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分析篇1
中图分类号：F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8）08-0003-02
1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
1.1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迅速
根据商务部的统计数据,2006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211.6亿美元,其中非金融类176.3亿美元,2007年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187.2亿美元,同比增长6.2%。截至到2006年年底，累计的对外直接投资达到906亿美元（见图1）。
图1
资料来源:根据商务部《2006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数字计算并绘制
1.2投资区域分布集中于亚太和拉美
根据商务部和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近两年的情况,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涉及的国家和地区非常广泛,2006年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分布在全球172个国家和地区。境外企业分布虽然广泛,但是呈现明显的集中倾向,亚洲和拉美地区国家是我国对外投资的主要流向目的地（见表1）。近两年,90%的对外直接投资分布在拉丁美洲和亚洲,在亚洲、拉丁美洲地区的投资存量占到了总对外投资存量的九成；中国香港、美国、俄罗斯、日本、阿联酋、越南、澳大利亚、德国的聚集程度最高,集中了中国近一半境外企业。
1.3投资方式和领域不断扩展
近几年我国企业对外投资方式已从初期的以制造业为主的直接投资建厂向资源开发投资、并购以及战略联盟等国际通行的形式发展，其中跨国并购成为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方式。
目前海外投资涉及的领域非常广泛,涉及到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业、批发零售业、采矿业、制造业、交通运输仓储业、商务服务业等行业在内的全方位的经营活动,其中商务服务业、采矿业、金融业和批发零售业占七成。
2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问题分析
2.1对外直接投资的流入与流出不平衡,导致贸易摩擦增加
2007年我国吸引外国直接投资(非金融类)为783.39亿美元,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非金融类）187.2亿美元,流出与流入比值为1∶4.18。这样大幅度的流出与流入比在世界范围内都是绝无仅有的,由此带来的经济发展不平衡和贸易摩擦,制约了我国经济的健康发展。不可否认,对外直接投资的流入对我国经济有积极影响,但是,大量的外国直接投资的净流入,与连续多年的进出口贸易顺差,使我国对外贸易形成“双顺差”的格局,对外造成贸易摩擦增加。
2.2对外直接投资产业结构不合理
目前,我国的许多产品的制造业都处在成熟期,有的甚至呈现衰退迹象,比如纺织品和制鞋,劳动力资源已经缺乏明显优势,此时将它们转移到东南亚等较不发达地区生产制造，就可能是合理的选择。但从实际运作来看，我国制造业对外投资比重却相对偏低，因此应逐步扩大制造业的对外直接投资的比重,同时更多地选择以合资、合作的方式对外投资,以期获得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等方面的资源优势。
2.3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分布单一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流向还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相当一部分投资流向了传统避税地区,比如2006年我国企业在开曼群岛、中国香港、英属维尔京群岛等传统避税地投资占当年流量的81.15%。以国家和地区来看,中国香港、美国、俄罗斯、日本、阿联酋、越南、澳大利亚、德国的聚集程度最高,集中了中国近一半境外企业。本来不多的境外直接投资如此集中在少数地区，对于我国境外直接投资的整体无疑增加了投资风险。
理想的对外投资区域分布应根据投资目的呈现多元化趋势。以转移核心竞争力和开拓市场为目的的对外投资,应流向缺乏该种竞争力和市场空间较大的地区,比如中亚、东南亚等地区。
3促进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建议
3.1正确选择投资的地区
具体来说，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应首先考虑东盟国家，这是因为首先东盟十国与中国存在一定产业梯度，应成为中国转移“边际产业”的重要场所，其次东盟十国的劳动力价格低廉，适合发展劳动密集型投资，最后它们的投资环境好，实施了许多吸引外资的优惠政策。另外，独联体及波罗的海国家也是我国对外投资又一重要地区，这些国家产业结构畸形，轻工业发展水平十分落后，但消费市场容量巨大，且其基础设施条件良好、人才资源丰富，因此我国的轻工业产品在这里拥有绝对的竞争力。再者，非洲也是较好的投资选择地区，我国与非洲诸国的关系一直很好，非洲大部分国家产业结构的层次较低，产业发展水平比较落后，我国的很多产业在许多非洲国家具有潜在的比较优势。
3.2正确选择投资的方法
采取正确的投资方式是一个国家的跨国投资活动积极稳妥地向前发展的重要条件。
具体来说，对于我国机械、纺织、轻工和家电等行业的企业在发展中国家投资，应采用独资新建或合资新建方式，这是因为这些产业在国内已经处于市场饱和，处在成熟阶段，企业所具有的技术、知识和管理优势相对比较容易转移。对于以高技术和创新为特征的行业，在发达国家投资，应该采用合资并购方式，这是因为发达国家资金、人才等配套实施方面比较齐全，具有技术上的优势，而且考虑到这些行业技术更新快、投资金额大、合资可以降低投资风险，并购可以节省进入时间，能比较迅速地获得新技术，促进企业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对拥有较多国际经验和实力的大企业，因为其对国际市场比较了解，熟悉东道国投资环境，为了防止这些优势的扩散，需要较强的控制程度，宜采用独资新建；而对缺乏国际经验的小企业，对国外经营环境比较陌生，宜采用合资并购，以充分利用合作者在技术、管理等方面的优势。
3.3政府积极发挥推动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的作用
（1）调整针对不同省市特点的投资管理政策，鼓励具备条件的省份加快对外直接投资。
当前，我国各省市所处的投资发展阶段不平衡，广东、浙江、上海、福建省在对外投资方面位居首位。东部省市的优势地位显著，发展潜力较大，而中西部大部分地区仍处在大力引资和对外投资的起步阶段。因此政府在制定宏观调控政策时，应考虑经济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的实际情况，灵活掌握、适当倾斜，以有效地发挥东、西部地区的不同优势，促进经济大发展。鼓励和支持东部和其它具备对外投资优势的省市在促进其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广泛开展海外投资，充分发挥其在“走出去”战略中的带动和示范作用。推动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引进来”的进展，扶持地方优势产业、骨干企业和优质产品的成长，提升这些省市的经济实力，这也是海外投资的必要准备。
（2）通过产业政策，鼓励优势产业“走出去”，推动国内产业结构升级。
在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上，要兼顾培育和发展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比较优势产业，用好国内和国际两种资源，同时在发展对外直接投资中调整和优化国内产业结构，增强我国产业和企业的国际竞争力。继续加强劳动密集型成熟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加快边际产业向国外转移。这样做既可以转移国内部分产品的过剩供给、提高这些成熟产业的利润率，同时加速国内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在能源安全框架下发展资源开发类产业。作为新兴工业化国家的代表，近年来，我国已成为国际市场上石油、天然气、铜矿等工业生产资源的主要需求者，而在未来10年，甚至更长时期内，这一趋势都不会改变。因此，国家指导和支持资源开发类企业在海外建立资源供应基地，将成为重要的战略举措。积极培育高新技术领域对外直接投资，高新技术产业是未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带动力量。国家应加强对国内高科技产业的政策支持力度，鼓励通过对外直接投资，促进高新技术成果商品化和产业化，提高我国在这些行业的竞争能力。
（3）着力改善中小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环境。
中小企业在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中占有很大的份额。但中小企业由于规模小、不具备规模经济等特点，海外投资风险较大。政府应从改善中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环境入手，弥补现存劣势，推动中小企业的海外投资步伐。国家可以给予中小企业适当的税收优惠、建立海外投资风险基金以及加大对其海外投资的金融支持力度，通过政府的支持，在一定程度上人为地创造比较优势。同时，国家应进一步减少海外投资限制、简化审批程序，提高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积极性。此外，应构建以政府服务为基础、中介机构和企业充分参与的信息网络，为企业能够在第一时间抓住对外投资的商机创造条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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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分析篇2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环境效应；国际产业转移；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F7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ki.1672-3198.2017.03.021
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全球化背景下，资本的国际流动日趋频繁，直接投资也成为发展中国家利用外部资本生产要素的主要方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利用外资规模迅猛发展，FDi在弥补资本形成不足、推动技术进步、促进就业、增加税收等方面功不可没。然而，在充分肯定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应注意到外商直接投资也给我国环境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我国已逐渐成为“世界工厂”并由此极大的促进了国内产业发展和出口扩张，但是由此导致的副产品――污染排放也为我国的环境承载力提出了严峻的考验。
1国际产业转移的机理和原因分析
从近代经济史来看，人类社会共发生过5次大规模的国际产业转移，其中最近一次就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全球制造业向中国的转移。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和中国的改革开放为这次国际产业转移提供了可能，而中国巨大的成本优势和潜在的庞大市场是国际产业转移的根本动因。
1.1低廉的劳动成本
一直以来，外商直接投资是我国接受国际产业转移的主要方式。国际产业转移的发展经历着不同的阶段，最初，国际产业转移主要集中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如纺织业、化纤业。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世界经济和跨国公司的迅猛发展，发达国家的企业纷纷抢占国际市场，而本国制造业成本的不断上升给发达国家的企业造成了很大困境。与此同时，中国正经历着城市化的最初阶段，经济还不发达，城市中涌入大量从农村走出来的低成本劳动力。由于产业转移的重点是低附加值的制造加工业，操作简单机械，不需要很高的教育程度和知识积累，因此一般的工人经过简单的培训就可以上岗工作。劳动力作为企业生产的主要生产要素之一，劳动力成本的高低直接影响着企业的利润空间，低廉的诙力成本是全球制造业向中国转移的主要原因之一。
