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篇1
〔关键词〕山西省，城镇化，城镇化质量，熵值法
〔中图分类号〕F29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175（2011）06-0078-04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顺应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五化并举”的形势，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按照统筹城乡、布局合理、节约土地、功能完善、以大带小的原则，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不断提升城镇化的质量和水平”。城镇化问题既是事关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也是影响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在城镇化进程快速推进时期，既要关注城镇人口比例的增加，更要加强对城镇化质量的研究，克服冒进式城镇化〔1〕带来的负效应，凸显科学发展的主题，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2010年山西省城镇化率为47%，滞后于全国49.7%的平均水平，在这种情况下要实现“十二五”时期紧扣提速、提质主题推进城镇化，形成“一核一圈三群”空间布局的目标，必然要求走符合山西省情的新型城镇化道路。因此，客观、科学、综合评价山西各城市的城镇化水平，成为我们制定政策的前提。针对目前偏重于关注人口城镇化的数量、速度的现状，本文构建衡量城镇化质量的评价体系，综合测度各城市城镇化带来的经济、社会、生态等方面的复合效应，并针对各城市在城镇化进程中表现出的质量差异提出相应对策，为山西省“十二五”时期转变城镇化发展理念，实现城镇化数量与质量的协调发展提供政策依据。
一、山西省市域城镇化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本文从经济绩效指标、社会发展指标、居民生活指标、生态环境指标、基础设施指标、空间集约指标、统筹城乡指标七个方面构建城镇化质量评价体系，综合评价城镇化进程带来的经济发展、社会事业、居民生活、生态文明、基础设施、空间结构、城乡统筹等方面的复合效应。
（一）指标构成。为便于对不同规模城市的城镇化质量进行比较，评价体系弱化总量指标，多采用人均指标。考虑指标选择的系统性及可获得性，笔者选取了28个具体指标，这28个指标数据均来自2010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和2010年山西统计年鉴，而且笔者对其中的部分数据进行了整理，评价指标体系见表1。
（二）权重设置。在确定了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后，确定指标权重至关重要，需要在主观赋权法和客观赋权法二者中选择。客观赋权法所依据的赋权原始信息来源于客观环境，它根据各指标的联系程度或各指标所提供的信息量来决定指标的权重。客观赋权法有熵值法、主成分分析法、因子分析法、复相关系数法等，本文采用熵值法。在信息论中，熵是系统无序程度的度量，某项指标的指标值变异程度越大，信息熵越小，该指标提供的信息量越大，该指标的权重也越大；反之，某项指标的指标值变异程度越小，信息熵越大，该指标提供的信息量越小，该指标的权重也越小。用熵值法进行综合评价的步骤是〔2〕：
（1）建立原始指标数据矩阵：有m个城市，n项评价指标，形成原始指标数据矩阵，xij为第i个城市第j个指标的指标值。
（2）数据标准化处理：正向指标采用极大值标准化x'=x/x；逆向指标采用极小值标准化x'=xmin/x。
（3）计算第j项指标的熵值：ej=-k，其中，k=1/lnm，pij=。
（4）评价指标j的权重值为：wj=（1-ej）/，
则第i个城市城镇化质量评价值为：Uii：Uii=。
二、山西省市域城镇化质量实证分析
本文以山西省内的太原、大同、阳泉、长治、晋城、朔州、晋中、运城、忻州、临汾、吕梁11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运用建立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定量测度各城市的城镇化质量，以期找出各城市在推进新型城镇化道路上的不足与差距，进而提升全省的城镇化质量。
（一）总体得分。计算结果显示，山西省各地级市的城镇化质量存在一定差距，最高的是省会城市太原，得分0.699，其次分别为晋中0.641、阳泉0.551、晋城0.510、长治0.470、临汾0.468、朔州0.431、运城0.399、吕梁0.382、大同0.375、忻州0.227，最高分值与最低分值相差三倍多。从总体得分可以看出，太原市作为全省的特大城市、经济发展的引擎，其综合得分最高，晋中市凭借优越的区位条件、良好的经济社会发展基础，得分与太原相近，两市在同城化进程中城镇化发展质量具备融合提高的现实可能。阳泉市作为能源矿业城市，在接受太原都市圈的辐射中自身不断发展壮大，经济社会各方面发展居于上游，其城镇化质量得分位居全省第3位。太原都市圈中的忻州和吕梁得分最低，两市分别居于全省第9位和第11位。晋东南城镇群中的晋城、长治得分较高，两市质量得分居于第4位、第5位。晋北城镇群和晋南城镇群得分相似，晋北的核心城市朔州和大同位居第7位、第10位；晋南的核心城市临汾、运城位居第6位、第8位。
（二）分项评价。从分项得分来看，太原市在居民生活指标、基础设施指标、空间集约指标三个方面具有明显得分优势，分别是这三项指标最低的忻州的3.2倍、3.6倍、9.6倍。这体现了太原市作为省内中心城市，在城镇化的经济基础、社会事业、居民生活、基础设施承载能力以及空间利用效率等方面的成绩，并且在经济密度、集聚人口、用地质量方面优于其他城市。同时，也表明忻州在上述指标上与太原存在较大差距，制约了太原都市圈的一体化进程和全省城镇化质量的同步提高。晋中市在社会发展指标上得分最高，甚至高于省会太原，表明该市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文化、卫生、通讯等社会事业同步推进。朔州市在经济绩效指标上的得分最高，体现了该市在经济发展转型中兼顾了发展速度，取得了较好成绩。长治和晋城的生态环境指标得分最高，表明两市立足当地自然生态实际，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耦合程度较高。此外，晋城市统筹城乡指标的得分最高，说明该市在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过程中能够工业带动农业，实现城市与农村的协调发展。各城市分项得分如表2所示。
（三）各市在城镇化质量方面的不足。从各市的不足来看，太原市在生态环境指标、统筹城乡指标上还需提升，这就要求太原在城镇化进程中要科学处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关系，立足自然生态的承载能力稳步推进，并且在发展现代农业、提高农民收入上下工夫，让城市更多地辐射带动农村来实现城乡协调发展。晋城市要在社会发展和空间集约指标上进一步提升，更加注重经济增长与社会事业的协调同步推进，并且走土地集约利用、高效、内涵式城镇化道路。阳泉市和临汾市在生态环境上的得分较低，尤其阳泉市与其在其他方面的成绩不匹配，需要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过程中，走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的城镇化道路。晋中市在空间集约、统筹城乡指标上得分较低，这对当地在经济发展中突出集聚效益、更加注重城市与农村的关联互动提出了要求，可以通过产业结构升级、强化城乡要素流通方面推进城镇化健康发展。运城和吕梁两市在基础设施上处于比较劣势，需要加强辖区内的自来水、道路和公共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提升配套能力。此外，吕梁市在经济绩效，社会发展，居民生活方面也处于较低水平，需要夯实城镇化的经济基础，加快社会发展，提升居民生活水平。临汾市和朔州市作为区域性中心城市，在居民生活、空间集约、城乡统筹指标上的得分优势并不突出，这就要求在完善基础设施配套、加快产业结构升级、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上有所突破，担负起作为区域经济中心的职能。大同市和长治市的制约因素表现在社会发展、居民生活和空间集约三方面，需要两市在走农业现代化、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道路上不断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巩固县域经济发展实力，提升居民生活水平、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同步推进。忻州市在各项指标方面均处于劣势，需要发挥自身区位优势，立足区域基础，发展当地资源环境能够承载的特色产业，实现城镇化数量与质量的协调稳步提高。
（四）人口城镇化率与城镇化质量对比。从城镇化的速度与质量协调程度看，山西省各市在快速推进城镇化过程中质量稳步提高，保持了较好的匹配关系。在人口城镇化水平上，城镇化率最高的太原市为82.2%，其质量总得分也是最高；人口城镇化率最低的运城和吕梁是36.6%，二者质量得分在11个地市中分别位居第8位、第9位。将各城市人口城镇化率与城镇化质量得分分别无量纲化处理后，绘制散点图描述各自的相对水平，并以标准化数据的平均值为正交坐标轴，如图1所示。
由图1可以看出，山西各市在人口城镇化水平和城镇化质量对比上呈现四种类型。第一类：太原和阳泉，协调水平较高且城镇化质量高于全省平均水平；第二类：临汾、朔州、运城、吕梁，协调水平良好但城镇化质量低于全省平均水平；第三类：大同、忻州，协调水平较低，且人口城镇化水平高于城镇化质量的相对水平；第四类：晋中、晋城、长治，协调水平较低，人口城镇化速度滞后于城镇化质量相对水平。第一类、第二类城市今后城镇化发展的重点是在保持城镇化质量的前提下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进程；第三类城市今后的发展方向应更加关注城镇化的质量与内涵，强化城市功能完善与能级提升，在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同步推进城镇化质量与水平；第四类城市具备进一步吸纳人口的空间与能量，可以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通过加快工业化步伐、壮大经济实力来推进城镇化进程。
三、提升山西省市域城镇化质量的对策建议
（一）统筹市域城镇化质量协调发展。鉴于山西各市城镇化质量差异明显的现实，全省在“十二五”时期推进城镇化进程中应更加关注各市城镇化质量的协调发展，以城镇化质量的协调带动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缩小区域差距。各市应立足主体功能区规划的定位，着眼于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内涵要求，在资源环境承载范围内集聚人口和产业，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夯实城镇化的动力基础，以市域城镇化质量的提高来推进全省城镇化水平的提档进位。
（二）优化城镇化质量空间结构。按照山西省提出的形成“一核一圈三群”的城镇化空间布局，“一核”内部城镇化质量较高，但“一圈”内部空间差异明显，中心城市太原、晋中与的忻州、吕梁城镇化质量差距悬殊，空间结构呈现典型的“中心-”格局，制约了都市圈空间组织效益的提升。因此，需要在构建太原都市圈进程中更多地扶持的中等城市，加快空间结构的调整来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形成工业化与城镇化协调的空间格局。三大城镇群中的晋东南城镇群得分较高，而另外两大区域得分较低，并且三大城镇群内部的中心城市与次中心城市未形成梯度，城镇群内的中心城市还需完善功能、提升层次来增强对周边腹地的辐射带动能力。
（三）加强社会建设推进城镇化质量提升。从上述评价结果的分项指标内部差距来看，各城市间社会发展指标差距最大，表明各市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社会事业进展水平尚有较大差距。因此，“十二五”时期应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推进城镇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快速推进城镇化进程中补足社会事业发展滞后的短板，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强化社会管理创新，以社会事业的跨越式发展保障城镇化质量的稳步提高。
（四）提升中心城市能级带动城镇化质量提高。山西省城镇体系中首位城市太原得分最高，晋中市得分与太原相近，表明两市在同城化进程中城镇化发展质量同步提高，但也显露出省会太原在大太原都市圈中优势并不明显，应当在城市经济结构、环境竞争力、城市功能上担负起区域经济的组织核心职能。山西省应支持太原率先发展，把太原建设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区域性现代大都市，增强城镇化增长极的龙头带动力，进而提升大太原都市圈与全省的城镇化质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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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篇2
[关键词]经济增长质量；城乡协调度；二元经济结构转变
一、问题的提出
一国经济增长包括城市和农村两部分的增长，经济高质量的增长要求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单方面注重城市发展而忽视农村发展最终会引起经济结构的失调，影响国民经济增长的质量。城乡关系影响经济增长质量的机制在于作为城乡发展失衡核心的二元经济结构直接影响经济增长质量的具体要素，如产业结构、城乡收入与消费差异、劳动力转移程度等等。基于此，经济增长中城乡的协调发展可以作为评价经济增长质量的一个重要方面。
对于城乡协调发展与经济增长质量关系的早期研究主要建立在工业化早期城乡经济不平衡发展的现实之上，通过分析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演进与经济增长质量的具体指标(劳动力转移、工业化进程、城乡收入差距等)间的关系来解释城乡协调发展对于经济增长质量的重要性。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二元经济结构转换方面涌现出了主张“工业主导论”的刘易斯经典二元经济模型，主张“工农业平衡发展论”的“拉尼斯一费景汉模型”，强调二元经济结构转换中农业剩余作用的“乔根森模型”等等。在城乡经济非均衡发展理论方面，出现了缪尔达尔的累积因果关系理论、以赫尔希曼为代表的不平衡发展理论、佩鲁的增长极理论等。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伴随着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现实与二元结构理论的冲突出现以及新型古典经济学、制度经济学、演化经济学分析方法的兴起，经济学家开始将分工组织、市场分割、收入分配等代表经济增长质量的指标引入到对二元结构的分析当中，具体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揭示了二元经济结构与收入差距的关系，如库兹涅茨的倒“U”型曲线；另一方面是对二元结构的成因和结构路径的反思。杨小凯在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下，利用超边际分析方法构建了一个一般均衡模型，说明了二元经济结构的出现和演化是专业分工不断演进的结果。他指出，无论是从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还是从分工水平演进的角度来理解二元经济结构，其转化都意味着农业比重的相对缩减和工业比重的相对增加，即二元经济结构转化的过程就是一个工业化的过程。高帆认为二元经济反差源于两部门不同的分工水平，结构转变的趋向必须在分工演进的视角下才可能得到解释；他通过构建新兴古典经济学模型，证明了随着分工组织的演进和分工水平的提高，二元经济结构转变体现为一个工业化，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服务业的兴起和城市化水平提高的过程，而促使分工演进的关键是交易效率的提高，也就是交易费用的降低。
