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部对外直接投资篇1
笔者依据2005年～2010年中国30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省际面板数据，通过构建联立方程模型，从国内投资、产出及就业等视角来判断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商贸服务业产业安全的影响。研究表明，全国和东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对国内投资和就业产生挤出效应、对产出产生挤入效应；中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对国内投资和产出产生挤入效应、对就业产生挤出效应；西部地区外商直接对国内投资产生挤出效应、对产出和就业产生挤入效用。这说明外商直接投资在一定程度上会对中国商贸服务业产业安全构成威胁，但不同区域、不同视角的影响效果不同。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联立方程；挤出效应；挤入效应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0zd&028）；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2CJL038）。
作者简介：王耀中（1953-），男，湖南益阳人，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服务经济研究；陈洁（1986-），女，湖南长沙人，湖南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服务经济与国际贸易研究。
中图分类号：F121.25；F7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096（2013）04-0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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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2-06-12
一、问题的提出及文献综述
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商贸服务业作为一个综合性行业，其强劲的发展势头使之成为全球经济中最具活力的产业之一。中国商贸服务业在经济开放的大环境下，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外资企业来华发展，外商直接投资带来的技术和资本，有利于提高整个行业的资本效率，但同时外资因占据了优质商圈资源而挤兑内资企业也会对该产业的安全构成威胁。因此，在中国商贸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不断增加的背景下，研究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商贸服务业产业安全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目前，关于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商贸服务业产业安全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零售业，其观点主要有三种：第一种观点是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零售业的产业安全构成威胁（苏梅梅，2004；张宏等，2005），并有学者通过构建指标体系测算得出中国零售业产业不安全（王水平，2010；朱涛，2010）。第二种观点是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零售业的知识技术溢出效应能进一步促进产业发展，有利于零售业产业安全（荆林波，2005；陈涛涛，2007；魏芳兰，2011）。第三种观点是外资进入是否威胁中国零售业的产业安全应视具体情况而定（郭崇义等，2002；李飞，2004；王烨，2010）。
本文试图从以下三方面进行完善。首先，虽然国内有不少学者指出外商直接投资会影响商贸服务业产业安全，但并未从不同视角进行深入探讨，故本文从国内投资、产出及就业的视角来判断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商贸服务业产业安全的影响。其次，关于外商直接投资影响中国商贸服务业产业安全的理论机制探索较少，因此，本文将构建理论模型以弥补该方面的不足。最后，不同于大多数文献通过构建指标体系来测算产业安全状态，本文依据构造的理论模型，利用联立方程分别估计全国、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商贸服务业国内投资、产出和就业产生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及总效应，以判断外商直接投资是否对该产业安全构成威胁。
二、理论模型的构建
外商直接投资通过多方面影响商贸服务业产业安全，其影响包括挤入效应和挤出效应。若产生挤入效应，则能加快一国或地区的产业技术进步、优化产业结构并带动内资企业投资、促进经济增长、提高就业水平；反之，则会增强外资控制力、提高行业进入壁垒、抑制国内投资、降低生产能力、减少产出、增加失业率。
为探讨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商贸服务业产业安全的影响，本文基于Samuelson等、Feder的思路及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构建理论模型。
三、实证分析
（一）数据来源与处理
商贸服务业是一个综合性产业，按照《世界服务业重点行业发展动态》的分类，商贸服务业被界定为批发业和零售业。本文依据此分类方法，选取2005年～2010年中国30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不包括、港澳台）的省际面板数据并将其划分为东中西三个区域。
（二）实证结果与分析
从表1可知，商贸服务业引入外商直接投资给国内投资带来了直接挤出效应和间接挤入效应，其系数分别为0.37和0.17，即商贸服务业实际利用外资额每增加1%，该产业国内投资减少0.20%。究其原因，内资企业不仅在管理经验、技术、品牌方面无法和外资企业相比，而且产业技术研究能力也较弱。此外，外商直接投资给产出带来了直接挤入效应和间接挤出效应，其系数分别为0.20和0.06，即商贸服务业实际利用外资额每增加1%，该产业产出将增加0.14%。外商直接投资有利于提高产出，这一方面是由于外资能为商贸服务业提供所需资金，另一方面，中国商贸服务企业从外资企业中学到的知识、技能、管理等，有助于推动产业技术进步，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同时，外商直接投资给就业带来了直接挤出效应和间接挤入效应，其系数分别为0.09和0.08，即商贸服务业实际利用外资额每增加1%，其就业将减少0.01%。外商直接投资对就业产生挤出效应主要是由于外资企业管理水平高、技术先进，需要知识密集型人才，而目前中国商贸服务业以传统业态为主，从业人员集中于劳动密集型，故易导致结构性失业。在中国，商贸服务业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张丽娜等，2011），并且不同区域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差异较大，故将中国划分为东、中、西三大区域，进一步判断不同区域外商直接投资对商贸服务业产业安全的影响。
从表2可知，在东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对国内投资产生直接挤出效应和间接挤入效应，其系数分别为0.70和0.10，这说明商贸服务业实际利用外资额每增加1%，将会对国内投资产生0.60%的总挤出效应。对产出产生直接挤入效应和间接挤出效应，其系数分别为0.19和0.12，即商贸服务业实际利用外资额每增加1%，将给产出带来0.07%的总挤入效应。对就业产生直接挤出效应和间接挤入效应，其系数分别为0.21和0.002，故商贸服务业实际利用外资额每增加1%，将给就业带来0.208%的总挤出效应。究其原因，东部地区虽然商贸服务企业较多，但内资企业生产率相对较低、吸收能力较弱，在与外资竞争过程中，往往容易被外资企业挤出市场。对产出带来挤入效应与该区域经济不断发展、商贸服务业市场不断扩大有关。对就业带来挤出效应是由于东部地区是我国经济发达的地区，是高档次外资商贸服务企业的集聚地，而目前中国东部地区商贸服务业产业结构层次并不高，人力资本需求与产业结构之间的矛盾使得该地区商贸服务业易出现结构性失业。总之，东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对商贸服务业的国内投资和就业产生挤出效应，而对产出产生挤入效应，该结论与全国一致。
在中部地区，商贸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每增加1%，对该产业国内投资产生0.01%的直接挤出效应和0.04%的间接挤入效应，即0.03%的总挤入效应。对产出产生0.14%的直接挤入效应和0.11%的间接挤出效应，即0.03%的总挤入效应。对就业产生0.33%的直接挤出效应和0.09%的间接挤入效应，即0.24%的总挤出效应。这说明，中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对商贸服务业的国内投资和产出带来挤入效应、对就业产生挤出效应。不同于全国、东部和西部地区，中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有利于国内投资。
在西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给国内投资产生直接挤出效应和间接挤入效应，其系数分别为0.35和0.11，即商贸服务业实际利用外资额每增加1%，该产业国内投资将会减少0.24%。对产出带来直接挤入效应和间接挤出效应，其系数分别为0.09和0.002，故商贸服务业实际利用外资额每增加1%，该产业产出将会增加0.088%。对就业产生直接挤出效应和间接挤入效应，其系数分别为0.005和0.032，即商贸服务业实际利用外资额每增加1%，该产业就业将会增加0.027%。这表明，西部地区外商直接对商贸服务业国内投资产生挤出效应，而对产出和就业产生挤入效应。不同于全国、东部和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有利于提高该产业就业率。
四、结论及启示
通过上述研究，本文认为，目前外商直接投资在一定程度上会对中国商贸服务业产业安全构成威胁，但在不同地区，外资对不同指标的影响效果有差异，这与各地区所处的地理位置、经济发展水平、对外开放度等有关。具体来说，在全国和东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对国内投资和就业产生挤出效应，而对产出产生挤入效应；中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对国内投资和产出产生挤入效应，而对就业产生挤出效应；西部地区外商直接对国内投资产生挤出效应，而对产出和就业产生挤入效应。基于以上结论，中国首先应合理引进外商投资商贸服务业，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避免过分的依赖外资而造成产业的不安全。其次，加强内资的自主创新能力，增强竞争力。最后，发展知识密集型人才，减少商贸服务业结构性失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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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丽娜，李琪.2011.我国服务业发展的制约因素及对策建议[J].经济纵横（12）：62-65.
