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科学的科学性篇1
关键词：研究性学习自然科学教学
研究性学习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逐渐兴起的一门全新的课程模式。其内涵是：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以学生的自主性、探索性学习为基础，从学生的学习生活和社会生活中选择并确定专题进行研究，并在研究中主动地获取知识、应用知识、解决问题的学习活动。从广义上讲，研究性学习是指学生主动探究的学习活动，是一种学习的理念、策略和方法，它适合于各学科的学习；从狭义上讲，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教学过程中以问题为载体，创设类似一种科学研究的情景和途径，让学生自己去感受，通过探究，主动地获得知识。其意义在于改变学生单纯地按教师传授知识为主的学习方式，为学生构建开放的学习环境，让学生通过亲身实践，从多种渠道获取知识，并将得到的知识加以综合应用于实践，使学生养成科学的学习态度和学习策略，掌握基本的科学方法，从而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实践能力和终身学习能力。这种方式具有综合性、社会性和实践性等特点，需要通过较高水平的思维来学习，既强调理论知识又重视社会实践，最适合未来与现代化社会的需要。
1.研究性学习实施的要求
1.1教师要转变观念发挥其应有作用
研究性学习是师生共同探索新知识的学习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老师和学生的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教师不再是知识的权威，而是学生的平等学习者、组织者、指导者，学生不再是被动接受，而是主动参与，带着各种疑问，怀揣各自兴趣，在教师的指导下彼此讨论学习，共同探索发现、解决问题。作为指导者，教师的作用应重新构建，教师要及时了解和帮助学生，有针对性地组织指导学生，了解学生在学习中的困难和对知识的需求，帮助他们树立信心，提高学习积极性，为学生提供信息，启发思路，补充知识，为学生创造良好的学习环境，引导学生质疑、探索和创新。同时研究性学习对教师也提出了严峻的挑战，随着研究性学习的不断深入，教师会失去对学生学习内容的垄断，且会使教师感到自身知识和能力的不足，再加上其他客观因素，将会使教师产生危机感，甚至会失去信心。因此，实施研究性学习，教师必须首先转变教育观念和教育行为，努力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这是推行研究性学习的首要条件。
1.2课题的选择
选好课题是研究性学习活动成功开展的关键。课题的选择，既要符合教材的特点、学生的兴趣爱好和认知水平，又要考虑对学生的发展和能力培养，特别是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培养，有利于学生思维的发展，为学生终身学习打下基础，同时还应考虑学校的研究条件。课题的选择难度应由浅入深，递进式发展，否则会影响学生的主动参与性，开始阶段由教师按学生的知识水平选择好课题，随着活动的不断深入，当学生的研究性学习达到一定层次时，应鼓励他们自主选题，使学生的主动性得到更大发挥.选题时应着重注意如下问题。
1.3课题的选择应具开放性
研究性学习强调以学生的自主性、探索性学习为基础，其内容来源于学生的学习生活和社会生活，立足于研究、解决学生所关心的一些社会问题或其他问题，涉及的范围广且要充分体现学生的主体性，要符合学生的年龄特点和认知水平。教师在整个过程中是参与者，是平等的学习者、指导者。研究的内容和形式要突破现有学科教学的封闭状态，在开放、主动、多元、合作的学习环境中进行研究性学习。对同一课题，由于个人的兴趣、经验和研究条件的不同，研究过程的设计、方法、手段、结果等都可能不同。这一切都有利于培养学生主动思考问题、探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和交往合作的能力，为学生和教师的个性特长发挥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从而形成一个开放的学习过程。自然科学教学中，可向学生开放实验室、图书室，深入社会调查，让他们自己设计、操作、完成实验，自己查阅资料，向社会选取研究素材
1.4注重实践和理论的联系
研究性学习特别强调理论与社会、科学和生活实际的联系。初中自然科学本身来自于自然，研究自然界的形态、结构、性质和运动规律的学科，研究性学习方式适合自然科学教学，因此教师要引导学生关注现实生活，亲身参与社会实践活动，努力为学生参与社会活动提供可能条件。
2.研究性学习的实施过程
2.1确定研究方案
学生在确定课题后，首先积极引导学生对课题进行认真分析，找出问题的所在，建立问题研究的基本框架，提出预期目标，进而组织学生通过查阅、访谈、请教专家等途径，有效地收集所需要的信息资料，并对资料进行分析、判断、归类，得出切实可行的研究方案。
2.2进行探索研究
在探索性研究过程中，学生应根据个人或小组设计的研究方案和研究方法进行调查研究，调查中要仔细观察过程的每一个环节并作好调查记录，对涉及的问题进行认真的思考和分析，进而得出解决问题的思路或观点，形成初步的研究成果。
2.3进行交流、评价
学生在分别收集资料进行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把自己通过调查研究收集、整理的资料，以及初步研究的成果用书面材料或口头报告材料通过辩论会、研讨会、搞展板、编刊物等形式，在小组内或班集体上进行交流，发表各自的观点和见解，对研究成果进行评价，从而形成报告。通过实践、交流、研究，逐步培养学生科学研究的流程和方法，锻炼与他人进行交往合作的能力，学会客观地分析和辩证地思考问题，养成科学精神和科学态度，进而培养他们的创新思想和创新能力。
自然科学的科学性篇2
1.被试研究对象是自然科学领域中主持或主持过省级或省级以上课题的研究者，或者在CSi收录杂志中发表文章的研究者。本研究认为这些研究者能为自然科学发展提供科学研究创新成果，将他们定为自然科学领域中具有高创造性的人群。研究对象主要来自湖南师范大学、广西师范大学、广西大学等高校及一些研究机构。探索样本544人，其中，男性317人，女性78人，有149人没有填写性别；年龄从23岁到72岁，平均年龄44.41岁；专业包括医学、计算机、化工、物理与电子、心理、数学、土木工程、机械、自动化、教育技术等。验证样本438人，其中，男性254人，女性73人，有111人没有填写性别；年龄从25岁到68岁，平均年龄42.15岁；专业同样包括医学、计算机、化工、物理与电子、心理、数学、土木工程、机械、自动化、教育技术等。
2.工具与材料运用词汇法，通过阅读创造性人物传记、开放式问卷的词汇法获得创造性人格特质形容词表。大致过程如下：采用传记分析法和开放式问卷调查法进行选词，词汇来源于高创造性人物传记和日常词汇。经95名硕士研究生仔细阅读，记录创造性传记人物中描述传主稳定人格的词汇。日常用语是从对目标人物（几所大学中部级、省级和梯级的所有学科带头人）的描述中获得。将两种途径获得的词汇进行综合、整理、合并同义词，形成《创造性人格特质形容词表》，内有描绘稳定人格的词汇100个，以备下一步对各个类别的创造性个体做调查时使用。词汇问卷采用5级记分，从1分（很不符合）到5分（很符合）。效标测验采用威廉斯创造性倾向测量表。此量表经台湾王木荣修订，共50个项目，包括冒险性、好奇性、想象力、挑战性等4个分测验，从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3级记分，测验后可以计算4个分测验的分数及总分。收回纸质问卷后，先统一编号，再采用epiData3.1进行数据录入与检查，用SpSS11.5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内在一致性信度、效标关联效度分析等，用Lisrel8.7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
二、结果
1.项目分析项目难度在人格、态度测验中称为“通俗性”，100个词汇的通俗性在0.4到0.8之间，基本符合要求。大部分项目的区分度也比较高，鉴别指数小于0.2的词汇被剔除，总共有28个项目。
2.探索性因素分析经过多次探索性因素分析，删除了载荷小于0.3的项目、删除了在2个或2个因素上存在载荷差异小于0.15的项目，最后形成一个32个词汇项目的结构模型。因素分析的先决条件是各变量之间必须具有相关性。Kmo统计里的值为0.886，Bartlett''''s球形检验的x2值为5801.538，p=0.000，说明32个词汇具有相关性，这544个样本的数据适合进行因素分析。探索性因素分析抽取特征值大于1的因素一共7个，总共解释了总变异的56.34%。32个项目的共同度都挺高的，达到0.4到0.7，都可以保留。各项目在各因素中的载荷如表1所示。根据问卷各项目的具体内容，要对各因素进行命名。因素1的项目涉及偏激、焦虑、急躁、冲动等，将其命名为“神经质”；因素2的项目涉及锲而不舍、刻苦等，命名为“勤勉坚毅”；因素3的项目涉及和蔼、友善、重感情等，命名为“真诚友善”；因素4的项目涉及低调、谦虚、深沉等，命名为“淡泊沉稳”；因素5的项目涉及激情、幽默、浪漫等，命名为“激情敏感”；因素6的项目涉及精明、逻辑等，命名为“逻辑性”；因素7的项目涉及天真、可爱等，命名为“孩子气”
3.内在一致性信度检验测验信度是指一个测验对同一批被试多次施测所得结果的一致性程度。信度包括4大类：重测信度、复本信度、内在一致性信度、评分者信度。在对自然科学领域创造性人格特质结构进行信度检验时，仅采用内在一致性信度进行评价。将验证用的数据进行内在一致性信度分析，计算克龙巴赫α系数（Cronbach''''salpha）。7个因素的α系数分别为：0.8、0.803、0.799、0.671、0.685、0.715、0.633，基本或良好地达到了心理测量学对内在一致性信度的要求。
4.效度检验
（1）验证性因素分析为了验证探索性因素分析后的“自然科学领域创造性人格特质结构模型”的有效性，将438名验证样本的数据汇集后，采用极大似然估计法对该模型的拟合度进行检验，使用LiSReL8.70程序，依据各个项目得分的协方差矩阵来完成参数估计。根据探索性因素分析确定的32个项目重新调整顺序，设置7个潜变量，使用结构方程模型去衡量模型的各项指标，其中最常用的是拟合优度的卡方检验。使用X2和自由度一起来说明模型正确性的概率，当X2/df小于3时，模型拟合较好；在5左右，表示整体模型可以接受。除此之外，GFi、nnFi、CFi、iFi、RmSea、SRmR等指标也可以用来衡量模型的拟合情况。GFi、nnFi、CFi、iFi等的取值范围在0到1之间，越接近于1，拟合度越好；RmSea的变化区间也在0到1之间，但越接近于0越好，临界标准一般是0.08。拟合指数表明，X2/df为2.4，CFi、nnFi、GFi都在0.85以上，模型可以接受。RmSea小于0.06，比较好。说明模型的总体拟合度比较好。
验证性因素分析的结果表明，自然科学领域创造性人格特质结构模型7个维度：“神经质”（6个项目）、“勤勉坚毅”（5个项目）、“真诚友善”（6个项目）、“淡泊沉稳”（4个项目）、“激情敏感”（4个项目）“、逻辑性”（4个项目）“、孩子气”（3个项目）。（2）效标效度将本结构7个维度与威廉斯创造性倾向测量表的冒险性、好奇性、想象力、挑战性等4个分测验进行相关分析，结果表明，勤勉坚毅、真诚友善、激情敏感、孩子气与威廉斯创造性倾向测量表达到相关系数为0.4的中等相关。而神经质、淡泊沉稳、逻辑性则与威廉斯创造性倾向测量表的相关相对较低，大约从0到0.3之间。这可能与威廉斯创造性倾向测量表更倾向于测量个体的创造愿望有关。
三、讨论
1.自然科学领域创造性人格的结构构成和具体特征创造性人格的研究100年来也没有形成一个被全世界广泛认可的结构模型，特别是在特定领域中的创造性人格的结构模型研究中。本研究认为自然科学领域的创造性人格结构应有其特殊性。因此，对某一特定领域进行创造性人格的结构模型研究是可行的。采用创造性人格特质形容词表对自然科学领域创造性人才进行词汇评定研究，得出自然科学领域创造性人格的结构由7个因素构成，它们是：神经质、勤勉坚毅、真诚友善、淡泊沉稳、激情敏感、逻辑性、孩子气。因素一被命名为“神经质”。它描述的是一个人遇到困难时精神上出现的不安状态。自然科学领域高创造性个体在偏激、焦虑、自负、急躁、冲动等方面，平均分在2.21到2.48之间，并没有出现高分的情况。因素二被命名为“勤勉坚毅”。它描述的是一个人对待事物的认真和坚持态度。自然科学领域高创造性个体在敬业、坚韧、刻苦等方面，平均分在3.78到4.14之间，得分非常高。表明自然科学领域高创造性个体勤奋努力、对所追求的事业坚持不懈、脚踏实地。
