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张性的货币政策篇1
关于通货膨胀问题，西方经济学界研究它已有着较长的历史，但对通货膨胀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则是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事。由于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西方国家普遍推行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并以此来消除经济危机（或衰退）、或加速经济增长和实现充分就业。结果，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的推行，在对西方国家的经济起到一定作用的同时，却也使得推行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的西方国家长期遭受通货膨胀的困扰，由此也就引起西方经济学家们纷纷致力于深入研究通货膨胀问题。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促使世界各国又普遍推行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现在，美国采取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试图通过二次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使通货膨胀作用于经济而解救失业；而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在采取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后，经济快速复苏的同时也遭受了通货膨胀的侵扰，促使其积极治理通货膨胀。中美作为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经济体，两国政府对待通货膨胀的不同态度，不仅会关系到全球经济的复苏状况，还将使世界各国面对更加复杂的经济形势。因此，有必要对通货膨胀进行再研究，尤其是对其中的通货膨胀与物价上涨关系进行更为深入的再研究。
一、西方的通货膨胀与物价上涨关系略论
要研究通货膨胀问题，首先就应该搞清楚何谓通货膨胀，这就必然需要经济学界确立一个能够被经济学家们普遍接受的通货膨胀定义。而在西方经济学界研究通货膨胀问题时，由于西方经济学家们对通货膨胀的成因有着不同的解释，因而西方经济学家们对于通货膨胀定义的表述也就各不相同。但无论是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家们从价格着眼定义通货膨胀，还是以货币主义的弗里德曼为代表的经济学家们从货币着眼定义通货膨胀，其实他们都是将物价上涨（即物价总水平的持续上升）定义为通货膨胀。西方经济学家们将物价上涨定义为通货膨胀，通货膨胀也就成为了物价上涨的代名词。现在世界各国都在走市场经济道路，西方经济学也就成为了世界各国经济实践的指导理论。那么，西方经济学中的通货膨胀理论，也就自然成为世界各国政府治理通货膨胀所决策经济政策的理论依据。
而所谓通货膨胀，其原意是指货币供应量过度增加，即流通中的货币量太多了。造成流通中的货币量太多的主要原因是，政府的财政赤字和银行信用的过度膨胀等，其结果使流通中太多的货币追求相对较少的商品（包括劳务），导致了商品的总需求超过总供给而拉动物价上涨。西方经济学家们将此种物价上涨称之为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而主要由工资、利润和进口产品价格上涨等因素引起生产成本的增加，迫使政府（或中央银行）为了维持经济增长率而增加货币供应量，造成货币供应量的过度增加，结果导致物价上涨。西方经济学家们将此种物价上涨称之为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可见，通货膨胀有主动性和被动性之分。而且西方经济学家们在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和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的基础上，还进一步具体分析出其它类型的通货膨胀，如结构型通货膨胀、混合型通货膨胀等。
当然，季节性、自然灾害等的短期性、偶然性的物价上涨，西方经济学家们并不认为此种物价上涨是通货膨胀。因为此种物价上涨并非是由通货膨胀造成的，通过变动货币供应量对物价的上涨并不能起到有效的抑制作用。但是物价总水平的持续上升，西方经济学家们则认为其必定是由货币供应量过度增加所致，因而它是一种通货膨胀现象。因此，虽然西方经济学家们在对通货膨胀定义的表述上不尽相同，而且有的西方经济学家还希望明晰的区分通货膨胀的概念和物价上涨概念，但是西方经济学家们对通货膨胀的看法却是一致的，即货币供应量的过度增加导致通货膨胀，其结果就必然是物价上涨。这样，在通货膨胀与物价上涨的关系上，西方经济学家们就是将通货膨胀以各种形式表现在物价上涨上。
但是，在通货膨胀与物价上涨的关系上，仅对通货膨胀的成因进行分析，并将通货膨胀以各种形式表现在物价上涨上显然是不够的。例如，当经济发生危机时，政府必然需要采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等，对经济进行需求管理。而政府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对经济进行需求管理时，就又必定需要增大货币供应量。但货币供应量的增大，导致货币供应量的过度增加，致使发生通货膨胀，其结果政府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在作用于经济危机时，就将伴随着物价上涨。由此，这就可以通过对通货膨胀与物价上涨的关系进行更为深入的再研究，揭示通货膨胀在引起物价上涨的过程中，政府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对于消除经济危机、促进经济增长和就业所产生的作用。
二、通货膨胀与物价上涨关系的再研究
由于通货膨胀引起的物价上涨是货币供应量的过度增加所致，而货币供应量的过度增加则又是政府（或中央银行）的扩张性货币政策使然。而且即使政府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时，其政府赤字的扩大不能为相应的货币紧缩所平衡和抵消，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最终也是通过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来实现的。但是，在现实的经济运行中，货币供应量发生过度的增加，却既可以由政府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引起的，也可以由政府的扩张性财政政策造成的，而且还可以由两者所致。因此，通过对通货膨胀与物价上涨关系进行再研究，就可以深入分析政府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所导致的通货膨胀在引发物价上涨的过程中，对消除经济危机、促进经济增长和就业会产生怎样的作用。由此，所做的这一分析结果，也就能够对各国政府在对待通货膨胀问题和正确决策经济政策上，起到一点可供参考价值的作用。
（一）政府扩张性货币政策下的通货膨胀与物价上涨关系
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由于经济不可避免地会发生波动，这就有了经济收缩与经济扩张之分。当经济出现收缩时，政府采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可以使市场总需求有效扩大，促使经济的扩张，就可以避免或消除因需求不足而导致的经济危机和失业。但在经济出现收缩时，为了避免或消除因需求不足而导致的经济危机和失业，政府采取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和扩张性财政政策，对于扩大市场需求的作用过程和产生的效果则是不同的。在政府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时，是通过货币政策工具，增加货币供应量，降低利率，来促进大量的投资，使市场总需求得以有效扩大，以避免或消除因需求不足而产生的经济危机。
为了避免或消除因需求不足而导致的经济危机，政府采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所增加的货币供应量，如果导致了市场总需求超过总供给，就会引发物价上涨。而物价的上涨，也就表明政府的扩张性货币政策，所增加的货币供应量，是一种货币供应量的过度增加，即发生了通货膨胀。这样，政府采取的扩张性货币政策，所增加的货币供应量，是否是一种货币供应量的过度增加，即是否发生了通货膨胀，就可以由物价上涨来显示出来。因而，政府采取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增加货币供应量，直至物价上涨，从而显示出通货膨胀，是需要一定时间过程的。这就使得无论是经济处在收缩阶段需要避免或消除经济危机，还是经济处在扩张阶段需要继续加速经济增长，政府在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时，都应该考虑到货币供应量的增加，直至通货膨胀的显现所存在的时滞效应。
由于政府在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时，增加货币供应量，直至由物价上涨来显示出通货膨胀是需要一定时间过程的。因此，政府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增加货币供应量，直至由物价上涨来显示出通货膨胀所需要时间的长短，也就取决于政府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增加货币供应量，降低利率，是否能够促进大量的投资，进而导致市场总需求超过总供给所需时间的长短。然而在经济发生危机后，是否会出现市场总需求不足，无法有一个可获利的预期利润率，使政府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增加货币供应量，降低利率，无法起到促进投资的作用，从而也就会因为不可能有市场总需求超过总供给，进而也就不会存在由物价上涨来显示通货膨胀呢？
按照凯恩斯的观点，在经济发生危机后，利率降到了极低的水平，人们就宁愿手持现金而不愿进行投资。在此种情况下，政府所采取的扩张性货币政策，无论增加多少货币供给，就都会被人们所持有，而不会去进行投资。那么，按照凯恩斯的这种观点，在此时也就不可能有市场总需求超过总供给，这也就不会存在由物价上涨来显示通货膨胀（即不会发生通货膨胀性物价上涨）。显然，凯恩斯的观点是不正确的。因为，在经济发生危机后，市场总需求不足（或有效需求不足），却并不意味着各单个市场的需求也是不足的。这也就是说，在市场总需求不足时，如果某单个（或个别）市场的需求却并非是不足的，或某单个市场需求有着较好的预期（如农产品市场、或能源市场、或房地产市场、以及资本市场等），政府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大幅度增加货币供应量，降低利率，就能够促进大量的投资（包括投机），并进入到该单个市场；那么，由此导致该单个市场的需求超过供给而引起其价格上涨，进而又能够由其带动或推动物价总水平的持续上升（即物价上涨），这就能够由物价上涨来显示通货膨胀（即会发生通货膨胀性物价上涨）。
由此可见，在经济发生危机后，即使利率降到了极低的水平，大幅度的货币供给，会被人们所持有而不去进行投资，这也只能是一种短暂的现象。因为，政府在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大幅度增加货币供应量，降低利率时，只要是市场总需求不足，却某单个（或个别）市场的需求则并非是不足的，或某单个市场需求有着较好的预期，货币逐利的本性，就能够使大幅度的货币供给，会被用于投资该单个市场；那么，由此导致该单个市场的需求超过供给而引起其价格上涨，进而又能够由其带动或推动物价总水平的持续上升，通货膨胀就能够被物价上涨显示出来。因此，当政府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增加货币供应量，直至物价上涨而显示通货膨胀的传导路径发生变动后，政府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增加货币供应量，降低利率，导致流通中的货币量过度增加，使发生通货膨胀，其结果即使是不能由市场总需求超过总供给来引起物价上涨，也会由单个市场的需求超过供给的价格上涨，进而来带动或推动物价总水平的上升（即物价上涨）。
在经济发生危机后，政府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增加货币供应量，降低利率，使流通中的货币供应过度增加，即发生通货膨胀，其结果即使是不能由市场总需求超过总供给来引发物价上涨，也会由单个市场的需求超过供给的价格上涨来带动物价总水平上升（即物价上涨）。但是，由于这种物价上涨的同时，并不伴随着市场总需求的有效扩大，政府的扩张性货币政策也就无法起到促进经济快速回升的作用，从而也就无法消除经济危机所导致的失业。如果在此时为了尽快消除经济危机所导致的失业，政府继续增大货币供应量，这就会进一步促使大量的投资和投机进入到该单个市场，进而又会带动或推动物价总水平继续上升，而市场总需求则仍然会无法有效扩大，从而就将使经济陷入到滞胀中去。当然，如果存在着那些能够带动市场总需求有效扩大的单个市场，政府扩张性货币政策作用于该单个市场，那么该单个市场则另当别论。因为，该单个市场已经成为了经济增长点。
（二）政府扩张性财政政策下的通货膨胀与物价上涨关系
