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张性和紧缩性财政政策篇1
关键词：积极财政政策；扩张型财政政策；经济发展
什么是积极的财政政策，什么是扩张型财政政策，自去年朱镕基总理提出我国要实现积极的财政政策时起，在经济理论界引起了争论，时至今日，仍未有统一的看法。其实，积极的财政政策，是指政府利用各种财政手段调控经济的政策趋向。所谓的“积极的”，是指政府对经济活动进行干预，在经济萎缩时采用扩张型财政政策，在经济过热时采用紧缩型财政政策，政府对经济发展的态度是“积极的”。扩张型财政政策和紧缩型财政政策均属于积极的财政政策，在我国目前情况下，这一点是必须首先加以说明的。
严格地说，从积极财政政策的理论渊源来看，积极的扩张型财政政策的历史应当追溯到很久很久以前。但现代财税经济理论中，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张型财政政策一般被认为是来自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参见《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正是凯恩斯主义者的极力主张，才使积极的财政政策成为财政理论宝库的宝物的。后凯恩斯主义者虽然对凯恩斯的理论有所发展，但其宗旨大致仍然不能摆脱凯恩斯理论的窠臼。
按照现代西方经济理论，财政政策通过调节总需求，发挥其调节经济、实现充分就业下的总供给与总需求平衡的作用。在一般情况下，财政政策是以一定的经济理论和财政学说为基础，按照既定的财政目标——赤字或盈余，通过税收、财政支出、公债等财政范畴和财政活动方面的相关手段表现出来的。
从世界范围来看，在19世纪常见的中性财政政策已经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和西方经济理论的发展，随着国家干预主义占据主要地位而退居次要地位，积极的财政政策已经成为政府刺激和抑制经济发展常用的财政经济手段。
从特征和产生的前提来看，积极的财政政策的产生，是因为国家采用干预主义政策，积极的利用财政政策调控经济，用政府干预这只“看得见的手”来取代市场竞争那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所以，国家或政府干预经济和个人收入水平，既是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前提，又是区别于“夜警”国家或政府的主要特征。
从积极财政政策的利用来看，虽然积极的财政政策在现代西方国家产生并被广泛利用，但由其特征和产生前提决定，积极的财政政策在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不发达国家的利用要早得多，也普遍的多。我国建国后，就一直运用财政政策对社会、经济生活即生产（流通）和消费进行调控，且在各个经济时期都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保证了国家不同时期政治、经济任务的完成。但是，由于我们坚持的是“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经济思想，喊出的财政思想口号是“收支平衡，略有节余”，好象没有采用过积极的财政政策。其实，积极的财政政策并不必然反对“收支平衡、略有节余”，二者不存在二律悖反问题。只不过是我国以往实行的实质上的积极的财政政策，显得有些宽泛，没有西方国家的积极的财政政策的经济目的明确，而且由于在一定时期内反对赤字财政，所以，一谈积极的财政政策，往往就是指西方国家刺激或制约经济的扩张型财政政策，其实东西方国家都在积极的利用财政政策来调控经济。
从现代西方常用的积极财政手段来看，积极的财政政策主要有扩张性财政政策和紧缩性财政政策两种类型。扩张型财政政策是指降低税率，增加转移支付和扩大政府购买，以刺激总需求的增加，劳动就业的增加；举借外债和发行公债，以及采用相应的降低利率的通货膨胀货币政策刺激生产和近期消费。紧缩型财政政策是指提高税收，减少转移支付和减少政府购买，配合提高利率增加储蓄、减少现期消费的通货紧缩货币政策，抑制社会总需求。西方国家由于经常爆发经济危机，失业问题一直是一大难题，所以，现代西方国家的经济学家比较注重研究和采用扩张型财政政策。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出现经济危机的原因是需求不足，商品过剩，生产下降，企业裁员产生失业。为了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政府用财政政策刺激需求使之增加，因为只有需求增加才会推动经济增长。
采用积极的财政政策，其结果不是减少财政收入就是增加财政支出，这必然带来财政赤字。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可以综合运用以下四条原则，即坚持年度预算平衡原则、经济周期预算平衡、充分就业预算平衡原则、机能财政平衡原则，适度发行公债和举借外债来弥补财政赤字，并要注意处理好充分就业、财政盈余与财政拖累问题。
需要说明的问题是：
1.积极的财政政策和扩张的财政政策并不完全相同。由于观察问题的角度、说明问题的表达方法、内涵大小不同，积极的财政政策的扩张的财政政策的内涵和调控目的也不完全相同。
相同点：
理论依据相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扩张的财政政策的施行主体都是国家或政府；奉行的都是国家干预主义理论学说，都主张国家要积极的关注整个经济活动，对经济过程进行干预。 不同点：
（1）理论内涵不同。积极的财政政策表示国家干预经济的态度，包括刺激投资和消费的经济扩张的（性、型）财政政策，也包括抑制投资和消费的经济紧缩的（性、型）财政政策；而扩张的（性、型）财政政策只是积极财政政策的一个子集或组成部分。也就是说，扩张型财政政策本身是积极的财政政策的一个方面。除扩张型财政政策外，积极的财政政策还包括紧缩型财政政策。
（2）对应关系不同。积极的（性、型）财政政策对应的是一般的（性、型）财政政策，而一般的财政政策包括消极的收人型财政政策、追求财政平衡的需求型财政政策和中性财政政策；扩张的（性、型）财政政策对应的仅是紧缩的（性、型）财政政策。
（3）调控范围不同。积极的财政政策调控面宽，不但包括直接的减轻经济活动者的国家负担、增加其收入，还包括为其创造良好的环境，因而具有一定的政治性、社会性、经济性，而扩张型财政政策则仅偏重于经济扩张性。
（4）实质不同。积极的财政政策，是从财政政策施行者本身的指导思想和施为方针方面来讲的，重点反映的是国家对经济运行的态度和在某种态度下要采用什么样的财政政策；而扩张的财政政策是从财政政策的运作形态上来讲的，是国家对经济运行采用鼓励、刺激措施以促进经济扩张的财政政策。前者是国家经济政策在财政上的总体的反映；后者是国家启动经济的具体对策。
扩张性和紧缩性财政政策篇2
关键词：货币政策交替效应选择
稳健货币政策是我国目前实施的货币政策，以及积极的财政政策。采取稳健货币政策，主要在于从紧调控物价，防止出现货币贬值，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的实质是一种货币现象。形成通货膨胀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根本原因是经济过热，社会总需求超过总供给。抑制通货膨胀，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选择什么样的货币政策进行调节。但是，受诸多因素的影响，我国货币政策从总体上摇摆不定，频繁更替，陷入膨胀——紧缩——扩张——膨胀的怪圈。其根本问题在于货币政策交替运行。
货币政策交替运行，缺乏相对稳定性，对经济运行所产生的效应不容忽视。
其一，不利于治理通货膨胀，货币是通过信贷程序注入流通界的，当市场货币供求矛盾突出时，国家反复实施了货币伸缩政策。在近十几年来，我国选择的货币政策：“从紧”、“紧缩”、“宽松”、“稳健”的货币政策。采用货币政策工具，以加强对金融市场流动性及风险的管理，弱化系统性风险的累积、保持金融体系稳定，推动物价水平回归到正常水平。
国家为治理通货膨胀，在宏观上实行了全面紧缩，能够减少货币需求调整市场供求格局，使波动的物价实现短期内的平衡。2011年实行稳健货币政策。然而，在货币政策处于一种不规则的大循环中，却牵引出货币资金的大起大落，以致流通中的货币量由“偏多”滑向“更多”，需求有余，供给不足的矛盾日显突出，构成通货膨胀的成因固然很多，但最主要的原因莫过于短缺型经济下的货币供给大于货币需求。
其二，不可避免地会带来货币存量（供给）与经济涨落之间的同步震荡。由于我国经济本身所固有的多样性、多变性和隐蔽性，因而使得计划的货币存量与实际的货币需求量很难相适应，难以找到能够灵繁反映货币供求平衡程度的信号指标。只有当市场货币供需矛盾尖锐时，才有可能启动政策工具进行调控。表现在有效需求不足，采取放松信用，扩张货币存量措施时，一方面刺激有效需求增加，扩大就业，降低失业率，另一方面却加剧经济扩张。相反，当社会总需求膨胀并超过货币政策作用范围时，货币存量的骤然紧缩，必须在松动的货币环境下，与经济起动、内力上升的秩序发生冲撞，产生震荡效应。因为，货币作为经济的剂，具有不可逆性，前期实施扩张货币政策投放的过多货币，已被经济要素吸纳，并且诱发出更大的货币需求。当紧缩期过后，则会出现货币供给和物价的反弹。为制止扩张而采取紧缩举动，效应甚微，结果导致有效供给新的一轮短缺，形成物价上涨的新趋势。
其三，增加金融宏观调控的难度，货币政策交替运行，必然加剧社会对货币政策的预期心理。在紧缩货币的环境下，部门或企业难以从金融部门取得货币资金、便转向其它筹资途径。如擅自集资入股、发行债券和服票等。由于企业大量集资，职工巨额提取储蓄，不仅造成资金流失，而且直接冲击信贷资金来源。同时由于资金供求激增，导致非官方金融市场利率上浮，消弱国家银行利率扛杆的作用。在扩张货币环境里，社会亦会产生投资冲动，这种投资冲动和欲望，通过政治的、经济的多种途径表现出来，显得既合理又必要，因而几乎是无法抗御的。因此，使得国家调整产业、产品结构的信贷政策难以真正做到有所取舍。此外，表现在消费上，企业拥有自，千方百计地改善职工待遇，扩大消费基金支出，从而增加了金融行政管理的难度。
在当前金融宏观调控内部有待完善、外部需配套的条件下，不宜采取货币政策的交替运行。
从内部来看，其一，中央银行执行货币政策缺少必要的独立性。由于货币政策依附于政府的经济政策，中央银行尚未完全处于超脱地位，难以使货币政策做到既控又活、持续、稳定地运行，客易造成货币政策的急刹车，紧缩过急过猛，出现一刀切。从而也就难以保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权威性和稳定性。
其二，微观金融接受和执行决策信号的扭曲，建立市场机制，意味着由直接管理向间接管理转化。但是，在市场机制尚未完善的条件下，货币政策通过中央银行、专业银行的双向传导和长时间转换后，作用于微观金融的效应相对减弱。就货币政策的具体实施者，既专业银行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盈利性经营动机。紧缩时期，不可能不顾盈利而不折不扣地执行紧缩信号。反之，扩张时期又难以抑制追求最大利润的动机，常常受到利润的诱惑而扩张规模。由此来看，货币政策交替运行很难实现宏观调控的意图。
其三，金融市场功能不健全。货币政策的交替运行，导致货币存量的短期内的过紧过松。而在功能健全的金融市场环境里，货币存量在短期内的扩张，通过市场的自动调节机制，被经济要素迅速而适度地吸收。紧缩时，则通过市场信用工具的调节，在时间上、空间上保持货币存量的大致平衡。但在不完善的金融市场环境里，金融市场的功能很难能发挥作用，紧缩或扩张效应不明显，甚至不能奏效。为实现货币控制或紧缩目标，使经济降下来，但也会使应该加速发展的部门、行业受紧缩的影响。
从外部来看，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不相一致。金融调控的货币政策必须和财政政策配套运用，才能有效发挥作用。当执行紧缩的货币政策时，财政政策也应该是紧缩的。如果紧缩货币时，财政扩张（赤字），必然产生一种反向的抵销作用，而不是一种同向的协调作用。国家财政连续几年向银行透支，财政赤字。严重削弱了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预期效果。
扩张性和紧缩性财政政策篇3
关键词：宏观经济财政政策货币政策
引言
凯恩斯以前宏观经济理论中，普遍认为单凭市场的调节作用，宏观经济就能实现长期、均衡、稳定的增长，但是现代经济发展历程和实践越来越显示出单纯依靠市场调节存在弊端。由于市场调节存在着滞后性、盲目性、自发性等问题，在经济发展中，政府的政策调控不可或缺。政府的宏观调控的最基本手段有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其调控目的主要在四个方面：充分就业、稳定物价、促进经济增长以及保持国际收支平衡。对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作用进行分析，找出适合我国宏观经济发展的政策组合模式，有助于促进经济增长，实现国民经济的健康、平稳的发展。
财政政策作用剖析
（一）财政政策的内涵和作用机制
财政政策是一国政府为达到一定的经济目标通过调节财政收支来影响宏观经济发展的政策。具体来说，财政政策就是政府为实现既定的经济目标而对税收、债务、政府采购、转移支付等进行的选择或决策。
按其定义来看，财政政策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即财政收入政策和财政支出政策。财政收入主要来自于税收和政府借债，财政支出主要是指政府采购以及转移支付。可以看出，财政政策工具包括以下方面的内容：税收，当今世界，税收已成为各国最主要、最常用的财政政策工具，作为政策工具，税收政策的作用机制主要包括税种、税率和税式支出三种形式；政府公债，在传统经济理论中，发行公债的目的主要是弥补财政赤字，保持短期内的财政收支平衡，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公债在宏观经济调控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逐渐成为了一种重要的财政政策工具，公债政策的作用机制包括公债规模、公债利率、偿还期限和对象结构；政府采购，政府采购是指政府部门对商品和劳动的购买支出，具体包括公共支出和政府投资两个方面的内容；转移支付，政府的转移支付包括社会保障支出、社会福利支出、农业补贴、救济金、失业补助以及公债利息等方面的支出，其实质是社会收入在社会成员中的再分配。
财政政策的作用机制可以用下面两个传导式表示：
扩张性财政政策：G=>C=>i=>Y
紧缩性财政政策：G=>C=>i=>Y