因素三被命名为“真诚友善”。它描述的是一个人的内在品质、人际关系上的特点。自然科学领域高创造性个体在友善、和蔼、重感情等方面，平均分在3.58到4.02之间，得分比较高。表明自然科学领域高创造性个体真诚、友善、比较重感情。因素四被命名为“淡泊沉稳”。它描述的是一个人的处世态度和情绪稳定性上的特点。自然科学领域高创造性个体在低调、儒雅、谦虚、深沉等方面，平均分在3.26到3.75之间，得分中等偏高。表明自然科学领域高创造性个体比较低调、淡泊名利、坦然、谦虚、深沉的特点。因素五被命名为“激情敏感”。它描述的是一个人对待事物反应强度和深度上的特点。自然科学领域高创造性个体在激情、浪漫、幽默、想象等方面，平均分在2.93到3.44之间，得分中等偏高。表明自然科学领域高创造性个体比较有激情、比较富于想象、稍浪漫、具有一定的幽默的特点。
因素六被命名为“逻辑性”。它描述的是一个人的认知风格和是否具有才干和逻辑性的特点。自然科学领域高创造性个体在精明、逻辑、成熟、镇定等方面，平均分在3.62到3.94之间，得分比较高。表明自然科学领域高创造性个体思维深刻、考虑周到、逻辑性强、遇事镇定的特点。因素七被命名为“孩子气”。它描述的是一个人纯真、童贞方面的特点。自然科学领域高创造性个体在天真、可爱、顽皮等方面，平均分在2.33到2.85之间，得分处于中等。表明自然科学领域高创造性个体在孩子气方面的特点并不明显。
2.关于自然科学领域创造性人格形容词表的形成采用词汇法对人格维度进行探讨已经广泛应用于人格心理学、社会心理学、临床心理学等各个领域，其作用也日益被研究者们所关注。陈利君曾利用Gough形容词检查表对自然科学领域的高创造性者进行过研究，认为创造性人格由公正性、宜人性、开放性、内倾—外倾性、神经质5个因素构成［11］。但是我们试图通过词汇法对中国本土高创造性人群的人格进行探讨，建立适合中国文化环境的创造性人格理论。研究搜集了中国有高创造性的人物传记中的描述稳定人格特点的词汇，还搜集了高创造人群的日常生活中的稳定人格特点的词汇，对这些词汇进行分析整理，应能较全面地反映中国人的创造性人格特点。
自然科学的科学性篇3
关键词：网络环境；初中自然；研究性学习
网络技术与信息技术的发展，为研究学习提供了很大的便利，特别是初中自然科学教学，在网络中可以查阅到大量的科学技术、社会生活、环境等方面的信息，网络为学生研究性学习工作的开展提供了必要的条件。鉴于这种大环境，本文将对初中自然科学中利用网络环境开展研究性学习进行细致的分析与研究。
一、研究性学习的教学目标
通过研究性学习，首先要有效的发展学生的创新精神、实践能力、综合运用知识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在学习中，发展学生团结合作的精神与意识，让学生具有严谨的科学态度，逐渐发展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其次，要从根本上完善学生的学习方式，让学生学会利用现代化的技术手段去研究问题，探索问题，学会思考，学会交流，为未来的成长与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第三，研究性学习还要弥补教材中的不足支持，增长新的知识，帮助学生游侠的开拓视野，提升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与主动性。
二、研究性学习的条件
研究性学习需要具备良好的条件，学校内部要有校园网，并且可以随时登陆因特网进行学习。学校还要开展信息技术课程，让给学生具备上网的知识与技能，能够有效的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另外，教师需要为学生传授研究性学习的方式方法，如观察法、调查法、统计法、分析法、归纳法等等，这都是学生在学习中必不可少的方法。
三、研究性w习中师生之间的角色定位
在研究性学习的开展中，教师需要作为组织者与引导者的身份出现，特别是初中生，认知与能力发展还不成熟，需要教师给予指点。另外，网上资源丰富但也是鱼龙混杂好坏参半，教师需要对学生搜集信息进行引导，让学生学会过滤信息，选择有利于自身学习的良好信息。教师要引导学生学会在做课题相关的简易网站或者提供网站的信息链接，更好地进行学习活动。另外，学生更需要自主探索，学会在教师的指引下，大胆的进行探索，小组合作，大胆提出自己的观点，相互交流，共享成果。
四、研究性学习的课题如何确定
1.课题确定原则。根据初中生的心理特点、思维特点、好奇心强、心理不稳定、兴趣容易被激发但是不容易被保持等特点，研究性课题的确定需要遵循以下几个原则：第一、起点要低、难度要小，满足学生学习的成就感；第二，在不同学习阶段制定不同的学习目标，循序渐进，结合学生认知特点，由简入繁；第三要注重研究性学习与实际生活的联系，要具有科学性、实用性、操作性，要有利于学生学习兴趣的激发。
2.课题来源。第一，从教材中来。现行初中自然科学教材中，有许多适合在网络环境下开展的研究性课题，例如环境保护、免疫与健康、新材料、新能源等等。第二，结合教学中的问题，在教学过程中，一些学生对于自己感兴趣的事物有着刨根问底的精神，教师可以将他们按照兴趣分为小组，让学生在课后自己进行研究与探索，例如，基因与转基因，克隆与社会，让学生进行创新性思考，提升学生学习的有效性。第三，来源于社会生活。教材中大部分的内容都是贴近社会与生活的，从社会与生活中发展问题，为社会分析问题，排忧解难，服务于社会，是教育教学的最终目的。第四，从网络上、试题上寻找一些比较新颖的、综合性较强的题目，组织学生进行研究与探索。
五、研究性学习实例分析
结合近年来频繁发生的沙尘暴事件，结合教材中环境保护的知识，组织学生进行研究性的学习活动。体现在教师行为与学生行为两个方面：
1.教师行为
（1）教师要进行情境导入，引导学生对新闻的相关网站进行阅览，并且向学生提出问为什么千年古城成都会有这样严重的沙尘暴。
（2）向学生提出细致的问题。沙尘暴发生的时间以及区域，沙尘暴的原因以及偶过，保护森林对改善环境的重要作用，我们需要怎么保护森林，草原有哪些重要作用，草原不合理利用有哪些方面，如何合理的利用草原，建立自然保护区的意义，这些问题让学生思考与探索。
（3）网上交流活动。教师作为研究性学习的一名重要成员，要与学生进行讨论，将学生一些有价值、有代表性的观点转到大屏幕上进行研究与分析。
（4）归纳与反馈。帮助学生构建知识体系，理顺知识之间的联系，让学生从整体的、长远的、综合的观点来考虑问题，引导学生提出有创新性的见解。
（5）反馈。让学生对不同的观点与论点进行探讨，深化对知识的理解。
2.学生行为
（1）浏览相关的新闻网页，思考教师提出的问题。
（2）浏览相关网站，深入思考问题。有关网站例如，中国植物保护网、黄河风情、新疆草原网，中国环境保护网，绿色北京、自然之友等等。
（3）与其他同学交流学习所得、互相之间探讨学习的方式方法。
（4）将知识进行系统化的处理，做好笔记，思考教师提出来的问题。
（5）汲取不同角度的观点，充实自己的观点。
六、需要注意的地方
1.要充分发挥学生学习的自主性。研究性学习，重在尊重学生学习的主体地位，发挥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与自主性。研究性学习，要充分激发学生两个方面的学习兴趣，对网络技术、对自然科学的兴趣融合在一起，引导学生自主建立网站、维护更新，有利于发展学生的探索精神，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
2.网络是个丰富多彩的虚拟世界，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信息，各种出乎意料的问题，这就要教师进行组织与沟通。网上的丰丰富多彩，学生的注意力很容易被分散，不利于完成对知识的理解，教师要善于调节。
3.网络上的探究并不能够完全代替实验教学。学习自然科学离不开实践，许多时间是网络没有办法代替的，不要因为网络便利，削弱实践活动。
4.注意课题的循序渐进，综合学生的实际特征，由简入繁、先易后难、激发学生学习的成就感，保持学生学习的兴趣。
总而言之，自然科学对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具有关键的作用，教师要综合新的教学形式与现代化的网络技术，在初中自然科学中实施研究性学习，提升教学活动的实效性，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
自然科学的科学性篇4
关键词古代西方科学思辨性博物学
毋庸置疑，古代西方科学的发展处于一种相对停滞的状态，在这种状况下，科学并不是以一种独立的面目出现，而是散乱的分布于哲学、博物学以及社会现实的方方面面，但尽管如此，对古代西方科学的知识存在形式及其发展进行分析，无疑具有较大的理论意义。
一、思辨的科学与科学的思辨性
科学是什么，是理性的还是非理性的，科学是现实的还是非现实的，对这样一些问题，并非要做出立场清晰的选择才意味着正确，事实上，这些不同争论恰恰反应和描述了科学的不同特质和侧面。而在其中，理性尤其是思辨是科学所绝对不可避免的方面，然后即使是面对理性本身，仍然面临着一些争论。这些争论会将思考更加引向深入。
现在一种较为普遍的观点认为，在中世纪结束之前，科学是从属于哲学或者神学的一部分，这种观点无疑是正确的，但是这并不能概括出同时期科学的全部特性。或许从知识的角度来说，这一时期的科学仅仅就表现为一种知识，还没有出现其它方面科学的特性。
既然如此，对于中世纪之前科学的分析，我们首先还是基于作为一种知识的判断，这样，对于科学的存在我们就可以大体分为三个方面，首先是作为哲学的科学，这一部分科学在古希腊罗马哲学以及在后来的中世纪神学中，是从属于哲学或者神学的一部分。这主要是由于西方思辨理性的主客二分思想所形成，古希腊罗马时期的哲学思维视角主要是面向自然而非主要是人本身，这就必然包含对于客观物质世界的解释而非纯粹的先天的结论。与此同时，这种包含在哲学中的科学已经形成或者被主流哲学所认可，并非高枕无忧，在哲学体系中，仍然会受到思辨本身的检验或者其他哲学流派的否定和排斥。
也就是说，中世纪结束之前包含在哲学中的科学会受到思辨的考验，但应该予以确认的是，这种考验与检验只是出于形而上的思辨领域，并非是这些科学知识是否正确或者其现实作用如何。因为形而上的哲学在现实面前是超验的，当然包含在哲学中的科学也具有如此的特征。因此，哲学形态的科学所面临的考验就只能是哲学自洽和自身发展的考验。因为古代西方的科学是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之上的，而理性自身是不断发展的，由此也带动西方哲学的发展。这样形而上的思辨哲学本来引起形而上的特性而具有相对封闭的性质，但思辨理性的演化发展却总在超验的哲学中不断推动思维及哲学本身的发展，因此，从历史上看，哲学思想总会因时代的不同而在不断变化，哲学语言与片段也总处于不断的分化组合中。这样作为哲学一部分的科学或者哲学形态的科学也处于不断的选择之中。
在相当程度上，中世纪之前的哲学的发展并不导致科学的相应发展，当然之所以科学得不到发展并不能完全归结于哲学或者神学束缚的原因，人们的认识能力水平限制，社会需求不足，科学与现实的互动关联缺乏是主要原因。当然，除了在知识体系上哲学对科学的束缚之外，另外最为主要的表现是哲学体系，尤其是中世纪神学对社会思想的控制和由此形成的强大的社会治理有关。不过中世纪仍然会被认为是精神与人文发展的时代，科学与人文是人类知识财富不可缺少的两部分，犹如鸟之双翼。而在今天，这两方面似乎在某些方面有所缺失和存在着矛盾的方面。
二、博物学的发展与古代科学
对于古代自然科学的存在，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是存在于博物学中。博物学是一门非常古老的学科，几乎与哲学一样同时期产生。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博物学与哲学，同时也与后来的近代自然科学产生了极其复杂的关系。
需要指出的是，博物学与后来的近代自然科学有着完全不同的研究传统，近现代自然科学是建立在实证与实验的传统之上，科学知识有着严密的逻辑联系，是系统的理性论证的结果。近代自然科学是理性的产物，而这种理性可以称之为工具理性。博物学则在一定程度上排斥了理性，它是基于对大自然宏观观察和分类的结果，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博物学也是对大自然的一种认识，是采用叙述的语言，对大自然的植物、动物和矿物的种类、分布、形成和生态进行系统描述。