进入21世纪，城乡之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已经成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增长的桎梏。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许多学者开始使用定量的方法研究城乡协调度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关系。赵保佑通过构建城乡经济关联度评价体系，运用网络层次分析法(anp法)对我国城乡协调度进行了静态(截面数据)和动态(时间序列数据)两方面的评价。从静态角度来看，我国城乡经济关系发展水平差异显著，呈现出明显的东、中、西的区域分布规律；从动态角度看，我国城乡关系发展到现在呈现出复杂的过渡型态的特点，一方面表现在城乡经济相互关系与依存加深，呈现向协调发展的良好趋势，另一方面城乡关系又含有浓厚的传统色彩，呈现出高度的空间不平衡性。饶晓辉等应用非线性平滑转换回归(StR)模型对城乡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分析结果表明当经济发展水平在高速增长阶段时，城乡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为负，当经济发展水平在低速增长阶段时，该影响效应为正。
基于上述研究，本文试理论上分析城乡协调度和经济增长质量之间的关系，并通过建立相关指标体系，结合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数据，评价我国城乡协调度和经济增长质量之间关系的演变。
二、城乡协调度与经济增长质量的关系
(一)城乡协调发展可以促进城乡生产要素市场的统一、优化资源配置效率，从而提高经济增长质量
发展中国家往往面临生产要素市场的城乡分割。若将发展中国家早期“剪刀差”政策环境下的要素流动称为“要素的非市场方式转移”，现在改革的目标即是通过市场化的方式引导要素流动，带来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从而提高经济增长质量。
就劳动力市场而言，发展中国家经济结构的二元特征决定了劳动力市场的“二元四级特征”，这样一种劳动力市场结构极大地阻碍了劳动力的有效流动。我国改革开放30年来，第一产业产值在GDp中的比重逐渐下降，但第一产业的就业比重下降缓慢，其就业比重与产值比重的偏差值一直保持在30个百分点以上。劳动力市场的统一可从两点上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第一，打破一级市场正式职工由于缺乏竞争者所引致的低劳动生产率的现状；第二，将之前企业采用短期合同雇佣低成本、低技术的年轻农民工纳入到培训范围之内，提升整体产业工人技术结构。
资本市场方面，打破城乡分割将有利于资本运动从丰裕的城市流向匮乏的农村，解决农村地区严重的“资本饥渴”问题。王俭贵指出，在资源配置方面，二元经济结构内生出分割的要素市场，传统部门的劳动力不能与现代部门的资本有效对接，从而形成了劳动与资本的双重过剩，这说明增长还远没有接近生产的可能性边界。农村地区由于资本匮乏致使农村非农产业发展困难重重，也阻碍了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严重影响了农业新技术的推广和应用。二元经济结构使资本大量淤积在现代部门，工业增长大多采用投资主导的“马克思类型”，而不是技术主导的“库兹涅茨类型”，工业增长是伴随着资本－产出比的上升而增长的，这就导致了经济增长过程仅仅是量的增加而非质的优化。
土地市场方面，我国土地整体上分属于国家所有的城市土地和属于集体所有的农村和城市郊区土地，这就造成了土地使用和转让的“双轨制”：在城市国家垄断着一级土地市场，在农村二级土地市场上土地使用权的转让也要通过行政转让或有偿出让。这种效率的转让方式造成了土地的浪费和利益分配的不公平。低价征用的土地成为高速城市化和工业化的驱动器，土地出让收入成为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和公共投资的重要来源，土地抵押成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投资的主要融资工具。城乡土地市场的统一将使二级市场土地以市场方式定价，这样农民就可以参与到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进程当中，分享改革的成果；同时，还将遏制城镇土地的盲目扩张，达到保护耕地的目的。
(二)城乡协调度的提高可以缩小城乡生活差距，提高收入和消费水平，从
而促进全社会福利改进，进而提高经济增长质量
我们可以采用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之比(以下简称城乡收入比)来衡量城乡收入差距。可以看到，改革开放后我国城乡收入比与消费比成不断上升趋势。在凯恩斯经济学理论中，消费需求是有效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提高农村消费需求一方面通过影响总需求带来经济的乘数增长，另一方面在萧条时能够拉动需求和投资而缓解通货紧缩，在过热时会充分发挥农村消费的“熨平机制”而减弱通货膨胀，维持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平抑经济波动。提高农村收入水平拉动农村消费的关键就在于城乡协调度的提高，加大对农村资金和技术的支持力度，稳定农民收入预期，通过稳定性收入代替暂时性收入来提高消费水平。占发展中国家多数人口的农民消费能力的提高将进一步拉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
(三)城乡协调度的提高可以通过带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协调发展，从而提高经济增长质量
经济增长质量提高的重要表现是经济结构的优化，这种结构性的优化表现为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相互协调、相互推动。但发展中国家过分重视工业化过程而忽视城市化进程往往导致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在工业化进程中也较易出现以乡镇工业、城市工业并存、传统工业与现代工业并存为特征的二元工业化格局。在我国的二元工业化格局中，城市工业化是其中一元，城市工业化是以国有工业为主题来推动的；以乡镇企业为代表的农村工业化是其中的另一元。二元经济结构下的工业化存在严重弊病：一是造成了城乡工业的产业趋同，使得城乡工业间出现过度和无序竞争现象，资源难以优化配置；另一方面使得城市生产要素和城市文明难以向农村转移，延缓了农村城市化进程。
(四)城乡协调度的提高可以通过完善市场体系，从而提高经济增长质量
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要求城乡市场的统一，这样才能够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加强城乡之间商品交换关系。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一个现实是二元经济结构导致了城市市场和农村市场的分割，资源难以在两个市场之间自由流动并得到有效配置，全国性的市场难以形成。在城市中，商品交易活动所需的物质条件和制度条件都较为完善，经济活动的交易成本较低，商品市场与要素市场均较为健全。而在农村市场体系中，传统的农村经济和市场化的农村经济并存，而且由于各种非正式制度的存在，农村市场中的交易成本也比城市市场要大得多，这大大阻碍了农村市场的进一步发展。
城乡协调发展就是要通过解决城乡市场的分割和城乡市场体系的不对称问题，建立健全城乡统一、规范、竞争的大市场。城乡市场体系的二元分割性，决定了城市和农村经济转型的任务不相同：在城市市场中，主要任务是完成经济体制的转型与经济结构转化，既要促进城市经济结构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演进，又要加快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化，完善城市市场体系，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在农村市场中，既要由自给自足的传统农业向专业化、集约化、市场化的现代市场经济转变，又要促进农村经济由传统的生产方式向现代生产方式转化。
三、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协调度的评价
(一)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
本文将城乡协调度的评价分为城乡经济融合度与城乡社会融合度两个方面，每个方面又包含若干评价维度和基础指标。综合城乡协调度评价的侧重点与相关数据的可得性，得出以下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
本文主要数据来源于各年《中国统计年鉴》以及《新中国55年统计资料汇编》，时间跨度为1978年－2008年。多数指标数据可直接获取或经过简单的计算得出，吉尼系数的各年值来源于刘慧霞等(2008)的研究。
(二)因子分析
参见表1的指标体系，共涉及19组变量，直接进行比较分析较为繁琐，因此首先考虑使用SpSS16.0计量软件，采用因子分析方法减少变量个数，在此基础上进行特征分析和综合评价。在考察了原有19组变量适合进行因子分析后，根据变量的相关系数矩阵，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提取因子并选取特征值大于1的特征根，并采用方差最大法对因子载荷矩阵实行正交旋转(Rotation)，提出三个公因子，并使其具有命名解释性。第一因子F1主要概括和反映了工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之差、财政支农比重、城乡恩格尔系数比、基尼系数、城乡居住面积比、城市化水平，综合反映了经济社会的发展，因此将其定义为经济社会发展因子；第二因子F2主要概括和反映了二元对比系数、城乡收入比、城乡消费比、高校学生数、每千人医生数，因此将其定义为福利因子；第三因子F3主要概括和反映了人均GDp、第一产业比重、工业化程度、第三产业比重、二元反差系数、非农就业量比重，因此将其定义为产业与就业结构因子。
因子分析之后，由回归法估计因子得分系数，并以各因子的方差贡献率占3个因子总方差贡献率的比重作为权重进行加权求和，得出评价改革开放后城乡协调度的综合因子，如式(1)。综合因子得分值越高，说明该年城乡发展越协调，反之则越不协调。经测算，综合因子得分如表2所示：
F=0.46837F1+0.30752F2+0.14057F3 (1)
四、改革开放30年城乡协调度变动趋势的特征分析
根据表2中改革开放后城乡协调度综合因子得分，可以绘制出相应曲线图，如图2所示。
从图2可看出，自改革开放开始，城乡协调度变动呈现出“下降一调整一上升一调整一上升一下降”的趋势。依据我国市场化改革的阶段和城乡关系变化情况，可以将这一阶段分为两个时期：市场化取向的改革时期(1978年至1992年)以及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和发展阶段(1992年至今)。
第一个时期是引入市场化改革，逐步弱化计划调节、强化市场调节的时期，期间主要经历了两步骤的改革：1978－1984年，农村推行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的改革以及对部分工业企业实行扩大自的改革；1984年－1992年，实行以城市为中心的全面体制改革。改革开放初期开始施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农村生产方式发生了重大变革，制度开始瓦解，长期被压抑的农业生产潜力得到发挥，农民参与生产的积极性也被调动起来，农村经济得以迅速发展；在城市里，逐步开展了以放权让利为主要内容的微观体制改革，扩大企业的自，特别是给企业一部分的利润权，这给国有企业的生产经营带来了新的活力。此外，虽然政治风险巨大，但以乡镇企业为代表的非公有制企业也开始艰难起步，逐渐开始打破“一大二公三纯四统”的公有制模式。工农业的增长关系比改革前开始改善。虽然多项改革措施极大地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但是由于经济发展惯性的存在，国民经济中长期形成的比例失调状况太严重，难以在短期内根本改变，加之各方面的认识不统一，执行调整措施的步骤不得力，致使重大比例关系仍然失调，最终导致该阶段城乡协调度不升反降。从1984年开始，农村改革的成效初步显示出来，这也给以城市为中心的改革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城乡协调发展关系开始在调整中上升。在农村，出现了“马路市场”，政策上允许其
自由发展；工农业产品的价格“剪刀差”明显缩小，国家财政对于农业支出和通过金融渠道流入农村的资金也有所增加；流通领域中，我国实行了30多年的统购统销制度于1985年基本结束，这使得城乡商品流通关系得到了改善。此外，非公有制企业的发展已经逐步被视为公有制经济“必要的、有益的补充”，乡镇企业的发展大大促进了不发达地区的城市劳动力向发达地区的转移；同时，不少城市企事业单位的科技人员和管理人员也开始流向乡镇企业，这使得科技成果向农村流动的速度明显加快。总体说来，虽然受经济发展惯性的影响城乡协调度并未得到明显改善，但是农村与城市的改革已经带来了城乡发展良性循环的局面，它意味着城乡经济联系调节方式的变化，即由国家通过行政手段施行的强制调节转到了由市场决定的经济调节。
第二个时期是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与完善时期，城乡协调发展程度也随着改革的深入发生变化。相对于前一时期城乡关系由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调节的过渡，这一时期市场在城乡间资金、技术、劳动力流动等方面发挥的基础性作用更为明显，城乡关系的具体特征可以简单描述为资金、技术联系加强、劳动力流动加速、城镇化水平提高、城乡收入消费差距拉大。根据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状况该时期可以分为两个部分：1992－2000年，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期；2001年至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期。十四大的召开标志着我国正式将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确立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自1992年至21世纪初，我国主要将改革的重点放在城市，微观上逐渐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宏观上开展了财政、税收、金融、外汇、投资和外贸、流通体制等方面的改革，搞活一大批国有企业，国民经济发展也在1997年出现了“高增长、低通胀”的局面，实现了经济的“软着陆”。而农村同期，市场调节与改革中心向城市转移的政策取向在加快农业向市场化发展的步伐、逐步拉近城乡联系的同时，也依然难以在短时间内弥合工农业长期存在的差距。在非公有制发展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三个有利于”的提出为非公有制企业的发展扫除了理论上的障碍，其数量在不断增加，通过城市劳动力和增加政府财政收入的途径联系了城乡经济关系。负面影响方面，1998年开始的金融危机和自然灾害多少对我国经济造成了一定消极影响，工农业增加值的增长都受到影响。进入到新世纪，我国市场经济改革进入到了体制完善阶段。对城乡关系影响重大的事件有两件，一是非公有制经济由理论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重要组成部分”发展到放宽非公有制经济的市场准入，“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二是从2004年起中央三个一号文件的颁布，全国彻底取消农业税，在此基础上开始实施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农村的战略转型，同时进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非公有制经济的快速发展大大增加了劳动力需求水平，也缓解了由于国有企业战略重组造成的大量下岗工人的就业压力。政府出台的减免农业税和给粮农直接补贴的惠农政策，加上市场上粮食和主要农产品涨价，农业大幅增产，农民收入增加，这给农民消费支出的增长打下了基础。此外，随着农村基础教育“三免一补”政策的实施和医疗卫生领域“新农合”的开展，农村“上学贵”、“看病难”的状况有所缓解；城镇化水平也达到了新的水平。但也应看到的是，虽然农民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不断提高，但是城乡居民收入比也在提高(由2001年的2.9倍增加到2007年的3.33倍)，同期城乡居民消费比一直在3.6左右变动，并未出现明显缓和。城乡收入消费差距依然在拉大。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体制的完善和制度的创新
经济转轨制国家的城乡二元结构演变的主线为制度变迁，辅线为经济发展。我国的改革被认为是渐进式改革，这种模式对经济高速发展和社会稳定起了很大作用；其缺点在于这种制度安排是在体制外进行的突破，在一定程度上并没有触动既得利益。政府一方面要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诱发市场经济微观主体进行诱致性制度创新；另一方面要适时运用行政手段弥补诱致性制度变迁的不足(例如搭便车等问题)，将强制性制度变迁和诱致性制度变迁结合起来，降低制度变迁的阻力和成本。一个长期被关注的领域是农村土地所有权的明晰问题。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所带来的好处告诉我们：应该让农民个人的责任感尽量地发挥，给他们更多的自由选择。土地所有权明晰能够真正的“以人为本”，激发农民最自然的责任感，使其有激励保护好土地，同时积极参与到市场经济体系中来，为土地创造最高价值。同时，土地交易的市场化在给农民实实在在利益的同时也能够尽可能地避免“寻租”活动的发生。这些都是逐步缩小城乡差距，提高我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必须要做的有益尝试。
