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见的财政政策篇1
关键词：工程项目；预算；财政评审
财政评审，即财政投资评审，是我国政府实现财政管理职能的重要手段，也是目前财政项目支出管理不可或缺的组成环节。财政评审机构负责财政投资评审相关工作，具体就财政性资金投资项目的工程概算、预算和竣工结算等工作实施评估与审查活动，即针对财政性项目资金的使用情况开展具体的检查工作。财政投资评审是财政部门职能的重要体现，也是公共财政部门管理职能创新和延续的具体表现。但是，就目前来看，我国财政投资评审尚存在许多问题和不足，这使得财政投资评审的结果受到了一定影响和限制。
一、工程项目预算评审中的常见问题
（一）项目粗乱，数据不真实
当前部分建设单位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往往会出于自身考虑，盲目进行立项，导致项目预算申报粗乱，充斥着大量不真实的数据，给财政评审带来重重困难，进而使得预算管理工作无法达到真正细化、准确。
许多建设单位的预算申报，并不是以自身的项目预算所需为依据，而是关注于财政部门所下达的预算控制数。这就导致大量建设单位只为符合标准要求，想方设法拼凑项目、虚报开支，随意增加设备购置成本，甚至谎报项目数量，最终造成大量政府财政资金被无端消耗和浪费。
（二）预算执行监管不到位
就当前国内财政评审现状来看，由于缺乏对工程项目预算执行的合理监管，因此大量项目缺乏有效的约束，加剧了、资金挪用和铺张浪费等情况的出现。究其原因，一方面财政预算单位尚未形成一套完善的监管体系，使得相关部门无法依据制度实施监管活动，从而出现了一些以流水账方式记录的建设工程财政支出，并且许多项目根本没有得到落实和实施。另一方面，工程预算变更的随意性较大，许多建设单位以此从中牟利。此外，思想观念落后也是导致政府投资项目预算约束水平不足的重要原因。财政评审部门现只负责项目预算的评审，确保项目资金使用计划的合理性，但是缺乏对项目预算使用过程的关注和重视，同时也没有进行系统性的考核，从而加剧了这一问题的发生。
（三）预算评价不彻底
当前，财政评审中预算评价体系不合理，导致预算评价充满局限性，预算评价的结果也大多流于形式，根本无法发挥财政评审的作用和价值。我国财政评审所应用的预算评价体系较为落后，尤其是体系指标单一，无法准确、全面地反映出项目预算的实际情况。其次，当前职能部门对于工程项目预算绩效评价体系的认识非常不足，工作人员大多只是按照制度和标准开展工作，较少关注最终的评价和审核结果，导致财政预算成为了一个低价值环节，难以为工程项目的预算管理提供有力支撑。
（四）影响评审结果的因素多
从财政评审的流程和审核内容来看，影响财政评审结果的因素较多。首先，工程项目预算支出的审核，需要专业性较强、工作经验丰富的人员来具体实施和落实。但是，现阶段财政部门负责财政评审的团队人员的整体素质能力难以满足审核需求，人为影响因素非常突出。其次，工程施工现场情况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往往直接影响到项目预算的最终结果。但是，当前财政评审人员并不会直接前往项目实地开展全面、深入的评估和分析，这就使得评审结果存在较高风险。此外，专项支出项目的评审，不仅涉及财政、财务以及经济方面的专业知识，还会涉及到工程管理、材料、市场以及设备方面的专业技术，显然依靠目前的评审人员是远远不够的。
二、工程项目预算评审的完善对策
（一）落实“五先五后”预算管理体系
“五先五后”预算管理体系，是财政职能部门的重要工作依据和原则。落实“五先五后”预算管理体系，有利于提升整体审核水平，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五先五后”即先评审，后编制；先评审，后下达预算；先评审、后招标；先评审，后拨款；先评审，后批复结算；预算变更未经批准的，不予结算。“五先五后”预算管理体系的落实，一方面需要财政投资评审部门及人员秉承认真务实的工作态度，同时必须加强对项目投资预算的严格审核，实现预算评审的规范化和科学化，使项目预算资金能够落到实处。
（二）强化财政投资评审的作用
财政投资评审机构是财政职能部门中较为独立的角色，其主要负责对建设单位所申报的工程项目预算进行审核，认真落实财政部门各项预算的支配。从财政投资评审机构的功能来看，这一部门体现了公正、客观的机构特色。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地方经济建设速度不断加快，各类工程项目数量势必日益增加。此时，财政投资评审机构的作用将更为巨大，责任也更为艰巨。对此，为确保政府财政资金的高效利用，必须进一步强化财政投资评审的职能作用，从绩效目标审核、绩效指标建设、绩效评价等多方面对财政预算评审的工作成效予以量化，推动财政投资评审工作的开展和落实，最大化地发挥政府财政资金的作用。
（三）完善评审协商机制
为提高财政投资评审的合理性和公正性，应加强对评审协商机制的构建，让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参与到财政投资评审工作中来。单纯地依靠财政投资评审部门实施工程项目财政评审，一方面无法切实保障评审结果的准确性，另一方面财政评审投资机构自身也欠缺技术方面的知识和能力。对此，应积极推进和落实评审协商机制，特别是对于地方重点和大型工程项目，应该采取联合评审协商的方法，由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和常务委员会介入，共同对项目的预算和决算予以监督，确保最终审核的合理性。
（四）准确定位评审标准
为保证财政资金安全、高效运行，必须准确定位评审标准，充分发挥财政投资评审部门的监管职能。财政评审标准的准确定位离不开以下几点：首先，应该深入分析和了解项目所涉及到的具体内容和工作，加强对原有标准的优化和补充。财政投资评审机构应积极邀请相关领域专家、设计院人员共同开展评审标准合理性的研究和评估活动，并积极对标准进行调整，以切实满足项目预算评审需求。其次，财政投资评审机构必须加大对评审标准落实情况的监管，确保责任到人，并加强预算实施监控，对于存在行为的人员，一经发现必须予以严惩。
（五）加强工程造价信息平台建设
工程造价信息平台的建设，不仅有利于财政评审机构预算评审工作的开展，同时对项目招投标活动的开展也将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因此，必须加强工程造价信息平台建设。首先，相关部门应通过招投标方式确定设备和技术供应商，提出具体的建设意见和想法。其次，严格落实平台建设监督工作，确保平台功能齐备。再次，要力求平台信息完善和健全，确保平台数据准确和真实。此外，应充分发挥社会监督力量，由企业和个人对信息的准确性予以监督，并及时调整产品报价，保证工程造价信息平台功能的有效发挥。
三、结语
作为政府财政投资监管的前沿阵地，财政投资评审直接决定了政府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因此，财政投资评审机构在日常运行过程中，必须加强对管理工作的优化和创新，加快制定财政评审标准、构建评审协商机构，并搭建专业的工程造价信息平台，以充分发挥财政评审部门的职能作用，减少财政投资项目决策的盲目性，为政府节约财政支出，并切实保障政府财政资金应用的科学性、高效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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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袁有胜，张光超.加强财政投资评审监管的对策思考――以湖北省仙桃市为例[J].经济研究参考，2011（29）.
