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社科的研究方法篇1
关键词：中国；体育人文社会学；现状；发展
中图分类号：G80-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3612(2008)09-1166-05
aResearchonCurrentSituation,problemsandCountermeasuresofSportHumanisticSociologyinChina
HanChun-li,CaoLi,SUnJin-hai,wanGQiu-hua
(CollegeofSportScience,QufunormalUniversity,Qufu273165,ShandongChina)
abstract:intherecenttenyears,researchesonsporthumanisticsociologyinChinahavebeenfruitful.inter-subjectandappliedresearcheshavebeenwelldevelopedandthefieldandcontentofstudyisextended.alsothebaseofdisciplineisformed.However,thebasictheoryisalsoinweakness,thedevelopmentofbranchdisciplineislackofbalance.theresearchhasnotbeenwellintegratedandstereoscopicandreticulateconstructionofthedisciplinesystemhasn'tbeenformed.thefollowingdevelopmentofsporthumanisticsociologyinChinashouldbeenhancedinessencebasicandresearchatmospherebuilding.increasingtheself-consciousnessofthescholars,askingforhelpfromnaturalscienceresearchmethodandachievement,andrealizingintegralsportshumanisticsociologyresearcheswiththesportspracticearewaystonewdevelopmentofthediscipline.
Keywords:China;sporthumanisticsociology;currentsituation;development
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国家教委(现国家教育部)在一级学科体育学下设置了体育人文社会学、运动人体科学、体育教育训练学、民族传统体育学4个二级学科，标志着体育人文社会学正式确立了自己在科学学中的地位。近10a来，体育人文社会学发展状况如何？还存在着哪些问题？下一步又该如何发展？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亟待研究和解决的重要课题。为此，本文在对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发展历程进行系统梳理的基础上，对上述问题进行了探讨，以期促进新时期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的持续、快速发展。
1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的发展现状
1.1体育人文社会学发展迅速，成果丰硕1997年至2007年，我国学者已经完成，或正在进行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共310项，国家体育总局社会科学规划项目1073项。立项层次之高、范围之广以及资助的力度之大，前所未有。据不完全统计，20世纪80年代以来，体育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在国内外公开发行的学术刊物上1万多篇，出版学术专著、译著200余部。其中，在体育社会学领域、体育经济学领域、体育史学领域、体育管理学领域、奥林匹克研究领域、体育新闻学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
1.2体育人文社会学学科雏形已基本形成一门体育科学新学科的形成，总是有其学科的性质、学科对象、学科研究范围、学科研究方法、学科知识结构、学科功能和学科内容等基本要素所构成［1］。
目前，体育人文社会学的学科性质已有人提出但未达成共识。有研究者认为，体育人文社会学是在体育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两个母学科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综合性学科。它从体育实践活动中获得丰富的理论素材，又从人文社会诸学科中得到理论支持；它既指导、服务于体育运动的实践，又从体育的角度充实了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宝库，服务于社会发展和人类的进步［2］。另有研究者认为，体育人文社会学是由许多学科交叉组成的、具有相对独立性的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边缘学科群［3］。
体育人文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已基本明确。研究者认为体育运动领域中的人文现象和社会现象应是体育人文社会学的研究对象［2］；体育人文社会学是以体育领域内的人文社会现象及规律为研究对象的［4］。但也有研究者认为体育人文社会学是以体育现象及其发展规律以及本领域中的各种关系为研究对象的［3］。
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的方法论体系正在形成。体育人文社会学方法论体系可分为一般方法论、特殊方法论、个别方法论三个层次。一般方法论是指揭示整个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对象所共有的最一般规律、最一般本质、最一般特点的方法论体系。如哲学思维方式，即哲学方法论。特殊方法论是指揭示体育研究对象的特殊领域、特殊方法、特殊阶段的特殊规律、特殊本质、特殊性质的方法论。如提示运动训练领域、运动训练规律的方法论体系。个别方法论主要是指适用于某种具体学科的具体研究方法的方法论体系。如适用于体育教育学的体育技术教学法等，其特点是适用对象的狭窄专一、普遍性程度低，个体经验性和程序操作性并存［4］。体育人文社会学的研究方法逐渐成熟。社会调查的方法得到广泛的应用，成为收集体育社会信息的重要方法，建立社会调查网络的意识已经形成。
体育人文社会学的“学术学科”体系已初步建立起来。当前研究者所构建的体育人文社会学学科体系是基于研究对象的“二分法”，即人文现象和社会现象展开的，故把体育人文社会学的学科体系构建为体育人文学科和体育社会学科两个不同领域的平面性结构。
体育人文社会学的学科知识结构和学科内容已初步确立。当前，研究者所确立的体育人文社会学的知识结构和学科内容是基于三级学科展开的。正如此研究者所言，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什么，大体可把它看成体育运动中的社会现象和人文现象。从体育二级学科分野来看，它们内容就更加广泛，它包含几十门甚至更多的学科。我们殚精竭虑，也无能力包揽如此浩瀚的内容。因此，我们只选择了相对成熟的、认为比较重要的学科［2］。目前，研究者所提出的学科知识结构和学科内容主要有：体育人文学科类的研究内容（如体育哲学、体育史学、体育人类学、体育美学、奥林匹克研究、体育休闲娱乐理论、运动心理学）和体育社会学科类研究内容（如体育社会学、体育经济学、体育管理学、体育法学、学校体育学和体育传播学）。另有研究者认为体育人文社会学的研究内容包括：体育概论、体育哲学研究、社会体育学研究、学校体育学研究、体育经济学研究、体育管理学研究、体育法学研究、体育社会学研究、体育史学研究、比较体育研究、体育美学研究、体育伦理学研究、奥林匹克运动研究、运动心理学研究［3］。
1.3体育实践领域的扩展和多学科理论的引入导致体育人文社会学的研究领域和研究范围持续扩大80年代以前，由于受体育运动水平和体育知识水平的限制，我国体育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较为狭窄，研究范围也比较单薄。80年代后，研究者逐渐认识到社会环境各要素及其总和对体育运动具有明显的促进和制约作用，因此，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又常常把研究领域中的种种现象和问题放在更宽广的社会背景中去审视。特别是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引入，体育实践向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许多社会领域的进一步扩展，尤其是沿着经济维度的扩展，引发了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向政治、经济、文化、法律、传播等诸多领域的延伸，学科研究进一步深化。
随着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的逐步深入，研究者认识到当代任何复杂的社会问题或社会现象都具有高度的综合性，当代体育运动也是一样。探索体育运动中这些高度综合性的复杂问题，当然需要运用社会科学多学科的理论知识，全方位、多层次、多角度地开展研究。离开了现代科学众多学科所提供的理论依据，体育科学便失去科学基础。
现代人文社会科学众多学科被引入体育科学，应用在研究体育运动这一社会文化现象的不同层次和不同侧面，为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人文社会学科及方法论学科在体育科研中的运用，不仅强化了体育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基础理论和认识能力，而且提高了体育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起点和科研水平，扩展了体育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广度和深度［5］。
当前，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9个重点研究领域：体育与经济、社会发展关系、体育事业改革与发展战略、实施全民健身计划的理论与实践、实施奥运争光计划的理论与实践、发展体育产业的理论与实践、体育管理体制改革、体育法制建设、奥林匹克研究、体育人文社会科学的基本理论与学科体系。
1.4跨学科、多学科的交叉研究鲜明，分支学科纷纷创立随着我国体育实践的内容、形式及运行机制的演进，体育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边界在不断扩展，与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人类学、历史学、管理学、传播学及计算机科学及其分支学科的结合日益密切，呈现出鲜明的学科交叉特点［6］。据统计，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体育学立项研究中，跨学科研究比重约占立项总数的37%，多学科研究比重约占立项总数的65%，广泛涉及到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人口学、民族学、生态学、行为学、人类学等，学科渗透与交叉的研究趋势明显［7］。
随着当代科学既高度分化又高度综合趋势的日益明朗，以及体育运动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原有的体育理论框架结构显得狭小而又陈旧，已容纳不下现代体育社会科学知识体系，一大批体育人文社会科学分支学科，如体育经济学、体育社会学、社会体育学、体育法学、体育伦理学、体育人类学、休闲体育学、体育文化学等便以强劲的势头出现。
1.5借鉴国外成果促进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科的发展我国在引进外国体育人文社会领域著作方面成绩显著，2003年由和君创业闻洁工作室组织力量翻译，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体育产业mBa经典译丛"，包括《体育经济学》、《体育管理学》、《体育营销学》、《体育运动管理》、《体育财务管理》、《体育传播学》、《运动心理学》和《体育社会学》。2002年由成都体育学院郝勤主持翻译，华夏出版社出版了美国的《体育新闻报道》。翻译引进的其他书籍还有国际体育科学和教育理事会的《体育科学指南》、《国际体育管理》、《体育教育的组织与管理》，《体育管理的基础和应用》，《国际体育管理》、《体育管理理论与实践》［6］。这些国外成果的引进对我国的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能否跻身国际学术前沿具有重大的推动作用。
1.6应用性研究趋势明显根据邓小平同志“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的指示，多年来，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多集中于体育实践中提出的新问题和新领域，在体育应用研究上如体育发展战略的研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体育的特征以及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育发展道路的研究、体育体制改革的研究、体育法制化的研究、体育经济问题与市场开发研究、体育经济政策的研究、体育社会化研究、体育产业化研究、北京奥运会组织管理及运行机制研究、群众体育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研究、竞技体育可持续发展研究等方面取得了较大进展和成就，这种状况鲜明地体现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和体育总局体育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的课题指南和立项上。
2005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体育学课题指南中指出：“近几年，体育学研究视野明显拓宽，研究方法有所改进，选题针对性逐步加强。应用对策性研究，特别是与奥林匹克运动和经济社会发展相关的课题数量增加……”
2006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体育学课题指南中指出：“本年度课题……要重点把握当前我国体育改革与发展中的热点难点问题及事关体育稳步、健康、协调发展的关键性问题，提出具有实际应用价值和可操作性的理论观点和对策建议。”
2003年和2004年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社会科学规划项目课题指南中指出：“紧密围绕我国体育事业发展面临的新的形势和任务，对体育改革与发展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开展研究。”
2005年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社会科学规划项目课题指南中指出：“研究内容要着重研究体育工作中的重点、难点、热点问题，为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服务。”
2006年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社会科学规划项目课题指南中指出：“以体育事业发展中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为主攻方向，兼顾体育社会科学基础研究和学科建设，着力推出高水平的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
此外，从2005年开始，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体育学课题指南中设置了应用对策性研究，近三年所占比重为37.0%（表1）。
在课题立项上，这一趋势表现的更为突出。在最近10年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体育学立项中，应用研究型课题占总立项数的43.9%（表2）。这说明，10年来体育学基金课题非常重视应用研究。
2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发展中所面临的问题
2.1体育人文社会学的学科基础理论薄弱由于现实的需要，体育人文社会学在名义上已成一门二级学科，在体育科学体系中确立了自己的学科地位，但作为实体性的体育人文社会学在现实中还没有建立起来。虽然我们对体育人文社会学的学科基础理论进行过一些探讨，但到目前为止，对于新学科形成的一些标志性构成要素如体育人文社会学的概念体系、体育人文社会学的研究范畴、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范围、体育人文社会学的学科性质、体育人文社会学的学科功能、专门的成体系的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方法、严谨的合乎逻辑的体育人文社会学学科知识结构和学科内容还不清楚。此外，体育人文社会学包含了哪些理论？目前研究者还没有提炼出来。整体而言，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的学科基础理论还比较薄弱，许多领域尚处于引进相关学科及借鉴国外理论研究成果的阶段，还没有形成我们自己的理论体系。
2.2多层次、多序列、多形式的立体网状结构学科体系还没有形成体育人文社会学的学科体系不能脱离现代科学体系结构及其分类的发展实状，不能脱离体育科学体系结构及其分类的基本脉络，更不能脱离中国体育改革与发展的实际。脱离上述各种条件，去凭空地进行逻辑推理，或者思辨地构建起来的学科体系以及为构建体系而构建体系的思路会导致学科体系建设变成无根之木、无源之水［8］。
现代科学体系和当今体育科学体系以及中国体育改革与发展的实践活动，是一个开放的系统，是一个多层次、多序列、多形式的立体网状结构体系。体育人文社会学学科体系，与这一立体网状结构体系存在着对应关系，也应是一个开放的、具有发展潜力的立体网状结构体系。
有观点认为，学科体系有两个基本范畴，即“学术学科体系”和“教学的科目体系（学校学科体系）”。［8］从学科构建、传播、应用与更新的过程看，特别是从学术研究与学校教育的关系看，“学术学科体系”和“教学的科目体系（学校学科体系）”两者之间又是相互联系、彼此互补，相辅相成的。为了回应体育实践与改革激发的新问题与新课题，除了在“学术学科”建设方面的任务外，还有人才培养及教学需要提出的“学校学科”建设的任务。初创阶段的“学科”建设往往是“学术学科”与“学校学科”两者并重的。
另有观点认为，学科体系是体系结构和结构体系的有机体［9］。所谓体系结构，指的是由哪些理论知识单元构成，以及这些理论知识单元如何按照一定的层次结构和逻辑结构组成统一的整体。其结构特点，就是内在的而不是外在的、严密的而不是任意的优化组合。所谓结构体系，指的是有哪些部门和分支学科，这些部门和分支又如何相辅相成，既相互独立，又相互配合，以共同构成学科的整体。前者是研究理论构成及其构成方式问题，后者是研究学科的分支构成及其相互关系问题。两者的和谐统一，就组成了一个层次分明、逻辑严密、结构完整、门类齐全的有机体，即学科体系。
依据以上观点，我们再去考察中国体育人文社会学学科体系时发现，目前的体育人文社会学学科体系还是一个划分为两个不同学科研究领域（即体育人文学科研究领域和体育社会学科研究领域）的平面性结构；还只是一个“学术学科体系”，缺少学术学科体系；还只是一个结构体系，缺少体系结构。因此，体育人文社会学还没有建立起一个层次分明、逻辑严密、结构完整、门类齐全的多层次、多序列、多形式的立体网状结构学科体系。
2.3分支学科发展不均衡在体育人文社会学的分支学科中，有发展较快的学科，如体育社会学、体育经济学；有需要提升的学科，如体育法学、体育伦理学；有需要扶植的学科，如体育人类学、体育娱乐休闲理论；有需要实现突破性进展的学科，如体育史；有后继乏人和理论难以创新的学科，如体育美学；有需要摆脱母学科教条的枷锁，求得新生的学科，如体育哲学［10］，这种学科发展中的不均衡性特征，在总体上制约了我国体育人文社会科学的进一步发展。
