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教育的法律法规篇1
关键词：新版职业教育法；职业教育法律体系；重构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4156(2011)08-036-04
广义上的职业教育法律体系，是指具有立法权权限的国家机关或部门，按照法定程序制定或认可的，由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的，调整职业教育领域法律关系的规范性文件的总称；狭义上讲，则单指单行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职业教育法律体系是指涉及职业教育的法律法规按照一定的原则和效力，组成的结构严密、体例协调、门类齐全、层次明晰、职责分明的整体法律体系。职业教育由于涉及政府、企业、行业、学校、教师、学生、职业培训机构、职业资格认证等多方面的利益，也出现比普通教育更复杂的法律关系，所以，更加需要国家通过法律的形式来调控职业教育领域的关系。新职教法的制定和实施，要求中国职业教育原有法律体系，必须作出相应的完善和变化，以便适应新形势下职业教育的发展。
一、原有中国职业教育法律体系
(一)原有职业教育法律体系的构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职业教育法律体系建设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形成了以1996年版《职业教育法》为主体的职业教育法律体系。按照法律效力的等级不同，结合《立法法》的规定，我们可以从上而下、纵向地把职业教育法律法规体系划分为宪法、基本法律、职业教育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等六个层级。
1．宪法
宪法是国家一切法律的基础和一切法律的“母法”，在国家整个法律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统领国家各个方面的法律法规。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法律，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其他任何法律法规都不能与其相抵触。在职业教育领域中宪法也同样具备最高的法律地位，宪法为中国职业教育提供了根本的法律保障，宪法中规定的教育的根本原则和制度成为中国职业教育现代化发展的方向。
2．基本法律――教育法和劳动法
教育法对中国整个教育基本方针和制度、任务等都做了原则性的法律规定。在整个教育领域中，一切与教育有关的法律、法规的制定和实施必须处于教育法的框架中，这是教育法法律地位的体现，作为教育分支的职业教育也必须遵循教育法的根本原则和制度。劳动法是规范职业劳动领域中的基本法，劳动法对中国职业劳动领域的基本方针和制度作出了原则性的法律规定，在职业劳动领域中处于核心地位，与劳动职业领域关系密切的职业教育，也必须遵循劳动法的基本原则和制度。1996年版《职业教育法》第1条规定：“为了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发展职业教育……根据教育法和劳动法，制定本法。”这表明教育法和劳动法是职业教育法和职业教育相关法律、法规的立法依据，在整个职业教育法律体系中处于基本法的位置。
3．职业教育相关法律
职业教育法和其他关于职业教育的法律是职业教育法律体系的具体组成部分。这部分包括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并颁布实施的涉及职业教育领域的单行本法律：《职业教育法》、《高等教育法》、《教师法》、《民办教育促进法》、《就业促进法》等。在与职业教育相关的法律中职业教育法处于核心地位。
4．行政法规
按照《立法法》的规定和原则，由国务院制定并颁布的关于职业教育的行政法规也是职业教育法律体系的重要构成部分，能够更广泛和具体地调节职业教育领域的法律关系。改革开放以来，国务院先后制定的涉及职业教育的行政法规主要有《教学成果奖励条例》、《普通高等学校设置暂行条例》、《扫除文盲工作条例》、《教师资格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中外合作办学条例》等。
5．国务院部门规章
按照《立法法》的规定，国务院各个主管部门的规章从法律效力上低于法律和行政法规，但是行政部门的规章调整的职业教育领域的关系更加广泛和具体。改革开放以来，作为职业教育主管部门的教育部(原国家教委)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原劳动部、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先后颁布了多项部门规章，主要包括《教育督导暂行规定》、《社会力量办学印章管理暂行规定》、《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奖励规定》、《中外合作举办教育考试暂行管理办法》、《社会力量办学教学管理暂行规定》、《高等职业学校设置标准(暂行)》、《成人高等学校设置的暂行规定》、《中等职业学校收费管理暂行办法》、《(教师资格条例)实施办法》、《中外合作职业技能培训办学管理办法》、《企业职工教育经费提取与使用管理的意见》等。
6．地方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
按照《宪法》和《立法法》以及其他法律的规定，在不与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较大(一般设立辖区)的市等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有权根据地方辖区内具体情况和实际要求，制定本行政区域内的地方性法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较大(一般设立辖区)的市人民政府可以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和各地辖区内的地方法规制定本行政区内的地方规章。由于中国各地经济发展和职业教育发展水平存在差异，在职业教育领域内各级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和各级地方人民政府大都根据自己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在保障国家的法律、行政法规实施的前提下，制定了适合本地区职业教育发展的地方法规和政府规章，成为具有中国特色职业教育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各地实际职业教育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特区，在职业教育发展中根据本地区职业教育发展的实际情况，相继制定了一系列的地方法规和规章，为推动行政区域内职业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法制保障。这些地方法规包括《天津市职业教育条例》、《山东省就业促进条例》、《山东省职业教育条例》、《黑龙江省职业教育条例》、《内蒙古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办法》、《上海市职业教育条例》、《江苏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办法》、《安徽省职业教育条例》、《湖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办法》、《海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办法》、《重庆市职业教育条例》、《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办法》、《陕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办法》、《甘肃省职业教育发展条例》、《深圳市职业训练条例》、《宁波市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促进条例》等。
地方性规章包括《北京市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辽宁省人民政府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意见》、《占林省人民政府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意
见》、《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意见》、《江西省人民政府贯彻(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实施意见》、《河南省人民政府贯彻(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的实施意见》、《中共湖南省委、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决定》、《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职业教育攻坚的决定》、《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贵州省人民政府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意见》、《中共云南省委、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意见》、《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贯彻(国务院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的实施意见》等。
(二)原有中国职业教育法律体系的不足
虽然以职业教育法为核心，以各类部门规章和地方性法规、规章为配套的中国职业教育法律体系已经初步形成，但是随着新版职业教育法的修订和实施，中国职业教育法律体系出现了如下一些问题和不足：
1．缺乏完整性和统一性、协调性
第一，虽然除《职业教育法》外，职业教育法律体系还有很多法律法规涉及职业教育的设施条件、职业教育管理、合作办学等一系列问题，但是真正直接以“职业教育”冠名的规定很少。第二，有关学校职业教育的规定多，有关职业培训的规定少。尽管1996年版《职业教育法》规定了职业教育包括学校教育和职业培训两个部分，但从整个立法体系看，涉及职业培训的法律都归口在成人教育领域，并分属于不同的行政职能部门管理，因此职业培训类法律政出多门，缺乏统一性。第三，中等职业教育的规定多，高等职业教育的规定少，高等职业教育立法明显不足，法律之间有明显的重叠甚至冲突。第四，地方职业教育立法多，中央统一的职业教育法律少。由于地方立法过于分散，缺乏统一性，造成职业教育的质量、师资、经费等的地区差异大，职业教育作为一个总体缺少中央的扶植和统一的行业标准、管理规范，职业教育的发展受到极大制约。中国原有的职业教育法律体系在法律的效力级别、层次和功能上，在法律内容的完整、协调性、适用性上都存在明显的问题。
2．以政策性文件代替法律
从20世纪90年代起，国务院及其各部委陆续出台几十部重要的职业教育规范性的文件，如《关于实施职业教育法加快发展职业教育的若干意见》、《关于加强高职高专教育人才培养工作的意见》、《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教育部等七部门关于进一步加强职业教育工作的若干意见》等。这些文件对职业教育的法律地位、总体目标、办学形式、设置标准、管理模式和体制、资金投入、师资建设和培训、实训基地建设、教学水平评估等方面都作出了诸多规定，其内容的针对性、适用性和完整性远胜于我国现行的职业教育法律。实际上，这些政策在职业教育领域所起作用也远胜于我国相关的职业教育法律，并成为真正指导地方立法及政府职能部门工作的规范性依据。但是对于一个法治国家来说，政策毕竟不是法律，不具有法律所特有的规范性、强制性和国家意志性。
纵观中国已有的职业教育法律体系，由于已有体系的各方面多有不协调、不能有效地促进职业教育领域的改革和发展，因此，对已有的法律体系进行调整和完善已经成为新版《职业教育法》制定和实施的必要条件之一。
二、中国职业教育法律体系的重构
(一)以宪法为依据，围绕新版职业教育法构建现代化的职业教育法律体系
新版《职业教育法》总结了1996年版《职业教育法》实施近十五年来的经验和不足，对一些职业教育改革和发展中存在的亟须法律手段解决的问题基本上作出了相应的修订。在此基础之上，配合新版《职业教育法》修订，应该及时构建适合中国实情的现代化职业教育法律体系。
1．宪法
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十九条规定：“国家发展社会主义的教育事业，提高全国人民的科学文化水平。国家举办各种学校，普及初等义务教育，发展中等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并且发展学前教育。国家发展各种教育设施，扫除文盲，对工人、农民、国家工作人员和其他劳动者进行政治、文化、科学、技术、业务的教育，鼓励自学成才。国家鼓励集体经济组织、国家企业事业组织和其他社会力量依照法律规定举办各种教育事业。”第四十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国家对就业前的公民进行必要的劳动就业训练。”这些规定虽然为职业教育法制建设提供了根本的法律来源，但是它们一般都比较宏观，应该明确学历教育与职业教育的区分、成人教育与职业教育的区别，明确建立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对社会进步和国家发展的重要性，明确规定建立中国特色的终身学习型教育体制，为今后职业教育法制现代化的发展提供了依据。
2．相关法律的完善和制定、衔接
在修订新的职业教育法的同时，必须注意及时完善和修订其他相关法律。共同构建职业教育的现代化法律体系是保障职业教育法制现代化进程不断前进的不可缺少的一环。
(1)上位法和下位法之间的衔接。作为《职业教育法》上位法的《教育法》和《劳动法》已颁布十多年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其有关职业教育部分的立法已经很难适应当今职业教育发展的实际需要，对相关法律条款进行修订和完善十分必要。例如，在《教育法》中明确职业教育、成人教育、终身教育的概念，完善关于职业教育体系的规定，注重新版《职业教育法》的实施与《教育法》相关条款规定的统一性等。《劳动法》关于企业培训和劳动者接受职业教育的部分，应该进一步明确企业、职工之间关于职业培训的责任和义务，不能回避企业进行专业培训的责任和义务以及职工接受职业教育的责任。保障企业对职业教育的投入也是劳动法必须调整的一个方面。新版《职业教育法》的修订和完善也同样注意与《劳动法》相关条款的衔接。《教育法》和《劳动法》相关条款的修订和与新版《职业教育法》条款进行衔接，使关于职业教育的上、下位法之间相互依存、相互补充，共同形成职业教育的法律基础。
(2)相关法律的衔接和完善。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的涉及职业教育的平行法律主要有《高等教育法》、《教师法》、《民办教育促进法》、《就业促进法》等。新版《职业教育法》已经增加了相关的职业教育教师、促进民办职业教育发展、促进就业培训等内容，与这几部主要教育法律和就业法律相联系的过程中注意衔接即可。另外，新版《职业教育法》对沟通学历教育与职业教育也做了相应的规定，这需要对以往职业教育中学历问题作出新的调整和完善。这就要求新版《职业教育法》与《学位条例》之间进行有效的衔接和沟通。考虑到社会实际以及职业教育实践中对学历层次的要求，《学位条例》中应该增加相关职业教育学历认证和学位授予的条款，为提高职业教育的办学层次和办学水平提供直接的法律依据，为今后中国职业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打下良好的法律基础。
(3)制定相关法律。长期以来，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混为一谈。无论是国家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还是教育领域的实践，一直把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规划为一类，即职成教育，一提及职业教育就把成人教育也看做是职业教育。长此以往，职业教育就成为为了成人就业而进行的职业培训或成人就业的技能培养，从而压缩了职业教育的内涵，使成人教育在职业教育与就业培训的夹缝中游走，失去了自己对终身教育的优势。尽快制定《成人教育法》或《终身教育法》，明确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职业教育与其他教育的关系，从法律上澄清各类教育的区别和联系，为各类教育的相互联系和相互沟通提供有效的法律依据，也是中国职业教育法律体系完善的主要方面之一。
3．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修订和完善
围绕新版《职业教育法》的修订和实施，尽快完善和凋整相关的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是今后中国职业教育法制发展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国家制定法律一般都从大的方面人手，对职业教育领域的各类关系也只能做宏观的规定，必须通过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加以细化才能更好地适应职业教育领域的实际需要，可以说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有更具体和更深入管理职业教育领域活动的作用。配合新版《职业教育法》，制定更加适应职业教育发展实际要求的法规和规章是教育和劳动行政管理部门面临的主要课题。笔者认为，今后职业教育相关的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首先应该完善和制定新版《职业教育法》的各类实施细则，包括《职业教育法》实施办法、农村职业教育发展条例、职业教育经费使用条例、少数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发展办法、企业职工培训条例、残疾人职业教育保障条例、职业资格认证条例等；其次，修订和完善其他已有的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包括《教师资格条例》中增加职业教育教师的内容、《教学成果奖励条例》中增加职业教育教学的内容、《普通高等学校设置暂行条例》增加高等职业教育设置内容、《扫除文盲工作条例》增加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的内容、《中外合作办学条例》调整中外兴办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的内容等。
