循环经济研究分析篇1
关键词：循环经济；理论研究；哲学分析
“循环经济”是最近几年国内学术和政策研究领域频繁出现的一个学术词语。国内学者对循环经济的理论进行了大量探讨，国家也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推动循环经济的实践。但是，国内生态经济学界、环境经济学界以及主流经济学界对循环经济实质的认识至今仍存在较大差异[1]。为深入揭示循环经济理论内涵，部分学者从哲学的角度进行了探讨。如，董艾辉在分析循环经济与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观一致性的基础上，指出循环经济是对近代西方哲学思维方式的扬弃，也符合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2]。张连国等认为，循环经济的哲学基础有二，即知识论基础与存在论基础[3]。崔胜辉等则从循环经济与可持续发展在内涵和目标上一致性的角度，分析循环经济的哲学内涵和经济伦理观[4]。
应该说，从哲学角度探讨循环经济，既是对循环经济理论研究的丰富，也为哲学研究领域引入了新的研究课题。但从已有研究来看，循环经济的哲学研究在哲学分析与梳理上还不够全面和系统。本文试图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角度，比较系统地分析循环经济的哲学内涵、本质属性与内在要求，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展望循环经济的未来发展。
1.循环经济的哲学涵义
1.1循环经济的产生、发展和目标具有鲜明的实践性
循环经济思想起源于人们对自身生活环境和质量的忧虑，也是对上世纪五六十年达国家工业化带来的环境后果的直接反思，主要针对日益恶化的自然环境以及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随着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经济全球化，这种对环境的忧虑逐渐变成一种全球性的反思，环境问题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关注。我国从参加1972年斯德哥尔摩第一次人类环境会议开始加入这个行列。循环经济不仅反思工业化带来的环境破坏和资源耗竭，也积极探寻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方法。循环经济的目标就是提出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模式，或者说新的技术经济范式[5]。这种发展模式的最终目标是实现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强调通过生产技术与资源节约技术体系的融合，减少单位产出资源的消耗，节约使用资源；通过生产技术与环境保护技术和清洁生产相结合，减少生产过程中污染排放甚至“零”排放；通过废弃物综合回收利用和再生利用，实现物质资源的循环使用；通过垃圾无害化处理，实现生态环境的永久平衡等。在经济层面上，循环经济是一种新的制度安排和经济运行方式，旨在实现经济增长、资源供给与生态环境的均衡，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和社会公平。它把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看成社会大众共有的、稀缺的自然资本，因而要求将生态环境纳入经济循环过程中参与定价和分配。它既要求改变生产的社会成本与私人获利的不对称性，使外部成本内部化；也要求改变环保企业治理生态环境的内部成本与外部获利的不对称性，使外部效益内部化。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的哲学，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从这个角度来看，循环经济的实践性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无论是其思想来源和目标指向都是实践，循环经济的理论发展更是离不开实践，需要在实践中反复检验和总结。因此，循环经济具有鲜明的实践性，或者实践是循环经济的基础或唯一尺度。
1.2循环经济的产生和发展符合马列主义的认识论和否定之否定规律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认为，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并对认识起决定作用；人的认识的发展总是从感性到理性；认识总要有一个过程，充满着复杂性和曲折性。循环经济的产生和发展正完整体现了上述观点。首先，循环经济在特定时代产生体现了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在工业化以前和工业化的低级阶段，人类经济活动对自然环境和资源的消耗较少，还不足以使人类对的环境破坏和资源消耗产生像今天这样的深刻后果。只有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对环境和资源的产生足够大的冲击和影响时才可能产生循环经济思想。其次，对循环经济的认识是循序渐进的。人类不可能一下子就认识到循环经济发展的主要内涵或全部规律，而且，认识的深化不可能脱离经济和历史发展阶段。最后，对循环经济的认识是能动的认识。这不仅仅停留于理论层面，也不是对实践的简单反映和被动认识，而是为了应用于实践，改造经济发展的模式。通过循环经济的这些特点，可以较好地理解当前在我国开展循环经济所遇到的种种思想障碍。比如，有人抱怨目前我国生产方式仍较粗放、环境破坏和资源消耗较大等。这是事实，但也要注意到，我们不可能脱离我国的历史前提来谈论这些问题。马克思主义者从来就不是先知先觉的智者，而是实事求是的实践者。在实践的过程中可能会犯这样或者那样的错误，但错误本身并不可怕，关键要遵循规律，对自身发展方式进行反思和扬弃，最终解决问题。毕竟，在一穷二白的薄弱基础上搞史无前例的社会主义建设，没有现成的道路和方法可以照搬。尤其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要矛盾决定了首先需要解决的是经济起步、经济总量和人民温饱问题，难以为了保护环境从一开始就放弃经济和工业发展。
1.3循环经济的模式特征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联系规律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世界是普遍联系的整体，联系具有客观性、普遍性和多样性。循环经济的发展模式，正是将社会看成一个整体，而不是孤立地探讨经济问题，或单纯采用经济手段分析解决问题。它要求综合考虑制度层面和技术层面，制定相应政策措施来推动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的公平与进步。循环经济深刻分析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对人与自然和谐模式进行大量有益的探讨。同时，将生产和生活各个领域带来的环境污染和资源消耗作为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加以考虑，既注重分析经济生产领域各个部门、行业及其相互联系，又注重生产流程的各个阶段及其相互联系，还注重生产与生活两大部类在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中的具体情况与相互联系，统筹考虑城市与农村、地区之间、工业与农业、国内经济与对外经济等在环境污染和资源消耗方面的关系。循环经济在分析问题和提出对策时，也认识到单纯经济知识和经济手段的局限性，强调学科间的联合，强调经济社科与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学科领域的统筹并重。
1.4循环经济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统一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统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正确地揭示了人类社会的本质，为理解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和认识论基础。循环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范式，强调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代际公平以及国际视野，最终实现可持续发展。这些思想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方法和逻辑方法的统一，既包含科学的逻辑推论，也汲取国内外经济发展的正反经验；既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态度，也体现了向历史、向子孙的负责态度。循环经济是在环境已遭受重大破坏、资源过度消耗的情况下产生的。根据环境破坏和资源过度消耗的历史教训、现代科学和经济学的推断，如果这种趋势不加以阻止和逆转，造成的后果将不堪想象。但环境破坏和资源过度消耗的趋势并非不可逆转，通过循环经济的途径，人类完全有可能实现可持续发展。这种分析和对比揭示了人类对自身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统一。
2.循环经济的本质属性与内在要求
循环经济的定义是目前国内学者争论的焦点，根本分歧主要在循环经济的本质属性问题。笔者认为，只有解决本质属性问题，学科的理论基础才能更加扎实，学科才能逐步走向成熟。本质属性问题解决了，相应的内在要求就容易了。前面分析的循环经济哲学内涵已为探讨循环经济的本质属性与内在要求作了铺垫。
2.1循环经济的本质属性
笔者赞同齐建国教授关于循环经济的描述，即循环经济是一种技术范式的革命，是中国新兴工业化的最高形式，是通过制度创新建立一种新的经济形态[6]。齐教授认为，从技术经济学角度看，循环经济实际上是一种技术范式的革命。微观上，按照著名经济学家乔瓦尼·多西的定义，所谓技术范式可定义为解决所选择的技术经济问题的一种“模式”。宏观上，技术范式可定义为社会生产主导技术体系的基本特征和程序模式。在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不同社会形态对应不同的技术范式。在技术层次上，与传统经济活动的“资源消费产品废物排放”开放（或称为单程）型物质流动模式相对应，循环经济是“资源消费产品再生资源”闭环型物质流动模式。其技术特征表现为资源消耗的减量化、再利用和资源再生化，核心是提高生态环境的利用效率，本质是生态经济。
笔者认为，在齐教授定义的基础上，还可从哲学高度对循环经济的本质属性作进一步的归纳和总结。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人类社会总是不断由低级向高级演变，每个社会历史阶段都有与其相应的社会形态。因此，循环经济应是人类社会在特定历史阶段选择的经济发展模式或者技术范式。循环经济在特定的历史阶段产生和发展，承载着特定的历史使命。可以预见，循环经济将对世界的可持续发展进程起重大的历史作用；同样可以预见，循环经济绝不是万能的，不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技术范式的最高形态或终极形式。
2.2循环经济的内在要求
2.2.1特定的时空观念。在我国开展循环经济的理论和政策研究，需要明确特定的时空观念。我国是一个具有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的21世纪开展循环经济，离不开立足自身现实发展循环经济。要花大力气研究我国的实际，既不能夸大，也不能缩小问题，只有实事求是才能胜利。同时，要对循环经济的发展道路的复杂性和曲折性有着足够的心里准备。
2.2.2统筹观点。发展循环经济需要统筹的观点和系统的观点。我国当前的经济发展面临很多问题，但由于资源有限，只能统筹加以考虑。要把握发展循环经济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确定重点领域和优先发展领域，循序渐进，切忌眉毛胡子一把抓。
2.2.3理论联系实践。发展循环经济要善于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上升为理论，并以此指导实践，然后在实践中不断完善理论。如此反复，推动经济与社会向良性方向持续发展。循环经济是实践的学科，循环经济理论和政策如果只停留在书本中、文件中、口头上，不能在实践中得以贯彻落实，循环经济的目标就会是水中月、镜中花。因此，必须贯彻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观点，尊重客观规律，努力推进循环经济建设，同时反对把循环经济夸大化、万能化的倾向。
2.2.4公众参与。循环经济涉及全社会的各领域，离开公众参与的循环经济将难以成功。目前，我国居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尚有待提高，特别需要在社会上进行科学发展观的思想启蒙，通过政府政策宣传，引导社会生产和消费观念。公众环保意识和可持续发展意识的觉醒将是循环经济得以贯彻落实并取得成功的强大动力和有力保障。
3.发展循环经济的政策建议
3.1系统的工作思想
发展循环经济特别要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要立足现实，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五个统筹，制定系统的发展规划和政策措施。综合协调区域、行业和部门利益，以长远发展和大局为重，抓住主要问题，确定重点领域、优先领域和战略步骤。
3.2制度和技术并重
要坚持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统一，既注重制度层面的政策设计，也注重技术层面的政策设计。加强对现有经济模式、生产技术与过程、管理方法的改进和创新；加强对项目立项进行充分论证以及项目中、后期的评估；加强对节能减排领域重大技术的开发与应用。同时，开展大量调查，掌握循环经济的动态发展，及时研究解决实践中出现的问题。
3.3建立长效机制
根据循环经济的不同参与主体，包括政府、企业、大学、公众等，制定相应的政策，建立长效工作机制。同时，探讨建立政府与市场相结合的有效联系机制，完善政府考核机制和人才激励机制。
3.4自主创新与学习借鉴
既要立足自身国情积极探索发展循环经济的有效理论和政策，又要学习借鉴一切有益的国外经济、管理和政策实践的成果；既要发扬自主创新的精神，建立基本技术支撑体系，又要进行必要的技术引进和模仿消化。
4.未来展望
发展循环经济是历史的必然。这个必然既凝聚着人类对自身处境的深深忧虑，也包含了对更高级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美好愿望。马克思主义认为，尽管过程往往充满曲折，世界一直是向前发展的。作为一个新的经济形态和发展模式，循环经济有着自身发展规律，虽然当前还有很多争论，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学术氛围，将促使循环经济研究更快走向成熟。循环经济在中国已经启航，并将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复兴的进程长期相伴。尽管道路充满艰辛，但前途是光明的。
参考文献：
[1]李兆前，齐建国.循环经济理论与实践综述，《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4年第9期.
[2]董艾辉.循环经济的哲学思考，《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3月第20卷第1期.
[3]张连国.循环经济的哲学基础，《东岳论丛》，2005年3月第26卷第2期.
[4]崔胜辉，洪华生，黄云凤.关于循环经济的哲学思考，《科技进步与对策》，2003年10月号（下半月）.
