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政策目标篇1
今年一季度，GDp同比增长8.1%，比去年同期和四季度分别下降1.6和0.8个百分点。1-5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10.7%，其中4、5月份增速已回落至10%以下。从GDp季度累计同比增长看，本轮经济回调始于2010年二季度，到今年一季度已经持续了8个季度，这是我国自1992年开始该项指标以来，回调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超过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时6个季度的回调期。从发展趋势看，欧盟内部防火墙尚未有效建立，任何负面消息都可能引发市场波动，欧债危机可能多次反复，并将对世界经济产生影响和冲击。随着住宅销售下降和新竣工项目投放增长，国内房地产库存将达到峰值，前期房地产企业通过信托渠道获取的资金，还款期也将集中到来，房地产企业特别是中小房地产企业的资金链更趋紧张，房地产投资增长短期内将延续回落态势。用近年来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与GDp之间的关系推算，4、5月份工业增加值增幅对应的GDp增长仅为7%左右。在2001-2010年的十年间，我国经济年平均增长10.5%。当前的经济增速明显偏离了过去十年的平均水平。
欧债危机恶化、世界经济和贸易增长放缓、国内房地产市场进入调整阶段等，导致我国短期需求明显收缩，这是当前经济增长面临下行压力的主要原因。但同时也要看到，在经过了三十多年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之后，支撑经济增长的基础性条件发生变化，我国中长期潜在经济增长趋于下降。当前经济增长持续回落、明显偏离过去的平均增速，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我国经济增长从过去的高速增长阶段向中速增长阶段的转换。在1978-2010年的32年间，我国经济年平均增长9.9%，被国际社会誉为“中国经济奇迹”。在经过了三十余年的高速增长后，我国经济基本面正在发生变化。主要表现为：快速的人口老龄化或未富先老；劳动力供求关系从供过于求转变为供求基本平衡和低端劳动力的短缺、工资快速上涨；技术引进、消化、吸收的空间缩小；基础设施投资的潜力和空间下降；区域增长格局发生变化，东部发达地区经济增长明显回落等。从2011年各省、市、区经济增长速度排位情况看，重庆、四川、贵州、内蒙、陕西等西部省市区位居前列，而东部发达地区的北京、上海、浙江、广东、山东、江苏分列倒数1-6位。
从国际比较看，经济增速逐步下降，符合追赶型、压缩式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日本、韩国、德国在相似发展阶段曾经出现过经济增长大幅度下降的情况。与之相比，我国是一个发展极不平衡的大国。2010年贵州省的人均GDp仅相当于上海市的17.7%，我国经济增长的潜力依然较大。2011年，城镇化率仅为51.27%，比上年提高1.32个百分点，城镇化提升的空间仍然广阔。在东部沿海地区率先达到增速下降的收入窗口的同时，广大的中、西部地区收入水平较低，正处在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阶段。我国有条件把经济增速的降幅控制在20%-30%，从而在中长期保持7%-8%的中速增长。
经济增长阶段的转换，表面上看是增长速度的调整，实质上则是经济结构、增长动力和发展方式的转变。从日本、韩国的经验看，一旦潜在增长率下台阶，扩张性政策并不能拉高增长速度，反而会推动经济泡沫化，积累新的风险。同时也要看到，增长阶段转换也需要一个相对稳定的宏观环境，宏观政策也需要适时适度调整，防止在多重因素作用下短期内增速过快下滑。从中长期看，保持经济持续增长，已经不是短期宏观经济政策和外延式增长所能解决的，必须从体制、机制等方面入手，通过改革的实质性推进，在有效防控风险的同时，加快我国增长动力从要素投入为主向创新驱动为主的转变。因此，在增长阶段转换的背景下，宏观需求政策应着力促进国民经济在与增长阶段转换相适应的轨道上平稳运行，同时重视改革导向的供给政策，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取得实质性进展，应当成为今后较长一个时期宏观政策的重要取向。
二、确立稳增长、稳效益、防风险的宏观调控基本思路
宏观经济政策目标篇2
论文摘要：2008年，一场严重的经济危机在世界范围内爆发。面对危机，各国政府均实施了救市方案，我国运用了宏观调控的各项手段，其中包括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但是由于各项政策手段对于经济目标的作用力不同，所以应该制定宏观调控手段综合协调制度才能使国民经济健康发展。
一、建立宏观调控综合协调制度的必要性
宏观调控是一项复杂的工程，国家需要衡量各方面的利益与关系，制定经济发展的决策。在宏观调控法的概念中，我们知道其具体目标是经济增长、币值稳定、充分就业与国际收支平衡。在经济运行中，这四个目标是相互关联并且存在着矛盾。宏观调控各项目标之间存在相互冲突的关系，与这些目标相对应的是，各项宏观调控政策手段由于是不同的部门制定与实施，也常常会出现作用方向不匹配，作用力度不一致的情况，甚至出现“一脚踩油门，一脚踩刹车”的自我较劲现象。如何发挥宏观调控各手段的组合效应，需要政府把握好当前国民经济运行的具体形势，确定一个主要的宏观调控目标，在这个目标指引下，各项政策相互协调，相互配合，才有可能实现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各项政策之间需要配合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1）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之间需要配合。这两项政策是宏观调控中的两大工具，二者之间的配合基于这两项政策调节的不同点：就作用时效来说，财政政策起效的时间相对较短，对经济存在着直接的拉动效应，而货币政策的作用较为缓慢；就作用杠杆来说，财政政策主要是通过税收的增减，国债的发行等手段来影响社会总需求，而货币政策主要是通过影响流通中的货币量来影响社会总需求；就调节侧重点来说，财政政策对资源配置与结构优化能起到更为明显的效果，货币政策更侧重调节社会需求总量。在当前经济危机的背景下，国家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是摆脱经济危机所带来的阴影，刺激经济的繁荣与复苏。面对国际经济环境对我国造成的不利影响，我国政府采取积极应对的态度。日前国务院已经出台了一系列灵活审慎的宏观经济政策，主要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在税收政策方面，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作出了一系列的税收调整，如2008年11月1日国家税务总局宣布适当调高部分劳动密集型和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产品的出口退税率，通过这项举措应对我国贸易出口下滑的境况。这些政策分别在经济总量与结构调整方面起着相互配合的作用。（2）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需要为产业政策的实现提供支持。产业政策一词，源于日本。在下河边淳、菅家茂编纂的《现代日本经济事典》认为，“产业政策是指国家或政府为了实现某种经济与社会目的，以全产业为调整对象，通过对全产业的保护、扶植、调整与完善，积极或消极参与某个产业或企业的生产、经营、交易活动，以及直接干预或间接干预商品、服务、金融等的市场形成和市场机制的政策的总称。”1国家财政的投资规模和和投资结构、财政补贴与中央银行所制定的信贷利率与规模及商业贷款的政策都会对产业政策产生影响。日前全国发展改革会议指出，“着力推进经济结构改革战略性调整和企业转型升级。大力支持重点产业发展，保护和发展好支柱产业、骨干产业、重要产品和重要生产能力。”针对这一产业政策，财政部应加大对支柱产业的投资规模，在税收政策上应给与这些产业优惠；中央银行应放宽对属于支柱产业中企业的信贷约束。
二、建立宏观调控综合协调制度具体措施
笔者认为，要避免宏观调控政策之间的矛盾对经济目标的实现造成反作用的冲击，使宏观调控达到综合协调，除了应以遵守宏观调控法原则为基础，具体来说应该建立宏观调控综合协调机制，这在当前经济危机的背景下尤为重要，上面已经述及宏观调控的手段主要有财政政策、产业政策、货币政策，相应的我国宏观经济管理部门主要由财政部、发展改革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组成。宏观经济调控的决策、规划、实施、协调等工作，也是由这几个经济职能机构共同来完成的，因而有必要在组织机构上建立起综合协调的机制，才能更有效地进行宏观经济调控，以控制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其一，在制定决策时，各个部门之间应该进行沟通，向其他部门论证自己部门实施此项决策的可行性、目的及具体的实施步骤，并且说明这项政策对其他部门所产生的影响及需要其他部门的配合，如产业政策的制定部门必须与财政、货币的宏观调控部门进行协商，以取得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支持。对于将要确定的政策，由相关专家及部门进行评估，明确利弊，在国务院批准此项政策后，针对此项决策将要产生的消极影响，建立一套预警方案，由此确立宏观调控政策的制定及颁布流程，确保此项措施不对其他部门的决策造成破坏性作用，以致影响宏观调控整体目标的实现；其二，不同的宏观调控部门拥有巨大的宏观调控权，其使用的经济变量如利率、税率非常敏感，这些变量对价格、成本及利润的变动起着决定性作用，对经济、市场主体和普通的民众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因此以国家立法机关及审判机关为核心，针对宏观调控部门之间的权力应该建立完善的监督机制，并且各部门之间达到相互监督与制约。
结语：宏观调控综合协调制度是为了客服单一宏观调控手段其自身的局限性而建立的，其职责是为不同宏观调控部门之间制定经济政策提供使之协调的程序和措施，避免宏观调控各部门之间各自为政，影响宏观调控总体目标的实现；通过对宏观调控各部门之间权力的制约与监督，防止出现宏观调控权力的滥用，使其最大限度的达到宏观调控的目标。
参考书目：
【1】张守文主编：《经济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2】丘本著：《宏观调控》，中国工商出版社，2003年版
【3】邢会强著：《宏观调控权运行的法律问题》，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4】吕忠梅、陈虹著：《经济法原论》，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
【5】綦赞超：《浅谈宏观调控综合协调制度》，清华学术期刊，2007年第二期
注释：
宏观经济政策目标篇3
关键词：增长方式转变；风险控制系统；中央政府；地方政府
中图分类号：F06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176X(2010)07-0018-08
中国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持续30多年快速增长，但经济增长方式过于粗放的现状却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转变，这一问题在全球金融海啸的冲击下更加明显。中国之所以会受到金融海啸的不利冲击且影响程度逐步加深，除了较高的外贸依存度之外，一个重要原因是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最终目标是由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过渡到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尽管学术界和政府部门早已意识到并提出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但在当前的地方政府官员晋升考核机制下，转变过程中存在的风险导致转变步伐十分缓慢，为了加快转变的进程，必须将潜在的风险控制在社会可承受范围之内。在现行的风险控制系统存在局限性的情况下，政府应该建立一套能够有效地控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过程中潜在风险的风险控制系统。只有如此，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过程中的风险才能降至最低，转变进程才能升至最快。
一、控制风险：加快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步伐的客观要求
根据对中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过程中的宏观经济风险分析，以及对1995年明确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以来宏观经济运行情况的回顾，有如下基本判断：只要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不低于8％，城镇登记失业率不高于5％，衡量通胀率的Cpi指数不高于5％，对外贸易经常项目中的逆差控制在2％以内并且能够实现动态平衡，宏观经济就不会出现大的波动；如果经济增长率不低于9％，失业率不高于4.5％，通胀率不高于4％，贸易逆差控制在1.5％以内并能实现动态平衡，宏观经济仍然可以运行良好。因此，如果将上述指标看做是中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几个重要风险约束条件，由宏观经济运行能够达到上述目标来确定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政策选择、政策组合和政策力度，显然它们将是中国经济社会可以承受的比较宽松的界限，在这些约束条件下，中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进程还可以再快一些。然而，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进程为何如此缓慢?本文认为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地方政府官员落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相关政策的激励不足。第二，政府与企业难以准确了解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风险。
相对绩效考核机制导致地方政府官员落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相关政策的激励不足。20世纪80年代初，地方官员升迁标准由过去以政治表现为主变为以经济绩效为主，为充分调动地方政府积极性，中央政府将经济增长速度作为地方官员晋升绩效考核的最重要可量化指标。在政治集权和政绩考核机制下，地方官员为了政绩有竞争GDp增长率的激励，形成一种基于上级政府评价的“晋升锦标赛”。现行的相对绩效考核机制显然为地方政府提供了一种“重视经济增长数量，轻视经济增长质量”的激励，因此，地方官员对于将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为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的积极性并不高。此外，一个地区的失业不仅关系到本地区的经济增长从而关系到政绩，而且较低的失业率本身就直接反映了政绩，较低的失业率还有助于本地区的社会稳定，而社会稳定也是地方政府官员所追求的目标。地方政府除承担本地区行政事业经费、文教卫生支出和其它支出之外，还有一项极为重要的经济建设支出，其中前两项支出具有刚性，政府必须解决，而最后一项又直接与本地区经济发展和个人政绩相联系，对政府官员非常重要，因此，地方政府通常格外重视本地区的财政收入。然而，关注经济增长、失业、财政收入的地方政府却不太重视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这是因为：尽管地方政府官员知道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长期来看是有利的，但它需要的时间太长，一届地方官员大概任期4年，在如此短的时期内要实现晋升目标，必须进行能带来短期明显政绩效果(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就业率和财政收入)的经济活动，保持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恰好能够更容易实现这一点。既然维持原有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基本上可以维持原有的高经济增长率、低失业率、高财政收入，而在任的短期内“动大手术”则可能带来非常大的风险，那么地方政府自然没有激励去积极落实中央政府的那些充满不确定性的促进增长方式转变的政策。
缺乏风险分析导致政府与企业难以准确了解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过程中的风险。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过程中的风险根源在企业。中国企业粗放程度高，若维持粗放型生产方式，虽然技术水平、管理水平和净利润都不高，但至少可以发放工资、计提设备折旧；若粗放型企业迅速转向集约型生产方式，短期内，工人会失业，机器设备会遭到淘汰，甚至企业可能直接关闭。面临来源于企业的微观风险，地方政府担心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给本地区带来一系列问题：经济增长率降低、失业率上升、财政收入下降和地区竞争力减弱以及地方官员政绩在现有绩效考核制度下受到不利影响。面临企业的微观风险演变为地区的宏观经济风险，中央政府担心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给整个国家的宏观经济带来一系列问题：经济增长率降低、失业率上升、财政收入下降和国际竞争力减弱，从而不利于中央政府的政治稳定性。中央与地方政府的担心导致它们在制定和落实试图推动转变步伐的政策时都会试探着进行，企业的担心导致它没有执行政策的积极性，并且这些试探性的政策往往会由于中央、地方政府与企业的多重委托关系而“寸步难行”，即“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中国式委托机制降低了政策的有效性。政府与企业的谨慎策略恰说明它们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过程中潜在风险的形式和大小不够了解。如果能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过程中的风险进行溯源、识别、评估和排序，政府就会更明确地知道促进转变政策应有的力度，而不再是无关痛痒的“试探”。
基于以上的理解，为了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步伐，可能的途径有两个：第一，改变绩效考核机制；第二，有效控制转变过程中的风险。改变绩效考核机制是很多国内学者提出过的政策处方，但其难以在短期内实现，涉及到经济领域之外的政治情况，超出本文研究范围。基于此，在现行的绩效考核体制下，有效控制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过程中的风险就成为加快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步伐的客观要求。为了有效控制风险，须率先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过程中不同地区(尤其是各地区中高污染、高耗能、资源型企业密集的城市)、不同行业(特别是电力、钢铁、有色金属、建材、石油加工和化工行业)、不同产业(主要是第二产业)分别进行风险溯源；找到风险源头之后，采取定性方法对潜
在的各种风险加以识别；然后，采用定量方法对各种风险的大小进行评估；最终，生成一个蕴含大量信息的风险排序。只有通过这样的风险分析，才能够让中央政府给出更为确切的转变步伐临界值，才可能构建合理的风险控制系统来有效控制风险，最终加快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进程。那么，中国现行的风险控制系统具有什么特征?