4．地方法规和规章的修订和完善
新版《职业教育法》规定职业教育，实行中央和地方分级管理的模式。地方政府加强对职业教育的管理，增加对职业教育的投入，离不开对已有的地方法规和地方规章的修订与调整。一方面，对现有的地方法规和规章进行清理和调整，使地方法规和规章与中央制定的法律、法规和规章保持一致，维护职业教育整体法律体系的完整和统一；另一方面，根据新版《职业教育法》的规定和本地区职业教育发展的实际情况，进一步制定更适合本地区职业教育发展的地方法规和规章，包括对已有的地方法规中实施职业教育的条例、办法的修订，制定更为详细的适合本地区发展的职业教育法律法规的实施办法，以及增加本地区内与职业教育相关的地方法规和规章等。
对已有的职业教育相关的整体法律体系进行必要的调整和完善是新版《职业教育法》实施的前提条件之一。从纵向的角度看，从上而下地按照法律法规的效力等级建立层层完善的职业教育立法体系，使上下层级的职业教育立法互相联系、互相协调、衔接配套。从横向角度看，由于职业教育早已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这就决定了职业教育法律关系是一种复杂而又涉及广泛的社会关系。职业教育的客观实际要求建立由各种不同法律组成的、综合性的职业教育法律体系。这就要求按照《职业教育法》的规定，合理划分各类职业教育立法，使职业教育立法既完善统一又相对独立，以充分发挥职业教育法律体系的整体作用。
(二)规范法律法规文本，及时完善职业教育法律体系
1．规范法律、法规和规章文本
长期以来，由于受行政命令和行政管理模式的影响，中国行政管理中往往以政策性文件的形式规范各类职业教育关系，直接造成了行政命令的作用或多或少大于法律法规的情况，给职业教育法制建设带来了不利的影响。这个问题直接涉及到整个中国行政管理体系和法律体系之间的关系问题，并不是短时期内能够彻底改变的。然而，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型国家的长远目标和国家的长治久安的大局出发，必须在今后的中国职业教育法制现代化建设中逐步规范法律、法规、部门规章等的文本和制度建设。政策性文件应该只起到引导职业教育发展方向的作用，它不能代替职业教育本身的法制建设。要真正实现对职业教育管理的程序化，需要进一步依靠职业教育本身的制度建设来加强职业教育领域各类关系的调节和管理，将政策性文件及时上升为国家职业教育法律体系的一部分是加强职业教育法制现代化建设不可缺少的一环。
2．及时完善职业教育法律体系
职业教育的法律法规篇2
摘要促进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必须在法律上寻求保障，我国现存高等职业教育法律制度已经远远不能够满足当今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态势，本文对我国高等职业教育法律制度存在的几个重要问题，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详细的分析。
关键词高等职业教育法制
作者简介：刘婷婷、董卫国，银川大学（银川能源学院）。
中图分类号：d920.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3）08-037-02
虽然我国高等职业教育法律制度在推动了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并为社会经济的发展输送了大批具有高素质、高技能的应用型人才，但高等职业教育在随着经济发展而变化，现存《职业教育法》、《教育法》、《高等教育法》中有限的高等职业教育法律制度已经越来越不能适应高等职业教育发展，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不能够很好的受到法律的保护，经过对我国高等职业教育法律制度的详细分析还存在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高等职业教育法律制度没有系统的法律体系
从形式上我国高等职业教育法律制度看已初具规模，但目前为止还没有颁布一部专门的《高等职业教育法》，所以高等职业教育法律制度多数都依附于现存的法律和中央、国务院、地方政府等颁布的政策性文件，并且在现有的法律制度上还存在着许多问题，所以高等职业教育缺乏相对独立、完整的法律体系。
（一）高等职业教育法律制度依附性太强
1.高等职业教育法律制度过度依附于现行法律。《高等教育法》中确定了高等职业教育属于高等教育的法律地位，但高等职业教育法律制度在这部法律中的规定甚少，从总体上看《高等教育法》的大部分内容都是规范普通高等教育的；《职业教育法》确定了高等职业教育是职业教育中的最高层次和高等职业学校的法律地位，但不管是在《职业教育法》中还是在《职业教育法》的相关规定当中，其主要内容大多数是规范初等职业教育和中等职业教育的；《教师法》中规定了高等学校教师资格，应当具备研究生或者大学本科毕业学历，高等职业学校只能依据此规定对高等职业学校教师进行规范，没有在法律上体现出做为高等职业院校与普通高校在教学目标、教学内容上的根本区别；《劳动法》第八章职业培训部分规定了关于用人单位应当建立职业培训制度，目前高等职业学校是依据此规定与企业达成协议将一部分实践教学在企业中实现，但对于这类关系产生的法律问题并无法律保障。虽然这些法律都能调整高等职业教育活动，但由于各部法律的侧重点不同，加之高等职业教育处于高等教育与职业教育的交叉状态，所以高等职业教育不能在法律上得到很好的保障。
2.当前我国关于积极推动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更多规定体现相关政策中。自1985年以来从中央、国务院到省、地（市）、县（区）人民政府等部门办法的政策性文件对高等职业教育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如《全国教育事业第十个五年计划》、《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科技教育发展重点专项规划（教育发展规划）》、《关于进一步发挥行业、企业在职业教育和培训作用的意见》、《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才工作的决》、《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其中提出了规范我国高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目标、战略、方针、政策及措施。
（二）现有法律对办学主体责任界定不明
对于高等职业教育来说，办学主体包括了政府、企业、普通高校、行业组织、事业组织、公民个人和其他社会组织，而现有的法律法规中没有对他们权利、义务、责任以及他们之间的法律关系进行界定。随着教育制度的变革，高等职业教育的办学主体的关系，主要存在举办者、办学者和管理者三大主体之间的关系。举办者是投资办学者，它的主要职责是为办学提供资金、提供办学条件；办学者是指实施高等职业教育的学校，它是依据国家法律相关规定行使办学权利的具有法人资格的实体组织；管理者是对高等职业教育活动行使行政管理权的政府，包括政府的教育行政部门及行业内部的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公立和民办学校都要受到这两种管理者的管理。这三种主体的责任不同，在法律上应当明确，这样才能够保证在高等职业教育发展过程中出现纠纷有据可依。
（三）高等职业法律制度缺乏权威性
1.《职业教育法》是所有职业教育的基本法，但用它来规范高等职业教育显然不具有针对性。高等职业教育与初等职业教育、中等职业教育及职业培训是有区别的，其高等性决定了应配置不同的办学条件和保障体系，而在《职业教育法》中将高等职业教育与初等职业教育、中等职业教育及职业培训是一概而论的，所以其缺乏权威性。
2.高等职业教育法律制度中应当以法律条文形式规定的内容，却更多的以政策性条文加以规定，出现了权威性的法律条文少，而容易改变的政策规定多，高层级的法律规定少，低层级的行政规定多的现象，在法律效力上权威性明显不足。高等职业教育法律制度以政策规定的内容，由于主客观的因素，在具体执行上存在差异，在实施中难免存在落实不到位，甚至是不实施、不兑现的现象。
3.高等职业教育法条刚性不足。由于《高等教育法》和《职业教育法》本身在法律责任方面存在着缺陷，所以涉及高等职业教育的法条大部分是原则性的柔性法，涉及到程序性的法律规定更是少之又少，而且有些规定在表述上模棱两可，实施起来较为困难，根本不能达到法律本身追求的目地。加之与高等职业教育相关的配套法律法规较少，所以只能借助类推其他法律条款和依靠政策进行调节。对于违反相关法律行为，有时不仅无据可依，更找不到制裁的办法。
（四）高等职业教育法律制度的滞后性
从1998年到2005年底，高职高专的招生数增加了4倍，从54万人增长到268万人；在校生数增加了5倍，从117万人增长到713万人。2005年底，全国独立设置的高职高专学校数为1091所，其中高职院校921所。此外，还有600余所普通本科学校举办高职高专教育。到2010年底全国共有高职高专院校1239所，占据普通高等学校总数的近63%，从在校学生数和院校数来看，己成为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教育法》1995年3月18日通过，1995年9月1起施行的；《职业教育法》1996年5月15日通过，1996年9月1日起施行；《高等教育法》1998年8月29日通过，1999年1月1日起施行。高等职业教育法主要依附的三部法律都已实施十二年以上，但从未修订过，十二年间社会经济发生了巨大变化，高等职业教育取得了跨越式的发展，显然现有法律制度已经不能适应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
二、高等职业教育法律制度缺乏协调性
（一）高等职业教育管理部门管理上缺少沟通
高等职业教育在《高等教育法》上将其定位为高等教育的一部分，所以高等职业教育受到高等教育管理部门的管理。在《职业教育法》上高等教育做为职业教育的最高层次的教育，
而职业院校的学生都面临着要取得相关专业技术职业资格证书的问题，而职业资格的考核必然会受到劳动保障部门的管制。关于高等职业教育中所涉及到的专业设置科学性、专业技术发展的可行性等相关问题，又要受到相关行业组织的规范。而这些管理部门相互之间缺乏协调，造成对于高等职业教育的管理各自为阵，致使出现了学校专业设置雷同、专业设置和社会需求不符、高等职业教育不重视科研而致使教育资源的浪费。
（二）高等职业教育政策与法律规定出现交叉和矛盾
《教育法》中明确规定所有受教育者都应当享有平等受教育的权利，《教育法》作为《职业教育法》和《高等教育法》的母法，规定了凡是受教育者享有平等的权利。而在《试行按新的管理模式和运行机制举办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的实施意见》中却对高等职业教育的学费、就业方面做出了与高等院校学费的不同规定。这项规定就决定了高等职业院校学生和普通高等学生在教育权利上存在着明显的不平等，从而导致高等职业教育法律制度不受重视。再如，《职业教育法》中规定的所有职业院校可对学生适当收取学生学费，目前高等职业院校的办学条件与普通高校相差甚远，高职院校的投资也远远大于普通高校，而在政府投资较少的情况下，大部分的办学经费只能来源于学费，这就会导致高职学生学费比普通高校学费高的现象，从而使得学生不能够平等的享有受教育的权利。
（三）我国高等职业教育执法制度缺乏协调性
由于高等职业教育法原本在法律体系上就不完整，高等职业教育法律制度的规定又不具有权威性，在执法上主要存在如下问题：首先，职业教育管理主体的责任不明确，导致其职权不清。高等职业教育管理主体较多，非法律性质的规范较多，具体的归属管理无明确的规定，导致管理主体相互推诿扯皮。其次，高等职业教育管理部门对于应履行的职能在具体实施时不能严格依照法律的规定履行甚至是出现不履行的情况。最后，高等职业教育法律制度体系的不完整，也导致了管理部门在没有法律规定的范围任意行使职权。
三、高等职业教育法律制度保障问题
（一）办学经费保障法律制度不到位
发展中国家有一项针对于教育成本的调查，其中显示高等职业教育的成本比是普通高等教育的成本高很多，所以我国的高等职业教育与普通高等教育相比更需要政府的支持。目前，在我国教育经费不足一直是阻碍教育发展的突出问题，高等职业教育办学经费更是如此，我国在职业教育经费上并没有增加的趋势，所以大部分的办学经费只能来源于学生缴纳的学费。首先，是整体教育投资的不足导致作为不受重视的职业教育的投资严重不足，更不用说作为处在法律地位交叉的高等职业教育。其次，《职业教育法》虽然规定政府、行政部门和高等职业学校的举办者应制定相关规定经费投入的比例和标准，但应没有相关的配套规定，而在实践当中缺乏保障力度成为了一纸空文。再次，办学主体的责任不明确，投资的比例也没有强制性的规定，监督体系不到位，导致了政府对高等职业院校投入的削弱。
（二）校企合作保障法律制度不得力
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需要法律保障，而作为职业院校的校企合作教育模式更需要有法律去支撑。目前我国校企合作的教育模式一直流于形式，缺乏法律保障是其主要原因。首先，校企合作在法律上得不到保障。首先，不论是《高等教育法》、《职业教育法》还是《劳动法》中，只规定企业应当参与校企合作，但并未赋予企业相应的权利。其次，没有规定不承担相应的义务的责任。这样的现象导致了企业没有了积极性，学校想执行没有条件，政府想促成没有强制性。所以，要使得校企合作这种教育模式能够真正的在高等职业院校当中实行，必须要有强有力的法律保障措施。
（三）高等职业教育的职业资格鉴定不规范
高等职业教育的学生就其本身培养目标要求的实用性上来说高等职业教育的学生应当实行“双证制”，即作为一名合格的高等职业院校的毕业生，应当同时具备学历证书和职业资格证书。但在任何法律的规定中都没有出现对于高等职业院校毕业生的特殊规定，合格毕业的标准仅以普通高校毕业生的标准为依据。而且，目前对于职业资格的鉴定，没有有力的法律规定，致使培训和审批无序，学校和学生无所适从。
（四）缺少对“双师”型教师的法律规范
针对教师的法律规定，主要以《教师法》为主，高等职业教育作为高等教育的一部分，只能依照《教师法》中对高校教师的规定执行，但作为具有职业教育性质的高等职业院校来说，培养学生的目标是要求学生有较强的实际动手操作的能力，而作为教师来说如果没有专业上的实际工作经验，就只能在理论的层面上去指导学生，这样就达不到高等职业教育要追求的效果。高等职业教育应当配备和培养一批既有理论知识，又有专业技能方面的工作经验的“双师”型教师，而这一点在法律的层面上并没有得到体现。
注释：
石正义、吴高岭.高等职业教育法律保障的现状问题与建议.湖北科技学院学报杂志-2011（3）.
职业教育的法律法规篇3
论文摘要：高等职业教育是高等教育的一种新类型。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经过近几年的快速发展，办学规模已占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但规范高等职业教育的法规建设显得相对滞后，至今还没有一部独立的法律，严重阻碍了高等职业教育的可持续发展。目前高等职业教育法制存在一些问题，应该尽快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职业教育法》，并完善相关配套的法规体系建设，健全法律的执法机制与监督机制，为高等职业教育健康发展保驾护航。
高等职业教育是我国高等教育的一个新的类型，这已在教育界形成了共识。高等职业教育近几年的快速发展，使我国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迈入了大众化教育行列。高等职业教育在其规模迅速扩张的同时，相关理论基础、法律法规建设显得相对滞后，如何遵循高等职业教育的规律，完善高等职业教育的法律制度，对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我国规范高等职业教育的法规建设综述
(一)确立高等职业教育的法律地位
1996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以下简称《职业教育法》)规定：“职业学校教育分为初等、中等、高等职业学校教育。”“高等职业学校教育根据需要和条件由高等职业学校实施，或者由普通高等学校实施。“这是建国几十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经验的结晶，为职业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这是我国第一次把高等职业教育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
199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以下简称《高等教育法》)第68条规定：“本法所称高等学校是指大学、独立设置的学院和高等专科学校，其中包括高等职业学校和成人高等学校。”这进一步确立了高等职业教育的法律地位。首先它是职业教育，不同于普通教育，不同于学术型、研究型、工程型教育类别。其次，它又属于高等教育范畴，区别于职高和中等职业教育，是职业教育的高级阶段。
(二)确定办学类型定位
1985年5月，《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要“积极发展高等职业技术院校”，“逐步建立起一个从初级到高级、行业配套、结构合理又能与普通教育相互沟通的职业技术教育体系。”“高中毕业生一部分升人普通大学，一部分接受高等职业技术教育。”该《决定》不仅首次提到“高等职业技术院校”，并且对高等职业教育的内涵进行了初步的阐述，将其定位为：“高中后实施、有别于普通教育、与行业配套的一种新型教育类型。”
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中指出：“高等职业教育是我国高等教育的一种新类型。”这就真正确立了高等职业教育的地位。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明确指出：“我国高职教育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大力发展高等职业教育。”《教育部关于以就业为导向，深化高等职业教育改革的若干意见》指出：“高职教育是高等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职业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明确人才培养定位
