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弈论与运筹学篇1
摘要：在借鉴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从投资和筹资视角系统梳理了博弈论在财务管理实践的应用。本文基于若干基本假设，分别构建了管理者收购和股利信号传递的不完全信息下的动态博弈模型。通过对博弈模型的均衡求解，分析了管理层和投资者的最优策略，并提出相关建议。
关键词：管理者收购；股利信号传递；博弈论；筹资；融资
博弈论的诞生始于1928年，冯・诺伊曼和奥斯卡・摩根斯坦在《博弈论与经济行为》一书中系统化的阐述了该理论。通常用一定的模型对博弈的双方或多方间的相互作用进行研究，并解决其利害冲突。博弈中的主体不仅要考虑个体的预测行为和实际行为，而且要考虑其他主体的预测和实际行为，并找出最优化的均衡策略。两种比较重要的博弈类型是“合作博弈”和“非合作博弈”――这两者之间主要区别在于博弈的主体之间是否存在一个具有约束力的协议，如果存在则为“合作博弈”，反之则为“非合作博弈”。
财务管理是指在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及方针政策的前提下，为完成企业特定的财务目标而进行的包括购置资产、资金运营、利润分配等行为。只有加强财务管理企业才可以健康稳定的发展，才能不断提升企业的抗风险能力，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目前，国内外对于财务管理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研究由表及里层层深入。信息经济学和博弈论的思想在企业财务管理中的运用也慢慢增多，但是一般学者仅仅运用简单的博弈思想或博弈方法，对于多阶段博弈则因为其理论和假设过于复杂而被舍弃。对于单次博弈的运用，财务管理涉及的内容较广，本文将基于投资和融资视角研究博弈论在财务管理方面的应用，在投资方面以管理者收购模型为例，在筹资方面以股利信号传递模型为例。
一、博弈论在企业财务管理投资方面的应用
管理者收购行为也称企业合并是博弈论在投资管理中的重要应用之一，管理者收购最初于20世纪80年代在美国产生，与资本主义的周期性金融危机息息相关，而金融危机也就通过连锁反应导致了严重的财务危机。管理者收购行为也随之应运而生，使得管理层通过公司的大量举债，增加财务杠杆向股东购买股票，最终完成收购兼并，改善企业的财务运营状况。近年来，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管理层收购的行为也日益频繁，从2001年宇通客车，到2002年的水井坊、恒源祥，再到2012年格力空调的管理者收购，越来越多的企业通过管理层收购解决了财务危机，提振了企业经营状态。而从管理层收购的本质上看，就是资方与收购方的动态博弈过程，管理层收购的成功直接取决于两者在博弈过程中是否能够形成“纳什均衡”。长期以来，在管理层收购的过程中，资方与收购方把大量的精力投入到利益的平衡和妥协过程中，因此，在博弈论的背景下，从财务的角度对管理层收购行为进行探索具有重要意义。
博弈关系是企业管理层收购过程中最重要的交易关系，资方与收购方是企业管理层收购过程中最主要的“局中人”、“聪明人”和“理性人”，双方在博弈的过程中都在追求着自己利益的最大化。资方与收购方存在着以下的策略组合，即：被收购方存在着“合格”与“不合格”两种策略，而收购方则存在着“严格审查”与“不严格审查”两种策略。双方达到“纳什均衡”的前提条件是在收购方严格审查的情况下，被收购方必须合格，在收购方不严格审查的情况下，被收购方无论合格与否都会达成交易。倘若收购方不合格，那么就会出现收购方单方收益的情况，而收购方的收益全部来源于资方的损失。在资方与收购方的博弈过程中，假设收购方严格审查和不严格审查付出的成本分别为a和B，交易成功后合格和不合格的企业获得的收益分别为X和Y。其中X>a>B>Y>0且Z>0，从而得出两者的博弈矩阵如下：
对于此博弈矩阵而言，视Y与a+B的关系不同可能存在多种或者不同的纳什均衡，当Y≤a+B时，收购方会不严格审查，而被收购方无论是合格还是不合格都会得到收入Z；当Y>a+B时，会出现一个纳什均衡，结果就是收购方不严格审查，而被收购方合格。在此博弈模型的引导下可以最大程度的降低交易成本。
二、博弈论在企业财务管理筹资方面的应用
博弈论在企业筹资管理中的重要表现之一就是股利信号传递理论。在信息不对称的有效资本市场中，上市公司通常通过利润分配、股利分配和融资预算通告等方式向市场传递公司的内部信息，但是不少学者认为利润是容易企业管理者控的，因此，相比于传统的利润指标股利信号的传递更具有有效性和可信性。JohnLinter于1956年发表的《公司收入的分配――股利、留存收益和税收》一文中是首次用实证方法研究了股利信号传递模型，并且建立了有关公司收入分配的理论模型。该理论是建立在放松条件下mm股利无关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该理论是以有效市场理论为基础，理论认为公司内部管理层与投资者信息是不对称的，在这种资本市场的信息不对称情况下，公司可以通过股利政策传递给公司一种盈利能力，这种信息的传递被认为是股利信号传递理论。公司对于股利分配是认真和谨慎的，只有当公司预期未来的收入能够达到相对高的一个水平时，公司便会选择提高股利支付；同理，股利的减少也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会发生。并且，公司内部管理层是最了解公司的盈利和发展状况，只有公司内部发出一个信号，投资者才会做出反应。这样，投资者就可以通过公司股利的分配情况来预测公司的盈利能力，当公司股利支付水平提高时，投资者会认为公司未来的盈利水平会提高，既而投资者会增加对此股票的持有量；相反，公司股利支付水平降低时，投资者会认为公司未来的盈利水平在下降，公司遇到一定的困难；会减少对此公司股票的持有量。但是公司在了解了信号传递理论的时候，同样可以通过股利支付诱导投资者购买或者抛售股票，因此该博弈模型比较复杂可以认为是不完全信息下的动态博弈。
在博弈过程中，根据信号传递理论可以做出如下假设，当公司经营成功时，公司的市场价值会增加，此时投资者持有或者购买股票会得到收益a，反之则损失收益a；相反，当公司经营失败时，投资者持股或购买股票时会损失a，反之抛售股票则会避免损失a。对于公司而言，包含三种相关成本，首先高股利政策会比低股利政策多支付成本B，其次投资者增加股票会降低公司控制权，此成本定义为C，最后当公司经营成功时企业融资得到的收益为X，当公司经营失败时企业融资得到收益为Y，由于当公司经营失败时，现金流对于企业更加重要，因子可以认为Y>X，同时a、B、C大于0，此外公司经营成功和失败的概率分别为p和1-p，综上得到博弈矩阵如下表2和表3所示：
对于该模型求解由于存在信息不对称，而且企业存在先动优势，所以需要用到精练的贝叶斯纳什均衡求解，首先在公司经营成功的时候，如表2所示，其纳什均衡为董事会采用低股利政策，而投资者购买股票；当公司失败的时候，如表3所示，投资者会抛售股票，而董事会采用低股利政策。但是在这两种情况下投资者都会取得收益，然后董事会并没有得到利益最大化，因此董事会在投资者信息部队称的情况下，通过股利政策去操控投资者，使其利益最大化。即当公司经营成功时，董事会会增加公司控制权，而增加债权融资，因此企业会实行低股利政策，而投资者接收到信号时抛售股票，进而丧失其应获得收益；相反，在公司经营失败时，董事会倾向于融资，因为融资会增加现金流，所以董事会会采取高股利政策，诱导投资者持有或者购买股票，这样又会使投资者蒙受损失。综上，投资者需要识别董事会的鼓股利行为，并且结合公司经营成功和失败的概率去选择适当的投资方案。
三、结论
投资和筹资是财务管理的两个重大组成部分，而博弈论的思想和方法也正在越来越多的应用在财务管理中。从管理者收购的本质上看，就是资方与收购方的动态博弈过程，管理层收购的成功与否直接取决于两者在博弈的过程中是否能够形成“纳什均衡”。在博弈过程中，只有通过促进“资方不严格审查和收购方合格”这一帕累托最优策略组合的形成才可以最大化的实现企业价值的提升。在筹资活动中，管理者可以利用信息不对称和先动优势去获得筹资效益最大化，而投资者则需要见机行事，避免取得损失或者获得投资收益。总之，博弈论的思想在财务管理中应用广泛，作为公司的财务管理工作者应该更好的学习和应用博弈思想以满足既定的目标。（作者单位：贵州大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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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陈抗，郁明华.基于博弈论视角的企业技术创新行为[J].现代管理科学，2006（1）.
博弈论与运筹学篇2
关键词:纳税理性;偷逃税;税务筹划
“理性经济人”是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假设,企业作为市场经营的利益主体,其目标是追求企业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因此,企业自然希望能少纳税甚至不纳税,总是想方设法减轻自己的税收负担。在法制不完善的税收环境下,这种动机往往演变为违法的偷逃税行为。随着我国税收法制建设的进一步完善和税收征管水平的提高,偷逃税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遏制,纳税人开始转向运用科学的税务筹划手段合法减轻自己的税收负担。作为不同的利益主体,企业纳税人追求的是税后利润的最大化,而税务机关则尽可能保证国家税款的应收尽收和及时征缴入库。因此,企业纳税人与税务机关税收征纳的博弈客观存在,只是在不同税收环境下两者之间的策略选择存在一定的差别。
一、企业偷逃税与税务机关的博弈分析
假定企业纳税人欲通过偷逃税手段减轻税负,模型中只考虑税务机关行为对企业偷逃税行为的影响,此时的博弈双方是企业和税务机关。博弈模型的建立:局中人(1)企业,局中人(2)税务机关。博弈双方的策略:企业为偷逃税或不偷逃税也不筹划,税务机关为税务查获或未查获。这里仍作如下假设:偷逃税款额为t,被税务机关查获的概率为p,查获后应补缴税款为t,加收滞纳金并处罚金为C32,查获后用于寻租以减轻处罚的支出为F,因此影响预期收益的因素有t、p、C32、F(为研究上的方便,这里不考虑企业开展偷逃税行为的额外成本支出,如设置两套账成本、心理成本等)。根据假设条件分析得出企业纳税人的得益矩阵,如图1所示[1]:
从可以分析得出,纳税人的预期收益为:
U=t×(1-p)+(-C32)×p
=t(1-p)-C32×p=t(1-p)-λt×p
=t[1-(1+λ)p]
其中税收处罚率λ=C32/t,当t[1-(1+λ)p]>0,即(1+λ)p<1的情况下,纳税人将获取偷逃税收益U>0,此时企业就有了偷逃税的经济激励;但企业并不一定选择偷逃税行为,其具体行为的选择取决于纳税人的依法纳税意识和税法遵从度[1]。
当t[1-(1+λ)p]<0,即(1+λ)p>1的情况下,纳税人偷逃税收益U<0,此时企业偷逃税行为是不经济的,但企业不一定选择不偷逃税。这里需要考虑一个特殊因素——税务寻租,当不存在税务寻租途径时,由于偷逃税的预期收益小于零,企业不会选择完全不经济的偷逃税行为;当存在税务寻租途径,企业的具体行为选择取决于寻租支出F和逃税支出t+C32之间的关系。若F>t+C32,则企业纳税人不会选择偷逃税行为,若F具体来说,在税收处罚率λ既定的情况下,当查获概率p<1/(1+λ)时,企业的理性纳税行为是偷逃税行为;当查获概率p>1/(1+λ)时,企业的理性纳税行为是纳税遵从,但在存在税务寻租的特殊情况下企业的纳税遵从也有可能转化为偷逃税行为。在企业偷逃税行为被查获的概率p既定的情况下,当税收处罚率λ<(1-p)/p时,企业倾向于偷逃税的理性纳税行为;当税收处罚率λ>(1-p)/p时,企业倾向于依法纳税。因此,为有效遏制纳税人的偷逃税行为,税务部门应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加大税收稽查力度,二是加大税收处罚力度,提高违法行为的查获概率和税收处罚率,从而促使纳税人依法纳税。
二、企业税务筹划与税务机关的博弈分析
严格意义上讲,税务筹划是符合国家立法意图的一种合法行为,但这种“合法性”客观上还需要税务行政执法部门的“确认”,而在这一确认过程中客观存在着税务行政执法的偏差,使得企业税务筹划的成功与否存在很大程度的不确定性。对企业和税务机关来说,二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主要表现在企业无法准确预测税务机关对企业税务筹划行为的认定态度,税务机关也不可能完全掌握企业所有真实的纳税信息[2]。因此,企业纳税主体与税务机关成为非完全信息博弈下的双方主体。
假定企业所处的环境是一个稳定的经济环境,则企业优先选择开展税务筹划,模型中只考虑税务机关行为对企业税务筹划的影响,此时的博弈双方是企业和税务机关[3]。博弈模型的建立:局中人(1)企业,局中人(2)税务机关。博弈双方的策略:企业为筹划或不筹划,税务机关为税务稽查或不稽查。这里仍作如下假设:企业开展税务筹划的直接成本为C1,机会成本为C2,税务筹划被税务机关认定为违法行为的风险成本即加收滞纳金和税收处罚的金额为C32;企业税务筹划的节税利益为t;税务机关进行税务稽查的稽查成本为C。
当企业选择了开展税务筹划,税务机关具有进行税务稽查或不进行税务稽查这两个选择。当税务机关不进行税务稽查时,企业的收益函数为U=t-C1-C2;当税务机关进行税务稽查时,如果认为企业的税务筹划是合法的,此时企业的收益函数为U=t-C1-C2;如果认为企业的税务筹划是违法的,此时企业的收益函数为U=-C1-C2-C32[4]。
由于受税收征管力量和水平的影响,税务机关客观上并不对每个企业开展税务稽查。假设企业估计税务机关开展税务稽查的概率为p1,不开展税务稽查的概率为1-p1;税务机关开展税务稽查的情况下,对企业税务筹划“合法性”的认定概率为p2,对企业税务筹划“非合法性”的认定概率为1-p2,则企业开展税务筹划的期望收益为:
U=(t-C1-C2)×(1-p1)+(t-C1-C2)×p1×p2+(-C1-C2-C32)×p1×(1-p2),企业不开展税务筹划的期望收益为:U=0。
(一)税务机关的策略选择
尽管税务机关开展税务稽查的目的在于严格税收征管,监督企业依法纳税,现实中并不一定遵循成本收益原则,但为了研究上的方便,这里假定税务机关也是理性经济人,在选择税务稽查时遵循成本收益原则。当企业开展税务筹划时,税务机关开展税务稽查的期望收益为:U=-C×p2+(t+C32-C)×(1-p2);税务机关不开展税务稽查的期望收益为:U=0。当企业不开展税务筹划时,税务机关开展税务稽查的期望收益为:U=-C;不开展税务稽查的期望收益为:U=0。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当企业开展税务筹划时,只有当税务机关的期望收益U=-C×p2+(t+C32-C)×(1-p2)>0,即p2<(t+C32-C)/(t+C32)时,税务机关应选择税务稽查策略;当企业不开展税务筹划时,税务机关应采取不稽查策略。
(二)企业税务筹划的一般策略选择
当税务机关开展税务稽查时,若企业估计税务机关对企业的税务筹划认定为合法时,企业将选择筹划策略以取得税收收益,此时企业税务筹划的期望收益为:U=t-C1-C2,且U>0;若企业估计被认定为违法行为时,企业将选择不筹划策略,此时企业税务筹划的期望收益为:U=-C1-C2-C32<0。即当税务机关开展税务稽查情况下,企业的收益函数:
p2>(C1+C2+C32)/(t+C32),
此时企业应选择开展税务筹划策略;当税务机关不开展税务稽查时,因为t-C1-C2>0,企业应选择税务筹划策略。只有当企业开展税务筹划的期望收益:
p1×(1-p2)<(t-C1-C2)/(t+C32),
此时企业选择税务筹划策略。
结合前面对税务机关与企业税务筹划的策略选择分析,只有当(C1+C2+C32)/(t+C32)
三、企业特殊策略选择的经济博弈分析
这里的特殊策略选择是指企业纳税人在一定的外部环境下,为减轻税收负担所选择的合法筹划或非法筹划,即选择合法的税务筹划行为还是违法的偷逃税行为[5]。假定在相对稳定的税收环境下,企业欲通过一定手段减轻自身税负,模型中只考虑税务机关行为对企业行为选择的影响,此时的博弈双方是企业和税务机关。博弈模型的建立:局中人(1)企业,局中人(2)税务机关。博弈双方的策略:企业为偷逃税或税务筹划,税务机关为税务稽查或不稽查。
这里仍作如下假设:节税额为t,税务机关的稽查概率为p3,并假定企业的偷逃税行为一旦稽查即被查出,而企业的税务筹划行为被认定为合法;偷逃税被查获后应补缴税款为t,加收滞纳金并处罚金为C32,企业开展税务筹划的直接成本为C1,机会成本为C2。因此影响偷逃税行为预期收益的因素有t、p3、C32,影响税务筹划行为预期收益的因素有t、C1、C2(这里不考虑企业开展偷逃税行为的额外成本支出,也不考虑现实中可能存在的税务寻租成本)。为研究上的方便,现引入三个相对率指标反映这些不同的影响因素:一是税收处罚率λ,即λ=C32/t;二是税务筹划节税成本率δ,即δ=(C1+C2)/t,三是税务稽查概率p3。可以分析得出纳税人偷逃税的预期收益为:
U1=t×(1-p3)+(-C32)×p1
=t(1-p3)-C32×p3
纳税人税务筹划的预期收益为:
若U2=(t-C1-C2)×(1-p3)+(t-C1-C2)×p3=(t-C1-C2);
则U1-U2=(C1+C2)-(t+C32)×p3。
当U1=U2,即:
(C1+C2)-(t+C32)×p3=0时,企业采取偷逃税行为与开展税务筹划行为取得的预期收益是一致的。对该式进行调整分析,两边均除以t,则得出δ-(1+λ)p3=0。在λ和p3既定的条件下,当U1-U2>0,即税务筹划节税成本率δ>(1+λ)p3时,企业偷逃税行为的预期收益大于开展税务筹划的预期收益,此时企业的最佳选择是偷逃税行为;当U1-U2<0,即税务筹划节税成本率δ<(1+λ)p3时,企业开展税务筹划的预期收益大于偷逃税行为的预期收益,此时企业的最佳策略选择是开展税务筹划。因此,企业应尽可能降低税务筹划节税成本率,以提高税务筹划行为的经济效益。
在δ和p3既定的条件下,当U1-U2>0,即税收处罚率λ<(δ-p3)/p3时,企业偷逃税行为的预期收益大于开展税务筹划的预期收益,此时企业的最佳选择是偷逃税行为;当U1-U2<0,即税收处罚率λ>(δ-p3)/p3时,企业开展税务筹划的预期收益大于偷逃税行为的预期收益,此时企业的最佳策略选择是开展税务筹划。因此,税务机关应加大税收处罚力度,遏制纳税人的偷逃税行为,促进企业开展合法的税务筹划行为。
在δ和λ既定的条件下,当U1-U2>0,即税务稽查概率p3<δ/(1+λ)时,企业偷逃税行为的预期收益大于开展税务筹划的预期收益,此时企业的最佳选择是偷逃税行为;当U1-U2<0,即税务稽查概率p3>δ/(1+λ)时,企业开展税务筹划的预期收益大于偷逃税行为的预期收益,此时企业的最佳策略选择是开展税务筹划。因此,税务机关应加大税务稽查力度,引导企业减轻税收负担的方式由违法的偷逃税行为转向合法的税务筹划行为。
四、结语
经济激励是影响企业理性纳税行为的根本诱因。偷逃税作为一种违法行为,其可能的预期收益客观上受税务机关查获概率、税收处罚力度等因素的影响。企业税务筹划作为一项合法的理财行为,其预期收益客观上受税务筹划节税成本率、税务机关对税务筹划的合法性认定等因素的影响。因此,为了有效遏制或减少纳税人的偷逃税行为,引导和促进企业开展合法的税务筹划行为,税务机关应加大税务稽查力度,加大对偷逃税等违法行为的税收处罚力度,减少纳税人偷逃税的收益预期,有效降低纳税人偷逃税行为的内在经济激励。同时,加强税务机关人员的职业道德与业务素质教育,从根本上堵住纳税人税务寻租的源头,科学认定纳税人的税务筹划行为,从而切实体现税收执法的严肃性和公正性。对于企业纳税人来说,应在依法纳税的基础上运用科学的税务筹划手段减轻自身税收负担,尽可能减少税务筹划成本支出,降低税务筹划节税成本率,以取得较好的税务筹划效果。在此基础上,纳税人依法开展税务筹划、依法纳税,税务机关依法征税,这样才能真正体现和谐的税收征纳关系,实现“税企双赢”的最佳效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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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弈论与运筹学篇3
关键词：诱致性制度变迁；城乡统筹；比较制度分析；博弈论
中图分类号：F062.5；F1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409（2013）09-0043-04
按照经济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目前我国总体上已经进入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发展的新阶段，城乡统筹是这一阶段的基本特征和战略思路。中共十报告中重点强调：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城乡发展一体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而长期以来，我国城乡统筹的发展主要集中在速度和规模上，如众多国内外专家学者研究表明：破解我国城乡二元结构以及城乡统筹发展最强有效的方法就是城市化，由此我国城市化速度不断加快，据预测，到“十二五”期末，中国的城市化率将超过50%。但实际现在很关键的问题是质量问题，尤其制度性的问题是挑战①，尤其是要通过制度创新引致制度变迁来实现城乡统筹的制度安排。城乡统筹的重点是农民，难点在农村，因而在政府为主导推进城乡统筹的同时应当充分发挥农民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激发农民的创新活力引自回良玉在“创业之星”经验交流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2年05月27日第2版.，不断理顺以农民为主体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实现的路径，与以政府为主的强制性制度变迁路径形成合力，共同推进实现城乡统筹的制度安排。
一、文献回顾与研究述评
（一）城乡统筹问题的研究综述
城乡统筹最早源于恩格斯提出的城乡融合概念。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总结出实现城乡融合的两个标志是：工人和农民之间阶级差别的消失和人口分布不均衡现象的消失。美国发展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waLewis）是最早分析二元结构对经济发展影响的经济学家。正是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的客观存在并对经济发展产生极大的影响，所以当前在工业化的推进过程中没有相应地推进城镇化，导致了城乡差距的扩大，“三农”问题难以解决。因此，城乡统筹的核心是实现城乡互动融合发展。国内的研究者普遍认为：城乡统筹是一个内容宽泛的概念，如陈锡文认为城乡统筹是指整个国家经济发展方面如何做到统筹；郭翔宇认为，城乡统筹是针对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和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下工农分割及城乡分治的发展状态而提出来的，城乡统筹是一种制度的导向，是政府的一种宏观调控手段，宗旨和目标是使城乡经济社会能够协调发展，最终实现城乡一体化[1]；陈希玉认为：城乡统筹就是改变城乡分治的传统观念和做法，通过体制改革和政策调整，消除城乡之间的藩篱，破除城乡二元结构；胡进祥认为，要紧紧把握城乡一元化发展观，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及赖以存在的政策和制度安排，构筑城市和乡村统筹兼顾、协调发展的平台等。综合学术界各研究者的观点，本文将城乡统筹理解为一种制度安排，主要反映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建立在这一规律上的制度调整，应当是政府推动和农民自发协同演进的结果。
（二）制度变迁的研究综述
制度变迁是制度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内容。早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30年代，制度经济学派代表人凡勃伦（Veblen）从演化思想角度提出制度变迁的思想，将演化看作经济和制度变化的基本方法[2]。理性构建的制度变迁以诺斯（nourse）为代表，对制度变迁的研究建立在新古典主义之上，被后人称为新制度经济学。在理解制度变迁的方面，诺斯将其定义为对构成制度框架的规则、准则和实施的组合做出的边际调整。诺斯进一步强调了组织行为在规范制度变迁路径方面的作用，并提出如何通过经济组织的最大化行为来规范制度变迁[3]。此外，德姆塞茨（Demsetz）、阿尔钦（alchian）和波斯纳（posner）等人的研究侧重于产权制度方面；奥尔森（aoerson）、墨勒尔（morel）等人对制度变迁的研究侧重公共选择过程的研究；简森（Jansen）和麦克林（macleans）的理论、科斯以及后来威廉姆森研究的交易费用理论、苏比克（Subic）和斯考特（Scott）等人将博弈论与制度经济学相结合，均从组织方面对制度变迁进行了有益的探讨；杰特勒和沃尔夫（Gertler和wolfe）从制度的耐久性与稳定性特征入手，将制度研究阐述为一个社会的“嵌入效应”（Socialembeddedness）[4]。
诺思等的研究将制度变迁最终归结为人口和相对价格变动等外生因素，这种假设严重削弱了理论解释力[5]，而制度变迁的内生化处理是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逐渐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制度分析范式，达龙·阿西莫格鲁（Daronacemgolu）、青木昌彦（masahikoaoki）和阿夫纳·格雷夫（avnerGreif）是制度变迁理论内生化处理的代表性学者[6]。青木昌彦将制定规则的博弈与按规则运行博弈的两个视角结合起来，形成比较制度分析的框架[7]，在此框架中，充分运用主观博弈的分析方法，试图内生地揭示经济活动中整体性制度安排的产生、发展和变迁的动态规律[8]。林毅夫是我国制度经济研究较早的学者，他在制度经济学方面的贡献主要是将制度变迁的方式归纳为诱致性制度变迁与强制性制度变迁，从制度属性分析出发，指出制度是一种公共物品，所以诱致性制度变迁所提供的新制度安排将少于最佳供给，这时需要政府采取行动弥补制度供给的不足，即强制性制度变迁，是由政府法令引致的变迁。此时需要考虑如何设计制度才能实现有效的资源配置[9]。此外，国内制度经济学家汪丁丁等对制度创新（创新和变迁都意味着对现行制度的修正）做了系统的研究，认为创新始于不确定性因素发生的时候[10]。从本质上讲，创新的动力来源于主体对利润的追求和获取。
二、研究假设
由于专门针对诱致性制度变迁的研究并不多见，本文以利益集团作为分析工具，将奥尔森利益集团理论纳入到制度变迁的组织角色分析中，以博弈论作为研究方法，以制度变迁方式为主要研究内容，构建制度经济学分析框架，阐明正是由于利益主体的选择性刺激、竞争和博弈形成了一种可能性的制度安排。本文假设在诱致性制度变迁中，主要的组织角色（利益主体）有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农民[11]。值得一提的是，农民是制度变迁最迫切的利益需求主体。