2.4研究整合程度不高体育现象扩大化、复杂化与当代中国体育面临的社会问题的综合性特征，以及信息量迅速增长的趋势，使得体育人文社会学的研究需要借助和吸收众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以及跨学科、交叉学科人员，进行综合研究和协同攻关。任何某一个人、单一学科角度的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都将存在其局限性，完整理论的形成依赖于学科交叉、联合攻关。然而，在目前的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中单兵作战多，互不配合，联合攻关少现象十分严重。另外，在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中重复研究问题也不容忽视。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体育人文社会学的总体实力。
3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发展的对策
3.1加强对体育人文社会学的本体理论研究学科的本体理论是指学科自身的理论。它是通过阐明学科的定义与定位，学科研究的目的、任务、对象、领域和范畴，学科的学科基础、知识体系、研究方法、发展历史，以及它的价值观、方法论等内容回答这门学科“是什么”的理论。因此，它是一门学科发展的基础理论和导向理论，同时也是一门学科成熟的重要标志。
体育人文社会学发展至今已经成为包含十几门已经成熟和接近成熟的学科，及数十门正在发育成长的新兴学科。但三级学科的发展与成熟并不意味着二级学科的真正建立。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近十年来，随着体育实践中层出不穷的具体问题的出现，学者们把主要研究精力放在了应用对策性问题的探讨上，而对体育人文社会学这一二级学科缺乏全景式、整体性的深度思索，缺乏纵深的学理性分析，具有开创性和前瞻性的学科研究成果偏少，以至于体育人文社会学几乎成为“空架子”。这种忽视学科本体理论研究的倾向极大地阻碍了体育人文社会学学科的发展，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体育人文社会学学科的边缘化命运。因此，加强体育人文社会学本体理论研究已经成为现阶段体育人文社会学走出困境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根据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发展现状来看，当前的体育人文社会学本体理论研究应在两个方面实现突破。一是体育人文社会学的理论体系。主要包括体育人文社会学的学科定位、研究任务、研究对象、研究领域、研究范畴、研究的基本内容和研究方法等。二是体育人文社会学的学科体系。主要包括体育人文社会学的学科类别划分及其科学性、学科分支构成及其相互关系。
3.2营造体育人文社会学学科研究的浓厚氛围自1997年“体育人文社会学”作为一个新的二级学科名称被正式提出来，时至今日，虽然国内有部分学者对体育人文社会学的学科理论如体育人文社会学的概念、学科性质等进行过探讨，但就总体而言，从学科角度对体育人文社会学进行研究的学者太少，学科研究的浓厚氛围远远没有形成。
实践证明，任何一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学派和理论，无不是在长期激烈的相互论争、相互批判中确立和发展起来的。体育人文社会学学科的发展也必须走勇于批判、民主论争、互相学习、互相借鉴、互相促进之路，而这条路是以浓厚的学科研究和探讨氛围为前提的。
营造体育人文社会学学科研究的浓厚氛围首先要建设好学科研究的队伍。在全国要形成以体育人文社会学学科带头人为龙头的结构合理的学科梯队，形成若干以体育人文社会学学术带头人为排头兵的学术梯队和创新团队。其次，要本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围绕着体育人文社会学学科研究中的热点、难点问题，经常性地展开体育人文社会学学科研究的学术活动，鼓励体育人文社会学工作者解放思想、相互论争、相互批判、自我扬弃。再次，以课题、项目招标等形式，鼓励跨学科、交叉学科的人员组成学术团队进行合作研究和联合攻关。最后，建立体育人文社会学学科研究优秀成果奖励制度。对在体育人文社会学学科研究中涌现出来的优秀创新成果，对其团队、集体、个人要给予精神和物质方面的奖励。
3.3提高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主体的自觉意识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主体的自觉意识指的是形成一种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者的研究精神，这种精神可能近乎一种宗教般的对体育人文社会学的热爱与虔诚，有些时候可能还是一种书呆子气，没有功利色彩，纯净透明。在当前学术研究浮躁和日益功利性的背景下，提高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主体自觉意识水平必定对体育人文社会学的发展起到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
提高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主体的自觉意识首先要提高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者的创造能力。这是由体育人文社会学作为一门新的二级学科的内在规定性决定的。其次，要提高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者不断超越的能力。因为只有研究者具备了不断超越自我、超越现实的能力，才能不断引发和引导人们对未来美好体育社会图景的观念建构和实际创造，使体育人文社会学在人的需要的被满足与人的能力的不断发展中互促互动中呈现出一种积极主动的态势，有着一种自觉地趋于更高目标的倾向，促使体育人文社会在历史的积累和革新中不断创造和不断超越。再次，要提高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者批判与反思能力。一方面，体育人文社会学的观念建构，作为一种求新性和创造性的认识活动和社会实践活动，在历史活动中表现出双向性和内在交织性的特征，决定着体育人文社会学的理论的流变性和相对性，要求它随体育实践的发展而不断修正和完善自己。另一方面，体育人文社会学是一门复杂性的科学，对同一体育人文社会现象的认识，不同的研究者可能有不同的观点，因此，同时出现多种理论和观点是完全可能的，并且有些理论与观点可能是相对立的。因此，体育人文社会学的发展需要研究者具备批判与反思能力。
3.4借助于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及其成果发展体育人文社会学在现代社会，各门具体科学愈益呈现出汇流之势。不仅存在着从自然科学奔向人文社会科学的潮流，而且也存在着人文社会科学奔向自然科学的潮流，这两股潮流已经汇合成一股势不可挡的强大潮流。这种现象的出现主要基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由现实的多样性和世界物质的统一性决定的。另一方面是由于人、自然与社会在当代大实践中更为紧密地联为有机整体，使科学知识的内部整体显著增强。“科学的这种内在联系，使每一类科学的进步在某些领域有赖于另一方的进步，科学比通常所认为的更像一个统一的整体”。［11］由此看来，体育人文社会学的发展也应寻求自然科学的支持。
首先，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要勇于运用自然科学的实证研究方法。因为无论是自然现象，还是人文社会现象，它们都有量的规定性。体育人类社会生活中存在着大量的资料，它们反映了体育人文社会现象中复杂的数量关系和结构，只有掌握了这些资料并运用数学、统计学等学科的方法加以分析，才可能对体育人文社会现象进行深入的研究。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只有以大量数量资料为依据，才能真正从传统的定性研究转向定量研究，使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从而使这门科学获得更加完备的科学形态，使人们对体育人文社会现象的认识能够更加精确。
其次，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要善于运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如果抛开以人类为中心的狭隘思维方式，就会发现人类社会也是一种自然。现代自然科学早已证实，自然界中的蚁群、狮群、猴群都有它们自己的社会结构、长幼尊卑，有明确的社会分工。为什么研究人类社会属于社会科学，而研究蚁类、猴类社会却属于自然科学？［12］因此，从此层面上看，自然科学的部分研究成果也可运用到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中。事实也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模糊数学、灰色理论、仿真技术、生态学理论、生物进化理论、工程学理论等已成功地运用到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中，并引发了体育人文社会学的飞跃式发展。
3.5实现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与体育实践的一体化体育人文社会学理论是对体育实践的反映，体育实践的性质、其开展规模的大小、深入程度的高低必然影响、制约和规定着体育人文社会学发展的水平、程度、形式和结构。体育人文社会学理论只有在体育实践中才能得到说明、理解和规定。同时，体育人文社会学理论也指导体育实践、规范体育实践。体育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迫切呼唤着体育人文社会学的进步，而体育人文社会学也正是在解释和解决当代人类在体育实践中面临的重要困难和问题的过程中走上科学舞台的。因此，从此层面上看，体育人文社会学的研究应与体育实践高度融合，走一体化之路。
首先，体育人文社会学的研究要紧紧植根于体育实践活动，以体育实践中出现的热点、难点和急需解决的问题作为重要的研究任务。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工作者应走向具体的体育实践，以敏锐的观察力和洞察力密切关注体育实践的进程，主动与具体的体育实践主体进行交流、沟通，并通过实际考察去认识体育实践的真实面目，了解体育实践主体的真实需要，从而确定研究课题。此外，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工作者应主动创造条件，建立与体育实践主体的科技联合攻关、服务关系，从而使体育人文社会学的研究更有针对性和实效性。
其次，体育实务部门要支持体育人文社会学的研究。近年来，虽然体育实务部门认识到了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的重要作用，并采取了一些措施去寻求体育人文社会学工作者的支持。但就总体而言，仍然有部分体育实务部门对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工作者及其成果存在认识上的偏差，甚至轻视体育人文社会学的学术研究和研究人员，以至于遇到难题不与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者交流或开展合作研究，而是自己研究、自我解决。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与体育实践的脱节，阻碍了体育人文社会学的深入发展。诚然，在当前的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队伍中存在些喜欢生造理论者，但同时也有一大部分渴望获得体育实务部门支持和帮助的业务好、能力强的务实者。为此，体育实务部门应改变一些传统的观念和认识，为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者提供信息、资料、课题条件和合作研究的机会与平台，从而实现双赢甚至多赢。
再次，建立健全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成果向体育实践转化的机制。体育实践是检验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成果的唯一标准。当前的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随着体育实践的发展，学术成果层出不穷，但却存在着向体育实践领域转化不够的问题。而这一问题进而又阻碍了体育人文社会学的进一步发展。从目前看，影响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成果向体育实践领域转化的因素主要有各体育实践主体工作目标与研究成果向实践领域转化目标不统一、科研人员和体育管理部门对研究成果向实践领域转化的动力不足、对科研人员实施的科研成果向实践领域转化的激励不够、各体育实践主体信息沟通不够。为此，当务之急，建立健全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成果向体育实践转化机制应从完善成果转化的目标机制、动力机制、激励机制和信息保障机制入手。
4结论
1)近10年来，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发展迅速，研究领域和研究范围持续扩大，研究成果丰硕。学科建设取得较大进展，分支学科纷纷创立，学科雏形基本形成。
2)近10年来，体育人文社会学的研究表现出跨学科、多学科的交叉研究鲜明、借鉴国外成果促进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的发展和应用性研究趋势明显的特征。
3)当前，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的发展存在着学科基础理论薄弱、分支学科发展不均衡、研究整合程度不高以及多层次、多序列、多形式的立体网状结构学科体系还没有形成等问题。
4)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的发展应加强本体理论研究，现阶段应在理论体系和学科体系的构建上实现突破。
5)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的发展应培养研究主体的自觉意识，提高研究主体的创造能力、不断超越的能力和批判与反思能力。
6)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的发展应注意营造学科研究的浓厚氛围，并借助于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及其成果开展研究。
7)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的发展要紧紧植根于体育实践活动中，体育实务部门要支持体育人文社会学的研究，同时要建立健全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成果向体育实践转化的机制，最终实现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与体育实践的一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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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社科的研究方法篇2
关键词：教育研究；方法论；科学方法；科学精神
一、教育研究界关于科学方法的不同立场
2001年12月28日，北京大学教育学院的一次研究生课上，该院擅长定量研究（quantitativeresearch）的两位专家与以质的研究（qualitativeresearch）见长的两位专家组织了一场别开生面的题为“两种教育研究范式的对话”的座谈会。该座谈会吸引了校内外近百名师生参加，质疑问难，观点鲜明，气氛活跃。
数学和教育经济学背景的学者a相信，社会世界中存在着客观规律，社会世界是实际存在并可以认识的，可以通过事物之间的数量关系来揭示它们之间的内在关系；定量研究以追求客观、科学、理性和合乎逻辑为目标；教育研究的功用之一在于为政策制定服务。自然科学和教育经济学背景的学者B认为，研究范式可能反映了研究者对于自然世界和社会世界的基本认识观的差异，然而，保持开放的心态、掌握各种研究范式的基础、在运用这些研究范式不断解决具体研究问题的过程中领会其精髓是最为重要的。
英语专业和教育人类学背景的学者C相信，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不存在一个独立于人之外的客观实在；社会世界是在人际互动和语言沟通之中建构起来的；研究者只有深入研究现场，深入被研究者和被研究者现象，才能获得真正的“理解”和“解释”。教育学背景的学者D认为，我们研究可能面临三种不同的事实，即自然事实（物理事实）、社会事实与心灵事实，这也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的分别；社会事实探究已经发生的故事，心灵事实谈论的是应当发生的故事，教育学既然是人学，其中关于心灵事实的层面以及部分社会事实的层面，就不适宜用自然事实的“规律”来统摄。
惋惜的是，不同专业背景和研究取向的学者各执一端，“独白”自己所持的研究立场，就研究范式问题难以形成“对话”，较少达成共识。
诚然，关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范式的争论由来已久，上述座谈会只是人文社会科学和教育研究范式论争在中国背景下的“复演”。譬如，1989年3月25～26日，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古巴（egonG.Guba）在旧金山组织了关于研究范式的研讨会，并于翌年出版会议论文集《范式对话》（theparadigmDialog）。从更为广阔的学科领域来看，在近现代西方思想史上，笛卡尔、康德较早注意到了研究自然世界与研究人的世界的方法论的差异问题，后来的思想家如狄尔泰、迪尔凯姆、胡塞尔、李凯尔特、韦伯等都就社会科学或人文科学的研究方法论发表过独到的见解。
在教育史上，对“教育学科学化”的吁求与“教育学是人文科学”的宣称并行而进、此起彼伏。典型地，在德国，出现了“科学教育学”与“文化教育学”（Kulturpaedagogik，或精神科学教育学）的对峙。由狄尔泰、斯普朗格、李特、李凯尔特、福利特纳、鲍勒洛夫等组成的延续近二百年的德国文化教育学派各家虽则观点有别，但其基本主张是一脉相承的：对科技发达时代人的生存状况进行反思，认为现代科技文明造成了“非人化境遇”，在技术统治时代，人的价值、意义面临失落的危机；将教育—文化—人三者连接起来，融为一体，把教育（Bildung、erziehung）看作一个人生完成、文化变迁的永恒过程，注重教育对人的价值和意义的提升。20世纪初，德国学者梅依曼和拉伊另辟蹊径，力倡把教育研究从哲学思辨传统中脱离出来，走科学化、实验化的路径，要求通过科学的验证来发现和陈述事实。1901年梅依曼首次提出了“实验教育学”的称谓，要求通过科学实验的验证来发现和陈述教育事实。数年后，拉伊在其代表性著作《实验教育学》（experimentellepaedagogik）中提出，只有通过实验与观察，在有意识地简化要素条件下研究教育现象中各种复杂的因果关系，教育学才能成为一门科学。
一个多世纪以来，人文社会科学的各种理论、方法与技术蓬勃发展，研究方法日趋精细，并陆续引入教育研究领域，促使教育研究呈现出不同的取向和形态。但是，从研究范式上看，如国际著名学者胡森（torstenHusén）指出的，教育研究基本上不外科学范式（scientificparadigm）与人文范式（humanisticparadigm）之列。实际上，在中国内地，关于教育研究方法论的论争主要不是表现为关于量的研究（一般称为定量研究）与狭义的质的研究的认识分歧，而是表现为关于科学研究范式（包括教育实验、问卷调查、数理分析等研究方法及相应的研究信念和成果形式）与人文研究范式（突出地表现为思辨、历史文献研究，以及近来兴起的深度访谈、自然观察、实物文本分析、叙事研究等研究方法及相应的研究信念和成果形式）的论争，或者说关于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的论争、关于实证研究与规范研究的论争。
人文范式的教育研究者批评教育研究中的“科学主义”倾向：“由于科学主义的倾向，今天的教育学成了一种纯粹描述的东西，使得以人为关注对象的教育学把人放在了自己的理论视野之外；在语言的论述上，所见到的只是逻辑的或科学的语言”。重微观轻宏观；重应用轻积累；重技术轻原理；重定量轻定性；重现实轻历史；重事实轻价值。有学者在论证教育学的文化性格（即境域性）时提出：“随着教育学科学化运动的继续深入，特别是许多心理学家独占教育学之鳌头，教育学的语言出现了‘客观化’、‘逻辑化’和‘中性化’的倾向，隐喻，特别是那些能够有力地说明问题的隐喻倒真是不多见了。……教育学成了一个只有血肉（科学材料）和骨架（逻辑概念）而没有意识和灵魂的‘植物人’。”最近，又有学者明确宣称：“教育即培养人。育人即培育人生，构建人生历程，引导并含蕴人生的意义。教育学即育人之学，育人之学理当关注人生的培育，关注人生意义的建构，关注人生意义的实现。关注人生，这是教育学作为人文学之根本。……教育学不可能全面知识化，教育学思想的魅力就在于去激励、引导、启发人们去‘思’、去‘想’教育的‘问题’。如果教育学力图为自己建构严密的、规范的教育学知识框架，这就意味着教育学的自我终结。如果说目前的教育学还只是‘准’教育学或‘准’科学，那么它今后也不会成为严格意义上的‘科学’教育学。”这些学者并非简单地反对在教育研究中运用科学方法，而是表达了对教育研究中“唯科学主义”倾向的担忧。