在经济发生危机时，政府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无法使市场总需求有效扩大，若要使经济及时而快速地回升，这就必定需要政府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政府在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时，能够使市场总需求有效地扩大，就能促使企业进行投资和恢复生产，经济前景被看好，消费需求也就随之扩大，从而使经济快速回升。但政府采取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则会导致财政赤字的增长和加剧，而为了弥补庞大的财政赤字就只能依靠增加国债。这就会间接地或者增加货币的发行量，或者引起信用的膨胀，使得流通中的货币供应过度增加，即发生通货膨胀。其结果在政府扩张性财政政策的作用下，市场总需求的有效扩大，促使企业进行大量投资，以及消费需求的扩大（当然现实中还会有出口的回升和扩大），这就会使在消除经济危机、并使经济快速回升的同时，伴随着市场总需求超过总供给的物价上涨。
虽然在经济发生危机时，政府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使发生通货膨胀，其结果使在消除经济危机、并快速回升经济的同时，会伴随着市场总需求超过总供给的物价上涨。但只要由此通货膨胀引起的物价上涨，在消除经济危机、并快速回升经济的同时，并没有使这种通货膨胀性物价上涨超过社会承受力，在此时的通货膨胀（或物价上涨）对经济的增长和就业就并没有危害性。因而在此时的通货膨胀性物价上涨，就成了政府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在消除经济危机、并快速回升经济时的伴生物。然而，由于政府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实施，到通货膨胀引起的物价上涨毕竟是需要一定时间过程的，即财政政策存在着时滞效应。如果政府为了更快速消除经济危机和回升经济时，对于财政政策的时滞效应不加以考虑或被忽视了，采取力度过大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并且到时又不能及时调整经济政策，这就势必会造成通货膨胀性物价上涨超过社会承受力而危害经济的增长和就业。
政府为了更快速的消除经济危机和回升经济，采取力度越大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虽越有利于达到更快速的消除经济危机和回升经济的目的，但同时也会造成通货膨胀性物价上涨超过社会承受力而危害经济的增长和就业。而且在经济能够更快速的回升时，商品流通速度也会加快，随之货币流通速度也就会加快，因为货币流通的速度是由商品流通的速度决定的。而在此时货币流通速度的加快，就会继续推升物价的上涨。因此，面对超过社会承受力的通货膨胀性物价上涨（包括预期），政府必定需要采取紧缩的经济政策，尤其是紧缩银根（因为通货膨胀性物价上涨是一种货币现象）。可见政府采取紧缩的经济政策要控制住通货膨胀性物价上涨，其实并非是一件困难的事，困难就在于能够控制住通货膨胀性物价上涨后，又能够保持住必要的经济增长率和就业率。这就必然需要使流通中的货币量与实际需要量相符合，才能做到既控制住通货膨胀，又有必要的经济增长率和就业率。而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做到使流通中符合实际需要的货币量能够转化为实际的投资量。
然而，由于货币有逐利的本性，货币既可以投资来逐利，也可以投机来逐利（当然现实中两者常会混为一体）。而要使货币在投资中进行逐利，就需要有可获利的投资市场，这对于当前的中国经济而言，除了要有必要的国际市场外，就是要有足够的可获利的国内投资市场。由于当前的中国经济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单靠市场调节难以有效地扩大国内市场，这就有必要政府对经济进行干预。政府在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时，是可以创造出可获利的投资市场的，但以货币融资来弥补财政赤字却会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而以债务融资来弥补财政赤字则要考虑对内需扩大的影响，以及政府支出的挤出效应，这就决定了以政府扩张性财政政策来创造可获利的投资市场只能是适度的。所以在当前的中国经济增长的过程中，还须对目前作为经济增长点的产业进行干预，如对房地产业的房价进行干预，以控制好房价来获取足够的可获利的投资市场。另外，政府还应积极支持企业进行创新，以及打破垄断市场等，来获取足够的可获利的投资市场。这就又需对制约消费市场有效扩大的各种因素进行干预。这样才能做到使流通中符合实际需要的货币量转化为实际的投资量。
而且，与此同时，要做到使流通中符合实际需要的货币量能够转化为实际的投资量，政府还需对那些可以进行逐利投机的已发生非通货膨胀性物价上涨的单个市场进行干预，在必要时则需采取非经济手段。因为，当投机的逐利市场高于投资的逐利市场时，就不仅无法做到使流通中符合实际需要的货币量转化为实际的投资量，而且还会发生资金短缺与推升物价上涨的并存现象。因此，政府在采取紧缩的经济政策，对经济进行调控时，就须对经济中的各种制约因素进行全方位的考虑。这就要在做到使流通中符合实际需要的货币量转化为实际的投资量时，政府就应该考虑到各种生产要素或资源条件的限制（包括国内和国际市场的资源条件的限制），以及环境保护的要求，会对既要控制住通货膨胀又要有必要的经济增长率和就业率的制约。这样，政府的调控经济政策，在控制住通货膨胀的同时，所要做到的必要的经济增长率和就业率，就应该是一种合理的经济增长率和就业率。
扩张性的货币政策篇2
一问题的提出
财政支出的扩张在中国是一个长期趋势，如何把握好扩张度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面对欧债危机、世界实体经济衰退和国内经济下行压力，我国政府在2012年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进行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手段。面对如何把握财政支出扩张“度”的难题，有必要从全局着眼，从政府政策手段综合平衡协调的角度去考虑财政支出扩张性。财政支出扩张到什么程度，必须充分考虑货币政策手段运用到什么程度，必须充分认识货币手段的主观目标和客观效应对财政支出扩张的影响程度，并基于此，来把握财政支出扩张度。
二财政政策不是孤立的，应与货币政策相互协调配合
由于我国本轮经济的收缩期与世界经济的收缩期叠加在一起，又由于金融危机的作用导致了收缩的时间延长和幅度加大。使得当前我国面临的经济问题既有短期性的，又有中长期性的;既有总量方面的，又有结构方面的。面对现实问题的复杂性及政策传导机制的局限性，很显然，只采用一项经济政策绝不可能实现目的，更不可能取得良好的效果。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项经济政策都难以独立承担起推进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重任。同时，不同的经济政策，其目标和实施的措施、手段以及工具又是不同的，其政策效果也是不同的，甚至有可能存在着某些矛盾。在综合运用各项经济政策时，需要处理好这些可能存在的矛盾，使各项政策之间相互协调，才能够治理中国经济中存在的各种问题，达到既治标又治本，使中国经济运行实现良性循环的目的。
1.在储蓄动员方面，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
一个国家的财政支出扩张和货币供给扩张是有内在协调性的。财政支出扩张刺激需求，扩张有两个途径：一是通过发债实现储蓄动员;二是向中央银行借款，转而投入实体经济，增加总需求。货币供给扩张刺激需求，扩张也有两个途径：一是增发基础货币，二是通过降低利率实现储蓄动员，增加派生货币。显然，从结构角度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之间有着此消彼长的关系。特别是在储蓄动员方面，在储蓄规模既定的条件下，两者的效应不可能同步、同等程度实现。同时启用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两者都在“争夺”储蓄资源，都有可能引起基础货币供给扩张。在增发货币方面，理论上讲，两者可以同等程度放大，但问题是谁也无法承受由此引发的通货膨胀。因此，货币供给的扩张会对财政支出扩张客观上起到限制作用。贷款增长幅度反映的是间接融资的储蓄动员效应的放大程度。现在我国的储蓄动员由于股票市场低迷、严控企业债券发行，起主导作用且操作简便的就是银行信用扩张。对财政来说，贷款增长会压缩国债发行空间。对高利润追求的本性使得机构投资者不会过多持有国债，银行当然也乐于放款。所以，不能认为财政扩张支出时发行国债没有硬障碍。而且，货币供给扩张时，资本市场会被激活，大量资金会流入证券市场，特别是股票市场。另外，近年来我国居民消费资金来源结构已发生变化，消费信贷成为居民重大支出的资金来源。从今后趋势看，房价如果下调，购房者会借低利率之机介入房市，此时，房贷规模自然膨胀。这些因素，实际上都是储蓄动员，当然会压缩国债发行的空间，也会抬高国债发行成本。
因此，在全面启动增长上，货币政策显然有作用空间。货币政策的切入点是直接刺激市场投资需求，而市场主体积极性的强化是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在货币供给扩张过程中，调低利率、放松贷款限制的直接效应是限制财政支出扩张。
2.财政政策具有结构特征，货币政策具有总量特征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都能对总量和结构进行调节，但财政政策比货币政策更强调资源配置的优化和经济结构的调整，有结构特征。而货币政策的重点是调节社会需求总量，具有总量特征。只有财政和货币两种手段都充分发挥各自优势，相互协调配合，才能把政府配置资源和市场配置资源结合起来，做到在有效刺激需求的同时兼顾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升级目标的实现。
财政政策通过变动收入和支出来调节经济结构。由于税负及支出规模的调整涉及面广，政策性强，直接关系到国家的财政分配关系，并受国家财力的限制。因此，财政赤字或结余都不能太大，这使得财政政策对需求总量调节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相反，财政政策对社会供求结构的调整作用要大得多。市场机制可实现经济资源的最优配置，但要付出一定的代价。为了减少资源浪费，需要政府运用财政政策进行干预。财政政策对经济结构的调节主要表现在：通过扩大或减少对某行业的财政投入，来“鼓励”或“抑制”该行业的发展。即使在支出总量不变的条件下，政府也可通过差别税率和收入政策，直接对某行业进行“扶持”或“限制”，从而达到优化资源配置和调节经济结构的效果。
货币政策扩张的优势在于既可充分调动存量货币，又可直接增发基础货币，这对投资和消费的扩张具有无可比拟的诱惑性。其本质上是把更多的储蓄吸收过来注入到实体经济，反过来又使货币供应量按乘数效应增加。从总需求扩张诱导的角度看，利率下调对投资主体和消费主体的吸引力最强。我国现行制度基本不允许实施财政贷款，财政对投资的支持，要么是无偿拨款，要么是贴息，但这两者资金额都比较小，而且不可能大幅扩张，因为财政支出主要是保公共产品供给。货币供给扩张恰好打消了人们对财政资金的期望。现在刺激总需求，从引导全社会投资和消费角度看，冲击力最大的还是货币供给扩张。但货币政策调节社会供求结构和国民经济比例关系方面的作用相对有限。中央银行运用法定准备金率、再贴现率、利率、信贷规模、公开市场业务等各种工具来增加或减少货币供应量，从而达到调节社会总需求。可是，因为银行信贷资金是追求盈利的，其在带动资源配置方面要体现市场原则的基本要求，政府不能指望信贷资金能直接按照政府宏观调控的目标投入预期收益率低的产业，特别是公共产品产业。如果真有银行信贷资金做到了这一点，则其背后往往有财政的支持。
为了更好地解决社会经济结构矛盾和总量矛盾，必须根据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目标的侧重点不同，要求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财政政策直接作用于经济结构，间接作用于经济总量;货币政策直接作用于经济总量，间接作用于经济结构。
从财政政策调节看，对总供给的调节首先反映为社会经济结构的调节，如财政运用税收、贴息和投资政策，引导货币流向新兴产业和瓶颈产业，优化产业结构;对总需求的调节主要通过扩大或缩小财政支出，以结构调节为前提，以刺激和抑制社会总需求。货币政策对社会总需求的调节主要是通过中央银行投放货币和再贷款等手段控制基础货币量，通过准备金率和再贴现率等控制基础货币乘数，以有效控制社会总需求。同时，中央银行在控制社会总需求的基础上也会对社会经济结构产生一定的调节作用。
一般来说，运用财政政策启动经济较为直接、迅速，对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较为明显，往往起的立竿见影的效果，适用于公共性和难以取得直接回报的项目。货币政策需要通过商业银行以及整个金融体系间接作用于社会，其效果的显现通常存在着一定的时滞，适用于那些在比较短时间内能够得到直接回报的项目。同时，为提高国际竞争力所需的技术改造和为解决就业所需的量大面广的中小企业的发展，主要不能靠财政手段，而要更多地依靠信贷手段的支持。基础设施建设视其回报情况的不同，有的可用财政手段来启动，有的也可吸收非财政性的资金，包括信贷资金来实施。正因为财政手段与货币手段各有长短，所以两者必须紧密配合，在实现社会供需总量平衡的前提下，加快社会供需结构的优化和升级。这样才能相互扬长避短，共同促进社会经济全面协调稳定发展。
三结论
扩张性的货币政策篇3