循环经济研究分析篇2
利用作物秸秆制造有机肥是实现秸秆循环利用的重要手段。一方面我国秸秆资源丰富，未利用量还比较大；另一方面，由于多年大量施用化肥，导致土地板结等各种污染现象严重。本文从循环经济的本质入手，创新性的提出循环经济的双循环模型，作物秸秆循环利用要稳定持续的发展下去，就必须实现物质循环与价值循环的双循环。物质循环需要企业从技术和工艺上实现作物秸秆的循环利用；价值循环是指有机肥需要得到消费者的认可和购买，关键是通过品牌建设来降低消费者的选择成本。只有实现了双循环，企业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只循环不经济”的困难，从而保证秸秆循环利用系统的稳定发展。同时，本文以山东泉林嘉有肥料有限责任公司为例，为作物秸秆的循环利用提供了现实指导。
关键词作物秸秆；循环经济；双循环；品牌建设
中图分类号F06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12）12-0154-05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2.12.024
农作物秸秆是农业生产的副产物，同时也是一种宝贵的生物质资源。农业部相关统计资料显示，我国每年可收集的作物秸秆量为6.87亿t，其中未利用量为2.15亿t，占31.31%。未利用部分主要以焚烧方式处理，不仅造成了资源浪费，而且严重污染了环境。因此，如何利用好农作物秸秆资源，积极推进循环农业，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另一方面，我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每年化肥施用量超过430亿kg，是世界上化肥用量最多的国家，化肥的产量和消费量均占世界的1/3以上。在国家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下，我国利用秸秆制造有机肥的循环利用有了快速发展。然而许多企业在实践过程中却出现了“只循环不经济”的困境，即企业投入高额的费用实现了资源的循环利用，但其产品的市场价值不足以弥补成本甚至根本没有市场，必须依靠政府的政策优惠和资金补助才能持续下去。对于“只循环不经济”的现象，有学者将其归结于技术原因或体制上的束缚，然而我们看到一些企业即使在技术和体制上实现了突破，其循环经济的模式仍然不能高效快速运行，甚至极不稳定。
1文献综述
关于作物秸秆的循环利用，现有文献主要从秸秆循环利用的方式及效益方面进行分析。例如，田宜水等[1]从总量、经济性、空间和时间分布等角度来分析秸秆资源，建立农作物秸秆评价标准体系，将农户问卷调查与农作物收获时直接采样测试草谷比等方法结合起来，提出了秸秆资源调查与评价范围、内容和方法。张安来[2]总结了我国目前秸秆利用情况及存在的问题，同时提出实现秸秆从自给自足利用向产业化转化，加大政府对秸秆资源化开发利用的投入，建立机制增强全民利用秸秆的自觉性等新思路。王静等[3]分析了我国四种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模式在循环农业中的多重效益，提出了目前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措施。这方面的研究还包括蔡亚庆等、忠华平等、李研宁等[4-6]，强调了秸秆循环利用的途径及社会效益，然而对于循环系统是否能够稳定发展下去，以及该如何发展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
为此，本文从作物秸秆循环利用的本质入手，从品牌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实现循环的条件及措施，试图为我国秸秆资源的循环发展提供理论支持。在此基础上，本文以2005年10月国家确定的第一批循环经济试点项目之一的泉林纸业公司为例，对公司发展模式进行了详细分析，并针对其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指导性建议。
2作物秸秆的双循环模型研究
目前，我国利用作物秸秆制造有机肥的技术已经比较成熟，然而有机肥的施用情况并不乐观。中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院长张福锁教授介绍，欧盟现在一半的养分来自有机肥，另一半的养分来自化肥；而我国现在70%-80%都是化肥，有机肥的养分只占20%左右。在作物秸秆的循环利用过程中，农民使用有机肥的局限性导致了循环利用的效率较低。因此，作物秸秆的循环利用，并不是在技术上实现了物质循环后便能自发循环运作起来的系统，而是需要得到市场认可并产生经济效益，即只有实现其价值循环后才能使该系统稳定持久的发展下去。由此看出，作物秸秆循环利用实际上是一个包含了物质循环与价值循环的双循环系统。
2.1双循环模型
作物秸秆循环利用实际上是一个双循环模式：物质循环和价值循环（见图1）。其中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将导致整个循环系统的崩溃，无法实现持续稳定发展。
（1）以厂商为主导的物质循环。厂商通过一定的技术和工艺流程，将作物秸秆加工成有机肥并出售给农民，农民将有机肥施用到农田，收获粮食的同时将作物秸秆收集起来卖给生产厂商。该循环需要厂商从技术和工艺上保证物质的顺利转化。
（2）以农民为主导的价值循环。农民购买有机肥并将其施用到农田，农作物收成以后，农民通过计算本季作物的盈亏状况来决定是否继续购买并施用有机肥。农民收入和成本的差值大小决定了该循环的稳定程度：差值越大，农民购买有机肥的积极性越高，该循环越稳定；差值越小（可能为负），农民会选择少购买或者不购买，导致该循环链很脆弱甚至断裂。
在循环经济的双循环中，物质循环是价值循环的前提条件，价值循环是物质循环得以不断发展的保证。要使一个循环系统持久稳定的发展下去，二者缺一不可。
2.2农民购买有机肥的决策分析
由双循环模型可以看出，物质循环由厂商的技术起决定性作用，就目前情况来看，实现作物秸秆到有机肥的技术和工艺已比较成熟，因此物质循环能够很好的实现。价值循环的关键是农民是否购买有机肥，这也是决定整个循环系统的关键。农民的购买决策取决于对农产品的盈亏计算，为便于分析，本文在对消费者的需求分析中做出以下假设：第一，理性人假设。假设农民为理性经济人，都以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为目的。第二，技术假设。假设在研究的时间段内，农作物的种植技术处于相同水平，如在种子培育、害虫防治方面没有较大改变。第三，产品假设，即假设农作物没有差异。
设在t时期，农民不施用有机肥时的利润为：
Rt=pt·Q0-C（1）
其中，Rt、pt、Q0分别表示t时期农作物的利润、价格和产量。C表示农作物的成本，包括种子、化肥、机耕、农药、灌溉、脱粒、送粮、人工等。
在t+1时期，农民决定是否购买有机肥时的考虑如下：
Rt+1=
（1+α）pt·Q0-C不购买施用有机肥
（1+α）pt·（1+β）Q0-（C′+p′·qi+L）购买并施用有机肥
（2）（3）
其中，α表示在t+1时期农产品价格的波动率，β表示施用有机肥后产量的增加率，p′表示有机肥的价格，qi表示使用的有机肥数量，L表示施用有机肥的劳动成本。令C′-C=ΔC，则（3）-（2）可得
ΔRt+1=β（1+α）pt·Q0-（ΔC+p′·qi+L）（4）
只有当ΔRt+1>0时，农民才会选择购买有机肥；当ΔRt+1≤0时，农民不会选择购买有机肥。并且，ΔRt+1越大，农民购买有机肥的积极性越高，购买量越大。
从（4）式可以看出，一方面农民施用有机肥的额外成本（ΔC+p′·qi+L）是确定的；另一方面在增加的收入项中，虽然农产品产量提高率比较稳定β∈[6%，10%]，但是农产品的价格波动α波动性很大，农民很难预测。令ΔRt+1>0，可以求出使农民收入增加的最小α值，
α>ΔC+p′·qi+Lβpt·Q0-1=α0
（5）
由上式可以看出，农产品价格的提高率必须大于α0才能保证农民使用有机肥后的收入增加；否则收入将减少。而农产品价格的波动性非常大，正是这种不确定的收入和确定的成本，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农民购买有机肥的积极性。
2.3有机肥厂商的需求分析
各个农民的需求量构成了整个有机肥市场的总需求量Q′，即Q′=∑ni=1qi，对于单个化肥厂商而言，其需求函数为qj=af（p′，Cc）。其中，a表示技术和工艺进步且a∈[0，1]，p′表示产品价格，Cc表示消费者的选择成本。根据品牌经济学原理[7]，选择成本（ChoiceCost）是指顾客通过一定的交易费用，获取一组品牌信息集之后，最终从中选择一个品牌所花费的成本。上式满足qjp′
此时厂商的需求量取决于两个因素，即产品的价格和选择成本。厂商一方面可以通过降低价格来提高产品的需求量。根据新古典经济学的需求定律，价格上升，需求数量减少；价格下降，需求量增加。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发现，占有较大市场份额的产品往往不是价格最低的产品，价格战的结果常常是企业自身无法承受巨大的亏损而破产。因此降低价格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产品的需求量。另一方面，厂商可以通过品牌建设来降低产品的选择成本，从而增加产品的需求量。
设企业的生产能力为Qy，产品的选择能力（即实际销售量）为Qc，选择成本为Cc：Cc=∑Cck（k=1，2，…，n）。则有以下关系式：
Qy=Qc+Cc（6）
根据以上分析可以得出生产效率ey：ey=Qc/Qy，选择效率ec：ec=1-Cc/Qy=Qc/Qy=ey。显然可以看出实际生产效率恒等于选择效率，即在生产能力一定的前提下，外部的市场选择效率决定了内部的生产效率。
当Cc>0时，Qy>Qc，ey
3山东泉林嘉有秸秆循环利用的案例分析
山东泉林嘉有肥料有限责任公司隶属山东泉林集团，泉林集团是以浆纸业为核心的大型企业集团，是国家循环经济首批试点企业之一。泉林嘉有公司是全国最大的秸秆综合利用生产企业，公司依靠独有的提炼技术和喷浆造粒技术，生产出独特的以木质素为原料的有机肥，在业内独树一帜。
3.1泉林嘉有有机肥双循环模型分析
泉林嘉有对玉米秸秆利用的双循环模式如图2所示。第一是物质循环。玉米秸秆经过蒸煮，其中的纤维提取出来造纸，残留的余渣则作为制造有机肥的原料；农民购买有机肥将其用于玉米种植，玉米收成后余下的秸秆出售给泉林嘉有公司，由此进入秸秆的下一次循环利用。由于泉林嘉有完全采取物理提取方法，因此对环境污染小，同时高温对余渣也起到了很好的杀菌作用。第二是价值循环。农民购买有机肥将其施用到玉米田，当玉米收成后，农民通过比较施用有机肥的成本和收入增加值之间的大小，以此来决定下一季作物是否继续购买。
国际领先水平的玉米秸秆制肥技术，是泉林嘉有在物质循环方面的保障；而在价值循环方面，如何能够进一步扩大销售量是泉林嘉有面临的重要问题。为此，我们首先从农民购买泉林嘉有有机肥的决策分析入手。
根据“‘泉林嘉有’有机肥在玉米上应用效果试验报告”，耕种玉米时用有机肥50kg/亩，做基肥施入，常规施肥（尿素18kg/亩，二铵10kg/亩，硫酸钾7kg/亩）各种肥料使用量均减20%，实验结果玉米增产6.12%。
设山东省一位农民在2010年购买泉林嘉有有机肥用于种植玉米，2010年9月玉米收获时期的均价为1.84元/kg，尿素2元/kg，二铵2.8元/kg，硫酸钾4元/kg，泉林嘉有有机肥1.5元/kg。2010年山东每个劳动日（每天8小时）工价平均为42.57元，将50kg有机肥运输并施用到一亩地中大约需要花费4小时。
因此，农民施用有机肥增加的收益为
ΔR2010=β（1+α）p2009·Q0-（ΔC+p′·qi+L）
=βp2010·Q0-（ΔC+p′·qi+L）
=6.12%×1.84×748.5-[-（18×2+10×2.8+
7×4）×20%+1.5×50+42.57×12]
=6.41元
通过以上计算可以看出，2010年农民施用有机肥收入增加了6.41元，增加率约为0.4%，基本与不施用有机肥的收入持平。在这样的收益率情况下，农民在2011年可能会选择继续购买有机肥，也有可能不选择购买，关键在于农民对2011年玉米价格的预期。因此，建立农产品品牌以稳定其价格是农民放心施用有机肥的重要措施。
3.2泉林嘉有品牌建设分析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农产品的价格是制约农民大规模施用有机肥的关键因素，因此，泉林嘉有如何减少农产品价格波动以解决农民收入不确定性问题，是厂商推广使用有机肥的关键。理论上，农产品的价格是由市场供给和需求来决定的；而近年来，游资对农产品的疯狂炒作使得农产品的价格大起大落，严重偏离了市场需求规律。
本文认为建立农产品品牌是稳定价格的最好手段。个体或分散农户无法注册商标，而协会组织或合作社即使注册了商标，也难以成功的将商标培育成为真正的品牌，因为品牌建设过程不仅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而且需要相关专业知识。因此，有机肥厂商应利用自己的资金及专业优势帮助农民建立起农产品品牌，以此稳定农产品价格，扩大有机肥的需求量。
由图3可以看出，作物秸秆由泉林嘉有加工生产成有机肥出售给农民，农民利用有机肥生产出农作物，最后出售给消费者。如果将循环系统看作一个整体的话，终端消费者的购买是整个系统得以持续发展的动力，换言之，循环系统的最终产品必须获得市场的认可才能使循环系统持续下去。在这个循环体系中，泉林嘉有在资金、技术和规模上相比于其他环节具有优势，因此我们称其为该系统的中枢企业，即在整个循环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并且具有定价权的企业。根据品牌经济学理论，中间产品企业直接面向消费者进行品牌建设，可产生品牌拉力效应。品牌拉力就是通过企业产品的品牌直接对终端顾客产生影响，提高终端消费者对本企业产品的选择效率，从而在市场上指明购买该企业产品。
目前，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健康食品的需求越来越大。从农产品市场价格来看，有机农产品的价格高于普通农产品50%至几倍，绿色农产品的价格高于普通农产品10%-20%，无公害农产品的价格略高于一般农产品。而农民受自身资金规模和知识等限制，在对其产品进行认证和品牌建设方面存在较大缺陷。因此，在该循环圈中，泉林嘉有应发挥规模和资金的优势，对终点消费者直接进行品牌建设，利用品牌垄断来获得定价权。
3.3泉林嘉有有机肥推广策略分析
通过对循环经济运行模式的研究，且根据泉林嘉有公司目前的情况，我们对其提出以下建议：
（1）发展有机、绿色和无公害的健康农产品，将泉林嘉有打造成为“健康农产品”的代言。以上三类农产品是标示农产品安全、健康、环保的新概念，而且价格也比普通农产品高。因此，我们建议泉林嘉有把中高收入家庭作为目标人群，向他们提供高质量、高价格的健康食品。同时，泉林嘉有对该类农产品使用统一商标，向消费者进行品牌建设，将品牌优势转化为价格优势。“泉林嘉有”已是一种有机肥的名称，在对健康农产品进行品牌建设时，应避免直接使用该名称，以免给消费者带来不好的品牌联想。
（2）充分利用品牌优势，发展第三方认证。泉林嘉有可通过一系列品牌策略，建立起一个较高品牌信用的商标；当该商标成为健康农产品的代言或象征时，可用该商标对使用其有机肥并且质量合格的散户进行认证。政府的认证程序复杂，而且对农产品的规模等限制条件非常多，不适用于分散的农户。因此，泉林嘉有可以通过自身的品牌优势对这些农户的产品进行检验和认证，由此提高农产品的价格优势。
（3）重点向大棚种植者推广使用有机肥。有机肥的主要作用不在肥效本身，而在于改良土壤。由于我国土地为非私有制，种植者多考虑短期效益，同时由于施用有机肥的劳动强度大、肥效低等原因，大田作物要大规模的推广使用有机肥需要政府引导和补贴。而在大棚种植中，由于灌溉用水量大导致化肥流失现象严重，施用有机肥一方面能改良土壤，另一方面能保持水分，减小化肥流失量。大棚种植产量高、经济效益好，是泉林嘉有有机肥很好的消费者。
（4）努力争取政府支持，加快企业发展进程。一方面，泉林嘉有要保证农产品质量，争取得到政府关于无公害、绿色和有机农产品的认证，增加消费者对产品的信任，提升品牌信用度。同时，泉林嘉有还应积极发挥政府的作用，首先在资金上，充分了解当地政府关于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和有机食品产业发展的方针政策，积极争取优惠条件。其次在宣传上，争取政府媒体的报道，这比广告宣传具有更高的可信度。
4作物秸秆循环利用的建议
作物秸秆循环利用是循环经济的重要部分，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作物秸秆循环利用要稳定持续发展下去就必须实现双循环，即物质循环与价值循环。物质循环需要企业从技术和工艺上实现作物秸秆的循环利用；价值循环是指有机肥需要得到消费者的认可和购买，关键是通过品牌建设来降低消费者的选择成本。只有实现了双循环，企业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只循环不经济”的困难。
在作物秸秆的循环利用中，为保证循环系统能稳定、持久、高效发展，我们认为要从两方面做好工作：一是循环系统的中枢企业必须针对终点顾客进行品牌建设。循环系统是一个相互依赖性强的系统，中枢企业应凭借自身优势，通过直接针对终端消费者进行品牌建设来获得品牌拉力，使整个循环系统获得发展的动力。二是政府应该对循环体系给予鼓励和引导。政府需要从资金支持、政策优惠、消费引导、法律保障等各个方面对循环系统的发展提供帮助。
参考文献（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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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andeconomicStudyontheRecyclingUseofCropStrawandtheCaseanalysis
YUanwenhuaSUnYueyao
（SchoolofeconomicsofShandongUniversity，JinanShangdong250100，China）
abstractCropstrawisanimportantmaterialtomakeorganicfertilizer，sincethecropstrawresourcesinChinaisrichandtheabuseofchemicalfertilizerhascausedlotsofpollutions.Formtheessenceofrecyclingeconomy，thisarticleadvancesadoublerecyclingmodel，whichprovesthematerialrecyclingandvaluerecyclingareessentialfortheconstantdevelopmentofcropstraw.materialrecyclingrequiresthefirmstoimprovethetechnologyandcraftwork，whilethevaluerecyclingmeansthefirmsshouldreducethechoicecosttowinmorecustomers.onlywhenthedoublerecyclingrealizes，thefirmscouldsolvetheproblemof“recyclingwithoutprofit”.thus，therecyclingsystemcandevelopstably.meanwhile，takingtheShandongQuanlinJiayouorganicFertilizerCo.，Ltdasanexample，thisarticleprovidesmanysuggestionstothefirms.