1999年国务院批转的教育部《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中提出：“高等职业教育必须面向地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适应就业市场的实际需要，培养生产、服务、管理第一线需要的实用人才，真正办出特色。主动适应农村工作和农业发展的新形势，培养农村现代化需要的各类人才。”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进一步指出：“高等职业教育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大力发展高等职业教育，培养一大批具有必要的理论知识和较强的实践能力，生产、建设、管理、服务第一线和农村急需的专门人才。”
(四)规定高职办学条件
1997年，原国家教委颁布了《关于高等职业学校设置问题的几点意见》，2000年3月，教育部颁布《高等职业学校设置标准(暂行)》，对高职学校院系两级领导的配备、专兼职教师队伍、土地和校舍面积、实习实训场所、教学仪器设备和图书资料、课程与专业设置、基本建设投资和正常教学等各项工作所需的经费等条件作了规定。文件还提出新建高等职业学校四年内在规模、师资、图书设备、教学管理等方面应达到的基本要求。
(五)提出办学质量要求
2006年11月16日教育部颁发了《关于全面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教高[2006]16号)，指明了高职培养目标、教育过程和环节设置、人才培养模式、课程建设、师资队伍建设、实训基地建设等关键问题，这是规范高等职业教育办学的纲领性文件。
二、现行高等职业教育法制存在的问题分析
(一)法制的滞后性
1．我国发展高等职业教育到现在已有三十年的历史了，1995年9月1日起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1996年9月1日起施行《职业教育法》，1999年1月1日起施行《高等教育法》，到目前尚未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职业教育法》(以下简称《高等职业教育法》)，严重制约了高等职业教育事业的发展。
2．《高等教育法》第十三条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统筹协调本行政区域内的高等教育事业，管理主要为地方培养人才和国务院授权管理的高等学校。”但高等职业教育尚未真正纳入省政府统筹协调范围之内，地方高等职业院校很难依法获得第五十五条规定的教育经费，造成办学经费投入严重不足等诸多问题。第三十三条规定：“高等学校依法自主设置和调整学科、专业。”省级教育主管部门严格控制，对高职学校来讲其实这根本就不可能。同时也缺乏“双师型”教师的条款，不利于激励人才流向高等职业教育岗位。
3．《职业教育法》第二条规定：“本法适用于各级各类职业学校教育和各种形式的职业培训。”但是，高职教育是在近几年才快速发展的，地方高等职业院校无法直接引用其中的相关条款，诸如资金投入、“订单式培养”、“顶岗实习”、招生及就业等问题，严重制约了高职教育的发展。
(二)法制的依附性
1．我国高等职业教育严重依附于其他教育法。由于《高等职业教育法》没有出台，高等职业教育只得依附于《职业教育法》、《高等教育法》、《教师法》和其他相关的法律制度。
2．我国高等职业教育依附着政策性文件的主导和调控。从中共中央、国务院到省、地(市)、县(区)人民政府等部门颁发的《决定》、《意见》、《通知》、《计划》等等。
(三)法制的零碎性
从表面形式上看我国高等职业教育法律法规已初具规模，但缺乏相对独立、完整的法律体系。
1．规范高等职业教育的法律散见于各类教育法规之中。《教育法》只提到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法}69个条文中仅有一处出现了“职业技术教育”字样，《职业教育法》主要规范初等和中等职业教育。
2．高等职业教育程序法缺失。法律分为实体法和程序法两类，实体法是规定人们权利义务的法律，而程序法是为保证实体法规定的权利义务关系的实现而制定的有关行政和司法程序的法律。《职业教育法》的规定过于原则，多是宏观方面的条条框框和原则性规定，缺乏具体的操作程序和实施步骤。尽管可用其他教育法来指导高等职业教育办学，但谁来办高等职业教育、怎么办好高等职业教育?具体行为执行的方式、形式如何?强制执行的条件、范围如何?行业配合与监督、审查程序等等程序却没有规定，高等职业教育缺乏协调高效、令行禁止的运行机制。
(四)法制的非权威性
1．《职业教育法》是职业教育的基本法，但对高等职业教育就显得缺乏针对性。各级政府部门制定的规章同样缺乏针对性，权威性难以体现。
2．有些本应用法律条文规定的内容，却以政策性条文加以规定，其权威性明显不足。政策性规定的内容，因地域差异、职能部门的重视程度和执行者的主观等因素，在具体行政行为上存在不一致性，在实施中存在不到位甚至不实施、不兑现的现象。
3．由于立法的角度不同、颁发的部门或地域不同，以及实施的时间不同，现行规范高等职业教育的一些法律法规等存在许多交叉和矛盾。
4．对于违反相关法律行为，无可依据的强制措施，更找不到制裁的办法。《高等教育法》第三十三条规定：“国家保护教师的合法权益，改善教师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教师的工资报酬、福利待遇，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办理。”《教师法》第二十五条规定：“教师的平均工资水平应当不低于或者高于国家公务员的平均工资水平，并逐步提高。”我国大多数高职学院是从中专学校升格的，以前工资享受的提高10％的待遇，升格后被取销了；现在国家公务员实行了生活补贴，大多数中小学教师也参照执行，唯有高职学院教师生活补贴没有纳入地方财政拨款。
(五)法制环境不良
1．观念。有些政府部门甚至是教育行政部门存在着忽视高等职业教育的倾向，直接导致了政府对高等职业教育政策支持的削弱，资金投入不足，这严重制约了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社会歧视观念依然存在，认为高等职业教育是一种低水平、低层次的教育，报考高职院校是一种“无奈”的选择。
2．体制。一方面，法律体制没理顺，具体表现在：其一，上位法定位不规范。《职业教育法》第一条指出，“根据教育法和劳动法，制定本法。”在这一规定中，没有提到根本法——《宪法》，很容易使人们认为，“推进职业教育只是教育部门和劳动部门的事，是比较明确的行业行为。”其二，原则性条文过多，规范、操作性条文太少。有很多条文表述模糊，一些重要的概念笼统含糊，类似“鼓励”、“可以”、“应当”、“逐步增长”、“一定比例”、“适当”、“酌情”等词语频繁出现和不当使用，导致法律缺乏可操作性、规范性和约束力。其三，法律规则要素不全。“在逻辑结构上，法律规则都是由假定、处理和法律后果三部分构成的。”但在《职业教育法》中，不少法律条文只有假定和处理而无法律后果，导致一些法律关系主体虽不履行义务却不必承担法律责任；一些法律条文对适用主体或者违法惩处主体的规定也不明确，导致执法主体互相推诿、互不负责，最终使规定的法律条文成为一纸空文。
另一方面，管理体制不顺，首先是管理部门关系不顺，教育部门负责学历证的发放，劳动部门负责职业资格鉴定与证书发放，经过高等职业院校培养培训的学生，在获得学历证书后，仍然需要经过劳动部门的培训鉴定，才能获得职业资格证书，这造成学历证书与职业资格证书的脱节；其次是内部管理不顺，国家和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对高等职业教育职成教育部门和高教部门都能管理，结果反而造成两个部门谁都没有管好的局面。
3．政策。一是缺乏具体可操作的配套法规和实施办法，高等职业教育在教育规划、经费投入、管理体制、运行机制及劳动就业等方面，缺乏有力的法律保障。二是高等职业教育不能享受与普通高等教育同等的政策待遇，缺乏政策的公平性。如《高等教育法》第32条至第38条规定了高等学校有7项办学自，但高职院校在招生、课程开发、教师聘任等方面仍缺乏根据学校发展需要自主选择的权力。《教育法》第十四条规定：“高等教育由国务院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管理。”但高等职业教育却交由地方人民政府管理，明显违反了《教育法》。
4．经费。根据发达国家的统计，职业教育的成本是普通教育的2．5倍，而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的经费投入明显不足。有资料表明，职业教育经费在整个财政预算内教育经费中所占比例呈逐年下降趋势。目前，高等职业院校生均事业经费尚不足普通本科院校的一半。很多省市没有按要求制定生均经费标准，高等职业教育的专项经费也很少。举办高等职业院校的部门、行业，也没有按办学规模拨足办学经费。企业缺乏举办职业教育的积极性，也缺乏承担职业教育经费的法规约束。高等职业院校主要依靠收取学杂费来维持运转
5．互动。《职业教育法》对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规定缺乏强制性和约束力，各项规定很难落到实处。高职教育与地方经济建设紧密相连，但不少高职专业、课程建设与社会经济发展严重脱节，企业缺少参与产教合作的热情，学生也很难得到去企业实习的机会，造成高职学院培养的学生不能完全胜任社会和企业工作的需要。
三、我国高等职业教育法制完善的主要措施
教育部在2009年工作要点中明确指出：“加快修订《职业教育法》进程”。教育部副总督学、职成教司司长黄尧指出：“进一步加强职业教育的法制建设，尽快修订《职业教育法》，制定《终身学习法》，完善与两部法律相配套的条例、办法，地方也要建立健全职业教育相关规章制度，加强对职业教育工作的督导检查，从制度上保证职业教育持续健康发展。”因此，制定和完善我国职业教育法成了当务之急。要想使高等职业教育有全面、权威法规的保障，制定一部具有可操作性、制约性、客观性和科学性的《高等职业教育法》迫在眉睫。
(一)制定高等职业教育法
我国《职业教育法》和《高等教育法》皆为一种跨类别、跨层次的教育法律，由于立法时高等职业教育尚处于初创阶段，涉及高职的内容不多，且多是目标性、原则性的，对高等职业教育的性质、根本任务、管理体制、管理职责、运行机制、办学条件、人才培养模式、教学质量、评价标准、经费来源、师资、企业的职责等等均未做出明确的规定。没有根据高等职业教育的特点有针对性地进行立法，因此在制定《高等职业教育法》时，必须明确以下内容。
1．明确高等职业教育地位。应明确高等职业教育是处于与普通高等教育并列的、同等重要的地位，以及建立在国务院领导下，分级管理、地方为主、政府统筹、社会参与的职业教育管理体制。扩大高职院校的办学自，保障职业院校在专业设置、招生规模、教师聘用及经费使用等方面享有充分的自。
2．完善高等职业教育体系。首先，高等职业教育应该是高等教育的一种类型而非一个层次，既然属于高等教育范畴，就应该也有专科、本科和研究生层次。西方国家的职业教育目前已发展到博士教育阶段，我国台湾在20世纪5o年代开始发展中等职业技术教育，逐级上移，现在已形成了中等职业教育、技术专科、技术本科以及技术硕士和博士的多层次职业技术教育体系。需要通过立法来确定中、高等职业教育衔接，普教与职教沟通的立体化高等职业教育体系。其次，理顺高职教育管理体系，打破部门界限，成立专门的机构，实行对职业教育的统一领导。
3．保障高等职业教育经费。据发展中国家对教育成本的研究结果表明，高等职业教育的成本是普通高等教育成本的2．64倍，即发展高等职业教育需要有更大的投入。从国际看，法国大学60％的事业经费来自政府拨款；加拿大大学75％的事业经费由政府拨款，美国教育经费是联邦政府、州政府财政拨款最优先的。因此，我国政府应按照教育成本确定经费配置比例的原则，调整普通高等教育与高等职业教育公共教育经费的分配结构，提供公平的教育财政政策，改变由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而导致区域高职院校经费投入的不平衡现象，从而构建科学合理的高职院校成本投入体系。应使高职院校的生均拨款经费标准与普通本科院校的生均拨款经费标准大体持平，降低高等职业教育的收费标准，从而为高等职业教育的和谐发展创造公平的投入环境。并在法律上明确规定按财政收入的比例确定政府的职业教育投入，按企业收入和职工工资的比例确定企业的投入一同时在税收上制定辅助政策，鼓励企业投身职业教育的积极性，为职业教育的发展提供充足的经费保障。
4．建立产学研合作的机制。从国际职业教育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职业教育必须要企业参与和合作。我国职业教育的弊端是学生缺乏实践锻炼，只有加强校企联合，高职教育才能培育出企业急需的合格人才。因此，在立法时要明确规定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义务和方式，硬性约束有条件的企业参与实施职业教育。企业是高职学生最好、最适宜的实习场所，开展合作教育不仅可以解决学校实习场所、设备、技术和经费开支等问题，企业也可利用学校的教育资源，大搞人员培训，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同时也可为毕业学生的就业提供机会，实现学校和企业成功的双赢合作。
5．规范职业资格证与培训。目前我国职业资格证存在“证出多门”、“乱办班”、“乱收费”和“乱发证”等现象。各行业及各级劳动人事部门都在抢占职业资格鉴定市场，各种培训、审批无序，使得学校和学生无所适从。因此必须尽快出台具有可操作性的立法规范职业资格证书，从而做到有法可依，依法推动行业和地方制定的各类人员任职资格标准或职业技能标准的执行，推动考核鉴定工作有计划地开展。
我国在80年代颁布了一系列职业教育行政法规和规章，基本上是对职业学校教育的规定，很少涉及职业培训方面的内容。职业培训作为职业教育的基本形式之一，其重要性丝毫不低于职业学校教育。职业培训不仅可以缓解就业压力，为广大劳动者接受终身教育提供机会，而且可以把我国巨大的人口负担变为丰富的人力资源。急需通过立法来规范我国的职业培训制度，解决职业培训中各种关系的协调、培训资金的缺乏、培训机构的管理等问题。
(二)完善相关配套的法规体系
借鉴发达国家职业教育立法经验注重健全职业教育立法机制，明确划分立法权限，杜绝越权立法，尤其要警惕隐性越权。进一步强化权力机关在职业教育立法中的地位和作用，淡化职业教育立法中的行政部门色彩，确保立法程序的严格规范。
在颁布《高等职业教育法》后，需要完善程序法和与其相配套的下位法规体系的支撑。以《高等职业教育法》为总法，以职业教育投入法、职教师资法、职业资格证法、企业培训法、就业与职业培训法等若干行政法规为主体，辅以大量的职业教育行政规章、地方性职业教育法规、众多的与职业教育相关的法律法规等构成的上下有序、内容全面、形式完整、协调统一的职业教育法规体系。同时，国务院再颁布《实施细则》作为配套的程序法，规定违法责任的处罚措施，避免以往文件口号式的宣传式的弊端，真正按“依法治国”的精神，做到依法治教，为高职教育的发展奠定法律基础。
(三)健全执法机制与监督机制
法律规范如果没有了制裁措施，则不成其为法律规范。我国高职教育绝大部分也以规章、政策的方式予以规范，没有将其上升到法律法规的高度，即使有一些法律规章也往往只有规范要求，没有实施细则和相关责任条款，致使这些法规规章成了口号式、宣言式文件。西方各国设立了教育审议制度来加强对职业教育的监督，如法国的全国教育审议会，德国的联邦及各州教育计划委员会，美国的联邦职业教育审议会，英国的中央教育审议会等对职业教育的政策和措施及法规的实施效果，都进行全面、及时、有效的监督与调节。而我国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这样的专门对职教法规进行审议和监督的机构。
现行《职业教育法》中关于违法处罚的问题轻描淡写，造成了职业教育行政执法的软弱。职业教育不仅要有法可依，而且要违法必究。必须加入违反《高等职业教育法》的处罚条款，以便更好地建立健全教育司法制度，打击职业教育方面的违法犯罪行为，为职业教育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保驾护航。
法律是国家意志的体现，而国家意志的实现更离不开法律的执行。因此，应该健全教育司法制度，完善教育行政执法工作。《高等职业教育法》的执行与政府有关部门、行业和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职业教育机构等密切相关。要明确各部门的执法责任和执法程序，强化执法队伍，提高依法行政水平。要建立健全相关制度和机制，充分发挥出以下几项监督职能。
1．政府要加强依法办学、依法行政和执法检查与监督的力度，将高等职业教育纳入政府督导和人大执法检查范围，营造良好的法制环境。
2．国务院及时出台配套政策和实施细则，健全、完善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教育执法的监督。
3．各级监察部门、财政部门、政法系统、行业企业对政府教育执法的监督。
职业教育的法律法规篇4
摘要：法律职业伦理生成规律及道德教育的实践性特征，决定法律职业伦理教育应采用综合养成的教育途径。我国高校现行法律职业伦理教育模式背离这一规律，必须改弦易辙。高校应强化法律职业伦理实践教学环节，在法律实务部门的配合下，对法科学生的职业伦理行为进行反复训练，使之形成稳定的职业习惯，将法律职业道德规范内化为个体的道德心理结构，并形成稳定的职业道德品质。
关键词：法学专业；法律职业；职业伦理；养成教育
法律职业伦理教育，不同于法律知识与法律技能教育，是一个培养法律人职业良心与职业精神的“灵魂塑造工程”。反思我国高校现行法律职业伦理教育的单一途径及其流弊，探索法律职业伦理养成教育的综合途径，是深化法律职业伦理教育改革的重要任务。
一、法律职业伦理养成教育的实践性特征
法律职业伦理，又称法律职业道德，指在法律职业活动过程中形成的，调整法律职业关系的道德意识、道德行为和道德规范的总称。它主要靠社会舆论及法律人的内心信念维系，是评价法律职业行为的善恶标准。法律职业伦理，内化为法律人的职业良心，外显于法律人的执业行为。“伦理”与“道德”，在一般意义上有所区别，前者侧重于社会层面，后者侧重于个体层面。但在本文中，鉴于法律职业伦理不仅表现为社会层面的规范现象，而且表现为法律人的个体道德品质现象，故对“法律职业伦理”与“法律职业道德”未作严格区分，而是交替使用。
