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根基篇1
铁人文化秉承传统文化
建设独具特色的铁人文化，离不开对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传承，也离不开对大庆精神、铁人精神的发扬光大。中国拥有五千年文明历史和灿烂文化，其中很多文化成果到今天仍有不可泯灭的价值，但对大庆精神、铁人精神形成影响最深远、表现最明显的主要是强烈的爱国情怀、民族意识和自强不息、顽强拼搏的奋斗精神。对国家兴亡强烈的责任意识，对民族振兴的热切期盼是大庆精神、铁人精神的核心动力。
大庆石油会战开始于1960年，当时的中国正值内忧外患之际，国际上帝国主义封锁，国内三年自然灾害，大庆地区自然环境恶劣。特殊的环境，超常的困难，爱国主义和自强不息成为大庆人力量无穷的精神武器。就是在这种客观条件下，以王进喜同志为代表的钻井职工发扬的“为国分忧，为民族争气的爱国精神”，发扬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艰苦创业的精神，“人拉肩扛运钻机”“端水打井保开钻”，在最短时间内实现了钻井施工，为短短三年时间内让中国石油实现自给做出了巨大贡献。“人拉肩扛”“端水打井”等创业事迹，“三老四严”“三股气”等精神理念，处处都闪烁出钻井工人强烈的爱国情怀、民族意识和坚韧不拔，自强不息的精神光芒，它们与民族精神血脉相通，并被赋予了时代的活力。
铁人文化根植石油文化
大庆石油发展史，既是一部几十万石油工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艰苦创业、拼搏进取的奋斗史，也是一部孕育、发展和弘扬以大庆精神、铁人精神为核心的优秀石油文化的文明史。
铁人精神是企业的核心价值观，对整个企业文化起着统领的作用。几十年的发展积淀，铁人精神已从一种英雄气概升华为一种伟大的民族精神，随着时代的变迁、思想的涵养和辐射又锤炼成一种伟大的文化品格，并逐渐内化为钻井人特有的精神品质，发展为铁人故乡一种积极进取、自强不息的文化体系和文化氛围。这种文化特色在公司发展的各个时期、各个环节上，从管理制度到行为规范等诸方面，始终具有先进性，成为了鼓舞公司广大干部职工前进的一面旗帜。在铁人精神的激励下，公司广大干部职工时时处处以铁人王进喜为榜样，自觉发扬铁人精神，以不畏艰苦、勇于拼搏的过硬作风，创出了一个个高指标、高记录。铁人精神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石油工人，正是在这一场场石油大会战中，积淀了铁人文化的历史底蕴，形成了以大庆精神、铁人精神和会战传统为核心内容的石油企业文化。像会战中产生的优良传统、铁人精神，1205、1202队的“胸怀石油安全，传承铁人精神，争做稳产先锋，永续油田辉煌”等价值追求，也都是铁人文化的充分体现。
由此可见，作为石油文化的子文化，铁人文化在发展创新的过程中，始终坚持以铁人精神为核心，它与石油文化共同孕育、发展、创新，铁人文化的核心内涵已经辐射到石油文化的方方面面，并随着时代的发展，为石油文化不断注入新鲜的血液。
铁人文化融合党建文化
多年来，各级党组织始终注重发扬党建工作的优良传统，公司涌现出的先进人物绝大部分也都是党员。总结公司开发建设的成功经验，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始终加强党建工作是公司创造辉煌业绩的重要原因，在大庆精神、铁人精神的建立过程中，党建文化发挥了核心作用。
自公司组建以来，公司始终发扬大庆油田光荣传统，视思想政治工作为“法宝”和“生命线”，结合实际，逐步建立并完善形成了一套具有鲜明特色的思想政治工作方法、经验和党建工作的制度体系。会战以来，广大干部职工继承发扬的“宁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顽强作风、“三老四严”“四个一样”等严细认真的工作态度，都是对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继承和发扬。党支部建在基层，队队有支部，班班有党员，充分发挥党组织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做好一人一事的思想工作，抓生产从思想入手，抓思想从生产出发，开展谈心、疏导、解困、帮助等方法，使职工得到帮助，受到鼓舞，放下包袱，轻装上阵；加强基层建设，开展“创先争优”、双百达标、“普及05、02式水平”等活动，从党员、党风、党员形象抓起，通过优秀党员典型事例，教育党员、干部和群众，促进队伍上水平，达高度，见实效。在公司的建设发展史上，尽管经历了油田的几次大的变革，公司却始终保持着正确的发展方向，队伍始终具有强大的战斗力和旺盛的生命力，各级党组织的作用功不可没，这也为铁人文化的发展注入了党建文化的因素。
铁人文化延伸军队文化
军队的优良作风对油田企业的发展壮大发挥了关键的作用。中国石油钻井的前身，由1952年8月中国人民57师（即石油师）集体转业的官兵组成。大庆会战的队伍主体，就是中央军委给大庆分配的3000名转业军官和3万名退伍兵。
钻井指挥部组建时，来大庆的钻井队伍，转业官兵占有相当比例。随着油田的建设开发，1960年、1965年、1970年和1971年，四批次的复转官兵投入大庆油田建设，大部分都来到我们钻井公司，军队生涯的历练决定了钻井团队的军旅文化特征。钻井工程施工在野外，独立作战，集体作业，集体生活，班组编制，都与军队管理相近；“干部与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工人身上有多少泥，干部身上也有多少泥”……这都是部队官兵一致的好作风。历史的渊源，使中国人民的优良传统、思想方法、工作作风、团队精神、严格纪律和艰苦奋斗在我们钻井公司得到了传承和发扬光大。
文化的根基篇2
摘要在经济社会双转型，物质家园空前繁荣丰富的今日，如何培植共同的精神家园，已成为全体共产党员共同的重大命题。本文从观察共产党员精神家园文化根基不牢的突出表现入手，解析共产党员精神家园文化根基不牢的原因，思考筑牢共产党员精神家园文化根基的路径。提出科学把握和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全面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充分挖掘和利用红色文化的价值功能的路径探讨。
