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政策中的利率篇1
利率（本文所指的是银行利率，下同）也称利息率，是借款人需向其所借金钱所支付的代价，亦是放款人延迟其消费，借给借款人所获得的回报。由于其与货币政策的天然联系和具有相关性联系紧密、可控性优异、抗干扰能力强的特点，应当取代货币供应量成为中国货币政策的中间目标。
一、相关性方面
利率同货币政策具有自变量与因变量的函数关系，货币政策的变化必将引起利率的变化。如2009年中国货币政策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压力和挑战，实施了名为适度宽松实为扩张的货币政策，使得货币供应量和银行信贷出现了跳跃式增长，银行存款利率活期为0.36%；整存整取三个月：1.71%；半年：1.98%；一年：2.25%；二年：2.79%；三年：3.33%；五年：3.6%。2011年中国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货币政策由此前的“适度宽松”调整为“稳健”，银行存款利率调整为活期为0.50%；整存整取三个月：3.1%；半年：3.33%；一年：3.5%；二年：4.4%；三年：5.0%；五年：5.5%。2015年中国货币政策的基本格调为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松紧适度，加快资金周转，优化信贷结构，提高直接融资比重，降低社会融资成本，让更多的金融活水流向实体经济。同时银行存款利率下调为活期：0.35%；整存整取三个月：2.6%；半年：2.8%；一年：3%；二年：3.5%；三年：4%；五年：4.25%。由此可见货币政策的变化必将引起利率的变化。
二、可测性方面
利率是可测的，马克思的利率决定论建立在对利息的来源和本质准确把握的基础上。马克思揭示，利息是贷出资本的资本家从借入资本的资本家那里分割出来的一部分剩余价值，而利润是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利息的这种质的规定性决定了它的量的规定性，利息量的多少取决于利润总额，利息率取决平均利润率。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在平均利润率与零之间，利息率的高低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利润率；二是总利润在贷款人和借款人之间进行分配的比例。这一比例的确定主要取决于借贷双方的供求关系及其竞争，一般来说，供大于求时利率下降；供不应求时利率上升。此外，法律、习惯等也有较大作用。马克思的理论对于说明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的利率决定问题具有指导意义。目前中国现阶段利率的因素主要有利润率的平均水平、资金的供求状况、物价变动的幅度、国际经济的环境、政策性因素。这也就决定了利率的可测性。
三、可控性方面
利率具有相当高的可控性。在中国人民银行作为金融业的管理机构，制定并公布基准利率作为的商业银行存款、贷款、贴现等业务的指导性利率，存款利率暂时不能上、下浮动，贷款利率可以在基准利率基础上下浮10%至上浮70%。可见利率具有极强的可控性，国家可以控制利率，调整利率，进而调控货币政策。而货币供给量由两个因素决定，即货币乘数和基础货币。一般来说，基础货币基本上可以由中央银行控制；这样货币供给量的可控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货币乘数是否稳定可测。货币乘数变动的因素又有：居民的经济行为；企业的经济行为；金融机构的经济行为；政府的经济行为。一般情况下，政府的经济行为可以控制，金融机构的经济行为可以限定。但企业和居民的经济行为只能进行引导，具有一定的不可控性。也导致了货币供给量的可控性与利率相比不高。
四、抗干扰性方面
由于中国利率是由中国人民银行制定基准利率。所以中国利率具有极强的抗干扰性。不会受到外力的干涉。也不会因为个人行为或者其他种种因素自行改变。而货币供给量随着中国金融市场的不断发展，特别是互联网经济和第三方支付平台的迅猛发展更是使得货币供给量的抗干扰性不断降低。
货币政策中的利率篇2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政府不断提高对经济的调控水平及调控力度，运用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确保中国经济稳健运行。央行对货币政策的运用主要是通过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如今央行更加重视货币政策的利率传导机制，进一步加强对利率工具的创新和运用。
早在1993年党的十四大，国家就提出了利率改革的市场化目标。利率市场化改革是一国金融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客观需要和必然结果，也是一国经济体制改革中的核心问题[1]。因此本文在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大背景下，对货币政策利率传导的机制机理进行分析，从而为央行更好地进行货币政策调控提出一些合理的政策建议。
二、我国利率传导机制的状况
当前在我国的利率体系中，存在着“双轨制”利率，即央行直接调整管制利率来实现货币政策的目标与央行通过货币政策工具来引导利率的变动并行的一种制度。前者是央行控制了存贷款利率来管制利率，后者是央行运用完全市场化的回购利率来达到政策目标，央行运用利率作为我国货币政策的传导渠道具有可行性[2]。传导路径如图1所示。
央行的主要利率传导途径是管制传导路径。中央银行通过利率政策直接调整存贷款基准利率来实现对宏观经济的调控。在Shibor利率还没有真正培育成为一个成熟的金融市场基准利率前，我国利率体系中的银行存贷款基准利率实际上发挥着金融市场基准利率的作用[3]。具体来说，央行的利率直接调控政策可以解释为当利率下降引起投资上升时，会带动就业的增长，从而导致产出和物价的上涨，这时中央银行为抑制通货膨胀会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减少货币供应量，进而导致利率的上升，利率上升将影响投资需求，如此循环往复。货币政策利率传导机制的链条为：利率（r）投资（i）就业（e）总产出（Y）物价水平（Cpi）货币供应量（m）利率（r）投资（i）。
本文从中国人民银行的官方网站上统计了2004年以来央行调整存贷款基准利率以及存款准备金率的情况。从调整频率来看，2004年到2015年间，央行一共调整存款利率21次，其中14次为上调。调整贷款利率23次，其中14次为上调。从具体操作来看，2014年经济复苏蓄势待发，为了刺激投资需求和扩大内需，中央银行降低了存贷款基准利率，向银行体系注入充分的流动性，以期恢复国内经济增长动力。从2006年开始到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之前，中央银行连续八次上调存贷款利率，这一时期央行频繁地上调存贷款基准利率是出于当时国内经济增长过快经济过热同时面临通货膨胀压力的局面所考虑的。具体情况如表1所示。
同时，央行通过市场化的货币工具引导利率市场化的变动主要是通过我国利率体系中的银行同业拆借利率、国债回购利率、票据贴现利率等货币市场短期利率，而这也是这条传导路径中的核心利率。这条传导途径目前在我国基本实现了市场化。
三、我国利率传导机制存在的问题
（一）从国家层面
放弃了利率对宏观经济的自动调节功能。当前“双轨制”利率的存在使管制利率与市场利率并行，以存贷款利率为主的管制利率体系逐渐松动，但是仍处于一定程度的管制中还没有彻底放开，因此国家指令性的管制利率的措施并不能够真正反映市场化的利率，不利于经济稳健发展。当经济过热时，银行的信贷扩张并不能影响利率水平，过度的信贷扩张还会导致资产价格水平升高诱发经济泡沫引发经济危机；当经济低迷时期，收缩信贷量也无法降低银行的利率水平，无助于经济的回暖。
（二）从企业层面
国家对利率的管制并不能真实的反映企业的资金成本。这样造成投资对利率的敏感性比较低，企业的投资完全不受市场真实的利率所制约。央行对利率的有限制的调整使得企业完全不必担心利率的上涨或者下降，企业的投资受到利率变动的约束较少。与此同时，央行对利率的管制，导致利率并不能够真实的反应市场的均衡水平。银行由于社会资金的需求旺盛而采取信贷配给的方式来调节资金的流向。各商业银行对有政府背景的国有企业实行银行贷款，而对中小企业的放贷额极少，造成市场中的资金不能合理配置。使国有企业效率低下，同时真正有活力的中小微企业面临融资难的窘境。
（三）从银行利率结构层面
1.银行的超额准备金存款利率依旧存在。西方发达国家央行已经不再支付准备金存款的利息，而我国仍然对商业银行的存款准备金支付较高的利息，因为我国面临的回笼货币资金的压力相对较大。对商业银行的法定准备金存款支付一定的利息可提升商业银行的总利润水平。但这样会减弱商业银行合理运用资金的积极性。
2.商业银行的存贷款利差偏高。央行为了保障商业银行的利润水平，保持着较高的存贷款利率差额，但这却使其信贷规模扩张了，这造成利率渠道的传导效果受到了影响。同时，这也将导致商业银行更加过分地依赖传统的存贷款业务，从而减少商业银行的金融创新与业务转型。
3.商业银行存贷款收益率曲线趋于水平化。近年来央行连续调整了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而调整后的各期存贷款利率水平都有所下降，且长短期利率的差额也逐渐缩小，使得存贷款利率的期限结构趋于水平化。存款收益率曲线的水平化促使人们的短期存款的比重逐渐增大；而贷款收益率曲线的水平化，会促使长期贷款的比重逐渐增大。两者的共同作用将会使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结构不合理[4]。
四、政策及建议
通过以上对当前中国货币政策利率传导机制的分析，本文发现：我国金融体系市场化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效果。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债券回购市场发展较为成熟，市场化程度比较高。但由于利率仍然被管制，比如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就仍然由中央银行来调整。而这样的管制利率与市场利率并存的局面，使得我国的利率传导途径并不畅通。从国家、企业及银行利率结构层面来说都出现了问题，央行企图通过货币政策操作来调控社会利率变化的效果也必然大打折扣。
因此本文希望国家加快利率市场化的改革进程，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步伐从上世纪末就开始。利率市场化是指市场资金供求决定货币市场利率水平，包括利率决定、利率结构、利率传导和利率管理的市场化。实际上就是金融机构拥有利率决策权，能够根据资金状况及对金融市场的未来预期判断，拥有利率水平的自主调节权，最终形成货币市场利率参照中央银行基准利率，通过市场资金供求状况决定金融市场存贷款利率的利率形成机制。
首先，国家应进一步扩大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利率浮动上限和贷款利率浮动下限，并逐步取消对其的管制。执行存贷款利率改革依照先长期大额、后短期小额的这一原则，逐渐松动对存款利率上限的管制，以实现逐步取消管制利率的目标。央行及银监会等监管机构加强对利率的监测和分析，尤其是加强监测商业银行内部资金的转移利率，以便更好地进行利率调控。
货币政策中的利率篇3
关键词：货币政策；中介目标；通货膨胀目标
一般而言，货币政策中介目标选择的标准主要有三个：可计量性、可控性、可预测的对政策目的的影响。［1］(437)从世界各国的货币政策实践来看，可供选择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有货币供应量、信贷总量、利率、汇率、通货膨胀率等。究竟选择何者作为中介目标，除了上述的三个选择标准之外，还要受到某一时期主导性的货币金融理论、一国经济金融发展水平、面临的现实经济问题等因素的影响。随着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货币政策中介目标也从信贷规模转向货币供应量。然而，近年来不少国家相继放弃了货币供应量目标，转向了利率、通货膨胀等目标，进而在我国引发了货币供应量能否继续充当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争论。本文旨在对这些争鸣文章进行系统梳理，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参考。
一、理论及实证研究综述
（一）货币供应量仍可充当中介目标
我国1996年正式将m1的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同时以m0、m2作为观测目标。目前在赞成以货币供应量充当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学者中，主要有两种观点：
1.在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内，货币供应量仍可充当中介目标
王松奇（2000）认为，从我国目前情况说，从货币政策到社会总支出的变动控制，其中可供选择的中间指标只有两个：一是货币供给量；二是利率。利率是否可以选作货币政策的中间指标，关键还要看它与社会总支出关系的密切程度。从实证数据看，投资的利率弹性过低，而利率对消费支出也不能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也就是说，它与社会总支出中间关系不够密切，因此，就不能把利率作为我国货币政策的中间指标。在目前及今后相当一段时期内，货币供给量都是我国货币政策最合适的中间指标。［2］(475)
蒋瑛琨等人(2005)运用协整检验、向量自回归、脉冲响应函数等方法，围绕国内外学者争议较多的货币渠道与信贷渠道，对中国由直接调控向间接调控转轨的1992年一季度至2oo4年二季度期间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进行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90年代以后，从对物价和产出最终目标的影响显著性来看，贷款的影响最为显著，其次是m2，m1的影响最不显著，这表明，90年代以来信贷渠道在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占有重要地位。从对物价和产出最终目标的影响稳定性来看，m1比较持久和稳定，其次是m2，最后是贷款。由于对最终目标影响稳定的中介变量更易于调控，因此就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选择而言，m1优于m2，m2优于贷款。现阶段以及未来一定时期内，中国仍应当以m1为中介目标，将m2作为观测目标。m1更适合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而取消贷款规模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是合理的。［3］
2.当前以货币供应量为中介目标是适合的，但需调整与完善
范从来（2004）认为，现阶段货币供给量作为货币政策中间目标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这种局限性的克服不应该是简单放弃货币供应量目标，而应该根据我国经济市场化和货币化的程度调整货币供应量的统计内涵，通过汇率制度和利率市场化的改革，创造一种有利于货币供应量发挥中间目标功能的货币控制机制，提高我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4］