法律职业伦理，是法律人的职业灵魂。法律人是法律的操作者，他们基于公平、正义的理念，将法律运用于具体的人和事。“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①再好的法律，还得依靠法律人的运作，才能实现它的价值目标。这就给法律执业者——法律人，提出了特殊的职业要求。法律职业伦理的内容，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法律人共同遵循的职业伦理原则，它对所有法律人都有拘束力。包括崇尚法律、追求公正等核心价值要求。二是不同类别法律人分别遵循的职业伦理规范，它仅对该类别的法律人产生拘束力。法律人按其具体职业角色不同，可区分为法官、检察官、律师等。不同类别的法律人除了需要遵守共同的职业伦理原则，如公平、公正外，还要遵守特定的职业道德规范。如，法官以对当事人的“中立”“公正”为基本准则，检察官以对国家的“忠诚”为基本准则，律师以对委托人的“诚信”为基本准则。法律职业伦理的习得，主要依靠实践与体验。只有在反复实践中，才能将外在伦理规范内化于心，转化为法律人的人格特质，积善成德。所以，法律职业伦理的教育，必须以养成教育为基本模式，走实践教学之路。法律职业伦理的养成教育，指高校在社会特别是法律实务部门的配合下，根据法律人职业道德品质的生长规律，运用综合手段，对法科学生的职业伦理行为进行反复训练，使之形成稳定的行为习惯，从而将法律职业道德规范内化为个体的道德心理结构，并最终形成稳定的道德品质的一种伦理教育观和教育方法。它在本质上属于德性教育和素质教育。这种教育，具有自己的特质。
第一，养习成德，是法律职业伦理养成教育的目标特征。习，在此指法律职业伦理习惯，它是法律人在职业道德实践中反复训练而形成的，反映主体内在道德需要的，相对稳定的行为方式。法律职业伦理习惯，首先表现为外在的相对稳定的行为方式，其稳定性源于法律人已形成的内在道德意识、情感和意志；源于法律人在道德情景、道德动机与道德行为之间建立起来的恒常联系。其次，它体现了法律职业伦理价值取向，反映了法律职业道德规范的要求，是法律职业伦理的存在方式。最后，它是法律人自觉、自主的行为，是长期职业伦理训练的结果。它形成的过程是漫长的，并充满了意志的争斗。但一经形成，则在道德认识、意志与行为之间建立起了“瞬时”反映机制，法律职业伦理习惯以近乎直觉的形式出现，法律人的自觉、自主处于隐而不彰的地位。德，在此指法律职业道德品质，也称品德，德性。它是法律人在职业道德行为中体现出来的稳定的心理特征与倾向。道德品质与道德习惯具有一致性。“道德习惯是道德品质的动态表现，道德品质则是道德习惯的凝结化、特征化。”法律职业道德品质，是法律职业伦理习惯的内容与实质；法律职业伦理习惯，则是法律职业道德品质业已形成的标志，为人所感知的对象和载体。高尚的法律职业道德品质的形成，只能依托于良好的训练。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言：“德性基于天性，成于习惯。”在对大学生进行法律职业道德养成教育时，应将良好的法律职业行为和品德训练作为教育目标，将职业道德规范的讲授作为培养学生职业道德品质的前提性手段，教育的目的定位于职业道德习惯和品质的形成。教育的着力点是职业道德规范的内化，是职业良知的培育。通过对法律人良好的行为习惯训练，造就法律人的优秀品质和崇高人格，培育知行合一的真君子。
第二，尚行习动，是法律职业伦理养成教育的方法特征。良好道德习惯的培养，离不开道德实践这一根本途径。强调实践环节，把行为的训导作为法律职业伦理养成的切入点，是法律职业道德养成教育的又一特征。道德教育应落实到“行为”，早已为先哲所洞悉。孔子说，“听其言而观其行”①；王夫子说，“实体之则实知之矣。”②颜元批评宋明道学空谈心性修养，力倡“习行”，认为只有在不断地实践中，道德才能真正提高。孙中山提出了行先知后，“其始则不知而行之，其继则行之而后知之，其终则已知而更进于行。”③行而后知，是个体道德养成的规律。法律人的职业道德培养，也应遵循这一规律。从职业道德行为的训练开始，经由职业道德习惯的培养，至职业道德品质的最终形成。把行为教育作为开端，教会学生面临道德冲突时，该如何选择，应如何去做。在行中习德，在道德实践中积累道德品质。在法律伦理教育中，把实践教学环节置于首位。
第三，信法致公，是法律职业伦理养成教育的内容特征。法律职业伦理的要求贯穿在各种法律职业以及法律职业的各个环节、场合之中，不同法律职业角色、职业境遇的道德要求有所不同。但对法科学生这类“准法律人”而言，职业伦理教育的重点在于让他们将基本的职业法律原则内化为个体人格特征。
首先，要着力培养学生的法律信仰。所谓“信法”，就是要信仰法律、崇尚法律、捍卫法律，以法律为行为的最高准则。在法治国家，法律至上，法律拥有最高权威，任何组织、个人都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法律信仰，不仅要求人们在行为上普遍守法，而且要求人们将守法内化为道德责任与追求。“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一切法律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不是铭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铭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的内心里。”具备坚定法律信仰，是法律人的首要品质。法律信仰，使法律人充盈浩然正气，刚正不阿，“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法律信仰，给予法律人解决各种道德冲突的精神力量。它让法律人知道职业上的“善”为何物，依据何在；知道面临道德争议时如何形成自己的立场，以及解决争议的办法。由于法律本身内含着价值取向，法律不过是道德规范的国家意志化，是“理想法”“自然法”的实在法，所以信仰法律，必然会从中获取道义的力量。信仰法律，还有独立的形式价值，它有助于培养人们的规则意识与秩序观念。因此，在法科学生的职业道德教育中，严格班纪校规的实施，也可间接促进学生法律信仰的形成。坚定的法律信仰，会强化法律人为社会服务、为国家谋利的社会责任感，增进法律人推动法治进步的历史使命感。唯若如此，法律人才不会把法律知识与技能仅仅当作赚钱或谋生的工具；才会不计较个人得失，去勇敢追求和实践社会正义。
其次，要大力培养学生的公平正义理念。公平正义是法律人的远大理想和核心价值观，也是法律职业道德亘古不变的主题。在我国颁布的《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检察官职业道德规范》《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规范》《公证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中，均对公正作出了明确规定。对法科学生加强公正观的教育，具有基础意义。法律是公平正义的化身，法律职业人员是公平正义的“守护人”。公平正义的实现，不仅取决法律制度的完善，而且取决于创制、适用和宣示法律的执业人员的资质和素养。法律人应该是为国家行法治、为人民争权利、为社会伸正义、为万世开太平的先行者。只有法律人树立了牢固的公正观，“天下为公”的法治理想才能实现。将法律信仰、公平公正作为法科学生职业道德养成教育的重点和切入口，主要是因为他们具有基础性和普适性。法律人具备了法律信仰和公正理念，便会为具体法律职业的道德人格养成奠定基础和准备条件。
教育界有一种偏见，认为法科学生毕竟是学生，在学生阶段就开展职业伦理养成教育为时过早，并认为这是毕业后的职业教育任务。笔者认为，对法科学生开展职业伦理养成教育，适逢其时，并有科学的理论依据。
其一，伦理学依据。养成教育，符合道德认识的性质与发展规律，有助于职业伦理的潜移默化。道德认识具有道德直觉、身心体认、整体综合和主客互渗等思维特征，它表现为主体对道德义务与责任的觉悟，在本质上属于意会认识。面临道德情境，人们往往在瞬间即可认知自己肩负的责任，唤醒良知，做出正确的行为选择，它无须借助语言、概念和逻辑规则做复杂的推理与判断。但它的认知完成，依赖于道德与主体的行为选择，必须身体力行，方能心领神会。其认知结果，如道德义务、道德规范等，也属于意会知识，常常伴随人的行为而以形象化的方式存在。每当我们提起“雷锋精神”，就使我们联想起雷锋的形象和道德故事。对于道德知识的习得，也主要依靠模仿和行为训练完成。
这一特点与规律表明，法律职业伦理的学习，不同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科学知识的学习。科学知识属于言传知识，可以在课堂中依靠语言与逻辑间接地获得。对于科学知识的传授，课堂讲授法是最有效率的方法。但法律职业伦理属意会知识，它的习得，没有捷径可走，必须设身处地，在身体力行中不断内化。以行为训练为主导，在道德实践中养成良好的职业习惯与品质，就成为法律职业伦理教育的必由之路。
其二，心理学依据。大学生是个特殊的青年群体，他们一般处于18岁至22岁，人格心理特征尚未定型，可塑性大，是高尚人格养成的关键时期；他们开始离开父母走向独立生活，面临“心理断乳期”，是培养道德自律精神的契机。特别是法科大学生，他们进入大学后，随着对自己所学专业的认识和未来法律职业理想的憧憬，适宜同步开展法律职业伦理养成教育，培育法律人的崇高人格和社会责任感。
其三，教育学依据。大学教育是专业教育，它的中心任务是培养学生的专业素质。对大学生开展道德教育，不能仅仅满足于“思想品德课”的设置和公民道德的教育，应将职业伦理的养成教育纳入专业教育的范畴。大学教育是集约化教育，构成了一个专业特色突显、文化氛围浓郁的育人环境。校纪班风、校园文化、专业精神，提供了育人的精神环境；教室、实验室、图书馆、活动中心等，提供了育人的物质环境；组织化的学习、生活、课外活动，提供了育人的集体环境和人际环境。这些环境，为大学生职业伦理的养成提供了“肥田沃土”。大学教育，还是开放式教育。法律人才的培养，需要法学院与检察院、法院、律师事务所、政府机关紧密合作，建立联合培养的长效机制。如，法学院与法律实务部门合作共建实践教学基地，为法律职业伦理的养成教育，开辟了实践通道。
二、对我国高校法律职业伦理教育弊端的反思
高校法学专业，担负着为社会培养“法律人才”的重任。合格的法律人才，必须具备优良的专业素质，大致包含两个方面：一是法律知识与法律技能；二是法律职业伦理。前者构成法律专业素质的才能要素，后者构成法律专业素质的道德要素。才能要素决定了法律人才的职业能力、水平及其对社会影响力的大小，好比法律人才的“动力系统”。品德要素决定了法律人才的职业价值取向及其社会责任感的强弱，好比法律人才的“方向系统”。既有法律业务能力，又能把握正确的职业方向，才是一名合格的法律人才。早在民国初年，我国法律教育家孙晓楼先生就从法律职业的公益性视角，论及法律人才必须德才兼备，“研究了法律，不能为法律服务，为公益谋利益，而专门为自己个人寻好处求享用，这不能叫做人才，更不能算做法律人才。”
法律职业伦理，是法律人才的必备素质之一，法律职业伦理教育，是法学教育的重要任务。然而，我国自近代设立法律院校以来，素有重“智”轻“德”、重“术”轻“道”的积弊，学校在培养法律人才的过程中，有意无意地忽略了法律职业伦理教育。在民国初年，法律教育界曾对我国高校忽视法律职业伦理教育的现象，作了尖锐的批评。杨兆龙教授指出，“我们环顾中国的法律学校，觉得设有这门功课的，简直很少，恐怕十个里面难得有一个吧！这种现象，若是继续存在，那真是危险万分。”[7]“我们对于法律学生，倘再不顾到他们道德的修养，那无异于替国家社会造就一班饿虎。”[7]丘汉平教授则指出，“现在研究法律的人，太偏重功利而不顾道德，法律教育对于这一点万不能忽略”。[8]时至今日，我国高等法学教育有了长足发展，但忽略法律职业伦理教育的积弊，没有丝毫改变。这集中表现在：
第一，在法律人才培养目标中，缺乏明确的法律职业伦理要求。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编写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1998年7月颁布实施）中，对法学专业的培养目标和培养要求作了明确规定，但对法律职业伦理却只字未提。培养目标中没有法律职业伦理的规定，培养要求中也没有法律职业伦理的训练项目。
第二，在法学专业课程体系中，缺乏“法律职业伦理”课程的设置。我国法学教育界对高校法学教育的性质与目标一直存在较大争议。“从精英教育到平民教育，从通识教育到职业教育，各种观点林林总总。”[9]认识上的模糊性，淡化了高校法学教育的专业教育与职业教育属性，使法学教育脱离了法律职业的引导。在这种背景下，法律职业伦理课程在高校自然不受重视。1997年，教育部法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确定了法学专业14门核心课程。2007年，又增加了2门，法学核心课程扩充到16门。遗憾的是，法律职业伦理未能进入法学核心课程的范围。因此，在各高校设置的法学专业课程体系中，法律职业伦理成了“被遗忘的角落”。[10]
第三，在法律职业伦理施教过程中，缺乏教育方法和内容的创新。偶有个别学校开设“法律职业伦理”或“法律职业道德”课程，一般都列为选修课。无专职教师，无统一的教学要求和教材，无规定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沿用“填鸭式”的教义灌输法，教学效果极差。有的学校甚至安排政治辅导员主讲该课，名义为法律职业伦理课程，实际上讲的是大学生普通思想品德修养的内容。
第四，法律职业伦理教育的效果极差。法科学生的道德素质令人担忧，没有为毕业后从事法律职业做好道德准备。许多法科学生没有基本的法律信仰、规则意识、诚信观念、正义理想，连做一名普通公民都不合格，更不用说从事法律职业。就笔者所见，在法学院中，不乏考试舞弊、论文剽窃、骗贷逃贷、任意撕毁就业合同等违法违纪现象；有的学生干部利用职权、弄虚作假、贪污公款；更有甚者，在校法科学生暴力犯罪频频发生，如，甘肃某大学法学系学生吉某杀人案，等等。这些案件，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大学法律职业伦理教育缺乏实效。为了加强法律职业伦理教育，提高法科学生法律职业伦理素质，实现法律职业伦理教育的创新，笔者提出高校应拓展法律职业伦理养成教育的综合路径。
三、我国高校法律职业伦理养成教育的综合途径
法律职业伦理教育应如何开展？在教育实践中，人们提出了两种不同的教育路径。
第一种，渗透式教育。在近现代大学法学教育产生之前，法律人才及其职业伦理的培养主要依赖传统的“学徒制”。近现代大学法学教育产生后，在法学教育规范化、规模化的同时，也因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伦理目标的背离，而导致法律职业伦理教育的衰落。在19世纪晚期，美国大学法学院在法律职业伦理教育中普遍采用了渗透式教育。[12]170该途径又称“分散式”，它不把法律职业伦理看作独立的教学内容，不单独设立法律职业伦理课程，不单独安排专职教师任教，而是将法律职业伦理内容分散融入在法学知识与法律技能的教学过程中，由各相关的实体法和程序法教师任教。当前，我国多数高校仍采用这种渗透式教育途径开展法律职业伦理教育。虽然在培养方案中提出要重视法律职业伦理教育，但在实施过程中，无专门课程、无专门教材、无专门教师。法律职业伦理是否进课堂、哪些内容进课堂、以什么方法施教等，均无明确要求，全凭相关课程的主讲教师自由选择。渗透式教育途径存在严重缺陷。它重视法学知识与技能教育的同时，轻视职业伦理的养成；它关注的是法律与道德的宏观联系，轻视法律职业者个体道德培养，不能把法律职业道德教育落到实处。它主张在实体法与程序法的教学中附带地教授职业伦理，实际上导致了“只教法律不教道德”的“道德贫瘠”[12]175现象。
第二种，浓缩式教育。随着人们对渗透式教育途径的反思与批判，提出了浓缩式法律职业伦理教育途径。该途径又称“集中式”，将法律职业伦理内容浓缩为法律职业道德规范体系，并以独立课程的方式集中开展职业道德规范教学。它把法律职业伦理教育的性质理解为道德规范教育，沿袭知识传授的教学方法（如讲授法、讨论法、案例法等）施教。老师在课堂上集中讲授道德规范，学生着重理解、背诵道德规范，课程结束后重在考试道德规范。浓缩式教育途径，看到了法律职业伦理教育有其独特内容，应该独立设置课程、单独施教，表明法律职业伦理教育已经引起人们的重视。然而，集中式教育途径忽略了法律职业伦理教育与法学知识、技能教育的重大区别。同样无法实现大学生法律职业伦理品质养成这一目标。该途径将法律职业伦理教育全部任务等同于法律道德规范的知识教学，将教育的空间固定在校内的教室，将教学的中心环节理解为课堂讲授，致使学生的知行脱节，知而不行，产生“高分低德”的“伪君子”现象。前述两种教育途径，均不能切合法律职业伦理教育的实践性特征。为此，笔者提出法律职业伦理养成教育的综合途径——综合养成模式。综合养成模式借鉴了前述渗透式（分散式）与浓缩式（集中式）的优点，并克服了各自的片面性，通过将前述模式整合实现集成创新。综合养成模式与法律职业伦理教育的本质特征相吻合，可有效地实现品质养成这一教育目标，它是法律职业伦理教育的基本模式。综合养成模式的具体路径体现为“三综合”。一是教育任务的综合。它将法律职业伦理教育的内容与任务划分为三个具有内在联系的层面。
其一，法律职业伦理认知教育。主要讲授相关知识，包括：法律职业与道德的内在关系，使学生明确法律职业伦理在法治建设中的重要地位；法律职业规范体系，使学生掌握法律职业行为的道德标准，明确职业道德选择与评价理由；法律职业伦理的基本范畴与理论，使学生形成法律职业伦理的知识体系，增强行为的自觉性。其二，法律职业伦理行为教育。主要训练学生面对法律职业伦理冲突时的道德判断与决策能力，养成良好的道德行为习惯。其三，法律职业伦理品质教育。引导学生积善成德，形成集知、情、意、行为一体的法律职业良心。法律职业良心是法律人职业伦理品质养成的标志。
二是教育方法的综合。综合养成模式根据法律职业伦理教育目标任务的层次特征，引入不同的教育方法施教。在道德认知环节，主要采用讲授法，进行集中的课堂教学；在道德行为和道德品质环节，主要采用行为导向教学法，进行分散的实践教学。三是教育空间的综合。综合养成模式全方位地开拓法律职业伦理教育场所，将教育从课堂延伸至学生的课外活动和社会实践。在课堂上，重点传播法律职业道德规范知识；在课外活动和法律实践中，重点养成行为习惯与品质。沿着“三综合”的路径开展法律职业伦理教育，关键在于做好“三结合”。
首先，法律职业伦理教育与法学专业技能教育相结合，寓德于技。法律职业伦理存在于各种法律职业活动中，法律人在职业活动中遇到的每一个问题，往往既有法律技能因素，也有职业道德因素。撇开法律技能教学，抽象地实施法律职业道德教育，将沦为空洞的说教。在法律实习、法律诊所教育等实践环节，许多高校往往对法律技能培养作了明确规定，但未能同步开展法律职业伦理训导，实际上是错过了职业道德教育的大好机会。
其次，法律职业伦理教育与学生日常管理相结合，寓德于管。在学生的学习、生活中，教师应通过对学生的管理和引导，促使学生培养规范意识、程序理念和公平正义信念。诸如组织学生民主竞选干部、评奖评优、召开主题班会，开展党、团组织活动等。最后，法律职业伦理教育与法律实践训导相结合，寓德于行。法科学生是否养成了良好的法律职业品德，关键看行为。
高校应高度重视和公安、检察、法院、律师事务所等法律实务部门的密切合作，充分发挥法律实习基地的德育功能。学校应积极创建法律诊所，并在法律诊所式教学中，引导学生明辨职业情境与价值冲突，作出合理的道德选择。在反复的职业伦理行为训练中，内化职业伦理规范，形成职业伦理习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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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马震坤.泄愤杀人政法学院学生被判死刑[n].甘肃法制报，2008-04-16.