其中，G是指财政，C是消费，i是社会投资，Y是国民收入。上式的含义是：当政府采用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时，财政支出增加，收入减少，导致社会消费增加，社会投资上升，从而促进国民经济的增长；当政府采取紧缩性的财政政策时，财政支出缩减，收入增加，促使社会消费萎缩，社会投资降低，从而达到抑制经济过热的目的。
（二）财政政策的积极作用分析
财政政策对于我国宏观经济的积极作用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自动稳定器”的作用。“自动稳定器”作用是指即使政府支出和税率保持不变的情况下，财政制度本身也能逆经济形势，在经济衰退时，自动削减政府收入，增加政府支出，促进经济增长；经济过热时，自动增加税收，减少政府支出，抑制经济增长。政府收入的自动变化主要是个人所得税和公司所得税的变化，政府支出的变化则主要表现在政府救济金和福利支出的变化上。当经济衰退时，公司利润和个人收入减少，符合纳税标准的公司和个人减少，税收降低，同时失业人数增加，符救济标准的人数增加，失业救济金和各项福利支出增加，从而使得宏观经济的衰退情况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反之，当经济过热时，财政体制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经济过快增长。
2.保持预算平衡。无论是古典经济之前的经济学派还是凯恩斯之后的经济学派都奉行平衡的财政思想，追求一年或一个经济周期的财政预算平衡。政府在使用财政政策中，经济萧条时，适当安排赤字，扩大政府支出，减少政府收入，在经济繁荣时，有意安排财政盈余，弥补衰退时的赤字，从而在一个经济周期内实现财政预算的平衡。
3.调整经济结构。财政政策按其性质可以分为总量性的财政政策和结构性的财政政策，对于宏观经济结构的调整主要体现在结构性的财政政策发挥作用。政府可以通过税收和投资的财政手段，重点扶植某些产业或某些企业的发展。近年来，我国通过财政手段大力促进了新兴产业、高科技产业、清洁能源产业等产业的发展。
4.优化收入结构。财政政策通过转移支付、补贴、救济等手段，加大社会保障、保障性住房及弱势群体的支出，再次分配了国民收入，缩小了我国收入差距，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居民收入的均等化，优化了人民的收入结构，缓解了经济发展中两极分化的问题，从而提高了经济发展的质量。
（三）财政政策的局限性与财政风险分析
1.财政政策的局限性。财政政策在实施过程中，由于受到政策体制不完善或其他经济因素的影响，其实施效果可能会受到诸多因素的限制。具体来说，财政政策的局限性表现在：一是挤出效应。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是指，当政府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时，扩大财政支出或投资增加会引起利率和商品价格的上升，从而限制了其他的社会投资，减少了人们消费，从而削弱了政策效果。二是政策时滞。政策时滞是指从政策制订到最终对经济活动产生影响，达到政策目的的时间差。财政政策的时滞可以分为内部时滞和外部时滞，其中内部时滞包括认识时滞和决策时滞，外部时滞包括执行时滞和作用时滞。
2.财政风险。财政风险是指政府财政和经济部门在财政资金运营过程中，由于各种经济因素的不确定性和财政经济制度本身存在的缺陷，致使财政收支状况恶化而引发财政危机的可能性。一般来说，财政风险主要是指债务风险，包括隐性债务风险和显性债务风险。此处所说的债务是广义的概念，分为显性债务和隐性债务。显性债务指法律与契约规定的债务，隐性债务是指政府必须支付的由道义、责任产生的债务。本文基于两种债务的不同内涵和性质列出了财政风险矩阵，如表1所示。
货币政策作用剖析
（一）货币政策的内涵和作用机制
货币政策是指一国政府为达到一定的经济目标通过中央银行运用政策工具影响利率水平和货币的供给，进而影响宏观经济发展的政策。货币政策同财政政策一样，在运用中应坚持“逆经济风向”的原则，当经济衰退时，应采用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扩大货币供给，刺激经济增长；当经济过热时，应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抑制通货膨胀。
货币政策的工具主要包括有：公开市场业务，是指央行在公开市场上买卖政府债券，从而影响利率和货币供给的政策工具；法定准备金率，是指银行的法定存款准备金对存款总额的比率，它与货币创造的多少成反比；再贴现率，是指商业银行向中央银行借款时的利率，在货币政策运用时，常把再贴现率与公开市场业务相互配合使用；其他货币政策手段，主要包括有道义劝告、垫头规定、分期付款和抵押贷款的条件等。
货币政策作用于宏观经济的传导机制可以通过下面两式表示：
扩张性的货币政策：m=>i=>ti=>C=>Y
紧缩性的货币政策：m=>i=>ti=>C=>Y
其中，m是货币供给，i是银行利率，ti是社会投资，C是消费水平，Y是国民收入水平。上式的含义是：当政府采用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时，货币供给增加导致利率降低，社会消费增加，投资上升，国民经济增长；当政府采取紧缩性的货币政策时，货币供给缩减，促使利率上升，社会消费减少，投资降低，从而达到抑制经济增长、限制通货膨胀的目的。
（二）货币政策的积极作用分析
政府采取货币政策的主要目标是控制国民经济过冷、过热以及保持价格水平的稳定。因此，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的积极作用可以分为调节经济增长速度和抑制通货膨胀。
1.调节经济增长速度。货币数量学派认为，货币供给量的多少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实体经济发展水平，他们提出了著名的“费雪”公式：mV=Yp，式中，m是名义货币供给量，V是货币流通速度，Y是国民收入，p是市场价格。一般而言，在一定经济时期内，V和p都是相当固定的，因此，国民收入Y与货币供给量成正比关系。即当经济陷入衰退时，政府采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通过公开市场业务、法定准备金率等货币工具扩大对基础货币的供给，促使银行利率下降，进而使消费和投资增加，刺激经济增长；当经济过于繁荣时，政府采用收缩性的货币政策，降低货币供给量，促使银行利率上升，使社会投资和消费缩减，抑制经济增长速度。因此可以看出，货币政策具有使宏观经济的增长趋向于“自然增长率”的重要作用。
2.抑制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通货膨胀是指宏观经济发展中，经济对货币的需求量超出了货币的供给量，从而引起物价水平在一定时期内持续上升，人们实际收入水平持续下降的现象。通货紧缩是指货币的供给量超出了经济对货币的需求量，从而引起物价水平在一定时期内持续下降，商品滞销的现象。通货膨胀和紧缩本质是一种货币现象，是由于政府的货币供给与实际货币需求不平衡引起的。政府的货币政策通过不同的政策工具组合可以直接控制货币供给，对抑制通货膨胀和紧缩有着重要的作用。
（三）货币政策的局限性和不对称性分析
1.货币政策的局限性。货币政策在实施过程中由于受到政策体制和不确定经济因素的影响，其作用效果可能会偏离原本的既定目标。具体来说，货币政策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一是流动性陷阱。是指当银行利率低到一定程度时，政府即使提供再多的货币供给，人们也会把货币留在手中，再宽松的货币政策也无法改变市场利率，货币政策失效。二是开放经济对货币政策冲击。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对外开放的水平逐步提高，开放型经济格局的形成使宏观调控政策的操作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也会受到汇率、国际投资、国际组织等方面很大程度的影响。三是阻塞效应。在费雪公式mV=pY中，如果货币流通速度V下降，则政府增加名义货币供给在短时间内由于受到阻塞作用不能迅速融入到实体经济中去形成实际货币供给，从而导致货币政策不能有效传导，产生“阻塞效应”。
2.货币政策的不对称性。货币政策的不对称性首先表现在货币政策对产出的冲击是非对称的，虽然货币政策可以在经济衰退时刺激经济增长，在经济过热时限制经济增长速度，但这种刺激与限制作用效果却是不同的。凯恩斯主义认为非完全竞争市场中的总供给曲线具有凸性性质，总供给曲线的凸性特征越强，经济增长受通货膨胀的不确定性影响越大，因此，货币政策在经济衰退时期的作用效果要比经济过热时期的作用效果好。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中运用货币政策的实践也说明了这个问题。其次，货币政策的不对称性表现在货币政策对通货膨胀的冲击是非对称的，无论是对于扩张性货币政策还是紧缩性货币政策，低增长状态下的通货膨胀对货币冲击的反应程度均低于高增长状态下通货膨胀对货币冲击的反应程度。
政府政策模式的选择
（一）不同的财政货币政策选择模式
在宏观经济发展中，由于经济形势的复杂多变，单一的财政政策或货币政策很难充分发挥调节经济的作用，需要采用不同的政策进行搭配，共同作用于宏观经济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政府在宏观经济中的调控作用。根据性质分类，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可以分为扩张性政策和紧缩性政策。因此，在经济发展实践中，政府有四种不同的政策组合可供选择：“松财政松货币”政策；“紧财政紧货币”政策；“松财政紧货币”政策；“紧财政松货币”政策。
（二）我国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模式选择
1992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和经济波动按照周期性特征划分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是1992-1996年，该时期为“谐波动高增长期”，又称经济“软着陆时期”，经济平均增速为12.44%，年均波动率为1.7%；第二时期是1997-2002年，该阶段为“需求不足时期”，经济平均增速为8.6%，年均波动率为0.80%；第三时期是2002-2007年，称为“需求扩张时期”，经济平均增速为11%，年均波动率为0.8%。这三个时期的具体经济特征如表2所示。
由表2可见，除了经济增长率和波动率之外，三个时期反差最大的是通货膨胀率：在“软着陆时期”通货膨胀率高达14.1%，波动率高达7.1%，远远高于“需求不足时期”的0.2%和1.6%，同时也远高于“需求扩张时期”的2.6%和1.8%，说明该时期经济处于过热且波动剧烈时期，相比之下，“需求不足时期”的经济处于“休眠”的状态，“需求扩张时期”的经济比之“需求不足时期”又变得活跃和复苏起来。
针对三个时期不同的经济特征，我国政府充分运用宏观调控政策，发挥政府作用机制，采取相应的“逆经济风向”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取得了良好的政策效果，在避免了经济大幅度波动的同时又兼顾了经济发展的质量和经济结构的改善。具体来说，在“软着陆时期”，我国政府坚持总供给总需求管理并重的原则，采用紧缩性货币政策和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以限制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在“需求不足时期”和“需求扩张时期”，主要以总需求管理为主，“需求不足”时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和扩张性货币政策以增加总需求刺激经济增长，“需求扩张”时采取适度扩张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在刺激经济增长的同时又起到抑制通货膨胀的目的。表3是我国政府在三个时期采取的经济政策工具规模的对比详表。
实践证明，我国政府在三个时期采取的“逆经济风向”的宏观经济政策取得了良好的政策效果，在避免了经济大幅度波动的同时又兼顾了经济发展的质量和经济结构的改善。
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社会不发达，市场经济的基础性作用不完善，加之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由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由供给制约向需求制约过渡的经济转型时期以及从经济危机中挣脱出来的复苏期，政府政策的宏观调控对于当前的宏观经济具有重要的作用。当前一段时期，为保证国民经济快速健康地发展，我国政府应该继续保持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在具体的政策措施上，可以选择如下的措施来实施宏观调控政策：继续保持适度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实施支持技术进步，优化产业结构的结构性财政政策；实施扩大消费的财政政策；实施促进物价稳定的货币政策；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
结论
在宏观经济发展中，政府的政策调控极为重要。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政府实施宏观调控的最基本的政策措施。二者对国民经济的发展既有积极的作用，同时也产生不良的影响和政策风险。在政策实践调控中，我国政府应根据经济发展的阶段和现实需要，选择适当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组合，只有正确地实施宏观调控政策才能实现国民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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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张性和紧缩性财政政策篇4
【摘要题】宏观经济运行与
【关键词】通货紧缩/有效需求/宏观经济政策
【正文】
一、当前宏观经济形势的定位