如此，博物学研究传统同思辨理性和近代自然科学所具有的数理研究传统是不同的。相对于近代自然科学，博物学意义上的科学内容更加广泛，更加丰富，更加感性具体，而近代自然科学更加理性，更加深刻，更加抽象；博物学意义上的科学与人的主体观察，与人的存在状况紧密联系在一起，近代自然科学则主要基于人的理性思索，随着科学的发展，又主要同日益巨大的科学研究团体，同巨大的、精密的实验装置联系在一起；博物学意义上的科学体现了人与自然关系的一种和谐，把人也纳入到了整个自然系统之中，体现的是一种生态的、系统论、整体论的思想，而近代自然科学则体现为一种对自然的征服和改变，所以与博物学意义上的科学相比，近代自然科学在相当大程度上是一种充满霸权意识的科学，它具有与社会统治体系相结合的倾向。所以从上述意义上，我们似乎可以这样说，博物学意义上的科学是属于人的科学，而近代自然科学，则是人属于科学。因为高度理性化的近代自然科学，由于其严密的逻辑论证，在相当大程度上，已经不是有人能够左右，相反由于近代自然科学对于自然物性的激发，出现了科技异化的现象，近代自然科学是由人创造的，却反过来又称为奴役人、统治人的一种异己的力量。
博物学意义上的科学一方面受到了思辨理性的指引，因为博物学是对自然界万事万物的整体观察与概括，离不开一定的整体思想和分类思想，所以博物学在一定程度上接住了思辨理性的一些结论，自身同哲学有着极为紧密的关系，同时博物学有在相当大程度上游离于哲学之外，在一定层面构成了哲学的边缘知识，甚至脱离哲学，成为形而下的社会现实与世俗知识，这样，这种系统的知识就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了某种实用性和工具性，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利于人类生活的发展与进步。
关于博物学，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古代也具有较为显著的博物学传统，这一传统到魏晋时期达到了一个高峰，这一时期涌现了许多博物学家，如陆玑、张华、郭璞等人，经过他们的整理研究，形成了较为系统和完整的名物学、本草学、地志学、农学等等，这些知识具有非常强的知识累积的特征和实用性、志异性特点，对后世影响较大。而博物学之所以在中国能够有较大的发展，这与中国传统文化中重感性直观，轻逻辑理性思维是密不可分的。
而在西方，建立在理性思维和严密的逻辑基础上的近代自然科学兴起以后，博物学意义上的科学在近代初期也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但随着近代自然科学迅速发展和在社会体制及社会意识领域话语霸权的建立，博物学这种与现代自然科学研究传统完全不同的知识形态很快就衰落了，甚至在科学发展视野中几近完全消失。但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在今天的科学知识中，天文学、生物学、地质地理学、气象学甚至人类学等等学科的相当部分基础知识仍然具有博物学传统，其基础知识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早期的博物学知识。
三、古代技术中的科学及其内在发展
在古代西方科学知识的存在形式中，非常重要的还包括古代技术中的科学，这事实上代表了科学发展的另外一种传统――工匠传统。当然在科学发展过程中所谓的学院传统和工匠传统，事实上，在绝大多数历史时期两者几乎是完全割裂的，直到近代自然科学兴起以后，科学与技术才逐渐形成密切的联系，而科学研究的学院传统与工匠传统才呈现出越来越密切的联系。
科学甚至也包括技术本身隐含在工匠的技艺和经验中，以各类产品的方式体现出来，这是一种自然状态的科学，之所以以“自然”标注这种科学形式，这是因为，潜含在工匠经验与生产过程中的这种科学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以系统化的知识形态以显性的方式存在，而是以默会知识的形式存在，这样这种科学知识也包括技术本身因为这种原因的存在，就不可能以自觉和自我发展的形式存在，因为在很大程度上这种知识不具有记忆性和自我积累性，因而，仅仅靠师徒之间的口耳相传和生产者个人的领悟能力及实践，这是很难在知识上具有累积性，同时由于生产者知识程度往往较低，所以也很难在生产中不断反思，并且使知识不断系统化和显性化。
对于工匠传统所形成的这种知识，东西方之间没有根本性的差别，但就水平来说，从历史总体上看，东方显然在某些方面由于西方，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不容否认，生产经验从总体上看是在不断进步的，但这种进展极为缓慢，其所包含的科学水平仍然在很大程度上缺乏可以进行的历史纵向比较。而就生产的工艺水平来说，在很多局部和方面，我们同时也可以看到，每一个时代都似乎能达到自己的高峰，但并不完全具有历史上的更新，甚至几千年以前的工艺水平对于现时代的人来看仍然可能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高峰。
在近代自然科学出现并起起以前，不同时代的工艺水平在一定程度上由于流传遗失和文化选择等等方面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并不具有前后之间的继承性和启示性，但依据近现代自然科学的视野，我们仍然在一定程度上执着于寻找历史进步的依据，如所谓工艺水平的提高，材料的选择与更新，以及现存历史工具与事物的内在分析，得出一个结论证明科学在进步，在这里我们无可否认的是历史在进步，但此种意义上的科学进步显然具有较强的辉格解释学色彩。当然在这里最不容否认的是工匠技艺和生产本身的服务于社会生产与生活的目的和功用，有助于人们战胜自然、战胜各种灾害和疾病，使人类更好的生存和发展下去，这是生产技艺最值得肯定的地方，这些知识也进入到了现代科学的范畴之内。
参考文献：
自然科学的科学性篇5
摘要自然科学是涉及各行各业的研究领域的大学科,掌握自然科学的发展规律是研究自然科学人员所必须切身认知的内容。本文通过辩证的观点去看待自然科学,整理自然科学的认知模式,探索其发展规律。
关键词自然科学逻辑思维非逻辑思维批判性思维
自然科学是一门范围广博的知识范畴,是针对事物客观规律的认知、归纳所形成的科学体系。其涉及的知识层次、知识面基本上涵盖了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通晓其发展规律和特点是从事自然科学研究人员所必需掌握的基本知识。
一、自然科学的特点
(一)自然科学的获得方式
中世纪末期是近代自然科学的孕育期,当时最杰出的人物,13世纪的英国哲学家罗吉尔•培根对经验和事实给予了特殊的关注。他指出:“大家公认,我们通过三条途径获得知识,即权威、理性和经验;然而,当权威不知道事物的理由;理性也不能分辨是诡辩还是论证时,除非结论为经验所证实。”正是由于罗吉尔•培根的提出和倡导“实验科学”,强调只有实验方法才能给科学以可靠性。
近代英国唯物主义学家弗兰西斯•培根进一步指出,实验科学最重要特性之一就是利用实验来增加积累事实知识,并提出:“从感觉和特殊出发构造公理,然后是连续不断地、逐渐地上升,直至最后达致最普通的公理。”正是这种思想和思维模式指导和推动了科学理论发展,对近代科学的兴起和发展做了开创性的工作。
由此可见,自然科学作为大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其获取方式上依然是由科学观察和科学实验作为其获取的主要途径。
(二)自然科学的归类和整理
当我们在通过科学观察和实验获得的知识并不是科学规律。一般而言,从科学知识向科学规律和科学理论过渡要经过知性认识和理性认识两个阶段。
知性认识:只要是对科学知识进行分类、系统化并加以分析和概括,使之上升为科学规律。
理性认识:主要是在科学概括的基础上形成理论体系,以便反映客观世界普遍而不然的联系。
在科学的归类和整理过程中相应发展出各种科学方法,可大致分为:广义归纳法(本能归纳、常识思考归纳和批判性科学研究归纳)、演绎法(亚里斯多德的形式逻辑三段论为基础,符号化过程,数理逻辑,公理化方法)和类比法(两类对象之间在某些方面的类似或统一,推论其可能在其他方面也具有相类似性;虽然类比法逻辑根据不充分,但是它提供科学发现的重要线索)。
这三种方法都体现出科学在推理上的所透露出思维模式――逻辑思维,特别是演绎法,可以说是将人类运用自然语言进行思维的经验提升到基本思维规律和基本思维方法的高度。
(三)自然科学的合理性和可错性
哲学家布朗指出,“合理性”概念的古典模型具有三个特征:普遍性、必然性和规则性。科学的合理性首先表现在经验规律和理论规律的逻辑关联中;其次经验和理论规律间存在相互支持的逻辑关系;另外就是理论规律的合理性突出地表现对某些经验规律的矫正;科学规律的合理性可以通过科学实践的有效性来说明。
针对科学的可错性,我们通过20世纪初,科学哲学家卡尔•波普尔在《科学发现的逻辑》中所指出来说明:在真实和错误之间存在着不对称性,没有理论可以被证明是对的,但有些理论可以被证明是错,科学和非科学由此可以界定。在科学领域,至关重要的观念是要“证错”或“证伪”,而不是“证对”。
二、逻辑与非逻辑问题
由上面的自然科学的特点,我们可以看出在自然科学的认识过程中,始终贯彻着观察、实验和推理的过程。
在推理过程中,人们一般把归纳法作为科学假设或科学理论的基本方法。借助这一方法,通过大量实验进行概括,构建解释所观察的或现象之间的关系的新体系,其可靠程度虽然不够,但却富于创造性,它是作出理论发现的重要方法,然而其不是万能的,并不是所有的科学理论都可以通过归纳法来获得。爱因斯坦就曾说过,决不能用归纳法来发现物理学上的基本概念。
而与归纳法相对应的演绎法,即从一般到个别,用一般理论来分析解释具体事物的方法。运用这一方法,人们需要借助某一普遍法则或原理,也就是说,演绎法应用的结论受初始条件的制约,前提正确,才能确保演绎正确。但是由于演绎法是将一般原理推广应用现象的过程,很难导出新的概念或经验。达尔文曾结合自己的科研经验总结:我必须从大量事实出发,而不是从原理出发,我怀疑原理中有谬误(在他看来,用演绎法在生物学领域是不可信赖的)。因此我们不难发现演绎法的纯逻辑也存在着严重的缺陷。
就如同科学社会学家巴伯在《科学与社会秩序》中分析说,强调科学发现过程中逻辑的作用这样一个惯例漏掉了科学中大量最重要的东西,漏掉了所有可能的错误,漏掉了科学发现者的所有丰富的想象力,也漏掉了所有对已有发现成果的思考,漏掉了所有对周围世界认真探索的思路和方法。生物学家莱恩•杜波斯曾在《路易•巴斯德》中写道:“构成科学的原材料不仅是科学家的观察、实验、计算,而且还有他们的冲动、梦想和愚蠢。”
三、从辩证的观点和思维方式去看待自然科学的发展
从创造性角度来看,科学发现的过程是一个意识和潜意识、逻辑和非逻辑交互作用的过程。当出现问题,研究者就会出现一个“主观模拟”过程,他们会去主观想象周围事物,并集中注意到某些特定现象,运用主观的臆测获取表达形式,然后运用科学的语言把心中的发现和想法描述出来,形成真正的科学假说,然后通过严格的科学方法论证检验。
不仅如此,科学发现的过程还是革命性和渐进性相互统一。即我们所常说的:“破而后立。”爱因斯坦也指出:“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因为解决问题也许仅仅是一个数学上或试验上的技能而已,而提出新问题,新的可能性,从新的角度去看待旧的问题,却需要有创造性的想象力,而且标志着科学的真正进步。”科学家廷德尔说,知识一经获得,便给自己的周围投射上微弱的光亮。重大的科学新发现一旦作出,成功的科学家立刻会从可能的角度予以观察,并将它与其他知识体系相联系,以发现科学研究的新途径。
四、几种常见的自然科学思维方式
归根结底,自然科学研究是对先前思想和行动所依据的学所及原理不断进行检验的一种思想活动,有条理的批判性思维是科学的基本特点。
“大胆的想法,难以证明的预期,以及推测性的思想,是我们解释自然的唯一手段,也是我们把握自然的唯一法则和唯一工具。”
――科学哲学家波普尔
参考文献:
[1]黄顺基,苏越,黄展骥.逻辑与知识创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自然科学的科学性篇6
[关键词]科学教育；科学本质；日常经验
鉴于科学对人类社会广泛而重要的影响，近年来，在科学为大众理念引导下，理科教育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关注点逐步从知识范围的记忆演变为对所学内容的深度理解。对科学深度理解的重要命题之一则是：如何使学生能够认识科学的本质，以明确“科学是什么”
“科学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等问题。
理解事物的特质，首要工作是把它从与其相关的事物中区分开来。科学本质教育的最基本前提是把科学同日常经验、技术区分开来。在以上两种区分的基础上，还要审视理科教育中秉承“何为科学”的观念。如何避免科学哲学领域的各种有关争论，根据我国实际来构建合理的科学观是很重要的。
一、超越日常经验认识，理解科学知识的基于科学事实的发展过程
(一)明确日常经验对科学学习的干扰
