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援助的基本内容与流程篇1
我国的法律援助管理体系逐步完善，在法律保障、网络建设、队伍建设、履行职能、经费保障等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同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法律援助案件质量不高，是存在于全国各地法律援助工作的普遍现象，也是制约法律援助事业健康发展的“瓶颈”。提高法律援助办案质量，建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体系，保证受援人获得优质、高效的服务，是整个法律援助工作的核心和重点。
一、我区法律援助案件质量管理现状
我区法律援助中心于成立，正式核定全额事业编制人员2人。法律援助办案义务主要由区司法局行政编制调节的法律援助律师、社会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承担。
目前，我区法律援助中心尚没有制定法律援助案件标准和案件质量评估办法。没有设立专门的援助案件质量评估机构。但是，区司法局成立了法规股，安排了法规专干，法规股将法律援助的案件质量纳入了指导、检查、监督范围，并且受理和处理法律援助案件质量投诉。在履行管理职能时，区法律援助中心通过审查受理指派流程、检查案卷材料、回访办案单位、要求当事人填写质量监督卡、公布投诉电话等方式来保证办案质量。依据益阳市司法局6月制定的《关于律师办理重大复杂敏感案件的若干意见》，我们将重大疑难复杂案件的界定为人数多、事关群体利益、涉及政府部门或企事业单位以及因历史、政策等因素形成的积案需要以诉讼或非诉讼途径解决的案件。为保证此类案件的质量，我们制定了《重大疑难复杂案件办理制度》，明确了办理重大复杂疑难案件各项原则性要求，如向上级政法部门报告备案，事先调查了解案情，召集资深集体研讨，通过调解前置努力做好工作，如何协调配合行政机关或者人民法院等。律师事务所、法律服务所承担《律师法》规定的法律援助案件错案赔偿责任。律师协会对于如何保证法律援助质量没有明确的奖惩规定。由于律师、法律服务工作者属于中介机构从业人员，办案补贴、奖惩金额对他们没有深层次的触动，绩效评估和综合工作考核对他没有实质影响，律师、法律服务工作者履行法律援助义务的年度考核主要指数量的完成，对质量的好坏没有要求，因此历年来采取的法律援助案件质量与办案补贴、评优奖励挂钩等措施，收效都不明显。因法律援助案件数量日益增长，法律援助专项经费如杯水车薪，我区法律援助经费预算中没有安排质量评估专家补贴或监督员补贴等专项经费。
我区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及监管措施的弊端主要表现在：一是上级对口部门的考核只重“量”的增加，忽视“质”的提升；二是办理援助案件主要依托中介机构人员，管理职能对非专职法律援助律师没有根本的约束力；三是法律援助经费不足，甚至无法保证办案成本，影响了办案人员的积极性；四是没有建立完整、统一的案件质量评估体系、没有制定科学的、操作性强的评估办法。
二、案件质量评估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一、缺少统一的评估操作体系。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没有制定全国统一的案件质量评估指导性意见。省、市法律援助中心没有制定省、市案件质量评估的统一的标准。区、县法律援助中心没有制定具体的评查办法。
二、没有专门的质量监督评估机构或者专业评估员。起湖南省政法系统推出的执法档案考评对法律援助案件质量没有针对性，市、区进行执法质量检查没有将法律援助案件纳入考评范围。从开始，我区司法局成立的法规股将法律援助案件并入司法系统案件质量考评，但市司法局法规管理没有作相应要求。区法律援助中心负有管理和服务双重职能，履行案件质量把关职能时，既充当“运动员”，又充当“裁判员”。
三、缺乏对质量监评结果的有效控制。法律援助案件的质量考评对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法律服务工作者没有实质影响。奖惩机制直接关系法官、检察官的评先评优、晋升晋级，而中介机构人员以追求经济价值为从业主要目的，从本来就不多的办案补贴中扣发部分作为奖惩对他们没有吸引力。目前，法律援助案件质量管理仅仅作为一项业务工作来进行管理。要实行有效的控制，必须理顺法律援助案件质量管理与事务所自律管理、行业协会管理、司法行政管理的关系，必须与法律服务有关的管理机制有效地结合起来，依托司法行政、法律服务行业协会强化控制力度和效果。
三、对建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体系的几点建议
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系统的建立要保证整个体系的设计、指标取舍具有科学性，要保证评估系统所用数据的科学性，要保证评估工作逐步开展、稳步发展，不断总结，不断完善。评估体系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由上级法律援助机构负责，指导下级法律援助机构的评估工作。同时整合各级司法行政、律师、法律服务行业协会的管理资源。各级法律援助机构按照统一的目标任务和评估标准，制定上下统一、科学具体的可行性方案。
（一）、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的任务。
制定《关于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体系的指导性意见》。可以根据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需要，将评估指标体系划分为流程公正、办案效率、办案效果三个二级指标。流程公正由受理申请率、复审批准率、不予受审复议率、维持不予受理决定率、违法收费率、拒绝指派率等内容构成；办案效率指标由法定期限内受理率、特殊情况先予受理率、年人均结案数等内容构成；办案效果指标由受援人上诉率、受援人申诉率、受援人信访率、诉前调解率、诉中调解率等内容构成。各级法律援助机构可根据实际增加或者减少三级指标内容，也可以根据案件的类别，将评估指标体系划分为刑事援助案件、民事援助案件、行政援助案件、非诉讼援助案件四个二级指标。刑事援助案件由人民法院指定辩护率、申请率、申请受理率、会见次数、受援人拒绝辩护率、新证据调查、法院采用新证据、辩护意见采纳、受援人满意度、受援人上诉率、抗诉率、未成年人案件主动提前介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帮助教育效果、法律文书质量等内容构成。民事援助案件由法律援助工作站初审与援助中心复审程序公正、审请受理指派程序公正、特殊情况先予受理、不予受理决定复议率、复议维持率、农民工等特殊群体免予审查经济困难程度、调查证据采信率、意见采纳、案件胜诉率、诉前调解率、诉中调解率、案件（履行）执行到位率、受援人上诉率、受援人申请再审率、受援人满意度、案件卷宗质量（包括法律文书质量）、接受异地协作等内容构成。行政诉讼由案情研究、决定受理率、受行政干预因素拒绝受理率、拒绝受理复议率、复议维持率、附带行政赔偿调解率、维持行政行为率、判决撤销、部分撤销行政行为率、受援人上诉率、申请再审率、获得国家赔偿率等内容构成。非诉讼案件由咨询接待台帐、接待笔录、一次性告知书、首问负责制、代书审查、诉前调解、人民调解、非诉案件卷宗统一标准、受援人满意度、调解案件履行率、重新起诉率等内容构成。咨询和代书均应纳入评估范畴，提供咨询意见、代书诉状设定诉讼请求等非诉业务决定受援人对合法权益的取舍。咨询和代书的评估质量应当通过咨询台帐、首问负责制度、一次性告知制度、律师值班制度、接待笔录、非诉案件档案评比、非诉风险告知制度等内容来评估服务质量。
评估实行信息化管理，评估指标的数据采集、整理、传输和指数编制由计算机自动完成和实时更新，避免和减少人为因素对评估的干扰。评估计算机管理软件由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统一开发。应评估目的多元化的要求，采用模块化的指标设计方法，除对办案质量进行综合评估外，通过评估指标、评估指数的转换和组合，实现对案件办理各环节、各类别的评估，以及对援助工作者个人办案质量的评估。建立和完善与法律援助工作发展和管理需要相适应的统计制度．统一统计指标的名称、统计口径、统计时间、计算方法和计量单位。
（二）、省市两级法律援助机构的任务。
建立案件质量考评机制。制定全省、全市《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办法》和《法律援助案件质量目标考核标准》。
成立专门的案件质量评估机构、安排专业人员。因各级法律援助机构既承担管理职能又承担服务职能，案件质量评估机构应该独立于法律援助机构，也可以与司法行政其他管理系统进行整合，依托省市两级行业协会和司法行政单位现有的监督管理机构进行质量评估，扩大监管职能，如法规处、法规科等机构，完全可以将法律援助案件纳入统一管理、考核、评估。
有效控制办案质量，整合司法行政和法律行业协会的资源进行管理。法律援助机构与司法行政部门、律师协会、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协会联合制定各省、市《律师事务所管理办法细则》、《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细则》，将法律援助办案质量明确为年度考核内容，法律援助案件服务质量决定执业人员年度考核、人员异动、职称评定、评先评优；将案件质量纳入司法行政、法律行业对从业人员的奖励处罚范围；建立律师、法律服务工作者、法律援助律师年度考核执业终身档案，将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考评纳入档案管理内容。
（三）、区县法律援助机构的任务
成立案件质量自评专门小组，由法律援助中心主任、各律师事务所、法律服务所主任三类人员组成，负责对所有案件全程跟踪，全程监测。
法律援助的基本内容与流程篇2
论文关键词农村基层法律援助
基层法律援助制度是一种对涉及讼诉案件的特殊对象或者经济条件比较困难的公民提供无偿法律帮助的法律保障制度，一般由政府通过设定特别机构或者社会志愿人员来实施。1我国的基层法律援助制度相对于法律系统内部的其他法规较为薄弱，法律援助制度建立、发展的进度都十分缓慢，在农村地区，基层组织的法律援助尤为匮乏。虽然农村地区拥有我国的大部分农业人口，受限于经济、政治等因素，农村地区的法律援助却一直没有得到落实和推进，对我国整体实力的平稳飞升、公民权益的广泛实现带来了巨大阻力。
一、我国农村基层组织法律援助现状与问题
（一）农村基层组织法律援助现状
我国法律本身存在许多不合理、不完善的体制缺陷，基层法律援助制度更是法律中较为薄弱的环节。由于我国国情具有特殊性，农村地区占据全国的大部分面积，农村居民为我国成分最多的人口，但整体的生活水平和法律建设与城镇相比却十分低下，严重制约着我国的整体发展。党和国家已经认识到了这一严峻问题，在第十七届三中全会中，党组织就提出，在农村的发展进程中，重要的不仅仅是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同样重要的还有保障农民权益、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2这就为农村地区建立法律援助制度提供了思想指导基础。
1994年，司法部正式提出了在我国建立法律援助制度，我国有部分城市开始了法律援助，并建立了相关的试点机构；1997年5月，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以及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正式成立3；2003，国务院出台并颁布了《法律援助条例》，成为目前我国基层法律援助工作开展的最明确的立法依据，其他法律条律散见于诉讼法及律师法中。