刘明志（2006）通过实证分析表明，中央银行利率调整是中央银行对物价变化所做的政策反应，但尚无实证分析结果支持中央银行利率调整或银行间市场利率变动可明显地影响物价变化或经济景气变化的结论。因此。在利率市场化尚未彻底完成、利率形成机制尚不灵活、利率变动与经济景气变化之间的直接互动关系尚未建立之前，不宜遽然放弃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而改采用利率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但考虑到银行间市场利率对于市场信号变化的敏感性以及日常可观测性，利率市场化彻底完成以后，利率形成机制将进一步完善，利率变动与经济景气变化之间的互动增强，利率在调节经济景气变化方面的作用将更加明显，可以考虑使用银行间利率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5］
封思贤(2006)通过运用向量自回归(VaR)模型、脉冲响应函数(iRF)、方差分解分析等经济计量方法,对我国现行货币政策中介目标进行了实证分析并得出结论:货币供应量作为中介目标的有效性正不断降低,实际利率作为中介目标的实施效果好于货币供应量。基础货币难以控制、货币乘数不稳定、货币流通速度不断下降和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完善等因素是产生上述实证结论的重要原因。在我国现行的经济金融条件下,针对中介目标选择的一个可行思路是,近期宜在完善货币供应量可测性、可控性和相关性的基础上,继续使用货币供应量作为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同时,必须加快利率市场化进程和配套的金融改革,在时机成熟的时候再由货币供应量转为利率。［6］
（二）以利率为中介目标
以利率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先后经历过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从20世纪30年代到70年代，适逢凯恩斯主义盛行，英美等西方国家在制定货币政策时，采用凯恩斯主义的主张——盯住名义利率。第二个时期是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在“泰勒规则”的指导下，以实际利率为中介目标，如美国。“泰勒规则”认为，实际联邦基金利率与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之间具有长期稳定的关系。在自然失业率水平下的通货膨胀率和潜在产出增长率都对应着一个实际均衡的联邦基金利率。若货币当局以实际均衡联邦基金利率作为中介目标，便可以获得通过改变名义均衡联邦基金利率来稳定或影响产出、价格水平的最优路径。［7］(70)我国学者在对利率中介目标进行讨论的时候，并没有明确地区分名义利率与实际利率。
李燕等人（2000）认为，由于货币总量控制有效性的基本条件不能得到满足，央行对基础货币控制能力有限，货币乘数也不稳定，因此有必要对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进行调整：即从货币总量控制向利率调节转变。［8］
周诚君（2002）认为，在内生货币分析框架中，货币供给是内生的，利率则是外生变量。由此，一国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应该是利息率而不是货币供应量。对我国而言,货币供给具有较强的内生性，而利率则具有几乎完全的外生性。因此，目前我国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应转向利率调控为主的间接型货币调控模式。以正因为此，我国目前利率改革的方向不能是追求单纯的利率市场化，而应是一个多元的间接利率调控体系。［9］
张强等人（2003）通过考察货币运行效果，发现货币供应量对经济的影响有减弱趋势，在一定程度上作用不力。随着金融开放度的加深，货币供给越来越依赖于经济的发展，利率作为资金的价格，在反映经济动态的敏感性方面更具有优势，中央银行应根据经济金融发展程度渐进地调整中介目标。过渡期内中央银行考察货币供应量中介目标时，逐步将中介目标由数量型过渡到以利率为主的价格型指标，同时将汇率、金融资产价格作为辅助指标纳入中介目标体系。［10］
（三）采用通货膨胀目标制
以通货膨胀目标作为货币政策目标规则缘起于20世纪90年代。面对严重的通货膨胀，新西兰储备银行率先进行了通货膨胀目标的实践，其后又有加拿大、新西兰、英国等7国宣布采用通货膨胀目标制，甚至一些新兴市场国家，如波兰、巴西、泰国、秘鲁、菲律宾等也开始相继采用该货币政策规则。Svensson（1999）认为，通货膨胀目标可以被解释为一种目标规则，以实现损失函数最小化。目标规则可以被解释为中介目标规则，在操作程序上，以一定区间的通货膨胀预测作为中介目标变量。［11］(607-654)从其表述来看，通货膨胀目标制既可以被理解为关注最终目标的货币政策规则，也可以是中介目标规则。正因如此，国内主张采用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学者主要有两种观点：
1.货币政策目标直接盯住通货膨胀率，以利率、货币供应量和经济景气指数等作为监测目标
夏斌等人（2001）通过对我国调控货币供应量的实践进行考察,认为从1996年我国正式确定m1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m0和m2为观测目标开始,货币供应量的目标值就几乎没有实现过。他们从货币传导机制角度分析了近年来货币供应量目标无效的深层原因：货币供应量本身不好控制导致我国货币供应量可控性差，货币流通速度下降导致我国货币供应量目标效果不佳。因此，货币供应量中介目标客观上已经不合时宜，应尽快废止。尽管我国的银行拆借利率等短期利率已经基本市场化，可以作为货币政策操作目标，但从短期同业利率到市场利率的生成机制还付诸阙如，利率目前显然不能作为新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不仅如此，以利率、汇率或货币供应量等工具变量作为中介目标都存在一个共同缺陷，即此时货币政策的灵活性较差。一个可行的选择是放弃采用任何中介目标，直接盯住通货膨胀率，同时将货币供应量、利率、经济景气指数等其他重要经济变量作为监测指标，即采取通货膨胀目标。事实上，这也正是越来越多的国家在放弃货币供应量目标后的共同选择。当前我国比较适宜的措施是放弃货币供应量目标后，暂不宣布新的中介目标，在实际操作中模拟通货膨胀目标，努力使物价恢复并稳定在一个合理范围内(按照一般理解,指核心物价指数上涨率在1-3%内)，建立一个通货膨胀目标下的货币政策操作框架。［12］
奚君羊等人（2002）认为，从1996年我国正式确定m1为货币中介目标、m0和m2为观测目标起，实际货币供应量与目标值之间始终存在很大的离差。由此可知,作为中介目标的货币供应量在可控性上存在严重缺陷。从稳定价格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这一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来看,货币供应量目标也不能令人满意。从1998年起，m2与价格出现了明显的背离趋势，价格在m2快速增长的情况下继续呈现持续性负增长，出现通货膨胀紧缩的迹象，经济增速也是逐年下降。货币供应量目标缺乏有效性的原因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货币供应量的计量口径可能失真；二是基础货币投放常因外汇干预或所谓的“倒逼机制”等原因而难以控制，且货币乘数不稳定；三是货币流通速度下降，尤其是1996年后m1和m2的流通速度出现了急剧下降的现象(郑超愚、陈景耀，2000)；四是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出现了“肠梗阻”。以货币供应量作为我国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已严重干扰了我国的舆论判断和公众预期。因此，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把我国的货币政策目标直接钉在通货膨胀率上，同时将利率、货币供应量和经济景气指数等其他主要经济变量作为监测指标，这应是一个可行的选择。［13］
2.将通货膨胀作为中介目标，以产出和就业缺口、货币供求、利率和汇率等作为监测指标
李扬（2002）认为，从可测性、可控性、相关性三个方面来看，货币供应量m1和m2作为我国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已不太合适，继续按照现有模式使用它们作中介目标将有损我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通过统计回归分析验证了我国实际存贷款利率对投资和通货膨胀率的作用，这说明，即便在现今我国对名义存贷款利率实行一定程度的管制的情况下，实际存贷款利率的变动对经济仍具有显著的作用。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推进，特别是金融管制的放松和金融市场的发展，利率——信用的价格——在经济中的作用就如同产品和服务的价格一样，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然而，理论和各国经验显示，如果采用利率充当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还不如索性直接采用“通货膨胀目标制度”，在这种货币政策框架中，通货膨胀是中介目标，而被称为“货币状况”的一系列指标，如产出和就业缺口、货币供求、利率和汇率等将成为中央银行日常监测的指标。［14］
（四）以产成品库存总额占消费总额的比率为中介目标
曹家和（2004）从我国经济建设的实践出发，认为货币政策的效应存在非对称性，即货币供给量在通货膨胀时期能够灵敏地反映出社会总需求的宽松度，并且能够有效地防止通货膨胀的出现，但在紧缩时期则对社会总需求的宽松度缺乏灵敏性，因而并不适合继续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由于货币政策效应的非对称性，客观上要求央行在不同时期选择不同的领先指标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在对目前国内学者提出的中介目标的利弊进行分析之后提出，在紧缩时期，央行可以使用产成品库存总额占消费总额的比率作为执行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在供大于求的经济中，当社会总需求增加时，产成品库存总额呈下降的趋势，而当社会总需求减少时，产成品库存总额则出现上升的趋势。既然治理紧缩的关键是增加内需，使社会供求趋于均衡，那么，能够准确反映内需变动状况的产成品库存总额占消费总额的比率，因其能够灵敏地指示货币供给量对总需求的实际影响，因而可以作为央行执行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首选指标。［15］
（五）同时采用多个金融变量作为中介目标
张俊伟（2003）认为，货币量指标的有效性下降，“盯住通货膨胀”应当是好的选择。但“盯住通货膨胀”要以央行具有高超的经济运行预测能力和高度的政策独立性，以及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汇率政策乃至产业政策之间密切配合为前提。所以，“盯住通货膨胀”在目前的中国还不具备现实性，它只能是远期目标和努力方向。当前，可行的选择应当是在进一步增加货币政策透明度、强化央行独立性（如自主调节利率等）的同时，淡化对货币量指标的关注，转向综合利用多种金融变量所提供的信息来指导货币政策的操作，而不是像一些学者所宣称的那样，考虑用利率取代货币供应量充当我国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16］
方齐云等人（2002）认为，货币供给的内生性和外生性问题,是货币当局选择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理论基础。在区分货币供给内生性与外生性的框架下,从基础货币和货币乘数角度对我国货币供给的性质进行了实证分析,论证了现阶段我国货币供给的内生性特征，为近年来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货币供应量控制实践所表现出的无效性提供了一个解释，并为我国现阶段选择货币政策中介目标提供了一种思路：面对我国现阶段货币供给的内生性特征下货币供应量指标已无法实现中介目标的功能的现状,我国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应进行相应的调整,应该在逐步弱化货币供应量目标的同时,积极引进利率等监测目标,并提高对价格指数(Cpi)的关注程度,直至最终盯住通货膨胀率目标。［17］
二、一个评论性总结
目前对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研究远没有形成一致性的意见，今后一段时期内仍将是学界研究的热点。综观既有的文献资料，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几点结论：
1.从理论上说，可计量性、可控性、可预测的对政策目的的影响这三个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选择标准十分明确，且易于理解。然而不幸的是，我们依据这三个标准却很难判断某个金融变量是否比另一变量更适合充当中介目标。如FredericS.mishkin曾考察过货币总量与利率，发现作为中间目标，是利率优于货币总量还是正好相反，我们在每一个标准上都无法得出明确的结论。因此，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选择更多地是受到某一时期主导性的货币金融理论、一国经济金融发展水平、面临的现实经济问题等因素的影响。
2.大多数研究均已表明，货币供应量作为中介目标的有效性正不断降低，然而，从我国当前的经济金融发展情况来看，要像西方发达国家那样选择利率或通货膨胀目标还缺乏可行性。因此，我国面临的现实选择只能是继续以货币供应量为目标，同时稳步推进金融体系、金融制度的改革，以为中介目标的转变奠定基础。
3.由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复杂性，与其设定中介目标作为最终目标的名义锚，通过调控中介目标来引导货币政策指向它所要达到的政策目的，倒不如直接盯住最终目标，这就是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基本逻辑。通货膨胀目标制是一种全新的货币政策框架体系，在这种框架体系中，用于决定货币政策工具的是一系列信息变量，包括货币供应量、利率及汇率等（mishkin，1997；Bernanke&Gertler，1999），因此货币当局能够在政策工具的运用上保持较大的灵活性。这对我国未来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选择具有重要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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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政策中的利率篇4
［关键词］货币政策有效性；魏克塞尔；凯恩斯；现代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
［中图分类号］F820.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2095-3283（2012）02-0090-03