科学对自然界的解释源于人的日常生活经验但又高于日常生活经验，日常经验对学习科学既有支撑性作用，也有干扰．陛影响。
学生在日常生活中会通过各种方式感知自然界而产生一些属于个人的经验，并在经验的基础上主动思考，尝试建立联系和回答为什么，从而形成日常知识。这种个人的日常知识明显具有个体差异性和文化陛，还具有零散性以及自相矛盾等特点。
学生在日常生活中形成的个人知识，有些是对客观世界的朴素观念，有些则是完全与科学知识相悖的迷思观念。虽然朴素观念具备科学知识的某些属性，但不会自发上升为系统、抽象的科学知识；错误观念更不会轻易改变而成为科学知识，所以从日常知识到科学知识是艰难的、能动的再建构过程。
首先，来自迷信与伪科学的干扰。科学作为对自然界的解释总是有限的，总会有解释不了的领坷让迷信或伪科学钻了空子。在把日常的知识转变为科学知识和观念的过程中，我们不能指望科学知谚知一劳永逸地给出关于自然界的所有答案，从而战胜迷信和伪科学。具有科学思维方式和思维品质是最根本的武器。
其次，科学理论和科学思想不可能从朴素的经验、直观的概括中提升出来。科学知识(如概念、理论等)是抽象的，往往隐藏在事物的后面，需要借助科学思维和科学方法才能揭示事物的本质。
再次，学生前概念中的迷思观念具有较强的顽固性和隐蔽性。因其先人为主，又是自己切身体验到的东西，而且也能解释某些现象，学生往往对自己的这些前概念深信不疑，并试图将其迁移到对新环境、新现象的解释中去。仅通过说教的方式很难暴露迷思观念的隐蔽陛并转变其顽固性。
研究表明，人们对自然世界的认识主要有三种方式：通过个人对世界的观察和经历而发现的：他人告诉而获得的；采取有意义的途径将发现得来的和接受来的知识内化，自己建构知识。通过发现和他人告诉而获得的知识是重要的，但发现和接受来的知识需要被内化并使其具有个^意义，才能对于理解自然世界具有积极意义。对于个人发现的知识，需要教师的引导实现去情景化，从而使其具有更广泛的作用。他人告诉的知识只有在其他新环境中通过具体的实践活动尝试解决问题时才变得有意义。
(二)科学推理是科学理论建构的关键
科学知识包括事实性知识、概念性知识以及定律和理论性知识。在这个由具体知识到抽象知识的建设中，科学知识“摩天大楼”的坚固性主要取决于选材以及建筑设计。在科学大厦的建立中，科学事实如同材料，科学推理过程如同建筑过程。
科学事实是构建科学知识体系的基石。它不同于一人一事的轶事，也不同于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实。人对世界的认识，不是被动的物理成像过程，同时人也不能随意渲染客观世界。科学事实是中性观察与理论负荷辩证统一的结果。许多科学事实隐藏在纷杂现象的背后，无法直接通过观察而感知，需要通过实验方法，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来排除次要、偶然因素的干扰，简化、纯化研究对象，揭示科学事实。
要实现科学知识的自我构建，材料的选择必须得到学生的认可。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学生应能够区分观点与事实、排除迷思概念的干扰而甄别出科学事实，从而为实现自我构建科学理论奠定基础。
科学是理性的、逻辑的，但并不意味着科学理论建设只受形式逻辑规则支配。经验和逻辑是科学理论确立的基本因素，从根本上讲，理论的正确性就是要看它是否和科学事实相符。因此，从感性认识经由知性认识达到理性认识，进而形成科学理论，其中更重要的是基于科学事实的科学推理。爱因斯坦指出：“要走向理论的建立，当然不存在什么逻辑的道路，只能通过构造性的尝试去摸索，而这种尝试是要受支配于对事实的知识的缜密考察的。”
二、避免技术代替科学。提升学习科学中的真实体验
科学技术的进步为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提供了更多的便利，但同时“技术的发展造成了知识与生活世界的分裂”，不但掩盖了科学的真面目，而且使学生远离自然，造成师生间经验隔阂加深的情况。
(一)科技一体化中的科学
随着科学技术一体化趋势的加强，人们往往把科学和技术理解为一回事，统称“科技”，“这样的淆同坏处极大，至少使真正的科学观念输入不了，真正的科学也就上不去了”。在理科教学过程中，在坚持科学与技术不可分割、相互促进的同时，要把通过制造以满足社会需要的技术与认识自然界、揭示自然世界运动规律的科学分开；要把从使用技术所产生的技术规范与科学中的自由探索分开；要把技术上的追求物质利益和功利价值与科学研究的溯本求源分开，从而发展科学思维和精神。
(二)真实体验是实现科学本质教育的重要通道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学生已经越来越远离自然生活，没有或少有亲身经历天然自然的日常经验。在科学技术不发达的时代，人们更多地是直接亲历天然自然，创造科学与技术。当今，人们更多接触的是由技术所产生的人工自然而非天然自然，这种技术所制造的人工自然割裂了人与自然、人与科学间的直接接触，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人的全面发展。这种技术异化所产生的社会问题正是技术哲学成为一门学科的重要缘由。
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尤其是多媒体技术的使用，为理科教育提供了更多的便利，对促进学习科学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展示图片、播放录像等方式可能是解决学生生活经验缺乏的一剂良药。但在微观事物宏观化、抽象事物具体化、真实事物模拟化等过程中，模型永远不代表真实，使用不当甚至会
过犹不及，使学生误解事物的本来面目。
为解决技术人造物的不断丰富造成的学生日常经验缺乏，我们应让学生亲历天然自然，在真实生活中学习有用的科学。StS(科学、技术与社会)教育是使学生全面地理解科学的重要理念，旨在通过解决日常生产生活中的问题以及了解当今社会发展中的重大主题活动来学习科学，发展科学素养。
由于“中国传统文化中有技术而无科学”，所以今天我们在享受技术所带来的极大便利的同时，教学中更需要厘清科学与技术的辩证关系，还原科学的本来面目，让学生通过做科学的方式来学习科学，发展科学思维方式，切实提升我国基础科学研究的实力，尤其是原创能力。
三、坚持科学的假说属性，构建民主和谐的学习环境
自然科学取得了非凡的成就，铸造了科学知识体系的宏伟大厦。科学似乎等同于“正确”“客观”。究竟何为科学，各学派争论不休。
(一)坚持科学是一种假说的科学观
针对科学大厦是如何建立起来的，逻辑实证主义者认为科学是通过归纳累积的方式形成可证实的真理的；否证主义者认为科学是猜测和假说，在不断修正的过程中得到完善，但其本质依然是假说；历史主义者认为科学是形而上学的约定，科学革命类似社会中的革命，是世界观、信仰、范式发生了变革，后来走到了“怎么做都行”的论断；科学知识社会学派走得更远，他们改变了传统科学社会学的研究视野而染指科学知识，认为“在科学研究的过程中，自然世界的性质是社会建构起来的”，从而展示了“科学知识制造的偶然性、非正式性、情景性”。他们的言论使科学界深感不满，从而引发了著名的“索卡尔事件”(或称“科学大战”)。
对科学含义的界定和认识受到历史、发展阶段等因素的影响。西方国家走过了真理观、假说观、范式转变观以及科学社会学所坚持的科学知识的偶然性的进程，到现在出现了反理性、反逻辑、反对科学的客观性以及“科学大战”等现象，这是科学高度发达社会的产物。
针对我国现阶段科学欠发达、大众科学素养较低的现状，我们应坚持从传统朴素的真理观走向假说观，强化创新精神和创造性，同时又要防止后现代思潮的消极影响。
自然比人类早，人类比科学早。科学不是自然界本身，是人构建的结果，这种构建的结果自然是假说，而非真理。恩格斯曾指出：“只要自然科学在思维着，它的发展形式就是假说。”科学假说前进的方向是揭示自然界的客观实在，逐步逼近客观。在“科学大战”后期，西方国家的一些科学家与社会学家在交流后认为，“在关于自然界方面，科学家一直是最重要的专家。专家往往只能给出最好的、最有用的建议，而不是真理”。
(二)建设和谐软环境，促进探究教学深入发展
教师所持有的关于何为科学以及科学是如何进步的态度、信念以及情感将影响他们采用的教学方式。持有真理性科学观的教师将更多地强调对科学知识的讲授与背诵，而认为科学是一种可变的解释的教师则会在教学中鼓励学生讨论并开展对各种科学解释进行对比等活动。
“探究是科学学习的核心。”秉持假说性科学观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新课程倡导学生自主、合作与探究的学习方式，这对教师的角色提出了新的要求。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该努力成为教学活动的组织者、合作者和促进者。科学本身并不是真理，理科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就不能把自身当作真理的代言人，不能把科学当作教条来讲授，需要知晓和尊重学生的经验，让他们在高期望和低威胁的学习情境中理解科学。
自然科学的科学性篇7
摘要：从传统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对科学知识的非对称性解释到布劳尔对科学知识的对称性解释，标志着科学知识社会学学科的建立，而从布劳尔对科学知识的对称性解释到拉图尔的新对称性解释，则标志着科学知识社会学发展的重要转向。
在科学知识社会学(ssk)之前，无论是逻辑经验主义、曼海姆知识社会学，还是默顿的科学社会学，都曾经试图探究科学知识的本性。他们所作的解释与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相关解释可谓格格不入。前者认为科学知识截然不同于其他人类文化形态，两者不能相提并论。而后者则坚持对包括科学知识在内的所有知识进行对称性解释。从非对称性解释到对称性解释，这是科学知识社会学得以确立和发展的重要前提。
一、传统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对知识的不对称解释
自启蒙运动时起，整个知识体系就被划分为两类，即“纯知识，，(pureknowledge)和“不纯知识”(impureknowledge)o“纯知识”指不受社会因素影响，不受历史条件制约的客观知识或实证知识;“不纯知识”则指受社会因素影响，受历史条件制约的主观知识。启蒙运动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将科学知识视为带有某种优越性的特殊知识。百科全书式的人物狄德罗(d·diderot)就是这一思想的典型代表。这种思想后来又被迪尔凯姆(e·durkheim)、曼海姆(k·mannheim)等学者所推崇和加强，如曼海姆曾经将知识划分为“精密科学”和“社会科学”，所谓精密科学即指自然科学。“知识的二分法”传统由此形成，随之而来的是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在解释上的不对称关系，即自然科学知识是客观的、不受社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而社会科学知识是主观的，受社会因素影响和制约。因此，曼海姆知识社会学中的“知识”一词就有了特殊的含义，它仅严格限于社会科学知识，而自然科学知识则享有特权，免于社会学解释。
关于知识的不对称性解释在以后的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研究中得到延续，科学知识的精确性和可靠性被进一步强调，其区别于其他知识形式的特殊性和优越性也逐渐被接受。20世纪20年代兴起的逻辑经验主义对科学知识的本性作了系统的解释:科学知识是实证的、客观的，观察独立于理论，观察陈述严格区别于理论陈述，判断知识是否科学的唯一标准应该诉诸于经验事实。可以说，逻辑经验主义关于科学知识本性所作的解释是当时乃至其后很长一段时期内的标准解释，他们的科学合理性理论也被称为“标准的科学合理性理论”。
20世纪30年代兴起的科学社会学对科学知识本性作出了如下解释:科学知识是确定无误的。科学家在从事科学知识生产时必须遵守某种“科学良知”—某种制度化的关于科学家行为的社会规范，即传统的默顿科学社会学积极鼓吹和倡扬的“科学的精神气质”:普遍主义、公有主义、无私利性和有条件的怀疑主义。这四类制度性的规范来自于科学的制度性的目标—扩展被证实了的知识。而“知识是经验上被证实的和逻辑上一致的规律的陈述”。在默顿看来，科学的精神气质存在的必然性“不只是因为它们在方法上是有效的，还因为它们被认为是正确的和有益的。它们是技术上的规定，也是道德上的规定”。研究过程中严谨的科学方法、严格的科学程序，加上由于科学家自身的精神气质所产生的严肃的科学态度，作为该过程结果的科学知识从理论上来讲就依然是可信可靠的。在默顿科学社会学中，虽然是以科学作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但这种研究决不涉及科学知识的内容，换句话说，科学知识的内容、性质在默顿科学社会学中被“黑箱化”了。