商务部对外直接投资篇2
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历史大概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79年到1991年，这一阶段是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起步阶段，外商直接投资项目和金额都较少。尽管这一时期外商直接投资逐年增加，但其在我国实际利用外资金额中所占比重较小，只有29.32％，因此，在这一阶段外商直接投资还不是我国利用外资的主要形式。第二阶段从1992年到1998年，这一时期外商直接投资大幅度增加，并且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外商投资在我国实际利用外资金额中所占比重超过对外借款，为74.02％，最高年份达78.14％（1994年），此时外商直接投资已经取代对外借款，成为我国利用外资的主要形式和国际资本流入我国的主渠道。第三阶段从1999年至今，这一时期外商直接投资的增长速度有较大幅度减缓，但外商投资金额保持在400亿美元以上的规模。
根据国家信息中心的测算，[1]在1981至2000年的20多年间，中国GDp年均9.7％的增长速度中，大约有2.7个百分点来自利用外资的贡献。随着我国2001年成为wto正式成员，可以预见外商对我国的投资将会有较快增长，外商直接投资规模及其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地位都将继续提高，外资对我国产业结构的影响也将更大，因此，研究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结构尤其是产业结构的影响，是一个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的问题。
一、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分布特点及其成因
为了研究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产业结构的影响，必须先了解外商投资在我国三次产业之间的分布特征，为此，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其加以分析：
1.外商投资在三次产业之间的分布。目前，外商对我国的直接投资主要集中于第二产业（尤其是工业部门），而对第一、三产业的投资比重则偏低。如表一所示[2]
表1外商直接投资（协议额）在三次产业之间的构成（单位：％）
附图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外资统计年鉴》
2.产业内部结构。总体来看，外商在我国第一产业的投资规模一直不大，在整个外商投资中所占的份额很小。1979-2000年，外商直接投资的协议金额累计仅120亿美元，而外商投资额最大的1995年也只有17.4亿美元；同时，第一产业的外商投资项目平均规模也较小。从第一产业内部外商直接投资的分布来看，主要是集中在农业，尤其是种植业，而对林业、牧业和渔业等部门的投资极少。在2001年1-6月第一产业的3.35亿美元外商直接投资中，农业项目为2.22亿美元，占66.26％。
在第二产业中，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集中于工业部门，尤其是制造业，而建筑业所占的比重较小。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全部协议投资中，工业比重最高的年份达到80.46％（1991年），最低也有45.85％（1993年）；而建筑业的比重最高为5.07％（1997年），最低只有1.05％（1991年），平均为2.98％。在2001年1-6月第二产业的163.12亿美元的外商直接投资中，工业部门的投资为160.59亿美元，比重为97.87％。
1979-1990年，在外商对第三产业的协议投资额中，房地产业和社会服务业的比重为60.27％，90年代后上升到70％左右，尽管最近几年这个比重有所下降，但仍占第三产业外商投资的绝大部分。综上所述，外商对我国第一、二、三产业的投资主要集中于农业、工业（尤其是制造业）、房地产业和社会服务业。
3.工业内部外商直接投资的分布。外商对我国工业部门的直接投资主要分布在制造业，其中加工工业的比重很高，原料工业的比重不大；轻工业的比重较高，重工业的比重较低；同时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投资比重高于一般加工工业。
从最近几年外商直接投资在工业内部的分布来看，制造业的投资比重很高，采掘业和电气水部门的投资比重较低。在1996-2000年的外商协议投资额中，制造业的平均比重为88.53％，采掘业和电气水部门的平均比重分别只有2.06％和9.41％；在同期的外商实际投资中，制造业的比重为89.78％，采掘业和电气水部门的平均比重分别为1.87％和8.35％。在制造业内部，外商投资比重较高的是机电工业、化学原料及制品业。
4.外商直接投资的地区分布。从外商在我国投资的地理分布来看，外商投资主要集中于广东、江苏、浙江、上海、山东、福建等沿海地区。从表3可以看出，在过去的20多年中，外商在我国中西部地区的投资相当少，无论是从协议金额来看，还是从实际投资来看，中、西部地区的投资比重不足整个投资的15％，而85％以上的投资集中在我国的东部沿海地区。近年来，随着我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及一系列优惠措施的，西部地区对外商的吸引力有所加强；据不完全统计，世界500强中已有80余家企业在西部地区投资或设立办事机构。
表2我国东中西部各地区外商投资情况（截至2000年底）（单位：亿美元）
附图
资料来源：《2001年中国外资统计年鉴》第3页
我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分布之所以具有以上几个特点，主要与下面三个方面的因素有关：
一是与厂商经营的目标相关。厂商经营的目标是实现利润最大化。外商对我国的直接投资主要是为了占领我国巨大的消费品市场，这既与我国人口众多的市场优势相一致，也与外商经营目标相一致。
第一产业是我国重点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首选领域，但实际外商直接投资比重较低，至2000年底仅为1.78％。其原因在于农业开发投资大，回收期长，利润率低，风险大，这与外商直接投资企业所追求的短期盈利目标不符。但同时也说明了我国农业开发条件较差，对外商的吸引力不大。因此，我们在如何改善农业投资环境方面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外商投资方向的选择同时也与我国的投资政策和贸易政策相关。由于我国对消费品的进口限制较严，外商想要进入这一潜力巨大的市场，只有通过直接投资方式，而我国对重化学工业产品的进口限制较松，因此，对于我国的重化学工业品市场，外商主要通过贸易来占领。
二是与我国目前的投资环境相关。我国目前的投资环境是轻工业投资较容易，而重化学工业投资较困难。与重工业相比，轻工业所需投资较少，能耗低，对于交通运输要求相对不严，选择余地大；加之轻工业品投资能够利用消费变化快的特点，投资者可以开发出更新、更适用、更美观、更便宜的产品来吸引消费者从而获得较高的利润。所以，外商比较青睐于对轻工业的投资。而重化学工业能耗大，对交通运输和相关产业发展的要求较高，而且投资额大，回收期长，因此，外商对该行业投资兴趣不大。
三是与区域经济投资环境相关。我国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加之交通条件较差，基础产业薄弱，西部地区的整体投资环境与东部沿海地区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3][4]因此，尽管外商投资有向我国中西部扩展的趋势，但这种趋势进展相对缓慢，可以预见，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外商投资仍将主要集中在我国经济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
二、我国产业结构的现状与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
改革和开放以来，随着市场机制调节作用的增强，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和影响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来，当前，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的关键是结构问题而不是总量问题。认识我国的产业结构现状，找出调整结构偏差的对策是当务之急。当前我国产业结构有以下特点：第一，GDp中第二产业比重偏高，服务业的比重偏低。2000年，我国第二产业在GDp中所占份额为49.2％，高于标准结构的比例，服务业在GDp的份额为32.8％；与“标准结构”相比，明显偏低。第二，在产业结构中，农业所占比重过高，服务业比重偏低。2000年，我国第一产业的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例高达49.9％，显著高于标准就业人口28.6％，偏差程度超乎寻常；第三产业比重偏低，就业比率为26.4％，而标准就业比率为30.7％。第三，城市化程度不高。2000年，城镇人口在我国总人口中所占比例为30.4％，远远低于标准化水平53.0％，表明中国标准化水平远远落后于工业化过程。第四，轻重工业比重偏差严重。最近几年，关于今后我国重工业应该得到较快发展，重工业在工业产出中的比重应有较大幅度上升的观点比较流行，主要理由是中国工业在80年代和90年代上半期的发展过于“轻型化”，中国目前的重工业比重较低，轻工业比重较高。
我国三次产业出现以上结构偏差，与外商对我国三次产业投资的结构性偏差有一定关系。外商直接投资的结构性倾斜加大了我国三次产业的结构偏差。改革开放以来，外商对我国的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第二产业尤其是工业部门，对第一产业的投资比重很低，对第三产业的投资比重也偏低。在1996至2000年的外商实际投资中，第二产业的比重高达70.38％，其中工业的投资比重高达66.57％，而第一产业的比重仅1.42％，第三产业的比重也只有28.20％。在2001年底注册登记的外商投资企业中，就外方注册资本而言，第二产业的比重为64.08％，其中工业的占61.32％，而第一产业的比重仅为1.54％，第三产业的比重为34.4％。显然，外商投资结构向第二产业特别是工业倾斜的特征很突出。
从我国三次产业结构的现状看，90年代以来第二产业尤其是工业的比重升幅过大，第三产业的实际比重不合理下降，使产业结构偏差变得更为突出，并对经济增长产生了较大影响。我国产业结构偏差的加深，与外商投资过多地向工业部门倾斜有一定关系，其主要表现为：
1.外资工业的结构倾斜助长了我国消费品工业的过度扩张。近几年我国工业消费品相对过剩，生产能力大量闲置，除了城乡消费需求趋缓的原因之外，主要是由于工业比重过高的条件下工业结构向轻工业倾斜。80年代中期以来消费品工业一直扩张，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外商直接投资过度集中于消费品工业。据统计，截止到2000年底我国三资工业企业的外商直接投资额中，轻工业的比重占58％，重工业的投资比重占42％。
2.外资工业的结构倾斜加快了我国工业结构的高加工度化进程。外资工业高度集中于制造业，而在制造业中又主要集中在加工工业。由于结构倾斜的存在，外资工业占我国以工业品为原料的加工工业增加值的比重目前已接近1/3，占加工工业产品销售收入的比重已达1/3，而占原料工业的两个比重只有10％左右。这个特点使外资工业的迅速发展更多地推动我国加工工业的扩张，加快了我国工业结构高加工化的进程。
3.外商投资在第三产业的结构性偏差对第三产业的结构变动产生了明显影响。目前外商对我国第三产业的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房地产业和社会服务业，其次是批发和零售贸易、交通运输和邮电通信业，而对其他大多数第三产业部门的投资比重很低，投资的结构性倾斜十分突出。外商对第三产业投资结构的高度倾斜，与我国第三产业内部对外开放度的差别有很大关系，除了房地产业和社会服务业，以及商业、交通运输业和邮电通信业之外，其他的大多数第三产业部门目前的对外开放度仍较低。
随着加入wto之后我国大多数第三产业部门对外开放度的提高和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政策的调整，外商将较大幅度增加对目前投资比重很低的第三产业部门的直接投资；一些重要的服务业部门的外商投资比重在“十五”期间将明显上升；相应地，外商对房地产业和社会服务业的投资比重会逐步下降。也就是说，在加入wto之后的5年左右时间内，外商对我国第三产业直接投资的结构过度倾斜的状况会明显改变。
三、产业结构调整目标与外商投资的产业导向政策
