未成年人法制教育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抓好青少年的法制宣传教育工作，必须依靠全社会的力量，我们充分发挥普法主管机关职能，及时向县委、县政府汇报工作，争取领导的重视和支持，并协调全县有关部门，共同关注青少年法制教育工作。形成齐抓共管的局面。
二是开展法制进校园活动，抓好学校法制教育工作。建立学校法制副校长制度，每个学校都聘请了法制副校长，认认真真地抓好学校法制教育，依托学校“第一课堂”的基础作用，借力“第二课堂”的辅助作用，丰富青少年学生的学法活动。同时，县司法局会同综治、公安及团委等部门积极深入到各学校举办以《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为主要内容的巡回法制讲座、法制图片展活动，并通过编印宣传材料、举办法律讲座、开展法律服务一条街等方式加强“两法”的宣传教育，有效提高了广大师生的法制观念。
三是加强法制宣传，浓厚未成年人保护的社会氛围.为浓厚未成年人保护的社会氛围，我们通过巡回宣传、送法下乡发放未成年人保护宣传资料，在县城茗馨广场建设包含未成年人保护内容的法制宣传长廊和法治文化阵地，开通热线电话提供法律咨询和法律服务等形式，有效地提高了社会各界对未成年人保护的认识，浓厚了未成年人保护的社会氛围。
二、法律援助，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县司法局把法律援助真正作为一项“民生工程”予以权利实施，将未成年人、残疾人、老年人、妇女、低保对象、农民工列为法律援助重点对象，最大限度地满足困难群众和特殊群体的法律援助需求。为让更多的未成年人在权益受到侵害时，能够及时地得到法律援助，我们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
（一）建立健全了未成年人法律援助工作网络。去年，我们高标准建设了“县法律援助中心”，中心面积达260㎡，设置了开放式咨询接待受理大厅、会议室、培训室、律师室、私密室、档案室等功能区，配备了LeD电子显示屏及投影设备。中心安排了工作人员5名，其中具法律本科学历4名、大专学历1名，具有律师职业资格的2名。
同时，为方便群众就近进行法律咨询、申请法律援助，我们依托14个司法所及相关单位建立了23个法律援助工作站。针对未成年人的维权工作，我们专门在县团委、教育局和人口计划生育委员会设立了法律援助工作站,在全县各中小学校建立了法律援助联系点,由各学校的法制副校长担任法律援助联络员。法律援助网络体系的健全和完善,为未成年人获得法律援助提供了更方便更快捷的服务。如：2013年2月28日发生在我县安和某学校的一起意外伤害致眼残的人身损害赔偿纠纷，当事人罗某与阳某均为一年级学生，在学校午休期间，因相互抓挤软管饮料，导致罗某右眼受伤。受伤后罗某在省内外多家医院治疗，共花去医药费17987.74元、交通、住宿等费用3863元。罗某父母多次要求阳某父母作出赔偿，均遭到拒绝。在校法律援助联络员的引导下，罗某父母来到安和乡法律援助工作站申请了法律援助。我们法援中心经审核后及时指派了承办人，通过法律援助，受援人罗某获赔医药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交通费、残疾赔偿金、鉴定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各项损失合计45449.24元，其合法权益得到有效保护。
（二）开通了未成年人法律援助“绿色通道”。对未成年法律援助的实际工作中，我们放低了门槛和标准，如经济困难标准按城乡最低生活保障的2倍执行，而对未成年人的人身财产权益受到侵害的案件全部纳入法律援助事项范围。凡是涉及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法律援助中心简化申请程序，优先受理，指派优秀律师或法律工作者办理，并且做到全程跟踪监督，100%回访，最大限度地维护了其合法权益，受到广大受援人及家属的称赞和好评。
如：2012年10月2日下午，在县城阳光花园小区内玩耍的小孩蓝某，被李某驾驶无牌电动助力车压伤。经县公安交警部门认定，李某负全部责任。事发后，蓝某被送往医院住院治疗，小孩父母多次与李某协商医疗费用和赔偿事宜，均遭拒绝。无奈之下，小孩父母向县法援中心申请法律援助，要求通过诉讼解决。针对这一情况，县法援中心核实情况后，简化程序，优先办理，立即指派律师予以法律援助，向法院提讼。最终法院判决被告李某赔偿小孩医疗费、护理费和营养费等各项费用共计8856.83元。
近期，我们还受理了两起非婚生未成年子女要求生父支付扶养费的案件，一个是亲生母亲婚前恋爱先孕，后与他人结婚后生育；另一个为亲生父母婚外情所生育。这两案件均较为复杂，县法援中心专门指派优秀律师和法律工作者承办，在承办人的几经努力下，受援人的合法权益均得到了有效保护。
（三）积极推进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援助提前介入工作。在为未成年人提供民事法律援助的同时，我们也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提供刑事法律援助。过去的刑事法律援助，仅局限于审判阶段，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难以得到有效保护。为更好地保护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自去年起，我们加强与公、检、法等部门的沟通协调，依法将为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提供法律援助从案件审判阶段前移至公安侦查阶段，使法律援助贯穿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办理的全过程。
在承办未成年人刑事辩护法律援助案件的过程中，我们既依法维护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同时还要求承办律师重视在办理案件过程中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进行“教育、感化、挽救”，使其树立信心，不自暴自弃。这种延伸教育，常常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如：2013年3月21日我们法律援助中心收到县检察院发来的通知，要求为一起涉嫌聚众斗殴案的两个未成年犯罪嫌疑人黄某和赖某提供刑事法律援助。法律援助中心当即指派两名有经验的律师分别为他们提供法律援助。两位律师通过会见受援人，认真查阅相关案件资料后，向县检察院提交了法律意见书，提请县检察院对犯罪嫌疑人依法作出不决定。县检察院鉴于受援人的悔罪表现，且取得了被害人的谅解，最终采纳了两位律师的意见，分别对黄某和赖某作出附条件不决定，考验期为六个月。在六个月的考验期间，两位律师继续关心黄某与赖某的心理动态，与他们保持电话联系，针对性地对他们进行教育引导，帮助他们解决心理上和生活上的一些困扰，让他们从内心信任律师，对律师产生亲切感，这样一来，律师的话也特别听得进去，甚至比他们父母的话还灵验，教育的效果是不言而喻了。六个月考验期满，县检察院已对黄某和赖某作出不决定。
县司法局法律援助“民生工程”的全面实施，尤其是法律援助中心新建设之后的短短一年时间内，经过高标准的建设和运作，法律援助“民生工程”的作用得到充分发挥，受到了省市业务部门的充分肯定，被省司法厅法援处魏淑燕处长称为是“全省一流水平”，并被省司法厅评为“法律援助机构规范化建设先进单位”，授予“全省法律援助为民服务示范窗口”称号，被省妇联评为“全省维护妇女权益先进单位”，被县委政法委评为“人民满意政法单位”。司法部研究室副主任郑先红、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马玉福等领导亦先后来我局法援中心调研和视察。
三、真情帮扶，关爱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
未成年人中有一部分特殊人群，他们就是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由于父亲或母亲的违法犯罪，这些正处于花季的孩子过早地承受了他们本不该承受也难以承受的东西，影响着他们的健康成长。因此，给他们更为特殊的关爱，使他们能够健康成长，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我们真情帮扶，尽着自己的努力。
一是调查摸底，建立帮扶档案。去年11月，我们对全县所有服刑人员的家庭情况进行了全面的调查摸底，经统计,我县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共有36人，我们对这些未成年人建立了帮扶档案，同时通过定期走访调查，实施动态管理，定期更新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帮扶数据库，及时采取有针对性的帮扶措施。
二是真情相助,及时排忧解难.我们定期与有未成年子女的服刑人员家庭联系，了解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动态和他们的家庭状况，积极协调相关部门及时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如我们协调民政部门，对4户符合条件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家庭落实了低保；协调教育部门，帮助2名辍学的服刑人员的学龄子女重返校园，并减免学杂费；协调相关乡镇政府对14名家庭困难的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进行了临时性救助。此外，我们局里在经费紧张的情况下，也设法挤出资金帮助解决他们的就学、就医、生活等困难。