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篇3
城市化的特征:城市,作为一个地区经济繁荣的载体,许多地区都在将城市化作为经济发展的一个衡量标准。城市化作为社会经济的一个转换方式和过程,包括了人口、经济、社会、文化等内容,从这些方面来看,城市化的首要表现就是人口的大规模迁移和集中,这些迁移的人口,大部分是农村人口,这是一个农村向城市转移人口的过程,这个过程是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而产生以及形成的。其次,城市化的本质是通过人口的聚集而改变经济结构和生产生活方式,促进城市的繁荣和发展。城市化推动了农业生产和工业化的发展,并且促进了商业贸易的发展,随着城市化的推进,从事第一产业的劳动力放弃了低效传统的第一产业,转而从事高效的第二第三产业,这些变化导致了城市产业结构的转变与升级,城市的财富创造值不断提高。第三,城市的劳动力剧增促进了城市经济的发展,城市经济的发展又使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发生了改善,人们的生活方式不断完善,相对而言,人们的素质不断提高,观念不断更新,文化不断提升,这些不仅是城市物质文明的进步,同时也是精神文明进步的体现[1]。
安徽省城市化经济发展:近几十年,工业建设使城市发展迅速,一个地区的城市化进程反映了这个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同全国相比,安徽省城市化发展的水平和速度有点过低。但是这只是在改革初期的安徽省状况,进入新世纪以来,安徽省迎来了发展的大好时机,城乡经济发展势头良好,以合肥,马鞍山,芜湖等城市为代表,省内各地区经济呈现快速健康发展趋势,近几年来每年生产总值都比上年增长百分之十左右,这显示着安徽省经济增长运行质量在稳步提高。
二、安徽省高等教育目前的发展状况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民普遍开始重视教育程度,由20世纪80年代至今,社会主体的受教育水平由小学变为初中,再变为高中,后来是大学,现如今,大学已成为普遍的受教育水平,研究生和博士学位已成为主体教育水平攀升的下一个高峰。安徽省内的受教育水平总体来说也是依着这个规律发展的。另外,安徽省成人教育和高等职业教育近十年来发展规模不断壮大,各方面数据表明,安徽省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提高了整体受教育层次,各教育机构已拥有较完善的办学体系和较大规模的办学格局,为社会培养出了大批的优秀人才。
三、安徽省高等教育与城市化经济发展存在的关系
从各方面的相关资料我们可以看出,近年来经济的发展与人们受教育的程度是成正比发展的,经济是教育发展的基础和物质保证,教育是经济发展的智力基础。也就是说,受教育程度和城市化经济发展二者相互辅助,互相促进,共同发展[2]。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教育对经济发展起着提供人力资源的优势,教育通过对人的培养、改变、提高而对经济发展发挥作用。而经济的发展反过来又为人们受教育奠定了基础,提供了条件,经济的发展是使人们受到高等教育的摇篮。下面我们就高等教育对城市化经济发展的影响和城市化经济发展对高等教育的影响两方面来研究高等教育与城市化经济发展的关系。
从高等教育的发展对城市化经济发展的影响和促进方面来看,教育业的发展可以让受教育者接受文化和科学知识,高等教育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人力资源,知识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条件,是社会发展的基础,发展科技教育来培养人才可以提高社会劳动力的文化素质,高等教育促进了人力资本的优化。现代工业的发展需要科学技术人才把科技成果应用到实际生产过程当中,劳动者的知识和技能就是促进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的资本,而劳动者的素质的好坏,科技文化水平的高低,经营管理能力的强弱,很大程度上来说都取决于他们受教育程度的高低。因此,通过教育来培养人们的劳动能力,提高劳动力的质量和素质,可以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不难看出,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高等学校分布都比较密集,就安徽省而言,合肥市是一个拥有众多高等教育机构的城市,而作为安徽省省会的合肥市,其经济发展势头可见一斑。一方面是因为,高等教育是培养知识信息人才的摇篮,另一方面,高等学校里面聚集着大量的学术成员,科学水平较高,可以为其区域提供各种科学技术的成果,从而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支柱。因此,从促进经济发展过程的角度来看,发展高等教育不仅可以全面提高人们的文化素养,同时也可以促进科技产业的发展,拉动经济增长。
从城市化经济发展对高等教育程度的影响来看,一个城市或一个地区的经济为当地的高等教育发展提供了物质支撑。高等教育的发展会受到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就安徽省来看,70年代以前,安徽省属于贫困地区,当时人们普遍受教育程度很低,初中毕业就算是很高的学历,这就是经济制约了受教育水平,教育如果没有社会财力的支持根本就无法发展,只有物质生活丰富了人们才会从物质生产中解脱出来去接受教育,所以才说,经济的发展是教育发展的根本动力。城市化促进了经济体系的改进与发展,城市化经济发展为人们接受高等教育提供了保障,同时也提出了要求,教育在受经济发展提供物质条件的同时也要为经济发展大力培养人才,这样才能促进经济的发展,从而进一步促进教育的发展。
四、高等教育与城市化经济协调发展
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篇4
关键词：山东省17市；城市化发展质量；指标体系
中图分类号：C912.8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144（2013）-08-25（5）
1引言
城市化水平是衡量区域发展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因此城市化水平的测度对区域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目前城市化水平多由城镇人口比重、非农业人口比重、城市用地比重等来测算，这些指标在统计、处理时较为方便，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区域城市化的速度和规模，然而这些指标停留在量的层面，缺乏对城市化质的考虑，笔者认为这类量的指标称为城市化率更为恰当。要体现城市化的丰富内涵，定量且贴合地反映城市化水平，还应考虑其发展的质量、特色和优劣势，因此本文选取了复合指标，以获得质、量并存的多维指数。
王成新、姚士谋、王学山指出经济发展的质量变化与城市化发展的质与量的变化呈现显著相关关系，他们辩证地分析了我国城市化进程中质与量的关系，剖析我国城市化的现状，提出了提高城市化质量的途径和方法[1]；白先春、凌亢、朱龙杰及王芳构建城市发展质量的指标体系，评价了江苏省27个县级市质量系统发展的协调性，并将其划分为五大不同类型[2]；刘克利、祝树金、赖明勇和赵江选取城市经济实力、经济增长质量、城市开放度、城市建设与环境以及城市居民生活等五大方面构建指标体系，定量地评价北京、长沙等9个省会城市的城市化水平，提出了长沙市城市化发展的策略[3]；张耕田指出采用城市人口比重衡量城市化水平的片面性，构建城市化水平评价体系，测算了1980年、1985年、1990年以及1994年我国城市化水平的综合得分，并对所建指标体系做出简要评述[4]；欧名豪、李武艳、刘向南和谌明通过经济、空间、人口及生活方式、生活质量等4个方面构造城市化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对江苏省13市的城市化水平进行综合评价，并将其大致分为5个层次[5]；华中、牛慧恩以深圳市特区外地区为例，采用复合指标法、各态历经假说法及指标比较法测度了特区外地区城市化的实际发展水平[6]；程如轩、李澄清从城市的经济实力、经济增长质量、城市的开放度、城市的建设与环境以及城市的居民生活等五个方面构建评价指标，计算深圳、北京、沈阳等9个省会城市的城市化水平，提出了推进城市化水平的相关对策[7]；朱洪祥、雷刚、吴先华等结合山东省城镇化质量监测评价的实践，建立了预警指标体系与评价指标体系相结合的城镇化质量评价模式[8]。
从以上研究成果看，专家学者们已开始关注我国城市化发展的质量，但目前鲜有对山东省各城市的评价。前人选取的指标各异，构建的指标体系没有统一的标准，笔者认为白先春等选取的人口、经济、生活、环境及城建质量五大方面反映城市化发展质量更为适当，而城市发展质量的衡量还应包括辐射区域范围、影响力、人居满意度等更广泛的内容。本文亦从这五大方面来选取二级指标，构建山东省各市城市化发展质量的综合评价体系，计算17市城市化的综合质量指数，并对所得数据进行统计处理分析，划分出质量等级。在城市化加速发展的现阶段，山东省各城市间城市化率反映的差距不断加剧，因此很有必要科学全面地评价省内各市的城市化质量，衡量城市间的差距，为促进全省各市的协调发展提供较可靠的依据。
2山东省17市城市化发展质量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本文以山东省17个设区市为研究对象，根据可获得性、科学性、层次性等原则，选取两个级别多个指标建立城市发展质量的指标体系，测度山东省各城市的城市化发展质量。
根据测算山东省17市城市化发展质量得分的总体目标，确定准则层5个一级指标为人口质量指数、经济质量指数、城市建设指数、生活质量指数和环境质量指数。除了考虑传统单一指标统计的非农人口比重、地域景观变化外，城市经济发展状况也是体现城市化质量的重要方面，将其纳入了我们的指标体系中。随着人们对生活质量的要求不断提高，环境保护意识逐步增强，居民生活质量与城市环境质量的优劣也反映了城市化水平的高低。当然，该体系中选取的人口质量指数、城市建设指数并非传统的非农人口比重、城市用地比重，而是被赋予了更丰富的内涵。[9]
由准则层确定的五大方面划分出子准则层39个二级指标，利用相关性分析剔除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地方财政收入、实际利用外资总额、用水普及率、燃气普及率、万人拥有固定电话户数、移动电话数、万人拥有卫生技术人员数、万人社区服务网点数、农民人均纯收入、农民恩格尔系数、人均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建成区绿化覆盖率、万人口刑事案件立案数，共14项强相关性二级指标，最终确定评价指标体系（图1）。
3山东省17市城市化发展质量综合评价方法
3.1确定各指标对总体目标的影响程度
采用层次分析法[10]，通过专家打分法获得同一层指标要素相对重要程度的矩阵，用方根法计算，将规范化得到特征向量w的第i个分量。利用一致性指标C.i.对wi进行检验，其中一级指标层C.i.为0.059622911，二级指标层C.i.分别为0.007034、0.004601、0.003314、0.014525、0.003314，均满足C.i.≤0.01，通过一致性检验。列表给出各级指标对于上一层目标的权重，确定各指标对总体目标的影响程度（表1）。
通过对评价指标权重的计算可以看出，经济指标仍然是影响城市化发展质量至关重要的因子，其中人均GDp又是重中之重，区域城市化发展质量的高低与经济发展息息相关。居民生活质量的良好程度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城市化的发展质量，现阶段要提升城市综合实力必须注重居民生活质量的提高。人口质量在指标体系中的影响力最弱，这是由我国城市人口构成复杂等众多原因造成的，由此可见，用人口城市化水平来反映区域城市化的发展状况不够科学。
3.2数据标准化
为了避免量纲影响，由excel对原始的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计算各城市指标的标准值。
对于正指标：标准值=（实际值-平均值）/标准偏差；
对于负指标：标准值=（平均值-实际值）/标准偏差。
在所选指标中，X13、X42、X43为负指标，其余均为正指标。由于计算出的标准值有正有负，为了符合我们观察数据的习惯，将标准值进行修正，使得每个指标的修正值均为非负值。修正时将每个指标中最高标准值修正为100，最低标准值修正为0，中间进行内插，即修正值=（标准值-最低值）/（最高值-最低值）×100，从而使得修正值介于[0，100]之间。
3.3计算17市各级指标得分的计算
我们以Sij表示第i评价因子的第j个二级指标的得分，i为一级指标的序号（i=1，2，3，……5），j为二级指标的序号，则Sij=wij*Xij（wij为各指标权重；Xij为修正值）。
Si表示第i个一级评价指标的得分，利用Si=Sij对二级指标求和。由tg=Si（g=1，2，……17）计算出城市化发展质量的得分，见表2。
3.4山东省17市城市化质量等级的划分及图示
采用SpSS对山东省17市一级指标分值分别进行聚类分析[11]，所属类别，见表3。
根据综合评价指数的聚类，将不同城市化级别的城市在地图中表示出来，见图2。
山东省城市化质量发展较好的城市为青岛、济南、烟台、威海、东营和淄博。然而五项一级指标得分均为一级的城市缺失，表明山东省17市城市化发展还不均衡，综合质量仍有待提升。位居城市化质量得分第一的青岛总体质量较好，但其生活质量和环境质量方面并不十分理想；位居第二的济南在城市建设和环境质量方面亦存在不足；烟台的环境质量较好，但其余四项指标表现一般；威海和东营的人口、经济和环境发展均不错，但城市建设是其薄弱环节；淄博的人口和生活指标表现良好，但其城市建设不理想。
潍坊、日照、泰安、莱芜、滨州、临沂及济宁七市的城市化发展质量划为二级，其中潍坊的城市化质量得分最高，同时我们看到应加快其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的步伐；日照、泰安和莱芜三市的城市化质量得分均高于40分，其中日照的环境质量高于其他三市，而莱芜的经济发展相对滞后；滨州的综合评价指数一般，但其除了城市建设质量属于三级外，其余指标均为二级，发展比较均衡；临沂和济宁二市一级指标的得分极为接近，经济质量和城市建设质量的得分落后于其他三项指标。
归类为三级质量等级的有德州、枣庄、聊城及菏泽，其中德州的城市化质量得分显著高于其它三市，但还存在明显的人口质量、经济发展与城市建设三项弱势；枣庄和聊城的城市化质量得分相近，二者环境质量相对较好，不同的是枣庄人口质量优于聊城，而聊城的生活质量优于枣庄；菏泽仅生活质量得分被列入二级，其余四项指标均为三级，城市化发展质量处于山东省17市之末。
4、结论与建议
选取指标分析研究17市的城市化质量，能为全省制定科学的方针政策，促进整体实力的提高提供依据。通过对各级指标的测算分级，较清晰地反映了各市城市化质量的优劣势指标，有利于城市个性的培育，使其形成各自的特色，同时也能引起我们对各城市薄弱指标项的关注，以便及时调整补救，确保城市化全面协调发展。
由山东省城市化发展质量的评价分析可知，省内城市化质量呈现东北高、西南低的不均衡局面，质量一级、二级的城市主要为半岛城市，因此如何增强半岛城市群的辐射能力，实现对西部、南部城市的带动作用，对于实现全省的整体发展意义重大。从半岛城市群内部来看，城市化发展质量也存在差异，应积极培育具有发展优势的核心城市，通过其对周边中小城市的带动，密切整个半岛内城市的空间联系，使整个城市群成为有机的整体，提升总体竞争力。
城市化发展质量的三级城市主要分布于山东省西南部，经东营、淄博、莱芜及济南四市的阻隔，分为西北、南部两大板块。要提高西北片区三市、南部片区四市的关联度，首先必须完善其交通设施，增强城市间的通达性。再者，对其产业进行优化整合，使之合理布局，同时培养各具特色的优势产业，避免产业趋同的恶意竞争。当然，实现两大板块的协调发展，形成密切联系的整体，并非对采用片区各市实行均衡发展战略，而应根据各自目前发展状况确定并大力发展中心城市，以组织协调整个片区的发展。
参考文献：
[1]王成新，姚士谋，王学山.我国城市化进程中质与量关系的辩证分析[J].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2003，19（5）：4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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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刘克利，祝树金，赖明勇，等.城市化水平评价及长沙市城市化发展策略[J].财经理论与实践，2003，24（124）：6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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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华中，牛慧恩.城市化水平测度方法与实证研究——以深圳市特区外地区为例[J].城市规划，2003，27（11）：34-38.
[7]程如轩，李澄清.我国城市化水平的评价及预期分析[J].经济问题探索，2005，（1）：5-18.