自1998年起，中国政府实行了持续五年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抵御了亚洲危机的，保持了经济的快速增长，GDp年增幅在7％～8％之间的高速平台上运行。但是，从1998年4月以来长达24个月的消费价格持续负增长，到2000年5月由负转正并实现16个月的正增长后，从2001年9月开始又重新陷入了负增长状态，同时品出厂价格指数和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也一直处于负增长状态。面对这种情形，众多的专家提出了“过剩经济”、“有效需求不足”、“通货紧缩”、“劳动与资本双重过剩”等概念来定位我国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并对此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研究。就我国复杂的宏观经济形势的定位来说，笔者主张将其定位为“劳动力剩余条件下的有效需求不足和通货紧缩相交织的状况，同时还面临着潜在的通货膨胀压力”。这个定位包含以下四层涵义。
（一）我国是一个典型的劳动力过剩的国家
我国的劳动力首先滞留在农业部门。按照王诚1996年估算，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为1.38亿人。此外，我国每年新增劳动力1600万人，国企下岗职工1500万人。当前，增加农民收入、加快城市化进程都是围绕着如何创造更多的二、三产业就业岗位来容纳农业和其它部门剩余劳动力的工作进行的。
（二）有效需求不足是制约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
当前正是有效需求不足引致了我国生产能力过剩、失业增加、价格水平持续下降及国民经济增速下滑的趋势。然而，“有效需求不足”问题一般是与发达国家相联的。“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其与西方发达国家的最大不同之处恐怕是劳动力过剩非常严重。”（王俭贵，2002）。因此，我国的“有效需求不足问题”是“劳动力剩余条件下的有效需求不足问题”。
（三）劳动力剩余条件下的有效需求不足与通货紧缩相交织
2002年我国继续执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使GDp增长率达7.9％。但是，值得关注的是，各项主要经济指标的增幅出现了近几年少有的下滑态势。（1）GDp增长7.9％，与2001年同期相比回落0.2个百分点。（2）2002年第一季度，在投资增长19.6％、较上年同期上升7.2个百分点的基础上体现居民最终消费需求的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长3.4％，同比回落1.9个百分点。（3）2002年1～2月份工业实现利润同比下降11.3％。这反映出我国经济增长质量不高的问题。（4）财政支出和财政赤字大幅度上升。2002年一季度中央财政收入比上年同期减少163.6亿元，下降7.3％，而支出增长23.9％。（5）物价指数全面回落，“通货紧缩”阴影挥之不去。2002年居民消费价格和社会商品零售价格继续下降，分别比2001年下降1.9％和0.7％。（6）高速度与高失业并存。2002年GDp7.9％的增长率，由于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系数仅为0.1左右（张本波，2002）且有随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而继续下滑之势，因而未带来降低失业率和增加就业率的预期效应。以上状况，进一步折射出我国目前宏观经济形势的总体特征——劳动力剩余条件下的有效需求不足与通货紧缩相交织。
（四）我国面临着潜在的通货膨胀压力
应当清醒看到，我国经济被“有效需求不足和通货紧缩”阴影困扰的同时，还面临着潜在的通货膨胀压力。这个压力之所以没有释放出来，主要是由于政府现在出台的各项政策措施“锁住”了这只“笼中的虎”。（于祖尧，2002）。其中，中国政府坚持人民币不贬值的稳健货币政策是主要原因之一。但人民币不贬值政策正遭受最近日元大幅度贬值和美元贬值的打压。值得强调的是，由于人民币从1994年开始同美元紧密挂钩，因而2003年初它同欧元和其它外汇的比价跟着美元下跌。同时，中国居民非自愿性储蓄还阻拦了十几万亿元购买力的实现。所以，一旦财政或金融爆发危机，人民币贬值和挤兑风潮就很难避免。
二、中国当前宏观经济政策存在的问题
（一）扩张性的财政政策的正面效应在递减
自1998年开始，中国政府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抵御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保持了7％～8％经济增长。但是，目前此项政策的正面效应已经在递减，它的负面影响在扩大。它在支撑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给财政乃至经济危机埋下了隐患。（1）财政赤字成倍增加，财政收入对债务的依存度居高不下。2001年度财政赤字是1997年的4.24倍，财政对债务的依存度为31.6％。（2）近几年税收以超出GDp增幅一倍以上的速度增长，使其得以继续实行，但2002年前三季度，我国税收收入同比增长10.9％，增幅回落10.8个百分点。（3）县、乡两级基层政府财力枯竭。（4）随着改革深化，政府各种名目的隐性债务居高不下。例如，我国存在着国有商业银行和国有企业的不良资产、社会保障金欠帐、农村义务经费缺口等隐性债务。虽然2001年中国的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为2.7％，债务余额为16000亿元，2002年财政赤字为3098亿元，未超过国际公认的警戒线，但据世界银行估计，中国隐性债务的积累已达GDp的100％。（5）有些国债投资的效益低下。
（二）中央银行面临两难的选择
按相机抉择机制，政府实施宏观调控时需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配合使用。因此，为了配合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中央银行应实行适度从松的货币政策。从1996年5月开始到2002年底央行共进行了10次降息，并且加收20％利息税。然而，中国却出现了“货币失灵”的反常现象。降息不仅没有达到刺激人们减少储蓄增加消费的目的，相反中国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却逐年攀升，1997年底达到50000亿元，2003年2月底已达100300亿元。由此，可见货币当局防范风险有余，刺激经济景气不足。据统计资料表明，目前央行的货币供应量偏紧，这不利于缓解“通货紧缩”和遏制经济增长下滑。实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与扩张性的财政政策相匹配，是当前经济发展的需要。但是，潜伏的金融危机却限制了银根放松的空间。2001年底，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比率为25.4％，远高于5％的国际公认警戒线。这表明金融领域潜伏着严重的风险。在这种情况下，推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势必火上浇油，对货币当局来说是两难选择。
三、几点思考
（一）关于扩张性财政政策阶段性淡出的思考
1.扩张性财政政策阶段性淡出的理由。首先，扩张性财政政策是一种中短期政策。由于扩张性财政政策会产生“挤出效应”，因此它在短期内是有效的。在长期内几乎是无效的，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自1998年开始，政府实行此项政策虽保持了的较快增长，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边际效用已明显地出现了递减趋向。尽管近几年它拉动了内需的增加，但在启动构建经济主体内生增长机制方面却未起到明显的积极作用。相反，由于推行该政策的过程中政府投资挤占了民间投资的空间，出现了一些“与民争利”的现象。要知道只有民间投资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源泉和民间经济兴旺发达，经济才有长期、稳定和可靠的基础。
其次，近几年来扩张性财政政策产生了一些负面效应。其负面效应表现为：（1）持续使用国债资金，会增强政府对经济的直接干预，与市场改革取向的目标相抵触。（2）政府投资一般效率较低，随着时间推移国债项目转向低效益或无效益，出现了国债投资边际效用递减现象。（3）政府工程质量一般难以保证，而且易产生腐败。（4）大量基础设施投资，由于需进口大量的工程机械、材料等，短期内拉动内需的作用并不很大，主要拉动的反而是“外需”。
第三，对扩张性财政政策与我国经济增长的关系要有一个全面、辩证的认识。诚然，近年来，在我国中西部许多地区，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是拉动其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但也要清醒地看到经济增长快、经济发展水平高的以上海、广东、江苏、山东和浙江等省市为代表的东部沿海许多地区的经济增长并不是主要靠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拉动的。
2.扩张性财政政策淡出的方式——阶段性淡出。有关扩张性财政政策淡出方式的选择，笔者认为阶段性淡出的方式是较为明智的抉择。值得强调的是，“淡出”按相机抉择机制，不能说到了一定时期就可以放弃不用（这就使它变成一种“长期政策”，即“不用”的政策），只不过使用的方向和力度，会因情况的变化而不断的变化。，以总需求不足为起点的经济周期很可能成为我国今后一定时期经济波动的主要形态（樊纲，2003）。由此，与以总需求不足为起点的经济波动周期相适应，扩张性财政政策的使用和淡出只能是“阶段性”或“周期性”的。我国目前扩张性财政政策完全淡出不仅为时过早，而且现实中也是不可行的。这是因为其完全淡出还必须满足以下条件：（1）国际经济环境有所好转，外需增长强劲。（2）已动工的国债投资项目已基本竣工。（2）通货紧缩的趋势得到控制。（4）民间投资逐步取代政府投资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并且国内投资和消费需求形成自主成长机制。（5）财政赤字和国债余额达到或超过警戒线。基于这些条件还不能在短期内达到，因此扩张性财政政策至少在3年内不能完全淡出。其淡出应该是一个循序渐进的、阶段性的淡出的过程，可以采用逐年减少国债发行量，直到将其限制到一定的力度和范围上。这个力度和范围一般以达到基本抵消由于总需求不足产生的为宜。
3.新形势下扩张性财政政策的调整。第一，转变国债资金的投资方向。近年来，我国经济的稳定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国债发行，但国债投资大部分投向基础设施建设。由于基础设施建设在短期内不能从所投入的项目上取得直接回报，因此造成目前投资的快速增长与消费增幅下滑和内需增长乏力的强烈反差。鉴于此，国债投资要注重把刺激需求与调整结构结合起来，建议其使用方向作以下调整：一是增加对有市场、有潜力的制造业的投资。二是拿出适当比例的国债资金投向有效益的民营。三是加快扶持高新技术产业及信息服务业、业等第三产业的发展。四是改善生产生活条件，增加农民收入。五是促进企业技术进步。六是继续为加快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创造条件。
第二，财政政策的目标调整：从追求经济增长到关注经济发展。财政政策要在推动经济结构演进中实现经济发展和解决城乡二元结构。在城乡二元结构下，经济发展是在城乡隔离的状态下推进的，城市劳动生产率迅速提高，城市市场商品大大超过其自身需求，需要寻找外部市场以维持其增长。与此同时，农民被禁锢在传统农业，生产方式落后，收入水平低下，有效需求不足，城乡市场出现了明显的断裂，城市剩余产品无法在农村市场上消化掉。这也是我国目前内需不足，国企经营困难、失业率上升等一系列问题的根本原因。因此，现阶段财政政策的目标应盯住通过城乡二元结构的变革来促进经济的发展。
第三，注意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多种手段组合。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手段不仅是发行国债，它还包括减税、加大转移支付力度、调整经常性支出结构等多种手段，是一个政策组合。近两年采用的手段主要是公债，今后可作其它选择。例如，通过调整收入分配结构来刺激经济增长等。
第四，构造财政政策发挥作用的制度基础。财政政策发挥预期作用的前提是预算。只有建立完善的预算制度才能有效控制财政政策实施引发的风险和充分发挥其作用。此外，在财政政策的制度基础建设上还要重视财政制度的内在稳定器功能，要建立健全财政制度内在稳定器发挥作用机制。
（二）关于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配合使用的思考
1.二者的松紧搭配。在当前，二者的松紧搭配明显应该采用松的货币政策配合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货币供应量偏紧不利于遏制经济增幅的下滑和刺激需求增长。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与适度扩张性的财政政策相匹配，是当前经济发展的需要。
2.二者的契合机制。二者的契合机制应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应该为货币政策发挥作用拓展空间，提供条件。在宏观经济政策中财政政策是一种相对中短期的政策，货币政策则是一种相对长期的政策，而且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货币政策将成为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手段。至于目前我国出现的“货币失灵”，是由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畅引起，归根结底是由于央行没有超然独立性、市场化利率机制尚未建成及货币政策体系不健全造成的。因此，我国当前必须从强化货币政策职能、保证央行超然独立性和健全货币政策体系等方面改革货币政策，目前财政政策支持货币政策发挥作用可以采取如下举措。如适当增加财政贴息资金的规模，扩大贴息政策使用范围：用财政资金支持建立中小企业贷款担保基金，为中小企业融资创造条件等。（2）货币政策为财政政策创造宽松的市场环境，使财政政策适应、促进以市场为基础的资源配置机制的形成。其措施主要包括以下四点：1）把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建立在经济稳定发展的基础上，金融通过自身经营机制转变、中资商业银行现代企业制度改造、管理水平的提高、盈利能力的增强，避免和化解金融风险。2）金融体制改革应尽快拓宽中小企业、民营企业融资渠道。3）加快利率市场化步伐，使利率真正成为引导企业投资的信号。4）加快发展股份制私人银行和其它民营金融机构，通过发展这类银行满足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和农村的投资与贷款需求。