Keywordscropstraw；recyclingeconomy；doublerecycling；brandconstruction
收稿日期：2012-07-24
循环经济研究分析篇3
关键词循环经济政策研究中国
一、中国循环经济理论实践研究进展与政策发展的现状
（一）中国循环经济理论的研究进展
自20世纪90年代循环经济思想引入中国以来，循环经济就得到了国家政府、专家学者和各行业的重视。中国专家学者对循环经济理论和实践的研究也不断深入，诸大建早在1998年出版的《可持续发展呼唤循环经济》一书中将循环经济的思想和理论引入中国，分析了循环经济的行为准则、主要技术、产业体系，并结合上海的情况探讨了该地区发展循环经济的意义和途径。曲格平、解振华、冯之浚、黄贤金等多位学者也研究和探讨了循环经济的内涵、特点、发展战略、发展模式等。此外，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出版的《我国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研究报告》也对中国发展循环经济的前景和总体战略目标等问题进行了研究。
（二）中国循环经济政策发展现状
中国政府大力提倡发展循环经济，高度重视循环经济政策的法制建设。2002年
10月，正式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2004年8月16日，审议通过了《清洁生产审核暂行办法》，这些为清洁生产和循环经济的推进和实施提供了法律依据。2005年3月，总书记在“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要“大力宣传循环经济理念，加快制定循环经济促进法”。2005年12月，国家明确由全国人大环资委提出法律草案；2007年8月22日，通过了草案审议；2008年8月29日，会议表决通过了《循环经济促进法》，制定了一系列财政、税收、金融等政策，激励全社会各行业发展循环经济，并于2009年1月1日起施行。这标志着我国循环经济的研究已经开始从理论走向实践。2012年12月12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发展循环经济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任务，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和基本方式。2013年，国务院印发《循环经济发展战略及近期行动计划》，从农业、工业、服务业和社会层面提出循环经济发展战略，并提出一系列保障措施。为贯彻生态文明建设战略，落实《循环经济促进法》和《循环经济发展战略及近期行动计划》，制定了《2015年循环经济推进计划》，提出加强政策和制度供给，构建循环型产业体系，推动区域和社会层面循环经济发展，提升重点领域循环经济发展水平，推行绿色生活方式。
二、中国循环经济政策研究进展
国内学术界有关循环经济政策体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构建循环经济政策体系的理论研究
张思锋、周华通过经济学分析论证了政府循环经济政策的合理性与必要性，提出了中国政府采取的循环经济政策。王凯庆、顾丽姝从法律法规、资源产权、财政政策、环境无害化技术等构建了循环经济政策体系。毛建明提出了制定循环经济战略、转变政策目标、加快立法、建立政策体系、依靠技术、示范推广、完善制度、编制规划等措施加快发展循环经济政策。李云燕提出通过创新财政、税收、投资、金融、价格、产业等经济政策为循环经济发展提供政策支撑。
（二）国外循环经济政策对我国的借鉴和启迪
徐波、吕颖通过对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发展循环经济的政策体系和手段的总结，提出从法律体系、经济政策、价格机制等方面完善我国循环经济制度建设。刘志荣总结了发达国家通过建立包括法律法规、财政、税收、行政等在内的一套较为完善的激励与约束机制来发展循环经济，并针对我国目前发展循环经济的障碍，提出了建立一套有效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吴良志从企业、产业和城市―区域―社会三个层次研究了欧洲国家的循环经济政策和法律，总结并提炼出欧洲的循环经济政策和法律模式。李慧明、郝冀、崔晓莹通过对中、日、韩循环经济政策演变历程进行系统的梳理和比较，系统、广泛地从多方面比较和研究了中、日、韩的循环经济政策。
（三）从不同角度探索构建我国循环经济政策体系
臧漫丹、高显义从输入端、过程中、输出端构建了政府、企业、社会三方联动的3p治理模式，建立了发展循环经济的政策体系模型。李华友、任勇梳理和整合了现有有利于循环经济发展的政策，并构建了循环经济政策体系。李菲从电子废弃物再生利用的角度提出了循环经济政策。李秋妹从生态文明角度的设计优化了循环经济政策。闫敏重点从企业角度进行了循环经济政策研究。
（四）其他研究
潘铁山通过对发达国家循环经济政策体系的分析，结合江苏省循环经济开展的现状，构想了一套循环经济的政策体系，并对潜在的政策风险进行了初步分析。
综上所述，通过分析得出：中国循环经济政策体系研究已经取得一定的成果，构建循环经济政策体系的重要性已经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作者单位为云南师范大学文理学院）
[作者简介：杨敏（1983―），女，河南南阳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经济管理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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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经济研究分析篇4
关键词农业循环经济；评价指标体系；模糊综合评价法
中图分类号F323.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5739（2014）15-0313-03
StudyofagriculturalRecyclingeconomyDevelopmentevaluationBasedonFuzzyComprehensiveevaluationmethod
YoUHai-xingGaoJunYUanJun-wu
（Schoolofeconomics，YunnanUniversity，KunmingYunnan650500）
abstractonthebasisofananalysisonthefindingsbothdomesticandforeignandthefactorsaffectingthesustainabledevelopmentofagriculturaleconomy，inaccordancewiththeprincipleofscientific，practicalandsystemic，thedevelopmentevaluationindexsystemofagriculturalrecyclingeconomywasformulated，andthecalculationprocessofthefuzzycomprehensiveevaluationmodelwasdetaileddescribed，soastomonitorandevaluatetheregionalagriculturalrecyclingeconomydevelopmentsituation，inordertoprovidetheoryandmethodguidanceforfurtherpromotingandperfectingtheconstructionofcircularagricultureeconomy.
Keywordsagriculturerecyclingeconomy；evaluationindexsystem；fuzzycomprehensiveevaluation
为了正确评估农业循环经济的发展水平，促进农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高循环型农业建设带来的环境、经济和社会效益的协调性，必须对其作出综合性评价。评价指标体系的设计则是进行综合评价的基础，随着循环经济相关理论的不断发展和综合评价方法的不断完善，需要建立与之相适应的评价指标体系，以全面客观反映农业循环经济的发展状况。本文依据科学性、可操作性和系统性原则，构建了农业循环经济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并基于模糊综合评价法建立了综合评价模型。
1农业循环经济发展评价的相关研究
国外学者对循环经济的评价方法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经历了从侧重于某一方面的片面评价到适用于更多情况的综合评价这样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1993年，侧重于产品和服务的产品生命周期评价（LCa）方法被国际标准化组织环境管理技术委员会用来制定iSo14000环境管理系列标准。20世纪90年代，侧重于实物的物质流分析（mFa）方法开始流行起来。1995年，wemick等首次提出了较为详细的mFa计算过程[1]。2000年，masui等基于投入产出法对循环经济产生的经济效益进行了分析[2]。Daly（1994）提出的“可持续经济福利指数”[3]、Cobb等（1999）提出的“真实发展指标”[4]使循环经济指标体系这种较为全面的方法得到了深远的发展。
我国对于农业循环经济的研究起步较晚，主要通过建立循环经济指标体系对农业循环经济的发展水平进行评价[5]。马其芳等（2005）使用BpeiR模型和Delphi法选取了评价指标，借用层次分析法对江苏省农业循环经济进行了评价[6]。贾世靖等（2008）采用模糊综合评价法对马其芳等人选取的评价指标进行了评价[7]。赵波等（2012）基于循环经济的运行模式建立了指标体系，采用层次分析法对重庆市农业循环经济进行了综合评价。张晓先等（2013）基于循环经济的原则和目标建立了指标体系，并采用层次分析法对黑龙江省的农业循环经济发展进行了综合评价[8]。
基于上述分析，指标体系研究方法越来越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青睐。但因为过程运算复杂，需掌握一定的数学基础，并且指标的选取要充分考虑可获得性和可操作性，模型的运算过程要充分清晰，方法要科学合理。
2模糊综合评价过程
为了能够充分反映农业循环经济发展水平的实际情况，便不能只从某一因素或单一方面对其进行评价，而是需要采用综合评判方法进行评价，即根据事物的多个影响因素作出综合评判。模糊综合评价法利用模糊数学的隶属度理论把对事物的定性评价转化为定量评价，对受到多因素影响的事物作出总体评价，非常适合农业循环经济发展水平的评判。
2.1指标体系的建立
农业循环经济发展水平指标的建立应遵循科学性、可操作性和系统性等原则，将影响农业生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因素加以整体性分析和综合。本文依此建立了评价农业循环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指标，主要包括4个一级指标（资源产出水平、资源消耗水平、资源综合利用水平和资源环境安全水平），16个二级指标（水资源产出率、土地资源产出率、能源产出率等）（表1）。
2.2评价等级标准的建立
本文对农业循环经济发展水平的评价使用模糊评判集：V=（v1，v2，v3，v4，v5），其中v1表示优，v2表示良，v3表示一般，v4表示较差，v5表示很差。为了能够正确给出指标所处的级别，需要对评价等级标准的临界点进行量化，方法如下：首先选取某一年的各个地区的16个二级指标数据，对每一个正向指标i，取其最大值记为xi1，最小值记为xi5，平均值记为xi3，指标值落在区间（xi3，xi1）的平均值记为xi2，指标值落在区间（xi5，xi3）的平均值记为xi4。则xi1、xi2、xi3、xi4、xi5分别代表优、良、一般、较差和很差5个等级的临界值。同理，对于逆向指标进行反向操作即可。
2.3指标权重的确定
指标权重的确定采用Delphi法，即专家调查法，专家学者对同一级指标任意两两因素重要性的匿名调查及反馈，待专家组的意见趋于一致后得出最后数值，排列成一个比较矩阵。例如对于一级指标层中的4个指标a1、a2、a3、a4，构造比较矩阵a=（aij）4x4，其第3步，对每一个评判等级vj视其重要程度赋予一个权重向量tj，计算地区k的综合评价值S（k）=tj×B*（k）。根据S（k）值可直观地对各地区的农业循环经济发展水平进行比较，分值越大，说明该地区的农业循环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反之越低[10-11]。
3结语
本文在分析农业循环经济影响因素基础上，构建了农业循环经济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详细说明了模糊综合评价法的建模过程，有利于准确地对各地区农业循环经济发展水平作出评价和监测，通过横向对比，分析每个地区的优势、劣势及存在的问题，及时提供给决策部门以便采取相应措施，为进一步促进和完善循环型农业经济建设提供了理论和方法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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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经济研究分析篇5
【关键词】Dea效率评价循环经济malmquist指数
自改革开放以来，安徽省的经济发展有了显著的提高，经济规模不断扩大、产业机构不断优化、综合实力显著增强。但是目前安徽省正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加速推进阶段，经济增长仍然需要消耗大量的能源和原材料，从根本上减轻经济增长对资源供给的压力、减少环境污染，必须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因此，对安徽省循环经济发展状况进行评价及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际意义。本文采用Dea方法，对安徽省循环经济效率进行实证分析，并且以我国和浙江省的循环经济效率为对比，寻找其中的差距，为安徽省未来发展循环经济提出建议。
一、循环经济发展研究综述
“循环经济”一词由美国经济学家Kennethe.Boulding于20世纪60年代最早提出，现已被国际社会广泛接受。我国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引入循环经济理论，近年来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中共中央十二五规划的建议中明确提出了大力发展循环经济的政策建议，针对我国循环经济发展的理论也在不断深化。但目前我国关于循环经济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循环经济的内涵、原则、意义、评价指标体系及对策等方面，对于如何定量的评价一国或地区循环经济发展程度的研究则相对较少。吴季松（2003）就循环经济的基本内容，循环经济产生的科学基础和实践基础进行了阐述，并介绍了高新技术和循环经济发展的关系，对发展区域循环经济提出了产业设想。王志宪，林丽，虞孝感（2006）根据循环经济发展的内涵、设置循环经济指标体系应遵循的原则及南京市循环经济发展的现状，选择了减量化、再利用、社会经济发展及生态环境建设等4大指标体系的25项指标，利用综合评价法计算出南京市1986~2002年及我国2002年的循环经济发展水平。崔木华（2009）指出了目前我国区域循环经济评价体系存在的不足，构建了相对普适的区域循环经济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以安徽省及周边四省为例进行了实证研究。
由综述分析可知，目前利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对安徽省循环经济的分析还不全面深入。本文从定量分析的角度对安徽省循环经济进行测评，希望得出有意义的结论。
二、研究方法及模型
（一）研究方法
数据包络分析（Dea)是使用数学规划模型，以“相对效率”概念为基础，处理多目标决策问题的方法。可以将参与评价的每个单位进行的某项活动表示为一个决策单元（DmU)，每个决策单元都有一定的输入和输出，并在把输入转化为输出的过程中努力实现自身的决策目标。Dea方法主要是通过保持决策单元的输入或输出不变，借助于数学规划将DmU投影到Dea前沿面上，并通过比较决策单元偏离Dea前沿面的程度来评价它们的相对有效性。
（二）malmquist指数
malmquist指数是在距离函数的基础上定义的，以t时期和（t+1）期为参照，看效率是否有改进。本文中该指数反映在相邻的两年间一个地区循环经济效率的变化情况。该指数分解为技术进步指数（tC)、技术效率指数（teC)的连乘，在规模报酬可变的情况下，teC还可进一步分解为纯技术效率（pte）指数和规模效率（Se）指数。即m0（χt+1,yt+1，χt，yt）=tC*teC=tC*(pte*Se)。tC衡量某地区循环经济的发展变化。若tC>1，表明最优生产能力提高，反之则表明生产能力降低。teC表示与上一年相比，某个地区循环经济转化前沿面的差距变化情况。若teC>1，表明资源配置效率提高，与前沿面的差距缩小，反之则表示与最佳生产能力差距拉大。pte表示假定最优生产规模不发生变化，每个决策单元到前沿面的追赶程度。若pte>1，表示与上一年相比，投入要素更为有效地发挥了作用，反之，资源配置没有得到改善。规模效率指数（Se)反映决策单元是否趋向最优生产规模。若Se>1，说明相对于t期而言，（t+1）期更接近固定规模报酬，即接近最适生产规模，反之，则代表偏离最适生产规模。malmquist指数反映循环经济效率的提高或降低程度，是分析年份与前一年的效率相比较而得到的结果，若malmquist指数>1，表示效率提高，若malmquist指数
三、循环经济效率指标的选取及数据处理