关键词党员企业文化精神建设
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最大的政党。截至2015年6月底，拥有8779.3万名党员，436.0万个基层组织，是全世界人数最多的政党。因此，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是一项伟大工程。我党党内治理的两大法宝一是制度，二是教育。党内治理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构筑共产党员的精神家园，牢固共产党员精神家园的文化根基。截至2015年3月18日，十后全国已有98名副部级以上官员和军级以上军官落马，包括2015年被宣布查处的10名省部级官员。我党领导干部，尤其是党的高级领导干部，落马原因多样，但是他们的深层原因是政治思想松懈，宗旨意识淡薄，党的文化根基动摇，党的精神家园失守。
在这些落马官员中不乏有“双面人”特质。比如原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在落网前多次对新闻媒体宣称：“我最大的缺点就是清廉。”涉嫌犯罪的山东省委原常委、济南市委原书记王敏喜欢看红，红色影片他几乎没有遗漏全都看过，有的还看过几遍、十几遍乃至几十遍。每当看到片中的英雄人物奋不顾身，看到革命烈士壮烈牺牲，他都激动难抑、泪流满面。但与此同时沉湎于享乐、大肆敛财、贪污腐化。当记者问他，既然常常主动看红色影片，会不会联系自己的所作所为去反思？王敏几乎是不假思索地作答：“不会，从来不会。当时的感动是真的，但第二天自己想做啥还做啥。”
在际经济低迷，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中华民族处于伟大复兴的关键发展时期。党的建设任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艰巨。四大危险和四大考验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因此筑牢共产党员精神家园文化根基的重要性更加凸显。
一、共产党员精神家园文化根基不牢的突出表现
在党的十召开后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现实生活中一些党员干部出这样那样的问题，说到底是信仰迷茫、精神迷失”，严肃地指出了党员队伍中的种种问题根源。如上所列举的徐才厚，王敏等两面人都是信仰迷茫、精神迷失的典型代表。应对踏上党的领导干部岗位后的种种诱惑，要避免成为两面人，要炼就“金刚不坏之身”，正如所言，“必须用科学理论武装头脑，不断培植我们的精神家园。”
人活于世，不能没有物质家园，这是人的安身之所；更不能没有精神家园，这是人的立命之所。何谓精神家园？精神家园是指与物质家园相对应的，由群体的认同所引发的精神上的归属感、思想上的一致性和思维上的一贯性。
中国共产党党员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锋战士。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终身。永远把自己定位在劳动人民的普通一员。除了法律和政策规定范围内的个人利益和工作职权以外，所有共产党员都不得谋求任何私利和特权。
中国共产党员的性质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员的精神家园具有四大特征：一是在群体范围上，包括领导干部在内的所有共产党员；二是在精神归属方式上，用政治理想即实现共产主义最高理想和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共同理想来归属精神；三是在思想内容上，具有一致性，共同理想的最终目标是社会主义最高理想；四是在思维上一贯要求隐性强制。通过坚定信仰，坚定精神追求，通过内心的自知自觉来规范共产党员的语言和行为。
共产党员精神家园的构建和稳固必须以文化认同为基础。群体认同总是和一定的文化相联系的。生活方式形成集体人格，精神价值。共产党通过党组织生活等生活方式，形成党的集体人格和共同的精神价值追求。
共产党员精神家园文化根基不牢不稳集中表现就是两面人所表现出来的信仰迷茫、精神迷失。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首先是中国本土传统文化的影响。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讲话时指出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作为其核心的思想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大体经历了先秦诸子百家争鸣、两汉经学兴盛、魏晋南北朝玄学流行、隋唐儒释道并立、宋明理学发展等几个历史时期。传统文化中，比如修身、齐家平天下的思想，比如百善孝为先的思想等等，无不绽放出璀璨的光芒。虽然传统文化有很多优秀的基因，但是在一定范围内良莠并蓄。比如官本位思想，封建迷信思想。因此，对文化修养的选择，对精神家园意识观念的重视和修养影响着共产党员的言行和品德修养。
二、共产党员精神家园文化根基不牢的原因分析
（一）思想文化的裂变纷争导致了共产党员的文化困惑
新文化运动两大使命：一为启蒙，用反省来实现启蒙。通过反省不仅发现自己的国家不是强国，而且发现自己不是“现代意义上的人”。要改变中国，除了必须变革制度，还必须改造人的精神素质、重新塑造人的灵魂。所以，新文化运动中出现了一边倒式的批判传统文化。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中国思想文化上的状态，简直是将数十世纪浓缩在一时。鲁迅在《热风.随感录五十四》中这样描述：“既自命‘胜朝遗老’，却又在民国拿钱；既说是应该革新，却又主张复古：四面八方几乎都是二三重以至多重的事物，每重又相互自相矛盾。一切人便都在这矛盾中间，互相抱怨着过活。”新文化运动时期，人民不自觉的时时忧国，不自觉的把文化的命运与民族的命运联系起来。破旧却未立新，带来的思想混乱和文化困惑一直延续到今天。共产党员不是生活在真空里的鲜花，共产党员的精神家园也不可能超然独立于社会精神家园之外，当思想文化的裂变冲击了全社会精神家园的文化根基，就必然影响了共产党员精神家园文化根基的稳定性。