近年来，我国央行不断紧缩银根，货币供应量大幅减少，但对我国的通货膨胀的有效控制和预期依然存在一定的差距。从理论上来讲，我国的货币流通速度以及货币供给量的变动对总需求会产生影响，我国央行仅仅通过对货币供应量进行调节，从而调整GDp的变化时，货币流通速度的顺周期性会反方向抵消货币供给量变动的预期效果，最终对货币政策的有效性造成影响。所以，提高我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已经成为当前我国经济领域所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
从20世纪开始，货币政策有效性的相关理论不断出现，各个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也都提出了自己的理论和见解，为了更全面、准确地分析和制定我国的货币政策，有必要从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具体理论入手，了解关于货币政策有效性的主要观点。本文将对最具有代表性的理论加以归纳和阐述，为我国货币政策的有效决策提供相应的理论基础。
一、魏克塞尔关于货币政策的研究
从货币政策的角度看，魏克塞尔的金融思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魏克塞尔提出其观点之前，当时绝大多数经济学家都把经济体看作一种实物经济，并不承认货币对经济有着实质性的影响。而在古典货币数量论的观点中，投放市场的货币数量的增加会造成物价水平的同幅上涨，而对就业、产出等实体经济变量并不会造成影响，政府干预和货币政策都是无效的。魏克塞尔认为传统货币数量理论有两大缺陷:首先是对货币流通速度设定了不变的假设；其次是夸大了纸币和硬币在交换中的作用，而低估甚至忽略了信用票据的效能。在魏克塞尔发表的《利息与价格》一书中，他对流通速度变化的各种因素进行了详细的分析，特别是在现代信用经济和银行制度方面，魏克塞尔指出货币流通速度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一个极富有弹性的变量，但由于受到各种复杂因素的制约，政府有关部门很难把握这一变量。
同时，魏克塞尔以货币均衡理论为依托，首先提出了应该使用宏观金融手段来对经济运行加以调控的政策思路。同时他认为，货币的均衡体现了金融运行的重要性。假如货币利率与自然利率一致，那么货币就是均衡的，因此，货币因素就不会对实体经济活动造成影响，通过货币均衡的作用，宏观经济就能达到经济均衡。但是在经济的实际运行中，货币利率和自然利率并不能总是保持一致，这也是造成经济累积性波动的最根本原因。为了实现货币均衡，政府部门必须主动制定并执行相应的经济政策，使得货币利率与自然利率向一致的方向靠拢。除此以外，他还认为，物价水平的变动是考查货币利率和自然利率是否一致的标识，由此建议采取盯住物价的利率政策。
正如魏克塞尔所指出的，由于自然利率和货币利率两者之间的界限并不非常清晰，该如何对此加以区分以及加以规定，即便从理论的角度来说也有着较大的困难。作为该理论框架的中心环节，由于货币利率与自然利率这两个重要概念难以准确进行界定，因而其理论的实际价值也是有限的。
二、凯恩斯关于货币政策有效性的主要观点
凯恩斯在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中，深刻反思古典经济学关于市场出清假设的基础上，否定了市场经济能够自发配置资源从而实现充分就业状态的自然均衡理论，提出了有效需求不足这一新范畴，分析了国家干预经济的必要性，并主张实行“相机抉择”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以减少宏观经济波动。
从理论上说，凯恩斯的整套宏观经济理论都是围绕货币金融运行而建立起来的。他从扩大总需求以及刺激经济增长的角度出发，认为扩张型的货币政策首先通过增加货币供应量，从而对利率水平造成影响，利率的变化改变了经济中的投资规模，最终影响社会总需求和总收入等变量。如果投放市场的货币供应量增加，会导致利率下降，进而投资增加，那么总需求和总收入就得以扩大。所以货币政策调控的效用，主要取决于货币需求和投资支出的利率弹性以及货币乘数等因素。
尽管凯恩斯强调财政政策是第一位的，但他同时也指出，财政政策必须与货币政策相配合才能达到理想的效果。凯恩斯始终认为，货币对经济发展非常重要，认为政府应该承担货币供应量调节的责任，引导物价稳定和经济发展。他认为，由于工资和价格的弹性不足，经济实际增长率低于潜在增长率，经济的均衡一般都出现在非充分就业的情况下，只要有未被利用的资源存在，总需求的增加就会造成产出增加，最终刺激经济增长，因此，对影响总需求产生影响的货币政策是有效的。
但是在经济严重衰退时期，当利率降低到一定水平而无法再下降时，货币需求的利率弹性接近于无穷大，出现所谓的“流动性陷阱”，此时的货币需求曲线成为一条水平线，新增任何数量的货币供给，都会因为货币流通速度的下降被抵消，货币的持续投放对实体经济就不会产生任何影响，那么，这时的货币政策就是无效的。
凯恩斯认为，货币需求分为三种动机需求，即交易动机需求、预防动机需求以及投机动机需求。交易动机需求和预防动机需求的划分承袭了剑桥学派的主要观点，投机性货币需求的提出则成为凯恩斯的重要理论贡献。凯恩斯认为，投机动机是货币需求三大动机中最重要、最复杂的一个，它是人们根据对市场利率变化的预期，持有投机性的货币进而从中获利的动机需求。投机性货币需求作为货币总需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由利率和资本边际效率共同决定的。在经济衰退时期，利率水平的下降能否扩大投资规模，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投资的利率弹性即资本的边际效率。如果央行通过货币的扩张实现了利率的下降，如果资本的边际效率同时也下降，而且资本的边际效率下降的速度更快时，那么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也是无效的。所以，凯恩斯认为仅靠货币政策是无法挽救经济衰退的。
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还认为，当经济过热时，货币政策的紧缩行为却非常有效，减少投放的货币供应量能够迅速控制通货膨胀。当央行通过公开市场业务冲减市场中流通的货币以及减少银行存款准备金率时，市场投放的资金就会迅速受到遏制，经济中流通的货币也明显下降。但如前文所说，在进行货币扩张的货币政策时，银行却能持有更多的银行准备金而使得货币政策调控失败。
三、现代凯恩斯主义关于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分析
凯恩斯之后，凯恩斯主义的两大经济学派，即新剑桥学派和新古典综合派，各自从不同的方面对凯恩斯的理论加以发展。新剑桥学派从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角度对凯恩斯理论加以发展；新古典综合派从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最终目标以及中介目标等角度对凯恩斯理论加以发展。
凯恩斯认为，货币是国家权力和意志的产物，是中央银行所控制的外生变量，受经济运行的影响，但本身又不受经济因素的制约。利率在货币政策的实施和传导过程中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利率变动的控制决定着货币政策的最终效果。通常情况下，中央银行可以通过货币供应量投放的控制来改变利率，除非货币需求的“流动性陷阱”出现，或者是资本边际效率出现大幅下降，货币政策才有可能失效。
新剑桥学派则认为，中央控制货币供应量的能力有限，就算是在正常情况下，货币政策也不是完全有效的。虽然从表面上看，货币供应由中央银行决定的，但发行量多少却并不完全由中央银行决定，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的经营状况对货币供应量的变动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当人们对经济前景看好时，银行贷款增加，投放市场的货币供应量就会相应增加；反之，投放市场的货币供应量就会减少。所以，中央银行支配基础货币的投放能力也是有限度的，并不能直接控制或者支配居民和企业银行的支出。所以货币供应量是具内生性的，至少也是一个外生性和内生性共同存在的混合经济变量，它是由经济运行本身所决定的。央行无法完全自主地决定货币供应量的多少，只能够被动地按照经济的需要来形成货币供应量，不可能通过对货币供应量的无限制增加来刺激投资、降低利率、提高就业量和增加有效需求。
新古典综合派将凯恩斯思想加以发展，把充分就业作为货币政策的思想融入到实际条件的变化中，最终形成了一整套新古典综合派的货币政策目标体系。此学派主张将物价稳定和充分就业作为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到了20世纪50年代，学派的代表人物汉森提出了反经济周期的主张，即稳定中求发展，倡导实施补偿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其做法是和经济周期反方向操作，采用扩张与紧缩交替的财政与货币政策。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增长持续落后于日本和西欧，在此背景下，托宾等人对此提出了增长型财政货币政策的建议，把充分就业和经济增长作为财政货币政策的主要目标。他们认为，在经济萧条时期必须推行扩张型的财政货币政策，在经济复苏时期，只要潜在的国民生产总值大于实际的国民生产总值，就应当实行扩张型的财政货币政策，使国民生产总值达到潜在的水平。
虽然现代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派结合各国货币政策的实践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大大发展了凯恩斯的货币政策理论，但同时也存在一些不足，主要是在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微观角度上缺乏系统深入的分析，对利率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的缺陷以及对“相机抉择”原则的负作用也缺乏研究，这都为货币学派攻击现代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派并受到各国政府的普遍重视提供了可能。
四、货币主义的货币政策有效性理论
货币政策中的利率篇5
一、传导模型：一国货币政策与货币联盟货币政策传导比较
在现代开放经济条件下，一国完整的货币政策传导模型包括货币政策目标、工具、市场以及其参与者、传导载体、传导链（层）。广义讲，还包括与本国其他宏观经济政策（特别是财政政策）和他国货币政策的相互传导机制和传导效应。并由此划分为国内传导和国际传导两条途径、经济变量传导和金融机构、市场传导两种方式、金融自身调节和金融作用于经济两个阶段。经综合简化，我们得出一国基本的货币政策传导模型。
在该模型中，需要说明的是：（1）货币供应量（m）是由中央银行决定的预设指标，表现为预期的中央银行货币量、货币供应总量或货币增长率上下限等；（2）金融市场主要指货币市场、外汇市场。中央银行借助m，影响金融市场上资金的流动性，随之形成市场利率（i）、证券价格、汇率（e）向国内产品市场、国际金融市场传导货币政策的机制。他国向本国的货币政策传导亦复如此；（3）其他宏观经济政策调整和要素价格变动，可能部分增强或抵消货币政策传导效果。因此，政策搭配和相互间传导机制的构建至关重要；（4）国际贸易（B）是联系国内、国际产品市场的桥梁。m、i、e、B的变动，最终实现一国金融资产和实物资产的内外供求均衡，货币政策传导效应完成。
货币联盟是国际经济一体化的产物。若假定联盟内各国经济周期一致、金融市场完全一体化、要素市场具有充分流动性、影响产品市场的外生变量如财政政策、就业政策统一，则货币政策在联盟内各国间的传导基本上可视为被扩大了的一国货币政策国内传导。其传导机制与后者并无二致。但上述条件在现实中并不完全具备。对联盟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分析因之更为复杂。
与一国货币政策传导不同的是：（1）各成员国经济一体化和金融自由化程度是影响联盟统一货币政策传导效应的最重要变量和基本出发点，前已述及；（2）统一中央银行体系的独立性、透明度、协调性是统一货币监控指标m、i得以实现的关键；（3）在联盟内各国金融市场一体化的过程中，由于各国通货膨胀率、失业率、经济增长率、要素流动性等外生变量变动的不一致，信息的不完全，影响统一货币政策下名义i、e和真实i、e在各国间的变动差异，则可能出现货币流动和货币替代导致货币供求的地区性结构失衡。因此，货币政策传导中应建立一种约束机制以弥补或抵消这一缺陷；（4）与（3）相适应，统一中央银行体系的首要或最终目标是且只能是保持币值稳定，其他宏观经济政策如经济增长、充分就业、国际收支平衡等则需要由联盟其他机构或各成员国政府完成。就强化货币政策效力和联盟“整体利益高于一切”而言，若一国宏观经济政策与联盟货币政策不能有效配合，则该国要么退出货币联盟，要么向统一货币政策妥协。
有鉴于此，欧洲经济货币联盟（emU）货币一体化伴随经济一体化深入发展，各成员国货币政策也经历了由国内到国际由局部到整体的传导过程，初步实现了统一货币政策传导的条件，如1979年建立欧洲货币体系（emS），形成以欧洲货币单位（eCU）为核心，双重中心汇率运行机制（eRm）为主体，以信贷体系为辅助手段的区域性可调整固定汇率制度，为emU的建立奠定了基础；1989年《德洛尔报告》强调了所有成员国货币自由兑换、资本市场完全自由化和金融市场一体化固定汇率；1992年《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正式提出emU的建设进程和引入单一货币——欧元（eURo）的设想；经实施，第一阶段（1990.7.1～1993.12.31），欧洲统一大市场启动，欧盟（eU）取代欧共体，旨在促进欧盟各国经济、货币、财政政策协调和趋同的《马约》正式生效，《欧洲中央银行章程》出台，emS进一步强化；第二阶段（1994.1.1～1998.12.31），欧洲货币局（emi）建立，从欧盟总体货币形势出发，每年公布货币供应量（m3）的增长上下限，以此监控、协调各成员国货币政策，emS汇率运行窄幅波动再度缩小；1998年3月，欧盟执委会宣布11个欧盟成员国达到实施单一货币条件，可在1999年1月1日（第三阶段开始，至2002年6月30日欧洲货币一体化完成）启动欧元，在欧元区内实行永久固定汇率制，实现货币、货币政策、中央银行“三个统一”；eCB执掌货币发行权和货币政策决定权，nCBs参与并执行eCB货币政策的决策，决定各自的业务政策，并按eCB的指令管理外汇储备等。欧洲中央银行统一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构建初具雏型。
二、从德意志联邦银行看欧洲中央银行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欧洲中央银行从框架设计上尽管参照了西方其他国家中央银行的制度和经验，但主要是以德意志联邦银行的操作模式为蓝本，二者在组织结构、货币政策目标、工具、独立性设计等方面都颇为相似，了解德意志联邦银行货币政策传导特点，对分析欧洲中央银行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无裨益。
概而言之，德意志联邦银行的货币政策主要通过监控货币供应量m3，协调运用三大货币政策工具，改变银行的流动性，并通过金融市场的利率机制，间接地影响银行的信贷政策以及德国经济对货币和信贷的需求，最后集中作用于经济中的支出和物价的决定。这一传导机制主要受信用机构的货币扩张机制、德国最低准备金以及再融资制度特征的制约。由于整个银行体系信用货币扩张在短期内将不可避免地产生对中央银行货币的无弹性需求和滞后效应，联邦银行就此可凭借其在中央银行货币供应方面的主导地位，运用可支配的工具去调整利率和货币市场的需求条件，使之与货币目标相一致。首先，它改变自已的再融资交易和公开市场业务的利率，其次，它选择提供或抽取中央银行存款的最佳渠道，并且决定干预货币市场的时间和在货币市场提供流动性的区间。通过对货币市场流动性的管理，联邦银行对信贷和资本市场条件施加间接影响，使在预定的方向长期影响银行贷款愿望，以及经济对货币和信贷的需要，从而使货币扩张适应其货币增长目标。与长短期调节相结合，联邦银行还常常利用外汇掉期和外汇回购交易，对货币市场进行“微调”，通过吸收和提供流动性抵制每月最低准备金缴存期间信用机构在中央银行存款所出现的难以预料的波动。货币政策传导效应因而得以巩固。
