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传播与文化交流篇1
人类文化交流、传播，尤其是跨文化交流、传播主要有三种方式：第一种是现在最常见的方式，通过各种媒体交流、传播，即通过符码传播。第二种是通过物品（主要是物质商品）的流通、交换、使用实现文化交流、传播，即实物传播。第三种是通过人的移动或迁移实现文化交流、传播。移动主要是指短期的访问或旅游，由于时间短，这种文化交流传播范围小、程度浅。迁移是指离开原来的居住地而另换地点居住和生活，比如留学和移民。
迁移是最深入的文化交流、传播方式
相比较而言，在文化交流、传播上，与短期访问或旅游相比，迁移是人类最深入、最全面的文化交流、传播方式。
迁移中的文化碰撞和交流有时也伴随着血泪。而且文化差距越大，误解、冲突的可能性就越大。唯有通过长期直接接触，不同文化之间才能实现真正的了解、沟通、理解和交流。
（一）迁移：最深入、细致地了解、体验异质文化的途径
通过读书报、听广播、看影视、上网或旅游、参观访问，能在一定程度上体验异质文化。然而前者缺乏直接体验，后者由于时间短暂往往不深入、不细致。跨文化迁移则把缺乏直接体验和时间短暂的缺憾都弥补了。进入其中，才能够发现和体验到很多细节，才能够使对某种文化的理解建立在真实的体验之上。
（二）留学：最有成效的跨文化交流、传播方式
1.留学生是最有成效的异质文化的搬运者。留学生带去的是母文化，带回的是留学目的地国的信息和文化，而且多是信息和文化精华，是高质量的、在通常情况下多为先进的异质信息和文化。与一般移民相比，留学更是和平的文化交流，它对不同文化的双向交流和传播更有意义。
留学迁入者也传播母文化，但他们主要是适应迁入地的文化，因此，以接受和适应当地文化为主。留学返回者由于承载着异质信息，因此他们主要是传播者。留学人员扮演了文化搬运者的角色。
通常情况下，迁入者带给迁入地的信息小于带回迁出地的信息。也就是说，这是一种不对等的信息、文化交流传播活动。
2.学有所成的留学生可以实现母文化与异质文化的深度双向交流。留学生能够实现真正的两种或两种以上文化的双向交流和传播，特别是那些学有所成的留学生可以实现母文化与异质文化的深度双向交流。比如，林语堂“两脚踏东西文化”，“对外国人讲中国文化，而对中国人讲外国文化”，正是做了中西文化双向交流和传播的事情。
（三）技术移民：最有成效的技术传播方式
技术传播与文化思想的传播有所不同，它既有认识方面的因素，更有实践方面的因素;既需要具体的人来掌握和操控，又需要特定的器物设备做支撑。对于技术传播来说，最有成效的传播方式就是技术移民，古今中外都是如此。
黄道婆可以说是中国古代的“技术移民”。多数技术移民是从故乡迁移到外地，而黄道婆则是从外地又迁回到了故乡，带回琼州黎族人民的先进纺织工具和技术。后来，松江府成为全国最大的棉纺织中心，松江布有“衣被天下”的美称。黄道婆的故乡乌泥泾有民谣：“黄婆婆，黄婆婆，教我纱，教我布，二只筒子二匹布。”“教我纱，教我布”，道出了黄道婆的贡献。
技术移民拥有高学历和专业经验，在很大程度上，科学家和工程师的流动属于文化上的两栖状态（mockusSivickas，2000），即往来于两种不同的生活环境中，而不是永远漂泊不定。①现代技术移民是推动科技发展，尤其是技术交流和推广的一支重要力量。
移民会影响和改变移居地的社会和文化环境
人的迁移必然要把文化习俗带入迁居地。更重要的是，当移民达到一定规模时，伴随而来的文化会影响和改变迁居地的社会和文化环境。“人是文化最丰富、最活跃的载体，一定规模的人群移徒，必然导致其原有文化单元的转移，因此，人口迁移对文化的传播起到了更为关键的作用。”②
目前，大约6000万海外华人活跃在世界各地，不断扩大着中国文化在全世界的影响。众多的海外华人把春节这一中国人最重要的节日带到了世界各地，并使之越来越国际化。正是达到了相当的数量，中国人才在美国、欧洲建立了“唐人街”、“中国城”、“华埠”，在日本也形成了“中华街”，把“小中国”带到了那里。曾到过唐人街的马国亮写道：“我没到美国以前，真想不到这里竟有一个式式俱全的、具体而微的国中之国。”③中华文化为丰富和发展美国文化做出了贡献。
注释：
①【法】让-巴蒂斯特・梅耶、【南非】大卫・卡普兰、【哥伦比亚】豪赫・夏鲁姆：《技术移民与知识的新地缘政治学》，《国际社会科学》，2002年第2期
②葛剑雄安介生：《四梅同根――移民与中国传统文化》，山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文化传播与文化交流篇2
关键词 跨文化交流 媒介形象 国家形象传播
中图分类号 G206 文献标识码 a
作者简介 韩利，西南民族大学艺术学院讲师，成都610225
2010年，国际著名钢琴演奏家李云迪、郎朗应邀参加了《中国国家形象宣传片人物篇》的拍摄，从传播学角度看，两位同一领域的相同类型人物同时出现在一部国家形象宣传片中，并不多见。哪么，中国国家形象宣传片为什么选择这种传播策略，笔者认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李云迪和郎朗在跨文化交流中的媒介形象建构以及在跨文化交流中产生的国际传播影响力，本文试对此进行简要分析。
一、西方主流媒体对李云迪和郎朗的媒介形象建构
在西方，人们已将李云迪的名字和波里尼、阿格里奇、齐默尔曼等当代钢琴演奏大师联系在一起，他被称为“浪漫派钢琴大师的接班人”，成为当今世界主流钢琴演奏家中为数不多、最受推崇的东方钢琴家之一。李云迪用自己的演奏卷起音乐漩涡，让不同肤色、不同信仰的人们融合在钢琴的旋律中。
美国权威财经报《华尔街日报》挑选李云迪作封面人物故事的主角，更称他为“古典界的摇滚巨星”，足见他在西方乐坛的影响力。他在音乐上的成就更不断被肯定。他是首位登上美国财经权威报章《华尔街日报》及有日本“时代杂志”之称的《aeRa》封面故事的中国钢琴家；他是首位被杜莎夫人蜡像馆挑选为名人蜡像的中国钢琴家；他更是首位与柏林爱乐乐团发行现场录音的中国钢琴家。中国首位波兰“荣耀艺术”勋章获得者。世界各大权威媒体如《纽约时报》等无不称赞他的演奏独树一帜，优雅高贵又极富诗意，堪称当代最浪漫最诗意的国际钢琴大师。“李云迪是一位诗人般的钢琴家，同时他有着极其敏锐的触键(但必要时他也有非凡的力度)，对音乐织体和旋律线条的感知同样无懈可击，所有这些特质使他的肖邦臻于完美。”《纽约时报》首席乐评安东尼・托马西尼称赞道：“李先生的技巧辉煌，演奏精练，而且李先生是一位更具探索及敏锐的音乐家。”《纽约时报》首席乐评tommasini说道：“李云迪是一位技巧惊人的钢琴家，他的演奏既优雅又有年轻的活力，令人热血沸腾!”《多伦多星报》给予的评价是：“李云迪也是位有个性的演奏家，很像昔日的巨星如霍洛维兹和鲁宾斯坦。”此外，英国《留声机》杂志、《波士顿环球报》、《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代报》、英国《BBC音乐杂志》、英国《独立报》、英国《星期日时报》等众多西方媒体也给予李云迪高度地评价。“李云迪给听众带来的是真正的、健康的肖邦音乐，雄浑有力、自然坦率、对比鲜明”、“极为优雅的演奏，极具水平的完美”、“他的潜力是无止尽的。他的弹奏有精致的声音，充满丰富的色彩，他的分句犹如行云流水般、并极度音乐化。”
1999年8月14日，刚满17岁的郎朗在美国芝加哥拉威尼亚音乐节的明星音乐会上一举成名。当时这场长达5小时之久的音乐盛典，邀请了5位世界著名的钢琴家加盟演出。确定与美国“五大”之一的芝加哥交响乐团合作演出的著名钢琴家安德烈・瓦茨急病退出，音乐会总监艾森巴赫急招郎朗替补上场，他与芝加哥交响乐团合作演出的柴科夫斯基《第一钢琴协奏曲》，令3万观众沸腾。《芝加哥论坛报》说：“郎朗是世界上最伟大、最令人激动的钢琴天才。”
他被誉为“世界最年轻的钢琴大师”、“金牌出演者”、“世界的郎朗，华人的骄傲”“一部钢琴发电机”、“郎朗，中国的名片”等等。2007年《纽约时报》称他为“当下古典乐坛最红的艺术家，全世界观众的最爱”。《华尔街日报》曾经转述一位权威人士的有趣评论：“如果郎朗是一支股票，我借钱也要买。”他被称为继霍洛维兹和鲁宾斯坦之后世界钢琴界的又一位领军人物。他的音乐才华以及热情奔放的性情相得益彰，使他成为当今古典音乐最理想的诠释者和年轻人心中的偶像。
由此可见，挑剔的西方主流媒体对来自“中国的声音”从不得不侧目、关注，最终认可并大加赞叹。李云迪和朗朗在跨文化的艺术交流中展示的中国魅力不仅获得了挑剔的西方主流文化的认可，而且，在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提供了让世人了解中国，了解中国文化的机会。欧美媒体指出：李云迪、郎朗等人被国人视为民族英雄，实现了中国日益走向富强的希望。
二、跨文化交流与合作产生的国际传播影响力
2001年，李云迪与全球最大、最具影响力的德国DG唱片公司签约后，成为第一位与该公司签订唱片合约的中国钢琴家。
2006-2007乐季起，李云迪的演出邀约包括与柏林爱乐乐团和指挥大师小泽征尔在柏林爱乐音乐大厅、莱比锡布商大厦乐团和指挥大师卡多夏伊在纽约卡耐基音乐厅、芝加哥交响乐团以及维也纳交响乐团在金色大厅、洛杉矶爱乐乐团、旧金山交响乐团、美国国家交响乐团、底特律交响乐团，德意志广播交响乐团等世界顶级乐团的合作演出。
2001年，郎朗签约世界著名的德国DG唱片公司，成为最受瞩目的艺术家。郎朗是第一位携手不同指挥家、在一个月内连续演奏十大不同风格协奏曲的中国钢琴家，也是第一位与柏林爱乐、维也纳爱乐、美国五大乐团(纽约爱乐、费城交响乐团、芝加哥交响乐团、波士顿交响乐团、克利夫兰交响乐团)等所有一流乐团合作，并在全世界所有著名的音乐厅举办过个人独奏会的中国钢琴家。不仅音乐会在欧洲、北美、南美、亚洲、澳洲等几乎世界每一个地区的票房排名第一，而且由环球唱片出版的专辑也曾在欧洲、北美高居榜首。与郎朗合作过的著名指挥家有：巴伦伯依姆、祖宾・梅塔、西蒙・拉多、马泽尔、穆蒂、詹姆斯，莱文、艾森巴赫、木斯特、萨瓦利什、捷米尔卡诺夫、克林・戴维斯、迪图瓦、托马斯、贾维、捷吉耶夫、杨松斯等。
李云迪和朗朗的这些跨文化交流与合作极大地提升了他们的国际传播影响力。
三、国家形象传播策略：国际化的中国人诠释中国形象
《中国国家形象宣传片人物篇》是为塑造和提升中国繁荣发展、民主进步、文明开放、和平和谐的国家形象而设立的重点项目，是在新时期探索对外传播新形式的一次有益尝试。30秒广告短片人物篇采用更有冲击力和震撼力的方案，集中了体育界、演艺界、学术界、科技界、企业界等享有国际盛誉的50名优秀中华儿女，展现当代中国生机勃勃的国家形象。
从李云迪和朗朗同时人选《国家形象宣传片人物篇》，我们可以对《国家形象宣传片人物篇》的国家形象传播策略作一些简要分析：
(一)采用具有国际化影响的中国杰出人物诠释中国形象。
《“中国脸谱”点亮大国形象――国家形象片为何选择他们》一文对李云迪和朗朗入选《国家形象宣传片人物篇》的解释是：