1.2宽松的政策环境
经济的发展需要强大的资本推动，改革开放以后，为了更多地利用外资，弥补我国资本形成不足的缺口，我国为外商投资创造了极为宽松的投资环境，各省市也纷纷出台各项优惠政策。例如，免交土地使用费，减免企业所得税等。在环境管制方面，也采取了较为宽松的环境标准。由于发达国家的环境标准日益严格，从事污染密集型产品生产的企业要承担高昂的治污成本，特别是石油加工、造纸、金属冶炼等行业，污染控制费用已经占到企业总成本的30%左右。因此，为了节约成本，许多跨国公司都将这些高污染行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从而形成了在国际产业转入国和转出国生产执行不同的双重环境标准。据悉，日本已将60%以上的高污染产业转移到东南亚和拉美国家，美国也转移了40%以上。
1.3潜在的发展空间和庞大市场
在经历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战后恢复和其后二十年的迅速发展后，发达国家开始将国内已经或即将陷入比较劣势的“边际产业”逐渐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这里的边际产业可以是指在投资国已经处于衰退期的产业，也可以指在生产过程中的某一生产环节，如研发、加工、营销、售后等属于边际性生产环节。由于投资国在技术、资本上的领先优势，这些“边际产业”对于投资国来说是即将被淘汰的夕阳产业，而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讲，则是有着良好的发展潜力的朝阳产业，企业更有可能得到政府的政策支持和巨大的市场空间。发达国家通过将“边际产业”依次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保留发展尖端技术和高附加值的产业，从而调整产业结构使其得到优化升级，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2中国外商直接投资和环境质量的现状分析
随着上世纪末大规模的国际产业转移，我国目前已经成为接受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与此同时，我国环境污染也越来越严重，环境质量令人堪忧。
2.1外商直接投资的区域和产业特点
在投资区域方面，我国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集中于东部，如表1所示，从2010年到2015年间东部地区集中了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外商直接投资，而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接受外商投资较少，几乎不足10%，中部地区外商投资额有所增加，西部地区没有明显的增加趋势。
在产业分布上，我国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大部分集中于第二产业，尤其是制造业。由表2可以看出，截至2015年底制造业外商直接投资项目有442249个，占所有FDi项目的70%，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金额10788.68万美元，占全部FDi金额的62%。由此可知，制造业是我国FDi的主要投资对象。而事实上，工业是被公认的环境污染的主要来源，而第一、三产业产生的环境污染比较少，因此，为了探究FDi是否由于大量投资于污染密集型产业而带来环境污染的转移效应，下面将继续观察FDi在污染密集型行业的投资情况。
2.2FDi在污染密集型行业中的分布
在参考夏友富（1999）对污染密集型产业和严重污染密集型产业的定义和分类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引进外资的实际情况，可计算出在各个污染密集型行业中（包括严重污染密集型行业）外资的投资比例。在我国主要污染密集型行业中的食品制造业、橡胶制品业、塑料制品业、皮革毛皮羽毛（绒）及制品业、造纸及纸制品业中，外商直接投资的投资份额都达到了40%以上。其中，在皮革毛皮羽毛（绒）及制品业的投资份额达到52.58%，在造纸及纸制品业的投资份额达到44.17%，这两个行业属于严重污染密集型行业，其生产制造过程会产生大量的化学污染物，污染防治困难，环境成本很高。平均来说，在我国污染密集型行业中，外商投资份额已经超过30%。另外，从2006年到2015年的年均增长率显示，除了个别行业外，大多数污染密集型行业中的外资投资份额呈明显增加趋势，总体投资份额提高了5.08%，部分产业的平均年增长率达到了10%以上。总的来说，FDi在我国污染型产业中的投资情况确实比较严重。
3外商直接投资引致环境负效应的原因分析
外商直接投资可能通过污染性投资给中国的环境质量造成负面影响。那么外商直接投资是如何影响环境的，其传导机制和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呢？
3.1过分追求GDp增长而忽视环境质量
工业化国家所走过的“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路子告诉我们，污染一旦形成，治理成本很高。FDi投资于污染密集型产业所产生的环境成本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其带来的经济增长。目前在评价经济增长和社会财富的表现时，使用最为广泛的指标是GDp。作为总量核算的核心指标，GDp在反映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经济增长方面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但是，传统的GDp核算体系并没有考虑到，环境污染、资源浪费所造成的损失危及到了经济总量的增长。近年来，有关专家和学者提出GDp是“灰色”GDp，因为它只能反映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经济增长与否，而不能说明资源消耗的状况和环境质量的变化。
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里，中国创造了GDp年均增长超过8%的世界奇迹，但与此同时，中国所付出的环境代价也同样惊人，据中国科学院统计，每年新增的GDp中至少有13%是通过生态环境透支实现的。中国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越来越受到资源瓶颈和环境容量的严重制约。然而传统的GDp核算在衡量经济增长时，忽视了污染所导致的环境质量的下降，以及对人类健康、财富的影响，甚至于有时用于治理污染、保护环境的费用也被当成国民收入、社会财富的增加来加入核算，但事实上，这些费用只应当成为社会成本的增加。只有扣除生态环境损失之后的“绿色”GDp才是真实的GDp，能更为科学地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真实发展和进步。传统的经济增长衡量方式的缺陷使我们在引进外资时，过分的追求GDp的数字，而忽视了环境质量。地方政府为了创造政绩，往往给外商直接投资方很多优惠的政策待遇，其中自然也包括对环境质量下降的容忍：一方面对污染工程不重视，不给予积极的治理；一方面盲目发展高能耗、重污染的产业，走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道路。从根本上说，这时一种政府的短视现象，环境污染对居民生活会产生严重的影响，但这种影响也许要经过一段较长的时间才会显现出来。因此，往往为了短期形式上经济增长的目的，而牺牲了长期的环境利益。
3.2过于宽松的环境标准引致污染性投资
根据环境比较优势理论和污染避难所假说，环境标准低的国家会成为污染避难所。首先，若将低环境标准看作一种生产所需的要素，一般的，假如有国家a和国家B，国家a的环境标准相对低，则国家a具有低环境标准比较势，将生产和出口低环境标准要素密集型产品，而国家B将生产和出口非低环境标准要素密集型产品。在资本自由流动的条件下，污染产业的FDi会从环境管制严厉的国家转移到管制宽松的国家。面对发达国家越来越严厉的环境管制，污染密集型的生产正在成为其陷入比较劣势的“边际产业”，而发展中国家的环境标准相对较低，这就吸引发达国家将污染性产业转移出去。
我国自改革开放至今，在相对宽松的环境要求下，FDi进行了大量的“生产”型投资，制造业吸收了60%以上的投资，其中大多属于技术含量偏低的劳动密集型行业，而对于高科技行业的投资很少。根据2014年中国统计年鉴相关资料，2013年外商投资于污染密集产业的企业有30582家，占全部外资企业的40%，其中投资于高度污染密集产业的企业有17740家，占一般污染性投资的一半以上。这组数据说明FDi对于污染密集产业，特别是高度污染密集产业有较大的投资偏好。这些产业在生产过程中若不加以治理则会直接或间接产生大量污染物，有害生命健康，促使环境恶化，影响生态质量，并且污染防治较为困难，需大量的资本、技术和管理资源来建立合理的污染防治和处理系统，营运成本较高。事实上，中国目前已出现了两头在外，污染在内的畸形生产结构，即中国进口原料（如石油、铁矿石）经加工后出口成品（如化纤服饰、化工和电子产品），污染性的生产过程则基本在中国进行，中国从事的是生产链底端的“边际环节”，也是经济附加值最低的部分，被喻为“世界工厂”。中国只赚取一点菲薄的加工费，而这些加工费与治理污染所需费用相比，可谓杯水车薪。
3.3对外资企业生产的环境污染监管不力
在污染发生后，地方政府对环境监管的执行不到位也是促使环境恶化的原因之一。首先，我国缺乏一套能够及时准确地反映企业生产的环境效应的评价体系，因此对外商直接投资的环境效应难以进行监控和测度。其次，缺乏合理的企业环境污染披露机制，当环境破坏发生时，往往难以将责任落实到具体的企业，最后不了了之。最后，我国目前实行的是中央与地方相结合的综合性环境规制体制，而由于地方保护主义和对短期经济业绩的追求，地方政府往往对中央的环境政策非完全执行，对所辖的外资企业的环境违法违规行为往往惩罚不力。
综合看来，传统经济增长衡量方式的缺陷，导致我国在改革开放中过分追求引资规模而忽视了环境保护，于是在较低的环境标准下，外商投资者具有向我国转移污染密集型生产的倾向，进而导致环境效率的下降。因此，我国必须尽快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来改善FDi造成的环境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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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分析篇3
关键词：韩国对华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影响因素
一、引言
外商直接投资的大量涌入对推动中国经济增长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有力地促进了中国的社会发展与制度变迁。建国60多年来受中国改革开放的梯次进行及各地区位因素的影响，韩国对华直接投资表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投资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因此，从区域经济发展角度来看，有必要找出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决定因素，为今后对外商直接投资的政策提供重要的理论依据。
关于韩国对华直接投资的研究多以定性研究为主，骆林勇（2002）、邱婷（2005）、邓卫（2005）、杨顺（2006）、安虎森、周立群（2006）、王雯（2008）、杨励、周文凤（2008）对韩国对华直接投资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进行研究，并对其问题出现的原因进行探析；王丽颖（2005）、金美玲（2008）、曲姝雯（2011）对韩国对华直接投资的影响进行研究，认为韩国对华投资有显著影响，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并存；彭小慧（2009）借助于计量经济模型对韩国对华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表明韩国对华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包括中国的工资水平、中国的市场开放度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等。从现阶段中国经济的发展背景和已有研究来看，对于影响韩国对华直接投资因素的研究还有待深入研究。本文对韩国对华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进行分析，从而找出其在区域选择方面的决定因素，为未来如何更好的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提供理论依据。