（一）指标的选取
为全面评价安徽省循环经济的状况，首先要建立反映安徽循环经济的评价指标体系。根据Dea方法的运算原理和特点，在进行评价时，应用尽量较少的输入得到相对较多的输出。因此在选择循环经济投入产出指标时应以此为标准进行，同时要考虑到指标的实际意义。
本文借鉴已有的研究成果，选取了一组具有典型代表的指标。投入指标为：万元GDp能耗（X1，单位：吨标准煤），固定资产投资占GDp比重（X2，单位：%），万元GDp水耗（X3，单位：万立方米）。产出指标为：人均GDp（Y1，单位：元），城市污水处理率（Y2，单位：%），第三产业比重（Y3，单位：%），废水排放总量（Y4，单位：万吨），废气排放总量（Y5，单位：亿标立方米）。
（二）数据的选取
为了全面考察安徽省循环经济效率水平，并根据数据可得性，本文选取2003-2009年的统计数据作为研究对象，并且搜集全国和浙江省的数据作为参照对象，分析安徽省与全国、浙江省的循环经济效率水平的差距。数据来源于2004-2010年安徽省统计年鉴、浙江省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
四、实证分析
本文运用timCoelli编写的Dea专用程序Deap，计算2003～2009年安徽、全国、浙江每年循环经济效率的malmquist指数来反映循环经济效率的变动情况，再分别将其与转化前沿面进行比较，从而测量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
1.Dea有效性判断。从表的第三列可以看出，全国和浙江03-09年的技术效率值都为1，并且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都为1，即不存在投入冗余和产出不足，表明全国和浙江省均为Dea有效，它们的循环经济发展形势很好。而安徽地区03-05年技术效率值为1，资源得到有效的配置，发展形势很好，06-07年技术效率值在0.6到0.9之间，发展形势下降到一般水平，08-09年安徽省的循环经济发展一直上升，达到最优状态。
2.malmquist指数分析。从图1可以看出，安徽省malmquist指数在03-07年滞后于全国malmquist指数，并且与发达省份浙江省差距较明显。08年稍滞后于全国，与浙江省的差距减小。09年超过全国和浙江省的发展，这表明安徽省的循环经济发展水平在逐步提高。安徽省循环经济得以发展的原因有：03-05年虽然安徽省的技术效率均为1，资源得到有效的配置，没有出现投入冗余、产出不足的情况，但由于技术水平较低，技术创新能力不够，使得安徽的循环经济发展水平低下。06年的发展水平最为低下，一方面，这一阶段是资源、环境瓶颈约束最为明显的时期，特别是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加快推进，居民消费结构逐步升级、资源要求持续扩大，资源供需矛盾越来越大，导致了资源配置的不合理，另一方面，安徽省的工业结构中，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行业比重较大，技术创新仍在发展中，所以导致安徽省的循环经济水平下降很多。07年安徽省资源配置的问题依然存在，但技术水平发展到一定阶段了，有了一定的提高，这促使这循环经济水平比上年有了一定的上升。自08年起安徽省开始走上新型工业化的道路，循环经济发展水平有了一定的提升，技术水平在提高，但资源并仍然没有得到有效的配置，说明在工业化初期，受人力资源技术、资金、管理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工业生产往往会选择一些技术水平较低、资金投入少、资源消耗较多的产业作为其发展的重点，往往要较多地牺牲环境。到2009年，安徽省经济水平发展到一定阶段后，随着资金不断积累、技术不断提高、生产工艺不断优化及资源利用率意识的不断提高，安徽省的循环经济发展水平也在不断地提高。
五、结论及建议
根据以上研究表明，安徽省在发展循环经济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为了推进循环经济又好又快地向前发展，要借鉴国际先进经验，切实解决制约循环经济发展的困难和障碍，实际中应从以下方面入手加以推进：
1.建立和完善循环经济的管理、运行机制。发展循环经济应该建立一套绿色保障体系，建立健全“以政府为主导、以企业为主体、公众积极参与”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加强和督促各地循环经济规划的编制，在规划中明确政府、企业、公众在发展循环经济中的责任和义务，逐步完善循环经济管理体制。
2.要将发展循环经济要与产业结构调整紧密结合。安徽省产业结构水平低，能源、原材料产业比重高，高新技术等产业基础薄弱，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对循环经济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要以提高资源利用率、降低污染物排放强度为目标，鼓励发展节能、降耗、减污的高新技术产业。
3.要将发展循环经济要与节能减排紧密结合。建立废物和废旧资源的处理产业，从根本上解决废物和废旧资源的循环利用问题，鼓励和支持现有企业围绕节能减排加大技术改造力度，加快淘汰落后生产能力，努力提高经济运行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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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经济研究分析篇6
关键词：循环经济；经济增长；技术；制度；资本；自然资源
中图分类号：f061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3）09003708
一、引言
经济体的快速增长一直是各个国家和地区追求的终极目标之一，中国经济长达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创造了世界奇迹。可这种增长的动力来自于哪里？能否持续下去或被复制？背后又有着怎样的逻辑？已经成为许多研究者长久以来关注的焦点。一个普遍的观点认为，中国经济长达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主要是由大量投资、人口红利和资源环境消耗带来的，技术进步和体制改革等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这种投入模式的产出效应正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弱化，特别是以牺牲资源和环境为代价的发展模式受到越来越多的指责。如今中国经济在世界舞台上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增长模式的转变成为跻身世界经济强国的必由之路，更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内容。
决定中国经济走向的因素有很多，按照已有文献研究，资本、劳动、技术和制度的贡献一直是争论的核心。相应的有制度决定论、新古典内生要素论、金融决定论和地域决定论四种观点。归纳起来都是在强调其中的某一个或某一些要素，这多是缘于分析问题的角度和采用的分析方法与模型的不同。如今更多的文献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审视经济增长。而循环经济作为一种新模式，承载着转变传统经济增长方式、解决环境污染、保障经济走上新型工业化道路和小康社会实现的多重目标性，在快速的经济增长中，显得格外突出。因此，对循环经济视角下经济增长的动力分析就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重大实践意义，而资本、劳动、技术和制度等要素与经济可持续发展关系的讨论则是该领域的重点。不同于以往的研究视角，本文从循环经济的角度来审视经济增长问题，探讨资源环境约束下经济增长的内在规律和决定性因素。
二、经济增长动力分析
1基于研究范围和对象
纵观增长经济学发展脉络，按照研究对象分大致有三类观点：
第一类，国家经济增长研究。其中，古典增长理论假定技术不变，只研究资本和劳动两种要素，强调资本积累的作用，认为经济增长与储蓄率和投资率有着紧密的联系。新古典经济增长则认为，资本边际产出递减趋势无法对经济增长做出合理解释，在尚未摆脱以资本积累为核心的分析思路下，将经济增长的动因归于外生的技术进步[1]。不过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romer[2]、lucas[3]以及becker和murphy[4]等为代表的研究者尝试突破以上研究理论框架，逐渐完成技术因素在模型中的内生过程。但是，随后的全要素生产率（tfp）实证分析却发现技术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并不如人们所预期的那样高，例如，东亚四小龙的tfp甚至比南亚许多贫困国家还要低。虽然后来研究者指出，对tfp隐含在设备引进中和劳动力素质提高的忽视是造成上述结论的主要原因[5]。但更多的研究者开始考量制度因素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以诺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派认为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等因素是经济增长本身，制度才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它为技术进步和资本积累提供有效的激励，特别是对于中国这种经历改革开放的发展中国家。易纲等[6]以及胡鞍钢[7]认为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是未来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决定因素。董祥海和李升[8]则对c-d生产函数进行修改，加进制度因素，认为1980—1994年间制度因素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占主要部分。
第二类，区域间经济差距分析。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世界经济日益朝着多极化的方向发展，中国区域间经济增长差异也在不断扩大，关于各地区增长差异和国际贸易对一国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大量涌现，研究焦点主要集中在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计算和分解上。例如，根
edward和denison[9]的研究，全要素生产率可分解为技术进步、技术效率和要素（即资本、劳动和自然资源）配置效率。而樊纲等[10]、汪锋等[11]以及胡晓珍等[12]也尝试将制度因素引入，多方面考察区域增长差异的终极原因。
第三类，产业增长因素分析。north[13]集中研究了1600—1850年间的海洋运输业生产率提高的原因，发现此期间海洋运输业并没有重大的技术进步发生，认为其生产效率的提高主要来源于制度创新，即经济组织和市场制度的改善。而rae和ma[14]对中国农业生产率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张军等[15]则对中国工业（包括国有工业和乡镇企业）生产率进行了研究。资本、劳动、技术和制度是影响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袁新华等[16]分别从这些方面对比探讨了制度变革对渔业经济增长的贡献水平。
总体来说，现有文献多是根据范围及对象的不同来研究经济增长的差异及其背后的原因，国民经济、区域经济和产业经济是比较典型的三个层次，可持续发展理念在这三个层次上也有着不同程度的实施。但不少研究者直接将制度因素体现在c-d生产函数中，无论是将其内生还是外生，都试图得到理想的结果，最终却没有给出令人信服的理论说明或推导演示，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评价至今仍缺乏坚实的理论和数理基础，更没有在经济学领域达成共识。
2基于要素稀缺性
在田园经济时代，自然资源较为丰富，人口相对稀少。“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成为古典政治经济学劳动价值论的形象说法。人口增长成为带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但随着“资源绝对稀缺论”和“资源相对稀缺论”的提出，研究者发现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才是决定国民财富增长的主要因素，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则依赖于资本要素的积累。国民收入投入到生产劳动的比例越大，国民经济增长的速度越快。后来又经过研究发现，进入工业革命后，技术进步相比资本和劳动，逐渐成为解释经济长期增长的关键。而becker[17]和schultz[18]等研究者又对此进行了深入探讨发现，提高工人的技术知识和技能是保证人均资本持续增长的根本。
近些年，经济增长动力的分析越来越复杂，标准的经济增长理论也开始尝试把一些原有的既定因素和没有考虑到的因素囊括进来，特别是制度因素。制度经济学派认为“不涉及制度就不可能解释经济增长率上的持续差异”[19]，特别是对于中国式的转轨经济国家的崛起。同时，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世界先后爆发了两次能源危机，自然资源和环境的稀缺性开始得到广泛的关注。以循环经济为代表的增长方式转变先后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传播。制度和资源环境因素日益增加的重要性对经济增长要素分析及其效率问题的研究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前者要求制度量化的可行性和合理性，后者则需要科学地选择能够代表可持续发展的绿色指标。
循环经济作为一种新的增长模式，其发展动力分析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而综合考量资本、劳动、自然资源、技术和制度对循环经济推广的影响，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因此，本文将在以往文献的基础上统筹考虑新时期中国经济增长问题，以循环经济为切入点研究可持续发展的一般规律。
3循环经济视角下的经济增长
从20世纪后半期开始世界经济不断遭遇资源环境问题，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更是将资源环境问题推到最前沿，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逐渐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在当代，经济体的快速增长和持续发展共同构成世界各国经济活动及学术研究的主题。中国从20世纪后半期陆续出台了一系列保护资源环境的法规政策，以提高资源使用效率和加强环境规制，国民经济追求在最大化利用资源环境的同时实现人类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增长。
20世纪90年代，中国正式引入循环经济，并作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在全国试点推广，特别是在资源能源产业、耗能大户和环境影响严重的领域。不同于以往高能耗、高污染和低附加值的粗放型增长方式，循环经济提倡“资源—产品—废弃物—再生资源”的闭环流动型经济模式，追求生产要素更高的使用效率和更少的环境破坏。近二十年来，循环经济发展的成果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可持续发展的成效。
根据现有经济增长理论，要素积累、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是促使经济增长和产业发展的主要动力。资本、劳动、自然资源、技
术和制度是影响循环经济在产业发展中发挥作用的重要因素。主流经济学也认为，提高资源使用效率和加强环境保护通常有两种办法：一是提高生产要素的质量，包括机器设备的更新、劳动力素质的提升和原材料材质的改善。二是改进生产要素的组合方式，减少不可再生资源的使用和替代环境污染大的生产工艺。这相当于引入一种新的生产函数，是资本、劳动、自然资源、技术和制度的一种重新组合。但现有研究还没能够将这种变化科学地体现在生产函数变化形式上，对于技术和制度与产出之间的建模存在很大的争议，而这两点恰恰是考察循环经济发展成效的关键要素，这也是本文力争解决的问题。
钢铁工业既是典型的原材料和基础产业，又是资源密集型与能源密集型产业。在为人类提供生产、生活资料的同时，对环境也造成一定的压力，其中蕴含着诸多减量化、再利用以及资源化的可能性，在实施循环经济上具有较大潜力。早在1978年，国家冶金部就对钢铁工业能耗与世界工业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进行过调查，并制定计划，革新改造，组织节能培训，先后制定了烧结、焦化、炼铁、炼钢和轧钢等14个工序节能规定，随后还印发了《钢铁工业节能技术三十例》，使行业节能上了一个大台阶。1983年，冶金部进一步向国家提出了《钢铁工业以发展连铸技术为中心提高成材率的措施方案（草案）》，使中国连铸比和钢的成材率节节上升。2005年，国务院和发改委又分别了《关于做好建设节约型社会近期重点工作的通知》和《钢铁产业发展政策》，强调钢铁工业的节能减排[20]。