在构建以农民为主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博弈模型框架时，首先假设中央政府推行制度变迁的收益是R0，地方政府执行中央政府推行制度变迁的政策后得到的收益是R1；中央政府推行制度变迁付出的成本是C0，其中C0还包括了对地方政府可能规避推行变迁时需付出的制裁和处罚行动的成本，地方政府规避中央政府制度变迁的相关政策所需付出的成本是C1，主要包括被中央政府制裁和处罚的成本[12]。当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博弈在中央政府保持现状，不进行制度变迁以及地方政府规避制度变迁达到均衡时，农民的收益预期将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也为诱致性制度变迁发生创造可能。有一点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诱致性制度变迁能够起作用的前提是，农民的拒绝能够成功，可以得到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的支持，因为如果是不成功的拒绝相对于接受而言是绝对劣策略，在这种情况下制度变迁要完全依靠自上而下的政府强制性完成。基于此，最后可以达到的纳什均衡可保证新制度不会发生逆转。该博弈模型中，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农民三者是在非完全信息下进行的动态博弈，非完全信息动态博弈的均衡为精炼贝叶斯均衡。
三、模型构建
信号博弈（SignalingGame）是一种由一个发送者和另一个接收者所组成的动态博弈。一开始这个发送者有一个给定的类型，接着发送者会观察发现没有其他参与人知道的类型，并在这个新的类型中选择送出一个信号，紧接着接收者会观察这个信号后从策略集中选一个可行的作为反应，根据反复的动态信号传递，经过最终的信息组合来决定主体可能获得的报酬或回报。在非完全信息动态博弈研究中，信号博弈模型已被广泛地运用。这里选用信号博弈模型（非完全信息动态博弈）是由于制度变迁的过程中，信息不对称（imperfectinformation）现象普遍存在，各利益主体间不仅中央不能确切地知道农民的偏好，农民或地方政府间也并不清楚中央的真实收益函数，中央、地方、农民三者之间存在着两两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因此信号博弈模型是比较适合用于分析该实际前提下的制度变迁问题。
本文对诱致性制度变迁模型的构建中，充分考虑农民的利益需求和收益函数，主要侧重于农民与地方之间的分析，而在缺乏有效信息时，假设中央政府推行变迁或保持现状的概率均为05，该模型的构建是基于分析诱致性制度变迁，此概率的大小并不影响本文中的分析方法。此外，设为05也是为了更好地体现制度变迁诱致性的方面，说明当中央政府改革或不改革的概率均为50%时，地方政府和农民的潜在收益如何影响制度性变迁的结果。
在中央政府决定推行制度变迁时，地方政府选择执行政策的概率为p，选择规避的概率为q。地方政府和农民是信号博弈模型主要的发送者和接受者。在诱致性制度变迁中，当R10和R2-C2
如图1所示：括号中前者为地方政府的收益，后者为农民的收益。在该模型的基础上分析诱致性制度变迁（R1
具体分析如下：当R2
1假设农民的选择是（接受，接受），由图1可知，中央政府推行变迁，R1
2假设农民的选择是（接受，拒绝），由图1可知，中央政府推行变迁，R1>R1-C1-C3，地方政府执行政策；中央政府保持现状，R1-C1
3假设农民的选择是（拒绝，接受），由图1可知，中央政府推行变迁，-C3>-C1，地方政府执行政策；中央政府保持现状，-C1-C3
4假设农民的选择是（拒绝，拒绝），由图1可知，中央政府推行变迁，-C3>R1-C1-C3，地方政府执行政策；中央政府保持现状，-C1-C3>R1-C3，地方政府执行政策；在这种传导机制下，地方政府必然选择执行政策，即p=1，q=[0，1]，在此种情况下，如果地方政府执行政策，农民选择接受的收益为R2；选择拒绝的收益为-C2，由于R2-C2>0，农民将必然选择接受；如果地方政府规避政策，农民选择接受的收益是0；选择拒绝的收益为R2-C2，农民必然会选择拒绝。最终农民的策略空间是（接受，拒绝），该策略空间与农民起始选择（拒绝，拒绝）不符，因此，这种情况不是完美的精炼贝叶斯均衡。
综上所述，当R10时，非完全信息动态博弈仅存在一个完美的精炼贝叶斯均衡，且为分离均衡（非混同均衡）。完美的精炼贝叶斯均衡为：（接受，拒绝）。
当然还存在另外一种情况，即当R1
四、模型结果分析与讨论
（一）基本结论
通过以上研究可以得到：
1当R10，即当中央选择推行变迁时，农民与地方政府博弈的精炼贝叶斯均衡为（接受，执行政策），此时三者的收益为R0、R1和R2；当中央选择保持现状时，农民与地方政府博弈的精炼贝叶斯均衡为（拒绝，规避政策），此时三者的收益为R0、R1-C3和R2-C2。在综合考虑的前提下，中央政府最终会在这种诱导下选择主动推行变迁，即诱致性制度变迁最终会转化成强制性制度变迁。
2当R2
（二）诱致性制度变迁成功的讨论
1地方政府执行政策时的初始收益和规避中央推行变迁成本之间的关系
由于地方政府执行政策时的初始收益R1为负，当R1>-C1时，强制性制度变迁的条件就可以具备，以政府为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可以实现；而当R1
2农民接受制度变迁的收益与拒绝成本的关系
当R2-C2>0时，诱致性制度变迁最终会转化成强制性制度变迁；当R2-C2
通过以上对影响诱致性制度变迁成功的两个因素分析，诱致性制度变迁的成功实现均与制度环境相关，制度环境的推动会出现诱致性制度变迁的临界点[14]。当这种诱致性制度变迁的临界点来临时，会加大地方政府不响应的成本，或者改变了农民从制度变迁中获得的收益与成本的对比关系，从而改变博弈的收益矩阵[15]。从本质上说，诱致性制度变迁最终会转化成强制性制度变迁。作用在于当诱致性制度变迁的一些因素发生时，会改变政府进行制度变迁的成本，或是改变收益—成本之间的对比关系，同时是对变迁临界点到来的一种预示。只有当到达或者非常接近临界点时，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因素才会产生。
五、结语
明确农民在改革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发挥农民的首创精神是我国改革开放30年来农村改革的重要成功经验。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日趋成熟，我国正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更多注重对市场经济内在要求的适应，转向探索城乡统筹在调整城乡二元结构中的重要作用，这种转变的真正完成可称之为继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提出后农村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的“第三次大变革”。这次大变革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制度变迁，尤其要发挥农民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注重自下而上、从局部到整体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彻底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壁垒，实现城乡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稳步前进和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的目标。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以来，我国的民生问题日益受到高度关注，农民成为城乡统筹发展的主要受益者和重要参与者。因此，通过合理引导以农民为主体的诱致性制度变迁的不断发展，构建符合我国城乡统筹发展的制度环境，是实现我国城乡协调、快速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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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弈论与运筹学篇4
博弈论的研究模型涉及多个利益相冲突的决策者。因为多个目标收益一般难以同时达到最大，所以在博弈论的研究中极度缺乏运筹与管理科学其它领域所取得的最优化结论；而且，博弈模型的理论分析一般不注重确定“最优”结果，而是首先注重确定在一些恰当定义下的稳定结果，如纳什均衡。于是，在以双方市场为研究对象的博弈理论―匹配理论―中研究最优化及其路径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与迫切。
“匹配”是市场的重要功能之一。谁得到了哪一份工作，谁进了哪一所学校，谁同谁结了婚，谁在哪里买了房产等等，都是匹配的结果。匹配博弈理论运用博弈论的分析方法研究现实双方市场的稳定、及因缺乏稳定而失灵问题，为现世经济现象的分析提供可靠的理论依据。GaleandShapley1962年发表在《美国数学月刊》（americanmathematicalmonthly）上的文章“Collegeadmissionsandthestabilityofmarriage”，标志着匹配博弈理论的诞生。
201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美国匹配博弈理论学家埃尔文・罗斯（alvine.Roth）与罗伊德・夏普利（LloydS.Shapley），使匹配博弈理论成为近期国际与国内同行高度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巧合的是，作者在2012年证明了Roth（1985）关于多对一双方匹配市场中的最优化及其路径问题的结论都是不正确的；作者的论文在运筹与管理类国际一流学术期刊mathematicsofoperationsResearch上刊发后，立刻引起了国际同行的高度重视与关注，使该问题成为近期国际同行高度关注、博弈论学界急切想要解决的一个重大的、具有挑战性的前沿问题。鉴于此，本文梳理了双方市场中资源的优化配置、探讨了解决方法并指出未来的研究方向。
一、发展状况
在双方市场中定义的博弈概念（如匹配、稳定匹配等），可以使市场同方参与者（如企业或工人）的收益同时达到最大，这种最优化存在的理论依据是选择匹配的稳定性，选择匹配的稳定性赋予稳定匹配集合一定的格结构，而稳定匹配集合的格结构给出了达到这种最优化的具体路径。
Knuth（1976）解决了一对一双方匹配市场中的最优化及其路径问题。Li（2013）证明了Knuth的结论在替代偏好下不能推广到多对一市场。因为多对多市场是最一般化的双方匹配市场，企业与工人具有完全对称的地位，所以最优化及其路径问题在多对多市场也是一个未解难题。多年来不断有经济学家尝试解决这一问题，但都没有得到肯定的结论。
1.选择匹配的稳定性
给定两个不同的稳定匹配，让每一个企业从它在这两个稳定匹配下的匹配对象的并集中，选出它最偏好的工人集合来。这样选择的结果，定义了一个选择函数，称为由企业作选择的选择匹配。作者已经证明了，在替代偏好下，是一个匹配但不一定是稳定匹配。类似地，让每一个工人从他在这两个稳定匹配下的匹配对象中，选出他最偏好的企业来。这样选择的结果，定义了一个匹配，称为由工人作选择的选择匹配。
GaleandShapley（1962）证明了：第一，当每一个参与者在市场对方个体上有一个严格的偏好时，一对一和多对一稳定匹配一定存在；第二，由拒绝接受算法产生的是一个提议方最优稳定匹配。Knuth（1976）在一对一市场中研究了这种最优化的理论依据：给定两个不同的稳定匹配，让每一个企业（工人）从它（他）在这两个匹配下的匹配对象中选出它（他）偏好的那个来。当参与者具有严格偏好时，Knuth证明了这样选择的结果依然是个稳定匹配。Knuth的成果给GaleandShapley最优稳定匹配的存在一个自然的解释。
Roth（1984）推广了GaleandShapley关于多对一稳定匹配的成果：一是当企业在所有工人集合上有一个完备的、具有传递性的和严格的替代偏好时，多对一稳定匹配一定存在；二是由拒绝接受算法产生的是一个提议方最优稳定匹配。Roth（1985）在多对一市场尝试推广Knuth（1976）的结论：给定两个不同的稳定匹配，让每一个企业（工人）从它（他）在这两个匹配下的匹配对象的并集中选出它（他）最偏好的对象来，这一选择的结果被称为这两个稳定匹配的选择函数。Roth在替代偏好下证明了：由企业作选择的选择函数是个稳定匹配，由工人作选择的选择函数不一定是个稳定匹配。
martinezetal（2001）在可分离偏好下研究了由工人作选择的多对一选择匹配的稳定性，他们直接引用Roth的结论来完成他们的主要证明。Blair（1988）提到了，在替代偏好下，由企业作选择的多对多选择匹配不一定是稳定匹配。因为在多对多市场中，工人与企业具有完全对称的地位，所以由工人作选择的多对多选择匹配也不一定是稳定匹配。
由企业作选择的多对一选择匹配的稳定性自Roth（1985）提出后，历经28年，Li（2013）指出Roth的结论是不正确的。Li从选择匹配的构造入手，分析了选择匹配的基本属性，指出Roth的证明忽略了选择匹配的一个重要性质，从而存在严重的逻辑漏洞；并以具体实例表明Roth的结论不一定成立。因为martinezetal（2001）关于由工人作选择的选择匹配稳定性的证明建立在Roth的结论之上，Li的结论显示他们的成果有待重新考证。又因为多对多市场是多对一市场的一般化，特殊市场不成立的性质在一般化市场一定也不成立。于是，Li（2013）昭示了多对一和多对多市场选择匹配的稳定性成为匹配理论研究中的一个缺口、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