职业教育的法律法规篇5
［关键词］高职教育校企合作教育法
［作者简介］李智（1973-），男，重庆人，四川职业技术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高等职业教育。（四川遂宁629000）
［中图分类号］G71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3985（2014）15-0017-03
校企合作是高职教育在实施外向型发展战略过程中的有益探索，有助于充分调动企业参与高职教育活动的能动性。若要充分激活行业企业组织参与校企合作的能动性，需要以校企合作相关制度的制度化与法制化为前提。我国在高职教育校企合作的立法方面进行了一些有益探索，但尚未建立相对完善的高职教育校企合作法律体系，相关法律条文散见于《教育法》《职业教育法》及各地区的《职业教育条例》。自《职业教育法》实施以来，我国从国家层面制定了数十个有关职业教育的政策文件，各地也结合实际颁布实施了若干地方性法规或规章，这些政策文件和地方立法包含大量但成熟程度不同的校企合作办学制度。我国高职教育校企合作法律体系建构的滞后性，影响了地方企事业单位依法践行其在高职教育领域的社会责任，制约了我国高职院校与地方企事业单位联合开创高职教育新局面的能力。
一、高等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中的法制困境
（一）高职教育校企合作立法体系建构的问题
校企合作立法的系统性缺失，是制约高职院校开展校企合作项目的关键障碍。高职院校的校企合作活动是一个系统工程，应当具备一般系统所具备的系统要件及结构。围绕高职院校校企合作项目的相关立法工作，应当符合必要的法理规范和法条逻辑，以确保可以系统调整高职院校与企业之间的校企合作关系。高职院校的校企合作立法理念模糊主要体现为以下方面：
1.高职院校的校企合作立法理念缺乏对法律效力落实的必要考量。当前我国的高职教育校企合作，并无统一的法律法规文本，相关法律法规散见于各级人大及教育主管部门所立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中。在实施高职教育校企合作活动时，缺乏统一、明晰的法律规范，将制约高职院校在校企合作领域的制度创新尝试。《职业教育法》第六条指出，企事业单位应依法履行其对职业教育的义务。但是，该规定仅是一种原则性规定，缺乏执行力度，如果企业不履行职业教育义务，也不承担由此造成的不利后果。
2.高职院校的校企合作立法主体不能代表校企合作的各当事方。当前我国实施的是类似代议民主制的民主集中制。从民主实践形式来说，立法机构的人民代表从选举阶段到履行立法职责阶段都具有一定的全民代表性。考虑到高职教育校企合作相关立法工作的专业性和小众化特点，立法机构代表缺乏制定相关法律法规的专业知识与素养，难免削弱法律法规的质量和执行力度。作为校企合作中的关键当事人，高职院校和企事业单位虽然对校企合作相关法律法规的立法内容和实施方式有较为深刻的认知，却难以直接参与校企合作相关法律法规的立法工作，从而降低了校企合作相关法律法规的执行力度。
3.将高职教育校企合作的相关司法实践活动纳入私法管辖的立法范围，忽视了校企合作关键利益方的切身利益。当前我国高职院校与企事业单位的合作关系，通常被认定为普通法人实体之间的民事合同法律关系，故接受《合同法》的规制。将高职教育校企合作关系归入诸如《合同法》等私法协调范围内的司法实践行为，有其理论基础和实践价值，但是，这种司法实践行为将高职教育校企合作的当事人默认为高职院校和合作的企事业单位，从而忽视了地方政府、行业协会、学生及其家庭等重大利益相关方的切身利益。
（二）高职教育校企合作法律的责任规范功能缺失
高职教育校企合作的相关法律法规，没有对合作各方应当担负的责任与义务进行必要的规范。
1.信息交互水平不足，阻碍了校企合作各方履行其责任与义务。校企合作项目的合作方企业，缺乏对高职教育事业现状的深入了解，缺乏参与制订和实施高职教育相关知识与技能的教学计划，没有协助高职院校制订相应人才培养方案的能力。校企合作项目要求合作方企业深度参与高职院校的教育活动，充分实现校企合作项目的内生性价值，这使得高职院校难以有效控制合作方企业参与高职教育活动的过程风险，并使得校企合作的项目成果有不确定性。同时，高职院校未能有效掌握合作方企业的必要信息，使得其人才培养计划与合作方企业的生产经营排程计划相冲突。部分处于经营关键期的企业，将其主要精力放在提升企业的经营绩效上，难以集中有限的生产资源来执行高职院校的实训教学计划。
2.企业社会责任意识匮乏，削弱了企业参与校企合作活动的积极性。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企业利益相关者，主要包括企业股东及雇员、上下游配套企业、地方政府及社会公众，但未将高职院校纳入其利益相关者集合。企业的运营目标旨在实现企业所有者的权益最优化，它通常通过最大限度扩张自身利益的方式来遴选校企合作项目，并希冀以高职院校服务其生产经营的方式来举办校企合作项目。企业基于自身利益参与校企合作项目的行为，固然是其理性决策的必然结果，但限制了高职教育校企合作项目开展的深度与广度，不利于高职院校全面执行其人才培养计划。
3.我国高职教育的行政法律体系建设相对滞后，制约了高职教育主管部门依法管理校企合作项目的能力。我国的教育行政法始于1980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虽然此后颁布了诸多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从学位授予、师资培训、教育安全等诸多方面间接规范了校企合作相关行政权力，但仍存在如下问题：一是当前我国高职教育行政法规的法条阐述不清晰，针对校企合作事宜的相关法条及规定描述不具体，缺乏系统性和可操作性。二是我国高职教育行政法规的立法基础仍是以行政管理为中心，在法规诸条款中很难体现以高职院校、企业和学生为中心的服务精神。高职教育行政主体权力的过度张扬，实质上是以忽视对高职教育行政对象的合法权益保护为代价的。从法理层面分析，偏离服务导向的高职教育行政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与教育行政法的立法目的相背离。
（三）高职教育校企合作法律的权益规范功能缺位
高职教育校企合作的相关法律法规，没有对合作各方所享受的权利进行必要的规范。
1.高职院校校企合作的相关法律法规，缺乏以保护使用者权利为导向的功能。高职院校与企事业单位的校企合作项目，其本质是通过资源共享的方式来优化企业的经营型资源和高职院校的办学资源，因此，校企合作项目相关法律的立法重点在于规范校企资源的使用权。沿袭于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时代的相关立法，偏重于对资源持有者权利的规范，忽视了对资源使用者权利的规范。持有者权利与使用者权利之间的立法理念，本质上是两种经济制度环境下的产物。市场经济制度条件下的校企合作立法，要求立法机构确立以使用者权利保护为核心的立法理念。这是因为固态化的企业和高职院校的资产价值主要在使用过程中得以实现，其立法理念的实质是将企业和高职院校资产资源的使用者即“人”，放置于立法工作的核心地位，从而摒弃以物为本的传统立法理念。因此，立法机构应当对能够产生更大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资产运用行为及资产使用者给予法律保护，并削弱对闲置高职院校与企业资源的行为及其当事人的法律保障。建立相对完整的高职教育校企合作法律法规体系，可以有效运用法律意志来调整校企合作中的法律关系，以实现校企合作过程中资源优化配置的立法目标。
2.高职教育校企合作的相关法律法规，缺乏对合作当事人各方利益的规范保障。校企合作项目并非简单的市场经济行为，作为社会职业教育系统有机组成部分的高职院校，肩负着实现社会公益的办学使命，作为独立市场经济主体的合作方企业则肩负着实现自身利益最优化目标的经营使命，两者在基本利益诉求上的显著差异给高职教育校企合作相关立法工作制造了障碍。当前高职教育校企合作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在强调企业应承担的义务方面有所建树，但却缺乏与其所承担责任相匹配的应享权利的清晰界定。在无有效权益保障的法律制度规范条件下，合作方企业通常受制于时间有限、人力不足和资金短缺等客观因素的制约而难以全力投入校企合作项目中，加之缺乏法律保障的校企合作项目运作过程充斥着学生人身伤害及经济纠纷等各类责任风险，多数合作法企业将校企合作视为额外负担而非红利。企业在自身经济利益难以获得有效保障的前提下，避免介入高职教育校企合作项目，则是理性选择之一。
二、优化高等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法制体系的对策
（一）健全高职教育校企合作法律体系
立法机构应当从深化我国职业教育改革和促进我国宏观经济转型的战略高度，来审视高职教育校企合作的相关立法工作，通过健全高职教育校企合作立法体系的方式来优化我国高职教育体系的办学绩效，推动区域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
1.立法部门应当稳步推进高职校企合作法律体系的建构。高职教育校企合作项目具有系统性特点，其法制体系的建构应当遵循阶段性原则，在借鉴其他发达国家经验的基础上，循序渐进地展开。一方面，立法当局应当采取顶层设计战略，在深入研究当前我国高职教育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新局势和新问题的基础上，以修订《职业教育法》为切入点，并有效把握立法契机来制定《校企合作法》，从而建立高效运作的高职教育校企合作法律体系。高职教育校企合作法应当明确规范校企合作双方及学生家庭与政府等核心利益相关方的职能及权责、具体办学模式及监管方法等内容，从而确保校企合作法律体系的可执行性。另一方面，地方立法机关及各级政府应当依据《职业教育法》及《校企合作法》，并结合各地职业教育实际情况来制定符合其地域特色的具体规范性制度文件，并对适合本地经济发展的特色化校企合作项目给予专项政策和资金支持，以确保高职教育校企合作项目能有效服务于区域经济的健康发展。
2.立法部门应当积极邀请校企合作的各方积极参与高职教育校企合作立法工作，以增强所立法律的民意代表性及其未来执行力。由于高职教育校企合作各方的合作目标不一致，且涉及多方利益的调和问题，因此，高职教育校企合作立法工作应当集合各方智慧并有效整合各方最为关切的基本利益，以确保该法可以最广泛代表校企合作项目各相关方的意志。再者，校企合作项目具有一定的专业性，通过将校企合作各方当事人纳入立法体系，可以有效增强立法程序的执行效率并丰富其立法内容。企业及高职院校直接参与校企合作立法工作，有助于将其在校企合作实践中所总结的创新式合作模式提炼为法条，从而有效提升全国范围内的校企合作水平。
3.立法机构应当建构基于公法范畴的高职教育校企合作法律体系。立法机构需重视地方政府、行业协会、学生及其家庭等重大利益相关方在高职教育校企合作中的切身利益，通过提升高职教育校企合作立法层次，并将高职教育校企合作相关法律管辖范畴扩展到公法领域的方式，帮助地方政府、行业协会、学生及其家庭依靠法律途径来保障自身利益。基于公法范畴来建构并实践高职教育校企合作的相关法律，将有助于对当前普遍缺乏校企合作意识的企事业单位形成社会舆论压力，促使其积极参与校企合作项目。再者，高职教育校企合作项目的直接受益人并不仅包含缔结合作契约的双方，还包含学生及社会公众，因此，应将高职教育校企合作法纳入公法范畴。
（二）明晰高职教育校企合作法的责任与义务边界
立法工作者可从以下方面规范高职教育校企合作的法定责任与义务边界。
1.立法机构需建立校企合作法律体系，以有效规范高职教育合作框架下各方的行为。具有成员来源广泛和公益性较强特征的校企合作项目，需通过立法形式来建立对校企合作各当事人行为的硬性约束机制。校企合作的相关立法内容，不仅应当清晰规范各当事人应尽的教育义务，而且应当严格规范逃避该项教育义务应接受的惩治方式。传统的教育法律法规通常表现出原则性规范条款有余、强制性约束条款不足的弊病。校企合作相关法律的立法工作应当细化法条以增强法律的执行力，从而有效增强校企合作法的尊严和震慑力。校企合作法应与刑法、民法及商法之间建立无缝衔接关系，与既存法律体系联合形成系统化水平较高的高职教育校企合作法律体系。该法律体系应明确施加危害一方应承担的刑法责任或其他法律责任。例如，在执行企业实训教学任务的过程中，校企合作法应当对泄露企业商业机密的教师与学生追究民商事责任甚至刑事责任。
2.高职教育校企合作法律应当严格规范合作方企业应承担的义务。为有效规避校企合作过程中合作各方所遭受的意外法律纠纷，校企合作法应当规定合作方企业与学生之间的劳动关系，以有效区别于企业常规用工条件下的劳动雇佣关系。鉴于现行法律体系对劳动者权益保障的相对完善，高职学生与实训企业之间的劳动关系可适用于劳动法的管辖，从而确保在学生遭受人身伤害的条件下，能依据劳动法获得有效的权益保障。再者，校企合作项目下的企业应承担为学生缴纳各类社会保险金的法律义务。高职学生的入厂实习期间约为1～2个学期，在实训期间，企业通常将实训生纳入其日常经营运作管理体系，从法律事实角度分析，高职学生与企业之间已构成雇佣关系，用人单位理应对受雇学生承担相应的社会保险金缴纳义务。用人单位为学生缴纳各类社会保险金的行为，可将校企合作过程中各方所遭受的风险分散到社会系统中，从而有助于将合作各方力量集聚到合作项目本身，提高校企合作项目的运营绩效。
3.高职教育校企合作法律工作者应健全高职教育校企合作行政法，从而将高职教育主管部门的行政行为纳入校企合作法律管辖范围。高职教育校企合作法应当从高职教育学历管理、双师型师资培训、校外实习安全保障等方面，明晰其法条内容，有效增强校企合作法的可执行性。再者，高职教育校企合作法应当变革以行政管理为中心的立法理念，确立以服务行政对象即高职院校、企业及学生的立法新理念。这要求高职教育校企合作法应当有效遏制行政权力对高职院校与企业之间的缔约自由权的干涉，促使高职院校主管部门为校企合作拓展适度宽裕的制度空间，以利于高职院校与企业探索校企合作的新路径。
（三）激活高职教育校企合作法的权益保障功能
1.明晰合作方企事业单位主导高职教育校企合作项目的权利。合作方企业在校企合作项目中占据主导性地位，是高职教育的历史使命和校企合作项目的内在开放性决定的。高职教育肩负着培养高素质实用技术型人才以服务于我国宏观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所需的历史使命，这要求高职院校应当与代表区域的生产力水平、对宏观经济和人才需求发展趋势有着深刻认知的地方企事业单位紧密结合，积极开拓面向生产实务的实践课程模式。通过立法，合作方企业拥有了校企合作项目的主导权，能够依据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规律来制订高职教育人才培养计划，并结合企业生产实践资源的具体运作状况来安排高职专业设置和课程设计，从而使高职学生可在企业提供的真实生产环境中提升理论认知水平和实践操作能力。合作方企业对高职教育校企合作项目的主导权并非一项福利，其中亦包含对企业培养人才素质和能力的高要求。高职院校应当依据合同法与企业签订人才培养协议，促使企业按协议约定内容培养学生实践能力，以确保高职人才培养质量。另外，校企合作法律制度应当确认并维护校企双方的利益，并建立相应的利益交换机制，通过利益交换改变各方所获得利益的程度，使各方行为趋于相对合理。
2.高职教育校企合作相关法律工作者应当重视对高职院校及学生合法权益的切实保障。高职学生既是高职教育的对象，也是高职教育活动不可规避的主体。高职教育校企合作相关法律工作者必须从学生主体性地位的角度，充分保障学生在校企合作过程中的合法权益。为有效避免学生的切身利益和人身安全遭受伤害，高职院校应当有效组织学生与企业签订学校、企业及学生的三方合同，有效规范三方在合作中的利益分配与责任划分等事宜。鉴于在校企合作项目下的高职院校与企业有权直接影响项目的决策方向，而高职学生处于相对弱势地位，故校企合作相关法律法规应当适度偏向于保护高职学生的合法权益，以确保在校企合作项目中的三方实际承担的权责基本均衡。
3.高职教育校企合作相关法律工作者应当从法制建设层面，规范高职教育校企合作项目相关监督机构的权力。为有效遏制校企合作项目当事人双方在合作过程中的冲突，立法机构应依法确立校企合作项目的主管机构与监督机构的法定地位，并依据权责相当原则赋予其相应的监管权力。可以赋予教育主管部门、行业协会及审计部门对高职教育校企合作项目的必要监管权，以形成强有力的外部监管体系，有效提升校企合作项目的运作效率。各级政府应当从政策支持及财政专项办学经费拨付等方面，对高职院校校企合作项目提供有效保障，并通过建构相应的高职教育校企合作项目利益协调机制、过程监控机制及成效评估机制等手段，来确保高职教育校企合作相关法律效力的落实。
［参考文献］
［1］罗仕俐.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立法难题初探［J］.职教论坛，2011（9）.