二、黑匣子：现行的风险控制系统及其局限性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在中央政府一系列政策工具作用下的一个有目的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中央政府实际上把宏观经济运行系统看做是一个黑匣子(如图1所示)。政府在匣子的一端输入政策变量，在另一端得到运行结果。虽然从政府向黑匣子输入政策变量到得到宏观经济运行结果之间存在不确定性，政府无法判断运行的实际结果，但政府其实有一个预期的宏观经济运行目标值，也就是速度、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的理想经济增长方式。政府根据输入的政策变量组合(包括政策变量的选择及各变量的取值)与运行结果的变化值，来决定下一次的政策变量组合，即根据反馈结果来调节政策变量，这样就形成一个动态反馈的调节系统。
现行的宏观经济风险控制系统，实际上是反过来进行的：当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政策组合所影响的宏观经济目标超出了政府的期望值，政府就可以改变政策种类、政策组合和政策力度，以使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宏观经济风险限制在社会可承受的范围内。因此，政府在实施促进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政策时，必然是首先选择一些易于实行的政策，使之影响包括了关键产业和问题突出的地区的整个国民经济黑匣子，然后观察宏观经济运行结果；当这些政策有效，而宏观经济的运行状况又在可接受的范围内，政府将在下一个时期加大原有政策的力度或者推出新的政策，再来观察这些政策对于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效果以及宏观经济的运行状况：如果宏观经济运行状况仍在可接受的范围内，则进一步加大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政策力度；如果用由宏观经济目标衡量的宏观经济运行状况超出了可承受的范围，则减轻政策力度，以稳定宏观经济的运行，使宏观经济目标保持在可接受的范围之内。因此，对于中央政府来说，虽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过程中会产生宏观经济风险，但由于这种风险实际上是直接由政府促进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政策引起的，而这些政策工具又由中央政府完全控制，因而政府可以通过选择政策的组合和力度来控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过程中的宏观经济风险。因此，这是一种根据输出值的反馈来调节输入值的风险控制机制。
虽然现实中的宏观经济目标并不是单一的，而是一个目标体系，但由于：(1)这些目标之间存在一定的关系，例如失业率与经济增长率、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奥肯定律和菲利普斯曲线所反映的关系。(2)政府会根据一定时期宏观经济中急需处理的主要问题而在这些目标之间有所侧重，因此，尽管宏观经济运行具有多目标的特征，政府仍然能够依据目标之间的联系和宏观经济的主要矛盾而进行政策选择。从中国的经验看，经济增长率目标通常不会低于8％，这是因为改革开放以来GDp增长率为9.45％(按可比价格计算，下同)，1992年以来GDp增长率为10.15％；进入2000年以来GDp增长率为10.21％，失业率不能超过5％，通货膨胀率不宜超过4％，国际收支很难容忍总体上的逆差，更不可能容忍较长时期的逆差，如果由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而导致出口大幅减少而进口迅速增加从而形成贸易逆差，则政府也会放缓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力度和进程。因此，在多个宏观经济目标(即目标体系)的条件下，政府仍有相当大的空间进行政策选择；即使因为多重目标下的政策选择空间不大，政府也可以通过目标之间的权衡取舍来选择政策。此外，对于两个不属于宏观经济目标但又会影响宏观经济目标实现的重要方面――财政收支状况和金融市场风险，政府也同样有一个心理预期值，当财政收支状况严重恶化、金融市场风险快速提高，超过了政府认为的社会承受值时，以社会稳定为更高目标的中央政府就必然会放缓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进程。其风险控制系统与上述完全相同。
黑匣子式的宏观经济风险控制系统存在的问题是：(1)政策制定有一个时滞，即从政策制定到最终影响各经济变量，进而影响企业的生产经营和投资活动，达到改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目标所经历的时间，即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相关政策在传导过程中所需要的时间。这一时滞包括内部时滞和外部时滞。内部时滞是指中央政府认识时滞(搜集信息)和行动时滞(制定并执行政策)，而外部时滞是指企业微观决策的时滞和改变生产经营活动的时滞。如果政府根据政策实施后的效果来决定下一时期的政策，本身就会造成宏观经济风险。(2)可能导致转换经济增长方式有关政策的“时间不一致性”，即中央政府在t时按最优化原则制定一项t+n时执行的政策，但这项政策在t+n时已非最优选择，从而影响政策的可信性，使此后中央政府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其它政策难以推行。(3)由于政府在制定政策之前缺乏必要的风险分析，制定的政策很难兼顾到不同地区和不同产业的差异，而我国无论是地区差距还是产业差距都很大，因此，一项缺乏风险分析的宏观经济政策往往带来难以解决的问题。例如，2006年中央政府提出的节能减排目标就没有实现；在提高了最低工资标准，特别是实行新的劳动合同法之后，相当一部分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外资企业纷纷逃离中国，国内不少劳动密集型的企业减少用工，辞退工人。这些情况都说明，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过程中，运用黑匣子式的宏观经济风险控制系统可能会产生许多意料不到的风险。
三、中央与地方协调：基于风险分析的风险控制系统
由于黑匣子式的宏观经济风险控制系统存在一系列问题，因此，本文设计了一种新的基于风险分析的宏观经济风险控制系统。对此，需要强调两点：第一，建立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过程中新的宏观经济风险控制系统是必要的。没有一个基于风险溯源、识别、评估和排序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政策体系，在实践中必然会因为时滞而产生预料不到的结果，加大执行政策的风险，引起时间不一致性问题，进而使政府在制定和执行相关政策时或因犹豫不决而坐失良机，或因急躁冒进而酿成恶果。第二，建立一个新的宏观经济风险控制系统是可能的。只要在现有的宏观经济风险控制系统中加入决策前的风险分析，决策执行过程中的重点行业和重点地区控制，就能避免现有宏观经济风险控制系统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基于风险分析的宏观经济风险控制系统包括两个相互协调的有机组成部分：一个是中央政府基于风险分析的宏观经济风险控制系统；一个是地方政府基于风险分析的地区宏观经济风险控制系统。
(一)中央政府基于风险分析的宏观经济风险控制系统
中央政府基于风险分析的宏观经济风险控制系统如图2所示。这一模式最大的好处是，由于首先进行风险溯源、识别、评估和排序，在此基础上才选择政策组合、政策力度以及政策出台的时机，这实际是在事前控制了风险，从而可以避免由于政策的时滞，而延误控制风险的最佳时机，避免出现政
策的结果开始在现实中显现出来的时候，宏观经济风险可能已处于不可控的状态。具体而言，其特点主要表现为：
1 重视政策选择前的宏观经济风险分析。中央政府在选择有关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政策种类、政策组合和政策力度时，首先，必须对受政策影响的主要产业以及作为产业空间存在形式的地区，进行认真的风险溯源、识别、评估和排序。其次，将政策所产生的风险与这些产业和地区可以承受的风险水平进行比较，然后调整拟选择的政策。再次，根据调整后的拟选择的政策种类、政策组合和政策力度，对主要产业和主要地区的宏观经济风险进行分析。最后，形成经过严格风险分析的政策种类、政策组合和政策力度，运用经过认真风险分析后的政策，来影响国民经济中的各个产业和各个地区。
2 政策措施的控制和调节更为精准。该模式打开了宏观经济的黑匣子，了解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过程中各产业部门之间的关系，特别是主要产业部门之间以及主要产业部门与其它产业部门的关系；了解了不同地区之间的关系，以及同一地区内部不同区域之间的关系；了解了由于产业存在于地区而地区依赖着产业所导致的地区与产业之间的相互作用。由于了解黑匣子的内部构造和联系机制，政府就能够使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可以根据经济中主要部门和主要地区的实际情况来分别制定，从而进行精准的控制和调节，避免了“一人得病，大家吃药”的情况。在打开黑匣子后，政府可以分析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政策对短期宏观经济波动和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对国民经济中主要行业中失业率的影响从而得出对各地区和整个国民经济中失业率的影响；分析由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而对某些重要产品(例如能源和原材料等)价格的影响，从而对价格水平所可能产生的影响；分析由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而对进出口贸易、直接投资和国际金融资本的流动产生的影响；除了分析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对宏观经济目标可能产生的不确定性之外，还要分析由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而对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所产生的影响；甚至还要分析由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而对上市公司和非上市公司所产生的影响，即金融市场风险。
3 具有多级反馈功能。该模式打开了宏观经济的黑匣子，对经济中的产业风险和地区风险分别进行溯源、识别、评估和排序，综合两种风险的交互影响，与可承受的风险进行对比，然后修正自己的政策组合和实施力度，再次对政策的风险进行分析，直到风险在可承受范围内。通过一种风险的细化和可能影响的模拟，建立一种宏观风险的反馈式评估系统。
如果说中央政府缺乏一个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过程中的有效宏观经济风险控制系统，那么地方政府就可以说基本上没有一个完整的地区宏观经济风险控制系统。也正是由于缺乏这样一个地区性的宏观经济风险控制系统，地方政府对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有着更多的担心，因而对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总体上采取了比较谨慎和消极的态度，只是迫于节能减排目标而选择某些政策。为保证中央政府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政策能够在地区得到落实，除了中央政府在决策时需要考虑各地区的风险承受能力之外，地方政府也要建立一个比较完善的地区宏观经济风险控制系统。
(二)地方政府基于风险分析的地区宏观经济风险控制系统
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过程中，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职能有所不同。中央政府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主要推动者，而地方政府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则是被动的接受者；中央政府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一系列政策的制定者，地方政府只是政策的执行者。由于中央政府可以根据宏观运行的风险程度来适时调节政策组合及力度，所以对于中央政府来说，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过程中的宏观经济风险具有很大的可控性，但对于被动执行中央政策的地方政府来说，政府政策和宏观经济状况是地方政府的外部环境，地方政府很难改变其外部环境，而是要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调整自己行为，以适应外部环境变化。
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不同之处是，地方政府并不用过分担心经济的波动(除非这种波动严重影响到经济中的就业)，也不会过分担心价格水平，因为在地区间市场壁垒已经消除的今天，地方政府除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掌控自来水和城市交通的定价之外，他们的经济行为已经很难影响当地的价格水平。一般情况下，地方政府也不用担心对外经济状况，除非本地区是明显的面对国际市场的外向型经济；也不会太在意由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而产生的金融市场风险，但地方政府一般都会非常在意财政收入状况。
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过程中，中央政府可以在某种程度上选择整个国家的政策，地方政府只能被动地接受和执行这些政策，所以中央政府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自我控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过程中的宏观经济风险，而对于地方来说，宏观经济政策及其所影响的市场都属于外部环境，地方政府无法改变外部环境，只能在追求地方经济与社会发展目标的过程中去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基于此，地方政府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过程中需要一个更有效的地区宏观经济风险控制系统。中央政府基于风险分析的宏观经济风险控制系统与地方政府基于风险分析的地区宏观经济风险控制系统的最大区别在于：首先，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宏观经济目标不同。其次，由中央政府运用宏观经济政策而有意识调控的宏观经济，对地方政府来说属于外部环境。地方政府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过程中的地区宏观经济风险控制系统如图3所示。
图3显示，该系统能根据外部环境和中央政策的变化来及时考虑政策种类、政策组合以及政策力度，并通过主要产业分析而及时评估出政策风险，进而调整政策使之保持在可承受的风险水平之内。具体而言，地方政府在中央政策已成为既定的外部环境情况下，当在选择有关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政策种类、政策组合和政策力度时，首先，必须对受政策影响的本地区的主要产业进行认真的风险溯源、识别、评估和排序。其次，将政策所产生的风险与本地区这些产业可以承受的风险水平进行比较，然后调整拟选择的政策。再次，根据调整后的拟选择的政策种类、政策组合和政策力度，对本地区的宏观经济风险进行分析。最后，形成经过严格风险分析的政策种类、政策组合和政策力度；运用经过认真风险分析后的政策，来影响本地区国民经济中的各个产业。
此外，应该加强中央与地方风险控制系统的有机协调。一般认为，中央政府的宏观经济风险控制系统应该包括地方政府的地区宏观经济风险控制系统，将后者看做是前者的一个子系统。在传统的计划经济条件下这种观点是对的，但在市场经济和分权体制下这种观点就有了问题：一是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目标并不完全相同；二是它们之间存在利益不一致性；三是地方政府掌握着中央政府所不知道的许多信息。基于这三个原因，不能简单地把地方政府的地区宏观经济风险控制系统看做是中央政府宏观经济风险控制系统的子系统，而应该看到地方政府的地区宏观经济风险控制系统具有某种独立性，因此，中央政府应该加强与地方政府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过程中的宏观经济风险控制系统的协调，努力使地方政府的地区宏观经济风险控制系统为中央政府的宏观经济风险控制系统服务，甚至努力建立一种风险分担机制。否则，就会出现地方政府不积极推动本地区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的情况，