由于eCB与德意志联邦银行一脉相承，故其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有章可循，特别表现在二者货币政策工具运用的高度相关、可比上，由此可明晰eCB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核心——流动性管理和利率机制。
1、公开市场操作
公开市场操作均是两行最重要的货币政策工具。其目的是引导市场利率、管理市场流动性及为货币政策的导向传递信号，从而控制货币供给量。操作主要采用有价证券回购协议方式。其实质是中央银行以金融证券作抵押向商业银行提供短期资金。从联邦银行的经验看，它适应了与国外市场联系更为密切的德国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需求，从而可对金融变化作出迅速反应和采取力度不同的措施。货币市场的水平和结构在很大程度上由这种交易的流动性和利率结构所决定，且可通过货币市场利率对定期存款利率进而对银行从非银行部门获得资金的边际成本施加影响。此外，回购协议方式的公开市场利率报价和寻价还具有心理上的信号效应，中央银行可利用它们去影响市场上的利率预期。
在eCB的操作框架中，公开市场操作主要由nCBs组织实施，但其适用条件（如回购利率）等则由eCB统一制订。这意味着，eCB为整个欧元区的货币市场利率水平制订了依据。
除主要利用回购协议进行短期融资操作外，eCB还可利用直接交易、发行债券、外币掉期、吸收定期存款开展公开市场长期融资操作、微调性操作、结构性操作。直接交易指eCB通过向非银行部门出售货币市场票据，利用价格竞争机制，直接影响银行的存款利率。外汇掉期交易在通行的市场利率下进行，除影响流动性外，一般不对汇率产生直接影响。上述操作的有效性已经德意志联邦银行运作实践所证实。
2、存贷款便利
eCB为控制隔夜市场利率，暗示其货币政策基本立场，设立了存贷款便利。在此种便利下，eCB可向市场提供或吸纳流动性，使市场利率不致超过中央银行事先确定的范围，即上限是贷款便利利率（类似德意志联邦银行的伦巴德利率），下限是存款便利利率（类似于德意志联邦银行的贴现率），介于二者之间的是回购利率。在德国，短期存贷款利率和利率结构常随贴现率和伦巴德利率的变动而变动，并与联邦银行流动性政策相互关联。其基本关系用之于对eCB存贷款便利的分析，则可解释为：当货币市场的流动性十分紧张，存款便利利率远低于货币市场利率（如回购利率），则主要的银行利率与存款便利利率的自发联系将使货币市场利率的上升趋势只能通过银行向其客户提供资金而逐渐传导出来。如果银行不使其利率适应于一般的货币市场条件及其边际融资成本，则盈利机会减少，以致银行贷款愿望迟早降低；如果出现明显的通货膨胀预期，流动性政策与利率政策的相互作用比通过提高名义利率来控制经济中的信贷需求更能有效抑制货币扩张。反之，对贷款便利利率的分析亦复如是。如此eCB可达到维护市场稳定性的目的。
3、最低存款准备金要求
为稳定市场利率，控制市场流动性和货币扩张效应，eCB还决定向欧元区内所有信贷机构提出最低存款准备金要求。作为一种政策工具，最低准备金具有双重功能。首先，它给eCB通过改变其比率以持续地调节银行在中央银行存款或贷款便利提供了选择，或在特定的准备金比率下，使银行的货币创造比没有最低准备金要求相比更依赖于eCB及其提供的流动性和利率政策的便利。由于最低准备金同时也用作银行的“流动资金”，可使eCB在不丧失对货币加强控制的条件下在货币市场上稳定流动性和利率变动的趋势；其次，除影响流动性外，最低准备金还影响利率，表现为准备金比率的增加首先减少银行盈利，削弱其对外授信能力，承担由此带来的机会成本，而在负担转嫁过程中，降低存款利率要比提高贷款利率困难得多，从而抑制了货币扩张效应。eCB最低准备金制度的这一内在特征，同时也正是德意志联邦银行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上述分析中，我们可以对eCB即欧洲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作一基本描述：为实现“保持物价稳定”的首要目标，eCB选择货币供应量m3作为中介指标，由各成员国综合运用公开市场操作、存贷款便利、最低存款准备金要求“三大法宝”，使得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刺激因素——流动性和利率——从各国货币市场开始，进而通过金融市场扩展，使m3年度目标和主要经济目标变量在长期内也有望达到。eCB还须在一年内经常考虑是否、何时、以及在何种程度上通过改变货币市场和其他金融市场的条件使货币扩张对货币目标的偏离得到纠正。故货币、经济、财政等方面的变量（事实上和潜在的通货膨胀率、汇率、利率、经济的实际增长）将受到监控，并采用各种指标评估货币政策运行状况的适当性和有效性。同时，考虑到现实条件下欧元区货币政策传导过程中还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因素，且必将对eCB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产生影响，为此须作进一步分析。
三、不确定性：影响欧洲中央银行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及效应的因素
按内外因论的思想，影响eCB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及效应的因素源于欧盟及eCB自身的机制缺陷和外部潜在的干扰力。前者作用于欧洲中央银行体系（eSCB）独立性、透明度、协调性，后者主要指各国宏观经济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配合协调度，以及微观经济主体行为预期的不确定性。
（一）欧洲中央银行体系的独立性、透明度、协调性程度
从历史经验看，中央银行独立性是保证币值稳定的必要条件。在独立性设计上，eCB组织机构、人事任免、股权结构、权力行使、货币政策的制定和货币政策工具的运用，都较独立性久负盛名的德意志联邦银行有过之而无不及。但基于欧盟机制上的缺陷，如欧盟成立之初由各成员国财政部长组成的“稳定委员会”，将是eCB在执行货币政策上的对抗者，eCB与联盟其他机构存在的各种联系，也可能影响eCB的独立性及执行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此外，各成员国中央银行的独立性状况参差不齐，像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等国缺乏中央银行独立于政府的经济和政治条件，要使其完全脱离政府指导，任务艰巨。由于eCB货币政策统一且不可分割，nCBs独立性高低不同势必导致货币供应和通货膨胀指标的地区性失控，进而削弱整个eSCB的可信度，其货币政策传导效应也将大打折扣。
就透明度而言，由于适合欧元区的货币政策态势不一定普遍适用于各国，不同指标与物价稳定目标之间的关系也很不确定，增强透明度可使各国经济实体事先了解eCB货币政策调整姿态，从而形成对通货膨胀和未来经济发展的正确预期，强化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但eCB目前尚缺乏一种有效的管理约束机制保证其透明度和信息披露充分性。
与独立性、透明度相一致。eSCB的协调性程度同样影响其货币政策传导效应的发挥，由于各成员国金融制度、中央银行业务政策的不一致，对币值稳定的作用和通货膨胀的成因的看法不尽相同，经济发展区域性差异也要求货币政策操作保持一定的灵活性，势必引起eSCB货币政策决策特别是执行上的分歧和抵触，从而导致稳定币值目标处于次要地位或客观上造成反通货膨胀不力的危险。而加强协调，求同存异，取决于eCB的内部控制制度和组织管理艺术。
（二）各国宏观经济政策与eCB货币政策的配合协调度
就政策取向看，eCB将执行以币值稳定为目标从而是谨慎的独立货币政策。“增长与稳定条约”则明确规定，欧元区成员国应奉行财政预算平衡或略有盈余的稳健财政政策。但随着欧洲货币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其内在的一些深层次矛盾也将显现，如居高不下的失业率与欧盟执行的严格的货币、财政纪律、政策的矛盾，货币与财政合作不均衡的矛盾，经济发展差异与欧盟财力不足的矛盾，特别是在经济衰退等使各成员国经济离异增大的情况下，国家的利益与联盟的利益的矛盾可能激化，引发联盟内部的金融危机，甚至扩展至全球。就目前各国财政政策而言，德国、法国、意大利等首批加入欧元区的国家在压缩预算赤字方面尚且勉为其难，双紧政策特别是财政政策能否维持，则更难以预料。即便维持，各国也需付出经济增长的相当代价。这也正是欧盟试图只控制银行信用而对各成员国财政信用无力控制的机制缺陷所在。同时，在一个经济发展周期仍存在差异，没有财政转移机制，且劳动力等要素流动性较差的欧元区内维持固定汇率制仍存在困难，从而影响eCB的汇率政策和货币的内外稳定。
从非联盟国家对联盟的货币政策传导看，如果美国提高利率，大量资金流向美国，欧元流动性遇到困难。为对付美国，eCB相应提高利率，结果导致失业率上升，欧盟一些国家就会难以承受，进而调整其就业政策和财政政策，而其政策效果，极可能与eCB统一货币政策意图背道而驰。从这个意义上讲，eCB与美联储的合作程度，一定程度上影响到联盟统一货币政策效应的实现。
（三）各成员国微观经济主体行为预期的不确定性
宏观经济政策传导效应的发挥最终有赖于微观经济基础的运行和反馈。后者本身即包含了持续存在于生产和物价方面的不确定性。货币转换带来环境的变化，使这种不确定性尤显扑朔迷离，进而对整个货币政策传导过程施加影响。
如前所述，eCB货币政策对经济活动经由流动性得以实现，并通过商业银行信用创造功能货币乘数效应间接提供或在公开市场上与非银行部门直接交易提供流动性。货币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银行系统提供的信贷交易和其他金融产品的替代效应。但货币乘数和货币流通速度并非仅由银行等金融部门决定，现金漏损率和货币结构等影响货币乘数的因素由社会公众决定。因其对货币需求的流动性偏好不同，银行货币创造环节可能因此受阻或中断，而在资本市场全球化的环境中，货币替代效应增强，也会使货币政策效力削弱。
货币政策中的利率篇6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相对效力
在凯恩斯经济学中，“需求管理”是政府的主要宏观经济政策。这里主要分析在封闭经济条件下，从它们对总需求的影响角度来考察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相对效力。
(一)财政政策的效力
当政府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时，政府需求增加将通过财政政策乘数效应使GDp增加。GDp的增加又使货币需求增加，即需要更多的货币用于交易。在储备银行不改变货币供给的情况下，利率必然上升;利率上升，一方面会抵消由于GDp增加而增加的货币需求，另一方面又会减少投资需求，从而抵消一部分政府支出或减税对GDp的刺激作用。如果投资需求对利率的敏感程度很高，利率的上升将会大量降低投资。如果货币需求对利率的敏感程度很低，那么，由于政府支出增加引起的货币需求将使利率猛增(利率敏感程度很低意味着利率必须变动很多)。①(①参见[美]R.e.霍尔和J.B.泰勒：(宏观经济学>，171页，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88。)
此外，财政支出乘数是衡量财政政策效力的一个重要指标。但是，财政支出乘数能否使财政政策的效力充分发挥出来，同样要受到上述两个因素的制约。如果投资对利率高度敏感而货币需求对利率不敏感，即使财政支出乘数很大，财政政策也无法产生强有力的效果。
与上述情况相反，当政府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时，如果利率上升幅度不大，或扩张性财政政策对利率水平没有多大影响，那么，这种政策对投资的冲击就很小。在这种情况下，扩张性财政政策对总需求就有很强的影响力。换言之，当投资对利率不敏感而货币需求对利率高度敏感时，财政政策的效力就很强。
利用iS——Lm曲线的形状及其移动来展示财政政策效力的强弱。财政政策的效力与iS曲线和Lm曲线的形状有很大关系。当投资需求对利率很敏感时，iS曲线比较平缓，因为利率的较小变化和投资需求的较大变化有关。相反地，当投资需求对利率不敏感时，iS曲线就比较陡峭。
再看Lm曲线的形状。当货币需求对利率很敏感时，Lm曲线就比较平缓，因为当货币需求随着收入变化而增加时，利率的很小变化就足以使它减少;反之，当货币需求对利率不敏感时，Lm曲线就比较陡峭。
当iS曲线比较陡峭，或者Lm曲线比较平缓时，财政政策的效力比较强。相反，如果iS曲线比较平缓，或者Lm曲线比较陡峭，财政政策的效力就比较弱。
(二)货币政策的效力
货币政策的操作主要体现在货币供给的变化上。扩张性货币政策或松货币政策是货币供给增加;紧缩性货币政策或紧货币政策是货币供给减少。一项扩张性货币政策如果在货币供给的增加时使利率下降的幅度很大，并且对投资有很大的刺激作用，它对总需求的影响就很大。这种效果产生的条件是：第一，如果投资需求对利率的敏感程度很高，利率的下降就会使投资受到极大鼓励。第二，如果货币需求对利率的敏感程度很低，货币供给的增加使利率下降很大(利率的很小下降就足以把货币需求提高到同较高货币供给一致)。在这两个条件得到满足的情况下，货币政策对总需求的影响效力就强。
货币政策对总需求的影响效力也有弱的时候。如果投资需求对利率的敏感程度很低，利率的下降不会使投资受到很大的刺激;如果货币需求对利率的敏感程度很高，货币供给的增加并不能使利率下降很大。在这种情况下，一项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如果使利率下降较小，或对投资的影响较小，它对总需求的影响就较弱。
用iS——Lm曲线的形状及其移动来展示货币政策效力的强弱。同财政政策一样，货币政策的效力也与iS曲线和Lm曲线的形状关系很大。如果幅曲线较为平缓或Lm曲线较为陡峭，货币政策的效力就强;如果赐曲线较为陡峭或Lm曲线较为平缓，货币政策的效力就弱。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有效搭配文献综述
摘要: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同属国家的需求管理政策,可据宏观经济调控要求进行合理搭配。围绕着这个课题,国内外无论在理论的研究上还是在现实政策的运用上,一直存在争议。本文重点对我国实行人民币二篮子货币汇率制度后两大政策有效搭配的文献进行综述。
关键词:财政政策 货币政策 绩效 政策搭配 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
如何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以实现一国经济稳定发展是宏观经济学的重要研究领域,也是学界长期论争的焦点议题之一。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理论视角。运用各种模型和实证方法,对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绩效及其搭配进行了深入研究。
一、国外研究情况
经济学文献对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搭配的定量实证研究始于20世纪30年代的iS-Lm模型(又称希克斯一汉森模型)。根据该模型,希克斯和汉森等研究得出的结论是: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虽然在短期能够影响产出,但是从长期来看,对产出都没有影响,它们都是无效的,除了提高价格之外。之后,经济学家在其基础上,将视角延伸到对开放经济的研究。