职业教育的法律法规篇6
关键词：职业教育；工程法学教育；高职法律专业建设
中图分类号：G42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1）36-0232-02
一、职业教育的理想目标
职业教育是使受教育者获得某种职业或生产劳动所需要的职业知识、职业规范和职业技能的教育，职业教育的目标就是为社会各行各业培养既有专业理论知识，又熟练掌握专业技能的复合型、技术型、创新型人才。职业教育不仅要向学生传授知识，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的职业技能[1]167，高职院校的专业设置及教学过程应体现这样的要求，满足接受职业教育学生全面发展的需要。关于这样的要求，在国家的权威政策文件中有明确阐述。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第六章关于“职业教育”专题中强调，“职业教育要面向人人、面向社会，着力培养学生的职业道德、职业技能和就业创业能力，职业教育应纳入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发展规划，促使职业教育规模、专业设置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相适应，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推进教育教学改革”[2]。2011年8月30日教育部的《教育部关于推进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协调发展的指导意见》（教职成[2011]9号）指出，职业教育应“以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为载体，强化学生职业道德、职业技能、就业创业能力的培养，”不断“深化专业教学改革，创新课程体系和教材，使职业学校的专业教学既要满足学生的就业要求，又要为学生职业发展和继续学习打好基础。”还应“强化学生素质培养，改进教育教学过程，改革以学校和课堂为中心的传统教学方式，重视实践教学、项目教学和团队学习；开设丰富多彩的课程，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3]。这些阐述可谓立场鲜明、态度坚定，无疑是指导我国职业教育科学发展的基本理念。我们应认真领会，贯彻落实，使这一理念融入职业教育的全过程。
二、创新职业教育模式：工程法学教育的基本思路
教育模式、人才培养方式的不断创新和与时俱进，努力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转型调整的需要是职业教育实现科学发展的内生动力。
（一）高职法律专业建设借鉴工程法学教育思路的必要性
由于培养的人才规格类型不同，高等职业教育①与传统的学术型或者理论研究型普通高等教育相比，在人才培养过程上存在较大差异。
1.“专业+产业”教育模式的诞生和发展，正是高职教育主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而进行实践教育教学改革的重要举措之一。地区、行业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决定着高职院校专业设置的种类，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行业、产业结构调整决定着高职院校专业结构调整的方向。高等职业教育具有地方性和行业性，主要面向地方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输送各类合格人才。因此高职院校的专业设置和专业调整应该主动适应地方经济建设与行业产业发展的需要。高职院校设置的专业种类，尤其是特色专业，一般要与当地行业、产业特点密切联系。
2.高职教育的培养目标是培养既有一定专业理论知识又有较强实践操作能力的实用型、技术型人才。要求学生具有一定的专业理论知识，体现了高职院校的专业一定程度上具有普通高等教育专业的特征，应该以一定学科领域的科学文化知识为基础来设置专业，而要求学生具有较强的实践操作能力，则体现了高职院校的专业具有职业教育的特点。
（二）高职法律专业建设借鉴工程法学教育思路的必然性
1.工程法学的学科属性。工程法学是一门边缘性法学学科，是法学学科与工程学科的有机融合，是以新视角、新思路、新方法探索提高法学教育质量的有益尝试。这一学科将工程领域中的规范、标准问题法律化、制度化，使各个工程领域都会有法可依、有章可循，这应是依法治国和建设和谐社会的必然选择。工程领域属于经济法、行政法、民法、刑法规范的范畴，其调整的对象涉及工程领域中多重法律关系。工程法学是各学科相互交叉的新兴学科，促使工程思维与法律思维有机融合，整合了工程学科与法学学科的科际资源，开辟了法律教育、工程教育的新领域。
2.传统法律教育模式的弊端。科学发展观是工程法学教育的根本指导思想。谋求法律教育事业的又好又快发展，就要坚持科学发展观的指导，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是统筹兼顾，法律教育要是钻在象牙塔里搞“经院哲学”，或者只搞理论上“空对空”的繁琐论证，注定不会有大的作为。不可否认，传统法律教育为我国培养出了包括理论界和实务界在内的大批优秀人才，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法治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智力支撑与人才保证。但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我国社会结构的深刻变更，社会生活的日新月异，以及工程文明的繁荣兴起，这种传统的、以单一学科为主要依据的法律教育模式，已越发显现出教育力的不足，与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不适应，培养复合型、应用型人才乏力。
三、强化职业教育学生的规范、诚信和责任意识：优秀企业文化的培育和工程文化的塑造
文化对人具有持续而深刻的塑造、引导、规范功能，职业教育应在文化传承、育人育德、培育行业新风上有所作为。《教育部关于推进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协调发展的指导意见》（教职成[2011]9号）明确指出：职业教育应“研究借鉴优秀企业文化，培育具有职业学校特点的校园文化；强化学生诚实守信、爱岗敬业的职业素质教育，加强学生就业创业能力和创新意识培养，促进职业学校学生人人成才。”优秀企业文化的培育和工程文化的塑造能引领职业教育学生规范、诚信、责任意识的养成，引导毕业生就业后尽快适应工作岗位，找准自己的人生坐标，建功立业，奉献社会。
（一）优秀企业文化与和谐工程文化的对话
企业文化是企业长期生产、经营、建设、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管理思想、管理方式、管理理论、群体意识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思维方式和行为规范的总和。是企业领导层提倡、全体职工共同遵守的文化传统和不断革新的一套行为方式，它体现为企业价值观、经营理念和行为规范，渗透于企业的各个领域。对企业成员有感召力和凝聚力，能把众多人的兴趣、目的、需要以及由此产生的行为统一起来，是企业长期文化建设的反映。其核心内容是企业价值观、企业精神、企业经营理念的培育，是企业职工思想道德风貌和工作作风的体现。通过企业文化的建设实施，使企业人文素质得以优化，归根结底是推进企业竞争力的提高，促进企业经济效益的增长。优秀企业文化是企业文化中的精华形态，其核心就是培育员工的规范、诚信和责任意识，引导员工爱岗敬业、奉献社会。
工程文化是一种和谐、美丽、生动而具有久远历史的秩序文化形态。工程文化演进的过程应是一个多学科、多领域交织、对话、交融、共赢、和谐运行的进程，在这一进程中，法学思维、法学理论应渗透到工程思维和工程理论中，两种思维、两种学科的相融沟通、相得益彰，促进和谐工程文化的不断进化。优秀企业文化与工程文化的相互渗透、交融、对话，正是职业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
（二）工程文化价值与工程法律意识教育
工程法律意识教育是一种具有历史意义的文化价值教育。工程法学属于工程文化中构建和谐与秩序的规范、标准与程序。没有文化的工程是浅薄的工程，没有和谐文化的工程更缺少思想内涵与价值。在我国社会发展进程中一直存在这样情形，搞工程的人不具备法律知识，更谈不上法律意识和法律思维，这必然会潜伏着巨大社会风险，比如极易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工程成本的增加和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工程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大打折扣。还有很多法科出身的人包括法律职业者在内大多不懂得工程技术规范、标准、流程，法律职业者在涉及工程技术纠纷案件面前，总觉得无能为力，望而却步，丧失了职业发展的难得机遇。显然，工程文化教育与法律文化教育应相互融合、充分沟通对话、统筹协调发展，不能将二者视为非此即彼的对立极。工程文化教育为法律文化教育提供客观的物质条件，为法律教育搭建一个广阔的发展平台，法律文化教育为工程文化教育提供智力支撑和理论准备，促进工程文化教育的健康发展。这样的思路对高职法律专业改革与发展而言极具借鉴价值。
四、彰显职业教育的历史使命：工程法学教育与构建和谐社会
职业教育的历史使命不仅在于培养一个人、一代人，更在于对社会的责任和担当，尤其对于推动构建和谐社会，职业教育责无旁贷。
（一）和谐社会亦是法治社会
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民主法治中的法治理念、法治思维应是工科学科发展的根本指导思想，在工科各个领域都要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开展法律意识培养与教育，法制建设是工程事业繁荣发展的先决条件。国家发展，社会进步，民生改善，就要大兴土木工程，筑楼、建桥、修路等各个工程领域都离不开法律制度的规范和保障。
（二）提高法律素质是职业教育的内在规定
法律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动依法治国进程的关键环节。在工程领域应大力开展法律教育，提高工程领域从业人员的法律素质和依法办事的能力，把他们培养成既精通工程技术、工程实践，又知晓工程法律、法规、规章、规范的复合型、实用性人才，工程法学教育做出相应的思想准备和理论回答，将人才培养模式调整到最适合复合型人才脱颖而出，最有利于工程事业健康可持续发展上来，造就一大批政治素质过硬、业务能力精湛、法律素养较高的工程领域专业人才，这既是公民自身全面发展的需要，也是职业教育的目标使然。
尽管我国在工程法学教育上开展了有益探索和实践，但仍处于初级化、粗放化阶段，没有把工程法学教育思维、思路提升到一个理论高度。但可喜的是，理论界和实务界已经意识到传统法律教育发展相对滞后的症结，试图把工程思维、工程文化移植到法律教育中来，期待传统法律教育模式的变革，注重培养创新型、复合型人才。如我国法律硕士、工程监理等新类型人才培养模式就是很好的例证。然而更有意义的是，这一人才培养思路和模式必将会对我国高等职业教育法律专业的改革、建设与发展产生现实而深刻的影响，高职教育管理者应用心体会，抓住机遇，勇于实践，积极作为。
参考文献：
[1]冯军，王静.法律职业教育实训教学的探索与实践[J].教育与职业，2011，（17）.