或者是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过程中的风险转嫁给中央政府。
四、控风险与促转变的政策思路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发现，面对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进程缓慢的现状，现阶段中国要通过有效控制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过程中的风险，最终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根本性转变，如下政策建议显得尤为重要。
(一)注意对重点产业和重点地区的风险控制
经过多年探索，政府已经逐渐明确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目标是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方法是建设节约型社会，重点是节能减排和发展循环经济，特别是节能减排。根据这样一个政策思路，可以找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过程中风险控制的重点。
首先，宏观经济风险控制的产业主要是第二产业。虽然第一和第三产业都存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问题，但第二产业中的问题最大，因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点在第二产业。而第二产业内部的关联度高，由节能减排等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主要政策引起的不确定性极大，因而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过程中需要格外注意的产业风险源就是第二产业。而在第二产业中，又须要重点控制电力、钢铁、有色金属、建材、石油加工和化工六大行业，因为这六大行业的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硫排放占全国总量的70％，无论是目前正在实施的节能减排，还是不久必然推出的能源及其他资源价格改革，首当其冲受到严重影响的就是这六大行业。它们都是国民经济中的基础产业，担负着为国民经济中的其他产业部门、特别为制造业提供基本条件，因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带来的产业风险会通过六个产业扩散到整个制造业，进而扩散到国民经济中的其他产业部门。控制好六大行业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过程中的风险，就在相当大程度上控制了宏观经济中的产业风险。
其次，宏观经济风险控制的地区主要是高能耗、高污染、资源型产业密集的地区。虽然中国各大经济区都存在“两高一资”产业密集的地带，但总的来看还是中部地区这类产业偏多，因此，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过程中需要注意作为中国能源和原材料基地的中部地区所面临的风险。如果不是从大的经济区域或省级行政区，而是从城市层面看，不少城市就属于典型的高能耗、高污染、资源型和低效益的城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对这些城市带来的影响非常大，如果政府继续加大节能减排的力度，这些城市中的许多企业就面临关闭的可能，进而为城市的财政收入和就业带来极大的压力，这些城市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过程中的高风险地区，因而需要高度重视。
(二)全面防范各类宏观经济风险，但重点是防范通货膨胀和失业风险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必然影响经济增长率，但长期以来经济增长率很高，即使采取比较严厉的政策，经济增长率在世界上仍然是最高的经济增长率之一，因此，降低经济增长率本身并不会产生过大的宏观经济风险，至多是由于经济增长率降低而带来的其他风险，例如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的收入减少，特别是“两高一资”密集地区的地方财政收入减少。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必然降低出口产品中能源和资源密集型产业的比重，但同时也会减缓能源和资源密集型产品的进口，总体上看，它对进出口平衡所产生的影响也不大。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所带来的宏观经济影响最大的是它有可能加速通货膨胀。这主要是因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最根本的手段是提高能源和资源的价格，而能源和资源处于投入产业链条的上端，能源和资源价格的提高必然导致下游一系列企业生产成本的上升，从而加速成本推动型的通货膨胀。如果不提高能源和资源的价格，则会使财政补贴的负担不断加大，如果不提高能源和资源的价格，而继续运用节能减排的行政手段，最终也能够达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目标，但资源配置效果不如放开能源和资源的价格更有效率。此外，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还必然会导致整个经济中失业率的上升，特别是某些地区和某些行业中失业率较大幅度的上升。如果进一步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步伐，通货膨胀和失业的风险将显著加大，这是政府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
但也应该看到，在我国目前的经济环境下，通过提高资源价格来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也有抑制通胀的积极作用。近年来我国外汇储备迅速增加，这不但对我国外汇资产的保值增值提出了巨大的挑战，而且使央行被动投入了大量的基础货币，这是流动性过剩、进而出现通货膨胀的重要原因。我国外汇储备的增加来源于贸易顺差，外国直接投资以及热钱流入，出口品中有许多商品的竞争优势源于低成本的价格优势，而低成本又是因为我国人为地压低能源和资源的价格，很多外汇是通过这种低价格而换取的。因此，理顺能源和资源的相对价格，不仅是节能减排的有效手段，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也是降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中的通货膨胀风险的有效手段。
宏观经济政策目标篇4
关键词：宏观经济政策；发展转变；经济调整
市场经济的形成与发展，与公众社会生活需求有着密切联系。而经济的宏观调控则是政府为了保证经济平稳发展所采取的政府行为，无论是在资本主义社会还是在社会主义社会，宏观调控都是不可或缺的经济管理手段。改革开放之后，国家经济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国政府在宏观调控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上方式更加灵活，成效也更为显著，尤其是在经济体制的转变中更为突出。
一、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转变历程
改革开放之后，国家宏观经济调控中有过若干次重大调整，其中有经济扩张政策，也有一定程度的紧缩调整。宏观调控政策较为多样，譬如在财政政策制定中的货币宽松政策，利用利率调整拉动内需等，这些政策都取得了一定的调控效果，为国家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2003年，国家国家开展了大规模的紧缩调控，调控形式较为特殊。从2003年起，国家进入新一轮经济发展周期，与前些年所实施的扩张政策相比，其作用更加明显，并出现经济过热发展的端倪。这一变化促使国家再次对财政实施紧缩调控。本次调控与以往经济宏观调控有一定区别，由于国家的经济运行环境极其体制已经发生巨大变化，因此本次调控政策的实施更具特殊性。从本世纪初开始，国家相继对钢铁、建材等领域进行了大规模的经济调整，通过调整避免了社会经济的大起大落，使经济发展形式更为多元化，有利于实现国家经济的稳定。2004年，政府针对经济环境特色提出了“双稳健”发展模式，提出了货币与财政两个领域稳健发展的重要性。该政策的实施与当时国家经济发展趋势、客观发展需求相适应，具有一定的科学依据。此后，国家多次出台宏观调控政策，为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起到了保驾护航的作用。
二、国际金融机后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转变
（一）宏观经济政策目标发生转变
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之前，我国在宏观经济调控中以“两防”为目标，以此防御经济发展过热和通货膨胀。2008年，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国家经济形式随之变化，政府提出了“一保一控”的宏观调控目标，也就是保持社会经济的稳步增长，同时还要控制物价的过快增长。2010年11月，国家出台新的经济政策，在经济发展当中突出“保字当先”目标，也就是一保障社会经济处于平稳增长势头。这一新政策的变化，顺应了国内外经济发展的潮流，对中国经济的发展起到了良好的保证作用。
从宏观经济发展目标来看，主要涵盖了经济增长、保障社会就业、维持物价稳定、平衡国际收支等多方面内容，其中经济增长是其主要目标。只有保证国家经济稳定发展，才能为社会提供更多就业岗位，保障物价保持在稳定水平，实现国际收支平衡。从增强经济发展信息方面来看，公众对于经济发展的看法直接影响力企业投资额度，如果不具备乐观的发展信心，银行将会紧缩贷款，公众的消费能力会下降，市场经济会更加萧条，国家经济的发展将处于停滞期。所以，在经济发展难题较多的环境下，更需要建立起公众信心。中央在拉动国民内需的工作中，推出了十项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措施，首先就是要激活国民的经济信心。从当前世界经济形式来看，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缓慢，经济下滑问题严重，这些外部环境对于我国经济的发展会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出台，不但对国内经济发展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同时对国际经济的稳定发展同样具有良好推助作用。
（二）宏观经济政策的重点与实施力度有所转变
在当前宏观政策调控中，改变了以往产业领域的竞争，将财政扶持重点定位于基础建设、文教卫生、环境保护等领域，这一转变体现出经济政策改革与科学发展观的有机融合，体现出政府财政支持的公共性。在宏观调控力度上更具全局性，政策实施较为密集，具有一定的系统性，不但行动迅速，而且执行得力，各项措施得以稳步落实。同时还有为数不少的配套性政策相继出台，为国民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政策实施力度不断增强。
（三）推进方式发生转变
以往国家在经济政策推行中主要以渐进式为主，侧重于与经济环境的优化与完善。而在新的宏观调控政策中，政府则以“强力推动”方式促进各项经济政策落实，目的在于利用更短的时间看到政策实施成效，及时把握时机。这些变化说明，国家在宏观调控方面已经具备了相对成熟的推进方式，政策的针对性更为明显，灵活性不断提高，以此避免经济市场出现大起大落。
三、我国宏观经济政策转变对国家经济的影响
（一）有利于市场资源的高效配置
现阶段，国家宏观政策的转变从一个侧面体现出科学发展观的相应要求，表明国家对于经济增长的巨大决心。宏观调控政策的实施，不但对国民经济增长有利，同时还有利于构建起更稳定的经济结构。在拉动经济增长的同时，对于提高经济环境的发展后劲有积极的促进作用。良好的政策环境有利于投资规模的扩大，有利于在深化改革的同时保证经济的平稳增长。宏观调控有利于市场资源的高效配置，为国家经济的稳定增长奠定坚实基础。
（二）有利于突出经济增长中的人本理念
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转变，是政府解放思想、稳抓机遇的具体体现，显示出我国政府在严峻的发展形势下强大的经济驾驭能力。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始终遵循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执政为民，将广大群众作为社会发展的依靠，在各项方针政策的制定上突出了造福民生的特点，充分体现出社会主义制度的引导性和前瞻性，增强了政府对各项经济风险的防御能力。
（三）宏观经济调控收效显著
宏观经济调控的实施，为国家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带来了巨大影响。首先体现在体制结构的变化中，有利于经济保持高位增长。同时资源配置结构的变化，为经济增长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通过产业调整，社会产业结构更加均衡，促进了城乡人口解构调整，增加内需强度，有利于消费结构的进一步调整，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全新消费动力。
四、结语
国家经济的发展受国内外环境的交互影响，经济波动更为明显。国家宏观经济调控作用的发挥，有利于进一步稳定市场环境，有利于实现经济的稳步增长，为经济发展提供良好动力，以此促进国家经济的平稳转型，构建更稳定、更灵活的经济发展环境。（作者单位：四川大学经济学院）
参考文献：
[1]曾学文，金三林.2010年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取向[J].农村金融研究.2013（02）
宏观经济政策目标篇5
有关宏观经济学管理论文范文一：创新性宏观经济管理论文
摘要：综上所述，宏观经济管理是一个国家经济正常有效运行的重要保障，是国家政府组织工作能力的体现，是对国家经济调控能力和社会进一步发展的重要保证。
关键词：创新性;宏观经济;管理
一、加强宏观经济管理的重要作用
我国现在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始终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即以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的经济为主体，鼓励支持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不仅使我国的经济体制不断进行着改革，各个企业的内部也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目前我国企事业的部分职能和权力非常不一致，公有制的企业被归纳到市场体系中运行，即使对公有制企业的发展政策有了进一步的放宽，但是因为不能拥有完全的生产资料，使得国家对公有制企业的各种决策还有一定的干扰作用，所以增强对宏观经济的管理对我国的经济制度的维护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加强宏观经济管理创新的措施
(一)明确宏观经济管理的创新方向
在加强宏观经济管理的过程中，要设立一个目标，根据目标制定相关的政策，目标的创新对市场宏观经济的管理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宏观经济的管理目标是评定宏观经济管理工作是否到位、国民经济运营是否达到目的的重要依据。
1.要有效地选择宏观经济管理的目标
市场经济不断地发展与变化，各个企业的经济管理目标也有不同。例如，经济增长速度太快，那么制订的宏观经济管理目标就是使经济经济的增长速度得到一定的控制;经济发展的速度较慢时，经济管理的目标就是要促进经济的增长，使经济有更进一步的发展。加入wto后，我国对宏观经济管理有了新的目标，就是保持我国整体经济发展的稳定性，从多方面促进经济的稳定增长。
2.要从经济管理的主体方面着手
在宏观经济管理上要不断创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不断发展，经济管理体制不断完善，居民的消费水平也不断地提高，经济管理就要合理地控制经济的发展速度，使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水平呈现平稳的趋势。
3.在与外国的经济交易上
政府的宏观经济管理一定要注意两点：一是进出口的比例一定要合理;二是对进出口环境的优化，进出口环境的改善为我国与外界的经济交易提供了非常坚实的基础。
(二)加强政府宏观经济管理措施的创新想
要实现经济管理目标就要在宏观经济管理的过程中采用一些政府宏观经济管理的手段。利用在经济上的不断创新，借助媒体的广泛宣传，发挥行政部门的执法监督作用，运用法律的武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这些都是宏观经济管理的重要手段。
1.中国是一个法治国家，宏观经济管理更需要法律的维护。想要使我国的经济正常运行，使社会主义经济稳步增长，就必须依靠法律。