如：镇刑释人员刘某因盗窃罪在监狱服刑9年。2013年7月，刘某的女儿以高分考取了财经大学，但是刘某家庭困难，正为8000多元的入学费用一筹莫展时，局长黄振华带领县、镇两级帮教工作人员前往刘某家中进行走访慰问，送上1000元慰问金，并积极协调市、县团委，帮助筹集了五千元的助学金，及时为刘某女儿解决了入学问题。又如：乡横坑畲族村服刑人员邹某的女儿在乡中心小学寄读，每个学期需要2450元的寄宿费，500元的学杂费，1000元的伙食费，而家里只有年过六旬的爷爷奶奶，无力负担这些费用，面临辍学。我们了解情况后，及时与民政局、教育局及乡政府协调沟通，为其解决了部分费用。同时，我们决定从这个学期开始，每学年支持其1000元费用。前几天，党组成员方勇建同志带领司法所人员看望了邹某的父亲及其女儿，并送上了助学金。
三是传递亲情,助力快乐成长。在解决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实际困难的同时，我们也尤其关注他们与正在服刑的父亲或者母亲的亲情沟通，通过多种途径为他们传递亲情。一是我们通过与监所合作，启动了远程帮教会见系统，让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能够通过视频会见服刑的亲人。二是我们帮教工作人员不断地在服刑人员家里和监狱奔走，将拍摄到他们学习、生活的视频和撰写书信带到正在监狱服刑的父（母），同时也将服刑人员的嘱托带回给在家的孩子，让这些孩子能够向他们在高墙内的亲人传递着自己的想念，促进孩子的健康成长。
法律帮助与法律援助篇4
一、切实做好农村矛盾纠纷的预防和化解。围绕农村改革发展大局，加强人民调解工作，主动，及时地调解农村涉及征地、补偿、拆迁等方面的矛盾纠纷，切实把矛盾和问题解决在初始阶段、化解在萌芽状态。健全和落实纠纷信息反馈机制、重大情报报告制度和快速反应制度，组织人民调解员进村入户，了解群众情绪，及时掌握矛盾纠纷信息，早发现、早调处、早解决，防止个体矛盾演化成群体冲突。积极参与农村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和农村平安建设，为农民的生产生活创造良好的治安环境。
二、进一步加强农村法律援助工作。认真贯彻省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法律援助工作的若干意见》，突出加强对农村重点领域、重点对象的法律援助宣传，继续在全县农村装挂法律援助指示牌，提高法律援助在农村的知晓率。结合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适当放宽法律援助条件，降低经济困难标准，提高法律援助在农村的覆盖面，不断满足农村群众的法律援助需求。积极推行“一站式”法律援助模式，着力打造“一小时法律援助圈”，方便农村困难群众寻求法律援助。开辟农民工法律援助“绿色通道”，简化审批手续，畅通法律救济渠道。组织、引导律师等法律服务工作者进企业，为企业开展“法律体检”，运用法律手段，帮助企业防范、弥补经营与规范治理方面存在的缺陷和漏洞，提升企业管理人员依法管理的意识和能力，提高企业生产经营水平，从源头上解决企业拖欠农民工工资等侵犯农民工权益行为的发生。充实乡镇法律援助工作站力量，加强业务培训，提高法律援助工作人员的业务素质和实际工作能力，做好农村法律咨询、法律援助条件初审等工作。
三、拓展和规范农村法律服务领域。全面推行“乡（镇）村法律顾问制度”，组织引导法律顾问以提供法律咨询、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帮助制定修订村规民约和合同、协议以及帮助困难群众依法获得法律援助等方式，积极为村民委员会、村集体经济组织以及村民提供及时、便捷的法律服务，努力促进农业发展、农民增收、农村进步。进一步推进律师、公证工作向农村延伸，为农村乡镇企业、民营企业融资、重组重整防范化解债务危机和农村土地流转、农民土地承包等提供专业的法律服务。
法律帮助与法律援助篇5
关键词：法律援助和谐社会共同责任困境对策
“民主法治”、“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题中之义。[1]法律援助对构建社会主义法治社会，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以及维护社会稳定具有重要作用。党的十六大把“社会更加和谐”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提出，十六届四中全会又把“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作为党执政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重申，十六届五中全会再次把“加强和谐社会建设”作为“十一五”计划的重要目标。因而，在构建和谐社会目标下研究法律援助，分析其与和谐社会的关系，探析法律援助所面临的困境以及寻求解决的措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法律援助与和谐社会
法律援助又称法律扶助或法律救济，英国《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将其定义为“在免费或收费很少的情况下对需要专业性法律帮助的穷人所给予的帮助”。[2]法律援助制度是贯彻“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宪法原则，保障公民享受公正法律保护的一项重要制度。是否建立起完善的法律援助制度被认为是衡量一个国家法制是否健全，司法人权保障机制是否完善的重要标志，也是衡量社会文明进步程度的重要标尺。法律援助对和谐社会的构建也有着重大作用。
1、法律援助制度是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必要条件之一。“权利的充分赋予和权利的有效实现与保障是现代法治的基本内涵之一”，[3]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并不是只是通过立法把各种权利赋予社会公众，没有必需的司法保障制度保障公民权利的实现再完善的立法也可能是一纸空文。法律援助制度旨在对社会弱势群体提供法律帮助，保护其合法权益，保障其法定权利得以实现而不致成为空中楼阁，它能够保证让每一位社会成员不因经济条件和社会地位的差别，平等地享受到法律的终极关怀，是“一个法治健全的国家不可或缺的司法救济机制”，“法律援助制度是保护公民权利、完善社会主义法治的必然要求”。[4]而法治是和谐社会实现与维系的必要社会环境。
2、法律援助保障司法公正，维护社会正义。“法律公正是社会正义的基本内容，司法公
正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5]”司法公正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保障，是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力量“。[6]一个司法不公正的社会无论如何也不能被称之为”和谐社会“。法律援助保障司法公正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保障公民不受经济困难等因素之影响，获得其他有支付能力的公民所享有的法律服务，平等地行使诉讼等权利；另一方面就是使审判程序正当化，平衡控、辩双方势力，帮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获得有效辩护，避免不公正判决。司法公正使社会成员信任法律从而更加遵守法律，遵纪守法也是社会和谐的体现。
3、法律援助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机制。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完成改革和发展的繁重任务，必须保持长期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然而，随着改革发展的深入，各种社会矛盾也逐渐暴露：由于拖欠民工工资产生的暴力事件、自杀事件，征用农民土地与城市拆迁问题产生的群众上访并与政府发生冲突的事件近年来诸见报端，影响到社会和谐与稳定。究其原因，很大程度是因为群众因经济原因或法律意识薄弱同时又没享受到必要法律援助，而使事件未能在法律范围内解决而产生社会不和谐之音。因为弱势群体得不到社会救济，不能得到法律帮助，遇到问题就有可能铤而走险，甚至运用暴力手段来获取心理平衡，这将严重影响社会稳定。[7]法律援助作用的充分发挥能使上述事件在法律框架内得到解决，避免社会冲突与动荡，达到和谐社会“安定有序”之要求。
二、中国法律援助：构建和谐社会下的困境
中国的法律援助建设始于1994年司法部首次公开提出建立法律援助制度的设想，经过十一年发展已取得一定成就。但应该看到，法律援助在现阶段还面临着种种困境。
1、立法困境。法律援助立法所面临的问题主要是立法层次不高，已有法规过于粗糙。到目前为止，“《刑事诉讼法》与《律师法》的相关规定[8]和《法律援助条例》构筑了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的原则和框架，是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的重要法律根据”。[9]笔者认为，涉及到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宪法原则及千千万万弱势群体切身利益的法律援助制度，只有两部门法的零星规定及一部国务院的行政法规来规范，不仅存在缺乏对社会团体、法律院系开展法律援助的管理及人员身份问题规定的缺陷，而且也难以令地方政府对法律援助事业给予足够的重视，这在地方政府对法律援助的经费支持上已有体现。而在国外，人们对法律援助的重视已经提升到了以宪法规范来加以保障的高度。如意大利1949年宪法第24条规定：“贫困者有在任何法院和答辩可能性，应由特别制度保障之”。