（三）扩大有效需求的思考
近年来，有效需求不足、内需增长乏力一直是困扰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经过连续5年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施行，我国过剩生产能力和存货依然很高，加工严重开工不足，库存商品达30000亿元之巨。据调查，2002年600种主要商品，供过于求的商品占86.3％，供求平衡的商品占13.7％。由此可看出，要扩大内需和解决有效需求不足问题仅从财政和货币政策着手已是不够的，还须探讨其它思路和。为此，笔者出了以下思路。
1.创立多管齐下，形成合力扩大有效需求的格局。经济学家刘国光认为扩大国内消费需求的政策调整方面，“要创立多管齐下，形成合力的格局”。一要完善就业和社会保障政策提高居民收入，改善居民的就业和收入预期；二要完善收入分配政策，缩小收入差距，提高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三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城乡消费环境；四要提倡超前消费观念，鼓励消费信贷；五要清理各种卖方市场条件下出台的抑制消费的政策；六要开辟、电脑、轿车等新的消费领域。除此之外，许多学者认为我国投资消费比例严重失调，因此可通过提高消费率来扩大内需。
2.收入分配不公和贫富差距过大是造成有效需求不足的根本原因。据《经济日报》1998年9月28日文章披露：“1996年底，城镇居民存款余额为30850.2亿元，其中20％以上为公款私存；2.5％的城镇居民人口占有83.2％的存款，97％以上的普通居民人均存款仅为1080.5元。”由此可见，储蓄存款在社会各类成员中分布是极不平衡的。另外，据世界银行测算，1995年我国居民总体的基尼系数达0.415，已突破0.4警戒线；而据有关专家估算（王义达），1999年中国城乡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456，高于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又据《中国经济时报》2002年9月24日的文章披露：“2000年中国资本外逃量已达480亿美元超过当年外商对华投资407亿美元……据，国内资本外逃的主力军是不法资产的占有者。”从以上资料可以看出，中国居民贫富差距悬殊，中国经济发展的收益在社会公众中进行了不公的分配。
从我国近年来的情况看，富有阶层有购买力，但其消费倾向低。这些人的投资除了持有股票和国债外，实业投资受到产权制度、投资能力等多种因素的制约。尤其是其中很大一部分灰黑色收入不敢暴露出来，要么以各种名义存在银行，要么趁我国资本大量外逃之风转移到国外，要么滞留在地下钱庄。而广大贫穷阶层，尤其是下岗工人、农民和经济效益差的国企职工是消费倾向高的群体，但其购买能力低下。因此，我国的有效需求不足是相对的，即是有购买能力的需求相对不足，而生产的相对过剩和有效需求不足，又引致了经济增幅下滑和经济增长质量下降。收入分配不公、贫富差距过大，造成了富有阶层消费倾向低和贫穷阶层消费倾向高但购买能力低下，进而造成的社会平均消费倾向低是导致我国有效需求不足、内需增长乏力和经济增长出现下滑趋势的根本原因。因此，政府未来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应该立足于这样一个现实基础。“如果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作用效果使收入继续向高收入的富有阶层转化，那么将继续加剧经济的萧条。如国债政策客观上就有这种作用，总是富人去购买国债，再享受国债利息，政府的政策加剧了“马太效应”（叶振鹏，焦建国，2002）。因此，扩大内需和治理经济萧条的可行的政策选择是改变收入分配格局，加大财政向贫穷阶层的转移支付力度，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其具体举措如下几个方面。（1）认真贯彻农村税费改革，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在适当时候取消农业税。（2）公平税负，对高收入者征收超额累进所得税、财产税、利息税，通过税收调节收入分配。（3）健全社会保障机制，加大政府对低收入阶层的转移支付。（4）加大政府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力度，减少权力对国有资产的侵蚀，建立起抑制不法侵占国有资产和谋取非法收入行为的监管机制和对非法收入攫取者的惩戒机制，从制度上限制和减少因“灰黑色收入”大量存在而导致社会收入分配不公和贫富悬殊现象。（5）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司法体系和民主法律监督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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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于广义：《积极财政政策淡出前的几点思考》，《宏观经济》2002年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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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张性和紧缩性财政政策篇5
1．背景。
上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在土地和股市两大泡沫(一般称“资本泡沫”)的推动下，实现了较长时期的经济增长。在当时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中，有所谓一枝独秀的美誉。然而，进入90年代后，以地价下降为导火索，资本泡沫逐步破灭，日本经济陷入长达10多年的徘徊或萧条期。1990年GDp增长率达5．1％，1993年下降到0．3％，其后除1996年增长5．0％外，其余年份增幅在1．6％以下，1998年为-2.5％，2001年为-0.5％。失业率由1990年的2．1％，2001年上升为5．3％，为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最高。而且，同期日本经济出现了明显的通货紧缩。其一是1995年以后物价连续下跌，批发物价1995年以后7年里，除1997年为0．6％外，其余年度均为负数；消费物价虽不象批发物价那样长期下跌，也有两个年度为负数，基本上在0值周边波动。其二是泡沫经济时期泡沫化了的资本严重缩水。股市缩水：日经平均指数由最高的1989年的38916日元，2000年跌破10000日元，与1989年相比缩水70％以上。其间，虽在1993年和1999年出现过反弹，但均在20000日元以下波动，目前为11500日元左右；土地缩水：土地价格从1991年开始连续11年下跌，2002年1月1日的政府公市地价(日本中央政府国土交通省调查的价格)与最高价格的1991年相比，住宅用地价格共下跌了36．0％，商业用地价格共下跌了62．0％，而且在东京、大阪、名古屋三大城市圈，下跌幅度更大，同比下跌52．1％和76．1％。
2．政策基调。
针对国民经济出现的长期停滞，尤其是通货紧缩，日本政府采取了以扩大国内需求为主要目标的扩张性财政政策，这突出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预算扩张。税收占国民收入比重下降(由1990年的27．4％，下降到1999年的22．1％，参见表1)。同时，财政支出规模不断扩大。中央财政预算的债务依存度由1990年的8．4％，上升到2000年的38．4％(参见表2)。另一方面，1992年至1999年，政府共采取了12次以扩大政府公共投资为中心的经济对策。采取经济政策，是在政府感觉到预算安排的扩张力度仍不够，需采取追加预算时的特殊措施，可以理解为对预算扩张的强化或补充。在1992年至1999年的8年里，除1996年和1997年未实施政府经济对策(这两年预算安排仍是扩张的)外，其余6年里每年两次，反映了日本政府对经济的担忧和“关心”程度。据估算，这些政府经济对策共动用资金(包括增发国债和减税等)130多万亿日元。
3．主要政策措施。
日本政府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的主要措施是扩大国债发行、减税、扩大公共投资和增加社会保障支出等。
(1)扩大国债发行。90年代初期日本公债规模不算大，1992年中央和地方公债余额(包括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公债，下同)，占GDp比重为61．4％。但在90年代国债规模迅速扩大，2002年公债余额占GDp比重上升为139．6％，约1．4倍。从绝对额上看，日本GDp约为500万亿日元(90年代用现价计算的GDp基本上没有扩大)，1990年公债余额约为300万亿日元，2002年为700万亿日元(其中中央政府国债占70％以上)，10年增加了400万亿日元，年平均增加40万亿日元，年均递增9％。公债余额增大速度快，无疑是大量发行公债的结果。
(2)减税。在90年代，日本政府除在每年实施一些临时性减税措施外，1994年进行了一次税制改革。其主要特点是提高消费税税率，决定从1997年4月1日起将消费税税率由3％提高到5％(在提高的两个百分点中一个百分点作为地方消费税)，同时从1995年开始降低个人所得税税率，1999年再次下调了个人所得税和法人税(公司所得税)的税率。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由300万日元提高到330万日元，低税率(10％)的适用范围由300—600万日元，扩大到350—900万日元，最高税率由50％下调至37％。与此同时，以个人所得为税基的地方居民税(都道府县民税和市町村民税)也采取了减税措施。一般经营性法人的所得税(即法人税)税率也由37％下调至30％。在增税减税同时进行的税制改革中，减税的力度明显大于增税，税负呈不断下降趋势。日本税负1990年为27．4％，1999年下降为21．1％，其后略有上升，2002年为22．9％。1997年因提高消费税税率税负略有反弹，但总体上未能阻止税负下降趋势。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政府的减税主要是针对国税的，地方税的税负在90年代保持了相对稳定，甚至稳中有升，1993年为9．0％，2002年上升为9．6％，国税下降幅度增大，1990年国税税负为17．9％，1999年下降为12．9％，2002年为14．0％。
(3)扩大公共投资。扩大公共投资是扩张性财政政策的重点支出项目。在90年代，中央财政预算安排的公共投资支出保持了较快增长，每年比上年度增长5％左右(1997年为1．3％，1998年为-7．8％)，其在中央财政总支出中所占比重为10—15％。加上综合经济对策等追加预算，政府公共投资规模相当可观。如1998年，中央财政预算安排公共投资比上年度下降7．8％，但是经过两次追加预算后，公共投资支出比上年度实际增长41．1％。日本中央政府公共投资除一般预算安排资金外，还通过财政投融资提供资金。在90年代财政投融资保持了较大规模。1990年财政投融资计划总规模为34．6万亿日元，1999年上升为52.9万亿日元，年平均递增4．8％。由于财政投融资是有偿资金，其投向与私人资本存在一定的竞争关系，进入90年代后受到批判和质疑，其增长受到了一定的抑制，近年下降幅度更大。地方政府公共投资支出规模也较大，1999年都道府县和市町村政府预算中公共投资支出分别占22．5％和11．3％。日本公共投资主要用于交通、城乡基础设施，治山治水和社会福利设施建设等方面。由于日本政府加大公共投资力度，政府固定资产形成规模也大，1998年政府总固定资产形成占GDp比重达6．2％，远高于欧美发达国家平均2％左右的水平。
(4)增加社会保障支出。日本社会保障实行收费制，其运营原则上独立于财政，由社会福利部门管理。但这并非意味着财政不承担社会保障支出，相反财政资金在社会保障制度运营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政府除负责公共救助、公共卫生医疗等职责外，对于实行社会保险制度的医疗保险、年金保险和失业保险也提供资金援助。在90年代，政府资金占社会保险制度给付总额的20—30％。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期间，把增加社会保障支出、提高老年人群、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水平也作为重要的措施。1998年，政府曾对低收入家庭提供7000亿日元购物券，这在发达国家中是罕见的。90年代各级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增长较快，以中央财政为例，1990年社会保障支出为11．63万亿日元，2000年上升为16．8万亿日元，10年增加5．2万亿日元，年平均递增3．8％。在中央财政支出中，除作为国债成本的国债费外，社会保障支出增长最快，其在中央财政总支出中的比重也由1990年的17．5％，2000年上升为19．7％。
二、财政政策效果及“微效”的原因分析
90年代以来日本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增发了400多万亿日元的公债，相当于GDp总额的80％。目前公债余额已相当于GDp的1．4倍。扩张性财政政策对日本经济的恢复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在1995—1996年和2000年两次出现了恢复性增长。但是，90年代日本经济呈现出复苏短期化特点。1995年和1996年GDp增长率分别达到1．5％和5．0％后，1997年出现了下降(-2．5％)；2000年实现了1．2％增长后，2001年又出现了下降(-0．5％)。长期的扩张性财政政策，虽然给日本经济带来了两次暂短的复苏，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强化日本经济增长的基础，没有把日本经济推向正常的增长轨道。正因如此，在日本学术界，有人称90年代以后日本财政政策“微效”(即效果不大)。