2.稳定匹配的格
格（lattice）是一个数学概念，但被广泛地应用于运筹与管理学的研究中，特别是在劳动力市场的研究中，给现实经济现象的分析提供一个理论依据。因为格具有的良好性质，如任意两个元素都有一个最小上界（上确界）和一个最大下界（下确界）。因此，在匹配理论的研究中格具有重要的地位。任意两个稳定匹配是否具有一个上确界和下确界？如果有，那么市场同方参与者之间除了竞争还可以合作，共同达到利益的提高。但在匹配理论中研究格，难点是选取一个恰当的偏序关系。
Knuth（1976）研究了一对一市场稳定匹配的格结构。在一对一市场中，企业的偏好定义在工人个体上。因此，在由企业作选择的选择匹配下，企业是在工人个体上作比较和选择；而企业公共偏好偏序也是定义在工人个体上；所以容易证明是稳定匹配集合在企业公共偏好偏序下的上确界算子，是下确界算子。Knuth利用和的稳定性，证明了一对一稳定匹配集合是一个满足分配律的完备格。
Roth（1985）尝试把Knuth在一对一市场的格结论推广到多对一市场。他首先证明了由企业作选择的多对一选择匹配的稳定性，然后声称是多对一稳定匹配集合在企业公共偏好偏序下的上确界算子，进一步声称稳定匹配集合是一个完备格。Roth将Knuth结论的一部分推广到了多对一市场，但较之Knuth的结论，他的不足之处在于：Roth的格缺少一个定义自然的下确界；第二，Roth的格不存在一个对偶的结论，即稳定匹配集合在工人公共偏好偏序关系下是否是一个格；最后，Roth没有对格进行分配律的证明。
martinezetal（2001）在可分离偏好下研究了多对一稳定匹配集合在工人公共偏好偏序下的格问题。他们引用Roth的结论（是稳定匹配），证明了由工人作选择的选择匹配的稳定性，然后证明了多对一稳定匹配集合在工人公共偏好偏序下是一个完备格，和分别是上确界和下确界算子。但他们没有讨论格的分配律问题。
Blair（1988）研究了多对多市场上当参与者具有替代性选择函数时，稳定匹配集合的格问题。他证明了稳定匹配集合在一个“恰当”的偏序（后继文献将之称为“Blair偏序”）下是一个完备格，但在企业公共偏好偏序下不一定是个格。但Blair格的上确界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并缺少下确界，因而无法自然地解释多对多市场存在最优稳定匹配。而且，Blair的格不满足分配律。
Li（2013）指出Roth（1985）关于多对一稳定匹配的格结论是不正确的。在多对一市场中，企业与工人具有不对称的地位（这与一对一市场不同），工人的偏好依然定义在企业个体上，而企业的偏好定义在工人集合上。企业公共偏好偏序由企业在两个工人集合间择优选取定义，而选择函数却是由企业在两个工人集合的并集中选出最偏好的工人集合定义，这两个定义的结果是不一致的（这与一对一市场不同）。因此，不能简单地把Knuth在一对一市场的结论不加证明地推广到多对一市场。Li以具体实例表明，不一定是企业公共偏好偏序的上确界算子。Li分析了Roth的错误不仅仅是他关于稳定性的证明是错误的，还在于他选择了一个不恰当的偏序关系。因为martinezetal（2001）的证明依赖于Roth的结论，所以多对一稳定匹配在工人公共偏好偏序下的格问题有待重新研究。
鉴于Li（2013）的证明，结合Blair（1988），多对一与多对多双方匹配市场中的格问题成为近期匹配理论研究中一个引人瞩目和有待解决的问题。
二、研究方向
Li证明了在替代偏好下不一定是稳定匹配，Roth（1985）证明了在替代偏好下不一定是稳定匹配。Li证明了，在替代偏好下，和不是企业公共偏好偏序的上确界和下确界算子。于是，劳动力市场中的资源优化配置研究有如下几个方向：多对一选择匹配的稳定性；多对一稳定匹配的格；多对多选择匹配的稳定性和稳定匹配的格，在前两个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解决最一般化匹配市场的优化研究。
三、研究意义
博弈论的研究模型涉及多个利益相冲突的决策者。因为多个目标收益一般难以同时达到最大，所以在博弈论的研究中极度缺乏运筹与管理科学其它领域所取得的最优化结论。但在双方市场中定义的博弈概念（如匹配、稳定匹配等），却可以使市场同方参与者（如企业或工人）的利益同时达到最大；Roth（1985）研究了多对一市场中的这种最优化及其路径问题，但作者在2012年证明了Roth的结论是错误的。鉴于Roth荣获201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桂冠，作者的论文及双方匹配市场中的最优化及其路径问题引起了广泛的社会效应与关注。因此，该问题的研究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还具有重要的社会影响与深远意义。
1.理论意义
作者已经证明了Roth（1985）关于双方匹配市场中的最优化及其路径问题的结论都是不正确的，使该问题成为匹配博弈理论研究中的一个缺口。所以该问题的研究成果有望弥补与完善匹配博弈理论研究。
该问题的成果有助于解决“多对多匹配市场核的存在”这一匹配理论研究中的重大难题，同时为供应链匹配的最优化问题提供理论依据与支撑。
2.现实意义
鉴于选择匹配的稳定性与稳定匹配的格问题在最优化理论、市场机制设计与市场管理方面的广泛应用，该问题的研究有望促进这些相关领域的研究与发展。
该问题的研究成果有助于我国双方匹配市场现存问题的解决，如高校扩招及经济下滑带来的就业压力、房价波动引发地产商与购房者之间的矛盾、中小民营企业融资困境等问题。
3.深远影响
匹配理论作为博弈论的一个独立分支，一直是运筹与经济管理研究中的一个热点与难点，是计算数学、生物工程学和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工具，但国内对该理论的研究和应用却极为欠缺。201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了匹配博弈理论学家，使该理论受到国内同行的关注。鉴于国内对匹配博弈理论的研究比较欠缺，该问题的研究，将会引起国内外同行的兴趣与关注，促进国内学界在匹配博弈理论方面的研究与发展应用。
博弈论与运筹学篇5
摘要：城乡一体化是一个国家和地区在生产力水平或城市化水平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选择，任何人为的分割、壁垒都会被打破。博弈论作为一门工具学科，解释了城乡一体化过程中的一些问题并进行研究。
中图分类号：F291.1 文献标志码：a
农业是目前我国经济最薄弱的环节，农村经济的发展严重落后于城市，其症结就是城乡二元结构矛盾，而且差距还有不断扩大的趋势。国家多次将“三农”问题提升到战略的高度。城乡一体化是一个国家和地区在生产力水平或城市化水平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选择。
博弈论主要研究一个经济主体的选择受到其它经济主体选择的影响，而且反过来影响到其它主体选择时的决策和均衡问题。博弈论被广泛应用于经济学中，逐渐成为分析的必备工具。本文基于博弈论，解释城乡一体化过程中的一些问题并进行分析，对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具有启示作用。
一 城乡一体化的内涵
城乡一体化是指城市与乡村这两个不同特质的经济社会单元和人类聚落空间，在一个相互依存的区域范围内，谋求融合发展、协调共生的过程。在这里，城市和乡村是一个整体，人口、资金、信息和物资等要素在城乡间自由流动，城乡经济、社会、文化相互渗透、相互融合、高度依存，充分发挥城市与乡村各自的优势与作用，最终使城乡经济相互渗透，相辅相成，最终实现共同繁荣。
二 发展城乡一体化的意义
1统筹城乡一体化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构建和谐社会是当前乃至今后一段时间各级政府的重要奋斗目标。和谐社会是城乡协调发展的社会，工农关系顺畅健康的社会。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城乡差距大，主要是农村发展滞后，农业基础薄弱，农民还不富裕。主要体现在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上。“三农问题”的存在不仅制约国民经济的良性循环和健康发展，而且危及社会稳定乃至国家长治久安，必须靠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来解决。
2统筹城乡一体化是我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举措。城乡一体化是城市反哺农村、工业反哺农业的历史发展阶段的必然选择。如果不及时调整工农业和城乡关系，则会加剧社会和经济发展的许多矛盾，制约我市的长远发展。通过城乡一体化改变长期以来农业农村支持工业和城市发展的不合理局面，形成工农业平等协调发展和城乡共同繁荣进步的和谐局面。
二博弈论在城乡一体化发展中的应用
1区域环境保护的博弈
区域公共环境是区域内各个经济主体赖以存在的共同外环境。若环境遭到污染，将影响到区域内每个经济主体的利益。同样，污染的环境要得到治理和保护，需要各个经济主体的公共合作，从这一点讲，区域环境具有典型的外部经济性。然而在现实中，区域环境保护的目标却常常难以实现。
近年来我国许多地区大力招商引资，为地方经济的繁荣做出了主要的贡献，与此同时，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各地方政府在城乡规划与发展中对污染的控制与治理卓有成效，但是许多地方，城市与乡村未形成统一规划，一方面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逃避污染治理的责任；另一方面政府之间缺乏配合的积极性，在短期利益的驱动下，大量工业废弃物从城市转向城市的边沿以及周边各乡镇，城市周边地区的人民生活质量受到严重影响，甚至形成恶劣的后果。这里既存在着企业之间的博弈，更存在着各地方政府之间的博弈。因此环境污染问题尽管已得到了有关方面的重视，但因为城乡统筹规划制度的缺失而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
2城乡一体化公共项目建设的博弈
城乡一体化的过程中，在城市与乡镇各开发商以开发房产、生产型企业、娱乐场所等见效快的居多，并从一个点扩展至一个街区或几个街区。而公共空间项目，如绿地、图书馆、停车场等却十分缺乏。用博弈论解释是因为：城乡公共项目对开发者而言不会带来直接收益，却有积极的外部效益，公共空间环境品质的提高可以带来区域的长期效益。在消费公共物品时，每个“理性人”都会做一个“免费搭车者”，因此，公共项目开发很难通过开发商共同出资开发。对于一个开发商来说，如果他投资公共项目的开发，改善了周围环境的品质，但别人却坐享其成，在同样的环境条件下，他的投入更多，当然不合算，这意味着生产厂商很可能得不到抵补生产成本的收益；如果别人投资公共项目从而改善了周围环境，他搭个“便车”：享受公共物品带来的好处，更合算。这样，大家尽管可能都认识到公共空间带来的好处，从长期看厂商不会提供该物品，即公共物品很难由市场供给，至少供给不足。在没有外部强制约束的情况下，每个开发商的最优战略都是不参与公共项目的开发，博弈的结果是公共项目开发成为政府和社会的事情。
三博弈论对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启示
实施城乡良性互动战略，就是要通过综合运用市场和非市场力量，既充分发挥城市对农村的带动作用，又充分发挥农村对城市的促进作用，逐步形成以市场机制为基础、城乡之间全方位自主交流与平等互利合作、有利于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体制和机制，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发展良性互动，使城乡购买力在全面提高的基础上实现动态平衡，从而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城乡统筹规划的生命力在于将城市规划与乡镇规划纳入区域发展的同步轨道，是城市规划的延续与提高。
在这种意义上，城乡统筹规划的实质又在于利益格局的调整和基本利益关系的重新构建，而寻求利益格局调整中的最小摩擦值，是实现城乡统筹目标的重要条件。按照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城乡规划的作为领域也将“有所为，有所不为”，是进行“制度交易”的行为过程。
1统筹城乡一体化，实现整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和谐发展
统筹城乡一体化，强调集体理性，’因而在以经济主体个人利益最大化为基本原则的市场中，时常以市场主体对立面的姿态出现，规划在实施中经常碰壁。所以规划不应停留于理想状态的表达，而且应该看到实际对象，只有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所希望的规划才有可能自觉地贯彻实施。
区域公共工程开发问题，不能责备开发商唯利是图，因为追求利润的最大化是市场中经济主体理性的表现，所以，解决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冲突的办法不是否认个人理性，而是设计一种机制，在满足个人理性的前提下达到集体理性，达到整体理性和个体理性的“双赢”。如在开发区域公共项目时采用Bot(Build-operate--transfer)方式，为使投资者收回投资本息，并取得一定利润，政府可以为投资者提供一些优惠政策。