产业结构是一个开放的系统，随着经济的市场化、全球化，产业结构的转换和升级既有来自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的迫切要求，也有来自国际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调整产业结构的目的不是简单地等同于盲目追求一、二、三次产业产值（或劳动就业）比重主要地位的转化，而是要面向国际产业的发展，在提升一、二次产业竞争力的基础上，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真正提高产业素质。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史证明，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国民收入和劳动力在三次产业间的分布结构呈现规律性的演变趋势。具体表现是：第一次产业实现的国民收入的相对比重在整个国民收入的比重和在第一次产业中就业的劳动力在全部就业的劳动力总数中的相对比重处于不断下降趋势；第二次产业实现的国民收入相对比重和劳动力就业比重逐渐上升，上升到一定程度后趋于下降；第三次产业实现的国民收入和劳动力就业的相对比重上升，其中劳动力的相对比重上升幅度更大。三次产业变动呈现的这种总的趋势，是由各次产业的内在特征决定的。在工业现代化过程中，第一产业农业相对比重下降幅度最大，这是因为农产品需求的收入弹性低，人们对农产品的消费属于生活必需品的消费，当生活水平达到一定程度后，对农产品的需求并不随收入增加的程度而同步增加，这样就使农业实现的国民收入份额趋于减少。第二产业工业相对比重上升，不仅因为随着人们收入水平提高，消费结构的变化使工业品需求的收入弹性处于有利地位，而且经济发展中用于投资的增长也在不断扩大工业品市场，从而整个国民收入中工业实现的国民收入相对比重上升。但随着技术进步，工业有机构成提高会排斥自身的劳动力，而工业部门内各行业扩张的增殖又吸收劳动力，两相抵消劳动力相对比重逐渐上升到一定程度后趋向下降。第三产业服务部门的比重上升幅度大，既由于“服务”这种商品比农产品具有更高的收入弹性，也由于第三产业门类繁多，许多行业具有劳动力和资金容易进入的特点，农业劳动力得以大量流入服务业，因而第三产业各行业呈现广泛而显著的增长，使其在国民收入中的相对比重大大增加。
目前，我国三次产业结构偏差的主要表现是工业比重过高而第三产业比重太低，产业结构内部的主要问题是工业结构的升级缓慢，因此今后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重点是加快第三产业的发展和工业结构的升级。从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要求和目前外商投资的产业构成及其影响来看，我国政府部门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大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导向力度。
1.引导外商加大对第一、三产业的投资力度，相对降低对工业的投资比重。从我国三次产业结构的变动来看，20世纪90年代以来第二产业，尤其是工业的比重升幅过大，第三产业的实际比重下降，使得产业结构偏差变得更加突出。我国三次产业的结构水平同世界上其它国家相比，存在着较大差距。我国第二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不仅高于同属发展中国家的印度，而且也高于美、日等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同时我国的第三产业的比重也远远低于这些国家的水平。目前，国际直接投资中对第一、三产业的投资比重较之20世纪80年代迅速上升，对第二产业的投资比重则相对下降。因此，我国应引导外商加大对第一、三产业的投资力度，相对降低对第二产业的投资比重，这不仅符合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需要，同时也符合国际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变化趋势。
2.引导外商增加对重加工业的投资，相应地减少对消费品工业的投资。目前外商对我国工业的实际投资中，大概有60％分布在消费品工业，对重工业的投资只有40％左右。外资工业占我国消费品工业增加值、产品销售收入以及固定资产净值和流动资产的比重约为30％，而重工业的同样比重只有15％。外资工业占以工业品为原料的消费品工业的增加值比重和产品销售收入比重2000年为38.25％和41.28％，固定资产净值比重和流动资产比重为34.52％和35.67％，而外资工业占重工业的前两个比重为27.67％和28.96％，后两个比重为24.35％和22.84％。但是，我国消费工业的产品相对过剩和生产能力闲置比重工业更加突出，“十五”期间工业结构调整的基本方向是适度重型化，加强重工业尤其是装备工业，相应控制消费品的投资规模和增长速度。因此，需要引导外商对工业的投资更多地转向重加工业尤其是装备工业部门，相应地减少对消费品工业的投资比重。
3.引导外商增加对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投资。利用外资的最终目的，是通过引进外资来弥补国内资金缺口，促进技术管理等方面的进步，从而促进本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增强本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但是，除了大型跨国公司外，目前外商投资过度集中于一般加工工业，而一般加工工业中，有些是我国生产能力过剩和竞争激烈的产业，也是我国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重复建设、引进的产业。外资的大量涌入，加剧了这些产业的过度竞争，造成对国内市场和国内企业的强烈冲击，致使部分国有一般加工企业的处境十分困难。目前，外资工业虽然在机电工业中占有相当高的比重，对我国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起了一定作用，但外资企业同时在不少加工工业中也占有较高比重，这部分企业主要是来自港澳台地区的中小企业。而90年代以来，国际直接投资的产业分布具有由资源、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变的趋势，因此应利用这一趋势，进一步重视吸引大型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引导外资更多地进入技术密集型产业和高薪技术产业，同时减少对一般加工工业的投资比重。
4.引导外商投资增加对薄弱的第三产业投资，减少对房地产业和社会服务业的投资。外商对我国第三产业的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房地产和社会服务业，导致外商对第三产业投资波动比较大，并对国民经济的平稳运行产生不良影响。在我国经济扩张时期，外商对房地产和社会服务的直接投资高度扩张，往往导致整个第三产业的外商投资比重大幅度上升；而在经济相对紧缩时期，外商对房地产业和社会服务业的直接投资迅速收缩，导致第三产业的外商投资比重大幅度下降。由于第三产业中投资结构倾斜现象的存在，房地产和社会服务业的外商投资大幅度波动会直接造成整个第三产业的大幅度波动。显然，只有当第三产业外商投资结构过度倾斜趋势得到逐步改变后，外商对第三产业投资的周期性波动现象才会明显减少，由此对整个外商直接投资以及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才会相应下降。
在第三产业中，目前外商直接投资比重较低的部门，如金融、保险、卫生体育、社会福利、科研和综合技术服务业以及教育和文化艺术等，多数属于层次较高的服务部门，我国要提高其发展水平，必须通过相应的外资产业结构导向政策，引导外资合理地向这些行业投资。[5]
5.引导外商加强对我国西部地区的投资力度，推动我国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的进程。目前，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重点是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但中西部地区还未建立起一个完善的以优势产业为支柱的产业结构体系，基础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都相对薄弱，与东部沿海地区存在很大差异，这势必会严重阻碍我国整体产业升级的进程。因此，我国政府应加大对外资地区流向的引导，以便有更多的外资投入西部地区的经济建设中，从而加强中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使东部和中西部地区之间建立一种协调的产业关联机制，促进我国的产业升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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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部对外直接投资篇3
按照《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定》(tRimS)的规定，投资壁垒是指为了促使外国投资者达到某种业绩标准而采取的措施，包括投资准入壁垒、投资经营壁垒和投资退出壁垒。tRimS所指的投资壁垒仅限于扭曲国际货物贸易的投资措施。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把外国直接投资(FDi)壁垒分为市场准入限制、所有权和管理限制以及运营限制三大类。因此，一般来说，投资壁垒主要是东道国政府设置的、对外国企业在本国的投资行为有障碍作用的政策措施，也就是说，凡是直接或间接地使外资企业增加生产或销售成本的政策措施，都有可能被外国服务厂商认为属于投资壁垒。
迄今为止，对于服务业投资壁垒还没有一个具体的国际多边协定对其进行明确界定，但是在许多国际和区域性贸易协定中所规定的投资措施实际上就是服务贸易中的投资壁垒。本文主要针对中国服务业中政策性投资壁垒的演变过程讲行分析。
二、中国服务业投资的开放过程
(一)严格限制准入：1979～1987年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对外开放采取“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式开放模式，因此实行国际上先工业后服务业的开放路径。该阶段是中国利用外资的起步阶段，初步建立了管理外商直接投资的政策框架，创造了基本的投资环境，制定并颁布了管理FDi的法律法规，形成初步的FDi政策框架，实行区域性的FDi优势政策，对FDi准人的行业进行严格限制等。在此期间，允许准入的行业主要在制造业部门，服务业总体的投资壁垒非常高，但在旅游、房地产和餐饮服务业部门对外资的限制相对较松。1987年底，原国家计委颁发了《指导吸收外商投资方向暂行规定》，把外商投资项目分为鼓励、允许、限制和禁止四类，其中对外资准人领域做了较大的限制，服务业的对外开放还没有提上议程，禁止性和限制性投资壁垒都很高。
(二)跟随性发展：1988～1995年
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中国的投资环境逐步规范改善，但对外开放的部门依然集中在第二产业，对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政策没有明显的放松，投资壁垒依然较高。大多数服务部门，特别是生产者服务部门还没有对外资企业开放。199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实施细则》第四条规定，下列行业禁止设立外资企业：(1)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电影；(2)国内商业、对外贸易、保险；(3)邮电通信；(4)中国政府规定禁止设立外资企业的其他行业。第五条规定，下列行业限制设立外资企业：(1)公用事业；(2)交通运输；(3)房地产；(4)信托投资；(5)租赁。可以看出，禁止性和限制性部门主要集中在服务业。虽然对外资企业所作的出口规定及其对出口比率的限制作了根本性变更，从过去的70％下降到40％，但是由于服务业的投资壁垒很高，这些规定对服务业利用外资并没有产生实质性的激励作用。
1992～1995年是中国外商直接投资自由化快速发展的阶段，但该阶段主要是放松第二产业的投资壁垒。对服务业而言，一方面由于重工业、轻服务业的思想存在，服务业对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性还没有受到重视；另一方面，由于认为金融、电信、交通运输等服务业属于自然垄断部门，不适宜对外资企业和内资企业开放，因此实行严格的市场准入限制。1995年，中国重新了《指导外商投资方向暂行规定》，同时《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将鼓励类、限制类和禁止类项目具体化，除此之外，皆为允许对外开放的领域。《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成为指导外资进入的重要法律文件。
(三)逐步降低：1996-2001年
1995年底到2001年11月15日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关键阶段。随着中美双边关系的发展和高层互访，中国政府代表团权限增大，关键时刻政治决断，1999年和美国达成双边协议，清除了中国人世的主要障碍。之后，中国又和欧盟就中国人世达成一揽子协议。这些谈判的障碍主要体现在：农产品关税减让和服务贸易开放领域和开放程度。在此期间，中国颁布了一批新的涉外法律法规，其中一些就是专门针对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例如，2001年8月14日，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外商投资租赁公司审批管理暂行办法》，允许投资性公司为国内企业提供相关技术培训。但要求只能采用合资或合作形式，设立外商投资租赁公司，应引进国际上先进的租赁企业的经营管理经验，促进中国租赁业的发展，产生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2000年6月23日，卫生部和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联合了《中外合资、合作医疗机构管理暂行办法》，对在中国中、西部地区或老、少、边、穷地区设立合资医院的条件适当放宽。此外，相关部门还了《中外合资对外贸易公司试点暂行办法》、《外商投资商业企业试点办法》、《外商投资铁路货物运输业审批与管理暂行办法》、《外商独资船务公司审批管理暂行办法》等。通过公布这些规定，允许外国投资者以合营方式从事铁路货物运输；扩大了投资者在中国从事医疗机构、租赁、船务公司等行业可以拥有的股权和管理经营权。