（二）实用理性的文化选择引发了共产党员的文化疑惑
中国共产党人为什么选择马克思主义？这是历史的必然选择，具有历史必然性。马克思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1906年1月，中国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家、思想家朱执信写了《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一文，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的革命活动和翻译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的片段。这些具有鲜明的唯物主义倾向，富有革命实践性，成为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行动指南。在博大精深的马克思主义中，早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选择了强调实用，重视斗争。强调实用即认为有效就是真理。强调实用理性而忽略了思想文化层面的认同。重视斗争即重视阶级斗争。片面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只是革命的理论、只是批判的理论。我们选择的马克思主义显然不应该是这样的。
（三）转型时期的思潮碰撞加深了共产党员的文化迷惑
转型期思想碰撞加剧。像狄更斯所描述的那样：这是最好的时代，又是最坏的时代；这是充满智慧的年代，又是充满愚昧的年代；这是信念坚定的时期，又是满怀疑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又是黑暗的季节；这是遍布着希望的春天，又是让人绝望的冬天。人们拥着眼前的一切，却又似乎一无所有……理性主义与物质主义相对，马克思主义与资产阶级自由相对，时时处处充满了对立和斗争。由于当下一些共产党员带着对新旧文化的困惑，又没有能够真正把握住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灵魂，在新时期多元文化的价值碰撞下直面各种利益与诱惑时，就有那么一些人嘴里说着党纪国法，身体却走向了错误的方向，做出了错误的选择。其实，更多的共产党员还在这其中挣扎着，如果再不从思想文化的层面加以重视，只会出现越来越多的“两面人”。
中国共产党人是马克思主义者，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学说，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但中国共产党人不是者，也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正如指出：“我们从来认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紧密结合起来，应该科学对待民族传统文化，科学对待世界各国文化，用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思想文化成果武装自己。”
三、筑牢共产党员精神家园文化根基的路径思考
（一）立足沃土，科学把握和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
一方面，一个民族的最核心的精神气质是由自己民族的文化决定的，如果丢掉了传统文化，就如同割断了精神的命脉。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这棵大洌终究还是要生长在中华传统文化这片土壤之上。我们需要从中华传统文化土壤里汲取丰富的营养来获取自身更好的发展。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值得我们继承和发展。比如传统文化精髓之人格修养，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又如传统文化精髓之担当精神，再如传统文化精髓之孝文化。共产党人要当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和弘扬者。立足优秀传统文化，汲取精华并将之发扬光大。
（二）守护灵魂，全面和掌握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
这对筑牢共产党员精神家园文化根基具有很重要的意义，是筑牢共产党员精神家园的关键之所在。对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全面学习和掌握，有三个层级，认知层面、认同层面、坚守层面。每一个层级的进行和递进都需要我们锲而不舍，坚持不懈，孜孜不倦地阅读和理解。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原原本本学习和研读经典著作，努力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自己的看家本领。”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内涵丰富并具有时代性。我们只有认认真真、扎扎实实地研读，深入学习才能反求诸己、溯本求源，才能深刻领会、融会贯通，才能全面和掌握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才能筑牢筑牢共产党员精神家园文化根基。
（三）延续激情，充分挖掘和利用红色文化的价值功能
红色文化里饱含的激情不管是现在还是将来，都是激励共产党人继续前行的力量，是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守精神家园的坚实基础。
四、结语