本文认为“存款上限，贷款下限”利率管制带来的利差保护、国际收支顺差带来的原始流动性累积以及市场改革带来的逐利动机增强等是导致国内商业银行普遍信贷扩张冲动的重要原因。一方面，商业银行的信贷扩张冲动与扩张性货币政策是激励相容的，2009年宽松货币政策的结果就是银行体系累积的流动性和信贷冲动得到大量释放，形成了增速高达33%的信贷扩张狂潮。另一方面，商业银行的信贷扩张冲动与紧缩性货币政策是激励不相融的，也使央行的货币调控不得不依赖于数量型和直接管制型工具。然而，这类工具的使用虽然短期内能比较有效的抑制银行表内信贷资产的增速，但可能导致银行表内资产表外化等的管制规避和套利行为，导致银行体系“实际放贷”数据的模糊化和银行实际风险承担的隐藏化，反而可能导致银行体系风险的增加。根据保险效应理论，，由于“大而不能倒”和国有产权属性带来的隐性保险，大型银行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救助预期相对更强，即扩张性货币政策可能对大型银行的风险承担刺激作用更强。即大型银行的风险承担更小，受货币政策的影响也更小，本文发现隐性保险效应存在的证据。但我们并不能据此推断中国银行业不存在隐性保险效应。理由有二，首行，银行规模变量包含了众多的异质性信息，用规模作为识别隐性保险效应的替代变量有效性有限；其次，除国有银行外，中国的股份制以及城市商业银行大多被各级政府直接或间接控制，这些银行行为的背后也都具有某种程度的隐性保险效应，规模变量可能难以将这种隐性保险效应的差异识别出来。
二、除了上述估计外，我们还做了多项稳健性检验
第一，差分模型的识别与估计。为谨慎起见，我们对货币政策与银行风险变量的差分值做了估计。估计结果显示，除同业拆借利率外，其他货币政策变量与银行风险变量的系数均显著为负，与水平值模型估计结果基本一致。第二，选用不良贷款率作为银行风险指标。估计结果显示，除贷款基准利率的系数不显著外，其他货币政策变量的系仍显著为负。第三，货币政策扩张紧缩周期划分依据的选择。我们还参考了Shuandng(2010)的研究，将2004年、2007年、2008年、2010年设定为货币紧缩期，对货币政策与银行风险承担关系的非对称性进行了进一步检验。估计结果显示，本文的基本结论比较稳健。
三、本文检验了中国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验证了货币政策传导的银行风险承担渠道
扩张性的货币政策篇4
关键词：货币供应；股市波动；货币周期；股市周期
JeL分类号：G11 中图分类号：F830.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428(2012)02-0064-05
一、引言
货币主义的弗里德曼与后凯恩斯主义的托宾、米什金都认为，货币供给对股市具有直接的影响力，即当货币供给量增加时，社公众发现他们所持有的货币比希望持有的数额要多，因此将多余的货币用于购买各种资产，包括股票，从而造成股市的上涨。对于货币供给如何影响股票市场，可以从投资者预期、投资组合以及股票内在价值三个角度进行分析：第一，预期效应。当货币当局准备实行扩张或紧缩的货币政策时，这种政策的实施能够影响股票投资者对未来货币市场与股票市场的预期，从而改变股市的资金供给量，进而影响股票的市场价格；第二，投资组合效应。当中央银行实施扩张的货币政策时，投资者持有货币数量增加，货币的边际效用递减。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投资者将增加风险资产投资，部分货币将进入股市寻求收益。如果风险资产供给数量不变，这将导致股票供给小于股票需求，股票价格将上升，反之亦然；第三，股票内在价值增长效应。货币供应量增加，利率下降，导致投资增加，企业财务负担也减轻，盈利增加，并通过乘数的扩张效应促使股票投资收益提高，促使大量投资者进入股市，使股票供给小于需求，股价上升。
将近二十年美国、日本的股市走势与流动性的走势图叠加起来可以发现，每当流动性紧缩时，股票市场的熊市则与之相伴。而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也显示，1959～2003年，19个主要工业国家的股票市场总共有52次泡沫破裂，其中每一次下跌都与货币政策息息相关。货币政策是影响股市的一个重要因素，宽松的货币政策有利于行情的推动，而流动性的紧缩则给股市带来压力。因此，货币政策与股票市场的紧密关联是显而易见的。而如何应用货币周期转换的规律与货币周期中行业轮动表现来指导投资，具有重大的意义。Conover，Jensen，Johnson，mercer(2008)使用FeD货币政策中的联邦折现率(Feddiscountrate)作为指示器，测算了美国股市从1973年1月至2005年11月共33年的行业轮动收益，发现使用轮动策略不仅可以取得较好的业绩，而且具有更低的风险。
二、货币供应与股市的关联分析
关于货币周期的划分，美国一般用FeD贴现率或利率的变动来划分货币周期，而我国不适合使用利率与存款准备金率。原因在于我国利率还没有实现完全的市场化，基本上是一个政府管制下的浮动利率制。中央银行除了运用利率或者存款准备金率执行货币政策外。还可运用的手段有：公开市场操作、调整再贴现利率、窗口指导等，而这些手段的运用，最终均反映到货币供应量的变化上面。货币供应量是我国主要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比较常用的货币供应量指标有三个层次：m0指流通中现金；m1=m0+活期存款；m2=m1+定期存款+储蓄存款+其他存款。我国学者已对这三个层次的货币供应量指标进行了不少研究，多数研究认为，m1和m2比流通中的现金更能反映货币政策的变动取向。并且与股票市场联系更紧密。因此，我们取m1作为货币供给量代表，通过把握m1同比增速的变动趋势来划分货币周期。当m1增速保持上涨趋势时，货币流动性较为充足，我们可将其界定为货币扩张期，反之，则意味着处于货币收缩期。
(一)我国的货币周期与股市周期
我国从1996年开始按月统计m1同比增速，纵观1996年1月到2011年7月间m1与上证综指走势间的关系，我们可以看出(图1)，m1同比增速与上证综指走势呈现明显的周期性波动，上涨、下跌趋势交替演变，而且m1同比增速与上证综指的走势在绝大部分时间里呈现出惊人的同步性特点，货币供应量的高低点与上证综指的高低点具有较好的对应关系，货币供应量与上证综指的周期性波动具有较明显的相似特征。二者的波动幅度和周期的长短略有差异；我们可以根据m1增速的6个阶段性低点和5个阶段性高点将中国货币周期划分为10个阶段，其中5个货币扩张周期与5个货币紧缩周期。需要说明的是，在最近一轮的紧缩期，根据央行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2011年8月m1增速继续下滑，呈现出探底的迹象，因此我们将终止习期设定为2011年8月。同样根据上证综指的5个阶段性高点和5个阶段性低点，大致可将上证综指变动分为5个上涨阶段与5个下跌阶段(见表1)。
由表1可以明显看出。货币扩张周期基本上对应着上证综指的上涨阶段，而货币紧缩周期则对应着上证综指的下跌阶段，而且货币扩张期与收缩期的时间跨度和股市上涨阶段与下跌阶段的时间跨度基本上一致：从货币扩张、紧缩周期与股市上涨、下跌阶段的起点来看，货币供应的周期波动基本上领先于股市的周期波动；可见，在我国的股票市场，货币供应量是影响股票价格乃至股市走势的重要因素，宽松的货币供应有助于推动股市的持续上涨，而紧缩的货币供应则具有推动股市下跌的作用。
(二)我国货币周期转换与股市周期拐点判别
从上证综指历次牛熊转换的牛市高点与熊市低点来看，m1是很好的领先指标，基本上m1同比增速到达高点并在高位盘整之后的1～3个月内上证综指到达牛市的峰值，或者m1同比增速到达低点并在低位盘整之后的1～3个月内上证综指到达熊市低谷。从表2中可以看出，m1增速仅仅在1998年6月、1999年1月、2002年1月、2005年3月以及2008年9月、10月出现增速低于10％的情况，随后m1增速开始探底回升并进入扩张阶段，而在这5个低点之后上证综指总是达到阶段性的低点或者熊市底部，上证综指的反应滞后期为1～2个月。同样，从m1增速突破20％的时间点与随后大盘的阶段性高点情况来看，m1增速有四次突破20％以上，分别为1997年1月、2000年4～9月、2007年8～10月以及2009年6月，而在这4个高点之后上证综指也达到阶段性的高点或者牛市顶部，上证综指的反应滞后期为1～3个月。
三、货币周期下的股市表现与行业轮动
(一)货币周期下的股市表现
根据历史上5次货币扩张期和5次收缩期的股市表现(见表2)，我们发现货币周期与股票市场走势表现出高度相关性，在5次货币扩张期间，上证综指收益率均为正，而在5次货币收缩期间，4次呈现下跌趋势，只有1997年1月～1999年1月期间，m1同比增速不断下滑而股票市场却保持上扬趋势。
从年化收益率来看，在货币扩张期间，除2002年1月至2004年4月之间的年化收益率仅为3.04％，其余扩张期间的年化收益率一直保持在45％以上，所有
货币扩张期间上证综指的平均年化收益率为53.15％；而在货币收缩期间，上证综指的平均年化收益率则为－19.90％，这与货币扩张期间的股市表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说明我国股票市场在不同货币环境下存在显著的牛熊周期，股票市场与货币供应因素关系紧密，因此，流动性因素是决定我国股票市场走势的关键因素，宽松的流动性是股市持续上涨的重要推手，而紧缩的流动性则引发股市绵绵下跌。因此，从资产配置的角度来看，在货币扩张期应该加大股票投资比例，而在货币紧缩期则应该减少股票投资比例：如果从股指期货的角度来看，在货币扩张期应该买多，而在货币紧缩期则应卖空。
(二)货币周期下的行业表现
根据wind一级行业划分情况，我们将考察能源、材料、工业、可选消费、日常消费、医疗保健、金融、信息技术、电信服务以及公用事业等十个行业指数。由于wind一级行业指数是从2000年才开始，因此，根据前面我们对货币供应周期的划分。我们将考察2000年6月至2011年7月之间，即四个货币收缩期与三个货币扩张期间的行业指数表现，以此来找出不同货币周期下的行业配置策略。
从行业间的对比表现来看(见表3)，在三次货币扩张期间，表现排在前四名的行业依次为：2002.1～2004.4期间为电信服务、能源、材料以及工业：2005.4～2007.8期间为金融、材料、可选消费以及日常消费；2008.11～2010.1期间为信息技术、可选消费、医疗保健以及日常消费。在三次货币扩张期间的行业表现排名前四中，材料、可选消费与日常消费各两次上榜，金融、材料、工业、信息技术以及医疗保健各一次上榜。在四次货币收缩期间，表现排在后四名的行业依次为：2000.6～2002.1期间为信息技术、金融、日常消费以及工业；2004.4～2005.4期间为信息技术、可选消费、电信服务以及公用事业；2007.8～2008.11期间为材料、金融、可选消费以及能源；2010.1～2011.8期间为电信服务、金融、公用事业以及能源。在四次货币紧缩期间的行业表现排名后四中。金融行业三次上榜，可见货币紧缩对金融行业的影响最直接也最大：能源、公用事业、信息技术、电信服务各两次上榜。可见，在货币扩张期间，周期性行业表现显著优于非周期性行业，而在货币紧缩期，由于系统性风险的影响，无论是周期性行业还是非周期性行业都走熊，但相对来讲，非周期性行业明显比周期性行业抗跌。
从行业与大盘的相对表现来看(见表3)，在货币扩张期，周期性行业中的能源行业表现最为优异，每次都跑赢大盘，金融、可选消费、工业、材料有两次跑赢大盘，信息技术表现最差，只有一次跑赢大盘；非周期性行业中，医疗保健、日常消费也有两次跑赢大盘，公用事业与电信服务表现较差，只有一次跑赢大盘。在货币收缩期，只有周期性行业――能源行业与工业能够三次跑赢大盘；材料只有一次跑赢大盘，金融业表现最差，没有一次跑赢大盘，因此，在货币紧缩时期，必须坚决规避金融股。日常消费、医疗保健以及电信服务这三个非周期性行业在货币紧缩期中没有表现出非常优秀的抗跌能力，只有两次能跑赢大盘，而公用事业则只有一次跑赢大盘。
(三)货币周期下的细分行业表现
为了便于进行行业配置，我们采用细分行业指数――申万行业指数。进一步研究不同货币周期下细分行业的不同表现。
从细分行业与大盘的相对表现来看(见表4)，在三次货币扩张期，只有采掘行业每次都跑赢大盘；电子元器件、公用事业、信息服务、信息设备以及医药生物表现较差，只有一次跑赢大盘：其他的行业均有两次跑赢大盘。在四次货币收缩期，只有食品饮料能够每次都跑赢大盘：机械设备和商业贸易表现也较为出色，有三次跑赢大盘：电子元器件、房地产、公用事业、交通运输、金融服务、轻工制造、信息设备、有色金属以及综合行业表现较差，只有一次跑赢大盘，其余行业均有两次跑赢大盘。
从细分行业的绝对表现来看，在货币扩张期，23个细分行业均有不俗的表现，有色金属行业平均年化收益率最高。达到93.12％，交运设备次之，也达到83.85％；平均年化收益率在60％～80％之间的行业有14个，依次为餐饮旅游、商业贸易、采掘、房地产、综合、家用电器、机械设备、金融服务、电子元器件、信息设备、轻工制造、纺织服装、食品饮料以及医药生物；公用事业、交通运输以及信息服务表现相对来说最差，其平均年化收益率分别为39.92％、45.24％、50.79％；农林牧渔、化工、黑色金属以及建筑建材表现一般，其平均年化收益率均在51％～53％之间。
在货币收缩期，23个细分行业没有一个行业能够实现正的平均年化收益，其中非周期性行业食品饮料与医药生物最为抗跌，平均年化收益率分别为－10.75％与－18.78％；采掘、机械设备以及交通运输表现也相对较为抗跌，其平均年化收益率分别为－21.76％、－22.48％以及－23.16％；表现最差的五个行业分别为交运设备、信息设备、信息服务、房地产以及电子元器件，其平均年化收益率均低于－29％。
四、资产配置策略
在货币环境由紧缩向扩张过渡的期间，是投资者进行选股准备的最好时机，在等待货币供应增速触底之际。投资者可以从容进行资产配置，由于对货币供应周期的拐点判断存在一定的时间误差，因此，投资者可以根据货币供应增速跌破11％、10％逐步进行投资配置。
从细分行业在不同货币周期的表现来看，在货币扩张期，有色金属、交运设备、采掘、餐饮旅游、商业贸易表现优异：在货币收缩期，食品饮料、机械设备、商业贸易、采掘以及交通运输表现抗跌。由于交通运输在货币扩张期表现较差，交运设备在货币收缩期表现很差，因此，我们拟选择6个细分行业(有色金属、采掘、餐饮旅游、商业贸易、食品饮料、机械设备)进行资产配置，在货币扩张期超配有色金属、采掘、餐饮旅游，在货币收缩期超配食品饮料、机械设备、商业贸易。
另一方面，央行一般在下月15日之前公布之前一个月的货币供应量数据，如果根据货币供应情况来进行行业配置，在观测到上月的数据后才作出投资决策，则投资的进入时间与退出时间各滞后货币供应数据一个月。为了使我们的行业配置策略更具有可操作性，我们构建一个投资组合，初始资金为100万元，该投资组合在货币供应量由高位跌破11％时各配置30％的有色金属、采掘、餐饮旅游三个板块，剩余10％平均配置商业贸易、食品饮料、机械设备三个板块，当货币供应量由低位增长突破20％清空组合。
2000年6月至今，投资组合的持有股票期间为2002年2月～2003年5月、2005年3月～2007年4月、2008年10月～2011年2月，具体组合收益如下：