英国经济学家詹姆斯・米德(mead,1951)提出了固定汇率制下的内外均衡冲突问题,即“米德冲突”。在汇率固定不变时,政府只能主要运用影响社会总需求的支出增减政策来调节内外均衡,在开放经济运行的特定区间便会出现内外均衡难以兼顾的情况。而支出转换政策包括汇率、关税等的实质是在总需求结构内部进行结构性调整,使需求结构在国内需求和净出口之间保持恰当的比例,从而开创性地提出“两种目标,两种工具”的理论。荷兰经济学家丁伯根tinbergen,19521最早提出了将政策目标和政策工具联系在一起的正式模型,即“丁伯根法则”。若要实现n个独立的政策目标,政府至少具备n种独立的政策工具,工具之间不会相互影响。蒙代尔(mundeB,1960)提出了进一步的解决办法,指出将每一政策工具分配给它能发挥最大影响力和具有绝对优势的目标。斯旺(Swan,1960)用图形说明了支出增减政策f财政货币政策1和支出转换政策(汇率政策)各自的功用,提出了用支出增减政策和支出转换政策的搭配来实现内外平衡的模型。蒙代尔(1963)与弗莱明(1962),研究了开放经济条件下用于实现内外均衡目标的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性问题,他们的研究成果经不断完善而成蒙代尔一弗莱明模型fmundell-Flemingmodel),并由此得出了著名的“蒙代尔三角”理论,即货币政策独立性、资本自由流动与汇率稳定这三个政策目标不可能同时达到。1999年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fpaulKrugmanl根据上述原理画出了一个三角形,他称其为“永恒的三角形”ftheetelnaltrianslel,从而清晰地展示了“蒙代尔三角”的内在原理。这三个目标之间不可调和,最多只能实现其中的两个,这就是著名的“三元悖论”。
二、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学者将以上理论和研究方法应用于对我国经济的分析,研究结论不尽相同。马拴友(2004)运用iS-Lm模型进行分析得出,在我国iS曲线较为陡峭而Lm曲线较为平坦,说明在这种情况下,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相比。对治理通货紧缩具有更大的效能。张学友、胡锴(2002)运用修正的mF模型,对我国积极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效力进行比较,得出在我国现行汇率制度安排下,积极财政政策的效果要优于货币政策:当前我国的经济政策应以财政政策为主,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淡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施建淮(2007)运用VaR模型对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和中国产出进行实证分析后得出,人民币升值在中国是紧缩性的:相对汇率变动的其他效应,汇率变动的支出转换效应是支配性的,因此运用传统斯旺模型来分析中国经济是有效的。徐长生、刘士宁(2006)根据斯旺模型政策搭配理论,认为中国经济目前正处于模型中的内部通胀、外部顺差的区域,因此对内可采用从紧的货币政策主要抑制投资过热,采取结构性的财政政策着重解决经济结构失衡问题:对外通过本币升值的汇率政策改善国际收支顺差,以实现内外均衡。
也有学者通过计量建模,实证研究了近年来我国两大政策的搭配,但大多集中于对内绩效的研究,鲜有在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下兼顾内外综合绩效的系统研究。刘玉红、高铁梅、陶艺(2006)实证研究了财政货币政策的综合效应,发现中国的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的有效性较弱,这是由于我国利率管制严格、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发展缓慢等原因所致,而中国的财政政策的政策效果显著,扩大国内需求方面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还应该继续实施。王文甫(2007)通过模型分析。发现在内生增长理论框架下,有一条真实变量都以相同的比例增长的均衡增长路径:在均衡增长路径上,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不是相互独立的,它们之间必须相互协调:财政政策对经济有影响,货币呈非“超中性”。刘斌(2009)基于我国的实际数据的实证研究得出。我国的政策体制主要表现为主动的财政政策和被动的货币政策组合体制的结论:这种体制实际上是物价水平的财政决定理论的充分体现:因相机抉择的政策会产生政策的时间不一致性问题,对社会福利水平产生影响,这种体制在今后是否一定要继续保持值得商榷:他强调今后我国应该从现行的体制向主动的货币政策和被动的财政政策组合体制转换。黄志刚(2009)将蒙代尔一弗莱明模型fm―F模型1拓展到中间汇率制度下研究发现,不管资本流动性如何,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基本有效,其效应介于固定汇率制度和浮动汇率制度之间:实行中间汇率制度的国家在进行宏观调控时,最应该运用财政、货币政策搭配方法,此时政策效果最好。
三、总结及启示
通过以上综述我们发现,大多文献将研究视角聚集于经济增长、国际收支及内外均衡,鲜有深入到对物价、居民消费、民间投资等重要经济变量以及经济内部结构的政策搭配研究。已有的研究结论不尽相同,对我国汇率制度改革以来(2005年7月21日)基于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的相关文献不多。
本文认为,在后续研究中可进行新的尝试,若能遵循“紧扣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总揽全局、内外兼顾、两大政策密切结合”的构想,将会有很大的突破与创新。
看了“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相对效力”的人还看了：
1.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包括什么
2.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如何配合使用
3.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搭配的必要性
4.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配合的必要性
5.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经济的影响是什么
6.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货币政策中的利率篇7
关键词：货币政策 taylor规则 中介目标
引言
货币政策行动通过利率途径对经济产生影响是凯恩斯学派的观点，关于利率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以及利率对宏观经济影响方面，一直是国内外学者研究的热点。
mccallum（1983）的实证研究认为利率是比货币总量更好的货币政策行为指标，因为利率吸收了货币总量预测能力(litterman&weiss,1985), friedman & kurrner (1992)通过var检验认为商业票据利率与三个月国库券的利差对真实收入的预测能力不仅高于货币总量，而且显著高于单独使用其中任何一个利率。这证明了包含长短期利率信息的收益率曲线作为中介指标的重要性。随后，taylor（1993）提出泰勒规则，认为在各种影响物价水平和经济增长率的因素中，真实利率是惟一能够与物价和经济增长保持长期稳定关系的变量。调整真实利率，应当成为货币当局的主要操作方式。
泰勒规则提出后，经济学家们进行了大量的研究，部分是对实际货币政策进行理论概括，部分是对最优政策进行分析。taylor（1999），mccallum(2000)采用历史分析法分别使用美国、英国1962－1999年，日本1972－1998年经济数据，对泰勒规则进行了检验，认为规则信息（rules messages）比目标变量更明显依赖于指定的政策工具。clarida, gali and gertler（1997，2000）采用反应函数法对泰勒规则进行了检验，对两类国家g3(德国，日本，美国)，e3(英国，法国，意大利)货币反映函数作了估计，得到在不确定情况下的通胀目标优于固定汇率目标的结论，并以此为一种手段为货币政策去获得一个名义锚（nominal anchor）。judd and rudebusch（1998），gerlach and schnabel（1999），nelson（2000）将历史分析法与反应函数法结合起来，在分析货币历史数据的基础上估算中央银行的反应函数。这些研究涉及到美联储，英格兰银行，日本银行，德意志联邦银行，以及欧洲中央银行等主要货币组织。levin ,wieland and williams(1998)对美国数据进行仔细分析，得出联邦基金利率一阶差分对当期产出缺口、一年期平均通胀率及目标通胀率差值作出反应的规则，该规则在不确定情况下是稳健的，且一阶差分规则优于taylor（1993）规则。christiano and gust (1999)采用一些国家的经济数据检验了泰勒规则的操作特征，得到当通胀增加时，名义利率增加大于1：1，当产出相对于趋势变化时，利率没有作出相应变化的结论。lawrence ball(2000)建立了在开放经济条件下的政策规则，通过在泰勒规则方程中添加汇率变量来决定利率，央行选择的政策工具是利率或货币条件指数。giannoni and woodford (2002)将工资与价格粘性引入泰勒规则，并考察了新规则的稳健性。clarida,douglas laxton and paolo pesauti (2003)建立了一个简单ifb(inflation-forecast-based)规则，它不是依据直接均衡利率估计，而是对通货膨胀预期给予较大的权重，结果表明这种规则比通常的泰勒规则表现好。
国内学者谢平，罗雄（2002）运用历史分析法与反应函数法首次将
关于泰勒规则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基本上接受了货币主义的“单一规则” ，把确定货币供应量作为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美国宏观经济调控领域发生的最重大事件之一，就是预算平衡案被通过。在新的财政运作框架下，联邦政府已不再可能通过扩大开支、减少税收等传统财政政策刺激经济，从而在相当程度上削弱了财政政策对经济实施宏观调控的作用。这样，货币政策就成为政府对经济进行调控的主要工具。面对新的局面，美联储决定放弃实行了十余年的以调控货币供应量来调控经济运行的货币政策规则，而以调整实际利率作为对经济实施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这就是现在美国金融界的“泰勒规则”（taylor rule，1993）。
taylor（1993）认为，政策规则不一定是政策工具的固定设定或一个机械的公式，规则型行为是系统地（而不是随机地）按照某一计划实施货币政策。taylor用一个简单的政策规则来说明政策的制定，即一般的“泰勒规则”，其模型表达式为：
其中： 是中央银行用作工具或政策目标的短期名义利率，即在一天或一周内能够控制的利率； 是长期均衡的实际利率； 是最近期通货膨胀率的均值(预期通货膨胀率)； 是中央银行目标通货膨胀率； 是产出缺口。taylor于1993年对美国1985－1992年的数据进行了检验，指定 ＝2％， ＝2％，而 是前四季度的平均通货膨胀率，潜在产出则由实际gdp的对数进行线性趋势拟合，于是模型变为：
他的研究发现：如果经济实现充分就业，即产出缺口 ，且通货膨胀率控制在目标值，即 ，则 ，经济可保持在稳定且持续增长的理想状态。如果通货膨胀率高于美联储目标一个百分点，利率就应当提高1.5个百分点；如果实际产出低于潜在产出一个百分点，则利率就应该降低0.5个百分点。这种规则与联邦货币政策实际操作拟合的很好。只有1987年，当美联储对股灾做出反应时，规则值与实际值有一个较大的差距。因而，可以说美联储的货币操作是按照泰勒规则来进行的。
泰勒规则具有明确的政策含义，即联邦基金名义利率要顺应通货膨胀率的变化，以保持实际均衡利率的稳定性。如果产出的增长率超过潜在水平，或失业率低于自然失业率，以及预期通货膨胀率超过目标通货膨胀率，则使实际利率 偏离实际均衡利率，货币当局就应运用政策工具调节名义利率，使实际利率恢复到实际均衡利率。在泰勒规则的指导下，美国对其货币政策进行了重大的调整，实行利率平滑货币政策：货币当局以实际利率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并通过控制短期利率，使之沿同一方向逐步小幅变动，而只在经济运行情况变化时通过稍微改变利率的方向，给市场传达明确的政策信号，促使市场自动进行调整。
有关启示
在金融学领域中，一般把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归结为五个方面：高度就业、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国际收支平衡和金融市场稳定。但是，上述几个目标往往是有冲突的，货币政策不可能同时达到这几个目标，并且，货币政策对这几个目标的贡献度是不同的。目前，在国际经济学界已经形成了一个普遍的共识：即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应放在保持物价和金融市场稳定方面 。货币政策中介目标也分五种基本类型，即：汇率目标、货币总量目标、利率目标、通胀目标与隐性货币政策目标。
一般而言，货币政策操作方式中的所谓“规则”，是指在货币政策予以实施之前，事先确定并据以操作政策工具的程序或原则，如弗里德曼主张的“单一货币增长率规则”；“相机抉择”则指中央银行在操作政策工具过程中不受任何固定程序或原则的束缚，而是依据经济运行态势灵活取舍，以图实现货币政策目标。
自从1984年中国人民银行正式履行中央银行职能以来，我国货币政策操作规则一直处于不断摸索的过程中，具有浓厚的“相机抉择”的色彩，尤其在1993年的金融体制改革之前更是如此。相机治理的货币政策呈“松—紧—松”的态势，经济运行总是处于“过冷”或“过热”的交替之中。近年来，我国货币政策操作方式已经开始出现明显变化。目前，无论是决策部门还是研究部门，都渐渐形成了“不能依靠货币刺激经济增长”的观点，主张货币政策操作按“规则”行事。在“九五”计划中，中国人民银行将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按季度公布μ1和μ2的增长率，这一货币政策规则的运用无疑是一个很大的进步。然而，在现实运作中，以货币供应量为中介目标出现较多问题。诸如：货币供应量与宏观经济指标的相关性有所降低，货币供应量的可控性降低，货币供应量的统计不完全 等问题。面对这种情况，单一固定规则显得过于僵化，固定规则与相机抉择之间灵活度与可信度的冲突尤为明显。因此，选择正确的政策操作规则，对于宏观调控决策者来讲十分重要。根据国际金融开放的基本经验，wto框架下会使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发生较大变化。