常见的财政政策篇2
本办法所规范的财政性资金审批范围主要括：
（一）预算安排资金，指预算安排到部门的人员经费、公用经费、项目经费和区统一切块安排的项目经费；
（二）追加经费，指年初预算未安排，因工作需要必须增加的经费；
（三）上级财政补助资金，指中央和省、市财政补助的专项资金；
（四）财政性资金借款，指街、镇、工业区、滨湖功能区及区直各单位、滨投集团向区政府临时借款，括街、镇按体制计算向区政府调度资金。
二、审批程序
本着“精简高效、合法规范”的原则，根据财政性资金使用范围和额度，科学设定审批程序，分别由区财政局直接核拨和区政府审批。
（一）区财政局直接核拨的财政性资金范围和程序
1、预算安排资金：年初预算已批复到部门的经费，有政策规定且已明确标准和单笔用款在50万元以下（不含50万元）的事项；相关部门在批准的年度预算内使用非税收入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2、上级财政补助资金：上级财政通过指标给予的专项补助资金，有政策规定且已明确标准和单笔用款在50万元以下（不含50万元）的事项。
3、财政性资金借款：街、镇按财政体制计算向区政府调度资金。
（二）区政府审批的财政性资金范围和程序
1、预算安排资金：年初预算已批复到部门的经费，无政策规定或标准不明确的事项，区财政局审核意见在50万元以上（含50万元）的，经分管副区长审核后，由常务副区长审批。
2、追加经费：（1）退休人员医药费和死亡人员丧葬费、抚恤金，由常务副区长直接审批；（2）用款部门提出申请，区财政局审核意见在30万元以下（含30万元）的事项，经分管副区长审核后，由常务副区长审批；（3）用款部门提出申请，区财政局审核意见在30万元以上（不含30万元）、100万元以下（含100万元）的事项，经分管副区长和常务副区长审核并报请区长同意后，由常务副区长审批；(4）用款部门提出申请，区财政局审核意见在100万元以上（不含100万元）的，经分管区长和常务副区长审核并报区长办公会或区政府常务会研究同意后，由常务副区长审批。（5）部门申请使用预算安排的切块资金，以及申请在当年预算未安排的情况下动用非税收入财政专户结余资金、超收收入和调剂收入，审批程序参照本条款（2）（3）（4）条规定执行。
3、上级财政补助资金：部门申请使用上级补助资金，无政策规定且标准不明确的事项，区财政局审核意见在50万元（含5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含100万元）的事项，经分管副区长审核后，由常务副区长审批；区财政局审核意见在100万元以上（不含100万元）的，经分管区长和常务副区长审核并报区长办公会或区政府常务会研究同意后，由常务副区长审批。
4、财政性资金借款：街、镇、工业区及区直各单位、滨投集团因工作需暂借财政性资金周转的，必须向区财政局提出书面申请，要由区财政局会同审计局共同审核，并签订借款协议，经分管副区长和常务副区长审核并报请区长同意后，由常务副区长审批。区几大班子办公室和党群部门申请用款，区财政局审核意见在100万元以下（含100万元）的事项，由常务副区长直接审批；区财政局审核意见在100万元以上（不含100万元）的事项，经区长办公会或区政府常务会研究同意后，由常务副区长审批。
三、工作要求
（一）规范申报程序。部门使用财政性资金，必须事先向区财政局提出书面申请，并附相关依据、使用方案等资料。区财政局收到部门用款申请后，要尽快形成书面审核意见，除区财政局直接核拨的资金外，其他资金按程序及时上报区政府。
（二）严格控制追加。年初预算未安排的资金，原则上不予追加，因政策规定或确因工作需要且年初预算漏报事项的，按法定程序办理。
（三）加强沟通协调。各级各部门上报区政府常务会、区长办公会研究的事项，凡涉及区财政性资金内容的，需会前与区财政局进行充分沟通，待区财政局就资金内容拿出意见后，按规定程序上报议题。
（四）强化绩效管理。各级各部门制发各类综合性、专业性文件（括代拟稿、会议纪要等），凡涉及区财政性资金有关内容的，需与区财政局会商后，按规定程序行文，以提高财政性资金使用的规范性。
（五）提高办事时效。区财政局要进一步健全机制，优化流程，认真做好服务。对于用款部门申请经费按程序审批后，原则上3-5个工作日内将资金拨付完毕；对情况比较复杂的用款申请事项，可适当延长办结时间；遇到重大紧急事项，必须急事急办、特事特办、随到随办，切实提高工作效率和财政性资金使用效益。
常见的财政政策篇3
从议会发展史来看，议会制度从产生就是与国家财政紧密相关。素有“之母”之称的英国议会，从诞生到成长壮大，都是与争夺控制财政权分不开的，甚至于从中世纪开始，议会便与国王展开了激烈而持久的斗争，而议会控制了财政大权，是其至尊地位确立的重要标志[3]。伴随近代民主理论的发展，议会确立了在国家财政中的特定地位，议会作为国民代议机关在国家财政政策形成中肩负着重要的职责。
（一）为财政政策提供合法性
国家财政政策应有政治上、制度上的合法性。根据现代民主制度的安排，议会由公民选举产生从而获得政治上的合法性地位。因此由议会组成政府或者批准政府政策过程中，同时将这种合法性再次传输至整个国家体制之中，使政府及其政策具有合法性基础。作为财政政策的决策过程，无疑也是议会的一项最为重要的职能。
各国宪法规定将财政审议作为议会的主要职权之一，国家财政的收支安排均由议会来审议或通过相关法案安排。美国《宪法》第1条第7款规定，所有征税议案应首先在众议院提出；英国1911年《议会法》规定，议会对政府财政的监控完全转移到了下院，上院无权通过和否决财政议案，只能对下院的决定表示同意；法国1958《宪法》第39条规定了国民议会在财政立法方面的优先权，第47条又规定国民议会在审议时限内国民议会未能对其进行一读裁决，政府方可将其送至参议院审议；德国在19世纪早期的德意志邦联时期的议会便引进了预算监督。需进一步指出的是，在两院制的议会中，财政的审议权也倾向于由下院（众议院或称平民院）审议，这是现行宪制发展之趋势。由民众选举代表组成的下院，被视为民主代议职能的主要机构，由它们审议表决，更能体现财政政策民意的要求。
（二）掌握财政议会控制政府的方式
国家财政是国家为了维持其存在和实现其社会管理职能的重要保障，国家凭借政权的力量参与国民收入分配的活动。国家财政收支包括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两个方面。议会对政府进行控制最原始、最有效的手段就是财政，即所谓的“不出代议士不纳税”，后来被称为议会“掌握钱袋的权力”，在日本也称为“财政议会主义”。
市场经济的自由发展带来了大量社会问题，国家为了保证社会公平，保持并促进经济结构的繁荣，必须对社会和经济进行全面的干预[4]。在这样的背景下，社会福利、社会民生等经济政策频繁出台，国家在财政经济领域的功能日益强化，政府角色由“守夜人”转变为一个强化国家职能的政府，特别是在经济方面的职能日益强化。最为显著的结果是国家行政权的疆域得到大大地扩展，国家和政府无所不能，从而赋予政府全面干预经济、干预社会甚至干预人们私生活的种种职能，使人们“从摇篮到坟墓”都依赖国家和政府，国家和政府逐步演变成“行政国家”、“全能政府”[5]。与此同时，以议会为中心的国家权力运作模式在效率方面的缺陷也暴露无遗，迫使议会不得不将大量国家权力转移至行政机构，由其来直接行使。议会通过控制财政来控制政府，已经成为为数不多的有效途径。
（三）议会决策的民主价值
代议民主制度体现了国家财政政策政治上、制度上的合法性。但审议民主理论的倡导者威廉?葛德文指出，代议制政治有着无法避免的缺陷：“多数必须压服少数，而少数在提出反对意见和表示异议之后，实际上竟然屈从于自己表示过异议的意见。”[6]进而认为审议民主更为重要。威廉?葛德文还认为，合法政权应该是以共同审议为真实基础的政权。
因为政权是为人类的幸福所必要的，政权结构最重要的原则应该是：“政权是以全体人民的名义为全体人民谋福利的，集体中的每个成员都应该对它采取的措施参加意见。”[6]（p145）约翰?斯图亚特?密尔也认为，协商可以纠正错误的判断，从而减少认知错误的产生[7]。
据此，可以进一步看出由议会审议财政的另外一种民主价值。在审议民主中，开放、自由的辩论过程和畅通的利益表达渠道，有利于传递政治信息，表达和回应各种利益诉求，从而促进公民之间、政府和公民之间的相互理解、沟通与合作，最终能够及时化解社会冲突，增进社会和谐，有助于促进公共决策的合法性。
当然，无论是代议制民主还是审议民主，在实现财政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实质隐含了功利的目的，即试图通过大家投票（直接或间接）或其他表达的方式来反映多数人的共同利益，因为国家如何来合理分配财政，关乎每个民众的利益，“孔多塞定理”再次论证了这种代议制作为一种工具主义统治模式的可能性、正当性。当然，跳出这一窠臼，议会在审议财政方面的决策，体现了民主的内在价值。民主内在价值本身关涉非工具意义上的价值目标，即通过民主可以使参与人自己满足，有助于个人自由、平等诸多目标的实现。