投资组合在持有期的平均年化收益率为52.52％，而同期大盘的平均年化收益率仅为34.58％，二者相差17.94％。投资组合在2011年2月末的价值为1257.45万。相比原来的100万的投资初值，资产增值了11.6倍，而市场组合在2011年2月末的价值仅为190.52万，资产仅增值0.91，倍。在忽略投资组合退出期间(2003年6月～2005年2月以及2007年5月～2008年9月)的无风险利率收益的情况下，从2002年2月～2011年2月之间，投资组合的投资复合年收益率为32.48％，而市场组合的投资复合年收益率仅为7.43％。因此，从历史数据来看，这样一种行业资产配置策略还是相当有效的，可以获得25.04％的超额收益率。当然，未来的行业配置还要根据各个行业自身的周期情况以及国家的相关产业政策进行一定的调整，但我们的实证检验充分说明了在不同货币周期下采用行业资产配置策略，是一种简单易行且投资效果不错的资产配置策略，对我们的具体投资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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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6]孙利国，王劲松，利用货币政策应对股市泡沫[J]，经济问题，2010(8)：90-93
扩张性的货币政策篇5
内容摘要：本文通过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货币市场运行的实证分析，探讨投资拉动等政策对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动影响，论证转变经济方式、扩大消费需求的必要性，并对政策制定提出相关建议。
关键词：货币流通速度政策制度扩大内需
研究背景综述
2008年11月5日，总理提出我国应对金融危机的措施，在后续两年内投资4万亿元以刺激经济，保持增长。巨额投资之初，对于该政策是否会带来通货膨胀的争论，经济学界一直有这样的观点：如果把通货膨胀看作货币供给对货币需求的偏移，根据费雪方程式mV=pt，由于我国货币流通速度长期较低，V较小对物价水平p产生抑制作用，大量信贷扩张并不会立即形成明显的物价水平上涨。但现实经济运行中，短期物价水平仍然存在较多的波动；投资计划实施近两年后，通货膨胀现象日趋明显，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自2009年7月降至-1.80%触底以来，已快速上升至2010年11月的5.10%。因此，较低的货币流通速度影响价格水平的提升，也同时影响了扩张性政策对经济总量的推动作用。另外，经济上升期内，随着货币流通速度短期内有所加快，通货膨胀影响随之被放大。
货币流通速度取决于制度性因素，从而独立于货币供给行为和短期经济波动。货币主义代表人物弗里德曼在关于英美货币史的研究中，从经验证据的角度证明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英美两国的货币流通速度保持稳定，从而为主张稳定货币来稳定经济提供了经验证据的支持。然而，我国的货币流通速度的情况是建国以来均匀下降，且下降速度显著高于其他国家。因此，对我国货币流通速度的分析，有必要探究我国货币流通速度长期偏低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因素，以及该制度因素的短期作用机制及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本文通过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货币市场运行的实证分析，讨论投资拉动等政策对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动影响，以此论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扩大消费需求的必要性，并对政策制定提出相关建议。
目前有许多学者对货币流通速度的制度成因作了分析。夏斌、高善文（2003）基于黑箱理论对我国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动趋势作出分析，李治国、唐国兴（2005）提出产业结构的变动对货币流通速度产生较大影响，唐国兴、徐健刚（2006）指出外资的引进对流通速度存在的变动机制。刘曦和贺学春（2006）分析指出，利率对货币流通速度的作用越来越显著，证券市场的发展、金融制度创新对货币流通速度都有很大影响。吴建军（2004）在论文中指出，收入差距扩大是流通速度下降的因素之一。吴兴旺、张富祥（2009）提出地区发展差距过大是造成我国的货币流通速度显著下降的重要成因。上述各学者的分析具有充分的理论价值，对货币流通理论的深化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但依照货币主义的观点，货币流通速度主要受制度性因素的影响，因此本文的分析着眼于制度本身而不是经济现象。目前尚未发现基于财政、货币政策因素出发分析货币流通速度的讨论。在当前许多论文中，往往从“现象”出发对货币流通速度作出分析，如我国产业结构的变动，基尼系数、恩格尔系数的上升等等。但究其“现象”背后变动的深层次原因，大多可归为“重增长，轻民生”的以投资为主导的发展方针。因此，本文从“制度因素”出发对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动机制予以分析。
在货币主义理论体系中，货币流通速度取决于制度性因素，从而独立于货币供给行为和短期经济波动。然而，由于金融创新等制度因素的深层次变革，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后，西方各国的货币流通速度开始呈现不稳定态势，从而在政策操作层面上为稳定货币的主张带来困难。我国货币市场体系自改革开放后得到逐步完善。但长期以来，货币市场运行呈现较为突出的问题是：各层次货币供应量高速增长，脱离经济增长率；即衡量货币流通速度的三个经济指标的现存关系是：货币供应量m的增速大于实际国内生产总值Y增速和物价水平p增速之和。该现象的背后因素是货币流通速度长期不断下降，货币扩张对于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因此而被削弱。与西方各主要市场经济国家横向比较，我国的货币流通速度下降趋势更为明显。西方主要国家的货币流通速度V2（名义GDp/m2）在一个世纪内逐步从3.3下降到1.1，但我国仅在半个世纪内即从建国之初的6.7下降到目前的0.63。因此，高速下降的表象之下必然存在我国异于西方主要市场的特殊制度性因素。
货币流通速度变动的影响因素
本文推定利率、通货膨胀率与货币流通速度正向相关，GDp中投资比例与货币流通速度反向相关（见图1）。
（一）现金交易数量说以及现金余额数量说
费雪提出货币交易方程式mV=pt，V为流通速度,t为各种商品的交易量。马歇尔、庇古等剑桥经济学家提出m=KpR，R为“真实资源”，K为R中货币形式持有比例，K取决于持有货币的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相等的点。如果认定t≈R，则可推导出K=V-1。，若r及π上升，由于利率r和通货膨胀率π均为持有货币的边际成本，则理性选择为减少货币形式的资产比例，故K下降，而V上升。因此，货币流通速度V与利率r及通货膨胀率π正向相关。
（二）货币主义理论对通货膨胀影响机制的分析
弗里德曼于1970年发表了《货币分析的理论框架》，随后发表《名义收入的货币理论》，构建了货币主义的主要理论体系。其中，货币流通速度的表达式：
其中β为名义收入增长率适应性预期常数，S为货币流通速度对利率的敏感性，m为货币量增长率，y*为预期名义收入增长率。正常情况下0
（三）资本周转时间分析
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w-G-w’的资本周转时间包括资本的生产时间和流通时间，即可分为生产过程w-G和销售过程G-w’两部分。按照现有情况，我国投资形成总额中大约四分之三为固定资产投资，因此可以选取房地产企业作为投资的样本。如将封闭经济简化为消费和投资两部门，消费品生产企业和房地产企业无论在生产周期和销售周期均呈现明显不同，消费领域的生产过程和消费过程均较短，资本周转时间大大短于投资领域。因此，经济结构中投资比例越高，资本周转时间越长，货币流通速度越慢。
（四）资本回报率分析
货币流通速度的一个微观衡量指标为资产周转次数，该指标可以应用于如下财务分析公式中：资本回报率=销售净利率*资产周转次数。在一般均衡条件下，完全竞争市场遵循“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原则，因此市场均衡条件下资本回报率相同，而具有较高资本回报率的部门必然周转次数较低。对比投资和消费两部门，固定资产投资的销售净利率一般高于快速消费品部门，因此投资部门的资产周转次数较低，货币流通速度较慢，故投资比例与货币流通速度正相关。
基于我国1980-2008年度货币市场数据的实证分析
长期回归模型。由于我国在推动经济增长的政策路径选择中，长期倾向于扩张性的财政政策配合稳健的货币政策，并且主要依赖财政支出的方式扩大投资以扩张经济规模，因此本文选择投资占GDp的比重作为衡量财政政策的指标（简称ip）。另外，选择与实际利率直接相关的两个指标：名义利率及通货膨胀率作为衡量货币政策的自变量，以货币流通速度作为因变量，并定义为V2=名义GDp/m2。根据我国1980-2008年度数据建立时间序列模型，该实证分析的结果为：货币流通速度与名义利率r、通货膨胀率π正向相关，与投资占GDp的比重ip反向相关。按照残差一阶自相关模型，可以建立多元线性方程如下：
其中，（adjustedR2=0.9946，所有自变量t检验值均大于2，F检验值为1253.63，S.e=0.0327，Dw=1.5736，且自变量ip对因变量V2通过Granger因果检验，其F检验值为5.77591>2）。
短期误差修正模型。根据以上多元线性方程，可以建立如下误差修正模型（ecm）用以分析短期影响：
其中，各自变量的t检验值均大于2，S.e=0.0338，Dw=1.5654。该短期模型ecm项的系数小于0，符合反向纠正机制，即上一期的非均衡误差在本期以0.5733的比率得到修正。
结论
“高积累，低消费”式的传统投资拉动型经济扩张路径必然带来货币流通速度的不断下降，从而削弱财政政策的作用。为保持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有效性，需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降低投资在GDp中的比重，扩大消费需求；着力调整优化产业结构，积极落实扩大内需战略。
（一）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科学搭配
根据费雪方程式mV=pt，为实现投资扩大经济总量的政策目的，需充分重视货币流通速度的影响。扩张性政策如能发挥作用，理论上需要货币流通速度保持稳定或逐步提高。而鉴于前文货币流通速度与利率的同向变动机制，在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同时，可以考虑配合稳健或紧缩的货币政策，维持利率r在一定水平以平抑投资增加对货币流通速度V的减缓作用。
（二）货币政策需考虑流通速度短期波动的影响
根据以上短期模型，通货膨胀率π、投资比例ip两变量对货币流通速度V的作用方向相反。其中，π变动较为频繁，月度间常常发生较大变化，而ip属于长期变量，需要数年才能表现出明显的不同。比较短期模型中两变量的系数可以看到，与投资比例相比，通货膨胀率对货币流通速度的短期波动存在明显影响。这在经济行为中表现为货币贬值促使居民将储蓄转为消费，从而在短期内提高流通速度。在货币供应缺乏弹性的条件下，流通速度的加快将会迅速放大通货膨胀的影响。
因而央行在确定货币投放总量时，需充分考虑流通速度短期波动的影响，该机制对货币政策的制定提出了稳健审慎、灵活机动的要求。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化具有多方面的原因，制度因素的范畴不仅仅包括政府主导的货币及财政政策，还包括文化传统、金融深化、外界冲击、政务效率等诸多方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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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吴建军.我国m2/GDp过高的原因―基于收入分配差距的分析[J].经济学家，2004（1）
扩张性的货币政策篇6
摘要：采用施加符号约束的SVaR方法，分别在两种价格主导区制下对经济周期冲击、货币政策冲击和财政政策冲击进行识别。研究发现：在长期，政府往往通过利率渠道而非数量渠道为赤字融资；在短期，由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替代的，当政府承诺低通胀而紧缩货币后，财政赤字扩张的倾向将会对“低通胀承诺”构成威胁；从政策搭配效果来看，当通胀较为严重时采取“双紧”的政策对抑制通货膨胀是合理的，有利于减弱财政赤字自发扩张对货币紧缩政策产生的抵消作用。
关键词：SVaR；符号约束；财政政策冲击；货币政策冲击
中图分类号：F015文献标识码：a
收稿日期：2016-07-31
作者简介：黄晶（1981-），女，河南洛阳人，浙江工业大学经贸管理学院讲师，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经济周期及宏观经济政策。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增长转型如何帮助中国经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项目编号：15YJC790031；杭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项目编号：Z15YD013。
一、引言及文献综述