众所周知，日本政府善于运用经济政策，在战后经济发展过程中，各项政策的运用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那么，为什么90年代以来扩张性财政政策的运用效果不理想呢?根本原因在于财政政策运用缺乏针对性，而财政政策孤军作战，以及公共投资效率下降进一步影响了财政政策的效果。
90年代日本经济的问题主要发生在国内经济，其对外经济基本上保持了较好的态势。如进出口总额，1990年至2000年年平均递增3．7％，其中出口年平均递增4．3％。贸易顺差，除1994年和1995年两年稍有下降外，其余年度均有所扩大，1999年为1230．4亿美元，比1990年的635．3亿美元增长94％，年平均增长7．6％。由于对外经济势头良好，日元也处于升值状态之中，1990年美元对日元的平均汇率为144．88日元，1995年升为93．98日元(年中最高值为79．75日元)，其后有所下降，1999年平均值为113．91日元，目前为130日元左右。
国内经济问题较多，最突出的问题是有效需求不足。90年代消费增长非常缓慢，基本上在2％左右，1998年为负数(-0．3％)。而且与政府消费相比，民间消费增长更加乏力。固定资产投资的情况则更糟。1992年至1999年的8年中有6年为负增长(即下降)，1998年下降8．3％。同样，固定资产投资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民间投资下降。有5个年度里政府固定资产投资虽有增长，有的年度增长幅度还相当大，如1992年和1993年分别增长16．0％和15．2％，仍没能改变总固定资产投资下降的格局。90年代后期，政府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减速，1997年和1998年甚至下降，主要是压缩财政投融资规模所至。
导致日本国内需求不足的根本原因在于金融体系遭到重创。金融体系的创伤不仅严重影响了消费者和投资者的预期和信心，而且弱化了金融机构的功能。在资本泡沫膨胀时期，金融机构也直接或间接地参与泡沫活动之中。一方面，金融机构资产泡沫化。在股市和土地价格飞涨时期，金融机构的资产也以股票等有价证券和土地为主。如1989年3月城市商业银行的有价证券账面收益曾高达34万亿日元。另一方面，在当时日本金融分业经营的框架下，金融机构通过向以证券交易和不动产买卖为主要经营内容的企业(包括金融、财务企业等)融资，实际上间接地将资金投入证券和土地市场。已经倒闭的7个住宅专业金融公司就是典型的例子。总之，在泡沫经济时期，日本金融机构资产也以严重泡沫化了的证券和土地为主。资本泡沫的破灭，不仅导致金融机构的资产严重贬值，而且由于贷款或融资对象的资产贬值，导致经营困难，甚至倒闭，不能还贷，致使金融机构的不良债权大幅度增加。日本政府关于不良债权的统计标准不断变化，其统计数字也不尽相同。1998年10月金融监督厅公布日本金融机构“有问题债权”为87万亿日元。2001年9月公布的金融机构不良债权为43．4万亿日元，其中银行32．5万亿日元。
金融资产贬值，不良债权增加，对日本经济的打击是破坏性的。一方面，由于消费者和投资者对金融机构的信心不足，出现了谨慎消费与谨慎投资，导致有效需求不足。日本居民资产以在金融机构的存款(尤其是定期存款)为主，据统计，1996年底日本居民个人金融资产的52％是定期存款(美国为17％)，11％为现金或活期存款(美国为2％)。金融机构的风险增大及其表面化，严重影响了居民对金融机构，乃至日本经济的信心和预期，出现了谨慎消费。90年代初以来日本法定利率多次下调，由1990年8月的6．00％，1999年实行零利率，同期居民消费并没有明显增长。尤其是居民消费贷款在90年代一路下滑。居民谨慎消费影响国内需求，加上生产经营性公司、企业本身资产贬值导致经营困难和负债增加，投资者也出现了谨慎投资倾向。另一方面，金融机构在大量不良债权和资产贬值的影响下，出现了惜贷行为，金融功能严重弱化。90年代，日本货币供应量(m1)增长率一直在5％左右，有的年度超过10％，而银行贷款增长率很低，仅1％左右，1998年利1999年为负数，
如上所述，日本经济的问题出在金融体系上，而日本政府的对策重点放在扩大公共投资和启动消费上(其中也有一些解决金融体系问题的对策，但成效不大)，一定意义上讲是下错了药，政府措施缺乏针对性，这是日本90年代以来长期财政扩张政策效果不佳的主要原因。与此同时，财政政策扩张缺乏必要的货币政策配合，由于金融机构惜贷，实际上形成了财政政策孤军作战的局面，这也是影响财政政策效果的主要因素之一。此外，公共投资效率下降也是影响财政政策效果的因素之一。日本90年代扩张性财政政策主要是扩大公共投资，试图以此来扩大内需。但是，公共投资扩大内需的效果与投资效率是有关系的。只有当投资能带动民间的投资或者区域、产业的发展时，其效果才大，这就是所谓乘数效应。众所周知，日本70年代末步入发达国家，其国内基础设施建设已具有相当规模，在此基础上再过份扩大公共投资，往往是“奢侈”或浪费。
眼下，我国理论界有一种观点，认为日本政府在1997年采取了“紧缩”的财政政策，扑灭了日本经济复苏的势头，导致日本经济长期萧条。从而“洋为中用”，提出我国应吸取日本的“教训”，不得调整目前积极财政政策的政策取向。笔者不能苟同这一观点，认为，他们对日本“教训”的把握不够准确。日本经济在1995年开始恢复增长，1996年增长率达5％。政府针对这一情况对其扩张性财政政策进行了调整。具体讲：(1)通过了《财政结构改革法案》，提出到2003年消除赤字公债(不包括建设公债)发行，并在1997年和1998年编制了相对紧缩的预算，财政预算规模增长幅度下降，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1997年比由年度的28．0％下降为21．6％。(2)1997年4月1日起，消费税税率由3％提高到5％(1994年通过的税制改革法律确定)。(3)1996年和1997年末实施特别的经济对策。但是，从结果看，1997年的财政政策并非紧缩，而是扩张减速。虽然1997年的税负比1996年仅上升0．2个百分点(提高消费税税率的影响)，但债务余额继续扩大，1997年末公债余额占GDp比重为84．7％，比1996年上升4．1个百分点。
虽不能完全否认财政政策调整对日本经济的影响，但是，如前所述，日本经济长期不景气的根本原因，是金融体系遭重创。假定日本政府在1997年不调整政策取向，日本经济是否就会保持较好增长势头呢?回答是否定的。1997年日本经济出现再度下滑，除固有问题影响外，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也不可忽视。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虽没有直接波及日本，但它影响了日本的出口，以及日本在东南亚地区合资企业的收益，同时还影响了日本投资者、消费者的信心和预期，从而影响日本经济的增长。1997年经济增长回落是多种因素的结果，决不是调整财政政策的“教训”。其后，1999年日本经济重又出现过复苏势头，但仅维持了几个月，2000年下半年开始就又转向下降，其间财政政策并未进行调整。总不能把这次下降的原因又归结为财政政策吧!日本经济在复苏与萧条之间挣扎，是其经济本身的症结决定的。此外，作为结论，认为财政政策取向不可调整，这在理论上也是存在问题的。作为景气调整财政政策，根据经济景气情况调整政策取向是必不可少的。没有调整就无政策可言。而且这一观点的理论前提也是值得商讨的。该观点认为扩张性财政政策取向不可调，意味着政府大量的国债和大规模投资是国民经济运行的前提。我觉得，如果一国国民经济运行离不开政府的大规模投资，或者说离开政府大规模投资就要出现问题，那么这种经济就不是健康的经济。我认为，我国在实施财政政策时，要吸取日本政府投资效率低下，从而导致政策效果不大的教训，要随时注意财政政策的效果和财政政策取向的调整。
三、日本财政政策展望
1．日本经济社会面临的难题。
当前日本经济社会面临的最主要难题有经济增长依然乏力，人口老年化进程加快和财政能力低下等，它们是决定今后财政政策取向的基本因素。
首先，经济增长乏力。根据内阁府公布的《2001年度经济财政白皮书》，日本政府对当前日本经济增长的预测并不乐观。因出口的恢复，国内库存调整和资本存量调整的结束等，预计2002年度下半年经济会恢复增长，但增长率在1％左右，而且后劲明显不足。主要原因是金融体系问题影响投资者和消费者预期，制约投资和消费的扩大。而且政府推进的“结构改革”在近期内将增加企业倒闭和失业，加上美国经济的不透明性，经济恢复的动力明显不足。
其次，人口老年化进程加快对财政压力增大。1999年日本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称为老年化比率)为16．7％，已进入高度老年化社会。不仅如此，日本人口老年化进程十分快速。据日本政府预测，老年化比率在2010年将超过20％，2020年将达25％以上，成为世界之最。人口老年化不仅意味着劳动人口减少，影响经济发展后劲，而且将加大政府社会保障支出压力。据测算，70岁以上人口人均每年的医疗费为年轻人的5倍，加上现收现付制年金账户的高额赤字等，其对财政的压力是巨大的。
再次，财政债台高筑，能力弱化。90年代以来的长期扩张性财政政策，导致财政赤字扩大，债务累积。2001年中央和地方政府公债余额相当于GDp的1．29倍，2002年预算通过后，则进一步上升为1．4倍。不仅在西方发达国家，在世界范围内也是十分突出的。根据内阁府的测算，假定社会保障水平及其他税制不变，2005年开始以提高消费税为主来实现长期财政平衡，则消费税税率应提高到23％，同样条件下，2020年开始运作，则消费税税率应提高到34％。日本目前的税制结构以所得税为主，在所得税税制不变的情况下，将消费税税率提高到20％以上，基本上是不可能的。正因如此，日本政府认为调整财政政策取向已刻不容缓。
2．今后财政政策展望与小泉结构改革。
在日本理论界、产业界和政治家中，对今后财政政策取向的看法分歧较大。主流观点主张继续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他们认为经济复苏是基础，只有经济复苏了才能真正解决财政问题。小泉纯一郎在日本有“怪人”之称，在政治家圈内也属于非主流派。其能成为总理也是人们对主流派政策丧失信心的后果。小泉内阁诞生后，极力主张结构改革，结构改革的核心是压缩政府支出，缩小政府职能范围，加强竞争，活跃市场。从财政政策上讲，主张实行紧缩的财政政策。他主持编制的中央财政第一个年度预算(2002年度预算)突出反映了这一特点。中央财政一般会计预算收支规模比上年度预算下降1．7％，与上年度决算相比下降5．9％。顶住各方压力，将国债发行规模控制在30万亿日元，公共投资规模压缩10．7％；同时，大幅度压缩财政投资规模(比上年度下降17．7％)。
扩张性和紧缩性财政政策篇6
对此，一些评论认为，6月“钱荒”之后，央行对于“钱荒”危机有所认识，在货币政策上已经做出调整，这次银行间利率上升情况不严重，与6月“钱荒”相比，发生原因有所不同，不是因为银行资金期限错配、表外业务膨胀等，而是由于六个月国库现金到期、月末存款考核、财政缴税，等等。
央行暂停几次逆回购，引发资金市场猜测央行为应对通胀而收紧货币的政策意向，产生出预防紧缩政策的货币需求。大多数评论认为，央行货币政策方向和操作正确，货币较为宽松，因此此次利率上升不是流动性短缺，而是银行对政策的预期反应行为出了问题。货币政策过紧？
从6月“钱荒”到10月，短短几个月，银行间资金价格再次大幅上升波动，对其发生原因，上述评论分析和上次一样，主要集中在银行缴款业务等时点性因素及银行行为不合理上，不讨论货币政策及资金流动性是否合理正常。这样的讨论存在问题，忽略或绕开了最关键实质的货币政策及资金松紧问题。
从实际情况看，银行间利率短时期里再次大幅度上升，毫无疑问与银行间资金及整个社会资金紧张有关。银行间利率对资金供求状况极为敏感，在很多情况下，常规货币指标如m2、贷款规模、社会融资规模增速等指标看起来很平稳，似乎资金总体运行平稳正常，但银行间利率剧烈波动，强烈反映出货币总量指标没有反映出来的大批银行流动性短缺、资金市场供不应求变化情况。
银行间拆借利率无疑是反映资金市场供求变动甚至资金总量盈缺状况的重要指标。如果银行间利率短期内频繁大幅度上升，难以保持平稳，那就表明银行间资金出现了严重供不应求的变化，这种变化不仅仅产生于银行资金需求增大的市场行为，很大程度上与货币总量紧缩过度的政策变化有关。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中国货币政策从2009年刺激措施时期的极度放松转向紧缩。央行高度重视m2/GDp数值高达2倍所揭示的货币存量过多隐患，力图通过大幅度降低货币增速等紧缩措施缩减过多货币，使货币数量尽快恢复到正常状态。
多数评论者认为央行目前实行的紧缩政策是中性偏紧的适当政策，既有利于化解货币过多风险，控制通胀，又可对经济稳定增长提供支持。但是，从央行实施紧缩货币政策以来的实际情况看，随着m2增速的大幅减缓，经济增速同步大幅下滑。央行将2011年的m2增速目标下调为16%，2012年为14%，2013年为13%，经济增速从10%以上逐年下滑到8%以下，货币增速大幅下调致使经济更大程度下滑，m2与GDp的比值不仅没有下降，反而升高。
由此看来，货币紧缩政策执行效果不佳，既付出经济较大幅度下滑代价，又没达到缩减过多货币的目标，从货币紧缩与经济增长关系看，要想达成m2/GDp比值下降目标，紧缩过程中，经济总量的扩张不能慢于货币总量扩张，或者说，经济增速减缓程度不能大于货币增速减缓程度，货币紧缩操作不能只顾缩减货币供应量，还要顾及保持经济稳定增长。
这种目标的紧缩政策难度很大，需要非常灵活精致的谋划和操作。但是，从近几年调控实际情况看，经济增速和货币增速调控目标到底定为多高，央行一直没有找到合适准确的点位。央行高度重视调整恢复m2/GDp正常比值和控制通胀，对经济增长及资金运行受紧缩冲击的变化情况关注不够，货币调控目标越收越紧，出现了紧缩过度问题。
央行确定合理适当的货币操作目标，不仅要密切观察经济增长和物价变化情况，还应从银行和企业资金状况、资金市场供求变化方面进行观测和调试。银行间利率变化是反映央行货币政策操作是否合适的重要指标，却被人们所忽略。
今年前五个月m2增速从上年13%以下调整升高到15%之上，6月央行突然转向变为紧缩操作，银行资金立时吃紧，“钱荒”爆发，动荡之下，央行过度紧缩操作才有所调整放松，月末m2增速下降到14%，由此估计，月中期间m2增速实际已下降到14%以下。
央行否认货币调控过紧问题，而且银行体系存在高达1.5万亿元超额存款准备金确是事实，人们的注意力因此转向了与货币政策无关的其他方面。中小银行资金短缺
银行体系拥有1.5万亿元超额存款准备金，集中于少数国有大银行，其他大批银行受紧缩政策操作影响而资金紧缺，缺少超额存款准备金，需从拥有富足超额存款准备金的大银行借入资金。2009年以后极度放松的货币政策转为紧缩并且不断加大紧缩力度，对资金充足的大银行没有什么影响，却使资金紧张的大批银行尤其中小银行受到严重冲击。