二、变量选择及分析模型建立
很多学者应用经济计量方法来分析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区位决定。这种计量方法一般假定所分析的地域单元是同质的，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决定与区域所在的市场规模、地理区位、投资政策、基础设施、集聚经济等的差异密切相关。本文主要研究的是韩国对华的直接投资区位决定因素，不是单纯从国家层面上进行分析，而是从省市层面进行分析研究。
（一）变量选择
根据以往的研究成果，本文把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因素包括市场因素、基础设施状况、制度因素、产业聚集因素、科技因素和成本因素六个方面。
1、市场因素
有关市场因素在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中的作用，早在克里斯塔勒和勒斯的著作中就得到了特别的强调。近年的研究，继承和发扬了这一传统，十分强调市场接近性、市场规模及增长潜力对外商投资区位的影响。本文选取地区人均GDp来衡量一个地区的市场规模，假定人均GDp对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有一个正的系数，即一个地区的人均GDp越高，越有利于吸引外资企业。
2、制度因素
一个地区的开放水平决定了该地区经济管理水平能否接近国际管理水平、该地区生产的产品是否有有效渠道能迅速销售到国外市场、该地区是否能较快地、有效地引进外国的先进技术和设备等多个方面。本文选取各地区的外贸依存度open来衡量地区的开放程度，假定这一变量对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有一个正的系数，即开放度越大，越有利于吸引外资企业。
3、成本因素
中国劳动法的实施提高了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与周围国家比较，中国的地区居民工资是否还具有吸引外资的优势，普遍吸引外资比较不同地区劳动力的成本，要结合劳动力的所得与所创造的价值两方面因素来考虑。本文选取各地区的职工平均工资waGe作为地区成本优势的近似度量，假定这一变量对吸引外资有一个负的系数，即平均工资越高，企业所付的成本就越高，越不利于吸引外资企业。
4、科技因素
劳动力素质和人力资源状况越丰富越能充分利用外商投资带来的技术，越能提高外资企业的管理水平，越容易在当地形成地区的专业化优势，对该地区外资的吸引力就越强。本文选取高等学校在校人数StUDent来衡量一个地区人力资源状况，假定这一变量对吸引外资有一个正的系数，即人力资本的丰富程度，对有利于吸引外资企业。
5、产业聚集因素
集聚经济或集聚效应是一定的经济活动在地域空间上的一个地区的市场化程度涉及到许多方面的因素对集聚所形成的正面外部经济效益。本文选取一个地区的GoV（即工业企业产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衡量一个地区的市场化程度，假定这一变量对吸引外资变量有一个正的系数，即一个地区的市场化程度越高，越有利于各区域吸引外资企业。
6、基础设施因素
公路和铁路的长度能够反映一个地区的基础设施发展状况，同样在单位时间内一个地区的货物运送量也能够从某种层面上来反映出该地区的基础设施发展状况，货物能够大批量方便的进出这也说明了物流、运输等附属设施的发展状况，货物运输量越大，道路通行以及货物运输状况越好，设施也就较为完善，基础设施状况同样也就越好。本文选取GooDS货物运输量来反映基础设施的状况，假定这一变量对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是一个正的系数，单位时间内一个地区的货物运送量越大，越有利于吸引外资企业。
（二）分析模型建立
数据来自于1993―2010年中国省市统计年鉴的相应各期，以及韩国进出口银行的海外投资统计资料。为简化计算，各省市地区每年进出口额按当年中国银行美元对人民币结算汇率折算人民币计算。由于数据收集困难，本研究中不能包括所有省市自治区，加之个别地区目前还没有韩国直接投资，本文以1992―2009年末韩国对华各地区实际直接投资总额计量，选择对华实际直接投资额最多的10个中国省市区的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因素进行分析。2000年作为一个新千年的开始，本身具备一定的标志性，选取2000年为时间点，对数据按照投资年度进行划分。应用eV1ews计量经济学软件包，使用oLS模型对所有相关数据进行拟合。
Y（it）=β0+β1X1+β2X2+β3X3+β4X4+β5X5+β6X6+β7X7+μ
式中，其中i为各省市（1―10分别为山东、江苏、北京、广东、辽宁、天津、上海、浙江、河北、吉林）；t表示1992―2009年；Y（it）为韩国统计的对各地区实际投资额；X1为人均地区生产总值pCGDp；X2为地区对外开放度open（tRaDe/GDp）；X3为地区城镇职工平均工资waGe；X4为在校普通高等学生数StUDent；X5为地区工业生产总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GoV；X6为各地区货运总量GooDS。
三、模型估计结果及分析
采用最小二乘法（oLS）对模型进行估计，由计算结果可知模型具有较强的解释能力，样本决定系数R2值超过了0.73，这表明模型拟合效果较好。F检验的相伴概率为0.0001，其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说明其拟合的显著性良好，变量间呈高度线性，回归方程高度显著，系数符号都具有预期特征。采用D.w检验，对该回归的序列相关问题进行分析。根据回归结果，D.w=1.10，查表得到显著性水平为1%，k=6，n=18时，dL=0.435，du=2.015，则dL
1992―2000年样本决定系数R2值超过了0.71；D.w统计量为1.49，接近于2，表明模型各个变量之间不存在自相关性。2001―2009年的样本决定系数R2值超过了0.75，这说明该模型在各个时期都具有良好的拟合性，D.w统计量为1.19，接近于2，这说明模型各个变量之间不存在自相关性。另外在各个时期F检验的相伴概率均为0.0001，其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说明其拟合的显著性良好，该模型变量间呈高度线性，回归方程高度显著。
1、市场因素
X1第一个阶段和整个阶段在1%的水平上显著，但是在第二个阶段并不显著。表明地区的人均经济增长速度在不同阶段起着不同的作用，应充分考虑不同时期人均经济增长速度对韩国对华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
2、制度因素
X2第一阶段在5%的水平上显著，第二阶段和整体阶段在1%的水平上显著。第二阶段的回归系数变大，说明一个地区的对外开放程度越高，外资面临的进入壁垒和信息成本就越小，外资就越容易进入。
3、成本因素
X3无论是第一阶段、第二阶段、整个阶段影响并不显著。表明低劳动力成本因素在区域吸引外国直接投资中并不起着重要的作用。
4、科技因素
X4第一阶段在1%的水平下显著，第二阶段、整体阶段影响并不显著。表明外商在投资初期更多的要考虑该区域的劳动力素质以及其劳动效率，但现阶段影响并不显著。
5、产业聚集因素
X5第一阶段在10%的水平上显著，第二阶段、整体阶段影响并不显著。说明韩国对华直接投资的初期韩国企业趋向于市场经济发育程度较高，产业聚集效应较好的地区进行投资，但现阶段影响并不显著。
6、基础设施因素
X6无论是第一阶段、第二阶段、整个阶段影响并不显著。这个结论与一般的情况不相符合，可能的原因是中国的公路建设已经达到一定水平，各省的差距并不是很明显，各地区之间的物流沟通已得到很好的发展。外资进入中国以后，更看重的是其他方面的因素，基础设施不是影响外资区位选择的主要因素。
四、结论与讨论
通过对韩国对华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分析中发现：产业聚集因素、科技因素、成本因素和基础设施状况这些因素对各城市的韩国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影响不明显，而市场因素、制度因素对韩国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的影响具有显著性，其影响程度及影响方向存在很大差异。为了更好地利用韩资，不仅需要制定区域经济振兴法规，也有必要根据中西部的实际情况，制定适用于特定区域的特殊引资政策及法规，以此力争利用合理外资，使得外资在各地区的投资平衡。当然，我们不能一概而论，制定政策时需要因地制宜，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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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分析篇4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产业集聚；优惠政策
很多研究表明，外商直接投资是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地区。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迅速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其突出的表现是外商直接投资的大量涌入，中国(2002年)跃居世界首位成为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外商直接投资成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引擎之一。但从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的分布看，却极不平衡，这种不平衡是导致中国东西部地区经济差距不断扩大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地理位置上，既沿边又沿海的广西与中国其他西部省份在地理条件方面有很大不同，纯自然条件、社会文化与广东非常相似。但是改革开放30年来，广东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数额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经济增长走在全国前列。广西却仍然是经济落后的省份，引入外商直接投资的数量远远落后于广东。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结果?本文试图从经济地理和经济政策的角度进行分析，并以广东作为参考，选用实证分析和理论分析相结合的分析方法对该问题进行探讨。
一、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经济地理和经济政策
在经济学理论中，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因素很多，但最重要的可以归结为两大因素：经济地理因素和经济政策因素。
在经济地理因素方面，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的地理因素可归纳为以下几点：(一)地理位置及其自然条件、交通运输条件。中国改革开放30年，沿海地区凭借先天的地理位置优势和良好的基础设施，成为外商最先投资的区域，到今天，大约7成以上的外商直接投资都集中在东部发达地区。(二)区域产业聚集状况、区域的市场规模与增长潜力。国际直接投资资本在进行投资地域选择决策时，为了规避风险、降低交易成本，往往投资于具有各种产业聚集经济效应、市场规模较大且增长潜力明显的地区。(三)区域人力资源状况。劳动力作为区域经济增长的最基本的要素之一，其数量、质量和结构导致区域经济增长速度和质量的不同。
另一个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是经济政策。自1979年起，中国开始实行以改革开放为重点的市场导向型体制改革，加速了与外部世界的经济交流。开放政策包括吸引外国直接投资、设立经济特区。根据政府的意图和设计，地区经济政策优惠的主要目的是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现在回头看确实效果显著。本文最主要考虑两个政策因素。一是对外开放程度。对外开放程度是经济改革以来最为重要的经济政策，一个地区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总量基本和其开放程度呈正比，这一指标的衡量一般用出口占gdp比重和进口占gdp比重进行比较来度量相对的经济开放程度。二是地区经济政策优惠状况和政府软件建设状况。这一指标的衡量主要考察当地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政策条例以及政府的办事效率等状况。