持科学范式的教育研究者关注研究方法论问题，如闵维方教授、丁小浩教授提出，“研究方法论本身的价值常常超过了研究所得到的某个具体特定的结论的价值”。但总的来说，很少有人就此撰文发表见解，而且较少对针对“科学主义”教育研究的批判做出书面回应。他们信守自己的研究范式，“客观”、“科学”、“精确”、“严谨”、“规范”、“先进”等，这些是他们对其研究的自我评定。事实上，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在教育研究领域，中国内地学者已经完成了一些规范的、有说服力的实验研究和实证研究，如中科院心理所卢仲衡研究员主持的长达二十多年的“中学数学自学辅导实验”、北京大学厉以宁教授等主持的“教育经费占Gnp比例的国际比较研究”，等等。
在中国内地，与心理学研究和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样，虽然近年越来越多的学者提倡教育研究中实现科学范式与人文范式的沟通和融合（一般提法为“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科学范式与人文范式相结合”），但是两种研究范式是否可以融合、如何融合成了难解之题。由于知识背景和研究信念的阻隔，将两种研究范式较好地结合起来的教育研究范例屈指可数。整体而言，科学方法在中国教育研究界，其命运截然相反：要么受推崇，要么被拒斥。
二、科学方法在教育研究中的适用与限制
在世界各地，关于科学的涵义的认识并不一致。譬如，在英语世界，科学（science）指“涉及对物质世界及其各种现象并需要无偏见的观察和系统实验的所有智力活动。一般说来，科学涉及一种对知识的追求，包括追求各种普遍真理和各种基本规律的作用”。在这里，科学是自然科学的代名词。在德语世界，科学（wissenschaft）的涵义则要广泛得多，包括一切有系统的学问，不仅包括自然科学，还包括经济学、法学、哲学、历史学、语言学等社会科学和精神科学，甚至包括宗教、艺术，教育学属于科学之列。德文“科学”的词根wissen的涵义是“知识”。虽然关于科学的理解并不完全相同，但是主流的科学世界观认定，世界可以被认知。“科学假定，宇宙间的万事万物都以恒定的模式发生和发展，通过认真的、系统的研究可以认知”，（通过人们运用智慧，借助加强感官的仪器）各种特性的模式是可以发现的，宇宙间存在适用的基本规律。科学特别是自然科学以无偏见的观察和系统的实验作为主要研究方法。观察和实验方法被奉为科学之圭臬，在科学探究活动中是适用的和不可或缺的。
从16世纪起，科学实验开始成为独立的社会实践形式。经由伽利略首创、培根论证的实验方法论对近代科学的兴起和发展起了关键作用，其基本思想在现代科学实验观念中大致都保存下来。实验成为自然科学中占主导地位的研究方法后，经由心理学而引进入教育领域。在教育领域，从一般教育实践中的试验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科学的教育实验的形成和运用，前后凡二百余年，这其中经历了从物理学生物学实验生物学、实验心理学实验教育学的发展演变。20世纪初，形成了实验教育学派。实验教育学派以自然科学方法为典范，以实证主义为哲学基础，主张通过观察、统计、实验等方法研究教育行为，与思辨的、内省的教育学分道扬镳。此后，经过几代教育学家、心理学家的努力，实验与数理方法相结合并运用于教育研究，形成了注重定量研究的教育实验基本研究方式，实验方法成为一种公认的教育研究方法。采用这一方法的研究者根据研究目的，合理地控制或创设一定的条件，从而验证假设、探讨教育现象的因果关系。不少学者认为，教育实验研究方法的形成，有利于克服教育研究中的主观性和偏见。
与实验方法密切相关的是观察方法。观察是指人们有目的、有计划地通过感官和辅助仪器，对处于自然状态下的客观事物进行系统考察，从而获得经验事实的一种科学研究方法。科学研究中如果没有关于研究对象的原始材料，就无法深入认识事物的本质和事物之间的内在关系。通过对教育领域某一现象及变化过程进行全面、深入、细致的观察，可以获得关于该事物较为翔实、客观的事实材料。对客观事物的观察还有助于检验某种教育理论是否正确，有助于形成新的研究课题。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一些新的仪器设备延伸了教育研究者的感官，使研究者的观察能力进一步提升。例如，功能性核磁共振显像（fmRi）是一种拥有高度空间解像和清晰显像的仪器，它可以描绘出身体和大脑的三维结构和组织。运用这种技术和仪器，可以观察到被试在接受不同方法的语文教学后，大脑处理语言文字时认知神经活动的情况，进而判断哪一种相应的教学方法更为有效。
数理研究方法不断发展和统计工具不断完善，以及它们在经济学和社会统计中的成功运用，促使教育研究中的数量分析不断开展起来。随着教育逐渐演化为一项巨大的社会事业，教育领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需要研究的复杂化数量问题；同时，数理研究方法和统计工具的不断发展完善，使得对一些大型样本和数据库进行数量分析成为可能，相应地产生了一些有说服力的研究成果。上文提到的厉以宁教授等主持的“教育经费占Gnp比例的国际比较研究”，就是内地一项成功的教育经济研究，并有力地影响了政府的教育投资决策。
实验、观察、数理分析和测验等研究方法在教育研究中的运用，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一样，具有共同的哲学基础和信念。这一信念就是，坚持实证主义的理论基础，认为存在客观实在，客观世界存在普遍性的规律；把社会当作物质（如迪尔凯姆提出的把社会事实“视为物”来处理），以研究物质的方法来研究社会现象，相信这有助于祛除成见、达致客观；以自然科学为典范，主张通过经验—数理方法而获得精确的、普遍性的知识。
主要以实验、调查、测验和数理分析等自然科学研究方法进行的实证研究（empiricalresearch，另译经验研究）适用于下述研究，并具有以下特征：（1）适合于宏观研究，以发现趋势性的特征。譬如，内地关于高等教育（作为社会经济部门之一）的产出乘数和影响力系数的研究。（2）适合于对社会现象进行数量化的因果分析和相关分析，发现趋势性的因果规律和相关规律。例如，在国际范围进行比较，研究教育经费投入与GDp之间的数量关系。（3）能够证实或证伪已形成的理论假设，并不断地修改或完善已有的理论假设。几十年来，儿童心理、学习心理领域的许多理论就是通过验证或证伪方法发展起来的。这一点，类似自然科学研究的“累积效应”。（4）研究结果可以做概念上的推断演绎，只要测量尺度、数据类型符合数学模型的要求，推断就是有代表性的、可推广的。（5）实证研究具有一定的客观性，具有明确、具体的操作程序，结果检验有具体的检验手段和系统的评估标准，基本可以保证研究操作和结果的可重复性。由此可见，在教育领域中，在宏观研究、因果分析、规律性和趋势性问题分析及验证推演方面，自然科学方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毋庸置疑，科学方法在自然科学研究中是适用的、可行的。自然科学方法经过改造后，移植到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等研究领域中，促使这些研究领域发展成为较为成熟的社会科学学科。当然，关于在经济学等社会科学研究中采用科学方法，仍然存在争论。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哈耶克（Freidricha.vonHayek）批评了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企图以自然科学方法研究人文社会界，认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极为复杂，不能仅凭数据和量化证据达成探究过程；他还指出，不但在经济学领域，“普遍地在与人有关的其他学科中，貌似科学的方法其实是最不科学的”。就教育研究而言，问题似乎更为复杂。
教育研究者面对的是一个有意义的、价值关涉的教育世界。在教育世界中，既存在科学世界范畴，也存在生活世界范畴。教育是一种非常复杂的社会现象，它首先是一个人的培养过程，一个活生生的学生成长过程，然后才衍生为一项社会事业。教育中的许多问题，需要采取不同的研究方法从不同的角度去探讨。教育世界中的微观问题、深层问题和价值关涉问题，需要研究者进行深入细致的描述和分析，需要深层的体验和思考；教育活动是动态的而非静态的，因而需要研究者对教育活动的整个脉络进行详细的动态描述；微观的教育活动特别是课堂活动、师生交往活动是一种自然情境，在自然情境下研究教育活动者的经验世界，研究结果可能更切合教育活动者的生活实际，研究结果的运用更具有针对性。此外，教育的目的、理念、制度和道德人格等价值关涉问题，难以采取纯粹的量化研究方法，而是需要运用哲学、历史、比较等方法进行考察，或者综合运用各种研究方法。一些倡导但不拘泥于科学范式的教育学者觉察到了这一点。譬如，力倡教育研究实验化的梅依曼否认实验教育学可以包括教育学的整个领域，他还详细论证了实验教育学的研究范围。
杰尔纳（eernestGellner）提出的“只有一种人，还是有许多种人？只有一个世界，还是有许多个世界？”这个本源性问题，在国际及国内教育研究界都表现出不同的回答。有学者认为，社会科学（包括教育学）“能否达到像自然科学那样的发达程度，取决于社会科学的研究者有没有能力去发现、鉴别和研究人类特性与人类活动中的恒常性质”，“一切区域、一切种族的人们都有着相同的基本分子结构；他们有着组成大脑结构的相同的神经系统；一切个体的生长方式也都是相同的。这些限定着人的生理和心理行为的共同特征来自共同的基因组成”，“区别是表面性的，主要是来自一代又一代人对环境的适应；相似则更具有根本性，因为它们是一种共同的人类本质的体现”，“可以说全体人类都属于一个种类，只有一个人种”。持类似观点的内地学者坚持自然科学的世界观，并坚信社会世界存在与自然世界一样的规律，可以通过科学方法来揭示这种规律。在另一类教育研究者看来，物质世界存在客观规律，但是这种规律不能迁移到社会生活世界中来；社会世界中或许存在宏观性的发展趋向，但是历史是一次性的、不可重复的；每一个个体的情感和行为是独特的，个体的价值是独一无二的，区别和差异是显著的，正是个体的差异组成了社会世界的丰富多样性。后者还认为，探讨人类的基本分子结构或大脑结构的神经系统，这属于生命科学的范畴，探究的是“物质人”的规律；教育研究者面对的是有价值、有意义的人的世界，研究对象是由有情感、有意识的人组成的教育活动（主要表现为课程、教学和课堂），不能采用把人“还原为物质”的自然科学方法来研究教育活动，教育研究需要体认、理解与解释；其中，还不断有学者宣称教育学是人文学科，是一种关于人的独特知识，这门学问探讨无规则可循的人的精神世界。
可见，科学方法在教育研究中是适用还是有所限制，迄今还没有一个统一的答案。是采用科学方法还是采用非科学方法（non-scientificmethod，不一定是反科学方法），与其说与研究者的专业背景相关，毋宁说与研究者的世界观、人性论、研究信念关系更为密切。虽然人文科学背景的教育研究者采用自然科学方法的比较少，但是深谙自然科学方法转而以哲学、历史、比较方法或质的研究方法从事教育研究的学者并非凤毛麟角，人文科学背景的教育学者力倡自然科学研究范式的也时有出现。
鉴于对自然科学方法的限制的认识，近年来，后实证主义、批判理论、建构主义得到了内地众多教育学者的大力提倡，后现论和其他非理性主义（如存在主义）亦为一些中青年教育研究者所推崇，质的研究方法于数年前引进内地后逐渐被一些学者、研究生和中小学教师所接受和采用；实证研究在教育政策制定中受到了倚重，但是在教育研究界并不具有“话语”优势。于是，有人认为，在缺乏科学传统、实证研究为数甚少的内地教育研究界，质的研究和后现论是一种“奢侈品”，教育研究更迫切需要的是科学方法。
三、作为教育研究者必备品质的科学精神
在我国教育研究界，关于科学方法的论争，就如国外延续了数百年的人文社会科学方法论的论争以及延续了一个世纪的教育研究方法论的论争一样，不会有答案，但还会不断延续下去。进入不同教育研究者的视界的教育问题不一样，他们采用的研究方法差异甚殊，但是，有一种共同的研究信念和气质应当贯通于不同的教育研究群体中，这就是科学精神。
科学精神受到我国学术界的关注，由来已久。1922年，梁启超先生就“科学精神”问题做专题演讲。他指出：“有系统之真知识，叫做科学。可以求得有系统之真知识的方法，叫做科学精神。”梁启超对科学方法的涵义以及中国学术研究由于缺乏科学方法而带来的病症进行了精辟的分析，但是囿于时代，这位启蒙思想家的理解难免有所偏差，他所提出的科学精神实为科学方法。
科学精神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科学精神源于自然科学，可以概括为求真求实求准：求真就是注重对事物内部联系和内部规律的探索，强调由兴趣激发纯粹求知的探索；求实就是讲求以实验为依据，认识真实的、可重复推广的现象；求准就是讲求定量上的准确描述。广义的科学精神则是指由科学性质所要求的、贯穿于科学探究活动之中的基本的精神状态和思维方式，是体现在科学知识中的思想或理念，它不限于自然科学领域。下文所指的科学精神是在广义上使用这一概念。
科学精神不同于具体的科学研究方法，前者属于更高层次的方法论原则或探求真理的精神境界。科学精神是一种追求真理的精神，是科学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叶澜教授提出，科学方法在教育研究中要“有条件地适用”，“但科学的精神，不以臆想代替事实，以事实为根据作判断，遵守人类语言、理论表达、交流的一般逻辑要求，则具有普遍的意义”。求实、怀疑、批判、严谨、坚持、协作、无偏见等，这些都是科学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科学精神不独体现在自然科学研究中，以及采用自然科学方法进行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一项严格的实证—实验研究或定量研究是建立在科学精神的基础上的。但是，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哲学思辨、历史研究、比较研究，所采用的主要不是自然科学的方法，只要其是严格的研究，其精神气质就是科学的、求真的。譬如，质的研究者的世界观与科学范式的研究者不同，前者认为在研究中不存在独立于人之外的客观实在；在研究取向上，前者不追求研究的纯粹客观性、精确性、可重复性。但是，质的研究者要求研究必须有深入、细致、系统的调查材料作为基础，从研究者自己收集的资料中寻找有意义解释或理论的根据。质的研究不是一种模糊的、包罗万象的方法，而是有一定科学规范和明确要求的分析方法。可见，一项严肃的质的研究，是符合科学精神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研究问题不同，方法必然有所区别，但是科学精神却是在做任何一种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应当具备的。在教育研究领域，莫不例外。
“科学”研究并不完全取决于研究中所采用的特定方法。事实上，对一种现象的探究可以采用数种方法，在每一种方法内又可以选择不同角度，没有一套规则或“科学方法”能够告诉研究者如何去开展各自的研究。由研究者开创的研究完全依赖于研究者自己的创造力，设计出特定的方法，去发现和检验某个系统中的一贯样式。当然，在研究过程中确实存在一套非正式的程序，在表述研究结果时同样应力求精确严密。对人文社会科学和教育研究而言，研究方法是具体的，渗透在整个研究过程中的科学精神则具有更根本的意义，应该由科学精神来引导选择研究方法、设计研究途径、实施研究过程，最终表述研究结果。
以下结合对中国内地教育研究现状的考察来讨论涵养科学精神在教育研究领域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笔者依据对我国规则最高、影响最大、稿源最丰富的教育类学术期刊——《教育研究》（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主办，月刊）2001年所登载论文的分析予以佐证。
2001年度，《教育研究》登载各类文章204篇，其中研究论文165篇，其余39篇为学术访谈、会议综述、书评、课题成果简介等。在165篇研究论文中，笔者根据论文作者所主要采用的研究方法进行了有关统计，各类研究论文分布如下：思辨类论文115篇；历史文献研究论文14篇；比较研究（主要是国别研究）论文14篇；调查报告12篇；实验报告7篇；数理分析论文3篇。可见，2001年度《教育研究》所登载的论文主要为以思辨、历史文献分析、比较研究等方法完成的“定性研究”论文，占86.7%，这其中思辨类论文在数量上又占有绝对优势。采用“定量方法”或自然科学方法完成的调查报告、实验报告和数理分析研究论文共计22篇，仅占13.3%。需要指出的是，在思辨类论文中，严格的哲学思辨论文并不多；不少论文缺乏理论提升，或者缺乏严密的逻辑推理，或者没有建立在对教育事实的系统分析之基础上，属于议论性而非论证性作品。从这一年份《教育研究》所载论文情况，可以窥见内地教育研究的现状。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内地的教育研究有了长足的进展，从经验走向理论，研究方法日趋丰富，研究逐步规范，取得了一些突破性的研究成果，对于揭示教育教学规律、改进教学质量、提高教育决策的科学化水平做出了相当的贡献。但是，教育研究的现实仍然不容乐观，提高教育研究的水平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有研究者通过对内地20年来教育研究方法和资料分析方法的研究，归纳了教育研究在方法论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不注重方法论，教条主义、经验主义、思辨倾向严重，大量的文章是解释或综述性的，实证研究比例很低；研究方法单一化，定性研究传统仍然占主导地位，实证—实验方法有了一定的发展，但是有些实证—实验研究者又固守实证方法而忽视或贬抑其他方法，各种研究方法缺乏融合和互补；研究方法落后，质的研究很少应用，现代数学和自然科学成果迟迟未被引进到教育研究中来。
中国内地教育研究者一般来自教育学或人文学科背景，教育专业研究生的来源要多样化一些，但是理工科背景出身者仍属少数。教育研究尚未走出思辨传统，实证研究还需要大力开展起来。在这种背景下，时有人文类教育学者对“唯科学主义”发难，科学范式的教育学者保持沉默，无怪乎有识之士要为教育研究中的“科学主义”辩护，反问：没有“科学”，何来“主义”？这是在维护自然科学的教育研究方法，更是在呼吁一种科学精神。
由于知识背景和研究信念的差别，在教育研究者界存在斯诺（C.p.Snow）所指陈的“两种文化”的对立，门户之见颇深，龃龉不断。在一些非正式场合，科学范式的教育研究者非议同行中的非实证研究者“写文章，不是做研究”、“写故事”、“凭空臆想”、“拍脑袋”；人文范式的教育研究者反唇相讥，认为对方“机械移植自然科学方法”、“把人工具化，失落了人的价值”、“没有思想”、“做习题”。总之，事实与价值、量与质、工具理性与目的理性等的二元分割明显阻碍着不同教育研究群体的交流与对话。由此可见，内地教育研究方法论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不是研究方法的问题，培养科学精神可能更为紧迫。这是因为，有了科学精神的指引，研究者就会更自觉地学习专业知识和专业相关知识，掌握并恰当地运用研究方法。对于内地教育研究界而言，涵养、弘扬科学精神比学习、掌握研究方法更带有根本性。当然，研究方法的训练十分重要，教育研究者需要熟练地掌握一种或一种以上的基本研究方法，对其他的主要研究方法也要有所了解。
应当指出的是，倡导科学精神并不意味着忽视、否认人文精神在教育研究中的重要性。科学求真，人文求善，但是，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并不矛盾，二者之间的冲突只是其表象而已。科学追求真理，认识自然和人赖以生存的物质世界，使人获得自由与幸福，这与强调人的价值、尊严、自由、幸福的人文精神是内在地和谐一致的。教育的对象是人，教育研究的对象是由人构成的教育现象。在教育研究中，可能存在科学范式与人文范式的对峙，教育研究者可能会侧重使用各自熟悉的研究方法，但是，在气质追求上，任何一项真正的教育研究都应该是融合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研究。提倡“科学范式与人文范式相结合”、“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实际上是“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相结合”在方法论层次上的反映。
人文社会科学和教育研究中的不同研究范式是在不同的世界观下形成的，各种广泛使用的研究方法无一不是人类长期进行知识探索和知识积累的结晶，各种研究方法各有各自的合理性和适用范围。在教育研究中，厚此薄彼，排斥异己，是科学精神的对立面。科学范式的教育研究者与人文范式的教育研究者携手合作，培植科学精神，造就学术共同体，是为教育研究之必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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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社科的研究方法篇3