6月“钱荒”发生之前，货币紧缩政策操作已经造成大批中小银行资金紧张，利率急速上升，央行政策不做调整，继续坚持紧缩操作，导致“钱荒”危机爆发。6月之后，紧缩政策有所松动，7月和8月m2增速上升到14.5%和14.7%，流动性短缺缓解，“钱荒”震荡才得以平息。9月货币政策再次转向紧缩，m2增速降低到14.2%，10月，货币政策连连采取暂停逆回购、持续正回购等紧缩性操作，表现出控制通胀、对冲外汇流入而加紧收缩的明显政策动向，致使银行资金及社会资金紧张状况加重。10月下旬，银行间利率大幅上升，显然与货币政策加大紧缩操作力度有关。
“钱荒”风波频起，暴露出货币政策紧缩不当的问题。从紧缩操作与银行间利率上升前后相续的时点关系和因果关系看，正是紧缩操作造成了除少数大银行之外的大批银行流动性短缺。从“钱荒”当月的月末货币增速数据看，m2增速收紧到14%以至以下，是货币紧缩过度造成流动性普遍短缺的危险点位。m2增速下降到14%以下所出现的银行“钱荒”风波，发出了货币紧缩过度、流动性短缺的警报，警示这种紧缩操作的不适当性及其对全社会资金及宏观经济运行带来的冲击风险。货币调控部门应当密切观测，精细操作，避免失误和风险。中国式“次贷危机”
今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速一直在一个近些年最接近政府公开宣称的调控目标区间内徘徊，悲观一些的观点认为这是经济潜在增长率下移所致，中国经济进入了次高速增长期；而乐观者则认为这是经济结构调整与增长方式转变的短期阵痛。与此同时，国外对中国经济的增长预期发生逆转，代表全球资本主流态度的华尔街开始对中国经济的增长前景表现出担忧。
尽管如此，若是将中国经济与遭遇增长滑铁卢的印度、巴西等新兴国家相比，其表现似乎也还算强劲，因此一种纠结的情绪蔓延开来。然而，一场“钱荒”在上半年末不期而至，给中国经济蒙上了一层稍显灰暗的纱幔。尽管恐慌很快平复，但是市场动荡的心理余波却无法消散，人们需要认真考虑这究竟是虚惊一场还是危机的前奏。
半年末对于商业银行来说一向是一个比较敏感的时点，此时各项指标集中考核，以突击吸收存款应对资金短缺之急成为各家商业银行的常用。然而今年的隔夜拆解利率惊人地超过30%，远超正常水平，可见今年银行资金紧缺程度相比往年之严重。市场普遍解读，这场“钱荒”背后的操盘手是央行，意在警示金融系统风险，打压影子银行。
理论上讲，影子银行可以促进金融市场效率的提高，就中国的实际情况而言，影子银行的快速发展成为了利率市场化的推动力，反映出了货币的市场真实价格。那么影子银行的快速发展为什么会引起央行的高度重视？这是因为支撑影子银行超速发展的背后力量是房地产和地方债的中国式融资。
当前，通过影子银行系统获得融资的最终成本高达15%以上，银行存款正不断地流入商业银行的表外业务，以期获得数倍于存款利率的收益。近几年，中国商业银行的表外业务飞速扩张，据银监会的数据，截至2012年末中国理财产品市场规模已从数年前的接近于零膨胀至人民币7.1万亿元。尽管在客户购买理财产品时，往往只是被告知大概的投资方向和比例，并不对应具体的标的资产。
但丝毫没有影响理财产品市场的火爆，各家银行竞争力的唯一体现就是收益率，一旦出现较高收益的产品，会在极短时间内被抢购一空。理财产品的火爆让我们看到在中国的金融市场上，没有接受过风险教育的投资者本能地认为银行具有国家信用，一切产品都是无风险产品，而银行作为中介卖方，则在尽量地将产品的风险模糊化，盈利冲动促使商业银行飞速扩张其表外业务，以使商业银行摆脱监管，获得更高的资金收益。
通过上市银行的年报可以看到表外业务正在成为银行重要的利润贡献者，但是，这种逐利行为却使金融体系在危机面前变得脆弱，“钱荒”的爆发就是明证。资金进入影子银行系统后，在各商业银行的表外业务和其他金融机构间流动，由此形成了一个环外生环的债务链。
举例来说，某大型商业银行以4.5%的收益率发行理财产品，并用这些资金购买某股份制银行发行的5.5%收益率的理财产品，这样就可以无风险地直接赚1个百分点的收益；也可以循环发行短期理财产品的方式购买长期理财产品，赚取利差。
一笔初始资金在不断复制套利的过程中，价格逐渐上升，最终以信托等方式到达借款人手中时，这笔资金所到之处已经结成了一个长长的债务链，银行、保险、信托、券商等等都卷入其中。尽管在这个链条的形成过程中没有像美国借贷市场那样将这种非正规借贷评定为次级贷，但这种银行的表外业务就是中国式的次贷。“钱荒”就是一场次贷危机。根治“钱荒”之道
影子银行为资金市场提供了大量流动性，同时也导致了银行的“钱荒”。对于“钱荒”是否还会再次出现的问题，央行行长没有明确回答。其实，“钱荒”发生的原因不仅仅是表面看得到的流动性问题，更大的问题是背后匍匐着吞噬巨大资金的房地产和地方债。过去几年里房地产和地方投资扩张为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劲动力，因而得到了有关政策和融资市场的支持，得以夺人之先地获得如潮涌入的大量资金。
房地产和地方融资吸用资金量之大、影响之大，竟使货币存量总规模已经扩大到超过100万亿元两倍于GDp的情况下出现流动性紧张问题。据路透社预测，目前大概有70%以上的信托资金投放于房地产和地方债。而这两者从本质上来说也是一回事，因为绝大多数地方融资平台项目都是以土地为抵押展开融资。它们就如同一个吸金黑洞，源源不断地吸入巨额资金，造成其他产业领域资金严重短缺，也给银行资金腾挪摆布带来了困难。
银监会下发通知，对信托公司开展房地产等敏感类业务进行风险提示和规范，并要求各银监局重视信托公司的流动性风险。但相反方向的政策措施也在推出。股市上关闭多年的房地产企业再融资业务重新开闸，又一股新的资金流向房地产和地方债。
扩张性和紧缩性财政政策篇7
判断是不是通货紧缩，一般有三种不同观点：一是认为通货紧缩是以价格是否全面持续下降为判断标准，我们称之为单因素论。我国商品零售价格总指数从1997年10月以来，已连续24个月同比为负值，居民消费价格总指数连续16个月同比为负增长，生产资料价格指数更是连续40个月呈负值。今年1至4月商品零售价格同比下降3.1%，4月份比3月份又下降1%.因此，可认定现在正处于通货紧缩时期。二是认为通货紧缩是价格持续下降与货币供应量持续下降同时发生的，称之为双因素论。目前我国货币供应量表明上正常，实际上信贷已出现全面萎缩。1982～1995年13年时间，广义货币供给m[，2]增长速度是25.3%，而去年m[，2]增长仅为15.3%，相比下降了10个百分点。m[，1]、m[，0]的增长率则分别从1994年的26.8%、24.3%下降到11.9%和10.1%.1998年基础货币供应基本上是零增长，说明货币供给是下降的。同时资金的流动性严重不足，货币周转速度放慢。我们常用gdp与m[，2]的比例（gdp/m[，2]）作为判断货币流动性的一个指标，这个指标从1992年以来一直是下降的，由1992年的1.049下降到1997年0.761，现在是1991年以来的最低点。三是认为只有价格、货币供给和经济增长三个指标均持续下降，才算通货紧缩。事实上，从1993年起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一直在下降，1998年已降低到了7.8%，今年估计也不会超过这个数。与经济增长滑坡相对应，我国的公开失业率也呈现不断攀升态势，再就业的压力相当大，1997年底我国城镇职工下岗总数为1200多万人。总之，不论从什么角度看，现在已进入通货紧缩阶段，而且通货紧缩正在呈加剧之势。这是一个不容争论的事实，应引起经济理论界和政府决策部门的高度注意。
从某种意义上讲，通货紧缩对社会经济发展危害极大。首先，通货紧缩导致企业经济效益大幅度下降，亏损面和亏损额都大幅度增加。若商品价格每年下降近3%.就意味着企业每生产100元钱的商品，眼睁睁少卖了5～6元钱，而我们现在的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绝大多数销售利润率都达不到5～6%，这就势必使过去的一些盈利企业变成亏损，过去的一些亏损企业亏得更多。其次，通化紧缩导致企业间的资金拖欠不断增多，“三角债”越滚越多，市场信用和信誉严重下降。再次，通货紧缩打击了消费，妨碍了经济景气复苏。去年，我国政府投资的力度不可谓不大，但经济启而不动，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最终消费率太低，而最终消费率不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通货紧缩引起的。因为，通货紧缩将直接带来企业效益的下降，国家财政收入和职工工资难以有较快的增长，群众对收入的预期肯定也不会看好。加之要深化住房、养老、医疗和教育等方面的体制改革，群众对支出的预期却很大；以及习惯于对价格“买涨不买落”的心理影响，势必有钱舍不得花，消费需求就很难有较快增长。占gdp份额最大一块的消费启动不起来，经济要保持较快增长是不可能的。最后，严重的通货紧缩还会损害银行的利益，使得潜在的金融风险转化为现实的金融风险。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的国有企业大多自有资金较少而负债较多，而负债又主要来自国有商业银行。在通货紧缩的条件下，市场需求不足，产品销售不畅，国有企业不仅偿还不了银行的债务，而且只有依靠继续向银行借债才能维持生存，这又反过来使得企业的负债率继续上升，债务的上升又加重了企业的负担，只得继续向银行举债。如此恶性循环，一旦难以为继，银行将爆发债务危机，使得现在的潜在金融风险转变为现实的金融风险。
二、治理我国通货紧缩的财政对策
1.把治理通货紧缩作为当前财政政策的首要任务。通货紧缩的日益加重已经严重影响了我国经济的正常发展，当前应当把治理通货紧缩作为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提出相应的政策。去年下半年开始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同时货币政策在实际上也已由适度从紧转变为适度放松，但由于没有明确提出以防治通货紧缩作为当前财政货币政策的主要任务，未能有效地改变投资行为和消费行为的预期。这是积极财政政策效果不明显的原因之一。现在应是进一步加大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力度，如较大程度地提高居民特别是贫困层的收入水平和收入预期，增发国债，适度扩大财政赤字的规模等，以改变公众的“通货紧缩”预期，有利于形成对明后两年经济发展和物价水平的合理预期，提升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的信心与人气。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本质上是一种相机抉择的短期政策，一种特定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不可能长期发挥作用。自1993年下半年来，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之所以延续了五六年的时间，是因为1993年后我国通货膨胀势头过猛，难以在短时间内治理。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今后不应把长期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看作是一劳永逸的，应根据变化了的经济形势适宜调整其政策取向。从当前的情况看，我们应把治理通货紧缩作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首要任务，以达到明显改变社会预期的目的。只有这样，才能使财政货币政策成为一种灵活的调控政策。
2.积极的财政政策要与适度放松的货币政策相配合，两者缺一不可。积极的财政政策对于刺激总需求，促进经济复苏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也是当前走出通货紧缩困境最主要的政策手段。但是，从我国目前的情况看，似乎仅靠财政政策还难以达到扩大内需的目标。现实的中国经济是，社会总需求严重不足并且存在着相当大的通货紧缩缺口，经济走向低谷。在这种情况下，“双松”的财政货币政策搭配是正确的选择。因为，实行以刺激总需求为宗旨的宽松式财政政策时，无论是增加消费还是扩大投资，最终都要表现为增加的货币购买力上。如果此时没有采取相应的扩张性货币政策，社会上的货币供应量保持不变或减少，那么，扩张性的政策导致的购买力的增加就不能实现，从而不能达到刺激总需求的目的。例如，去年财政政策通过增加基础设施投资而扩大内需，主要是靠增发国债而实现的，而国债规模是受各种条件约束的，不可能无限扩大，仅依赖现有的可借债规模，似乎难以达到拉动内需目的。所以，在财政向商业银行增发1000亿元国债的同时，商业银行还增加了1000亿元的配套资金，集中用于基础设施建设。这种以定向长期国债为工具，以基础行业、基础设施为切入点的财政货币政策“双松”搭配，是中国90年代以来未曾有过的尝试，取得了积极的效果。可以说，这是我国使用财政货币政策“双松”搭配的成功范例。而且，在当前买方市场和通货紧缩事实上已经形成的现实条件下，适度的货币扩张是不会导致通货膨胀的反弹的。相反，它将有助于我们走出通货紧缩的“困境”，为启动经济提供有力的支持。
3.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大投资需求，促进经济景气复苏。在当前出口需求、国内消费需求短期内难有较大幅度增长的制约下，启动投资需求，选择好投资增长点，通过政府投资带动企业投资，推动经济的稳定增长，摆脱通货紧缩的困扰是极为重要的选择。为此，重点要解决好两个问题：（1）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是政府扩大投资需求的着力点。在当前，加大国家财政资金对电信、铁路、公路、市政建设、环境保护和水利设施等基础设施的投入，在较长时期内都有着重要的意义。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总体上还相当落后，而基础设施本身多数属于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大多属于上游产业，既能够吸纳大量的劳动力就业，又可以带动其他相关产业的发展，且一般不会造成重复建设，所以对经济特别是投资的带动作用十分明显，是当前拉动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着力点。（2）充分发挥财政经济杠杆在启动企业投资中的作用。从投资主体上讲，投资包括两大部分，即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我国现在最欠缺的并不是资金来源而是民间投资意愿。因此，扩大国内需求，对投资需求而言，除了增加政府投资之外，政府还应着力创造和保持良好的投资环境，改变企业家对未来的预期，增加企业的投资信心，提高企业的投资意愿，要做到这一点，财政除了继续实行一些减费和费税并轨措施之外，还要采取适当降低部分周期较长、回报率较低的基础设施项目的资本金比例，扩大财政贴息，动员民间资本按国家产业政策的方向进行投资，较大幅度增加对中小企业的贷款规模等有力措施。