国际著名钢琴家郎朗、李云迪都被称为中国最为优秀的钢琴艺术家。郎朗是受聘于世界顶级的柏林爱乐乐团和美国五大交响乐团的第一位中国钢琴家，被数家美国权威媒体称作“当今这个时代最天才、最闪亮的偶像明星”；李云迪被誉为“钢琴王子”，早已经成了几千万琴童的偶像。
由此可见，随着李云迪、郎朗等中国杰出钢琴家问鼎世界乐坛，中国新一代钢琴演奏家在走向世界并将对世界钢琴艺术产生深远影响的同时，也向世界展示了一个2l世纪充满朝气的、富足的、现代的中国形象。在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提供了让世人了解中国，了解中国文化的机会。
这是《国家形象宣传片人物篇》选择李云迪、郎朗进行国家形象传播的一个重要因素。
(二)良好的媒介形象建构为国家形象传播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如前所述，西方主流媒体对李云迪和郎朗在钢琴艺术上的成就和贡献进行了长期持续报道和高度评价，这种情况在长期以西方人为主宰的钢琴艺术领域是极为罕见的，这不仅代表西方主流媒体对两人在钢琴艺术上造诣的充分肯定，而且通过这些报道和评价，建构了李云迪和郎朗在国际范围内的媒介形象，使其在西方知名度和影响力得到了极大提升和高度认同。在这种媒介形象建构的基础上，以李云迪和郎朗作为中国国家形象传播的代表人物，更易达成与国际受众特别是西方受众的沟通，国际社会的认同感更强，使中国国家形象传播的传播效果更佳。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对李云迪和郎朗入选《中国国家形象宣传片人物篇》的国家形象传播策略作简要总结：
文化传播与文化交流篇3
论文摘要：翻译所进行的是语言的翻译，就必然与文化相联系，翻译从本质上来说是文化信息的传播。本文从文化传播的角度论述了翻译的文化传播特征及其传播属性，以及翻译的文化传播对我国文化产生的深远影响。
语言符号与文化唇齿相依，它是文化的组成部分，是文化的结晶、文化的载体，并促进文化的发展。但语言同时又受文化的影响并反映文化。文化是语言发展的动力，它的传承得靠语言来进行。只有交流、沟通，文化才能丰富发展，而要交流与沟通就得借助翻译。翻译的本质就是文化信息的传播。
一、符号、文化与传播
符号是语言的体现形式，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是语言符号的土壤，文化只有传播才能永葆生机和活力。语言符号、文化及传播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一)文化与符号
无论就广义文化或狭义文化来说，语言都是表达它的重要手段之一。语言作为文化的表达形式并不是说语言的声音是形式，其意义就等于文化，我们是把语言符号的整体看成民族文化的重要表达手段的。文化作为一种十分重要的社会现象，‘它是一种深厚的符号积累和沉淀。文化世界实际上是一个是符号的世界。从作为文化的前提的语言开始，到他与同伴的符号的关系、社会地位、法律、科学、艺术、道德、宗教与无数其他事物，人的行为除了饥饿与性的生物需要等基本方面之外，都由符号的实体支配”(贝塔朗菲，1987:165)。格尔兹则认为:所谓文化“是一种通过符号在人类历史上代代相传的意义模式，它将传承的观念表现于象征形式之中。通过文化的符号体系，人与人得以相互沟通、绵延传续，并发展出对人生的知识及生命的态度”(转引自庄晓东，2003)。
(二)传播与符号
英语中的传播一词—communication源于拉丁语的communis，其原义为“分享”和“共有”。15世纪以后逐渐演变为现代词型，其义包括“通信、会话、传达、沟通”以及“交流、交往、交通”等等。19世纪末起，communication一词成为日常用语并沿用至今，成为使用最为频繁的词语之一。
由于传播的研究范围极广，学界对“传播”的定义如同对“文化”的界定一样众说纷纭，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过程”说、“互动”说、“共享”说、“影响”说和“反应”说等等。它们从不同的角度、不同侧面对“传播”进行解读。但人们对传播达成的共识是:人类传播或社会传播，是指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信息交流和精神交往活动，指信息在一定社会系统内的运行，社会传播可归结为社会活动或社会行为。正是由于人类社会有传递信息的需要，才有了传播行为的发生。
传播离不开媒介和符号，媒介负载符号，符号负载信息。符号与媒介是一切传播活动赖以实现的中介。传播是一个有意识、有目的的自觉的活动，传播主体都希望达到一定的效果，可以说，传播主要指的是人类动态地传递信息、观念和感情以及与此相联系的人类交往沟通的社会性活动。传播的核心是信息，它是信息的流动过程。在人类传播活动中，既不存在没有信息的传播，也不存在脱离传播的信息。
二、翻译的文化传播的特征
一个民族语言折射出这个民族纷繁多彩的文化形态，所以文化信息传播不仅是物质的、文化形式的引人，更主要的是价值观念、思维模式、社会心理、感情传达等心态文化层面的相互接触与认识，选择与吸收，同时也涉及各文化层面上错综复杂的关联以及深层次的转化与变异。文化与传播是互动和一体的。没有文化的传播和没有传播的文化都是不存在的。它表现为以下特征:
文化的社会性，文化传播是人与人之间进行的一种社会交往活动，离开人这个传播的社会主体，传播活动就不能进行;文化的目的性，人类的文化传播总是在一定的意识支配下有目的、有指向的活动，这就和动物本能性的机械生存传递有着本质的不同;文化的创造性，在文化传播活动中，人类对信息的收集、选择、加工和处理，处处都包含着人类的智慧，彰显着人类的创新;文化的互动性，文化传播是双向的，是传者与受传者之间信息共享和双向沟通与交流的过程;文化的永恒性，文化传播生生不息，绵延不断，超时空、跨种族，贯穿于人类社会发展过程的始终，是恒久不变的人类活动。
没有文化的交流与传播，任何文化都将是一种“死文化”而不是一种“活文化”;文化是社会经验，是社会习得，它只能在社会生活的实际交往中完成;文化又是历史传统，是世代相传、不断延续的结果。文化帮助我们知道过去、认识现在、明白将来，推动社会有序地向前发展。文化是传播的内容，传播是文化的形态，文化与传播互为生存的条件并寓于传播之中，不可分离。
文化作为符号存在本身也说明了文化对于传播的依赖性。文化目的就是为了传播，任何符号只有在传播中才获得意义和价值，没有传播，符号便没有了意义，文化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可能。动物不能进行符号传播，所以没有文化。人则因为有了符号传播而成了文化的动物。所以，文化是动态的，处在不断的传播之中，而文化又是多元的，它传播不是单向、封闭的，而是多维的、交叉的，这就是跨文化传播—翻译的文化传播的特点。
人类社会的发展史是一部各种文化不断相互融合的翻译的历史。多样的文化造就了五彩缤纷的现实世界，而跨文化信息传播的手段—翻译则打通了不同文化社会之间的分割，形成了一种文化信息与另一种文化信息的交流互动，推动了世界文化的共同发展，创造了共享的人类文明。翻译作为跨文化传播的中介，参与文化符号的解码和编码活动，因而同时具有文化和传播的双重性质。翻译的过程本身，既是文化行为，又是传播活动，是发生在语际交流过程中的跨文化信息的传播。一方面受世界观、价值观、知识范围、经验等因素的制约;另一方面又受其所处社会、文化环境的制约。
翻译的表象见于符号转化，反映了人的符号存在，更体现了民族文化的特色。跨越文化障碍而进行的文化信息的传递过程，是人类社会所特有的活动，它类借助符号进行思想交流、文化传播。
rassnettmcguire:“医生在做手术的时候不可能忽略心脏周围的身体器官，同理，译者在处理文本的时候也不应该冒险与文化隔绝”(susanbassnettmcguire,1988:82)。她的“外科医生—心脏—肌体”比喻，形象地说明了“译者—语言—文化”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文化是肌体，语言是心脏，它们的相互作用使得生命延续不息，外科医生在进行心脏手术过程中不能忽视心脏周围的组织，译者处理文本时也不能忽视文化肌体。语言与文化必须结合起来，才能完整，才能传承下去。
三、翻译对文化的影响
翻译的文化传播特征，使得翻译作为跨文化交际的桥梁，在人类文化交流、丰富以及发展等方面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翻译的文化传播促进了文化整合。翻译中文化信息整合的结果是使译文富有文化气质的意象或意境。在整合过程中，将文化信息载体，如词汇、场景、事件、气氛、文化等特征和行文风格等各种语境的组成部分进行充分地了解、识别并进行重组。这就必须加强译者的文化意识和文化信息感应能力，如果对存在的文化信息不能识别，信息稍纵即失。所以翻译的文化整合是不同文化的兼容和重组，是异质文化之间彼此吸收、借取、认同并且趋于一体化的过程。“我们说文化是整合的，指的是构成文化的诸要素或特质不是习俗的随意拼凑，而是在大多数情况下相互适应或和谐一致的。人类文化的交流和传播，是促使文化整合、生成新的文化结构和文化模式的关键性因素，人类发展的历史可以说是文化不断整合的历史”(转引自庄晓东，2003:41)。
翻译的文化传播促成了文化增殖。所谓文化增殖是文化在质和量上的一种“膨胀”或放大，是一种文化的再生产和创新，是一种文化的原有价值或意义在传播过程中生成出一种新的价值和意义的现象。一种封闭、保守、落后的文化，一种缺乏创新性的文化是不会增殖和再生的，这种文化必然随着历史的发展而被淘汰出局。翻译引人其他民族的文化，增进本民族的文化，从而促进不同民族文化的交流与繁荣。
翻译的文化传播造成了文化积淀。文化传播使文化财富承接和传播开来，成为不断积累的文化遗产，使文化在历史长河中得以沉淀和堆积，这种文化的承继和发展便是文化积淀。文化传播的时间越久远，文化积淀就越深厚，文化积淀促进了人类的进化和发展。文化的积淀并不是简单的由上一代文化机械地传递给下一代的历时性过程，而且在传播中不断吸收外来优秀文化的共时性的创造过程。
四、翻译对我国文化的影响
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一时一刻也离不开翻译。西欧所以有今天的文明，用一个西方学者的话来说，这要“归功于翻译者”(转引自孙致礼，2003:4)。同样，中国的情况也是如此。
翻译的文化传播丰富了各民族的文化，并使本民族文化繁衍、发展、壮大。季羡林:“倘若拿河流来作比，中华文化这一条长河，有水满的时候，也有水少的时候，但却从未枯竭。原因就是有新水注人。注人的次数大大小小是颇多的。最大的有两次，一次是从印度来的水，一次是从西方来的水。而这两次的大注人依靠的都是翻译。中华文化之所以能够常葆青春，万应灵药就是翻译。翻译之为用大矣哉”(转引自孙致礼，2003:1)!