职业教育的法律法规篇7
关键词：日本；职业技术教育；借鉴
一、日本的职业教育背景
日本从19世纪中叶革新以来，一直重视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学习欧美先进经验，提出“殖产兴业”等政策的同时，就把兴办教育视为“立国之本”，并作为基本国策确立下来。在20世纪60年代初，日本经济开始快速发展，技术劳动者需求增加，民众接受教育的意愿增强，开始了教育大众化的进程，于是职业教育朝着多样化的方向发展，广泛适应社会的多种需要，走出了日本职业教育的“个性化”道路。进入新世纪后，日本文部省制定了《二十一世纪教育新生计划》，指出要完善职业教育体系的多样化与个性化，《计划》对日本21世纪的职业教育走向有着战略性的影响。
二、二战后日本职教法规及实施情况
日本国会在1947年以《日本国宪法》为依据颁布了《教育基本法》和《学校教育法》，《教育基本法》被称作教育的宪法，《学校教育法》是学校体系改革的重要支柱。在《学校教育法》下，日本颁布了一系列与职业教育相关的法律，涉及到职业训练、职教师资、职教经费、学校设置等多个领域。
在有关职业学校设置方面，日本国会在1964年通过了《部分修改学校教育法的法律案》，使短期大学取得了合法地位。1975年又了《短期大学设置标准》，1982年又做了修订，使短期大学的设置更加规范化。1961年颁布1976年修订的《高等专科学校设置标准》，对这类学校的招生、学习年限、学科种类等做了相关规定。1991年颁布《关于短期大学教育的改善》《关于高等专门学校教育的改善》，有关学校设置了相应的职业教育法规，使日本职业教育的机构设置更加规范、制度和法制化。
在学校职业教育制度建立的同时，社会职业训练也开始恢复，1947年4月的《劳动基准法》，1947年11月颁布的《职业安定法》，1958年的《职业训练法》，1969的《新职业训练法》，1978的《部分修改职业训练法的法律》等法律对职业训练的相关问题做出了规定。1985年的《职业能力开发促进法》使日本的职业训练制度不断发展和完善，1985年9月公布了《职业能力开发促进法实施细则》，同年10月1日开始实施，该法致力于更广泛的职业能力开发促进工作。1999年日本颁布了《雇佣一能力开发机构法》，以改善雇佣环境并促进职业能力的开发。
在有关职业教育经费的方面，《国立学校设置法》《国立学校专项会计法》《学校教育法》对国立和公立的职业学校经费来源做了规定。日本还制定了新的《私立学校法》《关于给予私立大学研究设置国家补助的法律》《私立学校振兴助成法》《日本私学振兴财团法》，其目的是立足于教育机会均等，缩小私立与国立和公立学校在教育条件上的差距。1951年日本国会颁布了《产业教育振兴法》，对职教实行国库补助，为二战后初期陷于停滞状态的日本职教带来生机。
在培养教师队伍的方面，日本政府非常重视职教师资队伍建设，1949年日本颁布《教育职员许可法》，确立教师审定制度。1961年《设立国产工科教员养成临时措施法》，在9所大学设立临时“工科教员养成所”培养教师。1976年颁布《专修学校设置基准》，对教师资格做了明确的规定。1988年修订《职业教员许可法》，设置了特别兼职教员和教员特别许可证制度，以拓宽师资来源渠道，沟通企业与学校之间的相互交流。
在产学合作方面，二战后日本围绕产学合作、深化职业教育改革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主要体现在1951年的《产业教育振兴法》，1958年的《职业教育法》以及《社会教育法》《学校教育法》《职业训练法》等法律之中，通过法律法规促进产学合作，明确学校和企业的职权和责任，引导职教发展。1958年日本设置了“产学合作委员会”，1960年在《国民经济倍增计划》中，正式提出要加强合作体制，强化学校教育与职业训练间的联系。1993年修订《职业能力开发促进法》，确立事业机构实施教育训练和在职训练制度的地位。2006年日本又创立“实习并用职业训练制度”，并写进了新修订的《职业能力开发促进法》，确立了企业或用人单位为实施主体的新型培养模式。日本政府颁布的一系列的立法有力地促进了合作教育的发展。
三、日本职教法规的特点
（一）立法先行，规范职业教育的发展
日本十分重视职业教育的立法工作，用立法把职业教育纳入法制轨道，通过法律手段保障职业教育统一管理，其立法内容广泛、层次完整、条款简明、内容重点突出、程序科学，并能根据社会的需要适时加以修订完善。
（二）从“泊来”到创新，成功实现了法治的本土化
二战后，日本根据自己的国情发展完善职业教育，发挥国情的优势与长处，最终形成一个完整的具有日本特色的职业教育体系，为社会培养了大批的职业技术人才。日本重视依据本土需求，借鉴国外有价值的经验，走出了独树一帜的个性化发展的道路，被各国所称道和效仿。
（三）严格执法，对职业教育法律法规的实施进行有效监督
日本在职业教育的相关法律中都明确了的法律责任，教育执法的监督主体明确、执法监督程序规范。在《学校教育法》中规定了监督部门的设置，并在“罚则”一章中专门论述监督和惩罚，《职业训练法》的第九章、《产业教育振兴法》第十七条都阐述了违法处罚办法。明确的责罚、详实的条款，使日本的职业教育可以做到违法必究。
（四）以经济为导向，不断调整职业教育法规
日本把职业教育的发展计划与国家经济发展的计划紧密联系起来，通过不断调整、修订职业教育法律法规，进行职业教育改革。日本的“十年复兴计划”“经济自立五年计划”“所得倍增计划”“新长期经济计划”等一系列经济发展规划中，其显著的特点是政府将国民素质的提高、科学技术的发展等相关的教育计划列入其中，成为国家经济发展规划中的组成部分。这些经济计划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职业教育相关法律的制订与修改。
（五）设置职教管理机构，依法加强职业教育的管理
1880年日本颁布《改正教育令》，明确了文部省对职业教育的领导权，1894年成立实业事务局，监督职业教育法令具体实施，1935年设置实业教育振兴委员会，1945年成立了职业教育和职业教育指导审议会，日本政府依法不断完善职业教育管理机构。1985年6月，日本政府正式颁布了《职业能力开发促进法》，规定劳动省主管全日本的职业训练事务，劳动省以下设有中央职业训练审议会、职业训练局、雇用促进事业团、中央技能检定协会，分别用来办理职业训练与技能检定等相关事务。日本职业教育管理机构的设立，为职业教育工作顺利进行奠定了基础。
四、思考与借鉴
（一）加快职教立法步伐，完善职教立法体系
日本以法律法规体系保障职业教育作为国家战略发展的重点，保障了对劳动者的职业技术培训以及其劳动能力的提高。职业教育立法的规范化、完整化使日本形成了一套完善的终身职业能力开发体系，日本的经验告诉我们，依法治教是职业教育发展的必经之路。
（二）依法设置职业教育管理机构
教育权力执行主体能各司其职是实现教育法治的一个重要标志。日本在发展职业教育时制定有关法规，设置相应的机构，依法规范各职业教育执行主体的权利和责任，一方面对教育行政权力进行制约和监督，另一方面充分调动和发挥教育行政权力积极参与对教育的管理、协调和服务工作。
（三）细化投资体系立法
经费投入一直是困扰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瓶颈之一，严重影响了我国职业教育的办学质量，其根本原因是我们国家缺少必要的法律保障机制。《职业教育法》对职业教育办学经费的来源有规定，但在经费责任和义务方面缺乏详细的实施细则，对非政府性投资缺乏激励措施。因此，我国应该在相关的法律法规中对职业教育的投资主体、投资规模、投资体系、投资责权利等方面进行详细规定，支持职业教育的发展。
（四）完善职业教育监督体系
《职业教育法》中有关违法处罚的问题，轻描淡写，使职业教育法规在实施过程中的乏力。如果不能很好地解决各项法律的实施问题，就会形成原则归原则、实际归实际，原则与实际的分离，从而削弱了法律的权威性和严肃性。因此，我国在加强职业教育立法的同时，更要重视法律法规的有效实施，建立起一系列完善的监督体系，有效地保证职业教育法律法规的实施。
（五）以立法切实推动职业教育的特色发展
我国职业教育在突出实践特色方面还很薄弱，国家在政策倾斜和经费投资等方面必须统筹管理之外，还应该以立法的形式明确政府、企业和学校在产学合作上的义务及职责，拓宽高等职业教育的供给渠道，落实产学合作的办学特色。
参考文献：
1.谷峪.日本社会转型期的职业技术教育[D].博士学位论文.东北师范大学，2006（4）.
2.冯志军.日本教育法规研究[D].硕士学位论文.苏州大学，2004（4）.
职业教育的法律法规篇8
关键词：校企合作；法律法规体系；高等职业教育
中图分类号：D9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2）18-0103-02
当前，校企合作正在从一般的公共问题演进到公共政策问题，并引起政府的高度重视。校企合作教育是利用学校与企业不同的教育资源和教育环境，采取课堂教学与学生参加实训工作有机结合形式，培养能适应市场经济发展、适合企业需要的应用型人为目的的教育模式。2010年9月，为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工会议精神和教育规划纲要，中国确定了新一轮高等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路径，即努力建设中国特色现代高等职业教育，鼓励各级地方政府和行业企业，合作共建高等职业院校发挥各自优势，促进校企合作办学，合作育人，合作就业，合作发展。
一、校企合作的重要作用
校企合作是世界各国培养应用型人才的成功经验，当前全国各地发生“技工荒”的形势下，更加彰显出它的急迫性和重要性。校企合作既是职业教育与经济社会、与行业企业联系最紧密、最直接的组织模式，又是当前改革创新职业教育模式、教学模式、培养模式的关键环节，更是把职业教育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发展规划，促进职业教育规模、专设置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相适应的重要的途径。职业教育是对未来的投资，只有好的员工，才会生产出好产品，企业最终才能够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生存，同时学校不可能配备与企业当前正在使用的完全相同的设备设施，单靠学校培养是不可能培养出适合企业需要的合格员工，校企合作办学有效利用了社会资源，节约了资金和成本，解决了学校场地、设备、师资不足的问题，解决了设备、技术落后这一现实问题。
校企合作实现学校与企业之间的“零距离”，它有利于学校培养更多优秀的技术型、应用型人才，提高学校办学质量，也有利于企业吸纳人才，使培养的学生能够直接走出校门，进入厂门，缩短员工和企业的磨合期，减少人力资源的浪费，为社会创造更多的财富。
二、中国校企合作的法律法规体系的概况
目前，中国校企合作更多处于民间活动状态，学校常常是“剃头挑子一头热”，企业普遍把校企合作当成是发展的负担，究其原因除了社会观念的滞后，更重要的是法律法规体系的滞后与不完善，国家没有明确、具体的专门针对校企联合办学的可操作性的法律、法规。中国关于职业教育的基本立法由《职业教育法》、《教育法》、《高等教育法》三部法律组成，但总体上讲，关于职业教育的法律法规还不尽完善，法律规定比较笼统，多属原则性规定，权利边界不明确，程序性规定缺位，缺乏可操作性。
第一，《职业教育法》对企业参与学校职业教育的有关规定包括：企业在职业教育师资队伍特别是“双师型”师资队伍建设方面有“提供方便”的义务；再有就是企业、事业组织应当接纳职业学校和职业培训机构的学生和教师实习；对上岗实习的，应当给予适当的劳动报酬。除了《职业教育法》规定了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有关义务，而对于其有何具体义务，以及对于违反义务应当承担何种责任并没有做出规定。第二，中国《职业教育法》在第四章中，对职业教育办学经费的来源进行了明确规定，但缺乏政府相应的针对性的资金投入，对于国家、政府和企业各自所应承担的经费责任和义务，该法并未做出明确的规定。也还没有明确的法律条款对企业参与给予经费上的支持和鼓励，使校企合作的资金和经费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第三，中国为参与校企合作的企业也提供了一些优惠与奖励政策，如可以给企业税收方面的优惠等，但实际上，就全国范围而言，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税收优惠政策还没完全落实。第四，由于现有的法律对顶岗实习学生的安全责任分担没有明确规定，使实习学生在工作过程中出现的意外伤害无法得到有效预防及有力的保障。
三、国外校企合作立法状况
德国的“双元制”、美国的“合作教育”等校企合作的成功经验都离不开国家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及严格的执行。
（一）德国的法律状况
德国政府制定了《职业教育法》、《青年劳动保护法》、《劳动促进法》和《手工业条例》等法律法规来调整校企合作中多方关系，对企业、学校、学生三者的义务、责任都作了明确规定。德国于1969年颁布了《职业教育法》，2005年进行了修改，该法明确规定了职业教育的目的、内容；明确规定了职业学校、企业、培训机构以及受教育者的责任和义务；明确了规定了联邦职业教育和研究所的地位、权力和责任。依据《职业教育法》，企业里的培训都必须遵守联邦政府在该法中规定的全国统一的企业培训规章条例；企业作为法定的职业教育主体始终对培训负有完全的法律责任，学徒在培训前须与企业签订条款明晰的培训合同，合同的形式内容及企业的责任和义务都已事先由国家法律形式确定下来了，包括专业名称、培训年限、培训学校、培养目标、培训内容和考试要求等内容也必须是在《职业培训条例》和《框架教学计划》中所规范的、全国统一的、国家认可的。按照职业教育法和其他法律的规定，职业教育经费主要来源渠道是由联邦、州政府及企业分别承担的。企业的职业教育经费基本上由企业自己负担。企业除了负担培训设施、器材等费用外，还必须支付学徒工在整个培训期间的津贴和实训教师的工资等。
德国联邦政府于1981年颁布《职业教育促进法》，规定德国所有国营和私营企业，无论是培训企业还是非培训企业，在一定时期内必须向国家缴纳一定数量的中央教育基金，然后再由国家统一分配和发放该基金。中央教育基金规定，只有培训企业和跨企业培训中心才有资格获得培训资助。
政府设立“产业合作委员会”监控校企合作，法律规定企业接受学生实习可免交部分国税。而对于违反条例者《职业训练条例》和《职业培训规章》则都明文规定可“判处关押”或“处以不超过一万马克的罚金。”
（二）美国的法律状况
从美国的法律发展史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美国国会和政府对教育立法的重视。美国是典型的以法律来促进职业教育发展的国家，其职业教育发展的路径基本上是：法律出台后，紧跟着是职业教育的大发展，以此推动职业教育整体水平的提升。美国职业教育法律的制定是以一种自上而下的模式推进的。美国在职业教育系统化之初，企业就开始参与职业教育。美国政府制定一系列法规，推动学校和企业合作。1963年的《职业教育法》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大力发展部分时间制的合作职业教育，政府给予财政上的支持。该法规定开展工读性质的课程，要求大学阶段的学生一部分时间参与校园学习，另一部分时间参加有薪专职工作，二者交替轮换。法案要求各州的职业教育部门与企业要相互合作，并规定为工读课程提供财政支持。1994年，时任克林顿政府通过的《从学校到工作机会法》更是把美国企业与学校之间的合作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学校和企业必须一同工作以创造合作关系，企业负责延伸的学习活动，如提供合作学习课程，向高中学生提供实习职位以及提供实地工作指导，同时联邦政府拨出专项资金用以开展校企之间的合作。在职业教育经费来源方面，美国政府规定，地方学区经费主要有三个来源：地方资助，主要是地方财政税收，占55%；州政府拨款占35%，主要来自于地方所得税，按学生人数拨款；其余10%，主要来自于联邦政府。可以说，这些发达国家在校企合作的具体环节上，包括校企双方的责、权、利及实习生的劳动报酬、劳动保障等等，都有法律法规的指引和约束。
四、完善中国校企合作立法的若干建议
这些年，中国不少地方和行业企业在推进校企合作方面，已经率先制定出台了地方区域性的政策法规，宁波市首开校企合作的国内立法先河，颁布了《宁波市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促进条例》。但这毕竟只是地方性法规，不是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法律，无法对全国范围的校企合作行为进行规范和约束。因此，参照发达国家职业技术教育强有力的法律法规体制，我们建议制定《校企合作教育法》，促进校企合作制度化。
第一，以法律的形式明确政府、企业、学校、学生在校企合作教育中的权利、责任和义务。应明确规定高等职业院校与企业开展合作的内容和形式、职业院校建立学生和教师到企业实习实践制度，规定企业在接纳职业院校学生实习和老师实践中的相关义务，对于未能履行职业教育义务的企业给予一定的经济惩罚，明确政府促进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工作内容和职责，要强化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在校企合作信息、资源整合等方面的责任。第二，设立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发展专项基金。应规定各级政府应当设立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发展专项资金，并对专项资金的用途、额度以及资金使用的绩效评价等作出规定。第三，采取各项优惠手段，尤其是在税收方面给予参与校企合作的企业优惠，鼓励企业为职业院校学生提供更多的实习岗位，对接收实习生和毕业生的企业给予一定的财政支持，并按接受人数减免部分企业所得税，允许企业适当提高职工培训经费提取比例，列入成本开支。第四，通过立法建立预防和妥善处理实习学生发生意外伤害的机制，明确学校和企业双方的安全义务，要求学校或企业为实习学生统一办理意外伤害保险，从而为实习学生实习提供相应的法律保障，免除学生、学校、企业的后顾之忧。
参考文献：
[1]王梅珍.尽快出台校企合作促进法[J].职业技术教育，2010，(9):25.
[2]张明亮，薛梅，安荣.借鉴国外经验，切实搞好中国校企合作教育[J].中国成人教育，2010，(9):79.