2.要加强政府宏观经济管理措施的创新，法律是最重要的依据，用法律的手段来解决一些重要的行政和经济上的事务是所有法治国家采取的主要手段。3.科技对经济建设非常重要，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科学技术有也了进一步的发展，想要与世界经济同步发展，就要重视网络对经济管理的重要作用，在网络上创建经济管理机构，加强网络经济管理体系的升级与建设，使政府的宏观经济管理在制度上有更好的发展。
(三)政府宏观经济管理的主体
创新加强政府宏观经济的主体创新是宏观经济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机构是观经济的主体，依法行使经济管理体系对其赋予的权利和义务。政府宏观经济管理的创新有两个方面：一个是组织整体上的创新，另一个是执行人员的创新。
1.组织上的创新
就是对政府所有部门的职责改革，以及对政府各个部门的办事能力和规模的协调。目前我国政府经济管理的主要目标是对市场运行进行监管及维护，不再下发更多的指令来干预市场的管理，使市场在一个自由的环境下更好地发挥自身的调节作用。所以说，好的管理体系对宏观经济有着良好的促进作用。
2.想要更好地实现政府在宏观管理体系中角色的转变
就要实行行政和企业分开的原则，正确认识政府的职能，更好地完善政策和决策系统。3.在宏观经济管理的过程中，要协调好各个部门的工作，确定各部门的最低权限，不能出现交叉管理的现象，最后形成一个步调统一、分工明确的政府组织。
三、结论
综上所述，宏观经济管理是一个国家经济正常有效运行的重要保障，是国家政府组织工作能力的体现，是对国家经济调控能力和社会进一步发展的重要保证。在改革开放和wto的双方面促进下，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了更大的发展。综合国力的竞争的日益激烈，直接导致了国际和国内市场经济的复杂多变性，经济管理的观念和手段一定要创新，网络体制的广泛使用更明确了各个部门的职责，必须不断提高执行人员的整体素质，为我国的经济发展提供更多的保障。
参考文献
1、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实现我国宏观经济管理职能的根本转变彭夏康;广西质量监督导报1997-06-15
2、市场经济运行机制与宏观管理关于中德第六次经济发展与管理研讨会的报告魏礼群;利广安;计划经济研究1993-02-24
有关宏观经济学管理论文范文二：西方国家宏观经济管理论文
摘要：历史和实践证明，市场经济调节有其不可避免的缺陷，加强政府的宏观经济管理对于保证国民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西方国家;宏观经济管理
一、西方国家宏观经济管理模式概述
1.历史演变
西方国家宏观经济管理的思想主要来源于凯恩斯主义，在1938年经济危机后得到了持久的发展。特别是在二战以后，西方国家都摒弃了市场经济自由放任不干预的模式，并逐步加强政府的宏观管理。本文将从以下两个阶段来具体分析：
1.1战后至20世纪70年代
二战后，西方国家的经济大多都受到了重创，因此政府都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多方面的宏观管理策略以刺激经济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实行积极宽松的货币政策。一方面，西方国家通过控制货币发行量以及调节存款准备金率等措施来刺激投资和出口，从而达到拉消费、促发展的目的;另一方面，也积极采取措施控制价格的稳定，这也是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之一。德国在这一点上就做得很突出，其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就保持了较低的通货膨胀率。其次，实行扩张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相对应的，西方国家都采用了积极的财政政策，通过财政支出和税收杠杆来调节社会总需求，美国在这一时期就通过扩大财政支出来刺激消费，保障就业。最后，综合手段并行使用，同时保证国际收支基本平衡。宏观经济管理包括诸多方面的内容，西方国家都十分注重社会福利体系的建设，这也是调节社会需求、解决社会矛盾的一个重要手段。此外，西方国家还通过调整外汇汇率和出口价格等方式来维持国际收支平衡。
1.220世纪70年代至今
由于长期实行宽松的财政、货币政策，导致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大部分西方国家都普遍面临经济发展停滞乃至负增长的局面，凯恩斯主义也面临着极大的挑战。因此，西方国家不断完善宏观经济管理模式，这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首先，严格控制货币供应，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之前的货币政策虽然有效地刺激了消费，带动了经济的发展，然而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货币贬值、物价上涨。因此，这一阶段的很多西方国家开始减少货币的供应量以抑制通货膨胀的局面。其次，实行稳定、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长期实行扩张的财政政策会导致国家的财政收支严重不平衡，这也是很多西方国家，如美国、意大利等在这一时期所遇到的问题，因此，采取紧缩的财政政策可以摆脱收支赤字的困境，实现经济稳定发展。最后，适当放松政府对市场的管制，在价格变化、汇率调节等方面实行间接控制，充分发挥市场规律的作用。
2.模式比较
虽然西方国家在历史文化背景、经济发展现状等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但在宏观经济管理模式上也有一定的相似之处。首先，从共同点上说，有以下两个方面的表现：其一，宏观经济的管理内容和方式上有一些共性，具有预测性和灵活性。例如，西方国家的经济计划实质上只是根据市场发展趋势来作出相应的预测，并将宏观经济的发展目标与市场行情结合起来。其二，西方国家大多采用的宏观经济管理手段为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也即通过控制货币发行量、财政支出以及税收政策等来调节市场资源的配置。其次，从差异性上来说，有以下两个方面的不同：一方面，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有着各自的特点，例如，美国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就极力推行经济自由主义，即政府放松对市场的控制，减少对经济主体的干预。再如，欧洲国家向来注重社会福利的建设，强调政府社会职能的实现，因此，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更为和谐稳定。另一方面，西方各个国家因其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有所不同，因此在具体的税收政策、价格政策上也存在着某些差别。
3.特点分析
通过上文的叙述和分析，笔者总结出西方国家宏观经济管理的几个特点：首先，全局性和利益性。一方面，政府所采取的经济管理手段都是从国民经济发展的大局出发，立足于整个市场体系;另一方面，政府的社会福利政策、就业政策等都是以追求国家和公民的利益为目的。其次，法制性和系统性。一方面，西方国家注重经济管理手段的规范化，一般通过法律来具体施行;另一方面，伴随着市场体制的逐步完善，很多西方国家都采取系统化的政策来维护好市场秩序。
二、西方国家宏观经济管理模式的实践
1.美国的宏观经济管理模式
美国素来有崇尚自由的传统，政府对国家宏观经济的管理力度也相对较小。美国通常在出现经济危机后会对国民经济进行一定范围的间接调控，例如罗斯福新政。再如，2008年金融危机后，奥巴马就签署了金融改革法案来扭转忽视监管的政策导向。笔者认为，美国的宏观经济管理模式有以下三个层次的内容：首先，相对于其它西方国家，美国政府对市场的管控范围较小，主要集中在国际贸易、农业等领域。其次，重视财政政策在宏观经济管理中的作用。例如，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通过减少军用物资的投入来改变财政赤字的窘境;再如，二十世纪初，政府通过减少税收来刺激消费，拉动内需。最后，重视产业结构的调整，美国通过价格机制来平衡产业比例，也取得了较大的成效。
2.德国的宏观经济管理模式
德国向来是一个追求严谨的国家，因此，其一般采取较为中和的经济管理手段，既保证经济的自由和竞争，也促进德国经济的稳定增长，其宏观经济管理模式的特点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充分保障市场在严格的秩序中自由竞争。德国有着十分完善健全的财政监督机制和银行监管制度，有效地避免了市场运行的混乱和无规则，也保证了经济的健康发展。其次，重视货币政策在宏观经济管理中的作用。德国的中央银行独立于政府，能够有效地根据市场运行情况来制定科学的货币发行计划，从而最终实现国家宏观经济管理目标。最后，从长远利益出发，努力在效率与公平之间寻求契合点，如德国现行完善的社会福利政策和收入的跨区转移制度等。3.法国的宏观经济管理模式。法国是一个开放自由、包容性较强的国度，因此，其宏观经济管理模式也体现出多种经济学派理论融合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形成了直接调节和间接调节的双重管理模式，通过政府采用多种手段来整合配置社会资源。其次，施行指导性的计划，例如法国近年来的经济刺激计划等。最后，宏观经济管理模式具有稳定性和持续性，但也不是一成不变，不同的政府也是在继承中不断发展经济管理手段和模式。
三、结语
历史和实践证明，市场经济调节有其不可避免的缺陷，加强政府的宏观经济管理对于保证国民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当前，每一个国家的政治背景和经济发展水平都存在着很大的区别，因此，政府应当在充分考虑本国国情的基础上来制定科学宏观的管理策略，实现国民经济的稳步持续增长。
参考文献
宏观经济政策目标篇6
一、宏观调控的经验总结
“一管就死，一放就乱”，曾经是我国宏观经济管理的怪圈，也是宏观调控在活力与秩序面前常常面临的两难选择。但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我国宏观调控突出了调控和综合性、间接性、灵活性和适应性，宏观调控的科学性和艺术性大大提高，调控能力明显增强，微观主体放活了，宏观经济有序了，有效地解决了调控中的两难选择，这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13年宏观调控实践基础上取得的成功经验。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我国的宏观调控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治理整顿时期的反通货膨胀。执行宏观调控紧缩政策后，物价上涨得到遏制，通货膨胀得以缓解，社会总需求膨胀的局面初步得到控制。二是“八五”时期的“软着陆”。启动间接宏观调控，在“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的基本方针指导下，经济实现了“软着陆”，既降低了通货膨胀率，又保持了经济持续、快速、稳定增长。三是“九五”时期及“十五”初期的扩大内需。这一时期，国家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既成功地抵御了亚洲金融危机和自然灾害的不利冲击，又有效地克服了世界经济衰退带来的困难，国民经济保持了持续稳定快速增长。13年来的实践使我国积累了丰富的宏观调控经验。
1、综合运用各种政策工具，提高宏观调控的综合性
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的宏观调控，注重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等各种政策工具的综合运用，实现了“四个坚持”。一是坚持“扩大内需”与发展对外经济紧密结合；二是坚持扩大需求与调整结构、改善供给并举；三是坚持投资和消费的双向启动；四是坚持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合理搭配和协调运用。通过压缩基建规模、控制支出的财政政策，通过控制信贷规模、减少货币供应量的货币政策，顺利完成了治理整顿的各项任务，实现了反通货膨胀的预定目标。通过在调控总量的同时，加大对经济结构的调整力度，在坚持扩大内需为主的同时，积极促进出口的增长，有效地抵御了亚洲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防止了通货紧缩趋的加剧，通过发行长期建设国债，降低银行贷款利率，扩大融资渠道，放宽投资领域，促进了国有和民间投资的较快增长。通过实施出口市场多元化战略，提高出口退税率，扩大出口退税范围，扩大企业出口经营权，改善通关环境，促进了出口的较快增长。通过推进农村税费改革，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通过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提高城镇中低收入阶层收入，在增加农民收入的同时，努力扩大消费信贷，确保了消费的稳定增长。
2、减少直接宏观调控的同时，重点加强运用财政货币政策调控为主的间接调控，取得了实质性进展
财政资金逐步减少直接投入竞争性领域，金融调控手段也从贷款规模限额管理转变为利用其他货币政策工具控制货币供应量，中央银行取消对国有商业银行贷款限额的控制，在推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和风险管理的基础上，实行“计划指导，自求平衡，比例管理，间接调控”的新型管理体制，主要运用存款准备金率、中央银行再贷款、利率、公开市场操作、外汇操作、再贴现等金融政策工具调节货币供应量。
3、宏观调控政策适时适势灵活调整
“九五”前期，我国针对当时较为严重的通货膨胀情况，采取了“适度从紧”的宏观调控政策；随着通货膨胀水平不断下降，1997年在继续实行“适度从紧”政策的同时，实施了“稳中求进”的政策，两次下调利率，使经济实现了“高增长、低通胀”的良好局面。1998年以后，根据亚洲金融危机影响逐步扩大，商品供给短缺状况基本结束和需求不足问题成为主要矛盾的形势变化，又由“适度从紧”、“稳中求进”转向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消费政策从限制消费转变为鼓励消费，政策目标从控制通货膨胀转变为抑制通货紧缩，并运用灵活的经济杠杆努力“扩大内需”，这一系列调控政策措施的实施收到了预期效果。
4、宏观调控政策的适应性明显提高
改革开放以来，开拓国际市场、扩大外需是我国宏观调控的战略重点，但为了抵御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为了适应经济发展环境的变化，1998年及时灵活地提出宏观经济政策要立足于国内市场，宏观调控的指导思想从注重追求增长速度转变为既注重增长速度又注重提高增长质量和结构优化升级，调控的战略重点从出口导向、发展外向型经济，转变为立足国内市场，积极“扩大内需”。立足于国内需求不仅作为1999年度的短期宏观调控取向，而且确立为以后的中长期战略方针，从而使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有了可靠的保障，也标志着我国宏观调控水平上升到了一个更高层次。
5、牢牢抓住经济发展这个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不放松
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宏观调控紧紧围绕经济发展这一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来进行，把促进发展作为调控的作用点。无论是遇到亚洲金融危机，还是百年不遇的特洪涝灾害，都牢牢抓住经济发展不放松，坚持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实施有力的宏观调控政策。同时，根据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及时变革和调整宏观调控的内容、方式和手段，一方面在发展中提高宏观调控能力和水平，另一方面是通过实施宏观调控来促进经济改革与发展。经过改革开放以来宏观调控的实践，我国的宏观调控逐渐走向成熟，实施有效的宏观调控政策取得了明显成效。到2000年，城乡居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
但是，我国的宏观调控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过程中，也将会出现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和新挑战。如，经济增长问题、提高消费率问题、增加农民收入问题、加快战略性产业发展问题等，宏观调控本身也存在一个改革和完善的要求，如何通过自身的法治建设和制度创新，促使宏观调控突破体制性、政策，建立起有效地解决各种问题的政策体系、运行机制和咨询服务机构，使国民经济能够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保持快速健康发展，是今后面临的一项新课题。
二、宏观调控的新阶段特征