笔者认为，借鉴国际经验，既对政策工具有规则约束，又对当前或预测的经济状况作出反应的积极政策规则，应是中国当前的最佳选择。就目前而言，对我们有如下启示。第一，货币政策制定者应分析研究货币供应量目标是否可靠及将来可否有其他替代物的问题，旨在提高货币政策操作的准确性与有效性。在利率市场化之前，可仍以货币供应量为主要中介目标 。第二，由于加入wto后中国的资本市场将逐步开放，国内外经济形势日趋复杂，不确定性将大大增加，制定单一的货币政策目标难度很大，货币政策目标应该以选择性的区间值，而不是固定性的单一值形式给出，以便应对各种可能的复杂情形。当预测表明经济运行处于预定正常区间时，按照预先制定的正常货币供应政策行事；如果预测值低于其中之一，则按照预先设定的规则，实行适度松动的货币政策；如果预测值高于其中之一，则按照预先设定的规则，实行适度紧缩的货币政策。这样既可以保持货币政策连续性、稳定性，避免随意性政策造成不必要的代价，又赋予了货币政策一定的灵活性、应变性，避免了政策僵化可能造成的损失。第三，随着利率市场化的推进与利率弹性的增大，中国要适时把利率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可借鉴国外运用较为成功的利率市场化下的货币政策规则，比如泰勒规则，根据一定时期经济增长与其历史趋势的偏差、通货膨胀与其目标的偏差，进行利率政策决策。但由于目前我国的利率市场化改革刚刚启动，利率的灵活性与结构还不可能合理，实际的均衡利率难以形成，加之我国在汇率方面实行的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而不是“市场汇率制”，因此，在我国的现行金融体制下，货币政策运用难以很好地适合泰勒规则。针对我国目前进行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新形势，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利率市场化主导的稳健货币政策利率规则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参考文献：
货币政策中的利率篇8
关键词：货币政策；市场结构；政策效果；传导机制
作者简介：王剑，苏州大学东吴商学院金融学博士研究生，从事金融理论问题研究；万解秋，苏州大学东吴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金融理论研究。
中图分类号：F014.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504（2013）01-0068-05
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有关货币政策和宏观经济调控的问题受到了空前的重视，有关货币政策的重要性及其有效性似乎是不言而喻的，但问题真的那么简单吗？在我国应对金融危机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手段中，货币政策究竟处在什么样的地位？为何行政手段和直接干预往往在货币政策实施过程中扮演着关键性的角色？我国货币政策在宏观经济调控中究竟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这些问题在今天是值得我们去研究探讨的。因此，认识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及其有效性对于提高货币政策效果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金融危机以来货币政策效果面临考验
长期以来，货币政策有效性问题一直是一个理论上极具争议的问题，在政策实践上也有不同的分析评价方法的问题，有关货币政策的实施方法和手段的争论可以说是由来已久。[1]
今天我们从金融危机爆发后的政策实践来看货币政策有效性问题，则讨论更具有现实意义。在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国际金融市场出现了少见的动荡危机，银行体系出现了战后最为严重的危机冲击，大量证券化金融资产价格暴跌，一瞬间大量资产就化为乌有，大量金融机构由此陷入危机，银行机构几乎都跌入了深渊，收缩信用以求自保导致金融市场进入了更为严重的通货紧缩，金融危机出现了全面扩散。美国和其他的发达经济体先后进入了全面的经济危机。金融危机引发了市场资产价格泡沫的破裂，银行信贷机构出于危机应对实施信贷收缩，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危机的形成。
在金融市场陷入危机的情况下，政府和货币当局也开始采取积极的行动，形成了积极的介入市场的政策调节和货币政策的反危机措施。这些行政性的政策工具和一些传统的货币政策工具的应用，都成为了危机时期的反危机宏观调控。然而，要对这些行政介入和货币政策作用效率进行即时的评估是十分困难的。大量的分析推论是一些自我肯定和逻辑的推导，并没有实践的证明意义。
从货币政策的形成及其作用方式看，它的作用及其有效性也是充满着矛盾和对立的评价。在凯恩斯主义和货币政策出现之前，货币的作用存在着中性和非中性的争论，对立的观点主要集中在货币对于经济增长有无实质性的作用，中性论者认为货币量变化只能对价格、商品和资产的价值衡量产生影响，但不会对经济增长起到实质性的推动作用；那么，货币中性的话，货币政策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呢？我们看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后，伴随着凯恩斯主义兴起的货币政策，被赋予了可以影响货币利率，进而影响投资和消费的工具变量，货币政策也就成为了影响投资和消费支出的重要宏观政策变量。今天，继续实施货币政策刺激投资和就业，其政策面临着传导机制和投资刺激方面的种种考验。
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及其有效性看，货币政策工具及其作用过程一般被设定为货币流量变动影响市场利率，市场利率的变化会直接影响到投资和消费者的决策，最后影响市场的支出水平，这种传导机制也就是一种货币传导机制，银行、企业和消费者都是受市场利率影响而作出及时反应的主体，它们的行为变化直接体现了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这种假设的合理有效性是建立在一个完美的市场体系上的，利率信息的传导没有任何的阻碍因素，经济主体的反应是及时而且理性的，那么，实际的运行状况如何呢？我们知道，货币政策当局改变的只是基础货币供应量，通过存款准备金率、再贴现率和公开市场债券买卖来改变货币流通量，通过货币流通量的改变来影响市场的利率水平，因为货币市场上的供求关系已经发生了改变，而市场利率水平的变化会影响到投资和消费的机会成本，这就可能改变当期的实际支出水平。这个完美的传导作用过程及其影响能力在理论上有效，但始终没有得到实际的检验。[2]早期的货币主义者和后来的理性预期学派从传导机制和预期变化方面证实了这种假设的不合理性，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也无法得到证明。
从金融危机后的政策调控实际过程看，货币政策调控效果面临的挑战主要源自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货币当局改变基础货币流量，并不等于知道了货币供应量的变化，即m2的变化量；二是即使已知实际货币供应量的变化，也无法获得市场利率变化的信息，难以控制利率水平，这是一个多变量影响因素；三是即使获知了利率水平的变化幅度，也难以测算出投资和消费的可能变化幅度，因为投资消费主体调整支出受多重因素决定，利率是其中之一，而且可能是次要变量；因此，假定利率调整就会调整支出的结论并不能成立。可以说，即使是在一个完美的市场体系中，货币当局操控基础货币量的供给机制，也无法获知最终实际投资消费支出的变化量，这是很显然的。在今天这样一个不完善的市场体系中，这一政策调控的结果更是有限的而且效率不明。
这种政策无效性的假设也得到了实践的证实。从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效果看，投资和消费的变动在市场体系中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而货币政策的调整因素在多大程度上产生了作用，是一个难以分离和证明的问题。在实际的刺激过程中，激进的货币政策并不能形成投资支出的扩张，不管中间关节是否出现问题，基础型货币量扩张松动无法实现投资和消费支出的推动，即使像美联储实施连续的货币量化宽松政策Qe1、Qe2、Qe3，对于投资的增长和就业的增长效果十分有限，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持续的货币扩张反而带来了通货膨胀的隐患，并导致政府的扩张性宏观政策陷入了停滞和通货膨胀的两难境地。滞胀的出现将是扩张性货币政策的必然结果，欧美日各国目前都面临着严峻的滞胀挑战。[3]
如果从货币政策的中间环节看，其传导效率也存在着严重的障碍。我们已经发现，在货币政策传导过程中，基础型货币的可控性不能解决市场实际流通中货币量（m2）的可控性，在实际货币流通量的形成过程中，各种市场经济主体的行为反应产生了不同的预期和作用力，银行和企业公众作为交易者具有独立决策的能力，它们的预期与行为最终可以改变货币实际的形成量，这已是为实际市场运行所证实了的。大量货币投放后并未形成货币实际供应量的增加，信贷流量和投资变动也不清晰，出现了所谓的“货币失踪”，货币供应从源头到实际流通市场的数量变化难以控制和测算。而货币供应量的变化对于实际利率的冲击影响也存在着难以测算的问题，这其中涉及货币流通速度、货币超额储存、货币溢出量等多重因素影响，导致市场利率的变化难以预测。那么，利率变化的实际程度有无把握的机制和方法呢？新凯恩斯主义者提出了一种新的认知方法，那就是根据市场利率的短期变化来判断货币市场供求关系的实际状态，再进一步参考市场就业率水平和通胀水平，来决定货币供应量的政策走向。[4]这种方法已经放弃了寻求利率与货币流通量变量关系的做法，确认利率的变化是由货币市场和商品流通市场供求关系决定的，转而通过认识利率的变动来确认货币市场的实际供求关系变化水平，这就是货币政策调控中著名的“泰勒规则”。从金融危机爆发后的今天看，主要市场经济国家的货币当局先后推出的货币数量宽松政策，都有着“泰勒规则”的影子，它们都盯着市场利率和就业率的实际变化，而并没有在意一国当时流通中有多少货币。这一政策操作方式的转变，改变了传统货币政策作用的传导要求，也摆脱了对流通货币量测算的困扰，直接面对利率、就业率、通胀率等市场要素，这对于货币政策传导的有效性是一个重大的进步。当然，货币政策变化对于投资和经济增长的实际作用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实际经济增长水平和货币流通量之间的复杂关系给货币政策操作提出了难以解决的难题，形成了一段时间货币政策的盲目操控和效率黑箱。
二、货币政策操作的难题：有效性确认困难
今天，对于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体系仍然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对于实际的政策操作效果也有着不同的理解。这必然形成一种对于什么是货币政策有效性的不同解释，也就是说，可以把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解释为实际经济的增长和就业率的上升等指标；也可以把它解释为通货紧缩或通货膨胀率的调整和货币信贷市场的稳定，当然，也有人认为可以将二者连在一起，形成一种多元的目标，但实际情况是稳定的结果可以理解为有利于就业和经济的回升增长。
如果我们将二元目标结合在一起看，那么今天各国货币当局都是一个失败的政策操作者，它们的货币政策也是难以收效的。美联储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在经过了两轮扩张调节后，实际的货币流通量是不得而知的，其信贷投放量自2008年以来一直在收缩，基础货币投放量宽松后信贷量没有积极反应，金融机构的信贷顺周期行为十分明显；利率的变化也不明显，短期内几乎没有反应；市场的投资和消费量反应也十分冷淡，失业率一直维持在9%左右的高位上，而实际经济增长率也处在1%的低位水平上，这究竟是传导问题，还是政策本身的效能问题呢？货币政策难以解释。[5]
其实，所谓的宽货币不等于宽信贷，低利率不等于高投资，说明的就是就业和经济增长回升是一个独立的市场调整过程，与货币政策刺激无关。今天，当我们回顾一下日本央行（日本银行）的货币政策操作效果，就会发现这种货币刺激的无效性。为了应对日本国内长期的投资和经济低迷，日本银行采取了低利率直至零利率的货币宽松政策，但投资增长不明显，通货紧缩的局面一直在持续，也就是信贷收缩和投资消费的低迷一直无法改变，这已经不是货币政策效率的问题了，根本就是投资和就业的变化不受利率和货币政策调控的影响，因此，这说明投资消费和就业增长其实是货币流通量以外的独立变量，不可从货币政策的效率角度来解释市场变化。当然，合理的、独立的货币信贷政策是重要的市场保证条件，混乱的、主观随意的政策操控必将破坏市场体系的稳定运行。
在金融危机影响市场实际需求的情况下，各国的货币当局都采取了不同的政策应对措施，政策的效果不一样。一种情况是量化宽松政策导致流动性增加，但信贷和实际投资量并未增加，实际支出和就业量也就不会有影响，如果要评价它的效果，对于流动性增加和通货紧缩的遏制或许是有效的，它促进了金融危机状态下经济和投资的低水平均衡，它的本来面目就应该是这样的。而如果对于货币政策认定了促增长、拉就业的目标，那么，货币政策的无效性就是一目了然的。当前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变化是，当货币当局极力扩张基础型货币供应量和增加流动性投入量时，在很长的时间里，一年或一年以上，实际的信贷投放量不能有效增加，我们在2008年至2009年的美国和日本，都看到了这种情况。美联储或日本的货币当局实施货币供应扩张的量化宽松政策，市场的流动性增加了，但信贷流量并未增加，投资和消费也没有增加，经济增长率和就业率也难以上升；而物价和通货膨胀也没有出现。这是货币政策目标无效，还是传导机制出了问题？我们经过分析可以知道，这些目标本身就不在可能的政策效果之内，因而就难以收到效果。如果实际市场运行也没有出现明显的通货紧缩趋势，那么，低水平的均衡实际上已经实现了，经济的复苏和增长率的上升是另一个目标了。[6]
因此，我们不能把低增长率和低就业率的均衡维持归结为货币政策的无效，这本身已经超出了货币政策本身的作用范围了。
三、我国货币政策的低效性与机制重塑
面对今天的金融危机影响，我国也实施了扩张性的货币政策，试图形成对于市场支出的积极干预。从货币政策的运作机制看，我国目前一方面在利用货币支出工具调控基础货币供应量，但被认为效果较差；另一方面不得不使用传统的行政操控手段，如信贷指标、信贷配额等直接调节决定货币流通量（m2），甚至直接干预决定市场的投资和消费支出，形成了一种复合的货币政策调控方式。那么，如何看待它的政策效果和传导效率呢？总体上说，货币政策扩张的效果具有低效性和行政操控的高成本特征。
我国的货币政策操作运用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期，在市场体系和企业制度市场化初步形成之后，宏观经济调控包括对货币信贷量的调节也就具有必要性了。90年代中期，投资消费的支出决定受市场体系的影响越来越大，经济增长及其波动也形成日益明显的周期性。货币当局也就面临着调节经济增长周期和维持货币物价稳定的问题，积极的货币政策正式走到前台。反周期的积极的货币政策体现的原则就是直接控制或干预货币流通量和支出水平，其目标当然是经济的增长率和就业率等指标，而在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的条件下，货币政策的调节趋向于紧缩货币信贷，实现调控支出水平的目的。从以往的政策效果看，紧缩性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比较明显，复合性的紧缩政策对于货币流通量、信贷量和投资支出规模都有快速的影响，没有货币支持的投资支出是难以维持的，紧缩性货币政策的行政性越强，货币政策的传导效果就越好。[7]但对于扩张性的刺激政策而言，其政策效果就很不明显了，因为市场机制的作用，企业和消费者的独立决策地位上升，对于市场周期变动的预期强烈，货币当局要改变这种预期是不可能的，要劝告或诱导企业、消费者改变行为也是不可能的，这必然导致反周期的扩张政策失效，政策的传导效果也就不明显，这是必然的结果。要改变企业和消费者的市场行为，在现实的市场经济体制下是难以奏效的，这就产生了一种可能性，就是应用行政性的政策工具直接干预市场的支出，从而能快速收到扩张的效果。这种假设在近年来金融危机爆发后的宏观经济调控过程中获得了实践验证，它的政策效果值得我们分析研究。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利率货币的松动和基础货币量的扩张对于市场流动性有积极的反应，出现了货币在金融体系内部高速流动，短期资金泛滥，但同期的实际信贷投放量并未见到有效增长，货币政策的支出效应不明显。[8]在欧美国家出现的货币堆积于央行的现象，也出现于我国的货币供给体系。