二、现实的反思：议会控制抑或政府控制
如前所述，议会最初的功能主要是对政府财政权或征税权的掌控，由代议机关来掌握政府财政预算大权似乎已成为现代最为重要的制度设计。但在现实生活中，它却并非能取得如设计预期般效果，议会受到政府的威胁已经成为普遍存在的现实问题，使得议会对财政大权的控制成为理论上的假说，回到现实生活中却是另一番景象：政府代替议会控制财政大权。其情形主要表现在以下一些方面：
一是预算案提起主体为政府。预算案的提出与一般法案不同。一般法案可由议员、政府、其他提案主体提出，提出预算案的权力，通常属于政府。美国的预算案原规定由国会提出，1921年的《预算及会计法》颁布以后，将编制预算的权力改归总统。实行议会内阁制度的国家，由内阁向立法机关提出预算案；实行总统制度的国家，预算案的提案权由总统行使[8]。将财政法案的提案权限归于政府，针对政府提出的财政法案，再由议会来实施审查控制，议会在这个阶段的审查，往往仅仅是停留在形式上。
二是议会审议预算案的限制。议员审议预算案，能否随意增减预算案或是否有其他权力，各国宪法、法律规定不尽一致。据对82个国家统计，议员审议预算案时，规定议员有权增减财政收支的国家有32个；规定议员有权减少得不得增加财政支出的国家有17个；规定议员有权减少财政支出，但增加财政支出须得到政府同意的国家有4个；规定议员有权增减财政支出，但只能择其一而用之的国家有13个；未对议员审议预算案权利作出专门详细规定的国家有15个；无此方面的规定的国家只有1个[8]（p292）。
事实上，议会权力对政府提出的财政审查时，议会受到的压力，在现实中时常可见。从经验来看，即便规定议会有权增减财政方案，但这种增减不可能是随意的，增减权往往也是停留在理论层面，议会审议过后作出增减的情形可谓少之又少。1997年，美国第105届国会因没有按政府要求的时间通过政府预算，政府竟以“关门”相胁。法国第五共和国的实践中，议会两院从没有逾期未完成对财政法案的审议的例子[9]。英国议会形成以来就一直担任着政府的出纳员角色，政府实际上控制了财政大权，只要政府想花钱，议会就得打开钱袋。在财政问题上，是国王要钱，议会给钱。国王的行政权由内阁制取代后，分享财政权的模式也被承袭下来，任何财政议案由政府提出，下院方予受理[10]。
我国1954年《宪法》第27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决定国民经济计划及审查和批准国家的预算和决算；现行《宪法》第62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审查和批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和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审查和批准国家的预算和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我国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现行《宪法》条文规定全国人大的职权是“审查及批准”，而不限于“批准”权限，这与全国人大是最高权力机关的地位相符。但从我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对中央政府预算、决算方案的审议报告来分析，（注释3：以下关于第一届至第九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审查通过的预算决算文件集，来自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预算工作委员会预决算审查室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全国人大对政府的审查一般也只是形式上的审查。具体特点包括：一是由人大预算委员会或者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先作初步审查意见；二是由人大全体会议根据初步审查意见，进行形式审查。可见，人大预算委员会或者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的审查意见对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审查起到关键作用；三是审查内容方面，一般仅是作财政收支平衡审查，并提出行政管理应倡导厉行节约原则等等无实质性或具体性的审查意见，从未对政府方案作出过否决；四是全国人大对中央政府提案改动非常谨慎。当然全国人大作为作为全国最高权力机关，偶尔会行使政府提案的改动权。（注释4：改动的情形包括：1957年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提出对增加收入及增加支出，全国人大修正批准1957国家预算；1981年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原则通过，便因形势需要，作出调整于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7次会议通过国民经济计划和国家财政收支报告；对于1996年“赤字”等问题，1月30日依据人大议事规则和预算法汇报后，财经委提出意见，预收入偏少，赤字压缩小，国务院作了修改，第八届人大五次会议，同意财经委的报告，审查批准国务院报告；第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1998预算执行情况，1999预算情况，人大常委会批准1998年中央决算，但鉴于审计署审核出现较多问题，提出国务院应责成严肃处理，6个月内将处理结果报告人大常委会。）
此外，相较于议会内阁制国家，总统制国家的行政权在财政控制方面显得更为强势。议会内阁制国家，议会具有至高的地位，对于内阁的方案，议会有全面审查及决定权。我国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全国人大是最高权力机关，对国务院的财政方案有全面审查及批准权。而在实行总统制的国家，议会仅是立法机关，不是绝对意义上的最高权力机关，总统在财政方面有更强的控制能力。美国总统不仅有权提出财政决策方案，且议会批准的财政方案还须总统签署才能生效，其事实上行使着议会审查批准后方案的事后监督作用。又如，俄罗斯联邦议会已不再是苏联解体前的最高权力机关，议会已经失去了国家决策权，实际上听从于执行权力机关，在国家内，主要由总统对国家事务的安排。所以联邦议会下院国家杜马与总统，往往在有关经济改革问题的一些法律草案、联邦预算方案上矛盾重重，甚至有时剑拔驽张。但是，由于国家杜马对总统缺乏相应的制约力，而大多数议员又不愿意国家杜马被解散，所以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只能批准总统的决策[11]。
不容忽视的是，政党在议会与政府的财政政策的控制过程中影响至深。从某种意义上讲，议会俨然就是政党的“代言人”。政党或者利益集团可以促使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分化或集中，并成为制定政策的依据。往往政党在议会或政府提出或者批准方案过程中进
行“幕后操纵”，最终整合的结果，不仅使多数成为政策的得益者，也可以使少数看到自己的要求已经在国家制定政策的过程中得到了反映。
三、职能转型：控制抑或监督
议会最初的功能主要是对政府财政权或征税权的控制，其对王权和行政权进行限制的要求是出于对封建君主和独裁的恐惧[10]（p21C22）。但是，由于议会的控制权的力度不够，议会对财政的职能已经由实质上的控制转向了对政府财政权的监督。
（一）议会监督理论
其一，从历史角度看，政府对财政大权一直起到主导作用。1706年，英国议会下院还通过决议规定：不经国王提议，下院对有关国家事务的任何金额的请愿不予受理，对要求从国家收入中动用款项的任何动议不予审议。如前文所述，议会一直以来就担任着政府（国王）的出纳员角色，政府（国王）真正控制了财政大权，只要政府（国王）想花钱，议会就得打开钱袋。国王的行政权由内阁制取代后，分享财政权的模式也被承袭下来。现代国家议会虽然作为代议机构，对政府提出的公共财政方案、政策，仍倾向于监督而非完全、事实上的控制。现实的状况与议会形成的历史惯例不可能是毫无关联的。