展望未来，对共产党员最大的文化考验不是有多少种文化的冲击，而是在多元文化的浪头中能不能站得稳、看得清。深厚的民族传统文化、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不断充实的红色文化，就是我们精神家园的根基，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定海神针”。在纷繁复杂的社会里做一个具有坚定文化认同和信仰认同的共产党员是责任却也是挑战。正如纪伯伦的诗歌里所说：“一个人有两个我，一个在黑暗里醒着，一个在光明中睡着。”我们要向历史的深处和未来的星空去找寻力量，用思想的火把照亮那片暂时困住我们的黑暗，用文化的鼓点唤醒还在光明中沉睡的灵魂，勇敢的面对这个现实的世界，坚守住不断变化的时代里共产党员的精神家园。
参考文献：
[1]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
文化的根基篇3
位；文化；学生
〔中图分类号〕G6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463（2012）
07―0023―01
所谓办学特色，指的是一所学校在发展中形成的、比较持久稳定的发展方式和被社会公认的、独特的、优良的办学特征。它是在传承和创新中不断发展的，是一种全方位、全程式的文化渗透。
特色学校是指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发挥优势、深化改革，逐步形成独特、优质、稳定的内涵与风格的学校。特色学校是风貌独特的学校、理念先进的学校、质量较高的学校和文化先进的学校。特色学校实质上就是一种整体性的学校文化模式，是学校文化长期积淀的一种外在表现，因而是具有独特文化风格的学校，是教师文化、学生文化、制度文化、环境文化等相互作用的结果。
从文化学的角度分析，学校的办学特色主要涵盖三个方面：一是精神的，是学校在思想观念、价值规范上的特色。这是形成办学特色的思想动力和支配力量，也是办学特色的核心内容之一。二是制度或者行为方式的，是学校在制度、模式、结构等行为方式上的特色。它受精神文化的制约，同时又是精神文化的表现形式。三是物质的，是学校在物质环境、校园建设等方面的特征。它是学校文化中最表层的东西，是精神文化、制度文化的外在表现。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学校的特色其实就是一种文化。所以，特色学校是文化先进的学校。文化是特色的根基，是学校发展的土壤。因此，学校要从文化的角度来建设特色，文化至上应该是特色学校建设从有走向优的必由之路。
一、要从文化的视角定位学校特色
高中学校特色的定位要从文化的视角回答两个问题：“我是谁”、“我要干什么”。这就要认真梳理学校历史，提炼学校特点，特别是学校的文化传统，这是特色发展的根；要明确学校办学目标和学校文化发展的走势。只有这样，学校的特色定位才能找到文化的落脚点、支撑点、结合点与生长点。
二、学校特色建设既要关注学校，更要关注学生
每所学校的办学历史、师资水平、生源情况、发展优势、所处环境等各不相同，所以学校的特色建设也应联系实际，因地制宜。一是从本校实际出发，分析本校教师哪些人是有专长的，有些什么专长。一般来说，学校所期望的特色与大部分教师的兴趣爱好、专长取向一致或相近时工作进展就较顺利，成效也会比较明显。二是从本校的工作优势出发，在办学过程中找出自己的特殊优势，并使这一优势得到发挥和合理利用，从而长久不衰，这样就会形成特色。三是从本校的物质条件出发。校舍、场地以及教学设施等硬件，对形成学校特色会起到促进或制约作用。因此，学校要充分考虑自身物质载体的承受力，真正做到扬长避短。四是从本校所处的社会背景出发。社会文化背景和经济背景是培养学校特色的土壤，应当充分挖掘，合理利用，使它为特色学校建设服务。
特色学校建设的根本目的在于促进学生素质全面、主动、活泼地发展。如果学校基于功利诉求，在特色学校建设中一味强调“人无我有”，在具体特色项目的选择上刻意避开其他学校的优势，寻找比较冷门、边缘的项目作为特色发展方向；或在发展特色项目时，将培养学生某一方面的兴趣或特长作为重点，为项目建设而建设的话，这种做法和项目就会仅仅成为学校意志的体现。结果，只是关注了学校，而忽视了学生的意志。总之，普通高中教育应满足不同潜质学生的发展需要，为每一个学生提供适合的教育。
三、要建设体现特色的校园文化
文化的根基篇4
[关键词]动画；民族文化；动画产业。
一、增强民族文化语汇。
世界经济的一体化发展，使人类文化也趋向于全球性的交融汇合，在全球化的进程当中，为了避免失去自身的独立文化品格，我们就必须要向传统文化的深处进行深拓。所以“民族化”的道路，成为了全球化语境的发展必然，动画的发展也不例外。
中国本土文化从19世纪中叶以来，就开始与西方文化进行碰撞交流，不断地充实、成长，因此对于中国自己的文化确认，是离不开世界文化历史参照的。
国外的先进文化，我们应该勇于借鉴和吸收。著名国画家潘天寿指出：“外来之传统，亦须细心吸收，丰富营养，使学术进步，更为快速，更为茁壮也。故以文艺而言，由于技术方式、工具材料、地理气候、民族性格、生活习惯之各不相同，往往有某部分某方面，有所不融和者，应不予以吸收，以存各不相同之组织形式、风格、习惯，和群众喜见乐闻之要求，不可囫囵吞枣，失于选择也。”[1]18所以借鉴外来文化，我们应该有所选择，以满足和发展本民族文化为要求，切不可本末倒置，在世界文化的借鉴中迷失自我。独立文化品格的树立是中国动画发展的必然选择，只有深入挖掘自己的特色和民族文化个性，才能在全球化的时代语境中，形成独特而鲜明的艺术风格和美学品质。
“中国学派”就曾经有过多元而鲜明的文化个性和艺术风格，从而在整体上形成丰富而多元的艺术文化景观。“一个艺术家不能随便运用别人创造出来的现成的形象，去表现自己的特殊经验，他必须亲自为自己的经验创造形象。”[2]196每位动画创作者对于同一事物都会存在不同的感受和体验，只有将个人的艺术理解和文化积淀运用到动画的创作中去，才能形成独特的艺术风格和鲜活的艺术生命，从而给人们展现出一个新的审美视界和多元化的动漫发展艺术景观。
二、把握民族文化心理。
2000年3月，国家广电总局颁发《关于加强动画片引进和播放管理的通知》，规定电视台每天每套节目中，播放引进动画片的时间不得超过动画片播放总量的40%。虽然我们通过各项措施，对国外动画进行严格的播放控制，但依然扼制不住国内大量受众对国外动画的热情；不论国外动画作品是否带有文化侵略意味，暗藏多么深厚的殖民意识，如何播穅眯目……我们至少可以从大量的国外动画作品中看出，其确实存有优秀的一面，有吸引观众的一面，也有顽强拼搏、积极上进、突显个性的一面；同时在其动画作品中不仅体现着浓郁的异域文化色彩，还具有大众性、娱乐性的时代特征。正因为以日美动画为代表的外国动画满足了各年龄层观众的审美心理和审美需求，才使观众心理上产生了认同，从而产生了极大的参与兴趣和热情。