由于我国目前没有对基层法律援助进行统一、明确的立法规定，因此各级地市、农村地区执行不尽相同的法律援助模式，基本上，我国农村现阶段基层法律援助模式有四种：政府出资建立专门的法律援助机构，由专职律师提供法律援助；律师协会进行总管理，由当事人择取私人律师提供法律援助；国家设立救助中心，律师事务所轮流提供值班律师进行法律援助服务；律师事务所建立下设援助中心，提供法律援助。
（二）我国农村法律援助目前存在的问题
从体制上来讲，我国基层法律援助存在着根本性的先天缺陷，立法缺失让基层法律援助的后天发展缺乏了内驱动力，法律援助虽然在我国已经实施开展，但是并未真正走入、渗透进各基层、尤其是广大的农村偏远地区。基层法律援助的机构分布严重失衡，建设良好的法律援助机构集中存在于中、东部沿海和经济发达的市级以上地区，我国广大的西部地区及农村边远地区几乎没有任何基层法律援助机构。至2004年6月底，全国各地已建立政府法律援助机构2892个，其中县区级地方机构建成2486个，占应建数的87%。江苏、广东、伤害、山东等1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法律援助机构已全部建立。4这些多数集中在沿海中东部发达地区市、县中的法律援助机构并没有国家编制部门的统一许可，没有专门的人事编制和人员编制，换句话说，我国目前所建立的基层法律援助机构是并不正规的自营机构，由司法局自行成立，没有统一的国家管理，地方法律援助机构的发展就面临着诸多困境。缺乏机构和人员编制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大部分法律援助机构的机构性质不明、工作人员队伍不稳定，有的法律援助机构为行政编制，有的为事业单位，员工素质水平和福利待遇上千差外别，影响到了法律援助工作的开展质量。2002年，我国的法律援助机构总体上增加了7%，但是机构中拥有律师资格的从业人员则反而减少。
有些地方虽然对法律援助机构进行机构编制，但人员和经费则没有具体规定，地方财政对法律援助机构的资金扶持力度也非常薄弱。《法律援助条例》在第三条中规定：“提供法律援助是政府责任。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为法律援助提供财政支持。”然而目前的状况是，除了少数经济发达的地市能够拨出财政资金扶持法律援助机构的运行，大多数县市并没有在财政预算为法律援助设立专门的财政资金拨出，更多的农村地区，政府财政预算能力有限，更不可能将法律援助纳入到财政资金的拨出中。
二、我国农村基层组织法律援助要解决的问题及要实现的价值内容
（一）实现法律正义、公平、人权价值的普及
法律援助制度是法律制度的子系统，该制度产生于西方，并经历了一个由律师自发得地为穷人提供免费服务的慈善和道义行为，到逐步演化为国家保障公民实现其合法权益的国家行为的过程。2法律援助在一个国家法律中所占的地位，在一个国家社会生活中所发挥的作用，真正体现了法律自身的价值意义。
我国基本国情是城乡二元对立的政治制度及社会生活的分化，与城市相比，农村居民在生活水平和法律保障上都处于弱势地位。大多数务农人口还没有走上小康水平的生活，在发生民事纠纷等法律问题时，大多没有经济能力承担法律费用。这种城乡经济客观存在的贫富差别让农村居民处于社会的弱势群体地位，这正是法律援助的基本对象。所谓人权，就是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保证社会中的每个人都能够享有同等尊严和法律所规定的平等权益，农村贫困居民理应享有法律援助，以此实现法律自身所具有的人权价值。
法律本身是统治阶级制定的律法规则，是为了统治阶级所服务的社会规范。法律制定的过程和具体内容难免忽略了社会弱势群体、边缘群体的利益，从而妨害法律的公正严明、公平正义。法律援助制度的出现正是为了补充法律的这一漏洞，帮助法律在实施过程中体现出公平、正义价值。
（二）提高农民的基本法律意识
物质决定意识，农村匮乏的法律机构、法律体制决定了农村居民法律意识的普遍淡薄。农民在处理法律问题时没有树立起合法、守法的法律观念，农村的社会环境还残留着与现代社会不相符合的一些旧社会做法和风气。再加上国家对法律援助的宣传不到位，自从1994年法律援助的观念提出以来，除了在2003年制定了《法律援助条例》，国家至今没有其他法律动作，而宣传也止于经济发达的省市地区，没有深入到农村，没有在农民意识中建立起法律可以无偿援助弱者的观念。
法律援助深入农村基层组织的目的，是通过无偿的法律援助在思想意识落后、法律观念淡薄的农村地区慢慢建立起普遍的法律、法治观念，让农村地区人民的思想形态跟上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同时数到普通农民尤其是农村贫困人口与政府间的沟通联络，在普遍建立的法律观念中最大可能的消除潜在的动荡因素，引导农村居民通过法律渠道维护自身的合法利益，真正实现农村地区的精神文明水平增长。
三、推动我国农村基层组织法律援助向前发展的措施
我国农村地区幅员辽阔，农村贫困人口数量众多，法律援助面临着巨大的实施压力，也因如此，农村基层组织建立、开展法律援助工作意义重大，任重道远。
（一）建立基层法律援助制度，扩大法律援助的渗透范围
与国外严明、完善的法律制度相比，我国律法中法律援助体系的建立显得异常迟缓。早在1424年，苏格兰就制定了向社会贫困人士提供无偿法律援助的一项法案；1945年，英格兰高等法院根据《最高法院章程》免除了诉讼案件中有经济困难的社会人员的诉讼费用，1949年制定了《法律援助和法律咨询法》，将法律援助制度规定为政府必须承担和履行的一项基本义务。诚然，我国自近代才走上社会主义的发展之路，法律基础与氛围与自古以来便崇法的西方国家有很大不同。我国应学习西方先进国家，国家立法部门尽快出台统一的《法律援助法》，从立法上规定法律援助的实施渠道、实施细则、实施方式等具体内容，法律援助是一项法律政策性、程序性、操作性非常强的工作，建立健全、统一的规章制度体系，对于规范和保障法律援助事业科学发展更具有全局性、根本性、战略性的重要意义，同时也是发展和完善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的现实要求。5在立法基础之上，要扩大法律援助的范围，规定并细化法律援助的领域和对象，让法律援助在规范化、合法化、科学化的原则下有机有序的广泛展开，深入到农村各地的基层组织中。同时，要时刻关注农村的变化，法律援助的对象及范围要根据时代和变化进行及时调整、补充、更改，完善，以保证所有弱势群体都能够享受到法律援助，跟上时代和人民需求。
（二）建设基层法律援助机构，加强上下级机构和机构间的监督、协调与合作
农村地区受限于低下的经济发展水平、险恶的地理环境因素，交通、通讯都不发达，无形中阻碍了现代法律实施过程中所需要的客观环境因素。要将法律援助真正地深入到农村地区内部，必须在农村当地的基层组织中建立法律援助的分支机构，采用定点形式将法律援助“捆绑”在当地农村。在经济、环境不允许的农村山区或贫困地区，可以考虑将县区、乡镇法律援助机构鱼当地的法律监管机构合并，减轻法律行政工作的同时，扩大了法律机构的作用和智能。同时，要明确法律援助机构的职能、服务范围和上下级关系，协调法律援助机构间的沟通和职责分工，鼓励经济发达或有条件地区的法律援助机构向落后地区的机构提供法律指导、咨询等帮助服务，机构与机构间形成良好的合作互助关系；同时司法行政部门要加强对法律援助的管理力度，避免发生有人以权谋私、走后门从而剥夺了真正的弱势群体享有无偿法律援助的资格和权利。
（三）保障资金的筹集与投入力度
法律援助机构的建立完善和后续发展全部依靠政府的资金投入和政策扶植力度。我国农村地区的居民普遍生活不富裕，在当地实现通过个人筹资建立基金式的法律援助机构几乎不可能实现。实际上，在社会上建立法律援助基金无形中会破坏法律援助本身的公平性，因为法律援助实施的本质目的，是协调统治阶级和弱势群体之间权利义务的不对等，是从上而下进行扶助的一种法律形式；法律援助中的一些对象，往往是刑事案件中罪大恶极的被告，社会公众在心理上未必能够接受为这样的援助对象进行筹资捐款。因此，若要保证农村基层组织中拥有固定数目、长期稳定发展的法律援助机构，必须、也只能由政府逐步将法律援助机构纳入财政预算中，保持法律援助机构长期运营的可能性。针对一些尤为贫困的农村基层政府，可以与其他经济发达地区的政府结成互帮互助对子，在法律援助机构之间形成联网式的配合，从而真正促进全国各地法律援助机构的均衡发展。
法律援助的基本内容与流程篇3
一、法律诊所与法律援助的关系
根据弗兰克·S·布洛克的观点，诊所式法律教育是在教师的指导和监督下，通过学生积极地参与法律程序的不同方面来教学。它经常被简称作“通过实践”。实施诊所式法律教学的机构称为法律诊所。法律诊所为全面提高法律教育质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同时有助于解决职业作风和道德水准问题。根据我国有关法律规定，法律援助是指在国家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的指导和协调下，律师、公证员、基层法律工作者等法律服务人员为困难或特殊案件的当事人给予减、免收费提供法律帮助的一项法律制度。作为一项司法救济制度，法律援助有待于保障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同时有助于维护社会的稳定。从定义中我们不难发现法律诊所与法律援助存在着差异，综合实际的经验，法律诊所与法律援助存在如下区别：
1、法律诊所是一个教育机构，而非社会公益机构。它追求的是教育效果，即提高法学教育的质量，培养高素质的法律人才。而法律援助是一种司法救济制度，它追求的是使社会弱势群体真正能享有诉讼的权利，维护其合法权益，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2、法律诊所的主体是教学活动中的教师和学生。而法律援助的主体是法律援助机构，主要是司法行政部门设立的法律援助中心，其对象是社会弱势群体。
3、法律诊所的教学包括范围很广的方案和手段，法律诊所的活动远不止于法律援助这种方式。根据Jeromen.Frank法律服务社提供的资料，美国耶鲁大学法学院的法律诊所项目包括为父母及儿童辩护、为残疾人辩护、社区法律服务、住房和社区、移民法律服务、业主/房客法律服务、法律援助、监狱法律服务、公诉人诊所等。涉及立法、司法、律师实务以及游说行政部门等多个方面，形式分情景模拟和真实情形。可见，法律诊所作为一种立体的全方位的实践教学机构，采用的方式相当广泛。尽管中国的法律诊所均为法律援助式法律诊所，从事的实务限于律师实务，但是不可否认，随着诊所式法学教育方式的发展，法律诊所方式的多样化，法律援助将仅仅是法律诊所采取的一种方式，不能替代其它方式。
4、法律诊所受理的法律援助案件采用的援助形式只是国家规定的法律援助范围和形式内的一部分。根据司法部《关于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通知》的规定，法律援助的范围为：①刑事诉讼案件；②请求给付赡养费、抚育费、扶养费的案件；③盲、聋、哑和残疾人、未成年人、老年人追索侵权赔偿的法律事项；④请求发放抚恤金、救济金的法律事项；⑤公证法律援助；⑥其它确需法律援助的法律事项。法律援助的形式为：①法律咨询、代拟法律文书；②刑事辩护和刑事；③民事、行政诉讼；④非诉讼法律事务；⑤公证证明；⑥其它形式的法律服务。在这些范围和形式中，法律对其中一部分的援助主体的身份作了特别规定。由于法律诊所中的学生不具备某些资格而不能提供援助。比如，刑事诉讼法规定对刑事案件中需要法律援助的被告人由法院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提供法律援助，无律师身份的诊所学生被排除在外。至于提供公证法律援助，法律诊所自然也无资格。从实际情况来看，法律诊所受理的援助案件一般为民事、行政案件，且民事案件占了绝对多数，受援方一般为个人且在诉讼中为原告，援助的形式主要为法律咨询、代拟法律文书、调解和诉讼。
尽管法律诊所与法律援助存在上述区别，但是两者同时又密切联系。两者的联系体现在：
1、在组织和人员上，两者是一套班子，两块牌子。法律诊所与法律援助中心统一领导、统一组织、统一财务且人员一致。这也是为什么实践中不少人包括法律诊所内的一些人将二者混为一谈的原因。