《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在1997年再次修改，使得对外资开放的行业和部门大幅度增加，许多新的领域逐步开始向外商开放。例如，在交通运输、邮电通讯、矿产开发等行业，许多国家视为涉及本国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的领域，中国将其列入了鼓励类的外商投资行业。最引人注目的是对银行、保险、外贸、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零售商业等服务行业有限度的开放，此举走在了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前列。完全禁止外国投资的行业已经比较有限，其中服务业主要是新闻业和广播影视业。
在该阶段，中国也开始认识到服务业在国民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同时出于人世谈判中服务业对外开放的压力，开始放松对服务业的管制，降低对服务业利用外资的限制。
(四)严格遵守入世承诺：2002～2006年
2001年12月11日，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成为世贸组织的一员。在人世法律中，中国对服务贸易作了相当大的承诺，其中绝大部分是针对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按照人世承诺，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在商业、外贸、运输、医疗、教育、金融、保险、电信等各类中介服务等服务贸易领域进一步放宽对外商投资的限制，使外商在更广阔的层面对促进中国经济发展发挥作用。同时，国家相关部门制定或修改了《外商投资电信企业管理规定》、《外商投资商业领域管理办法》、《外商投资电影院暂行规定》等，加强对服务业开放的管理。
为适应加入wto的需要，
2002年3月11日又重新修订了《指导外商投资方向的规定》和《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在投资准入方面进一步开放。主要变动如下：一是将鼓励类目录由186条增加到262条，而限制类目录则由112条减少到75条，大幅度放宽了行业准入限制，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将原先禁止外商投资的电信、燃气、热力、供排水等城市管网建设首次列为对外开放领域。二是进一步扩大服务贸易领域开放度，如外资银行、保险、证券、基金、金融、商业、外贸、运输、旅游、法律服务、会计审计、音像制品、外商商业特许经营、直销经营等行业，均按照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承诺，在开放的地域、数量、经营范围、股比要求上做出了更为宽松的规定，使得服务贸易成为新的外国直接投资热点。与此相适应，在外商投资服务贸易领域的法律体系构建方面，有关建筑、会计服务、教育、商业、物流、医疗、教育、民航等行业的市场准人规定及相关法律规范正在制定中。2004年，国务院根据发展需求，对《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进行第五次修订，进一步缩小服务业限制和禁止的范围。
(五)全面降低：2007年至今
2006底人世过渡期结束，中国全面履行了服务业对外开放的承诺。随后，新修订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也于2007年12月1日起生效。在服务业领域，新版《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在全面落实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承诺的同时，积极稳妥扩大开放，增加承接服务外包、现代物流等鼓励类内容；减少限制类和禁止类条目，将原限制外商投资的货物租赁、货运、外贸公司等调整为允许类条目，将原禁止外商投资的期货公司、电网建设和经营列为对外开放领域；对金融业外资投资限制尺度有所放宽，鼓励类包括银行、金融租赁公司、财务公司、信托投资公司、货币经纪公司；保险公司(寿险公司外资比例不超过50％)；证券公司(限于从事a股承销、B股和H股以及政府和公司债券的承销和交易，外资比例不超过1／3)；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外资比例不超过49％)以及保险经纪公司和期货公司(中方控股)。但对部分涉及国家经济安全的战略性和敏感性行业，对外资开放较为谨慎。
新版《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标志着中国服务业进入对外资企业全面开放阶段，投资壁垒进一步降低。但是，为了抑制房地产泡沫，新版《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将房地产业列人限制外商投资产业目录，以规范对房地产市场的管理。
三、政策启示
从中国服务业投资壁垒的演进过程来看，中国服务业的对外开放是渐进发展的。投资壁垒的设置既与中国服务业的发展水平相关和国家产业政策相关，也与国际压力(如人世谈判)相关。目前，中国服务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依然存在较多限制。随着人世过渡期的结束，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自由化将面临进一步的压力与挑战。在全球服务业外商投资自由化的背景下，政府有两个策略选择：对外逐步降低投资壁垒和对内促进服务业竞争。
(一)对外降低投资壁垒
在服务贸易自由化的背景下，降低服务业投资壁垒已经成为各国政府不能回避的问题，但是鉴于降低投资壁垒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以及部分服务部门在国家政治、经济与文化安全中的重要地位，东道国不会盲目降低投资壁垒。迫于国际压力，开放是必然的，但不是一蹴而就。由于不同的服务部门具有明显的异质性，因此在设置投资壁垒时对不同的服务部门应该选择不同的投资壁垒。对于发展较成熟的服务业部门，可以选择较低的投资壁垒；而对于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的部门，可以选择较高的投资壁垒。对于不涉及国家安全的服务部门，可以选择较低的投资壁垒；而对于涉及国家安全的服务部门，则可以选择较高的投资壁垒。并且，对同一个服务部门，可以时间作为自由化的控制手段，在不同的时间选择不同的投资壁垒。在该部门竞争力比较弱的时候，选择较高的投资壁垒；当该部门具备一定的国际竞争力时，就可以选择较低的投资壁垒。可见，中国可以通过投资壁垒的灵活控制，有步骤、有计划地对外资开放本国的服务业市场。在每一阶段，都要选择最具有竞争力的部门首先开放，对于那些不具备开放条件的部门，要创造以后能够开放的条件。
商务部对外直接投资篇4
关键词：服务业FDi；第三产业；协整检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方面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目前中国实际利用外资额已经突破1万亿美元。随着服务业的迅速发展，服务业产值占GDp的比重已由1978年的23.94%上升到2011年的43.42%，有了很大的进步。然而，这一比率远低于国外发达国家和中等发达国家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同时《中国服务经济发展报告2012》指出，相比发达国家，中国服务业发展呈现三大不足——就业吸纳能力不足、服务消费发展不足和国民经济对服务业的需求不足。近几年，中国作为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国家之一，在面对外商不断加大对中国第三产业直接投资的比重的利好状况的同时要努力营造投资环境。2011年中国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552.34亿美元，占全国FDi总量的47.62%，首次超过制造业（521.01亿美元）。因此，研究服务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第三产业发展的影响就显得非常的重要。同时，在这里必须强调的是我国目前用第三产业的统计体系代替服务业统计体系的。
国内外学者先对FDi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进行了经验研究，而后逐步开始关注因果关系研究，以新增长理论为基础的经验研究则深入分析FDi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以联合国跨国公司中心为代表，它较为系统地探讨了服务业FDi对东道国经济发展的作用，认为服务业FDi在技术、就业、贸易、联动性及非经济领域对东道国经济发展产生影响。nadiaDoytch，merihUctum（2011）通过对全球制造业和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对其各自部门增长的影响以及溢出效应对东道国其他部门乃至整个经济的影响进行分析，发现制造业通过进行具有刺激性经济活动来刺激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戴枫（2005）利用中国1983-2002年的数据，对服务业利用FDi与中国服务业发展的协整关系和因果关系进行了检验；认为FDi对服务业的结构起了一定的影响作用，但不是非常明显。赵琼，杨志华（2010）研究了FDi对北京、上海的现代服务业的影响，认为服务业的FDi主要流向房地产行业，而外资对知识密集型的现代服务业投入较低。服务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作为推动第三产业发展的重要力量，有力地提升中国服务贸易竞争力、促进三大产业结构升级和国家整体竞争力。近几年围绕服务业FDi与第三产业发展的关系已成为实证和政策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从行业上来讲，中国服务业利用FDi对制造业的研究已经趋于饱和，而中国服务业利用FDi对服务业总体以及其代表性行业的效应的研究是不足的；因此，本文利用1985～2011年的数据，采用基于VaR方法的协整关系检验、Granger因果检验对服务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第三产业发展的协整关系和因果关系进行了检验。
二、中国服务业利用FDi的现状
（一）服务业吸收外商投资规模大幅攀升
根据历年统计数据可以看出，从外商投资开始之初的70年代末至1998年服务业FDi处于上升的状态，而在之后的四年间特别是2000年服务业FDi达到了历史最低点。由于中国于2001年加入wto，按照入市的承诺中国逐步扩大了服务业市场的开放度，此后中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也一直呈现持续增长的趋势。2011年中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为3762.5亿元，服务业FDi约占同期总量的47.62%，已在增速和比重上完全超过了制造业，成为了吸引外资的新热点。
（二）服务业外资分布不均衡
依据《中国投入产出表2007》的数据对《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中的相关行业进行归类，形成了14类行业。而服务业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领域主要集中在房地产业，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还有金融业等服务领域。值得注意的是，传统服务业仍然是外商投资的重点，特别是房地产业一直是外商投资的主导产业，其实际利用外资额已达到服务业利用外资总额的近一半。虽然排名第二、第三的产业是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批发和零售业皆属于生产业，但是处于较低层次的这两个产业的发展对生产业的发展没有实质性的改善。居第四位的是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近年来的外资投资比重在不断增加。FDi在金融保险、卫生、社会保障、福利以及公共设施等方面的比重很小。这都表示服务业在利用外资时分布不均衡，存在结构性问题，生产业吸引外资的比重不大，而传统一直处于领先地位。
（三）服务业外资投资方式倾向于独资与并购
近年来，外商对华直接投资中独资服务企业比重大幅上升，外商并购中外合资服务企业中方资产、转化为外商独资企业或外商控股企业的案例迅速增加，外商对华投资的独资化渐成趋势。同时，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发展，外商投资环境逐步改善，外商对华投资信心增强，尤其是在入世谈判中，中国开始放宽对外商投资股比的限制，扩大服务业市场准入范围为外商独资进入创造了条件。另外，近年来跨国并购己经成为世界范围内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形式。