扩张性和紧缩性财政政策篇8
在经济总量基本平衡时期，由于物价相对稳定，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应当实行中性财政政策，凸显稳健特征，注重解决结构优化问题，减弱政府直接干预，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党中央、国务院决定2005年实行稳健财政政策，这是顺时应势、及时果断、高瞻远瞩的重大决策。
稳健财政政策的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控制赤字、调整结构、推进改革、增收节支”。随着财政政策由“积极”向“稳健”的转变，财政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中的职能作用将发挥得更为积极。
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党中央、国务院根据当前经济形势发展变化和宏观调控客观需要作出的重要决策，也是在宏观调控中贯彻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体现，必将更好地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加快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步伐。
正确运用财政政策是实现科学调控的基本要求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运行主要依靠两大工具或“两只手”来调节：一是市场机制，即所谓“无形的手”；二是政府宏观调控，亦称“有形的手”。政府宏观调控应该在市场机制失灵的领域发挥作用，并为市场机制发挥基础性作用营造良好环境。当前，正确运用财政政策，不仅是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必然选择，也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需要，更是不断健全财政职能的重要内容。
特定的财政政策与具体的宏观经济状态紧密相联。一般来说，宏观经济运行存在三种基本状态：第一种是社会总供给大于总需求，有效需求不足，出现通货紧缩和经济衰退等问题；第二种是社会总需求大于总供给，需求过度膨胀，出现通货膨胀和经济过热等问题；第三种是社会供求总量基本平衡，但经济发展不平衡，对应的主要是结构性问题。面对这三种不同的宏观经济状态，应分别实行扩张性、紧缩性和中性财政政策。否则，财政政策取向与宏观经济运行就会发生错位，形成逆向调节，加剧经济波动，甚至导致经济大起大落。
在经济衰退时期，国民收入低于充分就业均衡水平，表现出总需求不足，政府应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主要采取增加财政支出和减少政府税收等手段，扩大总需求；在经济过热时期，国民收入高于充分就业均衡水平，表现出总需求膨胀，政府应实行紧缩性财政政策，主要采取减少财政支出和增加政府税收等手段，控制总需求；在经济总量基本平衡时期，由于物价相对稳定，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则应实行中性财政政策，凸显稳健特征，注重解决结构优化问题，减弱政府直接干预，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根据经典理论，中性财政政策或财政中性、中性预算都是指财政政策对总需求既不扩张也不收缩的情形，是介于扩张性财政政策和紧缩性财政政策之间的一种中间状态。需要指出的是，中性财政政策并不简单以收支完全平衡作为衡量标准。国际上往往将财政收支中剔除经济周期影响后的部分保持平衡定义为中性财政政策，或者认为保持财政收入占GDp比重和非利息支出占潜在GDp比重不变是中性财政政策。这说明，财政收支总量平衡和增量平衡都可能是中性的，财政收支完全平衡并不是“中性”的充分必要条件，对总需求的现实影响既不扩张也不紧缩才是衡量财政“中性”的关键。譬如，2000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与欧元区国家磋商时，就认为欧元区大部分国家1999年执行了中性财政政策，而当时很多国家仍有绝对数不小的财政赤字。另据有关文献分析，泰国1992—1997年、韩国1994—1997年也实行了中性财政政策，但这些国家消除赤字同样走了一个渐进的过程。经验表明：实行中性财政政策要以经济增长相对平稳、物价总体稳定为背景；以合理把握财政调控力度、对总需求既不刺激也不抑制为核心；以强调发挥市场机制作用、趋于削减或逐步消除财政赤字为实质。
财政政策及时转向是政府宏观调控水平的重要体现
根据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财政政策及时转向，是贯彻科学调控观和加强财政宏观调控的重要表现。从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的两次宏观调控重要实践看，1993—1997年，为抑制通货膨胀，实施了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1998—2004年，为刺激有效需求和治理通货紧缩趋势，实施了扩张性的积极财政政策，这两次财政政策的适时适度调整均取得了预期效果。2005年，根据经济形势的新变化和宏观调控的新需要，党中央、国务院又适时决定实行稳健财政政策，这主要是由于与1998年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时的情况相比，目前我国宏观经济形势已发生重大变化，财政政策运行又到了一个转折点。
经济自主增长机制初步形成。一是市场机制作用明显增强。目前我国民营经济迅速发展，供求机制、价格机制和竞争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基本力量。二是城镇化进程明显加快。近年来我国城镇人口比重年均上升1．4个百分点，2003年城镇化率达40．5％，表明我国正处于城镇化加快发展的重要时期，对需求的拉动作用直接而明显。三是消费结构加速升级。2003年我国人均GDp已达1090美元，消费结构正处于由“吃穿用”加快向“住行游”为主转变的时期，并带来重化工业化趋势，成为推动经济持续增长的内生变量。四是开放型经济进一步发展。2004年我国外贸依存度达70％左右，可望跃升为世界第三大贸易国；同时，作为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流入国，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也开始较快增加，说明开放因素已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经济增长进入新一轮周期的上升阶段。一是经济增长接近潜在水平。2003年GDp增长9．3％，2004年增长9．5％，部分行业瓶颈约束或资源约束的出现，表明GDp增幅已接近潜在产出水平。二是物价趋于上升。2003年居民消费价格和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分别上涨1．2％和—0．1％，2004年则分别上涨3．9％和2．8％。三是失业率升势趋缓。2003年全国城镇就业增加859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3％；2004年城镇新增就业人员980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2％，比上年下降0．1个百分点。四是国际收支保持盈余。2003年实现外贸顺差255亿美元，年末国家外汇储备达4033亿美元；2004年贸易顺差320亿美元，国家外汇储备增加到6099亿美元。
经济运行中的深层次问题凸现。一是“五个统筹”成为结构调整的基本目标。财政政策作为政府配置资源和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要在优化结构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这将是今后一个时期财政政策的主要任务。二是经济增长方式与资源、环境约束的矛盾更加尖锐。目前我国石油、天然气、煤炭、铁矿石、铜和铝等重要矿产资源人均储量分别相当于世界人均水平的11％、4．5％、79％、42％、18％和7．3％，特别是2003年我国GDp占世界的4％，但消耗占世界的比重：石油为7．4％，原煤为31％，铁矿石为30％，钢铁为27％，氧化铝为25％，水泥为40％，说明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已成为宏观调控的一项紧迫任务。三是体制改革滞后已成为影响科学发展观落实的根本性掣肘因素。主要表现在：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仍过多地介入竞争性领域的资源配置；要素市场价格机制不完善，使投资的私人成本严重低估，成为经济增长粗放的重要因素；企业改革相对滞后，预算约束软化，经营行为存在扭曲。因此，支持改革，消除体制，将是财政政策优先考虑的重点。
在这种背景下，党中央、国务院决定2005年实行稳健财政政策。这是顺时应势、及时果断、高瞻远瞩的重大决策。回顾10多年来财政政策由紧缩到扩张再到中性，实现了“一个轮回”和“三次转向”的历程，我们有以下体会：第一，财政政策是中央实施宏观调控的重要政策工具和经济手段，对熨平经济周期有着重要作用，财政政策在宏观调控中应该也能够发挥重要作用。第二，财政政策必须随着作用环境与对象的变化而适时适度进行调整，根据经济形势发展变化及时相机抉择，这是财政宏观调控的灵魂和关键。第三，在积累治理通货膨胀和应对通货紧缩经验的基础上，当前又实行中性取向的稳健财政政策，表明党中央、国务院宏观调控的艺术更加成熟，宏观调控的经验更加丰富，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更加高超。
稳健财政政策是趋于中性与支持发展的辩证统一
扩张性和紧缩性财政政策篇9
[关键词]财政政策；中国
财政政策是通过税收和公共支出等手段来实现一定的经济、社会发展等宏观经济目标的长期和短期财政战略，是政府调控经济的重要手段。根据财政政策在调节国民经济总量方面的功能可将财政政策划分为扩张性政策、紧缩性政策和中性政策。
一个国家在一定经济发展阶段实施何种财政政策，要根据宏观经济运行态势，相机抉择。宏观经济运行千姿百态，但概括起来讲，也就是三种类型。一种类型是社会总供给大于社会总需求，即“通货紧缩”，表现为物价总水平下降。应对通货紧缩局面，应该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和扩张性货币政策。第二种类型是社会总供给小于社会总需求，即“通货膨胀”，表现为物价上涨。这种情况下，应该采取紧缩的财政政策和紧缩的货币政策。第三种类型就是社会总供给和社会总需求基本平衡，但在结构上有矛盾，冷热并存，发展不均衡。此时应采取稳健财政政策，即在总量上不做太大的动作，但在结构上有保有压，加强薄弱环节，压缩过热行业的投资。
我国自1998年以来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其实质就是一种扩张性财政政策。2005年根据我国国情和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发展，从实际出发，我国实施了稳健的财政政策，现就两种财政政策的实施背景、作用综述如下。
一、积极财政政策
1、实施背景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直接导致了国际市场需求萎缩，进而演变为全球经济衰退．造成世界经济普遍性的生产过剩和通货紧缩。作为亚洲国家最大贸易伙伴，亚洲金融危机无疑对我国经济运行产生重大冲击。从当时国内经济情况看，物价水平持续下跌，经济增长速度回落，国内投资和消费需求出现不足，居民收入增长放慢、失业压力增大；同时，国际市场需求低迷导致了我国出口不振．大大降低了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这些都充分说明我国经济进入了通货紧缩和经济衰退的发展阶段。面对这种从未出现过的极其复杂的经济形势，党中央、国务院审时度势，及时果断地做出了实施以增发国债、扩大内需、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力度、刺激消费、扩大出口为主要内容的积极的财政政策，主要措施包括：一是发行长期建设国债，带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二是调整税收政策，刺激需求增长。三是调整收入分配政策，改善居民消费心理预期。四是规范收费制度，减轻社会负担，推动扩大消费。五是支持国民经济战略性调整，促进国有企业改革和产业结构优化。
2、积极作用
积极的财政政策实施近七年的时间里．在促进经济增长、调节供求关系和克服通货滞胀方面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1）促进经济平稳发展。大规模的国债投资不仅有效遏制了经济增速下滑的局面，而且抑制了通货紧缩。1998－2004年间，国债建设资金年均拉动经济增长为1．5个百分点－2个百分点，GDp年均增长8.56％，物价水平总体稳定。
（2）优化经济结构。积极财政政策着眼于短期需求管理和长期供给管理有机的结合，在加强基础设施的同时，通过国债资金的直接投入、税收政策等措施，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改造传统产业，支持一些符合产业结构发展方向的重点行业和重点企业的技术改造，推动了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升级。
（3）增加就业。七年来，国债资金支持的一大批新项目及其配套项目的建设共增加就业岗位700万－1000万个，对拉动相关产业发展起到了很好的刺激作用。
（4）促进区域经济均衡发展。通过对中西部地区进行倾斜性财政资金安排，进行了诸如西电东送、青藏铁路、退耕还林还草工程、六小工程等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建设，改善了这些地区的投资经营环境，加快了中西部地区的发展步伐，使东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格局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