进入2009年以后，货币信贷投放的松动扩张实施了更多的行政指令手段，行政系统甚至直接规划实施投资项目，财政也积极地配合，出台了4万亿的投资项目计划，银行信贷系统在行政指令下于当年增发了8.5万亿人民币信贷流量，支出的扩张在行政性投资立项规划下得到了实现。我们看到，货币扩张的有效性是财政支出扩张的影子而已，货币政策的传导效率也是行政命令的效率而已。因此，货币政策在现实的情况下充其量只是财政政策和行政性支出计划的从属措施罢了，货币供应量的增加也具有行政强制的特色，因此，在非市场预期条件下，企业和消费者的预期作用也就不那么重要了，行政性投资拉动市场的结果是经济增长率快速回升，甚至出现了过热和投资过度的问题。这个显然不是货币政策在当前过度有效了，利率、准备率、汇率等工具的作用效率也需要考虑在特殊结构条件下的形成的问题。我们近年来大量的实证分析和检验也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行政性的投资支出扩张并非货币政策调节的效果。[9]
机制重塑，我们今天面临着市场经济体系的不断完善和企业预期影响日益强化，这一行为反应与货币政策的行政性调控的冲突日益明显，会严重削弱宏观货币政策的效率。我们面临的选择就是要么强化政府的直接投融资和行政性的投资体制，弱化市场体系和企业的自主投资决策影响；要么调整货币政策的操作方式和目标，重新构造一个新的货币政策传导作用机制，形成一种市场体系之上的经济性杠杆体系，提升货币政策的操作有效性[10]。
依托于现实的经济结构与市场基础之上的货币政策调控的有效性需要利用利率、准备率和公开市场操作等经济手段进行操作，在操作目标方向上引入物价和通货膨胀率、就业指数等中间变量作为参数，这样的传导机制依存于金融市场体系，操作上可以放弃直接安排投资项目和信贷配额等可能引发严重弊端的手段，形成一种适应于我国市场经济体系和金融市场作用条件的货币政策操作模式，真正地提升我国货币政策调控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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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政策中的利率篇9
1.西方经济学关于货币政策有效性的争论
在西方经济学的主要流派中，凯恩斯学派和货币学派认同货币政策的作用，而理性预期学派则提出不同意见。
(1)凯恩斯学派。凯恩斯认为，“有效储蓄之数量乃定于投资数量，而在充分就业限度以内，鼓励投资者乃是低利率。故我们最好参照资本之边际效率表，把利率减低到一点，可以达到充分就业”。可见，凯恩斯虽然偏爱财政政策，但也不否定货币政策的作用。
之后，凯恩斯主义者汉森、萨缪尔森、索罗和托宾等人也肯定了货币政策的作用。随着他们对货币政策作用的认识的加深，他们提出了“逆经济周期调节”的“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主张。
(2)货币学派。货币学派的代表人物弗里德曼认为，“货币政策能够防止货币本身成为经济波动的一个主要根源”，“货币政策能够发挥的第二个作用，是为经济运行提供一个稳定的环境——继续用米尔的比喻，就是使货币政策这架机器运行”，“货币政策有助于抵消经济体系中来自其他方面的主要波动”。由此可知，弗里德曼充分肯定货币政策对稳定经济的作用。
(3)理性预期学派。理性预期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卢卡斯曾提出过著名的“政策无效性命题”。他指出：“当扩张性货币政策反复推行时，它不再能实现自己的目标。推动力消失了，对生产没有刺激作用，期望生产能扩大，但结果却是通货膨胀，而不是别的。”显然，卢卡斯完全否定了货币政策的作用。
2.中国经济学界关于货币政策有效性的观点
对于货币政策能否发挥调控作用，中国经济学界主要有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货币政策的作用过分突出甚至否定货币政策的有效作用。中国人民大学黄达教授认为，“给人的印象，货币政策得心应手，是极有利的工具。但实践证明，过分高估其效能，不是实现不了设想的目标，就是在强力贯彻实施中带来很大的副作用”。
第二种观点认为，货币政策的作用具有非对称性即通货膨胀得力而治理通货紧缩乏力。对外贸易大学的吴军教授认为，“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的宏观经济调控实践，可以证明再经济衰退阶段的恢复经济增长方面，财政政策的强效应和货币政策的弱效应”。
第三种观点对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持肯定态度。南京大学的范从来教授认为，“我国并没有陷入流动性陷阱，投资和消费的利率弹性是存在的，货币政策发挥作用的条件是具备的”。
二、评价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的标准
弗里德曼说，“我相信，某一货币总量是目前可得的、最好的、货币政策的直接指示器或评价标准。而且我相信：与选择价格水平的做法相比，具体选择哪一种货币总量所带来的妨害则小得多。”可见，弗里德曼认为评价货币政策有效性的标准是货币供应量。
在国内，李春琦等学者在研究货币政策有效性时，多数也采用货币供应量m2作为评价指标。而崔建军(2006)认为，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体现在货币政策目标及其实现程度。但其是在封闭的环境下，用物价稳定、充分就业、经济增长来评价。
考虑到，在我国货币供应量是否应作为中介目标尚存争议，而且经过线性回归的检验，发现货币供应量与Cpi的拟合程度不高。中国经济已逐步与国际接轨，中国的市场已不再封闭。所以本文以中央银行制定的货币政策目标作为评价标准，即“维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发展”。通过分析货币政策在近期调控中发挥的作用，评价货币政策的效果。
币值稳定，包括对内币值稳定和对外币值稳定。本文通过06年和07年的Cpi指数和人民币汇率走势，进行考察。而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则通过GDp增长率来评价。
三、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评价
经过数据统计，在这两年中央银行已多次上调存款准备金、年存贷款利率。存款准备金以达14%，创历史新高，冻结了商业银行大部分资金。年贷款利率也调至7.47%，比06年年初上升了1.89%，明显是要控制商业银行的信贷规模。虽然中央银行频繁地实行货币政策，但物价仍呈上升趋势，超过警戒线3%，这似乎与货币政策的调控目标背道而驰。
而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一路上升，人民币持续升值，贸易顺差也持续增长，外汇储备屡创新高。我国实行的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汇率要控制在一定范围，但现在汇率已上升了一定幅度，中央银行似乎无法控制。
再看GDp增长率，07年第一季度GDp增长率为11.1%，第二季度为11.9%，第三季度为11.5%，第四季度为11.2%，仍成双位数增长，并没有放慢的迹象。紧缩的货币政策并没有影响到经济的增长。
如果货币政策的紧缩效应显著，应该能平抑通货膨胀，且不影响经济发展。虽然货币政策在这轮调节过热经济的过程中，没有影响到经济的增长。但没有成功地维持币值稳定，人民币仍然对外升值，对内贬值，并且日趋严重，所以货币政策的效果不显著。
四、影响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原因
影响货币政策的因素有很多，尤其在复杂的国内外经济环境下，既有货币政策本身存在的缺陷，也有经济环境的制约。主要表现为：
1.货币政策本身的缺点
货币政策存在时滞性。货币政策由制定、执行到产生效果，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在市场较完善的发达国家，货币政策发挥效用需为六个月到一年。在中国，国有商业银行信贷集中，货币政策传导渠道阻塞，由货币政策所推动的货币供给很难达到县域地区。货币市场体系尚存缺陷，市场利率尚没形成，这也影响到货币政策发挥效用。此外，中央银行隶属于国务院，只有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的权力，没有决策权。所以，货币政策的时滞要比发达国家要长。
货币政策的传导主要通过商业银行，而商业银行一般很少给中小企业贷款。所以，货币政策的作用影响不到中小企业，中小企业能够按往常一样进行贷款投资。在我国，中小企业占据市场的大部分。调控不了中小企业，货币政策的效果也减弱。
从货币供给性质来看，目前我国处于转轨经济，同时，我国奉行二级银行体制，中央银行、商业银行体系、企业、居民个人都参与货币创造过程。因此，我国的货币供给同时具有外生性和内生性，而不是纯粹的外生性，中央银行控制的货币供应量有限，货币政策的效果有所减弱。
2.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制约
本次的通货膨胀属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所以货币政策的效果不显著。这次的物价上涨是由食品价格上涨引起的，而食品价格的上涨又引起其他物品的价格上涨。全面的物价上涨，自然引起工资上涨，市场上货币供给增多，从而使通胀加剧。即便中央银行能控制货币的供给，但不管货币政策如何紧缩，人们都不可能将购买食品的钱存入银行。在这种情况下，紧缩的货币政策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
由于我国实行的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汇率被控制在一定范围内。而人民币持续升值，外界对人民币产生升值的预期，也看好中国的经济发展，所以国内外的投资者都抛出美元，买入人民币。中央银行为维持汇率稳定，被迫抛出更多的本币，使货币供应量上升，流动性加大，通货膨胀加剧，货币政策产生了反效果。
我国的金融体系不完善，利率的种类很多，有基准利率、同业拆借率、存贷款利率、银行间债券利率等，没有统一的市场利率，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利率政策的实行。
3.中央银行实行货币政策的情况
根据理性预期学派的观点，货币政策要超出人们的预期，才能发挥作用。但现在人们对货币政策已有预期，中央银行所制定的货币政策没有考虑到预期因素，所以货币政策没有达到所需要的效果。此时，货币政策在更大程度上只是一种警告，真正的调控作用较弱。
中央银行决定执行货币时，已经延误了时机。市场已存在大量货币，紧缩的货币政策很难控制住这种趋势。而且，每次上调存款准备金或年存贷款利率都是小幅度的调整，到后期才增大幅度，所以货币政策暂时效果微弱。
五、提高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建议
针对影响货币政策的种种原因，本文将从三方面提出改善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建议：
1.尽量减弱货币政策的时滞性
首先，缩短货币政策产生效果的时间。货币政策的时滞性不能完全消除，但以我国目前的情况，时滞性可以减弱。这就要求中央银行提高对经济情况的预见，制定出有预见性的货币政策。而且中央银行的调控要适时，避免货币政策在经济情况发生转变时才起作用。而且，中央银行要有一定的独立性。虽然和建国初期相比，中央银行的独立性有了很大的提高，但还是较弱。我国的中央银行隶属于国务院，没有决策权，执行货币政策要遵照国务院的决定。这在一定程度上延误了实行货币政策的时机。此外，还需商业银行的配合。商业银行的分支机构要深入县级金融机构，并放宽对中小企业的贷款限制，使货币政策得到更有效的传导。
2.改善货币政策实施的环境
继续推进我国的利率市场化改革，促使市场利率形成。这有利于我国货币市场的发展，而货币市场的完善则使货币政策的传导更有效。因为中央银行的公开市场业务，主要通过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票据，若利率能够市场化，则利率所反映的市场情况更加真实，有助于中央银行运用货币政策进行宏观调控，制定的货币政策也更有效。
如果财政政策不和货币政策相配合，这也会使货币政策的效果被抵消掉。考虑到现在通货膨胀产生的原因，财政政策似乎比货币政策更有效。通过政府补贴、减免税收、政府限价等措施可降低食品生产的成本，控制价格，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物价上涨的幅度。通过制定对出口的管制，取消部分出口产品的优惠政策，可控制住贸易的持续顺差。财政政策是一种直接调控的政策。所以货币政策应与财政政策配合使用，会事半功倍。
汇率政策是货币政策体系的重要部分。现在人民币被低估，对外贸易持续顺差，造成较多贸易摩擦，人民币面临较大的升值压力。而国内通货膨胀的问题日趋严重，政府可考虑放宽对人民币汇率的控制，以缓解通货膨胀问题。人民币升值，出口减少，进口增加，扩大国内供给，而且也减少了货币供应量，对解决通货膨胀问题有较大帮助。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国力增强，金融市场的逐步开放，美元走弱，升值是人民币必然的趋势。或许要人民币一次升值较多会对中国经济和金融稳定造成冲击，但政府可根据中国具体国情，让人民币逐步升值，达到人民币真实的价值。
3.提高中央银行执行货币政策的能力
加强金融创新。目前，一般的货币政策工具主要有存贷款利率、存款准备金、公开市场操作，但这些工具都有各自的缺陷。现在经济形势越来越复杂，中央银行很应该创造出适合当前情况的新货币政策工具，加大对冲的力度。
中央银行实行货币政策要考虑到预期因素，每次的货币政策能超出人们的预期之外，将使调控更有效果，也表明中央银行调控的决心，加大了警告作用。
加大货币政策的强度。中央银行每次上调存款准备金或利率都是小幅上调，效果不大，反而使通货膨胀的情况越来越严重，增加调控的难度。所以，中央银行可以减少调控的次数，但加大调控的强度。有人认为这种做法会造成经济的“硬着陆”。但以现在的经济情况，市场能承受得了较强的紧缩政策。相反，现在频繁地使用货币政策，效果不大，对市场的警告作用也不大。当货币政策产生累积效应时，也同样会导致经济的“硬着陆”。
中央银行也可以尝试使用窗口指导等货币政策措施，加大对商业银行贷款规模的控制，同时督促商业银行承担稳定经济的义务。
六、结语
综上所述，2006到2007年以来，我国的货币政策因其自身缺点和环境影响等原因，所以效果不太显著。货币政策有效性偏弱，对宏观调控十分不利。以现在的经济形势来看，中央银行必须实行宏观调控以稳定经济，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迫在眉睫。所以，中央银行要根据现时中国经济的情况，分析影响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原因，加深对货币政策的认识和研究，克服货币政策的缺点，改善金融环境，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以便更好地实现货币政策目标。只有这样，中央银行才能充分发挥调节经济的作用，有效地控制本次的经济过热，维持经济稳定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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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政策中的利率篇10