（四）服务业外资投资区位选择多元化与集中化
加入wto后，服务业外资投资区位有着由东部沿海向中部和西部某些地区转移的趋势，这使得服务业外资在中国投资设点的选择更加多元化。但是中国的外商对服务业的投资还是高度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特别是集中在以京津唐地区为中心的环渤海经济圈，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和以东莞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地区。
三、实证分析
（一）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
本文利用1985-2011年的数据，以服务业GDp为因变量、服务业FDi为自变量。为消除异方差性，对变量作了对数变化，利用eviews5.0软件进行面板数据的回归与检验。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自历年统计年鉴，其中外商直接投资采用的是实际外商直接投资额，而服务业GDp的数据为中国第三产业国内生产总值的数据。数据处理方法是参照当年中国实际利用外资总额占合同利用外资总额的比例对1997年以前各行业的合同利用外资数目进行缩减来近似代替各行业实际利用外资数目，同时计算过程中外商直接投资额按照美元和人民币当年平均汇率折合成人民币。
（二）aDF检验
由于经济分析中非平稳的时间序列数据会导致伪回归等问题。因为，本文先用aDF检验对LnSFDi和LnSGDp两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了单位根检验。
结果表明，LnSGDp和LnSFDi的aDF统计量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都大于临界值，因此这两组时间序列变量都是非平稳的，而DLnSGDp和DLnSFDi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都小于临界值，因此这两组时间序列变量是平稳的。从而可以得出，LnSGDp和LnSFDi都是一阶单整序列。序列存在协整关系的必要条件是两列时间序列数据同阶单整，因此LnSGDp和LnSFDi两者之间可能存在协整关系。
（三）协整检验
协整研究分为两步：第一步是建立回归模型，并用oLS法进行估计；第二步是研究残差项的单整性。
首先建立服务业FDi和第三产业GDp之间的均衡关系模型（1）：
LnSGDpt=α+βLnSFDit+μt，t表示时间（1）
利用oLS法进行估计，得到模型（2）：
LnSGDpt=6.09+0.67LnSFDit（2）
（16.19）（11.25）R2=0.835
从t统计量的大小可以看出：截距项和斜率都通过了t研究。
其次，检验残差项的单整性。建立残差项的自回归模型（3）如下：
Δμt=αμt-1+∑ni=1θiΔμt-i+εt（3）
对模型进行aDF检验，结果如下：
表2aDF检验结果
变量aDF统计值1%检验值5%检验值10%检验值平稳性
μt-4.310439-3.788030-3.012363-2.646119平稳
由此可知，LnSFDi和LnSGDp之间的协整关系成立，即LnSFDi和LnSGDp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
（四）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从上述的协整检验结果可以看出，中国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服务业产值两者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通过Granger因果关系分析，可以进一步确定两者之间的均衡关系是否构成因果关系。
结果表明，当滞后期为2和5时，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零假设LnSFDidoesnotGrangerCauseLnSGDp；当滞后期为3和4时，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零假设LnSFDidoesnotGrangerCauseLnSGDp。因此，接受LnSFDi是LnSGDp的格兰杰原因，而拒绝LnSGDp是LnSFDi的格兰杰原因。由此可以认为，外商对服务业的直接投资促进了第三产业产值的增长。
四、结论和建议
从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中可以看出，外商直接投资是促进中国服务业产值增长的原因，而服务业产值的增长却并不是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原因。这与戴枫、姜建平和赵伊川得到的“服务业利用FDi与中国服务业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的结论相一致。由于之前的学者是使用协议外资额来代替实际利用外资额，而本文直接使用实际利用外资额同时利用了最新的数据，最终导致了弹性系数的大小大于之前学者所得到的结果。这也说明服务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正逐步成为推动第三产业发展的重要力量。
根据上述实证分析结果，我们给出以下建议：
1.完善服务业利用外资的制度环境和政策支持体系。随着服务业吸收外资规模的大幅攀升，服务业自身建立在高度分工和专业化基础上的属性就要求市场经济制度必须更趋完善和健全。
2.正确引导外商直接投资的行业和区位。为了解决我国产业结构和地区经济发展不均衡的问题，我国在积极吸引外资的同时必须注重对外资适当的指导。政府应该吸引外资对其他新兴服务行业的投资有利于服务业的均衡发展，缩小其他行业和房地产的差距，促进服务业结构的优化。
重视现代服务业人力资本的培育，建立健全的人才流动机制，充分发挥人才资源在服务业发展中的作用。由于外商直接投资的方式倾向于独资和并购，这就要求服务业在积极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同时，要重点培养本国服务行业的专业人才，加大人才培训力度，建立多层次的服务业人才培训体系，从而使得人力与资本能得到最大效率的发挥。（作者单位：湖北大学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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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部对外直接投资篇5
一、我国海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的现实关系
联合国贸发组织统计的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和进口之间的因果关系检验结果见表1和表2。商务部统计的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之间的因果检验结果见表3和表4。
从表1中可知:在滞后3期，出口增长没有引起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变化的最小概率为0.07334,这表明以
92.7%的概率可以保证出口增长带动对外直接投资；同时在滞后1―3期，对外直接投资在91%以上的概率带动出口的增长。因此，检验结果表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变化与出口增长之间互为因果关系。
从表2中可知:滞后期分别为1―3期的出口增长没有引起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变化的最小概率为0.24343,这表明至多以75.66%的概率可以保证出口增长带动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变化；同时在滞后1―3期,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能在91%以上的概率促进出口贸易的增长。因此，检验说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与出口增长之间是单向的因果关系,即对外直接投资能促进出口的增长。
从上述Granger检验可以得出结论：以联合国贸发组织统计来看，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的增长之间互为因果关系，也就是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之间有互动的关系；而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进口贸易的增长之间没有因果关系，也就是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进口贸易之间没有互动关系。
作为对比分析，下面以商务部的统计来分析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的关系，继续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在表3中：检验结果无法说明我国出口增长和对直接投资流量增长之间互为因果关系。在表4中：检验结果无法说明我国出口增长和对直接投资存量增长之间互为因果关系。
从上述检验可以得出结论；商务部批准的对外直接投资和出口贸易之间没有因果关系，即没有互动关系；对外直接投资仅是进口贸易的因，即对外直接投资促进进口贸易的增长，而进口贸易没有促进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
二、中国海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现实关系原因分析
商务部统计数据并未真实反映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从联合国贸发会议统计数据可以看出，截止2002年底我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累计超过375亿美元，远高于商务部统计的93.4亿美元。商务部（包括原外经贸部）的统计数据只反映了经主管部门批准或备案过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总额，而未反映未经官方批准的投资。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国际收支平衡统计显示：从1982年到2006年，“净误差与遗漏”高达1264.96亿美元，其中相当部分与非正规渠道资本外流有关。因为在一般情况下，造成误差与遗漏的主要原因是统计误差和资本外逃。在我国还有第三个原因，就是绕过政府批准限制门槛的对外投资，包括直接投资。
（一）出口贸易没有带动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的原因
我国出口贸易增长与经济增长之间形成良性的互动关系，外商直接投资成为我国进出口贸易迅速增长的关键，特别是发达国家对我国的投资，它通过“技术外溢”效应，促使产业结构的升级。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外商直接投资相比，规模非常小，据商务部统计，截止2004年底，我国实际利用外资总额达到5621.01亿美元，而对外直接投资累计449亿美元，对外直接投资总额仅为外商直接投资总额的8%。另外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效益也不够理想。
（二）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贸易没有明显带动作用的原因
1、对外投资的主体是国有企业
2、行政干预过多
3、企业对外投资产业选择存在问题，使得投资对贸易的促进作用不显著
（1）对外投资产业结构不合理
从世界各国跨国经营的实践来看，跨国投资的产业选择按照一定的规律依次发展。一般规律是：由初级产品产业向制造业和第三产业转移，由低附加值产业向高附加值产业转移。英、美、日、韩等国对外投资结构都呈现相同的变化趋势。据商务部统计，到2002年，我国已在160多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6000家对外投资企业，投资领域包括资源开发、生产加工、交通运输、工程承包、医疗卫生、旅游餐饮、资讯服务等。按照投资额统计，第一产业约占20%，第二产业约占15%，第三产业约占65%，其中在第三产业中，贸易型投资项目占绝大比重。
（2）对外投资产业对国内相关产业成长的波及效应不明显
商务部对外直接投资篇6
【关键词】开放型经济；外商直接投资；监管策略
一、镇江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现状
（一）外商直接投资总量逐年增加
地处苏南板块的镇江市，近年来已成为外商直接投资的重要集聚地之一。外国直接投资（FDi）对镇江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外商直接投资与镇江市国内生产总值和工业总产值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
（二）外商直接投资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