2、供需困境。我国现有的法律援助人员所能提供的法律援助还远不能满足我国社会对法律援助的需求。据统计，“我国城市贫困人口有2000万，农村贫困人口有6500万，共8500万。如果按照贫困人口中1％的人需要法律援助计算，则每年有85万件法律援助案件；又据有关部门统计，全国未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有3亿多，如果按万分之一的未成年人需要法律援助计算，则每年有3万多件法律援助案件；又据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的调查结果，我国的残疾人有6000万，按1％的残疾人需要法律援助计算，每年需要法律援助的案件就有60多万件；同时，据《1999年中国统计年鉴》，截至1998年我国已有65岁以上的老年人9240万，同样按1％计算，则每年有92万多件法律援助案件。上述几项相加，每年大约有387万件法律援助案件等待办理。以上计算方法尽管存在交叉，但仍属极为保守的数字“。[10]就目前而言，我国的法律援助案件和事项绝大多数需要律师提供帮助，按每位律师每年无偿办理1－2件法律援助案件计算，我国现有的12万律师只能办理12－24万件法律援助案件。供需之间严重的失衡现象凸现在构建和谐社会下法律援助困境亟待解决的迫切性。
3、资金困境。我国法律援助资金来源主要是财政拨款，资金来源的单一性在现阶段决定了法律援助资金困境的必然性。据日前司法部公布的数据，2004年全国各地法律援助财政拨款总额为2.1712亿元，[11]分摊到我国13亿人身上，人均法律援助经费仅一角多钱！而2004年全国法律服务人员实际办理的法律援助案件为190187件，[12]按每件案件花费1200元计，[13]2004年法律援助经费需2.2822亿元，仅2004年实际办案经费缺口就已经高达1110万元！而根据预测，我国贫困人口、残疾人、未成年人以及老年人每年亟待需要法律援助的案件，每年就大约有38.5万件，每年亟需的法律援助经费就达4.62个亿，是目前财政拨款的两倍！法律援助经费的缺乏严重影响了法律援助工作的实施。
三、构建和谐社会下的法律援助：国家与社会的共同责任
当前法律援助在立法与实践中面临种种困境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我们对其性质的认识存在偏差，要进一步发挥法律援助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作用必须明确法律援助的性质。
1997年5月20日颁布的《司法部关于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通知》把法律援助定义为：“是指在国家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的指导和协调下，律师、公证员、基层法律工作者等法律服务人员为经济困难或特殊案件的当事人给予减免收费提供法律帮助的一项法律制度。”《法律援助条例》没有明确给法律援助下定义，学者根据其内容将法律援助定义为：“由政府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组织法律援助人员和社会志愿人员，为某些经济困难的公民或者特殊案件的当事人提供免费的法律帮助以保障其合法权益得以实现的一项法律保障制度。”[14]还有学者认为，“法律援助，是指当事人确需律师的法律服务，却又无力支付律师费用，由国家负责为其提供法律帮助的制度”、[15]“法律援助是国家以制度化、法律化的形式，为贫者、弱者和残疾者提供法律帮助”，[16]等等。
纵观对于法律援助的诸多定义，虽然各个定义或许在受援主体或施援方式上略有区别，但是却无一例外地有着共同的理念基础——强调法律援助的国家责任性。“国家是法律援助的主体”，“国家是法律援助义务的承担者”，“法律援助的实施是受国家法律保护并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的一种国家义务行为”。[17]无论是国家还是学者，在对于法律援质的认识上，都过于强调其国家责任性，而忽视了法律援质的另一面——社会责任性。笔者认为，在构建和谐社会下的法律援助应该是国家与社会的共同责任。理由如下：
1、法律援助从社会责任到国家责任的发展经历了漫长的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慈善行为阶段。从其在英国产生的15世纪到19世纪末以前，法律援助通常被认为是律师或其它社会组织因职业道德或为了公共利益的要求，通过免受或减收费用而自发地向贫困者提供法律援助的一种慈善行为，即此阶段法律援助是社会的责任。第二阶段是国家职权行为阶段。20世纪中叶以来，随着社会平等的观念进一步普及和人民权利意识的提升，以及人权保障运动的高涨，法律援助制度成了国家治理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即国家通过适当的法律援助计划，使包括贫穷者和其他某些社会特殊群体在内的每个人都公平地获得司法保障和救济的机会，法律援助不再是社会责任的慈善行为，“而被公认为是各国政府的责任”。[18]法律援助在西方从社会责任上升到国家责任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无论是社会责任还是国家责任都是历经社会综合因素磨合后与之相适应的。中国自1994年引入法律援助制度至今只有短短11年，法律援助的国家责任性受国情制约难以充分实现，因而必须重视其社会责任性。
2、法律援助国家责任性的实现以雄厚财政支持为前提。1495年法律援助在英国萌芽时，英国正处于“资本主义的胎动时期”，“也是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都铎王朝。[19]此时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博弈下的英国政府的财力不足以实现法律援助的国家责任，因而法律援助必然是社会责任的“慈善行为”。到20世纪中期，英国已发展成为“日不落”帝国，雄厚财政支持使法律援助的国家责任性得以实现。法律援助国家责任的实现必须以雄厚的财政支持也为美国法律援助发展史所证明。20世纪60年代美国总统约翰逊提出“向贫穷宣战”计划，政府注入法律援助的资金稳步增加，法律援助迅速发展，而到80年代里根总统时期，因政府宣布裁减法律援助资金，“将联邦资助削减了35％”，美国法律援助因而立即走向低谷。[20]以中国目前的经济状况及财政收入要完全履行法律援助的国家责任是不现实的。[21]
四、解决法律援助困境的对策思考
明确了法律援助在现阶段是国家与社会的共同责任，以下是笔者对解决法律援助困境的对策思考。
1、提高法律援助的立法层次，完善法律援助体制。
据有关资料表明，法律援助工作开展得比较好的国家，不仅在其国家宪法或宪法性文件中作出有关法律援助的原则性规定，而且都制定有专门的法律援助法，如英国有《法律援助法案》、加拿大有《法律援助法》、美国有《法律服务公司法》、韩国有《法律援助法》，等等，法律援助制度的具体实施被纳入了高规格法律化、制度化的轨道。[22]在中国社会贫富分化加剧而导致客观上出现不公，时代呼唤构建和谐社会的环境下，我们必须充分认识提高法律援助立法层次的重要性。因此，笔者认为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应尽快通过法律援助法规，以基本法的层次来规范中国的法律援助工作，使各级党政干部乃至整个社会提高对法律援助的认识，提高公众社会责任感，群策群力，为法律援助工作贡献力量。
2、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法律援助中的作用以缓解供需问题。
据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调研组的分类，参与法律援助工作的社会组织主要有三类：第一类是各级工、青、妇、老、残等社会团体设立的法律援助组织，一般是在工、青、妇、老、残的维权或部门，加挂法律援助中心或站点的牌子，据了解，全国妇联系统法律援助中心或站点有2.5万多个，全国工会系统有9000多个；第二类是法律院校设立的法律援助组织，大致可分为法律诊所和学生志愿组织两种情况，全国大约有30—40个法律院校法律援助组织；第三类是除以上两类外的民间法律援助组织，参与法律援助工作的社会组织的业务范围一般是咨询、代书、非诉讼调解等，[23]也办理少量诉讼案件。这些组织的援助对象一般都是经济困难的职工、农民工、残疾人、妇女、未成年人、老年人等。社会组织的法律援助工作在保护弱势群体合法权益，缓和社会矛盾，实现公平正义中具有积极作用，充分发挥它们的作用对构建和谐社会有着重要意义。
笔者要强调的是：法学院系应该在法律援助组织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法律院系的事业单位性决定了其应该在法律援助中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方式如下：
——实行诊所法律教育。“诊所法律教育发端于美国，它借鉴医学院诊所与临床实践的教育模式，在有经验的教师导下，让学生在真实的案件中社会弱势群体，提供其所迫切需要的法律服务”。[24]诊所法律教育是法学院学生对传统课程设置日益不满，积极要求实践性法学教育和为社会服务的渴望日益增长的推动下所形成的。[25]“是法学院在社会对法学院毕业生的能力诸多否定和批评的情势下，对法学院课程设置和教学方式进行反思、检讨和修正的结果”。[26]
2000年9月，在美国福特基金会的大力支持下，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华东政法学院、武汉大学以及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分别开设了诊所法律课程，建立法律诊所并获得显著成效。诊所里的学生在实践性的教学中不仅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学习效果，而且在对社会弱势群体的法律咨询、代拟文书、甚至法律辩护等实践中为我国的法律援助事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截至2005年9月，我国已有35个法律院校开设了诊所法律教育课程。[27]实践证明，推行诊所法律教育无论是对法学教育改革还是法律援助事业对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28]
——建立法律援助机构。1992年5月，武汉大学成立了我国第一个高校法律援助机构：