二、实证分析：基于广西与广东的事实对比
之所以将广东与广西进行对比分析，是因为这两个省份在纯自然条件方面非常相似，但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的几十年里，广东引入的外商直接投资在全国遥遥领先，广西却仍然是经济比较落后的省份，引入的外商直接投资数量比广东少得多，两者的差异是自然条件解释不了的。下文从经济地理因素和经济政策因素两个方面分析广西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居后的原因。
(一)广西与广东引入外商直接投资的有关数据的统计从表1可看出：一是无论从各主要年份两地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份额，还是分阶段计算的两地累计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总额占全国同期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总额的份额，都表现出极大不均衡性。广东地区的份额远远高于广西。二是从外商直接投资分布省份来看，改革开放初期，进入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广东，几乎占全国一半水平。但90年代后，广东所占份额下降，但还是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广西所占比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三是从动态看，20世纪80年代初期进入的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20余年之后海外流入的外商直接投资仍然聚集在东部沿海地区，位于中国西部的广西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仍然有限。
(二)影响广西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因素分析：基于广西与广东的事实对比
1.地理交通条件位置与自然资源禀赋条件。地理交通条件、自然资源禀赋会影响各省外商直接投资的数量。水运条件使沿海地区及内地可由水路直接出海通航易于成为外商直接投资的聚集地，自然资源禀赋出众可以节省相关产业成本。
在交通条件方面，广东比广西优越很多，靠近港澳，沿海岸线长，大港集聚，海、陆、空、水路条件都优于广西；从自然禀赋条件来看，广西略胜一筹，广西的有色金属、石油、天然气、煤炭的探明储量远远高于广东，广西的水资源也非常丰富。
2.区域产业聚集状况、区域的市场规模与增长潜力。产业集聚方面，广东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就遥遥领先于全国平均水平，从2006年中国统计局公布的统计数据中我们发现，在有代表性的27个制造业行业里，广东份额排在前四名的有20多项，广西和广东在市场规模和增长潜力的各个指标方面差距甚大。
3.区域人力资源状况的比较。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东部地区尤其是广东吸引了大量的外省劳动力的流入，大量劳动力的流入为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活力，进一步强化了广东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企业进驻的优势。如：90年代广东吸引了几乎全国一半的跨省农村劳动力，而广西吸引的外省农村劳动力就很少。改革开放以来，广西反倒是一个劳动力输出省份，并且在出省的农村劳动力中，96.87%是去了广东。其他省份如湖南、江西、湖北、贵州、四川等地的大量农村劳动力也流入广东，估计比例最低的都占该省跨省农村劳动力的一半以上。
在教育水平，教育经费投入和受教育水平方面，广东明显比广西领先，加上广东近几十年来一直吸引大量的高素质人才如大学毕业生，这为广东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提供了高层次人才保证。
4.经济优惠政策状况和地区开放程度分析。自1979年起，中国开始实行以改革开放为重点的市场导向型体制改革，加速与外部世界的经济交流。开放政策包括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设立经济特区等以促进对外贸易。1979——1995年期间，经济优惠政策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很大。表6为对该期间的相关政策进行整理，表7是两省开放状况的对比。
表6是1994年以前设立的各种经济特区类型，这些经济特区的地区分布极不均衡。广东有明显优势，整个80年代和90年代，由于广东先天自然条件优势(邻近香港和澳门)，其享有的优惠政策在全国都处于前列。在开放程度方面，广西与广东相距甚远。
三、结论和建议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率先从东部沿海地区开始的，东部沿海地区因区位条件、基础设施和经济基础较好，吸引了大部分外商直接投资。广西在自然条件、资源禀赋方面与广东并无太大差别，但交通状况、人力资源结构、教育投入、产业集聚、对外开放政策方面却相差悬殊，结果是，在众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两省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数量悬殊。因此，为促进外商直接投资的逐步西进，加大对广西的投资比例，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努力提高广西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能力。
(一)提高广西的产业集聚发展能力。外商直接投资在选择区域时，面临很多不确定的因素，有很大的风险，由此会带来高昂的信息成本。因此，为了规避风险，降低交易成本，往往会投资于那些市场潜力大且稳定、具有各种产业集聚经济效益的地区。广西的工业水平还比较低，工业的发展阶段还处在初期阶段，所以政府在产业集聚方面加强规划、引导非常有必要，尽量避免走弯路，提高企业生产效率，加快产业集聚，为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营造很好的投资环境。
(二)增加教育投入，加快广西区域人力资源积累。外商直接投资一般聚集在人力资源素质较高的地区。通过地区人才的吸收、技术与知识的溢出，地区的人力资本将得到进一步强化和积累。广西现阶段人力资源数量大、增长速度快，但是人力资源的整体素质较差，开发难度大。虽然国家给予广西省的财政性教育投入占广西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从教育投入的绝对量来看，广西的教育投入严重不足。另一个值得重视的状况是广西的人才流失严重。所以，加快广西人力资源积累，加大教育投入，提高人力资源的整体素质，是广西必须要解决的课题。
(三)加快广西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广西的区域市场化水平。改革开放以来，广西地区的基础设施和外商直接投资环境建设取得重大进展。然而，目前还有相当多的问题存在，所以加快广西的基础设施建设，建立更加快速便捷的交通网络，是改善广西外商直接投资环境的重要举措。同时，提高广西的区域市场化水平建设不能停步。由于历史的、自然的和政策上的原因，广西地区现阶段市场化程度低、进程缓慢，目前还处于双重体制的磨合和转轨时期，生产要素难以得到合理流动，资源难以得到最佳配置，从而使产业结构的调整也受到很大限制。所以，现在需要努力培育广西市场，迅速提高广西地区市场化程度的，大力培养以要素市场为核心内容的、包括产品市场和产权交易市场在内的完整的市场体系，加快发展资本市场、劳动人才市场和信息技术市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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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分析篇5
关键词：FDi；西安；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积极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是西安市促进经济发展的一项重要举措，20多年来，西安市采取多渠道、多形式并存方式努力扩大FDi规模并取得显著成效。本文从西安市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现状特点入手，选择经济发展水平、劳动力成本、对外开放水平、基础设施建设四个因素作为主要变量，对西安FDi流入规模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
一、西安外商直接投资的现状特点
1.西安市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不断增加。西安的外商直接投资共分为三个阶段。（1）1985―2005年缓慢增长阶段。十年间，外商实际投资由0.11亿元增长到5.71亿元，平均每年增长0.51亿元，速度落后于国家平均水平。（2）2005―2009年波动增长阶段。2005年由5.71亿元增长到2007年的11.47亿元，增长100.9%，而2008年及2009年投资增长速度只有2.8%和6.3%，波动性大；（3）2010年之后快速增长阶段。2000年、2011年、2012年、2013年外商直接投资增长分别达到28.6%、28%、23.6%、26.3%。总体来说，西安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持续增加。
2.从国民经济行业看，国外对西安的直接投资主要集中于制造业、房地产业，从2008年―2013年，投资额达到615838.9万美元和323389.4万美元，分别占据投资总额的53.3%和28%；其次是批发零售及餐饮业、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供应业、交通仓储和邮政业；对于农林牧渔业投资金额仅有3138万美元。
3.从国家层次看，香港始终是西安的第一大投资来源地，六年投资总额达到601432.2万美元，占西安投资总额（1154580.7万美元）的52.1%；其次是韩国、新加坡、维尔京群岛和美国，达到118880.9万美元、105987.9万美元、85618.1万美元和45720.7万美元，分别占投资总额的10.3%、9.2%、7.4%、4%。其中，韩国成为对西安投资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而澳门、英国、美国、意大利对西安的投资不仅没有增加，反而下降。
二、西安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分析
（一）变量选择及数据说明
1.变量选择
（1）地区经济发展水平Yt：一般来说，经济发展水平越高，FDi的流入量就会越大。本文引用西安市GDp作为衡量标准。
（2）劳动力成本wt：一国选择对外直接投资动机之一在于寻求低成本，劳动力成本作为总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理论上与FDi流入成负相关。本文通过相对劳动工资作为劳动力成本。
（3）对外开放水平opt：一地区对外开放水平越高，说明将会有更多的与外界包括跨国公司在内的交流机会，以便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运用对外贸易依存度=进出口贸易总额/GDp作为对外开放水平指标。
（4）基础设施Rdt、tdt：基础设施作为影响外商投资的间接因素，成为文章不得不考虑的方面。本文引用Rdt（公路运输率=公路运输量/公路里程）、tdt（铁路运输率=铁路运输量/铁路里程）作为基础设施衡量指标。
2.数据说明。本文原始数据来源于《西安统计年鉴》及《陕西统计年鉴》。样本空间为2005―2013年。下表数据为笔者计算所得。
（二）模型选择及结果分析
1.模型选择。根据上述表述，建立影响因素与FDi的模型，为减少异方差而取对数：LnFDit=β0+β1LnYt+β2Lnwt+β3Lnopt+β4LnRdt+β4Lntdt+ut。
根据表计算，回归结果如下：
LnFDit=-8.407+1.665LnYt-1.009Lnwt+0.607Lnopt+0.856LnRdt+0.257Lntdt
2.结果分析。R2=0.9806，说明模型拟合度很好；F2=30.32，表明整体显著。具体分析如下：