关键词：中性货币政策；利他主义；费雪方程式
中图分类号：F8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428（2006）08-0021-04
所谓中性的货币政策是指利率对经济既不起刺激作用也不起抑制作用，只给真实经济按照潜在增长率发展提供一个低通货膨胀的环境。在美联储的引领下，近年越来越多的国家相继宣布采用中性货币政策，抛弃传统的“逆风向而动”的货币政策，在我国也有类似呼声。李扬、彭兴韵(2005,p332)认为，我国在2004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的在2005年实行的稳健的货币政策在精神上比较接近美国的中性货币政策。刘国光、陈东琪(2004)也认为稳健的货币政策在目前就是中性的货币政策。但是，自2004年6月以来美联储是以回归中性利率为指引不断加息，而同期中国却只试探性的加息一次，利率基本保持不动；一边是提高利率，至今幅度达到375倍，次数多达15次，一边则是保持利率不动，却都声称是“中性”货币政策，其中的奥妙和差异值得深思。
一、中性货币政策的指导思想
真实经济的发展离不开货币，由于真实经济的微观个体对货币的需求弹性不同，货币当局对货币的供给可以影响真实经济，货币政策就是货币当局利用这种影响调控真实经济实现自身利益诉求的政策手段。
依据对真实经济的有无扰动分类，货币政策可分为有扰动的货币政策和无扰动的货币政策。有扰动的货币政策是指货币当局变动货币政策可以引起真实经济的变动，其效应有扩张性和紧缩性之分。无扰动的货币政策是指货币当局虽然变动货币政策，但是这种变动对真实经济不产生额外的冲击，其原因在于要么由于货币政策陷入流动性陷阱，要么真实经济的变动刚好将之吸收。
依据央行运用货币政策的目的区分，货币政策可以分为传统的“逆风向而动”货币政策和中性货币政策。传统的“逆风向而动”货币政策是根据经济的波动情况采取与之相反的做法来刺激经济发展，由于预期因素的影响，传统的“逆风向而动”货币政策往往以未来可预测的波动情况为调控依据。当预期经济低迷的时候，央行通过制定扩张的货币政策，通过扩张货币供应量或压低利率的方法，促使投资增加，从而拉动经济上升；当预期经济过热的时候，央行通过制定紧缩的货币政策，通过收缩货币供应或提高利率的方法，促使部分投资的利润率低于名义利率，抑制了投资，社会产出相应下降，价格不会持续走高，通胀预期降低。由此可见，传统的“逆风向而动”货币政策注重央行的调控职能。而中性货币政策与此不同，根据李扬、彭兴韵(2005，p.326)的观点，所谓中性的货币政策指的是货币利率与自然利率完全相等，使名义货币供应量保持在不会引致人们改变其在全部财富中愿意以货币形式持有的比例(在剑桥方程式中，即保持“K”的稳定)的状态，换言之，中性货币政策就是那种保证货币因素不对经济运行产生任何影响，从而保证市场机制可以不受干扰地在资源配置过程中发挥基础性作用的货币政策，央行只是为真实经济提供服务。
央行如果执行传统的“逆风向而动”货币政策，其理论基础是建立在真实经济不会自行稳定增长，真实经济内生性波动会导致要么通货膨胀要么经济衰退，央行的利益集中在宏观调控所得到的经济平稳增长，货币政策的变动会通过影响总供需而影响经济增长，菲利普斯通过实证也检验了这个理论，传统货币政策的目标就是币值稳定基础上的经济增长，在各国央行独立性不强时更强调经济增长目标。央行的收益函数与政府一致，真实经济处于上升期的时候，自然利率会相应升高，央行认为如果听任自然利率继续高企，会导致通货膨胀，央行的收益与真实经济出现背离，央行会干预真实经济，大幅提高货币利率，使之超过自然利率，抑制经济过热；当真实经济下滑时，自然利率会相应降低，央行为防止经济衰退会降低货币利率，拉动总需求。无论是提高利率还是降低利率，央行都是从利己的角度出发。但是，基于预期假设建立的理性预期学派将预期因素引入货币政策，证明公众会通过合理预期而选择通货膨胀条件下的行为模式，央行试图通过货币政策调控经济只能是一时可用。
与传统的“逆风向而动”货币政策的利己主义指导思想不同，中性货币政策的指导思想是利他主义。利他主义的指导思想来源于贝克尔(G・Becker，1974，p1077)提出的“社会相互作用理论”，通过对不同家庭成员收益函数的分析，贝克尔得出结论，“当家庭领导人的行动对其他家庭成员产生外部效应时，他会自动地使这些外部效应内部化”。吉本斯(R・Gibbons，1999，p.102)对该理论给出了正规化的模型。假设央行和真实经济分别为经济大家庭的领导人和其他家庭成员，二者进行如下博弈：第一，真实经济选择一个行动a，可使真实经济获得收入ic(a)，并使央行得到收入ip(a)(可以认为ic(a)为真实经济减去因a发生的各种成本后的净收益)；第二，央行观测到收入ic和ip，然后选择给真实经济的奖励或惩罚B。真实经济的收益为U(iC+B)，央行的收益为V(ip-B)+k(iC+B)，其中k＞0反映出央行关心真实经济的福利。假定行动是一个非负数字，a≥0，收入函数ic(a)和ip(a)为严格凹且分别在ac＞0和ap＞0达到最大值；奖励或惩罚B为或正或负的数字；且效用函数U和V递增并严格凹。该模型描述了一个处于完全且完美信息的序贯博弈，博弈中真实经济处于先行地位，然后央行在观测到真实经济的行为后再采取行动，由于“央行和真实经济是理性的”是共同知识，因此真实经济在行动之前会从这一共同知识出发得出央行应对其行动的最优行动。
对此模型可用逆向归纳解的方法求解。模型中对于真实经济的每一个行动所产生的对真实经济和央行的收益，央行都存在一个最优化的行动与之对应，因此，对于每一个a，央行都有行动集B*，使得其收益最大化：
max［V(ip-B)+k(ic+B)］
根据一阶最优化条件，得V′(ip-B*)=k
B*=ip-V′C(k)
B*即为其最优化行动集。
真实经济根据共同知识，能够推断出央行的最优化行动集，在这个理性推断基础上，真实经济可以求出其自身的最优化行动a’，其收益满足：
maxU(ic+B*)=maxU［ic(a)+ip(a)-V′-1(k)］
根据假设条件“函数U、V都是单调函数”，U的最大值出现在iC(a)+ip(a)-V′-1(k)最大处，即存在a*，满足：ic(a*)+ip(a*)-V′-1(k)为函数U(ic+B*)的最大值。由于ic(a)+ip(a)是第一阶段博弈的总收益，因此可见真实经济在确信央行采取中性货币政策时先采取行动会得到包括央行在内的总体收益最大化结果。
中性货币政策模型中，央行不再是主动调控经济，而是被动适应经济，其收益函数不再是只考虑自身，还包括对真实经济的支持所得。
二、中性货币政策是央行长期信誉的积累
央行采取货币政策时存在自身的特点，这些特点直接影响公众的预期，如果央行在产量和通货膨胀之间更偏向产量，则会引发公众的惩罚机制，公众将在下期提高通货膨胀预期，迫使央行无法实现自身的偏好；如果央行偏向稳定币值，则公众会给出较低的预期通胀。
央行公开自身的特点或者通过某种规则来约束自身的特点，降低公众对央行自身特点的不确定性，直接的后果就是公众较低的通货膨胀预期，较低的通货膨胀预期给予了央行更有利的行动空间。在货币政策规则中影响最大的是泰勒规则。
泰勒规则也称利率规则，是中央银行依据经济状态而进行调整的方法。该规则的一个理想化状态是假定经济中存在一个“真实”的均衡利率，该利率可以保证真实经济处于其自然法则决定的合理水平上，其中，均衡利率等于名义利率减去预期通货膨胀率。泰勒规则思想源于费雪效应(钱小安，2002，p265)，即名义利率、真实利率和通货膨胀预期存在如下关系：
it=rt+pe
传统的货币政策是央行根据最终目标来设定一个名义利率it，引导真实经济朝向央行所期望的水平和方向发展，但是由于真实经济存在供给非连续以及价格调整成本等因素制约，真实利率往往不能及时与央行设定的名义利率相吻合，导致出现通货膨胀(或紧缩)现象。
大多经济发达国家都采用以稳定币值作为央行货币政策的惟一最终目标，意味着名义利率it的制定主要是抑制预期通货膨胀pet，即：
it=f(pet)
考虑经济运行的长期重复博弈过程，由于央行持续执行货币政策规则，公众逐渐相信央行的反通货膨胀特征是稳定的，因此，通货膨胀预期开始稳定。此时，根据费雪方程式可知，一方面名义利率对真实利率有影响，另一方面真实利率对名义利率存在约束作用。如果央行利用名义利率对真实利率的影响，试图通过改变名义利率来刺激真实经济，势必引发公众的通货膨胀预期不稳定，因此在长期重复博弈中，真实利率对名义利率的约束作用应该是明显的，即当pe稳定时，it即央行可控制的利率应尽量跟随真实利率rt的变动而变动。根据这一思想，费雪方程式可改写为：
rt+pe=it
Δrt+e=Δit
在预期通货膨胀稳定的情况下，通胀变动为0，即Δpe=0，因此可得：
Δrt=Δit
上式意味着央行变动名义利率的幅度应该以真实利率变动幅度为标准，真实利率就是市场利率，而名义利率是央行所执行的货币利率，这样货币利率的变动就必须要以市场利率为标准，二者的变动规则应该是同步，而这种利率变动规则已经不同于泰勒规则，这在美联储2002―2004年的联邦基金利率和依泰勒规则预测得出的利率反向变动中得到证实。这种追随真实利率的利率调整政策正是中性货币政策。
三、中性货币政策的具体内容
中性货币政策要求完全且完美的信息环境。完全信息是指参与者的收益函数是共同知识，根据奥曼(aumann，1976)的定义，“参与者的收益函数是共同知识”包括所有参与者的收益函数是共同知识，所有参与者都知道所有参与者的收益函数是共同知识，所有参与者都知道所有参与者都知道所有参与者的收益函数是共同知识，如此类推以至无穷。这就要求央行、真实经济信息公开，央行的信息公开包括目标确定、决策透明和预先宣传，真实经济信息的公开包括构建一系列指标体系并定期公布。完美信息是指在博弈进行的每一步当中，要选择行动的参与者都知道之前博弈进行的整个过程。
中性货币政策模型是序贯博弈，其行动顺序要求真实经济在先，而央行调整货币政策在后，这个顺序是长期重复博弈的结果。央行如果先行设置货币政策，由于存在目标、信息和时滞等约束必然导致货币利率和市场利率不匹配，真实经济受到货币扰动，无法实现最优化均衡；而如果真实经济运行在先，央行根据真实经济运行做出选择，调整名义利率使之与真实利率相匹配，保证公众不改变在全部财富中愿意以货币形式持有的比例，由于名义利率的变动有了参照标准，央行选择非常明确，确保了央行和真实经济对博弈信息环境有更多的了解。
中性货币政策的操作方法是小幅微调经常变动。执行中性货币政策的央行是根据真实利率来调整名义利率，由于真实经济运行的连续性，真实利率的变动也是连续的，而名义利率的调整是央行离散进行的，如果央行在调整名义利率时间隔过长，会导致名义利率相对于真实利率的惰性，滞后的名义利率会影响真实经济。为了不致影响真实经济进而影响真实利率，央行的操作方法必须与传统的“一次大幅变动”操作方法不同，采取小幅微调经常变动。美联储在最近的15次调整利率就是如此，每次调整0.25个百分点，间隔最长为58天。
中性货币政策的实质是顺周期的货币政策。中性货币政策以真实利率作为名义利率调整的依据，直观地看真实利率是顺周期的，显然根据真实利率调整的货币利率也是顺周期的。传统的货币政策是逆周期的货币政策，其运作是“逆经济风向而动”：假设初始经济处于均衡状态，真实经济对货币的需求量mD与央行的货币供给量mS相等，市场利率等于货币利率，即mD(r)=ms(i)。如果真实经济发生变动，mD相应发生变动，同时市场真实利率r也发生变动，假设出现的是正向变动，经济总量增加意味着对货币需求增加，真实利率上升，即mD′(r′)＞ms(i)，此时央行调整货币供给量或利率为ms″或i″,使得ms″(i″)＞mD′(r′)，致使变量产生超调，对经济产生抑制作用。而中性货币政策是顺周期的货币政策，顺周期的货币政策的作用过程是：当经济发生正向变动时，导致mD(r)mD′(r′)，并且mD′(r′)＞mD(r)=ms(i)，央行顺周期调整变量，使ms″(i″)≈mD′(r′)，货币利率与自然利率恢复平衡，避免出现货币利率过低的通胀局面。
美联储自2004年6月以来不断加息的货币政策包含经济稳健增长和通货膨胀仍处于较好控制的判断，名义利率的提高并不是因为通货膨胀，也不是因为通胀预期在加强，其货币政策不是逆周期的调控是显而易见的，至于在通货膨胀与长期通胀预期得到很好控制的情况下依然加息则是源于真实利率发生了变化，这种注重恢复货币利率与市场利率相等的中性货币政策是和真实经济周期同步的。
四、对中国的启示
从上述针对中性货币政策的分析可知实施中性货币政策是有严格的条件限制的，这些条件包括央行的指导思想、最终目标、信誉基础、行动顺序和信息环境。李扬，曾刚(2005)认为，在“中性”命题所需的条件根本就不具备的情况下，宏观经济政策是“非中性”的，这也就意味着，政府有可能利用宏观经济政策的手段来干预和影响经济运行。在“中性”命题的条件渐次接近的时候，宏观经济政策将逐渐趋于“中性”，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性逐渐降低，其作为一种积极调控经济的手段的意义也逐渐减弱。
在我国，利率调整的决策程序一般是：由央行货币政策司提出调整利率的建议，经行长办公会议同意后，提交货币政策委员会讨论，如果提议获得多数票通过，再提交给国务院，由国务院常务会议做出最后决定。央行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既然是在国务院领导下，显然其收益和政府的收益一致，而不会对真实经济做出利他服务，而决策程序的设置也清楚地反映出我国央行的指导思想是围绕政府利益的利己主义。
我国货币政策的实施时间不长，而且在大多时间内都没有受到重视，执行货币政策还都以宏观调控为宗旨，央行决策的不透明也说明我国央行还秉承着传统的“逆风向而动”的货币政策，央行的信誉基础不强。从近期的实践来看也是如此。2004年10月29目的加息就是在市场没有预期的情况下做出的，背离市场预期固然可以得到短期好处，比如实现央行目标、抑制热钱投机等，但也对央行货币政策的长期信誉产生负面影响，真实经济对通货膨胀的预期不稳定，中性货币政策难以发挥作用。
我国货币政策往往是由央行根据自身目标进行设定，行动顺序上往往以央行为先。我国央行是以促进经济增长为标的，损失函数中对通货膨胀的权重设置较小，为了达到政府所制定的年经济增长率，决策时以通货膨胀为代价刺激经济增长，在央行制定的货币政策基础上真实经济进行相应调整，而这种调整一般并非帕累托最优，央行意图刺激经济但结果却阻碍了真实经济实现随时间变化的帕累托最优。
我国的信息环境也不支持中性货币政策的实施。首先真实经济信息不全面，甚至有些信息不准确。我国在最近的经济普查中对真实经济进行了较大幅度的调整，基数变化可以说明增长率准确度不高，所反映的“真实利率”很难说是真实的。其次央行信息也存在不对称和不透明，前文述及的2004、2005年的例子都对这一点有所说明。再次，为了不对金融市场造成扰乱，在公开评论经济发展和政策方面也受到更多的限制。
事实上，基于与我国类似的理由，欧洲央行也没有采用中性货币政策。虽然外界针对有关数据得出欧洲央行2005年12月加息标志着其货币政策转向中性，但是欧洲央行仍然认为维持价格稳定才是央行的惟一任务，如果央行认为可能无法实现物价稳定的目标，将立即采取一切行动，不必非要等到价格趋势发生不利变化后才调整利率，强调欧洲央行无法寻求中性利率因而无法实施中性货币政策。显然，欧洲央行制定货币政策的时候，其指标是央行预期的“价格趋势”，其顺序是央行先行引导市场利率，实体经济随后调整，在操作手法上，欧洲央行会为了稳定物价而“立即采取一切行动”，在大多时候仍然是“逆风向而动”。另外，受到欧盟各国央行影响的欧洲央行决策的信息透明问题也是采取中性货币政策的障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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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扬，彭兴韵美联储加息：美国货币政策理企解析.金融蓝皮书：中国金融发展报告(2005).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6）325-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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