其二，法治要求议会不能独揽财政权。“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民主制议会的基本原则是多数决是而不是通过分权制衡来制约权力的腐败，议会民主因而也被不少人讽刺其虚伪性的一面，指出其易于为专制者和独裁者操纵，容易滋生权力的腐败。因而，议会的民力并不能绝对崇拜，也必须依靠法治来加以约束受到普遍认同。这在西方，民主与法治的结合体制，也称之为“自由民主制”。体现在财政政策的制定上，议会绝对控制财政并不会受到欢迎，相反议会通过民主来监督政府财政权，在现实中倒成为制度的常态。
其三，保障公共财政决策的高效率及科学性。政府作为行政部门，在民主合法性上自然无法与议会相媲美，但其决策的高效率、科学性上可能存在优势。考虑到这一点，无论是议会内阁制国家还是总统制国家都给予政府在财政政策上的决策权、提案权充分的尊重，议会的职能转向对政府财政决策的审查监督。这一点，从英国对议会内阁制的“良苦用心”解释中，更能体现所蕴含的意义。英国议会将财政提议权授予政府认为是与英国制度的特点密切相关，即责任内阁制要求内阁拥有决策权，而财政决策是各种国事决策中首要的决策。责任内阁制就决定了必须由政府掌握财政决策权，而议会应该维护政府的财政决策权。如果议会自行提出征税、拨款方案，或者对政府提出的征税和开支项目以及金额任意增减，势必会打乱政府的财政决策，进而会影响政府决策效率和执政能力[10]（p21C22）。
其四，基于功能分权的再反思。有学者指出，随着社会的变迁，权力分立原则理论有新发展，不再拘泥于传统的分割权力。防止滥用权和保障权利的目的虽仍然坚持，但在方式上已从组织型权力分立转向了功能型分立要求[12]。新的功能性要求权力分立在目的上，不仅一方面要节制政府权力以保障人民权利；另一方面更期待适当地分权与制衡，促使政府部门能顺利有效地达成自身之任务。德国联邦在1984年德国“飞弹部署”判决中再次提出，根据功能最适观点，重要事项不必然归立法者决定，也有归行政决定的可能。究竟是归于立法或行政，取决于该事项由行政决定或立法决定较能达到尽可能正确的境地决定[15]。根据功能分权的反思，我们认为，由行政权提出财政政策，再由议会审查监督，较符合现代国家在社会经济领域的功能要求。
（二）体现监督职能
从各国议会对财政监督的立法相关规定来看，监督内容、监督方式有以下特征。
监督财政的对象主要是两方面，即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法国财政法还规定了监督国家收支的性质、数额及用途[14]。韩国国会监督政府的财政方面包括多个方面：国债同意权，对预算外的、可能成为国家负担的契约缔结的同意权，对有财政负责的条约缔结的同意权，预备费支出的承认权，紧急财政、经济处分的承认权[15]。
监督方式包括事前监督和事后监督方式。事前监督即通过审议、表决，并最终转化为立法，财政方案方能生效；事后监督主要是指议会仍对财政法案在通过后的运作过程行使监督权。法国财政的立法程序有3个主要特点：严格的审议顺序、表决的单元性、对不可接受性的特别规定[14]（p195）；英国议会在监控财政的主要方式则主要为3个方面：一是辩论；二是质询；三是立法[10]（p78）；德国联邦议会的监督权特点表现为对联邦政府行为的经常性控制，“监督”不等于马上采取行动，而是对政府的活动进行经常性的牵制，监督的形式包括：预算权、决议权、质询权、调查权、专门委员会的监督、弹劾和诉讼权等[16]。无疑，议会如何有效的完成对政府的财政监督职能，有赖于一系列现实条件的保障。这些保障包括：议会的召开时间[17]、议会的辅助机构[17]（p428）及独立于议会的调查或审查机构。
（三）公共财政的司法审查
必须注意，国家权力中另外一种重要权力——司法权，相较于议会的监督权及行政内部监督强化的趋势，司法权在财政政策方面的监督功能却日渐式微。即使自称最为严格的“三权分立”制度的美国，同样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并不主张司法权对议会的财政政策过多介入。美国宪法将开支权与联邦征税权视为一对孪生权力，包含在美国宪法第一条第八款之中。国会有权力为了公共福利进行开支，国会被宪法授予基于公共福利进行征税及分配财政的权力[18]。在UnitedStatesV.Butler案中联邦最高法院对联邦经费开销权力采取了非常宽松的解释。该案多数观点认为，国会为了公共目的而作的公共经费的开销并不受到宪法明示的立法权的范围局限[19]。在1937年，联邦最高法院拒绝适用宪法第十修正案来限制国会财政开支权力[20]。自1937年后，法院更是倾向于给立法者极大的发挥空间，完全持“最小限度合理性”的理念，作为纠问政府的政策的惟一问题[21]。在Buckleyv.Valeo案中，法院认为不应事后来批评（揣测）国会在设立总统候选人资金是否有助于公共或普遍的利益，该项公共资金的设立并不违反联邦权力分权原则，因而肯定了国会建立总统选举资金的做法[22]。此外，与此相关的宪法问题是，西方国家一直以来围绕着经济权利、福利国家政策问题能否落实，法院多大程度上负责监督既定的关于分配福利救助金决定的“公共目的”之立法判断展开激烈争论。南非在Grootboomp案中，法院还承认，宪法义务能够在地方上得到充分贯彻，而且迈特罗角（Capemetro）政府也已经制定了自己的土地工程来专门解决那些人的燃眉之急。但该工程并没有得到实施，主要是因为它未能得到中央政府足够的财政支持。“如果意识到全国住房工程所存在的这种需求”，中央政府就应该“制订计划，作出预算，监督解决燃眉之急并处理各种危机。这样肯定能保证许多急需住房的人能得到救济，尽管这不是所有的人都需要立刻获得救济”[23]。法院为了既尊重民主特权又顾及有限的预算，法院回避了对民主的审查，而是审查政府是否制定合理计划的行政行为。在笔者看来，南非法院的确是以一个崭新、独特以及很有前途的方法来处理民主宪法的社会经济权利与国家财政分配问题，因为从各国财政方案的形成过程分析来看，这样做确实是抓住了问题核心。新晨
结语：经济宪法的道路选择
随着近代自由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国家获得了全面干预经济的正当性，规范和限制国家经济权力的经济宪法应运而生。宪法学关注公共财政问题，这是传统宪法学作为公法学由注重公民个体权利向重视防范国家财政权力滥用的转型。正如德国经济法学学者指出，经济宪法是指“国家为了确定经济自由的范围，施行监督或经济统制，所为依据的基本法律原则与宪法规定”[24]。
通过对议会在国家财政形成中理论与实践问题梳理，对当前世界各国在国家财政权力运作能让我们有一个更加清晰的认知。在笔者的分析中，不难发现，在议会与政府的博弈过程中，充斥着议会民主与行政效率之间的平衡，而议会法治成为了弥补议会民主的一种良好的选择道路。这些认识有助于我国宪法学者反思并完善中国的财政制度。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民主功能、监督功能尚待完善的情况下，似乎更应从制度方面来加以完善财政制度。而且，在主张发挥民主代议功能之时，也要警惕泛民主化的倾向，特别是在因素尚不充足的条件下，法治是我们更加必要的道路选择，况且法治本身就是民主的制度化、程序化。惟有在此基础之上，才能再论如何完善公民或者社会组织参与监督国家公共财政开支之途径。
注释:
[1]RichardB.mckenize.Constitutioneconomics.Lexington,1984：preface.
[2]赵世义.经济宪法学基本问题[J].法学研究，2001，（4）：33-41.
[3]刘建飞，刘启云，朱艳圣.英国议会[m].北京：华厦出版社，2002：76.
[4]a.J.p.taylor.englishHistory1914—1945.oxford:Clarendorpress，1965：1.
[5]姜明安.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第三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9-10.
[6]威廉葛德文.政治正义论（下卷）[m].何慕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394.
[7]登特里维斯.作为公共协商的民主：新的视角[m].王英伟，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2.