由以上可见，逻辑经验主义科学哲学、曼海姆知识社会学和默顿科学社会学都对科学知识本性作了近乎一致的解释。他们坚信科学知识是特殊的享有某种优越性的知识体系，坚持对这种真的、理性的和成功的信念及知识状态“关注于有效的证据”，而将伪的、非理性的和失败的信念及知识状态作社会学解释。显然这种解释是一种不对称立场的外在表现。他们把科学知识与其他文化形态截然区分并对立起来，因此招致了越来越多的批评。论文联盟-
二、对知识的非对称性解释原则的质疑
波普尔(k·popper)首先对逻辑经验主义奉行的解释原则提出了怀疑，并认为逻辑经验主义者无法用事实来说明科学知识具有牢固的实证基础，观察不可能独立于理论，二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张力，无论是观察还是实验操作都应该被理解为科学家带着一定的框架理论去主动介人。波普尔还注意到科学家在接受或者排斥观察事实和实验结果时情境因素的重要性，认为新的知识是通过对原有知识的修正而得以产生的，而不是科学家通过与物理世界直接对话获得的天然产品。
汉森(n·r·hanson)的观点更为激进。他认为逻辑经验主义者所悟守的观察独立于理论的信条是根本错误的，为此他提出了“观察渗透理论”的观点。依照这种观点，只有得到某种理论的解释和支持的知识才会被接受和认可。也就是说，知识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否为某种理论所支持，换个角度可以说，离开理论支持的知识是毫无意义的。
库恩(t·kuhn)无疑是这个时代最有影响的代表性人物。他在批判传统的累积性科学观的基础上，借用自己独特的范式理论来解释科学的进步。科学知识的增长在常规科学时期表现为高度累积性的，而在科学革命时期是间断的，甚至是跳跃的。范式决定科学家的思维方式、信念体系、价值观等等。范式的变更必然会导致科学家思维方式、信念体系、价值观等的变更，因此，科学知识的意义只能由特定范式所决定，而且仅仅由这个范式来决定。“没有一个先验的理由能允许我们指望任何一种范式是尽善尽美的，甚至不能指望它是所得到的最好的一种”。困不同范式下形成的科学知识是历史的和相对的。
费耶阿本德认为科学、宗教、巫术、占星术和神话都是“平等的人类传统”，“传统谈不上好坏，创门仅仅是传统”。川科学史家耶胡达·埃尔卡纳在《关于知识人类学的尝试性纲领》一文中明确地提出要把科学作为一种文化系统来考察。埃尔卡纳认为，在传统上“科学很少被认为象艺术或宗教那样是属于人文文化整体的，因为它被看作是某种不相同的、独一无二的、相互背离”，但他所坚持的“基本前提是，文化的不同维度:宗教、艺术、科学、意识形态、普通常识、音乐，是相互联系的，它们都是文化系统”。
可以看出，从波普尔到费耶阿本德等人对科学知识本性的探讨中已明显带有反对将科学知识特殊化、精英化和黑箱化的倾向，这些思想直接导致了科学知识社会学的最初发韧，为此后的科学知识社会学家寻求关于科学知识的另类解释埋下了伏笔。
三、关于知识的对称性解释
科学知识社会学产生前，科学社会学和知识社会学分属两个领域，二者都将对科学知识的社会学考察排除在研究范围以外。如前所述，知识社会学中的知识仅指社会科学知识，而传统的科学社会学实际上只是外在地将社会性的研究纬度适用于科学事业，对自然科学知识本身的特性却无实质性的社会学考察，所以有人将默顿学派研究纲领称为“科学家的社会学”或者“科学制度社会学”。
科学知识社会学批判并否定了科学知识在传统科学社会学和知识社会学中享有的特殊地位，开拓了对科学知识进行社会学研究的做法，强调对所有知识要诉诸一种对称性的解释。科学知识社会学爱丁堡学派和巴黎学派的两位代表人物布劳尔和拉图尔分别提出了自己的对称性原则。
布劳尔的对称性原则在强纲领中占据核心地位，其具体涵义是什么呢?布劳尔这样解释:“就共同持有的观念来说，无论它们是真的还是伪的，合理的还是非理性的，都同样应该成为社会学好奇心的对象，并且都应该被同样的原因所解释。在所有案例中，分析者必须确定信念的当地的、偶然的原因。这种要求乃是针对以前盛行过而且在某些地方仍然得到辩护的一种假设提出来的，这种假设认为，真的或者合理性的信念可以用实在来解释，而伪的或者非理性的信念用社会的曲解的影响来解释”。
为了说明“以前存在的这种假设”，布劳尔举了一个被知识社会学批评者经常使用的例子:以前人们解释孟德尔发现遗传规律这一事实时，往往归功于他在自己的试验田里对植物的精心培植和细致观察，而解释李森科的反孟德尔主义时，则往往归咎于意识形态等社会因素所起的负面影响。
在布劳尔看来，必须持有一种自然主义的态度才能对对称性原则进行正确解读。这意味着，无论是自然，还是社会，都被卷人信念的形成过程中。他所强调的“对称”是指引起知识形态的两种原因，即我们关于物的经验和关于人的经验，都作为主要的部分暗含在信念中。信念系统，也就是人们共享的知识的成文形式，是人们协调他们共有的与物质世界之间相互作用的中介。与物质世界发生某种因果关系是不可避免的，并且这必然将会呈现于所有文化中。采取一种对称的立场意味着承认所有的文化都同样地接近自然。也就是说，根据对称性原则，错误的信念系统与正确的信念系统一样，都是与自然发生某种关系的方式，方式无所谓好坏，不论看起来有多别扭。例如采纳了对称性原则就意味着把孟德尔主义和李森科主义看作与物质世界发生因果关系的两种不同方式。它们都包括来自物质世界的感觉输人(sensoryinput)、与人和物的相互作用、对现存文化资源的运用以及两者各有争议的标准和目标。它们都带有当时的社会建制的特征，但这并不是说，它们的实践者和信奉者不与自然发生因果性的相互作用，恰恰相反，这些实践者和信奉者是在以不同的方式与自然相互作用，并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
同样是要求对所有知识进行对称性解释，拉图尔认为，布劳尔依据强纲领对科学知识做出的解释最终都落到了社会范畴上，这样做极其不合理。他批评强纲领的对称性原则虽然名为对称性，但实际上依然具有很强的不对称j性，只不过在实证主义者那里，不对称性表现为把自然界(客体)设定为知识和现象背后确定无疑的最终依据，一切问题都可以诉诸自然而获得最终的解释和说明。而布劳尔是从社会(主体)角度出发来解释一切，包括自然(尽管布劳尔强调是关于自然的信念)。两者都是在客体(自然)—社会(主体)框架中由两极(自然和社会，或主体和客体)中的一极出发，并朝向另外一极的解释。实证.主义者用自然的状态解释社会的进化和一致性的建立，成为“自然实在论者”，而布劳尔等人则用社会因素解释人类如何解决有关事实问题，成为“社会建构论者”。在这两种解释模式中，呈现出来的科学只是“单向度的科学”。
为了弥补布劳尔对称性原则的缺陷，拉图尔提出了一个新的对称性原则，即:无论是自然还是社会都不能解释科学知识的形成。既不能象实证主义者一样把科学知识看作在本质上是一系列既成的、被证明为真的命题的集合，也不能象布劳尔那样一味诉诸社会因素寻求科学知识的成因，而是应该把科学当作活动或实践过程的集合。活动不只在思维中进行，更主要的是在科学家的语言交往、实验室活动乃至日常生活中进行的。要想真正把握知识的本性，就要研究知识是如何生产的。因此，应该“把科学理解为动词”而且是处于进行时态的动词，亦即拉图尔所说的“行动中的科学”。
理解“行动中”的科学，就必须先了解拉图尔提出的两个概念，一是实体的稳定度，二是“拟客体”(quasisubject)。拉图尔的解释框架中在原来的主客两极的水平纬度上又添加了垂直方向的稳定度纬度。水平纬度表征科学活动中实体的主客体属性，而垂直纬度表征实体的稳定度。当实体稳定度为零时，说明科学共同体内对实体的性质争论激烈，尚未达成一致性意见，自然和社会都不能用以说明知识，主体和客体融合为拉图尔所说的“拟客体”，但是拟客体不再被用来解释经验现象，而是变成了被解释的对象。这时候的科学属于“制造中的科学”。随着稳定度的逐渐增加，实体的自然或社会属性也逐渐清晰起来，直至最后出现人们所熟悉的“制造好的科学”。主客体不再是解释科学知识的两种相对立的原因，而是成为同一种实践即制造科学的统一结果。
所以拉图尔认为，对科学知识的解释，“我们千万要留心，不要完全相信科学家们关于客观性和主观性的言论，也不要乐于接受社会科学家们关于社会、文化和经济等因素的讨论”。现实的研究对象总是介于自然和社会之间，但却并非两者的简单混合，而是一种自然性和社会性的内在有机结合。社会的、政治的、文化的、价值的因素对于科学而言，绝非是外在的一种影响因素，相反，它们恰恰是科学与技术知识的构成中不可或缺的内在因素。
四、评论及结语
综上所述，从传统的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到科学知识社会学，对科学知识的解释有两次非常明显的转变。从对待科学知识和其他人类文化形式的不同态度上来讲，我们可以把两次转变归纳为从非对称性解释到对称性解释再到新对称性解释。现对这些转变试作简单评论。
1.从对知识的非对称性解释到对称性解释
这次转变实际上是由以布劳尔为代表的爱丁堡学派来完成的。通过这次转变，科学知识社会学作为一个新的科学社会学学科得以确立。我们可以看出，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学科定位与传统的科学社会学大为不同，它基本上脱离了默顿为代表的科学社会学的研究传统，强调要对科学知识本身进行考察，直接研究科学知识的内容与社会因素之间的关系。从他们提出的强纲领中可以看到，科学知识本身并不存在绝对的或超验的特性，也不存在诸如合理性、有效性、真理性和客观性这样的特殊本质。科学活动不过是构造知识的社会舞台，科学文化与其他文化一样，都应当彻底地被当作社会学的研究材料来处理。也就是说，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研究重点其实并不是科学知识本身，或者不是传统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所关注的科学知识的真或假、合理或不合理、成功或不成功等等这样一些对科学知识来说带有根本性的问题。强纲领首先采取一种自然主义的平等立场，将所有知识等同起来，看作有待解释的“结果”。其次，“它将研究重点放在了科学知识产生的外部，放在社会条件或原因上，即侧重于研究是什么样的外部的社会条件或原因导致了什么样的科学知识的产生”。
可以看出，ssk一开始便在认识论上具有相对主义倾向，因为它把科学与宗教、巫术等其他的文化都看成一种信念系统，但ssk相对主义的新意体现在它主要反对的是绝对主义，即反对绝对的划界。这样ssk的相对主义除了具有认识论意义外，还有超出认识论的一些人文、政治和道德方面的意义，也就是说它意味着平权，认为科学与其他文化都处在同一个平面上，而非高高在上。以此为前提，布劳尔从社会纬度出发为科学知识找寻新的解释资源。这是布劳尔知识对称性解释的积极意义所在，同时也因此招致了种种争议与批评。一般说来，社会条件对科学知识产生和发展的影响往往是间接的，也就是说，特定的社会条件和特定的科学发现之间不一定存在着必然的因果关系，而且社会条件对科学知识的影响尽管从宏观上说得过去，但从微观上分析却困难重重。后经验主义者拉里·劳丹与布劳尔的论战就很好地说明了这种情况。
2.从知识的对称性解释到新对称性解释
布劳尔和拉图尔都关注于对科学知识的对称性解释，但他们对“对称性”的理解不尽相同。布劳尔将知识界定为“任何被集体地接受的信念系统”，这种界定意味着科学知识和其他知识形态和信念系统一样，具有平等的地位，并同样地可以用社会学因素加以解释。但拉图尔认为，布劳尔主张用社会因素解释科学知识其实与逻辑经验主义者主张用自然实在解释科学知识无本质上的区别。因此，他主张一种“更激进的对称”，也就是“新对称性原则”。拉图尔针对布劳尔的对称性原则所经受的争议和批评，在相当程度上改进了对知识的对称性解释，他的新对称性解释实际是一种更加精致的解释方法。拉图尔认为无论是自然还是社会都不能用来解释科学知识的形成，相反，它们都是科学研究活动的统一结果。当研究活动尚未结束时，不存在自然和社会的稳定状态;研究活动一旦结束，自然和社会也就同时出现了。自然和社会犹如罗马神话中的双面神的左右两张脸，一面严谨朴素，另一面生动活泼，尽管有这种表面上的区别，但它们依然属于一个整体。
拉图尔认为布劳尔用社会因素解释科学知识依然未摆脱单向度的解释框架的局限性，这也导致了科学知识的社会学研究的相对失败。他对科学知识的新对称性解释主张用同样的方式对待自然和社会，或主体和客体。这与布劳尔等人所坚持的用社会因素解释一切相比，发生了90度的大转弯。这种转变就是拉图尔所宣称的“继社会学转向之后的又一转向，，—人类学转向(anthropologicalturn)。
自然科学的科学性篇8
【关键词】自然观科学研究辩证唯物主义