（1）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该地区FDi流入规模的最重要因素之一。西安市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FDi将会流入1.665%，与西安实际情况基本保持一致。
（2）劳动力成本与FDi流入呈负相关，即西安工资每增加1%，对于外资吸引能力减少1.009%，与猜想完全相同。
（3）对外开放水平越高，则其外资吸引能力将会越强。根据计量所得，对外贸易依存度提升1%，该地区FDi流入规模增加0.607%。
（4）基础设施越健全，外商越倾向于选择投资该地区。根据计算，公路运输率及铁路运输率每提升1%，则其外资投资规模分别增加0.856%及0.257%，同时表明，对于西安来说，公路的完备程度对FDi更具影响。
三、结论与建议
根据上述实证分析，给予我们如下启示：
首先，为更好地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西安必须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根据2013年全国城市排名，西安市GDp总额达4884.1亿元，人均GDp为5.71万元，分别排名28位、28位，实现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成为西安当务之急。
其次，西安市要积极调整进出口商品结构，扩大贸易规模；同时努力开展文化交流活动，积极走出去，增强国外合作，让世界更好地了解西安。
再次，基础设施的完备程度作为外商投资的重要考虑因素，西安政府要加大市政建设，完善交通网络、通讯网络、水资源状况等一系列基础建设。
目前，中国正处于产业和资本向内陆转移的过渡时期，西安作为西部核心和强头堡城市，必须发挥自身优势，未来在吸引更多外商直接投资中抓取主动。（作者单位：西北政法大学经济学院）
参考文献：
[1]李志军，刘建武：西安市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工作的问题与对策[J]，《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02年第一期。
[2]《西安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
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分析篇6
关键词：FDi；服务业；现状分析；影响机理；政策建议
中图分类号：F1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4428（2016）08-68-03
一、引言
近几年来，随着全球经济的飞速发展，我国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比重占全球外商直接投资的比重越来越大。外商直接投资在给地区的发展带来一定的资本，引进先进的技术，获取一定的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影响了地区的生产力发展。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上海市利用独特的地理优势、政策和人才优势，成为我国的经济强市，国际贸易获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而近年来，服务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也不断增加，对产业结构的调整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本文主要研究的是上海市服务行业吸收外商投资的情况，以及吸收外商投资后对服务业产生的影响。
二、相关概念综述
（一）FDi概念简介
FDi，外国直接投资，是现代资本国际化的主要形式之一，通常我们都采用oeCD和imF两个国际性经济组织对FDi定义。imF定义FDi为：一国的投资者将资本用于别国的生产经营活动，并掌握一定经营控制权的投资行为。oeCD定义FDi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居民和实体与投资者所在国之外的另一个国家的企业建立长期关系，以获得持久利益为目的，并对之进行控制的投资活动。
（二）服务业FDi概念简介
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服务业FDi）可定义为，把所有或部分必要的生产要素转移到国外的服务业，并对这些要素的国外使用进行控制的国际交易方式。为了实现国际服务贸易，服务的提供者和消费者必须发生单向或双向的流动，从而促使生产要素中人员和资本的跨国界移动。通过外商直接投资的方式，建立商业实体，为外国消费者提供服务。由此可见，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也即商业存在形式的国际服务贸易，是服务贸易中的一种重要方式。
三、上海市吸收FDi以及服务业吸收FDi的现状分析
近年来，服务业成为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的重要产业支柱时，全球FDi也不断流向服务业领域。随着我国服务业的全面开放，流入服务业领域的外商直接投资也必将上升。上海市作为中国的经济强市，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各项制度的健全，其服务行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显著增加，而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也不断增加。
从该表分析来看，2011年以来，上海市吸收外商直接投资金额在不断增加，显然上海市充分利用了自身独特的经济优势和人才优势，不断吸收外商直接投资。从服务业总量变动看，2011～2015年，上海服务业实际利用外资总额也呈逐年上升之势，2011年为170.76亿美元，2015年为545亿美元，增长幅度很大。
从结构比重来看，服务业FDi占FDi总量比重占绝对优势，高达89.04%，远远高于工业与第二产业的总和。五年来，服务业利用外资年均额为280.682亿美元，远远超过了工业和第二产业的总和。从增长速度，2011～2015年上海服务业利用外资年平均增长率为43.83%，高于工业和第二产业FDi平均增长速度，也高于FDi总量平均增长速度。
由于2016年的数据只到2月份，所以以2011～2015年的数据来分析。2011～2015年，上海服务业实际利用FDi占FDi总额的比重，由2011年的84.94%上升到2015年的92.46%（见表2），服务业实际利用外资占利用外资的比例总体上不断呈上升趋势。相比较2011年之前10年服务业FDi占比情况，进入2011年以来，这一比例大幅提升，2013和2015年，比重达到了90%以上，这与全球性的FDi流向服务业的趋势相符。
四、FDi对于上海市服务业发展的传导作用
外商直接投资（FDi）对于上海市服务业发展的传导作用，间接作用大于直接作用。FDi的增加，总体上会使得上海市服务业生产力提高，主要表现在以下四点：
（一）强有力的资金支持，使得经济不断增长
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能够直接或者间接地加速服务业内部结构优化升级，进一步提升服务业的规模和水平，产生强有力的催化和牵引作用，从而促进整体经济的增长。服务业的产出对于资本的依赖比较大，外商直接投资给上海地区的服务业带来了大量的资本，资本的流入使得各个行业的持续发展得到保障。
（二）技术的革新，先进的管理理念和营销技术
随着全球信息化进程的加快，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也不可避免地依靠信息技术。外商直接投资作为物化型技术转移的主要形式，已成为国际技术转移和扩散的重要渠道。服务业FDi的发展不断促进新知识和新技术的全球转移，利用现代服务业FDi的技术溢出效应可以提升上海市服务业的技术能力和技术水平，缩短本地的技术与国外先进技术的差距，提高国际竞争力。与此同时，除了资金与技术的引进，还可以引进国外的先进管理理念与营销技术，有助于服务企业形成良好的企业文化和营销模式，劳动者的素质也会得到提高，进而可以提高行业的劳动生产效率，最终促进服务行业的进步，加快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三）增加就业岗位，改善就业环境，提高就业率
随着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服务业提供了越来越多的就业机会，服务业就业比重越来越大，发展服务业降低失业率。虽然服务行业中有些知识密集型行业对就业人员素质要求比较高，外商直接投资不能直接提高就业率，但对于服务业中的劳动密集型行业，比如餐饮业、运输业、物流业等非熟练劳动力方面却有重大影响。随着外商直接投资的不断加大，政府必然会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从而可以改善人们的就业环境。各项设施的齐全必然会对外商具有更大的吸引力，投资不断加大，就会出现更多的就业机会，进而可以提高就业率。
（四）促进整体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增强竞争意识
在吸收外商投资的同时，地区行业竞争压力增大，竞争者们需要提高自己的服务态度，改进服务。在一定程度上，劳动力的整体素质提高，外资服务企业高效的经营运作方式也给上海市服务企业树立了楷模，促进了服务企业危机意识的形成和竞争力的提高。服务业FDi的知识和技术外溢效应以及上海服务企业的模仿、吸收、“干中学”不断促进上海市服务业生产力的发展。
五、建议和措施
（一）加大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力度
1.完善各项基础设施建设。这相当于是硬环境建设，先进完善的基础设施是吸引外资的必要条件。因此，上海市必须要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基础条件，吸引更多的外商直接投资。
2.加强软环境建设。上海市作为中国一大强市，必须进一步完善吸引外资的政策法规，并认真贯彻执行，这样才会吸引更多的外资进入这个地区。
（二）大力发展服务业和服务贸易
通过研究发现，FDi对于上海市服务业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同时逆向作用，上海GDp的增长以及上海服务业的发展也会吸引更多的外商直接投资。从服务业发展中可以看出上海市居民生活水平质量和地区经济发展状况，从而增加了上海市外商直接投资的信心，所以上海市需要进一步发展服务业以及服务贸易，为进一步外商直接投资开辟更广阔的前景。
（三）重视人力技术资本投入
现代服务业是属于知识和技术密集型行业，核心竞争力就是人力资本和技术资本，这对于发展上海市服务业起着关键性的作用。要大力培养和引进服务业人才，不断创新和开发新的技术，同时政府和企业要努力创造良好的环境，制定鼓励人才技术发展的政策，加大人才技术对于服务业发展的投入，进一步促进服务业的发展，进而促进外商直接投资的增长。
六、结论
通过对上海市FDi以及服务业FDi的现状分析，得出上海市FDi以及服务业FDi逐年呈上涨趋势。且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是上海市近年来总外商投资的重中之重，其服务业FDi占FDi总量比重的变化与世界FDi的流向相一致，但是仍然有很大的增长空间。同时，上海市FDi对于服务业的发展有着很大的影响作用。因此，我们应该制定科学合理的引资政策，并设计有效的制度体系，优化服务业外商投资结构，提高服务业利用外资的数量和质量，进一步提升上海服务业的国际竞争力，从而促进上海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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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分析篇7
因此，通过对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oFDi）现状的总结与分析，找出目前我国企业在开展对外投资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全面地了解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oFDi）所面临的阻碍因素，并实事求是结合具体情况与国情来探讨解决方案，进行预防做到防患于未然。这有助于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项目的顺利进行，也有利于我国更好地实施“走出去”的发展战略。把不断提高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水平作为我国强国战略的重要途径之一，是一项艰难而又意义重大的工作，需要我国各类企业、金融机构、特别是我国政府的共同努力和支持。
关键词：
对外直接投资；投资现状；对策分析