既然国外动画已经进来了，而且通过20多年的积累，已经在我国培育出了几代美日动画迷，他们已经对国外的文化产生了一定的心理认同。我们文化工作者面临的问题，并不是如何改变这些观众的审美趣味，而是如何应对这样的现状。对其播放时间的简单控制，并不能阻碍人们对它们的偏爱。我们应该从实际出发，从创作入手，从观众的审美心理入手，这才是我国动画长期发展战略中重要的一环。有动画作品质量和美学品质的双重提高，才是中国动画发展的必由之路。我们不应该对国外动画的大举“入侵”进行回避，而应该勇于面对，并且在交流对话中借鉴其成功的创作经验和发展模式，吸取其优秀的成果，师夷长技，从根本上振兴我国的动画产业。
“时运交移，质文代变”。对动画个性的追求，必须要建立在时代的文化立场之上。在动画作品的个性化发展创作中，不仅要体现出时代的呼声，而且要满足受众的审美趣味和接受心理。当前，动画理论的研究还停留在对受众的定位阶段，这样对于动画的发展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必须要细化受众群体，因为任何作品没有绝对意义上的老少皆宜，只有相对层面的理解认同。只有对各个层次的受众进行细分，才能准确地把握各层次的审美趣味和价值理想，只有发现不同层次的心理需求和审美期待，把握各年龄、各阶段、各层次的审美趣味和接受心理，我们的动画作品就能体现出其多样化和个性化的艺术特征，得到观众的欣赏和喜爱。如日本的漫画因受众的不同，对漫画也就有着不同的分类，像格斗漫画、少女漫画、竞技漫画、科幻漫画、商业漫画等，这样某一类型的漫画就可以满足欣赏习惯相同且在不同年龄层的受众。大量国外经验表明，对动画受众的细分和深入研究，是动画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也是动画个性化、产业化发展的必然要求。只有多层次、多维度的视角对生活和世界进行体察和理解，才能在动画事业的进程中增强其个性语汇的发展，也只有不断地调适当前的创作思路，才能在动画的创作中有所发展，从而回归深层民族文化的时代传承和弘扬上来。
当然，除却具体而详实的受众细分和深入研究以外，还要运用本民族鲜明的民族个性心理和独特的话语交流方式，来创作能够满足和适应受众口味，又符合时代和动画艺术规律的优秀动画作品来，这样观众才能在作品的体认中产生认同，也只有这样才能适应时代和观众的需求，最终达到对文化的进一步积累和传承。
三、增强文化发展活力。
随着工业文明的来临，任何事物都成为了商品的附庸，艺术也不例外。同时由于我国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使原本安然自得的中国动画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同时国外动画的入侵和中国本土人才的大量流失，使中国动画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压力，这是摆在中国动画界的一个现实问题。如何面对市场的激烈竞争，如何将品味高雅的艺术格调进行大众的文化转换，如何满足自己的生存需求……中国动画面临重重艰难。
在现代经济中，文化因素越来越多地融入到产品的生产中，文化产品以商品的形式进入市场，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后现代主义的文化已经从过去那种特定的‘文化圈层’中扩张出来，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为了消费品。”[3]162动画的创作不仅要顾及到艺术性，同时也要符合市场的发展规律，所以中国动画的产业化势在必行。市场经济是以市场为导向的，必须按市场规律办事，不然将被市场所淘汰，这是历史的经验和长期实践的结果。在市场经济的今天，如果动画事业不能满足广大观众的审美追求，没有自我更新能力，势必将要在未来的发展中面临更大的困难。所以，中国的动画事业只有不断改革创新，才会出现蓬勃发展的局面。
随着中国与国际社会联系的日益密切，动画的国际化合作也成为必然，“与外方的合作应从单纯的劳务加工转变为更高层次的版权合作、制片合作。通过对外合作，吸收国外较好的制片、生产、管理经验；在制作上互相交流，既把优秀的世界名著介绍到中国，又将中国的优秀作品介绍到国外；同时还利用国外公司的发行网络打开国际市场。”[4]77而且国内动画的产业发展，还必须建立起合理的市场产业机制，形成包括网络、游戏、玩具等动画衍生品开发的多元经济发展格局。
总之，我们在这里所谈动画的产业问题，是不以利益的得失为基点，而依然是在增强民族艺术生存和发展活力的前提下进行的讨论。我们坚决摒弃以经济效益的提高作为衡量艺术发展的最高准则，我们依然提倡以美学品格的提高作为动漫艺术发展的基础。中国动画片的产业化发展，并不意味着放弃中国动画一直以来坚持的民族艺术个性，而是要始终保持鲜活民族品质和时代特征并举的动画创作倾向，这样才能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重新发掘出民族文化的时代个性。
对于传统和民族文化本身，我们不能处以简单的理解和僵化的认识，也不能食古不化、拘泥陈法，必须要在时代的前提下重提民族文化。探讨民族性不应采取孤立和静止的观点，也不应该无限制地扩大和膨胀其作用和价值。目前在中国的动画创作领域出现了大量对民族性公式化、概念化的僵化理解，以民族艺术样式的肤浅认识和表面衔接作为对民族文化的传承，这样势必会违背艺术的创作发展规律，从而使艺术的自身发展走向孤立和消亡。民族性是机遇而不能成为困境，是优势而不能成为脚镣。
对于传统我们应该继往开来，不断在民族文化的沃土中探求本民族的审美理想与审美追求，以此来体现本民族独特的艺术品质和文化内涵。同时还要关照到民族化与全球化的对立统一，对民族文化既不故步自封，对世界文化也不顶礼膜拜，而应当用平等交流的姿态与世界进行对话，并以开放的心态，不断增强民族文化新的、强劲的时代脉动，从而创作出体现当代人现实境遇和时代呼声的优秀动画作品来。
参考文献。
[1]杨成寅、林文霞。潘天寿[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6.