[8]朱洪祥，雷刚，吴先华，等.基于预警指标体系的城镇化质量评价——对山东省城镇化质量评价体系的深化[J].城市发展研究，2011，18（12）：7-12.
[9]李小建，乔家君.居民对生活质量评估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定量分析[J].地理科学进展，2002，21（5）：484-490.
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篇5
abstract：thispaperanalyzesthedevelopmentofurbanizationinHenan.StartingwithurbanizationdevelopmentspeedandqualityproblemsinHenan，itstudieshowtoacceleratetheprocessofurbanizationandimprovethemethodsandwaysofurbanizationdevelopmentqualityinHenan，whichmakestheurbanizationdevelopmentqualitycoordinatewithitsspeed，promotesitsdeepdevelopment，andachieveshealthyurbanizationdevelopment.
关键词：河南城镇化；速度；质量
Keywords：Henanurbanization；speed；quality
中图分类号：F29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3）28-0008-03
0引言
河南城镇化发展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中部城镇化发展的代表。本文拟把河南城镇化发展速度和质量方面的减员增效问题作些叙述与分析，以就教于方家。
1河南城镇化发展状况分析
1.1河南城镇化发展进程因受经济、政治等多重因素的影响，河南城镇化也走了一条较为曲折的道路。
1.1.1城镇化起步时期（1949-1957年）这一时期，工业建设和城市建设齐头并进，新建了焦作、三门峡、鹤壁、平顶山4座城市，重点建设了洛阳市，扩建了郑州、新乡市，其余城市也都有程度不同的扩建。全省城市由12个增加到16个，城市人口占全省总人口的比重由2.6%增加到5.6%。
1.1.2城镇化反复时期（1958-1978年）这一时期，城镇化建设一波三折。先是时期的过度城镇化，再是三年困难时期的反城镇化，接着是初期的第二次反城镇化，然后是后期由于知青返城城镇化水平回升。河南城镇人口占全省总人口的比重为8.9%。
1.1.3城镇化稳步发展时期（1978-1991年）这一时期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由农村到城市的逐步深入，城镇化水平持续上升。河南省确定了优先发展小城镇的改革政策，积极实行地、市合并或撤地建市，一些经济发达的县陆续改为市。全省城市数量增加到27个，城镇人口占全省总人口的比重为17.4%。
1.1.4城镇化快速发展时期（1992年-至今）党的十四大以后，我国进入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时期。河南省城镇人口稳步增加，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尤其是近年来，河南城镇化快速发展，城市增加到38个，城市数量在全国各省份排序中居前列，城镇化水平超过40%。
1.2河南城镇化发展的特征
1.2.1城镇体系趋于合理河南特大城市1个，即郑州市，大城市5个，即洛阳市、开封市、新乡市、焦作市、平顶山市，中等城市9个，即济源、信阳、南阳、安阳、许昌、濮阳、商丘、鹤壁、漯河，小城市23个。特大城市、大、中、小城市呈金字塔结构，城市等级体系齐全，基本上是合理的。
1.2.2城镇分布差异突出河南城市分布豫中、豫北城市密度高，豫西、豫东、豫南密度低，全省城镇发展呈现自北向南递减态势。其中豫中、豫北拥有22个城市，豫西、豫西南拥有城市10个，豫东、豫南拥有城市6个。南部城市少、规模小、实力弱。
1.2.3城镇布局交通指向明显河南省城市相对集中于交通干线沿线地区，城市呈双十字轴线型分布，初步形成了京广、陇海两大城镇发展带。其中，京广铁路沿线11个，陇海铁路沿线10个，焦枝铁路沿线6个，三条沿线城市占全省城市的66%。其他还有新济、洛漯、宁西三大城镇发展线，主干交通沿线集中了河南省大部分城镇。
1.2.4城镇历史文化资源丰富河南历史源远流长、在中华文明很长的一段历史长河中占据着主流时段。中国古都中，河南省占了四个，分别为十三朝古都洛阳城、七朝古都开封、夏商故都郑州、商都安阳。
2推进河南城镇化发展速度
要使河南城镇化水平有较快的提高，应全省一盘棋，走一条具有河南特色的城镇化发展道路。
2.1河南城镇化发展速度存在的主要问题
2.1.1发展速度受产业化发展水平制约首先，农业产业化程度低，城镇化基础动力薄弱。农产品加工拉动作用低，出口能力不强。其次，工业化水平不高，城镇化根本动力不足。河南省缺乏强有力的工业化带动和支撑。再次，第三产业水平较落后，城镇化带动力不够。河南省服务业水平不高，缺乏吸纳就业的能力，影响了人口的集聚和集中。
2.1.2发展速度受中心城市首位度制约河南省会郑州在全国省会中心城市体系中，列在第三层次。郑州与河南位居第二的洛阳相比，两者距离没有拉开，综合实力不具有明显的优势。郑州经济总量、产业结构、人口集中度、城市规模等在河南省内和区域内尚未起到较强的主导作用，难以发挥核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由于较难发挥中心地的带动作用，致使郑州发展缺少内聚力和推动力。
2.1.3发展速度受城镇规模制约虽然河南城市数量较多，但从城市规模看，中小城市较多，38个城市中以小城市占有23个，其中人口小于10万的就有12个。因大多是综合型的农业小城市，经济实力不足，难以带动地区经济发展，综合经济实力弱，形不成区域聚集和辐射作用。
2.2促进河南城镇化发展速度的方式
2.2.1完善河南省城镇体系
①增强中心城市的集聚辐射作用。以建设郑东新区、郑州市航空港区为契机，扩张郑州市人口及规模。做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现代物流、会展、金融、信息等现代服务业，，发挥其区域性经济、信息、科技、教育和文化中心的作用，提高郑州市的龙头地位，使之成为在我国中部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国家区域性中心城市，对全省起到强有力的示范、辐射和带动作用。
②培育中原城市群核心增长极。以郑州为核心，包括洛阳、开封、新乡、济源、焦作、许昌、漯河、平顶山的9个城市被称为中原城市群，聚集了河南省60%的城市、40%的人口、56%的全省GDp，是河南省的经济核心区域。应加快中原城市群的建设，力争使中原9个城市基础设施同城化，城乡一体化、产业一体化、市场一体化，成为带动河南的经济强力带。中原城市群的发展，应统筹规划，整合资源和经济优势，优势互补，形成合力，提高综合服务功能和人居环境质量。把中原城市群打造成河南省东引西进的主要平台，提高整体竞争力、辐射力和带动力。
③发展壮大小城市和小城镇。没有河南省小城市和小城镇经济的快速发展，实现河南省城镇化发展就失去了重要支撑。要优先发展那些财政收入水平以及经济生产总值较高、人口规模较大的重点县城、小城镇，完善城镇功能，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发挥其产业集聚的重要作用，培育成为中等城市。要重点发展一批区位优势较好、经济实力较强，有产业支撑的县城和中心镇，发挥其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重要作用。
2.2.2形成河南城镇群网络布局
①圆心。圆心指郑汴市区。郑州作为河南省的省会，作为中原城市群的核心城市，作用非常重要。开封市是河南省中原城市群和河南沿黄河的黄金旅游线路中心城市之一，具有得天独厚的人文、历史资源。加快郑汴新区规划建设，把郑汴新区打造成河南城市群核心增长极，把郑汴市区打造成河南乃至全国重要的制造业基地和商业物流中心，现代服务业和中原金融中心、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区，加强郑汴的辐射带动作用。
②内圈。内圈是以郑州为中心、城际快速轨道交通或高速铁路能半小时通达的洛阳、新乡、济源、焦作、许昌、平顶山、漯河等7市。这些城市城镇化质量相对较好，经济、社会和居民生活质量处于河南省相对较高的水平。洛阳应依托便利的交通条件，建设郑汴洛城市工业走廊，加快郑汴洛一体化，提高城镇化质量，打造成国际文化旅游城市。新乡、济源、焦作等要依托南太行产业带产业带的发展，提高焦济新区域的城镇化质量。许昌、平顶山、漯河要加强三市之间的经济联系，做到一体化发展，形成许平漯金三角，全面提高此区域城镇化质量。这些城镇应加强与郑汴的联系，促进与郑汴核心区的产业互补。
③外层。外层是以郑州为中心、高速铁路一小时能通达的安阳、濮阳、三门峡、鹤壁、南阳、信阳、商丘、驻马店、周口等9市。这些城镇的城镇化质量总体上相对较弱，仅安阳、南阳、鹤壁三市的城镇化质量处于河南中等水平，其他均处于中等偏下的水平。这些城市要推进工业化进程，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优势互补，产业互动，全面提高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加强与郑汴和内圈城镇的经济联系。
2.2.3依托产业集聚地建设新城镇河南省应大力发展优势产业和特色产业城镇，形成各具特色的发展模式。如以工业拉动型发展模式形成新郑、巩义、沁阳、偃师等城镇；以产业聚集型发展模式形成禹州、长垣、虞城等城镇；以农业产业化推动型发展模式形成潢川、尉氏、鄢陵等城镇；以劳务经济拉动型发展模式形成新县、固始等城镇。又如把禹州建设成为北方陶瓷工业城镇，长垣建设成为全国起重机械生产基地城镇，民权建设成为中国农民画虎第一城镇，确山建设成为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城镇等。
3提升河南城镇化发展质量
质量是城镇化的本质，应将城镇化质量的提高作为河南城镇化发展的主要目标。
3.1河南城镇化发展存在的质量方面主要问题
3.1.1产业结构不合理，第三产业比重低河南城镇产业结构的主要问题是第一、二产业比重高，第三产业比重低。河南是典型的农业省份，第一产业不仅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更高于发达地区；而第三产业服务业不仅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更低于发达地区。河南城市多以第二产业为主，而且多数城市传统工业部门多，农副产品和原材料初加工部门多，以纺织、机械、食品等部门比重最高。第三产业发展较慢，形不成聚集效应。
3.1.2忽视城镇内涵建设，基础设施薄弱河南省城镇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不完善。由于基础设施落后，现代化水平较低，一些城市出现了交通拥堵、道路积水、城市管网老化、垃圾围城等，而且城市的道路、供水、供气、供热、污水和垃圾处理设施都跟不上。基础设施规划决策不民主、不科学。文化、卫生、体育等社会公共服务设施投资仅占全社会投资的不到5%。
3.1.3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社会问题突出河南城镇社会保障等领域的配套改革措施落实不够，进城农民很难融入城市之中。特别是户藉制度，二元户籍制度被简单化，农转非受到严格的管理和控制，影响到一系列与之相配套的相关制度，如就业、医疗、社保、住房、失业、子女就学、最低生活保障、土地使用等制度。如何建立和完善城镇的社会保障体系是亟待研究的重要课题。
3.1.4城镇管理水平低，管理成本高目前河南城镇政府的管理制度、管理水平总的来讲还处在较低水平，管理体制不顺畅、管理效率较低下、管理成本又偏高是主要问题，尚未形成一套适应市场经济环境的城镇管理模式。加强管理是发展河南城镇的根本，如何提高政府对城镇各要素协调运行的管理效率也是我们应该研究的重要课题。
3.2建立河南城镇化质量评价指标体系
3.2.1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原则
①综合性原则。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必须能完整、地全面反应被评价城镇的城镇化质量，这样得出的结果才能比较全面地反映城镇发展的各个方面，抓住问题的本质，才具有可信性。
②科学性原则。要准确科学反映城镇化的发展质量，做到各个指标之间不出现隶属、涵盖、重复的关系，以便从不同角度衡量和反映城镇化质量的总体和局部情况，形成一个较为完整的指标体系。而且各指标的含义应明确，对一个指标不能有多种解释。评价方法也应科学合理，保证评价结果的客观性和准确性。
③可操作性原则。城镇化质量评价指标要便于组织实施。这就要求概念明确、资料易于收集、计算方便、直观、指标数量适当。选取的指标尽可能量化，对于难于量化的指标，应在定性分析基础上，也应尽量向量化靠近。
④代表性原则。在选取指标时应重点考虑城镇社会发展、经济发展、基础设施、生活方式、人居环境、城镇管理等各方面具有代表性的因素指标，准确评价城镇化发展质量，当然也应避免指标过乱过多。
⑤以人为本原则。城镇化质量评价体系应建立在充分体现民众的意愿，以人为中心的基础上。不仅要反映城镇经济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还要反映城镇居民普遍关心的生活水平、生活质量、社会保障、文化教育、生活环境、医疗卫生、城镇管理和服务等方面。
3.2.2城镇化质量评价的指标体系①经济发展指标。经济发展是城镇化质量提高的重要物质保证，也是城镇化的根本动力。②社会发展指标。社会发展是城镇化质量提高的具体体现，提高社会发展质量是城镇化的核心任务之一。③居民生活指标。居民生活质量的提高最能体现城镇中人和经济与社会、人和自然和谐发展。④基础设施指标。。基础设施发展的质量直接影响到城镇化能否健康有序的顺利推进。⑤生态环境指标。生态环境的质量也是城镇化追求的目标之一，提高生态环境质量能够促进城镇的可持续发展。
3.2.3城镇化质量评价方法①综合评价法：先获得各项评价指标的数值，然后对各项指标数值进行标准化处置，并决定的各指标权重，最后算出城镇化质量评价综合数值，评价出城镇化质量程度。②主要指标法：通过一个或多个能反映问题、具本质意义的指标，来定量描绘城镇的质量水平。
3.3提升河南城镇化发展质量策略
3.3.1提升河南城镇化质量的制度创新机制
①改革户籍制度。加快户籍制度改革，积极调整户籍迁徙政策，在河南省推行按实际居住地来进行登记的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实现全省城乡统一户籍管理，破除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管理结构，开放对农民进城的落户限制，建立流动自由的新的户籍管理制度。
②调整土地制度。深化土地制度改革，利用宏观调控建立和完善土地机制，建立有利于城镇建设发展的土地置换和调整机制。加快土地使用制度改革，从法律上健全土地所有权、经营权和使用权的关系，使农地使用权或承包经营权具有流动性。
③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启动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努力扩大社会保障覆盖范围，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建立并不断完善医疗、住房、教育、劳动就业等各项配套制度，把进城农民纳入城镇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之中，让每一位进城务工人员都能在居住、子女就学、就医、社保、养老、就业、失业、最低生活保障等方面得到保障。
④规范行政制度。开启规范行政制度改革，创建适应于市场经济体制的地方政府职能框架。切实规范和转变政府职能，政府要逐步减少真至退出直接投资、经营营利性企业的行为，更好地担负起提供公共物品、发展公益事业的职能。
3.3.2提升河南城镇化质量的经济带动措施
①调整产业结构、发展二三产业。加快河南城镇第二产业的发展。培育形成一批具有较强核心竞争力的大型产业基地、产业集群、大型企业集团，培育起具有较强竞争力和鲜明特色的优势产业。全面提升工业竞争力。如郑州、洛阳重点发展高新技术产业、高附加值的装备工业；平顶山、鹤壁、义马等可以考虑接续产业和替代产业的发展；县级城镇应立足当地的交通、资源、区位、人文等方面的优势，工业基础较好的走产业集群的道路，农业生产和农业资源有优势的走农业产业化的发展道路，地处省界周边的可以发展边贸。
大力发展河南城镇第三产业。推进旅游业、现代物流业、金融服务业等，转变城镇的单一性职能，变为综合功能。应积极发展河南文化产业和旅游业，使之培育为新兴支柱产业，增强城市辐射带动力；应积极发展现代物流业，以郑州中心物流枢纽建设为重心，完善优化物流网络体系、整合物流资源；应积极发展金融服务业，以建设郑州区域性金融中心为重心，培育金融市场，健全金融机构体系、优化金融生态环境、加快金融创新、增强金融业的竞争力和辐射力。
②开拓融资渠道，建设基础设施。一是发行河南城镇化发展建设债券。以河南城市政府或政府机构为发债主体，向市场发行城镇化建设债券，主要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如道路、桥梁、管网老化、垃圾处理、自来水、污水处理等，为城镇化建设提供资金来源渠道。二是设立河南城镇化发展建设基金。可由河南城市政府联合金融机构、投资管理公司共同发起，发展基金应以市场化、专业化运营为宗旨，广泛发掘民间多种资金来源，吸引社会资金进入城市建设领域，为河南省城市基础设施、生态绿色工程、文化旅游产业等提供强大资金保障。三是创新河南城镇化建设融资方式。在法律、法规以及政府的引导下，规范各种资本参与到河南城镇化发展建设中来。通过开发新的融资平台、融资工具，特别是引导民间资本、外资，金融机构，推动河南城市发展融资运作平台建设，摆脱对土地财政的过分依赖，使融资方式多样化。
综上所述，在加快河南城镇化发展进程的同时，重视和提高河南城镇化发展质量，使城镇化发展速度与质量相协调，从而真正提高河南城镇化的发展水平。
参考文献：
[1]刘传江，郑凌云.城镇化与城乡可持续发展[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
[2]刘勇.中国城镇化战略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
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篇6
一、城市化率不是越高越好，要力避片面和过分追求城市化率