印度来的水，指的是佛经翻译。佛教翻译既是一种宗教翻译，又是哲学理论翻译，同时还是一种文学的翻译。它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是极大的。从词汇上看，增加了35001)个词;从音韵上看，随佛经译入，导致古代音韵学上四声的发明和诗歌韵律上的变化;从句法和文体上看，增加了汉语倒装句等十大变化。佛教文学文采动人，气势壮阔，想象奇诡，体大构精，它的翻译给中国文学以新意境，为中国文学输人新材料，开辟了唐以来降格律诗词新体裁，催生出六朝志怪小说，激发了我国的浪漫主义文学;它抬高了白话文的地位，使得佛寺禅门成了白话文重要的发源地。
文化传播与文化交流篇4
一、网络文化信息传播效应的具体体现
网络文化信息传播通过网络传播的技术来运作，其传播效应主要由网络文化信息的核心内容、网络用户、网络信息传播的技术和相关的一系列社会文化背景及文化创意等因素来共同实现。传媒机构或传媒者设计并提出传达目标，将预定的文化信息通过传媒渠道定期，通过网络传播的互动沟通，从而吸引众多的网络受众，形成数量众多且较稳定的受众群体。网络传播为文化信息的提供了数量可观的受众资源，网络受众共同的兴趣或类似性或个别化的消费需求，又可促进并推动网络文化信息传播业的发展，从而提高文化信息的网络传达率和网络文化信息的综合效应。由于文化信息在网络互动环境下，不存在绝对权威性或纯属功利性的传播，更易使大多数网络受众产生信赖感，从而大大强化网络信息传递效应，使传播媒介与网络受众之间的交流更及时而顺畅，有利于传播媒介建立起更为详细的以网络受众为对象的资料数据库，便于传播媒介进一步了解受众心理，把握好网络文化信息在内容与形式等诸方面的创意设计与传播趋势。
二、影响网络文化信息传播效应的几个主要因素
（一）提高文化信息传播效应的因素
内容关注度：网络受众越多，由受众产生的反馈信息就越多，由此吸引的受众也就更多，形成马太效应；信息服务度：网络提供的文化信息和服务信息越多，受众文化交流的机会就越多，进而又促进文化信息的有效传递和服务质量；受众参与度：网络受众接受与参与文化信息的频率越高，受众之间、受众与媒介之间的关系也就越密切，信息传播产生的效益就越大；受众信息度：受众的身份信息越具体详实，就越有利于吸引更多的文化创意传播媒介、文化创意人和赞助企业来从事网络文化传媒事业。
（二）网络互动情景的交流因素
网络交流都是在无限广阔的网络虚拟空间情景下展开的，网络虚拟交流大致可以归为四种情景：交流的形式与结构、文化信息的即时更新和变化频率、文化交流的互动活跃度及文化交流的广泛熟悉度。其中文化交流的广泛熟悉度不仅仅包括受众彼此之间交流的熟悉度，还包括受众对网络交流所使用工具的熟悉度和娴熟使用工具的技能。一般而言，受众交流的参与互动度越高，其文化信息传播的有效率就越高。
（三）文化信息的质量因素
网络传播中文化信息量的内容形式会引起传播效应，既可构成正比，又可构成反比。网络文化信息的传递内容与表达方式，越是符合受众所事先所预想的，对受众来说，那它的信息量就越小，传播效应与信息传播量此时构成了反比；反之，的网络文化信息给予受众富有奇特变化并意想不到的内容和表现形式越多，那受众接受的信息量就越大，文化信息传播的效应也就越大，此刻的传播效应与信息传播量就构成了正比。在网络文化信息传播中，原创性的文化信息创意往往是奇异新颖而引人入胜的，它凭借自身独特的吸引力和最有差异性的冲击力而激发受众的兴趣，往往产生比较好的传播效应。
（四）文化信息传播的周期因素
网络文化信息传播的效益与受众对信息的反应接受程度密切有关。受众对文化信息的反应关注度越高，其传播的效率就越高，文化信息传播的效应就越大。一般而言，网络文化信息传播周期越长，文化信息蕴含的价值在传播时丢失率就越小；文化信息传播的周期越短，文化信息蕴含的价值在传播时丢失率就越大，信息传播后的价值就越小。
（五）传播效率所需的成本因素
网络文化信息传播渠道的首端与末端的信息量是不等同的。首端的信息量远远大于末端，末端越远，信息量越少，与真实性偏差越大，就会不时发生以讹传讹、以假为真的荒谬误区。在网络中，受众的互动概率越高，其交流的概率越高；网络传播者的地位声望越高，其传播的文化信息影响范围就越大；另外，网络传播的路径越短，其传播的效率也就越高。网络文化信息与传播区域的社会文化背景差异越大，网络传播的成本越大，其文化信息传播的效应就越差；网络传播中的文化交流方式越恰当，其传播的成本就越小。
以上几个方面，都是网络文化信息产生综合传播效应的重要的具有综合效应的因素。为了提高文化信息传播效应，需要对以上相关因素加以认真研究，从而确定并采取恰当的传播策略，实施合理的传播方案，设计出最佳网络文化信息的传播创意。
三、网络文化信息传播的效应测试依据
网络文化信息传播的效应与传播传媒载体的影响力、时间、方式等因素密切相关，其中，网络传播的特定文化内容是网络传播的核心内容。文化内容与传播效应的相关性会大于网络传播的技术应用和传播方式，这其中产生的差异是因为前者与后者在时间、速度上产生的情况不同。网络文化信息传播效应的影响，不仅取决于传播人和传播媒介的信息，而且取决于网络受众，更取决于文化信息对网络受众有用度和对受众接受信息的投合度。一般而言，文化信息价值与对受众的有用度和投合度构成正比。
依据网络传媒环境的特点，网络文化信息的价值度量应该从内容、来源、组织、环境、用户体验这五个方面来综合考虑。另外，网络文化信息传播的社会价值、文化价值、经济价值等因素，也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和间接反映出网络文化信息的价值。目前有些关于文化信息传播效应负效应的提法，即网络文化信息传播的量越多，则信息可用率就越低。比如，以网络文化信息传播而言，每当它在增加传播信息量之际，如果网络受众同时也最大限度地获取到这些特定文化信息，这就是传播的正效应。但事实上，文化信息传播并不总是在传播过程中带来正效用，由于部分网络用户不负责任地不加约束地发表大量消极、偏激或有害的信息，甚至有些出自不良动机，造成网络空间里垃圾信息陡然增加，致使网络受众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进行信息筛选，在短时间内难以搜寻到恰当的或急需的文化信息，传播的特定文化信息的可用率大幅降低，由此形成了文化信息传播的负效用。因为文化信息传播的交叉渠道数越多，文化特定信息在传播时受到的干扰就越多，传播概率就越小，传播效应也就越小。
现代研究结果表明：网络文化信息源的权威性、合法性、健康性、准确性等对同一文化信息的不同传播效力的影响是明显的，文化信息传播的负效用基本上由网络上的网络受众共同承担。垃圾信息的传播者越多，网络文化信息的分散性和低劣性的引发率就越高，这就成为产生网络文化信息传播负效应的隐患。加之网络信息传播控制的另一面是非控制化，网络传播的正效应必然也隐含着负效应，对这些网络传播信息负效应的排斥也面临同时失去传播正效应的较大风险。由此可见，在网络传播中，一方面文化信息的内容质量与传播形式是判断信息传播效应的重要尺度，另一方面信息传播和信息作用也取决于网络信息受众的关注与使用，即信息受众的接受度影响着信息传播效应。因此，对网络信息传播效应的提升，起决定作用的并不是像经典信息论提出的所谓“信息量”决定论。客观规律告诫我们，我们着意追求和强调的信息效应，最能起决定作用的关键因素不仅仅在于传播信息量的多少，还在于特定文化信息传播的有效性，即受众的关注度和使用率。
因此，为了有效凸显并强化网络文化信息的核心价值，传播者和传播媒介必须依据受众记忆特点、关注特点、使用特点的不同，在文化信息内容设计上尽量通俗、易懂，并且直接、独特和生动，从而使网络受众轻松获得耳目一新的、意想不到的、目不暇接的、异彩纷呈的特定文化信息，促使其知悉、关注、使用，产生兴趣而获得长久记忆，达到更为理想的事半功倍的网络文化信息传播效应的目的。
参考文献：
［1］姜葵.网络传播与网络写作.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9.
［2］鲍宗豪.网络对我国社会文化的推动与影响.探索与争鸣，2001，（2）.
文化传播与文化交流篇5
关键词：跨文化传播；旅游；文化差异
中图分类号：F59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3）24-0250-02
尽管对旅游的概念，学术界虽然没有统一的定论，但旅游是人们暂时离开居住地前往异地且不在异地长期居留的活动，这是毋庸置疑的。因此旅游是一种基于愉悦的、人们跨越地理空间的一种流动，旅游者就是文化的承载者和传播者。因此旅游是一种特殊的文化交流活动，旅游本身就是跨文化传播的方式之一。
一、旅游与跨文化传播
学界对跨文化传播的定义，可以概括为三类。第一，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际交往与互动建构意义的象征性过程行为；第二，信息的编码、译码在来自不同语境的个体或群体进行的传播；第三，由于参与传播的双方的符号系统导致的文化差异，传播因之而成为一种符号的交换过程[1]。对于旅游中的跨文化传播的涵义，我们可以结合旅游的特点，将旅游中的跨文化传播认为是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社会成员之间互动的过程及产生的影响。
从文化角度而言，旅游中的跨文化传播实际上是不同文化之间的碰撞与融合，是人们对陌生文化的体验，也是对自身文化的重新发现和认识。考虑到文化与人的关系，可以将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跨文化交流主体作为分析的维度之一，将旅游中的跨文化传播活动分为：旅游者之间、旅游者与当地居民之间、旅游者与旅游工作者之间的跨文化传播活动。此外，旅游是一个连续而又复杂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的不同阶段，跨文化传播也表现为不同的方式与特征。
二、旅游三个阶段中跨文化传播的表现及影响
（一）旅游前：文化差异吸引下的跨文化传播需求
人们从产生旅游的想法到选择旅游目的地并付诸实践，这中间有一个漫长的过程。我们将踏上旅游行程，付诸旅游之前的过程定义为旅游前阶段。旅游前阶段主要包括：产生旅游的需求，具备旅游的条件，选择旅游目的地三个方面。
在产生旅游需求方面，跨文化传播主要体现在文化差异对游客所产生的吸引力上。反结构理论也很好地解释了现代社会人们产生旅游需求的原因，即打破原有的日常模式而重建的一种新的行为模式[2]。而旅游作为一种“现代仪式”正符合这一解释，这种反结构现象最终产生的动力之一便是不同地域、群体、民族间的文化差异。旅游者对新奇文化的追求是旅游具有“跨文化”属性的重要原因[3]。
关于旅游者所具备的条件，纳尔逊·格雷本提出了“可供自由支配的收入”及“文化自信”两个方面。他认为经济收入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而文化自信的关键不在于收入，而在于所属的阶层，特别在于旅游者受教育的程度。文化自信与跨文化交流、互动有很大的关系。通过时空的转换，旅游可能唤醒一种源自文化认同增强或者是批判性思考的文化反省过程，可以刺激文化感受力的复苏[4]。
旅游目的地的选择方面，主要通过大众传播媒介进行。游客在旅游之前对于异文化的感知和认识主要是通过大众媒介获得。大众媒介通过传播有关各旅游地的景色面貌、风土人情使旅游地以外的人了解到异文化。世界各地的旅游者不顾旅途遥远，纷纷来中国旅游，不可否认，很大程度上人们是从大众媒介获取的目的地的地域和文化特征，并受到客源地与目的地文化的差异性吸引。
（二）旅游过程中：基于人际交流的跨文化沟通、交融及冲突
旅游中的跨文化传播主要是基于人际交流的传播形式，它是文化与文化之间、人与人之间亲身的、直接的、互动的、即时的、感知的交流与传播。旅游过程中可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到达目的地之前的旅途中；二是到达目的地。在到达目的地之前的旅行中这一阶段，涉及到的主要是游客之间以及游客与旅游工作者的跨文化传播，在旅行的路上来自不同地域，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相互结识，由于具有相同的目标，人们之间关系是平等的，在这种情境下的跨文化交流更倾向于文化间的沟通和交融，而很少发生冲突。而后一个阶段跨文化传播的情况则更加复杂，既包括游客间也包括游客与当地人、游客与当地自然、文化环境之间的跨文化传播。但不论是那个阶段，在旅游过程中跨文化传播主要涉及了文化的沟通、交融及冲突。
文化沟通：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游客离开自己的原文化而投入到异文化环境的过程中，不同文化群体的人们一经接触，不论他们愿意与否，或者是否意识到了，他们的所有行为都在交流某种信息[3]。不同文化之间在不同主体的作用下实现着沟通和交流。在进藏旅游中，来自世界各地的文化与藏族文化不可避免地产生着沟通和交流，这即使得藏文化接触到新鲜的血液，的文化也对世界各地文化产生影响和启迪，不同文化之间通过沟通交流相互促进，共同繁荣。