早在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我国就已确立“综合运用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调节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基本平衡”这一宏观经济调控基本框架。央行不久前宣布双降、多次逆回购+SLo操作、地方债务限额管理落地及置换扩容等措施，更是财政货币政策同发力的表现。在增长“新常态”与温和通胀压力的双重挑战下，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加强和创新宏观调控，有效化解各种风险和挑战，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财政部也多次表示“将更加精准有效地实施定向调控和相机调控，及时进行预调微调，以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精准”就是必须精确地描述经济究竟是什么态势、需要什么样的政策、两种政策配合起来结果是什么样的态势（李扬，2013）。这不仅要求相机抉择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同时还要求提高财政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力度，进一步加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职能分配（方红生和朱保华，2008）。多年来我国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配合常常出现“一边倒”的调整模式。一些学者提出，这导致了财政货币政策同时发挥效力不足、搭配模式不完善，不仅限制了其作用空间（周任，2011），也造成了社会福利损失（类承曜和谢觐，2007）。由于财政政策冲击会引致货币政策的内生变化，货币政策冲击亦然。因此，创新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调控及其配合，首先要了解二者的互动关系和配合效果。
财政与货币政策互动的理论研究由来已久。早期的货币主义者认为由于央行具有独立性，价格水平由货币供给决定，不受财政当局影响。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财政主义学派则提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受到一个统一的跨时政府预算方程约束，不可能完全独立。由于政府财政赤字不具有持续性，因此最终的解决方案依然是由央行发行货币来弥补赤字（Sargent&wallace，1981）。其后，Leeper（1991）、woodford（1994）、Dupor（2000）、Cochrane（2001）和Daniel（2001）等人在此基础上提出“价格水平决定的财政理论（FtpL）”，认为财政当局通过名义债券、税收等财政政策变量来决定价格时，通货膨胀主要是一种财政现象。woodford（1994）将这种财政规则称为“非李嘉图财政政策”。在非李嘉图规则下，政府通过锁定当期和未来剩余现值将政府收入及支出外生化，政府赤字通过发行债券来解决。赤字越大，负债随之上升，价格水平越容易上升并导致通货膨胀。现代财政主义者还强调：政府如果采用非李嘉图财政政策，以稳定价格为己任的中央银行就不能无视财政政策的选择。而我国政府执行的财政政策并不能排除非李嘉图规则的可能性（郭庆旺等，2003），中国的赤字水平与通货膨胀互为因果关系，通货膨胀既是一个货币现象，也是一个财政现象（许雄奇和张宗益，2004）。
关于中国财政与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方式及政策有效性的研究较多，而对财政与货币政策的互动以及这种互动的宏观效果分析仍相对薄弱。目前，该问题已经引起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赵丽芬和李玉山（2006）研究发现我国扩张的货币政策通常伴随着收缩或稳健的财政政策，而扩张的财政政策导致被动扩张的货币政策。黄金竹（2005）、王文甫（2011）的研究也得出相似结论：我国货币政策在很大程度上被动适应于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制定在一定程度上缺乏独立性；晏露蓉等（2008）通过分析我国货币当局的资产负债表，提出财政收支活动客观上构成货币投放与回笼的主体，国债政策会加大货币创造效应，加剧资金流动性过剩；袁卓群等（2014）的实证研究显示，我国财政与货币政策之间存在相互促进的互补关系，并且财政政策对货币政策的影响效果要大于货币政策对财政政策的影响效果。
受限于数据，晏露蓉等（2008）采用统计描述方法，仅提出了财政政策影响货币政策的一种渠道；黄金竹（2005）仅分析了m1作为货币政策工具的情形，在当前央行灵活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的大背景下，有必要从其他政策工具（特别是利率）的角度进行扩展；袁卓群等（2014）仅采用财政预算收支和m2指标建立VaR模型，作为两大调控政策目标――产出和价格――并未引入实证模型，因而对政策及其搭配的宏观效果分析不足。更重要的是，上述研究采用的方法都隐含地假设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经济（尤其是对通货膨胀）的影响是对等的。诚如赵丽芬和李玉山（2006）指出：“随着国内改革的深入，财政部门与货币当局权力的分离要求不断提高，转向分析目标分离后的财政、货币政策的相互影响关系，特别是财政斟酌裁量权是否是对货币政策承诺责任的一种威胁显得更为重要”。
如前所述，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不仅通过价格渠道和信贷渠道相互影响。作为宏观调控的两大政策工具，二者同时也对经济周期冲击做出调整。经济衰退时，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会主动做出反应，之后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还会通过政府预算约束的联系相互做出反应。为此，真正意义上研究政策互动还需要区分政策变量对经济周期冲击的反应以及对其他政策变量冲击的反应。然而，受到研究方法的限制，前述文献均未对这两种反应途径进行分离。此外，对SVaR模型的经济解释会受到内生变量排序的影响，例如采用Cholesy分解方法识别冲击时，通常将政府支出排在SVaR方程组的第一位，即假设其他内生冲击不影响当期的政府支出决策，这显然未能体现财政政策作为宏观调控手段的职能，无法分离主动熨平经济的财政措施和财政的自动稳定功能。
图12显示，当政府增加m2供给时，对产出的影响存在一定时滞，大约经历10个月的调整，产出才会从向下偏离稳态逐渐变为向上偏离稳态。对比图5，当价格由财政政策主导时，m2政策对经济的刺激作用从实施到起效所需时间更长。原因可能在于，m2增长率上升后，财政政策的变化与m2政策是替代的，赤字下降会抵消扩张性货币政策效果；而当价格由货币政策主导时，财政赤字的变化在短期与m2政策是互补的，会强化扩张性货币政策效果，刺激经济更快复苏。
五、冲击拟合结果及稳健性分析
本节在前述两种价格主导区制下，分别对两类不同的货币政策工具情形中的三种冲击进行了识别。结果显示，首先，两种价格决定区制下的冲击识别结果较为接近，价格决定机制对冲击识别结果的影响不大⑥；计算冲击的标准差（表3），用m2增长率度量的货币政策冲击比用利率度量的货币政策冲击的波动性更大，验证了脉冲响应分析中发现的“数量型货币政策比价格型货币政策具有介入快、退出快”的结论。
其次，将识别出的冲击与现实经济中代表相应冲击的变量进行对比⑦。分别采用人均产出增长率的一阶差分、财政赤字的一阶差分、m2增长率的一阶差分表示现实中的经济周期冲击、财政政策冲击、货币政策冲击。从冲击发生的时点和冲击方向来看，模型识别出的冲击与现实经济中的冲击拟合效果较好（图13至图16）。
最后，王文甫等（2015）的研究采用混合货币政策定义货币冲击。本文也分析了价格型与数量型货币政策混合情形下变量的脉冲响应。建立VaR模型包含6个内生变量：产出、利率、m2增长率、财政赤字、通货膨胀、工资。根据两种不同的价格决定机制，做出如下符号约束假设：
假设323（货币政策主导价格、混合型货币政策情形）扩张性货币政策冲击的脉冲向量满足：m2增长率对货币政策冲击的脉冲响应在12个月内是非负的，并且利率对货币政策冲击的脉冲响应在12个月内是非正的；通货膨胀对货币政策冲击的脉冲响应在12个月内是非负的。
假设433（财政政策主导价格、混合型货币政策情形）扩张性货币政策冲击的脉冲向量满足：m2增长率对货币政策冲击的脉冲响应在12个月内是非负的，并且利率对货币政策冲击的脉冲响应在12个月内是非正的。
结果表明，在混合型货币政策情形下，变量对三种冲击的反应方式与价格型货币政策情形、数量型货币政策情形下的反应方式基本相同，表明这两种政策工具之间可能是没有互动的，只要政策的“松-紧”方向相同，不影响前文的主要结论。此外，王文甫等（2015）在VaR模型中还引入了消费和投资变量。本文验证发现，是否引入消费和投资，并不会对产出、通胀和工资对冲击的反应方式产生显著影响。
六、主要结论
本文采用符号约束的SVaR方法，分别在两种价格主导区制下，对经济周期冲击、货币政策冲击和财政政策冲击进行识别，并分析了不同类型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互动及其搭配对产出、通胀和工资的影响：
首先，从冲击识别结果来看，模型识别出的冲击与现实经济中的冲击拟合效果较好。数量型货币政策比价格型货币政策具有“介入快、退出快”的特点。财政政策在短期具有自动稳定功能，其影响传导快但持效短，最终受经济下滑的拖累财政支出会趋于紧缩；并且当搭配利率工具使用时，财政政策的自动稳定功能消失更快。通过稳健性分析发现，使用货币工具组合识别货币政策冲击对研究结论的影响微乎其微。
其次，从政策互动情况来看，在短期政府可能会采取利率渠道也可能会采取数量渠道为赤字融资，在长期政府往往通过利率渠道而非数量渠道来为赤字融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独立时，政府考虑到财政赤字配合增发货币会快速推高通货膨胀，可能会采取相反的操作，财政与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也为反向操作提供了可能；而当货币政策非独立时，增发货币可能正是为了满足政府赤字融资的需要。即使价格由货币政策主导，由于在短期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替代的，当政府承诺为维持低通胀而减少货币供给，货币紧缩后财政政策扩张的倾向将会对低通胀承诺构成威胁。
最后，从政策搭配效果来看，当存在财政赤字融资需求时，积极财政政策与利率的组合搭配比与m2的组合搭配刺激经济的持久性更强、缓解劳动力市场萧条的效果更好。当价格由财政政策主导时，财政赤字持续向上偏离稳态会推高通货膨胀，但推高通货膨胀的程度不及价格由货币政策主导时积极性货币政策推高通货膨胀的程度，表明在我国较高的通胀可能仍主要是一种货币现象。尽管有学者提出“松-松”、“紧-紧”的搭配模式存在缺陷，但就其对均衡工资的综合作用的结果来看，不会造成均衡工资长期偏离稳态，对稳定就业具有积极作用。此外，当通胀较为严重时，采取“双紧”的政策对抑制通货膨胀是合理的，有利于减弱货币供给紧缩后财政赤字自发扩张带来的抵消作用。
注释：
①国内失业率数据在样本期内基本没有波动，大致稳定在4%上下。为此，借鉴mountford&Uhlig（2009）和王文甫等（2015）的研究，采用工资数据间接反映劳动力市场状况。
②月度数据不仅可以合理的规避掉简化式残差中的“系统性的相机抉择反应”（systematicdiscretionaryresponse），还能够很好地回避perotti（2005）提出的5个异议。
③该冲击等同于模型中的经济周期冲击。
④由于人口数据没有季度值，因此在计算人均数据时，同一年份内的季度数据均用当年的人口数进行调整。
⑤限于篇幅，文中未给出不施加财政赤字对经济周期冲击符号约束的脉冲响应结果，需要的读者可以向作者索取。
⑥后文中仅给出了部分冲击识别结果，其他结果可以向作者索取。
⑦限于篇幅，文中只给出货币政策主导价格情形下的冲击拟合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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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张性的货币政策篇7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相对效力
在凯恩斯经济学中，“需求管理”是政府的主要宏观经济政策。这里主要分析在封闭经济条件下，从它们对总需求的影响角度来考察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相对效力。
(一)财政政策的效力
当政府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时，政府需求增加将通过财政政策乘数效应使GDp增加。GDp的增加又使货币需求增加，即需要更多的货币用于交易。在储备银行不改变货币供给的情况下，利率必然上升;利率上升，一方面会抵消由于GDp增加而增加的货币需求，另一方面又会减少投资需求，从而抵消一部分政府支出或减税对GDp的刺激作用。如果投资需求对利率的敏感程度很高，利率的上升将会大量降低投资。如果货币需求对利率的敏感程度很低，那么，由于政府支出增加引起的货币需求将使利率猛增(利率敏感程度很低意味着利率必须变动很多)。①(①参见[美]R.e.霍尔和J.B.泰勒：(宏观经济学>，171页，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88。)
此外，财政支出乘数是衡量财政政策效力的一个重要指标。但是，财政支出乘数能否使财政政策的效力充分发挥出来，同样要受到上述两个因素的制约。如果投资对利率高度敏感而货币需求对利率不敏感，即使财政支出乘数很大，财政政策也无法产生强有力的效果。
与上述情况相反，当政府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时，如果利率上升幅度不大，或扩张性财政政策对利率水平没有多大影响，那么，这种政策对投资的冲击就很小。在这种情况下，扩张性财政政策对总需求就有很强的影响力。换言之，当投资对利率不敏感而货币需求对利率高度敏感时，财政政策的效力就很强。