2、活动内容上，法律诊所主要是通过向社会提供法律援助来锻炼学生。诊所教育运动的最前线就是以法学院为基础的法律援助中心或其它法律援助项目。法律援助作为法律诊所采用的方式之一，为学生提供法律实践的机会。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通过法律咨询，法律文书，调解，进行诉讼等方式，学习进行法律，法律程序来解决社会的现实问题，以提高对法学和法律制度的理解、培养法律实践的基本技能，同时培养参与公益服务的意识和社会责任感。3、法律诊所的实践活动本身就是为社会提供法律援助。法律诊所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属民间法律援助机构范畴，它是我国法律援助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法律诊所为社会弱势群体提供的律师性质的服务自然属于法律援助的部分。因此，两者既互相区别又密切联系。
二、法律诊所与法律援助结合的原因法律诊所与法律援助之所以能结合，是两者互相选择、互相适应的结果。法律诊所选择法律援助是法律诊所的目的决定的。
法律诊所的目的在于：
（1）传授和培养学生有关法律实践的基本技能；（2）增进学生对通过实践来学习的方法的理解；（3）通过它为学生提供案件的机会；（4）提高学生的道德水平和社会责任感；（5）培养和促进学生自我学习；（6）自我提高的习惯；（7）促进和提高学生对法学理论和法律制度的理解；（8）帮助学生考虑和选择有意义的法律职业；（9）强调参与公共服务；（10）这是法律工作者的基本素质之一。
目的决定方式。要实现上述目的，需要选择合适的方式。这一方式须满足以下条件：
选择的方式必须为学生提供合适的实践工作。诊所教学以学生参与法律项目为中心，选择方式时必须把加强学生对他们将来地位的认识这一目标牢记在心，选择的方式必须允许学生成为项目的真正参与者，承担一定的职责，以提高他们对职业身份的责任感。让学生只充当译者或者被吹捧的勤杂工是没有成效的。同时，由于学生实际能力的不足，应该选择那些既有挑战性又在学生的能力范围之内的工作。这是实现法律诊所目的的前提。
方式的选择必须以其教育价值为基础。选择的方式必须能够打破传统的教学方式，为学生提供法律实践的机会，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让学生在法律实践中培养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社会责任感，这是实现法律诊所目的的关键。
同时，法律诊所教育方式的选择受客观条件的制约。我国的诊所式法学教育方式目前还刚刚起步，师资力量、办学经验、活动经费等十分匮乏，在这些因素的制约下要达到诊所教育的目的，目前只能设立一种比较综合的诊所而不是设立分类细致、门类齐全的专项法律诊所。
由于法律援助这一方式能提供从咨询、代拟法律文书到调解、诉讼等一套完整的实践机会，且这种实践比较适合学生的实践能力，在为社会弱势群体提供援助时更能激发同情心、正义感和社会责任感，因此法律援助符合了法律诊所的要求；同时作为一种综合性的诊所，符合了目前的客观实际，同时还能带来一定的社会效益。自然地法律诊所选择了法律援助。
与此同时，援助需要法律诊所这一重要的民间法律援助力量。当前我国法律援助的最大是供需矛盾突出，对法律援助的需求越来越大，而法律援助机构限于人力、物力，仅能对申请援助的申请人中的一部分进行援助。法律的趋势是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具有雄厚智力资源的政法院校在向社会提供法律援助中也担负着重要任务，但这一资源还未能有效利用。高校设立法律诊所进行法律咨询、法律文书、进行诉讼等实践活动的同时缓解了法律援助的供求矛盾。因此，提供法律援助的法律诊所适应了法律援助制度的的需要。
法律诊所与法律援助就这样结合起来了，结合点正是法律援助的实践活动。
三、法律诊所开展法律援助工作所面临的问题
鉴于法律诊所与法律援助的密切联系，两者中其中一个环节出现问题必然会作用于另一环节。因此两者结合的问题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为法律诊所环节出现的影响法律援助的问题，另一方面为法律援助环节出现的影响法律诊所的问题。
1、法律诊所环节出现的影响法律援助的问题
a、教学问题
由于法律援助式法律诊所是一个综合性诊所，内容涉及多个方面，如果对教学内容设计不当，很可能会顾此失彼。因此应对教学计划应进行统筹，规划，设计符合实际的课程。
b、学生任务重且流动性强
诊所学生一般为高年级学生，学习任务重、时间有限，而法律援助往往要花较多时间和精力，如何将正常学习与法律援助统一起来，做到互相促进，而非顾此失彼，是解决学生后顾之忧，调动其积极性必须考虑的问题。同时诊所课程一般只有一学期，学生流动性大，而法律援助的案件很可能耗时很长，这也是不容忽视的问题。
对此问题，应尽量将学生正常学习时间与法律援助活动时间错开，引导学生合理安排两者的时间，将学生正常学习与法律论据实践学习结合起来，同时鼓励学生选一学期的诊所课但参加两个学期的活动。
2、法律援助环节出现的影响法律诊所的问题
a、运行机制的问题
法律援助的正常有序运作需要建立一套比较完整的制度，包括值班制度，案件受理、分配、承办制度，案情讨论制度，反馈制度等等。任何一个制度运行不畅都可能影响培养学生实践技能的效果。各诊所应根据自身的情况制定一套比较合理、完整的制度，为法律援助活动的有序进行提供体制保障。
b、经费问题
法律援助需要必要的经费，但民间法律援助机构无法从国家获得资金支持，也难以从社会上募集资金，缺乏物质保障，目前，七所院校的法律援助机构均依靠福特基金会的资助生存，机构的稳定性和长期性没有保障，这一问题主要受制于比较落后的条件，同时也受制于社会对民间组织的认识和态度。
c、法律保障问题
法律对民间法律援助机构的法律地位、职能、作用均无明确的规定，这使得民间法律援助机构在一定程度上无法取得官方部门的配合和社会各界的认可，工作人员办案过程中身份不明，有时甚至遭到非难。这是法律援助立法需要解决的问题。
d、社会不正之风及挫折的影响
诊所学生在法律援助过程接触的是活生生的现实社会，当前司法系统内的诸多不正之风极可能对学生的思想认识产生一系列消极的影响。同时他们还可能遭受一些失败，对司法公正失去信心，对自身能力产生怀疑。这些都会影响诊所教育目的的实现。因此如何引导学生正确面对这些问题，避免存在的思想波动也成为一个应该正视的问题。
主要资料
1、弗兰克·S·布洛克《诊所法律教学》
2、中美法律援助制度比较研讨会论文汇编
3、Jeromen.Frank法律服务社提供的耶鲁大学法学院法律诊所项目资料
4、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关于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通知》
5、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6、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关于开设法律诊所教育课程的报告
法律援助的基本内容与流程篇4
关键词：法律援助；变化发展；对策；建议
中图分类号：D9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2）31-0255-02
随着中国社会主义法治的逐步健全和完善，以及国家对民生的重视和加强，迫切地需要司法行政部门切实做好法律援助工作，维护社会公平与正义。这一问题在农村表现得尤为突出，各级应当把法律援助作为政府为民办实事的重要内容，切实抓紧抓好，以满足广大群众特别是社会弱势群体的需求。
一、新形势下开展农村法律援助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近年来，尽管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三农问题，农民的生活环境、生活质量有了较大的改善，但农村的经济发展远远落后于城市，农民的生活水平和人均收入明显较低，农村贫困人口仍然存在。他们之间或他们与其他群体发生纠纷，大部分当事人因付不起律师费用，往往不是通过法律手段解决问题，有的就倚仗权势、恃强凌弱，有的甚至采取无休止的上访或群体上访等途径解决。在新形势下，对符合条件的农民予以法律援助，引导当事人依法解决，不仅能起到为政府分忧，而且也是以人为本、服务民生的具体行动。法律援助制度的设立是国家为解决请不起律师的贫困群体打官司难的问题，面对这一现实，在困难农民发生纠纷，为他们提供法律援助，无疑是雪中送炭，使他们直接地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体会到法律援助的温暖，这对促进农村的和谐稳定，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1]。
二、新形势下农村法律援助工作的变化与发展
新形势下农村遇到的法律纠纷类型大多是土地流转纠纷、人身损害赔偿纠纷及进城务工农民工劳动争议纠纷。
1.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已成为农村新型案件，呈逐年上升趋势。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完善，国家农业税的取消、耕地补偿制度的建立等一系列惠农政策的实施，越来越多的农民更注重自己的土地，农村土地的使用价值逐步提高。由于地少人多，分配不均等因素，特别是多年来一直在外打工，土地被别人耕种的返乡农民工要求要回土地的增多，出现了村民与村委会、村民与村民之间的土地承包纠纷案件，已成为目前农村诉讼的“重头戏”，并呈上升趋势。
2.人身损害赔偿纠纷不容忽视，有常年递增的态势。近几年，农村的道路发展较快，特别是村村通工程的实施，农村的出行条件已大为改观。随着农村交通工具的激增，加上农民交通安全法律意识不强，农村交通事故发生频繁。同时，由于农村“黑车”和农用车较多，不参加保险比例较大，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受害群众为支付治疗费用不得不倾家荡产，一贫如洗。另外，大批农民工返乡后大多从事建筑行业，尽管在工作中无必要的安全防范设施，但为了养家糊口，他们还是冒着生命危险去工作，一旦出现工伤事故，索赔工作也就难上加难。
3.进城务工农民工劳动报酬积欠增多，难以得到有效解决。尽管国家出台了《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等一系列的法律、法规，但侵犯劳动者尤其是农民工合法权益的案件，仍比比皆是。特别是一些单位在用工过程中不签劳动合同、拖欠工资、发生事故推脱责任等现象仍然十分严重。特别是一些小企业、家庭作坊式的用工单位，农民工如坚持签订劳动合同，这些小企业要么推脱，要么就是不再聘用。这就致使农民工处于极其尴尬的境地，明知不签劳动合同带来的后果，但要找份工作又不容易，往往是硬撑着干下去，可是一旦出现劳动争议又很难处理。
三、新形势下农村法律援助工作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1.维权成本增高。农民遇到法律纠纷，倾向于选择民间调解和通过行政手段解决，而不愿意诉诸法律程序。其中仲裁、诉讼环节多，维权成本高是农民厌诉的最主要原因。虽然法律援助机构向经济困难的农民提供免费法律服务，为农民减免了律师费，但农民自己还是要交纳诉讼费。此外，为了收集证据材料，可能要到国土、房屋管理、工商等行政机关查询资料，交纳查询费，为了调查取证，农民也可能要进行工伤、交通事故、人身损害、医疗事故等各种鉴定。这些费用，少则数百元，多则上千元，对收入本来就不高的农民家庭来说，是一笔不少的费用。由于交不起相关费用，导致案件无法进入仲裁或诉讼程序，即使进入了司法程序，也会因为缺少关键证据而败诉。
2.人员经费不足。虽然国务院《法律援助条例》明确规定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义务为法律援助提供经费保障、机构保障和队伍保障，而在实践中各地法律援助经费的多少，完全取决于当地政府的财政收入状况和对法律援助的重视程度[2]。对一些法律援助经费无保障的法律援助机构，为了惠及更多受援人，只好降低律师办案补贴标准，严重挫伤了律师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积极性。