实施城乡一体化制度是关键，在规划空间蓝图的同时，还应该研究选择什么样的制度和机制来达到规划目标。可以把开发商自主开发作为个体理性，把城乡可持续发展作为整体理性。我们在强调个体理性最优时(非合作博弈)，与城市其他规划如区域环境整治规划、产业带规划、绿地
系统规划、交通系统规划等一起达到整体最优(合作博弈)。
2统筹城乡一体化要发生效力，必须是一种纳什均衡
从理论上说，在给定的条件下，社会通常自发地趋向于某个均衡状态。社会一旦到达某个均衡状态，理性的参与者将没有积极性改变已经达到的状态，因为这个状态对于他们每一个人来说，都是“局部最优”的。所以，均衡状态是社会活动的趋势和方向。对于均衡点的求解，也是对于未来的一种预测，对于城乡规划的制定目标之一也是寻求这个均衡点。
一切均衡都是相对的，新的制度与政策会打破目前区域开发利用的一些均衡状态，使区域开发利用向着更好的发展某个新的均衡状态趋进。如果一种制度不能满足个人理性的话。就难以有效地贯彻下去，不满足纳什均衡要求的制度或协定是没有意义的，因此，城乡一体化需要设计一种机制，在满足个人理性的前提下达到整体最优。城乡项目开发不是强制或感化各个开发商，让他们依照规划参与公共项目的开发，或完全由政府包揽，这不符合个人最优的理性要求。Bot投资就是一个较成功的制度安排，它兼顾了个与集体的理性，构成了城乡一体化所希望的纳什均衡。
3城乡一体化机制的制定必须注重信息作用
还是以“囚徒困境”为例。作为警察，当然是希望两个囚犯都能老实坦白，因此，在设计制度时，就要从囚犯的角度考虑，在不同的制度条件下，囚犯可能做出怎样的反应，要了解囚犯的心理，这就是信息的作用。
在统筹城乡一体化工作中，规划部门只有知道对象所想，反映对象，掌握了这些信息，做出的规划才具可行性。另外，从西方发达国家政府治理理念的发展趋势看，已经不再局限于固定的模式(如分权、私有化等)，而以“问题干预”分析为基础，强调随机制宜或权变观念，这更需要大量、如实的信息的支撑进行制度设计。相反。规划一味推崇集体理性，忽视公众、开发商的切身要求，规划必然是难以实施。公众参与规划意味着信息的沟通，目前国内已有一些大城市已将规划项目向公众展示，成都2005年9月实行的城乡规划督察专员制度，在更高的制度平台上保证了信息全方位的沟通。因此，注重信息的作用，城乡一体化的机制才能合理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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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弈论与运筹学篇6
一、资本市场中的会计主观性及其表现
会计的主观性是指企业在进行会计核算、报表列报和信息披露的过程中，对缺乏完整而客观的证据、难以进行确切确认和计量的会计事项，需要借助会计的专业判断和相关专业知识进行人为选择、估计或认定的现象。随着社会、经济和科技的发展，企业的经营活动和会计处理越来越复杂、会计的主观性成分越来越多。
（一）企业会计核算中的主观性成分会计核算是企业会计信息形成的根源，它主要由基层会计人员根据企业日常发生的经济交易或事项、并在国家统一的会计准则和规范的前提下进行会计确认和计量。在企业会计核算中，会计的主观性主要表现在确认和计量两个环节。其中，会计确认方面主要表现为会计事项的认定、会计政策和方法的选择等；而会计计量方面则包括会计计量属性的选择、会计估计和判断等。为了满足人为调整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需求，企业在进行会计确认时很可能采用该确认而不确认、不该确认而确认等方法人为的影响营业收入和成本费用；有时企业也可能假借名目人为的改变既定的会计政策，从而导致不同时期的会计核算信息的一贯性和可比性受到影响。
企业在会计计量方面所实施的会计信息操纵机会可能会更多。首先在计量属性方面，诸如重置成本、可变现净值、公允价值等计量属性都具有可核性比较差或者事后可查考性比较差的特点，这些计量属性在客观上都存在着一定的主观性因素；其次，企业会计在部分经济交易或事项的计量方面本身就离不开会计的主观性成分，如固定资产的预计使用年限、资产的预计净残值、坏账发生的概率、资产损失程度的判断等。
企业会计核算过程中确认和计量的主观性势必会影响会计核算信息的客观性。但是，凡是会计核算具有主观性的地方都是容许出现一定的误差的，只要这种误差不会显著影响最终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等都可以被认为是“公允的”。如果这些误差超出了一定的范围且显失公允、以至于会影响到企业会计核算信息的可靠性判断，则应当认为企业会计核算出现了“重大误差”。这种重大误差的背后如果存在主观故意和同一导向，则可以进一步认为企业是在利用会计核算的主观性人为操纵会计报表和当期损益、且具有资本市场欺诈的嫌疑。
（二）企业会计报表列报中的主观性成分会计报表的列报是企业将会计核算信息运用一定的方法列示于规定的会计报表中。会计报表的列报是企业进行会计信息披露的一种基本方式，它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比较规范和稳定。但企业会计报表的列报也并非不受主观性的影响。其中包括期末调整处理事项、报表项目的分类处理等。企业会计除了要进行日常经济交易和事项的核算外，有时还需要在期末进行账项调整。按照我国《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企业会计核算应当贯彻权责发生制原则。而按照权责发生制原则的要求，企业应当于期末对相关账项调整事项进行会计处理、并依此在当期会计报表中予以列报，如企业某些应付债务的估算、预计负债的确认和合理估计等。企业在进行期末账项调整的过程中，经常会涉及会计人员的主观估计或判断。企业在进行会计报表列报时还可能会涉及有关项目的分类处理问题。有些资产或负债项目在进行会计核算时属于非流动资产或非流动负债，但在进行报表列报时可能需要将其分类计入流动资产或流动负债项下；有些会计事项在进行核算时可能属于资产或负债核算的范畴，但在报表列报时可能需要将其计入负债或资产的抵减项目等。所有这些报表列报时的项目分类问题需要根据企业的具体情况、并考虑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进行主观判断，然后才能正确的进行报表列报。
（三）企业会计信息披露中的主观性成分广义的企业会计信息披露是指企业的财务会计报告，它包括报表列报和附注披露；狭义的企业会计信息披露仅指企业年度报告中包含的附注披露；这里的披露指的是狭义披露。按照我国相关法规要求的基本精神，企业会计信息披露既应包含年度会计报表的编制基础、编制依据、编制原则和方法及相关的报表项目解释等，又应包括相关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及其变更情况、或有事项、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重大的投资和筹资活动等，还应包括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的说明等。由此可见，企业在界定其财务会计报告附注披露的内容时就首先离不开会计的主观判断，且在所附注的内容中本身又包含了主观估计或判断的成分，如重大事项到底是否重大、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的选择和判断、相关报表项目的解释等。企业会计信息的附注披露更容易受到语言表达、原因分析等主观性因素的影响。因而，企业在进行附注披露时应当符合国家的相关规定和企业的实际情况、且不能发生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
（四）企业会计信息审计鉴证中的主观性成分企业会计信息从其形成、到最终向资本市场披露，都是由企业自主进行、且在每个环节中都可能会受到主观性因素的影响。在现代资本市场和企业制度背景下，企业所有权和经营管理权的分离客观上又使得企业的会计信息具有很强的不对称性。为了有效的规范和约束企业会计信息的主观性、减少会计信息不对称性对资本市场秩序的影响、防止企业个体借以误导和欺诈资本市场中的广大投资者，按照国际惯例和我国相关法规的规定，企业会计信息需要委托注册会计师进行审计并出具审计意见。注册会计师对企业会计信息进行审计鉴证的基本目的之一就是要对企业在会计核算、报表列报和信息披露过程中是否借助会计的主观性进行了“显失公允”的估计或判断、是否存在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等进行审计的专业判断。因而，注册会计师所进行的审计判断实质上是对企业会计核算、报表列报和信息披露等立足于独立第三方的角度进行“二次判断”，且这种审计判断也同样是建立在一定的主观性的基础上的。这也是注册会计师的审计意见只能为企业会计信息使用者提供“合理保证”的重要缘由之一。
二、会计主观性在资本市场中的博弈
面对资本市场和广大的资本投资者，企业个体为了筹集资金的目的可能会利用会计的主观性成分美化其财务状况、经营成果等，以此误导投资者的理解、判断和决策，有的企业甚至会利用会计的主观性成分进行资本市场欺诈。由此便在资本市场上出现了诸多利益主体的博弈关系。在这些博弈关系中，与筹资者行为和资本市场秩序有关的主要包括筹资企业之间的博弈及筹资企业与注册会计师审计之间的博弈。
（一）筹资企业之间的博弈资本市场中拥有众多的筹资企业，但不同行业的筹资企业之间实质上是缺乏可比性的、或者它们之间的可比性比较差，且相互之间的信息无论从沟通内容、还是从沟通频率等方面都远远比不上同行业内的企业。虽然从财务成果和会计报表的角度看，分属不同行业的企业似乎并无很大的差别，但它们在行业环境、经营流程、技术基础、行业风险、资金需求量及其满足渠道等方面实质上存在较大的差别，甚至在会计核算和信息披露中所采用的行业惯例等也会有很大的不同、不具有跨行业的可复制性。因此，在同一资本市场中分属不同行业的企业之间只是“有限知情”，即一个特定企业对本行业之外的行业或企业信息的了解远比不上对同行业内其他企业的了解内容更多、程度更深、速度更快。
基于此，同一资本市场中不同筹资企业之间的博弈可以建立在如下假定的基础上：其一，不设定任何会计核算和信息披露的监管措施；其二，下列甲企业和乙企业应属于同一行业；其三，甲企业和乙企业相互之间充分知情；其四，甲乙两企业在各自的会计核算和信息披露等方面均存在会计的主观性成分。建立在这些假定的基础上，甲乙两个企业将会存在如表1的博弈状态。表1中，“真”指的是企业如实进行会计核算和信息披露、并能合理运用会计的主观性；“假”表示企业恶意利用会计的主观性进行信息操纵和欺诈；t和F分别表示企业不同情况下的融资数额。
由表1可以看出，如果甲乙企业都能够如实的进行会计核算和信息披露，则它们不会形成博弈关系、且都能够成功的在资本市场上取得t1和t2的融资数额；只有当甲乙两个企业中的一方或双方都存在恶意的利用会计的主观性进行会计信息操纵和欺诈时，它们才会形成不同的博弈关系、且会产生不同的博弈结果。
（二）筹资企业与注册会计师审计之间的博弈注册会计师审计是市场经济长期发展形成的、为了保持企业会计核算和信息披露的合法性和公允性而实施的一种市场监督机制。注册会计师审计机制是资本市场运行有效性和秩序性的一种制约措施和保障机制，良好的注册会计师审计机制能够有效制约因为筹资企业利用会计的主观性所进行的恶意会计信息操纵、能够有效降低资本市场欺诈发生的可能性；否则，面向资本市场筹资的企业越是理性、则借助会计的主观性进行资本市场欺诈的可能性就会越大。国内外资本市场发展的历史证明：注册会计师审计过程及其报告中同样也有发生过失、重大过失和利用审计的主观性协同筹资企业进行舞弊的可能性。因此，试图在资本市场上筹资的企业和注册会计师审计之间也会形成博弈关系。
筹资企业与注册会计师审计之间的博弈应当建立在如下假定的基础之上：其一，对企业年度财务会计报表只由注册会计师实施审计、不再设定政府监管；其二，筹资企业与注册会计师之间充分知情；其三，企业会计信息的形成和注册会计师的审计都存在主观性成分。建立在这些假定基础上，筹资企业和注册会计师之间将会存在如表2的博弈关系。在表2中，“真”指的是企业未曾利用会计的主观性进行财务会计报表的操纵和欺诈；“假”指的是企业利用会计的主观性进行财务会计报表的操纵和欺诈；“识别”指的是注册会计师审计能够有效识别企业利用会计主观性进行的财务会计报表操纵和欺诈；“不识别”指的是注册会计师审计未能识别企业利用会计主观性进行的财务会计报表操纵和欺诈；e和a是与各自行为选择相关的受益。由表2可知，当筹资企业不存在利用会计的主观性进行会计报表操纵和欺诈、且注册会计师审计能够有效的监督企业会计核算和信息披露中的会计主观性成分，这种情况下双方并不形成博弈关系；只有当企业恶意利用会计的主观性进行会计信息操纵和欺诈、且注册会计师审计未能有效发现时，双方才形成利益博弈关系、且会出现不同的博弈结果。
三、会计主观性在资本市场弈分析
资本市场中的筹资企业之间及筹资企业与注册会计师审计之间的利益博弈关系及其结果，既会直接影响到资本投资者的投资风险、其他筹资企业的利益和行为、注册会计师的执业责任等微观利益，又会影响到整个资本市场的规范程度和运行秩序、国家和政府的资本市场监管政策等宏观环境。
（一）筹资企业间利益博弈结果筹资企业间的利益博弈更多的是在同行业企业之间进行的，因为跨行业的筹资企业在筹资渠道、方式、规模、手段等方面往往具有较大的差异性和不可复制性。而且根据表1可以看出，同行业不同企业间的利益博弈大致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是“真-假”博弈，即甲乙两个企业的会计信息一真一假，这种情况下又可能出现两种博弈结果：（1）如果乙筹资企业借助其会计信息的虚假披露、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能够在资本市场上筹集到更多的资金，即F1〉t2，则乙企业的会计主观操纵和欺诈行为便会具有示范作用，以至于未曾采用会计主观性进行会计信息操纵、如实反映其财务状况的甲企业也会效仿、甚至在会计核算和信息披露方面的主观操纵行为会超过乙企业；（2）如果甲筹资企业借助其会计信息的虚假披露、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在资本市场上能够筹集到的资金更少，即t1〉F2，则甲企业的会计主观操纵和欺诈行为便会受到市场机制的遏制，以至于甲企业也会效仿乙企业、不再利用会计主观性手段进行信息操纵和市场欺诈。二是“假-假”博弈，即甲乙两个企业同时利用会计的主观性进行会计核算和信息披露的操纵和欺诈，这种情况下只有一种博弈结果：首先通过会计信息主观操纵或利用会计主观性进行信息操纵程度更甚、从而筹集到更多资金的企业胜算，而同行业其他筹资企业则处于不利地位。这一博弈的结果往往会被进一步放大，进而导致广大投资者公众的利益受损、并产生广泛的社会性负面效果。