中图分类号：F83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ki.1672-3198.2016.08.056
1引言
在经济全球化的当今时代，国际经济联系十分紧密，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也愈加激烈。中国可谓是经济大国，但目前还不能称得上是一个经济强国，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缺乏的是技术与竞争力，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因此，如何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来参与到国际市场的竞争中去，以培养自身的竞争能力，是目前我国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我国政府要积极鼓励企业走出去，让更多的国家和人民了解我们的企业了解我们的产品，提高国际知名度，从而占领更多的世界市场。
但是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起步较晚，发展时间也相对较短，还处于探索期，另外也面对着国内国外诸多阻碍，因此，我们还需要更多方面的支持，还有很多的坎要跨，以保证我国经济能更好更快的发展。所以，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数据进行统计整合，弄清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现状，归纳其在行业、区域、投资方式上的情况，找出存在的问题，并探讨出相关建议，有利于提高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水平，提高政府及企业的重视，从而为我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工作提供更好更有效的指导。
2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现状及特征分析
2.1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发展历程
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起步于1978年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之后，在1979年国务院提出了“出国办企业”的号召，标志着对外直接投资已被列为我国重大发展政策。此后的几十年里，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在内部化理论的指导下，我国企业也纷纷开始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逐渐发展起来，参考已有文献可以归纳为以下四个阶段：
（1）探索阶段（1979年～1985年）。这一阶段处于经济体制改革初期，1979年国务院提出要出国办企业的口号，并出台了一些相关政策。中国一些长期从事进出口贸易的公司利用自身的优势，成为这一阶段对外直接投资的主力军，率先跨出国门进入国际市场。
（2）起步阶段（1986年～1991年）。这一阶段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政府逐步放宽了对外投资主体的限制，扩大了范围，简化了相关审批程序。对外直接投资的投资额及企业数量都逐步增加，并扩展至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投资主体由外贸公司和对外经济技术合作类公司向大中型企业、科研机构、综合性金融机构等扩展；投资行业也由服务业、餐饮业等少数初级行业向资源开发、机械加工装配、交通运输等20多个行业延伸。
（3）快速发展阶段（1992年～2001年）。1992年开始党中央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外贸体制改革进一步加快。政府鼓励和支持国内企业跨国经营，在国外开发能源、开展加工贸易，以便更好的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我国的对外开放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这时期，大中型国有企业迅速壮大，是中国对外投资的主力军。民营企业也开始活跃起来，在对外投资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4）高速发展阶段（2002年至今）。在“十五”规划纲要中，政府正式提出支持鼓励企业利用比较优势投资境外，支持有实力的企业跨国经营及合作开发资源。2002年党中央再次重申要加快我国“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同时陆续放宽了国家对境外投资的管制，不断完善和加强对外投资政策及服务体系。
2.2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特点
（1）外直接投资的规模增长迅速，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快速增长，2014年与吸引外资的规模首次接近。自2002以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年均增长速度达到37.5%。2014年的投资流量是2002年的45.6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规模虽然在迅速扩大，但相对于日、欧美等发达国家而言，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发展水平仍处于较低的水平。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存量也不断扩大，2014年首次步入世界排名前十位。
（2）投资行业多元化，门类齐全，但集中度较高。其中服务业的投资流量及存量都超过了七成。2014年投资存量多于1000亿美元的行业有四个：采矿业、租赁及商业服务业、金融业、批发零售业，这四个行业的投资总量占总额的77.8%，投资存量达到6867.5亿美元。
（3）投资地区多元化，但具有很高的集中程度。我国1.85万家境内投资者虽然广泛分布在全球的186个国家及地区。但2014年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前20的国际及地区存量占总投资额的90%。另外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大量流向中国的香港地区，根据边际产业扩张理论，我们可以认为东道国的区位因素如经济发展水平、对外开放的程度、政策的稳定性等对我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oFDi）具有很大的影响。另外，采矿业的投资除了中国香港以外，主要流向了澳大利亚与欧盟，这表明我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oFDi）具有很大的资源导向性。
（4）境外大型投资项目主要以国企为主，跨国并购将成为主流。我国国有企业由于有政府的大力支持，资金雄厚，竞争力相对较强，因此境外的大型投资项目大多都由国有企业承办。但国有企业也有一个很大的缺陷就是由于与政府挂钩，会引起东道国政府的猜忌甚至是阻挠。在投资进入模式上，简单的建立办公点等方式是最初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方式，继而发展到投资办厂和资源开发等，后又开始采取收购兼并、境外上市、股权置换和建立国际战略合作联盟等对外直接投资方式。
3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结合目前我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现状与对具体投资案例的分析总结，可以看出我国企业的对外投资依然存在许多问题。企业自身实力较弱，缺乏先进的科技与管理经验。投资领域过于集中，缺乏长远意识与创新精神。另外，我国缺乏完善的相关法律体系，政府部门对国内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的支持力度也有待加强。
3.1投资总量和产业结构层次偏低
虽然近年来我国对外投资发展迅速，硕果累累，但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由于起步较晚，还处于探索阶段。2014年中国对外投资量相当于美国的40%，日本的70%，考虑到我国经济整体实力对比其他国家对外直接投资规模来说，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偏低，与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很大的差距。
3.2企业内部要素与能力不足，缺乏必要的核心竞争力
我国企业与欧美发达国家企业相比技术水平偏低，科技创新实力较弱，缺乏跨国管理经验，国际竞争力不足；经营管理模式落后，企业在创建海外经营战略、管理制度等方面缺乏现代化管理经验。另外，国有企业产权结构模糊，境外资产监管松懈，导致对外投资效益较差。这些都是因为我国缺乏一套能适应目前国际竞争需要的完善的企业管理体系和人才培养模式。
3.3投资区域过于集中，且对欧美等发达国家投资不足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步入了全球80%的国家和地区，可以说是十分广泛，但大多数投资都集中于亚洲的中国香港和拉丁美洲的维尔京群岛和开曼群岛等开放的避税区。而对欧美等发达国家的投资随在逐年增长，但总体投资量却较少，这不利于我国市场多元化的实现，也不利于投资风险的分散，对于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及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也十分不利。
3.4国内投资企业经营管理能力不高，缺乏跨国并购经验，成功率低
近年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方式逐渐发展为以跨国并购为主的模式，但回顾之前的并购经历，很多并购由于事后业务整合失败或管理不当等原因而失利。由于我国企业在跨国投资的管理和资本运作等方面缺乏经验，以及对东道国的投资政策、文化背景等缺乏深入的了解，因此我国企业的跨国并购之路一直十分坎坷，成功率也较低。
4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对策建议
4.1制定正确发展战略，打造企业核心竞争优势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我国企业在抓住机遇走出国门的同时也要对国际市场进行充分的考察，根据企业自身情况和国内外发展局势，制定出正确的对外发展战略。不能盲目借鉴他人的成功经验，要结合企业自身特点及市场现状有针对性有选择的制定企业投资规划。要充分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优势互补，在增强企业自身实力的基础上打造企业核心价值体系。更重要的是做好人才战略，积极引入和培养国际型人才，为企业将来的发展储备能源。把人才战略作为对外投资战略的基础。
4.2制定正确的“走出去”发展战略
在开展对外投资活动时，我国企业应该根据我国国情及发展需要来制定正确的对外投资战略。应用发展的眼光来进行对外投资，在投资地区的选择上，应逐步加大对欧美等发达国家的投资力度，将主要投资领域从资源密集型产业转到技术密集型产业，逐步加大对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行业进行投资。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进入发达国家市场，学习其先进的科技及管理经验，培养企业员工的创新意识，充分整合国内外两种资源，提高企业经营效率，促进企业内部结构优化升级。但需注意的是，不能全盘西化，要结合企业实际情况，扬长避短，把西方发达企业的“好的东西”为我所用。
4.3建立健全境外投资风险管理体系
企业开展境外投资活动，除了增强自身条件外，还要建立与其投资项目相对应的风险管理体系，尽量把投资风险降到最低。前期，需要充分全面地了解东道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多个方面的特点，制定出完善的风险评估体系，找出潜在风险，并针对这些风险制定出有效的应急解决方案。为企业的对外投资项目的顺利进行扫除可能出现的障碍，推进投资项目的顺利进行。
5结束语