3.社会知晓率不高。虽然近几年加大了法律援助宣传力度，创新宣传方式，开展了法律援助进农村、进企业和法律援助为民服务年活动等，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由于农村自然村庄分布较散，交通条件较差，农民获得法律援助信息的渠道不通畅，以及法律援助机构担心提高法律援助知晓率导致法律援助需求增加，经费和人手难以应付，在宣传工作上患得患失，造成农村总体对法律援助的认识水平仍然偏低。
四、新形势下农村法律援助工作的对策与建议
1.建立调解机制。一是建立法律援助案件庭前、诉前调解机制。农民和农民工通过仲裁、诉讼方式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维权成本高、执行风险大，因此不少农民和农民工宁愿采取围堵马路、越级上访甚至以死相逼等非理性的方式维权。农民工申请法律援助的事由主要集中在劳动报酬、工伤、人身损害赔偿等方面，其权益能否及时实现，直接影响其生活状况。针对这一情况，应当建立法律援助案件庭前、诉前调解机制。即凡民事类法律援助案件，法律援助机构受理申请后，认为可以以调解方式结案的，由承办律师征得双方当事人的同意启动调解程序，尽最大可能将纠纷解决于诉前、庭前。二是建立法律援助与人民调解衔接机制。农民受自身法律意识和交通条件的限制，遇到纠纷后往往更愿意在自己熟悉的生活圈子内寻求帮助。农村人民调解委员会是村民委员会下设的调解民间纠纷的群众性组织，基层司法所指导、管理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工作，同时也直接参与疑难民间纠纷的调解。人民调解员生活在本地，熟悉农民的语言，了解本地的习惯和传统规则，善于与农民沟通，容易获得农民的信赖。而基层司法所覆盖面广，深入农村，熟悉农民经常面临的法律问题，积累了丰富的调解经验，可以作出较快的反应，能够避免矛盾的激化。建立法律援助与人民调解衔接机制，可以利用人民调解员和司法所工作人员的资源优势，充分发挥基层组织的纠纷调解功能，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3]。
2.强化制度保障。经费短缺、人手紧张，已经严重制约农村法律援助工作的发展，这个问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解决：一是争取更多的法律援助经费，在经费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提高律师办案补贴；二是在经费有限的情况下，对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社会律师采取精神嘉奖的办法，增加社会律师的知名度，为其赢得社会声誉；三是扩大法律援助志愿者队伍，通过吸收从事或具有司法实践工作经验的退休人员和基层从事法律相关工作的村、居、社区工作人员等途径来壮大农村法律援助志愿者队伍。
3.加强协调配合。法律援助的实施不仅仅是法律援助机构的事情，法律援助在宣传、调查取证、开展调解工作等方面都需要其他相关部门的相互配合。建立法律援助机构与相关维权部门的协调机制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加强与劳动、建设、交警等部门沟通协调，健全完善法律援助工作站，建立良好的互动合作关系；二是加强与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的联系，建立刑事诉讼法律援助与相关部门的工作配合协调机制和民事诉讼法律援助与司法救助的衔接机制[3]；三是进一步整合内部资源，探索建立司法行政内部“大法援”工作协调机制。在法律援助业务规范、质量管理及人员培训等方面与法律服务管理部门和律师协会建立协作机制，实现制度配套、资源共享；四是充分发挥社会力量的作用，深入开展和老龄委、妇联、工会、残联等社团维权组织的联系，形成对特殊群体的服务联动机制。
4.扩大社会覆盖面。为了使法律援助惠及更多的农民和农民工，更好地为新农村建设服务，法律援助机构应该不断提高农民和农民工对法律援助的知晓率，扩大法律援助工作的社会覆盖面。一是联合相关维权部门共同开展宣传活动，充分发挥其他部门的优势。健全在各镇街区依托司法所建立的法律援助工作站，完善在有关部门设立法律援助工作联系点，把法律援助延伸到群众身边。二是充分利用报纸、杂志、电台、电视、网络等媒体宣传法律援助工作。充分利用法律援助具有公益事业的特性，制作动态的公益广告在电台、电视台播放，制作平面公益广告在公交车站、长途汽车站等农民工集中出入的地点张贴。三是在农民工容易汇聚的部门或区域设立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接受农民工的法律咨询，向农民工宣传法律援助。四是创新宣传工作方式，注意运用举办法制讲座、法制竞赛、文艺演出、以案说法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扩大法律援助工作的社会影响力。
参考文献：
[1]王超，王秀萍.法律援助质量标准化管理探析[J].中国司法杂志社，2012，（7）：27-28.
[2]崔兆商.当前法律援助工作存在的问题及建议[J].司法行政研究，2011，（1）：32-33.
法律援助的基本内容与流程篇5
一、杭州市余杭区流动人口法律援助基本情况
随着我国城镇化的发展，现在每年有大多农民工流入城市。据统计未来25年我国还将有4亿农民工进入城市，流动人口法律援助的潜在需求量很大。现在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和人民群众对法律援助的逐步了解，流动人口请求法律援助越来越多，这既是对法律援助工作的支持，但同时又给法律援助造成很大的压力。杭州市余杭区在为流动人口提供法律援助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很多切实举措走在全国前列，值得各地借鉴。
（一）流动人口法律援助案件申请情况根据《法律援助条例》第十条、十一条、十二条的相关规定可知，我国的法律援助案件可分为指定援助和申请援助。由法院指定的法律援助案件一般适用于特定的刑事案件，主要是盲聋哑人、未成年人、可能被判处死刑的人和贫困者，仅小部分是犯罪嫌疑人和其亲属直接申请的。以2012年为例，余杭区刑事法律援助案件共452件，其中仅36件是申请援助，余杭区法律援助中心经审查后均予批准；民事案件共1023件，全部是申请援助，余杭区法律援助中心经审查后均予批准。由此得知，杭州市余杭区申请法律援助后获批得到法律援助的成功率很高，2012年批准率为100%。
（二）流动人口法律援助案件数量及类型2012年杭州全市共办理法律援助案件11295件，涉及农民工法律援助5597件，占案件总数的49.6%。接待来访法律咨询44741人（次），涉及农民法律咨询15578人（次），占总咨询量的34.8%，为农民工讨回欠薪4005.93万，使农民工更多地选择法律手段维护合法权益。其中就余杭区而言，2012年共办理法律援助案件1475件，相较于2010年的1744件和2011年1174件，整体呈上升趋势。从比例上分析，2012年法律援助案件总计1475件，其中66%系为流动人口所提供的法律援助；且无论民事、刑事还是非诉案件，为流动人口提供援助的比例均接近及过半，刑事案件的比例高达86.7%（详见下表：《2012年余杭区流动人口法律援助受援比例表》）。从案件类型来分析，流动人口法律援助案件中，在民事部分请求支付劳动报酬、工伤的占很高比例。其中请求支付劳动报酬共536起，涉及农民工的就有320起，涉及工伤案件的主体均为农民工；刑事案件中，故意杀人、故意伤害、抢劫、盗窃、寻衅滋事、容留他人等侵犯人身权、财产权的案件占绝对比，经济型犯罪占比很小。
（三）对流动人口提供法律援助的积极举措和成效1.深入基层建立工作站，贴近流动人口提供法律援助截止2013年7月，余杭区已建成法律援助工作站33个。其中依托基层司法所的工作站20个，依托妇联、看守所、监狱等的工作站13个。此外，余杭区法律援助中心设立了四个专门的受理流动人口法律援助申请的工作站，即余杭区法院法律援助工作站、余杭区劳动仲裁委员会法律援助工作站、余杭区交通事故处理中心法律援助工作站以及运河街道外来人口法律援助工作站。上述工作站在为流动人口近距离、高效及时提供法律援助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是余杭区法律援助工作的一大亮点。2.着眼援助案件质量，为流动人口提供优质法律援助余杭区法律援助案件重视援助案件办案质量，结案率、胜诉率都很高。以2012年度为例，民事法律援助案件中，调解结案的占到所有诉讼案件的64%，胜诉案件占34%，败诉案件仅1起；在刑事法律援助案件中已结案件407起，其中援助律师的辩护意见被全部及部分采纳的案件占比73%，顺利挽回损失或取得利益156起，其中尚有45件案件未结案；非诉案件重在挽回损失或取得利益，其中顺利为农民工讨薪成功案件达852起。在2010年的杭州某公司群体性讨薪案中，⑤余杭区法律援助中心第一时间组成援助律师团为其提供法律援助，连续奋战45小时，化解了这起劳资纠纷，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二、当前流动人口法律援助存在的问题
（一）流动人口法律援助存在立法缺陷首先目前我国的法律援助也只是一般意义上的政府责任，而非国家责任。因为关于法律援助的立法都只停留在政府行政立法的层面，而非国家层面人大的立法。所以现行的法律援助专门法无法很好地调节司法行政机关与法院、检察院之间的关系，从而使得条例规定的内容在实施后无法取得理想的社会效果。其次现行法律法规中有些规定不利于流动人口维护自身权益。例如在《工伤保险条例》中认定工伤申请的需要提交“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的证明材料”，但在现实中流动人口在维权时往往拿不出劳动关系的证明；再如《法律援助条例》规定公民在申请法律援助时需要提交经济困难证明，表明我国在法律援助工作的指向是“经济型”而非“权利型”，即以经济能力来衡量是否对当事人是否提供援助。在实际操作中，申请人须提供由户籍所在地村、社区出具的经济困难证明，并由镇、街道盖章确认。这一规定往往导致那些常年在外的流动人口在居住地无法获取经济困难证明，而回户籍地开具又成本高昂，最终只能无奈放弃申请援助。
（二）受援范围有待进一步放宽我国现行法律援助的范围主要是刑事和民事法律援助，很少涉及行政案件和非诉案件的法律援助。事实上，行政案件中面对强大的公权力原告方一般处于弱势地位。余杭区的法律援助尚且走在前列，但在法援案件中涉及行政案件的仅国家赔偿类案件、非诉案件仅占所有案件的9%，且诉讼形式比较单一。除此之外，现行条例也未能将法律援助涵盖到国家法制运行的各个环节和各个层面。例如在刑事侦查阶段若当事人想申请重新鉴定，能否因经济困难免去鉴定费用的问题尚无明确规定；再如现在法律援助也未能深入到执行程序，使得当事人最终的权益无法更好地落实。
（三）流动人口维权成本高、难度大在民事法律援助中占比最大的是“讨薪”案件。这类案件往往需经劳动仲裁、法院一审甚至二审，再加之强制执行才有可能完成，维权道路十分漫长。工伤案件则在仲裁之前还有工伤认定及伤残等级鉴定两大法律程序。漫长的维权之路超乎流动人口的想象，给其生活工作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在个别案件中，受援人虽然最终拿到了工资或赔偿金，却耗时两年之久。这让笔者不由想起英国政治家威廉•格拉德斯通的名言“迟到的义即非正义”，全社会均应充分反思。
（四）法律援助的办案质量有待提高司法行政机关在对法律援助案件进行指派时，通常是随机抽取或者轮流指派律师，这会造成律师专长与案件性质不匹配从而导致办案质量不高。现实中很多律师尚停留在为生存而工作的阶段。法律援助案件的补贴比委托案件收取的律师费低很多，有时甚至只有三到五分之一，因此部分律师办理援助案件的积极性不高，甚至敷衍了事。而流动人口法律援助案件中常见的讨薪、工伤案件程序尤其冗长，如律师积极性不高则更不利于受援人的权益保护。
三、完善流动人口法律援助的建议