关键词：社会科学方法论：英语学习
通过对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学习，我对它与英语学习有了更深的了解跟体会。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为英语学习的现实问题提供了解决问题的科学方法论，对当今英语学习具有重大现实意义；作为英语方向的研究生，要提高英语理论思维能力，掌握研究英语学习的正确方法。下面，我将从五个方面谈论社会科学方法论与英语学习的关系：
一、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概念和特点
方法论是关于方法的理论。包括“论方法”和“方法论”。方法论需要哲学思维，但不仅有哲学的方法论，而且有科学方法论和技术方法论。社会科学方法论是相对于自然科学方法论而言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是指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论，是建立在社会科学研究的各种方法之上的，除了论述这些方法，进一步阐明这些方法的客观基础、本质根源、基本特征及其运用的原则。而在当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呈现出相互交叉、相互借鉴和彼此融合的趋势。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可以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可以为各门社会科学的研究提供基本原则和合理途径，从而有利于人们在科学的方法论指导下从事社会历史问题研究，进而正确分析、选择和运用各种具体的社会科学方法。人文科学方法论是主张以理解方法论以个人主义开展社会现象研究的方法论：自然科学方法论则是主张以实证方法论从整体主义开展社会现象研究的方法论。
二、社会科学方法论是创造性的开放体系
创造性和开放性是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本质属性。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在与社会实践的互动中展示出自己所特有的开放性，我们应当自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认真总结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借鉴和吸收人类一切文明成果，直面当代人类文明发展中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各种理论和方法，通过深入研究和探索，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因此，我们在学术研究中，要尊重实践，认真观察现象，针对不同的现象和问题采取相应的理论进行具体分析。同时要时刻关注国内外学术科研的发展动态，顺应各门学科研究发展的客观规律，把握学术前沿。
掌握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是我们进行研究和学习的重要基础，对提高研究成果的科学性，具有重大意义。使我们认识到了正确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树立正确的学术理想，逐步形成社会科学研究的正确方法，使我们关注当代中国和人类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关注国内外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和重大成果。使我们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提升，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在学术创新和发展中的重大作用。
三、英语专业研究生学习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意义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是以实践为基础的研究方法，掌握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是我们进行英语研究和学习的重要基础，用科学的理论方法指导英语研究思路，对提高英语研究成果的科学性，具有重大意义。在当今社会，全球化的浪潮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社会越来越开放，英语学习也越来越注重实际的应用。
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同样有着开放性的特点。其生命力在于与时俱进，不断开放。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表现在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二者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英语专业研究生的学习同样离不开开放性。我们既要开放自己，在英语的学习上始终保持与时俱进，跟着时代的潮流；同时在英语学习中也要对外开放，主动的与他人沟通，以提高自己的英文实际应用水平。
人文社科的研究方法篇4
关键词：省属普通高校研究生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课问题解决思路
一、研究生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课的主要任务
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是指社会科学研究为发展和完善社会科学理论在搜集和整理社会科学实践经验数据并开展理性思维的过程中所采用的一切途径、手段、工具和方式。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一般包括方法论、研究方式、具体研究方法。［1］方法论问题历来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关键问题，方法论的突破意味着相关学科领域研究深化。然而在我国，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学的发展与更新一直比较滞后，尤其是在大部分省属院校研究生教育对学生研究方法训练的系统性和前瞻性还存在明显不足。重视研究方法是一门学科趋于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跟社会科学理论同等重要，社会科学方法论甚至构成了社会科学理论的核心。
研究生阶段的人才培养，要培养研究生综合运用所学的知识进行科学研究，提高其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研究生阶段的社会科学方法教学的主要任务，是解决学生撰写学位论文乃至今后进行科学研究的方法和工具问题。提高研究生运用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能力，对学生论文写作能力的提升大有益处。规范研究生的研究方法还能提高人才培养的质量和层次。在教学中应该注重对实证研究方法的教学，使受教育者在研究生阶段培养理论联系实践，尊重社会事实，一切从实际出发的良好研究素养，为将来用科学的方法进行研究奠定基础，为我国社会科学的发展作出贡献。
二、省属普通高校研究生培养与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存在的主要问题
首先，在省属普通院校，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应用的整体基础还比较薄弱。通过对所在院校社会科学类研究生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课的教学经验总结和对吉林省部分省属高校有关教学情况的个案研究发现，目前一些省属高校尚缺乏掌握主流研究方法即实证研究全部技能的研究人员和培养这些人才的教育机制。一方面，部分硕士研究生培养单位的指导老师所掌握的资源（纵向和横向的课题经费）不足以支撑实证研究的支出。另一方面，部分导师和其学生还没有很好地形成优势互补的研究团队，理论研究上多进行规范分析，而缺乏实证的研究。当前部分研究中体现出研究者对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掌握还不够成熟，或者重理论而轻方法。
同时，在部分省属普通院校，对研究方法领域的教学还存在许多薄弱环节。我与部分同行交流，以及在授课和接受一些研究生关于论文中方法方面问题的咨询的过程中发现，部分学生面临的方法方面的问题亟待解决。比如不会选题，对研究问题的确定偏重于依赖专家或导师意见，难以在符合专业方向的论域里发展出感兴趣又有能力操作完成的论题，不会界定研究问题，不知道什么是好的、能激发读者兴趣并且有价值、潜力的选题，等等。有些学位论文没有研究问题，研究的论域和论题都没有明确的界定，把研究的论域具体化为论题的时候存在一定的困难。出现这一问题的原因也许不是单纯的研究方法方面的不足，但是通过方法方面的引导，可以改善在选题过程中的盲目性。再比如，有的研究论文没有明确的研究假设。学位论文应该如何提出研究问题或研究假设？不少论文在这个方面比较混乱。［2］一些学生只在导论中提到研究目的、研究问题或假设，而在后面的文献回顾及研究方法等章节均没有涉及研究问题或研究假设。显然是为了提出研究建设而提出研究假设。还有学生在论文文献回顾中，根本就没有涉及文献回顾所涉及的有关其他研究与本研究之间的关系。还有一些论文在提出研究假设时很突然，前人的研究成果与自己的假设之间的逻辑关系没有介绍清楚。此外，还有一些论文中对统计学的一些基本方法，如均值比较，相关分析等不理解统计软件给出结果的含义，这些都直接影响了学生学位论文写作和其今后的研究能力。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初步估计一方面与这些院校的生源跨专业甚至跨学科现象比较多有关，另一方面也与这些社会科学类研究生缺乏应有的方法方面的指导有关。
以上问题反映出了研究生的研究方法实际应用和方法课教学中的一些缺陷，希望能在教学中引起重视，加强对学生在这方面的训练或指导。
三、教学中解决问题的思路
1.促进研究生选题能力的提高
研究生在自己的研究方向上选择“合适”的研究题目，并开展研究，也许不是研究方法课能够解决的问题。但是在研究生培养过程中，学位论文的选题无论如何都是不能回避的问题。在授课的初期，应该在讲授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基本问题后，在进行讲授研究设计、研究假设、研究方式、研究方法等内容之前，用适当课时通过实际案例，介绍哪些是合适的选题或好的选题，某些选题存在哪方面的问题，让学生自己去鉴别、分析、讨论、思考。引导学生在自己进行选题之前，要先会鉴别他人的选题，督促学生阅读其研究领域内重要的刊物和作者的文献。
2.着力解决研究规范性问题
科学研究要遵循学术规范，包括选题的确定、研究的设计、数据的收集和分析、结果的表述、论文的结构等。加强研究生研究方法的训练，重要的一环就是强调学位论文的撰写要遵循学术规范。一方面是对研究程序的理解问题，如研究问题或假设与文献回顾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是对研究方式和方法的深化问题，如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之间的关系如何结合使用，什么样的问题适合定性或定量研究。教学中应采用研究生论文的案例（包括部分学生的课程论文与学位论文的研究方法分析与鉴别、课堂与调研作业）进行教学，在经验层面探寻研究生科学研究中的方法欠缺，澄清存在的问题，找到优势。从研究选题的论域、研究问题、研究假设、统计假设、统计分析、软件应用、结论讨论等方面分析研究生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规范，进行案例比较和分析，加深学生的直观理解和印象。对于统计基础薄弱的学生，则应深入浅出地介绍如何根据研究目的与数据类型选择统计方法，为学生应用、解释统计软件输出结果奠定基础。
3.明确研究生与本科生方法课的差异
研究生阶段的方法课与本科生阶段的方法课，除了在深度、课时方面存在不同之外，在教学的方法与侧重点上也存在很大的区别，其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也不同。如果说本科生阶段的研究方法教学还主要是传授有关知识，那么研究生阶段则应该促进学生掌握实际研究的能力。把知识过渡到实际的研究与科研论文撰写能力，要考查知识结构与实践能力是如何建构的。总结、归纳研究生与本科生社会科学类研究方法课程的教学的异同，特别重要的教学环节是实践教学。通过课内实践和一定强度的课外实践作业，通过“亲历”，激发学生进行社会科学研究的热情，使学生投入研究对象或研究对象所在的社会情境中去，自发地掌握科学研究的规范与技巧。包括文献综述写作的训练、主要研究方式的应用、问卷的设计、访谈技巧等，都需要亲自操作才能有深刻的印象。因此，教师要加强教学过程的课外督导，以对学生高度负责的态度提供具体的、个别的指导。
综上所述，加强研究生在研究方法方面的训练，能使他们掌握并运用所在学科领域的研究方法，提高论文写作能力，并为今后的学术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在教学过程中，既要对研究生阶段的培养任务与要求有明确的认识，又要充分考虑到省属普通院校的生源实际情况，采用有针对性的教学方法，在教学中着力解决研究生研究过程中不会研究或研究不够规范的问题，协助学生从研究问题的确立入手，发展既具有研究价值又具有实证特点的研究问题，并深化学生的研究能力和实际操作能力，使之规范地开展研究，提高研究层次，从而切实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
参考文献：
［1］林聚任，刘玉安.社会科学研究方法［m］.山东人民出版社，2008：22-24.
人文社科的研究方法篇5
一、近现代社会科学的形成与分化
科学技术的发展经历了一个由整体化（古代）到专业化（近现代）再回到整体化（当代）的发展过程。近代各门实验科学在分化出来以前，是以自然哲学这一整体化的形式存在于哲学的母体之中的；而近现代各门经验社会科学在分化出来以前，则以道德哲学或人文知识的方式存在于哲学的母体之中。可以说，在文艺复兴以前，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知识，其研究与教学事业是整体化的。
自文艺复兴开始，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各门实验自然科学纷纷从自然哲学的母体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学科领域。从16世纪开始，人文社会研究也试图以某种方式获得经验确证，从而发展出系统的世俗知识，即开始了社会研究的科学化的努力。但是，近代的经典科学观的一个基本前提是笛卡儿的二元论，即物质与意识、人与自然、物理世界与社会及精神世界的分离。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这两种文化从一开始就出现了分界。这一点我们可以从1663年托马斯·胡克为英国皇家学会草拟的章程宗旨中得到清楚的证明。胡克写道：皇家学会要“通过实验手段增进关于自然万物的知识，完善一切手工工艺、制造方法和机械技术，改进各种机器和发明”，学会“无涉于神学、形而上学、伦理学、政治学、语法学、修辞学或逻辑学。”
到了上一个世纪之交（18世纪末—19世纪初），各门实验自然科学以及数学已经成熟，并且占据了人类知识领域中的至高无上的地位。自然科学家并不把人文社会知识当作科学，而社会科学家则以自然科学为榜样，为社会知识的科学化（科学的客观性、可证实性、定量化、形式化和精确化等）而努力。
进入19世纪，随着西方工业化、城市化、大学改革和经验研究的成长，社会科学知识的产生逐步变成一种相对自主的、由自己特殊的程序或方法所指导的活动，并逐步建立在系统的经验数据的基础上。在19世纪，社会科学作为了解和控制日益复杂的社会的手段成长起来，先是以统计学和人口统计学的形式，后以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等形式确立起来。这一时期社会科学新的且最重要的东西，是理解社会及其问题的程序或方法从根本上发生了变化，即想象的、神秘的、天启的东西让位给科学。这反映了经验的、定量的以及形式化科学方法的成长。这种方法论上的变化，并不仅仅是经验科学发展对经验主义认识论原则的承诺，以及社会研究模仿自然科学尤其是物理学研究方式的结果，而且也是人类社会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变的必然结果。因为社会科学的最终目标是社会问题的解决，工业化、城市化以及劳动分工的细化带来了更复杂的社会问题及管理问题，国家或政府需要更多、更精确可靠的知识和信息来制定与执行政策、管理社会。因此，新方法的应用不只是为了获得关于社会的客观知识或科学真理，更重要的是统治者要利用这种知识来控制和管理社会。此外，18世纪末、19世纪初欧美大学的复兴与改造也是近现代社会科学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经过改造的大学成为知识创造的主要场所，神学院或被取消，或缩小为一个系；医学院和法学院仍有其重要地位，但局限于特定的专业或职业训练；哲学学院以及分离出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各系科成了知识产生的主要场所。
19世纪50年代到本世纪20年代（有的学者界定为1850—1914年间），社会科学的各个主要学科（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先后形成了现代社会科学独立的研究框架，并加以制度化，尤其是在大学扎了根。这种进程主要发生在英国、法国、德国、奥地利、意大利和美国，因而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西方社会科学的大部分经典也就是在这些国家出现的。当然，这并不是说在16世纪后半期到19世纪上半期，人文社会研究没有涉及现代社会科学的主题。相反，有不少现代社会科的核心问题，如国家与法、政治制度、经济政策、社会政策、国际关系、权力问题等已得到了相当充分的研究，人们不仅能在早些时候的马基雅维利、布丹、格老秀斯、配第、重农主义者和启蒙学者的著作中，而且能在19世纪上半期的托克维尔、赫尔德、基佐、费希特、马尔萨斯、李嘉图等人的著作中看到大量的社会科学主题的论述，只不过这些论述很少是在我们今天所说的特定的学科框架中来进行的。
还是让我们简要地叙述一下社会科学的各个主要学科是如何形成的吧。据说史学是一门在西方最早制度化的社会科学（在我国，人们更多地把史学当作人文科学看待，在西方也有不少学者反对把史学列入社会科学领域之中）。实际上，史学是人类知识最古老的分支之一，在世界各地尤其是各文明发祥地，遗留下大量的历史典籍，它们所记载的多是民族或国家的过去、尤其是帝王将相的生平活动。19世纪后半期所形成的新史学之所以被看作社会科学，就在于它遵循经验科学的传统或要求，提出用历史的事实来说明理论，或者说从历史事件或现象中概括、归纳出说明历史过程及其内在联系的理论，并用这些事件或事实来检验这种理论。新史学要求经验理论说明各种历史现象的相互关系以及历史过程的规律性，反对旧史学的那种讲述故事的研究方式。
经济学是另一个出现较早的社会科学学科。尽管“经济学”这一名称是19世纪才出现的，但是，经济研究及经济理论在近代成就卓著。在16—18世纪已经出现了政治经济学、统计学、财政学和国家学这样一些学科名称；重农主义、重商主义、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都是现代经济学诞生之前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应该说，这一时期出现的经济研究与政治研究是密不可分的，“政治经济学”、“国家学”、“财政学”这些名称本身就说明了这一点。现代经济学的出现，使政治经济学这种政治与经济的整合研究逐步消失。因为经济学家强调经济行为反映的是个体行为，而不是各种制度，进而又假定了自由放任或自由主义原则；经济学的普遍化假定使经济研究直接面向现实，因而经济史研究被挤到了角落的位置（后面我们将看到，在当代社会科学的整体化发展趋势中，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史的研究复活了）。