城市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人类普遍追求的一个过程，也是一定阶段的目标。一般地说，表明城市化推进一定过程和目标的城市化率的高低是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高低的重要体现。但是，由于世界各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城市化模式不同，所选择的城市化道路又各异，我们就不能把城市化率与经济社会发展简单地划等号。如果从城市化是农业人口向城市人口转化过程的概念出发，显然，城市化率就是城市化水平高低的重要指标，但仍不能认为是唯一指标。也就是说，城市化率不能与城市化划等号。更确切的说，城市化率是人口城市化的具体体现，是城市化推进的外延显示，这是由城市化的内涵注定的。有的学者对城市化的概念表述为：“城市化过程是社会生产力变革所引起的生产方式，生产力布局，人口分布及生活居住方式客观演变的过程。”(邹彦林.1999)“城市化过程，就是一个经济发展，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演变的过程，又是一个社会进步，社会制度变迁以及观念形态变革的持续发展过程。”(候蕊玲.1999)是不无道理的。笔者认为，城市化推进不仅是城市化率提高的过程，更主要是由城乡分离到城乡融合的过程，是城市更新和农村变革基础上进行的，处理城市间关系及不断向农村渗透的过程；是经济社会发展格局在空间上不断更新形态的过程，资源重新配置，城乡空间形象不断优化的过程；也是城乡生态系统不断完善和逐步高级化的过程。
城市化率是有一定的定数，也就是说是有限的，达到100％，也就不可能再提高了。现在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的城市化率达到100％。其中有个现实问题，按照城市是聚集，农村是分散的概念，即使经济社会高度发达，农业的存在应该是永恒的，从事农业的农民的存在也是永远的。也就是说，城市聚集和农村分散将无限期的并存。即使城乡融合一体了，也只是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融合一体，而决非空间形态的连成一片。就是随着农业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真正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将会越来越少、越来越精、越来越专，农业分工将会越来越细，但决非100％人口都在城市从事二、三产业。如果上述观点能取得共识的话，就应该得出这样的看法：我们在理论探讨和实际运作城市化推进中，既要重视城市化率提高的外在表现，更要重视城市运行方式、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居住环境的内涵实质需要。既要避免发达国家曾经严重的“城市病”在我国蔓延；也要防止发展中国家超前城市化带来的“繁荣城市与破产农业并存”在我国出现。按照科学发展观和五个统筹要求，应力避片面和过分追求城市化率提高的作为，真正把城市化推进的重点放在弱化和逐步消除城乡二元结构，放在切实解决区域“三农”问题上。只有这样。才是我国区域城市化推进的最佳选择，也是遵循国家所指引的有中国特色城市化道路的真正体现。
二、推进城市化是无止境的，要不断提高城市化质量
城市化率提高是有限的，而城市化推进则是无限的。世界上不论哪个国家和区域，即使是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都同样面临提高城市化水平和城市化质量的重大课题，更何况像我国这样一个区域发展水平差异大的发展中的大国。因此，就城市化推进而言，真真切切是任重而道远。
经济社会发展是人类永恒的主题，也是有阶段性的永恒过程，城市化作为人类生产方式转变、生活方式优化、生活质量提高的客观折射，必须以社会文明和财富增长为基础，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最终体现。经济社会发展是无止境的，人类对生活享受和自身发展的追求也是无穷无尽的。显然，城市化推进也就必然是人类追求的永恒过程，也是有阶段性的永远无穷的过程。它不能一步登天，只能通过经济社会发展的脚踏实地、科学苦干、循序渐进和持之以恒来实现，我们应该按照可持续发展观的精髓，在切实做好当代人公平、公正的基础上，更多的切实做好为后代谋享受的实事。
我国任何区域和城市在任何时候都面临着城市化推进这个重大任务，尤其是城市化率高的大城市和特大城市任务更为紧迫和严峻。因为这类城市不仅有走向世界，不断提高自身城市化质量的任务；作为区域中心，更有统筹城乡，推进区域城市化的紧迫课题。必须彻底摒弃和消除坐井观天和沾沾自喜的心态和作为。既要将自身融入全国和全球城市化推进热潮中，并真正找到自己的位置；又要充分挖掘、发挥城市功能与中心带头作用，以城支农、以工哺农，在统筹城乡关系，共谋城乡双赢中，有更为突出的作为和贡献。
城市城市化推进的提法似乎拗口和别扭，但却客观存在。它不仅是高楼大厦、车水马龙、繁华商场、灯光美景、文化底蕴和娱乐休闲；更主要的是功能突出、运行高效、结构优化、城郊一体、政府清廉、服务到位、充分就业、消除贫困、社会安定、和谐推进。对每个城市来说，这都是十分复杂而艰巨的任务。
区域城市化推进任务则更为繁杂，它不仅包括处于区域中心地位的各级城市的城市化推进，还包括区域内的广大农村城市化推进。如果从真正理解科学发展观和五个统筹及区城市(镇)体系综合内涵出发，应该对农村城市化推进不会有异议。从我国国情出发，从城市体系建设和完善思考，在农业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和“三农”问题逐步解决的前提下，农民转移到大中城市是必然趋势，但这决非农民转移的唯一之路。就地转移，即向小城市和小城镇更是必然选择，这也是从城乡统筹到城乡一体的必由之路。农村城市化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现实，我们不能以农村城市化存在的问题，去否定它的客观性、重要性和必要性。问题的存在需要去面对、去正视、去剖析，更需要迎难而上，并切实解决，因为它直接关系到城市化推进的速度、质量和效益。可以说，农村城市化问题解决得好，我国区域城市化推进才能快速、稳步、健康发展；反之，城市化推进必然受阻。值得提醒的是，在我国现行的以市带县的行政区划体制下，尤其是东部沿海大都市圈发展正兴的现实下，我们不能机械地把城市和区域城市化推进绝然分开对待，十分重视城市(镇)体系建设和完善更为重要。
正因为完善的城市(镇)体系本身就是高水平、高质量城市化的内在要求，也是各类城市功能互补，合理布局，统筹协
调发展的体现。因此，推进区域城市化，要遵循城市发展规律(至少应包括：聚集与扩散互动互补规律、产业升级与空间优化协调规律、经济发展与城市建设互补循环规律、城市价值与阶段提升规律、经济运行耦合规律)和城市化推进规律(至少应包括城市化推进可持续规律、城市化与城乡经济分工互动规律、城市化与小城镇发展相互适应规律、城市化与区域生态系统协调规律)。还要把城市城市化和农村城市化有机结合、统筹互动，把城市现代化、国际化和城市化作为有机整体统筹对接起来，并在城市规划、城市土地利用规划、城市房地产开发建设规划的统一协调中得到充分体现。
三、推进城市化的关键是谋求综合效益
城市化推进要讲速度，要讲城市化率提高，更要讲质量，讲效益。这里所讲的效益，是指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生态环境效益的统一和共同提高。还有时间效益和空间效益的融会，正如经济发展要讲求综合效益一样。这是因为城市化推进不仅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体现，而且城市化推进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有互动、协调、统筹共进关系。城市化推进以经济社会发展为基础，城市化推进质量直接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速度和平稳，城市化推进以城乡统筹为基本前提，在城乡二元结构呈刚性的经济社会发展态势下，加快城市化推进，提高城市化推进质量只可能是一句空话，城乡建设和发展也无从综合效益可谈。
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篇7
关键词:城市化;新型城市化;动力机制
我国新型城市化的提出是对世界多元城市化发展模式进行分析与借鉴,同时对城市化进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全面思考与平衡,多方面考虑未来世界发展趋势及其对我国的影响,在确定我国城市化的目标与模式这个战略层面上提出来的。如何在遵循科学发展观前提下,推进我国新型城市化发展。
一、新型城市化的内涵界定
新型城市化作为一个世界性课题,目前对它还没有一个规范化的说法和明确的定义。本文对新型城市化的内涵进行梳理,认为新型城市化是:以人为本,以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带动,新型城市化与新型工业化互为促进,城乡统筹,建立政府引导、市场主导的机制,坚持可持续集约发展,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的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多元化城市化模式。其主要特征如下:
(一)经济集约发展
城市化的本质是一种空间集聚,其意义就在于通过人口的集聚带动其它要素的集聚,产生一种结构性优化和功能性提高的综合效应。新型城市化不但要集聚人口、资源等生产要素,还要集聚人才、科技等创新要素;不但要集中、集聚各类要素,还要节约、高效使用各种资源;不但要加快城市自身的发展方式向集约型转变,还要为全社会转变发展方式积极创造条件。具体讲,要实现城市经济的集约发展,必须重点发展高附加值的制造业,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使城市发展从主要依靠工业带动转向工业服务业协同带动;必须集聚创新要素,激活创新资源,转化创新成果,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构建创新型城市;必须把节约利用土地放在突出位置,开展城市综合节能工作,加强资源的综合利用,建设资源节约型城市。
(二)社会和谐发展
城市化的核心是人的城市化。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时代背景下,新型城市化要求人口在实现从农村到城市空间“转移”的基础上,真正实现从农民到市民的户籍“转化”,使生活在城市的每一个人,其基本生存条件能够得到满足,基本发展条件能够得到保证,能够共同创造和平等分享新型城市化的发展成果,最终在城市获得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具体讲,必须通过城乡体制的改革,有序推进农村人的转移转化,不断提高城市化水平;通过积极就业政策的实施,改善城市的创业和就业环境,努力提高全社会的就业水平;通过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社会事业的快速发展,建立惠及全民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优化公共资源配置,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通过社会治安的综合治理,依法打击各种违法犯罪活动,维护社会公共安全,营造和谐的社会环境。
(三)环境友好发展
新型城市化要求“友好”地对待环境,努力保持“发展”的城市系统与“稳定”的环境系统之间的平衡,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一方面,在城市的规划、建设中,要充分考虑生态环境对城市发展的承载能力,协调城市与区域之间的环境依存关系,确保城市发展的生态屏障安全。另一方面,在城市发展中,要树立环境优先的理念,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和人居环境,改善城市创业环境,提升城市生活品质,建设环境友好型城市。具体来讲,通过区域环境基础设施建设,进行流域生态环境综合整治,增强自然系统的环境承载力;建立健全城市生态平衡体系,加大公共绿地面积,增加城市绿地覆盖率,发挥城市生态系统的综合服务功能,促进城市生态转型;通过努力控制污染排放,加快城市生态化改造步伐,改善城市的环境质量,打造优美舒适的人居城市。
(四)城乡统筹发展
城市化是“农村”一极到“城市”一极的社会变迁过程,城市和农村作为不同的空间经济体,两者是相互依存、密不可分的。新型城市化要求从城乡分割的现实出发,从统筹城乡发展的高度,用发展和改革的方式,构建城乡互动、协调发展的机制,促进城市化和新农村建设的联动发展;充分发挥城市的带动作用,通过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按照城乡一体化的要求,加快完善城乡规划,加快各类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城市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城市公共服务向农村覆盖、城市现代文明向农村扩散。同时,还要统筹城与城之间的体系布局,即加快发展省域中心城市,积极培育区域中心城市,大力发展中小城市和小城镇,通过发展若干用地少、就业多、要素集聚能力强、人口合理分布的城市群,构建组合有序、功能互补的城镇体系。
二、我国新型城市化的认识误区
新型城市化强调可持续的城市化进程,实施大中小、多产业类型共存的城市化模式。然而,在新型城市化推进过程中,也必须注意以下方面的认识误区:
(一)内涵认识的简单化
强调走新型城市化道路,促进城市的集约、和谐和统筹发展,最终将城市化转入科学发展的轨道。然而,有些地方把新型城市化仅仅看成是农民迁入城市,城镇人口增加,城市规模扩大,这无疑是把新型城市化看得太过于简单了。一方面,就宏观社会经济总体而言,新型城市化不仅仅是城市人口的增加,城市地域规模的扩展。更为重要的是,它是社会经济活动方式根本的变化,是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信息社会的转变过程。另一方面,农民从农村迁入城市这个过程从总体上来说是农民从农村社会进入城市社会的过程,它包含着农民经济活动由农业活动向非农产业活动的转变,生活方式由农村单一性向城市生活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的转变,以及文化活动方式、思维方式、各种价值观念的转变和再社会化。整个过程涉及迁入城市前的承包土地、农村原有住宅问题;迁移到城市后,又涉及就业、住房,以及与户口身份有密切联系的各种城镇福利保障等问题。可见,新型城市化是社会经济制度复杂变迁的过程。
(二)动力机制认识的片面化
对新型城市化动力机制的理解,可简化为自上而下型和自下而上型。前者指国家(主要由中央政府)有计划投资建设新城或扩建旧城以实现乡村一城市转型;后者以乡村集体或个人为投资主体,通过乡村工业化实现乡村新型城市化。针对我国新型城市化的动力机制,有一种观点认为新型城市化的根本动力来自于政府,基于这种认识,有些地方过多地沿用计划经济的方法,甚至动用行政命令来推进新型城市化。比如,在一些地方的农村,为了提高城市化水平,当地政府不准农民翻建住宅,新住宅必须建在城镇上。这种依靠政府部门的“推力”,用行政命令强行推进新型城市化的方法,不符合新型城市化自身的发展规律。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城镇化就是市场化,新型城市化的根本动力在于市场,新型城市化完全靠市场去推动,并认为经济发展了,新型城市化水平自然就提高了,主张应采取自由市场化机制,让市场自由地推动新型城市化。虽然说上述两种观点有一定的合理性,即承认政府或市场对新型城市化的推动作用,但它们都片面地理解了新型城市化的动力机制,在实践中必须摒弃。在市场推动新型城市化发展的过程中,政府干预是十分必要的。目前,我国新型城市化过程中必然暴露出许多深层次的矛盾,这些矛盾需要通过政府部门的参与和引导来解决。
(三)经济预期过高化新型工业化是新型城市化的因,新型城市化是新型工业化的果
目前,有些地方颠倒了新型城市化和经济发展的因果关系,认为一个地区城市人口增多了,新型城市化水平提高了,就会刺激需求,拉动内需,促进第三产业发展,甚至用新型城市化水平提高一个百分点,可以带动国民经济增长多少个百分点来说明加快新型城市化进程的重要性。这种观点过分地夸大了新型城市化对经济的推动作用。新型城市化的本质是伴随着工业化、经济增长和社会变迁的一个发展过程。一方面,只有当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实力提高了,第二、三产业得到快速发展,城市才会吸引非农人口和第二、三产业的增加和积聚,进而发挥城市规模效应,促进分工和专业化,推动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对于新型城市化对经济的推动作用也不能抱有过高的预期。因为新型城市化对经济的反作用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新型城市化对经济的推动作用直接受到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我国经济发展水平还比较低,因此不能过高地期望通过提高新型城市化水平来推动经济的发展。因此,要理顺新型城市化发展和经济发展的关系,以经济发展促进新型城市化,以新型城市化的发展推动经济发展,形成经济和新型城市化协调发展的机制。
(四)“数量”、“质量”认识的模糊化
传统的城市化注重城市数量和化数量指标的扩张,如城市规模的扩大,城市空间的扩展。从新型城市化的内涵中我们可以看出,新型城市化是城市量的扩张和质的提高的统一体,城市质量是新型城市化内在的必然要求,也是新型城市化的重要内容。然而,在新型城市化推进过程中,往往只注重城市化量的增加,而忽略了城市化质的提高,表现在盲目追求城市人口的增加和城市地域面积的扩大,不太重视城市质量的提高等。其结果是导致城市建设乱铺摊子,城市呈摊大饼状向外扩展,走的是外延型的传统城市化道路。这不仅浪费了宝贵的土地资源,同时还对城市化的可持续发展构成了威胁。目前,我国正处在新型城市化快速推进时期,要注意城市化量的提高,更要注意城市化质的提升,这不仅是新型城市化发展的内在要求,同时也是我国基本国情的要求,要以发展集约式新型城市化,走内涵型可持续发展的新型城市化道路。
三、推进我国新型城市化的应注意的问题
推进我国新型城市化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到体制和机制诸多方面。笔者认为,主要应注意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一)在基本内涵和关系要素上应注意
新型城市化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它是对传统意义城市化的扬弃,旨在改变过去那种陈旧的规模扩张、外延拓展式的城市化模式,创造一条全新的质量提升、内涵丰富、品质拓展的城市发展道路,因此是一个既注重外延更注重内涵、规模设计科学、职能定位准确、空间布局合理的质量统一体。如果说新型工业化是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经济腾飞之路,那么,“新型城市化”就是一条“占地面积少、立体空间大、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带动承载辐射功能都得到充分发挥”的社会和谐之路。借助于此,我国的社会经济将迈上一条低投入、高产出,低消耗、少排放,能循环、可持续,经济发达、社会和谐的科学发展道路。国外有些学者因此将“新型城市化”与新型工业化并称为社会经济发展的“两支飞翼”或“两个快车轮”,唯有齐力共进,才能相得益彰,才能真正实现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而资源节约,不仅指自然资源节约,还包括社会资源节约;环境友好,也不仅指自然环境友好,还包括社会环境友好。通过土地、水、电、气等资源的节约,以最少的能源消耗获取最大的经济效益;通过人力、物力、财力、行政成本等社会资源的节约,以最少的社会资源消耗获取最大的社会效益。通过保护环境,做到人与自然友好相处,使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得以优化;通过城乡、区域统筹等路径,保障和实现社会公平,做到人与人、人与社会友好相处,使人类赖以发展的社会环境得以优化。