外商直接投资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镇江市的就业压力。外资流入促进镇江市就业主要体现在直接和间接两个方面，直接效应主要就是外商投资办企业，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间接效应体现在外资企业通过多种渠道增加对镇江市各种劳动和物资的购买以及用其它方式扩大市场，从而相应地带动了社会其它部门的就业机会，也加快了农业人口向工业、服务业转移的过程。
（三）第三产业的外商直接投资比例上升
外商直接投资促进镇江的产业结构升级优化。一直以来第二、三产业为镇江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集中投资点，而基础产业和支柱产业更成为外商投资的热点，外商直接投资在第三产业的比例也不断上升，从而加速了产业结构的转变。同时，外商带来的先进生产技术和管理手段，无形中促进了镇江利用外资行业的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相对提高，也间接推动了产业结构的转变。
二、镇江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存在的问题
（一）外商直接投资的市场垄断对镇江本土产业产生冲击
进入21世纪以来，外商对镇江投资的独资金额连年递增，外商直接投资愈来愈多的采取独资经营方式，而非采取合作形式。中外合资企业中的外商也积极通过各种方式控制企业的股权。其根本目的在于控制产业和垄断市场，进而获取更大的经济利润。据统计，镇江外商投资企业在制革业、食品制造业、造纸及纸制品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加工业、仪器仪表制造业、家具制造业等工业部门的产出较大；在服装及其他纤维制造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木材加工业等工业部门内的产出超过平均值。
（二）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垄断限制了镇江利用外资的实际效果
外商在对镇江投资时，一方面严格控制其核心技术和关键工艺的散播；另一方面却将研发机构设在母国本土，以便垄断技术。这样镇江市从外商直接投资中获得的技术溢出效应大大减少，从长远来看损害了镇江市的可持续技术开发能力。
（三）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超国民待遇严重
为了吸引更多的外商投资，镇江市制定了一系列针对外商投资的优惠政策包括给予一定期限的免税、减税优惠待遇及土地使用，经营管理权等，导致了外商的“超国民待遇”现象。这样带来的弊端是一方面导致与国内民族企业的不公平竞争，另一方面导致了偷、漏、逃税、资产转移、假投资等现象频频发生。外商投资企业的这种行为不仅未能为镇江的经济做出贡献，而且会严重损害镇江经济的发展。
（四）外商直接投资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外商直接投资的投资过热一定程度上带来了土地资源的丧失与生态环境的破坏。这种违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投资如果进一步扩大，肯定会对镇江经济的发展带来很不利的后果。造纸业在镇
江吸引外资的工业部门中占很大的比重，大型的跨国公司如金东纸业，新加坡亚洲浆纸业有限公司，不论治理污染的设施如何先进，这些造纸厂对镇江环境的污染肯定是有的。三、提高利用外资质量和效益的对策建议
综上所述，镇江市吸引外资水平低于苏南其他几个城市，为增强对良好型外资的吸引能力，镇江市不仅要大力改善投资硬环境，还应努力改善投资软环境，更应当进一步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效益。
（一）建设高标准园区，改善投资硬环境
开发园区是对外开放的主阵地，结合镇江沿江开发战略的实施，要按照高起点、高标准抓好园区建设规划，促进园区建设与项目和产业联动发展。强化招商，立足现有基础，积极拓展配套延伸项目，构筑园区和产业发展特色。加大资金投入，为进区项目提供良好的基础设施条件。
（二）转变政府职能和政策，提高办事效率
建设“网上政府”，增加透明度。逐步开发和使用网上信息系统、企业年检系统、项目审批系统、业务申报系统、投诉协调系统、重点项目督办系统等，切实提高政府部门工作效率。单独建立外商投资企业代办服务网络，实施一站式审批、一条龙服务。加大高层次人才的培养和引进，为企业提供人才服务。与海关联动，加快建设镇江电子口岸，实现进出口业务网上申报、网上审批、网上通关等，扎实提高口岸通关效率。
（三）利用外资提升镇江产业结构
优先鼓励外商对镇江市高新技术产业投资，以镇江市高新技术园区为引资的载体，充分利用国内、国外资源，大力吸收国外高新技术产业入园。对于急需发展的高新技术农业、新能源、交通等产业，逐步加大引资力度。将引资外资注入到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改革中去，充分利用外国资金和先进技术对国有大中型企业进行技术改造和嫁接，促进产业的升级换代。
（四）加快港口建设，为外企提供更便捷的物流平台
镇江的港口优势比较突出，镇江市长江岸线占江苏省长江岸线的四分之一，深水岸线占全省三分之一。要合理利用黄金岸线，整体布局，系统开发，全面实施“以港兴市”、“以江兴市”战略，提升港口规模和服务水平。港口作为水上物流重要通道和载体，在沿江开发战略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加快镇江港工程建设，扩大吞吐容量，尤其是集装箱码头建设规模，加快实现镇江港的两个转变，即由传统物流业向现代物流业转变；由主要承担中小型散货业务的粗放型经营方式，向以集装箱为代表的集约型经营方式转变，努力打造沿江主枢纽港新形象。
（五）制定和完善镇江吸引外资的地方法规
完善镇江地方性引进外资的政策法规。近年来，事实已经证明镇江现行引进外资的政策存在着不完善、不配套的等缺陷。因此，必须加快建立和完善地方引资法律法规成为镇江引进良好型外资的重头戏。当务之急是要制定反垄断法，依法防范和遏制外资的市场垄断行为。对一些关键产业领域，要合理控制以及引导外商独资，改而以中外合资的形式进入。加快制定反不正当竞争及损害救济等方面的法律，完善外资企业劳动与社会保障、跨国并购、企业资产评估、环境保护等方面的法规，切实地完善外商投资的软环境。
商务部对外直接投资篇7
【关键词】“走出去”战略对外直接投资审批制核准制
一、“走出去”战略背景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新政策体系的形成
1．“走出去”战略背景下原有对外直接投资政策体系的局限性。2000年10月,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十五”计划《建议》中首次提出实施“走出去”战略，实施“走出去”战略是对外开放新阶段的重大举措。在中国“走出去”战略背景下，20世纪90年代初形成的对外直接投资政策体系已经显现出较大的局限性。20世纪90年代初期对外直接投资政策体系的基本指导思想,是限制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1991年国家计委向国务院递交了《关于加强海外投资项目管理意见》，指出“中国尚不具备大规模到海外投资的条件”，企业的海外投资应该“侧重于利用国外的技术、资源和市场以补充国内不足”，并在此后10多年的时间内成为对中国境外投资影响最大的政策法规。20世纪90年代初的政策体系严重制约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和数量。2004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分别相当于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流出）流量、存量的0.9%和0.55%，与中国当前综合国力极不匹配。在中国引进外资与对外投资比例上，发达国家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比例一般为1:1.1，发展中国家一般为1:1.03，而中国目前仅为1:0.09。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如何积极促进、正确引导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将成为顺利实施“走出去”战略的关键问题，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2．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新政策体系的初步形成。2004年7月颁布的《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奠定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政策体系转型的基础，为中国制订新的对外直接投资政策提供了明确的转型方向。在《决定》指导下，2004年中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法规和措施，全新的对外直接投资政策体系基本形成。2004年10月颁布的《关于对国家鼓励的境外投资重点项目给予信贷支持政策的通知》，体现了中国促进对外直接投资具体配套措施。国家发展改革委和中国进出口银行共同建立了境外投资信贷支持机制。根据国家境外投资发展规划，中国进出口银行在每年的出口信贷计划中，专门安排一定规模的信贷资金,用于支持国家鼓励的境外投资重点项目。此外，在境外投资日常管理方面，除了2002年10月原外经贸部先后颁布的《境外投资联合年检暂行办法》和《境外投资综合绩效评价办法（试行）》外，商务部于2004年11月下达了商务部关于印发《国别投资经营障碍报告制度》的通知。这三个文件共同规范了中国政府在境外投资方面的监督与服务工作。
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政策新旧体系的比较分析
1．境外投资项目审核的特点。从境外投资项目审核方面分析，2004年国家发改委的《办法》相对于1991年的《关于编制、审批境外投资项目的项目建议书和可行性研究报告的规定》（以下简称《编制、审批规定》）做了几方面的重大突破。首先是审核环节上更为简洁，放弃了实施已久的两道审批程序，企业无需再准备可行性研究报告，政府主要侧重于确定投资主体、投资方向及合规性的审查，不再考虑项目的经济可行性和技术可行性。其次，各级审批权限均大幅度放宽，国家主管部门原审批限额为中方投资额100万美元以上项目，而新设定的国家主管部门核准限额为资源开发类3000万美元以上、大额用汇类1000万美元以上，分别提高了30倍和10倍。地方政府核准的投资规模也相应大大增加。此外，2004年《办法》相对于1991年《编制、审批规定》更注重政府的工作效率，政府批复时间由原来的60天缩减为20个工作日，还严格规定了各个环节的回复时间，防止因为某个环节导致批复机构境外投资效率的降低。在境外开办企业问题，相关政策法规上也做出了重大改变。
2．政府对待境外投资的基本态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政策新体系最大的变化在于政府态度的根本转变。中国政府开始逐渐放松对企业境外投资的管制，从制约企业境外投资转为鼓励企业境外投资。态度的转变伴随的是相关法规的变化，中国政府对企业境外投资还制定了实质性的资金支持策略。国家发展改革委和中国进出口银行制定的《关于对国家鼓励的境外投资重点项目给予信贷支持政策的通知》明确指出，对于能弥补国内资源相对不足的境外资源开发类、带动国内技术、产品、设备等出口和劳务输出等四类境外投资项目给与资金支持。中国政府的资金支持并不仅限于中国进出口银行，其它政策性银行也在扮演重要角色。
3.境外投资的监管环节。原体系政府对境外投资最初的审批非常严格，但是审批过程结束后，政府对境外企业后续经营情况存在着管理不足。新的体系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在审核环节松绑的同时，在境外企业日常管理环节上出台了一系列法规，加大了后期的监管力度。2002年10月原外经贸部联合国家外汇管理局先后颁布了《境外投资联合年检暂行办法》和《境外投资综合绩效评价办法（试行）》，从规范性和投资业绩两方面制定了考核境外企业的具体细则。上述两个办法目前正在实施，并不断完善。新政策体系中的这些举措，对加强境外投资的宏观监管，掌握境外投资变动情况，促进境外投资的健康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
三、进一步优化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政策体系的建议
1．尽快建立对外直接投资的整体法案，以法律性文件取代政策性文件，奠定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策略的法律基础。中国新的对外直接投资政策体系虽然已经发生了重大转变，但是目前仍然缺乏一部纲领性的、权威性的法案，以便能够从整体上协调中国整体对外投资政策体系。发改委的《办法》和商务部的《规定》均是以国务院部门政策的形式出现，是一种行政管理政策，缺乏相关的法律依据。其他境外投资相关规范也存在同样的问题。要保证中国“走出去”战略能够健康发展，仅仅依靠行政法规是不够的，必须建立一部能够总体上指导对外直接投资的法案。这样才能够使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政策具有坚实的法律基础，保证相关法律法规的统一性、协调性和权威性。