“社会弱者权利保护中心”；1995年2月，北京大学成立“北京大学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和服务中心”；华东政法学院于1997年成立“华东政法学院法律援助中心”；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在2000年成立了“法律援助与保护中心”，等等。到目前为止，我国已有近20所高校法学院成立了法律援助机构。其中不少在法律援助工作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以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为例，从其2000年成立到2001年11月，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接待来访者2500余人，回复电话、信件500余次（件），成功办理60余件法律援助案件，曾创下我国民间法律援助单个案例索赔额之最，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29]实践证明了高校法学院建立法律援助中心的可行性及其对缓解目前法律援助供需矛盾的重大作用。
法律院系无论是以诊所法律教育还是设立法律援助机构的形式提供法律援助服务，都具有独特的优势。
（1）人力资源丰富。我国高校法律院系的教师理论知识深厚渊博（多数教师具有硕士以上学位，博士化已成为趋势），并且不少教师具有律师执业资格，还有一些是法官出身，具有独立承办重大疑难案件的经验；法律院系的本科高年级学生、法学硕士及法律硕士都是法律知识功底扎实并有志于提供法律服务的热血青年，而且其中有些法律硕士或法学硕士甚至已经通过了全国统一司法考试，具备了从事法律工作的基本资格。法律院系里的济济人才无疑是一支高素质的法律援助力量。
（2）服务成本低，质量高。法律院系学生无论以何种形式对外提供法律援助服务，都是以学习实践经验、锻炼能力以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为目的，一般都不收取任何费用，学校也无需支付工资，更容易实现无偿为经济困难当事人提供法律援助。同时，参与法律援助的学生一般都是学生中成绩好、能力强的佼佼者，他们参与法律援助的工作与其社会实践学分或综合测评挂钩，老师也会对他们的法律援助工作提供必要指导并且在必要时亲自参与其中，因而保证了法律援助的质量。[30]
（3）社会更易于接受。现阶段我国具体实施法律援助的主体仍然是律师，由于律师基于职责所在有时难免要替被公众认为是“罪大恶极”的犯罪嫌疑人辩护，社会公众基于自然感情在心目中对律师存在误解，认为律师“惟利是图”，甚至可能产生抵触情绪而缺乏对律师的信任。而“法学院学生正直纯洁的风气，敢于伸张正义的勇气和法学院知识权威的形象，以及法学院在政府机构和司法机制中的中立地位，使得普通百姓更容易产生信任感，也更易于案件的及时处理”。[31]
3、多渠道解决法律援助资金问题
目前我国经济相对落后，财力有限，政府不可能在短期内对法律援助大幅度增加财政拨款已经是不可改变的事实。必须多渠道筹集资金。就目前而言，以下方式是可行的。
（1）进一步争取社会资金支持，广泛发动社会成员为法律援助捐款。中华民族是有扶弱济贫、乐善好施的传统美德，只要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引起社会对法律援助事业的高度重视及对其困境的了解，鼓励公司、事业单位、律师事务所、其它行业协会以及有经济能力的人捐款，就一定能募集到更多的捐助，[32]同时也可以通过移动通讯网络、互联网、电视等媒介或现场开展大规模的募捐公益活动。
（2）建立法律援助分担费用制度。法律援助分担费用制度，指多当受援助的当事人因胜诉或由于受到援助的原因而使其经济状况有实质性改善，并且有能力支付法律援助的部分费用时，应当按照规定的分担范围和分担比例偿还部分费用的制度。[33]《法律援助条例》第二条明确规定我国的法律援助服务是“无偿法律服务”，探究其立法目的，无非是为了保障经济困难的公民无偿获得法律援助的权利，防止出现有偿服务，损害法律援助事业的形象，其价值取向是使法律援助制度维护社会公正作用得以真正实现。笔者认为，实行法律援助分担费用制度与此法规在价值取向上并无冲突。因为实行费用分担并不是以营利为目的，而是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弥补法律援助经费不足，使法律援助工作得以正常运作的举措，这与有偿法律服务的营利性有着本质的区别，其价值取向也是为了保障法律援助的有效施行。[34]此制度已为多国实践。[35]
（3）在经济发达地区实行律师交纳法律援助金制度。是指律师每年交纳一定数额费用作为法律援助专项经费的制度。[36]对发达地区律师尤其是其中客观上没有履行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要求其交纳法律援助金是可行的。2003年专职律师承办一件法律援助案件的经费仅为308.21元，不足于支付律师在办理法律援助案件时所必需的交通费、差旅费、通讯费、文印费[37]以及调查取证费，更为重要的是，律师在承办法律援助案件的时候付出了昂贵的机会成本——律师在承办案件的时候就丧失了承办其它有偿案件的机会。假定律师在可以从有偿案件中获利5000元，[38]即其机会成本的货币表现为5000元，远高于律师所获得的办案经费308.21元，作为理性经济人的律师权衡利益之下难免内心不愿承办法律援助案件，这也是社会律师缺乏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热情的重要原因。实践上，青岛、桂林、北京等城市已经实行了这方面的做法，并受到了律师的欢迎与好评。
（4）发行法律援助福利。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曾同有关部门协商争取在福利公益金中划拨一定比例用于法律援助事业，这个想法目前因现有的所有福利公益金（包括每年新增部分）都已有规定用途而没有实现。[39]既然已有的公益金都有规定的用途，那么可以考虑发行法律援助福利。这样一方面可以彰显法律援助的公益性，促使社会公众意识到自己对公益事业的社会责任；另一方面，本身包含的不菲奖金也足以吸引充满重奖期待的公众踊跃购买。按照通行国际经验，一个国家正常的销售发行规模大约为其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左右。依此计算，我国发行潜力可达1000亿元。发行法律援助福利是可行的。[40]
（5）完善法律援助基金管理体系。对于由上述各种方式筹集到的资金，以法律援助基金会的形式进行管理，通过合法运作使基金增值，从而扩大法律援助的可用资金，使纳入基金会管理的资金成为较为持久的法律援助资金来源。[41]
五、结语
法律援助制度在我国的发展只有短短的十一年，在取得一定成就的同时我们应该看到也应该重视法律援助所面临的困境。而且法律援助所面临的困境是多方面的，解决其困境的方法也应该是多样化的，本文对论述由于笔者能力问题而存在局限性是必然的。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国的法律援助不仅要对弱势群体施以及时有效之救济，而且还要主动出击，积极维系社会稳定，预防矛盾出现。但就目前而言，构建和谐社会，法律援助任重道远。
注释：
[1]2005年2月19日，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内涵归纳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六个要素。参见《人民日报》2005年2月19日讯：《深刻认识构建和谐社会的重大意义，扎扎实实做好工作大力促进社会和谐团结》，载《人民日报》2005年2月20日第一版，转引自张恒山：《略论和谐社会中的公平正义与法律》，载《法学杂志》2005年第4期
[2]谭世贵主编：《中国司法制度》，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346页
[3]胡玉霞：《论法律援助的两个基本问题》，载《江西金融职工大学学报》2005年3月期
[4]包毅：《法律援助对构建和谐社会的重大作用》，载《中共合肥市委党校学报》2005年第3期
[5]包毅：《法律援助对构建和谐社会的重大作用》，载《中共合肥市委党校学报》2005年第3期
[6]李中春：《法律援助与和谐社会的构建》，载《中国律师》2005年第6期
[7]同前注[5]
[8]《刑事诉讼法》第3条规定：“公诉人出庭公诉的案件，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可以指定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律师法》第六章规定：“……公民在赡养、工伤，刑事诉讼、请求国家赔偿和请求发给抚恤金等方面需要获得律师帮助、但又无力支付律师费用的，可以按照国家规定获得法律援助。”
[9]宫晓冰主编：《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研究》，中国方正出版社，2004年版，第22页
[10]宫晓冰、高贞：《中国法律援助的实践、探索与前景（下）》，载《中国司法》1997年第6期
[11]贾午光：《调动资源，有效组织，充分发挥法律援助的职能》，载《中国司法》2005年第10期。此数目相对于2003年已有所提高，但是相对于西方各国仍有巨大差距：英国1996年财政年度中法律援助经费的开支高达16亿英镑（约合人民币210亿元），美国政府一年用于法律援助的经费达48亿美元（约合人民币400亿元），人口仅有1500万的荷兰1991年用于法律援助经费约为3.5亿荷兰盾（约2亿美元），加拿大1994年财政年度中法律援助经费达6.3亿加币（折合人民币35亿元），属于发展中国家的南非2000年中央财政拨付法律援助经费3.2亿南特（相当于同等数量人民币）。参见宫晓冰主编：《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研究》，中国方正出版社2004年版，第346－347页
[12]贾午光：《调动资源，有效组织，充分发挥法律援助的职能》，载《中国司法》2005年第10期
[13]槐杨：《法律援助供需矛盾解决途径之探索》，载《党政干部论坛》2005年第4期
[14]谭世贵主编：《中国司法制度》，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347页