社会学的兴起几乎与经济学同步。美国著名社会学家拉尔夫·H·特讷在《寻求认同的美国社会学》（载于《当代美国社会科学》）一文中认为，社会学之作为一个研究领域的想法出现于动荡的19世纪中叶的欧洲。当时，传统的社会在一片革命、反革命和国际战争嘈杂纷乱中瓦解；作为对现实的反应，法国哲学家奥古斯特·孔德提出社会学应作为一门科学来研究人类社会的相互关系，并提出采用现有科学的实证方法；而另一些学者（包括赫伯特·斯宾塞、乔格·齐美尔、埃米尔·杜克海姆、卡尔·马克思和卡尔·曼海姆等）则奠定了现代社会学的基础。他们与孔德一样，力图将不带偏见的学术性理想，与解决时代主要社会问题的原则这一目的相结合。（注：参看单天伦主编：《当代美国社会科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3页。）不过孔德所提倡的社会学与今天的社会学不同，它是一门实证的、综合的、统一的社会科学，是各学科的皇后（社会学在19世纪后半期发展起来之后，如何看待它的研究对象及其与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的关系，一直是有争论的问题；到了当代，主流观点主张它落脚于市民社会或狭义社会问题，即与政治、经济和文化问题相对的社会问题的研究）
政治学作为现代社会科学的一个正式学科，比经济学和社会学要晚一些（据说迟缓出现的一个原因是法学院不愿放弃对国家及政治领域的垄断）。它的兴起也许可以将哥伦比亚大学设立政治学院（1880年）作为标志。在此之前，政治学的研究已具备了坚实的基础。近代民族国家的生成是政治研究发展的一个强大的推动力。美国政治学家、行政学家D·沃尔多在《政治学的发展》一文中曾这样来描述近代政治研究的进展：近代政治研究可以划分为三个范畴，即建立国家体系；改变与改善国家体系；寻求毁灭或超越国家体系。第一个范畴以马基雅弗利、布丹、霍布斯为代表；第二个范畴以洛克、边沁、密尔为代表；第三个范畴以马克思、巴枯宁及克鲁泡特金为代表。此外，孟德斯鸠、托克维尔等人也有重要的影响。（注：参看Fredi.Greenstein，nelsonw.polsby主编：《政治学：范围与理论》，台湾幼狮文化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版，第15－20页。）这一时期政治研究的中心主题是国家、主权、权力、法律及历史。在二战后美国行为主义政治学兴起以前，政治学的研究重心是政治哲学尤其是国家理论，它直接继承了古希腊至近、现代欧洲的政治研究遗产。政治学作为独立学科的出现，一方面促进了经济学的成长，另一方面却加速了政治经济学的衰落。因为在人们看来，国家（政治）和市场（经济）是按照不同的逻辑运转的，必须对两者加以分别的研究（“国家学”在19世纪中后期的德国是一个兴旺发达的学科，它往往被人们当作现代政治学前身或近现代政治学的德国版本。实际上它并不是“纯”政治学研究，而是包含了当代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法理学和经济史等方面的研究，相当于当时英法流行的“政治经济学”）。
人类学作为社会科学的一个独立学科，其形成有独特性。按照华勒斯坦在《开放社会科学》一书中的说法，现代世界体系的建立涉及欧洲人与世界其他民族的相遇以及对这些民族的征服。在欧洲人眼里，有两类截然不同的民族和社会结构。落后民族生活在相对较小的群体中，没有文字与大范围的文教，技术、军事、经济落后，用来描述这些民族的一般术语是“部落”（tribcs）、“种群”等等。对这些民族的研究构成一个新学科领域，即人类学。它主要从探险、旅游和殖民地机构官员的活动开始，随后在大学里作为一个学科而被制度化，不过它与其他社会科学的分支是隔绝的。尽管人类学家也研究人类的普遍自然史，但其更多地研究特定的民族，成为人种学家（西方各国人类学研究的重心与其所征服的国家或地区密切相关，英国人类学的重点是东非和南非；法国的重点是西非，美国的重点是美洲印第安人和关岛）。在西方尤其英美的大学中，人类学早已成为社会科学的一个重要领域。与研究落后民族的人类学相对，在近现代西方，曾流行一门对其他高级文明国尤其是中国、印度和伊斯兰世界的研究学科，即东方学。在近代，这些地区衰落，相继成为西方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东方研究原本发端于教会，最初是作为福音传道的辅助手段而获得存在，后来逐步世俗化，并在大学中制度化而成为一个社会研究领域。
此外，还有几个在现代没有被当作社会科学主要学科的领域：（1）法学。法律现象显然是社会政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法学无疑应是社会科学的一个基本分支。然而在现代，法学没有被人们当作社会科学学科看待，原因在于：一方面，在近现代社会科学形成与分化以前，大学早就设有法学院，且势力强大，其任务是培养职业法官或律师；另一方面，法律条文太规范化了，缺乏经验研究的根基，其规则也不是科学的规则，背景过于个别或特殊化，因而受到注重经验研究、探求普遍规律的社会科学家们的怀疑。（2）地理学。19世纪末期，地理学首先在德国的大学中得到重建，获得新生。它实际上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两大领域：人文地理属于社会科学；自然地理属于自然科学。（3）心理学。它本来是哲学尤其是认识论的组成部分，较早从哲学母体中分离出来，并在近现代以新学科的形式出现。它主要被人们当作自然科学及医学的一个分支（实验心理学尤其如此）；只有社会心理学才作为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在社会研究中幸存下来。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已形成独立研究框架或范式的社会科学各主要学科继续发展。社会科学家们继续对这些学科领域进行界定，为本学科“划界”，确定本学科的研究对象及范围，说明它与相邻学科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差别）。同时，社会科学学科的制度化建设进一步得到加强。所谓的学科制度化建设，是指一个学科或研究领域的学术团体、专业杂志、书籍出版、基金资助渠道、教育培训、职业化以及图书馆新收藏目录的确定等方面的建设，其中尤以大学的教学发展（专业、系、所、学院的设置）为要。19世纪后半期所开始的社会科学学科的制度化历程大概是：首先是各主要的社会科学学科在大学里站稳脚跟——先设立讲座或教席职位，进而成立系、所或学院，开设系列专业课程，授予专业学位，学生获得职业资格；伴随着教学制度化的是学科研究的制度化——成立地区性或全国性的学会，定期或不定期地召开专题研讨会，出版发行专业期刊与书籍，获得各种基金来源的资助，图书馆对本学科领域论著收藏的制度化等。
总之，从1850—1945年近一个世纪的发展中，社会科学的各个研究领域逐渐从道德哲学以及人文社会知识的总体中分离出来，有的学科成熟了，成为当代社会科学的主要学科（如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有的边缘化了（如史学、地理学和心理学）；有的则衰落了（如国家学、东方学等）。这近百年的社会科学建立学科的过程可以说是一个不断减少学科数量、以便能划分成若干学科门类以及彼此严格“划界”的过程，最后只剩下今天我们所熟知、并在世界被广泛承认的若干学科门类——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也许还有史学和法学以及社会心理学）等。于是，人类的科学知识形成了这样一个三分格局；在一端是数学和各门实验自然科学尤其是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另一端则是人文科学尤其是哲学、文学、艺术；介于这两者之间的，是社会科学特别是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社会科学之所以获得这种中介地位，是因为它们具有如下几个基本的特征：第一，它们的目标是获得制约人类行为或某一社会生活领域的一般法则或规律性；第二，力图把握各种必须当作个案来加以研究的现象（而非个别事实）；第三，强调必须将人类社会的现实分割成若干不同的部分来分别加以研究；第四，主张采取科学方法及程序，为科学的客观性和严格性而努力；第五，偏爱通过系统的研究方法获得证据，以控制条件下的观察，而不以普通的文献资料为主。
人文社科的研究方法篇6
论文摘要：实证主义研究范式已经成为我国体育社会科学研究中占主导地位的范式。但由于种种原因，我国体育社会科学界对实证研究存在很多误解和误用，从方法论角度分析，出现了夸大主体理性、研究者脱离研究对象、体育社会系统被肢解、宏观研究的泛滥和研究方法华而不实等弊病。本文提出要以深刻的批判意识和富有建设性的态度，批判这些弊端，并探讨对策。
实证主义思想最早由社会学创始人孔德提出。孔德反对传统的形而上学思辨的研究方式，主张社会学要摆脱思辨哲学的羁绊，重视经验和感性资料在社会认识中的重要作用，恪守经验主义认识原则。在孔德看来，社会现象与自然现象之间没有本质的差异，它们都遵从同样的科学法则，因此自然科学的方法完全适用于对人类社会的研究。孔德提出了三种实证的研究方法：观察的方法、实验的方法和比较的方法。迪尔凯姆发展了实证主义思想，他提出“社会事实”概念，制定了一系列社会研究的实证规则。迪尔凯姆认为“社会事实”才是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主张用社会事实来解释社会事实。他率先把实证主义社会学的基本理论与经验研究密切结合起来。实证主义一直提倡的面向社会事实、注重感性经验的传统正是社会学能够成为一门科学的关键因素。实证主义发展至现代，不仅对社会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领域的学术研究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实证主义思想传人中国虽有百年历史，但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并未形成一种稳健的研究传统。我国的体育社会科学的建立为时更短，实证主义的观念虽然在体育社会科学界已经得到广泛认同，但是与其相关的理论与方法体系远未成熟，真正基于实证主义范式的研究成果还为数甚少。另外，实证主义也存在将自然现象与社会现象混同、轻视人对社会的影响力以及人的价值世界对社会研究的影响力、过度依赖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等弊端，但我国体育社会科学界对此缺乏反思。再加上科研体制上的弊端和近年来不断强化的科研功利化趋势，致使我国体育社会科学界在实证研究上步人重重误区。
一、夸大的主体理性
社会成员具有进行理性认识的能力。科研工作者由于受过专门的训练，具有较高的科学文化修养，所以可以通过科学研究在更高的层次上进行理性认识。然而，任何社会成员包括科研工作者的理性都是有局限性的；任何形式的认识过程包括科学研究都要受到社会制度、生产力水平、生活方式、科学文化发展程度、传统文化、社会关系和群体心理等社会因素的制约；任何形式的认识过程包括科学研究都要受到认识主体的人生经历、社会地位、动机需求、智能结构、思维方式和价值判断等个体因素的影响。体育社会科学研究过程更加特殊：体育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既是体育过程的研究者也是体育过程的行动者，其所要研究的对象之属性其自身也同时具备，因而体育社会科学研究者具有主客体统一性。
体育社会科学研究者不仅是研究活动的实施者，同时也是社会价值体系的承载者；不仅要受理性原则的支配，同时也必然受到各种非理性因素的制约。再精心设计的研究也难以摆脱各种微妙的价值预设；再高明的研究者也无法消除隐蔽的主观干扰。在种种看似合情合理的研究背后可能隐藏着很多难以察觉的偏见、误解、干涉和扰乱。所以夸大主体理性的做法是不理性也不客观的。然而，在我国体育社会科学界这一现象却极为普遍：科研被赋予神圣的使命，科研被视为超常的事业，科研成果被奉为权威产品；体育科研工作者经常以～种外在于体育的而且永远不会出错的力量出现，按照似乎可以脱离体育而存在的“理性手段”开展研究活动，制造各种要强加给体育的、犹如恩赐的科研产品；几乎没有体育科研工作者会在他的研究报告里主动声明自己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也极少有体育科研工作者对自我主观世界给科研之影响进行深入系统的反思。这种夸大主体理性的现象可以看作是膨胀的科学主义的表现，同时也是实证主义误人歧途的重要源头。
二、脱离对象的研究者
体育社会科学研究队伍是进行体育科研的群众载体。我国的体育社会科学研究队伍主要来自高校。众所周知，我国的教育和科研评价体制存在着一定弊端。对于来自高校的体育科研工作者而言，科研超越教学成为评价其工作业绩主要的甚至是惟一方面，而且重科研的数量轻科研的质量、重科研的规格轻科研的效益。科研演变成一种超越科学认识属性而更加强调利益博弈属性的社会活动。围绕着科研资源的争夺和配置，形成了与现有高校职称体系密切相关的利益阶层和利益等级。功利化的科研目的加上阶层化的研究队伍必然导致失去客观公正的立场。与科研队伍阶层化密切相关的是一部分处于较高等级的科研工作者开始蜕变成“科研特权阶层”。姜达维指出：“体育科研逐渐成为一部分人的‘专利’，而这部分人往往并不直接参加体育实践，从而导致了研究与实践的脱离，并且往往是他们的压迫，将所有的体育科研完全纳入到这种规范的研究模式。”@体制的弊端造就了一班不从事科研的“科研工作者”，他们不从事科研实践却能尽享科研成果，不与研究对象接触，甚至完全不了解研究对象却能提出种种所谓对策干预研究对象生活。科研应该严谨笃实，实证主义所强调的感性经验和感性资料搜集被这部分“科研特权阶层”完全抛之脑后。严格地说，在脱离研究对象的情况下搞出的“科研成果”是缺乏可信性的，是打着科学旗号的伪科学。
三、被肢解的体育社会系统
体育是以身体练习为基本手段的社会子系统。体育是社会的产物，只有将体育社会系统置于社会整体环境中才能认识其本质属性；体育是历史的产物，只有将体育过程置于人类历史整体进程中才能把握其发展脉络；体育是文化的体育，只有将体育现象置于特定的文化体系中才能揭示其社会价值；体育是鲜活的体育，只有将体育活动置于人们的现实生活场景中才能洞悉其真相；体育是人的体育，它不仅是个体在特定社会条件下受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而展现的外在身体动作，同时也是个体按照特定的价值体系建构具有自己独特风格的社会生活的过程。体育不仅服从因果律，也服从价值律。体育社会科学的研究不仅要揭示体育之规律，也要诠释其价值。任何将体育机械分割、人为剥离的研究都有可能破坏体育自然情景下的因果关系和价值体系。
然而，在我国体育社会科学界有不少研究是在极端实证主义范式下进行的，否认体育社会系统与自然系统的本质区别，否认体育社会现象的复杂性和异质性，否认被研究者主观世界对体育的影响，用一种外在于体育的、强加给体育的方式研究体育，从而导致肢解体育社会系统，扭曲体育社会因果关系，忽视对象价值体系。我国绝大多数体育社会科学研究都是基于主体价值体系的，研究者将研究对象视为被动的客体，视为纳入自己研究视野的物化的因果关系综合体；而对研究对象而言，研究者是以高高在上的、异己的面貌出现的，并用某种外在于研究对象价值体系的方法寻找那些明明源自却又完全脱离研究对象之生活的所谓“规律”和“真理”。研究者与研究对象无法分享共同的价值体系。这种冷落对象价值体系的研究是一种貌似客观实质上非常主观的无根基研究，基于此种模式的研究成果是难以真正为研究对象造福的，甚至有可能干扰和破坏研究对象的原有生活。另外，此种主体中心论的研究模式也很容易忽视常人之体育。例如：我国体育社会科学界曾经长期忽视对农民和各种弱势人群的体育需求和生活的研究，有些学者谈到体育社会功能的时候动辄讲“增强市民体质”、“促进城市文化建设”，似乎体育对农民和农村是无价值和多余的。
我们认为研究者不应当以强加的逻辑臆断被研究者的属性，而应当首先用研究对象自己的方式理解其观念、行为和生活，重视研究对象观念、行为和生活体系之独特内涵和价值，强调对研究对象特有的语言文本进行诠释，以追求一种更加人本化、平民化和实景化的研究风格。这种研究风格在我国体育社会科学界是极其需要也是极度缺乏的。
四、泛滥的宏观研究
宏观与微观是两种相对的研究视角。宏观研究视野比较宏大，包含对象比较繁多，涉及因果关系比较复杂，有助于发现全局性、普遍性和概率性知识，需要动用较多科研资源。微观研究视野比较集中，包含对象比较单一，涉及因果关系比较简单，有助于发现局部性、特殊性和典型性知识，需要具备较高的科学文化修养。
我国体育社会科学界在对待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的关系上存在着一种错误观点，认为宏观研究比微观研究更有意义。单从考察范围来看，宏观研究当然大于微观研究，但科研工作的意义并不取决于其考察范围之大小，而取决于其学术价值和实用效能，而此二者又主要取决于科研工作对事物规律及本质属性等揭示之程度。规律与本质往往不是浮现于共性切面表层的，而是潜沉于个性角落底部，没有对微观事物长期、深入、细致地探究是难以揭示的。从这一点而言，宏观研究并不比微观研究更有意义。另外，体育社会科学研究的目的不仅在于揭示体育之规律和本质，也在于诠释体育作为被研究社会成员生活有机组成部分的特定价值体系，而这一点是宏观研究缺乏兴趣或者无能为力的，却恰恰是微观研究的优势。
与以上观点相关的是，我国体育社会科学界在科研选题上呈现明显的宏观化趋势。各种冠以“全国”、“省市”等宏大范围标志的课题和论文多如牛毛，而着眼于某一微型社区、组织、学校和群体等的研究则如风毛麟角。在各种宏观研究当中最为突出的是发展战略研究。发展战略研究具有如下特点：课题由政府部门；研究范围关乎全局；研究内容多由现状与问题、目标与需要(或趋势)、手段与对策几部分构成；研究周期一般在1—3年之间；如果研究成果被采用将对众多社会成员的利益产生影响。发展战略研究在我国体育社会科学界有不断升温趋势。
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发展战略研究存在不少弊端。首先，战略研究以及研究之后的政策实施是一项连成一体的庞大的社会系统工程，而这个系统工程是任何个人或研究团体都无法掌控的。通常情况下，研究者只关注研究过程而很少会考虑政策实施过程，导致发展战略研究沦落为“政策论证式研究”或者“不负责任的研究”。其次，社会本质的呈现、社会规律的论证、社会政策的检验都需要漫长的时间，研究者无法保证在有限的时间里用有限的资金和人力获悉被研究社会过程的全貌、机制和对策的合理性。再次，发展战略研究过程本身及以其为依据的政策都将影响众多社会成员的利益，甚至改变他们的命运，而无论从伦理角度还是法律角度，研究者都不具备改变众多社会成员的生活方式的权力。
研究者只能通过政府部门实施这一改变，但在不少国家，政府部门的这一权力也在遭受怀疑和挑战。最后，由于我国的发展战略研究多采用调查而不是社会实验的方式，所以研究者所提出的改变策略大多是未经实践检验的“设想”而已，无法保证其能给受众带来有利影响。
五、华而不实的研究方法
体育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并非文献资料法、观察法、访谈法、实验法和数理统计法等独立研究方法的简单集合，而是以特定的哲学思想和方法论为指导，以多样的研究技术为支持的方法体系。体育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也并非脱离具体时空条件和体育实践的抽象原则与规范，而是基于特定文化和价值模式以特定研究者群体为载体的知识体系。
在各种研究方法当中，观察法和实验法基于“实践出真知”这样一个实证主义和多数反实证主义者都公认的哲学前提和科学认知原则，以搜集第一手感性经验材料而见长，也是实证主义鼻祖孔德认为的最具实证精神、最能体现实证风格的研究方法。人类学和社会学中的很多经典研究是采用实地观察或参与性观察的方式进行的，如费孝通的“江村经济”；管理学和行为学的很多经典研究是采用实验法进行的，如梅奥等人的“霍桑试验”。而我国体育社会科学界在实证主义思想逐渐占据主导地位的大背景下却出现了忽视观察法和实验法的不科学倾向。
邵伟德对1995～2000年《体育科学》载文所用研究方法统计分析后发现：问卷和访谈等调查方法是运用最为频繁的方法，约占总体资料收集方法的34．32％；实验法虽然也有较高比例，占总体收集资料方法的23．17％，但主要见于人体、动物与教育实验等类研究。不同学科在资料收集方法上也带有各自特点，体育人文社会学科形成以访谈、问卷调查为主的研究模式。这一模式带有明显的实证主义色彩，一方面体现了我国体育社会科学界对研究方法科学化的追求，另一方面也表明我国体育社会科学界在实证研究道路上步人了误区：片面重视统计调查，忽视实验和实地研究，满足于表面感性资料的搜集，不能深入被研究社会过程的内部和底层。
另外，我国体育社会科学界青睐的问卷调查法，其实是一种只具有有限用途，而且饱受批评的调查方法。问卷就是一种由问题构成的测量工具，用于测量人们的行为和态度。但实际上，问卷无法直接测量行为，它只能测量人们对行为的记忆和陈述；在对态度的测量上，问卷胜过单纯的观察，但很难使调查者通过问卷恰当地表达自己的态度；在调查指标的选取上，再精心设计的问卷也难避免调查内容肢解、撕裂的弊端；在调查对象的选取上，问卷调查法要求被调查者具备一定的语言阅读能力，问卷内容也有可能与被调查者存在价值观上的冲突，或者造成书面语言、心理感受上的一种侵犯；在调查过程上，问卷调查需要严格地抽样，发放率、回收率和有效率都难以保证；在实际用途上，问卷调查法比较适合调查一些较表浅而单纯的指标，如总统选举前的民意测验等。在我国体育社会科学界，数理统计法和问卷调查法被提升到一个不应有的高度，就连博士和硕上学位论文，只要有足够样本量的问卷调查和大量的数据陈述就可以安然过关。这是值得忧思的。
人文社科的研究方法篇7
中国的社会学和人类学自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从西方引介进来,至今已经走过100年的历程了。作为西方的舶来品,这两门学科一传入中国,就形成一种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互动关系。中国的社会学学科发展中有人类学的传统,反之人类学学科发展中也有社会学的传统。如果要准确把握社会学和人类学在中国的互动关系,必须从这两门学科的历史发展脉络,并结合中国的社会变迁情况来理解。本文将对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百年学科互动发展脉络进行回顾和分析。