虽然近几年中国钢铁行业节能减排取得了巨大进步，但是按行业分能源消耗量排名依然处于第一位，从全国能源消耗比例看，还存在着小步上升的趋势（如表1所示）。在工业废水、so2、固体废物排放中，只有工业废水排放比例在逐渐减少，工业so2排放比例还有微弱的上升势头，而工业固体废物排放比例则存在一定的波动。钢铁行业循环经济的深化还面临着巨大的问题，因此，以钢铁行业为例来研究循环型经济增长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典型性。同时也区别已有的对一国循环经济发展机制的研究视角。
三、以钢铁行业为例的实证分析
围绕着生产关系的经济学解释，研究者已经建立了许多描述经济增长的计量模型。柯布—道格拉斯函数（c-d生产函数）是其中具有重要地位，也是经济学中使用最为广泛的生产函数。它模式简便，却也是最具争议的领域。不少文献直接假定α+β=1，默认研究对象符合规模报酬不变，却忽视了现实中的一国、一地区或某产业很难在长期内保证最佳规模，甚至是接近最佳规模的情况。而且要素间除了有可能的共线性外，还有可能存在非线性关系，这些都使得c-d生产函数的实证研究效果大打折扣。
一般认为，资本和劳动是生产关系形成的两个基本要素，也是构建生产投入产出关系计量模型的基本指标。但随着经济增长研究的深化，技术、自然资源和制度等成为解释经济增长的新要素，而现有研究却没有对此达成共识，给出一个合理反映要素投入和产出关系的生产函数，特别是对于制度的衡量和量化存在很强的随意性。相比之下，dea模型由于没有要求生产函数的具体形式，也没有对变量的内生性质和外生性质进行特殊的限制，只需模型中的变量存在投入产出关系即可，成为目前分析投入产出效率和因素影响的常用方法之一。因此，本文尝试通过随机有效前沿分析方法，从生产三要素、技术以及制度因素三方面构建相关指标，研究钢铁行业的生产决定过程，探讨上述各要素在循环经济背景下钢铁行业产出决定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并在此基础上分析钢铁行业产出与各制约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具体来说，首先，通过两步dea，将制度因素纳入经济增长理论框架，对中国七个区域钢铁行业的循环型增长进行投入产出效率分析，重点提炼出技术和制度效率水平。其次，运用反映区域比较优势的截面分析考察中国钢铁行业资本、劳动、自然资源、技术和制度的影响程度。最后，通过协整方法研究要素之间可能存在的变动关系，以得出比较客观的结论和建议。为了能够反映区域比较优势对循环经济背景下钢铁行业产出的截面效用影响，且钢铁行业在中国的发展带有显著区域布局特征，本文将全国划分为华北（hb）、东北（db）、华东（hd）、华中（hz）、华南（hn）、华西（hx）以及西北（xb）七个区域，根据各省市的指标值采用算术平均的方式获得相应的劳动、
资本、自然资源、技术和制度量化指标，并据此截面划分口径，利用1995—2010年的相关量化指标建立相应的面板数据分析模型，以体现钢铁行业发展的区域布局特点，同时设定区域为研究对象，避免了部分省市数据缺失导致的实证分析结果可信度不高的问题。
1技术投入指标的量化
由于通过年鉴数据很难直接获得有关钢铁行业用于循环经济发展的科技投入及相关指标，因而本文并没有直接在指标设置中使用年鉴相关数据，而是通过dea法，对循环经济背景下钢铁行业的投入产出效率进行计算，并以此投入产出效率值作为衡量循环经济背景下钢铁行业科技投入的量化指标。在dea计算过程中，以投入产出效率表示的技术效率值是一个相对指标，并不能代表循环经济背景下钢铁行业科技投入的绝对水平，但这个以相比指标表示的科技投入水平并没有影响到本文的分析结果，本文着重分析科技投入的时序变化对循环经济背景下钢铁行业产出的影响，强调的是一种基于时序分析的趋势研究，而不是具体投入指标水平的量化研究。
循环经济背景下钢铁行业的产出指标应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是反映生产经济价值的物量指标，本文选取钢铁行业单位能源消耗的钢产量反映钢铁行业的经济产出，该指标不仅能反映行业生产的总量变化，同时也能反映出行业的经济生产效率。二是反映生产外部性的环境指标，本文选取单位能耗下的钢产量来描述经济生产对资源环境的影响程度，其数值越大表明经济生产给资源环境带来的压力越小，循环经济活动效果越显著。两个产出指标通过各自的方差贡献率进行赋权汇总，得到综合的产出指标。遵循传统的生产要素指标设置方法，从资本、劳动和自然资源三个角度出发选取产出的投入指标，本文分别选取固定资产净值年均余额、年末职工人数和钢铁工业煤炭消耗量作为衡量循环经济背景下钢铁行业生产的投入量化指标。相关的dea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
由表2可知，各区域循环经济背景下钢铁行业的技术效率大致呈现出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在2000年左右，循环经济背景下钢铁行业的技术效率达到最低，2000年之前技术效率呈现出下降的趋势，而2000年之后技术效率则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中国清洁生产等循环经济战略部署集中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先后进行了多次培训和试点工作，因而1995年以来中国钢铁行业技术效率经历了高开低走再上升的过程主要源于最初循环经济发展较高的边际效用，2000年之后中国钢铁行业技术效率的上升趋势主要源于国企改革带来的制度红利，特别是大中型国有钢铁企业体制的改进，以及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提出进一步强化和改进了循环经济导向的技术投入和效率。
2制度指标的量化
制度指标的量化一般是通过构建相关指标体系的方法完成的，但指标体系的构建往往具有主观性，且制度相关指标数据较难获取，因而通过构建指标体系，并加以一定的赋权方法获取表征影响循环经济背景下钢铁行业产出的制度量化指标是很难实现的。结合技术投入量化指标的获取方法，本文采用了两步dea结果差值的方法来获取用以反映影响循环经济背景下钢铁行业产出的制度量化指标。在技术投入量化指标获取的第一步dea计算过程中，并没有考虑制度变量对循环经济背景下钢铁行业投入产出效率的影响，而是在第二步dea计算过程中，将能够反映制度因素的相关变量考虑到循环经济背景下钢铁行业投入产出效率的计算模型中，据此可以得到考虑制度因素影响后的循环经济背景下钢铁行业产出的技术效率。比较考虑制度因素影响后的技术效率与未考虑制度因素影响前的技术效率，两者间的差值反映了制度因素对循环经济背景下钢铁行业产出的影响，可以作为影响循环经济背景下钢铁行业产出制度因素的量化指标。本文选取政府支出占gdp比重、国有企业工业增加值占全社会工业增加值比重、进出口总额占gdp比重、研发支出占gdp比重以及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作为衡量影响钢铁行业投入产出效率的制度政策调整指标，并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其提取公因子，得到综合的调整指标，将其作为dea的投入指标进行第二步的dea分析，最后将两步dea投入产出效率的差值作为衡量影响循环经济背景下钢铁行业产出的制度量化指标。相关结果如表3所示。
注：下标2表示未考虑制度因素前和考虑制度因素后的投入产出效率量化结果的差值，其实质是剔除制度因素后投入产出效率的水平。
由表3可知，制约循环经济
背景下钢铁行业产出的制度变量影响程度出现了先增强后弱化的趋势。其中2000年之前，制度变量呈现出不断强化的趋势，说明中国钢铁行业循环经济发展受到制度因素不断增强的正面影响，也就是说，2000年前后中国的节能减排、国有企业改革等制度改进和相关促进政策所释放的边际效用处在一个较高的水平。2000年之后，制度变量表现出不断弱化的趋势，钢铁行业的发展呈现出市场导向，在制度建设得到一定完善的情况下，法规政策对钢铁行业产出的影响在下降，市场因素成为钢铁行业发展的内在驱动力。
四、循环经济背景下钢铁行业产出的制约因素分析
在得到影响循环经济背景下钢铁行业产出的制度和技术量化指标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建立基于面板数据的回归模型，以考察资本（k）、劳动（l）、自然资源（n）、技术（a）和制度（g）因素对循环经济背景下钢铁行业产出的影响程度，相关计量模型如下：
相关面板数据分析结果表明需采用固定效用变截距模型，各系数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
由表4可知，面板数据模型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且调整后的判定系数为0778，具有较高的拟合优度，面板数据固定效用变截距模型拟合效果较好。在影响循环经济背景下钢铁行业产出的相关因素中，资源的投入、技术效率以及制度环境都对钢铁行业循环经济发展起到推动作用。其中，比较技术效率和制度环境，技术效率对钢铁行业循环经济发展的影响程度远远超过了制度环境的影响。一方面，制度环境有利于钢铁行业循环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钢铁行业循环经济发展主要是依靠自身技术创新投入的增加来完成的，而不是单纯被动地受制度政策限制来发展循环经济。劳动和资本的投入与循环经济背景下钢铁行业产出呈现出负相关关系，说明循环经济背景下钢铁行业劳动和资本的投入与产出相比有投入过剩的现象，特别是劳动的投入，而资本的使用在很大程度上存在配置低下问题，因而还需继续优化要素配置结构，转变生产模式。通过固定效用分析可知，西北和华东地区的固定效应较大，说明西北和华东地区钢铁行业在循环经济发展过程中具有较强的区域优势，相反，西南地区固定效用为-7294，钢铁行业在循环经济发展过程中具有较弱的区域优势。 表4面板数据固定效用变截距模型相关检验结果
为了更好地研究循环经济背景下钢铁行业产出决定过程，本文对制约钢铁行业产出的各相关因素进行协整检验，以考察各制约因素间是否存在长期稳定的作用关系。具体检验结果如表5所示。
相关检验结果表明，影响循环经济背景下钢铁行业产出的制约因素间存在一个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即资本和劳动的投入都对技术进步有影响，但技术进步的主要来源是依靠资本的投入来完成，劳动在技术进步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相对较弱。在钢铁行业循环经济发展过程中，技术效率的提高主要是依靠资本的投入，相对而言，人力资本对技术效率的提高影响程度则较弱。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立足于国民经济增长实践，考虑发展中越来越重要的制度和资源要素，基于主流经济学的学理分析，从循环经济视角探讨经济增长问题。利用dea法对1995—2010年间中国七个区域钢铁行业的发展进行投入产出效率分析，突出说明技术和制度因子的效率水平以及其发展趋势，并运用反映区域比较优势的截面分析考察中国钢铁行业资本、劳动、自然资源、技术和制度等因素的影响程度，最后通过协整方法研究了要素之间可能进一步存在的相关关系。依次得出如下三方面结论：
第一，自然资源、技术和制度对单位能耗下的钢产量有正相关的影响，也就是说，这三个要素对于钢铁行业循环经济模式下的钢产量具有积极的提升作用。其中，技术的相关系数要更高一些，说明近些年中国钢铁行业产出的提高更多的是依靠技术的投入。另外，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国有体制改革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等配套政策释放了较强的技术创新力量，制度的创新也在一定的时间点发挥着直接和间接的促进作用，但技术进步俨然已成为中国钢铁行业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源泉。而资源投入的正相关关系则在很大程度上验证了钢铁行业是资源密集型产业的属性。值得注意的是，根据分析发现劳动和资本的投入与钢产量呈反比关系，说明中国循环经济模式下的钢铁行业存在劳动力过剩和资本配置效率不高的问题，特别是劳动力的使用还存在很大的改进空间。
第二，技术、资本和劳动间存
在一个协整关系，其中，资本与技术间的相关关系较劳动和技术间的相关关系强，钢铁行业技术进步主要是依靠资本和劳动的投入，而且资本的作用最大。另外也可以说明，中国钢铁行业的技术进步比较倚重模仿和引进，技术多以成套设备和技术专利的大规模资本投入为主。
第三，从区域优势角度出发，西南、东北、华北、华南、华中、华东、西北地区的区域优势依次增强。但通过方差分析，七个区域循环经济背景下钢铁行业产出存在显著的差异，其中f统计量值为8134，p值为0000，说明区域地理位置对钢铁行业具有重要影响。这一方面与钢铁行业的资源依赖性分不开，更与各地区市场经济发展程度有关，特别是因各地区技术创新水平、习惯和相关促进政策及制度约束不同而造成的巨大差异，这也为中国区域经济增长差异化研究提出了新的课题。
根据以上结论，在未来较长时间内，资本投入虽然还是中国钢铁行业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但应尽可能地减少技术对其投入的依赖性，鼓励以人力资本为主的自主创新和项目创新，不断提升中国劳动力总体水平。制度与循环经济发展关系密切，但分析结果并没有明确指出制度在经济增长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而过分依赖或强调制度创新并没有根据。技术进步、人力资本提升和资本合理配置都是影响中国经济走向的重要因素，它们彼此的配合才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在不同时期，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的制约作用不同，因而只分析各要素的贡献率远远不够，更要明确要素之间的彼此牵连和作用关系，以及辨明不同时期起着关键作用的要素。当前中国循环经济已经踏上低能耗、低排放的发展之路，但是最初由节能减排释放的巨大边际效用正出现弱化的趋势，未来一段时间，技术进步将是推动国民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制度创新、人力资本提高和资本投入结构优化则发挥着积极配合和支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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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经济研究分析篇7
关键词：农业循环经济；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黑龙江省
中图分类号：F303.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39-8114（2013）15-3740-04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对食品的需求量越来越大，使得中国农业一直经历着大量投入、大量产出的线性经济发展历程。农业生产中过量及不合理使用化肥、农药、农膜等化学品的现象屡见不鲜。2011年《中国统计年鉴》指出，中国农药及化肥用量已高达1750万t和5600万t，分别比2009年增长2.40%和2.90%；农膜覆盖面达1600万hm2，残留量达65万t；废水中的CDD和氨氮有47.40%和31.70%来自农业；《全国农作物秸秆资源调查与评价报告》显示，2009年中国焚烧及废弃的秸秆量达2.15亿万t，达秸秆总量的31.30%。农业面源污染已经对农村及周边环境造成了严重威胁。
面对传统农业发展模式带来的资源短缺对农业经济发展的制约，农业循环经济应运而生。农业循环经济是一种环境友好的经济发展模式，是循环经济理念在农业领域的重要应用，它以农业科技进步和先进的管理手段为基础，提倡按照物质利用和能量流动的规律合理地组织农业生产的各个环节，从而实现物质和能量利用的最大化，最终实现经济、环境和社会效益的共赢[1]。
对农业循环经济发展状况的有效评估是其快速发展的基本保障。中国幅原辽阔，各地由于自然地理、人文、风俗的差异，导致农业循环经济发展模式的多样化和复杂化，相应地产生了针对各区域农业循环经济发展特点的评价指标体系[2-6]。根据区域特点，姜法竹等[7]从投入、利用、产出、效应4个方面设计了黑龙江省农业循环经济评价指标体系。本研究以黑龙江省农业循环经济发展现状为出发点，参考已有的研究成果，提出了适合黑龙江省农业循环经济发展评价的多层次定量指标体系。
1黑龙江省农业循环经济综合评价模型
1.1指标体系的构建
1.1.1指标体系构建的基本原则①符合循环经济的基本原则：农业循环经济指标体系的构建应能体现减量化、再利用和资源化原则，即循环经济的基本原则；②具备实用性原则：指标数据计算应简单，易操作，且能够在国家规范性数据库中检索到；③具有可比较性原则：指标数据在其他地区和国家间易查到，可在不同年份、不同地区和国家间进行循环经济发展水平的比较；④符合整体性原则：指标应反映农业循环经济的整体发展水平，单项指标应涵盖农业循环经济的各个环节；⑤客观性原则：尽量采用可定量指标，避免主观因素的影响。
1.1.2指标体系的构建根据黑龙江省农业发展特点，提出了由经济效益、减量化、再利用和社会效益4个指标层及18个单项指标组成的黑龙江省农业循环经济发展多层次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指标体系以黑龙江省农业循环经济综合发展水平为评价目标，采用层次分析法（analytichierarchyprocess，aHp）确定指标权重[8]。同时，根据指标对循环经济发展的影响将其分为正向和负向指标。指标值越大，表明循环经济发展越好的指标即正向指标，指标值越小，表明循环经济发展越好的指标即负向指标。表1中，X代表目标层，Xi代表指标层，ai代表指标权重值，Xij代表单项指标，aij代表单项指标权重值。
1.2数据的标准化处理