[15]章武生：《中国律师制度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版，第243页，转引自林莉红、黄启挥：《论法律援助》，载《社会科学战线》2003年第6期
[16]肖杨：《建立和健全法律援助制度是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推动社会进步的实际步骤》，载张耕主编：《法律援助制度比较研究》，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2页，转引自林莉红、黄启挥：《论法律援助》，载《社会科学战线》2003年第6期
[17]牟逍媛：《法律援助制度与诊所法律教育》，载《法学》2002年第8期
[18]谭世贵主编：《中国司法制度》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346页
[19]阎照祥著：《英国史》，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32页
[20]沈红卫：《论法律援助的性质及功能》，载《湖南社会科学》2003年3月期
[21]即使是西方发达国家，他们在实行法律援助国家责任的同时也充分重视其社会责任性——1978年3月2日欧洲会议的部长会议通过决议明确提出：“不应把法律援助的规定视为对贫民的施舍，而应视为整个社会的责任”。参见沈红卫：《论法律援助的性质及功能》，载《湖南社会科学》2003年3月期
[22]林凤章：《我国法律援助的困境分析》，载《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3期
[23]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调研组：《社会组织参与法律援助工作的调研报告》，载《中国司法》2005年第10期
[24]蔡彦敏：《诊所法律教育》，载《环球法律评论》2005年第3期引言
[25]有调查表明，我国高校大部分本科生和研究生都具有参与法律援助的意愿和热情。参见张燕：《对缓解法律援助供需矛盾的几点思考》，载《法治论丛》2004年7月期
[26]同前注[24]
[27]数据来源：中国诊所法律教育网，2005年9月7日
[28]参见刘希贵：《法律诊所教育对中国法学教育与法律援助事业的贡献》，载中国民商法律网2003-12-28
[29]同前注[13]
[30]同前注[13]
[31]孙晔：《中国法律援助事业的发展》，载北京大学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编：《中国法律援助的理论与实践——妇女法律援助发展研讨会论文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01页
[32]诚然，要长期维持社会对法律援助事业的捐赠，光靠传统道德维系还不够，还实施一些必要的政策鼓舞社会组织与社会公众的捐赠热情。如国家税务总局已经就纳税人向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的捐赠税前扣除问题下发了通知，规定纳税人向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的捐赠并用于法律援助事业的，可按税法规定的比例在所得税前扣除。参见郑自文，左秀美：《法律援助资金筹集方式及可行性研究》，载《中国司法》2004年第4期
[33]参见严军兴：《法律援助制度理论与实务》，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203页，转引自槐杨：《法律援助供需矛盾解决途径之探索》，载《党政干部论坛》2005年第4期
[34]同时，实行法律援助分担费用制度也对承办律师较为公平。据司法部的统计，2003年平均每件由专职律师承办的法律援助案件的办案经费仅为308.21元（槐杨：《法律援助供需矛盾解决途径之探索》，载《党政干部论坛》2005年第4期），如此少的经费很明显不能支付办理一个普通案件的合理支出，而实际上，律师在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时候或多或少都要垫钱。律师有无偿承办法律援助案件的义务，但律师没有再为办案自掏腰包的义务，因为律师在承办案件的时候已经为之付出了时间、精力、智力劳动及机会成本。
[35]1973年修订后的奥地利民事诉讼法第64条将援助费用的偿付期限规定为3年，在诉讼终结3年以后不需再偿付。即3年之内如果受援人没有能力偿付这笔款项，就可以免除其偿付义务。在日本，根据其法律规定，受援人胜诉的，由法律援助协会计算出律师费用的数目和受援助的当事人应偿还给协会的费用比例。当事人应当一次性或者分期偿还法律援助协会代其支付的款项的全部或部分，偿还期限为3年。西班牙法律规定，如果法律援助的受援人可能从判决中获得的金额超过了为其提供的法律援助的费用的3倍，他就有责任支付律师的费用。如果受援人在诉讼终结后3年内其经济状况有所改善，则该偿付责任将持续3年。参见严军兴：《法律援助制度理论与实务》，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204页，转引自牟逍媛：《法律援助分担费用制度若干问题研究》，载《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
[36]之所以强调在经济发达地区实行，是因为在我国的有些经济发达地区因律师较多（通常也是收入较高的），有些律师并不一定能够每年都被指派办理一件法律援助义务案件，甚至有的律师几年都没有被指派办理过法律援助案件（郑自文，左秀美：《法律援助资金筹集方式及可行性研究》，载《中国司法》2004年第4期），这就极大浪费了律师资源。而在经济欠发达地区，有的律师（通常是收入相对较低的）在没有任何办案补贴的情况下，一年办理十几件法律援助案件（高贞：《法律援助的中国经验》，载《中国司法》2005第6期），显然，对于经济欠发达地区律师而言，如果在其每年无偿办理十多件案件的情况下还要求其交纳法律援助金，基于自然感情就可以判断这是不合理的。
[37]律师去法院、检察院调查时所有资料复印被要求在其内部进行，复印费用远高于市场价格，复印一页价格为1－5元不等，而所涉案件卷宗动辄几十或上百页，仅复印一项支出就已不菲
[38]这是极为保守的数字。实际上在广东律师收费标准就已经高达200－3000元每小时。参见《广东省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实施办法》，载劳动法律专家网，2004年9月22日
[39]郑自文，左秀美：《法律援助资金筹集方式及可行性研究》，载《中国司法》2004年第4期
法律帮助与法律援助篇6
人权是人所享有的最基本的权利，对人权的保障是现代法治国家的普遍做法，我国宪法同样将人权保障写入其中。人权理念的确立，成为法律援助制度得以存在的权利基础与思想基础，而法律援助制度同样具有人权价值，成为公民人权得以实现的必要保障。通过法律援助制度，可以使在法律救济上面临障碍的公民，获得来自政府的帮助，从而实现权利之救济，获得与他人平等的诉讼地位，最终实现其基本的人权。法律援助制度因其对人权保障的价值而备受关注，不仅在西方国家受到普遍重视，更升级成为国际公约的内容。从保障人权的角度出发，依据国际公约的要求，我国应该结合我国国情，建立起独具中国特色的法律援助制度，使其成为人权保障的必要手段。
二、法律援助制度之法治价值
法治，体现为一种先进的治国理念，通过对法律的遵循、对法律秩序的维护，来实现治理国家的目标，来构建稳定和谐的社会。法治，不仅意味着完善的法律制度与良好的运行状况，同样表现为法治理念与法律观念的深入人心，更体现为社会和谐的状态。现代文明国家的法治，是与人治相对的一种崭新的社会组织形式，是对法律这一社会规则的最大限度的维护与肯定。与人治相比，法治更理性、更文明，也更有效果。在依法治国的背景下，法治成为我国的追求与目标。按照法治的要求，公民在权利受到侵害时，应该能够通过司法手段来获得救济，来实现权利保障之目标。但如果身处弱势的公民缺乏专业法律知识与资金的帮助，法律救济手段不过是空中楼阁，虚无飘渺。法律援助制度可以为公民提供法律层面的帮助，使公民权利实现的方式纳入到法治的轨道，能够通过司法的手段来解决纠纷、实现权利。法律援助制度的存在，通过给予特定群体以法律帮助的方式，来促使公民接受法律之规范、运用法律的手段来救济权利，通过法律的渠道来解决纠纷，促使公民形成法律意识，直至形成法律之信仰，从而为实现法治奠定思想基础，也能够使法治在更大范围内被认可与接受。
三、法律援助制度之平等价值
平等，在法治社会构建中是应该被肯定与实现的基础价值。而对平等这一价值的追求也是法律援助制度得以存在的根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体现在诉讼领域，就是每一个公民都有平等地获得法律救济的权利。要实现社会各个阶层在司法领域的平等，使社会公众得以平等地享有司法权利、获得司法资源，法律援助制度的作用功不可没。对于无法依靠自身能力来实现权利救济，获得法律保障的群体来说，国家的帮助与扶持才能使他们与其他社会群体一样，都能够享有法律的平等保护，要在诉权实现上实现平等，不会因自身能力的不足而与法律之保障失之交臂。法律存在的意义不仅仅在于为政治经济的发展保驾护航，更重要的是要为每一个具体的个体提供权益之保护，使每个公民，无论贫穷或者富有，都能够被平等地纳入到司法体系的范畴之中，能够平等地获得司法资源，平等地实现权利救济。
四、法律援助制度之公平正义价值
法律帮助与法律援助篇7