一、西方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发展渊源
在西方,社会学和人类学都是出现于19世纪中叶前后,发展源流也基本相似。其中社会学一般是以1838年法国思想家孔德首创“社会学”这一术语作为学科起源;而人类学则是以1863年英国伦敦人类学学会的创立作为学科地位奠定的标志。实际上,早期这两门学科的界限不是非常明晰的。它们一起从孔德那里传承了实证主义,并奉之为本学科的宗旨。1906年,著名英国学者弗雷泽就曾经说过:社会人类学是社会学中研究原始民族的一支。而英国人类学结构功能主义学派大师布朗也曾把社会人类学称为“比较社会学”。[1](p61)不仅如此,初期的人类学者主要是对异民族文化史料进行分析,其自身则很少从事实地参与观察和田野工作,而这点恰被认为是后期的人类学者从事学术研究所必修的一课。①他们的这种研究方式也因之被后来的人类学者指责为是“坐在摇椅上的人类学家”,即只注重对史料的分析而不注重实地调查研究。
20世纪前后,西方的社会学和人类学开始分道扬镳,这点与其说是学科理论的差异,还不如说是它们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的差异。由于研究的对象和方法不同,使得这两门学科后来各自发展出不同的理论派别。从19世纪末一直到二战之前,社会学和人类学、民俗学似乎达成某种默契性的学科分工:人类学研究非西方的“原始”小型社会,社会学研究现代的“复杂社会”,民俗学则研究乡民社会。[2]相比之下,人类学研究的对象是异文化,其研究领域主要是限定在那些所谓的偏僻的非西方的小型、孤立、“原始的”部落社会,这些地方大多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殖民地或者是土著社会。这就是传统人类学的经典研究范式。而社会学则研究本民族的社会结构组织,突出对现代西方社会自身的研究。因为研究对象的差异,导致了这两门学科在研究方法上也有区别。一般而言,人类学比较强调采用田野参与观察,注重定性、个案分析和社区研究,而社会学则更偏重于定量分析,侧重采用抽样问卷法对社会现象进行更为宏观的研究。
西方人类学界普遍认为,人类学现代的“科学的”研究方法———民族志研究方法,是英国人类学功能派大师马林诺斯基所“发明”的,是来自于他在西太平洋的特罗布里恩德岛的实践调查当中。马林诺斯基的学生利奇甚至认为:“社会人类学是1914年在特罗布里恩德岛开始的。”[1](p80)因为在这一年,马林诺斯基在这个岛屿群中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人类学长期田野参与观察研究。以此为基础,1922年,马林诺斯基出版了他的成名作《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在这部著作的“绪论”中,马林诺斯基对他自己的民族志研究方法有非常详细的分析和说明。按照他的理解,和其他学科相比,人类学的民族志研究有几个鲜明的方法论特点:首先,人类学的研究总体上是一种民族志研究。它强调以长期的田野工作来获取第一手的研究资料。其次,突出主位研究法和相对观的重要性,即强调研究人员要站在被研究者的立场上,给对方以自己解说的机会。再次,人类学特有的全观性学科研究视野,即研究任何问题时,都不能把研究对象单独地抽离出来,而要把它置于被研究对象所处的整个的社会—经济—文化背景中来考察。[3](p21-48)除此之外,人类学还非常强调对历时性方法和比较方法的运用。[4]实际上,这些方法论特征既是传统人类学学科标志性的象征之一,也是人类学区别于其他学科的主要标准之一。
虽然20世纪70年代之后,马林诺斯基所创立的民族志研究方法遭到西方人类学界种种的公开批评[5](p130-164),但是作为一种研究人类社会的最为有效的方法之一,这种研究范式至今仍然是人类学学科最常用的研究模式。不过,马林诺斯基当初之所以创立民族志研究方法,其初衷是为了更加准确地考察和研究异文化。只是二战以后,由于世界殖民主义体系解体等多方面的原因,西方的人类学家在面临“失业”的情况下,部分学者开始把他们的研究视角转向对包括现代西方社会在内的“复杂社会”的研究。[6](序言)这是人类学发展史中具有重要意义的一次转型。不仅如此,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人类学的民族志方法的影响也扩展到其他学科。这时候,其他学科的学者,包括政治科学家、历史学家及经济学家都意识到“人类学家所发表的成果的巨大价值,以及其卑微的科学优点,他们的方法使他们长期而密切地接触到农村居民以及都市工人,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的可信度极高的资料。这些资料后来被其他学科广泛引用,成为这些学科立论的重要依据。人类学的学科地位因此而更加提升。
由于现代西方“复杂社会”不是过去人类学所醉心研究的小规模、结构单一的“原始社会”所能比拟的,因此,当人类学转向研究现代西方社会时,就必须在方法论上作出调整和更新。以往那种民族志式的研究范式,就不能完全照搬过来了。此时的人类学者不得不借鉴包括社会学在内的其他学科的某些研究方法,如统计学的量化分析方法等。这样,人类学和研究现代社会的社会学就不可避免地出现某种融合的趋势,人类学和社会学原有的分工界线也因此趋于模糊化。
二、解放前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互动
中国的社会学和人类学这两门学科差不多是同一个时期从西方引介进来的,都是国家积贫积弱的情况下“西学东渐”的产物,彼此都有极其相似的曲折发展历程。自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社会学和人类学引介到中国来,经过几十年的辛苦经营,在1952年之前,中国的社会学和人类学不仅确立了各自的学科地位,而且都获得了不少的研究成果。然而遗憾的是,1952年,社会学和人类学都被当作“资产阶级学科”而被撤消。直到20世纪80年代前后才得以恢复重建,期间整整中断了近30年。
在社会学和人类学从西方引介到中国后的早期约30年间(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之前),这两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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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的联系并不十分紧密,两者有明显的学科分工。其中社会学主要研究汉族社会,而人类学则主要研究少数民族社会文化,两者间的学科互动相对较少。实际上,人类学和民族学的关系反而显得更为密切。原因之一在于:按照英美国家的通常学科分类法,民族学、考古学、语言学和文化(社会)人类学,都是属于人类学的分支学科。当一贯倡导以异文化为研究对象的人类学引介到中国本土,自然就把少数民族当作本学科最为主要的研究对象。人类学和民族学彼此之间因之都有对方的学术传统,学科互动也较为频繁。①
至于社会学,这门学科一开始就以研究汉族社会为己任,开展了大量的针对汉民族城市和乡村社会的调查。事实上,中国早期的社会学调查,很多是在外籍学者的指导下进行的,采用的基本是大范围的抽样统计方法,行业性比较强。[7](p54-57)直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之前,社会学中对单个汉族社区进行人类学式的调查研究还很少,可谓凤毛麟角。
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真正结合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之后。这一时期,一方面是国内有不少青年学子纷纷到西方国家留学。他们中有的人同时兼修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课程,如蔡元培、吴文藻、陶孟和、杨 等都是如此。这批人学成归国后,很自然地倡导要把社会学和人类学结合起来。而在这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的是吴文藻。作为早期公认的倡导社会学中国化的代表性人物,他开创了为时人所称道的以社区研究为特征的“中国社区学派”。正是由于这些学者的大力倡导和支持,中国的社会学和人类学,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在研究方法上才真正开始逐步有机结合起来。
吴文藻早年在美国留学时,就已经意识到人类学和社会学之间有密切的关系,同时他也意识到把这两门学科结合起来的必要性。他认为,这种结合主要体现在这两门学科在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上的相互采借和利用。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1)社会学引入人类学的个案及定性研究方法———田野参与观察;(2)人类学介入社会学的研究领域———汉人社区。正如吴文藻在自传中所说的“把社会学理论和方法与文化人类学或社会人类学结合起来,对中国进行社区研究,并认为,这种做法与我国国情最为吻合。”[8]他的学生费孝通也曾经指出:“30年代吴文藻先生请派克来华讲学,主要目的是用人类学的方法改造当时脱离中国实际的社会学”,“要学生去接触真正在中国社会里生活的中国人,看鲜活的人生,希望从中走出一条发展中国社会学的路。”②[9]不仅如此,吴文藻还身体力行,努力促进社会学和人类学的本土化互动。1929年,他从国外学成归国后即在国内同时开设社会学和人类学课程,“开创了教授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相结合的方法”。[7](p258)与此同时,他还有计划地把一批年青的学者送到英、美、法等国学习社会学和人类学,包括费孝通、林耀华等,这些人学成归国后成了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骨干,也成为社会学和人类学本土化的第一批卓有成效的实践者。也正是借用了人类学的方法,后来中国的社会学才提出了相应的社会调查概念,“社会学与社会调查的关系可以说是理论和实际的结合”。[10](p14)正是由于吴文藻等人的不懈努力,我国社会学和人类学才开始真正融合起来,从而开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和人类学本土化实践历程。
由于早期的中国社会学不太提倡搞实地研究,针对这点,吴文藻特别强调要引入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从事社会学实地调查研究。社区研究就是这一学术取向和实际工作相结合的结晶。作为“中国社会学派”的开创者,吴文藻选择了英国社会人类学的功能主义学派的民族志研究方法作为社区研究的最主要方法,其突出的特征是强调实地参与观察和全观性。他所倡导的研究策略在他的学生费孝通、林耀华等人的研究中得到很好的体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费孝通。由于受过严格的人类学方法训练,费孝通利用社会人类学方法对汉族乡村社区进行了卓有成效的个案研究,包括对苏南“江村”、“云南三村”的研究堪称经典之作。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他对“江村经济”的研究,被他的老师———英国人类学功能派大师马林诺斯基誉为“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它有两个标志性的意义:一是使人类学从对原始的简单社会研究转向对现代复杂的文明社会的研究;二是开创了人类学者研究本土文化之先河。[12]经历了实地社区调查阶段之后,费孝通进一步提升到探讨中国农村的基层社会结构,进而探讨中国城乡社会之间的关系,成为促进社会学和人类学学科互动的实践者。
如果认真阅读马林诺斯基为费孝通所著的《江村经济》所写的序言,可以发现马林诺斯基当时就是把中国的社会学和人类学相提并论的。他指出:“中国社会学界已独立自发地组织起一场对文化变迁和应用人类学的真正问题进行学术上的攻关。”[11](序言)同时他也隐含性地把费孝通等纳入“中国青年社会学家”之列,尽管费孝通当时在英国主修的是社会人类学。
如果说西方社会学和人类学在二战之后才开始互动①,那么类似的进程在中国则早在20世纪30年代后就已经开始,并取得了卓有成效的学术成果。西方的人类学一直到二战之前基本上是以研究小型的异民族文化为己任,至于本土文化的研究则被视为是社会学等其他学科的学术领地。而在中国,人类学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把汉民族这一主体民族纳入了研究的范畴。仅从这点来看,中国的人类学和社会学的学科互动反而走在了欧美国家的前头。正如英国人类学家弗里德曼所指出的:起源于西方的人类学和社会学,从它们植入到中国土壤的那个时候开始,这两门学科就是相互联姻的,很难加以区分开来。他甚至认为:1949年之前“中国所作的社区研究可以被视为英美乡村社会学和人类学的某种延伸”。[12](p375)这种见解确实不无道理。当惯于研究异文化的人类学一旦转向对本土文化的研究,就带有了社会学的某些学科特征。20世纪30年代,我国之所以能够出现“现代中国社会学派”,原因就在于当时把社会学和人类学甚至民族学都很好地结合起来了,有真正立足于本土的社区研究和类型比较研究。这点可以说是中国社会学、人类学所独有的学术传统。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吴文藻的大部分学生在西方学习的是(文化)社会人类学,因此他们除了研究汉民族的文化之外,也没有忘记人类学的老本行———研究异文化,即对中国少数民族社会文化进行研究,成为“两栖学者”。1952年,当社会学和人类学被取消时,不少人类学家即转向从事对中国少数民族社会文化的研究。
三、80年代前后至今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恢复重建
1952年,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被视为“资产阶级学科”而被取消,这两门学科因之整整中断了将近30年。①1978年三中全会后,由于邓小平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中提出要给社会学“赶快补课”,在这个前提下,社会学在费孝通等老一辈社会学家的大力倡导、帮助支持下开始重新起步,慢慢得以恢复和发展。从总体上看,自1979年社会学恢复以来,中国社会学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借用费孝通的话说,就是先“搭台”后“唱戏”,先在高校中成立起相关的科研单位,培养社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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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科研人才,编写教材等,然后边进行学科建设边进行实地研究。[13](p76)[14]在社会学理论建构方面,由于中国社会学的研究曾经中断了几十年,所以国内学界在译介西方社会学理论时,一般是以全盘性的引进为特征。这个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普及性介绍”为主的“启蒙”阶段(1979-1987),偏重于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和分支学科的“辞条式”的说明;第二阶段是对国外社会学理论研究形成独立的社会学研究领域的阶段(1987-1990),并翻译了大量的西方社会学理论原著;第三阶段是在继续翻译西方理论原著的同时,对国外社会学由介绍性工作转向研究性的分析,并与西方的社会学理论发展趋向保持同步(1990至今)。[15]经过十几年的努力,到90年代中后期为止,中国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其学科地位已经重新确立起来,社会学恢复和重建的任务基本完成。[16]和社会学相比,人类学的重建工作显得比较迟滞。社会学由于有国家政策的直接支持,故其恢复和发展的步伐显然大大超过人类学。也许是历史的偶然巧合,1978年邓小平并没有直接提出也要给人类学“补课”,因此人类学并没有受到社会学的同等待遇。经过陈国强等学者的辛苦努力,1981年中国人类学学会正式在厦门大学成立,这标志着中国人类学正式恢复重建。[18](p46-47)同年,中山大学成立了重建以来的第一个人类学系。1985年厦门大学也成立了人类学系。所以一开始,人类学的恢复重建中心是在南方,而不是在作为文化学术中心的北京。
人类学恢复之后,其学科发展速度和学科影响力比社会学也缓慢得多。在90年代之前,只有南方的厦门大学、中山大学等为数甚少的几所大学建立了人类学教学科研基地,人类学研究的中心主要在南方地区。而在权力和学术文化中心的北京地区,90年代后因以王铭铭为代表的新一代到国外学习人类学的归国留学人员的大力宣传提倡,人类学学科的影响力才明显上升。值得注意的是,后期的人类学研究人员及机构大部分是在已有的社会学或者民族学研究机构中析分出来,这点体现了社会学、民族学和人类学互动传统的复苏。不过,即使到目前,全国也仅有少数高等院校设有专门的人类学系、所教学研究机构,从事人类学教学研究的专业人员也非常有限。正如陈国强1996年所指出的:中国的人类学后续力量缺乏,出版的译著、专著非常有限,无法形成一个全国性的科研中心,其恢复的工作可以说举步维艰。[17](p130-137)因此人类学长期以来一直在社会学、民族学等几个学科的夹缝中生存,其学科知名度和影响力也远远低于社会学等学科。
在90年代之前,中国人类学发展所面临的难题是多方面的。一是理论老化,高校设置课程还是停留在引介人类学古典式理论的基础上,对现代西方的人类学新理论却很少接触,尤其是对现代西方人类学的理论著作引介力度不够;二是人类学后继力量匮乏,新一代的人类学研究人员依然太少,难以形成有影响的学术研究团体。此外,在具体的研究领域内,大部分人类学者还是局限在研究诸如民俗、宗教等传统的“学术”领地,而没有投身于对中国现代化社会变革主流议题的“应用”研究,这点也限制了本学科的发展。尽管如此,中国大陆人类学的学科地位终于初步确立。
四、新时期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发展与互动
新世纪前后,关于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的规范化和“本土化”的讨论曾经盛极一时。不少学者极力倡导社会学要“本土化”和“中国化”,即要让社会学“植根于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土壤之中”。[18]而要实现这个目标,就必须把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学科互动这一传统继承下来,加以深化发扬。前文已经提到,20世纪90年代之后我国新出现的人类学研究机构中不少是从已有的社会学或者民族学研究机构中析分出来,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1992年原北京大学社会学所改名为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为了尽快改变人类学学科建设相对滞后的局面,在费孝通等老一辈人类学学者的推动下,从90年代后期开始,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所先后独自或者与国内的厦门大学等其他几所高校的人类学研究机构联合,连续举办了五届人类学高级研讨班,有力地推进了人类学的发展,并进一步提高了人类学社会学的结合力度。这种做法与80年代初社会学刚刚恢复时在南开大学举办社会学培训班的初衷是一致的。
可以预见,进入新的世纪,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学科结合互动的程度将进一步提升。这种结合和互动既是对传统的继承,同时也意味着这两门学科的突破和创新。它不仅体现在社会学和人类学在研究方法上相互借鉴,同时也体现在理论上的相互渗透。虽然90年代之后,随着80年代留学西方国家的新一代社会学年轻学者的陆续学成归国,他们中有一部分人开始重视使用统计学的方法(特别是spss、统计软件包)开展社会调查研究,但是与此同时,“运用西方人类学方法和其他定性研究方法进行的研究也不断增加”。[19]特别是一些本土培养的年轻的社会学和人类学学者,他们似乎更能熟练地运用人类学的研究方法来研究中国社会。有的学者认为,人类学的学科理念和研究范式有助于研究者加深对被研究对象的理解和认识,因此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本土化”发展的关键是要把社会学和人类学结合起来。[20]为此有学者提出应该使社会学具有跨学科的视野,包括采用人类学式的研究方法,以促进社会学研究进一步走向深化。[21]特别是人类学研究强调从地方和本土社区的角度来理解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这点恰恰是社会学研究较为欠缺的。