数据的标准化处理能够避免由于指标间量纲、评价标准、数量级等的差别造成的可比性差的现象，本研究采用极差正规化法对指标的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分别采用公式（1）和（2）对正相关指标和负相关指标的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在公式（1）和（2）中，Sij+和Sij-分别表示第i个指标层的第j个指标正向指标和负向指标的标准化值，Xij代表第i个指标层的第j个单项指标的原始值，Xijmax和Xijmin分别代表第i个指标层的第j个单项指标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1.3综合评价模型
本研究采用加权法对黑龙江省农业循环经济的发展进行综合评价，评价模型如公式（3）和（4）所示。在公式（3）和（4）中，p为循环经济体系的综合评价指数，Yi为各指标层的评价指数，ai代表第i个指标层的权重值，aij代表第i个指标层的第j个单项指标的权重值，Sij为第i个指标层的第j个单项指标的标准化值。p和Yi值越大，表明农业循环经济的综合发展水平以及分类的发展水平越高。
2黑龙江省2001-2010年农业循环经济发展综合评价实证分析
2.1黑龙江省2001-2010年农业循环经济发展情况
本研究以黑龙江省农业发展为例，根据表1的评价指标体系，从《黑龙江统计年鉴》等资料中搜集了黑龙江省2001-2010年农业发展的相关数据，少数没有找到的数据根据变化率进行推算得出。采用公式（1）至（4）对黑龙江省农业循环经济的发展进行综合分析，得到了黑龙江省农业循环经济发展综合评价趋势图（图1），同时对经济效益、减量化、再利用和社会效益4个指标层的发展进行了分析（图2）。
2.2黑龙江省2001-2010年农业循环经济发展综合评价及分析
2.2.1农业循环经济发展综合评价根据图1黑龙江省农业循环经济发展综合评价结果可知，2001-2010年黑龙江省的农业循环经济总体水平呈稳步上升的趋势，10年间综合发展指数上升了0.31。其中，2001-2005年综合发展指数上升了0.14，农业循环经济发展相对缓慢；2006-2010年综合发展指数上升了0.17，已逐步进入快速发展阶段。
根据图2黑龙江省农业循环经济指标层综合评价结果可知，2001-2010年黑龙江省农业循环经济的经济效益、再利用和社会效益发展指数均呈上升发展趋势，且发展指数均上升了1.00，只有减量化发展指数呈下降趋势，且在10年间下降了0.41。指标层发展速度从高到低依次为：再利用、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减量化。农业生产资料的过量投入是制约黑龙江省农业循环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
2.2.2农业循环经济综合评价结果分析2001-2010年黑龙江省农业循环经济的发展基本符合发展规划。黑龙江省“十五”规划（2001-2005年）期间，提出了通过选育优良作物品种和优化农业产业结构推进农业优质化的政策，并重点提升农产品的价值链，充分发展乡镇企业。到2005年实现绿色作物种植面积达100万hm2，乡镇企业增加值达500亿元。这些措施有效地推动了农业循环经济的发展。“十一五”（2006-2010年）期间，黑龙江省提倡以科技进步带动农业的发展，健全农业发展的基础设施，以农产品的绿色化和有机化为目标，进一步延伸农业产业链，大力推进农业循环经济发展。在2008年提出的《黑龙江省农村循环经济示范村建设标准》中强调了循环经济比率、循环经济规章制度完善率等指标，完善了农业循环经济的评价指标。到2010年实现绿色农作物种植面积333.33万hm2、科技进步贡献率60%、农业机械总动力2500万kw、人均居住面积21m2。可见，农业发展已不局限于经济的进步，而是推广到了社会、科技、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因此，此阶段农业循环经济理念已经形成，并逐步完善。
3黑龙江省农业循环经济发展的对策建议
3.1加强农业保障体系建设
加大农业循环经济发展的政策扶持和补偿力度，如通过建立合作社为农民提供信息交流平台，从而提高农产品生产和销售效率；对实施农业循环经济以及购置农业机械化产品的农户给予补偿，促进农民发展农业循环经济的主动性，使农民成为农业经济体制转变的主体。加强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为农民提供安全和谐的生产和生活条件。加强循环经济知识普及和环保宣传活动，逐步提高公众对绿色农副产品的关注程度。
3.2推进农业技术发展
推进“产、学、研、销”一体化进程，建立农业科技研发基地，加强农业科研院所与农业生产的联系，一方面提高农民的科技水平，另一方面推进农业新技术的研发和应用。如黑龙江省一年中有近半年的时间温度在0℃以下，传统的农业废弃物沼气发酵技术运行时间短，若在冬季运行则需要投入大量的能源，因此，应重点开发低温农业废弃物资源化途径，以适应黑龙江省的自然环境，通过菌种驯化或筛选，开发低温下的农业有机废弃物降解菌相关产品。
3.3提升农副产品价值
由于气候限制，黑龙江省耕地利用率较南方低。因此，农产品价值提升是推动农业经济发展和提高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应积极推进特色农副产品和土特产加工项目建设，发展绿色及有机农业，扩大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发展特色畜牧业和水产业，提高农副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另外，应加强落实生产与后期加工并重的方针，发展农产品精加工、深加工企业，大力提升农产品价值，在带来经济效益的同时也为农民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
4结论
提出了适合黑龙江省农业循环经济发展综合评价的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包括经济效益、减量化、再利用和社会效益4个指标层及18个单项指标。指标体现了循环经济的基本原则——“3R”原则，即减量化、再利用和资源化；反映了循环经济目标的实现程度，即经济、环境和社会效益。采用层次分析法确定了各指标的权重值。
对2001-2010年黑龙江省农业循环经济发展的综合评价结果表明，2001-2010年黑龙江省农业循环经济的发展呈现稳步上升的发展趋势，取得了很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逐步提高了资源和能源的再利用程度，找出了农业生产资料的过量投入是限制黑龙江省农业循环经济发展的主要原因。
最后，根据黑龙江省2001-2010年农业循环经济的综合评价结果，提出了加强农业保障体系建设、推进农业技术发展、提升农副产品价值的农业循环经济发展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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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经济研究分析篇8
关键词循环经济绩效;生态效率;物质流分析;模糊综合评价;灰色聚类模型;标杆管理
中图分类号F06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10)03-0044-06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0.03.009
近年来,循环经济逐渐成为我国学者研究的热点与重点,常见的是对循环经济发展水平、发展现状的评价,一般简称为“循环经济评价”。目前循环经济评价主要从物质流分析、生态效率、可持续发展、目标-过程-条件等角度展开[1-8]。循环经济包括国家层面、区域层面和企业层面,其中生态工业园区是区域层面循环经济有效的实现形式。我国学者[9-11]针对工业园区循环经济评估已经开展了一些研究,提出了生态工业园区循环经济评价指标体系的设计原则和框架,从经济指标、生态环境指标、生态网络指标和管理指标等角度建立了生态工业园区的评价指标体系及其标准。此外,我国先后颁布的一系列生态工业园区规范性文件,对工业园区循环经济的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有一定的指导和借鉴意义[12-14]。可是,由于循环经济概念比较广泛,对于工业园区循环经济的评价指标体系的设计存在以下问题:评价指标的种类繁多,部分数据的可获得性不强,而且会造成评价模型在一定程度上的复杂性;指标缺乏统一的归类依据;指标权重过于分散。这些问题进而导致循环经济评价的评价重点不突出,评价效果不明显。为解决这些问题,本研究以循环经济评价的核心目的为指导,提出循环经济绩效评价的理念。选择能够体现“绩效”的投入、产出结果和“循环”的特征行为的指标,开展循环经济绩效评价,通过不同区域、园区或企业之间的相互比较,确定通常情况下的最优水平,即“最佳实践”[15],建立标杆管理模式,从而推动循环经济的优化与发展。然而,目前专门针对循环经济绩效评价而开展的指标与方法研究仍较少见。部分学者[16-18]虽已提出了循环经济绩效评价的理念,但从指标体系的构建上,依然局限于对循环经济发展水平的评价,主要着眼于评估“3R”的发展水平,并没有真正体现循环经济绩效的内涵。本研究整合了生态效率理论和物质流分析方法,建立基于生态效率-物质流分析的循环经济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分别采用模糊数学综合评价方法和灰色关联度评价方法,通过对上海化工园区和南通农药化学工业园的循环经济绩效做出综合评价,对比不同评估方法在评价过程与结果上的差异,探讨适合于循环经济绩效评价的方法。同时,引进标杆管理的理念,在绩效评价的基础上,为工业园区改善循环经济绩效提供建议。
1工业园区循环经济绩效及其评价指标体系
1.1循环经济绩效的内涵
关于“绩效”,学术界目前没有一个比较统一的定义。从中文的字面意思理解是成绩和效率,英文为“performance”,包括执行、履行、表现、成绩等涵义。综合学界的不同定义[19-21]分析,“绩效”关注的重点为一个结构和组织相关活动的投入、产出结果,以及能够反映组织所具有的特定能力的效率和行为质量。据此,本文的“循环经济绩效”是指区域、园区或企业采取一定的循环经济措施后所取得的效果,主要体现在物质循环与能量利用方面的效率、质量的提升。与循环经济评价相对比,主要有三方面的差异(见表1)。1.2基于生态效率―物质流分析的工业园区循环经济绩效评估指标体系当前对循环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指标的研究中,利用生态效率理论或者物质流分析方法的研究较为多见。生态效率中资源效率和环境效率与循环经济的二维属性相符,是一种反映投入、产出比的相对指标[1,4],与循环经济绩效评价过程强调“绩效”的投入、产出结果的特点相一致。但是,生态效率指标的相对属性又决定了其不能反映循环经济的特征行为。而通过物质流分析,可以了解有毒有害物质的投入和流向,分析物流的使用总量和使用强度,从而获得物质循环和消耗的相关数据[8,11]。结合物质流分析方法选取循环经济绩效评价的“循环”类指标,可有效避免指标选取的随意性,为完善以生态效率理论为基础的循环经济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提供了依据。
许乃中等:工业园区循环经济绩效评价方法研究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0年第3期1.2.1生态效率
“生态效率”的概念最早是在1990年,由德国学者Schaltegger和Sturm提出的[22]。世界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oeCD)[23]对生态效率的定义为:“生态效率表示生态资源用于满足人类需要的效率。它可以认为是产出与输入的比率,而产出是一个公司、一个部门或者经济整体生产的产品和服务的价值,输入是公司、部门或经济产生的环境压力的总和。”目前普遍接受的计算公式是[24]:
生态效率=价值的影响环境影响的增加=产品或服务价值环境影响
从生态效率的定义式可知,循环经济的资源输入端可以用生态效率中的资源效率来表示,如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等;而废物输出端可以用生态效率中的环境效率来表示,如单位工业增加值CoD排放量等。
1.2.2物质流分析
物质流分析(materialFlowanalysis,mFa)是在工业代谢理论和社会代谢理论基础上提出的,指在一定时空范围内关于特定系统的物质流动和贮存的系统分析[11,25]。物质流分析过程中存在正向物流、逆向物流和消耗流。逆向物流则是同时伴随的各种附带物,如边角料、破损物品、变质物品、退货品、废旧包装物、废品等重新被回收利用的过程。通过对物质流中的逆向流分析,可选取物质循环指标的类型并获得物质循环的效率,从而弥补生态效率指标在衡量循环经济绩效过程中的不足。具体包括的指标有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中水回用率等。
1.2.3工业园区循环经济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通过以上分析,按照构建循环经济绩效评估指标体系的可操作、可量化、可考核原则,从生态效率理念和物质流分析的角度,构建工业园区循环经济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框架(见表1)。
1.3评价标准与权重的确立
1.3.1评价标准的确立
为了使后续工作简化,把循环经济绩效水平分为优、良、中、差4个等级。等级“良”的指标数据参考《综合类生态工业园区标准》(HJ274-2009)的指标数据制定,同时预计随着园区循环经济绩效的提高,未来指标评价标准的数据将逐步上升或下降,以“良”指标标准的10%递减或递增作为“优”的指标等级。等级“差”的指标标准参照2005年的全国平均指标数据制定。对那些目前统计数据不十分完整,但在考核指标中又必不可少的,采用专家咨询方法或选用类似指标的统计值替代。等级“中”取“良”和“差”的指标均值。
1.3.2指标权重的确定
本研究综合层次分析法和专家咨询法(德尔菲法)确定各层次指标的权重。
2工业园区循环经济绩效评价模型
本研究选取模糊评价模型和灰色聚类评价模型作为
表1循环经济评价与循环经济绩效评价
tab.1evaluationforcirculareconomyandperformanceevaluationforcirculareconomy
对象object指标特点Characteristicsofindex目的purposes循环经济绩效评价主要针对生态工业园区或循环经济的试点体现“绩效”的投入、产出结果和“循环”的特征行为纵向比较为管理者提供历年变化趋势,方便决策;横向比较为企业、行业的标杆管理提供基准循环经济评价任何的企业、园区或区域等,可以包括一些没有采取任何循环经济措施的研究对象可用循环经济的3R指标来评价为了发现研究对象在循环经济工作方面的存在问题研究对象,探讨在样本数量较少的情况下这两种方法在循环经济绩效评价方面的优劣势。
2.1模糊评价模型
模糊综合评价法是基于评价过程的非线性特点而提出的,利用模糊数学中的模糊运算法则,对非线性化的评价领域进行量化综合,从而得到可比的量化评价结果。具体步骤如下[26]:
(1)确定评价因素集和评价集;
(2)计算因子权重;
(3)进行单因素评价,构造单因素评价矩阵R;
(4)模糊综合评价;
(5)根据评价指标确定评价对象的水平。
本研究采用加权平均法,以归一化的各个评价指标作为其对应的评价集中元素的权重,对评价元素进行加权平均。量化对应关系为:4―优;3―良;中―2;差―1。设C为指标的评价值,则C=b1c1+b2c2+b3c3+b4c4。这是一个数量化的评价结果,以数值的形式显示C的优劣。
2.2灰色聚类评价模型
灰色聚类是根据灰色关联矩阵或者灰数的白化权函数将一些观测指标或者观测对象划分成可定义的类别的办法。具体评价步骤如下[10,27]:
(1)数据的标准化处理。
(2)确立白化函数和阀值。白化函数是灰色聚类的基础,是计算聚类系数的基本依据,它可反映聚类指标对灰类的亲疏关系。第i个指标的灰类1,灰类j(j=2,…,h-1)和灰类h的白化函数分别为:
fi1(x)=1(x≤xm)
xh-xxh-xm(xm≤x≤xh)
0(x≥xh)
fij(x)=0(x≤x0,x≥xh)
x-x0xh-x0(x0≤x≤xm)
xh-xxh-xm(xm≤x≤xh)
1(x=xm)
fih(x)=1(x≥xm)
x-x0xm-x0(x0≤x≤xm)
0(x≤x0)
(3)确定各评价指标的标定聚类权。
(4)利用聚类函数求得评价结果。第k个样本关于第j个灰类的聚类系数为:σkj=∑ni=1fij(dki)wij,k∈(1,2,…,m)。由maX{σkj}=σk*j,可判定该样本所属的评价等级。
3实例研究
本文以上海化工园区和南通农药化学工业园为例,进一步研究模糊数学综合评价模型和灰色评价模型在循环经济绩效评估方面的应用。根据2个园区的实际情况,结合相关统计数据分析,选取9项指标纳入该指标体系中。同时,综合层次分析法和德尔菲法,确定不同层次的指标权重(见表2)。
根据上述评价指标体系,收集和统计2个园区的数据。同时,利用本文评价标准的确立方法,制定本实例研究的园区循环经济绩效评价标准(表3)。
表2循环经济绩效评估指标体系
tab.2theevaluationindexsystemforthecirculareconomyperformance
准则层
Criterialayer权重
weight指标层
indexlayer权重
weight万元工业产值综合能耗0.4资源效率0.3万元工业产值水耗0.4单位土地面积工业产值0.2物质循环利用率0.3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0.5工业用水循环利用率0.5环境效率0.4万元工业产值CoD排放量0.25万元工业产值废气排放量0.25万元工业产值废水排放量0.25万元工业产值废弃物排放量0.25
表3工业园区循环经济绩效数据及考核标准
tab.3Circulareconomyperformancedataandevaluationcriteriaofindustrialparks