文化交融：既包括文化的融合也包括文化的涵化。文化融合主要指旅游者所在地文化与旅游地文化的互相接纳和融汇的趋势。一方面，跨文化旅游者常常主动适应旅游地文化，在对旅游地文化理解的基础上，进一步接受旅游地的文化观念和文化行为，并在旅游行为完成后将旅游地文化精华融入自身文化系统。另一方面，为了促进旅游业的发展，旅游地也会主动接受、容纳和融汇来自旅游者的文化因素，致使旅游地文化渗透着越来越多的外来因素[5]。文化涵化是指两种异质的文化相接触，某一文化的个人或群体与另一文化群体的信息交流，经过一段时间，两者相互来往适应，彼此在原有的文化模式上发生意识行为演变[6]。当客源地与目的地两种文化相互接触时，尽管时间较短，但都会产生借鉴的过程，但一般是强势文化更深刻地影响着弱势文化。在进藏旅游的过程中，文化间的交融表现得也很明显，在拉萨的青年旅社、网吧、艳遇墙就是为了迎合旅客需求而做出的变化。而进藏旅游的各种游客，无论是出于观光看风景的心态，还是出于让心灵朝圣需找归属感的心态，总会潜移默化地对自己之后的人生产生影响。
文化冲突：由于文化差异的存在，文化冲突是旅游中跨文化传播的必然现象。文化因素之间的相异表现在语言、非语言符号、、风俗习惯等许多方面。这些文化因素是引起文化误解和冲突的潜在基础[7]。这种冲突的产生主要受文化主体的个人主观因素影响。比如对旅游地文化观念、价值取向、生活方式等的极度不适应，对旅游项目、旅游产品的极度失望等等。其实际也是文化休克的表现。文化休克是指一个人进入到不熟悉的文化环境时，因失去自己熟悉的所有社会交流的符号与手段而产生的一种迷失、疑惑、排斥甚至恐惧的感觉[8]。在，有很多的不同于其他地区的风俗习惯，特别是禁忌，这种文化上的差异很容易引起文化休克和文化冲突。
（三）旅游结束后：传播主客体文化互动下的正反两方面影响
旅游结束后的跨文化传播主要聚焦于跨文化传播产生的不同影响。对游客而言，跨文化交流之后一方面在旅游过程中，人们摆脱了日常平凡的琐事，在新的环境中人们可以完全放松并从日常生活的麻木中苏醒过来，对人们的身心健康非常有益，同时跨文化交流之后通过对其他地域文化的了解，人们也更清醒地对其周围文化进行准确定位。另一方面，游客很有可能进入一种反文化休克期的状态[9]。当旅游者结束在异地的旅游，回到了自己熟悉的环境旅行者会感觉到本土文化已经发生了改变，他们在本土文化环境中一时无法找到熟悉暗示，无法融入本土文化。
对当地文化而言旅游过程中不同文化的沟通、交融与冲突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到当地的文化。文化是稳定的，也是发展变化的[1]。旅游的跨文化传播既有可能引发当地人思想和行为的变化，也有可能保护甚至振兴当地富有地方色彩的文化。例如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学习汉语，而受惠于旅游的发展，对的文化和当地建筑的保护也日渐引起人们的重视。
三、结论
旅游的核心动因是地域和文化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伴随着旅游者的空间流动而发生着客源地文化与目的地文化之间的跨文化交际、沟通和传播[10]。旅游中的跨文化传播主要是基于人际交流的传播形式，在整个旅游过程中，跨文化传播无声无息地贯穿始终，并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社会成员，也影响着不同地域、不同群体、不同民族的文化。文化作为一个开放的动态结构，不同文化之间的可以相互吸收借鉴，使得文化更具活力更加繁荣。同样，文化中一些既有的内容也可能受到其他文化的冲击被消解、同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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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传播与文化交流篇6
在当今文化全球化传播语境下，文化战略在大国国家战略体系中占据着提升的地位，“中国文化的创新与输出将构成未来中国的两大文化战略”，“必须坚持东西互动的基本思路、中国立场的身份意识、和而不同的方法论原则”．而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必须注重克服文化偏见与文化障碍，顺畅实现中国文化的跨文化传播，以有效达到文化理解与接纳、传播绩效与文明对话．在中国文化的跨文化传播过程中，只有倡导文化自觉才能实现跨文化理解，使世界多样性文化达到平等对话与有效沟通的目的，“跨文化的理解不是主体对客体的理解，而是主体之间的理解，不是主体性，而是主体间性”，构建一种具有全球意识、全球伦理和全球责任的文化自觉．文化自觉成为沟通东西方文化的跨文化桥梁．而“当今中国的文化自觉在其根本点上应是全球化时代的文化选择问题”，即中外文化全面接触与深入交流中文化干预与自觉的本土化过程．在我国全面提升国家软实力的国际背景下，通过自身独特鲜明的民族文化特性，中国武术国际传播为国家软实力提供“民族理念、民族精神、民族自信”．孙鸿志和王岗(2011)指出注重奥林匹克运动理念传播是中国武术实现国际化传播的成功之处，但偏重技术“体育竞技化”改造而忽略“自身的文化主体性”构建是其国际化传播进程缓慢的主要原因，并指出其核心问题在于中国武术跨文化传播理念的缺失．Yan和Santos(2009)对由少林功夫、弹词、京剧等视频形象构成的2003年中国旅游宣传片“中国，魅力永存”(China，Forever)进行了剖析，指出其“自我东方化”(Self-orientalism)的跨文化传播问题．王庆军和方晓红(2012)认为“在传播全球化时代，我国传统体育国际化传播面临着语境差异、文化误读、传媒选择、文化产业化等多种障碍”，中国武术国际化传播更是亟待“跨文化传播和对话”．然而，当前中国武术跨文化传播却存在武术发展自我中心主义、武术发展自卑情结、武术内容结构特殊表现形式、武术跨文化误读、武术技击消解、武术“道”的追求、武术发展西方化改造、武术生存空间遭受严重挤压等多种障碍，中国武术的国际传播必须强化其跨文化传播的文化自觉意识，以实现武术跨文化传播的文化身份认同和平等对话．因此，中国武术跨文化传播的系统研究已是迫在眉睫．中国武术跨文化传播是指在武术的国际传播过程中，对影响武术国际传播的跨文化问题进行全面的认识和分析，为做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强化中国武术国际传播的文化自觉意识，采取长远、系统、双向、针对性强的武术国际传播战略，以实现中国武术在国际社会的文化身份认同．立足于中国武术国际传播的已获成果与现存问题，本文通过梳理中国文化的文化自觉与跨文化传播的学术关联，理论探讨在全球传播语境的文化自觉视角下中国武术跨文化传播的国家文化战略．
2文化自觉理论阐述
文化自觉理论是在文化全球化背景下提出的．文化全球化使得民族与族群之间的文化接触与碰撞加剧，从而产生文化的变迁与涵化，文化冲突层出不穷．1997年，费孝通首次提出“文化自觉”:“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归’，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文化自觉一个以本土文化为行为对象的系统，倡导“文化的自我觉醒、自我反省和自我创建”，面临各种异质文化时，确立主体创新发展意识，将自身民族文化融入世界文化体系，在世界文化体系中完善自身文化的定位坐标与成长生态，克服妄自菲薄和民族虚无主义的不良心态，确立民族文化国际传播的民族自信心．然而，文化自觉不是封闭的自我认识，而是一种开放的跨文化交流，它是一种多元文化共存中的自觉定位，在全球跨文化传播中文化自觉为各民族文化间的相互认识与理解互补提供了坚实基础．文化自觉可视为人类对世界多样性文化的一种理性态度，它体现了文化的平等、反思、互补与发展意识，文化自觉成为跨文化传播追求的新境界和重要的价值目标．因此，立足于文化自觉，“全球本土化”成为中国武术对外文化交流与跨文化传播的重大战略理念，中国武术跨文化传播的战略实施方案是跨文化的全球整合营销传播，而目前战略重点则是服从于中国国家形象的中国武术国际形象的跨文化传播．
3基于文化自觉的中国武术跨文化传播战略
3.1中国武术跨文化传播的“全球本土化”战略
3.1.1文化自觉与“全球本土化”
如何应对全球化带来的发展机遇与巨大挑战，如何让本土民族文化保持民族特色并不断得到国际传播与可持续发展，是所有弱势文化面临的一个严峻考验．文化自觉所倡导的各民族对自己文化的重新审视、判断与定向，既是一个与全球化相反相成的本土化过程，也是一个文化多元化的国际化过程，“中国事例表现出文化全球化的一个新的类型:一种受管理的全球化进程”．全球化和本土化是文化融合过程中两个颇具争议的问题，其对立与统一协同存在于跨文化传播中．Geddes认为“全球本土化”本质即是“全球化思维，本土化行为”(thinkglobally，actlocally)，这种“放眼全球，立足本地”的多元视野亦应成为武术跨文化传播的战略抉择．武术跨文化传播的“全球本土化”正在通过与多元文化对话的方式，走向我国民族体育与传统文化的文化自觉．
3.1.2中国武术跨文化传播的“全球本土化”
“奥运战略”发展模式造成武术对西方体育的长期模仿，虽拓展了中国武术发展的国际化平台，自身文化个性却遭受削弱，未能有效实现彰显民族个性而具备国际气质的国家品牌传播．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武术必须具备国际新视野，熟练掌握和运用全球化设计语言，用心向世界阐释本土民族文化，只有国际化视野与本土化特色相结合，才能真正实现中国武术“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
(1)中国武术跨文化传播“全球本土化”的文化重构
中国武术要在全球化演进中实现跨越式发展，必须积极主动地参与跨文化传播，改变自身的弱势地位，打造国际文化优势．为此，必须深刻反思当前中西体育的文化冲突与文化利益格局，找到武术国际化与本土化的最佳契合点，实行中国武术跨文化传播的文化重构，在沟通、理解、尊重基础上多元发展，实现中国武术跨文化传播的国际文化战略．在应对文化偏见和文化差异的武术跨文化障碍时，中国武术跨文化传播的“全球本土化”文化重构，首先需要对传播地域文化环境进行全面认识，根据当地文化特性对武术跨文化传播作适当调整，结合中国武术文化自身特点，努力寻求其文化共性．中国武术跨文化传播“全球本土化”的文化重构应站在一个国际化平台上评价和甄别，围绕“民族文化世界化”目标进行取舍和创新，与此同时，中国武术不能囿于自己的传统视界，而应不断获得新的视界并不断超越，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实现中国武术国际化的创造性价值．
(2)中国武术跨文化传播“全球本土化”的创意整合
包含着“功夫”和“熊猫”这两个国际性的中国元素的好莱坞影片《功夫熊猫》，为中国武术跨文化传播“全球本土化”的创意整合提供了一个另一维度的绝佳案例．武术舞台剧《风中少林》的海外传播，由英国制片人Stevenolan编导的历史剧《少林寺—生命之轮》(1999)在全球的连年演出，以及李小龙、李连杰和成龙的功夫电影，使中国功夫成为全球性的文化景观，“少林功夫”这一国际品牌形象已在海外具有强大的文化影响力与号召力．中国武术跨文化传播“全球本土化”的文化创新与创意整合要深入挖掘自身文化潜质，丰富自身艺术表现形式，形成完善的动漫、影视、演艺、旅游等武术创意发展体系．作为民族文化符号的中国武术在自身发展的创意整合中，应寻找文化价值观共性和对象国的接受方式，深度发掘武术的国际元素与民族个性，增加武术产业性国际传播的文化比重，中国武术成为跨文化传播创意整合的世界形式．
(3)中国武术跨文化传播“全球本土化”的“舆论领袖”优先发展
跨文化传播需要跨文化管理．在实现中国武术跨文化传播过程中，首先要培养既精通体育媒体融合又有中西文化背景，同时还精通武术的高素质专业人才和“舆论领袖”．作为中国武术跨文化传播“全球本土化”“舆论领袖”的代表人物，李小龙创立截拳道，创办“振藩国术馆”，拍摄的《唐山大兄》、《精武门》、《猛龙过海》和《龙争虎斗》等影片，获得美国乃至全世界的欢迎，至今仍对武术走向世界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诠释着“武术源于中国，属于世界”的箴言．我国的武术国际传播急需这种一呼百应的跨文化实力派领军人物和“舆论领袖”，以及“传播中国武术的使者”日本涉谷道夫、“非洲李小龙”法国非洲武术协会主席释延麦等海外“舆论领袖”，国家武术相关部门可列入“武术国际品牌传播名人榜”加以引导和扶植，推动其优先发展稳步成长．
3.2中国武术跨文化传播的全球整合营销传播战略
强化文化自觉意识，中国武术的国际传播既要“内外有别”，又要“外外有别”，对不同国家的国际受众都要开展专题国际调研，并有针对性地调整国际传播策略．中国武术跨文化传播是一个长期的系统性国际工程，须“有的放矢”，系统研究国际受众的感知与反馈，充分调动所有国际传播渠道的潜力，科学提升中国武术国际传播的绩效与影响力．