在当前全球化的背景下,西方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学科融合趋势日益加强。由于世界各国、各地区之间的空前的文化接触,出现了许多新的文化冲突和文化碰撞问题。发展中国家在和发达国家接触以及在自身的现代化的历程中,同样面临着许多新的社会难题。这点在客观上为以研究“文化”著称的人类学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新发展机遇。而在这时候,人类学界刚好也出现了一种强调学科“应用”的倾向,部分学者不满足于单纯的理论学术研究,他们试图利用“人类学的知识、概念和策略来解决人类的社会、经济和技术性的问题”,借以提高人类社会的福祉[22](p38),这样就出现了应用人类学。而此时,人们也发现人类学在处理某些社会问题上有其独到的策略和方法,人类学家因之享有“解决麻烦的能手”的声誉。[23]况且现在的人类学家也普遍意识到,人类学虽然一直标榜自己是研究“人类的科学”,可是以往的人类学所关注的只是小型的非西方社区,因此有必要重构人类学的研究视野,把整个人类社会都纳入研究的范畴。与此同时,其他学科包括社会学、经济学都发现人类学学科研究所具有的独特视角有助于人们认识这些学科自身所意识不到的问题。人类学因之而开辟了另一片新天地。
遗憾的是,在中国目前的人类学界,真正从事“应用人类学”研究的学者还很少。这在客观上又限制了这门学科的进一步发展。从另一个层面来说,作为一个文化非常多元的社会,中国正在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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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急剧的现代化社会变迁为人类学的学科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也为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密切结合提供了一个天然的研究场景。针对中国人类学学科建设相对滞后于社会学的事实,人类学应该主动积极地融入对社会主流的变迁趋势的研究,以扩大其学科影响力。由于人类学惯于应用定性研究方法来研究小规模的社区,而中国目前仍然是一个传统的乡土社会和现代的城市社会相互并存的典型二元结构社会,事实证明,要研究中国乡土社会,使用定性研究方式更为合适。实际上,人类学的实地调查研究方法不仅为农村社会学者,而且也被其他学科比如农村政治学者、历史人类学者所广泛采用。[24]毫不夸张地说,近年来,国内出版的比较有影响的农村问题研究论著,大部分是以实地调查来完成的,尽管从严格的人类学田野工作角度来说,这其中不少论著有“粗造”之嫌。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目前中国人类学者就完全停留在自己学科的领地里,陶醉于本学科的研究方法而忽视了运用社会学的定量研究方法。事实上,由于诸如spss等便捷的量化处理技术的出现,使得人类学者也能够较好地应用这些技术对一些抽样调查数据进行分析。
在理论方面,社会学和人类学也开始相互渗透。费孝通曾经指出:“人与人共同生活才有社会,社会学看人与人怎样组织起来经营共同生活,形成社会结构。生活经验的积累就是文化。人类学是研究文化的。文化离不开人的集体经验。人怎样能形成群体是社会学研究的对象。社会是文化的基础,这也是社会学和人类学相互不能分离的原因。”[18]在西方,虽然社会学和人类学各有其理论传统,但是彼此间却是相互影响。例如属于社会学的三大理论之一的结构功能主义理论就深受人类学大师马林诺斯基和布朗所倡导的人类学功能学派理论的启发和影响。而在国内,自上个世纪80年代社会学恢复重建以来,理论界先是受到美国社会学传统的影响,而90年代成长起来的新一代的年青学者则更多地受欧洲当代思想的影响,“他们的注意力在福柯、布迪厄、哈贝马斯甚至吉登斯方面。这些思辨的、更哲学化的、解释学的、批判性的取向与80年代影响中国的美国社会学形成鲜明的对照。”[20]实际上,这些思想大师在人类学学科领域同样受到广泛的关注。不过,总体而言,目前国内社会学和人类学在理论创新上尚难有重大的突破,基本还是停留在引介阐释西方理论阶段。从某种程度上说,我国目前要推进社会学和人类学的“本土化”进程,必须首先弄清中国社会的实情,这点比构建宏大的学科理论要重要的多。只有对中国社会有了真正的了解,才可能真正创立根植于中国本土的社会学和人类学理论。
结 语
人文社科的研究方法篇8
关键词新闻学学科属性社会科学
刘锐，上海交通大学人文艺术研究院讲师，博士后。
本文为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研究精品培育项目《“新闻经典”研究》最终成果的一部分（SKJ201004）。
时至今日，中国新闻学经过近百年的发展，已取得长足进步，“新闻无学”的争论也已告一段落，但与文学、历史、哲学、经济学、法学等较为成熟的学科相比，诞生于20世纪的新闻学还尚显稚嫩，理论基础薄弱、研究层次不高等依然是不争的事实，许多新闻学的基础问题还未彻底厘清，其中尤其值得一提的就是关于新闻学的学科归属问题，至今仍未达成一致的意见。新闻学到底属于“人文学科”还是“社会科学”？这一新闻学的基本问题尚未得到解决。学科归属是关系到学科发展的根本性问题，新闻学到底是向文史哲等人文学科靠拢，还是向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等社会科学逼近？这不但关系到新闻学的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研究成果的实现，且会影响到新闻学能否在学科之林中与其他学科平等地展开交流对话。下面笔者将在论述新闻学的学科归属之争的基础上，通过辨析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之间的区别，重点阐释新闻学的学科属性问题。
一、新闻学的学科归属之争
客观地讲，20世纪的中国学术研究中，既有人文学科的研究，亦有社会学科的研究，但向来只有社会科学或哲学社会科学的提法，而没有人文科学或人文学科（尽管《辞海》上已单独作为一个条目而与社会科学区别开来）的提法。只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才有学者提出区分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的要求。[1]因此，新闻学早期关于新闻学科归属的讨论不在本文的探讨范围之内，而主要讨论当今新闻学众学者在新闻学科归属问题上的争议。综观新闻学科属于人文学科还是社会学科这一问题，学界仍无一致的看法：
一类以李彬、李希光、屠忠俊、吴廷俊、徐培汀等为代表，认为新闻学科是人文学科。他们在分析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差异时指出，首先是二者的学科属性不同，新闻学属于人文学科中的应用学科，而传播学是社会科学的行为学科。再次，二者研究的方法不同，新闻学属人文学科，人文学科讲究人文性，体现人对人的终极关怀，其研究方法主要是定质的方法、思辨的方法；传播学属于社会科学，其研究方法主要是定量方法、实证的方法。[2-5]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唐远清则根据李承贵提出的划分人文学科的4个主要依据，即人文学科本身具有人文气质；直接与人的意义特别是精神价值相关；对人、社会、民族具有价值导向、精神塑造等功能；研究具有主体性、求异性、偶然性、复杂性和创造性等特征，认为新闻学属于人文学科。[6]
再一类以郑保卫、张昆、赵凯、丁法章、黄芝晓等为代表，认为新闻学是以新闻现象和新闻规律为研究对象的一门社会科学。[7-9]除概念界定外，对新闻学为什么属于社会科学，其与人文学科有什么本质的不同，并无过多探讨。
还有一类以杨保军为代表，认为新闻学是一门以社会科学性质为主，同时兼有一定人文科学性质的学科。新闻学是对人类新闻传播现象、新闻活动特征及其规律的探讨和揭示。按照对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一般理解与基本区分，新闻学作为一门学科，属于社会科学。但是，严肃一点讲，社会科学从严格意义上说要求研究者以价值中立或者价值无涉的态度对待自己的研究对象和结论，而新闻学还包含着人文的思想和论述、价值性的评价与判断。因而，就学科性质而言，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新闻学是一门以社会科学性质为主，但同时兼有一定人文科学性质的学科。[10]
上述论点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其一个明显缺陷即大多并未从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科学区分角度进行新闻学学科性质的界定，唐远清和杨保军虽然区分了人文学科和社会学科的不同特征，但失之系统、全面。
唐远清依据李承贵提出的划分人文学科的4个主要依据来定义新闻学科的学术归属，相应标准虽容易区分，具体到实践中则很难操作，究竟何谓突出的“人文”气质？什么学科的研究才算与人的意义特别是精神价值直接相关等等，并无明确的具体的规定。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作者单列一节论述新闻学的学科归属问题，坚持认为新闻学是人文学科，但在前文中却把新闻学界定为“新闻学是一门研究大众传媒业的独立的社会科学”（博士论文阅评人雷跃捷也指出了这一点），这就出现了前后矛盾、顾此失彼的现象。
而杨保军在谈到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之别时，仅谈到了研究对象和研究判断类型的不同，判断标准有失片面。另外，在认定新闻学兼有人文学科属性时，仅仅从目前新闻学研究现状出发，认为相关的理论著述在事实判断之后，总要加上一个价值判断的尾巴，认为新闻学科兼具人文学科属性的理解也存在偏差。因为现有著述存在的问题与该学科属性并不等同。
二、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区别
这里，笔者从区分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不同特性出发，将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判别标准归结为4点，以明确新闻学科的学科归属问题。
1.研究对象和价值
人文学科研究的是人的观念、精神、情感和价值，是人的精神世界及其积淀下来的文化。人文学科的价值不在于提供物质财富或实用的技术，而在于为人类提供一个精神的家园，使人类的心灵有所安顿、有所依归。而社会科学以社会为研究对象，它侧重于对社会结构、社会组织、社会运作和变革的普遍性和规律性的认识，解决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发展。即人文科学研究的是人的主观世界和人类的精神文化，社会科学关注的则是客观的人类社会，它是外在于具体个人的。
2.研究方法
人文学科具有体验性、阐释性、评价性的特点，强调研究者的个体性和独创性，它的知识并不像科学知识那样呈前后递进式发展，而是散点、跳跃式的、或不断阐释性的。一些古典著作中提出的命题可以被后人不断地理解和阐发。而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具有分析、归纳、证实等特点，强调研究的客观性和普遍性，社会科学知识的发展是前后递进式的，前人提出的某些命题可以被证伪或替代。
当然，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虽越来越多地借鉴自然科学的实证研究法，但社会科学并不排斥人文科学的研究方法。社会科学既应该采用自然科学的逻辑实证方法来研究认识人类的社会生活中的制度、关系、结构和功能，又需要采用人文科学的精神与情感体验方法来把握人类社会生活中的价值与意义问题，因为社会具有物质客观属性与精神观念属性两重性质。
3.成果形式
人文学者在人文科学领域中的探索与创造，主要表现为精神的收获和思想的创造；而这些收获与创造，主要以人文著述的形式保存下来。社会科学探索与创造的成果，除以社会科学著述的形式保存下来外，还集中表现为决策的制订、规划的设计、社会实践活动的开展，甚至表现为规模宏大、长期持续的社会运动。而人文科学探索与创造的成果，则很少以文本之外的形式加以保存。
4.研究效用
人文学科是基础性学科，而社会科学是应用性学科，所以人文科学的研究成果往往不具有实际运用的价值，而社会科学的成果则往往具有实际运用的价值。当然，这并不是说人文学科没有用，只有社会科学才有用，而是说人文科学是一种无形之用，而社会科学则是一种有形之用。社会科学更能直接指向人的现实生活，对人的现实生活产生直接的影响。
三、新闻学的学科属性辨析
依据以上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划分标准，笔者认为，新闻学总体属于社会科学。理由如下：
1.从研究对象来看，虽然目前新闻学术界并没有取得共识，但根据不同学者对新闻学研究对象的论述，较为常用的关键词是：新闻事业、新闻工作、新闻活动、新闻、新闻传播活动、新闻现象、新闻与社会关系等。有学者依据56位新闻学者对新闻学研究对象的论述，筛选出中心词的出现频率，从高到低分别是：新闻事业（27次）、新闻（传播）活动（24次）、新闻现象（18次）、新闻工作（14次）、新闻（12次）、报纸（10次）、新闻事业与社会关系（6次）。[11]可见这些关键词都与社会活动、现象、组织、运作等有着密切的关系，更有不少学者如徐宝璜、黄天鹏、李公凡等认为，新闻学的间接对象就是全社会。[12]且自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理论新闻学著作——甘惜分的《新闻理论基础》开始，对新闻学研究对象界定的中心词都由比较具象的“报纸”转换为比较抽象的“规律”——学者们几乎都使用了“规律”一词，尽管在与其他中心词的搭配上，有“新闻事业规律”“新闻活动规律”“新闻工作规律”“新闻传播规律”等的不同。[13]这符合社会科学以社会为研究对象，主要侧重于对社会结构、社会组织、社会运作和变革的普遍性和规律性的认识的观点，而非人文科学研究对象范畴。
2.从研究方法来看，新闻学强调研究“新闻事业规律”“新闻活动规律”“新闻工作规律”“新闻传播规律”等，既然研究对象的中心词是“规律”，那么，强调研究的客观性和普遍性就是理所当然的了。虽然新闻学的研究方法目前仍以定性研究为主，但定性研究并不代表就是主观性研究，定量研究也并不意味着就是客观研究，定性与定量只是研究方法的区别，而主观和客观则是研究对象与客观事物的符合、相去程度。“科学是理性的产物，使用事实、规律、原因等概念，并通过客观语言沟通信息。”[14]与此不同，“人文学科是想象的产物，使用现象与实在、命运与自由意志等概念，并用感情性和目的性的语言表达。”[15]从这一点看，新闻学无疑也归属于社会学科，几乎所有的研究者都希望自己的研究能够反映新闻现实，符合新闻实践的要求和发展规律，有效地指导新闻实践，而非自由想象，闭门造车。
3.从成果形式来看，新闻学探索与创造的成果，除了以著述的形式保存下来外，还集中表现为新闻社会实践活动的开展、新闻管理决策的制定，甚至还表现为规模宏大、长期持续的社会运动（譬如公共新闻学）。从新闻学界尤为强调新闻学研究成果要对新闻实践有指导意义即可见一斑。
4.从研究效用来看，新闻学的研究成果尤其是新闻业务的研究具有明显的实际运用价值，能够对新闻实践产生直接作用和影响，即使是新闻理论和新闻史研究，也强调要对新闻实践有所启迪和教益。尽管目前学界的研究和业界现实尚有一定隔膜，但已有一批研究成果得到业界和政界认可。从长远来看，新闻学将更好地服务于新闻传播实践，对新闻传播实践产生更大的影响。
从以上4点可以看出，新闻学理当归属社会科学。然而，事实上，我们很难在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之间画出泾渭分明的界线，正如著名学者让·皮亚杰所说：“在人们通常所称的‘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之间不可能做出任何本质的区别，因为显而易见，社会现象取决于人的—切特征，其中包括心理生理过程。反过来说，人文科学在这方面或那方面也都是社会性的，只有当人们能够在人的身上分辨出哪些是属于他生活的特定社会的东西，哪些是构成普遍人性的东西时，这种区分才有意义。”[16]新闻学虽然属于社会科学，但新闻学也具有较为浓郁的人文色彩，从学科性质而言，新闻学是具有人文底蕴的社会科学。表现在：
第一，从研究对象和价值来说，新闻学既是事学，是对社会结构、社会组织、社会运作和变革的普遍规律的研究，又是人学，除研究新闻媒体作为一个社会组织对于社会所起的作用及其运作之外，还需关注在媒体运行过程中传者和受众各自的精神状态、价值情感等。新闻传播事关每一位公民的言论自由权利，新闻学研究决不能因事废人，放弃新闻传播学的人文属性。因为“新闻传播活动根本上是人的交流活动，尽管这种活动在现代以来越来越需要利用机器和制度等途径进行，但它毕竟与人的生存息息相关，从没有离开‘人’的新闻传播”。[17]“新闻学的终极关怀或指向是为人的，新闻学研究的最终目的和新闻传播活动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让人更加趋近人所能拥有的自由、美好而不悖乎人性的生存方式，即马克思所说的‘自由人联合体’。”[18]从这一点上来说，新闻学科注定将难以回避价值判断，价值判断在新闻学科中占据较大的比重。价值判断是每一个新闻学研究者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新闻学需要事实判断，也需要价值判断。
第二，新闻学的文本之学特征较其他社会科学更重。尽管学界对新闻学的研究对象是否为新闻文本仍存争议，与“新闻事业”“新闻活动”“新闻现象”“新闻工作”等这些关键词相比较，将“新闻”文本作为新闻学研究对象的呼声相对弱小一些，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无论是新闻事业、新闻活动、新闻现象、新闻工作，其成效好坏最终都将反映到新闻文本上。可以说，新闻文本是新闻事业、新闻活动、新闻现象、新闻工作最重要的环节，无新闻文本则无新闻事业、新闻活动、新闻现象、新闻工作。新闻学的研究起步于新闻文本，最终无论是作用于新闻实践，还是作用于新闻管理政策，也将落脚在新闻文本上。新闻学研究是围绕着文本这一中心运行的，这是新闻学与社会学、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等其他社会科学的不同之处，他们的研究未必起步于文本，也未必最终作用于文本，从这点看，新闻学也具有较为鲜明的人文色彩。
因此，新闻学的学科性质为具有强烈人文底蕴的社会科学。新闻学不单单是人事之学，也是文本之学。
结语
新闻学具有较多的人文色彩，但新闻学并非人文学科，新闻学和传播学一样仍属社会科学。一些学者在辨析新闻学和传播学时过分突出了两者之异，以至两个协同发展的社会科学之“小异”，被说成是人文和社会学科之大别。目前，新闻学和传播学都还尚未达到成熟之境，过分强调其区别，不利于新闻学和传播学的融合和两个学科的协同共进。两个学科之间只有相互学习，相互借鉴，双剑合璧，才能全面提高新闻学和传播学的学科地位，也才能在学科丛林中占据与其他学科平等对话之一席之地。
参考文献：
[1]李承贵.20世纪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方法问题[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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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13]唐远清.对“新闻无学论”的辨析及反思[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8：135，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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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张昆.中外新闻传播思想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
[9]赵凯，丁法章，黄芝晓.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科学·新闻学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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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李秀云.中国新闻学术史[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
[14][15]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公司.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6）：761，760.