指标index上海Shanghai
(2007)南通nantong
(2006)标准Criteria优良中差万元工业增加值综合能耗(t标煤/万元)0.291.570.450.500.981.45万元工业产值水耗(m3/万元)33.0064.168.191215单位土地面积工业产值(亿元/km2)16.661.759.9975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89.1980.0093.58570.556.1工业用水循环利用率(%)41.7485.5482.5756555万元工业产值CoD排放量(t/万元)0.861.90.9135万元工业产值废气排放量(m3/万元)0.980.010.450.50.70.9万元工业产值废水排放量(t/万元)5.204.777.281318万元工业产值固体废弃物排放量(t/万元)000.090.10.30.53.1模糊评价结果与分析
按照上述模糊数学评价模型进行计算,上海化工园区的绩效值为2.81,南通化学工业园绩效值为2.75。2园区的绩效水平均处于等级“良”与等级“中”之间,而且已经比较接近等级“良”的指标要求。上海化工园区的循环经济绩效水平略高于南通农药化工园。
在综合评价的基础上,园区可以进一步明确自身的循环经济绩效水平状况与所处的地位。采用标杆管理的模式,通过辨识同类型的最佳的园区的绩效及其实践途径,从而明确自身需要改进的地方。由于某一个工业园区各个指标不可能都成为一流实践,因而需要确定一个由各个一流实践指标汇总的标杆指标体系。然后通过收集自身的信息资源来一一对照标杆的指标,从中找出彼此的差距。同时,要研究和分析每个标杆指标主体实现其每个指标的流程及其方法,从而找到改进的方法和途径[28]。本研究掌握的样本信息有限,这里把绩效水平较好的上海化工园区作为标杆,简单地探讨南通农药化学工业园的改进途径。
通过比较两园区的评价结果可以发现(见表4),南通农药化学工业园的资源效率指标与标杆值存在较大的差距。这主要是由于该园区内工业类型多属传统工业,而且农药化工企业较多,受行业本身特点的限制,园区整体的能耗、水耗偏大,工业附加值较小。其次,从单项指标的比较而言,南通园区在万元工业产值CoD排放量、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指标上与标杆值存在一定的差距。参照上海化工园区的实践并结合南通园区的特点,提出以下改进措施。
(1)提高园区产业层次,结合本园区发展定位和相关规划,重点引进和发展低能耗物耗产业和高附加值产业,进一步完善和延伸区域产业链。另外,在形成产业链后,园区可考虑设立产品交易中心,建立基础信息库,将区内各企业的原料、产品、副产品甚至“三废”信息进行公布,为区内企业之间的产品交易构建平台,实现产品、副产品的综合利用。
(2)降低水资源消耗。首先,园区应加强管理,改革废水处理收费制度,并严格执行“清污分流”的排水体系,加大清水的回收再利用力度。其次,应要求区内相关企业开展清洁生产审计,从生产工艺的各个工序寻找节水环节,进一步提高水的循环利用率。最后,应大力提倡企业间废水的梯级利用。
(3)强化企业节能工作。大力加强园区能量梯级利用建设,同时重点加强高耗能企业的管理,针对该类企业制定产品能耗限额,建立能耗指标,并联合有关部门不定期地实行督促检查。进一步加大专项资金、政策支持力度,鼓励有节能潜力和资源的企业实施技术改造。
(4)促进资源回收利用。目前,南通工业园区中产生的可回收利用的废弃物一般企业尽量自身循环使用作原料,超量的废弃物出售给回收公司,企业间相互交换废弃物的情况存在较少。今后应努力改变这种状态,在各个行业之间构建产业链,实现废弃物的综合利用。
3.2模糊综合评价与灰色聚类法的比较
按照灰色聚类评价模型,利用循环经济绩效单项指标评价结果计算得出:2个工业园区的循环经济绩效水平均达到等级“优”的要求,上海化工园区的绩效水平要优于南通农药化工园。
2种评价方法对于2个工业园区循环经济绩效水平等级的评价结果存在一定的差异,但在2园区之间优劣的判定方面结果相似,均认为上海化工园区的循环经济绩效要优于南通农药化工园。结合各园区的具体情况分析,模糊评价的结果比较合理。
对于模糊综合评价方法而言,指标权重的确定往往采用的是专家打分,利用统计法或层次分析方法确定权重系数。由于专家的层次、水平不同,仍存在对专家意见的取舍问题,所得结果带有一定的主观性,与客观样本值无关。灰色聚类方法利用客观赋权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主观因素的影响。
然而,利用模糊综合评价方法,在单因素评价过程便可得到不同层次各指标的分值,通过横向对比可以直观地发现该园区循环经济绩效的优劣势,明确园区发展的制约因素,为标杆管理模式提供了有力支撑。同时,本研究考虑了最大隶属度原则的有效性问题,利用加权平均原则对模糊综合评价结果向量进行分析,减少了信息的损失,评
表4循环经济绩效单项指标评价结果与灰色聚类效果
tab.4evaluationofindividualindicatorsandGrayClusteringcoefficientofthecirculareconomyperformance
评估对象object单因素加权值Valueofindividualindicator灰色聚类系数Grayclusteringcoefficient资源效率物质循环利用率环境效率优良中差上海化工园区2.802.253.250.5940.1730.0550.425南通农药化学工业园1.003.333.640.4210.1090.0870.323
价结果相对合理。
4结论
(1)从理论和方法上,构建的工业园区循环经济评价指标体系是适用的。该指标体系有别于循环经济评价的指标体系,它更侧重于对循环经济的绩效,即对循环经济措施、行为的结果进行评估;指标选取有一定的理论依据,避免只是通过一大堆零散的统计数据,靠主观判断来选取指标。
(2)模糊评价的结果显示,2园区的循环经济绩效水平均处于等级“良”与等级“中”之间,上海化工园区的循环经济绩效水平略高于南通农药化工园。灰色聚类分析的结果显示,2个工业园区的循环经济绩效水平均达到等级“优”的要求。结合2园区的具体情况分析,模糊数学评价的结果相对而言比较合理。
(3)对比2种评价模型,灰色聚类评价模型信息利用率较高,而且它采用客观赋权法,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主观因素的影响。但是,模糊综合评价方法可以直观地表示出园区循环经济绩效的优劣势所在,明确园区发展的制约因素。同时加权平均原则的应用使得评价结果相对合理。
(4)以上海化工园区作为标杆,针对南通农药化学工业园存在的资源效率偏低,万元工业产值CoD排放量、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指标上与标杆值存在一定的差距等问题,提出若干循环经济绩效改进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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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luationmethodforCirculareconomyperformanceinindustrialparksBasedontheecoefficiency&mFa
XUnaizhong1ZenGweihua1XUepengli1
DonGFang1ZHoUGuomei2
(1.StateKeyJointLaboratoryofenvironmentalSimulationandpollutionControl,
SchoolofenvironmentBeijingnormalUniversity,Beijing100875,China;2.policyResearchCenterforenvironmentandeconomy,Stateenvironmentalprotectionadministration,Beijing100029,China)
循环经济研究分析篇9
关键词：循环经济；循环经济立法；框架
中图分类号：F062.1；D90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3890（2008）01－0040-04
循环经济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建立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社会和谐的重要途径。在近几年的“两会”上，循环经济成为“两会”热点，引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们的强烈关注。如何把循环经济这种蓬勃发展之势引向更好地解决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矛盾和问题，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就是加强循环经济的法制建设。为此“十一五规划”明确提出加快循环经济立法，将循环经济纳入法律轨道；同时，中国循环经济立法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实质性阶段。2005年3月，总书记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明确要求要加快制定“循环经济促进法”。全国人大环资委也成立了循环经济立法起草领导小组正抓紧进行起草工作。因此对循环经济立法研究进行适当的总结是十分必要的。
一、中国循环经济立法的特点
笔者选取了“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国优秀博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等数据系统自1997-2006年11月收录的有关循环经济立法论文进行分类整理，得出图1和表1。通过图1和表1的分析，我们可以从中发现中国循环经济立法研究的特点。
（一）立足国情，注意吸取国外的研究养分
中国目前有关循环经济立法研究主要集中在介绍国外循环经济立法经验与中国循环经济立法概况与构想等方面。应当说，这是中国循环经济研究在法律领域取得成就的集中体现，反映了中国循环经济研究一开始就注意吸取国外发达国家循环经济研究的养分，立足于中国实情与加强本土化整合，走上了一条理论研究与实践相结合的道路。
（二）中国循环经济立法研究的框架与角度
1.循环经济立法基本范畴。（1）循环经济立法性质。有学者认为，就手段和机制而言，循环经济法具有经济法和行政法的相关特征和内容；从目的和理念来看，又具有环境法的相关特征和内容。但从立法反应方向来看，它应是同时兼具三者特征和理念的以持续发展经济和有效保护环境为主的新型综合性法律系统。①（2）循环经济立法的必要性与意义。大多数学者对其进行论述主要是偏向于政策性语言，诸如：循环经济的实践提出了新的立法要求，它需要特殊的法律和政策支持，是实现其自身稳定有序发展的内在要求②，是对环保机制进行市场化改革的要求，③是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是世界环境与资源保护立法的大趋势，有利于尽快建立支撑循环经济的科学体系，有助于中国突破绿色贸易壁垒，参与国际竞争等等。④（3）循环经济的法律价值。有人认为循环型经济社会的法律价值是环境正义，主张人类必须遵循生态法则、维护生物多样性与生态平衡，并且主张地球上的每个人，都平等享用干净的空气、水和其他自然环境条件的权利，以及免受环境损害的自由⑤。
2.国外循环经济立法评述。（1）专门介绍某些国家和地区循环经济立法。德、日在发展循环经济方面是走在世界前列的，正是由于制定了一套循环经济法律体系，使得它成为世界上发展循环经济最为成功的国家。德国是先在具体领域实施循环经济思想，然后建立系统整体的循环经济法规，而日本是先有总体性的立法，再向具体领域推进，其法律体系主要分为基础层次、综合层次与具体层次三层次。虽然两国推进立法的方式不同，但是两国都是既有发展循环经济的基本法律，又有一系列具体的法律、法规，从而形成了一个系统、全面的法律体系⑥。关于欧盟循环经济立法，有学者从清洁生产、生态工业、废物回收管理和再生能源利用这三个层次论述了其制定模式是以专业型政策计划为主导，系统型和分散型立法各具特色，综合采取了技术推进、经济刺激、法律责任等方法⑦。还有学者归纳了欧盟及其成员国循环经济立法以促进废物的回收利用、回用和安全处置为目的，采取了预防优先和回用、回收利用优先于处置的原则，建立了循环名录等制度⑧。此外，还有学者对荷兰、法国等国家的循环经济立法进行比较，对中国循环经济立法提供了一种较好的参考⑨。（2）中、外循环经济立法比较。有学者对美、德、中循环经济立法目的、内容和立法特色进行比较⑩；也有学者考察了加拿大、美国、德国、日本及中国清洁生产立法范围、内容等方面情况{11}。还有学者从法系角度进行比较，然后指出中国循环经济立法价值取向应由被动性转向主动性以及建立科学的立法体系等建议{12}。此外，有人将西方清洁生产立法模式分为两种:即污染预防型立法模式和循环经济型立法模式，然后再进行国内外比较{13}，这些都为中国循环经济立法提供了较好的借鉴。（3）国外循环经济立法综合比较。这种比较论述一般都是选取循环经济立法比较典型的德、日等国进行介绍，得出国外循环经济立法具有以可持续发展为目的，遵循3R原则，实行经济―环境利益双赢发展模式等特点。然后再叙述中国循环经济立法，最后对中国的循环经济立法提出一些建议或启示{14}。
3.中国循环经济立法概况。关于中国循环经济立法现状，在几乎所有的文献中或多或少都有涉及，但大都是涉及目前循环经济立法存在的一些问题与不足。有学者从“三循环”角度认为，在企业层次上，废弃条件设置、回收制度确定等问题有待立法规制；在区域和全社会层次上，行政区域的循环经济建设和生态工业园区建设，产业间物质的良性循环和能量的梯级利用，该层次缺乏规定；复合层次上现有法律、法规零散抽象，缺乏系统性和综合性的解决机制{15}。有学者从循环经济立法的阻碍因素来介绍，认为中国目前循环经济立法的阻碍因素有：经济发展因素――使得许多理应强制规定的制度流于形式；传统观念因素――忽视了社会经济长远的发展目标；技术水平因素――循环经济立法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16}也有学者从部门法角度认为，环境保护的一些新理念、新内容还没有纳入到环保法律体系中，现有环保立法仍主要基于末端治理或分段治理，而对减少废弃物的产生重视不够；对环境保护执法和监督机制的规定还不够完善等{17}。还有学者从中国循环经济立法动态介绍政策与思路以及地方循环经济立法与区域循环经济立法情况{18}。
4.中国循环经济立法构想。关于中国循环经济立法构想在所有资料中占的比重最多且大都从这几方面阐述。（1）中国循环经济立法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与原则。有人认为，生态经济学是循环经济立法的理论内核，生态伦理学是循环经济立法的价值基础，生态主义法哲学是循环经济立法的法理基础。而中国循环经济立法的原则就是和谐发展，生态安全，责任分担，风险防御{19}。也有人认为，制定循环经济法的指导原则是坚持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从实际出发制订符合中国国情的实用法律规定；制度措施要周到有力，具有可操作性；重视经济手段的合理使用与公众参与{20}。（2）中国循环经济立法基础与调整机制。有学者阐述了发展循环经济应以效率革命为本、以技术革命为辅，并认为，产权制度与技术创新制度是循环经济立法的基础{21}。也有学者认为法律调整机制的基础是利益平衡，然后提出循环经济法律调整机制应包括：行政强制与指导法律手段、经济激励法律手段、公众参与法律手段的综合运用。{22}（3）循环经济立法模式。关于循环经济立法模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制定基本法先后的讨论中。主张先制定基本法的观点认为：中国要制定一部反映循环经济发展宏观规律的循环经济基本法，并以此统辖各专项法，实行自愿与强制相结合，根据情况灵活调整两者比例的原则与方法，加强政府推动等{23}。主张后制定基本法的观点认为，中国循环经济立法应当采取三步走的分阶段立法模式：先制定废物处置法和资源促进利用法等综合法，修改现有的综合法；再制定有关各种特定物质循环利用的专项法；最后等条件成熟时再制定循环经济基本法{24}。（4）循环经济立法内容。有人认为循环经济立法应包括：1）循环经济的经济激励制度和产品责任制度。2）绿色经济核算体系和干部考核制度。3）循环经济的科学规划制度。4）鼓励绿色消费制度。5）公众参与原则。6）整合已有的“三同时”相关制度{25}。（5）循环经济法律体系层次。最主要的观点有：第一，中国循环经济立法体系应当在以下层次上确认：1）在宪法中规定促进循环型社会发展的原则；2）制定循环经济基本法；3）制定废弃物法等综合性循环经济法律规范以及单行法规等；4）各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发展循环经济的地方性法规{26}。第二，中国的循环经济立法应当分为基础层次的循环经济立法和广泛意义的循环经济立法，对基础层次的循环经济立法体系要处理好环境资源基本法与循环经济综合法之间的关系以及循环经济综合法与单项法及包含相关规定的环境资源法之间的关系{27}。第三，中国循环经济法律当属经济法体系，且应由直接管制、间接调控和自我调控三层次规范组成{28}。第四，循环经济立法应当从三个层面的物质循环进行，即“小循环”――企业内部原料和能源的高效循环利用，“中循环”――企业之间的资源循环利用，大循环”――整个社会的物质循环{29}。（6）循环经济法律制度内在结构核心、中心与重心。有人认为，循环经济法律制度的核心就是以可持续发展为立法目的，其中心就是要使主要由政府、企业等组成的主体建构系统与作为产品、废弃物的物质循环系统这两大系统及其各自包含的子系统和谐运行；现阶段的重心，要侧重于确定政府、企业的相关责任，推进清洁生产，逐步规范公众的相关义务并由此初步完成观念上的革新与转变{30}。
5.循环经济立法案例研究。这主要是对中国开展循环经济试点的地区进行立法分析。比如有学者对昆明、柴达木等地循环经济立法现状与中国国内外循环经济立法现状进行对比，阐述这些地区立法的必要性，提出立法目标与构想{31}。
二、简短结论