3.2.1中国武术全球整合营销传播的国家战略
整合营销传播(iGmC)是一个提高品牌价值、管理顾客关系的组织战略过程，而全球整合营销传播战略则是以客户为导向、充分整合利用新兴信息技术的全球化营销传播，包括iGmC价值测度、iGmC方案制定与实施等内容．总体而言，实施跨文化的全球营销传播的国家战略，中国武术跨文化传播应运用广告营销、文化节事、文化外交与公共外交等传播手段和外交渠道，动用平面媒体、影视创意、网络传播等立体媒介，并对中国武术国际传播战略制定、活动策划、感知指数进行动态监测和跨文化管理．全球整合营销传播的核心任务在于有效传播与强化品牌关系与认同，以此提升品牌价值与资产．中国武术跨文化传播应精心策划武术的整体形象理念核心，准确定位武术品牌形象，并通过文化创意增加武术品牌附加值．我国相关部门应尽快制定并完善中国武术跨文化传播的国家文化战略，充分利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与武术的品牌核心构建武术国际形象及其偶像品牌，全力实施中国武术“走出去”战略，扩大中国文化国际影响力．
3.2.2中国武术全球整合营销传播的跨文化调研与评估
文化误读被视为国际文化交流中的壁垒障碍．“中国形象”和“自我东方化”成为当下我国文化国际传播中文化误读的典型案例，极大影响着武术在国际上的良性认知和有效传播．为做到“有的放矢”，中国武术跨文化传播需要针对不同区域的现状，有针对性做发展战略规划和传播调研．中国武术全球整合营销传播的跨文化调研与评估战略，要求国家相关部门重视对武术和中国文化国际传播受众的调查、反馈和研究，派驻专门机构在海外开展较大规模的系统深入的跨文化访谈与调查等，委托或联合国际民意舆论调查专业组织与公司进行武术国际传播的全球民意调查，建立中国武术国际传播信息互动与反馈平台．目前中国武术国际传播对跨文化语境下特殊性重视不够，在跨文化的传播意识、传播战略、传播机制、传播手段、传播技巧和途径等方面都有所欠缺．因此，中国武术全球整合营销传播迫切需要跨文化的全面调研与评估工程，对国际传播对象与受众进行横向国别地区和纵向感知过程的国际调查研究，并调研、剖析和借鉴国外同类项目的成功典型案例，战略构建强有力的中国武术跨文化传播的国际网络、信息数据库和人才专家库．
3.2.3中国武术跨文化传播的文化外交与国际文化交流
我国近年来在加强汉语传播、建立海外文化基地、开展“文化年”等方面积极推进文化外交战略．“文化外交也是一种特殊形式的跨文化传播”，文化外交(culturaldiplomacy)是以文化传播、交流与沟通为内容所展开的国家外交，是构建和提升本国国际形象与软实力的一种有效外交形式．在文化外交的国家文化战略层面上，应规划和建设中国武术跨文化传播的影视、动漫、演艺、培训和旅游等国际文化交流工程．国家体育总局、教育部、文化部、旅游局、财政部等相关部委，对国际化的武术影视、动漫和演艺的创作、营销和演出，给予国家政策、产业扶持和资金支持方面的战略倾斜，打造诸如少林功夫全球巡演、李小龙和《功夫熊猫》等国际武术品牌剧目与明星，制作武术系列纪录片和宣传片，翻译、出版和推介国际武术书系，在孔子学院建立武术教育与传播中心，培育由武术教练员、体育经纪人、创意策划师和外语教师等专业人才组成的综合武术跨文化传播研究与教学团队，并建设中国武术跨文化传播的现代远程教育系统．
3.2.4中国武术跨文化传播的公共外交与国际民间交流
在民族文化的跨文化传播过程中，非政府文化交流的传播渠道越来越重要，即公共外交(publicdiplomacy)．“从民间外交到公共外交，是时代背景和国际环境变化的要求，也是国家跨文化传播能力逐渐成熟的结果”．2011年3月5日，国家外事委员会主任赵启正和韩方明、葛剑雄等全国政协委员在全国政协十一届四次会议记者会指出，国外民众熟知“布鲁斯李”(李小龙)和花木兰却是得益于境外的武术传播，我国民间组织、社会团体和社会精英应通过公共外交向世界说明中国、中国文化与中国历史．民间社团和民间交流甚至普通百姓，作为“中国故事”讲述者，国际传播将更加贴心，更易于获得心理认同．对中国武术跨文化传播的公共外交与国际民间交流而言，我国民间传统武术家、武术国际表演群体、海外武术教练及武校、武术影视明星、武术基金会以及其他武术文化与教育等非政府组织，显性或隐性地对外传播武术和中国文化，作为我国武术文化自觉的民众民意表达，以其巨大的内在优势参与公共外交．然而，目前我国武术的国际民间交流并未纳入中国文化跨文化传播的公共外交战略．中国武术跨文化传播的公共外交与国际民间交流以感情交流为主线，向外国公众传播武术、交流文化、影响文化认同与舆论，从而塑造良好的国家形象，在国际民众中建立起武术和中国文化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3.3中国武术跨文化传播的民族品牌国际形象战略
3.3.1中国武术跨文化传播的国家形象战略
在世界格局中，国家文化形象的建构体现着文化自觉的时代高度，是一个“自塑”和“他塑”互动的过程．作为我们民族文化的鲜明代表，武术是中国文化中最具有“中国元素”的文化代表之一，也同样可成为中国的国家形象典范，担负起美好国家形象的文化使命，成为世界认识中国和了解中国的“形象大使”．“中国武术跨文化传播在当前体育强国建设进程中具有塑造国家形象的重要时代使命及战略意义”，但这一战略思想尚未得到武术学界和管理层的高度关注．受“竞技武术进奥运”思维定势的影响，我国武术国际传播未立足在建构国家形象的战略高度，全盘规划武术的国际传播战略．因此，应站在民族文化身份的国家形象高度，中国武术的国际传播必须承担起建构国家形象的文化使命，根据建构良好国家形象的文化需要，重新定位武术国际形象和规划武术国际传播战略．
3.3.2中国武术民族品牌国际形象的跨文化建构
在全球传播时代，中国国家形象与武术国际形象是由国际社会“社会建构”生成的国家文化身份，这种“社会建构”既内涵着原产国形象与国家声誉等综合影响因素，又涵盖着国家品牌化和国际营销等国际传播过程．正是中国武术跨文化传播的文化自觉要求武术民族品牌的国际形象建构在于融合国际视野的“文化个性”定位．在全球化的国际传播视野中，中国武术的文化符号和民族精神背后的认同意义较之技术而言更为深远，所以，武术对外标识和讲述着中国文化，对内则提升着民族文化认同．应深入分析和有效规避“中国形象”和“自我东方化”等跨文化问题，从博大精深的武术宝库中挖掘和提炼文化因子，打造一个有利于国际传播并建构良好国家形象的独具国际化的展示民族个性魅力的武术标识系统．
3.3.3中国武术跨文化民族品牌国际形象的初步设想
在“文化中国”、“和合中国”、“康乐中国”、“创意中国”、“魅力中国”等国家形象基本定位的国家战略框架下，配合初步所定位“神奇中国，精彩无限”(China，wonderful!)的中国国家旅游形象，中国武术可塑造和传播“和合武术”、“侠客武术”、“道义武术”、“神奇武术”、“健身武术”、“励志武术”、“演艺武术”、“友好武术”、“玩转武术”等的国际形象定位，树立鲜明全面、丰满多彩、亲和的武术内在魅力文化和国际良好形象．在全球传播语境和国家形象战略下，中国武术国际形象的跨文化传播战略应是全球化、人文化、公众化和网络化的，通过全球形象、文化外交、公共外交和立体媒介等国际渠道，如借助孔子学院和少林功夫全球巡演，逐步建构和传播中国武术国际形象．我国应开展立体化的国际武术文化传播活动，进一步完善中国传统文化典籍和武术跨文化译介系统工程，以国家形象战略高度逐步优化并推进中国武术国际形象和武术跨文化传播的长效机制．
4总结与展望
文化传播与文化交流篇7
［关键词］和平跨居;德宏州;跨界民族;文化传播
中图分类号:C95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3926(2016)02—0044—07
跨界民族的文化传播既涉及民族文化认同感的强化问题，又涉及所属国文化战略问题。就文化认同感而言:“跨界民族作为一个民族整体具有共同的民族意识和认同感;另一方面，又因生活在不同的国家，命运与所在国联系在一起而具有不同的国家观念和归属感。这决定了跨界民族文化认同在地缘政治、周边外交以及维护边疆和谐稳定等方面具有特殊性”［1］(p．89)。“和平跨居”指各跨界民族“在历史和现实社会中，都始终处于国家的有效控制之下;各民族不同部分之间，从来不谋求以分裂国家达到民族独立为目的的民族内部政治上的联合，而是自觉维护彼此不同的国家利益;各民族拥有共生互助互补互制的平和人文环境”［2］(p．299)。早在新石器时期，我国与东南亚国家接壤的地区就有百越、氐羌、百濮三大族群，通过迁徙交往、分化交融形成了目前我国西南至中南半岛北部的各民族，从而形成了各跨界民族“和平跨居”的状态。西南边疆民族地区和东盟国家的文化认同感较强。我们应充分发挥这一优势，主动走出去，以此为契机切实推进民族文化的对外传播。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本文简称“德宏州”)位于云南省西部中缅边境，世居民族中的傣族、景颇族、德昂族、傈僳族、阿昌族都是跨界民族。德宏州处于东南亚经济区、南亚经济区的交汇点，是我国面向南亚和东南亚地区的重要陆路口岸，是实施东盟国家互利合作战略的重要窗口，是中国陆地走向印度洋的最便捷通道，也是云南对外开放的前沿阵地。
一、丰富多样的文化传播形式
文化传播可以借助两类渠道，其一是实体传播，包括实物传播、实事传播和动作表情传播;其二是符码传播，就是借助图片、文字、影像等媒介形式进行信息传播［3］。德宏州在跨界民族文化传播过程中，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组织都综合运用了这两种渠道，搭建了一个行之有效、便利通畅的文化交流平台。
(一)符码层面的文化传播
符码层面的传播依托的媒介主要有德宏民语频道和民语广播、德宏团结报社的《德宏团结报•缅文版》、云南省政府新闻办公厅主办的《吉祥》杂志、中共瑞丽市委宣传部主办的《瑞丽延边特区报》、瑞丽市委宣传部网站“瑞丽江”和微信账号“掌上瑞丽”、微博账号“大美瑞丽”以及综合传播体———国门书社等。他们形成了一个多媒介合力并进的文化传播平台，起到对内传承民族文化、对外开启他族及国家了解本地民族文化窗口的作用。1．影视节目浓缩民族文化民族题材影视节目及作品的制作与传播能生动展现民族文化精粹，为便捷广泛地宣传民族文化提供了有效途径。(1)德宏民语频道制作并播出常规化的民语节目以搭建基本的传播平台。该频道境内实际有效覆盖人口17万户左右，也可不同程度地覆盖缅甸边境的木姐、九谷、南坎、雷基等地区①，其自办专题节目是民族文化主要传播载体。此外，该频道还积极配合宣传部门制作外宣专题片，如微电影系列《发现德宏》等，并上传优酷网、腾讯网等视频平台播放。(2)德宏州各级宣传部门主动拍摄民族题材影视作品。如邀请章子怡主演德宏形象宣传片《德宏:一个美丽的地方》，借助国际影星的影响力让世界了解多民族文化和谐共生的魅力。(3)影视工作者和爱好者创作了多部德宏元素的影视作品。如《精彩瑞丽美丽德宏》、《舞乐传奇》、《畹町桥》、《傣家童话》等。既有视频短片、宣传片，又有影视剧和微电影;既有风土人情介绍，又有历史文化回顾:可谓形式多样、内容丰富。(4)借助州外媒体影响力与辐射效应，让民族风情为全国乃至世界受众所熟悉。如2010年德宏州与CCtV－少儿频道合作，制作并播出了《景颇族的万人舞》等一系列民俗专题片。“2010年，日本BS朝日电视台《中国神秘之旅》摄制组在德宏拍摄以珠宝文化、边境风情和景颇族文化为主题的纪录片。借助国家旅游局的外宣平台，该节目除在日本BS朝日电视台播出外，也翻译成汉语、英语、德语、法语、西班牙语在全世界播出”［4］。2．音频记录与传递民族文化德宏民语广播用汉语、傣语、景颇语、载瓦语播音，每年共播出965组文艺节目。全天播出12小时，其中转播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缅语广播节目3小时。自办节目中涉及民族文化的有《民族风情》、《双语双学》等。民语广播也通过蜻蜓Fm、优听Fm等移动客户端覆盖更多听众。民语和缅语广播节目的播出得到广大听众特别是缅甸听众的好评，“2013年1月至7月以来民语广播共接到听众来电2367条，其中缅甸1034个。缅甸听众收听后都给予肯定和提出宝贵意见”②。3．纸媒定投目标人群纸媒便于保存与携带，更利于针对特定读者群设定传播内容与形式，在民族文化传播中的作用不容小觑。(1)《德宏团结报•缅文版》。该报2015年10月1日正式用国内刊号Cn53－0058公开发行，并更名为《胞波》。它是德宏州对境内缅籍人员进行信息传播、文化推介以及社会服务的平台。在内容设置上，一至四版分别为时政版(中缅双方交往类、图说中缅)、经济版(两个版面，包括中缅经济交流、边贸信息)、文化社会服务版(中缅民族文化介绍、社会生活服务类)。每期印刷5000份，免费赠阅。(2)《瑞丽沿边特区报》。国内首份缅文半月刊，于2013年12月9日首发。“发行覆盖了驻瑞缅资企业、宾馆饭店、车站、餐馆等涉外接待场所以及姐告边检站、姐告玉城、瑞丽珠宝街、外籍人员服务中心、人才交流中心等缅籍人员集中场所均可免费领阅。”［5］(3)《吉祥》杂志。1992年创刊，是中国唯一一本以缅文出版，在中缅两国发行的综合性月刊。2007年杂志在缅甸曼德勒举办首届“学唱中文歌曲大赛”，扩大了社会影响。其后，杂志屡获缅甸各界尤其是政商界华侨好评。