（二）筹资企业与注册会计师审计博弈结果筹资企业与注册会计师审计在对待会计核算和信息披露方面都存在有主观性成分，而这种主观性成分会形成资本市场中的下列博弈结果：（1）“真-不识别”博弈，即企业并未利用会计的主观性实施会计信息的操纵、且已获得在资本市场上融资的机会e1，但注册会计师却未能对筹资企业的会计主观性成分进行有效的识别和审计鉴证、同时还获得了这种审计行为缺失的超额收益a2，其结果是注册会计师会因为审计程序的不完整、审计证据不充分而遭受审计行政处罚风险，但它不会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2）“假-识别”博弈，即企业会计信息受到了来自会计主观性操纵的影响，且已被注册会计师审计发现。这种情况下，如果企业的不正当主观判断和估计得以进行审计调整，即便企业在资本市场上获得了e2的融资机会，则企业和注册会计师都不会承担相应的责任、但企业的会计核算和信息披露中的主观性成分会得到有效的遏制、也会受到注册会计师来年审计的持续关注。（3）“假-不识别”博弈，即企业存在利用会计主观性进行会计信息操纵的行为、而注册会计师在执行了审计程序后并未识别，双方也都已在资本市场中获得了收益，其中筹资企业获得了e2的融资机会、注册会计师获得了a2的审计资费收入，这无疑是一种双方“共赢”的局面，但这种双方微观“共赢”的最终结果无非是资本投资者受到损失、资本市场秩序发生混乱、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受到冲击等宏观的社会性负面效果。
通过上述研究不难发现：（1）资本市场的运行规范性和有序性，会受到来自企业和注册会计师审计对待会计主观性成分的态度等方面的影响，也离不开对市场法律法规的约束。但从本质上讲，企业个体的选择总是自利的，企业会计信息的这种自利性主观操纵很可能会损害资本市场上资本投资者的利益、乃至影响整个资本市场的正常交易秩序。尤其是企业的这种会计主观操纵行为一旦能获得更大的利益而不能得到相应的制约，则它就会发挥示范效应和放大作用。（2）注册会计师审计虽然是市场经济发展中产生的一种市场自我规范机制，其有效的识别和制约企业会计核算与信息披露中的主观随意性可以体现市场的自我监督功能。但注册会计师也是市场经济中的一种独立利益主体，由于企业行为的自利性和注册会计师审计的主观性等因素，企业会计报表在委托审计过程中很可能会发生“购买会计原则”的情形。因此，注册会计师审计也同样需要置于法律法规的规范之下。注册会计师审计如果在企业利用会计的主观性进行人为操纵和欺诈的基础上、再次利用审计的主观性空间，则只能为企业的会计主观性操纵行为和结果披上一件更加迷人的“外衣”。（3）无论是企业的会计核算、报表列报和信息披露，还是注册会计师的审计过程和审计报告，都会受到会计主观性判断的影响，这种主观性成分必须置于政府主管部门的有效监管之下。
博弈论与运筹学篇7
关键词：农民工医保；转移接续；缴费年限；区域利益分割
中图分类号：F24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61(2011)04-0094-04
2010年10月通过的《社会保险法》第三章第三十二条规定：“个人跨统筹地区就业的，其基本医疗保险关系随本人转移，缴费年限累计计算”。这虽然首次从法律上明确了需要保护流动参保人员的医疗权益，但从操作性层面看，在当前还没有实现全国统筹前提下，要实现缴费年限累计计算，必须以化解不同区域之间的利益分割为前提，但目前还没有一部政策法规对这一问题进行过较为明确的规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卫生部和财政部出台的《关于印发流动就业人员基本医疗保障关系转移接续暂行办法的通知》(人社部发[2009]191号)中，对统筹基金账户转移接续问题只字未提。这表明真正实现流动人口缴费年限的累计计算目标仍然是任重道远。本文拟以东莞湖北仙桃籍农民工为例，对医保关系转移接续中的区域利益分割问题进行探讨，并对区域利益协调的经济基础进行预测与展望，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化解对策。
一、东莞与仙桃关于农民工医保及统筹基金的相关规定
在东莞市打工的农民工可以以职工身份参加东莞市社会基本医疗保险，在仙桃打工的具有本地农村户籍的农民工既可以参加仙桃市城镇职工医疗保险，也可以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以下简称“新农合”)。两地由用人单位办理参加城镇职工医疗保险(或社会基本医疗保险)的，单位缴费费率为2％，其中，70％纳入统筹基金，30％纳入个人账户。同时，两地都规定，城镇医保必须缴满15年之后，才能享受退休待遇。如果仙桃籍农民工在仙桃参加当地的新农合，以家庭为单位参合的，每人每年缴纳30元。
二、医保关系转移接续中，东莞仙桃籍农民工医疗权益变化
东莞作为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经济实力与工资水平比湖北仙桃要高得多。为了研究问题的方便，我们不妨假设仙桃籍农民工在东莞企业打工的月工资为2500元，而在仙桃企业打工的月工资为1500元。
随着仙桃籍农民工工作地点的变化，农民工的医疗权益也会发生变化，分为以下两种情况：
(一)东莞市社会医疗保险与仙桃市城镇职工医疗保险的转移接续
农民工在东莞与仙桃之间来回转换工作，并在仙桃城镇职工医保与东莞市社会医疗保险之间进行转移。假如他在东莞找到一份工作，单位为他缴纳了1年的东莞社会医疗保险，但由于种种原因，他又回到仙桃工作与生活。在这种情况下，按现行东莞与仙桃两地的政策，他的医疗权益就会受到损害。具体表现为：一是农民工在东莞缴纳的社会医疗保险中，他可以领回他的个人账户资金，但统筹基金只能留在东莞。二是他在东莞缴纳的东莞社会医疗保险缴费年限全部归零，他必须在仙桃重新缴费达15年，才能在退休之后，像一个正常的仙桃城镇职工一样获得医疗保险。
反之，如果农民工在仙桃的企业中工作1年，并缴纳了1年城镇职工医保，他意图转移到东莞工作，他的医疗权益也会受到相同情况的损害。
从以上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到，农民工医疗权益损害主要体现在统筹基金与是否承认缴费年限两个方面，但是否承认缴费年限是根本原因，因为一方一旦承认了农民工在另一方的缴费年限，统筹基金转移将不再是难事。
(二)东莞市社会医疗保险与仙桃市新农合转移接续
如果农民工由东莞返回仙桃之后，仍然参加新农合，因为新农合不需要缴费年限(但要终身缴费)，此时，对于农民工而言，今后的医疗保障倒是有了依靠，但统筹基金只能留在东莞。
如果农民工由仙桃转移到东莞打工，因为新农合不存在缴费年限问题，东莞当然也不存在是否认定缴费年限的问题。因此，如果农民工退出新农合而参加东莞社会医疗保险，那么，在东莞缴费年限必须从零开始。如果农民工到了退休年龄之后，还没有达到15年的法定缴费期限规定，则农民工退休之后的医疗保险就缺失了，因此，农民工退休之后就无法像一个正常东莞人一样享受正常的退休医疗权益。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由于医保关系缴费年限无法互认，统筹基金无法转移，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农民工的医疗权益与城市化问题。
三、农民工医保关系转移接续中的区域利益博弈
两地政府为什么不愿意承认农民工在其他地方缴纳医保的缴费年限呢?从长远看，承认农民工异地缴费年限是否就一定对本地经济不利呢?当前的研究文献中，几乎很少有对区域政府之间经济行为主体的行为进行互动分析的，以下本文采用博弈论方法，对东莞仙桃籍农民工在医保关系转移接续中，医保关系的主体――农民工、东莞市、仙桃市三者的行为进行分析。
医保关系转移接续中，各个主体行为博弈的基本要素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局中人。局中人是指博弈中独立决策、独立承担结果的个人或组织。本研究中的当事人就是仙桃市、东莞市两方，他们是博弈的决策主体和策略的制定者。为了研究的方便，我们将局中人假设为“经济人”，即每位局中人都希望在一定的条件下，实现自己的效用最大化目标。(2)策略集合。策略是局中人进行博弈的手段和工具，策略集合是指局中人可能采取的全部策略的集合。每位局中人在进行决策时可以选择多种方法，每个策略集合至少应该有两种不同的策略。本研究中的各主体都有各自的策略集合。东莞与仙桃在争夺统筹基金方面的策略集合是：当它们作为转出地时，它们的选择集是：转出统筹基金，不转出统筹基金；当它们作为转入地时，它们的选择集是：认定对方的缴费年限；不认定对方的缴费年限。东莞与仙桃在争夺仙桃籍农民工的策略集合是：保护农民工医疗权益，不保护农民工医疗权益。(3)支付函数。当所有的局中人所采取的策略确定以后，他们各自就会得到相应的“收益”。对博弈结果的评判分析只能通过对数量大小的比较来进行，这里采用支付函数表示局中人从博弈中获得的收益或效用水平。
从参与医保关系转移接续博弈的主体来看，本文的博弈分析涉及转入地、转出地两方，属于“二人博弈”。从博弈主体的得益来看，由于本研究在不同的策略组合下各博弈方的利益并不相同，因此，本文的博弈属于“变和博弈”。
当农民工医保关系转移时，我们可以将东莞与仙桃的利益进行一下博弈。
(一)短期利益博弈：东莞与仙桃之间关于统筹基金的争夺
1 当东莞作为转出地、仙桃作为转入地时的博弈
此博弈可以分为以下两种情况分别进行探讨。
一是东莞市社会医疗保险与仙桃市城镇职工医保转移接续
根据研究的需要，本文对博弈中的有关得益情况做一规定，
表1中的第一个数字表示左边的行为主体的得益情况，第二个数字表示上边的行为主体得益情况(下同)。
农民工医保关系转移接续中，不同区域之间博弈的焦点是统筹基金。假定农民工在东莞工作了1年，单位为他缴纳了1年东莞市社会医疗保险共600元(每月缴纳2500元*2％=50元，其中，35元划入统筹账户，15元划入个人账户。1年划入统筹账户共420元)。当他离开东莞回仙桃工作时，东莞与仙桃之间的利益博弈就出现了。
东莞方面：农民工医保关系转出时，如果东莞方面转出农民工在东莞城镇职工医保上的1年统筹基金420元，它将损失420元，如果东莞方面不转出农民工在东莞城镇职工医保上的1年统筹基金420元，这420元将被截留在东莞市医疗基金账户上，而东莞则不需要为农民工付出任何代价，即，东莞不仅不需要负担农民工退休以后的医疗问题，还可以净收入420元。因此，东莞作为一个理性的“经济人”，具有较强的截留统筹基金的积极性。
仙桃方面：农民工的城镇职工医保转入仙桃之后，仙桃就面临两种选择，一是认定他在东莞的1年缴费年限；另一种选择是不认定。但两种选择对仙桃利益影响并不相同。如果仙桃认定了农民工在东莞的1年的缴费年限，农民工在仙桃则只需再缴14城镇职工医保即可，这也就意味着，仙桃在没有收到以前统筹基金的基础上，要为农民工按照仙桃的标准垫付252元统筹基金(1500*2％*70％*12=252元)。这样，农民工的医疗权益得到了保护，但仙桃医保基金账户上却凭空亏损了252元，显然，仙桃是不愿意做认定农民工这1年的缴费年限的。而如果仙桃选择不认定，则仙桃没有任何损失，但农民工1年的医疗权益就全部受损了。因此，仙桃作为一个理性“经济人”，具有较强的不认定的积极性。
通过以上分析，东莞与仙桃博弈的纳什均衡结果必然是，东莞不转出农民工的统筹基金，仙桃不认定农民工在东莞的缴费年限。
二是东莞市社会医疗保险与仙桃市新农合转移接续
当农民工从东莞返回仙桃，没有参加仙桃城镇职工医保，而是选择参加仙桃当地的新农合，东莞与仙桃之间的利益博弈如下：
东莞方面：东莞是否愿意转移统筹基金，与以前分析过程相同，即，东莞的理性选择仍然是不愿意转移。
仙桃方面：仙桃的新农合是按身份加入的，即，只要农民工拥有仙桃市农村户口，都可以无条件加入新农合，因此，即使东莞方面愿意转移统筹基金，仙桃也无法接纳，这样，仙桃市新农合就不存在缴费年限的认定问题。
2 当仙桃作为转出地、东莞作为转入地时的博弈
一是仙桃城镇职工医保与东莞市社会医疗保险转移接续
类似地，假定农民工在仙桃工作了1年，单位为他缴纳了1年东莞市社会医疗保障(每月缴纳1500元*2％=30元，其中，21元划入统筹账户，1年后，划入农民工统筹基金共252元)。在表2中，当他离开仙桃到东莞工作时，东莞与仙桃博弈的纳什均衡结果必然是，仙桃不转出农民工在仙桃的统筹基金，东莞不认定农民工在仙桃的缴费年限。
二是仙桃市新农合与东莞市社会医疗保险转移接续
农民工从仙桃转入东莞时，由于新农合不存在缴费年限与统筹基金问题，因此，东莞无法认定以前的缴费年限，也不存在转移统筹基金问题。
(二)长期利益博弈：东莞与仙桃关于农民工人力资源的争夺
如果仅从统筹基金角度看，仙桃与东莞之间似乎没有统筹协调的余地，但事实并非如此。因为随着人口老年化的步伐日益加快，以前的“民工潮”也逐渐演变为“民工荒”，农民工的劳动力资源逐渐成为各个地区争夺的焦点。因此，从长期看，在是否保护农民工医疗权益方面，东莞与仙桃之间必然存在博弈，并有可能采取一些共同行动与措施。
显然，如果区域政府主动采取保护农民工医疗福利的政策(即，农民工医保统筹基金与个人账户一样，是便携式的)，这有助于吸引外来农民工到本地工作。在争夺仙桃籍农民工的人力资源方面，假定在东莞与仙桃之间进行流动的仙桃籍农民工为10个单位，可以从如下过程进行分析(如表3所示)：①如果东莞与仙桃都同时采取不保护农民工医疗权益的政策，东莞吸引到的农民工为7个单位，而仙桃由于经济实力与工资水平都相对较差，只能吸引到3个单位的农民工。②如果东莞采取不保护，而仙桃采取保护农民工医疗权益的政策，东莞只能吸引到4个单位的农民工，而仙桃则可以吸引到6个单位的农民工。③如果东莞采取保护、而仙桃采取不保护农民工医疗权益的政策，东莞可以吸引到8个单位的农民工，而仙桃只能吸引到2个单位的农民工。④如果东莞与仙桃都采取保护农民工医疗权益的政策，东莞可以吸引到6个单位的农民工，而仙桃只能吸引到4个单位的农民工。