（一）明确政府责任国家在宪法中规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这一原则，政府就有保障其得以具体实施并获得实效的责任。所以政府需将流动人口法律援助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从宏观上把握法律援助的开展，同时从微观上不断建立和完善各项制度，从政府角度来保障流动人口法律援助的开展。1.保障援助经费法律援助经费的多少是影响法律援助范围最直接、最现实的因素，决定了一个政府所能提供法律援助的总量。但是我国法律援助经费主要是依靠地方财政，使得法律援助经费各地保障水平参差不齐，存在越贫困的地方、越需要法律援助的地方经费保障却越低的状况。余杭区法律援助经费从2011年的90万，到2012年的120万，2013年的160万，每年以33.3%的速度增长，在经费保障方面做得是比较好的。而从全国范围来说，完善法律援助经费拨付制度，建立并实行最低经费保障制度使经费能够和法律援助案件数量相匹配，提高地方流动人口维权的效率和质量，是政府需要认真考虑的事宜。建立并完善政府专项资金制度，首先要做到专款专用，不得挪用或挤压资金。其次要确保法律援助经费使用的最大效益，合理使用经费，降低法律援助成本和耗费，将有限的经费多用于办案，更好地发挥法律援助的社会功能。2.加强援助网络建设流动人口的维权之路中存在着取证难、成本高等重重困难，加强法律援助网络建设，联合工商、社保、劳动等部门，确保司法救助的实现，维护流动人口的利益。同时建立专门面向流动人口的法律援助机构，促使法律向基层不断延伸，方便流动人口申请援助。3.强化劳动监管首先要加强劳动合同管理。劳动部门应加强对用人单位的教育，加大单位对违法用工的惩罚力度，同时需针对流动人口工作的特点来制定并推行适合签约时间短、季节性强的工作的劳动合同文本。其次逐步解决流动人口的社保问题。结合我国当下社会发展状况，尽快建立起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制度。当务之急就是要完善流动人口工伤保险，实现社会统筹，督促企业及时为工人缴纳工伤保险。4.考核办案质量援助案件的办案质量直接决定了受援人的收益程度。保障权利、制度先行，行政主管部门应出台并切实实施援助案件质量考核，不依赖于法律工作者的职业素养和道德修养，而是以制度加以约束和保障。
法律援助的基本内容与流程篇6
[关键词]法律诊所；实践能力；课程设置；教学模式
1引言
法律诊所即“诊所式法律教育”（Clinicallegaleducation），又称“临床法律教育”。它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初期的美国，出现最初主要是仿效医学院学生在医疗诊所临床实习的做法，课程设置的特色是在有律师执业资格的教师指导之下，将法学专业学生置于“法律诊所”中，为处于生活困境而又迫切需要法律援助的人提供法律咨询，“诊断”其法律问题，开出“处方”。诊所教育的实践性特色具有传统课堂教育无可比拟的优势，既可深化和加强学生对于法学理论的理解，又可促进学生积累法律实践经验，已通过实践被证明是法学专业学生获得法律实践经验、培养法律实务能力的有效方法和途径，更为有意义的是该课程在培养法学学生职业技能和素养的同时，又可帮助法学学生形成良好的职业道德意识。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是当今高等学校素质教育中的核心内容之一，而培养应用型、复合型法律职业人才，是实施国家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的重点。把诊所法律教育引入中国，并在开设法学专业教育的院校设置法律诊所课程，既可推进高等法学教育理念和教育方式的改革，又有助于社会公益法律事业推进。2008年4月，五邑大学政法学院法律系有幸成为中国诊所法律教育专业委员会单位会员，于同年5月建立了“五邑大学法律诊所”和“五邑大学法律援助中心”，并在当年教学计划中设置了法律诊所课程，将诊所课程与法律援助中心一体化，至今已有七届学生参与了课程的学习与援助中心的实践。曾经参与过此门课程的已毕业和在校的学生均表示在此实践教学课程中受益匪浅，学生在诊所课程模块学习中能够进一步理解和掌握法学基本理论知识，并得到逻辑推理和法律技巧的训练，在法律援助中心的实践工作中利用诊所课堂学习的方法和技能去解决实际法律问题的能力，从中形成良好的法律职业道德素质和法律职业技能素养，学以致用，既提升专业能力，又帮扶了弱势群体。
2目前五邑大学法律诊所课程的教学模式和考核方式
2.1教师数量多
法律诊所课程教学中曾采取过两种上课教师安排的模式，一种是每次课程安排三至五名教师，每一节具体的课程由这几名教师中的至少两名以上负责，这种模式中所选拔的教师既有一定的法学理论功底，又拥有较为丰富的司法实践经验，大家相互配合，突出自身优势，共同充实课程教学内容；另一种是全体法律系教师都参与课程，每一节具体的课程根据内容选择不同专业的教师负责参与指导，但因为教师人数较多，课程的模块与模块之间配合不够默契，经常会出现有头无尾，有展示无总结，草草了事的情况。另外，法律系有些教师主要从事法学理论研究，法学实践教学经验稍显不足，有些教师实践教学能力较强，但法学理论研究能力稍显薄弱，两种类型的教师若不能有效配合，课程教学效果和预期指标就会产生一定的差距。
2.2学生数量少
五邑大学法学专业教学计划中每一学年度只设置一次法律诊所课程，每次报名人数都很多。法学专业每届招生九十人左右，每次有百分之七十左右学生都会报名选课，也曾经有选课学生人数达到百分之九十的情况。但是为了保证该实践类课程的教学效果，诊所课程会采取分别面试和群体面试的方法将每次选课的学生人数控制在二十至二十五人，采取小班教学模式，分组教学，旨在充分发挥学生能动性与自主创新能力。因此，就有很多有兴趣参与课程的学生得不到上课的机会，我们也同时错过了一批可培养的对象。
2.3教学方法较传统课程多样化
传统课堂以教师讲授为主，在讲述具体知识点时为使学生理解更为透彻，多配以案例分析，一个案例往往只针对一个或数个有关联的知识点，案情设置也多考虑知识讲述的需要。诊所课程中为了达到培养学生综合运用法学理论知识和法律规范处理真实案例、培养法学实践能力的目标，多采取与传统课堂教学模式不同的方式进行教学，例如通过模块化教学的方法，通过会见、事实调查、谈判模块的设置，采取模拟会见、布置事实调查任务，模拟谈判的方式，教授学生案件处理技能，方法上也更多的渗入了模拟法庭教学法、模拟案例教学法、诊所式教学法和比较教学法。
2.4课内教学与课外实践相结合
因在设置法律诊所课程的同时，也创建了五邑大学法律援助中心，作为法学实践能力培养和法学实践教学的校内基地，课程计划中就要求参与法律诊所课程的同学必须参与援助中心的援助实践活动。每次课程开设过程中，都会将参与课程的学生分成几组，每组五名学生，学生必须按照所分配小组每月去社区进行法律援助，目前和法律援助中心建立长期合作的社区有三个，另外学生还须按分组每周二、四、六在法律诊所（即法律援助中心设在校内的办公室）值班，现场提供法律咨询与援助。如果有小组接到真实案例，也需在组内分配任务，配合处理。自2009年开始，每届诊所都会有学生接到真实案件，案件的来源主要是社区或者电话、现场咨询，但数量不是很多，也有些小组接不到真实案件。如果法律系教师接到一些咨询案件，认为适合诊所学生处理，也会把这些案件安排给没有接到案件的小组来跟进。
2.5考核方式多样化
在开设诊所课程的几年时间里，我们经过逐渐的摸索，分别在每次课程中采取不同的考核方式，包括模拟法庭实践，即安排模拟法庭案例，要求学生按照真正的司法程序开展案件的和诉讼的参与工作；课程表现，由任课老师根据每个学生每节课程的表现和援助实践工作的完成情况进行打分；团队合作意识，主要包括任课教师对于各项小组合作工作效果的评价和组内人员相互评价的结果；诊所值班与社区援助实践与效果；个人学期总结，要求学生在学期末提交一份自我总结，包括在课程中的表现、小组合作情况、课程学习中的收获与不足、对课程的评价和建议等内容；期末口试等方式。每次课程结束后采取不同的考核模式对诊所课程学生进行考核，涵盖上述模式的一种或多种，以期达到最好最真实全面的考核效果。
3法律诊所课程改革方向和模式的探索
目前法律诊所课程的设置，虽较传统法学课程教学有一定的优势，也在一定程度上凸显了法学实践能力培养的特色，学生确实也在课堂上知悉了如何将所学的理论知识进行整合的方式方法，并获得和掌握了一定的用法学思维的方式去获取纠纷信息，解决实际问题，用最快最有效的办法去解决纠纷的能力和技巧。但限于师资、学生数量、教学方法多样化程度不高，法学实践广度和深度不够，真实案例过少等实际情况，诊所课程的真正效用还未发挥完全，法学实践能力培养的目标并未完整切实的落实，所以必须在今后的课程开设过程中，借鉴国内外高校创新性的教学理念和先进的教学方法，结合本校实际情况，对课程教学和法律援助方式进行不断地探讨，拓展和完善。
3.1固定诊所教师，加强配合，建设一支专兼结合的诊所课程师资队伍
（1）专职教师方面：首先要增加“双师型”任课教师的比例，在选择诊所教师时，既要关注其法学理论的功底，又要重视其实际法律事务的处理能力。另外，虽然目前诊所课程的教师配置已经较传统教学模式的教师配置有所不同，数量较多且采取理论教学师资与实践教学师资相配合的方式，但是配合的模式、方法并不明晰，个人任务并未明朗化。改革方向应当固定三至五名负责开设课程的诊所教师，有必要时请其他教师客串或者参与，并将课程模块化，根据每个教师自身特点分配具体模块任务，每次上课必须有三位以上教师参加，上课之前分配好教师角色，具体化课程任务；课外实践教学板块，每位教师必须负责指导一组学生的法学实践，岗位任地明细化。同时，要加强任课教师之间的交流协作，每周固定时间安排课程教学交流会。最重要的是，在指导教学之外，教师自身也要不断加强学习，参加理论学习与研讨，考察其他法学实践教学成果较为显著的院校的现况，定期组织教师在公、检、法、司等机关部门挂职锻炼、庭审观摩、交流切磋，使大家多方面、深层次的了解司法实务，提高教师驾驭司法实践的能力，使法学理论与实务操作技能在融合中得到提高，从而保障实践教学的质量。
（2）兼职教师方面：政法学院目前已经聘请了一批校外的兼职教授和教师，要充分发挥他们的效用，提供平台让这些有较高理论水平和丰富实践经验的法律实务部门的实务专家到高校任教，具体包括公检法机关、仲裁机构、公司企业单位、律师事务所中较为合适的法律职业人员，让实务专家真正走进课堂，在具体的教学模块中安排实务专家参与、指导、讲解和评价。
为了更好实现师资搭配的效果，应加强专兼职教师之间的合作交流，使其共同努力，密切协作以提升学生的法律实践能力。
3.2学生的筛选与培养，多元化学生类型，扩大诊所课程覆盖面
目前法律诊所课程学生人数控制在二十至二十五人，学生采取提前报名，之后经过面试筛选的方式进入课程。首先，从入选方式上看，选择学生的方法较为单一，在改革中，应当首先确定课程需要何种性格、能力、素质的学生类型。另外，诊所课程强调团队合作、援助实践，要注意选取的学生类型应当多样化，根据情况具体化目标与要求，制订出合理的学生筛选方案，采取多元化的竞争机制，依序录取，择优录取。其次，目前法学专业每年招生九十人左右，每届只有二十人左右可以进入诊所课程学习，此新型化的教学模式影响学生的范围较小，实践教学的开展辐射面不大，不少学生反映希望给予更多机会进入到法律诊所课程中来，所以，改革目标应针对如何通过课程设置例如大三学年度上下学期都开设诊所课程的方式吸收和培养更多的学生，使更多的学生从中受益。
我们在2013―2014学年度尝试性地在大三学生的教学安排中分上下学期开设了两次法律诊所课程，这给了更多学生来法律诊所课程学习的机会，两个学期的参与学生之间，也进行了一定的交流沟通，在法律诊所课程学习和法律援助实践中也自觉形成了一种竞争状态，取长补短，竞争协作，对学生的法律实践能力也有一定的促进和提升。
3.3教学方法的改革，加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注重实践能力的培养