利用iS——Lm曲线的形状及其移动来展示财政政策效力的强弱。财政政策的效力与iS曲线和Lm曲线的形状有很大关系。当投资需求对利率很敏感时，iS曲线比较平缓，因为利率的较小变化和投资需求的较大变化有关。相反地，当投资需求对利率不敏感时，iS曲线就比较陡峭。
再看Lm曲线的形状。当货币需求对利率很敏感时，Lm曲线就比较平缓，因为当货币需求随着收入变化而增加时，利率的很小变化就足以使它减少;反之，当货币需求对利率不敏感时，Lm曲线就比较陡峭。
当iS曲线比较陡峭，或者Lm曲线比较平缓时，财政政策的效力比较强。相反，如果iS曲线比较平缓，或者Lm曲线比较陡峭，财政政策的效力就比较弱。
(二)货币政策的效力
货币政策的操作主要体现在货币供给的变化上。扩张性货币政策或松货币政策是货币供给增加;紧缩性货币政策或紧货币政策是货币供给减少。一项扩张性货币政策如果在货币供给的增加时使利率下降的幅度很大，并且对投资有很大的刺激作用，它对总需求的影响就很大。这种效果产生的条件是：第一，如果投资需求对利率的敏感程度很高，利率的下降就会使投资受到极大鼓励。第二，如果货币需求对利率的敏感程度很低，货币供给的增加使利率下降很大(利率的很小下降就足以把货币需求提高到同较高货币供给一致)。在这两个条件得到满足的情况下，货币政策对总需求的影响效力就强。
货币政策对总需求的影响效力也有弱的时候。如果投资需求对利率的敏感程度很低，利率的下降不会使投资受到很大的刺激;如果货币需求对利率的敏感程度很高，货币供给的增加并不能使利率下降很大。在这种情况下，一项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如果使利率下降较小，或对投资的影响较小，它对总需求的影响就较弱。
用iS——Lm曲线的形状及其移动来展示货币政策效力的强弱。同财政政策一样，货币政策的效力也与iS曲线和Lm曲线的形状关系很大。如果幅曲线较为平缓或Lm曲线较为陡峭，货币政策的效力就强;如果赐曲线较为陡峭或Lm曲线较为平缓，货币政策的效力就弱。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有效搭配文献综述
摘要: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同属国家的需求管理政策,可据宏观经济调控要求进行合理搭配。围绕着这个课题,国内外无论在理论的研究上还是在现实政策的运用上,一直存在争议。本文重点对我国实行人民币二篮子货币汇率制度后两大政策有效搭配的文献进行综述。
关键词:财政政策 货币政策 绩效 政策搭配 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
如何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以实现一国经济稳定发展是宏观经济学的重要研究领域,也是学界长期论争的焦点议题之一。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理论视角。运用各种模型和实证方法,对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绩效及其搭配进行了深入研究。
一、国外研究情况
经济学文献对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搭配的定量实证研究始于20世纪30年代的iS-Lm模型(又称希克斯一汉森模型)。根据该模型,希克斯和汉森等研究得出的结论是: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虽然在短期能够影响产出,但是从长期来看,对产出都没有影响,它们都是无效的,除了提高价格之外。之后,经济学家在其基础上,将视角延伸到对开放经济的研究。
英国经济学家詹姆斯・米德(mead,1951)提出了固定汇率制下的内外均衡冲突问题,即“米德冲突”。在汇率固定不变时,政府只能主要运用影响社会总需求的支出增减政策来调节内外均衡,在开放经济运行的特定区间便会出现内外均衡难以兼顾的情况。而支出转换政策包括汇率、关税等的实质是在总需求结构内部进行结构性调整,使需求结构在国内需求和净出口之间保持恰当的比例,从而开创性地提出“两种目标,两种工具”的理论。荷兰经济学家丁伯根tinbergen,19521最早提出了将政策目标和政策工具联系在一起的正式模型,即“丁伯根法则”。若要实现n个独立的政策目标,政府至少具备n种独立的政策工具,工具之间不会相互影响。蒙代尔(mundeB,1960)提出了进一步的解决办法,指出将每一政策工具分配给它能发挥最大影响力和具有绝对优势的目标。斯旺(Swan,1960)用图形说明了支出增减政策f财政货币政策1和支出转换政策(汇率政策)各自的功用,提出了用支出增减政策和支出转换政策的搭配来实现内外平衡的模型。蒙代尔(1963)与弗莱明(1962),研究了开放经济条件下用于实现内外均衡目标的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性问题,他们的研究成果经不断完善而成蒙代尔一弗莱明模型fmundell-Flemingmodel),并由此得出了著名的“蒙代尔三角”理论,即货币政策独立性、资本自由流动与汇率稳定这三个政策目标不可能同时达到。1999年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fpaulKrugmanl根据上述原理画出了一个三角形,他称其为“永恒的三角形”ftheetelnaltrianslel,从而清晰地展示了“蒙代尔三角”的内在原理。这三个目标之间不可调和,最多只能实现其中的两个,这就是著名的“三元悖论”。
二、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学者将以上理论和研究方法应用于对我国经济的分析,研究结论不尽相同。马拴友(2004)运用iS-Lm模型进行分析得出,在我国iS曲线较为陡峭而Lm曲线较为平坦,说明在这种情况下,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相比。对治理通货紧缩具有更大的效能。张学友、胡锴(2002)运用修正的mF模型,对我国积极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效力进行比较,得出在我国现行汇率制度安排下,积极财政政策的效果要优于货币政策:当前我国的经济政策应以财政政策为主,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淡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施建淮(2007)运用VaR模型对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和中国产出进行实证分析后得出,人民币升值在中国是紧缩性的:相对汇率变动的其他效应,汇率变动的支出转换效应是支配性的,因此运用传统斯旺模型来分析中国经济是有效的。徐长生、刘士宁(2006)根据斯旺模型政策搭配理论,认为中国经济目前正处于模型中的内部通胀、外部顺差的区域,因此对内可采用从紧的货币政策主要抑制投资过热,采取结构性的财政政策着重解决经济结构失衡问题:对外通过本币升值的汇率政策改善国际收支顺差,以实现内外均衡。
也有学者通过计量建模,实证研究了近年来我国两大政策的搭配,但大多集中于对内绩效的研究,鲜有在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下兼顾内外综合绩效的系统研究。刘玉红、高铁梅、陶艺(2006)实证研究了财政货币政策的综合效应,发现中国的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的有效性较弱,这是由于我国利率管制严格、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发展缓慢等原因所致,而中国的财政政策的政策效果显著,扩大国内需求方面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还应该继续实施。王文甫(2007)通过模型分析。发现在内生增长理论框架下,有一条真实变量都以相同的比例增长的均衡增长路径:在均衡增长路径上,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不是相互独立的,它们之间必须相互协调:财政政策对经济有影响,货币呈非“超中性”。刘斌(2009)基于我国的实际数据的实证研究得出。我国的政策体制主要表现为主动的财政政策和被动的货币政策组合体制的结论:这种体制实际上是物价水平的财政决定理论的充分体现:因相机抉择的政策会产生政策的时间不一致性问题,对社会福利水平产生影响,这种体制在今后是否一定要继续保持值得商榷:他强调今后我国应该从现行的体制向主动的货币政策和被动的财政政策组合体制转换。黄志刚(2009)将蒙代尔一弗莱明模型fm―F模型1拓展到中间汇率制度下研究发现,不管资本流动性如何,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基本有效,其效应介于固定汇率制度和浮动汇率制度之间:实行中间汇率制度的国家在进行宏观调控时,最应该运用财政、货币政策搭配方法,此时政策效果最好。
三、总结及启示
通过以上综述我们发现,大多文献将研究视角聚集于经济增长、国际收支及内外均衡,鲜有深入到对物价、居民消费、民间投资等重要经济变量以及经济内部结构的政策搭配研究。已有的研究结论不尽相同,对我国汇率制度改革以来(2005年7月21日)基于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的相关文献不多。
本文认为,在后续研究中可进行新的尝试,若能遵循“紧扣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总揽全局、内外兼顾、两大政策密切结合”的构想,将会有很大的突破与创新。
看了“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相对效力”的人还看了：
1.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包括什么
2.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如何配合使用
3.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搭配的必要性
4.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配合的必要性
5.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经济的影响是什么
6.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扩张性的货币政策篇8
不过，国内央行的独立性与美联储不是一个概念，国内央行的独立性不足，由于政府、企业、银行及个人已经认识到最大程度利用现有银行体系的利益性，2011年货币政策转向效果如何是十分令人担心的。从历史上看，2009年“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政策取向在文字上是十分明确的，但2009年上半年银行信贷就增长74000亿元，比1998年至2002年5年信贷增长总和还要高。这已不是“适度宽松”，而是“过度宽松”或“极度宽松”。2010年的情况也是如此，银行信贷增长看上去似乎比2009年有所减少，但实际上是因为商业银行把许多表内业务放在表外，实际信贷增长远大于公开数字。
针对有关国内通货膨胀问题及资产价格飙升根源是“货币超发”的说法，央行予以否认，称这几年没出现“货币超发”，这几年银行信贷快速增长是由于实体经济所需。实际情况却是：2008年9月金融危机以来，在短短的26个月的时间，国内新的信贷增长几乎与1998年－2007年十年总和相接近，国内货币增长岂能不多?流动性岂能不泛滥?
在这里，用“货币超发”这个概念可能歧义较多。如果我们用“信用扩张合理边界”来分析，当前许多问题就容易解释了。任何一个经济体要让其健康发展，就得把信用扩张限定在合理边界内，否则就是“信用扩张过度”。在这里把“信用扩张过度”界定为信用货币膨胀速度快于实体经济产出的增长速度。而任何信用扩张可以用于实体经济循环，也可以用于单纯的金融循环。当信用扩张用于实体经济的循环时，它可缓解经济增长过程中的融资约束，促使经济的发展与增长；它也可能造成生产与消费的失衡，形成经济波动。当信用扩张只是单纯的金融循环时，它可能推高资产的价格，使得资产的价格脱离基础因素快速上升，从而给实体经济发出错误的信号，同时引起社会财富的重新分配，导致总供给与总需求的错位，最终引起宏观经济波动。一旦信用扩张过度，资产价格高得难以维系时，或整个社会价格全面上涨时，有可能使得金融体系变得非常脆弱。在这种情况下，一次小的外部冲击就可能造成严重的金融危机。从历史上大量的金融危机案例中，资产价格泡沫或通货膨胀都与信用扩张过度有关。各种金融危机往往就是信用扩张过度的结果。近几年来，国内信贷之所以增长过快就是这种信用过度扩张的结果。无论是采取管制下的低利率政策，还是制度性的信贷扩张(如过度优惠的个人按揭贷款政策及住房预售制度)，都是近几年来信贷过度扩张的因素。这几年房地产泡沫吹大就是这种信贷过度的扩张结果。既然央行不认可早几年曾出现过信贷扩张过度(实际上是信贷扩张极端过度)，那么稳健货币政策的信贷增长速度可能仍会处于一个较高的水平上，银行信贷收紧的概率不高(有可能会与2010年持平)。
扩张性的货币政策篇9
一、动态“新凯恩斯主义”的理论模型