[2][美].鲁道夫？阿恩海姆。艺术与视知觉[m].滕守尧、朱疆源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
文化的根基篇5
叹息是可以的。笔者也深有同感，并著文《中国传统武术文化的失落》、《当代武术之批判》等等，至今为中国失落了的传统武术文化呜不平，而抗争。
但是，在如何继承国学上笔者倒有一言相进：问题是，回过头来看看，在文化还没有断层之前的一大段的封建专制主义社会中难道说就没有了“危急存亡之秋”？如果没有，中国就不会沦落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如果没有，中国在五四时期就不会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因此，应该说，“遗老几去”尚不是大的问题，而导致危急存亡之秋的主要原因，乃是根深蒂固的在“抑老尊孔”、“唯孔独尊”基础上的以“孔孟之道”、“四书五经”为代表的儒教正统文化的统治。
笔者认为，以所谓孔子“半部论语治中国”的历史已成过去，它导致了中国历史的落败，这是不争的事实。故今天倡导“国学”，重新审视和继承中国优秀的先秦文明成果就成了当务之急。而其中，复苏并发扬老子的“道”、“德”思想就无疑的成了重中之重。
其根本原因何在？
就在于老子的“道”、“德”思想充分体现出了创新的精神和民主的思想。
概括的说，老子的创新精神表现何在？
因为，老子的“道”，是在“道法自然”的基础上揭示出了与“刚强胜柔弱”相反相成、针锋相对的“柔弱胜刚强”之道，其应用于“武打”，即表现为“武术”、“武学”之道。老子这个思想，重在揭示出了“刚强”与“柔弱”相互转化的内在条件，而且彻底打破了武打中的“不可知论”、“不可变论”、“不可为论”，从而表现出了积极进取的精神[1]，即创新精神。
老子的民主思想表现何在？
老子的“民主”思想集中表现为“德治”政治的思想。
如果对此有人心存怀疑，那么不妨对老子的“德治”思想稍作如下分析，便可明白。
老子认为“道、德一统”、“道中有德”，即，在“得道”之中要讲“德”，同时，在“治道”之中也要讲“德”，从而体现出了老子的“以德治道”及其“德高道高”的思想。而正是在“治道”方面讲“以德治道”，则充分表现出了老子的“德治”政治思想，即“民主”思想。
具体说，老子的“治道”思想包含了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忘我”观。在《道德经》中，老子说：“生之畜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他认为，道{即“武术”、“武学”所蕴含的“武力”，这里抽象为“权力”、“统治”}生长养育出来，不把它据为已有，不为个人所依赖，不以个人的意志去主宰它，这就是极其高尚的品德。这就表现出了老子的“忘我”思想。正是因为“忘我”，方能无私无畏、克已奉公，这样才能真正做到“身先”、“身存”，才能成就大事，也才能成为圣人。因此，老子说“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是以圣人终不为大，故能成其大”。
二是“民心”观。老子说：“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他认为，将个人的利害得失与天下苍生的命运连在一起的人，方才能够得到百姓的爱戴和拥护；以爱天下苍生为已念的人，百姓才会相信他，并靠他为百姓办事，百姓方才放心。故老子说：“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在老子看来，只有做到把百姓的心思作为自己的心思，想百姓之所想，急百姓之所急，一心一意为百姓办事，这样才会得到民心，并治理好天下。
三是“契约”观。老子说：“和大怨，必有余怨，安可以为善？是以圣人执左契而不责于人”。他认为，靠“和解”、“调解”等办法，可以了结大怨，不能了结余怨、小怨。这是不好的办法。因此圣人要凭借“契约”来调解，这样一来，既不会责备于人，当事双方也不会互相指责，而“怨”也就会顺利的彻底的得到解决了。故老子说：“有德司契，无德司彻”。即认为，“德”是凭借契约办事表现出来的，高尚的品德总是属于按照契约办事的人，而“无德”才会凭借诸如法令等等这些东西。故“德”的根本，是在“契”和“法”之间做到“重契抑法”。只有这样，靠“契约”办事，方才能够做到“对等”和“公平”，做到“以德服人”，从而实现“以契彰德”，和“德善”、“德信”。
四是“正义”观。老子说：“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中的“道”，从老子“道、德一统”的思想去看，就是指的“德”。故这句话也可以视为：以“德”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而老子“忘我”、“民心”、“契约”观正是“德”的本质内容和基础。由此，划分“正义”与否的标准，就是以“忘我”、“民心”、“契约”观来界定的。以此，并表现在对战争的态度上。故老子说：“夫乐杀人者，则不可以得志于天下矣”；又说：“夫唯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同时，老子说：“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即使发生了战争，出现了战祸，也要做到“杀人之众，以哀悲莅之，战胜以丧礼处之”。由此，表现出了老子坚持正义战争和反对非正义战争的“正义”观。
五是“无畏”观。老子说：“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在老子看来，只要有了“不怕死”的这种胆量和气魄，必然会无私无畏，“置于死地而后生”而表现出“道高”来，这就可以战胜困难并取得胜利。
其中，老子的“以百姓心为心”和“有德司契”思想，即“爱民”和“民心”、“契约”和“平等”的思想，无疑的，是老子“治道”思想的根本。
“治道”思想出发，可以勾画出来一幅“民主”政治兰图。
从“忘我”思想出发，要求社会的统治者不能把“道”据为已有，而必须要不唯名利，克已奉公，勤于职守，身先士卒；从“民心”思想出发，要求社会的统治者做到“绝圣弃智”，要想百姓之所想，急百姓之所急，以民心为是而为是，以民心为非而为非，并一心一意带领百姓去谋利益，同时，各级官员是受到百姓爱戴而被推选出来的人；从“契约”思想出发，要求社会的统治者必须“重契抑法”、“以契彰德”，按照“契约”原则去办事，以此来体现出社会的平等和公平；从“正义”思想出发，要求社会的统治者必须坚持正义战争，反对侵略战争及一切非正义战争；从“无畏”思想出发，要求社会的统治者和百姓要发扬不怕死的精神，这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就能够争取到胜利。