1、宏观调控的目标发生了变化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宏观经济调控目标也必须具有市场经济发展的特征，适应新世纪新阶段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要求。十六大报告进一步确定宏观调的主要目标为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就业、稳定物价、保持国际收支平衡。把这四大目标作为我国宏观调控的目标选择，符合市场经济规律，也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实践。目标的调整意味着我国的宏观调控更具战略性、宏观性，调控行为更为市场化、法治化，适应和满足了与时俱进的发展要求，也更有益于新世纪新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
2、宏观调控环境发生了变化
从外部环境来看，整个世界经济将进入重大调整阶段，动荡不安将构成其基本特点，国际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更强，国际金融市场随时存在着金融危机复发的危险，但我国目前抵御金融风暴冲击的实力明显不足。从内部环境来看，经济运行机制将发生一系列重大变化。我国将进入全面建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后期”，市场化改革将深入到资本、劳动力、技术等要素市场，经济也将在确保增长速度和追求增长质量的博弈中谋求发展。在市场化程度逐步提高，对外开放度日益增大，各种风险不断加大且相互转化的情形下，宏观调控的任务更加艰巨，而直接依靠金融行政手段进行调控的做法将被逐步弱化，代之以主要依靠公开的政策法规，更多地依靠财税政策等手段，这需要更大的透明度，调控的难度越来越大。
3、宏观调控特征发生了变化
一是结构性调控。从发展的角度看，我们的主要矛盾正由总量转向结构，要想在增长速度和提高质量上获得双赢，就必须着眼于经济的长远发展，将主要精力放在推进结构调整上，实施有效的结构性调控政策，在调控的手段运用方面也要更多地注意解决好对结构的调整问题。因为结构本身是一个动态性问题，始终会随着需求和技术条件的变化而不断地发生变化。因此，我们追求的不是一劳永逸式的调控，更不能着眼于一次性调控，否则调控出来的结构总会落后于客观发展的变化，而应必须实施一种动态的连续性结构调控。二是开放性调控。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加速和加入wto，我国参与世界竞争和国内市场开放的步伐在加快、领域在扩大，外需和内需一起共同构成了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经济发展更多地受到世界经济走向的限制，受到诸多不确定因素的负面影响。我国要在走向全面开放和wto框架下按照国际经贸规则进行调控，必须既保持宏观经济的内部平衡，也重视对外平衡。三是融合性调控。这里有两层含义，一是宏观与微观的融合，二是国内市场与国外市场的融合。调控是有层次性的，它既是一个宏观上的调控问题，也是一个微观调整问题。宏观调控政策只有融合、落实到微观层次上，才能收到应有的效果，也就是说只有建立在微观层次自主调整基础上的宏观层次的调控才有可能实现预期效果。同时如何在融人国际市场中做好国内资源配置，站在全球范围来考虑国家资源优化配置，这也是宏观调控面对的新问题。四是动态性调控。商品从生产到价值最终实现，是商品价值由潜在的价值到实现价值的动态转化过程。同样，从社会再生产过程来分析，整个社会经济也是一个动态的开放性系统，是由若干动态环节组合而成的链条。同时，现代经济又是一个有秩序的动态体系，一旦这个体系中的一个环节出了问题，整个体系都要受影响，因此，现代市场经济需要的是动态监控。五是宏观性调控。在社会产品能够满足市场需求并出现过剩的时候，生产要素的需求和使用将更加注重资源的配置效率，产品结构调整、资本结构调整、投资成本和风险控制作为供给形成的硬性约束条件已经形成，市场供给主体的微观行为更加自主化、市场化，也更具有效率性，无需直接的宏观调控就可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在这样的情形下，需要实施的是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基础作用的宏观性调控，宏观调控的直接对象已不再是微观主体，而是促进有效率的竞争环境的完善和市场机制的形成，实现市场机制的统一性、稳定性和公平性。
4、宏观调控理论有发展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实现了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与政府的宏观调控有机结合，是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从计划经济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的宏观调控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这是多年来经济建设总结的经验。十六大报告在总结以往经验的基础上，对宏观经济调控理论作了新的阐述。一是对政府职能作了进一步准确界定，提出要完善政府的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职能，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这一论述为政府职能转变进一步指明了方向，也对宏观调控提出了新的要求。二是对宏观调控
目标作了明确调整，把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就业，稳定物价，保持国际收支平衡作为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三是对宏观调控的政策工具作了新概述，把国家计划放在宏观调控政策中较为重要的位置，同时注重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使用和各政策工具间的相互配合，重点发挥经济杠杆的作用，从而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宏观调控理论体系。
三、宏观调控的改革和完善
1、宏观调控要有利于体制转型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过程中，我国体制转轨和经济转型的大趋势不会改变，实施宏观调控必须有利于体制转型。一是要处理好政策效应与体制效应的关系。在拉动经济增长，实施反周期对策中，政策作用和体制作用都是不可忽视的。二者比较，政策的效应来得快，但它是外生变量，不能持久；体制的效应来得慢，但它是内生变量，作用持久。在转型时期，拉动经济增长的体制因素尚不完全具备，体制作用还会受到很大限制，但我们也不能因此把经济增长的希望全寄托在财政货币政策上而忽视从体制改革和创新中寻找出路。宏观调控政策的实施必须有利于体制转型，把体制效应摆在首位，不能给体制转型设置障碍。二是要处理好拉动经济和化解财政金融风险的关系，积极培育化解财政金融风险的制度基础和机制因素，不能以加深潜伏的财政金融危机为代价来保持暂时的经济增长速度。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是一把双刃剑，实行时必须把握好“度”，在不牺牲财政金融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谋求GDp近期的快速增长。
2、宏观调控应在法治原则下运行
目前，不少基于宏观调控而实施的政策措施却背离了宏观调控的初衷，变成了地方保护主义与部门保护主义。之所以发生这种偏差，关键问题就在于忽视了宏观调控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都要遵循法治原则和法律规范要求，调控行为必须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进行。从经济意义上看，宏观调控意味着政府退出市场竞争，成为真正的市场规则制定者与管理者；从政治学意义上讲，宏观调控意味着政府职能从管理性为主转换为服务性为主；从法律意义上讲，宏观调控则意味着政府在管理经济时，不再依赖领导者的臆断，而是遵循体现公民意愿的法律规则来进行。因此，无论从何种意义上去认识和实行宏观调控，都脱离不了法治原则和法制建设的要求。我们认为，宏观调控立法应当注意以下三方面的内容：一是立法应对宏观调控的权限范围作出明确规范；二是宏观调控主体应当对宏观调控行为的后果承担责任；三是宏观调控的实施应当遵循规范程序和公正原则。3、宏观调控要把握好目标平衡
成功的宏观调控既是各种调控手段和方法单独发挥作用的结果，更是各种手段和方法综合实施的成就。只有把宏观调控的科学性和艺术性，调控的综合性、间接性、灵活性和适应性运用得当，才能在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就业率和国际收支四者之间寻求到宏观调控的最佳平衡点。经济增长率、通胀率、就业率和国际收支是宏观经济最重要的四个变量，彼此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制约，而且往往难以同时达到人们期望的理想状态，因而被西方经济学称之为“神秘的四角”。但这四大目标是在开放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保持宏观经济总量平衡的内在要求，也符合我国的基本国情和新阶段的发展需要，必须通过实施宏观调控处理好它们之间的关系，在四者之间建立起一定的平衡。在寻求四大变量的最佳平衡点时，要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发展，按照既定的战略部署，适时灵活地调整调控方式。
4、宏观调控要加快制度创新
要确保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顷利实现，宏观调控的实施也要与时俱进，进行制度创新，尽快突破行政性资源配置体系。目前，尽管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日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在宏观资源配置体系中，传统的行政性配置资源方式尚未发生根本变革。主要表现在，发展中的最稀缺的资本投入仍然采取行政性配置方式，一些竞争性行业的行政管制依然普遍存在，基础设施、金融保险等垄断行业以及土地、资本、人力资源等的市场化明显偏低，这些都十分不利于宏观调控的制度创新，不符合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因此，必须要打破传统的行政性资源配置方式，按市场经济规律，借鉴国际经验，实行间接的、价值化的和引导性的调控，突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调控作用，取消财政资金直接介入竞争性领域的分配渠道，按照“法治、监管、自律、规范”的要求，健全金融监管和运行体系，提高金融防范风险的能力。
宏观经济政策目标篇7
这一做法也反映了此次全球金融危机后，各国央行和国际组织对传统“货币”政策的深刻反思和对新政策框架的热切期待。但是，理论基础和实践检验的匮乏，决定了这个指标或将在很长时期内只能作为“监测目标”，而非真正意义的中间目标。
所有宏观经济模型都是错的
此次全球危机之后，一些经济学家已经尖锐地指出，现有的宏观经济模型都是错的，基于其上的宏观经济政策（主要是货币政策），既不能察觉危机前经济、金融体系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更无法阻止危机的爆发。
现有的主流宏观经济模型遵循凯恩斯主义，其中，刻画金融部门（实际上是银行部门）行为的是货币供求均衡方程。这是最根本的错误所在，因为它仅仅描述了银行部门（包括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的负债方――货币（现金和各种存款）的变化。
虽然对这一方程也有改进的努力，例如，现任美联储主席伯南克曾经从银行部门的资产方、即信贷的角度来阐释金融部门的行为，但是，这都没有反映这样一个事实：随着金融结构的演化，以吸收存款、发放贷款为主要业务的传统银行业在整个金融体系的地位显著下降。
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全球化的发展，主要经济体的金融结构发生了四大深刻变化：
第一，“直接金融”的兴起，主要包括公开发行的各种形式的债券和股票；第二，非银行金融机构成为重要的“信用创造者”，这些机构超越了传统的证券承销和做市业务，通过自身的资产和负债活动为实体经济部门提供重要的外部融资；第三，金融部门内部的融资活动和信用联系日趋加强，整个社会的信用链条越拉越长；第四，资金的跨境流动愈发频繁，规模愈来愈大。
金融部门最重要的功能之一就是创造“信用”，这构成了实体经济部门用于消费和投资的外部资金来源。上述四大变化所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银行部门创造的信用（其资产方的信贷）在整个金融部门的比重直线下降。例如，在1980年，美国银行部门持有的信用市场工具（主要是贷款）相当于全部非银行金融机构（含证券化）的近1.6倍，到2007年则下降到43％左右。这意味着，与银行部门资产相对应的银行部门负债（各种存款），只能反映整个金融部门的部分活动。
美联储的最初反应是不断地修改作为货币政策中间目标的货币总量指标，包括对狭义货币量m1的修订以及不断地增加新的口径更大的货币总量指标（m2、m3等）。直至1993年格林斯潘时期，美联储最终舍弃了任何货币总量指标，转而盯住联邦基金利率。
然而，这种以利率为中间目标的货币政策是基于这样一个隐含的假设：金融市场是完美的，存在着有效、稳定的利率期限结构和风险结构。在这样的假设下，美联储就可以通过操纵短期的联邦基金利率来“舞动”各种期限和各种风险水平的利率，而所有这些利率――资金的价格最终会对资金的总量、配置乃至整个实体经济产生“意想之中”的影响。也正是在这样的假设下，上述宏观模型中的货币供求方程就变成了英国经济学界和美联储广泛采用的所谓“泰勒规则”，即利率与物价和产出之间的关系方程。
但是，正如此次危机的警示，金融市场完美的假设是有条件的。事实上，早在危机爆发前，上述金融结构的演化已在传统货币政策和微观审慎监管的视野之外酝酿着深刻的金融不稳定因素。
例如，随着证券化市场的发展，美国银行发放了越来越多的居民按揭贷款，而居民部门的储蓄率在不断下降，负债率在不断上升；随着金融机构内部融资活动的加强，单个金融机构（如雷曼兄弟公司）已经成为整个金融交易网络中的“系统重要性机构”――所有这些正是当前热议的“宏观审慎管理”的中心话题。
政策探索缺乏理论支撑
观察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演变的历史，我们大体可以发现，经济政策的变化，尤其是经济政策体制性的变化通常源于新的经济理论的诞生。
凯恩斯对古典经济学的颠覆使得政府干预成为“二战”后的主流，弗里德曼的新货币数量论让各国政府放弃了用货币政策来应对石油危机后“滞胀”的尝试，理性预期学派的崛起则再次恢复了古典经济学所崇尚的自由放任理念。然而，目前对宏观政策改进的探索却是在支持其的宏观理论尚未诞生的情况下展开的。
危机之后关于建立宏观审慎管理框架的讨论主要发生在各国央行和国际金融组织（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清算银行）内部，其中，尤以英格兰银行的讨论最为热烈。
根据英格兰银行的报告，宏观审慎管理的目标包括两个：其一，在传统货币政策所关注的宏观经济稳定之外，引入宏观金融稳定的目标，即确保金融体系能够提供稳定的金融服务――例如，防止金融部门的信用供给（贷款、债券等）出现大的周期性波动；其二，防范系统性风险，以区别于1988年巴塞尔协议以来建立的微观审慎监管体系。因此，货币政策、宏观审慎管理、微观审慎监管可能构成未来“三位一体”的宏观金融政策框架。
不过，如同所有宏观经济政策都必须经历的两大理论考验一样，宏观审慎管理也需要回答两个问题：
第一，政策的目标是明确和适当的吗？就宏观审慎管理的第一个目标而言，用哪个指标来表示“信用供给”？保持信用供给的稳定就是最优的吗？后一个问题类似于宏观经济理论中经常阐述的一个基本道理：如果经济的波动就如同大海的潮涨潮落那样自然，那么，试图消除这样的涨落就是违反规律的。就第二个目标而言，如何识别和度量系统性风险显然是关键，而对此，理论界才刚刚展开研究。
第二，拥有实现目标的有效手段吗？这可能是一个更大的大问题。例如，对于实现稳定的信用供给而言，央行或许可以控制商业银行的贷款，但是，如何控制债券、基金乃至股票的发行？如果采用行政手段的话，在成熟市场经济国家，是否意味着凯恩斯干预主义的大回归？在转轨经济国家，是否又意味着市场化改革的停滞？
实际上，上述两个问题也恰恰反映了理论界的困惑。上世纪30年代，宏观金融理论曾经出现两个发展脉络：凯恩斯的流动性偏好理论和罗宾逊的可贷资金理论。前者关注银行部门的负债（贷币），后者则关注整个金融部门的信用创造。
学术乃至政策的演化最终是朝向了前者，其中关键原因可能在于：如何在不破坏市场运行机制的前提下，选择合适的信用创造目标并有效地达到这个目标，可能是可贷资金理论迄今难以回答的问题。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在2007年出版的《货币经济学的新范式》一书中，斯蒂格利茨反复提出宏观金融理论要回到可贷资金理论的路线上去，但他却没有提供任何实质性的做法。
“控制”还是“监测”社会融资？
作为全球宏观金融政策改进的一部分，央行近期提出了“社会融资总量”这一指标，并希冀在未来能够代替货币总量成为宏观政策的中间目标。
从计算公式看，这个指标大体是非金融部门（不含中央政府）当年获得的全部形式的新增融资（含股票发行），对应着金融部门资产方的变动（不含金融部门内部融资）。可以看到，我国的金融结构也正在发生上述的四大变化。因此，及时调整宏观金融政策，以防范未来可能出现的大的金融波动甚至危机，正当其时。