(二)在政策策略和总体要求上应注意
如果说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腾飞在其初始阶段往往是以量的增长为其标志、以自然环境恶化和社会事业滞后为其代价,那么,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再进一步的发展就必须以质的提升为其标杆,以自然环境优化和社会事业的发展进步为其必要。在新的阶段,我们要在看到新型工业化这个“第一推动力”的同时,还要看到“新型城市化”对新型工业化的积极的反作用,看到“新型城市化”在提高新型工业化效益、加速新型工业化进程和提升新型工业化速率等方面的重要促进作用。我们必须在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战略的同时,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强力推进实施“新型城市化”发展战略,以避免那种GDp有增长而居民无幸福、有数字进位而无实质进展、财政收入增幅大而居民财产性收入不大甚至倒退的有悖于科学理念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两型社会”建设的推进,一定要牢牢把握住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这一核心主题和发展目标,既要以新型工业化为抓手,努力促进经济快速发展;又要以“新型城市化”为依托,着力推进社会事业建设,使经济发展与社会建设和谐共进。
(三)在发展模式和具体措施上应注意
要避免传统城市化那种单纯的规模扩张、面积增加和人口增长,更多地注重品质提升,更多地注重人文关怀,走集约发展、内涵拓展和功能提升的“新型城市化”之路。一是要科学规划与设计,使城市具有自主性、内涵性、特色性和前瞻性。通过功能分区与定位,增强城市综合功能;通过提升窗口单位窗口行业的服务质量、拓展便民措施等途径,树立城市形象;通过增强楼宇经济品质以及文化底蕴和科技支撑等方式,提升城市品味;通过培育城市特色,增强城市辐射和承载能力。二是要科学调控城市规模与城区面积。城市并非面积越大越好,而是功能越强越好,应通过“新型城市化”战略的推进,实现土地节约集约利用,充分挖掘城市的带动功能、辐射作用和承载能力。三是要理性引导城区人口,使人口增加与就业、教育、就医、住房等社会保障以及城市的承载能力在总体上基本适应。
(四)在总体目标和路径选择上应注意
要坚持城市发展与社会事业和民生建设的协调共进,健全就业、教育、住房、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机制,真正实现发展成果由“全民共享”。一是要使人人都有身份。凡城市居住者人人都有城市身份,是避免城市“歧视”、推进“新型城市化”的制度前提。尽快推进户籍改革,破除城乡二元户籍结构,打通城乡无障碍流动渠道。二是要使人人都有职业。凡城市居住者人人都有城市职业,是避免城市“空壳”、推进“新型城市化”的保障基础。就业既是劳动者的事情,又是党和政府的事情,党和政府有责任予以保障。一方面要通过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最大限度地促进就业;另一方面要大力鼓励创业,实现以创业带动就业。同时改革现有的分配制度,通过税收等手段避免收入差别上的“马太效应”,初次分配与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要更加注重公平。三是要使人人都有保障。凡城市居住者人人都有保障,是避免城市“骚动”、推进“新型城市化”、构建“两型社会”的坚强后盾。社会保障的推进必须主要依靠公共财政,通过调整公共财政的支出比例,加大对民生建设和社会事业的投入,保障资源真正“公平共享”,居民住房、子女教育、医疗、失业、养老保险等民生问题。
参考文献:
1、成文思.城市经济学原理[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2、雷小龙.城市化理论研究[m].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
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篇8
关键字：体育；城市经济；建设；作用
一、体育在城市发展过程中的现状
（一）城镇居民的体育健身意识淡薄，兴趣和热情欠缺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劳动效率的大幅度提高，人们生活水平的改善，休闲和娱乐的时间相应的增加，人们的锻炼身体，提高健康水平的意识在不断增强，但目前居民的健身意识却令人堪忧。虽然受到某些客观因素的限制，但多数人的锻炼热情不高。据调查资料反映，对体育无兴趣的居民接近不参加体育锻炼人数的一半，这也充分反映出对体育锻炼，提高健康水平的宣传力度不够，城镇居民的锻炼身体的意识有待加强。
（二）城市中体育基础设施存在明显差异
大城市主要是省会，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是高校、大型企业或企业集团集中之地，是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经济水平较为发达，基于城市建设发的需要，在资金的投入以及体育场馆的修建，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是中、小城市，特别是乡镇所无法比拟的。尤其是社区、居委会、乡镇的体育健身中心和健身点，由于受到经济因素的限制，发达城市和较发达城市及不发达的地区之间的体育设施差距十分明显。一些省市政府十分关心人民的生活质量和人体健康状况，对公共体育基础设施条件正在不断的加强和改善。
（三）城镇居民健身活动场地严重不足
从全国的体育场馆开放和经营情况来看，体育场馆数量和利用率水平还很低。有数据表明，我国目前体育场馆远没有达到国家相应的建设要求水平，在城市的体育场馆中，只有44.1%对社会全部开放，21.3%部分开放，34.6%的体育场馆尚未开放。从居民活动点看，目前平均每个街道、乡镇只有2.7个体育活动点，体育活动人数一般为31-100人，而且是锻炼者自发组成，缺少体育社会辅导员的帮助，这些均无法满足城镇居民对体育健身的要求。
二、体育对城市经济建设发展的作用与影响
（一）体育运动的普及与大力发展，对推动整个社会经济、文化、科技等事业的发展，具有积极的影响和作用
在国家经济许可的范围内，发展体育事业将促进综合国力的发展和增加国民的收入，与其它需要大量投资的经济部门相比，体育的发展具有更大的优势。
体育可以促进城市经济的发展，体育事业的发展能够带动和促进相关产业的发展。首先，由于体育的功能具有健身、娱乐、休闲、竞赛等特点，它能够推进和带动城市旅游、商业、交通、电信、新闻、餐饮等相关服务行业的发展，从而吸引更多的人参与体育运动，通过消费，城市取得可观的经济收入。其次，体育最明显的经济作用就是促进体育产品的消费，而主要的消费人群集中在城市。最后，体育能够增强人们的体质，提高身体素质，提高人的基本劳动技能，从而提高生产效率和效益，以达到促进城市经济发展的目的。
（二）发展体育可以加快城市化进程，大型的体育赛事是塑造城市形象最有效的方式之一
它不仅能打造城市文化、体现城市活力、优化城市经济结构，更能够加快城市建设和发展的步伐。东北地区是我国的老工业基地。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建设和发展的步伐与内地各大城市比较相对滞后，但是我们的自然环境及体育冰、雪项目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通过一些大型的国内、国际赛事，可以促进和推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大大提高我们城市的知名度，带动经济的快速发展。
（三）体育的发展能够加强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
通过国内、国际各大城市举办大型赛事的实践已经证明，其都能够加快城市建设的步伐，比如，体育场馆、道路交通、城市绿化、宾馆、饭店等等，极大地提升了城市的品味，同时也改善了城市的软环境，引起了很多外商的兴趣，既加大了资金的投入，推动了城市经济的发展，为城市经济增添了诸多的活力，又为各个行业的发展充满了生机。
三、体育开发与城市经济的协调发展
（一）体育应与城市自然环境、人文环境一道共同促进城市经济的发展
一个城市的地理位置、气候条件、人文环境等自然人文因素，必然直接影响到城市的生存与发展。每个城市的历史渊源不同，所形成的文化传统也不尽相同，具有不同的民族性格和气质。因此体育开发要符合当地人们的心理特征和人文特征，以便普及、推广和提高。另外，不同城市可以利用其地貌特征和气候特点发展不同的体育项目，只有这样才能形成不同城市体育文化。
（二）体育开发要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我国不同的城市形成了一定的经济差异，正确制定和有效实施区域体育政策，对于体育的发展与城市经济的协调具有深远的意义。以沿海地区和中部省会为中心的周边经济发达地区，资金雄厚，信息快捷，全民健身运动及体育基础设施相对普及，形成体育与经济同步双赢格局。经济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人口众多，资金匮乏，体育产业以国内大众需求的体育用品为主进行生产，在各自管理的辖区内，给群众提供一些必要的体育健身场地与设施。经济不发达地区，主要集中在西部和少数中部及边远山区，地广人稀，交通不便，他们以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为主，体育用品业的生产则应以生产少数民族体育用品为主，人们以开展少数民族传统项目为主要内容。
四、体育开发与城市经济发展中应注意的问题
（一）项目的开发要统一规划，因地制宜
城市开发体育项目要根据自身的经济实力，预测市场需求，调研摸清开发项目的经济效益和公益的社会效益，注意超前发展战略研究和制定正确可行的长远发展计划，切不可盲目的进行开发，影响城市的整体经济规划。
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篇9
关键词：西藏生态保护城市建设可持续发展
一、西藏生态保护与城市发展概况
1.区内地理环境现状与生态保护工作存在的问题
西藏自治区位于我国西南边陲的青藏高原，地域辽阔（面积达122.84万km2，约占我国土地面积的1/8，仅次于新疆，位居全国第二）。人口242.7万，以藏族为主（占95%以上）。全区辖7个地（市）73个县（市、区）。[3]西藏高原风光旖旎，那里有湛蓝的天，清澈的水，清新的空气，悠久灿烂的藏民族文化，浓郁的民族风情和神秘的藏传佛教，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独具特色。在这片神秘的土地上蕴藏着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资源，草地资源，矿产资源，水资源，太阳能资源。西藏主要城镇环境空气中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污染物的含量都很低，主要江河的水质都能达标，至今未出现过酸雨和放射性污染，这些独特的人文地理环境为西藏实施西部大开发，全面加快经济发展和进步提供了很好的技术和条件，西藏已成为人们向往的圣地。然而，正是由于西藏独特的地理环境，区内86.1%的土地位于海拔4000m以上，受高寒恶劣自然条件的影响，生态环境十分脆弱，一旦破坏将很难恢复。
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的脆弱性使其成为关系能否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西藏解放后，由于起初人口较少，城市化和化水平低下以及国家的种种保护措施使得青藏高原的生态环境保持了较好的状况。但是近几年来，随着西藏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西藏的生态环境保护总体而言质量不高，且有退化的趋势。经过我们的西藏当前生态环境保护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与有限的生态环境承载力之间的矛盾不断加剧；生态环境退化，投资严重短缺及环境意识淡薄产生的全部与局部，眼前与长远利益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政府对生态环境的保护监管水平的要求越来越高与西藏实际监管能力严重滞后的矛盾日益明显。所以只有切实解决这些矛盾与问题，保护和建设好生态环境，才能保证西藏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从而使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得以顺利实施。
2.西藏城市发展现状及对环境产生的负面影响
城市是社会产生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西藏的城镇有着悠久的，拉萨、日喀则、昌都、江孜等城镇均属历史古城，也曾显赫一时。但是，长期以来西藏封建农奴制度严重地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过去的城镇可以说没有基本的城市设施，加之生产力低下，人口少，对环境的影响也较小。在西藏，意义的城镇是在和平解放以后才发展起来的。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先后四次召开西藏工作座谈会，研究制定了一系列的特殊政策和有力措施，西藏的各项事业进入了一个发展较快的时期。80年代，中央政府和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先后投资几亿元，大部分用于城市住房改造，城市扩建，市政建设，公共服务设施等基础建设。1984年，中央决定由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山东、四川、福建、广东等9省市为西藏援建43项工程，工程总投资4.8亿元，总建筑面积23.6万m2，一座座饭店、宾馆以及文化、、卫生、通讯、、生活等现代化建筑拔地而起，使高原城镇的容貌焕然一新。1994年，中央召开了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决定由中央和有关省市为西藏援建62项工程，总投资达23.8亿元。[1]目前，该项目已大部分建成并也投入使用。2003年又召开的第四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为西藏未来经济的发展绘制了一张壮丽的蓝图，西藏城镇的发展也必将进入一种历史上发展最好的时期。
随着西藏经济的发展，城镇现代化建设水平的提高。2007年，青藏铁路将要建成通车，西藏总人口将达到250万到280万（含外来流动人口在内），尽管西藏地域辽阔，资源丰富，但是西藏高原自然条恶劣，人类的生存空间有限，可利用的耕地仅占全区总面积的0.2%-0.3%，而且面临着人均耕地面积不断减少的态势，人口的增加，必将引起人为地对西藏脆弱生态环境的掠夺与破坏。比如：西藏自治区首府拉萨市，作为自治区的、经济、文化中心，由原先不足20万人口，目前已增加到47.45万人，城市人口已达22.39万人(占47.19%)，已达到了一定的城市化水平。[2]由于拉萨目前还没有一座现代化的垃圾处理场及污水处理中心，人口的增加，随之而来的是“白色”污染物的增加，污水的横流。人类为了生存，非法地破坏自然资源的现象便会产生，诸如不合理的森林砍伐，非法盗猎野生动物，乱采乱挖自然矿藏等。如何在有限的生存空间中实现城市经济的快速、稳定、持续发展，保护好自然生态环境，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是我们当前面临的严峻课题。
二、西藏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内涵
1.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及其必要性
“可持续发展”自1987年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提出，现已成为人类共同追求的发展理念和发展模式。城市可持续发展是一种先进的城市发展观，它强调城市在增长的同时更注重城市质量的提高，包括城市的生态结构质量、环境质量、建筑美学质量以及精神文化氛围质量等方面，最终要实现城市社会经济、生态环境的均衡发展。西藏的城市可持续发展应站在区域经济整体发展的高度，立足于当前城市发展的现状，着眼于城市发展的未来，而不应以今天的经济发展建立在明天的环境质量降低和子孙生活水平降低的基础上为代价。
现代城市和城镇都是一定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中心。西藏正面临进一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发展社会经济，缩小与内地差距，迎接新一轮西部开发的历史任务，因此尤其要重视中心城市和城镇的发展，使其具备应有的经济文化辐射中心的地位，从而切实带动全区的社会发展进步。这一城市的中心地位决定了必须要实现西藏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其次，实现西藏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是区内生态环境保护的需要。可持续发展强调生态环境的保护，城市建设通过城市规划和设计，其最终目标是要使自然、城市经济、人类社会和谐的发展。可持续发展要求生态环境的保护，生态环境的保护同时会促进城市社会的持续健康的运行。
再次，实现西藏城市可持续发展是西藏产业多元化发展的客观要求。严格的讲，西藏的经济是比较典型的单一结构，是以农牧业为主体的经济发展，缺乏真正意义上的多元产业和专业化、集约化的社会经济运作。因而制约着整个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和速度。而区域内城市的发展会产生复杂的分工和交换关系，对经济的带动作用是巨大的，工业和社会服务的发展与发达，需要城市的拉动。根据现实情况西藏要走发展新型工业化和服务业的道路必须重视中心城镇的发展，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最后，实现西藏城市可持续发展是西藏进一步对外开放的需要。西藏早期的发展经验告诉我们，西藏要发展必须在客观上打破地域的界限，使各种生产要素在资源配置中自由合理的流动，积极的接受周边区域的有益经济辐射。根据目前的发展现状，西藏只有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力度，才能促进自身区内资源的有效开发利用。而西藏城市只有处在开放的条件下，才能促进资金、技术、人员等生产资料的流动和合理配置，城市的才能够建立复杂多样的分工协作关系。随着西藏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城市发展的进一步完善，西藏城市的开放程度有了很大提高，但是与我国发达地区城市相比，还有一定距离。