常见的财政政策篇4
中期财政规划管理意见的出台，主要是针对部分现行财政支出政策“碎片化”、不可持续等问题，从政策内容和运行机制上查找原因，提出解决问题的改革措施
日前，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实行中期财政规划管理的意见》（下称《意见》），部署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制度、改进预算管理和控制，全面推进中期财政规划管理。
我国现行的政府预算是年度预算，预算内容规定了一年的政府收支计划。但这种预算制度在编制与执行中缺乏前瞻性，支出政策主要基于当前问题的考虑，财政支出呈现“碎片化”和不可持续性，最典型的问题就是“突击花钱”。中期财政规划管理意见的出台，主要是针对以上问题，从政策内容和运行机制上查找原因，提出解决问题的改革措施。
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所财政研究室主任杨志勇认为，财政的本质是中长期的制度安排，财政支出也要有更长远的眼光，要精打细算。没有中期规划，就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财政支出控制问题。
“建立中期财政规划最主要就是控制财政支出。”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国际金融系主任张碧琼表示，目前，我国实行的年度财政预决算制度，是以上一年度的财政收入支出情况编制下年的预决算，这样很可能出现实际收入和支出与预决算存在出入的状况，像近年经济进入新常态后，财政收入增幅放缓了，但财政支出却呈刚性增长，这样就很容易造成财政赤字。中期财政规划时间为期三年，有利于对财政预决算进行动态调整，更灵活掌握财政收支状况，控制财政支出，为财政体制改革提供前瞻性的预判和指导。
中期财政规划是指财政部门会同政府各部门在分析预测未来3年-5年重大财政收支情况，对规划期内一些重大改革、重要政策和重大项目研究政策目标、运行机制和评价办法的基础上，编制形成的跨年度财政收支方案。实行中长期财政规划管理是工业化国家预算制度的一个共同特征。
中期财政规划涵盖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和社会保险基金预算。主要包括四部分内容：预测现行政策下财政收支、分析现行财政收支政策问题、制定财政收支政策改革方案、测算改革后财政收支情况。
《意见》指出，实行中期财政规划管理，由财政部门会同各部门研究编制三年滚动财政规划，对未来三年重大财政收支情况进行分析预测;对规划期内一些重大改革、重要政策和重大项目，研究其政策目标、运行机制和评价办法，通过逐年更新滚动管理来强化财政规划对年度预算的约束性。
实施滚动调整是《意见》编制的一个基本原则。中期财政规划按照三年滚动方式编制，第一年规划约束对应年度预算，后两年规划指引对应年度预算。年度预算执行结束后，对后两年规划及时进行调整，再添加一个年度规划，形成新一轮中期财政规划。
对此，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刘尚希表示，编制三年滚动财政规划也有助于约束政府的短期决策行为。一些政府部门地方行为短期化比较严重，预算的前瞻性不足。引入中期财政规划，通过财政手段编制三年期财政规划，能促进政府决策部署更着眼长远，有利于更好约束政府花钱。
张碧琼分析认为，三年滚动财政规划一环扣一环，这就对一些随意决策行为形成了约束，推进政府预算的公开透明。一方面保证政策实施的连续性，避免一任官员一任工程的现象;另一方面也能保证一些重大项目实施的连续性。
尽管三年滚动预算编制好处不少，但实际编制工作挑战重重。比如预测现行政策下的财政收支就需要模型与专业技术，而且需要各预算单位与财政部门完善的协调机制等。
中央财经大学财经研究院院长王雍君认为，严格意义上的中期财政规划需要严苛的条件，这些条件在中国现实背景下多不具备。这些条件包括改革“两上两下”的预算程序和预算分类系统，经济和财政预测的健全性等。
王雍君说，目前年度预算存在诸种问题，例如过度开支，因为未来年度的大额支付大都会被隐藏起来。此外，由于只是对规划进行孤立的审查，并不是将其未来成本与相关的预期收入进行对比，所以不应在年度预算基础上制定政策。因为通过年度预算去制定政策，将导致把注意力放在短期性问题上，这会形成糟糕的政策，这样会使政策辩论永远受制于紧迫的财务约束。而一个运作得当的中期财政规划，能够把有限的财政资金引向最有价值的地方，从而能够成为支持政府施政的利器。
常见的财政政策篇5
一、20*年办公室主要工作
(一)紧扣财政工作中心，发挥参谋助手作用
办公室是局机关的综合管理部门。紧紧围绕财政工作这一个中心，充分发挥办公室的决策、参谋、助手作用。一是立足全局统筹谋划，本着在参与决策上不越权，在提意见和建议上不自作主张，在管理事务上不缺位;二是围绕领导关心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在政务、事务、督促、管理、协调等方面，积极为领导决策提供可操作性的依据和有针对性的建设性意见和建议;三是紧贴领导工作思路，把握财政方针、政策，为局领导写好讲话、调研报告及发言等材料，确保局领导有更多的时间抓全局、抓全盘、抓重要性工作。
(二)抓好二个环节，促进工作运转协调
为促进财政各项工作运转协调，着力抓好督查督办、政令畅通这二个环节。一是在督办、催办上下功夫，围绕财政中心工作，对上级交办和局领导安排的工作，正确理解上级精神，深刻领会领导工作意图，把握工作动态，增强工作预见性，想领导之所想，急领导之所急，按照工作办事原则，积极主动与各股室沟通、协调、联系，加强督查、催办，做到事事有回音、件件有落实，促进财政各项工作得到贯彻落实。二是确保政令畅通，以“上情下达、下情上传”为枢纽，以承上启下、内外联系为纽带，以信息传递、沟通交流为桥梁，及时批阅传递文件材料，及时组织学习上级财政的方针政策、会议精神和县委、县政府的重要决策部署，及时向领导反馈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及时将领导的工作意见传达到各股室，并加强跟踪反馈，督促落实。
(三)树立三大意识，服务好工作大局
要做好办公室工作，必须加强自身建设，牢固树立大局意识、服务意识、责任意识这三大意识，一是树立大局意识，就是识大局、顾大局，增强大局观念，同下一盘棋，共谋财政篇，努力做到大事不糊涂，原则问题不含糊，具体问题不马虎。二是牢记服务宗旨，增强服务意识，准确把握“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的原则，以服务财政工作、领导、股室、职工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搞好政务、事务、后勤服务。三是增强责任意识，工作上增强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对上级的决策措施和局领导的安排，雷厉风行抓落实，落到实处见成效，决不推诿扯皮、办事拖拖拉拉。
(四)突出四大重点,构建工作平台
进一步完善办公室工作思路，突出全局“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工作考核、党风廉政”这四大重点。一是加强作风建设，以着力抓好学习教育、严格考核、规范管理、开拓创新、狠抓落实、调查研究、贯彻“四项”制度等为重要抓手，切实转变工作作风，突出体现在求真务实、科学理财、勤奋努力、工作见成效上;二是加强制度建设，制定了行政问责制、首问责任制、限时办结制和服务承诺制四项制度，建立财政政务公开信息网制度，进一步完善了各项工作考核制度和内部管理制度;三是加强工作考核，重点加强各股室工作目标、行政效能、党风廉政、综合治理、消防安全、招商引资考核，建立激励奖惩、公开公平竞争机制，促进财政收支任务圆满完成;四是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教育，着力实施教育、制度、惩防、监督工作整体推进，坚持标本兼治，警钟常鸣，常怀律已之心，常思贪欲之害，堂堂正正为人，清清白白做事，提高财政干部廉洁从政、依法行政的能力。
总结一年以来办公室工作，虽然取得了明显成绩，但仍存在不容忽视的问题。一是工作纪律抓得不严，督促不够，出现“中间”松散现象;二是工作期间出现利用微机玩游戏现象;三是自身建设不足，有待进一步加强。对待以上问题，我们要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在今后工作中认真加以解决。
二、2009年办公室主要工作要点
20*年我局办公室工作，围绕财政工作大局，强化服务管理，搞好协调沟通，开拓创新，扎实工作，促进财政工作开创新局面，着力抓好以下工作：
1、认真开展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科学发展观活动，用科学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工作。
2、切实抓好财政改革和业务知识培训，进一步提高培训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提高科学理财、依法理财水平。
3、加强“四项”制度的贯彻落实，转变工作作风，适应财政新形势发展需要。
4、加大财政宣传力度，提高文章信息报送采用率，并加大考核奖惩力度。
常见的财政政策篇6
一、平成时期日本财政危机的发展态势
（一）1989-2005年日本财政赤字问题日渐严重
分析日本政府的财政状况不难发现①，由于长期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2]使得日本财政赤字激增，财政状况不断恶化，成为发达国家中累计债务负担最重的国家之一，远远高于美、英、德、法、意等国的水平。2000年日本政府债务余额占GDp的比例为122.9%，超过了意大利的110.8%，成为发达国家中财政危机最为严重的国家（见表1），这个问题直到2006年以后才有所好转（见表2）。