然而，如同国外正在尝试的宏观审慎管理框架一样，基于“社会融资总量”的政策改进同样缺乏有效实施的理论基础。同时，这个指标本身目前也难达到宏观政策中间目标所要求的“三性”。在这种情况下，试图即刻将之采纳为中间目标，值得商榷。
作为宏观金融政策的中间目标，其“三性”包括：
第一，“可测性”，即这个指标应该完整、有效，并能够及时获得。“社会融资总量”还不完整，因为它忽略了中央政府的融资活动（国债）和外部资金的输入。
国债已经是非金融部门最大的融资品种，其发行显然会通过政府的消费和投资活动对整个经济运行产生重要影响。即使在传统的货币政策框架下，为协调货币和财政，都要考虑国债的发行和交易，在新的“口径”更大的宏观金融政策框架中却将其忽略，令人难以理解。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通过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外部资金的输入同样也不能忽略。可以看到，近些年我国的“双顺差”正是国内“流动性过剩”的重要推手。
第二，“相关性”，即这个指标与希望调控的最终目标之间有着良好、稳定的关系。表现在统计上，即该指标与最终目标之间在长期趋势上存在稳定关系；同时，两者在短期波动中存在因果关系，即某时期该指标的变化会导致下一时期最终目标的变化。
央行曾指出，“社会融资总量”与主要经济变量（如Cpi、GDp）之间的“相关系数”好于货币总量。但是，由于绝大多数经济、金融变量都不是平稳变量，并且，较高的相关系数也并不等同于因果关系。无论如何，“社会融资总量”在统计上都还需要经历时间的检验。
第三，“可控性”，即政策当局能够方便地控制这个指标。这恐怕是“社会融资总量”面临的最关键的问题。目前我国金融体系依然是“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格局，因此，要有效调控“社会融资总量”，就需要首先建立有效运转的“一行三会”协调机制，甚至是建立一个架构于之上的超级部门。
此外，在合理统计“社会融资总量”之后，部门协调还需要包括管理国债发行的财政部以及管理对外贸易和FDi的商务部。这显然是一个异常艰难的工程。
除了上述“三性”，“社会融资总量”作为中间目标尚存两大缺陷：其一，我国居民和企业具有较高的储蓄率，而事实证明，居民和企业自发的资产组合调整（如存款的“活期化”）会对物价和经济产生关键影响。对此，作为反映非金融部门外部融资规模的指标，“社会融资总量”显然无能为力；其二，如果未来的宏观金融政策要关注“系统性风险”，则“社会融资总量”因不包含金融部门内部的融资活动而无法担此重任。
更为关键的是，与传统的基于银行部门负债方统计的货币总量指标不同，“社会融资总量”统计的对象是整个金融部门的资产方，这意味着支撑以往货币政策的宏观金融理论并不适用于后者。
换言之，即使“社会融资总量”的“三性”能够改善，由于缺乏宏观理论的支持，我们也无法就此轻松地构建一个新的宏观金融政策框架。
宏观经济政策目标篇8
关键词：金融稳定；货币政策；中央银行；宏观审慎监管
中图分类号：F82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37－324X（2016）－02－85－88－04
从历史上看，上世纪90年代初及之前，世界主要国家中央银行的任务集中于利用货币发行、利率等工具和手段促进价格稳定，而在金融系统中，则主要体现为监测和监督支付清算系统以及作为最后贷款人。货币政策的目标中并未涉及金融稳定，主要原因在于，许多政府和研究者认为央行对金融系统的救助将使那些经营状况不佳、甚至资不抵债的金融机构受益，从而产生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而2008年次贷危机的爆发及随后的影响，使许多人认为缺乏货币政策配合的现行许多金融监管制度在监测和减轻系统性风险上是失败的，全球政府都开始致力于起草侧重于宏观审慎监管的金融稳定框架，以便于消除可能威胁金融系统整体不平衡和风险集中的因素。但与此同时，一些关键问题接踵而来：若将金融稳定的职责纳入到央行的货币政策目标中，其是否会和价格稳定目标形成冲突？若将宏观审慎监管作为金融稳定的主要工具，在实施中将面临哪些挑战？……对于这些问题的解答，本文将通过梳理宏观经济学兴起前后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目标的变化，引入金融稳定和货币政策的关系分析，并对宏观审慎监管作为金融稳定工具的局限性进行说明，最后提出一些促成金融稳定的建议。
一、宏观经济学兴起前中央银行的稳定任务
中央银行自出现以来，就一直是与政府密切联系的政治产物：获取公众资金作为存款，并借钱给政府；此外，它们在政府章程下工作，从政府授予的权限（如货币发行垄断权）中受益，并需承担政府赋予的明确的经济稳定任务。［1］比如，法兰西银行就被赋予稳定贴现率的任务。在政治化下，央行并没有成为利润最大化的私人企业。根据Bagehot（1873）法则，央行应在流动性危机中，免费贷款给有偿付能力的银行，而无需使用优质抵押物和惩罚性利率，也即央行应成为其他银行的银行。［2］然而，如果发行的货币是一种必需遵守的义务，那么央行就存在稳定性的政治需求和维持可兑换性的矛盾。一个著名的例子是金本位制下的利率机制。高利率对财政部、金融机构或整个经济来说可能不利，但对于需关注其黄金储备的央行来说，却可能是必要的，这种看法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间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大大增强了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程度。［3］
二、宏观经济学的兴起对货币政策目标的影响
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对人们思考央行的作用，产生了深远影响。随后，货币政策的作用研究成为宏观经济学发展的一个关键点。在此背景下，研究重点不再是央行在金融系统中作为一个商业体的行为，而是货币政策在宏观经济稳定中的作用。这种焦点的转换因货币对黄金的可兑换性而成为可能；并且蒙代尔（1962）表明，保持固定汇率的义务对央行施加了一个约束，伤害甚至消除了其促进宏观经济稳定的能力，这一发现引发了针对固定汇率制的争论，并有助于主要西方国家走向浮动汇率，最终导致了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2］在二十世纪下半叶，有关货币政策的主要争论都专注于宏观经济：货币政策或财政政策谁更能促进经济稳定、甚至永久增加总需求？通胀的货币政策能被永久地用于降低失业率吗？假如央行防止过度加息，那么货币政策受财政政策和货币化政府债务的需求的影响会到何种程度？这些辩论都集中于经济总量增长、失业和通胀等宏观政策目标上，而很少关注央行实际上怎么做的细节，以及央行的活动是如何影响这些最终目标的。关于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利率、货币总量和通胀率”的争论也是如此，央行做什么的微观经济学，并没有起多大作用，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争论尽管有点接近，但也很少给我们提供一个全面的了解，而时下服务于定量分析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甚至没有太多考虑银行业的影响。但经验证据似乎相当明确地表明：对货币政策在其最终宏观经济目标上的可能影响的任何评估，央行必须意识到金融业的变化。比如，当金融部门发生变革或动荡时，基础货币就不一定是货币发展的可靠指标，弗里德曼和施瓦茨（1963）就观察到：在1929年到1933年，美国基础货币提高了大约15％，但经济中的货币存量却同比下降了33％，因此实际上紧缩的货币政策应为经济衰退负责。而在欧元区，从2008到2013年，货币基础增加了约100％，但以m3衡量的货币总量增加的要少得多，大约10％，即每年约2％，符合欧洲央行的通胀目标，集中于货币基础的观察者深信货币政策是高通胀的，但集中于m3的观察者则得出相反的结论。［2］宏观经济学的兴起导致央行减弱了对金融稳定的关注，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20世纪30到70年代间没有发生金融危机。但次贷危机的爆发强化了人们对货币政策和金融稳定间关系的关注，许多研究者呼吁货币政策应重新将金融稳定作为一个关注点，但与价格稳定和充分就业等传统政策目标相比，对金融稳定的关注需要达到什么程度，仍然存在相当大的分歧。
三、货币政策作为金融稳定的主要工具的局限性
尽管次贷危机后，各国央行对金融稳定的重视程度明显提升，除了提倡将宏观审慎监管与微观审慎监管相结合防范系统性风险之外，还将货币政策作为防范金融危机爆发的一个政策选项。但鉴于央行的法定职责中往往没有提及对金融稳定性的担忧，我们必须要考虑它们是否应当被提及。在实践中，近年来，许多支持金融稳定的干预一直没有承担这样的任务，通常由于这些干预被认为是宏观经济的职责，比如美国的充分就业职责或欧元区的价格稳定职责。因此，一个特殊的金融稳定职责似乎是不必要的，并有可能由于央行的支持而助长了道德风险。更重要的是深层次的问题。如果央行支持金融稳定的行动对于其宏观经济职责来说是有道理的，那么危及金融稳定的行为也可能是合理的，央行会目睹自己的宏观经济任务处于危险中，因为私人银行是非常谨慎的，央行的行为可能会让私人银行承担更大的风险。例如，在经济衰退时，私人银行会在贷款上持谨慎态度，如果央行想要平滑衰退，可能会对私人银行施压使他们变得不那么谨慎，但此时贷款其实是有风险的，这种行为会促成随后的金融不稳定。此外，这种不稳定可能涉及银行的偿付能力问题，而不仅仅是银行的流动性。［2］此外，不管央行的宏观经济职责是依据价格稳定还是其他规则来制定的，在这个职责下包括金融稳定职责都是有问题的，因为在很多情况下，价格和金融稳定的双重任务会存在冲突。比如美联储主席耶伦等人（珍妮特•耶伦，2014；梁建，2014）就认为：尽管紧缩性货币政策有助于抑制房价上升、高杠杆率和过度依赖短期融资等，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缓解金融市场的不利影响，但却会对失业率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同时，失业和高利率引起的利息支出增加，也会削弱居民对以往债务的偿还能力；此外，利率的提高还可能导致货币升值，影响出口，资本流入也可能削弱高利率对过热信贷的影响，反而导致影子银行的活跃。［4］［5］上述分析说明，双重任务会迫使央行在这两个稳定维度间做出相机抉择，并可能引起严重的民主监督和问责问题。首先，价格问题是一个显著的政府职责问题，其平稳性会对从经济增长、就业、甚至债权债务人的相对财富等许多公众问题有重要影响。而金融稳定的目标，可能依然被强大的利益团体———通常由央行监管辖区内的行业参与者游说和影响；其次，央行在金融稳定和审慎监管上的失败，可能损害其在货币政策领域的信誉。在货币政策背景下，价格稳定的首要目标是很容易量化的，为实现这一目标的首要工具（比如基准利率）是很容易理解的。价格稳定测定上的轻松简化了货币当局在实践中的责任，因此有助于减少公众对央行行为的关注。［6］但不像价格稳定，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一致认可的定量化的类似于通胀目标一样的金融稳定性指标，并且用于金融稳定的宏观审慎政策工具远比货币政策工具更为多元化，使得央行作为宏观审慎监管者的成绩更难以被评估，进而会影响央行在货币政策上的可信度。
四、宏观审慎监管作为金融稳定工具面临的挑战
如上所述，将货币政策作为促进金融稳定的主要工具，会面临着非常显著的局限性，因此，金融管理方面的宏观审慎监管策略应该发挥更主要的作用，成为维护金融稳定的第一道防线。也即是使用额外的资本缓冲、贷款价值比、随时间变化的抵押品需求等逆周期工具，以缓解金融系统可能出现的威胁；同时加强系统重要性机构的资本金和流动性的监管，对整个金融机构的杠杆率进行直接管制及限制风险集中等结构性措施，增强金融系统对冲击的抵抗能力。［7］然而，目前宏观审慎监管的框架包含着大量潜在的权衡和挑战。第一，任何宏观审慎政策旨在化解金融失衡带来的风险，但同时也会减少金融系统的活力，从而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后果。例如，提高银行权益资本水平———如在大量逆周期资本制度下的预期———可能提高银行系统成本，造成不必要的实业贷款量的放缓；第二，任何以规则为基础的宏观审慎工具都会引起金融机构的监管套利行为，就像许多金融机构在金融危机前为追求更具竞争力的短期利率，而被吸引到影子银行系统中，政策制定者在宏观审慎工具和其他工具的选择上，应该充分考虑到也许不会受到同样监管约束的可用的替代性金融产品的影响；［4］第三，基于规则的逆周期，宏观审慎政策在实施中需要相机决策，监管者要通过现存规则判断金融不平衡现象是否未得到充分的缓解；最后，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迈克尔•斯宾塞所指出的，“将监管放在识别和遏制系统风险上是徒劳的。由于我们缺乏完善的风险动态模型，且全球金融系统时刻处于复杂的变化中，因此，察觉风险要么不可能，要么错误百出。”［8］
五、结论
宏观经济政策目标篇9
一、政府通过宏观调控实现8%的增长目标具有合法性基础
从市场经济确立之日起，关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的争论就从未停止过。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到发展中国家，都一直致力于寻找政府与市场的最佳结合点，努力建立政府与市场互动的法律制度。
我国在20世纪50年代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后，正式走上了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道路，逐步形成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形成了“强政府、弱市场”的格局。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20多年里，这种经济体制对我国的建设和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但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靠政府命令已经不能有效地配置资源。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开始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成为改革的核心问题之一。1992年党的十四大正式把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定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此后十余年的改革与发展，都没有绕开这一核心问题。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我国基本上形成了政府宏观调控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体制。在这样的市场体制形成过程中，我国迅速发展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虽然还有一些缺陷，但整体上看是符合中国国情的，中国的宏观调控制度上是必需的和有效的。
实践证明，政府的宏观调控是必要的，并且许多情况下政府的调控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但政府的调控要发挥良好的作用，必须具备许多约束性的条件。其中，最重要的是两个合法性条件：一是必须尊重市场自身的要求，二是必须符合社会发展的基本要求。第一个条件要求政府的调控经济应当尊重市场的自身规律，只有在市场机制不能有效发挥作用时，政府才能采取调控措施干预市场。第二个条件要求政府调控经济应当符合以民主与法治为核心的现代社会治理机制的要求。
在现代市场经济和民主法治的框架下，各国的宏观调控制度已经形成了一个较为完备的法律体系，逐步由过去单纯弥补市场失灵转向塑造国家未来。宏观调控的主动性和针对性已经大大增强，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不断提高，因此，宏观调控的法治化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调控的合法性成为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宏观调控的基本保障。不论各国政府为应对危机和促迸经济增长而采取什么样的方案和措施，一个共同的条件是：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授权下进行，并按法律规定的程序展开。缺乏合法性的支持就谈不上调控目标的实现，经济宏观调控的合法性成为能否实现调控目标和产生良好效果的前提性条件。