通过对外投资我国企业可以接触到各国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有利于我国企业自身的提升，也有利于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oFDi对我国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从总体情况来看，我国的对外投资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我国的oFDi发展中仍存在许多问题，再加上目前我国经济处于转型期，因此，还需要政府、社会及企业自身各方面的共同努力，分析我国oFDi的现状，找出存在的问题与隐患，并探讨出相应对策，是更好落实我国“走出去”发展战略所必须要解决的问题。我们应集中各方力量，积极支持我国oFDi的发展，为我国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提供动力。
参考文献
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分析篇8
一、引言
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企业竞争力的逐步增强，尤其是国家“走出去”战略的有效实施，中国企业参与国际投资合作的步伐在近几年逐步加快，对外直接投资快速扩大。美国作为全球经济的领跑者，虽然在金融危机中遭受挫折，但是无论从产业的结构、高新技术行业的发展、还是从跨国公司的数量和质量、全球的影响力等方面看依然是毫无争议的全球经济霸主。因此，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对世界最强经济体之一美国的直接投资，无疑值得我们研究。中国企业对美投资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从理论意义上来看，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中，成熟的理论主要是研究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而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直接投资的理论目前还很不成熟，本课题计划通过对于中国对美国的直接投资现状的研究，期望发现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直接投资产业选择的基准和比较优势。从现实意义上来看，美国对中国的投资和中国对美国的投资，两者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上都存在较大的差异，原因何在，影响因素到底有哪些;相对于美国，中国的产业优势在那里，在对美国进行直接投资时，该投向哪些产业，这些问题都迫切需要解决。
二、文献综述
近年来关于中国企业FDi的研究得到了许多学者的普遍关注，并取得了较好的成果。刘明霞就中国企业对发达国家FDi的逆向知识转移进行了深入地研究，建立了逆向知识转移的分析模型，同时讨论企业FDi逆向知识转移存在的缺陷，并且提出了中国企业克服知识转移缺陷的对策[1]。李平等人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进入方式进行了实证研究。构建了中国企业FDi投资方式选择的分析框架，获得了关于FDi投资方式选择的LoGiStiC模型，得到了不同影响因素对企业采用并购方式的影响。同时，探索了股权结构选择和绩效的联系，并且根据实证分析的结果提出了相应的对策[2]。张树明等人对中国企业FDi海外进入模式的投资绩效进行了实证研究，为中国企业选择合理的对外直接投资模式提供了理论依据[3]。王方方等人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路径选择的相关研究进行了总结，指出了目前中国企业oFDi路径选择是研究的热点，并且同动力机制、战略选择、贸易互动机制、国别比较以及循环回馈机制与主体等层面对中国oFDi路径选择进行了理论和应用探索[4]。翁冉冉从宏观来源视角分析了中国企业FDi政治风险类别，将政治风险划分为四个类别，并且对不同政治风险的表现形式进行了深入地研究，有利于中国企业成功地走向国际化[5]。倪权生分析了中国企业对美直接投资的优势和劣势，找出了中国企业在技术和管理上的不足，通过投资动机和比较优势发现了中国企业在对美投资过程中没有获得高收益的原因[6]。从以上研究成果可以看出，众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中国企业对美国直接投资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在研究上缺乏理论深度，在实证分析数据的选取以及研究变量的确定上存在一些不合理的地方。因此，笔者从定量分析的角度，通过对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的数据进行统计，从而能够分析出中国企业对美直接投资的现状;并且分析出中国企业对美投资存在的主要障碍，最终能够提出中国企业对美投资的对策。
三、基于回归分析的中国企业对美直接投资现状实证研究
(一)中国企业对美直接投资现状
到目前为止，中国企业已经为美国提供了1万个以上的就业机会，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不仅获得了美国市场，同时美国也从中得到了较大利益。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1.对美国直接投资的中国企业主要是民营企业。
根据中国商务部的统计可知，中国2011年对美国直接投资的企业主要是民营企业，在一些州府的中国投资项目大约有90%以上的企业是民营企业。
2.中国对美直接投资的行业主要集中在制造业。
尽管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出现了百花齐放的局面，但是总体的趋势是以制造业投资为主，组装业务仍然是中国企业对美国直接投资的主要业务。
3.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的方式主要采取了“绿地”的投资方式。
绿地投资主要是指跨国公司等投资主体在东道国设立的分公司，该公司必须依照东道国的相关规范和法律，子公司的部分或所有产权属于投资国。相对于兼并收购，绿地投资得到了美国的青睐[7]。
(二)实证研究的设计
实证研究的数据主要来源于美国亚洲协会美中关系中心、基辛格中美研究所以及国际金融数据提供商Dealogic。
变量选取：在财务指标分析法中，选择了五个财务指标：每股收益、资产收益率、净资产收益率、资产负债率和总资产增长率。这五个指标包括了企业的盈利、经营、发展以及偿还债务几个方面的能力。为了能够有利于分析中国企业对美投资前后的业绩，建立了一个综合评价函数，从而把这五个财务指标综合为一个整体分，接着，再比较不同年度的综合得分，从而能够对上市公司的绩效进行判别。主要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对财务指标进行统计，选取几个主成分，将不同主成分的方差贡献率作为权值，并且和相应的主成分相乘从而可以形成综合评价函数，可以表示为如下的形式[8]：
从表1可以看出，公告日所有样本公司和分别采取绿地投资和并购对美国直接投资方式的样本公司均具有显著正的超额收益率，相应的统计结果为1.3265%，0.8745%和1.3855%，相对于采取绿地投资方式的样本公司，股票市场对以采取并购的样本公司具有更高的反应。然而，根据数据统计结果，所有样本公司中仍然包括大约40%的样本公司在公告日得到的收益率为负值，尤其对于以采取绿地投资的样本公司大约有50%以上的样本公司获得了负的收益率。公告日次日所有样本公司和采取并购对美投资的样本公司获得超额收益率均为负，采取绿地对美直接投资模式所得到的超额收益率为正，但是相应的统计结果不够显著。
对于所选的全部样本公司、采取绿地投资的样本公司以及采取并购的样本公司对美国直接投资前后不同样本集中对美国直接投资前后的窗口期累积平均超额收益率(CaaR)见表2。
(四)实证分析的原因探究
从短期的层面分析，虽然并购方式的FDi能够为美国带来国外投资，但是并购方式无法提高生产资本存量，但是绿地投资能够提高生产资本存量。并购方式转移新的技术或技能可能性不大，同时有可能使当地生产或者研发降级，但是绿地投资不会直接降低美国的技术和技能。如果采取并购投资方式，不能增加就业机会，相反会引起企业的裁员，绿地投资能够创造就业机会。并购方式能够加强东道国的集中并导致反竞争的后果，而新建能够增加现有企业的数量，不能直接增加市场集中度。
从长期的层面来分析，并购通常伴随着外国收购者的进一步投资，当被收购企业的相关关联得到加强，并购能够增加就业机会。并购和绿地FDi为美国提供资源补充，例如，管理方式、生产模式以及营销方式等。从美国的视角分析，需要FDi的主要原因是由于FDi可以在新领域增加资本，进而能够实现美国经济的多元化。总之，在并购投资中，已有资产从所有者转向至美国所有者，对于绿地投资，具备现实的直接投资资本，或者效益资本产生了跨国流动，所以，在美国，跨国企业的资产从理论角度上讲是新创造的。目前，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化，绿地投资在FDi中的比率有一定降低，跨国并购正在成为中国企业对美国投资的直接投资手段，并且日益显著。
四、中国企业对美投资的对策
(一)选择恰当的对美直接投资方式
中国企业对美直接投资应该选择恰当的投资方式，并且结合自身的特点选择合理的投资规模。如果中国企业不追求投资和回报的对等，并购的投资方式相对于绿地投资更容易导致政治敏感问题[9]，因此，在合理的范围内，中国企业应该尽量选择绿地的对美直接投资方式，并购方式不应该成为首选，中国企业应该防止具有侵略性交易的并购。中国企业通过绿地投资方式可以避免更多政治问题的发生。
(二)中国企业应该选择合理的方式进行对美并购
中国企业以并购的方式对美直接投资时应该采取比较合理的方式，尽可能地降低人们对掠夺性投资和关键技术转移的担心，从而可以顺利地通过美国对外投资委员会的审查，从而能够有利于中国企业对美直接投资的顺利发展。
(三)中国企业可以采取合资的方式对美直接投资
中国企业可以多采取一些合资的方式对美直接投资，从而能够使中国企业更好地掌握先进的经营方式和高水平技术，降低股权风险，避免资金约束。随着中国企业对美国直接投资规模的不断增大，中国企业可以选择较好的合资方式，例如，购买股权、兼并等。
五、结论
在财务指标分析法中，选择了五个财务指标：每股收益、资产收益率、净资产收益率、资产负债率和总资产增长率。这五个指标包括了企业的盈利、经营、发展以及偿还债务几个方面的能力。为了能够有利于分析中国企业对美投资前后的业绩，建立了一个综合评价函数，从而把这五个财务指标综合为一个整体分，接着，再比较不同年度的综合得分，从而能够对上市公司的绩效进行判别。通过实证研究可以看到，所有样本公司中仍然包括大约40%的样本公司在公告日得到的收益率为负值，尤其对于以采取绿地投资的样本公司大约有50%以上的样本公司获得了负的收益率。公告日次日所有样本公司和采取并购对美投资的样本公司获得超额收益率均为负，采取绿地对美直接投资模式所得到的超额收益率为正，但是相应的统计结果不够显著。从以上结果知，采取绿地投资方式的样本公司对应的累积平均超额收益率大于采取并购投资方式的样本公司，但是并不显著。
中国企业对美国直接投资具有较好的发展前景，可以获得较好的收益。但是，中国企业对美国直接投资的过程中将遭遇众多障碍，主要包括：美国政府为了“国家安全”所进行的严密审查;美国政府的反垄断政策以及一些制度性因素。为了能够克服重重障碍，确保中国企业对美国直接投资能够顺利进行，可以采取相应的对策：中国企业应该尽量避开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眼中十分敏感的行业;中国企业在对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投资中，应该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充分利用自身的优势条件;中国政府应该从不同角度制定出相应的政策。中国企业对美国直接投资不仅有利于中国各类企业长足的发展，而且也有利中国宏观经济的发展。因此，中国企业应该积极地开展对美国直接投资，结合中国企业对美国直接投资的现状，采取有效的措施克服重重障碍，最终开创一个良好的局面。
[1]刘明霞.中国企业对发达国家FDi的逆向知识转移[J].经济管理，2009，31(3)：139-147.
[2]李平，徐登峰.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进入方式的实证分析[J].国际经济合作，2010，(5)：85-93.
[3]张树明，徐莉.中国企业FDi的海外进入模式及其投资绩效的实证研究[J].山东大学学报，2008，(6)：130-136.
[4]王方方，陈恩.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路径选择研究述评[J].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10，26(1)：25-29.
[5]翁冉冉.中国企业FDi政治风险类别分析[J].现代商贸工业，2010，(8)：24-25.
[6]倪权生.中国企业对美投资的战略和管理分析[J].现代管理科学，2011，(4)：75-77.