所谓自然观,就是人们对自然界的总的看法,是对自然界本来面目的理解;而科学研究则是主观认识与客观对象相互作用的结果。哲学和自然科学发展的历史表明:哲学每前进一步,都依赖于和伴陪着自然科学的巨大进步;同样,自然科学的每一步发展,也都凝聚着和渗透着哲学的指导。自然科学的发展,影响了新自然观的建立与形成,新的自然观又作用于科学研究,推动科学技术的进步。
现代自然科学的建立推动了新自然观的形成
在古希腊时代,哲学与自然科学浑然一体,哲学家与自然科学家一身二任,看起来二者的关系很“和谐”,不过,那都是两者本身的发展都还不充分、不成熟的结果和表现。近代以来,科学与哲学的尖锐对立(或者说是完全不搭界的过于统一),是否大有愈演愈烈之势:机械唯物主义者把自然科学看作反对宗教神学的思想武器;以新托马斯主义为代表的宗教哲学,却又把自然科学当作论证上帝存在的工具;以黑格尔为代表的泛理性主义者,妄图建立凌驾于自然科学之上的“科学之科学”的哲学体系;还有像柏格森这样的非理性主义者,则蔑视和否定科学的作用……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哲学对自然科学始终是疏远的,正像自然科学对哲学始终是疏远的一样。过去把它们暂时结合起来,不过是离奇的幻想。存在着结合的意志,但缺结合的能力。甚至历史学也只是顺便地考虑到自然科学,仅仅把它看作是启蒙、有用性和某些伟大发现的因素。然而,自然科学却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并为人的解放做准备。”所以,到了现代科学,特别是现代物理学建立后,这些存在有严重缺陷,或者完全错误的观点才开始逐渐逆转过来。
现代物理学的建立,与传统物理学(经典物理学)的危机分不开。从发现万有引力定律形成牛顿力学体系,经过18～19世纪物理学家的努力,所谓的经典物理学已经发展得很完备了。但是,用经典力学的观点,很多的实验结果和理论的预期都产生了矛盾,加上接二连三的突破传统观念的新发现如X射线、铀的放射性、电子等说明物质原子并不总是恒定不变,而是可以变化、可以分解的。这些突破传统物理观念的实验发现,带来20世纪初期物理学理论的两大突破:一个是相对论,一个是量子力学,它们分别解决了从宏观到微观的一系列现象。现代科学在各个前沿的推进和这两大理论突破密切相关。如果说现代科学还有第三大贡献的话,那便是基因论――如同中国古老的《易经》描述的全息理论。
这些现代科学的发展,导致新的自然观形成。当科学从哲学的母体中分化出来以后,哲学家们往往以他们所处时代人们广泛接受的科学理论所描绘的自然图景,作为其本体论研究的出发点,并通过对科学前沿哲学问题的研究来促进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发展;科学家们也通过这种科学哲学的探讨,来加深对科学概念及其思想内涵的理解。自然科学领域迅猛发展和接连突破,撼动了人们的传统观念,改变着科学世界的图景。所以,在一定意义上说,新自然观是自然科学发展的产物,现代科学发展的丰硕成果,已经能够用确实可靠的知识为人们描绘关于自然界发展的全貌,从而为新自然观的产生奠立了坚实的自然史的基础。而新的自然观创立,又为自然科学提供了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
自然观对科学研究的影响
科学作为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各个领域的特殊规律的认识和反映,离不开一定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如果不是受到正确的,就是受到错误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科学研究表现为科研主体对信息材料进行分析、综合等的思维过程。这种思维过程不仅是一种再现性认识,而且是建构性活动。
自然观影响了科研工作者对世界的认识。当今科学所研究的对象,更多的是微观或者是宇观的客体,它们的性质与规律,已经不可能被人类的感官直接感知,这就必须从认识论的角度,说明这些微观或宇观客体性质与规律的合理性与真实性。这种认识论便受研究者的自然观左右。比如,在量子力学的赖辛巴哈解释中,赖辛巴哈建立了一种新的逻辑形式,揭示了用传统形式逻辑描述不确定现象时的困难。因为量子物理理论具有高度的辩证性质,“非此即彼”的形式逻辑思维,已不能解释清楚众多的“亦此亦彼”的现象。这新的逻辑思维方式,是受自然观影响下科研工作者对世界的认识,它成为现代物理学取得进一步突破的关键。
关于自然观影响了科研工作者对世界的认识这个问题,爱因斯坦对此有过非常重要的认识,他说:“理论物理的公理基础不能自实际经验提炼出来,而是要创想出来。”所以,自然观影响了科研工作者对世界的认识,更教会了研究者辩证地认识世界。自然界是辩证的,只有在科学研究中运用辩证思维的观点去认识这个世界,才能更准确、更真实地认识整个自然界。
自然观影响了科学研究的方法。科研工作者作为研究主体,接收外界信息的能力是有限的,而客体属性是丰富多样的、无限的。因此,主体总是在某种思想、理论观点指导制约下,按照一定的理论框架有选择地获取信息材料,组织观察、调查、实验及分析综合等研究活动,探索某种客体运动、变化的规律。科学研究的结果往往取决于研究者的方法,如理论与实验、归纳与演绎、分析与综合、类比联想与猜测试验、理想化方法与模型化方法、估算与概算等等。科学的发展总是与方法的更新与发展紧密相连,相辅相成的。例如近代物理学的诞生,就得益于伽利略、牛顿等人在研究方法上的大胆创造与革新,他们把观察、实验等经验方法与数学、逻辑等理论方法有机结合起来,甚至还发明新的数学工具――微积分。这些方法上的成就不仅大大推进了物理学的进展,而且具有重大的方法论意义,为以后物理学的发展起了巨大的示范作用。现代科学的发展历程清楚地表明:科学每前进一步,都伴随着方法上的重大革新与改进。在科学研究中,科学的理论陈述和与之相应的数学、逻辑和形而上学陈述一起组成了这个整体的知识场。自然观的改变,必将对研究方法产生巨大的影响。研究者的科学文化素质不仅是科学文化知识,它还有更高的层次,这就是科学的思想与方法。知识是方法的基础,但这并不意味着知识可以自动地转化为方法。
随着自然观的改变,它仿佛打开了一道方法学上的大门:从绝对走向相对;从线性走向非线性;从精确走向模糊;从确定性走向随机性;从可逆走向不可逆;从定域论走向场论;从时空分离走向时空统一;从分析方法走向系统方法……我们开始了观察一个现象,再对其进行概括,抽象出概念,再归纳演绎、分析综合、类比联想,提出假说或模型,然后进行理论推导,最后再进行实验验证。这一个完整的科学研究过程,更清楚地表现出了理论与方法之间这种联动的关系。当代的科学研究,不仅依赖于理论的突破,也依赖于实验手段的改进,还依赖于在方法学上找到更多相应的数学工具,如非欧几何、张量分析、线性代数、群论等等。
自然科学的科学性篇9
著名的科学史家w•C•丹皮尔称19世纪是“科学的世纪”。但滑稽的是,正是自19世纪以来,人们对“科学”一词的理解就存在着误区,“科学”基本上就是“自然科学”的同义语。在大多数西方人看来,只有像牛顿和爱因斯坦的物理学那样的革命性理论才称得上是科学。19世纪法国的实证论者孔德以及他的支持者马赫认为,一切理论要观察实验的证据来证实,一切东西要拿经验来加以检验。近年来,美国在中小学生中做了一次关于什么是科学的问卷调查,结果大多数学生的回答仍然是有关自然科学之类的词眼。在当代中国情况更是如此,梁启超先生早就在《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1922年8月22日)的讲演稿中批判了我们国人“把科学看得太呆了,太窄了”的错误态度。梁启超指出,很多人只知道科学研究所产生的结果的价值,而不知道科学本身的价值。“他们只有数学、几何、物理、化学……等等概念,而没有科学的概念。”“他们以为只有化学、数学、物理、几何……才算科学,以为只有学化学、数学、物理、几何……才用得着科学;殊不知所有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等,只要够得上一门学问的没有不是科学的。”[1]其实,科学的真实内涵比今天人们所理解的要丰富得多。在英文中,“科学”直接来源于拉丁文scientia,本意是指学问或知识,与希腊文的episteme同义。这也就是说,科学作为一种知识体系,作为一种知识传统,有着远比自然科学更丰富的内涵和意义。美国著名科学家巴伯曾指出:科学不单单是一条条零散的确证的知识,而且不单单是一系列得到这种知识的逻辑方法。科学首先是一种特殊的思想和行动。他指出,“在人类社会中,科学的幼芽扎根于人类那根深蒂固的、永不停息的尝试之中,试图靠运用理性的思考和活动来理解和支配他生活在其中的这个世界。”[2]“科学必须既是理性的又是经验的。”[3]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在巴伯的眼里,科学既包括自然科学,又包括人文社会科学的综合知识体系。
通过追溯“科学”的源头,我们发现,自19世纪以来,“科学”的含义就是片面的,不科学的,是一种狭隘的科学概念,因为它将社会科学边缘化,或者说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置于不平等的地位。其实,自“科学”一词诞生以来,科学的内涵中不但包含了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而且特别强调人文社会科学的作用。早在学科未分之时,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就提出了“美德即知识”命题。这里的知识是指人对宇宙和人生的整体理解,包含了浓厚的人文色彩。然而,在近代,人们将科学等同于自然科学首先可能是出于时代的需要,是资本主义物质社会高度发展的需要,同时也是受到错误哲学观念的指导,是单一的主客二分的认识论的哲学思维导致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不良发育,自然科学耀武扬威,处处逞强,而社会科学羸弱不堪,根本无法履行自己的责任和义务。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所定义的科学是一种被异化了的科学,不具有科学性和普遍性。时至今日,正是在近代“科学”观的严重影响之下,再加之现代性的“霸道”态度,现代科学已经暴露出了它的种种弊端: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表现为“剥削自然”。正如吴国盛先生所言,现代科学不是在倾听自然的言说,而是在“刑讯室”中“拷问”自然!在科学与非科学的的关系上表现为科学沙文主义;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上表现为自然科学“唯我独尊”;在人与世界、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表现为人与自然的尖锐对立,自然不再是人类温馨的家园,甚至成为给人类带来诸多灾难的地狱。
当人们开始审视这个以“科学技术”作为根本标志的时代时,他们发现,如果单单只有科学技术的长足发展,而人文社会科学跟不上自然科学发展步伐的话,那么,作为万物之灵长的人类在获得极大富足的物质财富的同时,他们的精神却被技术套上了枷锁,制造了技术的人类反过来却被技术所奴役,在不知不觉中失去了对自然的优越地位。人类凭着技术向自然高歌猛进的同时,资源、环境、生态问题日益凸显,地震、海啸等自然灾害频频爆发,无所不能的人类在自然面前突然变得无能为力和渺小,那个原本想为自然立法的人类殊不知却成了技术的一个环节,人不再是自由、善与美的创造者,成了“单纯的物”。以至于尼采说“上帝死了”,福柯进一步说“人死了”。整个世界变成了“由自然科学所承认的机械式世界系统”人与人之间只有唯利是图,尔虞我诈。[4]人们虽然住着高楼大厦,开着豪华汽车,奔驰在高速公路上,飞速发展的高科技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现实距离,但人们的心灵距离却在日益拉大,变得日益的冷漠和孤独,身处繁华的闹市,心在孤独的荒原。人们的生活世界因此而变得既无价值亦无情趣,出现了科技和经济的乐观主义与终极价值和思想的悲观主义,产生了物质的满足感与精神的焦虑感并行等等不良现象。基于此,以至于后现代思想家和科学家向世人警示:“西方科学在许多至关重要的方面出了错。”[5]传统的“科学观”,给自然科学以霸权,致使“科学”家族支离破碎,特别是社会科学失去了家园,成为无家可归的幽灵。近几十年来,已有部分学者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们也在探究导致这一状况的原因,但都没有触及到问题的根本,都没有从根子里挖掘出导致社会科学处于从属地位的真正原因。那么,问题的症结到底在哪里呢?