日本降低利率挤占了货币政策的调控空间，加之不良债权问题严重，结果导致日本不得不依赖于扩张性财政政策。但是，由于日本政府过度举债，公共支出膨胀过快，终于使得扩张性财政政策演变成赤字财政政策。日益严峻的财政赤字问题挤压了日本政府进一步利用积极财政政策刺激经济增长的回旋余地，财政风险高度聚集。
（二）2006年严峻的赤字财政形势有所改善
2001年小泉内阁出台的紧缩性财政政策陆续得以实施，特别是提出“由官到民”的口号，压缩了政府支出。2004年日本政府支出规模在发达国家中比较小，占GDp比例约为37.0%，仅略高于美国的36.0%，相比欧盟国家平均水平49.0%和oeCD各国平均水平的41.0%来说，日本政府支出规模可谓比较低（见图1），故而认为日本成功实现了由“大政府”向“小政府”的转变。
自2006年开始，日本严峻的赤字财政形势终于有所改善，主要表现在：2005年基础财政收支赤字占GDp的-6.7%，2006年财政赤字下降（占GDp的-1.4%），2007年财政赤字虽略有增加（占GDp的-2.4%），但仍远低于2005年的水平（见图2），国债依存度由2005年的36.6%下降到了2006年的33.7%，2007年进一步下降到了31.0%（见表3）。2006年日本政府财政支出规模之所以并未超过2002年的水平，是因为日本中央和地方政府设定了2010年初将实现基础财政收支黑字的目标，随着岁出改革的初见成效和经济景气的稍见恢复，日本税收收入有所增加。尽管财政状况依然严峻，但是财政收支大体上得到了相对改善。分析日本财政收支改善的结构性原因在于削减了公共投资和增加了税收。在岁出方面，2006年岁出占GDp的比例为36.0%，2007年为35.8%，比2002年的38.8%有明显下降。[3]其中，降得最多的是公共投资。主要是公务员的开支等最终消费支出，包括警察、外交、防卫、教育及保健卫生等方面。在岁入方面，笔者根据相关数据整理计算发现，随着研发减税措施的实施，邮政储蓄到期所致的所得税的增加，2006年的税收收入占GDp的8.8%，2007年租税收入占GDp的9.07%，比2002的8.6%、2003年的8.3%和2004年的8.6%均有增加。[4]
（三）2007年以后全球金融危机加剧财政危机
自2002年2月以来，日本经济景气持续了6年之久，可谓保持了二战后最长的历史记录。日本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自2008年以后，政府相继出台了“实现安心的紧急综合对策”、“生活对策”、“防卫生活的紧急对策”、“经济危机对策”，日本金融危机后的一年内史无前例地投入了132.2万亿日元规模的经济对策。虽然付出了如此代价，但是财政负担仅为26.2万亿日元，占日本政府总支出规模的19.82%。而1992-2000年，日本政府为改善泡沫经济后低迷的经济现状，多次提出经济对策，财政负担占政府支出总额的34.8%。②与此相比，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给政府造成的负担还是比较低的。[5]
2009年12月，日本内阁会议确定2010年度财政预算金额为92.3万亿日元，创日本财政预算支出的历史最高记录。但是，2009年日本岁入中的新增发国债为44.3万亿日元，税收仅为37.4万亿日元，这样岁入不足岁出的部分只能由税外收入——“霞关埋藏金”③中支取以进行补充。这是日本自战后1946年以来第一次出现国债增发金额超过税收的异常事态。[6]财政状况如此严峻，税收不断下降，而且通过预算甄别挤出的资金又很有限，霞关埋藏金已经接近全额用尽，日本2009年中央与地方政府长期债务余额超过900万亿日元，占GDp比例达218.6%，财政收支占名义GDp的-10.5%（见图3）。可见，全球金融危机使得稍事好转的日本财政危机形势再度变得严峻起来。
二、日本深陷财政危机的六大根源
尽管日本从未停止过财政改革的脚步，但是日本中央和地方政府的累计负债、特殊法人的不良债务④、社会保障账目中的积累不足等问题集中在一起，[7]政府债务仍在孕育着深刻的危机。导致日本财政危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的学者认为因经济结构性、政治性、社会性、企业及民众心理等原因，使日本20世纪90年代实行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不仅未能发挥应有的政策效果，反而带来了财政危机。[8]本文认为导致日本深陷财政危机的根源在于经济景气因素、人口的老龄化、制度的扭曲、欧美的反衬作用、公共投资乘数的下降以及维持庞大的公共支出规模等6个方面。
（一）经济景气因素
1989年到2008年日本名义GDp增长率平均为1.29%⑤，经济景气长期低迷，税收收入绝对额的严重下降是造成政府收支失衡的主要原因之一。进一步分析税收收入的变化主要在于直接税和资本税的减少，2003年相比1991年这两项指标的增幅分别为-5.8%和-0.3%（见表4），税收短缺成为悬在日本政府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因此日本经济“失去的10年”，也可谓是日本税收“失去的10年”。
造成政府收支失衡的另一个主要原因在于政府支出的增加。20世纪90年代，日本政府共实施了10次刺激经济景气的对策，投入了122万亿日元的政府支出。为了支撑如此大规模的经济景气对策，日本政府只能大量发行国债，2009年日本政府债务余额占GDp的比例为218.6%，而同期美国政府债务余额只占当年GDp的84.8%，（见表5）。
（二）少子老龄化因素
近20年来，日本以在发达国家中最快的速度进入老龄化社会，在财政上用于社会保障的开支急剧增加。自20世纪80年代前后，日本人口老龄化进入了加速增长阶段。1960年，日本65岁以上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为5.7%，1995年这一比重则上升到了14.6%。经验表明，老龄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每增加一个百分点，社会保险支出就会增加一个百分点，日本将人口老龄化导致的财政支出归纳为“赡养负担的增加”。日本政府支出增加的项目有利息支付、对企业的补助金、社会供给、公共服务、中央和地方政府转移支付、社会保障基金经常转移、公共投资、增加的库存、购买的土地等等。实际上，造成日本财政危机的根本原因并不在于公共投资的增加，而在于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基金转移支付的激增（见图4）。2003年相比1991年，日本公共投资增幅为-0.79%，而同期用于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险基金经常转移支付的收支占GDp比例的增幅分别为0.97%和1.59%（见表6）。日本正在面临人口年龄结构少子老龄化日益严重的问题。据预测，2050年，日本65岁以上人口将达到39.6%，14岁以下人口比例将降至8.6%（见表7）。纳税人的减少和领取年金生活的人口不断增加，将对日本财政产生严重的影响。
（三）制度扭曲因素
日本独立行政法人经济产业研究所（Rieti）教授青木昌彦和鹤光太郎在《日本的财政改革——怎样改变“国家形态”》一书的前言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既得权益和管辖行政省厅之间僵硬的合伙关系，对未来一代将会增加的负担欠缺考虑的惰性政策形成机制，优先保护当前供给者利益并利用其能力而忽视消费者的规制结构，官僚激励机制被纵向分割结构所埋没。日本财政上不断暴露的困难反映了所谓“国家形态”的国家制度形式上产生了扭曲。关于日本财政赤字与日本政治体制、官僚体制的关系，日本独立行政法人经济产业研究所教授飯尾潤的研究认为民主制是削弱“官僚内阁制”中财政自律性的双刃剑，他强调日本应该确立超越党派的稳健的财政重建的政治意志以及追求国家利益的官僚制的自律性。[9]日本东京大学教授冈崎哲二对利益集团要求的强大的预算膨胀压力进行了验证，结果发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由元老带来的财政自律性下降，其压力逐步失控。[10]
我国学者傅钧文则认为造成日本财政危机的制度因素包括预算增量主义、压力团体、族议员、纵向行政及政府内部调整、审议会、地方政府依赖性等。[11]追求特定集团特定利益的团体，一般是行业团体采取各种手段（游说、政治捐款、提供各种招待）向决策者施加影响的压力团体。预算增量主义是指政府编制预算受到来自代表各方利益的压力团体的干扰，结果使预算追求的并不是经济上最合理的选择，而是如何调整各方利益，这样制定出的预算往往不是减少财政支出，预算只增不减。族议员是指一些长期在自民党调查会中各种专业委员会任要职的资深议员，他们与政府部门经常沟通，对日本决策的影响力有时甚至超过官僚。族议员与官僚、财界人士一致影响政策制定，这种出于实现压力团体利益的政策可能会损害整个国民利益。[12]
（四）欧美反衬因素
根据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欧盟各国政府将紧缩性财政作为一个重要的政策目标。欧盟各国认为高失业率不是有效需求不足造成的，而是由于过分优越的社会福利制度已经僵化的劳动力市场所导致的，[13]因此欧盟各国已达成了解决失业不单纯依靠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共识。美国为削减财政赤字于1990年专门制定了《财政调整法》等一系列法律，1997年共和党在制定的《财政均衡法》中强调，到2002年美国必须要摆脱赤字财政。欧美对于赤字财政的抵触使其财政赤字并不严重，进而反衬了日本财政危机的严峻性。