东莞与仙桃作为局中人，其决策的根本原则都是非常明确的，那就是使自己能够吸引到的农民工数量尽可能多。但他的得益不仅取决于自己所选择的策略或行为，还必须看另一方局中人选择什么样的策略，因此，每位局中人在决策时必须考虑到其他局中人的存在和他们的反应。据此，我们可以求出东莞与仙桃关于农民工人力资源博弈的纳什均衡解为：(保护，保护)，即，双方都采取保护农民工医疗权益的政策，以吸引到更多的农民工来为本地的经济建设服务。这就为东莞与仙桃之间实现医保关系统筹奠定了经济基础。
(三)基本结论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两点基本结论：
1 在短期博弈中，东莞区域利益分割倾向强于湖北仙桃
虽然两地在转入农民工医保方面都有利益分割倾向，但东莞利益分割倾向要强于湖北仙桃，因为东莞作为经济发达地区，比仙桃要多承担二重风险：其一，统筹账户因素。由于东莞工资水平高，医保缴费水平高，统筹基金也高，如果东莞与仙桃之间互相认定对方的缴费年限，即，东莞与仙桃之间统筹账户可以畅通无阻地转移了，那么，东莞仙桃籍农民工每发生一次互相转移接续，从东莞转出的统筹基金每月就要比在仙桃转入的统筹账户多14元，即，东莞每月就要亏损14元。这显然是东莞作为一个富裕地区所不愿意作出的牺牲。其二，治疗风险因素。由于东莞医保水平高，医疗条件好，如果东莞认定了仙桃农民工的缴费年限，就会有一些农民工(尤其是身体需要得到更好治疗的农民工)投机医保，打起“到东莞之类的富裕地区办理医保，以得到更好治疗”的主意，这样，东莞的医保基金就要面临更高的治疗风险。
比较东莞与仙桃两地医保关系转移接续中的利益分割情况，我们可以发现，从仙桃转入东莞的农民工更多，也就比仙桃面临更高的压力。
2 农民工医保关系转移接续中的区域利益分割行为是一种目光短浅的行为
从以上的博弈分析中可见，从长远看，东莞与仙桃采取保护农民工医疗权益的政策实际上是有利于自身经济建设的，因此，东莞与仙桃采取保护农民工医疗权益的政策措施是大势所趋。当前在各地普遍存在的区域利益分割行为，实质上只是一种害人害己的短期行为。
四、农民工医保关系转移接续中区域利益分割的成因
为什么农民工医保关系转移接续中两地政府都倾向于采取分割性政策，主要原因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政府行为中的“政绩工程”意识使区域政府不愿意在农民工医保关系转移接续中进行长期投资。一些劳务转入地政府从本地政绩出发，一味追求本地居民的高“参保率”，片面维持本地医保基金的稳定性。因此，相当多的劳务转入地政府存在排斥外来农民工的心理倾向。加之长期投资在短期内见效不明显，这就使得一些政府官员更加缺乏转移统农民工筹基金的积极性。
(二)区域经济差距使东莞作为富裕地区不愿意实现农民工医保关系转移接续。东莞市经济水平高，为农民工缴纳的统筹基金也较高，如果实现了全国一体的医保关系转移接续，东莞市作出的利益牺牲较仙桃要高，所承担的风险也高，所以，东莞从自身利益出发，是不愿意实现农民工医保关系转移接续的。
(三)城乡制度分割使农民工医保关系无法接续。新农合是按身份参保的一项制度，即，只要农民工拥有仙桃市农村居民户籍，即可以无条件加入(不存在缴费年限限制)。而城镇职工医保(或者东莞市社会医疗保险)是按农民工工作状态参保的一项制度，即，只要农民工与企业之间存在用工合同，即可参保。这就使得农民工医保关系转移接续时，城镇职工医保与新农合之间无法进行有效接续。
(四)国家财政协调职能缺位致使农民工医保关系转移接续缺乏制度基础。市场经济作为一种资源广泛流动的经济体制，本质上要求国家财政政策既具有调动主体积极性又能充分协调不同区域主体之间利益冲突等两方面的职能，尤其是在未实现全国医保统筹时，协调区域之间的利益尤为重要。但我国当前实行的是“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这种体制片面注重了调动地方发展本地经济的积极性，而不重视不同区域之间的经济冲突与利益协调，政策缺失使得农民工医保关系转移接续双方都无所适从，从而，不得不采取一系列的地方保护主义政策。
五、农民工医保关系转移接续中区域利益分割的化解对策
结合当前异地就医即时报销的政策规定，我们就进一步化解当前农民工医保关系转移接续中的区域利益分割提出如下建议：
(一)积极创造条件，进一步提高医保基金的统筹层次
统筹区域的划分无疑为医保基金圈定了带有地域色彩的“势力范围”，只要没有实现全国医保统筹，医保关系转移接续所涉及的跨统筹区域的利益变动，阻碍转移的分割动力就会一直存在。因此，解决医保关系转移接续中的区域利益分割的根本途径是实现全国统筹。可以说，统筹层次越高，农民工医保转移接续的阻力就越少。
(二)在没有实现全国统筹时，应在中央建立农民工医保统筹基金调剂机构，实现区域之间利益协调
现阶段虽然一些统筹区域之间实行了区域合作，但各统筹地区之间的横向关系不具备指令性权威，要化解区域利益分割，必须有一个权威部门对这项工作进行总协调。可以在中央成立一个区域间农民工医保统筹基金调剂机构，专门负责农民工异地就医利益冲突的协管。作为一个常设机构，进行不同区域之间有关资金的结算与划转，实现区域之间利益的协调。
(三)明确中央、地方、个人的医保责任，采取循序渐进的思路落实农民工医疗权益
在目前条件还不十分成熟的情况下，实现医保全国统筹难度较大，因此，设计一套兼顾各方利益、循序渐进的制度框架，以促成区域之间的合作。其一，在各地缴费年限不能完全互认的前提下，可以根据农民工在当地所做的贡献，采取折算的方式，先认定部分年限，最终实现全部认定。其二，对于统筹账户，也可以先转移部分基金，最终实现全部转移。其三，根据我国地区梯度发展态势，可以考虑允许实行在经济依赖程度高、经济水平接近的区域首先实行区域性统筹，打破地方行政区划界限，提高社会化管理水平。在条件成熟时，再实行全国统筹。
(四)以城镇居民医保与新农合合并为起点，逐步实现“三险舍一”，确保农民工医保的唯一性
城镇职工医保与新农合之间标准与规定不统一使得统筹基金无法接续，应将制度间的协调和整合提上日程，首先尝试城镇居民医保与新农合的合并，在时机成熟的时候，实现三项制度可合并为一，通过确保农民工医保的唯一性，提高农民工医保转移接续的效率。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09YJa790160)资助项目；湖北省社科基金([2010]348)；湖北省教育厅科研项目(D20111104)。
博弈论与运筹学篇8
摘要由于羽毛球自身的优势和人们对其的认可度，它已经成为高校体育运动的主选项目。羽毛球教学内容和方法存在着因地而异，因人而异的现象，改革羽毛球的教学内容和方法势在必行。本文针对现在高校球类教学存在的问题，提出把博弈学理论用到高校羽毛球等球类教学中来，运用对策论等博弈论理念，对我校羽毛球类课教学方法、考核方式进行改革，把羽毛球类教学过程转变为博弈论理论实践过程，提高学生善于博弈、运筹能力，充分发挥球类教学具有博弈特点突出的作用，为高校羽毛球球类课教学改革做些尝试。
关键词博弈论羽毛球教学
一、博弈论与体育比赛的关系
“博弈论”译自英文“Gametheory”。它是研究“一些个人、队或其他组织，面对一定的环境条件，在一定的规则下，同时或先后，一次或多次允许选择的行为或策略中进行选择并加以实施，各自取得相应结果的过程”。如果按照有文献记载的最早博弈思想的标准，则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前我国古代的“齐威王田忌赛马”。于体育与博弈论的最早的实例是“齐威王田忌赛马”。在体育比赛中，巧妙的运用战术是取得比赛胜利的关键所在，战术是在一定的身体条件、技术水平和心理品质基础上形成的，并与比赛规则有着密切的联系。
二、羽毛球运动的现状与问题
羽毛球是一项比较大众而且具有魅力的体育运动，甚至在国际上都具有较大的影响力。因为羽毛球运动本身是一件具有难度高的而且速度快、变化多样、竞争激烈的体育项目，为此，教学要求具有较强的技术性，要完全掌握好和打出一定水平具有一定的难度。所以在高校教学过程中，随着羽毛球教学的越来越普及，培养学生的竞技意识，改革创新羽毛球教学方式也迫在眉睫。为此我们在辽宁省高校中羽毛球教学现状进行了问卷调研，现归类如下：
（一）运动倍受大学生的青睐和喜爱
通过调研数据表明，羽毛球是大学生喜爱的运动项目被列前三位。大学生大学期间正处于二十岁左右的年龄阶段，比较而言更喜欢一些室内的球类运动，同时也更易于适合今后的终身体育锻炼，所以选择羽毛球运动的学生较多。
（二）选择羽毛球项目，基本上没有羽毛球训练经历，基础较差
多数学生由于高考前受应试教育的影响，基本没有接受过羽毛球训练，基础较差。但羽毛球项目是技巧性较强的隔网运动，对参与者身体条件的要求不高，深受大学生的喜爱，对于起步较晚的大学生来说，技术教学是教学中的重点。
（三）学时偏少
在调研查阅了辽宁省几所普通高校的羽毛球教学大纲后发现，多数教学学时在60学时左右。教学内容基本涵盖了羽毛球的所有技术，从上网，后退步伐，正反手的发球技术，到后场的击高、吊、杀技术，前场的小球技术，以及单、双打战术等等，而且，每项技术的学时分配没有明显的差别，缺少比赛实战训练。
（四）改革缺乏实效性
目前，各普通高校进行的教学改革多种多样，种类繁多，多是围绕“三自主”的教学形式展开，但是在现实中真正能以学生为主体，使学生明确学习目的、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较少，许多教学改革只是为了立项、发文章、优秀课程、精品课程的建设，教师很少能静下心来关注体育教学过程的实质：“竞技和团队”。
三、教改举措
针对调研中存在的问题，为培养学生具有一定的人文素质与境界意识，我们平时注重技术要点、重点培训，主要组织行之有效的比赛，运用对策论等博弈论理念，把羽毛球类教学过程转变为博弈论理论实践过程，提高学生善于博弈、运筹能力，充分发挥球类教学具有博弈特点突出的作用。
（一）技术重点为突破，以精带全
在多年的教学过程中体会到，在不同的学习阶段，一定要抓住这一阶段的主要环节教学，不能逾越，许多隐形的因素不加重视会影响以后技术的学习。通过对羽毛球技术的动作分析不难发现，在繁多的羽毛球技术里，“击球前一步步伐”和“正手击后场高远球”是羽毛球的核心要领与技术重点，要反复训练，纠正，才能达到以精带全的教学效果。
（二）突出于战术运用的学习
我们在过去安排教学内容，采取先学习步法、后学习基本技术动作，再学习战术运用，这样学生学习基本动作时感到很枯燥，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感到许多方面是单一教学。现在羽毛球教学内容的重点是突出于战术运用的学习，而把步法和基本技术的教学结合起来，基本技术又和战术运用的教学结合起来，学生没有单调的感觉，教师没有重复教学。这样做的目的是让学生建立羽毛球运动比赛的概念，在理解的基础上学习相应的动作技巧，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突出战术运用的培养。
（三）随机应变能力的培养
现代羽毛球运动是人的身体素质、运动技能及心理素质等因素的综合体现。与其他运动项目不同，羽毛球运动要求运动员不仅要掌握全面的动作技巧，而且要具备在不同场合采用各种不同动作的随机应变能力。为此运动员在瞬息万变的比赛中迅速选择战术和合理运用技巧的瞬时决断能力，是决定比赛能否克敌制胜的重要因素之一。
在教学中我们的教学内容的选择应具有一定的知识性、技术性和增强体质的实效性外，巧妙的利用学生“争强好胜”的特点，多举行一些对抗赛，培养和激发学生的兴趣，活跃课堂气氛，最大限度地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和责任感。竞赛是羽毛球运动的重要形式，竞赛的快乐在于结果的未知性，同时培养学生随机应变的能力。这样可调动学生产生积极的内心体验，对羽毛球知识和技术动作产生一种强烈的需求感和浓厚的学习兴趣。比赛的经历往往强化了对羽毛球运动本质的认识理解，同时对羽毛球运动理解的增强也促使比赛水平不断提高。
四、羽毛球比赛的博弈论分析
在通过以上教学改革的基础上，学生已掌握了羽毛球的技术要领，运用博弈论来组织校与校之间、院与院、班与班之间比赛，对学生进行积极拼搏、坚强意志品质、团结合作、抗打击能力的教育。
（一）赛前收集信息
孙子兵法曰“知已知彼，百战不殆。”羽毛球比赛也不例外，赛前收集信息、对方情报分析，针对参赛学校各队情况，分析的赛对手的实力与特点，制定自身的战术。
（二）最优反映战略
战略是博弈理论的核心问题，每个参与比赛团队组队后，在充分了解比赛规则和本队合作伙伴与竞争对手的情况下，以理性行事，采用最优反应战略，力争在比赛中获胜。最优反应战略，就是在其他参与者战略已知或可预测的条件下，给参与者带来最大收益的战略。
（三）比赛组织
教师对本队和对手特点进行比较分析，用谋略打球，制定参加比赛的最佳策略，不断提高每个队的比赛能力，战胜对手，获得优异比赛成绩。比赛采用单循环方式，直至决出优胜者。每个队成绩作为学生体育课的考核成绩主要依据。
（四）比赛总结
赛后组织讨论交流个人在比赛中运用技能的成功经验，学生们相互取长补短，充分发挥集体的智慧和团队精神，以便在今后的比赛中逐步完善提高整体技能水平，促进队友之间情感交流，提高合作能力和人际交往能力。
五、结论
由于羽毛球运动的实效性、长期性需要相应的体育科学知识作指导，因此，重视体育专项理论知识的传授虽然重要，但运用对策论等博弈论理念把羽毛球类教学过程转变为博弈论理论实践过程，提高学生善于博弈，增强体育意识，提高体育能力，树立终身体育的观念更为重要。
基金项目：甘肃省自然基金资助：编号：3ZS051-a25-030。
参考文献：
[1]戴珂.博弈论在高校球类教学中的应用[J].体育学刊.2009.06.
[2]罗智波.论博弈论在体育比赛中的应用[J].湖北体育科技.2004.04.