二、社会科学失去“科学”地位的哲学根源
在当代中国,社会科学家在面对自然科学家时所呈现的集体失语状态,实际上也就是社会科学丧失科学地位的状态。这种不正常状态的存在,在知识结构的层面来说,一方面可能是由于中国文理分科所导致的大部分社会科学工作者不懂自然科学所致;另一方面同样存在自然科学工作者因其独特的霸权地位,丧失了其对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应有重视,至少是缺乏深层次的理解。通过对人类认识史的深入考察,我们发现,这一局面的形成有着更深刻的哲学根源。西方哲学自柏拉图以来,一直存在着一种主客关系的二元思维模式:主/客、男/女、理性/情感、科学/精神等,也就是二元对立。这种二元思维是“一种分离和支配的关系,它被镌刻于文化当中,并以极端排斥、疏离和对立为主要特征。”[6]这种二元思维长期以来影响着整个西方文化,同时也占据了话语霸权。在科学领域,它表现为科学与精神的对立,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对立,这也就是现代科学悖谬性的表现。自然科学高举着“科学”的旗帜,在科学领域占据了霸权地位,而社会科学则在自然科学的“奴役”之下发出孱弱的声音。
自19世纪以来,西方近代科学技术突飞猛进,进而对整个人类社会产生了深刻影响。自然科学在人类知识体系中取得并占据了绝对的话语霸权,而社会科学因其对社会变革影响的渐进性、复杂性、不精确性而遭遇冷漠。我们认为,这不只是一个简单的社会现象,而是有一个深层次的认识论原因,那就是由于人类思维方式实现了认识论的转向并长期主宰着人类思维所致。认识论在思维方式方面的一个最大的特征就是“主客二分”的认识模式,在这种模式的宰制下,人类的一切知识都是由单一的主体(个体主体、集体主体、社会主体)占有、改造客体的结果。在这一思维框架的主宰下,自然科学以自然物质现象为其研究对象,强调主体对客观物质世界规律的认识与把握,完整地体现了这一认识模式,因而在人类知识体系中占据了绝对的优势地位,取得了长足进展;而社会科学因其研究对象的复杂性、不确定性,研究主体的多样性,互为性,从而在这一认识框架下被边缘化。任何事物都不是凝固的,任何观念都不是一沉不变的,任何一种思维模式也不是永恒的。从科学史来看,近代科学发展至今,已有400多年的历史了,在科学发展的这四百余年中,人们对于科学的认识几经变化:从最初对科学漠视(16世纪)、好奇与惊讶(17世纪)、进而相信科学(18世纪)、最后演变成崇拜科学(19世纪以后),到二十世纪中叶崇拜科学成为人们科学观的主导图景。在这一认识过程中,近代科学的功能已经实现了从解放向压抑的转变,并在众多方面暴露出了它的缺点。那么,随着人类认识的深化和提高,传统的科学观念也亟待转化和提高。从主客关系来看,传统哲学单一的主客思维模式亟待转换。因为自然科学所尊崇的单一的主体对客体的认知和控制的模式在当代也受到了挑战,在现代社会,大多数客体已经打上了深深的人的烙印,客体已经成为了一种被人改造了的客体。在某种意义上,客体成为了主体,正如清华大学卢风教授所说,科学应该成为理解的科学,“理解的要点在于把自然和自然物当做主体,而不仅是当做客体”。也就是说,理解不仅是主体对客体的认知和控制,而且是主体间的交流。再者,在当代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冲击之下,传统哲学二元对立的单一思维模式也遭遇到了巨大的打击。后现代主义以反现代主义的霸权性、整体性、齐一性为特征,主张去中心性、去稳定性,从而成为一种势不可挡的文化潮流。其实,这一强势思潮的涌现也意味着一种新的哲学思维方式的诞生。现代复杂科学和科学的不确定性理念正是在这一思维模式指导下诞生的。
为寻求社会科学的“科学地位”,我们曾经追寻过与实证主义相类似的道路,提出了将社会科学“科学化”的思想,主要途径是要求社会科学学者加强自然科学知识的学习,以求按照自然科学的要求来提升社会科学的科学品位。这一策略的提出,主要是针对我国社会工作者自然科学知识短缺的现实情况而采取的一种补救措施,也是基于对人才素质结构的科学考虑,在科学技术已成为第一生产力的今天,我们必须认识到,在人的一切素质构成中,科技素质理应成为人的核心素质。从人类的进步史、特别是科学发展史来看,无论你从事自然科学研究,还是从事社会科学研究,要想真正取得成就,完备的知识结构是基本条件,从古代的亚里士多德,到近代康德、黑格尔,再到现代马克思、恩格斯、海德格尔等等,一切思想大师无不具有丰富的自然科学知识。实践证明,我们的这一努力在完善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知识结构,提高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理解能力,提升社会科学成果的档次,及其在增强社会科学学者与自然科学学者的对话能力方面,均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是这一努力并没有使得社会科学的整体地位有根本性的改变。因为,在自然科学独占鳌头的时代,单纯要求社会“科学家”加大自然科学知识的学习,提高科学品位,只能单方面改变社会科学学者群的知识结构,而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人们对“科学观”的认识,特别是无法促使自然科学学者群在认识模式上发生观念性的革命。因此,我们发现,以此途径来寻求社会科学的“科学”地位,是特定时期不得已的权宜之计,而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因为它仍然没有摆脱传统主客认识模式梦魇式的纠缠。加大自然科学的学习虽然改善了社会科学学者的知识结构,提升了其研究能力,却没有真正跳出在自然科学的“科学范式”内来思考社会科学,特别是没有在人类认识领域实现一个观念的革命,让自然科学学者群以全新的“科学观”来对对待人类的科学体系总汇。这种方式仍然是社会科学以牺牲自我来迎合自然科学的标准的异化方式。这种社会科学迎合自然科学的方式,也许能在短时内拉近与自然科学的关系,但决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自己受奴役的地位。问题的关键是要解构主宰传统“科学”概念的单一的主客认知模式,让“科学”获得现代哲学的内涵。唯有如此,才能打破自然科学的霸权地位,使社会科学在人类知识体系中找到“科学”的地位,从边缘走向中心。
三、社会科学研究的两重性
在传统“科学”概念指导下,寻求社会科学“科学化”之所以不能完全取得成功,是因为社会科学本身的特殊性。我们从方法论的层次深入探究社会科学学科群内部联系和规律时,发现社会科学的研究与自然科学研究在方法论上有着明显的差异。自然科学因其研究对象的客观性、确定性、可实证性,决定了它的研究方法的一致性。也就是说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基本上是可通约的,像数学、物理学在研究方法上是普遍适用的,它不存在民族性、地区性的差异,全世界可以通用。而社会科学则不同,有些学科如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它们的研究方法是可以通约的,世界各国学者可以互相借鉴。而大多数社会科学,其研究方法是不可以通约的,它具有明显的地域差异和民族特色,像文学、哲学、法学、宗教,也包括政治信仰、文化传统,各国各民族地区存在很大的差异,受研究主体和客体的双重影响。比如西方基督教徒和中国佛教信徒都有不杀生和食素的习惯,可是我在英国留学期间,却发现许多素食主义者对吃鱼却不以为然,为什么差别有这么大呢?这只能从民族传统来得到解释,英国是个岛国,四周环海,那里的人们千百年来以打鱼为生,吃鱼就是吃饭,就像我们吃大米小麦一样已成为他们的生活习惯。在西方国家很多的大学校园里,野兔可以到处乱跳,因为谁杀死一只野兔,就要受到法律制裁;而在绝大多数中国人的眼里,一只野兔自然是餐桌上的美味,绝不会因吃了一只野兔而受到惩罚,这就是各国法律传统不同所致。
通过对社会科学研究的特殊性的思考,我们可以从方法论上将之大致分为两大类,这里暂且叫做社会科学研究的两类范式——可通约的和不可通约的。对于前一类,我基本上可以用接近于自然科学的说明性方法来进行研究,目的在于揭示社会关系的客观性、社会组织和社会团体的客观的结构——功能关系。“这种说明性方法以因果分析为基本的逻辑思维的程序,以变量与属性及其关系为基本的理论语言,以说明社会的变化趋势为根本的理论使命。”[7]因而,马克思把自然科学称之为“描述性的科学”。对于后一类则只能用理解性和批判性的方法来进行研究。由于与人文科学的互动和交汇,社会科学又形成了从个人的直接感受和体验中,从社会生活在文化符号和语言的折射中,来理解现代社会组织和社会制度在个人心灵和文化价值上的投射,或从这种价值和心理投射、影响中来把握组织结构和制度体系的合理性以及重新调整社会设置的方案;最后,由于社会生活的复杂性以及现实与理想的矛盾,现代社会科学家除了对现实的社会结构、社会组织、社会关系和社会制度进行因果分析和叙事性描述以外,还有必要借助哲学的综合性视野和哲学思维的统摄力量,对社会现实进行批判性的思考,以揭示社会的根本矛盾和社会历史的未来发展趋势。[8]具体说来,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为什么具有可通约的一面呢?因为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一样都是科学,都是带有规律性和一定普遍性的知识体系,说到底都是由作为主体的个人为了提高对客观世界(包括人类社会和人自身)的认识和理解所作的探讨和总结而形成的知识体系。从认识论意义上来说,社会科学同样具有客观性。因为它同样是反映主体对客体的把握(只不过社会科学的研究客体具有浓厚的主体性),因此社会科学的研究同样要求从客观实际出发,力求认识和把握研究对象所具有的本质和内在的发展规律;在搜集感性经验材料和作出理论结论时,要使这些材料与结论具有一定程度的可重复性,也就是说,不能使这些材料或结论过分地依赖搜集者或研究者本人,别的研究者在相同的条件下,使用相同的研究工具,要能够得到大致相同的资料或结论。所以,社会科学的研究毫无疑问必然具有自然科学的客观性和规律性的一面,其研究方法当然具有可通约性的一面。在人类历史上,18世纪下半叶的苏格兰启蒙运动(主将是以哲学家著称的大卫•休谟,以经济学家著称的亚当•斯密,以历史学家著称的亚当•弗格森等)被称为现代社会科学重要的、直接的思想来源之一。他们对社会科学的重大贡献在于明确认识到社会是一个过程,是一定的经济、社会和历史力量的产物,是可以通过经验科学的方法加以识别和分析的。实证主义的创始人孔德毕生都在研究将自然科学的观念和方法用来改造人文社会科学。美国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凯伦甚至极端的认为,物理科学和社会科学仅仅是研究对象的表达方式有所不同而已,都遵循着同一的、简单的规律。在他看来,认识社会的一分子,社会的组织和结合只是“伟大的分子吸力规律”的另一种形式。他们这些社会科学家在将社会科学“科学化”的道路上之所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关键一点,就是社会科学在研究方法上具有可通约性的一面。
同时,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又有着不可通约的一面。这是由社会科学的特殊性所决定的,主要表现在这几个方面:首先是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因为社会科学是以人和人类社会为研究对象,是研究人类社会各种社会现象的所有相关学科的总和。所以,与以研究客观物质世界为对象的自然科学不同的是,社会科学所研究的是活生生的人和人类社会,人和人类社会主要的是一种社会性、文化性和主观性的存在,研究起来必然带有认识的主观性和相对性,这就决定了其研究方法的差异性。其次,社会现象的复杂性和不可重复性:可重复性是自然科学的重要特征,比如一项科学实验,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条件具备,就能得出相同的实验结果。正是这种可重复性的特点,使得自然科学在研究方法上具有通约性。然而社会现象则不一样,社会过程往往是由不能重复的特殊事件组成,具有历史性,即使出现一些情况的重复也往往是例外而不是通例,即使在某个地方发生这样的重复,也不是在完全同样的状况下发生的。比如同样是资产阶级革命,英国不同于法国,法国不同于德国,德国又不同于俄国,俄国也有别于中国。最后,社会科学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性。所谓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把它作为和经济形态相对应的重要范畴,指反映特定经济形态、从而也反映特定阶级或社会集团的利益和要求的观念体系,包括政治法律思想、经济社会学说、道德、宗教、艺术、哲学等主要形式。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是现实社会中的人、社会现象和社会事件,而人的行动总是在一定的观念、理想、价值指引和驱使下所做出来的,因此不可避免的具有意识形态性。正如恩格斯所言:“在社会历史领域进行活动的,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9]社会科学的特殊性,决定了社会科学研究的主体和客体均带有一定的价值倾向和主观偏好,这种双重主体性决定了社会科学浓厚的意识形态性特征。它在一切问题上,如政治问题、宗教问题、道德问题、社会问题,都无法与人的意识形态相分离,尽管西方有一些学者曾极力主张“社会科学非意识形态化”,但由于社会科学的特殊性注定了社会科学无法摆脱意识形态的纠缠,正是各民族国家意识形态的差异性决定了其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不可通约性的一面。