发达国家的法律援助实践表明，法律援助机制的良好运行，需要以法律体系建设为基础。获得法律援助的权利，是国际社会关注的保障司法人权重要内容。作为一项宪法原则，法律援助在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宪法中得以确立。我国法律援助制度肩负保障人权、维护正义、构建和谐社会的重任，与弱势群体联系广泛而密切，应当紧随人权入宪立法步伐，将法律援助作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载入《宪法》，以宪法修正案的形式明确规定国家支持和发展法律援助事业。目前我国关于法律援助的立法只有国务院制订的《法律援助条例》，随着法律援助工作的快速推进，条例约束力有限的弊端在实际运作过程中显现，条例中的很多规定已经不完全适应法律援助现实工作需要。经过十几年的实践探索，制定一部统一的法律援助基本法律的思想基础、社会经济状态和立法意愿等各方面条件已经日趋成熟，具备了立法的现实可能。为确立法律援助的法律地位和效力，与现有司法制度相衔接，更好地开展法律援助工作，建议制定《法律援助法》，明确法律援助机构的设立和性质，明确法律援助机构人员的资质和法律地位，更好地发挥法律援助在维护公民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中的作用。[6]制定的法律援助法中，可以结合我国农村人口众多的具体国情，专章规定农村法律援助，坚持法律援助向农村和农民倾斜的导向，适度放宽经济困难标准，扩大农村法律援助覆盖面，简化农村法律援助程序，将更多的农村弱势群体纳入保障范围。
2.健全农村法律援助经费运行机制
资金是法律援助制度的物质基础，也是保障法律援助工作的关键性因素。虽然我国法律援助经费近年来不断增长，资金紧张仍是困扰我国农村法律援助实施的一大难题。法律援助经费的匮乏使得有限的法律资源与越来越大量的法律援助需求之间矛盾更加突出，直接影响到法律援助的受益范围和办案质量。世界大部分国家在实施法律援助制度的过程中，结合本国国情，形成了不同的资金供给制度，通行做法是“政府主导、社会参与”，以政府拨款为主，将法律援助经费列入政府财政预算。法律援助是政府责任，国家建立经费保障制度是法律援助顺利实施的重要环节。根据我国法律援助事业发展现状，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法律援助经费供给制度很有必要。应当强化政府的财政拨款，将法律援助经费在政府财政预算中单独列项，建立以各级政府拨款为主，社会捐助为辅的经费保障制度。通过机制创新，建立法律援助最低经费财政保障制度及转移支付制度，保障法律援助经费的拨付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确保法律援助经费财政主渠道的稳定性。世界上大多数实施法律援助的国家，都不采取单一的经费筹集方式，而是综合采用政府财政拨款、社会资助等多种形式，我国又是一个农村人口多的发展中国家，各级政府财政能力有限，巨额法律援助费用全部由国家承担，短时期有较大困难。可以拓宽资金来源和途经，建立由政府与社会共同承担的多渠道筹资机制，成立法律援助专项基金，动员更多的社会力量，广泛吸纳社会资金，缓解财政压力，推动农村法律援助事业的发展。[7]
3.建设法律援助五级网络，提高援助质量
法律援助难，难在群众，难在基层。当前，随着农村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利益格局的不断调整，许多乡村呈现出矛盾凸显、纠纷高发的状况，基层成为矛盾最多、纠纷最易激化的一环，如果解决不当，矛盾纠纷还可能激化，危害社会和谐稳定。因此，更有必要发挥法律援助在预防和化解普通乡村纠纷及严重影响社会稳定的重大突发事件中的独特作用，建设法律援助省、市、县、乡、村五级网络，推行农村法律援助入村工程，实现法律援助村村通，把党和政府的阳光洒向每一个乡镇和村庄，温暖每一位期待法律帮助的村民。这种法律援助面向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广大农民，可以让农民寻求法律援助时有归属感，更加方便他们寻求法律的帮助，农民所面临的一些共性法律问题也能得到集中地解决。对维护农民合法权益，引导农民理性表达诉求、化解涉农矛盾纠纷、维护农村和谐稳定将发挥重要作用。法律援助工作的质量是农村法律援助事业的核心，虽存在一些具体困难，农村法律援助仍然要注重法律援助监督管理制度建设，探索相应的法律援助质量保证体系和方式，强化农村法律援助人员的培训，提高法律援助人员的专业素质。
4.抓好队伍建设，创新工作手段，促进农村法律援助事业健康发展
法律帮助与法律援助篇8
【关键词】指定辩护刑事诉讼法律援助
一、研究意义
作为刑事辩护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规范和完善刑事司法活动具有积极作用，该制度在中国起步较晚，且任意性指定范围太广，未能充分体现人权保障和程序正义的现代司法理念，现代法制对于司法公正的基本要求之一，就是任何涉及对犯罪嫌疑人是否构成犯罪及如何处罚的审判，都必须给予他充分的辩护权，包括保障其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为此，在审判实践中，指定辩护制度平衡控辩双方的地位，从而有效地制约司法权力的滥用，保护涉诉公民的合法权益，实现司法公正。
指定辩护制度的设置，意在帮助诉讼中的弱者，而且刑事被助者不仅仅是能否得到法律援助的问题，而是怎样才能得到有效的法律服务问题。只有遵守司法程序公正的最基本要求，刑事司法的权威性和公信力才能得以维持。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是刑事诉讼活动兼具的两项功能，无论何时，维护社会秩序都不能忽视司法正义的需要。在当今中国社会迈向法治之国的进程中，不但控制犯罪和人权保障应同时成为刑事法律的终极追求，公正本位，兼顾效率本应当成为现代司法的恒久主题，而且程序优先，实体与程序并重也应当成为现代刑事诉讼的价值选择。就指定辩护制度而言，关注刑事诉讼中的弱者，对完善科学且人性的诉讼程序体系提供了很好的契机。
指定辩护制度是刑事诉讼中辩护制度的重要组成部份，亦属于法律援助的范畴，是一个国家司法人权保障制度的重要内容。指定辩护制度在使公民获得平等的司法保护、保障特定主体的人权、实现司法公正等方面有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已成为一个国家法制健全、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根据我国现行法律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刑事诉讼中部分被告人享有获得指定辩护的权利。然而，目前我国的指定辩护制度无论是在立法规定、制度建构以及司法实践中都存在较大程度的缺陷与不足，直接影响到指定辩护基本功能的发挥，进而影响到整个刑事辩护制度功能的实现，乃至整个刑事诉讼的发展，亟待加以完善。
二、刑事指定辩护制度的立法规定及概念辨析
（一）刑事指定辩护制度与法律援助制度的概念辨析
刑事指定辩护制度，是指人民法院在受理刑事案件的过程中，对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无力聘请辩护人的被告人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进行辩护的一项法律制度，它是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的指定辩护只适用于审判阶段，被指定的辩护人只能是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法律援助，是指在国家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的指导和协调下，律师、公证员、基层法律工作者等法律服务人员为经济困难或特殊案件的当事入给予减、免收费提供法律帮助的一项法律制度。
刑事指定辩护制度与法律援助制度是两个外延不同、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从广义上讲，法律援助包含了指定辩护。但是，从狭义上讲，他们并不是同一概念。二者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范围不同。根据《司法部关于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通知》的第三条规定：“（一）法律援助的范围包括：①刑事案件；②请求给付赡养费、抚育费、扶养费的法律事项；③除责任事故外，因公受伤害请求赔偿的法律事项；④盲、聋、哑和其他残疾人、未成年人、老年人追索侵权赔偿的法律事项；⑤请求国家赔偿的诉讼案件；⑥请求发给抚恤金、救济金的法律事项；⑦其他确需法律援助的法律事项。”
根据我国刑事法律相关规定，指定辩护的范围仅仅是符合特定条件的部分刑事诉讼案件，从范围看，指定辩护是法律援助的一个组成部分。
其次是对象不同。根据《司法部关于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通知》的第二条规定：“法律援助的对象：（一）具备以下条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可申请法律援助：①有充分理由证明为保障自己合法权益需要帮助；2.确因经济困难，无能力或无完全能力支付法律服务费用（公民经济困难标准由各地参照当地政府部门的规定执行）。②盲、聋、哑和未成年人为刑事被告人或犯罪嫌疑人，没有委托辩护律师的，应当获得法律援助。其他残疾人、老年人为刑事被告人或犯罪嫌疑人，因经济困难没有能力聘请辩护律师的，可以获得法律援助。可能被判处死刑的刑事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律师的，应当获得法律援助。③刑事案件中外国籍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人民法院指定律师辩护的，可以获得法律援助。”
而指定辩护只限于刑事诉讼关系中符合特定条件的被告人；而可以申请法律援助的当事人范围更广一些。另外，对于外国人多数国家确定在刑事和行政诉讼中，外国人可以作为法律援助的对象，民事诉讼中外国人不作为法律援助的对象，对于法人多数国家没有把法人作为法律援助的对象，这是因为法律援助是一种保障制度，是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实现，因此，各国一般都不对法人提供法律援助。
第三是条件不同。申请法律援助的条件有：①经济困难者。世界各国的法律均规定，只有经济困难者方可申请法律援助。法律援助是从司法上对经济困难者进行救济的一项制度。旨在避免公民因经济困难，无法承担诉讼费用、律师费用。在我国，对于确实经济困难，无能力或无完全能力支付法律服务费用的，可申请法律援助。②确实需要帮助者。为了避免有人利用法律援助而滥用诉讼权利，世界各国的法律大都规定，申请法律援助者须有正当理由进行诉讼，即须有胜诉的可能性。如日本法律规定，法律基于无力支付诉讼费用的一方当事人的申请，可以给予诉讼帮助，但仅限于该案有胜诉的希望。在我国规定，确有充分理由证明为保障自己合法权益需要帮助的，可申请法律援助。