（五）投资乘数下降
造成日本公共投资乘数下降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产业结构变化因素
日本产业结构不断趋于柔性化和服务化，产业关联度减弱，产业中间产品投入比率不断下降，由此使公共投资引起的最终需求减弱，进而使公共投资乘数效应被削弱。
2.蒙代尔—弗莱明效应
受经济全球化的开放经济影响，日本企业生产产品的金融市场与国际市场联系日益紧密，日本政府公共支出的增加导致国债发行增加，进而引起日本债券价格下跌和长期利率上升，刺激国际资本的流入，结果导致日元升值，刺激国外商品对日进口，抑制日本商品对国外的出口，不利于经济增长，即产生了蒙代尔—弗莱明效应（mundel-Flemingeffect），抵消了公共支出乘数。
3.国债中立定理的作用
巴罗提出国债中立定理认为人们对于未来具有理性预期能力，即若政府通过发行国债、减税等方式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人们产生政府未来可能会增加税收的预期。出于维持未来生活水平的考虑，人们就会增加储蓄，减少当前消费，最终使公共投资乘数因边际消费倾向的减少而受到限制。日本扩张财政演变为赤字财政就使其国民边际消费倾向下降，限制了公共投资乘数。
4.未形成经济景气预期
我国学者孙建夫和马卫红探讨导致日本“投资乘数”失灵的原因时曾指出：日本公共投资对民间投资产生了“挤出效应”，尽管日本的公定利率连续保持在接近于零的水平上，尽管日本政府一再增加公共投资，但民间设备投资却一直在低位徘徊。因而，他们认为日本未能走出长期萧条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于日本始终未能形成经济景气预期，居民边际消费倾向一直走低，长期萧条使得居民对未来消费预期的不稳定性增强，民间消费低迷与政府债务过重形成了恶性循环。[14]
5.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配合失调
我国学者张玉棉的研究认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长期低迷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不同步、不协调，影响了其效用的发挥，使效果大大下降。她指出日本银行是从1989年开始降低利率的，而日本政府采取不动产融资总量限制和征收低价税等政策则是为了阻止过热经济继续膨胀进而促使资产价格下降，这样就造成了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相悖，并且扩大公共支出等景气刺激对策则是从1992年8月才开始实施的，两者虽有重合期但是步调不一致，财政政策滞后了4年，成为日本经济泡沫崩溃的一个重要原因。[15]
（六）维持庞大的支出规模
尽管日本公共支出引发的乘数效应逐渐下降，但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却维持着庞大的公共支出规模。究其原因，主要有3个方面：
1.公共投资型产业结构因素
日本以补充预算形式推出了扩张性财政政策，高额的补充预算推出以后，往往会抑制次年预算。即至次年，日本政府担心减少了预算后会影响经济增速，只能再以补充预算形式继续追加公共投资，这样导致了日本的产业结构过分依赖于公共投资，形成了依附于追加公共投资的公共投资型的产业结构。
2.财政制度改革滞后因素
日本在推进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财政制度改革中落后于美国。美国联邦政府无权对各州政府提出财政方面的要求，但地方政府并不因此而随意浪费公共支出，这是因为有市场竞争机制的约束作用。日本财政体制不同于美国，日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在财政划分上，中央政府掌握的是全部税收的2/3，在事权划分上，地方政府处理的事务占2/3。虽然中央政府掌握大部分税收，但是地方政府总是设法寻找理由增加预算，而对高效使用公共支出的努力明显不足。
3.顾全既得利益集团因素
日本的各项公共工程计划由中央省厅局制定，这使得各项公共工程计划的预算规模与各部门的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形成了各类公共工程计划的预算规模刚性。并且，庞大的公共工程预算使工程业主、地方官员和国会议员结成既得利益集团，如在国会议员中就形成了“道路族”、“邮政族”。这些既得利益集团控制下形成的公共支出规模刚性使得公共支出规模难以缩小。
三、日本财政危机的未来走势预测
对于日本非常严重的财政危机状况，我国学者认为如果日本资本市场资金紧张或国债信誉下降，国债利率上升至5%～6%，日本财政就会立即爆发债务危机。[16]综上，本文也认为日本财政确实处在一触即发的危机之中，特别是六大根源难以消解，加重了缓解财政危机的难度。日本瑞穗总研预测，[17]2012年名义GDp增长率约为1.5%，假设一般岁出允许社会保障费自然增长（其他的一般岁出停滞），则由于社会保障费和国债的增加，岁出将持续增加，到2025年一般会计总额（岁出或岁入金额）将达到127.3万亿日元。新增国债发行额可能会从2010年的44.3万亿日元增加到2025年的70.6万亿日元。国债依存度可能会由2010年的48.0%增加到2025年的55.5%，国债余额很有可能超过1500万亿日元（见表8）。
若依照日本瑞穗总研的预测，日本若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即使考虑利率上升和储蓄率下降这两种外在原因的变化，也可能无法阻止国债余额的增长。需要指出的是日本瑞穗总研所做的预测是在东海岸地震发生之前，并未将2011年3月11日地震灾害及因地震引发的核污染灾害考虑进来。最近，穆迪投资公司表示，大地震所带来的冲击并未立即对日本造成财政危机，该国深厚而流动性高的政府债务市场，将可能会继续以极低的成本支持政府赤字，但是地震可能使财政危机的临界点稍微提前。[18]总而言之，长期的积重难返加之天灾，日本的赤字财政危机状况实在堪忧！
注释：
①本文日本政府债务问题仅指一般政府，一般政府包括中央政府、地方政府还有社会保险基金。
②1992-2000年日本制定了10次经济对策，政府财政支出规模合计约121.7万亿日元，其中财政负担约为42.4万亿日元。
③“霞关埋藏金”是指特别会计中的数额巨大的各种公积金和剩余资金，也称“特别会计埋藏金”。
④“特殊法人”是以完成政府公共事业为目的、根据特殊法律成立的企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殊法人这种公营企业为日本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政策性融资贡献了巨大力量，但后来却变为低效和腐败的温床。“特殊法人”的负责人大部分是日本政府的退休官员，他们与政府部门的瓜葛甚多，利害关系盘根错节。
常见的财政政策篇7
一、财政体制调整的基本目的
适应我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深化财税改革，建立属地化税收征管体系。进一步理顺区与街道办事处的财政分配关系，充分调动街道办事处发展区域经济、增收节支的积极性，逐步提高街道办事处财政保障能力，加强城市管理和社会服务工作，促进全区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二、财政体制调整的基本原则
（一）税收属地管理原则。以行政区划为准，税收按照属地征收管理和划分归属，逐步建立健全属地化税收征管机制。
（二）财权和事权相统一的原则。统筹考虑街道办事处经济发展、城市管理、社会服务等方面的需要，合理确定其支出范围和标准，建立较为稳定的经费保障机制，确保街办职能的正常履行。
（三）鼓励发展原则。按照税收增量实行分档分成，鼓励街道办事处逐步发展壮大区域经济和税收总量，提高企业对地方财政的贡献水平。
（四）公平合理、简明规范原则。在尊重历史和现实、统筹发展和平衡的基础上，体制设计和实施办法力求科学公正、统一规范、简单明晰、便于操作。
三、财政体制调整的基本内容
（一）体制模式
对街道办事处实行“税收属地征管，增量分档分成”的财政管理体制。
（二）税收征管范围和收入基数
按照税收属地征管的原则，以行政区划为准，凡街道办事处行政区划以内的工商税收收入，均属街道办事处的征管范围。东环科技城区域内的税收征管，统一由东风街道办事处负责。
以街道办事处上年实现的区级税收收入（不含城市教育费附加）作为收入基数。按照本体制规定，街道办事处2011年收入调整计划见附件。
街道办事处辖区内实现的地方税收为区本级财政收入。
（三）财政供养范围和支出基数
主要包括财政供养范围以内的人员经费，日常办公经费，经济发展、社会服务、城市管理以及其他必须安排的支出。
街道办事处按照如下标准核定支出基数：
1、人员经费
（1）工资费用，包括工资、规范津贴补贴、养老保险金、住房公积金等项目在内，在职全额行政事业人员按照年人均5.5万元标准核定。原洪家楼镇分配到街道办事处的非在编人员按照年人均2.4万元标准进行差额补助。
（2）离退休费用，包括住房补贴、生活补贴、规范津贴补贴、护理费、活动经费在内，离休人员按照年人均3万元标准核定，退休人员按照年人均2万元标准核定。
2、日常办公经费
按实有在职行政事业人员年人均0.5万元标准核定。
3、社会服务费用
计划生育经费按照现行政策规定的标准核定。社区工作经费按照济发〔2007〕28号文件规定执行，社区居委会成员生活补贴，依据有关政策由市、区两级按照5：5比例承担，街办财政体制不再核定居委会办公经费和居委会工作人员补助经费。