博弈论与运筹学篇9
论文提要：纳税筹划无论在微观还是宏观方面都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对企业来说，通过纳税筹划可以减轻纳税负担，获得更多的可支配收入，增加运营资金总量。国家和政府可以通过纳税筹划发挥国家税收调节经济的杠杆作用，达到调整并优化产业结构和生产力布局的目的。本文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分析纳税筹划的主体和目标，明确纳税筹划的深层空间，并提出政策性建议。
一、引言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纳税和征税分别成为企业和政府相当重视的一个层面，企业追求利益最大化和国家、政府间税收协调博弈也越来越重要。无论是从企业来讲，还是从国家和政府来说，纳税筹划都已经变得刻不容缓，成为国家和企业实现利益最大化的重要手段。
二、从微观层面看纳税筹划目标
纳税筹划是指纳税人在法律、法规许可的范围内，通过对筹资、经营、理财等活动进行事先的合理安排和筹划，尽可能减少不必要的纳税支出，以谋求最大限度的纳税利益，实现企业税后利润及现金流量的最大化。
企业作为纳税筹划的主体，如何来实施纳税筹划，还是要取决于纳税筹划的根本目的，其目的是减轻税负以实现企业税后收益的最大化，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直接减轻税务负担；获资金时间价值；实现涉税零风险；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及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在企业越来越追求价值最大化的情况下，从纳税筹划的主体角度来说，完全是站在减轻税负和实现税后利润最大化来考虑的，这也就是一般意义上的纳税筹划目标。
（一）直接减轻税务负担，减少成本，增加企业利润。企业可以通过纳税筹划，在不违反税法的基础上，进行合理的避税、节税，以达到减少税收成本、增加利润的目的。
（二）利用资金时间价值，增加企业的盈利机会。对于资金充裕的企业来说，可以运用税法规定范围迟延支付的税款进行投资，获取比资金时间价值更高的投资收益，即我们通常所说的机会收益概念；对于资金短缺的企业来说，企业可以把有限的资金用在关键上，在不影响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前提下，善于打“时间差”，合理调度应交未交税款，获得资金的时间价值，从而实现纳税筹划目标服务于财务管理最终目标。
（三）实现涉税零风险。实现涉税零风险，是指纳税人账目清楚，纳税申报正确，缴纳税款及时、足额，不会出现任何关于税务方面的处罚，即在税务方面没有任何风险。为了规范纳税人的纳税行为，我国税务机关引进了纳税信用等级制度，对于信用等级越高的纳税人给予一定的奖励措施，比如减少对纳税人的纳税检查。纳税人要充分考虑税务机关对本企业的纳税信用等级评价，在既不影响本企业纳税信用等级，又不损害本企业利益的双重目标下进行纳税筹划，从而有利于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
三、从宏观层面看纳税筹划目标
税收政策是国家制定的指导税收分配活动和处理各种税收分配关系的基本方针和基本准则。税收法律、法规是税收政策的法律形式和集中体现。国家的税收政策在不同时期和不同税收法律制度中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与内容。在农村和农业税收方面，长期以来国家实行低税、轻税政策，并且已经取消了农业税；
在关税方面，提高一些限制出口产品的税率；现阶段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别强调公平税负、鼓励竞争的税收政策等。国家和政府作为纳税筹划的主体，也就是税收政策的选择过程及各级主体间的博弈过程，也是税收政策的不断完善过程，包括国家政府与企业间、国与国之间、地方政府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各种博弈。
（一）国家与企业之间的博弈。企业纳税筹划的目的无非是想少交税，而政府与其对立的是增加税收收入，想尽办法在企业能接受的范围内实现提高税收收入，同时进一步鼓励竞争，力求实现公平税负，优化税收机制。这个过程当中必然涉及到政府与企业间的博弈，对立的两端很难达到共赢，但是随着税收体制的改进和企业纳税意识的强化，必定能达到更好的博弈结果。
（二）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博弈。国家通常是税收政策的制定者，在国与国之间发生税收收入摩擦时，国家政府必然会为了本国的税收利益与另一国周旋，所以西方国家越来越多地开始反倾销，其目的除了保护本国企业的利益外，很大层面上是为了维护其财政税收利益。
（三）地方政府之间的博弈。地方政府之间常常会为了争夺一些大型企业以增加税收收入产生分歧。很多地方政府提供优惠税收政策来吸引跨国公司的总部落户当地，增加其收入。例如，今年兴起的总部经济。通过吸引跨国公司总部落户当地来增加税收。如果将总部所在地作为主要纳税地，则数量非常可观，这是地方政府对本地大型企业总部迁出惊慌失措，从而极力挽留的主要原因。而总部汇集地，则明显享受到了相应的利益。
（四）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博弈。我国实行国税和地税分家以来，税收收入成为地方财政收入的一个重头戏，提高其税收收入也就大大提高了其业绩。尽管为争夺资源而在资本市场上从事税收竞争是我国地方政府的主要动机，但我国地方政府与中央的税收竞争也有政治动因，主要表现在地方财税部门要面对来自中央部门和企业的压力，其他政府部门和企业会以其他地区企业的税负水平作为比较基准游说财税部门降低企业实际税负。地方政府首脑也有“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心态。例如，由于出口退税政策采用国家地方75∶25的比率退税，在出口退税率较高的年份，一些地方政府为了减少出口退税额，竟然采取限制出口的政策。
宏观上看，税收筹划的博弈将税收政策推入了一个更加艰难的层面，只有不断完善国家税收政策，才能正确反映和体现政府的公平、效率政策倾向，且是实现财政政策目标的手段之一。
四、政策性筹划的提出
近年来，出现了税收筹划新领域：政策性筹划。政策性税收筹划是指特大型企业集团在不违背税收立法精神的前提下，与国家政府中的税务、财政等部门进行协商，试图改变现有对企业或行业不适用的税收制度，以实现企业利润最大化的理财方法。这种筹划实质上是一种税收制度筹划的创新活动。特大型企业集团发现现行税收制度的非均衡，从而产生税收制度创新需求，政府根据这一制度需求对税收制度的供给进行调整，以实现税收制度均衡。
政策性税收筹划的过程是税收制度由非均衡走向均衡的过程。只有通过改变原有的税收制度安排，选择和建立一种新的均衡基础上的制度安排才能获得潜在收益。其主要思想是，现行税收制度的非均衡是政策性税收筹划的出发点，政府和税务部门应在此基础上，充分考虑纳税人对税制的接受程度，不断地调整税收制度供给以满足税收制度需求，从而实现税收制度由非均衡到均衡的运动。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政策性筹划是微观主体和宏观主体的一种融合，是纳税筹划的一个崭新课题。政策性筹划刚刚起步，还有相当大的筹划空间，两大主体也有更多的可以改进和博弈的地方，相信随着经济发展，企业和政府间的融合会更进一步，纳税筹划目标会更加明确和和谐。
参考文献：
[1]盖地.《税务会计与纳税筹划》.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
[2]蔡昌，李梦娟.宏观视野下的税收筹划[J].税务纵横.2003，8．
博弈论与运筹学篇10
关键词：纳税筹划；主体；目标；政策性筹划
中图分类号：F81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纳税和征税分别成为企业和政府相当重视的一个层面，企业追求利益最大化和国家、政府间税收协调博弈也越来越重要。无论是从企业来讲，还是从国家和政府来说，纳税筹划都已经变得刻不容缓，成为国家和企业实现利益最大化的重要手段。
二、从微观层面看纳税筹划目标
纳税筹划是指纳税人在法律、法规许可的范围内，通过对筹资、经营、理财等活动进行事先的合理安排和筹划，尽可能减少不必要的纳税支出，以谋求最大限度的纳税利益，实现企业税后利润及现金流量的最大化。
企业作为纳税筹划的主体，如何来实施纳税筹划，还是要取决于纳税筹划的根本目的，其目的是减轻税负以实现企业税后收益的最大化，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直接减轻税务负担；获资金时间价值；实现涉税零风险；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及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在企业越来越追求价值最大化的情况下，从纳税筹划的主体角度来说，完全是站在减轻税负和实现税后利润最大化来考虑的，这也就是一般意义上的纳税筹划目标。
（一）直接减轻税务负担，减少成本，增加企业利润。企业可以通过纳税筹划，在不违反税法的基础上，进行合理的避税、节税，以达到减少税收成本、增加利润的目的。
（二）利用资金时间价值，增加企业的盈利机会。对于资金充裕的企业来说，可以运用税法规定范围迟延支付的税款进行投资，获取比资金时间价值更高的投资收益，即我们通常所说的机会收益概念；对于资金短缺的企业来说，企业可以把有限的资金用在关键上，在不影响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前提下，善于打“时间差”，合理调度应交未交税款，获得资金的时间价值，从而实现纳税筹划目标服务于财务管理最终目标。
（三）实现涉税零风险。实现涉税零风险，是指纳税人账目清楚，纳税申报正确，缴纳税款及时、足额，不会出现任何关于税务方面的处罚，即在税务方面没有任何风险。为了规范纳税人的纳税行为，我国税务机关引进了纳税信用等级制度，对于信用等级越高的纳税人给予一定的奖励措施，比如减少对纳税人的纳税检查。纳税人要充分考虑税务机关对本企业的纳税信用等级评价，在既不影响本企业纳税信用等级，又不损害本企业利益的双重目标下进行纳税筹划，从而有利于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
三、从宏观层面看纳税筹划目标
税收政策是国家制定的指导税收分配活动和处理各种税收分配关系的基本方针和基本准则。税收法律、法规是税收政策的法律形式和集中体现。国家的税收政策在不同时期和不同税收法律制度中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与内容。在农村和农业税收方面，长期以来国家实行低税、轻税政策，并且已经取消了农业税；在关税方面，提高一些限制出口产品的税率；现阶段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别强调公平税负、鼓励竞争的税收政策等。国家和政府作为纳税筹划的主体，也就是税收政策的选择过程及各级主体间的博弈过程，也是税收政策的不断完善过程，包括国家政府与企业间、国与国之间、地方政府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各种博弈。
（一）国家与企业之间的博弈。企业纳税筹划的目的无非是想少交税，而政府与其对立的是增加税收收入，想尽办法在企业能接受的范围内实现提高税收收入，同时进一步鼓励竞争，力求实现公平税负，优化税收机制。这个过程当中必然涉及到政府与企业间的博弈，对立的两端很难达到共赢，但是随着税收体制的改进和企业纳税意识的强化，必定能达到更好的博弈结果。
（二）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博弈。国家通常是税收政策的制定者，在国与国之间发生税收收入摩擦时，国家政府必然会为了本国的税收利益与另一国周旋，所以西方国家越来越多地开始反倾销，其目的除了保护本国企业的利益外，很大层面上是为了维护其财政税收利益。
（三）地方政府之间的博弈。地方政府之间常常会为了争夺一些大型企业以增加税收收入产生分歧。很多地方政府提供优惠税收政策来吸引跨国公司的总部落户当地，增加其收入。例如，今年兴起的总部经济。通过吸引跨国公司总部落户当地来增加税收。如果将总部所在地作为主要纳税地，则数量非常可观，这是地方政府对本地大型企业总部迁出惊慌失措，从而极力挽留的主要原因。而总部汇集地，则明显享受到了相应的利益。
（四）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博弈。我国实行国税和地税分家以来，税收收入成为地方财政收入的一个重头戏，提高其税收收入也就大大提高了其业绩。尽管为争夺资源而在资本市场上从事税收竞争是我国地方政府的主要动机，但我国地方政府与中央的税收竞争也有政治动因，主要表现在地方财税部门要面对来自中央部门和企业的压力，其他政府部门和企业会以其他地区企业的税负水平作为比较基准游说财税部门降低企业实际税负。地方政府首脑也有“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心态。例如，由于出口退税政策采用国家地方75∶25的比率退税，在出口退税率较高的年份，一些地方政府为了减少出口退税额，竟然采取限制出口的政策。
宏观上看，税收筹划的博弈将税收政策推入了一个更加艰难的层面，只有不断完善国家税收政策，才能正确反映和体现政府的公平、效率政策倾向，且是实现财政政策目标的手段之一。
四、政策性筹划的提出
近年来，出现了税收筹划新领域：政策性筹划。政策性税收筹划是指特大型企业集团在不违背税收立法精神的前提下，与国家政府中的税务、财政等部门进行协商，试图改变现有对企业或行业不适用的税收制度，以实现企业利润最大化的理财方法。这种筹划实质上是一种税收制度筹划的创新活动。特大型企业集团发现现行税收制度的非均衡，从而产生税收制度创新需求，政府根据这一制度需求对税收制度的供给进行调整，以实现税收制度均衡。
政策性税收筹划的过程是税收制度由非均衡走向均衡的过程。只有通过改变原有的税收制度安排，选择和建立一种新的均衡基础上的制度安排才能获得潜在收益。其主要思想是，现行税收制度的非均衡是政策性税收筹划的出发点，政府和税务部门应在此基础上，充分考虑纳税人对税制的接受程度，不断地调整税收制度供给以满足税收制度需求，从而实现税收制度由非均衡到均衡的运动。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政策性筹划是微观主体和宏观主体的一种融合，是纳税筹划的一个崭新课题。政策性筹划刚刚起步，还有相当大的筹划空间，两大主体也有更多的可以改进和博弈的地方，相信随着经济发展，企业和政府间的融合会更进一步，纳税筹划目标会更加明确和和谐。
（作者单位：东北财经大学）
参考文献：
[1]盖地.《税务会计与纳税筹划》.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
[2]蔡昌，李梦娟.宏观视野下的税收筹划[J].税务纵横.200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