首先，应在法学实践教学中坚持把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融入法律诊所课程全过程，深入推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进课堂、进头脑，增强学生贯彻落实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同时，应将对学生的职业意识、职业伦理教育贯穿在每一节课程和每一次法律援助实践中，加强学生帮扶弱势群体、息纷止讼的专业意识，增强学生服务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其次，要完善教学方法，优化课程体系，在教学材料方面，应当抛开传统教材，发挥授课教师自身的优势与能力，自编出一套独具特色的法律诊所授课内容与课件，在每轮课程教学中也可编写和不断完善类型案件工具箱，丰富教学材料内容，实现法学实践教学的目标；在教学方法方面，除了进一步完善模拟法庭教学法、模拟案例教学法、诊所式教学法、比较教学法之外，还应当提高真实案例作为教学内容的比例，把在诊所与社区中受理到的真实案例结合课程教学模块予以分析，给予具体解决意见，因为真实案例证据与事实更加丰富，更加贴合实际，更具代表性，另外，还可将“头脑风暴”、互动式教学法、问题式教学法、心理测试等引入课程教学。
3.4学生法律援助中心与实践教学基地建设，与法律实务部门协同创新
法律诊所课程强调课程教学与课外实践的结合，所以课外实践基地的建设尤为重要。首先，要进一步完善学生法律援助中心的运作方式，通过法律援助中心网站的创设与完善、法律援助中心微信公众号的创设和推广、社区法律服务等方式扩大对学生法律援助中心的宣传；在诊所援助和社区法律服务之外，拓展新的法律援助模式，例如参与司法局的法律援助值班，参与江门市的妇女儿童权益保护活动，参与各级人民法院立案庭的立案引导工作，在校内外设立固定与流动的法律服务站，争取接触更多的真实案例的机会，切实为广大师生、市民特别是弱势群体解决实际问题，提供法律服务。其次，在实践教学基地方面，应以现有的实践教学基地为基础，进一步增加实践教学基地的数量，多样化实践教学基地的类型，积极与现有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以外的，例如司法行政机关、劳动仲裁机构、律师事务所、司法鉴定机构、公证机构、公司、企事业单位等合作进行实践教学基地建设，扩大学生参与法律实践的范围，开展覆盖面广、参与性高、实效性强的实习实践，切实提高学生的法律诠释能力、法律推理能力、法律论证能力以及探知法律事实的能力。
3.5课程考核方式革新，真实全面考查学生法律职业技能
进一步多元化考核方式，并将考核目标细化，确定各项考核指标在综合评定中所占比例，初步的设想如下：
（1）模拟法庭部分：分小组扮演角色，首先以小组团队表现作为评分基础，突出团队实力，再考虑个人在小组中的作用与贡献，两项结合作出评定；
（2）社区法律援助与法律服务站服务：评价学生是否积极、准时，服务效果如何；
（3）法律诊所值班：评价标准为电话会见与现场会见情况，团队合作意识；
（4）实践教学基地实习与见习：标准为实践经验收获大小，实习与见习的成果汇报，实践教学单位指导教师评价；
（5）个人学期末自我评价：写明在法律诊所课程与课外实践中的收获，所学、所感、所想，对诊所课程提出合理化建议；
（6）诊所课程小组任务的完成情况：小组任务分配，小组诊所工具箱编写情况，组内成员表现互评；
（7）口试：随机抽签，现场答题，题目类型多样化，用以评价学生的反应能力，处理法律问题能力、思维缜密性、逻辑分析能力；
最终将各项考核指标确定比例，算出综合成绩。
参考文献：
[1]李傲.互动教学法――诊所式的法律教育[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
法律援助的基本内容与流程篇7
关键词：平等权；法律援助；司法公正
一
“凡为法律视为相同的人，都应当以法律所确定的方式来对待。”［1］法律必须具有一般性，并在其命令所及的范围内，必须对全体人民平等适用。法律不能只适用于个别人或个别客体。［2］卢梭的这一思想，在欧洲资产阶级革命过程中凝炼成资产阶级推翻封建特权、专制统治的口号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资产阶级掌握政权后，将这一平等自由的思想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1789年的《人权宣言》首先肯定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二战后，平等权利法案、平等的原则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接受，平等从原则的、抽象的规定具体为实际的平等权利，平等的范围也在不断扩大。
平等权的产生是基于对人权的法律保护。人权从最一般的意义上说就是为了实现人类的尊严和价值，人应当享有或实际享有的权利，承认人权，尊重人权已成为人类的一种共同信念。按人权各项内容在人权体系中的地位、功能和价值可把人权分为基本人权和非基本人权。基本人权对公民来说是不可缺少，不可取代，不可转让的，具有一种内在稳定性和母体性，是人类共同追求的理想，集中体现了人权共同性的一面。基本人权价值不仅仅在于使人获得基本权利，更重要的是它在使人获得自我解放的目标和获得自我解放的手段中具有杠杆的地位，发挥着中枢作用，尊重和实现基本人权是人在政治、经济上和社会上获得解放成为独立性、自治性和权威性主体的必然要求。
平等权是基本人权的内容之一，“平等是社会的基础，要把平等作为社会的准则和理想。”［3］但平等的实现不是单纯地依靠立法的规定，而是在社会生活中，通过执法活动和司法实践来实现公民对正义的追求，使平等成为人们生存的现实，这才是平等的价值所在。正是出于对平等权利的保护，欧洲中世纪为了让穷人不因无钱请律师帮助而得不到权利的保护,真正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一些主持正义的律师机构派出自己的律师免费为穷人进行辩护，帮助他们维护合法权利，这是资本主义国家法律援助发展史上的最初萌芽。
二
法律援助制度也称法律救助制度，是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普遍采用的一种司法救济制度，它是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在司法领域中的实践。
司法公正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为解决各类社会冲突而追求或拥有的一种法律理想和法律评价。它是指国家司法机关在处理各类案件的过程中，既要运用体现公平原则的实体规范来确认和分配具体的权利和义务，又要使这种确认和分配的过程与方式体现公平性。法学理论上一般把前者称作实体正义，把后者称作程序正义。要实现司法公正，仅有实体正义是不够的，还要有程序正义；要实现司法公正，仅靠司法人员的秉公执法也是不够的，还要有对社会弱者的法律援助。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存在着对司法公正，特别是对程序正义的种种障碍，其中包括社会弱者在寻求法律的平等保护时遇到的有形或无形的困难。
经济上的障碍。这在我国是妨碍司法公正的重要原因之一。当一个人在扣除了为维持自身生存和履行抚养、赡养等应尽责任而支付的必要费用以及依法应交纳的各种合理税款之后，其可自由使用的资产低于一定水平，无力承担法律服务费用和诉讼费用，因而最终无法获得法律的保障。
权利和义务观念的淡薄。法治是贯彻法律至上、严格依法办事原则的治国方式。在一个法治国家，不仅应当具有科学、民主、完备的法律；而且法律在社会生活中能够切实得到遵守与执行；同时社会全体成员还必须具有健全的权利和义务观念，这三者缺一不可。现代社会的最重要目标之一，就是要使人们最大限度地获得解放与自由，使人过上有尊严、有价值的生活。这就要求社会应当以人为本，尊重人、关心人，确认并维护人作为社会主体的价值。而权利和义务观念正是人作为社会主体应当具有的对权利和义务的认知、主张和要求相结合的有机整体。
沟通交流上的障碍。这主要是指不同种族、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当事人在司法活动中交流上的困难。对于外来移民或者土生土长的少数民族而言，由于在语言、宗教信仰、伦理道德和风俗习惯等方面，与其所在的主流社会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再加上现代法律程序的繁琐复杂和专业术语的艰深难懂，即便处于主流社会的人也对之望而生畏。这便使得这些社会弱者在司法活动中产生交流沟通的困难，从而妨碍其基本权利的充分行使与保障。
法律服务资源的分布不平衡。由于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差异，以律师为主的法律服务资源在地域分布上呈现出素质与数量上的不平衡性。越是经济发达、交通便利、人口稠密的城市(尤其是商业区)，具有的法律服务资源在数量上就越多，而在经济、文化较为落后的贫困地区，社会成员的经济能力有限，法律关系及其纠纷少而简单，法律服务资源随之较少，律师锻炼的机会不多，业务水平也就相对较低。这种法律服务资源的数量与质量方面存在的不平衡性，无疑会给社会弱者基本社会权利的行使与保障带来一定的制约作用。
以上诸种妨碍司法公正因素的存在，客观上造成了程序上的不公正，从而导致了实体上的不公正，而法律援助则是保障这两种公正的重要制度和措施之一。
三
法律援助制度是支撑正当程序的基石，诉讼费用的援助消除了阻滞贫弱公民向法院起诉的障碍，使当事人地位实质平等得以实现。这有利于实现司法公正，完善法律机制，扩大法律调整社会关系的覆盖面，促进社会追求的法律公正的实现，缓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为了适应国际接轨和保障人权的需要，法律援助制度在我国应运而生。2003年7月16日国务院第15次常务会议通过了《法律援助条例》，从而使我国的法律援助制度走向法制化轨道。我国的法律援助制度关注的是弱势群体的权利，践行的是“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原则，法律援助制度为社会弱势群体撑起了一片蓝天，让法律的光辉照耀了更多需要帮助的人。政府承诺为无力打官司的贫弱者“埋单”，对符合法定条件的公民，不但可以获得律师的法律咨询、、刑事辩护等无偿法律服务，还可以获得社会团体、事业单位等社会组织提供的法律援助。
我国的法律援助制度是法制观念发展的结果，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具体体现。
第一、它体现了国家对法律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的切实保障。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关系日益复杂化，法律对这些关系的调整也越来越专业化、精细化，随之，公民的政治权利、经济权利和其他社会权利也越来越广泛，相应的各种权益之争也空前增加，大量涉及公民各种权利的纷争需要采取非诉讼的或诉讼的形式解决。为了消除法定权利的平等与保障权利实现的经济条件下不平等的矛盾。国家对经济困难的当事人提供法律援助，保障实现其应有的合法权利，从而在司法体制上完善诉讼民主机制，保障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
第二、切实保障诉讼案件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实现司法公正。司法公正是社会公正的一项重要内容和基本保障，也是司法机关准确认定案件事实、正确适用法律的基本原则和前提。请不起律师对诉讼案件的当事人来说，也许损失的只是应该享有的合法权益；对于国家来说，受到损害的却是司法公正的原则和形象。建立法律援助制度，体现了国家从制度是切实保障诉讼案件当事人的人权，确保司法公正原则的实现。
第三、完善法制，保障法律规定的社会关系的实现。法律援助制度的建立和实施，不仅在于减免了当事人的费用使其获得法律帮助，还在于最大限度地避免法律调整和规范的“死角”，从而切实保障法律所规定的社会关系得以实现。
参考文献：
［1］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m］.邓正来译.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286.