2．进一步明确国家发改委和商务部的职责划分，构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最高协调机构。从国务院对发改委、商务部“三定”（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分析，商务部在对外投资方面的主要职责更注重日常操作管理层面，国家发改委在对外投资方面的主要职责侧重于宏观资源配置。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发改委和商务部两个部门仍然存在界限不清，平行管理的问题。中国境外投资体系要想健康发展，必须进一步明确发改委、商务部的职责，建立更为清晰的管理体系。国家可以考虑成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战略管理委员会”，建立高度权威的综合协调管理机构，统一协调对外直接投资的宏观决策和操作模式。
3．通过政府和服务性商业机构两种途径积极发展境外投资服务。境外投资服务,必须采取政府主导和积极发展服务性商业机构两种途径同时展开的办法。2004年8月，商务部和外交部联合了首批《对外投资国别产业导向目录》，有利于更好地指导企业开展对外投资，防止境外盲目投资和自相竞争。商务部2004年12月还修正制定了《对外直接投资制度》。随着以上各种制度的推行和完善，必将对中国企业未来的境外投资行为产生积极指导意义。政府应该继续延续这种趋势，进一步细化完善境外投资服务方面的措施，除了自身更好地做好公共服务，加强为市场主体服务的精神，政府还应该积极鼓励境外投资服务性商业机构的发展。境外投资服务包括投资国环境调研分析、海外法律服务、财务服务和税务服务等多方面内容。
4．继续完善境外投资监管体系。可以预料，随着中国走出去战略的实施，未来将出现越来越多的中国跨国公司。这些公司的分支机构将遍布世界各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法规政策不仅应该鼓励企业走出去，还应该在对中国企业走出去后的发展状况给予积极关注。2002年10月原外经贸部先后颁布的《境外投资联合年检暂行办法》和《境外投资综合绩效评价办法（试行）》，是目前中国正在实施的境外投资监管体系，正处于推广阶段，其效果还有待观察。未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监管应该是针对不同的投资主体，采取相应的监管措施。例如，中央企业监管应该由国资委配合进行，建立内部风险控制机制；而对于民营企业，要着重防止投资移民、资本外逃和境外非法经营问题。在境外企业的监管问题上，相关政策还需要进一步完善。
商务部对外直接投资篇8
近十年来，外资对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一直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外商直接投资不仅带动了该地区出口的增长，而且使一些国家从农业以及原材料的供应国，逐渐转变为工业制品的出口国。研究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的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经验有助于促进我国的经济发展。本文通过对我国与其他东南亚国家和地区吸引外资的对比分析，找出我国在利用外资方面的差距与不足，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二、我国与东南亚国家和地区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比较分析
（一）外商直接投资的依赖程度比较分析
外商直接投资存量占GDp的比重和外商直接投资流量占固定资本形成的比重比较客观的反映了一个国家对外资的依赖程度。
首先，从外商直接投资存量占GDp的比重来看，我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自1990年以来一直呈现出持续快速增长势头，到2003年我国所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存量占GDp比重达到35.6%，高于发达国家31.4%的平均水平。不过与东南亚的四小龙和东盟四国相比，我国所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存量占GDp的比重还是存在差距。“四小龙”中的我国香港地区和新加坡所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存量占GDp的比重尤为突出，基本上都在100%以上，远远高于我国同期水平，表现出明显的自由港城市经济特征。东盟四国中的马来西亚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存量占GDp比重也远高于我国，达到了60%左右。不过，韩国和我国台湾省由于传统上比较依赖于对外借款等间接投资，外商直接投资存量占GDp的比重相对较低，韩国在2001年外商直接投资存量占GDp的比重仅为8.5%。
其次，从外商直接投资流量占固定资本形成的比重来看，亚洲四小龙当中，香港和新加坡的外商直接投资流量占固定资本形成的比重也均大大高于我国。东盟四国自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在绝大多数年份里，马来西亚和泰国外商直接投资占固定资本形成的比重都高于我国，菲律宾也在某些年份里比我国要高，而印尼则由于国内投资环境总体上消极因素比较多，外资出现了净流出现象。我国所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流量占固定资本形成的比重自1995年以来，大致保持在10～14%之间，与同期世界和发展国家的平均水平大致相当。
通过比较，我国虽然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从绝对金额来说比较可观，但如果用GDp和固定资本修正后的相对数据分析，我们发现不少东南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方面都颇为成功，外商直接投资存量占GDp的比重和外商直接投资流量占固定资本形成的比重高于我国的比比皆是，我国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相对于经济规模而言，并非特别突出，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方面，我国仍然有拓展空间。
（二）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分布特征比较分析
从产业分布来看，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我国服务业起点低，发展水平也相对滞后，对外开放程度有限，使得外商对我国的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尤其是工业部门，对初级产业的投资比重很低，对服务业的投资比重也相对偏低。1995年，我国的初级产业、制造业、服务业占外商直接投资存量的比重分别为1.6%、58.5%和36.1%，到2002年，则分别变为1.9%、63.2%和31.4%，相比而言，初级产业所占比重有所增长但仍然微不足道，制造业的比重得到了进一步提升，继续占据绝大部分份额，而服务业所占比重却有所下降。与同期“四小龙”相比，我们看到2002年“四小龙”所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存量中，与1995年相比在制造业领域所占比重有所降低，而在服务业领域所占比重较1995年则均有所提高，且高于我国。尤其是香港和新加坡，2002年所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存量中分别有93.0%和63.8%流向了服务业，而2002年韩国外商直接投资在制造业领域所占存量的比重为57.4%，虽然在东南亚发展中国家较高，但仍然低于同期我国所占比重，并且与1995年相比还呈下降趋势的。从东盟四国来看，1995年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三国所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存量中制造业比重均超过50%，其中印尼更是高达64.5%，而服务业所占比重相对较低，与同期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存量结构基本相同，但印尼和菲律宾在初级产业方面所占比重明显高于我国，而泰国吸引外资的结构则完全与我国相反，制造业占36.6%，服务业却占57.4%。到2002年，除印尼因数据缺失无法进行比较外，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的制造业所占比重均有大幅下降，分别为38.0%和39.3%，而服务业所占比重则分别上升至38.0%和43.9%，其中马来西亚初级产业所占比重也有了明显上升，为24.0%。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我国所吸引的外资均以制造业为主，服务业次之，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国制造业所占比重还在逐步提高，而服务业所占比重却有所削弱。我国这种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分布状况不但与世界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分布差距较大，就是与四小龙和东盟四国相比也有很大差别，我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投资方向还有待完善。
（三）外商直接投资进入模式的比较分析
从所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中并购投资所占比重来看，1990年，我国外商直接投资仅为0.2%，此后随着1999年我国加入wto前景逐渐明朗化之后，在国际跨国并购热潮和我国入世的驱动下并购投资在我国外商直接投资中的比重才得以逐步上升，到2003年达到最高峰7.1%。相比之下，“四小龙”由于区内经济比较发达、金融市场相对较为完善，因此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过程中，以并购投资方式进入的外商直接投资占相当的比重，除少数年份在15%左右，其他年份均在30%以上。近年来更是达到40%以上，远远高于我国同期水平。而从东盟四国情况来看，在亚洲金融危机以前的1996年，东盟四国并购投资占外商直接投资的比重就已达11.4%，高于我国同期4.6%的水平，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东盟四国为了更多的吸引外资，加快国内经济复苏的改革步伐，继续推行经济自由化、金融自由化政策，对外资进一步开放了国内市场，鼓励跨国并购，一时间跨国并购资本纷至沓来，并购投资占外商直接投资的比重急剧上升，甚至超过100%（如2000、2001年）。
我国利用外资20多年来，由于资本市场发育缓慢、融资机制不健全、企业制度改革落后，加之我国以前对跨国并购方式采取了事实上的严格限制，外国对华直接投资一直偏向于绿地投资方式，通过跨国并购方式进入我国的外资很少，从而造成并购投资在外商直接投资中所占比重一直很低，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和发展国家平均水平，就是与东南亚四小龙和东盟四国相比，也有相当的距离，吸收并购投资有待加强。
三、促进我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对策建议
通过上述对比分析，我们发现在利用外资方面，我国还存在许多不足。伴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以及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振兴等等一系列战略措施的实行，我国仍然需要大量外资的流入，为此我们还需从以下几方面入手，调整外商直接投资的发展战略。
1、进一步加快服务业外资的引进步伐，大幅提高服务业引资比重。联合国贸发会议的2004世界投资报告中指出，全球跨国直接投资的构成已从制造业外包为主转向服务业外包。服务业外包和高科技、高增值的制造业环节的转移成为带动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重要引擎，也是新一轮全球产业结构调整的主要特征。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加大对服务业的引资力度，以便有效调整我国的产业结构，提高经济运行的质量。
2、把并购投资作为重要的引资增长点，促进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20世纪80年代以来，跨国并购已成为世界普遍流行的利用外资形式，它不但能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和先进管理，而且有利于缩小东道国的绿地投资规模，优化产业结构，减少企业过度竞争，提高产业和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我国20多年的绿地投资，追求数量而忽视质量已经造成诸如重复建设、产业结构扭曲、资源配置不合理、环境污染、加剧能源和原材料供给紧张等一系列问题，不但需要通过政府宏观经济政策和相关法律法规来解决，而且更需要通过跨国并购的市场竞争机制来矫正。
商务部对外直接投资篇9