四、明确社会科学两类研究范式的意义
自然科学的科学性篇10
一、自然科学视野中的档案学
18世纪末19世纪初，西方世界档案馆运动兴起，亟须能够胜任具体工作的馆员。因此，“最初的档案学教育就是从职业技术训练中发展而来的”[1]。当时的档案学缺乏以科学为基点的长远规划，还没有从“自在”走向“自为”。
20世纪以来，自然科学以其“实证”信念使自己更像“科学”，并成为人文社会科学门类的学科竞相效法的目标。诚然，“如果说古典力学是成熟科学的理想形式，那么生物学，尤其是进化理论，则成了社会思想各种主导流派更为直接的灵感”[2]。在此背景下，档案学也和其他学科门类一样，努力以自然科学的方法与程序来规范自身，并希望最终能够成为自然科学意义上的学科。直到今天，档案学的自然科学化诉求仍然是学者们追逐的目标[3]。自然科学视野中的档案学研究具有以下一些基本特征：
第一，误以为科技即科学
“科学”作为西方文明的产物，长期被中国学者所误读。余英时指出：“中国‘五四’以来所向往的西方科学，如果细加分析即可见其中‘科学’的成分少，‘科技’的成分多，一直到今天仍然如此，甚至变本加厉。……中国人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真正认识到西方‘为真理而真理’、‘为知识而知识’的精神。我们所追求的仍是用‘科技’来达到‘富强’的目的。”[4]以科技为科学，在档案学研究中也不乏表征。例如，认为“有关档案存贮技术、传递技术方面的分支学科具有明显的自然科学属性”[5]；又如，认为“现代科学技术在档案工作中的应用与发展，极大地激发了档案科学精神，档案科学精神体现在崇尚科学，尊重科学，重视科学技术在档案工作中的作用，积极研究与利用各种先进的技术设备与手段来提高档案工作效率”[6]。
第二，重视其他具体自然科学在档案学研究中的运用
科学的实质是逻辑实证精神。档案学想要成为一门“科学”，就必须遵循自然科学的模式，其逻辑框架应该阐述类似自然科学的问题。然而，在现实档案学研究中，科学理性更多地表现为其他具体自然科学在档案学研究中的运用。例如，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是系统思维与辩证法结合运用的产物；档案存储环境控制技术、有害生物防治技术和修复技术、有关档案变质的各种因素等问题的研究，直接涉及生物学、物理学及天文学领域；而档案缩微复制技术、计算机辅助档案管理研究则与现代光电技术和计算机科学的进展有关。
第三，自然科学化不是档案学的发展取向
档案学的自然科学化只是整个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化的一部分，是自然主义方法论在20世纪初强势地位的一种必然反映，其突出意义是解决了档案学的相关“技术”问题。然而，“在档案技术装备不断更新的同时，档案利用率却持续低迷”[7]。同样，1898年荷兰学者缪勒、斐斯、福罗英《档案整理与编目手册》以来注重科学实证“精神”所带来的学术效力，也没有提升档案学的学科地位。这表明档案学并不完全符合自然科学的学科规定性，自然科学的方法或自然主义的方法论不能直接套用于档案学研究。
二、社会科学视野中的档案学
在自然科学化道路上的迷失，使得档案学努力成为一门新兴的社会科学。学者们宣称，“档案学是一门社会科学”[8]。事实上，档案学的社会科学化诉求由来已久。早在官僚体制下，档案作为行政管理的附庸，一直与行政学、政治学渊源甚密。英国档案学家詹金逊甚至认为“鉴定原则在于查明档案文件原初的行政目的”[9]。以社会科学化为诉求的档案学研究，根据某些社会因果关系解释档案馆活动——尽管，馆员和用户作为档案活动的主体能够明白自己的目标及其实现手段，但档案学家仍需揭示出促使我们这样做、而我们又不知道的真正原因。总体上，社会科学视野中的档案学研究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和其他具体社会科学门类相结合
在认识到档案和档案工作中隐含着若干类似社会科学发展中的某种价值选择之后，档案学开始比过去更多地向社会科学的邻近学科开放。由此出现了与社会科学相关学科交叉而形成的一些档案学的分支学科，如档案社会学、档案美学、档案馆管理学、档案馆经济学、档案馆哲学、档案心理学等分支学科。目前，无论是档案学整体的社会科学化还是有关分支学科的社会科学化都已是不争的事实，这无疑超越了以往档案及档案管理“内部”的狭窄领域，拓展了学科视野。
第二，设法使档案学的理论发展和社会理论的原则相结合
在档案学社会科学化研究中，学者们秉承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论断，一方面，以社会理论为原则演绎档案学的学科理论；另一方面，在档案学史研究中，努力揭示档案学和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内在联系，从而将档案学史视为整个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生、发展的一个经典注脚。这固然扩大了方法学手段，但遭到了脱离实际的批评。
第三，社会科学化不是档案学的发展取向
应该说，档案学在建立自己的学术谱系时，对于社会科学有着天然的认同感。但正像国际档案理事会电子文件委员会在1997年制定的《电子文件管理指南》所指出的那样，档案馆应在归档文件的整个生命周期，指导和监督由其他参与者采取的措施，这些参与者汇集了文件的责任者、管理员、制定法规和行为准则的领导以及调配资源的负责人。因此，档案和档案工作无可避免地要涉及人的精神和价值问题，档案学必然具有人文学科的某些特征。而在社会科学的学科规定性中，其研究对象必须是社会现象和社会活动，研究旨趣是揭示社会规律。档案和档案工作虽然也是一种社会现象和社会活动，但该现象和活动时刻涉及人及其价值问题，本质上表明档案学并不完全符合“社会科学”的学科规定性。所以，通过“社会科学化”使档案学真正成为社会科学意义上的“学科”，总体上是失败的。
三、人文科学视野中的档案学
在18世纪自然科学兴起和19世纪学科制度化完成之前，档案学和几乎所有学科一样都是一种历史悠久的人文知识。以“实证”为核心价值的学科制度化，促使了人文与科学的分途，并使得作为一门人文知识的档案学接受了科学的洗礼，它的人文取向得到了及时“纠正”，并出现了上述“自然科学化”和“社会科学化”诉求。以文件生命周期为代表的实证理论，甚至成为现代档案学成熟的标志[10]。人文科学视野中的档案学研究具有以下一些基本特征：
第一，关注“人”自身的研究
档案和档案工作中的人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人在档案收集、整理、鉴定、保存和利用中的主体认识和现实感受成为研究的重点，表现出强烈的人文关怀。这样，“关注人——档案业务工作者、档案行政管理者、档案教育工作者、档案学研究者、档案利用者——的未来行为与整体行为，关注更大时空内的人的社会责任，从而构建现代档案学的新体系”[11]，成为档案学界的学术目标。20世纪以来，随着计算机和网络通信技术的发展，技术在档案理论与实践中实现无限扩容。面对新一轮的档案学“技治主义”，人文性再次引起人们的关注，其实质是要找回一个与物质世界相呼应的人的精神世界。
第二，重视人的价值
在具体研究中强调档案和档案工作的“应然理想”而不是“知识真理”。以人文信念摒弃科学实证，其动力源自“人的发现”，而“人的特有本性在于其价值性”[12]，由此导致了档案学研究中价值论范式的产生。价值论范式立足于人的主体价值，在研究取向上致力于从实然到应然的转变，意味着人对自我主体地位的确认以及对自身认识之自觉程度的提高。由此，“一些过去不为档案学关注的问题，比如:档案工作与人的全面发展的关系、科技文化发展与档案工作改革问题、档案信息总量飞速增加与档案部门适应问题、信息时代来临与档案工作对策问题、档案工作国际化问题等等，陆续进入档案学关注的视野”[13]。显然，价值论范式的理论思考受到了西方人文主义哲学思想的深刻影响，而其现实基础则是档案由传统的国家管理模式向社会管理模式的转变。
第三，人文科学化不是档案学的发展取向
人文科学视野下的相关研究围绕“价值”概念建立档案学理论，努力解决现实档案工作中的价值问题，从而影响人们的价值观，表达某种最终目标或善良愿望。其基本思路是：预设某个理想，然后希望现实档案工作能够达到理论所描绘的那个理想图景。这一研究思路不是基于具体“事实”，而是基于自我的主观“价值”想像，从而将价值问题与事实问题对立了起来。例如，提倡档案个性化服务的理想是善良的，但人的个性是千差万别的，考虑这部分用户的个性难免会顾此失彼地无视那部分用户的个性；考虑全体用户的个性，则会失去个性。其症结在于：研究者以旁观者的身份观察档案世界，形成了外在评论式的研究，从而既悬置了事实问题，也遮蔽了价值问题，个性化服务的价值弘扬变成社会和档案学者赏赐给用户的恩典。显见，由于事实与价值的对立，使得人文档案学也未能构成关于档案学的完整表述。尽管，作为一种学术视角与价值选择，人文档案学自有其学术意义，但档案学作为一门学科在整体上并不符合人文科学的学科规定性。
四、构建超越学科依附的、具有自主学科地位的档案学
在目前的自然、社会、人文学科三分体系中，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分别固守客观性和价值性的两端，社会科学以客观性与价值性的双重关联而处在二者之间。在这种学科分类框架下，档案学的学科属性是模糊的。早期的档案学研究混迹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两者思维方式的互竞与妥协也几乎完整地表现在档案学的发展历程中。“人文”概念的提出，使得档案学增添了视角，并从二元对立的传统学科分类模式中分离了出来。人们发现，档案学与价值、性质等人文科学的范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档案和档案工作中，始终存在无法实证或未经证实的理论而又为人们所相信并信仰。例如，法国《穑月7日档案法令》第37条所规定的“每个公民都有权了解在任一档案库房保存的档案的内容”，就是一个人文价值选择，它在本质上是不可论证的。所以，e·希格斯认为，《穑月7日档案法令》是浪漫主义的，“因为将一切档案向公众开放，只能是革命时期的权宜之策，事实证明任何统治者都难以完全做到”[12]。相反，一些经过“实证”的结论却可能很快被抛弃。例如，某些基于“科学实证”的鉴定方法在现实档案鉴定中反而表现出无能。
我们认为，科学、社会和人文都只反映了档案学的某一侧面，而没有也不可能反映档案学的全部本质属性，因而未能有效地提升档案学的学科地位。它们的历史功绩更多地在于开阔了人们的视野，揭示了档案学发展的多种路径。总体上，档案学既然以研究档案、档案工作以及档案学自身的有关问题为职志，就必然涉及人和社会，不能仅仅借用自然科学中的实证和逻辑来建立档案学。同样，档案学也不可能是典型的社会科学或人文科学，不能简单地套用社会、人文科学的视角和方法来建构档案学科的理论体系。因为，社会科学以“社会”为核心，是“社会”之学；而人文科学以“人”为核心，是“人”学。档案学同时关注“社会”与“人”，档案与社会、档案与人，是档案学的永恒命题。所以说，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或人文科学的学科标准都不能规范与框定档案学的发展。
我们相信，档案学有自身学科的特殊性，档案学科需要建立的是以档案与档案工作为起点和终点的独立科学。档案学虽然需要相关学科的加入并综合运用相关学科的结论，但它的学科独立性不应受相关学科介入的影响。诚如李财富、丁华东指出：“档案学的可持续发展主要还是依靠自我发展，鲜明的学科特色只能出自自我创新，真正的动力也只能来源于档案学界内部而非其他学界。”[15]惟其如此，档案学才有希望构建为一门成功整合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学科优势的新的综合性学科。
注释：
[1]谭琤培：《对档案学学科性质研究的新见解(下)》，《兰台世界》2000年第7期。
[2]［英］吉登斯·安东尼：《为社会学辩护》，周云红、陶传进、徐阳译，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3]潘玉民：《档案科学研究需用科学精神》，《档案学通讯》2001年第4期。
[4]余英时：《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5]谭琤培：《对档案学学科性质研究的新见解(上)》，《兰台世界》2000年第6期。
[6][7]李圭雄、黄力：《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在档案工作中的融合与共建》，《湖北档案》2004年第9期。
[8][13]蔡丽娜、张利：《也谈档案学的学科定位》，《档案学通讯》2005年第3期。
[9]武文秀：《国外现代档案学思想的总体特点分析》，《湖北档案》2008年第4期。
[10]傅荣校、韩云云、陆加敏：《论档案学研究角度的转变》，《浙江档案》2008年第5期。
[11]王协舟：《基于学术评价视阈的中国档案学阐释与批判》，《档案学通讯》2008年第1期。
[12]常江、胡海波：《从实在论走向价值论的当代哲学》，《理论探讨》200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