2.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衡量指标
城市生态经济效益是衡量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指标。它是社会经济协调的要求，是人口、资源、环境同步进行，均衡发展的结果。城市生态经济效益就是指城市的经济效益和城市生态效益的统一。人们在社会劳动过程中既会产生有益的经济成果，同时也会对人们的生活和生产环境带来某种负面影响，产生生态效应。这两种效益是在劳动过程中同时产生的，是辩证统一的。只有将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放在同一认识高度，重新优化组合各种资源，达到资源的优化配置，提高生产资源的有效利用，才能够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人口、资源、环境是城市生态经济效益的表现形式，城市可持续发展要求人口适度增长，合理利用资源，积极保护环境，这三者任何一项处理不好或者是三者不能协调发展，都不能使城市持续协调的发展。三、实现西藏生态保护与城市可持续的对策
1.加强生态保护宣传，提高全区可持续发展意识
西藏是我国西部的一片“净土”，由于特殊的高原气候环境，其生态环境非常脆弱。生态保护工作是一项公益事业，需要国家及地方各级政府的领导和支持。为了进一步加强生态保护，各级政府要把环境保护纳入国民和发展计划之中，明确有关部门对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责任和义务，制定有效环保优惠政策。由于原因和发展水平所致，西藏大多地区乡村干部群众文化水平较低，加上文化交流少，信息较闭塞，对技术和新生事物接受能力差，加之对生态环境保护的目的和意义宣传不够，使人们对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产生误解，甚至把环境保护和资源开发对立起来。因此，政府要采取措施提高全民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唤起更多的干部和群众对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重视，让群众充分认识到保护环境就是保护自己美好的家园，生态环境的优劣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生产效益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同时动员社会一切有利条件，有能力的部门，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及个人共同参与生态保护事业，为维护西藏生态环境良性发展，实现经济社会与环境相互协调，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做出积极的贡献。
2.提高城市规划决策质量，树立科学的城市发展观
在中央关心西藏，全国各地支援西藏的大好形势下，西藏城市的发展已初具规模，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逐步完善，一座座具有化气息的新城拔地而起，城市面貌焕然一新。但是我们还应看到城镇发展的同时，出现了局部的城市“高原反应”现象，产生了一系列城市。东部城市的发展模式是否适合西藏地区？如何解决这些前所未有的城市问题？我国东部正面临着日益严重的环境、资源和发展方面的挑战，高速的经济发展再带来累累硕果的同时也伴随着环境的恶化，生态破坏和资源的匮乏，许多大中城市和乡镇面临空气、水、垃圾、噪声污染等问题，以及土地质量下降，资源退化等现实。随着2007年青藏铁路通车，必将掀起西藏的新一轮的城市经济发展。面对现实，我们必须提高西藏城市规划质量，尽早树立科学的城市发展观。因此为了解决西藏城市的不可持续发展问题，我们必须从“决策”源头控制污染和减少环境破坏，关键在于城市发展有关的制度安排和决策是否具有可持续发展性，由于决策失误引起重大环境污染的生态破坏的教训很多，比如“三江平原农业开发”导致的大规模湿地破坏；片面执行“以粮为纲”的方针，导致滥伐森林及由此引起的水土流失和洪水泛滥；上世纪80年代制定的支持乡镇政策。包括“十五小”企业对部分地区的环境造成的严重污染。[6]从东部城市发展的教训中表明，政策、规划和计划所产生的具有宏观性，累积性、长期潜在性等特点。如果在决策初期不注意决策的科学和质量，造成的后果往往难以弥补，只有在政策或计划层次上进行环境影响评价，才能为实现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因此，在城市发展过程中，可持续原则应作为政策的核心和主体。
3.因地制宜，走生态城市可持续发展道路
现代化的城市不仅需要有完善的城市功能，还需要有更加美好的生存空间和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但是，随着我国东部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速对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的压力日益增大，形成了城市发展中无限膨胀的城市人口与城市有限土地，城市经济发展与城市环境恶化之间日渐突出的矛盾和问题，影响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近年来国内外提出了一种新的城市发展模式——生态城市。生态城市是一种人与自然高度和谐的城市发展模式，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必然选择。
生态城市规划着眼于“生态导向”的整体性规划，其实质是从生态学思想出发，把人与自然看作一个整体系统地进行规划，使城市向更加有序、更加稳定的方向发展。[4]西藏有着得天独厚的生态自然条件，该区域内城市的发展正处于起步或加速阶段，可以充分利用现有城镇污染少，管理运行成本低和环境可塑性强的有利因素，按照“绿色城镇”理念促进城镇建设与生态建设相统一。我们应该充分吸取国内外城市发展的教训，不能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的城市发展模式，避免部分发达地区出现的“大城市病”和“反城市化现象”，从长远发展角度出发，因地制宜，首先建立合理的生态城市建设目标体系，城市的规划过程应合理协调自然、社会、经济等诸方面要求，实现城市调控和管理的高效运作。其次，把西藏城市，西部区域以及国家不同层次的规划相结合，使城市发展与区域经济发展相结合。第三，力求使城市空间体系和生态体系相结合，空间规划、生态规划及经济规划相结合，寻求最佳规划方案，以适应西藏城市的长远发展要求。
4.充分发掘民族文化，为西藏城市的发展提供保障
西藏的历史是历史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藏族人民是中华五十六个民族统一大家庭的重要成员。千百年来，藏族人民以他们的勤劳、勇敢、智慧，开发了雪域高原，并在这块神奇的土地上创造了独具特色，博大精深的民族传统文化，使其在人类历史和世界文化中占有一席之地。[5]西藏和平解放以来，民族文化建设成果喜人，悠久的历史文化得到了传承和发展。在今天西部大开发的战略中，博大精深的藏民族文化将会为西藏城市经济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精神保障，将直接影响西藏城市文化的形成与发展。
城市文化不仅包括和文化，还包括城市成员的生活方式、基本权利、价值系统、传统以及信仰。城市文化对于其所有成员的行为会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从而影响城市的各个方面。在西藏城市发展中，应该进一步重视藏民族文化在城市发展中的导向、凝聚、激励以及约束、辐射作用，使其成为西藏城市的生存和发展基础，成为建设有浓郁地方民族特色城市的典范。
四、结语
西藏城市经济的发展，不能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必须精心规划，以科学的发展观，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出发，提高全民族素质，以谋求人类、自然、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让西藏永远成为人们心目中的一片“净土”。
1.普布次仁.城市化与西藏城镇发展刍论.中国藏学，1995（3），140~144
2.洛桑江村.拉萨树立经营城市的理念，着力提高城市化水平.中国民族，2002（10），44~46
3.罗绒战堆.刘洪平.环保大潮中的西藏发展—小议西藏的可持续发展问题.西藏，1996（3），28~36
4.唐立国.城市化建设新思路——生态城市.生态经济，2002（4），26~27
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篇10
关键词：经济发展方式；城乡协调；经济社会
中图分类号：F12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11)11-0013-07
一、引言
自党的十三大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以来，国内理论界对此进行了长期探索，但迄今未能从根本上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由粗放型到集约型转变。2010年10月在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指出，“十二五”时期必须“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认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我国经济社会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必须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这表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历史任务，并且已刻不容缓。改革开放之前，新中国实行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型经济发展战略，这在建立起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的同时，也导致城乡关系、工农关系的扭曲以及城市化进程的滞后，并且这一系列问题在改革开放之后得以长期延续。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提出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这标志着中国城乡经济社会关系的重大变革。我们认为，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是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内在要求和重要内容，由城乡分割到城乡融合、由工业偏向到工农并重、由“被动城市化”到“主动城市化”是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具体内涵，同时也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依托。鉴于此，本文从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视角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进行探讨。
二、相关文献综述
经济发展(经济增长)是人类社会亘古不变的追求，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1776)、大卫・李嘉图(1817)、托马斯・马尔萨斯(1798)等人奠定了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基础；20世纪40年代末，以哈罗德－多马模型为代表的资本积累理论确立了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基本框架。此后，围绕着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核心问题，索罗(1956)、斯旺(1956)、罗默(1986)、卢卡斯(1988)等人进一步推动了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20世纪50年代中期产生了以索罗－斯旺模型为代表的新古典增长理论，20世纪80年代产生了新增长理论(内生增长理论)。新增长理论的出现，标志着新古典增长理论向经济发展理论的融合。但是，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大多集中于对经济增长数量问题的研究，而相对忽视了经济增长的质量问题。片面追求经济增长数量带来了城乡对立、结构失衡、分配不均、资源短缺以及环境污染等问题，导致了“无发展的增长”。鉴于此，一些经济学者开始反思“增长是否有意义”的命题，罗伯特・巴罗(2002)、马耶夫(1997)、托马斯(2000)等人在经济增长质量领域的研究中做出了重要贡献，引导着人们由单纯注重经济增长转向对经济发展问题的关注。
在经济思想史上，从马克思对扩大再生产和级差地租等问题的论述中可以引申出经济发展(增长)方式这一概念。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认为外延扩大再生产和内涵扩大再生产是工业扩大再生产的两种不同类型，在《资本论》第三卷中认为粗放经营和集约经营是农业生产中的两种不同经营方式。一般而言，如果一国或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主要依靠要素投入数量的增加来推动，则可以称之为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如果经济发展主要依靠要素使用效率(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来推动，则可以称之为集约型经济发展方式(洪银兴等，2000)。此外，经济发展方式与经济发展阶段紧密相关。由于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方式可以利用低价格资源获得产品的成本价格优势，因此在经济社会发展初期，几乎任何国家的工业化都经历过粗放型发展阶段，高投入、高消耗、追求高增长率和大规模生产是这一发展阶段的显著特征(金碚，2006)。但到了工业化发展的中高级阶段，为保证经济发展的质量，则必须实现由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向集约型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根据马克思的经典论述，同时受新技术革命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通过调整经济发展战略而实现复兴的影响，前苏联于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初提出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命题，要求通过生产集约化，实现经济增长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1971年召开的苏共二十四大正式提出，到1990年之前完成向集约化为主的经济发展道路的过渡。此外，波兰经济学家米哈尔・卡莱斯基(1969)、前苏联经济学家卡马耶夫(1977)、匈牙利经济学家雅诺什・科尔奈(1980、1982)等对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前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探索，为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供了理论与实践借鉴。
在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历程中，党对如何实现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进行了不懈探索。从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70年代末，当时的国家领导人在强调提高经济增长速度的同时特别注重经济增长质量问题，但在这一时期我国执行赶超型经济发展战略，倾向于最大限度扩大生产规模，这决定了当时我国的经济发展方式必然是粗放型的。改革开放之后，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为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同时为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人民生活水平，中央提出并多次强调实现经济发展(增长)方式转变。这一时期我国的经济发展具有两个显著特征，一是以低价格资源的大量投入为标志的血拼式竞争，二是地方政府主导的地区间竞赛成为经济增长的强大动因(金碚，2006)，这导致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方式得以长期延续，其负面效应也日益凸显。进入21世纪以来，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时代背景下，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成为紧迫的重大任务。2008年以来的国际金融危机引发了国内理论界对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深刻反思，依靠粗放型工业化和城市偏向政策带动经济增长的发展战略已经难以为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成为社会各界的普遍共识。与此同时，城乡二元结构成为制约中国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瓶颈”之一，必须通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我们认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方式与其内在的城乡关系、经济社会结构等密切相关，鉴于此，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就成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一个重要视角和着力点。