法律援助的基本内容与流程篇8
这究竟是条社会新闻，还是公益宣传，或许根本就是商业搭载公益的软广告。甭管人们怎么议论纷纷，明眼人心里明白，这是一个很用心、很用功的大策划：在大一统的文化进行事业和产业不断分流而治的今天，纯商业的群星演唱会与公益之舱，又实施了一次展望双赢的对接！“因为有爱2004群星演唱会”，不仅题目起得好，而且以法律援助的名义进行演出，难免不让人心动。
司法部部长张福森：法律援助，就是让中国的老百姓有理无钱请进来。
从演唱会主办方提供的官方网站获悉：中国法律援助制度建立于1994年，这项为贫弱者特别制定的司法保障制度，为不断进取的法制社会，为社会贫弱群体的合法权益提供了一道维权的屏障。从此，制宪原则中重要的一条：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得以从文字宣传到现实意义的落实。
10月5日19:30，“星光灿烂在上海/法律援助在中国――因为有爱2004群星演唱会”在上海虹口足球场正式上演。在此前的半小时，舞台两旁的超大屏幕不断滚动播映着的“法律援助在中国”宣传片，令记者深受感染：2003年9月1日，是中国法律援助事业永远值得纪念的日子。这天，国务院《法律援助条例》生效实施。这部以法律形式确立的法律制度，结束了中国长达十余年在法律援助领域探索、完善和各自为政的局面，明确了人民政府作为法律援助主体的责任。换言之，立党为公、执法为民被赋予了更具体的内涵。对于这项制度的建立，司法部部长张福森通俗地说：法律援助，就是让中国老百姓有理无钱请进来。
法律援助经费不足，去年，摊到我国13亿人头身上，人均法律援助经费仅为一毛多钱！
法律援助在中国，是项浩大而艰巨的工程。据司法部最新统计：全国各地目前已经建立政府法律援助机构2892个，有12万多执业律师和十几万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和工、青、妇、残等社会团体，以及法律院校的法律自愿者积极参与了提供法律援助的具体工作。全国各地十年来共解答法律咨询600万人次，办理各类法律援助案件81万件，有130万人获得了法律援助诉讼服务。特别是各地法律援助机构和广大律师还积极主动参加了民工讨薪特别行动。
然而，记者也注意到，这项由政府主导的制度，由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在经济保障和现实需求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在今年8月29日司法部纪念“法律援助制度建立十周年暨《法律援助条例》颁布一周年座谈会”上，张福森部长坦言：法律援助经费不足，2003年全国各级政府拨款为1.52亿元，摊到我国13亿人头身上，人均法律援助经费仅为一毛多钱。人均一毛多钱！小小数字背后的大大缺口，令社会震动、关注和焦虑，也令记者渐悟：选择爱，以法律的名义，这就是最光彩的理由；公益搭台，商业演唱，这就是最通俗的需求。法律援助，没有理由拒握歌星之手。
筹办大型活动不是件容易的事，审批很难。你见过盖有6个中央级部、委、办、台大红印的文件吗？
法律援助的基本内容与流程篇9
一、指导思想
深入贯彻落实区委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区精神，紧紧围绕区委、区政府中心工作，以“法惠百姓服务万家”为主题，充分发挥司法行政法治宣传、法律服务的职能优势，大力开展法治宣传、法律服务、法律援助、人民调解等公益法律服务活动，满足基层干部群众的法律服务需求，不断提高基层法治化管理水平，为促进和谐建设营造良好的法治氛围。
二、目标任务
（一）主要目标：通过大力宣传与基层干部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积极提供高效优质法律服务，进一步增强基层干部群众的法治意识，树立依法行使权利、履行义务的观念；进一步增强村居“两委”干部的法律素质，提高依法决策、依法管理、民主管理的能力和水平；进一步建立以律师事务所、基层法律事务所为主体，以司法所为依托的基层法律服务体系建设，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法律需求。
（二）主要任务：一是深入宣传宪法赋予广大公民的基本权利和基本义务，增强基层干部群众的宪法观念，牢固树立宪法权威，形成崇尚宪法、法律的社会风尚；二是深入宣传刑法、刑事诉讼法、反、治安管理处罚法、未成年人保护法、妇女权益保障法等法律法规，切实维护基层社会和谐稳定；三是深入宣传与基层干部群众生产活动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如土地征用、承包地流转、财政税收、劳动和社会保障、城市管理及环境保护等法律法规，促进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四是深入宣传与基层干部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如婚姻家庭、财产继承、民主管理、依法维权、食药品安全、计划生育、小区物业等方面的法律法规；五是着手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宣传以文明生态村、和谐社区建设示范社区、民主法治村（社区）建设为载体的构建和谐乡村、社区的重大意义，不断提高基层法治化管理水平。
三、主要措施
（一）开展以提高基层群众法律素质为主要内容的法治宣传教育活动
1.举办“村（居）法律集市”集中宣传活动。利用各种节日节点、集市等基层群众集中的场所和时间，组织法治宣传员、普法志愿者、人民调解员等，深入实地发放各种法治宣传资料和普法读物，与基层群众进行面对面的宣传、咨询、交流。要充分发挥村居文化设施、道德讲堂、村居学校的作用，定期开展群众性法治宣传活动。要注重整合融入，加强与党委宣传部门、政法部门以及人力资源、民政、农业、计生、工会、妇联等有关部门的沟通协调，充分调动其积极性，发挥其职能优势,共同做好基层群众法治宣传教育工作，提高普法效果。活动期间，各区每月开展不少于1场的法律集市集中宣传活动。宣传资料和普法读物，与基层群众进行面对面的宣传、咨询、交流。要充分发挥村居文化设施、道德讲堂、村居学校的作用，定期开展群众性法治宣传活动。要注重整合融入，加强与党委宣传部门、政法部门以及人力资源、民政、农业、计生、工会、妇联等有关部门的沟通协调，充分调动其积极性，发挥其职能优势,共同做好基层群众法治宣传教育工作，提高普法效果。活动期间，各区每月开展不少于1场的法律集市集中宣传活动。
2.开展“法治讲堂•律师以案释法”宣讲活动。宣讲内容以《宪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土地管理法》等法律法规及国家关于“三农”发展、耕地保护、土地征用、拆迁补偿、家庭联产承包、村民自治、村务公开、投诉、法律诉讼等与基层干部群众利益密切相关和普遍关注的方针政策为重点，力求通过以案析法、浅显易懂的方式，深入基层开展宣讲活动，引导、教育基层干部群众遵纪守法，不断提高基层干部群众的法律素质和依法监督管理村居社会事务的能力。
3.开展“法治影视进村（居）”集中巡映活动。（1）查看各镇（街）法制辅导站挂牌情况、了解相关工作落实情况。（2）查看各村（居）宣传栏是否定期或不定期开设普法宣传内容。（3）查看各村（居）普法“五个一”工作落实情况，对工作完成较好的进行经验介绍和推广，对落实不到位的分析原因，及时纠正，做好“五个一”普法的长效机制。
4.开展“法治影视进村（居）”集中巡映活动。根据市电影公《“法治影视进村（居）”电影放映活动策划方案》的安排，我辖区的法治电影放映时间主要集中在2016年9月份至2016年3月份之间，区普治办要跟踪电影放映的进度，做好相关的宣传工作。（责任部门：区普治办）
（二）开展以提高基层群众依法治理水平为主要内容的基层法律服务活
5.开展司法所与律师事务所“所所联合”法律服务活动。积极组织安排镇（街）司法所与律师事务所进行联合工作，各司法所要认真了解本辖区镇（街）、村（居）组织和基层干部群众对法律服务工作的具体需求，认真安排律师开展活动的场所，每月将群众法律需求和律师服务的时间、地点等基本信息对外公布。（责任部门：普治办、基层股、各司法所）
（三）开展以维护基层群众合法权益为主要内容的法律援助活动
6.扩大法律援助宣传效果。以开展“法律援助关爱妇女儿童”、“法律援助进农村进社区”等活动为载体、集中时间、集中地点，组织法律工作人员现场受理法援申请、提供法律咨询、发放法援宣传资料等形式开展，区法援中心除配合省、市级开展的必要宣传外，还要自行组织进农村、进社区广泛开展宣传，要充分利用宣传栏、宣传广告、散发宣传资料等形式开展宣传。努力扩大法援宣传覆盖面，提高群众对法律援助的知晓率。（责任部门：区法律援助中心，各司法所）
7.推进非诉讼调解工作。要充分发挥基层法援工作站贴近群众的优势、重点针对基层涉农群体性纠纷，农民工讨薪、老弱病残维权等案件，加大非诉讼调解力度，要充分调动起法律援助信息员的积极性，主动作为，为弱势群体提供便捷高效的法律援助，及时化解矛盾纠纷，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保质保量地努力完成上级确定的工作目标。（责任部门：区法律援助中心，各司法所）
8.健全法律援助便民服务机制。一是创建优质高效的便民服务窗口，为法律援助申请人提供便捷高效的窗口服务。二是创新便民服务措施。探索在线解答咨询、网上受理案件，为偏远地区群众和行动不便的群众申请法律援助创造便利条件。三是开辟绿色通道、对老弱病残、行动不便的群众，提供预约服务、上门服务，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现场受理，实行一次性办结制度，对突发紧急、涉访涉诉、社会关注的案件和群体性案件，优先快速办理，材料不齐全的可事先提供法律援助，事后补齐申请材料。（责任部门：区法律援助中心，各司法所）
（四）开展以推进基层平安建设为主要内容的矛盾纠纷调解活动
9.开展矛盾纠纷集中排查。排查工作要采取走访式面对面地进行。对排查出来的矛盾纠纷，全部登记造册，逐一分析研究，逐一制定调处方案，逐一落实调处责任人。（责任部门：基层股，各司法所）
10.召开村（居）民调解示范大会。选取典型的矛盾纠纷个案，适时组织召开村（居）民调解示范大会进行示范调解，达到“化解一件、教育一片”的效果。活动期间，计划于8月在演丰镇山尾村调委会调解室，于11月在人民街道（或博爱街道）司法所各召开一次调解示范会。（责任部门：基层股，各司法所）
四、实施步骤
开展“法惠百姓服务万家”主题活动时间从2016年4月开始至2016年3月结束，具体分为三个阶段。
（一）动员部署阶段（4月）。局各股室、法律援助中心及各司法所根据本实施方案，结合工作实际制定具体的工作方案或工作计划，积极动员，周密部署。
（二）组织实施阶段（5月至2016年1月）。各责任部门按照工作方案和计划要求，认真组织实施，广泛开展各项活动，务必取得实效。司法所应做好开展活动的相关记录，律师参与活动应有工作笔记。各司法所要做好活动期间的信息上报工作，及时将活动开展情况、现场图片上报区法宣股，同时主动撰写“法惠百姓服务万家”案例。活动期间，每所上报相关信息及案例不少于5条。