职业教育的法律法规篇9
[论文关键词]法律伦理；法律道德；职业伦理教育
法律伦理，从广义上说，包括法律制度伦理与法律职业伦理；从狭义上说，仅指法律职业伦理。法律职业伦理是法律职业者在其职务生活与社会生活中应当遵守的道德行为规范。法律职业伦理的内容主要包括法律职业者忠诚于法律、公平对待当事人、廉洁自律等等。一般认为法律职业人应具有三种素质，一为法律知识，一为社会常识，一为法律道德。其中，法律职业道德是法律职业人应该具备的素质之一，是构成法律职业人整体素质的重要内容。对于法律职业者而言，法律职业道德要求其做到信仰法律、心存正义、廉洁公正、忠于职守，这种道德人格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基石。正如中国政法大学校长徐显明教授2003年12月9日在山西大学所作“法学教育”专题报告中说：“法学是价值之学，真正的法学教育应是价值观的教育，应是法律正义观的教育，高等法学院校应是法律价值观的集散地。”法律职业人的道德伦理素养决定着我国法治建设的进程和前景，因此，必须予以重视。
一、重视法学职业伦理教育之理由
法学职业伦理是法学教育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法学教育乃是一国法律制度最基本的造型因素之一。作为培养决定社会最终公平正义的法律职业人士的法学教育必须重视职业道德教育，笔者认为重视法学伦理教育的理由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法律职业伦理是公民道德素养的高度概括。在任何一个社会，都有一定的道德伦理要求，这些基本的道德伦理要求规范着公民的行为，使社会在有序的状态下运行。在中国，这种道德伦理的规范作用尤为突出。中国古代几千年的封建儒家伦理对当今社会仍然有巨大的影响，伦理型文化是我国文化的特质，是我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一个重要区别。在重视伦理道德的中国，国家和社会对公民的道德素养有比较严格的要求。公民的道德标准是法律职业伦理的基石。法律伦理是伦理精神的集中体现，它根植于我国社会的一般伦理之中。离开社会一般伦理，不可能形成法律伦理。作为法律职业人士首先应当具有一般公民所具有的基本道德素养。这是作为公民而言，应当做到的最基本的为人准则。一般公民具有的道德素养，法律职业人士当然应当具有。因为法律职业伦理无非是公民的一般道德标准在法律领域的高度概括，是从事法律职业的公民在特殊领域应当遵循的社会一般道德准则。在国家重视和提倡提高全社会公民的道德素养的大环境下，重视和提高法律职业人士的道德素养是重视公民道德素养的必然要求。
2.法律职业伦理是法律职业人必备的职业道德。法律职业人首先必须具备合格公民的道德底线，但仅止于此是不够的。法治是法律职业人之治，法律职业人作为实现法治的关键因素，必须具有其他公民所不具备的职业道德素养。如同医生应当遵循医德、教师应当遵循师德一样，法律职业人也同样应当信守特殊的法律职业道德。著名法学教育家孙晓楼早在为民国法律教育所做的规划中就提出：“有了法律学问，而没有法律道德，那是不合乎法律的本质意义，也不合乎法律教育的目的。”法学院校培养的法律人才须具有刚直不阿的品行，要“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要不徇私情，不畏高压，尊崇法律。而忽略法律伦理和法律理想的法学教育只能向社会输送高级渣滓，甚至成为破坏良好社会秩序的害群之马。法律职业人的法律伦理素养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法律的实效。因为“当一条规则和一套规则的实效因道德上的抵制而受到威胁时，它的有效性就可能变成一个毫无意义的外壳。”可见，法律职业人的法律伦理素养对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具有重要作用。
3.法律职业伦理教育是防范司法腐败的重要手段。当今，司法腐败现象严重，形形色色的司法腐败在社会中普遍存在。司法腐败泛滥的现实使人们开始深思导致司法腐败的深层原因，在对司法腐败追根溯源的时候，人们发现法律职业人的道德伦理素养是导致司法腐败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司法实践中，法律职业者享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相对于外部监督制约而言，职业道德和自律是更为重要和有效的控制司法腐败的重要防线。法律职业人的整体素质不高、欠缺法治国家所要求的法律职业道德素养是导致司法腐败的直接因素，这一因素比制度不完善等因素更为直接和关键。因此，化解和遏制司法腐败，必须从重视法学伦理教育开始，从源头上堵截司法腐败的产生。可见，法律伦理教育是遏制司法腐败的一个重要途径。
基于以上理由，笔者认为法律职业伦理教育必须在法学教育中给予足够的重视。那么，我国当今法学教育中的法律职业伦理教育是怎样的呢?这需要对我国法律职业伦理教育的现状予以概览。
二、法学职业伦理教育之现状
从我国当前法学教育中的职业伦理教育现状看，在我国当今法律教育中普遍存在忽视法律伦理教育地位的倾向。法律职业伦理培养的缺失是我国当前法学教育存在的问题之一。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高校法学教育缺乏法律职业伦理教育。高等法学教育应当承担传授法律理论知识，培养学生解决法律问题的能力和进行法律价值观教育，树立法律正义两方面的任务。但是，我国现今高校法学教育只重视法律知识的传授，始终未对法律正义价值观的教育给予足够的重视，缺少法律伦理方面的研究，也没有开设法律伦理方面的课程。截至1999年，我国高等法学教育的本科、硕士和博士的培养规定中都没有把法律伦理作为培养要求。虽然在1999年修订的《法律硕士专业学位培养方案》中，首次明确地把“法律职业伦理”作为一门课程单独设置，但其使用的教材内容空泛，难以达到培养法律职业伦理素质的目的。目前在我国只有少数高等法学院校开设了《司法职业道德》选修课程，至今还没有高校专门从法律伦理角度开设课程。高等法学教育长期没有把法律伦理作为学生的必修课程之一，法律职业伦理教育一直为我国法律教育所忽视，这无疑是高校法学教育的一个重大缺陷。而在法治发达的西方高校法学教育中，大都设有司法伦理之类的法律职业道德训导课程。比如英国的《律师职业行为指引》一书每年都出版一本，在法学院的教学中是重头戏。而我们的高校法律教育至今在这方面还是空白，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2.司法考试忽视对司法伦理的考察。国家司法考试作为公民进入法律职业圈的门槛，在考察法律职业人对法律专业知识掌握的同时，却没有将职业伦理作为一个考察内容在考核中予以重点考核。虽然在司法资格考试中，有关于职业道德和职业纪律的考试内容，但是，法律职业是实践性极强的活动，法律实践中要求的法律职业伦理不能通过书面考试的方式考察出来。掌握法律知识、通过书面考试的人并不必然在司法实践中具有较高的道德伦理素养。司法考试对考生伦理素养的考察与实践中的要求相差甚远，难以达到考核法律职业人的法律伦理素养的目的。
3.法律职业伦理观念教育意识淡漠。以往我国高校法学教育一直是重知识性传授的法学教育模式，在教学活动中，教师以诠释法律条文和法律规则为主要教学内容，不关注隐含在法律背后的法律理念和价值取向，缺乏对法律知识的价值和伦理的阐释和关怀，导致许多法学专业学生只知法律的条文，不知法律的价值和伦理。老师在传授法律知识的时候，忽略对学生法律伦理素养的培养，只注重理论知识的考察，不重视道德伦理修养，使本应在日常教学中应当做到的法律职业伦理培养和言传身教成为空中楼阁，这是作为教育主体的老师法律伦理教育意识不强的必然结果。
三、完善法学职业伦理教育的设想
法律职业人的职责是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主持公道。为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法律教育除专业知识教育外，还应特别注意法律职业人的道德素质教育。因为法律职业的特殊性要求从事法律工作的职业者不仅应该系统掌握法学理论和法律知识，更重要的是应该具有高尚的司法品格，遵守司法伦理。法学教育是形成法律职业人士司法伦理素质的基础。法学教育应重视道德教育与信仰教育，使学生对法学知识系统了解与把握的同时，促使学生形成法律信仰。为实现上述目标，完善法学职业伦理教育，笔者认为应当主要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职业教育的法律法规篇10
[论文关键词]法律伦理；法律道德；职业伦理教育
法律伦理，从广义上说，包括法律制度伦理与法律职业伦理；从狭义上说，仅指法律职业伦理。法律职业伦理是法律职业者在其职务生活与社会生活中应当遵守的道德行为规范。法律职业伦理的内容主要包括法律职业者忠诚于法律、公平对待当事人、廉洁自律等等。一般认为法律职业人应具有三种素质，一为法律知识，一为社会常识，一为法律道德。其中，法律职业道德是法律职业人应该具备的素质之一，是构成法律职业人整体素质的重要内容。对于法律职业者而言，法律职业道德要求其做到信仰法律、心存正义、廉洁公正、忠于职守，这种道德人格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基石。正如中国政法大学校长徐显明教授2003年12月9日在山西大学所作“法学教育”专题报告中说：“法学是价值之学，真正的法学教育应是价值观的教育，应是法律正义观的教育，高等法学院校应是法律价值观的集散地。”法律职业人的道德伦理素养决定着我国法治建设的进程和前景，因此，必须予以重视。
一、重视法学职业伦理教育之理由
法学职业伦理是法学教育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法学教育乃是一国法律制度最基本的造型因素之一。作为培养决定社会最终公平正义的法律职业人士的法学教育必须重视职业道德教育，笔者认为重视法学伦理教育的理由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法律职业伦理是公民道德素养的高度概括。在任何一个社会，都有一定的道德伦理要求，这些基本的道德伦理要求规范着公民的行为，使社会在有序的状态下运行。在中国，这种道德伦理的规范作用尤为突出。中国古代几千年的封建儒家伦理对当今社会仍然有巨大的影响，伦理型文化是我国文化的特质，是我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一个重要区别。在重视伦理道德的中国，国家和社会对公民的道德素养有比较严格的要求。公民的道德标准是法律职业伦理的基石。法律伦理是伦理精神的集中体现，它根植于我国社会的一般伦理之中。离开社会一般伦理，不可能形成法律伦理。作为法律职业人士首先应当具有一般公民所具有的基本道德素养。这是作为公民而言，应当做到的最基本的为人准则。一般公民具有的道德素养，法律职业人士当然应当具有。因为法律职业伦理无非是公民的一般道德标准在法律领域的高度概括，是从事法律职业的公民在特殊领域应当遵循的社会一般道德准则。在国家重视和提倡提高全社会公民的道德素养的大环境下，重视和提高法律职业人士的道德素养是重视公民道德素养的必然要求。
2.法律职业伦理是法律职业人必备的职业道德。法律职业人首先必须具备合格公民的道德底线，但仅止于此是不够的。法治是法律职业人之治，法律职业人作为实现法治的关键因素，必须具有其他公民所不具备的职业道德素养。如同医生应当遵循医德、教师应当遵循师德一样，法律职业人也同样应当信守特殊的法律职业道德。著名法学教育家孙晓楼早在为民国法律教育所做的规划中就提出：“有了法律学问，而没有法律道德，那是不合乎法律的本质意义，也不合乎法律教育的目的。”法学院校培养的法律人才须具有刚直不阿的品行，要“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要不徇私情，不畏高压，尊崇法律。而忽略法律伦理和法律理想的法学教育只能向社会输送高级渣滓，甚至成为破坏良好社会秩序的害群之马。法律职业人的法律伦理素养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法律的实效。因为“当一条规则和一套规则的实效因道德上的抵制而受到威胁时，它的有效性就可能变成一个毫无意义的外壳。”可见，法律职业人的法律伦理素养对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具有重要作用。
3.法律职业伦理教育是防范司法腐败的重要手段。当今，司法腐败现象严重，形形的司法腐败在社会中普遍存在。司法腐败泛滥的现实使人们开始深思导致司法腐败的深层原因，在对司法腐败追根溯源的时候，人们发现法律职业人的道德伦理素养是导致司法腐败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司法实践中，法律职业者享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相对于外部监督制约而言，职业道德和自律是更为重要和有效的控制司法腐败的重要防线。法律职业人的整体素质不高、欠缺法治国家所要求的法律职业道德素养是导致司法腐败的直接因素，这一因素比制度不完善等因素更为直接和关键。因此，化解和遏制司法腐败，必须从重视法学伦理教育开始，从源头上堵截司法腐败的产生。可见，法律伦理教育是遏制司法腐败的一个重要途径。
基于以上理由，笔者认为法律职业伦理教育必须在法学教育中给予足够的重视。那么，我国当今法学教育中的法律职业伦理教育是怎样的呢?这需要对我国法律职业伦理教育的现状予以概览。
二、法学职业伦理教育之现状
从我国当前法学教育中的职业伦理教育现状看，在我国当今法律教育中普遍存在忽视法律伦理教育地位的倾向。法律职业伦理培养的缺失是我国当前法学教育存在的问题之一。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高校法学教育缺乏法律职业伦理教育。高等法学教育应当承担传授法律理论知识，培养学生解决法律问题的能力和进行法律价值观教育，树立法律正义两方面的任务。但是，我国现今高校法学教育只重视法律知识的传授，始终未对法律正义价值观的教育给予足够的重视，缺少法律伦理方面的研究，也没有开设法律伦理方面的课程。截至1999年，我国高等法学教育的本科、硕士和博士的培养规定中都没有把法律伦理作为培养要求。虽然在1999年修订的《法律硕士专业学位培养方案》中，首次明确地把“法律职业伦理”作为一门课程单独设置，但其使用的教材内容空泛，难以达到培养法律职业伦理素质的目的。目前在我国只有少数高等法学院校开设了《司法职业道德》选修课程，至今还没有高校专门从法律伦理角度开设课程。高等法学教育长期没有把法律伦理作为学生的必修课程之一，法律职业伦理教育一直为我国法律教育所忽视，这无疑是高校法学教育的一个重大缺陷。而在法治发达的西方高校法学教育中，大都设有司法伦理之类的法律职业道德训导课程。比如英国的《律师职业行为指引》一书每年都出版一本，在法学院的教学中是重头戏。而我们的高校法律教育至今在这方面还是空白，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2.司法考试忽视对司法伦理的考察。国家司法考试作为公民进入法律职业圈的门槛，在考察法律职业人对法律专业知识掌握的同时，却没有将职业伦理作为一个考察内容在考核中予以重点考核。虽然在司法资格考试中，有关于职业道德和职业纪律的考试内容，但是，法律职业是实践性极强的活动，法律实践中要求的法律职业伦理不能通过书面考试的方式考察出来。掌握法律知识、通过书面考试的人并不必然在司法实践中具有较高的道德伦理素养。司法考试对考生伦理素养的考察与实践中的要求相差甚远，难以达到考核法律职业人的法律伦理素养的目的。
3.法律职业伦理观念教育意识淡漠。以往我国高校法学教育一直是重知识性传授的法学教育模式，在教学活动中，教师以诠释法律条文和法律规则为主要教学内容，不关注隐含在法律背后的法律理念和价值取向，缺乏对法律知识的价值和伦理的阐释和关怀，导致许多法学专业学生只知法律的条文，不知法律的价值和伦理。老师在传授法律知识的时候，忽略对学生法律伦理素养的培养，只注重理论知识的考察，不重视道德伦理修养，使本应在日常教学中应当做到的法律职业伦理培养和言传身教成为空中楼阁，这是作为教育主体的老师法律伦理教育意识不强的必然结果。
三、完善法学职业伦理教育的设想
法律职业人的职责是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主持公道。为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法律教育除专业知识教育外，还应特别注意法律职业人的道德素质教育。因为法律职业的特殊性要求从事法律工作的职业者不仅应该系统掌握法学理论和法律知识，更重要的是应该具有高尚的司法品格，遵守司法伦理。法学教育是形成法律职业人士司法伦理素质的基础。法学教育应重视道德教育与信仰教育，使学生对法学知识系统了解与把握的同时，促使学生形成法律信仰。为实现上述目标，完善法学职业伦理教育，笔者认为应当主要从以下几方面着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