人文社科的研究方法篇9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思想解放浪潮中，学术界在思索拓展新的思维空间和学术新维度的深层问题，但在人文科学长期僵化思想压抑中，已然无法寻绎到新的思想资源和入思角度催生新的思想，也无力从人文体系中产生新思维的平台。于是以"科学"的名义，寻找人文科学转型的地基，成为时代的内在焦虑和要求。并进而在科学方法论中，获得人文科学学术思想转型的可能性。
当人文科学和文学意义处于僵化意识形态和日常生活伦理遮蔽之中时，人们开始重新询问艺术本体存在的意义，而要抵达艺术本体意义的深层，则必须具有全新的方法。新的科学方法论不仅可以通过科学的名义使僵化意识和保守心态无可责难，而且可以追踪世界最新的思维方法--尽管是自然科学方法。这样，中国学术史上就前所未有地出现了用自然科学方法全面而整体性地进入人文研究领域的现象，并持续了相当的时间。这一学术史的新现象值得学界认真审理。
一新方法论的引入与人文科学视野拓展
80年代"主体性"问题成为一个歧义迭出的文化热点，无论是哲学界的"主体性"还是文论界关于"主体论"的阐释和启蒙思想的重新塑造，关于人自身理想化和乌托邦的反思，以及对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主体精神的超级想象，都使主体性问题获得了空前凸显。美学界李泽厚的"积淀说"，文论界刘再复的"人物性格二重组合论"，文艺界的"对人性的呼唤"，对主体精神觉醒的痛苦记忆以及自我心灵苏生的张扬，均使主体性问题引起整个社会的空前关注。当然，由于理论准备的不足，也出现了前现代与现代之间的某种理论的杂糅性。
80年代第一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中国哲学史讨论会特刊《中国哲学史方法论讨论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对中国学界思想解放具有重要的意义。这是新思想出现的信号，即对新方法论的要求成为打开人文社会科学新思维和新角度的重要尺度。人们越来越明晰地意识到，方法论与本体论具有价值同一性。本体是方法的本源，方法是通达本体的中介。一定的本体论或世界观原则在认识实践过程中的运用表现为方法。方法论是有关这些方法的理论。没有和本体论相脱离、相分裂的孤立的方法论；也没有不具备方法论意义的纯粹的世界观或本体论。于是，方法论作为本体论研究的前奏出现在中国人文科学界。其后，几部重要的科学方法论的著作的陆续出版，对中国学界思想解放运动有重要的借鉴和提升作用。这些著作有：《哲学研究》编辑部编《科学方法论》，（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陶文楼著《辩证逻辑的思维方法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陈衡编著《科学研究的方法论》，（北京：科学出版社，1982），魏宏森著《系统科学方法论导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赵壁如主编《现代心理学的方法论和历史发展中的一些问题：心理学中的哲学问题译文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张岱年著《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发凡》，（北京：中华书局，1983）。尤其是张岱年先生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发凡》，更是在学界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1985年被称为方法论年，这一年由"旧三论"即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等到达"新三论"即协同论、耗散结构论等，进一步从自然科学的方法向人文科学的方法延展。但是，以科学方法论作为人文科学方法论的弊端很多，其有效性被人们一再质疑--尽管也有在鲁迅《阿Q正传》研究方面用系统论比较成功的例子。在我看来，科学方法论在对艺术本质的思考产生强大冲击力的同时，人们所用一套科学图解式的范畴大谈文学艺术：信息、反馈、系统、耗散等仍然显得力不从心，甚至望文生义地误读科学方法论亦不在少数。当科学方法论热潮消退之后，人文理性、艺术本质、文学史的本源是什么的问题仍坚若磐石。当然，这不能怪科学方法论的无能，实在是它因越界而无法解答。科学并非万能，它也有自身不可超越的界限，正是这界限揭示出科学不是艺术，艺术世界既不想又不能变成科学世界。科学方法论可以在某些局部打开一个文艺分析新的角度，但它的触角无法伸进文艺本体之中，艺术必须找到自己独特的思的源头和存在方式。
于是，西方的现代人文科学方法论--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荣格神话原型法，现象学方法，解释学方法，西方马克思主义方法，女权主义方法，结构主义方法等都共时态地涌进了学界。人们在最初接受译著译文后，很快做出了思想性反应，并诞生了一批较有厚度的研究著作。这些著作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对文艺理论产生了积极的启蒙思路的作用。尤其是江西省文联文艺理论研究室编的三部方法论的著作，在学界引起了重要的反响。如：江西省文联文艺理论研究室编《文学研究新方法论》，（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江西省文联文艺理论研究室编《外国现代文艺批评方法论》，（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江西省文联文艺理论研究室编《文艺研究新方法论文集》，（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同时，张卓民、康荣平编著《系统方法》，（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编辑部编选《美学文艺学方法论》，（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5），《文艺理论研究》编辑部选编《新方法论与文学探索》，（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5），也有推波助澜的作用。人文研究者运用这些新方法，分析解剖作品的内在要素，揭示中国人的心理结构，呈现文学作品的深层无意识，挖掘意识形态的权力运作模式，新阐释层面和新研究角度出现了，"思维空间"获得新的高度，"价值维度"得到重新观照，"主体精神"亦有了相当的发展。
1986年以降，心理学、人类学、符号学方法渗入文艺研究方法中，在文艺时究领域出现了诸如整体、要素、层次、结构、功能、叙事、范式等新概念和新范畴。艺术方法论也从摹仿论、功用论、表现论向形式论转化。文学研究方法告别了作为实现反映目的的方式和狭窄的专业领域，在新世纪中唤醒了新的方法论意识，开始以一种更清醒更自觉的姿态寻找方法系统的建立。理论批评家争先恐后创造新概念使用新方法，扩大文学研究的话语领域，从而诞生了一个个新的批评流派，跨入了文艺研究方法变革的时代。这时期，出版了多种关于文艺理论和其他学科方法论的著作：(英)拉卡托斯(Lakatos,i.)著《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兰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傅修延，夏汉宁编著《文学批评方法论基础》，（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潘宇鹏著《辩证逻辑与科学方法论》，（西安：西安交通
大学出版社，1987），王春元、钱中文主编《文学理论方法论研究》，（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编辑部编选《美学文艺学方法论·续集》，（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赵吉惠著《历史学方法论》，（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陶承德主编《现代科学方法论》，（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编《文艺学方法论讲演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张余金编《科学方法论》，（北京：劳动人事出版社，1988），刘蔚华主编《方法论辞典》，（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法)迪尔凯姆(e.Durkheim)著《社会学研究方法论》，胡伟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美)威尔逊(wilson,e.B.)著《科学研究方法论》，石大中等译，（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8），孙小礼著《科学方法论史纲》，（北京：北京出版社，1988），孙世雄著《科学方法论的理论和历史》，（北京：科学出版社，1989），王鸿钧、孙宏安著《中国古代数学思想方法》，（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89），曾玉书等主编《社会科学方法论》，（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法)戈德曼(Goldman,L.)著《文学社会学方法论》，段毅、牛宏宝译，（北京：工人出版社，1989）。可以见到，当代文论研究者从各自不同的角度、不同的领域对艺术进行了多层次多维度的研究，借用现代哲学方法、心理学方法、原型方法、语言学方法、人类学方法、符号学方法研究文论和文学史现象，学界出现了新观念层出不穷，不断翻新的局面。值得注意的是，透过方法翻新的表层，其深层正表露出这样的意向性：人们渴望通过新方法，去对不确定的生命过程加以意义界定，从而展示出人的现实处境和可能性。僵化的意识形态和保守的文化心态使真实的生命意义被遮蔽，人们只能通过新方法抵达反思的源头，通过语言的重新解释与已退隐的东西照面--通过新方法使得那一度消隐不彰的意义多元化地呈现出来。
进入90年代，方法论研究已经失去了80年代那种夺人的气势，而成为一种学理研究在不同学科中稳步地进行着。出版有：徐本顺、殷启正著《数学中的美学方法》，（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陈嘉明著《当代西方哲学方法论与社会科学》，（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1），(法)杜夫海纳主编《美学文艺学方法论》，朱立元、程介未编译，（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1），王锺陵著《文学史新方法论》，（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1993），何国瑞著《文艺学方法论纲》，（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黄修己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方法论集》，）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胡经之、王岳川主编《现代文艺学美学方法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盛钧平著《最新思维方法论》，（武汉：武汉工业大学出版社，1994），李春泰著《文化方法论导论》，（武汉：武汉出版社，1996），周思源著《红楼梦创作方法论》，（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冯毓云著《文艺学与方法论》，（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8），陈保亚著《20世纪中国语言学方法论：1898-1998》，（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郭晓川著《中西美术史方法论比较》，（石家庄：河北美术出版社，20__），刘明今著《方法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__）等。不难看到，这些著作在各自层面上推进了方法论的研究，有不少在整体构架和思路上远远高于80年代的著作。这些著作在整个文化艺术话语转型时期，运用新方法去分析作品结构、人物心态、语码符号、意义增殖等问题，具有研究"范式转换"的重要意义。但是我要说，话语转型时期的文艺方法研究，的确对门类繁多的文学现象加以多元多维的分析，然而作为一种崛起的当代文艺方法论思潮，再也没有80年代那种振聋发聩的力量了。
二当代中国文论方法论学术史的意义问题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80年代的科学新方法仅仅具有敞开言路、推进新学的意义，而人文科学新方法尤其是与文艺本体关系密切的新批评、结构主义、精神分析、解释学、接受美学的精神，促使文艺方法论超越了科学方法论维度，开始重视西学人文科学方法论，进而使文学批评的思维方式发生了转型--以现代批评方法取代传统批评方法。现代批评方法本质上是对文学生产、作品结构、读者接受这一总体过程各环节的思维活动的评判。其思维方式构成了批评方法的内在结构，而四种连续的思维程度构成完整的辩证分析方法模式。第一个思维程序是准备，选择一个基本出发点，确定分析的原则，并在客观背景上考察对象的总体图景。第二个思维程序是近观和环视，即在中距离和近距离观察对象，细细剖析，以揭示其外部联系、含义和意义。第三个思维程序是潜沉到作品之中，分解其内部结构要素，把握各部分、各结构、各要素组合的意义。第四个思维程序是领会本质，会通前三个程序而达到对作品的完整认识。这种新的综合，在螺旋式认识过程的更高一圈上使研究者返回作品。
这意味着文艺学美学方法论是一个具有不同层面的结构。现代文艺研究方法不同于传统研究方法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在于，批评方法不再是单一的、零碎的，而成为吸收融合各门人文科学（乃至自然科学）方法的一个有机方法论体系。这一体系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方面，即哲学一逻辑方法、一般批评模式、特殊研究方法：其一，"哲学一逻辑方法"，吸收当代哲学的精神资源，面对种种文艺现象，广泛采用归纳、演绎和分析综合等逻辑方法加以评论。其二，一般批评模式，即在作者、作品、读者和社会这四维关系中对其中某一维度进行研究，而形成了一种具体的批评方法。如侧重作家心理和创作经验的研究，则产生文学社会研究、传记研究、精神分析法、原型理论等；强调作品本体研究，则产生符号学方法、形式研究法、新批评方法、结构主义方法等；侧重读者接受研究，则有文艺现象学研究方法、文艺解释学方法、接受美学方法；而注重社会文化研究，则有文学解构主义方法、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方法、新历史主义方法，乃至后现代后殖民主义文学批评法等。其三，特殊研究方法。如书信日记"考辨法"--发现作家创作心态、创作规律、构思过程以及作家身世与主人公的"投射"关系等；细读法--通
过细读发现作品字句背后的"微言大义"；"评点法"--以只言片语对文中的关键点加以印象式的批评，或随点随评，使文中之意醒豁；"比较法"--通过作品与同代作品比较，作品与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作品比较看出作品的独特价值所在；"社会统计法"--通过计算机计算定性定量分析，研究相关著作用词频律、关键字出现的次数和文字风格等；"文化场"--对文学背后的权力运作进行考察，揭示被遮蔽误读文化现象；"症候研究法"--通过文化症候分析比较值计算等精确方法，来规定、解释或描述某些文学现象。在我看来，哲学一逻辑方法更具有形而上学的气质，能在总体把握中具有高屋建瓴的气势，但是容易空通话而脱离文艺的具体时间，出现作品阐释的失效。一般批评模式能够产生"片面的深刻"的效果，发现对象的独特性和另类型，但是逃不脱"深刻的片面"的窠臼；特殊研究法是微观研究法，其当代运用能体现文学研究不同侧重点、不同维度的批评个性。应该说，文学研究方法是一个不断发展、不断演变的有机体，是探索文学艺术奥秘的中介形式，只有文艺本体论真正出场，才代表了当代中国文艺研究精神的自觉。
人文社科的研究方法篇10
【摘要】法兰克福学派作为传播学研究领域一支重要的力量，有其自身独特的、不同于北美主流传播学派的研究范式。回顾法兰克福学派流亡美国期间所做的研究，可以帮助研究者厘清传播学史上对研究路径、研究方法的探索。
关键词传播学法兰克福学派科学科学精神
一、传播学史上的首次方法论冲突
1、客观准备———法兰克福学派的大迁移“二战”前夕，法西斯在欧洲的反犹主义大行其道。而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的成员几乎都是犹太人，因此传播学史上最为重要的学派之一———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们不得不大规模转移。美国成了法兰克福学派战前迁移的唯一去处。
1934年，社会研究所的学者们与当时美国学术界的头面人物进行了几次联系，他们主要是来自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的学者。霍克海默于该年5月首次赴美,除了1932年因受邀到芝加哥精神分析研究所授课已去往美国的弗洛姆之外，马尔库塞、洛文塔尔等法兰克福学派著名学者都在1934年先后抵达美国纽约。这批最早转移到美国的学者当中唯独少了大名鼎鼎的阿多诺。而传播学研究中的方法论冲突正是集中体现在了阿多诺的身上。
2、主观表现———定量与定性的“对立”法兰克福学派来到哥伦比亚大学之
后，保罗·拉扎斯菲尔德为他们提供了一个与广播有关的大项目,称之为“普林斯顿广播研究项目”，其全称为“广播对于各类听众的实质价值”。这一项目由洛克菲勒基金会赞助，总体经费为6.7万美元，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项目中来看，毫无疑问是一大笔钱。阿多诺因发表在《社会研究学刊》上的《论音乐的社会地位》一文得到了拉扎斯菲尔德的赏识，这一项目也正需要像阿多诺一样的“学术明星”来装点门面；另一方面社会研究所也正想送阿多诺来美国。因此，在多方因素的驱动下，阿多诺成功加入到了这个团队中来。
合作伊始，拉扎斯菲尔德与阿多诺就这次研究的方法论问题提出了两点要求，一是“针对经验研究问题”，二是“针对这一领域工作的实际执行”。而阿多诺似乎也与拉扎斯菲尔德达成了共识，他写道“我的理论态度并不厌烦经验研究。”
这一项目最后的代表性研究是哈德利·坎垂尔主持的“火星人入侵”恐慌性反应研究和赫塔·赫佐格主持的日间广播连续剧研究。这两项研究均被选入传播学经典《大众传播效果研究的里程碑》，这些都是经典的实证研究。
而阿多诺的论文《论音乐中的拜物特性和聆听的退化》使用的研究方法与前文所述的代表研究截然不同。前者是定量的、实证的、经验主义的，或被称为行政研究和管理学派的研究，而阿多诺的研究是批判的、定性的。同时，阿多诺对整个项目的工业化色彩、市场化倾向、量化分析方法提出了质疑。
诚然，这些质疑在某种程度的确暴露了定量研究方法的弊端，但拉扎斯菲尔德提出了三个主要反对意见，一是“你不应该详论你自己陈述的逻辑取舍，这样结果就是，你所说的很多东西或者是错误的，或者是无根据的、有偏见的”；二是“你对经验研究工作没有充分的知识，但却以权威的语言来写，这样，读者就不得不怀疑你在自己的音乐领域的权威性”；三是“你攻击其他人是拜物教、神经质和多愁善感，但你自己却清楚地表现出同样的特性”。
二、科学与人文之战
1、直接原因———背景与传统的导向
阿多诺与拉扎斯菲尔德冲突的直接原因与他们的学科背景不无关系。阿多诺是法兰克福大学的哲学博士，而拉扎斯菲尔德是维也纳大学的数学博士。两者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差异是很明显的，欧洲有着深厚的人文传统与丰富的文化遗产，较有可能孕育学术精英意识；美国作为一个移民国家，没有过多的人文负担，是一个高度商业化的社会，这也是行政研究和管理学派的温床。
2、根本原因———科学与人文的差异
阿多诺和拉扎斯菲尔德的冲突有着更为深层的原因，即科学研究与人文研究的冲突,笔者以传播学领域的研究状况为例。首先需要弄清楚的是传播学的性质问题：传播学是否是社会科学。这至今在传播学研究领域存有争议，秉持结构功能主义的一派学者将传播看做一个过程，被费斯克称为“过程学派”，与之相对应的是重文化语境的“符号学派”。两派的研究路径对传播学学科而言均是难能可贵的财富。
1、“科学”的定义及特征
对于传播学未来的发展而言，厘清方法论冲突的症结尤为重要。从词源上讲，英文的“science”和法文的“Scientin”均源于拉丁文“Scientia”，其原意是指“知识”与“学问”，这引出了对科学的第一重理解，即作为某种知识的科学。而现在我们所理解的科学更接近于“分科立学”，即一种体系性的知识。《韦伯斯特新世界大辞典》这样界定科学：科学是从确定研究对象的性质和规律这一目的出发，通过观察、调查和实验而得到的系统的知识。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科学研究的特征。一是实证性，即必须通过经验观察与验证；二是客观性，即尽可能排除主观因素的影响；三是明晰性，即对研究对象有明晰的界定。而通俗地讲，科学研究的目的也即，一是描述“是什么、怎么样”；二是解释“为什么”；三是预测“会怎么样”。
2、“人文”的界定及描述
《简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第六卷这样界定人文：那些既非自然科学也非社会科学的学科的总和。《朗文当代英语词典》则界定为：被认为不属于科学的那些学科。《现代高级英汉双解词典》又界定为：相对于科学或科学学科的学科。很显然，大部分定义都没有直面问题，而采取反面定义的方式。经过文献检索，笔者发现叶朗就人文学科的问题曾发表过文章，我们可以得出几点描述性的界定：
（1）人文学科的研究对象是人的精神世界（内在的）和文化世界（外在的）；
（2）人的精神世界和文化世界是统一的。从内容来说，人的精神世界和文化世界就是意义世界和价值世界；
（3）人文学科与回答“是什么”的客观陈述不同，它要回答“应当是什么”，也就是它要包含价值导向；
（4）人文学科引导人们去思考人生的目的、意义、价值，去追求人的完美化。
上述描绘并不能严格对应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但从两者的界定上来看，我们仍然能较为清晰地感受到科学研究与人文研究中理论的评判标准之间的差异。
前者要求理论具有解释力、预测力，更要具有启发性、内部一致性、可检验性和简洁性；人文研究理论则要求能提供新的理解和社会价值，其最刚性的标准不在于它能否检验，而在于能否取得学术共同体的认可以及具有某种美学吸引力。
3、相辅相成———“科学”与“人文”的博弈
今天看来，“科学”和“人文”的博弈已不再显著，且早已不能简单地使用定量的研究方法还是使用定性的研究方法来加以区分。尽管如此，新闻传播学科下仍有不少分支面临着方法失衡的问题。曾有学者对国内五本最为重要的新闻传播学术期刊中自1990年以来关于传媒经济的论文作了内容分析，得出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存在落差的结论，并指出“我国传统的人文学科研究偏重定性分析”。应该说如今的研究学者少有固守一种研究方法拒不接受甚至攻击其他方法。在现在的传播学研究中，学者通常会将定量和定性的研究方法、批判和实证的研究方法相结合，相辅相成。
即使在最初的方法论冲突中，阿多诺与拉扎斯菲尔德分道扬镳之后，他的《威权主义人格》一书也是定量研究。而拉扎斯菲尔德的《评传播的行政研究与批判研究》，以较为公允的口吻就不同的方法论展开论述。
回归到传播学研究，传播学者们究竟继承了哪些科学的精神内核仍值得我们关注。
三、传播学研究中的科学精神
所谓科学精神，是科学实践中的内在精神和灵魂，是实践主体的内在气质。这种气质的养成有赖于长期的科研过程与科学实践，并与某种学术共同体制度化的共同价值观和规范相统一。
这里首先需要检视的两个误区是对科学理性的崇拜与科学主义的盛行。对效率的追求,对于利润的追逐,催生了日益严重的科技理性崇拜。当代社会的人认为任何事情都可以通过科技进步来解决，而忽略了“人”自身。科学技术在创造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占有了人与人的关系。技术的占有就转变为对财富的占有，对资源的占有，对话语权的占有，进而转变为对他人关系的占有。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解释为何新闻传播学界饱受业界的歧视与轻视，即新闻传播学对研究工具的过度依赖，缺乏广度和深度的数据作为科学的代名词登陆各大学术期刊，体现的正是学术圈部分学者对学术资源的占有与对话语权的占有，致使研究成果失去了对人与人的关系最基本的阐释力。
科学主义正是在对科学理性的崇拜背景下诞生的。“科学主义虽然看到了科学对人类的意义和价值，但它对科学功能的价值的肆意扩大，是违背科学精神的。”于研究者而言，更为致命的是，“科学主义则是人们把自然科学研究中的概念、方法和成果简单地搬用到人文社会科学的领域中去，是自然科学观念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的泛化。”
但科学精神凝结到传播学研究中的一般价值仍然是巨大的，这时的科学也并非作为知识和学科的“科学”，而是一般意义上的日常使用的科学涵义。它要求传播科学研究不仅要熟练掌握统计方法，也要求研究者熟悉经典文献并追踪国际前沿期刊、文献；同时要求传播学人文研究不仅要广泛阅读一切具有思想性的文本，包括人文著作、社会科学著作乃至部分自然科学著作，也要求研究者在培养洞察力的基础上注重逻辑思维训练。两种不同的传播学研究风格都秉持着一般性的科学精神，这才是当下与未来的新闻传播研究者所需要注意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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