千年前就会出现首开人类先河的老子民主思想？
究其原因，正是老子批判“霸道”所赖以的“刚强胜柔弱”的“统治思想基础”使然。由此，也正是老子揭示的“霸道”与“民主”这一相反相成、针锋相对的矛盾所表现出来的辨证法使然。故老子的民主思想是无可辨驳的强大的逻辑力量之题中应有之义[2]。
老子的民主思想绝非空想。它以“无为而治”的“德治”政治曾出现于中国历史。汉初的“反秦之弊，与民休息”的政治，就是老子“德治”政治的表现，这就是历史的证明。
可见，老子的道、德观，其所蕴含的“民主”思想，是与今天中国社会的“人民当家作主人”的政治是完全相统一的。故将老子的道、德思想做到古为今用，正逢其时。
但是，历史的看，老子的道、德思想已经被歪曲、篡改得面目全非了，故今天继承老子思想必须要划清三个界线。
第一、划清老子道、德观与孔子道德观的界线。
老子的道、德观，以其“柔弱胜刚强”的大哲学、大思想、大智慧，敢于直面阶级社会的“武”、“戈”问题，而且，理性的、逻辑的回答了如何才能“止武”、“止戈”的问题，故老子及其《道德经》思想的本质，在于揭示了社会“以武制武”的真缔，并缔造了
然而，孔子的道德观是怎样的呢？
孔子篡改了老子的道、德思想。一方面，孔子将老子的“道”和“德”这具有单个意义的概念合二为一，笼统为“道德”，即单单指的是人的思想、行为规范，故表现为“伦理道德”；另一方面，孔子以“仁者爱人”和“克已复礼”，即“仁”、“爱”的思想，偷换了老子的“道”、“德”概念，即，孔子以“有教无类”、“爱人”取代了老子的“以百姓心为心”的“爱民”、“民心”思想，以“礼制”、“忠孝”取代了老子的“有德司契”的“契约”、“平等”思想，而讲“齐家、治国、平天下”，故又形成了“宗法伦理道德”[3]。
从中，孔子便彻底抹杀了老子“道”、“德”观的“武术”思想、“武学”思想，和“民主”思想。正是如此，孔子提出了“仁政”政治思想来与老子的“德治”政治思想相对，主张“教化”，由此，开创了中国“文学文化”之先河。
孔子及其“孔孟之道”的道德观成了“正统”思想后，便将老子思想湮灭了。
第二、要划清老子道学与庄子道学的界线。
老子系中国“修行道学”的开山鼻祖。其《道德经》本质上就是一部“兵书”[4]。故老子道学注重“主观能动性”及其“条件”，揭示出了“可知”、“可变”、“可为”的一系列的哲学范畴，即，诸如“无极太极”、“有无”、“动静”、“虚实”、“正奇”、“攻守”、“进退”等等，及其“变化”法则，缔造出了“武术”、“武学”，以之充分表现出了人对“社会”、人对“自然”的积极进取精神，充分表现出了老子的“入世”思想。
然而，庄子的道学是怎样的呢？
庄子将老子道学曲解了、玄化了。庄子也篡改了老子的“道”、“德”观，并无视老子“柔弱胜刚强”思想及其“条件”，而片面的对“道”作出了“任自然”、“任逍遥”的解释。即，庄子的“道”，是在“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基础上，揭示出了人要“顺其自然”，即“任自然”、“任逍遥”之道。这个“道”，认为做事顺应自然，“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认为做事顺应自然，对一切生死、荣辱、寿夭等等都会看成是无所谓的事了，表现出了对现实及在人生处世上的消极态度，充分反映出了庄子的“出世”思想[5]。
庄子的道学，正所谓“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从而使人们看不见老子这座“高山”，而看见的是老子这座“丘陵”。
第三、要划清老子思想与现代“法家”思想的界线。
所谓“现代法家思想”，就是指的“文革”期间在极左路线的高压政策之下的打着“法家”旗号的文化思想。
现代“法家”强加给老子种种不实之辞，并在老子头上扣上了几顶吓人的政治帽子：一是从老子说的“小国寡民”，就说老子是“没落奴隶主贵族的代表”；二是从老子说的“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就说老子思想是“唯心主义先验论”；三是从老子说的“法令滋张、盗贼多有”，就说老子希望的是“无政府主义”；四是从老子说的“绝圣弃智”，就说老子宣扬的是“愚民政策”等等。
这些政治帽子必须摘去。
关于老子“没落奴隶主贵族的代表”问题。
老子说的“小国寡民”，乃是一个比喻。老子是在把它与“柔弱胜刚强”思想相类比，是说明“柔弱胜刚强”规律的一个例证。老子不是在于说“小国寡民”这种生活状况有多么的好，或者不好，而是在于说它只要安于“柔弱”而“不争”，就将会保持得更加长久一些，从而体现出了老子“无为而无不为”的“柔弱胜刚强”的思想。
关于老子“唯心主义先验论”问题。
老子说：“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谓道纪”；老子又说：“故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国观国，以天下观天下。吾何以知天下然哉？以此”。故在老子看来，对“道”的认识，一方面要历史的去了解和把握，另一方面则要从现实中，即从身边的事中去了解和把握。这样，就会做到“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而能很好的了解、把握“道”。这种认识事物的方法，今天我们的学生、学者仍然在做，这哪有一丝的“唯心主义先验论”的影子？
关于老子“无政府主义”问题。
有人认为，老子反对“法令滋张”，这不就是在主张“无政府主义”吗？此说差矣。老子说“有德司契，无德司彻”，在“契”和“法”的权衡上，老子更重于“契”，这充分表现出了老子“重契抑法”的思想。而社会以“契约”为基础来进行管理，这哪里又有半点无政府主义的影子？
在老子看来，“法”，毕竟是统治者，或者极少数人通过自上而下制定出来的，法的解释权在上而不在下，故“法”带来的利益只有解释者自己才知道。而它远远没有“契约”，即与老百姓直接见面的“约定”来得清楚和明白。而且，“契约”的制定是自下而上的，更易于老百姓监督。同时，从实际情况看，“法令滋张”的结果，必然“言出法随”，必然“政出多门”，必然“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样，必然就会造成给各级官绅贪污、勒索之可乘之机，而增加百姓的负担和压力，这时就会出现官逼民反、“盗贼多有”的状况。这正是老子反对“法令滋张”的深刻原因。