根据宏观经济模型的测算结果，1983～1999年期间，中国经济总量（GDp）对外商直接投资总量的综合弹性比为0.121。由于这一时期外商直接投资的年均增长速度达到22％，照此推算，同时期中国经济年均9.7％的增长速度中，大约有2.7个百分点来自外商直接投资的直接、间接贡献(参见赵晋平编著《利用外资与中国经济增长》，人民出版社，2000年6月)，外商直接投资增长对中国经济增长的综合贡献率为27.8％。中国政府提出的“十五”时期年均经济增长目标是7％，如果在今后几年，外商直接投资能够继续保持与过去20年相近的贡献率，则其年均增长速度至少应当达到16％左右的水平。
表1外商直接投资发展概况
资料来源：根据外经贸部统计计算。
自从1995年以来，中国实际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已经结束了20％以上的快速增长阶段，进入平稳增长时期，一些年度甚至出现较大幅度的负增长，“九五”时期的年均增长速度仅仅达到1.6％的水平（参见表1）。2001年我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实现了14.9％的恢复性增长，预计“十五”时期正增长趋势仍然有可能持续，达到年均5～10％的稳定增长水平。
做出这一判断的依据是什么呢？从有利因素来看：一是世界范围的资本活动由于受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影响将会进一步趋于活跃，国际金融体系的逐步完善也为这些资本活动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和手段；二是中国的经济增长及其结构调整对投资、尤其是外国投资的需求将会继续扩大；三是中国加入wto，市场经济秩序和投资环境将得到根本改善，为跨国公司来华投资及其企业长期战略决策创造了良好预期，而且随着服务贸易领域的逐步开放，外商投资的范围将进一步扩大；四是大量农村过剩劳动力和城市国有企业改革、结构调整导致的失业、下岗，将使中国继续面对巨大的就业压力，低劳动力成本的比较优势也将长期存在，从而吸引跨国公司的生产和加工基地继续加快向中国转移的进程；五是随着新技术、新工艺的不断产生，长期积累形成的“三资”企业生产设备和技术也将面临不断更新、改造、扩充的需要，现有企业的增资将继续构成外商投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未来时期也存在许多不确定性和不利因素：一是由于世界经济形势的不确定性，不能排除出现局部区域、甚至世界范围经济衰退的可能性，至少目前以美国经济为首的西方经济尚未表现出强劲的复苏势头,这将严重影响国际资本流动的规模和速度；二是许多地区的经济一体化趋势大大加快，区域内投资的增长将远远超过面向区域外的投资，而中国所处的东亚地区已经成为世界上唯一没有形成多边经济共同体的区域，因而面向这一地区的投资和本区域内部投资自由化的进程有所放慢；三是世界各国吸引外国投资的竞争将明显加剧，不仅发达国家会利用资本市场和金融手段完善和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等优势，加快吸收购并方式直接投资的速度，而且发展中国家也会采取更加优惠的政策，通过包括资本市场在内的市场开放换取外国的技术和资本。这将为中国吸收外资带来巨大竞争压力；四是随着国内市场竞争的加剧和外资优惠政策的逐步清理、取消，外商投资的收益预期将明显回落；五是目前年度中国经济总量和新增外商投资总量都已经达到相当高的规模，相应的增长速度将会表现出明显的递减趋势。总之，吸收外资快速增长的历史时期已经基本结束，今后将进入稳定增长的阶段。
尽管从存量的角度来看，由于“三资”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已经大大提高，“三资”经济的增长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继续保持上升势头。但是从新增流量的角度来看，“十五”时期利用外资的增长将难以达到过去20年间的平均增长水平。由此可以得到两个结论：一是“十五”时期新增外商直接投资总量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与前20年相比将有所下降；二是为了保持利用外资增长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效果，必须通过优化产业分布结构来提高经济整体的产出效率，弥补总量增长趋缓的不利影响。这实际上意味着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推动经济增长的发展战略，必须由注重总量增长效应向注重结构升级效应转变。根据吸收外资的产业结构提升效应的实证分析结果，外商投资带动了整体经济劳动生产率和资本装备程度的提高，但是这主要依赖于外商投资本身的资本装备优势来实现，外商投资的产业结构性因素的作用反而是下降的。由此也可以看出，如何利用外资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是一个应该引起注意的问题。
从经济增长对不同产业的影响来看，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消费和投资需求将继续保持比较高的增长势头，各种产业部门在社会总需求增长中所受的影响存在很大差异。在投入产出分析中主要通过计算感应度系数，反映不同产业部门的影响程度，系数值越高，说明该部门为了满足总需求增长而应该增加产出数量，并将这样的部门称之为后关联产业。促进后关联产业发展一般是供给政策的重点，目的在于为经济发展提供配套和基础条件。根据中国1997年投入产出表的计算结果，商业部门的感应度系数最高，其次是种植业、电力生产和供应业、钢压延加工业、石油加工业、其他普通机械制造业、有机化学产品制造业、金属制品业、煤炭采选业、其他化学产品制造业、石油开采、棉纺织、造纸、塑料、汽车工业、电气、电子元件制造业、金融业等。因此，从这一角度来看，经济增长对这些领域需求的增长速度将快于其他产业部门，相应的外商投资需求增长也将快于其他部门。感应强度比较高的产业主要是基础原材料和配套产业，通过利用外资加快这些行业的发展，有利于为加工工业发展提供足够的配套产品，延长产业链条。
二、进入中国的服务业投资增长将快于工业部门
按照加入wto所做出的承诺，中国将会在“十五”时期加大服务贸易领域的对外开放。其中如金融保险、批发零售商业、对外贸易、电信、运输和技术服务等领域，中国现有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水平远远低于国外同行业企业，将会有大量企业通过与外国跨国公司建立战略同盟提高自身竞争力，不同行业生产和经营活动以及消费者对相关服务的质量、多样性和广泛性也会产生新的要求，与这些要求相适应，对外商服务业投资的需求必然会大量增加。其次，服务业与制造业有所不同，投资是直接进入对方国内市场的主要方式，因此，中国服务市场的巨大规模对于外国服务业企业具有非常强烈的吸引力。再次，服务业、尤其是消费服务业多数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扩大服务业规模有利于利用劳动力资源优势、减轻中国长期存在的巨大就业压力，加快服务业的发展是中国未来时期产业结构调整和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基本目标之一。这种政策导向及其相应的鼓励性措施也将产生对第三产业外商直接投资增长的激励作用。另一方面，从国际背景来看，目前服务业投资已经成为国际直接投资的主流之一，发达国家服务业转移趋势有所加快，流向发展中国家的部分也会明显增加。
根据以上分析，“十五”时期中国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将有望实现比较高的增长速度，由于服务业、特别是金融保险、电信服务、商业、运输等领域的市场准入限制陆续取消，这些行业的外资增长速度将明显快于包括工业部门在内的其他行业。初步估计，同时期外商服务业投资的年均增长速度可能达到10～15％的平均水平，新增第三产业外商投资占全部外商投资的比重提高到40％左右。这将大大改善中国的市场和投资环境，有利于整体经济实力的提升，符合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基本目标。
商务部对外直接投资篇10
关键词：券商直投影响
随着中信、中金两家公司取得券商直接投资业务试点资格，那么就解除了自2001年4月以来对证券公司从事私人资本类投资的禁令，这意味着与凯雷投资集团等西方竞争对手采用相同模式的国内投资公司诞生了，从而券商的经营模式由此可能会带来一些变化，同时对创投也会带来一定的冲击。
一、国内券商直投的发展历史
从2001年证监会严禁证券公司进行风险投资到2006年2月国务院颁布《国务院关于实施〈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若干配套政策的通知》，允许证券公司在符合法律和有关监管规定的前提下开展创业风险投资业务。这6年前后的“一收一放”，折射出资本市场发展形势的不断变化和演进。6年前，床头也普遍因为网络股泡沫破裂进入谷底，国内证券市场开始走熊，券商通过各种方式进行的直接投资大都变成了巨额不良资产。6年后，国内券商经过了一场生死轮回，股权分置改革完成，促使市场进入全流通时代，股市更是一路上冲，股权投资行业也进入新时期。单就国内私募股权投资（pe）市场而言，2007年上半年就有83家中国大陆企业得到pe投资，投资总额达到48.03亿美元，pe推出活动保持活跃，共36笔推出，其中25笔通过上市实现推出。
二、国外券商直投的发展状况
券商直投业务不仅长期以来是国际券商的重要收入来源，而且利润极为丰厚。统计资料显示，国际券商直投收入一般占总收入的60%以上，在资本市场最发达的美国，则超过70%。美国大型私人股权基金的收益能达到40%-50%，而券商直投的回报则动辄几倍甚至数十倍。像高盛投资工商银行、收购西部矿业，摩根士丹利投资蒙牛乳业，这些精典案例都为投资方获得了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超值回报。
三、国内券商直投的现状及机会
而由于中国以往的证券市场体制结构存在“只能做多，不能做空”的问题，券商对市场行情的依赖很严重，即都在“靠天吃饭”，始终走不出“牛市赚钱，熊市赔钱”的宿命。根据数据显示，本土券商的收入构成中，经纪业务仍是其主要来源。据对26家券商的统计，2007年26家券商64%的营业收入来源于经纪业务，券商自营业务占比26.7%，承销业务和委托理财占比不足5%。中小券商经纪业务收入更是占了主营业务的绝大部分。国内券商主要依靠经纪业务维生，这在收入结构上是明显失衡的。如今券商直投业务的开展，不仅将加快本土投行与国际市场接轨，即“投行+投资”盈利模式转型，从而改变“生存基础单一、盈利模式单一”、“靠天吃饭”的被动局面。而且这一转变将迫使投行加快提升自身综合素质及业务能力，从单纯的“为人作嫁”的“一站服务”向“陪上嫁妆”后“扶他上马，送他一程”的“跟随服务”转变，从而无疑将对其运营服务产生深远影响。由于直投业务不仅收益远高于传统的证券承销，而且十分有利于深层次地挖掘客户价值，进而带动后续融资业务和并购业务的发展。同时，由于投资和融资周期往往交替出现，直投业务和承销业务有周期性互补的作用，从而可以增强投行的抗风险能力。此外，在证券公司内部的自营、投资、固定收益、收购兼并、代办股份转让业务等业务部门都和直接投资有着相关性等等。券商参与直接投资业务已被广泛作为自身发展战略的一部分。
四、推动pe市场竞争
券商股权投资与pe类似，都是投资于非公开发行公司的股权，投资收益通过日后出售股权或企业上市兑现。因此，券商直投业务启动后，将进一步推动pe市场的蓬勃发展，同时加剧参与各方，尤其pe、VC和券商直投部门的竞争。与国际pe和国内创投机构相比，在直接投资业务上，券商的优势主要体现在因投行承销业务而带来的项目资源优势，以及深层次地挖掘和延伸客户投资价值，帮助企业实现再融资和并购价值等。其劣势在于拟议的试点方案中，证券公司还只能以自有资金投资。pe的优势在于专业投资经验的丰富积累和人才储备，对于外资pe机构来说，还有雄厚的外来资金的背景优势。pe机构普遍在以往的投资项目中积累了丰富的运作经验，从企业调研评估方法，到业务发展推进，以及走向资本市场上市或并购，都有专业的方法支撑和相对固定的业务合作伙伴来共同完成。VC的优势是可以不受三年的期限约束，在企业初始阶段、成长阶段或成熟阶段自主介入，从而可能获得更好的投资机会，获得更高回报。总之，在直投业务上，pe、VC和券商有竞争，但也可以有合作。因为三者的优缺点具有互补性，完全可以通过合作，共同打造一条共同的价值链。因而从整体上看，券商做直接股权投资是非常有助私募股权投资市场的健康发展的。
五、催发本土投行转型
目前国内投行已经渐次进入近乎充分市场化的竞争格局。在美国，所谓投资银行业务，早已超过了传统意义上的上市辅导和股票承销领域。通常情况下，投行所提供的服务都已大大超过专业之外，如前面所述的直投业务和战略咨询等。值得注意是，这领域的服务，已不是单纯可以以专业能力论英雄，而将是一场综合能力的较量。在直投业务开闸后，仅仅使企业达到上市已不是投行的唯一目标。上市后的跟随服务，包括专业辅导、完善公司治理、帮助企业持续再融资等，使得企业通过自身发展与收购提升业绩，最终使企业做强已成为投行的主要任务，包括帮助企业制定发展规划，健全治理结构，充当企业的战略顾问，协助企业建立良好的内部监督控制和会计核算体制等等。有一句话说得好，“一切高级竞争，都在专业之外”。在当今人才流动趋于市场化和自由化的生态环境下，所谓专业技能，在同业人士中已难分高下。在投行领域，竞争一样越来越取决于技术产品创新和专业之外的能力。从短期看，技术，包括产品设计和服务等专业领域的创新起到关键作用，但从长期看，专业之外的能力，包括文化、思维、战略、投资等需要通过自身培育而不是模仿而来的系统处理能力，才是真正可以持久的核心竞争力。
总之，券商直投业务是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其对中国资本市场的影响将是深远的。这个影响从中信证券、中金国际等中外大中小券商的转型及动向可以清楚得到印证。
参考文献
[1]匡志勇，券商直投，馅饼还是陷阱，第一财经日报，2007，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