4、经济发展、城市管理和其他社会服务费用
每街办按照120万元标准核定。
（四）税收增量分档分成
完成区政府下达的财政收入计划，计划内增量部分，山大路、东风街道办事处按照10%分成，洪家楼、全福街道办事处按照15%分成。超计划增量部分，四个街道办事处均按照60%分成。增量分成收入主要用于招商引资、财源建设等经济发展相关支出。税收增量分成收入不计入街道办事处财政支出基数。
未完成区政府下达的财政收入计划，但超过上年收入基数的，只保支出基数，不实行增量分档分成。
未完成上年收入基数的，按照减收比例相应扣减支出基数。
因重大政策调整、重点工程建设或其他特殊因素造成街道办事处财政收入发生较大波动，由区财政按照一事一议原则，对其收入进行适当调整。
四、配套措施
（一）各街道办事处要进一步加强对财税工作的组织领导，强化财税工作职能，大力组织财政收入，确保完成区政府下达的财政收入计划。按照有关政策规定，严格支出管理，不断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
（二）各街道办事处的支出基数由区财政局根据本体制规定测算确定后另行下达。
（三）本意见执行期间，各街道办事处的增人增资、政策性增支和事权范围内的其他支出，全部由街道办事处自行负担。
（四）各级征收部门必须严格按照规定的征收范围组织收入，不得在街镇之间调剂税收收入，否则将扣减街道办事处相应财力及组织收入部门的征收经费。
（五）因街道办事处管理不到位，致使辖区内税收转移或流失，由区财政部门按照税收转移或流失额所占该区域区本级税收额的比例，相应扣减街道办事处当年的财力。
（六）各街道办事处每月的调度款由财政部门根据其财政收入进度情况安排拨付。
常见的财政政策篇8
2005年我国局部地区发生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后，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扶持家禽业发展的若干意见》（〔2005〕56号，以下简称《若干意见》），出台了扶持家禽业发展的一系列政策，对加强疫情防控工作，维护家禽业稳定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目前，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已得到有效控制，但疫情带来的影响尚未完全消除，禽类产品市场持续低迷，家禽养殖、加工企业和养殖户生产经营困难。为促进家禽业进一步恢复发展，经国务院同意，适当延长《若干意见》中的有关政策实施期限。现通知如下：
一、关于免征所得税，增值税即征即退，适当减免部分地方税的政策。将“对属于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的家禽加工企业和冷藏冷冻企业加工销售禽肉产品，实行增值税即征即退，并免征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的政策延长到**年12月31日。对家禽养殖（包括种禽养殖）、加工和冷藏冷冻企业进行家禽养殖（包括种禽养殖）、加工和冷藏冷冻禽肉的所得，免征**年度企业所得税。减收的增值税、所得税按现行财政体制负担。经省级人民政府批准，可以在全省（自治区、直辖市）范围内或部分地区对家禽养殖（包括种禽养殖）、加工、冷藏冷冻企业及个人生产经营用的土地、房产和车船，适当减免**年度城镇土地使用税、房产税和车船使用税。
二、关于减免部分政府性基金和行政性收费政策。对家禽养殖、加工企业和养殖农户减免部分政府性基金和行政事业性收费的政策，继续执行到**年12月31日。各级财政部门要保证检验检疫机构正常运转的经费。
常见的财政政策篇9
关键词：次贷危机；财政货币政策；退市；通胀压力；缓解
中图分类号：F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1)04-0187-01
1、通胀压力产生背景
1.1全球积极的财政政策与宽松的货币政策
2008年9月15日，以美国第四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倒闭为促发点的全球各国政府积极救市活动拉开了序幕，中国、美国、欧盟、日本以及其他国家和地区相继推出了经济拯救与刺激计划，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双管齐下。首先，在次贷危机的发源地美国政府动用了大量的财政资金用于稳定实体经济和金融市场。2009年2月美国国会批准了7872亿美元的财政刺激计划。其次，从欧洲各国来看，在2008年，德国政府拿出了5000亿欧元用于救市；法国政府拿出了3600亿欧元用于金融救助英国政府向各大商业银行提供高达500亿英镑的资金以增强市场的流动性；西班牙政府通过总额最高1000亿欧元的金融援助计划为金融机构提供信贷担保；荷兰、葡萄牙、奥地利与意大利等国政府也分别宣布巨额的政府财政支出计划。以上这些措施也都使得各国政府的财政赤字逼近甚至超过其历史最高点在货币政策方面，欧美等普遍实施了“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
1.2我国积极的财政政策与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我国为了防止经济过度快速下滑，从2008年第四季度起改变了稳健财政政策的基调，实施了规模庞大、内容丰富的积极财政政策，包括扩大政府公共投资、实行结构性减税、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支持技术创新和节能减排等。积极财政政策中最受人瞩目的就是总额4万亿元人民币的投资刺激计划。此外，还有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家电下乡以及其他相应的配套措施同样，在货币政策方面，2008年底开始大幅改变货币政策的基调，变原来从紧的货币政策为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通过连读多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与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加大往实体经济和金融市场注入流动性的力度等措施来刺激经济增长。
2、现状及相关对策
近期，国家统计局公布了11月居民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5.1％，创28个月新高。Cpi上涨较快，特别是食品价格，2010年前期大蒜，绿豆张角，后期蔬菜，农产品价格也明显上升。政府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既包括货币政策，也包括对囤积居奇，商业炒作的处罚规定，有效处理物价上涨。11月物价数据也表明了一些新的趋势。我们看到，食品价格同比增幅从10月份的10.1％升到11.7％，这仍在人们的预料之中，同时，非食品价格同比增幅从10月份的1.6％升至1.9％。刚刚落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把稳定物价列为政策重点，在之后召开的全国发展和改革会议上，国家发改委主任张平表示：2011年的通胀目标约为4％，比2010年提高一个百分点。在进入本轮通胀之后，市场普遍把此次通货膨胀定义为暂时性，结构性通胀，其中受天气，投机炒作等因素影响的农产品价格上涨，被认为是本轮通胀的主要因素。作为通货膨胀现象中尤为突出的房价问题。近期数据显示，中等城市同比价格上涨的有68个，下降的只有2个的城市，其中，涨幅超过10％的城市达到10个。针对农产品价格持续上涨，国务院推出稳定物价的“国16条”，重点对农产品价格进行调控，全国一些城市的粮油价格开始回落。针对房地产价格高涨，国务院也相继出台了“国8条”，“国10条”对房价进行控制，通过“打压房价，增加经济适用房”双管齐下的政策来对房价进行宏观调控。
3、总 结
市场是看不见的手，在市场运行正常，有序的市场机制运转时，这只看不见的手起着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当市场处于混乱，无法正常运行时，人为地参与调控一方面可以克制因市场机制破坏而带来的经济问题，然而，另一方面也会导致不利于市场今后的正常运作。
政府扩大财政支出，用于公共基础建设，鼓励家电下乡，支持农村创业投机，提供大量信贷等。货币方面，降低贷款利率，鼓励实业投资。通过这一政策，大大刺激了国内消费需求，拉动经济增长，缓解经济问题。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经济冲击，也是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率先复苏，同时给世界经济复苏带来希望，使中国的国际地位急剧上升。然而，国家宏观调控是一把双刃剑，它具有两面性。
积极的财政策与宽松的货币政策退出过早与过迟都是国内发生通货膨胀风险的关键因素。积极地财政政策加大财政之出，导致政府赤字，宽松的货币政策成为膨胀的潜在因素。根据目前的经济形势，我国经济已处于回升的态势，世界经济也不同程度的有所回升，积极地财政政策应该在2011年退出，宽松的货币政策应该转变为“稳健”的货币政策。加快货币回笼，抑制经济过热，是目前缓解通胀压力的有效措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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