而指定辩护的条件是指被告人是盲、聋、哑或者来成年忍而没有委托辩护人或具有法定的七种情形之一。
第四是程序不同。根据《司法部关于开疑法律援助工作的通知》的第四条规定，属于人民法院指定辩护的刑事法律案件（即刑事诉讼法第34条及最高院司法解释第36条、37条所规定的案件），由人民法院通知法律援助机构，再由法律援助机构负责指定律师担任刑事被告人的辩护人。而其它法律援助案件，则由申请人向有管辖权法院所在地的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或向其住所地或工作单位所在地的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指定辩护与法律援助不是同一概念，但法律援助在某种意义上讲包含了指定辩护，指定辩护仅仅是法律援助的一部分。
（二）我国关于形式指定辩护制度的立法规定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以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指定辩护包括任意指定辩护和强制指定辩护两种。任意指定辩护是指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可以为其指定辩护人：①符合当地政府规定的经济困难标准的；②本人确无经济来源，其家庭经济状况无法查明的；③本人确无经济来源，其家属经劝说仍不愿为其承担辩护律师费用的；④在共同犯罪案件中，其他被告人已委托辩护人的；⑤具有外国国籍的；⑥案件有重大社会影响的；⑦人民法院认为意见和移送的案件证据材料可能影响正确定罪量刑的。强制指定辩护是指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为其指定辩护人：①盲、聋、哑人或者限制行为能力的人；②开庭审理时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③可能被判处死刑的人。
此外，在2003年国务院颁布的法律援助条例中也有相应的规定。如第ll条规定，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聘请律师的。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第12条规定，公诉人出庭公诉的案件，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人民法院为被告人指定辩护时，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提供法律援助。被告人是肓、
聋、哑人或者未成年人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或者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为被告人指定辩护时，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提供法律援助，无须对被告人进行经济状况的审查。
三、我国刑事指定辩护制度的缺陷
（一）指定辩护制度在适用范围上的规定有局限性
北京市司法局法律援助工作指导处所的相关数据显示，2000年北京市法律援助中心共承办刑事法律援助案件500件，其中刑事被告人是盲、聋、哑的案件4件，被告人是未成年人的案件23件，可能判处死刑的案件346件，该三类案件共计373件，占74.6%：区县的法律援助中心共承办刑事法律援助案件733件，刑事被告人是盲、聋、哑的案件125件，被告人是未成年人的案件467件，两类案件共计592件，占80%。另外，从2006年的统计数据看，2006年全国共办理指定辩护案件为96762件，其中未成年人案件53591件，可能被判处死刑案件24206件，盲、聋、哑人案件5017件，一般贫困者案件7056件，其他指定辩护案件6892件。上述五类指定辩护案件的比例为56：25：5：7：7。
通过以上统计数据可以看出：在适用指定辩护的案件中，绝大部分指定辩护的适用对象是可能被判处死刑的成年人和开庭审理时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被告人因经济困难而被指定辩护的案件较少。
法律规定的强制指定辩护的适用范围包括三种特殊被告人。但在实践中，需要保护的特殊群体不仅仅局限于此，除肓、聋、哑人以外，身体有其他重大残疾的被告人、或是虽不够判处死刑但可能被判处重刑的被告人都属于需要法律特殊保护的对象。由于强制指定辩护要求人民法院必须为三种特殊被告指定辩护人，人民法院不享有指与不指之间的自由裁量权，只能依法直接操作。该制度在适用范嗣上规定的过于狭窄，使得受该制度保护的被告人的范围也就很小，那么所谓的法律援助实际上并没有最大程度地顾及所有需要特殊保护的被告人。
对于任意指定辩护，我国法律规定了7种情形，多数针对有经济困难的被告人。“任意”是指人民法院享有两可的自由裁量权，如果出现了法律规定的7种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可以指定也可以不指定辩护律师，即使不给特殊被告人指定辩护律师也不违反法律。在司法实践中，与死刑犯、未成年犯的数量相比，因经济困难而无力聘请律师的被告人占很大比重，笼统地将这些被告人列入任意指定辩护的适用范围中，会由于法院自由裁量权的存在，使得很多贫穷被告人无法获得国家提供的免费辩护。如何更好地行使司法权力，同时又能充分保障受追诉者的权利，这是值得深思的问题。
（二）刑事指定辩护制度在适用阶段上的限制
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刑事指定辩护制度只适用于审判阶段。换言之，在审判前的侦查、审查阶段，刑事追诉机关不承担指定辩护的义务，受追诉者不享有获得指定辩护律师帮助的权利。这种仅在审判阶段才可获得指定辩护人帮助的规定，对特殊被告人来讲是十分不利的。按照现行法律，特殊被告人可以获得指定辩护律师的时间是开庭10日以前，这就要求，被指定的辩护律师必须在开庭前的短期内完成会见被告人、阅卷、调取证据等辩护准备，由于从时间上显得太过仓促，故不能保证取证的质量和出庭辩护的质量，指定辩护制度并没有发挥出充分协助被告的作用。因此，指定辩护制度在适用阶段上的规定存在缺陷。被指定的辩护律师介入刑事诉讼的时间过晚，无法作充分有效的准备，也不可能保障被告人的权利。虽然在法律援助条例中规定，公诉案件中的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但申请法律援助并不代表在侦查阶段可以获得指定辩护。因为刑事诉讼法规定，在侦查阶段介入刑事诉讼的律师的身份不是辩护人，只能算是提供法律帮助的顾问。因此，法律援助条例中的这一规定不能说明指定辩护适用阶段提前到了侦查阶段。
四、我国刑事指定辩护制度的完善
（一）扩大刑事指定辩护的适用对象范围
联合国准则明确要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因穷无钱聘请律师的，要为其免费提供法律援助的律师。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保护贫穷者的利益，防止因经济条件的不平等而在司法上造成事实上的不平等。将指定辩护分为强制性的指定辩护和任意性的指定辩护，实际上剥夺了一部分被告人获得辩护的权利。毫不否认生理、心理有障碍或可能被判处极刑的被告人应当得到特别的保护或慎重对待；但是是否身心健全，经济困难，罪行较轻的被告人就不应得到法律上的特别保护？答案是否定的。由于行使辩护权方面的特定要求，刑事诉讼中的弱者并不是指生理上、心理上有困难的人，而是指无力充分有效自我防御以对抗国家公诉权的人，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所有经济上有困难而无力聘请律师的被告人都是弱者。因此，有必要将强制性指定辩护的范围扩大，将因贫困无力自行聘请律师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纳入到指定辩护惠及的的范围中；换言之，将强制性指定辩护和任意性指定辩护合并，不存在所谓的“可以”指定的情形，但凡涉诉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只要是因为贫穷无力聘请律师，都有权利获得国家为其指定的免费律师——从而打破刑事法律援助适用上的不平等。
（二）将指定辩护的适用扩展至侦查阶段
新《刑事诉讼法》第33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之后活着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有权委托辩护人。在侦查期间，只能委托律师作为辩护人。侦查机关在第一次讯问犯罪嫌疑人或是采取强制措施时，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但是，这仅仅是从法律上赋予了犯罪嫌疑人的一种“权利能力”，至于他有没有实际能力来行使这项权利，法律似乎是在所不问的。如果我们采用目的解释的方法来推敲这一条款，即法律既然规定了当事人委托辩护人的权利，那么在他未明示放弃该权利而又确无能力委托律师时，负责侦查的侦查机关为其指定辩护律师协助其行使辩护权应当是“有权委托辩护人”的题中应有之义，也符合该条款设立之意旨。惟有如此，才能为律师提供充足的时间来就案件情况进行调查、取证以提高辩护质量，也才能真正做到保障人权，消除在法律保护方面的“贫富差距”。此外，将指定辩护的阶段向前延伸至侦查阶段，可以使指定辩护人获得更加充足的时间去取证，充分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也可以抑制刑讯逼供的频繁发生。
参考文献：
[1]陈瑞华.刑事辩护制度的实证考察[J].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1）.