2013年4月27日，缅甸8家媒体的资深记者组团专访杂志社，更进一步增加了杂志社与当地媒体之间的了解与交往，同时也为双边民族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契机。4．打造传播新平台作为新媒体时代的外宣平台，瑞丽江网站用中文、缅文和英文三种语言进行全方位传播。通过加入朋友圈，利用伴随式自媒体平台(微博、微信)的灵活性、个性化提供各方面信息。既可以节约刊印成本、缩短发行时间，又能够借助网络的对接拓宽传播覆盖面。5．出版机构延伸对外传播触角德宏民族出版社主要用傣文、景颇文、载瓦文、傈僳文和汉文出版各类图书，发行范围覆盖东南亚。在对德宏世居民族文化保护与传承、增强与邻国文化交流上，该社一直主动作为并取得了不错成绩。首先，积极申报“民族文字出版专项资金资助项目”，为民族文化优秀典籍的出版争取资金保障。如2012－2015年分别获得172万、100万、397万、188万专项资金资助③，出版了《景颇族经典文化》等几十种图书。其二，以社为媒，加强深度合作，共同传承民族文化。王稼祥(男，汉族，德宏民族出版社副主编)我们获得民族文字出版资金资助后，许多民语类图书的出版就无后顾之忧了。这些书在国门书社免费借阅给中缅双方的民众看，有时候也通过和对方官方一起搞活动的方式，免费赠送到缅甸国内其他非边境地区。另外，我们社今年上半年(2015年5月，笔者注)还和缅甸那边一个出版社签订了一份合作出版框架协议(全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德宏民族出版社与缅甸联邦共和国曼德勒市Sandagueain出版社合作出版框架协议”，笔者注)。主要合作形式是这样的:首先，全权双方在对方国内发行的合法出版物;其次，共同对感兴趣的民族文化选题进行合作。比如对景颇族，他们的克钦邦风物志，双方邀约合适的作家组稿，咱们一起请专家审稿通过后出版，在中缅两国同时发行;再一个就是对两国经典著作进行翻译出版。最后就是加强两个出版社之间汉文和缅文翻译人才培训交流等。另外，2013年8月《金凤凰•美丽云南》新闻专刊随《金凤凰》报在缅甸发行;《云南日报》与《金凤凰》报进行新闻稿件互换等新闻资源共享;在缅甸设立云南日报报业集团办事处(或记者站)，直接将外宣窗口前移到目的国境内。6．“国门书社”集萃多种传播路径2009年，姐告国门建立了首个国门书社。书社配有汉文、傣文、景颇文、傈僳文、缅文等多种文字的出版物3万多册，报刊30多种，电子音像制品500多种，兼有图书馆、书店、语言学校等多种功能，能够多方位满足中缅边地人民的文化需求［6］。截至2015年8月，德宏州已建成姐告、畹町、一寨两国、盈江、陇川5个国门书社，其成功经验被推广到云南省其他边界地区。王稼祥(男，汉族，德宏民族出版社副主编)国门书社的设立可以说是一个文化展示交流与语言培训的综合体。国门书社的设立不仅仅是响应国家文化走出去战略的需要，更是增进边民互动，便利边民文化交流的需要。书社长期开设中文、缅文培训班，请专门老师免费授课，根据实际需要，不定期举办傣语、景颇语、载瓦语、傈僳语培训班，让德宏世居的民族文化都能更好地传播出去。另外，根据缅甸的需要，开展农业科技图书免费赠送、农技免费培训等便民活动。这些培训和活动又反过来提高了边民借阅图书、关注国门书社的热情，从而形成了良性互动局面。国门书社的建立由解决边民看书难而始，由服务边民文化传承、便利边民文化交流而终。正如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副局长邬书林所言“国门书社作为对外文化交流的一个平台，在传播知识资源、营造良好的中缅边境国际文化环境、加大新闻出版国际传播力上起到了重要作用。”［7］
(二)实体层面的文化传播
1．依托实事传播强化对缅文化交流(此处修改:标题精简，下文同此处)德宏州各民族节庆活动丰富多彩，民族文化特色鲜明。傣族与德昂族的泼水节、景颇族的目瑙纵歌节、阿昌族的阿露窝罗节、傈僳族的阔时节、中缅胞波狂欢节都成为中缅文化交流的综合性平台。许多节庆活动已经成为民族文化集中展示与外宣、民族产品经济化与产业化、民族风情品牌化与国际化的综合传播体。“以陇川县为例，据不完全统计，在1925年、1936年、1945年和2006年的‘目瑙’盛会中都出现缅甸克钦族同胞的身影”［8］。作为实事传播最典型的形式，民族节庆活动以及由此引起的多媒介符码传播(每一个大型节庆活动都会成为媒体的报道议程)的传播效果是不容小觑的。如2013年德宏国际泼水狂欢节，节庆期间宣传组共邀请中央、省、香港驻滇各级各类媒体共44家240余名记者参加活动，媒体记者共刊发稿件680余篇。德宏州内的媒体也开足马力，构建了多元立体的传播平台:德宏团结报社共采访刊发各类新闻稿件图片62篇幅次，德宏人民广播电台借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广播和缅语广播积极向海内外宣传。德宏民族出版社共接待各民族读者和中外来宾18600余人次。孔雀之乡网共稿件89条幅，微博互动话题1000余条④。2．依托民间组织开展对缅文化传播德宏州各族精英人士一直致力于开展本民族文化的研究、传承与保护工作。傣学会首届年会就吸引了来自缅甸曼德勒、南坎、木姐、九谷的22位傣族贵宾［9］。近20年来的不懈努力让傣族文化获得很好的传承。2014年，傣学会编辑出版了《勐勒勐德》等一批重大学术研究论著，组织了德宏国际泼水狂欢节等节庆活动，推出了一批具有傣族特色的文化节目［10］。学会已经成为傣族文化学术研究、民间传承与对外传播的窗口。除各学会外，2013年7月成立的中缅边境文化交流协会在民族文化对外传播中起到桥头堡的作用。协会下设对缅文化交流部、傣族文化交流部、景颇族文化交流部、宗教文化交流部、图书音像出版发行交流部、办公室等6个部室。各个部门都与缅方对口协会(或组织)积极合作开展各项文化交流活动。截至2015年8月，共举办了傣族始祖召武定与傣族文化历史渊源研讨会、景颇族历史文化研讨会、瑞丽市中缅边境地区佛教文化交流大会等学术会议;开展了缅甸曼德勒知名作家、媒体记者考察团瑞丽考察访问等活动;出版了《2014中国•瑞丽目瑙纵歌暨景颇族国际学术交流大会画册》系列丛书以及经典歌曲《葫芦丝演奏专辑(CD)》、《人们向往的地方———向晓过傣语歌曲演唱专辑(DVD)》等音像制品。3．依托跨国民族婚姻增进民族认同随着国家各级口岸开放以及缅甸入境务工、求学、旅游人员持续增加，跨国婚姻在德宏已经成为一种常态的婚姻形式。“截至2011年4月，全州缅籍边民入境通婚13422人，其中，女性占92.18%，男性占7.82%，少数民族占80.15%。德宏州边民出境通婚462人，其中少数民族占57.36%”［11］。从地理分布上看，边境乡镇的跨国婚姻数量明显高于非边境乡镇。“全州跨国婚姻发生比例的72.3%都发生在22个边境乡镇”［11］(此处修改:和前一个引用数字出处相同，用同一个数字编号)。从民族分布上看，跨国婚姻主体为跨界民族，且一般为同族通婚，跨族通婚较少。尽管边境跨界民族的跨国婚姻在缔结上更多是出于实际经济利益的考虑，不像内地城市“爱情至上”。但跨国婚姻却客观上为传统婚姻仪式及习俗的保存与传播提供了更多机会。而且跨国婚姻的单向、单性流动特征(嫁入多于嫁出，女性多于男性)也为我国民族政策和文化政策的对外传播提供了更多话语空间。缅甸女性因为羡慕中国优越的生活而嫁入中国，回门时必然会大肆宣扬中国的优越性，实际上女性比男性在生活话题交流和人际传播上更主动、更有效。4．依托文体教育活动传承民族文化德宏州充分发挥边境优势，在出入境法规允许范围内对各种文体交流活动提供便利，加之跨界民族本身喜群体活动、姻亲走动频繁，各种文体活动顺理成章地增加了民族文化外宣与传播的机会。此项传播呈现出政府宣传部门主动报道与民间机构积极互动的特点。德宏州通过举办或参与中国•缅甸篮球友谊赛、东亚西亚文化艺术庆典、云南•东盟国际足球公开赛、德宏州新闻工作者协会与缅甸北部地区记者协会交流会等文体活动，主动将跨界民族文化对外传播与展示。此外，通过中小学民族教育活动的开展，尤其是招收缅籍学生入境求学，为跨界民族文化的外宣拓展了空间。目前德宏州多数中小学都有缅籍学生就读。据校长孙加亮介绍:“云井边防小学144名学生中有69人来自缅甸。学校对其一视同仁，免除缅甸学生3年学杂费。许多缅甸适龄学生都愿意来此就读，学生每天穿戴民族服饰、每天第二节课下课后跳傣族嘎秧舞，效果很好”［12］。
二、德宏州跨界民族文化传播的特点
(一)传播主体多元化
1．政府职能部门是积极引导者各级职能部门都将民族文化的传承与传播作为本部门的主要工作议程，德宏州三大节庆盛会更成为政府各部门展示本州民族风情、发展民族特色经济、传承民族文化的重要平台。政府部门在民族文化传播内容的选择、传播范围的确定、传播资金的资助、传播政策的制定等层面起到了主导作用。2．大众媒体是传播主力军一是，德宏州境内的各类媒体承担了对外传播民族文化的绝大部分工作，其本身就是民族文化的重要识别符号。他们一面积极践行政府职能部门下达的外宣任务，一面自制各类节目或刊印各类信息来传递本民族的声音与思想。让自在与自主行为合一，让外宣工作与民族文化认同和文化自信合一。这是其作为民族文化传播主体最大的特点。二是，受邀关注德宏的州外媒体基本处于非主体地位。如2013年德宏国际泼水狂欢节期间，央视9套《少数民族风情》摄制组、央视3套《文化大百科》栏目组都受邀制作了专题节目，但仅一期节目的传播效果比较微小。3．民间团体与少数民族群众是排头兵和急先锋民间学术研究机构是其中的文化精英阶层，他们在民族文化外传过程中起到定基调、立主题的作用。少数民族群众则是民族文化自在传承与对外传播的基层主体。借他们的生活化行为(跨国婚姻、边民文体活动、日常节庆活动、边贸交往、跨国教育等)让本民族文化自然而顽强的传承与传播。在此基础上，通过边民跨境到东南亚等国的人际传播让邻国其他民族也能了解我国少数民族的文化及民族政策。
(二)传播内容综合化
1．民族文化对外传播过程凸显综合性德宏州建立了388项保护名录，拥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项目”傣族剪纸;拥有部级非遗项目12项、省级16项、州级97项、县级67项;拥有《萨缅帕拉乌》等精品文艺书籍百余部［13］;拥有“一寨两国”等边疆旅游文化、多民族特色饮食文化、傣族泼水节等民族节庆文化;拥有“中缅民族民俗文化馆”等展馆文化场所;拥有傣剧名家万小散、孔雀王子约相等文化名人资源。德宏州在民族文化对外传播过程中十分注重通过各种节庆活动来调动以上民族文化资源以对内(跨界民族共同体)增强民族文化认同，对外(其他国家和民族)展示民族文化魅力，正所谓一次节庆活动使用多种民族文化传播途径。2．传播内容倚重民族民间乐舞民族民间乐舞是以舞蹈为主，包含了歌唱、器乐演奏等在内的一种综合性艺术形式，这种显性文化是民族的“历史记忆”和“文化精粹”的集中体现［14］。由于历史原因，少数民族往往受教育程度较低，且常存在“有民族文化无民族文字，或者有文字而使用范围狭窄”的情况。因此，民族文化多通过浓缩于民族歌舞和手工艺等易于传习的生活事项来进行传承与传播。民族民间乐舞在承载民族记忆和传播民族文化上位居前列。以“目瑙纵歌”为例，它通过传者与受者的互动，向外界集中展现了景颇族的各个文化事项，如:族群起源———“走线图”表示民族迁徙的艰辛;———仪式前的祭祀活动表明“万物有灵”的原始;民族禁忌———景颇族崇尚双数，目瑙纵歌一般跳双倍次数;民族服饰———女子上衣缀饰银泡、下身着红黑色筒裙、腿上带裹腿，男子佩戴长刀;民族饮食———“鬼鸡”与水酒;民族音乐———“喔然然”;民族舞蹈———目瑙纵歌本身;民族礼仪———送礼篮;民族美术———目瑙士栋上的图案、民族服饰上的图案等［14］。相比图文影像传播，民族民间乐舞不但形象直观，而且参与性强，传播效果更好。
(三)传播方式立体化
实体传播与符码传播齐头并进，相得益彰。各种实体传播以常态化形式融入德宏州政治宣传事务与普通民众生活之中，成为其外宣工作的重点或者普通民族传习民族文化、庆祝民族节日的展示平台(如泼水节对民族新年、仪式、乐舞、服饰、特产等集中呈现)。实体传播不仅本身成为民族文化传播的方式，也为各级各类媒体提供了报道线索，生成了各种形式与体裁的符码传播。
(四)传播范围层次化
目前德宏州文化对外传播范围有三个层次:1．核心层效果显著处于核心层的是国界线附近地区即德宏州全境以及周边的保山等地、缅甸北部的掸邦、克钦邦等地。边民过境便捷、文化同源、交流顺畅，传播行为直接、效果最好。尤其是实体传播为大众所喜爱，具体节庆活动的传播效果上文已提，不再赘述。2．层效果一般处于层的是云南省其他地区以及缅甸非边境地区。德宏州通过主动报道、邀请云南及缅甸驻地各级各类媒体参与报道的方式，通过提供新闻线索、供给新闻稿件或联合制作影像节目等形式来传播民族文化。此层受众知晓跨界民族文化，但理解及喜爱程度目前尚缺乏量化数据评测。3．扩散层有待开发即通过互联网、视听客户端、全球性媒体以及分布世界各地的民族学术团体及移居世界各地的民族群众原则上覆盖全世界。这是德宏州跨界民族文化走向世界的重要环节，目前尚处于开发阶段，未来传播的重点应考量此层。
三、德宏州跨界民族文化传播的主要问题
(一)传播主体的传播方向不准确