[7]张为付.影响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因素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2008，(11)：130-140.
[8]王凤彬，杨阳.我国企业FDi路径选择与“差异化的同时并进”模式[J].中国工业经济，2010，(2)：120-129.
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分析篇9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中国经济
外商直接投资简称FDi，它是指是一国的投资者(自然人或法人)跨国境投入资本或其他生产要素，以获取或控制相应的企业经营管理权为核心，以获得利润或稀缺生产要素为目的的投资活动。外商直接投资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热点问题，因为它无论对本国还是东道国的经济发展都具有显著的影响。它对本国的经济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引进先进的技术，先进的商业模式和管理模式。第二，给大量闲置的劳动力创造了就业机会，使就业的结构更加完善。第三，使投资增加，资本的流动性增强。第四，增加出口贸易，发展我国的优势产业，进而提高国际竞争力。第五，提高环保意识，注重环境保护问题。
鉴于外商直接投资有着这么积极的作用，以及外商直接投资一直被认为是各国解决资金不足的主要途径，各国对外商直接投资都非常重视，并采取各种激励措施来吸引外商投资者。当然中国也不例外，本文主要想阐述的是FDi对我国经济的影响。中国一直以来实施了很多优惠的政策来吸引外资，比如低价供地，减免税收等，作用是相当显著的。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已逐渐发展成为吸引外商投资最多的国家之一。随着外资的逐渐增加，FDi对我国经济的影响相当显著。目前一些学者对FDi对中国经济影响的分析很多，虽然他们在研究的方法和使用的模型各不相同，他们研究使用的数据也不相同，但是他们所得出的结论没有本质的区别，都认为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经济的增长存在着正相关关系。下面分别从宏观经济、技术转移、对外贸易等等角度进行介绍。
从宏观经济的角度，黄华民(2000)重点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影响，分别对FDi的经济增长的效应，资本的形成效应，就业效应，贸易与国际收支的效应四个方面进行了论述。王成岐，张建华（2002）运用1990-1998年得数据建立计量模型，分析FDi与中国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得出了两个结论：一是国外投资与国内投资都对经济增长有重要的影响。二是东道国的各种状况，尤其是经济政策因素对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经济之间的关系有着很深远的影响。
从技术转移的角度，李雪辉，许罗丹（2002）使用深圳地区与珠海，东莞的数据进行了分析，发现外商直接投资的引入与中国工资水平的增加存在着正相关关系，证明了FeenstraandHanson(1997)的结论即外商直接投资向某个地区集中流入会对该地区的劳动力市场产生很大的影响，会提高当地的熟练劳动力的工资水平，进而提高当地的平均工资水平。金祥荣，李有（2005）利用协整技术对FDi与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发现它们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关系，FDi是全要素生产率的原因，FDi的流入带来先进的技术，从而提高本国的技术水平。赵玉娟（2011）使用2002-2008年中国17个省市的面板数据，运用eViewS6.0分析了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的经济增长的作用。发现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的技术进步效应主要是通过提高自身外资企业的要素生产率的相对优势来实现的,没有产生技术外溢。还发现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的经济增长有负的综合技术进步效应,没有促进作用。
从对外贸易的角度，李永军(2001)认为传统的衡量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时，没有考虑到进出口在经济运作中的作用以及之间的影响，从而低估了进出口对经济的贡献。所以他对传统的衡量方法进行了修正考虑了出口对消费与投资的影响。wandaandthreas(2002)分析了中国由于具有低廉的劳动成本、庞大的市场机会、完善的基础设施，优惠的政策等优势从而吸引了大量的外商投资者。FDi又使中国生产率提高，就业与出口增加。陈淑芸（2006）通过从东道国与投资国的角度对国内的一些理论进行归纳，利用1983-2005年的时间序列数据从投资的行业，投资的来源，投资的方式以及投资角度的变化等角度来分析外商直接投资的现状以及结构特征。接着又运用了协整检验，Granger因果检验，检验了FDi对中国经济增长和对外贸易产生的影响。分析发现FDi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有促进的作用，外商直接投资带动了进出口贸易的发展，同时进出口贸易也促进了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
从其他角度来看陈浪南（2002）从总供给的角度出发，利用1991-1998年的数据，对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经济增长进行了研究，发现FDi存量的增长率与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存在着相关性，FDi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在逐年地增加，1991年以前贡献较小，1992年以后贡献较大。沈坤荣，耿强（2001）对1987-1998年中国29个省，市和自治区的相关数据采用panelData进行了分析，在处理联立方程组时采用似然不相关回归(SeeminglyUnrelatedRegression,SUR)方法进行检验,得出FDi在某一区域的比重对人均GDp作用显著，我国某地区的FDi年流量相对于其当年经济规模的比例每增加1%,相应的人均GDp就将增加027%。余永定（2004）比较粗略地分析了FDi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主要通过以下途径，即创造了就业的机会，贸易的扩张，引进先进的技术等。王凯（2007）通过对1985-2003年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以及直辖市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和1995年-2006年季度的时间序列数据，运用VaR模型、Johansen协整分析、脉冲响应函数、格兰杰因果检验、对FDi与中国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出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并且人力资本与外商直接投资共同作用比外商直接投资单独对中国经济作用更显著。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的增长外溢效应存在一个“门槛”，中国的东部与中部已经跨越了这个门槛，而西部没有。FDi国内的投资与中国的经济增长存在着单向的因果关系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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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成歧,张建华,安辉.外商直接投资、地区差异与中国经济增长［J］.世界经济,2002,(4):1523.
［3］余永定.FDi对中国经济的影响［J］.国际经贸评论,2004,(3):2933.
［4］黄华民.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宏观经济影响的实证分析［J］.经济评论,2000,(6):2932.
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分析篇10
【关键词】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投资效应；中国；东盟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区域经济一体化速度逐渐加快，促使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等发达国家组成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这些一体化程度不同的组织都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各自国家贸易、投资及经济的增长。2002年11月《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正式签署，提出了中国与东盟加强和增进各缔约方之间的经济、贸易和投资合作,逐步实现货物和服务贸易自由化，并创造便利的投资机制等内容在内的16项条款。随后在2004年11月签订了《货物贸易协议》，而2009年8月签订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投资协议》标志着主要谈判结束，经过10年的努力，这个涵盖19亿人口、6万亿美元国民生产总值、4.5万亿美元贸易额的有发展中国家建立的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贸易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在2010年1月1日正式建立。
一、自由贸易区背景下中国与东盟相互投资现状
CaFta的建立不仅促进了双边贸易额的增长，而且也促进了双边投资额的增长。据统计，从2003年到2009年，东盟对中国实际年投资额从29.3亿美元增长到46.8亿美元；同时中国对东盟的实际年投资额从2.3亿美元增长到26.98亿美元，增长超过12倍。到2010年，东盟对中国直接投资为63.2亿美元，同比增长35.2%；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25.7亿美元，可以看出中国与东盟之间的相互投资发展很不平衡，东盟对中国的投资额远大于中国对东盟的投资，但是我们同时可以看到从2003年到2010年自贸区全面建设时期，中国对东盟的投资增长率（12倍多）明显高于东盟对中国的投资增长率（1倍多）。这种增长形式也在一定程度上了东盟国家关于自贸区建设时期的中国和中国投资黑洞论。
二、自由贸易区背景下中国对东盟投资效应分析
美国学者金德尔伯格1966年借鉴瓦尔纳（1950）的区域一体化的贸易创造学说和贸易转移学说提出了投资创造和投资转移理论，根据这一理论，CaFta的建立不仅可以带来投资的转移，而且也可以为区内各国带来更多的投资。
1．投资创造效应。（1）区外对区内的投资创造效应：CaFta的建立，成员国之间将进一步取消关税最终实现零关税，这是对区域内的关税政策，对区域以外的国家，成员国仍然保持以前的高关税。这就使得区域外的国家和地区的跨国公司在本区内的竞争力相对降低甚至有的完全丧失竞争力，这样区域外的跨国公司难以在于区内企业的竞争中取胜。所以它们只能选择对自贸区进行直接投资，在区内设立企业，进入区内市场。同时这11国的统一大市场使得区外国家和地区更愿意对区内进行直接投资。所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必然会加剧区外对外直接投资的进入。（2）区内对区内的投资创造效应：CaFta的建立，使得区域内的劳动力、资本、技术性人员以及其他生产要素等能在区域内各成员国之间自由流动；同时各种阻碍成员国资本流动及投资活动的管制相继取消，而且还会建立便利的投资机制和颁布相关政策来鼓励成员国之间相互投资，这些将会促进各成员国之间相互直接投资。
2．投资转移效应。（1）区外对区内的投资转移效应：区外对区内的投资转移是指，流入区内的对外直接投资是从区外各国潜在的投资接受国转移而来，或者说世界投资总量没变，只是在各国之间重新分配，对自贸区内各成员国的外国直接投资增加导致对区域外国家和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的减少。这是由于自贸区的建立地高了该地区的所有权优势和区位优势，这样会增加扩大型和垂直一体化型的区外市场直接投资的增加，所以带来了区外对区内的投资转移效应。（2）区内对区内的投资转移效应：自贸区使得区内各成员之间的投资布局发生了变化，流入某成员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是从区内其他潜在的成员国转移而来，或者说区内相互间投资总量没变，只是投资在区内各国重新分配。
综上所述，CaFta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整个区域内的区位优势和所有权优势，从而将促进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入，即投资创造效应大于投资转移效应，总的投资效应为正。针对这一现象，我国政府应该继续推行相关鼓励政策，加强自身对外直接投资的输出与输入。
参考文献
[1]范新华．《CaFta框架下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的现状分析》．《商业经济》．20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