法律帮助与法律援助篇9
法律援助倡议书
县直各部门，各人民团体、企事业单位，省、州驻砚单位，社会各界人士：
法律援助是指由政府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组织法律援助律师或法律服务工作者，为经济困难或特殊案件的当事人无偿提供法律服务的一项法律保障制度。近年来，在县委、县人民政府的关心和支持下，我县法律援助事业得到快速发展，为维护困难群众合法权益，保障社会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和谐发展，通过加大法律援助避免群众因案致贫，依法合理解决利益诉求作出了重要贡献。
据统计，砚山县法律援助中心自2000年12月成立以来，共办理法律援助案件3200余件，共帮助5000余位受援人挽回经济损失2千万余元，每年为老、弱、病、残、孕、妇女和儿童等广大困难群众免除律师等法律服务费达近百万元，为切实维护广大困难群众合法权益，取得了良好社会效果。
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转型期、矛盾凸显期，我县部分群众由于经济原因还面临着打不起官司、请不起律师的困难。为推进全县法律援助事业向前发展，省法律援助基金会于2014年12月25日在县司法局挂牌成立砚山县法律援助工作站，其宗旨是通过国家拔款和社会捐资设立基金，以保障法律援助的实施。法律援助基金主要来源为政府出资、社会捐赠及行业奉献，通过募集、管理和使用法律援助基金，开展各种法律援助项目、支持办理各种法律援助诉讼案件、调处各类社会矛盾纠纷，维护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为保障公民平等地享受法律保护提供物质支持。
目前，法律援助基金有三个基本来源：政府出资、社会捐赠及行业奉献。但法律援助案件的快速增长，使得现有基金无法满足服务的需求，致使很多经济困难的群众和特殊群体无法获得必要的法律援助。基金会的成立有效缓解了近年来我县部分群众因经济困难，合法权益遭受侵害时因请不起律师，打不起官司，只得忍气吞声，矛盾纠纷得不到及时解决，对公平正义望而却步，从而无法安心发展的尴尬困境。但由于现法律援助案件申请数量的快速增长，现有基金根本无法满足需求，致使许多经济困难的群众无法获得必要的法律援助。
在此，我们特发出倡议：诚恳希望全县各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社会各界和广大爱心人士积极参与行动，伸出援助之手，为那些亟需法律帮助的困难群众献出一份爱心，汇聚爱心力量，积极帮助困难群众依法解决诉讼纷争，在他们的头顶撑起一片公平正义的天空!通希望大家积极行动起来，伸出援爱之手，竭尽所能，积极捐款，为那些需要法律帮助的困难群众和特殊群体献出您们的一份爱心，在他们的头顶撑起一片公平正义的天空。爱相伴，法相随，风雨同行。为关注弱势群体，弘扬法律援助正能量，构筑和谐法治砚山，让公平正义的种子播撒在砚山的每个角落，让公正司法的阳光普照在壮乡苗岭儿女的心中。
我们郑重承诺：倡议收到的全部捐款将统一汇集到云南省法律援助基金会帐户上。同时，我们还将建立捐款人档案，以适当的方式向有关部门和社会公布捐赠人的善举，对突出贡献者给予表彰。此次倡议将作为一项长期的活动坚持开展。
让我们共同伸出援助之手，筑建砚山和谐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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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法律援助
法律援助是经济困难的公民和特殊案件的当事人依法获得的咨询、、刑事辩护等无偿法律服务。法律援助主要为经济困难的人员提供。有关当事人可以通过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或经人民法院指定而获得法律援助。受援人在获得援助的案件中不需要支付任何法律服务费用，并可以从审理该案的人民法院获得司法救助，即缓交、减交或免交诉讼费用。
获得法律援助的条件
1、有合理的请求及事实依据;
2、请求事项属于法律援助范围;
3、因经济困难无能力承担法律服务费用。
法律援助范围
1、依法请求国家赔偿的;
2、请求给予社会保险待遇或者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
3、请求发给抚恤金、救济金的;
4、请求给付赡养费、抚养费、扶养费的;
5、请求支付劳动报酬或者因劳动关系请求经济补偿、赔偿的;
6、因身体遭受严重损害请求赔偿的;
7、因遭受家庭暴力、虐待或者遗弃要求变更或者解除收养、监护关系的;
8、因遭受家庭暴力、虐待或者遗弃、对方重婚或者配偶与他人同居的受害方要求离婚的;
9、因被刑事立案侦查、提起公诉而请求法律咨询、、辩护的;
10、国家和省规定的其他事项。如：请求保护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
法律援助的经济困难标准
法律援助的经济困难标准按照当地人民政府规定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执行。
下列人员应当被认定为经济困难无能力承担法律服务费用：
1、农村五保对象;
2、社会福利机构中由政府供养的人员;
3、无固定生活来源的重度残疾人;
4、正在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人员;
5、总工会核定的特困职工;
6、依靠抚恤金生活的人员。
申请法律援助需要提供的材料
1、身份证或者其他有效的身份证明，申请人还应当提交有权的证明;
2、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和县以上民政部门出具的申请人经济状况证明;
3、与申请法律援助事项有关的案件材料。
法律援助的救济途径及期限
法律援助机构受理申请后，应当按照法律援助的条件进行审查，并在七个工作日内作出是否给予法律援助的书面决定。申请人如果对不予援助的决定有异议，可在接到决定书之日起30日内向主管该法律援助机构的司法行政部门(司法局)提出。申请人对司法行政部门作出的书面审查意见不服的，可以在收到司法行政部门书面审查意见之日起60日内向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一级司法行政部门申请行政复议。
受援人在法律援助的过程中的权利义务
1、了解法律援助活动的进展情况;
2、有事实证明法律援助人员不依法履行职责时，可以要求法律援助机构予以更换;
法律帮助与法律援助篇10
关键词：法律援助社会矛盾公平正义
一、概况
柞水县地处秦岭南麓，位于陕西省南部，商洛地区西部。乾佑镇是其城关镇。柞水县总面积2332平方公里，占全省面积的1.13%，占商洛地区面积的12%。所辖十三个镇，120个行政村，2个社区；总人口为16万人；有法律援助服务中心1个，法律援助服务站13个，有在编法律援助工作者6名，2012年上半年通过法律援助化解非诉讼矛盾纠纷20起。
二、法律援助参与和服务社会矛盾化解工作的重要意义
法律援助工作属于法律服务范畴，有着受援对象广、援助资源多、社会融入深、专业服务强的职能优势，参与和服务社会矛盾化解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一）法律援助参与社会矛盾化解工作是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客观需要
当前，我国正处于发展的机遇期、改革的关键期和矛盾的凸显期，各类矛盾纠纷逐步上升。法律援助工作者可以在诉讼、仲裁和调解等矛盾纠纷解决方式中提供便捷、灵活、高效的法律援助服务，在诉讼与非诉讼矛盾纠纷解决方式的衔接上发挥重要作用，有利于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二）法律援助参与和服务社会矛盾化解工作是落实依法治国方略、推进法治建设的客观需要
随着依法治国方略的深入实施，法律成为调解利益冲突和社会矛盾的一种最规范、最透明的手段。法律援助工作者可以在诉讼和非诉讼法律服务活动中，积极引导当事人把矛盾纠纷纳入法治化轨道处理，运用法律手段和途径化解矛盾纠纷。
（三）法律援助参与和服务社会矛盾化解工作是落实调解优先原则、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的客观需要
对于当前大量的社会矛盾、经济纠纷，如果采取对抗性、期限较长的诉讼途径，会给当事人带来经济上、精力上乃至心理上沉重的压力和负担。法律援助工作者发挥自身的专业优势和职业优势，广泛参与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能够帮助当事人降低诉讼成本、诉讼风险和诉讼压力，依法、方便、快捷地解决利益纷争，这是符合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
三、法律援助参与和服务社会矛盾化解工作的方式和途径
法律援助工作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与司法、行政等机关联系较多，这就为法律援助参与和服务社会矛盾化解工作提供了有利条件和良好基础，法律援助机构可以拓展多种方式和途径参与和服务社会矛盾化解工作。
（一）与大调解机构建立对接机制，帮助化解矛盾纠纷
法律援助机构对申请法律援助的案件，坚持调解优先原则，在了解具体案情后，如认为能够通过调解手段处理的，将其转至大调解机构进行调解，必要时，法律援助工作者参与帮助调解，做到能调不诉，把矛盾解决在萌芽状态。法律援助工作者在办理由企业改制、土地征用、房屋拆迁以及拖欠民工工资等事由引发的法律援助案件过程中,应从维护弱势群体合法权益出发,避免和防止这类纠纷的恶化，减少和降低纠纷所形成的负面影响。
（二）与人民法院建立协作机制，配合化解矛盾纠纷
采取在人民法院调解部门设立法律援助办公室、安排专人接待，或设立专线电话等方式，参与诉讼调解，同时为寻求法律援助的群众开通一条便捷高效的“绿色通道”。在法院对婚姻、赡养、民间借贷、欠薪、工伤赔偿、交通事故等案件诉前调解时，及时审核、受理困难群众提出的法律援助申请。人民法院在诉前调解过程中，坚持调援结合的原则，与法院共同化解矛盾纠纷，努力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三）与人民检察院建立联系机制，协商化解矛盾纠纷
与人民检察院就对民事、行政申诉案件的处理建立联系，做好衔接，拓展法律援助受案渠道，丰富法律援助工作内涵，积极化解矛盾纠纷，维护社会稳定。检察机关对当事人的申诉经立案审查认为符合抗诉条件的，如发现当事人需要法律援助且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引导当事人向法律援助中心申请法律援助，并将案件有关材料移送法律援助中心。
四、做强法律援助事业，深入推进社会矛盾化解
新形势下，做强法律援助事业，是不断深入推进社会矛盾化解的新要求，也是人民群众对法律援助工作的新期待。
（一）加强法律宣传，不断提升法律援助知名度
法律援助中心和各镇法律援助工作站要采取设立咨询台、动用宣传车、印发资料等形式，广泛宣传法律援助相关知识，正确引导广大群众学法、懂法、用法，解答群众生活中遇到的法律难题，知道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不断增强广大干群法律维权意识，让更多的人们知晓了法律援助的受理条件，真正实现零距离法律服务，为法治社会建设注入新的活力。
（二）找准切入点，不断提升法律援助工作的位置
一方面,法律援助工作机构要经常向党委、政府领导汇报法律援助工作,已实现“三个纳入”的，争取更多的政策支持；还未实现“三个纳入”的，要加大工作力度，逐个逐项狠抓落实，以引起党委、政府领导对法律援助工作的高度重视，将法律援助工作列入为民办实事工程之一。
（三）加强基础建设，不断提升法律援助建设的水平
法律援助工作机构要按照有关法规和上级业务主管部门有关要求，从硬件和软件二个方面，大力加强法律援助窗口规范化建设。硬件上，要争取多方投资，购置或租赁达到标准的办公用房，配置必要的办公设备。软件上，要建立健全内部管理制度，规范内部运行机制，监管法律援助工作人员行为。提高法律援助工作人员的视野和工作积极性，为促进法律援助工作正常开展提供坚实保障和不竭动力。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