（三）总结评比阶段（2016年2月至3月）。对“法惠百姓服务万家”主题活动进行全面总结，总结推广好的经验和做法，表彰先进，巩固和提升活动效果。各责任部门开展活动的总结报告于2016年1月20日前报区局法宣股。
五、组织领导
为确保活动顺利进行，成立区“法惠百姓服务万家”主题活动领导小组
六、工作要求
（一）精心组织，强化督查。开展“法惠百姓服务万家”主题活动是建设“和谐”的重要举措，各责任部门要高度重视，把此次主题活动作为年度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摆上工作日程，主要领导要亲自过问，分管领导要具体负责，职能部门要精心策划、统筹安排、及早制定活动方案，认真组织实施，确保活动参与度高、声势强、效果好。
法律援助的基本内容与流程篇10
法律援助的管理是设置管理机构对法律援助项目或组织进行管理，确定其优先工作目标，并对服务的提供承担管理和经济上的责任。法律援助管理的核心是解决法律援助事务由谁管理和怎样管理的问题。管理的内容主要包括确立管理目标并监督其实施制定和指导实施相应的政策、管理多种来源的资金、建立服务质量保障机制等。建立个什么样的法律援助机构，以何种方式组织、实施法律援助，是关系到法律援助工作能否得以顺利开展的大问题。
法律援助机构的职能主要有三项：(1)受理法律援助申请。申请人向法律援助部门提出法律援助申请，法律援助部门应按法定程序予以受理。(2)审查法律援助申请。法律援助部门对申请人情况进行资格审查，决定是否对申请人提供法律援助；(3)指派或者安排人员为符合援助条件的公民提供法律援助。法律援助部门经过审查，确定申请人符合法律援助条件后，应当指派或者安排人员为申请人提供法律援助，并及时通知申请人。
____年国务院颁布实施《法律援助条例》，标志着我国法律援助制度体系构架基本形成。条例实施以来，法律援助的政府责任进一步得以落实，各级政府对法律援助经费的投入逐年加大，法律援助工作力度不断加强。____集中办案模式的建立，实现了政府购买服务的尝试，避免了劳动用工风险，避免了办案人员过散、管理难度大的问题，通过案前把好选人关、案中把好监督关、案后把好评查关，全程严控办案质量，并制定奖惩办法，开展案件质量评审，严把案前、案中、案后三关，使队伍管理更严谨、更规范，从而实现高质高效的法律援助工作成果。集中办案模式使法律援助变“外部分散管理”为“内部一体管理”、变“以案补贴”为“定额补贴”、变“指定专长”为“提升专长”，大大减轻了管理负担和补贴负担，大大提升了服务能力、质量和效率，顺应了____区法律援助工作的环境特点和管理需求。
(一)人员集中，实现办案队伍管理有效提升
2010年，我们在调研和借鉴其他地区经验的基础上，结合自身的特点，采取集中办案新模式。坚持以能力、责任心、爱心为标准，在骨干律师队伍中筛选老、中、青三个层次的6名执业人员，全日制参加区法律援助中心值班，劳动关系仍然挂靠在原法律服务机构，由所在机构与法律援助中心签定业务协作协议。身份上，他们代表中心对外开展援助工作。业务上，除值班、办案外，还承担其他法律援助事务，一般情况下不得承办收费案件，不得在中心接待收费当事人。案件上，除街道工作站受理的非诉援助案、受援人点援外，其他法律援助案件统一由他们办理。报酬上，给予定额补贴，不再以案补贴。管理上，以《法律援助专职律师管理制度》和双方签订的《法律援助专职律师公约》为基础，集中开展援助工作并接受中心的管理。形式上，整体表现为“专职法援律师”和“专职法律援助工作者”。6名律师、2名法律工作者专职从事法律援助案件、行政大厅和援助中心值班接待等工作。其他社会执业律师通过“点援制”作补充参与法律援助案件办理，保障受援人的自由选择权。
(二)经费集中，实现资金使用效益成倍提高
目前，各级政府每年在确定的法律援助经费预算时，并没有统一的标准。____区近年来案件办理的数量大幅度增长，可经费增长的速度难以满足案件办理的需求。集中办案模式运行以来，极大降低了补贴开支，也极大地提升了工作效率。
过去我们也是以案补贴，一案一结，一案一补，案件补贴一年70余万元。法律援助专项经费入不敷出，随着法律援助力度的加大，法律援助案件数量急剧上升，法律援助案件补贴也随之剧增，仅2009年，中心就发放补贴70余万元，远远超过财政给予的55万元的专项。实行集中办案模式，6名专职律师补贴总额只有40多万元，除街道工作站非诉案和个别点援案件外，每年一千件以上的案件、值班以及其他法律服务均由他们承担，补贴支付降低了、工作总量却上升了，有效地缓解了经费不足的矛盾。
(三)办案集中，实现案件办理质量全面提优
以往法律援助案件的办理，是由中心派到所、再由所派到人，在中心值班的律师也是天天换，他们对法律援助的条件、范围等规定不熟悉，对当事人的服务水平参差不齐。中心实行集中办案模式以后，我们感到这一模式一是有利于中心对法律援助案件的控制，接待群众的服务质量有了质的提升；二是有利于管理人员与办案人员的沟通，协调，中心便于掌握案件的进展和动向；三是有利于通报工作、统一思想、总结问题、及时调整，对疑难复杂案件的集体讨论，能够使得案件很好地得到处理；四是有利于律师办理不同类型案件时进行相对平衡地发放补贴，避免律师对案件的挑三拣四，鼓励律师对每件案件，尤其是劳动争议案件优先通过非诉的方式处理，成本低，见效快，深受受援人的欢迎；五是有利于针对性地选派专业律师。可根据法律援助案件的类型对律师进行相对固定的分工，其专业化服务优于一般社会法律服务机构；六是有利于中心举办业务培训。经常邀请劳动仲裁、劳动保险、劳动监察、法院民庭的领导进行授课、答疑解惑，并对事先梳理出的问题一起交流探讨，商议切磋，拓宽办案思路、办案方法，全面提升办案效果。
(一)法律援助工作机制不健全，部门间协调不力。当前法律援助机构的运作程序、工作制度、管理体系以及援助人员工作量的确定和评估等缺乏科学的规定。如
为民事、行政案件的当事人减免诉讼费，为刑事被告人指定辩护人等援助项目，均由法院管理，其余项目或由司法行政机关负责，或由社团组织负责。而这些部门各自为政，缺乏一个统一的组织管理机构或组织协调机构。特别是法律援助工作的保障机制尚不健全，福利政策落实不力。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法律援助队伍的稳定和整体功能的发挥。(二)立法相对不完善，管理缺乏规范化和统一化。法律援助制度的完善程度，是检验司法制度乃至整个法律制度健全与否、先进与否的重要标准，也是衡量社会文明、法律文明进步程度的重要准绳。完善的立法是法律援助制度得以顺利发展的前提和基础。现有的法律依据主要是2003年颁布施行的《法律援助条例》，显然不能满足日益复杂的社会需求。实践中，很多法律援助机构已经在降低门槛、扩大受援面，如果没有统一立法，必将使法律援助陷入“各自为政”的尴尬局面，这显然对于提高法律援助管理能力是不利的。
(一)加大法律援助经费投入，形成制度保障。法律援助工作的健康发展离不开稳定可靠的财政经费保障。司法行政部门和法律援助机构要继续积极主动向党委政府请示汇报，主动与财政部门协调沟通，进一步健全和完善以政府财政供给为主渠道的法律援助经费保障体系和保障机制。同时，加强法律援助经费的监督和管理。建立健全法律援助经费管理制度，保证法律援助业务经费专款专用，接受财政、审计部门的监督，规范法律援助经费的使用和管理，提高经费使用效益。
(二)提高法律援助工作人员的业务能力。加大培训力度，全面提高法律援助人员的思想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通过举办各种类型的培训班加强政治和业务学习，交流工作经验和情况等形式，着力提高全体工作人员和法律志愿者的政治思想素质、职业道德素质和业务素质。同时，法律援助机构要加强调查研究，了解掌握困难群众对法律援助的实际需求，总结工作经验；加强法律援助理论研究，特别要研究法律援助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法律援助资源调配问题，法律援助经费保障、使用效率和规范管理问题，法律援助工作的规范和质量问题等等，研究制定加强法律援助工作相关政策和制度。要重视加强法律援助专门队伍建设，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加强业务培训，努力提高工作人员业务素质和服务能力，尤其是做群众工作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三)加强相关立法。
1.提升法律援助立法层次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的最高法律依据是宪法中“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规定，最直接法律依据是国务院颁布的《条例》。中国法律援助制度作为与中国贫弱老百姓联系最密切、最广泛的制度，是法治意识普及的最佳途径，其立法意义远非其他一般救助措施所能相提并论的。因此，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的立法层次不应该限定在行政法规。笔者建议，在宪法中明确载明“国家坚持和发展法律援助事业”，用最直接、最显明的语句将法律援助制度在根本法中固定下来。同时，从长远计，在《条例》施行一段时间后，在法律援助实践成熟的基础上，努力提高法律援助立法层次，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法》，以基本法律的形式规范法律援助。这样有利于法律援助实践的健康发展，有利于依法治国方略的更好实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法》颁布施行后，要制定配套的法律法规，使之更好地发挥实际效用。
2.加强法律援助规范化建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法》出台之前，应当及时总结实践经验，做好《条例》的修改完善工作。司法部要及早制定与《条例》相配套的关于法律援助机构、经费管理使用、法律服务人员履行法律援助义务、社会组织人员参与法律援助工作、法律援助服务质量监督、落实《条例》规定的法律责任等管理办法，全面规范法律援助工作。各地也要根据辖区的实际情况就法律援助的管理和实施，尽快制定或修改地方性法规、规章、细则和办法，等等。
3.协调法律援助相关规定，目前与法律援助联系较为密切的法律法规主要有：《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律师法》、《国家赔偿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法律援助条例》、《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等，与之相配套的还有一系列法规性文件、部门规章和司法解释等。它们为法律援助制度在中国真正确立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然而这些法律法规、法规性文件、部门规章和司法解释等之间往往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重复甚至矛盾之处。因此，有必要在未来几年内对它们进行拉网式整理，以使所有与法律援助有关的法律规定衔接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