一是，政府职能部门重文化宣传轻文化传播。宣传在于保证民族文化趋近并服务于主流文化、宣扬国家文化政策、通过文化宣传带动一方经济发展，这虽然可以扩大民族文化传播的范围、增加民族文化走出去的机会，但因其出发点的政治性、宣传性、功利性而在实际工作中给文化交流设置了很多障碍。如文化之根在民间，但民间草根群体缺乏典型性与影响力，在文化外宣过程中常常被忽略。非遗传承人常常因为“年老体弱色衰口拙”难以成为政府外宣部门大力推介的对象。二是，大众媒体重传播行为轻传播定位。对世界级或者全国性媒体而言，云南民族文化只是其众多报道对象之一。很多参与报道的传播者非少数民族或者非跨界民族，他们对民族文化的特殊性理解甚少或出现偏差，在信息刊载或者播出的时机及形式上并不能保证处理得当，客观上降低了传播效果;本地的媒体虽有“熟人”优势，但却存在“身在其中，熟视无睹”的情况而缺乏受众意识，在内容设置与信息呈现上没有区分是针对州内及国内受众的传播还是针对跨界民族所在的邻国族群的传播。三是，民间团体和个人重视文化传承，忽视文化传播。个人通过对本族文化的习得以及跨国婚姻得以保存本族文化，但对于通过人际传播、组织传播等形式扩大本族文化在国外的影响也因为他们在邻国整体处于弱势地位而难以实现。
(二)传播软硬件平台有待建设
德宏州民语频道和民语广播都存在基站建设不足、设备维修资金匮乏、节目制作人手不够、实际信号覆盖区域比预期的范围缩水等发展瓶颈。《胞波报》等免费发行的缅文报刊在缅甸本地会受到当地文宣部分的严格限制与筛查，实际发行量与传阅数难以量化统计，传播内容也因为版面篇幅以及内容审查等国内外规定而受到很大限制;《吉祥》等杂志在缅甸的实际影响力更多限于缅甸的华侨而没有普及到普罗大众。新兴的网络媒体、手机客户端等传播方式实际的影响力也仅限于边民，没有覆盖更广阔的群体。
四、德宏州跨界民族文化传播的对策建议
(一)充分利用与强化“和平跨居”的有利环境，提升传播水平
与西北跨界民族不同，西南的跨界民族自古以来都在“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保持平衡，爱国与爱族保持一致。因此，笔者认为未来的文化传播首先应强化这种“和平跨居”态势，在国家大力实施文化“走出去”战略以及建设“中国———东盟自贸区”的有利环境下，将跨界民族文化的精华传递到周边国家与地区，并通过二级传播辐射到世界各地。
(二)建立与增强文化传播观念，提升文化对外传播技能
文化传播尤其是跨文化传播有其独特规律与方法，显然区别于文化宣传活动。作为非主流文化，民族文化在“走出去”过程中既要仰仗国家力量的大力扶持与推介，又不能仅仅成为政府宣传工作的附庸。文化的对外传播涉及到对民族文化的梳理与提炼、传播主体的选择及其行为的规范、传播渠道的构建及传播方式的合理搭配、受众的分析及传播效果的评测，更涉及到不同文化圈的相互适应性问题，解决这些问题仅靠行政手段是不行的。因此，笔者建议，参与跨界民族文化对外传播的机构、团体和个人都要加强学习传播学知识，掌握跨文化传播的技能和规律，利用便利的地缘和族缘优势，努力提升传播效果。
(三)针对不同受众市场，分类传播
德宏州的跨界民族文化传播覆盖三个区域圈层。未来，可以根据三个圈层受众的接受心理与观赏期待的差异性来投放不同内容与形式的文化产品。一是，抓住核心层受众市场。针对核心层的受众，文化传播的目的是增进跨界民族群众的文化认同，最大限度传承优秀民族文化。传播内容上应侧重民族历史、文学、艺术、宗教等的交流，以应对现代文明和外来文化对本族传统优秀文化的冲击，力图在保存优秀民族文化与适应现代生活间求得平衡。二是，引导层受众市场。对于层的受众，文化传播的目的是在增强他族对跨界民族文化正确认知的基础上，尽可能多为民族文化争取展示的机会与平台。拓展民族文化与其他文化(尤其是所在国主流文化)的对话空间，提升民族文化话语权。在传播内容上多选择可看性、典型性和参与性强的内容，如非遗项目的展示与传播等。三是，开发扩散层受众市场。对于扩散层受众而言，对外传播的目的是建构受众对跨界民族文化的认知，以文化为纽带强化散落在世界各地的本族同胞的文化认同。德宏州历次大型文化节庆活动都主动邀请香港地区、央视等媒体参与，这种借船出海的举措应该鼓励。今后，针对国际化平台的具体栏目的受众分析应提上日程，以求做到精准传播。另外，国际景颇学会等民间学术组织举办的大型学术交流活动也应加强，让散居他国的各民族能及时了解族源国(中国)的文化生态、民族文化政策等情况，进而增强对族源国的文化及国家认同。
(四)建立完善的传播机制，着力提升传播效果
一是，规范传播者的权责。官方机构及组织应制定正确的文化政策、提供传播资金等各方面的支持，并对传播活动予以引导及规范;民族精英应对民族文化加以梳理与提炼，辨析出适合不同受众市场的文化产品，为传媒组织及其传播活动提供学术指导和建议;大众传媒以及民族群众应该增强文化自觉性、自尊心及自信心，积极主动创造机会传承与传播民族文化。二是，分清传播内容的主次及适用范围。如哪些民族文化事项适合传播、哪些民族文化内容不宜传播，哪些重点传播;对不同受众圈层传播不同类型的文化内容等。三是，强化及拓展传播渠道。继续保持并强化官方渠道;开拓民间渠道尤其是民间商业及组织渠道，如通过国际文化市场将优秀民族文化推介到资本市场等。四是，提升传播方式的发展能力与空间。实体传播有继续提升的空间;符码传播则需要大力改进。如德宏州民语广播、民语频道基站建设、软硬件提升等是亟需解决的问题。五是，加强对受众的研究。文化传播活动，尤其是跨文化传播，对受众的心理、兴趣、收视收听阅读等方式与习惯的调研、受众信息反馈的整理是非常必要的。注释:①资料来源:德宏民语频道制片主任梁墩采访录音。②资料来源:德宏民语广播2013年年终总结材料。③资料来源:德宏民族出版社副主编王稼祥采访录音。④资料来源:德宏州宣传部外宣科2013年国际泼水狂欢节宣传总结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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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传播与文化交流篇8
一、文化传播的内涵及传播媒介的历史变迁
文化传播，也称文化扩散，主要是指一种文化从一个社会群体或地区散布到另一个社会群体或地区的互动过程，文化传播分为直接传播和间接传播，是引起社会变迁的重要原因之一。文化扩散以传播媒介为载体，虽然传播媒介形式多种多样，但其本质都是以信息传递为基础。我国最早的文化传播可以追溯到西汉时期的张骞出使西域，这不仅促进了中原与西域间文化的交流，而且还促使两国建立起友好的关系，实现了两国文化的交流与共享；飞雁传书、飞鸽传书等也是一种传播媒介，对加速文化传播速度、避免文化在传播中的失真起着重要的作用；明朝时期，揭开世界航海时代序幕的郑和下西洋事件，从表面上看是简单的物质交换和交流，但从历史意义上来看，这次事件不仅是一种物质文化性传播，而且还为我国古代对外交流作出了不朽的贡献；鸦片战争之后的一百年，列强的入侵、进步报刊的发行以及有识之士的海外求学等都是一种文化传播，尤其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传播不仅影响和改变了中国，而且还成为世界文化传播的时代标志。与原始的人与人之间的直接交流相比，网络、杂志、电视等成为现代社会新闻传播的主要媒介，随着交流范围的扩大，必然需要一种通用语言作为区域间文化传播的平台，英语成为世界上使用最广泛的语言后，英语新闻便成为世界各地间文化传播交流的主要载体之一，而以本民族语言对英语理解进行翻译的英语新闻不仅体现出浓郁的民族性，而且还实现了对区域文化的传播。英语新闻以时政热点为搜集和编制基础，其最初的表现形式主要是口头翻译、以英语编写的新闻或简单的报纸新闻，但随着社会的发展、科技的进步以及新闻传播媒介数量的增多，先进化传播手段的应用不仅使新闻英语传播发生新的变化，得到迅猛发展，而且还提升了新闻传播的规模和影响力，提高了世界各地间信息交流的速度。
二、我国英语新闻中的文化传播
中国作为历史悠久的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在文化继承和传播方面有着独特的民族素养，历经五千年的发展，中国传统文化的沿袭和现代文化的发展作为一种兼容并存的状态对我国新闻事业的传播和发展起着重要的影响作用。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一种理性文化具有浓郁的哲学意味，揭示了自然万物的本质意义，传统文化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发展变化的，现代文化则在汲取传统文化养料的基础上不断发展进步。中国自古以来便是礼仪之邦，儒家文化是我国礼乐文化的代表，礼仪之邦、和谐社会皆源于传统儒家文化，新闻中的礼仪与和谐也来源于此。我国的英语新闻多是从汉语翻译过来的，将传统文化中的礼仪精神带入英语新闻并以此来展现我国优秀的民族文化，既体现了传统文化之美，也为我国文化的发展和创新提供了良好的契机。但由于旧封建社会的统治者没有彻底贯彻优秀的传统文化，尤其是清王朝的闭关锁国政策的实施，不仅将想要学习中国文化的西方人士阻止在门外，影响和削弱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力，而且还将西方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阻挡在门外，文化与信息的闭塞中止了中西方的文化沟通和交流，使得当时的中国成了东亚病狮，所以这一时期的文化没有较大的进步，直到外国人打破国门时，一些人才有机会通过英语新闻刊物了解西方国家。清朝末年，一些中国知识分子开始注重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与中国文化的传播，如著名翻译家辜鸿铭不仅将中国的经典书籍翻译成英语，而且还在《泰晤士报》、《华北日报》等英文报纸上宣传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化精神，这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现代文化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兴起，我国文化思想的传播多依靠报纸新闻，尤其是战争时期，新闻媒介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世界范围内的革命斗争更使英语新闻得到了快速发展，英语新闻成为东西方先进文化交流的载体。换句话说，革命思想的传播需求和社会科技的发展创造了英语新闻，并促使了英语新闻的快速发展。]战争年代，革命思想是时代文化的主流，也是引导群众团结起来保卫国家的主要文化，而传播国外的革命经验也属于文化的范畴，需要借助英语新闻来完成。战争时期的革命思想属于承上启下的过渡阶段，国家解放后，英语新闻报道的方向虽然发生改变，报道宣传的重点从宣传革命精神转变为支持国家建设，但其促进文化交流与传播的功能始终未发生变化。改革开放后，我国大力参与世界先进文化、科技的交流和沟通，不仅通过英语新闻传播和了解先进的科技和国家事件，而且还使科技成为促进社会发展的第一生产力，加快了经济建设的步伐。这一时期，随着我国经济迅猛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提高，我国的科技、经济等都获得了长足发展，英语新闻内容也从单一的技术传播转变为国际时政要闻、区域冲突事件等内容，英语新闻的内容进一步丰富，其报道范围更加广阔。此外，我国的英语教育正处于发展阶段，不仅有利于学者将自己的研究兴趣融入英语新闻中，而且还有助于提高学者的英语水平。
由此可见，英语新闻不仅为我国优秀文化走向世界舞台、塑造我国国际形象、促进国家各个方面的发展提供了平台，而且还为我国吸收外来文化，创造更多更优秀的文化内涵提供了渠道。
三、国际英语新闻中的文化传播
随着科技的发展，世界各国间的文化交流更加频繁，英语新闻的传播手段和表现形式更加多样化，英语新闻报道的内容也呈扩大化趋势，各国纷纷借助英语新闻推广本国文化。众所周知，英国是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从1702年开始就创办英语新闻报纸对本国的新闻事件进行报道，可以说，英语新闻的最初功能就是传播新闻信息，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英语新闻才成为传播本民族文化的重要媒介。英国人素以严谨闻名，寻根求源的精神使得英语新闻在看待问题时注重细节，而渐进性思维方式又使英语新闻可以从总体的角度看待问题，这种独特的民族性格使得英语新闻在传播新闻时不仅促使学者将新闻学与传播学结合起来，丰富了英语新闻内容，而且还使英语新闻获得了最大化的传播效果，本民族文化借助英语新闻传播到世界各地。