综上所述，中国循环经济立法实践与理论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步，这跟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依法治国理念贯彻及学界对它的关注是分不开的。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目前中国循环经济立法还存在诸多的问题与不足，如：研究思路狭窄，存在从众心理，大多文献都是先简要介绍循环经济基本理论知识，再选取一两个国家与地区的循环经济立法进行描述，然后指出中国循环经济立法的问题，最后提出一些意见。又如：研究工具陈旧，一般采用比较分析方法，而博弈分析、计量分析等方法几乎没有出现，缺乏跨学科研究意识。因此中国循环经济立法研究任道重远！
注释：
①肖剑等：《节约型社会的循环经济立法》，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②童亮：《论循环经济的立法必要性》，《同济大学学报》，第1期。
③李敏：《论循环经济及其立法研究》，《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
④迟冠群，周珂：《我国循环经济立法必要性刍议》，《南洋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
⑤刘芳等：《建立循环型社会法津制度推动循环经济发展》，《中国发展》，2005年第2期。
⑥叶华：《循环经济国内外立法研究》，《环境科学与管理》，2005年第3期。
⑦吴良志：《欧洲循环经济政策法律模式研究》，《中国软科学》，2005年第11期。
⑧常纪文：《欧盟循环经济立法的经验及其对我国的启示》，《当代法学》，2005年第19卷第1期。
⑨徐静：《德、日循环经济立法》，《经济论坛》，2006年第13期。
⑩陈鹏：《循环经济立法之比较研究――对我国清洁生产法律建设的思考》，《中共桂林市委党校学报》，第5卷。
{11}俞金香：《清洁生产立法的国际比较及借鉴》，中国环境科学学会2004年学术年会论文集。
{12}熊哲文：《中外循环经济立法比较研究》，《特区实践与理论》，2006年第1期。
{13}叶华：《循环经济国内外立法研究》，《环境科学与管理》，2005年第3期。
{14}贾庆军：《发达国家循环经济法的构建及对我国的启示》，《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谢军安：《国外循环经济立法经验及其对我国的启示》，《当代经济管理》，2006年第1期；邱晨：《国外循环经济立法的主要特点及对我国的启示》，《资源与产业》，2006年第3期。
{15}常纪文：《我国循环经济法制建设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参见万方数据库系统。
{16}林龙宗：《我国循环经济立法若干问题研究》，《甘肃农业》，2005年第11期。
{17}郄建荣：《环保总局局长：循环经济法律与政策严重缺位》，《法制日报》，2005年9月30日。
{18}齐援军：《基于立法，政策推动的绿色GDp核算和循环经济发展综述》，《经济研究参考》，2006年第51期。
{19}李毅等：《浅谈循环经济立法的理论基础与原则》，《企业经济》，2006年第8期。
{20}孙佑海：《制定循环经济法的指导原则和重点》，《国土论坛》，2006年第1期、第2期。
{21}肖国兴：《论循环经济的路径依赖及其法律安排》，《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
{22}成红等：《论循环经济法律调整机制》，《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
{23}高庆年等：《我国循环经济立法的几个基本问题》，《法学杂志》；李亮：《发展循环经济应建立完备的法律体系》，《大连干部学刊》，2006年第2期。
{24}蔡守秋：《循环经济立法研究――模式选择与范围限制》，riel.whu.省略。
{25}杨航征等：《试论我国循环经济的立法和制度支撑体系》，《理论导刊》，2006年第7期。
{26}于大伟：《论我国循环经济立法的构建模式》，《经济论坛》，2006年第11期。
{27}梅宏：《论基础层次的循环经济立法》，《福建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
{28}俞金香：《循环经济及其法律调整》，《甘肃社会科学》，2003年第6期。
{29}陈孜佳：《循环经济立法若干问题研究》，《南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
循环经济研究分析篇10
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发展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然而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历来是一个两难选择问题，特别是对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发展需求旺盛的农村地区而言，更是如此。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不断发展，环境问题日益成为国内外政界、学界关注的热点，农村环境及其可持续发展问题的研究也日益活跃起来。目前，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理论研究取得了积极进展，但大多针对城市、区域或工业，而专门针对农村经济与环境协同研究的相对较少。本文通过综述国内外该方面的研究现状，进一步梳理相关理论问题，为推进农村经济与环境协同发展的实践奠定基础。一、国外研究进展就农村经济和环境的协同研究而言，国外首先从关注农村环境保护问题开始，继而深入到注重农村经济与环境协同发展。1．农村环境保护问题的研究从农村环境保护问题来看，在全球范围内，农业面源污染正在成为水体污染的主要原因，对其控制不但逐步成为水污染治理的重中之重，也逐步成为现代农业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大课题。发达国家在农业面源污染治理上主要通过源头控制，对农田面源、畜禽场面源进行分类控制。其核心特征为在扎实的试验研究基础上，发展环境友好的农业生产技术替代原有技术，在各主要水域和水源保护区制定限定性农业生产技术标准。通过技术层面与政策层面的结合，在全流域范围内广泛推行农田最佳养分管理，限制水源保护区农田作物类型、轮作类型、施肥量、施肥时期、肥料品种和施肥方式，实行全流域氮、磷总量控制，削减农业面源污染排放量［1］［2］。国际上，在农村环境问题及其可持续发展对策的综合研究上也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对农村环境问题的研究方面关注面比较广泛，在对农业和农村环境问题现状研究的基础上，关注农业荒废产生的环境问题和政策反映。有学者从具体的技术解决措施和农村环保方案展开研究，也有从农业环境政策出发，提出农村环境管理模式转变问题而进行研究的［3］［4］。2．农村经济与环境协同研究进展关于农村经济与环境二者之间的协同研究，国外起步早，基础理论成熟，主要从以下几个视角进行研究:(1)传统农业改造视角。以舒尔茨(theodorew．Schul-tz)为代表，他认为传统农业是一种生产方式长期没有发生变化，基本维持简单再生产的、长期停滞的小农经济。他提出的“高收益投入模型”，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农业生产要得到较快增长，不能靠现有资源配置，而要为农民提供新的更有生产性的高收益生产要素，这就需要改造传统农业，引进现代生产要素，建立利于农业转型的制度，增加现代农业要素投资和农民的人力资本投资，加强农业科学技术研究［5］。其核心思想是如何把弱小的传统农业改造成为一个高生产率的经济部门。(2)可持续发展视角。雷切尔•卡逊(RachelCarson)的《寂静的春天》，指控了农业化学化的弊端［6］;《我们共同的未来》提出了“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登博斯宣言》(DenBosonDeclara-tion)明确指出将可持续农业和农村发展有机结合，提出了可持续农业与农村发展(SaRD)的概念;《21世纪议程》把农业和农村的可持续发展作为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证和优先领域。从可持续发展来看农村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协同发展，其重点是强调一种发展理念和导向。(3)生态经济视角。以罗伯特•科斯坦扎(RobertCost-anza)和赫尔曼•戴利(HermanDaly)为代表的西方生态经济学主流学派，在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平台上研究了该问题［7］［8］。就农业和农村地区发展而言，国外首先提出了“生态农业”和“有机农业”的概念。生态农业这个概念首先由美国土壤学家w．albreche于1970年提出，1981年英国农业学家m．worthington将生态农业明确定义为“生态上能自我维持，低输入，经济上有生命力，在环境、伦理和审美方面可接受的小型农业”。同时，由于化肥、农药等的过量使用，形成了典型的石油农业，并对环境产生了污染，在此背景下诞生了有机农业。有机农业的理论最初是由美国学者罗德尔(Rodale)提出的，他从土壤生物学的肥力概念出发，论证了大量使用化肥和农药的害处和有机肥在培养地力上的优越性能。(4)循环经济视角。循环经济(Circulareconomy)思想萌芽于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鲍尔丁(K．e．Bould-ing)提出的“宇宙飞船理论”是其早期代表［9］。1990年英国环境经济学家珀斯和特纳(D．pearceandR．K．turner)首次正式使用了循环经济的概念。结合农业和农村地区，循环经济主要涉及到循环农业。世界各国都曾经在这方面做过积极探索，并产生了一系列循环农业的发展模式，如日本爱东町地区循环农业模式、日本菱镇的循环农业、德国的“绿色能源”农业、美国的精准农业以及英国的“永久农业”等［10］。(5)平衡发展视角。主要以罗森斯坦•罗坦(Resenstein－Rodan)、罗格纳•纳克斯(Ragnarnurkse)等人为代表，主张在区域间或区域内部均衡部署生产力，实现产业和区域经济的平衡发展。纳克斯的“贫困恶性循环”理论与打破低水平恶性循环的平衡增长理论，实质是强调在一个强大的外力推动下，使区域内部各产业间能够形成相互需求的一种局面，让国民经济各部门都获得经济增长，从而促进区域经济均衡发展。总之，从平衡视角来看，农村地域的经济发展目标就是要实现农村地域内部生产力的平衡布局以及城乡之间的协调发展。二、国内研究进展国内对农村经济和环境二者协同关系也是首先从关注农村环境保护问题开始的，然后才逐渐过渡到农村经济和环境协同的研究领域，近期主要是关于新农村建设中的协同问题。1．农村环境保护问题的研究国内农村环境保护方面的研究内容比较宽泛，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有的学者把农村环境问题和“三农”问题结合起来进行研究，认为农村环境问题是“三农”问题的重要内涵［11］;②也有的学者从农村能源利用和农村能源结构角度，研究我国农村环境的现状、问题及对策;③研究农村环境管理制度的改革与发展;④研究农村生态系统管理的科学技术支持;⑤研究优化农村环境管理的环境公共政策;⑥研究生态补偿机制;⑦研究国外农村环境保护经验借鉴等。近几年，结合新农村建设的一些文献不断涌现:探讨新农村建设与农业、农村环境保护关系，一些新的研究视角和研究内容也不断拓展，如新农村量化评价、探讨生态农业和新农村建设关系、农村清洁生产与循环经济等［12］。#p#分页标题#e#2．农村经济与环境协同研究现状与国外相比，国内对农村经济与环境的协同研究起步较晚，尚处于探索阶段，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研究:(1)生态经济视角。石山(1986)在国内较早论述新农村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问题，根据对黄土高原种草种树的实践调研和经验总结，指出要用生态经济思想、生态农业思想的理论来指导新农村建设［13］;马艺芳(2004)通过对广西恭城瑶族自治县的案例分析，指出生态农业与农业生态旅游的结合是新农村经济增长的亮点［14］;乐其顺、雷海章(2007)对广西恭城县立足生态农业建设新农村的做法和经验作了具体分析［15］;冯刚(2008)在经济与生态协调发展的理论基础上，根据新农村的具体类型，设计出工业型新农村、特色型新农村、畜牧养殖型新农村、休闲型新农村、商贸流通型新农村和旅游型新农村建设等六种与生态农业建设相协调的模式，然后提出了保障协调模式发展和实施的经济、环境、社会、资源和法律对策［16］。从国内生态经济的研究视角看，目前还停留在发展生态产业层面。(2)循环经济视角。发展循环经济是新农村建设中经济和环境协同的重要途径和纽带。邱爽(2007)认为，发展循环经济是建设新农村的具体实践，其目的就是通过改变农业增长方式，提高农业生产综合效益，增加农民收入，以打造出富裕、生态、和谐的新农村［17］;方杰等(2009)从发展农业循环经济的角度，重点探讨了基于农业循环经济的新农村生态环境建设的基本路径［18］;高慧荣(2009)认为，目前我国农村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浪费资源、污染环境的现象较为严重，只有用循环经济的理论和相应的技术进行指导，才能保证新农村建设目标的实现［19］。陈诗波(2009)依据协同理论对循环农业各参与主体进行了重新界定，并针对农业循环经济活动中农户、涉农企业、政府、农村中介组织各自的职能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政府引导、农户参与、企业主导、中介组织助力”“四位一体”的角色定位，并认为这是建立我国循环农业长效发展机制的关键所在［20］。(3)生态文明视角。农村经济和环境协同是农村生态文明的具体体现，也是未来新农村建设的方向。王朝全(1996)指出，从本质上看，农村建设反映的是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关系，因此新农村建设的基本目标应该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的良好统一［21］;黄振中(2006)对生态文明进行了全面阐释，并认为良好生态是幸福指数的标志，生态是农村致富的最直接途径，生态文明将加速改变农村面貌［22］;胡浩民、马步广(2009)提出，应该把生态文明作为建设新农村的新路径，在生态文明的视角下，从职责异构和生态农业等方面层层递进地全面推进新农村建设［23］;宋祎、胡木春(2009)从海南省域视角出发，对以生态文明理念引领新农村发展生态经济、培育生态文化、优化生态环境、构筑和谐新农村进行了有益探索［24］;刘雪艳、孟祥德(2011)指出，农村生态文明建设是构建和谐新农村的必然选择，也是能否实现全社会和谐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25］。(4)人居环境视角。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目标之一。许景伟、胡丁猛等(2010)通过对山东农村绿化现状的调查和分析，归纳总结出了经济林木用于人居环境绿化的诸多优势，指出经济林木是农村经济和环境协调发展的有效途径［26］;周鑫(2011)根据北京市房山区青龙湖镇庙耳岗村和长阳镇保合庄村的实际，从农村居民的角度出发设计了问卷调查并实地考察了农村居民对居住环境的满意度，在此基础上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归纳影响村民满意度评价的主要因子［27］;周侃、蔺雪芹、申玉铭等(2011)通过对北京市首批市级新农村规划建设试点村的问卷调查，结合多元统计分析，探讨新农村建设以来京郊农村人居环境质量的要素特征、影响因素和发展水平［28］，从人居环境的视角研究农村经济和环境协同，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三、研究述评和展望国内对农村经济与环境协同研究主要呈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1)一般意义上的农村经济与环境关系研究不断深入。国内学术界在借鉴国外理论的基础上，进行了本土化的探索，从最初意识到农村发展与环保协调的重要性，到注意到二者的相互作用，再到有意识地引入循环经济、生态文明、生态产业等新的概念和模式，研究逐渐走向深入，实践也不断创新。(2)一些新颖的研究视角不断涌现。近几年，探讨农村建设与农业、农村环保关系的研究成果不断出现，对生态农业、有机农业、可持续农业、循环农业研究的重视，对新农村量化评价、探讨生态农业和新农村建设关系、农村循环经济与清洁生产、农业生态工程的实践和研究，对农村区域可持续发展理论及其指标体系构建的量化研究等也取得了一定进展。(3)区域和行业层面上的经济与环境系统的协调研究取得积极进展。在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度研究上，当前主要是通过衡量生态经济系统协调发展的相关方法，包括能值分析、生态足迹分析、物质流分析、指标体系评价等，研究区域主要为森林、流域、干旱区等单类型区和单个城市［29］，针对农村区域，特别是结合新农村建设的经济与环境系统的协调度研究颇显不足。总体而言，目前学界从不同视角开展了农村经济与环境协同研究，并取得了积极的进展，但对农村经济与环境协同的系统研究和综合研究比较薄弱。因此，运用系统学、环境经济学等多学科的知识，深入分析经济与环境子系统之间协同的要素和关键技术因素，进行协调度的定量分析，并设计提出因地制宜的协同模式，就成为当前及未来需要解决的科学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