三、由城乡分割到城乡融合
由城乡分割到城乡融合是建国以来中国城乡关系的主线。鉴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国内外政治、经济环境，中国领导人选择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型经济发展战略。由于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对劳动力吸纳有限，为减轻工业化过程中由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而形成的城市化压力，新中国逐渐形成了一整套包括统购统销、、户籍制度等在内的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结构体制，执行了一系列城
市偏向政策，出现了发达的城市与落后的农村长期分割并存的现象。改革开放之后，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的农村改革及城镇化战略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城乡分割与对立问题，尤其是使封闭型的城乡关系逐步走向开放，城乡壁垒中最难突破的户籍制度也开始松动，但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城乡二元结构问题。农业部政策研究中心课题组1988年的调研报告认为，中国存在着由户籍、住宅、粮食供给、副食品供给、燃料供给、教育、医疗、就业、保险、劳动保护、婚姻、征兵等十余种制度构成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导致农民与市民阶层对立。此后，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结构长期难以得到有效转化。
在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之下，城乡居民在政治参与权、经济收益权以及所能享受到的公共服务上存在着天壤之别，这对于中国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造成了极为深重的消极影响，并成为阻碍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一个重要原因。第一，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结构阻碍了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的自由流动，使得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拉大。据统计，1985年中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之比为1.89：1，2000年这一比例扩大为2.79：1，2007年进一步扩大为3.33：1，2010年虽略有缩小，但仍然高达3.23：1。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是城乡差距的基础，同时也是影响国民经济协调发展的核心问题，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不断拉大，成为制约中国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的重大隐患。第二，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结构阻碍了公共资源在城乡之间的均衡配置，使得城乡居民所能享受到的公共服务差距不断拉大。向公民提供均等的公共服务是政府的基本职能，但城乡二元社会结构通过户籍制度把城乡居民分割开来，农村与城市之间实行两套不同的公共服务供给体制，在城市公共服务得到有效供给的同时，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严重不足。有研究认为，若把义务教育、基本医疗等公共服务因素考虑在内，2007年城乡居民实际收入之比已达5：1甚至6：1。在户籍制度之下，城乡居民享受公共服务的不平等实际上是一种公民权利的不平等，这极大地影响了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生活方式和生活理念的提升，同时也不利于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学术界研究的不断深入和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中央破解城乡二元结构、推进城乡融合的战略思路渐趋明晰，最终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了“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战略命题。我们认为，由城乡分割到城乡融合是推动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有力抓手。通过城乡融合，可以加快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的自由流动，实现公共资源在城乡之间的均衡配置，从而有助于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并使城乡居民共享基本均等的公共服务，这对于启动农村内需、推动中国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有着重要意义。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实际上是“两个一体化”的统一：一是城市与乡村的一体化，即在基础设施建设、居民收入水平、公共服务供给等方面缩小城乡之间的差距，实现一体化发展；二是经济与社会的一体化，即逐步改变经济发展迅速而社会发展滞后的局面，实现城乡之间经济社会发展的协调。具体而言，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包括十个方面的主要内容，即城乡建设规划一体化、城乡市场体系一体化、城乡产业发展一体化、城乡经济主体一体化、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城乡社会管理一体化、城乡居民生活方式一体化、城乡生态环境一体化、城乡收入分配一体化。这十个方面的一体化既是城乡融合的重要内容，也是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的应有之义。因此，今后应从这十个方面着手实现城乡关系由分割到融合，并由此加快转变中国经济发展方式。
四、由工业偏向到工农并重
新中国成立初期，自给自足的传统农业是当时的主要产业，农业产值占到工农业总产值的70％左右。为迅速实现国家工业化，新中国采取了工农业非协调发展的农业全面支持工业的赶超型经济发展战略。在工业化过程中，国家通过对农业基本生产要素和农产品流通过程的垄断，以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和农业税等形式实现了对农业剩余的强制攫取。李(1993)估计，1955-1985年国家通过价格剪刀差汲取的农业剩余总额为5430亿元，如果把通过农业税、价格剪刀差和储蓄净流出三种渠道汲取的农业剩余总额加总，则这30年间国家从农业中获取的剩余总额为6926亿元。工业对农业的剥夺使得农业发展缺乏必要的资金投入；与此同时，城乡分割的户籍管理制度阻碍了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乡一城流动，使得剩余劳动力不断追加到有限的耕地之上，从而进一步阻碍了农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通过表1可以发现，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农业劳动力投入远高于中等收入国家甚至低收入国家，每一劳动力的净生产率相对低下，传统农业长期难以得到根本改造，这对中国农业的发展造成了深重的消极影响。
1978年底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改革首先从农村领域展开并以磅礴之势推向全国。从1982年开始，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农业经营体制改革极大地提高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此后几年间农业生产力迅速提高，农民生活水平显著改善。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实质上是在广大农村地区重新恢复了在中国延续已久的小农经济。土地细碎化、单家独户经营以及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缓慢等因素的存在使得农业难以获得规模收益，并且阻碍了农业分工与专业化水平的提高，农业生产力进步缓慢。此外，经济体制改革重心从1985年开始由农业转移到城市工业部门，GDp增长成为基层官员政绩考核的关键指标，因而产值大、规模效益显著、增长速度快的工业部门就成为基层政府的主要关注之所在，农业则在某种程度上被冷落。在工业偏向的政策框架下，即使到改革开放之后，农村与农业资源向城市及工业部门单向流动的局面依然未能得到扭转。以2000年不变价格计算，1980-2000年间国家通过各种渠道从农业中汲取了1.29万亿资金用于工业发展；如果从城乡关系来看，同期大约有2.3万亿资金从农村流入城市部门(Huangetal.，2008)。因此，工业偏向的产业发展政策导致传统农业长期难以得到根本改造，农业产业结构不合理，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更新缓慢，工农业生产率差距不断扩大。
张培刚(2009，中译本)认为，在任何经济社会中，农业与工业之间都应保持一种密切的相互依存关系，这是国民经济持续发展的基础条件。农业部门为工业部门提供粮食、原材料、资金和劳动力，并且是工业产品的重要销售市场；与此同时，工业所提供的机器、肥料、动力、储藏设备及运输工具又是农业得以改良的重要条件，因而工农业必须保持协调发展。舒尔茨(2006，中译本)认为，并不存在使任何一个国家的农业部门不能对经济增长作出重大贡献的基本原因；尽管传统农业无法对经济增长作出重大贡献，但现代农业却能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因此，中国经济要保持长期平稳较快发展，必须由工业偏向转移到工农并重的轨道上来，加快改造传统农业，这不仅有利于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同时也有助于推动中国经济发展质量的整体提升。我们认为，改造传统农业的关键在于对农业引入先进的生产要素，实现农业技术变革。为此，一是必须加快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同时建
立起适合经济发展水平的土地使用权流转制度，形成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二是要促进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流入农业部门，形成高效率的要素替代，提高农业生产要素的现代化水平；三是注重运用以经济刺激为基础的市场手段，通过农产品和生产要素价格的变动来刺激农民，充分发挥市场调节对农业生产要素配置的基础性作用。
五、由“被动城市化”到“主动城市化”
一般而言，城市化要经历“被动城市化”和“主动城市化”两个阶段。“被动城市化”是由工业化所推动的城市化，这一阶段的城市化主要表现为生产要素集聚所引致的城市规模扩大和数量增加，城市缺乏渗透、辐射作用，居民生活质量较差，城市产业结构扭曲，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与“被动城市化”相对应，在“主动城市化”阶段，城市的自生发展能力和辐射带动作用不断增强，城市化取代工业化而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首要因素；与此同时，城市化由注重规模扩张和数量增加的外延式增长向注重质量提升的内涵式发展转变，居民生活质量明显提高，城市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城乡经济社会逐渐融合。
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大规模工业化始于新中国成立之后，与此相对应，建国以来的城市化进程基本属于“被动城市化”阶段。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在近30年的时间里建立起了门类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工业在GDp中所占的份额由1952年的8.3％提高到1978年的33.5％。但由于实行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开放之前的城市化未获得明显进展，形成了“没有城市化的工业化”。改革开放以来，工业化作为推动中国经济增长和城市化的主要动力，使中国的城镇化率由1978年的18％提高到1988年的26％和1998年的33％。但在推动城镇化率不断提高的同时，工业化所引致的“被动城市化”也造成了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第一，大量城郊农民被迫卷入城市化进程，因强拆房屋和强制征地而引发的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土地城市化的速度超过了人口城市化的速度；第二，进城农民工不能享受市民待遇，形成了“半转型的农民工”和“半截子的城市化”，社会有效需求不足，城市化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未能得到充分发挥；第三，城镇对周边农村的辐射带动作用有限，城乡二元结构日益强化，区域之间、城乡之间经济社会发展差距不断拉大；第四，低端工业产值比重过高，服务业发展缓慢，现代农业发展乏力，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方式难以得到根本转变。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经济社会改革与发展进入新的阶段，粗放型的工业扩张模式得到有效遏制，重化工业的发展接近顶峰，工业化对城市化的带动作用趋于弱化。与此同时，大中城市的自生发展能力和渗透辐射作用不断增强，其对周边中小城市和农村地区的带动作用日益明显，城市化质量不断提高，城市功能趋于完善。2008年国内生产总值超过2000亿元的城市达到20个，大中城市已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力量；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唐等城市群内部分工协作体系日益完善，山东半岛城市群、中原城市群、关中城市群等新兴城市群发展势头良好，城市化的集聚效应和规模效应逐步显现，这标志着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已开始由“被动城市化”向“主动城市化”阶段转变。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和户籍制度的不断松动，进城农民工日益增多。截至目前，农民工已成为制造业、建筑业和城镇服务业的主力军，但由于户籍制度等的限制，大部分农民工及其家属难以享受到附着在城市户籍之上的相关福利。他们的职业是工人，而身份却依然是农民，其生活方式、消费理念明显区别于真正的“市民”，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妨碍了城市功能的发挥，使得城市化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拉动作用大打折扣。“主动城市化”的本质是以人为本，是以城市为载体不断提高人的素质和生活品质，并在城乡融合的过程中使农村居民共享城市文明。我们认为，在由“被动城市化”到“主动城市化”的转变过程中，应加快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这不仅是“主动城市化”本质的内在要求，同时可以通过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提高城市规模和增加人力资本等渠道推动中国经济在更高水平上实现均衡增长，因而对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着重要意义。与此同时，“主动城市化”可以带动中国经济发展由工业化到产业化转变。具体而言，第一，“主动城市化”可以带动现代农业尤其是城郊观光农业和设施农业的发展，加快改造传统农业，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第二，“主动城市化”可以推进工业布局结构调整和工业产业的优化升级，使现代工业向城郊和农村地区发展，加快农村工业产业化进程；第三，“主动城市化”可以带动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提高科教文卫事业的产业化发展水平，促进城市功能的不断完善和农村城镇化水平的提高。2009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城镇化提升到新的战略高度，并赋予其扩大内需和促进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使命，提出要加快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发挥好城市对农村的辐射带动作用，这标志着中国已进入“主动城市化”阶段，“主动城市化”将通过带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而成为引领中国新一轮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强大引擎。
六、结束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