(一)基本假设假定在一个包含中间厂商和最终厂商的摩擦经济中，经济行为的主体包括代表性消费者、厂商和政策主体。各自的经济问题如下:1．消费者的经济问题对于经济系统中的代表性消费者，假定其效用函数为:其中:Ct代表消费者的实际消费，nt代表劳动供给量，mt/pt代表持有货币给消费者带来的经济效用(mt为名义货币供应量，pt为总物价水平)。参数项中，σ为消费的风险厌恶系数，ψ为费里希劳动供给弹性的倒数，ξ为货币余额的替代弹性。此处的效用函数为可分离的形式。此时代表消费者的经济问题为:2．厂商的经济问题本文以动态“新凯恩斯主义”常用的Dixit和Stiglitz(1977)［23］垄断竞争模型为基础，将厂商分为中间厂商和最终厂商，其中中间厂商在垄断竞争市场中面临价格调整的压力。对于最终产品厂商而言，其最终产品Yt需要通过中间产品Yt(j)形成。最终产品的生产过程为完全竞争的市场，参照Dixit和Stiglitz的基本设定，假定生产函数为:3．政策主体问题对于政策主体而言，假定其为一个多功能的“复合政府”，其经济政策分为三个方面。一是货币政策的政策规则，具体规则可以分为两大类。规则之一是扩展的taylor(1993)利率规则。目前多数文献认为该规则可以更好地刻画中国货币政策实践(如谢平和罗雄，2002;张屹山和张代强，2007;李成等，2010;郑挺国和刘金全，2010;等)［26－29］，本文综合相关文献的研究，设定我国的货币政策规则如下:二是对“财政政策”规则的考虑。综合各国政府的实践，财政政策规则主要存在于表1所列示的几种情形:由于我国中央地方财政关系尚未完全理顺，因而各级政府主体的财政支出“决策运行模式”存在纵向、横向间的差异性和政策实践的复杂性，从而导致财政政策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定位也不尽相同。表1中gt为政府总公共支出Gt的对数化形式，后文线性化系统中的小写形式同样为其大写形式的对数化表达。表1中“规则一”是较多文献都会考虑的规则，如张杰平(2012)［4］、王文甫(2010)［7］;“规则二”是政府采取“相机抉择”的形式;“规则三”是政府综合“相机抉择”与盯住“通货膨胀”的形式，对此，张宇麟和昌忠泽(2008)［34］认为治理通货膨胀应该重视财政政策的作用①亦即政府的总支出(包括总公共开支、当期债务还本付息支出和当期公众持有的货币形式)等于政府的总收入，收入项目为政府发行的债务收入、总税收收入和发行货币的收入。符号变量的含义同预算约束(2)中的结果。
(二)系统均衡问题对代表性消费者的基本问题进行优化求解，获得消费者优化问题的一阶条件。将具体的一阶条件进行线性化。对于中间厂商而言，根据成本最小化的问题可以获得厂商“价格总水平”的变动方程。其结果为:根据上述经济系统的设定，可以对不同货币政策规则下的财政政策效应进行比较。
二、参数估计
(一)初步参数校准整个经济系统中的内生变量包括:yt、bt、ct、kt、nt、πt、wt、pt、mt、it、Rkt、tkt、at、gt、vt(替代变量包括t、zt)。该经济系统中需要进行校准的参数包括:β、θ、σ、ψ、ξ、η、α、e、δ、εp、ρr、1、2、3、ρv、ρa、ρg、ρtk(替代参数包括Γ1、Γ2、Γ3、ρ)。对于系统的相关参数，根据历年的名义利率水平设定主观的贴现因子β为0.947;设定价格粘性程度θ为0.75;考虑到消费效应的对数形式并参考张卫平(2012)［3］的估计结论，本文对消费风险厌恶系数估计为1。对于费里希劳动供给弹性的倒数，同样估计为1;将货币余额的替代弹性ξ取值为1;对于货币需求对利率的半弹性，借鉴张杰平(2012)［4］的结果估计为2.58;基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的基础数据，在对原始数据进行GDp价格指数调整、H－p滤波(获得趋势项)及时间序列回归后，估计出资本的产出弹性α和政府支出的产出弹性e，取值为0.627和0.50。本文借鉴贾俊雪和郭庆旺(2012)的生产函数模式将政府支出直接纳入产出函数估计相应的参数。进而本文资本的产出弹性α和政府支出的产出弹性e根据受约束的回归方程(产出函数的对数化形式)进行计量回归获得;参考王文甫(2010)的估计结论，将不同商品的替代需求弹性εp取值为4.61。对于不同货币规则的估计系数，参照Zhang(2009)［36］采用Gmm估计方法的结论以及张杰平(2012)［4］的结论，将货币政策规则的相关参数分别估计为0.75、2.6、0.4、0.6、0.51、0.8、1.5、0.75。对于非结构参数———技术进步、政府支出与收入税的一阶自回归系数ρa、ρg和ρtk，在同一样本数据下将其估计为0.60、0.61和0.556。具体参数的估计结果见表2。对于货币政策规则二中的参数选择，同Zhang(2009)［36］Gmm估计方法的结论和张杰平(2012)［4］的校准考虑，初步校准见表3。对于上述系统的线性化结果，还需估计的稳态值有:tk、R、C/Y、K/Y、G/Y、b/Y、m/Y。对于宏观税负tk，根据历年总税收数据和GDp数据估计出“平均税负”，其他参数则通过一阶系统的稳态值并结合初步的参数校准进行估计。
(二)“贝叶斯”参数估计对于上述参数校准的初步结果，本文采取不同于张佐敏(2013)、胡永刚和郭长林(2013)等的参数校准方法，而是对非结构参数通过“贝叶斯”估计方法进行再估计。在估计的过程中，采用马尔科夫－蒙特卡洛模拟方法(markovChainmonteCarlo，mCmC)，基于mH算法随机抽样2万次，并去掉前1万次①。具体抽样时，对每一个参数选择一个标准的概率分布函数，然后根据参数的初始值和抽样设定的次数进行统计抽样，最后根据设定的接受概率(一般在0.2～0.5之间)获得后验的结果。而标准概率分布的选择是根据参数的性质、取值范围综合判断形成，方法参见Griffoli(2010)［37］的分析。在进行“贝叶斯”估计之后获得检验多变量“收敛性”的统计量，结果如图1所示。由图1中的结果可知:在后期1万次以后，曲线拟合较好，说明参数的“贝叶斯”估计结果整体性能较好。基于贝叶斯估计结果，可以比较不同货币政策规则下的财政政策效应，下文将分“同一”货币政策规则和“不同”货币政策规则两种情况分别进行研究。
三、搭配型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配合的经济效应
基于上述“贝叶斯”估计的参数结果，本文通过matlab的嵌套软件包Dynare4．2．5进行数值分析。假定财政政策规则形成一个标准单位的冲击(即假定财政支出增加1%)，其对于产出的影响结果如表4所示②。由表4中的结果可知:在货币“利率规则”之内，除规则四之外，不同的财政政策规则对于“经济总产出”具有相似的经济效应。政府增加公共开支在短期内会使总产出增加，并且在第二期旋即到达最大化。当然，财政支出增加1%，即期(随后的第一期)的正向“扩张效应”相对较小，“规则一”下仅为0.0177%。这一结论不同于Christiano等(2011)财政政策乘数大于1的结论(名义利率的零约束下)。当然，从整个观察期内的累计效应来看，就货币利率规则而言，财政政策“规则一”对于经济产出的总弹性为0.3426，而其他规则二、三、五对于经济产出的总弹性分别为0.2587、0.3120和0.3505，差距相对较小。在货币供应量规则之内，不同财政政策规则对于“经济总产出”也具有相似的经济效应，只是考虑“盯住债务”的“规则四”与其他略有不同。财政政策“规则四”对于宏观经济具有凯恩斯主义的“非线性”影响。由于货币政策规则组内的财政政策差异较小，此处以财政政策“规则三”为对象比较不同货币政策规则中的政策差异。限于篇幅，以经济总产出Y、私人消费C、通货膨胀效应π和债务水平B的响应为分析对象。四个宏观变量的响应过程如图2所示。在财政政策搭配货币“利率”规则时，财政政策的波动效应要小于其与“货币供应量规则”的搭配结果。在货币政策的利率规则下，财政支出增加1%，随后其在第一期的产出“扩张效应”为0.0269%;而在货币供应量规则下，财政政策的即期正向“扩张效应”为0.0531%;在货币政策的利率规则下，财政政策“规则三”在观察期内的总产出弹性为0.312，而在货币供应量规则中，财政政策“规则三”在观察期内的总产出弹性为0.286。对于代表性消费者的消费而言，财政政策在不同的货币政策规则下对其影响过程存在差异，但均对私人消费产生了一定的“挤出效应”，并且挤出效应趋于稳态的时间远远大于产出，效应也较大。货币利率规则之下，财政政策的波动要小于其与“货币供应量规则”的搭配结果。在货币利率规则下，财政政策的总挤出效应为1.476%。就通货膨胀而言，不同的货币政策规则之下，财政政策对其的影响过程与对私人消费的影响相似。货币利率规则下，财政政策的波动小于其与“货币供应量规则”的搭配结果。对于债务而言，不同的货币政策规则之下，财政政策对其的影响过程有很大差异。其中，在货币政策的利率规则中，财政政策开始扩张政府债务，但第三期之后债务水平开始逐渐下降并低于稳态水平，最后趋于稳定。在这一规则下财政政策使政府债务膨胀的最高水平达2.1688%(财政支出水平增加1%)。而在货币供应量规则中，扩张性财政政策在初期降低债务，但随后即产生扩张效应，财政政策使得政府债务扩张的最高水平达3.743%。而结合货币政策的脉冲响应结果可发现，“利率冲击”对于政府债务的控制影响比货币供应量规则更为显著。针对上述不同“冲击源”对于宏观经济波动的冲击影响，表5将不同的财政搭配政策和货币政策对照进行讨论。由表5的结果可知:(1)无论是在“利率政策规则”还是在“货币供应量规则”之下，货币政策冲击对于我国宏观经济的波动贡献较大;(2)在同一货币政策规则下，财政政策是影响宏观经济波动的第三个主要贡献源;(3)货币供应量规则与不同的财政政策搭配时，财政政策的经济波动效应较大。这说明为降低公共支出对产出的波动影响，考虑由利率规则搭配财政政策较好。
四、结论
扩张性的货币政策篇10
财政政策是凯恩斯主义者非常喜欢使用的宏观经济调控手段。他们认为，对总需求的调控，财政政策比之货币政策更有效，财政政策是一种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它既可以被用来变动总需求，以对付严重的通货紧缩或者通货膨胀，也可以被用来微调经济，熨平经济周期的较大的波动。财政政策的措施十分简单明了，如果经济正处于严重的萧条时期，财政政策就采取“减收增支”的办法，减收就是减税，增支就是增加政府开支和增加社会福利的办法。
减税和社会福利的增加会使漏出减少，注入增加，会很快刺激总需求的增加。减税和增加社会福利涉及到政府预算的制订和实施，由于时间间隔较短，效应也就较显著。在西方国家，减税，主要是减个人所得税，既减少漏出，又对个人的劳动和投资有一定的激励作用。增加支出和社会福利的作用是直接扩大总需求。但是，减税和增加社会福利究竟会使总需求增加多少，最终使GDp增加多少，很难作出估计。如果人们把减税和增加社会福利的一部分钱用于增加对进口品的需求，并且边际进口倾向较高的话，则总需求的扩大就不会很大了。
减税和增加社会福利，对总需求的扩大作用甚小。增加政府支出是刺激经济的一种最直接的手段。政府支出可直接作用于总需求，因而有较充分的乘数效应。同时，政府支出可以直接为宏观调控目标服务，更有目的性和针对性。政府可以把资金用于基础设施建设，一方面可以扩大总需求，另一方面可以解决国民经济的瓶颈缺口，增加社会的生产能力。政府可以把资金用于经济特别萧条的地区以帮助该地区的经济走出困境。政府可以把资金用于不太使用进口品的项目上，尽可能以乘数效应增加GDp.政府可以把资金用于增加就业的项目上，以减少失业人口。但是，政府支出如果花在基础设施方面的话，就会耗费较长的时间，很难立竿见影。当然在对付长期性经济萧条方面还是有效的。不过，政府实施的项目往往由于缺乏责任心和管理，工程质量较差，很多被称为“豆腐渣工程”，弄得不好会劳民伤财。
与解决通货紧缩缺口的财政政策相反，如果经济存在通货膨胀缺口，经济基本已达到了充分就业，凯恩斯主义者认为，此时就应当实行紧缩的财政政策，即增收节支的政策，增加税收、减少财政支出。
从近代历史看，在西方国家，只有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曾经存在过持续的通货膨胀缺口，这主要是由于战争经费支出急剧增加所致。其余时候，基本上都是通货紧缩缺口存在，通货膨胀缺口只是暂时性地存在过。20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存在过一个怪现象，就是在高通货膨胀率的同时，失业率也上升，也就是滞胀。凯恩斯主义者把滞胀的原因归结为在收缩总需求的同时，总供应也收缩了，这样抵消了通货膨胀的效应，但国民产出也下降了，结果社会生产能力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失业率上升。
总需求和总供应的同时萎缩会对总供应产生不利的影响。税收的增加会对劳动和投资产生反激励的作用，也会进一步推动成本推进型的通货膨胀。政府支出的削减会对某些依赖政府支出的部门（如卫生医疗部门、教育部门、公共交通部门等）产生严重的影响，减少政府对社会的公共提供。对基础设施支出的削减会影响到国民经济的长期增长。持续的通货紧缩政策还会使私人投资减少。所有这些都会使国民经济的生产能力减少。
经验表明，对付通货膨胀并不难，即使有的国家发生过严重的通货膨胀，经过治理，也能平息下来，难的是在治理通货膨胀的同时不引发通货紧缩。
凯恩斯主义者认为财政政策或货币政策都可被用来微调经济，只要政府对总需求实行有效的管理。所谓微调经济是指通过政府实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经济干预，以避免经济周期出现较大的波动。与货币政策相比，财政政策作用更为明显。文武之道，一张一弛。政府针对经济的冷热，实施相反的对策（逆向调节），如果政府在经济萧条时期采用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在经济高涨时期采用紧缩性的财政政策，则国民经济的运行就会比自发运行的轨迹要平稳得多。当然，政府要完全熨平经济的波动是不可能的，也有可能由于对经济形势判断失误，使国民经济秩序更加紊乱。
政府调节经济的的主要问题是时滞。如果时滞效应很长，稳定经济的政策可能反而会成为“不稳定的经济政策。”因此，只要对经济形势判断正确，财政政策制定和实施得当，经济的波动虽然不可能完全消除，但国民经济一样可以实现相对平稳的发展。
二、货币主义者对政府调节经济的做法持反对态度
货币主义者反对把财政政策作为刺激经济的手段的主要理由是：减税或增加财政支出并不会对经济有什么刺激作用，国民产出不会因此而增加，因为在扩大总需求的同时，货币供应也相应扩大了，增加的只是名义的GDp.从长期来说，扩大总需求的财政政策只能导致通货膨胀。特别是在浮动的汇率体制下，这个结果更为明显，因为总需求的扩大会使本国的货币贬值，从而使进口品和进口原材料价格上升，进一步推动通货膨胀。在经济萧条时期，公共部门的借款需求会增加，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可能会使这种借款需求更高，结果可能会发生社会公众的信任危机。利率可能会提高到更高的水平，最终会将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效应抵消掉。
货币主义者认为，财政政策必须要与货币政策相配合，才会产生持续的效应，说白了，货币政策是真正对总需求发生影响的因素。弄得不好，财政政策只会造成总需求更大的波动。实施财政政策可能涉及的问题主要是对三方面的效应要作出估计：（1）政府支出和政府税收的变化对别的注入和漏出的影响程度究竟如何？（2）乘数和加速数的规模如何？（3）时滞效应如何？