合法性之所以是实现宏观调控目标的基本保障，根本原因在于国家和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具有双重性的功能，即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斯所说的国家悖论。求解这种悖论，应该借助和法治，和法治的安排作为解开“政府悖论”的一把钥匙，其所崇尚的人民、宪法至上、有限政府等法治精神，已经逐渐成为市场经济发展的基本条件，在政府与市场之间找到了一种恰当的平衡，使政府对经济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的承诺变得可信。其所包含的经济意义是通过对政府权力的约束和个人权利的保护确立了市场经济有效运作的制度环境。[1]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基本走向是不断提高政府干预经济的法治化程度，将政府的经济职能纳人法制运行的轨道。在2000年，吴敬琏就率先提出建立“好的市场经济”的观点。[2]2001年，钱颖一详细地论证了“好的市场经济”的内涵，认为决定市场经济好坏的因素有资本、劳动、技术、地理、开放和制度，其中制度应该是非常重要的因素。总的来说，好的市场经济是建立在法治基础上的现代市场经济，政府应该是一个法治之下的有限的和有效的政府，这是好的市场经济得以建立和维系的关键。只有好的市场经济才能够实现经济发展和收人提高。[3]
我国政府的宏观调控权来自宪法和法律的授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第十五条明确规定“国家加强经济立法，完善宏观经济调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八十九条规定了国务院管理全国经济工作的权利。2006年，全国人大十届四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以下简称《“十一五”规划》），明确提出完善宏观调控制度和建立服务政府、责任政府和法治政府的目标。
为了保持2009年GDpS%的增长速度，国务院已经出台了一系列调控措施，包括产业振兴计划、货币政策、税收调节、外贸政策、社会保障措施等，基本上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十一五”规划》以及金融财税、外贸法等宏观调控法律制度的规定。
调控措施中最重要的4万亿投资方案基本上是按照“十一五”规划以及其他中长期规划确定的，没有超出政府调控权的范围。许多调控措施已经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反映出来，并经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从而确立了政府为保持经济增长而采取的各项调控措施的合法性。尽管影响国民经济增长的因素很多，但根据宪法和法律所采取的调控措施获得了明确的合法性，具有较好的稳定性、可持续性和可预测性，并纳人到法律制度体系的保障范围内，为实现GDpS%的增长目标提供了坚实的制度性基础。重庆社会科学
二、政府通过宏观调控实现8%的增长目标具有灵活的法律机制保障
从我国甚至世界范围内经济发展的实践可以看出，政府与市场一直在矛盾中努力达到均衡。二者的适度平衡是经济健康发展的必要前提，这已经成为多数人的共识，也为实践所证明。但经济发展的实践同时也证明，在由经济和政治体制所决定的不同宏观调控制度下，政府调控经济的效果同样存在明显差别。如何寻找一种能够将二者的关系安排得比较恰当的法律制度，既是政府干预经济的法治化及宏观调控制度完善的重点，也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体制改革与发展的重点。
从世界范围内看，政府与市场是驱动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两大车轮，二者的关系自然也就成为改革、发展过程中的根本性问题，如何正确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应成为思考和解决一切问题和矛盾的出发点。这也是各国的改革历程所带给人们的启迪。[4]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不断探索宏观调控制度完善的道路，并逐步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宏观调控法律制度，即建立了回应型的宏观调控法律制度。与西方发达国家传统的法律制度类型相比较，回应型法律制度不过分关注法律的规则结构，而是强调法律所服务的目的支配性地位，注重追求实质正义，讲求实际结果的正当性。回应型法律制度强调机构的开放性，各种机构都采取一种务实的、以解决实际问题为目的以及随机应变的策略，回应型法律制度倾向于积极性、主动性和开放性，倾向于使自己融人社会现实生活中，更好地满足现实的需要。[5]这种回应型的宏观调控法律制度深刻体现了我国社会经济转型时期的制度性特点，能够更好地满足我国社会经济转型的需要。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宏观调控制度相比较.伐国回应型宏观调控法律制度有两个比较突出的特点，即政府享有广泛和灵活的调控权，并能够广泛和灵活地采取调控措施。
第一，充分考虑了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社会经济状况，以市场资源配置功能为主，授予政府比较广泛的宏观调控权，论文为政府灵活配置资源提供了保障。我国宏观调控法律制度授予政府广泛的调控权包括两个层次：一是，按照现行我国宏观调控法律制度，政府可以综合利用产业政策、货币政策、财政税收政策、外贸政策、区域经济政策、公共投资政策等措施，实施全方位的调控，最大限度地发挥政府调控经济的功能，实现调控目标。二是，在某一具体的经济领域，政府享有广泛的调控权。如为了应对金融危机，在财政支出方面，政府扩大公共投资，着力加强重点建设，加大对民生领域的投资，提高人民群众的消费力，以此拉动内需。同时推进税费改革，实行结构性减税。财政部提出2009年将在全国全面实施消费型增值税，以此较大幅度地减轻企业的税收负担，促进企业增加投资、推进技术改造和技术创新，同时将继续执行已经实施的一系列税费减免政策。广泛的调控授权丰富了政府调控的内容和措施，提高了政府全面把握调控效果和综合运用调控手段的能力，成为实现调控目标的有力保证。
第二，在宏观调控权的行使、调控程序的控制、调控决策的规范、调控权的监管机制等方面，选择了比较务实的弹性制度建构，坚持了灵活高效的原则，但这无疑有利于提高调控的效率。在中国现有宏观调控制度下，政府在调控方面拥有较大的调控自和灵活性，可根据经济发展的具体情况，及时出台有针对性的调控措施，这从制度上增加了实现GDp增长目标的可能性。
中国宏观调控制度的这种灵活性和回应性，不仅是中国宏观调控制度的特色，也是实现8%增长目标的制度保障。同时，政府也预留了政策空间，随时都可以提出新的刺激经济的政策。由此可以看出，我国政府实现经济增长目标的一个最大优势在于随时提出新的政策和措施。在我国宏观调控法律制度下，政府可以采取灵活的调控措施，迅速集中并配置资源，改变消费等经济增长的结构，将政府宏观调控的优势充分发挥出来，实现GDp的增长目标。
三、政府通过调控实现8%的增长目标其有民主机制保障
就目前政府已经出台的调控措施而言，核心是增长投资，通过投资拉动内需，从而促进GDp的增长。宏观调控在很大程度上属于公共政策的范畴，能否发挥预期的效果，民主参与机制和公众的支持是重要因素。在调控措施决策的形成及实施过程中，公众参与是确保调控符合民意及调控合法化的根本途径。古人云：“政之所行，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政府调控更应符合民心和民意。
为保经济增长，政府在宏观调控方案和措施的制定过程中，只有注意采取一定的方式扩大公民参与，倾听公众的意见，了解民心所向，才能为宏观调控措施的顺利实施并保障其目标的实现奠定基础。宏观调控方案和措施的民主性除了体现其群众性基础之外，还支撑着宏观调控的合法性基础。我国的宏观调控制度为政府有效实施调控措施并实现促进国民经济增长的目标提供了民主参与机制。政府出台的各项调控措施大都纳人了民主决策与互动机制中，具体表现为：
第一，政府出台宏观调控的重要政策、规定、方案和措施前，广泛向社会征求意见，民众通过各种渠道积极建言献策。通过建立重大事项社会公示制度、社会听证制度、决策论证制度等，进一步保障宏观调控决策的民主性。特别是随着互联网的迅速发展，日益成为广大民众参与政治的一个重要平台。互联网所具有的实时互动性、超越时空性、对外开放性的特点，可以使信息迅速交流，同时为公民参与政治生活提供了极大的便捷性，提高了公民参政的效率和水平。
这种参与主体的平等性、参与机会的均等性，较大地激发了民众的参政热情。为促进2009年经济的增长，政府所采取的各种调控措施及方案，基本上都通过网络、专家论证、调研等方式，及时听取公众的意见和看法，使各项调控措施更好地反映公众的要求和意志。尤其许多措施都是根据《十一五规划》制订的，《十一五规划》的编写和通过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许多调控措施被写人政府工作报告，交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充分讨论通过，同样具有较高的民主性。经过民主参与程序和机制而形成的调控措施，具有发挥良好效果和基础的基本条件，这也是西方发达国家政府宏观调控制度的基本经验。
第二，宏观调控与多种民主制度结合，形成多种宏观调控措施实施监督与信息反馈制度，形成调控措施实施的民主互动机制，如建立了信息公开制度、公民批评制度、建议制度、社情民意反映制度，以及与公民利益密切相关的听证制度。从政府的整个调控过程看，主要调控措施包括产业振兴计划、税费改革、价格调整、公共投资、利率调整、汇率改革等主要措施的具体实施都纳人民主互动的程序，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和群众性基础。例如，4万亿投资方案出台后，经过广泛的调研、论证和公众讨论，国务院又出台了十大产业振兴计划和相关投资计划，进一步细化了投资方案。许多其他调控措施的实施也都经过了民主参与评议和监督程序，保证了宏观调控措施落实的民主性和广泛的群众基础。
四、我国宏观调控中值得思考的几个法律问题
从上述三个方面分析，政府在现行宏观调控制度安排下，可以通过有效的宏观调控措施实现8%的增长目标。当然，毕业论文能否最终实现这一增长目标，还受很多其他因素的影响。仅仅从法律制度和政策的角度看，我国现行宏观调控调控制度为实现增长目标提供了基本的保障。同时，也必须认识到，虽然中国的现行宏观调控制度有利于政府灵活高效地调控经济，促进经济的增长，但同样存在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
第一，应进一步完善宏观调控的民主商谈机制。目前我国宏观调控制度的民主参与机制还不充分，以国家4万亿投资计划为例。方案一出台，各地方都开始游说中央政府，争取分得尽可能大的蛋糕。这反映出公共投资或财政支出中存在的问题，我国宏观调控的民主商谈机制的缺失、民主互动的不充分，公共投资分配可能事实上脱离了经济民主机制的约束，受某些利益主体的不当干扰，公共投资应有的公共性受到影响。从经济发展和宏观调控法律制度完善的角度分析，我国的宏观调控制度为了保障政府调控的效率，某种程度上牺牲了民主化程度。因此，以4万亿投资方案为代表的宏观调控措施也给人们一个重要启示，即高度灵活与广泛授权的宏观调控制度必须具有更高的民主参与和监督机制，政府的重要调控行为必须在民主机制开展，否则，宏观调控可能会背离公共利益目标，走向其反面。
第二，建立公共预算和公共投资的法律制度约束。为保证调控的效果，政府许多宏观调控手段多以政策的形式出现，随着调控政策的成熟和稳定，需要将宏观调控纳人法治化轨道。这主要取决于两个的因素：其一，现代民主政治与法治的基本要求在于公共权力的制衡与政府行为的法治化。宏观调控作为国家干预市场经济的最重要的手段，理应纳人法治的轨道。其二，宏观调控自身隐含的风险要求宏观调控应当法治化。[7]
此次宏观调控的主要措施以税政策为例，涉及到如何科学合理地利用国家税收的问题，从而凸显出我国预算法律制度和公共投资法律制度的重要性。在政府的公共投资中，财政资金筹措、投资决策、拨付和使用都应纳人法定的预算及公共投资程序。
关于预算法律制度的完善，学界探讨也较多，可以适当借鉴发达国家的做法，完善预算和公共投资的法律约束机制。以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需要政府拥有更广泛和灵活的宏观调控权，对政府调控权的监督不能照搬国外的经验，但进一步加大对政府公共投资的民主决策与监督机制，应当是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与民主制度改革与完善的一个重要问题。当然，为了保证政府调控的效率，法律程序和控制不必过于复杂，但基本的法律程序控制不应缺失。
第三，建立和完善更为广泛的民主参与制度。我国的民主参与制度建设虽然已经有很显著的成就，但总体而言，民众参与的热情还有待进一步加强，民众参与的渠道还比较单一，现有的民主参与制度还需完善，特别是听证制度，在法治化程度较高的国家，早已广泛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等多部法律规定了这一制度。听证是发扬民主、确保政策立法符合民意的重要途径，是政策制定的民主化、科学化、合法化的要求。这表明政府宏观调控制度需建立广泛的民主参与机制，宏观调控的民主化程度需要进一步提高。
宏观经济政策目标篇10
关键词：宏观调控 宏观调控法 基本原则
一、引言
“宏观调控法”的称谓及其理论概括是中国经济法的独创；无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均无类似的概念。我国大部分学者将宏观调控法作为经济法的组成部分之一；经济法的体系包括宏观调控法和市场规制法是经济法学界比较一致的观点。值得关注的是，国家立法机关通过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五”计划》[①]已经将政府的主要职能定位为“搞好宏观调控和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笔者认为，这是构造经济法体系的重要依据。经济法作为政府经济职能的法律表现，相应的体系构造必然也应当对政府职能的转换作出反映；将经济法的主要内容界定为宏观调控法和市场规制法，有利于确认和规范政府的行为，保障政府经济职能的实现。宏观调控作为政府的两大主要职能之一；相应的，宏观调控法作为经济法的两翼之一，其地位和作用日渐凸现；相关的理论也亟待深入研究。宏观调控法的基本原则是宏观调控法重要的理论问题，本文将对此展开论述。
二、确定宏观调控法基本原则的标准和方法
在立法和法学中，原则是指“法律的根本真理或准则，构成其他法律规则或者准则的总括性原理或者准则”。[②]美国法学家弗里德曼在其著作《法律制度》描述了不同学者对法律原则不同内涵的揭示：“有些学者把原则和规则划分开。原则是高级规则，是制造其他规则的规则，换句话说，是规则模式或模型。有些人以略为不同的意义使用‘原则’这词。‘原则’起标准作用，即是人们用来衡量比它次要的规则的价值或效力的规则。‘原则’还有一个意思是指归纳出的抽象东西。从这个意义上讲，原则是总结许多更小的具体规则的广泛的和一般的规则”。[③]这些对原则不同内涵的描述亦有共同之处。首先，原则是一种规则；其次，原则是一种高级的规则或者一般的规则，是规则的模式或者规则的标准或总结；即法律原则表述了具体规则所没有的道德准则和法的价值追求。法律原则的功能主要表现在：法律原则是立法的基本依据和指导思想，是保障法律体系内部和谐统一的基础；法律原则是法律解释和法律推理的基准；法律原则在一定场合可以直接成为司法裁判的准则以及司法人员自由裁量的合理界限；[④]同时，法律原则也是主体应遵守的行为准则。
宏观调控法的原则是宏观调控法制定、实施以及主体参加宏观调控活动所必须遵循的基本准则。宏观调控法的原则既是宏观调控立法的指导方针，同时也是宏观调控关系主体的行为准则。宏观调控法的基本原则应指最能体现宏观调控法立法宗旨和实现宏观调控法价值并贯穿于宏观调控立法和实施之全部的一般原则。宏观调控法基本原则的抽象和总结有利于构造宏观调控法的理论和相应的实在法体系，将宏观调控的规范和制度有机统一于宏观调控法这个经济法的亚部门之下。宏观调控法基本原则的科学确立和阐释，对于宏观调控立法和法学研究，都是十分重要的。关于宏观调控法的基本原则，学者们的表述各有不同。典型的观点主要有：
六原则说，认为宏观调控的原则为：间接调控原则、计划指导原则、公开原则、合法原则、适度性原则、稳定性与灵活性结合原则。[⑤]
五原则说，认为宏观调控法的原则为总量控制原则、间接调控为主原则、协同调控原则、集中统一调控权原则、政府的调控行为规范化和约束原则；[⑥]另一五原则说，认为宏观调控法的原则为资源优化配置、总量平衡、间接调控、统一协调和宏观效益五大原则。[⑦]
四原则说，认为宏观调控法的原则为平衡优化原则、有限干预原则、宏观效益原则和统分结合原则。[⑧]
笔者认为这些观点都有一定的道理，但也存在商榷的余地。宏观调控法基本原则的确定应当注意如下的标准或者方法：
第一，宏观调控法基本原则应当具有法律规范的特性。换言之，宏观调控法基本原则应当是宏观调控关系参加者的行为准则，是宏观调控法的原则性规范；不能将宏观调控法的指导思想、特征或者宏观调控的任务或者目标作为宏观调控法的基本原则。因为，法律原则在法律和法学中具有特定的含义和功能，将法的指导思想、特征或者法之外的原则作为法的原则，会损害法的原则存在的价值，也会造成理论上的混乱。上文中提到的诸多原则中，资源优化配置、总量平衡、平衡优化、宏观效益，宜作为宏观调控的任务或者目标而不宜为宏观调控法的基本原则。由于宏观调控法中当事人的地位，并不如民商法为平等主体，宏观调控主体和受调控主体的地位有很大的不同；因此，确认具有行为准则性的宏观调控法的基本原则就必须考虑这些原则所要规范的主体。宏观调控法就其主要方面而言，乃在为政府的宏观调控树立行为的准则，虽调整调控主体和受控主体之间的宏观调控关系，但其着眼点主要是确认和规范政府的宏观调控权及权力行使程序。因此，宏观调控法基本原则的确立也应主要针对宏观调控主体。在原则的确定中，市场规制法与此不同。市场规制法主要规范市场主体之间微观的交易行为，其“禁止垄断、限制竞争、不正当竞争等破坏竞争秩序的行为以维护自由公平的竞争环境；规定交易主体（经营者）对交易对象（产品和服务）和交易媒介（价格）等交易要素所负的义务来保障交易的安全和有序；对作为弱者的市场交易主体一方的消费者给以特殊的保护，以维护交易的公平和保持社会的稳定。市场规制法保证了市场主体之间的公平竞争和公正交易。”[⑨]因此，市场规制法基本原则的确定，应主要着眼于市场主体。学者提出的市场规制法的基本原则，诸如，“维护公平竞争的原则”、“保护弱者的原则”、“违法行为法定原则”也主要针对市场主体而提出。[⑩]