总之，作为一项反周期宏观政策，积极财政政策基本上是恰当的，它对中国经济社会相对平衡发展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3、负面效应
但积极财政政策毕竟是宏观“反周期”操作，是适用于经济低迷阶段的一种政策。从2002年下半年起，我国经济开始逐步走出通货紧缩的阴影，呈现出加速发展的态势。2003年国民经济终于走过由相对低迷向稳定高涨的拐点，GDp增长速度跃为9％以上。此时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带来一定的负面效应，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主要是部分行业和地区盲目投资和低水平重复建设的倾向有所加剧，货币信贷增长偏快，资源对经济增长的制约越来越明显，并带来煤、电、油、运和原材料的供应紧张局面。
二、稳健财政政策
1、实施背景
2003年下半年以来，中国经济开始走出通货紧缩的阴影，经济增长进入新一轮周期的上升阶段。一是经济增长接近潜在水平。2003年GDp增长9.3％，2004年增长9.5％，部分行业瓶颈约束或资源约束的出现，表明GDp增幅已接近潜在产出水平。二是物价趋于上升。2003年居民消费价格和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分别上涨1.2％和0.1％，2004年则分别上涨3.9％和2.8％。三是失业率升势趋缓。2003年全国城镇就业增加859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3％；2004年城镇新增就业人员980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2％，比上年下降0.1％个百分点。四是出现局部投资过热。2003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比消费品零售额增长速度高了17.6％个百分点。当年投资率上升到42.3％，比2002年增加了3.1个百分点，接近于1993年经济严重过热时的水平(当时投资率为43．5%)。为此，国家采取一系列措施，包括货币手段(如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和提高利率等)和行政手段等，以逐步控制经济局部过热的迹象。虽然2004年5～6月在宏观调控影响下，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明显下降，但在2004年7～10月，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又出现明显的反弹迹象，增长率分别为31.4％、26.3％、27.9％、26.4％。在国民经济已发生经济周期阶段转换和出现局部过热的形势下，如果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将不利于控制固定资产投资的过快增长和减轻通货膨胀压力。
同时，经济运行中的深层次问题也凸现出来。一是经济增长方式与资源、环境约束的矛盾更加尖锐。目前中国石油、天然气、煤炭、铁矿石、铜和铝等重要矿产资源人均储量分别相当于世界人均水平的11％、4.5%、79%、42%、18%和7.3％，特别是2003年中国GDp占世界的4％，但消耗占世界的比重：石油为7.4％，原煤为31％，铁矿石为30％，钢铁为27％，氧化铝为25％，水泥为40％，说明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已成为宏观调控的一项紧迫任务。二是国内经济和社会结构性矛盾也比较突出。投资占GDp的比重过高，消费需求对GDp增长率的贡献下降。此外，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仍在扩大。
近年来财政收入虽然大幅增长，但由于中国转型期财政支付改革成本不断增加，支持经济发展的任务十分繁重，以及加强宏观调控的需要，因而伴随积极财政政策而来的公共风险也在加大，财政赤字和债务规模增长很快。
由此可见，积极财政政策已完成其历史使命，财政政策的调整、转型势在必行。
2、可行性
稳健财政政策的实施有它的可行性。表现在：
（1）积极的财政政策实施带动了投资、信贷增长偏快，结构性的矛盾也越来越突出，由此引发的通货膨胀，势必影响到宏观经济的发展，如果继续实施这一政策，不仅不利于控制固定资产投资的过快增长，而且易于形成逆向调节；不仅不利于减缓通货膨胀的趋势，而且易于加剧投资与消费比例失调程度，加大经济健康运行的风险和阻力，对此，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已不合时宜，应当适时转向。
（2）从规避风险的迫切性看，也需要加快调整现行的财政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实施，主要是通过政府大量发行国债进行基础建设投资而实现的，一方面使得经济的增长过份依赖于国债的发行，另一方面，也使得国债的规模越来越大，到目前为止，仅长期建设国债累计额就达到了9100亿元之巨，而且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偏高，经济中积累了大量的或有负债，增加了财政运行的压力。
（3）积极的财政政策实施，使得我国经济已基本上走出通货紧缩期，进入新一轮的上升期，经济自主增长的能力明显增强，社会上已有大量的资金在涌动，人们的投资意识在逐渐增强，足以缓和由于政府减少投资而带来的对经济的波动。
3、目标
财政政策作为政府宏观调控的一项重要手段，其目标的确定必须服务服从于国民经济宏观的总体要求。稳健的财政政策要服从服务于改革发展大局和中央宏观调控大局，宏观上既要防止通货膨胀苗头的继续扩大，又要防止通货紧缩趋势的重新出现；既要坚决控制投资需求膨胀，又要努力扩大消费需求；既要对投资过热的行业降温，又要着力支持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薄弱环节。因此，稳健的财政政策必将有助于防止经济大起大落，控制通货膨胀．保持经济平稳增长。
4、主要内容
稳健财政政策的主要内容概括起来，就是四句话，十六个字：控制赤字、推进改革、调整结构、增收节支。
（1）控制赤字，就是适当减少中央财政赤字，但又不明显缩小，松紧适度，重在传递调控导向信号，既防止通货膨胀苗头的继续扩大，又防止通货紧缩趋势的重新出现，体现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巩固和发展宏观调控成果的要求。
（2）推进改革，就是转变主要依靠国债项目资金拉动经济增长的方式，按照既立足当前，又着眼长远的原则，在继续安排部分国债项目投资，整合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保证一定中央财政投资规模的基础上，适当调减国债项目资金规模，腾出更多财力，用于支持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为市场主体和经济发展创造一个良好、公平和相对宽松的财税环境，建立有利于经济自主增长和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体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要求。
（3）)调整结构，就是在对总量不做大的调整和压缩的基础上，进一步按照科学发展观和公共财政的要求，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和国债项目资金投向结构，区别对待、有保有压、有促有控，对与经济有关的、直接用于一般竞争性领域等的“越位”投入，要退出来、压下来；对属于公共财政范畴的，涉及到财政“缺位或不到位”的，如需要加强的农业、就业和社会保障、环境和筹”和调整经济结构的要求。
（4）增收节支，一方面，在总体不增税负或略减税负的基础上，通过严格依法征税，堵塞各种漏洞，把该收的收上来，确保财政收入稳定增长。应收尽收本身就是宏观调控。另一方面，严格按预算控制支出特别是控制一般性支出的增长，在切实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上花大力气，下大功夫，体现配合宏观调控和建立节约型社会的要求。
总之，根据我国国情和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发展，从实际出发，中央确定了财政政策的取向，做出了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以代替积极的财政政策，这是一种客观的、必然的、符合现实的科学选择。
三、展望
当前以及今后一段时期，是中国推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阶段。“十一五”时期中国经济仍将处在高位运行态势。在这种情况下，不宜实施以扩张为主的积极财政政策。但经济结构性矛盾的解决，特别是加快农业、能源交通、教育科技、消费服务业、生态环境保护等领域的发展，还需要保持一定的财政政策力度，尤其是财政面临支持各项改革、支付改革成本的压力较大。因此，也不宜实施全面紧缩的财政政策。因而“十一五”时期特别是前期应继续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为了达到良好的效果，应用注意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1、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公共卫生体系、义务教育制度。
2、运用税收手段对企业科技创新、环保、循环经济等项目加大税收扶植力度；对资源浪费、环境污染、低层次重复建设等项目的企业进行重税。
3、放开针对限制民间资本进入的领域，积极鼓励民间资本进行高科技、环保、旅游等的投资。
4、及时推出物业税、加大地方政府的经济实用房的规模，切实控制房地产的投机，减轻居民的支出压力，稳定社会，提高其他领域的消费。
5、进一步推进农村税费改革和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完善粮食直接补贴政策，稳定粮食最低收购政策、坚决控制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的上涨，继续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
6、转变城市居民就业观念、通过培训、发展第三产业、继续引导民资、吸引外资投资实业，努力降低失业人口率，创造和谐的社会生活环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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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张性和紧缩性财政政策篇10
《华盛顿宣言》中，除了声明不提高贸易投资壁垒、不出台违反wto规则的出口促进措施等之外，特别强调了宏观政策协调的重要性。各国同意进行宏观经济政策合作，采取措施刺激国内需求，以恢复经济增长，并承诺由各国财政部排出行动时间表。于是，我们看到了2009年财政和货币的全球性大扩张，其中包括中国的4万亿元计划。同时，也看到了全球性大扩张促使世界经济迅速走出衰退深渊，实现了2010年世界经济的大幅度反弹。
在小布什主持第1次G20首脑峰会的10天以前，奥巴马被选举为美国总统。G20首脑峰会并没有因为美国总统换了人而不再举行，今年6月中旬，马上就要在墨西哥举行第7次峰会。在2009年9月第3次首脑峰会上，奥巴马主持通过了一份《匹兹堡宣言》，将G20设定为国际经济合作的首要论坛，并强化宏观政策的协调机制，出台“强劲、可持续和平衡增长框架”，要求各国进行宏观政策互评。
近期，宏观政策协调机制似乎又在起作用，各国央行纷纷降息，全球货币大扩张再一次出现。这次的全球货币扩张，实际上从去年底就已经开始。先是美联储在2011年9月出台“扭曲操作”，实行一种新型的货币宽松政策；接下来是巴西降息，并且从2011年9月到2012年5月连续7次降息；中国则从2011年11月到2012年5月3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然后是欧洲中央银行在2012年12月和2012年2月实行两轮长期再融资操作，为欧元区注入流动性；还有印度在2012年1月和3月两次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并在4月开始降息，澳大利亚央行在2012年5月和6月两次降息，等等。
然而，这一轮看似同步的全球货币大扩张，并非各国宏观政策协调的结果，而是全球经济增长下行，各国根据国内宏观经济形势，自发决定宏观政策的结果。
宏观政策协调其实是非常难以实现的。当各国的宏观经济政策方向一致时，即使没有协调，也能实现政策同步。只有当各国宏观政策方向不一致时，政策协调才有必要。比如有些国家要货币扩张，有些要紧缩。由于紧缩会提高利率，降低总需求，因而扩张的国家担心资本流出和外需下降，降低扩张效果；而紧缩的国家则担心资本流入抵消紧缩效果。这种情况下，宏观政策协调就会很有必要了。但正是在这种时候，宏观政策协调会非常困难，因为需要有些国家付出代价。美国在第1次G20首脑峰会中，为了联手新兴经济体实行扩张政策以应对危机，就付出了代价。美国承诺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中增加新兴国家的代表权，只是代表权调整方案到今天为止仍然没有得到美国国会的批准。
宏观政策协调机制也并非总是有效的。就在《匹兹堡宣言》之后不久，巴西、中国和印度等新兴经济体相继退出刺激政策，与此同时，欧洲和美国继续执行扩张性政策，美国还在2010年出台了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美国的量化宽松被认为引发了全球流动性泛滥、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新兴经济体的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招致了新兴经济体的强烈批评，巴西还为此加强了资本项目管制，防止资本过度流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