作为现代西方文明的代表，美国的英语新闻是其新闻的主要力量。美国作为移民国家，没有悠久的历史，但在英语新闻事业发展过程中，英语新闻与其强调个人价值、追求民主、崇尚开拓的多元文化相融合形成了独特的民族文化，纵观美国各媒体和媒介都在强调个人价值、自由和民主，而美国的民族冒险精神也与英语新闻的文化传播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如对《鲁滨孙漂流记》、《格列佛游记》等许多极富冒险精神的文学作品的关注，不仅使许多美国人从乡村流入城市、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而且还激励着年轻人努力改变所处环境，实现人生理想。此外，美国的英语新闻还积极宣扬美国文化中的美国梦，即激励人们通过自己的努力奋斗来改变自己的处境，实现人生梦想。
法国是欧洲发展较快的国家之一，浪漫主义色彩是法国文化的重要特征，巴黎更是人们向往的浪漫天堂，法国以先进的科技、灿烂的文化艺术吸引着许多著名的作家、诗人、艺术家。法国文化凭借先进的科技实力得到广泛传播，而艺术文化则充实了法国英语新闻内容，法国的英语新闻是根据法语翻译过来的，因而不可避免地要带有法国语言的文化特征，而法国也借此将本国文化展现给世界，使其在国际文化传播中脱颖而出。二战后，世界各国的交流和沟通更是促进了法国与世界文化的交流，以至于人们一提到法国就自然联想起浪漫主义和香水文化。
文化传播与文化交流篇9
【关键词】跨文化丝绸之路传播学
一、丝绸之路
这条东西方贸易大道的开拓者是中国汉朝的使臣张骞。现代意义上的丝绸之路通常指的是西汉时期由张骞出使西域开辟的以长安（今西安）为起点，经甘肃、新疆，到中亚、西亚，并联结地中海各国的陆上通道。因这条路西运的货物中以丝绸制品的影响最大，故得此名，其基本走向定于两汉时期，包括南道、中道、北道三条路线。
德国历史学家赫尔曼在1910年出版的《中国和叙利亚之间的古代丝绸之路》一书中，根据新发现的文物考古资料，进一步把丝绸之路延伸到地中海西岸和小亚细亚，确定了丝绸之路的基本内涵，即它是中国古代经由中亚通往南亚、西亚以及欧洲、北非的陆上贸易交往的通道，因为大量的中国丝织品经由此路西传，故此称为“丝绸之路”。
跨文化传播指的就是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个人、组织、国家之间进行的信息传播活动，它是一种文化的双向传播和交流互动，也是文化相互渗透和相互影响的过程。在跨文化传播中，同一性和差异性作为两种基本力量起着推动作用，由于人类共同的本质特征及共同面临的生存环境等因素，使得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相似性与共通性，这种“共享性”使得不同文化间有了实现传播的可能。差异性则是文化交流的原动力，文化差异固然阻碍了相互了解，但同时又会激发对不同文化的好奇心和兴趣，从而产生了吸引力，在差异性的前提下，文化间才有了相互交流的必要和意义。
二、敦煌特殊的地理位置在跨文化传播中的作用
现代传媒界已经发展到“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或许人们再也不需要经过长途跋涉穿越漫漫沙漠历经数年才能抵达彼国，人们需要做的只是轻点鼠标，即刻就可以在面前展现一幅异国风情。可以说，传媒技术的发展大大加快了信息的传播速度。现代传播媒介本身及其所携带的外来文化信息，以其新颖的形式和内容吸引了在传统环境中生活惯了的人们，他们的大量时间和精力被占用，社会关系也因此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媒介变革创造了一个多元化的媒介环境。这种媒介环境的变化，对人的信息渠道和信息行为，尤其是对社会的媒介系统都产生一系列影响。”
正如前面提到的那样，在丝绸之路这条横跨多国的文化之旅上，必然充斥着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与之相伴的即是文化的冲突。以道德和风俗习惯为例，每种文化都有自己的道德思想和一些约定俗成的习惯，当不同的文化相遇时，就会出现冲击和碰撞。精神层面的文化冲突表现为受过不同文化熏陶和塑造的文化主体的审美价值、、情感方式、思维定式的成绩和碰撞。它是文化冲突中最深、最持久的部分。与文化冲突相伴随的是文化融合，它是跨文化传播发展的总体性趋势。文化融合是不同质的文化之间的交融整合。由于经济的全球化发展，各个地区、民族、国家之间的经济文化上的交流日益频繁，尤其是在互联网、卫星电视等大众传媒越来越普及的今天，跨文化交流已经冲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随时随地、以多样的方式进行着。各种文化之间必然存在着冲突、交流、对话、理解、认同，直到交融、整合。
三、丝绸之路在今天
从传播学的角度出发，丝绸之路的传播是典型的跨文化传播，它跨越了多种不同的文化形态。丝绸之路跨文化传播的媒介形态向空间偏向媒介的转向扩大了丝路交往范围、增强了丝路传播影响。就跨文化视域下的丝绸之路而言，其空间偏向媒介的崛起不亚于传播效率的革命。传播中时间和空间有了走向平衡的可能。传播学者英尼斯不仅认为媒介有时间偏向和空间偏向之分，而且特别关注时间和空间的平衡问题。他认为时空平衡是一个社会走向文明并延续这种文明的前提，相反，不能达到时空平衡则是对文明的扰乱。
就跨文化视域下的丝绸之路而言，其空间偏向媒介的崛起不亚于传播效率的革命。媒介形态转向引发丝绸之路跨文化传播的流变媒介形态的发展变化。随着社会需要和媒介技术的进步而推进，而媒介形态之变又能有效地修正传播机制。丝绸之路跨文化传播中的时间偏向媒介的式微和空间偏向媒介的崛起，媒介形态由时间偏向向空间偏向转向，引发了传播路径由单线变为双线或多线、传播效率提高、传播影响范围扩大、传播中时空平衡有了可能等传播机制的流变。这种变化，深深地烙印在丝绸之路跨文化传播的一切成果之中，从石刻到文书，从金银到纸币，从低效到高效，从小范围到大范围，它留给我们的不仅仅是这些具象的事物，还为我们呈现了一幅幅丝绸之路跨文化传播的视图。
其实，跨文化传播是世界整体性发展的必然趋势。在经济国际化发展的趋势下，全球性的交通、通讯和以互联网、电影、电视、广播等为代表的各种大众传媒的传播与推动下，使跨文化的交流与传播成为当今世界的一个潮流。跨文化传播也已经成为当今一种普遍的社会行为。各种文化以报刊、书籍、影视作品等形式，通过卫星电视、互联网、广播等载体向世界的各个角落传送，进入异域、异国的不同文化背景中的人们的视野和意识中。
参考文献：
文化传播与文化交流篇10
（一）报纸对东盟的跨文化传播
广西壮族自治区对东盟国家进行跨文化传播的传统媒体涉及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等。自2000年起，广西日报社就与越南的一些报社建立了合作关系。2004年1月《广西日报》重点推出了《对接东盟》专版，主要报道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建设与发展，把广西的风土人情、经济建设等内容传播到东盟国家；另一方面向国内受众介绍东盟国家的异域风情和经济发展情况，以文化交流带动中国—东盟的互相进步、共同发展。在广西日报的系列报道后，东盟国家对广西及中国的礼仪、民俗甚至餐饮休闲文化传播到了东盟各个国家。成功的双向沟通使广西对东盟的跨文化传播范围更为广泛。
（二）电视台对东盟的跨文化传播
自2004年起，广西电视台确立了“把广西电视台打造成有国际影响的区域性媒体”［2］的目标，准确定位对东盟十国的国际传播战略，效果显著。2010年，广西电视台国际频道正式开播，通过长城卫星向东盟国家播出，国际频道这一平台给广西对东盟国家的跨文化传播注入了新的力量，提供了更大的舞台。广西电视台一直致力在东盟国家传播中国、传播广西好形象和优秀文化，广西电视台掌握了要以传统文化塑造国家美好形象这一要旨，以此来吸引东盟国家受众的注意力，在提升自身传播能力的同时，也提升广西媒体对东盟跨文化传播的能力。
（三）广播电台对东盟的跨文化传播
自2005年9月，广西人民广播电台与东盟国家对外宣传的合作交流，与一些东南亚国家的电视台、电台、传媒集团建立了友好合作关系。2009年，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与广西对外广播电合，建立了北部湾之声——采用英语、泰语、越南语、普通话和广东话5种语言播出，北部湾之声调频覆盖中国广西北海、钦州等地，还有东兴、水口等口岸，短波Sw5050、9820可覆盖越南、老挝、柬埔寨、马来西亚及泰国东南部地区，覆盖人口超过1亿。［3］广西人民广播电台在对东盟跨文化传播方面所做的努力使东盟国家受众成了最大受益者，他们可以利用最便捷的媒体来感受广西及中国文化魅力带给他们的精神文化大餐。广西的传统媒体对东盟的跨文化传播上做了很多努力，也取得了比较显著的效果。但在新媒体的背景下，传统媒体对东盟跨文化传播还是存在很多需要改进的问题。
二、新媒体背景下广西对东盟的跨文化传播
新媒体是继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以后发展的新的媒体形态。可以说，手机等新媒体的出现及迅猛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拓宽了广西与东盟国家的媒体交流合作的领域，为广西与东盟进一步合作发展提供更为有利的舆论环境及和谐的文化环境。
（一）中国—东盟博览会官方微信
2013年在广西举办的第十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就充分合理的利用新媒体输出信息和文化，效果显著。在第十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期间，组委会开通了命名为“CaeXpo”的官方微信公共平台账号，具有很多丰富、实用的服务功能。例如，博览会资讯、博览会微博、客服热线、导航位置及附近美食等服务功能，为社会各界及时全面了解博览会的权威新闻信息提供最便捷的渠道。受众可以通过中国—东盟博览会的官方微信，及时了解博览会举办活动的情况，也能通过“关键词回复”这一功能获取自助查询服务信息。通过开通官方微博账号和官方微信公共平台账号，中国—东盟博览会主办方充分利用新媒体增强了与受众的信息共享与互动，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受众的参与博览会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二）“北部湾在线”新媒体
“北部湾在线”新媒体对东盟国家进行跨文化传播的重点新闻网站，该网站通过整合广西当地的广播与电视的多媒体资源，制作出丰富的、面向东盟的多媒体节目，实现在广播、互联网和手机跨平台多媒体信息，开创了跨地区、跨行业、跨终端的立体化传播业务，构建境外宣传的新格局，全面服务于国家对外开放和发展的需要。虽然广西新媒体对东盟的跨文化传播创造了新的传播渠道，并提升了其跨文化传播能力。但新媒体背景下广西对东盟的跨文化传播还是存在一些问题的。例如，在广西对东盟的跨文化传播中，没有充分考虑到东盟每个国家与中国的具体文化差异及认同；广西东盟国家小语种新闻人才的流失，不能更好地融合东盟各国的民俗、语言风格，有效地进行沟通等。
三、广西对东盟跨文化传播能力提升策略
我们可以看到，新媒体技术的发展给广西与东盟各个国家不同民族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带来了新的传播渠道，在很大程度上拓宽了广西对东盟跨文化传播的范围和深度，但这并不意味着广西与东盟各个国家彼此之间的沟通和交流能力得到了提升。因此，广西新媒体要想实现有效的跨文化传播，就需要以跨文化传播的理念开展对东盟国家信息传播的工作。
（一）加深东盟各国受众定位及心理研究
东盟国家的受众喜欢看什么，需要了解什么，他们的阅读有什么样的习惯？了解和分析这些需求、习惯，是广西对东盟跨文化传播的基点。［4］针对东盟国家庞大和复杂的受众群体、各国民俗文化存在显著差异的实际现状，广西新媒体应该从年龄、职业、文化程度等方面加强对受众的定位分析和研究，并据此制定相应对策，设定传播目标和议题内容，只有这样才能提高跨文化传播的效果。
（二）充分利用广西各类跨文化传播平台
广西有很多和东盟进行跨文化交流的优秀的、成熟的平台，如中国—东盟博览会文化展，中国—东盟音乐周，中国—东盟戏剧周等文化交流会议或演出。以中国—东盟音乐周为例，新兴媒体的交互性和无界性为消除音乐文化差异提供了便利，世界各地拥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受众可以通过使用各种新媒体平台减轻乃至消除彼此对不同音乐文化的认知差异，以及因为文化差异而造成的误解。可以说，新媒体提供了一个以弱化不同音乐文化间的差异为功能之一的多元化音乐交流平台。［5］
（三）创新适用于东盟国家受众的新媒体应用平台
尽管在文化上广西与东盟存在着比较明显的差异，但在新媒体技术的创新上却是相通的，所有受众都喜爱使用方便、快捷的新媒体应用平台。可以在广西对东盟的跨文化传播中使用扫一扫、摇一摇等趣味性的方式来吸引东盟国家受众的吸引力，进而提高其跨文化传播效果。同时可以在跨文化信息传播过程中使用手机Flas、ppt展示等轻松活泼的方式进行跨文化传播，使东盟各国受众轻松、深刻记忆他们感兴趣的跨文化传播信息文本。
四、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