第二，宏观调控法的基本原则应当体现经济法的原则和宏观调控法的特点。宏观调控法作为经济法的组成部分，几乎是无争议的。因此，宏观调控法的基本原则不能离开经济法原则的框架。经济法学者提出的“经济管理权限和程序法定原则”[11] ，“平衡协调原则、维护公平竞争原则、责权利相统一原则”，[12]“维护社会经济总体效益”[13]，“社会本位原则、经济效益原则”[14]等都是确定宏观调控法原则时应当充分关注的。完全脱离经济法的原则而确定宏观调控法的原则，是不符逻辑的。同时，宏观调控法基本原则的确立也应体现宏观调控的特点，而不能完全照搬经济法的原则或者法律的一般原则。如上文提到的稳定性与灵活性结合原则、合法原则、适度性原则、公开原则、有限干预原则，具体性不足，难以体现宏观调控法的特点。
第三，宏观调控法基本原则应当是贯穿于整个宏观调控法的行为准则，对于宏观调控法律规范体系具有指导作用。因此，不宜将宏观调控法中某一制度的原则也作为宏观调控法的基本原则。如上文提到的计划指导原则，难谓为宏观调控法的基本原则。
三、宏观调控法的基本原则
从法律原则的本意出发，结合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和宏观调控的属性以及现代法治的发展趋势，笔者认为，宏观调控法应包括宏观调控职权和程序法定、维护国家宏观经济利益、宏观调控主体分工和协调三项基本原则。
（一）、宏观调控职权和程序法定原则
有学者将“经济管理权限和程序法定原则”作为经济法的基本原则。[15]笔者对此表示赞同。具体到宏观调控法领域，应当将宏观调控职权和程序法定作为宏观调控法的基本原则。因为，国家或者国家授权的机关始终是宏观调控关系中的一方主体，而国家的经济职能包括宏观调控职能主要是通过政府的行为实现的。政府权力法定是现代法治社会的基本要求。“如果没有经济管理权限和程序法定的原则，任意扩大和推定经济管理权的范围，也会导致对法人和自然人的权利的侵犯。”[16]这一原则的确立还来源于宏观调控的属性。宏观调控是政府的重要经济职能，并且由于其调控的对象是国民经济整体，针对的是社会产品和服务的总需求和总供给、经济结构等事关经济全局的经济变量，其对经济的影响是全局性的、长期性的；宏观调控运用的适当与否对国民经济的影响是难以估量和无法回复的。宏观调控权作为国家的一项重要权力，对经济的影响、对市场主体和普通民众的影响是人所共知的[17].因此，宏观调控具有极大的外部性；其实施应当相当谨慎和理性。恩格斯曾经指出，如果政治权力被错误或者不适当的用于干预国家经济，那么“政治权力能给经济发展造成巨大的损害，并能引起大量的人力和物力的浪费。”[18]如果政府可以随意超越法律规定的范围而进行所谓的宏观调控，将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因此，随着我国法治化进程的加快，宏观调控权应当来源于法律上的明确授权；如此，也是对政府权力的约束和监督。洛克说：“使用绝对的专断权力，或不以确定的经常有效的法律来进行统治，两者都是与社会和政府的目的不相符合的。”[19]宏观调控的影响力，更要求其制定和实施符合社会和政府的目的。尤其是宏观调控日益成为当代各国政府突出的经济职能，政府参与、干预和调控经济的范围比以往更为广泛；此时，更应强调权力法定的原则。英国著名的行政法学者韦德指出：“政府权力的膨胀更需要法治”；[20]这是很有道理的。值得重视的是，当宏观调控权扩张时，应当重视程序的作用。由于现代社会政府权力膨胀，管理的经济社会事物复杂，立法机关不宜就政府具体管理经济的事项作出详尽的法律规定，而不得不留给政府巨大的自由裁量空间。由于法律规定的原则性越来越大，实体法规制政府行政行为的能力和效果就日渐衰落。因此，必须通过程序对政府的行为实施动态的控制，以达到控权的效果。[21]尤其，宏观调控是一项高度复杂的政府经济行为，本身具有很强的政策性和易变性；从经济上讲，并不适合将具体的调控内容详尽无遗的规定在法律中，而必须保持宏观调控行为一定的弹性，使政府可以及时和灵活应对变幻莫测的国内外经济形势而采取措施。因此，程序的完善更显得重要。事实上，宏观调控的程序规定也比一般的政府管理行为严格得多。例如，依据我国的法律，全国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必须经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批准；国家预算也需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预算调整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中国人民银行就年度货币供应量、利率、汇率和国务院规定的其他重要事项作出的决定，报国务院批准后执行；前述之外的其他有关货币政策事项作出决定后，需报国务院备案。又如根据新修订的《税收征收管理法》的规定，税收的开征、停征以及减税、免税、退税、补税，依照法律的规定执行；法律授权国务院规定的，依照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的规定执行。
（二）、维护国家宏观经济利益原则
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原则应当成为经济法的基本原则。“维护社会经济总体效益和兼顾各方经济利益作为经济法的基本调整原则，对各国的经济法都是适用的。”[22]经济法在很大程度是由于社会公共利益受到损害，国家为了平衡社会公共利益和个体利益而产生的。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是经济法天然的追求；也是经济管理机关和市场主体应尽的义务。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原则也就必然成为规范经济管理机关和市场主体行为的经济法基本原则。[23]具体到宏观调控法，应确立维护国家宏观经济利益原则。这一原则强调宏观调控措施的制定和实施，都必须以国家的宏观经济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该原则主要包含两层含义：第一，制定宏观经济政策的出发点只能是维护国家的宏观经济利益，而不是其他；判断宏观调控措施是否正当，应当以是否促进了经济的发展，维护了国家的宏观经济利益为标准。尤其当政府的宏观调控行为的合法性与否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时，判断其行为是否正当应该考虑政策制定和实施部门的动机和政策实施的效果。为了保证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效果，宏观调控法应该完善宏观调控政策的制定程序，保证宏观经济政策制定的公开性、民主性；建立决策过程中的辩论制度、听证会制度、专家委员会咨询制度以及适当的批准和备案制度等，保证宏观经济政策经济上的合理性并建立宏观调控实施效果的评价机制。同时把一些成熟的，尤其是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宏观调控政策内容规定在我国的宏观调控法中；甚至将具体的宏观调控指标规定在法律之中，例如德国关于经济协调储备金的筹集制度中，就有关于资金总额的具体规定[24].第二，宏观调控部门制定和实施宏观经济政策时不能从狭隘的部门利益出发，应以维护国家的整体利益为目标。例如开征利息税，可以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财政部门会热衷于此；但是开征利息税，等于变相的降低利率，会影响银行的储蓄，银行部门的利润会受到一定的影响，同时利率的调整也会对投资、股市产生影响，可能造成投资的扩张和通货膨胀，会给中央银行造成一定的压力。又如，出口退税，会减少财政和税务部门的税收收入，但出口退税有利于增加出口，扩大需求，拉动经济的增长，对外贸易经济合作主管部门会积极推动出口退税的实施。再如，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主要目标是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为了实现该目标，中央银行会倾向于保持较高的利率水平，但过高的利率会加大企业融资的成本，加重企业的负担，企业的利润会受到影响，投资也会受到抑制；政府的经济增长率以及财政和税务部门的税收收入因此会受到影响。凡此种种，都说明了不同的宏观调控部门具有相对独立的宏观调控目标和部门利益，但是宏观调控措施的制定和实施必须以国家的宏观经济形势为依据，以国家整体的宏观经济利益为目标，如果仅仅考虑本部门的利益，可能会牺牲国家整体的经济利益；这是不能允许的。在宏观调控的问题上，只存在国家的整体利益而不存在所谓的部门利益；为此，国务院应加强不同部门之间的政策协调。作为宏观调控法的基本原则之一，维护国家宏观经济利益原则可以补充法律明文规定之不足，同时也是宏观调控主体行使自由裁量权的依据和限制。
（三）、宏观调控主体分工和协调原则
平衡协调原则也是经济法的基本原则之一。“这是由经济法的社会性和公私交融性所决定的一项普通原则，是不同社会经济制度之经济法所共同遵循的一项主导性原则。”[25]在笔者看来，平衡协调原则在经济法中既要平衡协调个体之间的利益关系，也要平衡协调国家和个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同时也要平衡协调不同的政府部门之间的利益关系。在宏观调控法中，平衡协调原则主要体现为不同部门之间的分工和协调。因为，宏观调控采用计划、财政、货币、产业政策等手段，这些手段各有不同的作用对象、政策工具和相对独立的目标，同时也具有相当的专业性；必须由不同的部门制定和执行；因此，宏观调控需要在不同的部门之间进行分工。宏观调控主体，主要包括政府、独立于政府的机关以及国家权力机关。由于宏观调控政策的制定往往要提交国家权力机关审议，如计划草案的批准、预算方案的批准；而且国家权力机关也要听取政府以及其他机构宏观经济政策实施情况的报告，如预算的执行、计划的实施、[26]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的情况[27]；国家权力机关也有权进行个案的监督；因此，宏观调控主体包括国家权力机关。国外很多执行宏观调控职能的部门是独立于政府而直接向国会负责的。例如，美国的联邦储备委员会以“独立”和“制衡”为基本原则，在人事和预算方面享有很高的独立性。该委员会的七名理事由总统提名，由参议院批准。委员会可以自行决定利率的调整，无须政府首脑的批准。[28]因此，宏观调控主体也应包括独立于政府的国家机构。当然，政府是最主要的宏观调控主体。具体而言，在美国，从事国家宏观调控的经济管理机关主要包括：白宫办公厅、行政管理和预算局、经济顾问委员会、政策发展办公室、商务部、财政部、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联邦贸易委员会等；在德国，主要有联邦经济部、财政部、经济合作部、联邦经济信息总署、联邦银行等；在日本主要有大藏省、通商产业省、农业水产局、经济企划厅等；[29]在英国主要有财政部、英格兰银行等。由上可以看出，宏观调控部门不是单一的，宏观调控权一般分散在几个部门，这些部门彼此分工、相互配合。我国宏观经济管理部门，根据199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的决定，主要由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等组成。目前，宏观调控的部门还在进一步调整之中。宏观调控主体在职权上的分工，一方面是宏观调控的专业性、技术性使然，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彼此之间的相互制约和监督。
分工是必需的，彼此的协调亦不可忽视。当代市场经济国家的宏观调控通常属于综合协调型，即政府制定计划和产业政策，并以此为依据，制定和实施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经济政策，使用各种经济调节手段，调节市场主体的行为，使之符合宏观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因为，“计划、财政、金融三者各自难以相互取代，难以单独行使或者实施庞大的全面的宏观调控任务。”[30]《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指出：“完善宏观调控体系的重点是，建立计划、金融、财政之间相互配合和制约，能够综合协调宏观经济政策和正确运用经济杠杆的机制。”具体言之，从经济上讲，计划与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之间需要协调；产业政策的实现需要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支持；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也需要相互配合。不同的政策或者手段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宏观调控目标的实现需要不同的政策和手段彼此配合。单一的宏观经济政策或者调控手段由于本身的特点和局限性无法完全实现宏观调控目标，宏观调控的综合协调是宏观经济运行本身的内在要求和客观需要。从法治上讲，不同的宏观调控部门拥有巨大的宏观经济调控权，这种权力的行使具有很大的外部性，应当受到监督和制约。无疑，不同的宏观调控部门之间的综合协调有利于形成一种监督，防止宏观调控各部门滥用权力。孟德斯鸠说过，“从事物的性质上说，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31]在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今天，政府的职能日益扩大。“赋予治理国家的人以巨大的权力是必要的，但是也是危险的。它是如此的危险，致使我们不愿只靠投票箱来防止官吏变成暴君。”[32]在不同的宏观经济调控部门之间建立协调的机制，才能保证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从国家的最高利益出发，而不致为维护一己私利、部门利益，置国家经济大局和百姓经济利益于不顾。
从比较法的角度而言，国外在宏观调控体制上，也是既强调不同部门的分工，亦强调彼此的协商与配合。德国的《经济稳定与增长促进法》（1967）第18条规定了“国家经济平衡发展委员会”制度，建立专门的机构协调宏观经济政策。该法规定，联邦政府设立国家经济平衡发展委员会，委员会由联邦经济部长、财政部长、每州代表一人、乡镇与县的代表四人组成；联邦经济部长为国家经济平衡发展委员会主席。国家经济平衡发展委员会根据议事规则，定期开会，讨论为实现该法所确定的经济增长、高度就业、物价稳定和外资平衡目标所必需的一切经济平衡发展措施。联邦银行有权参加国家经济平衡发展委员会的会议。[33]该制度是一种典型的宏观调控综合协调制度。由联邦经济部长、财政部长、联邦银行共同开会，商讨宏观经济政策意义重大，这将有助于国家计划、产业政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统一和协调。美国的《充分就业和平衡增长法》（1978）虽未明确在联邦政府内建立一个跨部门的宏观调控协调机构，但该法的许多零散规定，也建立了美国独具特色的综合协调制度。例如，该法要求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会主席，每年必须向国会做两次报告；在报告中，理事会主席必须就其货币、信贷计划与总统确立的短期目标之间的关系作出评论。[34]此举，主要是为了加强政府的财政政策和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之间的协调。这一制度极为重要；美国非常重视权力的分立和制衡，因此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是独立于政府的；尽管如此，美国也未忽视中央银行和联邦政府二者之间的配合和协调。该法其他制度也体现了各部门之间既分立又合作的理念。例如，该法指出仅仅依靠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是不能实现预期的宏观经济目标的，必须同时采取其他相应的措施，比如，要确定明确的短期和中期经济目标；同时要加强总统、国会、联邦储备委员会之间的协调。[35]
宏观调控主体分工和协调原则对宏观调控立法提出两方面的要求。首先，需要明确宏观调控部门各自的地位、权力、职责以及责任，明确彼此之间的分工。我国目前仅有《中国人民银行法》对中国人民银行的地位、职责、业务范围作出明确的规定。其他宏观调控部门的职权设定仅仅是国务院内部的职能分工，缺乏权威和详细的法律规定；鉴于宏观调控的重要性，有必要对宏观调控部门的法律地位和职权作出更为权威而明确的规定。第二，建立和完善不同宏观调控部门彼此之间相互配合和制约的协调机制。在明确宏观调控部门各自地位职权的同时，必须建立起彼此之间的综合协调制度，并且应当用法律的形式规定下来。只有建立综合协调的法律制度，才能明确哪些事项和政策措施在制定和实施之前，主管部门必须与其他部门进行沟通，以阐明这些政策措施将对其他部门产生的影响，或者征得其他部门的配合；才能明确跨部门决议的法律效力；才能建立起相应的制约制度，保证这些部门之间的相互监督。笔者建议，国家设立国民经济宏观调控委员会，该委员会主要由宏观调控部门的首长组成，定期召开会议，讨论宏观调控的重大事项并做出决议。[36]以保证宏观调控的统一性，并为宏观调控部门彼此之间的冲突和纠纷提供解决的途径。另一比较现实的作法是建立和完善相关主管部门的联席会议或者座谈会制度，定期召开会议，共同商讨涉及不同部门的宏观调控事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