货币主义者坚信市场的自身调整力量，认为上述的三方面的效应是很难估计的，宏观经济中出现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自行得到解决的，所以财政政策是没有必要实施的。
货币主义者认为有两种不同的财政政策，一种是会引起货币供应变化的财政政策，另一种是不会引起货币供应变化的纯粹的财政政策，两者是有区别的。前者之所以会引起货币供应的变化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积极的货币政策往往同时实施，二是在实施财政政策的过程中会连带出货币供应的变化，而货币供应与财政政策的同方向变化会抵消财政政策的效果，扩张性财政政策会引起货币供应的增加，收缩性的财政政策会引起货币供应的减少，结果对国民产出的变化无济于事。再说，会引起货币供应变化的财政政策会对总需求发生影响，但这是货币供应变化的结果，而不是财政政策实施的结果。后者对总需求的刺激是有某些短期效应的，但由于时滞存在，要预测人们对财政政策的反应是很困难的，再加上各种复杂的经济因素都会起作用，很难分门别类，对症下药，财政政策不可能把经济调整到主观设定的精确位置，微调经济的目的是很难达到的。从长期来说，纯粹的财政政策是无效的，对国民产出是没有影响的，只会产生挤出效应，就是政府支出的增加会减少私人消费和投资的减少。
财政政策的货币效应究竟如何呢？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两者密切不可分、实施财政政策的时候，或多或少会产生货币效应，纯粹的财政政策（一点也不影响货币供应）几乎是不存在的；实施货币政策的时候，也或多或少带有财政政策的含义。真可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如果经济正处于萧条时期，本来财政预算是平衡的，政府为刺激经济决定实施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产生财政赤字。财政赤字的弥补方式有两种，一种是政府直接向社会公众发债，社会公众把钱借给政府，这不涉及到货币供应的变化。政府利用财政赤字的同时，既刺激了总需求，也增加了货币的交易需求。另一种方式是政府向中央银行借债，这种国债发行方式结果增加货币供应。
政府增加财政赤字，注入增加，可以刺激经济增长，增加均衡的国民产出。政府支出的增加会使货币的交易需求也增加。如果财政赤字增加的结果使货币供应增加，市场利率可以因货币需求和供应同时增加而保持不变，由于市场利率保持不变，不会对投资产生影响，所以没有挤出效应。如果财政赤字增加的结果没有增加货币供应，市场的货币交易需求增加后使均衡利率上升，利率上升的结果就会使投资减少，产生挤出效应，注入量就会低于期望的水平，国民产出不会增加。
扩张性财政政策在货币供应不变的条件下，究竟是否一定会产生挤出效应就要看两方面的变化情况。一是货币需求弹性，即货币需求对利率变化的敏感程度。货币主义者认为，货币需求是比较缺乏弹性的，同样是灵活偏好曲线水平上移，利率会有较大幅度的上升。凯恩斯主义者认为货币需求是较有弹性的，总需求扩张后，对货币的交易需求也增加了，货币的灵活偏好曲线会上升，结果利率的上升幅度不大。二是投资弹性，即投资数量对利率变化的敏感程度。货币主义者认为，利率的变化会对投资额产生较大的变化。而凯恩斯主义者认为，投资额对利率变化通常是比较缺乏弹性的。投资者决定投资与否主要是取决于经济形势发展趋势和所生产产品的销售前景，而对市场利率的考虑并不放在首要的位置，利率的变化只对投资额产生较小的影响。
凯恩斯主义者认为财政政策的实施只会对利率产生很小的影响，对投资额的影响更小，所以，基本上不存在挤出效应。总需求的扩大可能会通过加速器效应使投资额增加。货币主义者认为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会使利率明显上升，从而对私人投资产生严重的影响，挤出效应明显存在。他们的观点是，政府必须要减少财政预算赤字。从长期来看，假使货币流通速度是稳定的话，政府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会完全挤出私人投资。凯恩斯主义者与货币主义者由于在上述两个问题上的分歧，导致两者对财政政策实施的效应预期发生很大的偏差。
三、我国财政政策有效性问题研究
上述凯恩斯主义者与货币主义者在财政政策上的诸多分歧是在市场经济条件的背景下产生的。我们不能照搬照套。我国积极的财政政策基础是转轨经济，也就是国民经济既有市场经济的成分又有计划经济的影响。但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原理是来自于凯恩斯主义。我们可以从凯恩斯主义者对财政政策的肯定性主张与货币主义者对财政政策的否定性意见中归纳出若干个主要问题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进行讨论，以使我们在制定财政政策中避免一些盲目性，增加其有效性。
对增加财政支出如何看？我国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的最主要的措施是扩大国债的发行，增加基础设施的投资。应当肯定，这种做法是行之有效的。通过基础设施投资的增加，带动了相关行业的生产，从而进一步带动了消费和投资。从投资项目看，主要利用的是国内资源，因此，投资所产生的乘数效应较大。为什么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没有出现货币主义者所担心的问题呢？
首先，扩大总需求的财政政策没有导致通货膨胀。主要是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我国的生产能力确实有过剩现象，总需求的增加促进了生产能力的利用；另一方面，我国还没有实行浮动的汇率体制，再加上出口情况尚可，总需求的扩大没有使本国的货币贬值域者说本来是应当升值的），进口品和进口原材料价格没有因之上升而引发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
其次，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虽然使公共借款需求更高，但在增加财政支出的同时，既增加了货币的交易需求，也增加了货币供应，没有发生社会公众的信任危机，利率也没有提高到更高的水平（反而比以前降低了），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效应并没有被抵消掉。
再次，挤出效应很小，甚至没有。事实证明，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实施对利率几乎没有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对投资额的影响更小，所以，基本上不存在挤出效应。总需求的扩大可能会通过加速器效应使投资额增加。
在我国现行条件下，财政支出的启、体效应是值得肯定的，需要研究的是结构性效应。增加公共投资的最大缺点就是缺乏资金有效利用的监督，很容易引起浪费。所以，一方面要改进公共投资的管理和监督机制，另一方面可以考虑缩小政府对公共设施的直接投资规模，把相当一部分资金用于与私人投资合股，或者增加财政贴息和无息贷款，更多发挥私人投资的作用，同时也可以扩大政府支出的乘数效应。
对减税如何看？减税政策是市场经济国家在经济疲软时期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但在我国，减税对国民经济不会有什么刺激作用，主要理由有两条：（1）个人所得税无论从绝对规模或者相对规模来看对国民经济的影响都很小，不象西方国家个人所得税要占全部财政收入的比重50％左右，减税会对国民消费产生重大影响。（2）从我国个人所得税结构来看，应当说缴纳个人所得税的人大多是中等收入以上的人群，他们的边际消费倾向要比低收入的人群来得低，换言之，征收个人所得税不会对中等收入以上人群的生活产生明显的影响。同样，如果对这部分人群实行减税，只会增加他们的可支配收入，从而增加他们的储蓄，不会明显增加他们的消费。相反，如果对这部分人群增加个人所得税，把这部分钱补贴给穷人则会增加国民经济的消费水平。
对企业的减税，照例是能够减少漏出，增加注入的。我国原来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国有企业，由于国有企业效益不佳，上缴的财政收入大幅减少，大部分企业已到了无税可缴，即无税可减的地步，但一些经济效益较好的国有企业仍然承担着上缴国家税收的主要任务。减税一方面会对国家预算产生重大的冲击，缺乏可行性；另一方面，政府对这些企业开辟了别的筹资渠道，比如，国有企业上市筹资，银行债转股，继续给予贷款支持等。从资金量上看，这些措施要比减税大得多，有效得多。对非国有企业的税收是否也可以减税呢？当然可以。但是要研究减税的效应。非国有企业的税后利润基本归私人所有，减税的结果会增加投资者个人钱包中的钱，而不会对投资者的当前消费行为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其直接效应是增加储蓄。那么对他们的投资行为是否会产生刺激作用呢？减税必然会提高税后的投资利润率，对投资会起到刺激作用，但决定投资的因素很多，因为投资是在不确定性条件下作出的，投资者决定投资与否，主要是对将来的经济前景作出预期，而不是看眼前的税收负担。如果经济前景不明，他们不会贸然投资。同样，对企业的减税也不能作为一种权宜之计，即对付通货紧缩的一种临时措施。如果企业普遍认为如此，则对企业的投资会产生更为不利的影响。
对自动稳定器如何看？稳定经济的政策很多是得益于财政的收支具有自动稳定器的功能。财政收支的逆向调节功能会使乘数效应减少，从而使经济波动的幅度减少。但是，主要的武器靠的是每年预算的税收和财政支出的自行变化，而不是政府对经济形势作出判断后及时作出的对策。从我国历年的财政预算安排来看，一般都是对财政收支的具体项目进行安排和平衡，并没有出于对国民经济速率的快慢作主动性的逆向调整。即使近两年政府主动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但在预算安排问题上也没有作出过主动性的逆向调整。事实上，我国的财政预算是被动性的，也就是有多少收入安排多少支出；或者有多少支出必须组织多少收入，如果不够，在尽可能压缩的基础上，政府再发行国债给予弥补。财政赤字的发生照例应与国民经济萧条时期相对应，但我国从改革开放以来，几乎年年发生财政赤字，许多年份是处于通货膨胀时期。近几年国民经济发生疲软，政府尽管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但是在预算安排上仍然采取审慎的原则，只是在国债上增加了发行额度，而没有在财政赤字上故意扩大规模。特别是在组织财政收入上，政府不仅没有实行真正意义上的减税，而是实行了增收的措施。这说明政府实行的财政政策既是积极的，又是审慎的。同时又说明财政政策的逆向调节作用也是靠自动稳定器在发挥作用。从我国财政收支的两方面看，财政支出的自动稳定器的作用似乎要比财政收入明显。因为财政支出的许多项目是必不可少的，是不能削减的（比如公务员的工资、行政事业单位的经费、国有企业的基本开支等），在经济疲软时期也是要发生的，所以，对避免经济的过分萧条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从财政收入看，表面上近几年财政收入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增加，是否会对国民经济的复苏产生遏制作用呢？我以为，这种遏制作用很小。根据经典的宏观经济学理论，在国民经济萧条时期，财政收入也会随着国民收人的减少而减少，主动性的减税会使漏出减少，注入增加。我国为什么在经济疲软时期财政收入反而会增加呢？我认为主要有两个原因：（1）财政收入发生了结构性变化，本来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国有企业，现在国有企业的效益普遍不好，其对国家的税利贡献急剧下降，这与宏观经济学的道理是一致的，但是，我国又处于经济转轨时期，非国有经济（私营企业、外资企业和挂着集体企业牌子的私营企业）近几年增长迅速，它们对国家的税收贡献却有明显增长；（2）政府加大了征收的力度，对本来应当征收的税收征了上来，当然征收依据的是税法，增加的财政收入主要也来自有非国有企业，可见，近几年财政收入的增加并不是政府的财政政策实施的结果，而是自动稳定器在我国转轨经济时期的特殊表现。
对我国实行宏观经济政策的微观基础如何看？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应当建立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之上的。如果我国的市场经济体系已基本形成了，则宏观经济政策的效应会更加明显。
我国市场经济的的基本框架有待逐渐形成。本人以为，判断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形成与否至少有以下几个标志：一是企业是否能按企业规则行事，比如是否有定价的自，也就是市场上的绝大部分商品的价格是由市场的供求关系决定的；是否有用工权，根据需要雇佣和解雇雇员。二是商品是否能在全国市场上自由流通，不受人为的限制和地方的保护及歧视。三是企业的形成与发展是否受到所有制的限制，特别是民营企业是否能够根据市场竞争的原则可以自由进人或退出。四是社会资本是否可以根据市场信号自由转移。五是是否形成一套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行政、税务制度与法规。根据这些标准衡量，我国市场经济的形成尚有相当长的一段路要走。由于如此，宏观的总量调控，就会遇到许多的人为障碍，不能收到理想的效果。因为总量调节的有效性的一个重要前提是，要有一个畅行无阻的传导机制。比如，国家增加财政支出的目的是要通过乘数效应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其前提就是要求企业对总需求的变化反应十分敏感，这样才会产生连锁反应，达到国民经济倍数增长。如果其中某一环节，对总需求的反应并不敏感，就会使乘数效应大打折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