关于老子“愚民政策”问题。
老子基于“以百姓心为心”和“有德司契”这两大根本思想出发，逻辑的得出了“绝圣弃智”这一结论。这是老子“德治”政治思想的题中应有之义，即认为，“圣”和“智”寓于百姓之中，只有百姓认同的“圣”和“智”，方才是“圣”和“智”，这才是老子思想的真缔。因此，“绝圣弃智”这不是表现为老子的“愚民政策”问题，而是深刻的反映为“民主”思想和“民主”潮流的问题。
现代“法家”思想，其流弊所及，至今束缚了人们的手足，限制了人们的思想，使得在老学研究上尚无建树。
通过比较，显而易见，老子不仅是中国，乃至世界的伟大武术家、伟大武术理论家，而且是中国，乃至世界的伟大哲学家、伟大思想家、伟大政治理论家。老子的道、德思想无疑的是中华先秦文明的瑰宝，是中华“国学”的源泉。因此，唯有老子的思想和文化，方才真正是中国思想和文化的根基和脊梁，也才真正是中国“国学”的根基和脊梁。
所以，今天倡导的国学，不应该如某些人说的“是要使人‘内函’一些”，而应该是在古为今用基础上的一种“治世”之学。即今天的国学，应该是在摒弃“抑老尊孔”及儒教正统文化和“老庄之说”的前提下，而在“尊老抑孔”的基础上倡导的“国学”，无疑的，它应继承老子光辉的哲学、思想，及其“武学文化”，包括“国术”，即老子缔造的“武术”、“武学”；也应继承有益的，比如孔子的“文化”和“教育”思想、庄子的“天人合一”思想，等等。同时，也要以中国文化为根基，吸收世界先进思想和文化，以之形成荟集了各种有益文化精华的独具中国传统特色的文化，以之形成具有创新精神的、民主精神的，和具有蓬勃朝气、具有强大凝聚力的国学。唯此，方可避免中华“危急存亡之秋”也。
文化的根基篇6
关键词：竞争性价值框架；人力资源管理；企业文化根植；实证研究
中图分类号：F272.92文献标志码：a
企业文化是企业生存发展的基本假设，价值观、人工符号都是建立在基本假设的基础之上。“企业文化之父”埃德加沙因曾经指出“管理者所做的唯一真正重要的事情就是创建和管理文化”。企业文化根植关系到整个企业的运行和发展系统工程，是人力资源管理的核心任务。在企业文化的根植过程中，HR的观念和行为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HR能否把握好自身的管理角色，实现自我定位、自我约束、自我实现、乃至自我超越，关系到一个优秀企业文化根植的成败。
1竞争性价值框架
金·S·卡梅隆等提出的竞争性价值模型（competingvaluesframework，CVF）是企业文化测量的经典模型，该模型认为企业文化立基于2个主要维度：一是反映竞争需要的维度，即变化与稳定性；另一个是产生冲突的维度，即企业内部管理与外部环境，在这2个维度交互的作用下，出现了4种类型的企业文化，分组成一个四象限图形，这4个象限代表了做出不同评估的价值取向所在，是完全对立或者具有竞争关系的假设。研究者对于每一种文化类型赋予了形象的名字：部落式、临时体制式、等级森严式和市场为先式，如图1所示。
4个象限最明显的特点就是它们代表了完全对立或者具有竞争关系的假设，每一个坐标的两端都代表着一个极端。这是一个对角线完全对立的四象限。部落式这种企业重视内部管理，灵活而又有生机，在这样的企业内，人们可以互相共享，可以简单地看成一个友善的工作场所。临时体制式企业表示企业重视外部竞争同时又希望能有机管理，它的特点就是动态的、创业式的并且充满创意的工作场所。等级森严式企业重视内部管理以及所有的控制权，它代表一个高度制度化和机构化的工作场所。市场为先式企业则比较关注外部事物，这种企业的核心价值观就是竞争力和生产力，是一个以业绩为重点的文化，超越对手和成为市场主宰是最重要的指标。
2企业文化根植
学者们用来定义企业文化的范畴多种多样，比如团体规范、信奉的价值观、企业环境、英雄人物、正式的哲学、游戏规则、气氛、嵌入式技能、思维习惯、心智模型、语言范式、共享意义等。埃德加·沙因将企业文化定义为：在解决它的外部适应和内部整合问题的过程中，基于企业习得的共享的基本假设的一套模式，这套模式运行良好，非常有效，因此，它被作为对相关问题的正确的认识、思维和情感方式授予新来者。企业文化涵盖企业成员心理机能的所有行为、情绪和认知的元素，是企业对共享学习的动态累积，共享学习的发生，意味着企业成员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基于这种稳定性和共享的经历，人们对稳定、持久和意义的需求就会促使不同的共享元素整合成一种模式，并最终形成企业文化。
根植企业文化，既是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在微观层面的体现，又是企业增强凝聚力和竞争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随着时间的推移，企业面临越来越动荡而复杂的外部环境，而企业文化为企业创造了稳定性和适应性。企业文化像胶水一样将企业凝聚在一起，从而创造稳定性，通过一系列共有价值观的坚持来保持企业的连续性和一致性，同时在设计新策略来应付新环境时，企业文化可以通过提供一系列明确的原则来培养企业的适应性。
当前我国企业文化建设领域存在的首要问题就是企业文化与管理脱节，企业文化不能很好的根植落地，企业文化的导向、凝聚、激励、规范等根本性的作用难以全面发挥，对企业经营业绩的影响不明显，进而导致企业对企业文化建设效果失望，造成恶性循环，加剧企业文化“空中楼阁”的局面。企业在文化梳理形成过程中投入了大量精力，进行大范围的访谈、反复的讨论和提炼，而在企业文化形成后只是简单通过宣传手册或培训进行传播，忽略了企业文化与人力资源管理的融合，造成企业文化只停留在高管的头脑。解决企业文化“根植”的关键首先在于理念的认同，实现员工与企业核心价值观的一致性，企业文化和人力资源管理的有机结合，是企业文化根植的最佳有效途径。
3人力资源管理的对立竞争价值
企业面临一个风谲云诡的内外环境，不确定性与含糊性会始终伴随着企业。企业要经历创业期、成长期、成熟期和变革期，而企业文化类型与企业的成长阶段、企业性质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人力资源胜任力模型有6大维度：可信任的积极实践者、文化管理者、人才管理者/企业设计者、战略变革设计者、业务联盟、日常工作的战术家。HR作为文化管理者，不仅尊重传统文化而且帮助塑造新型文化，他们指导经理人如何在行为中传递文化并推动文化，把文化标准融入到人力资源实践和流程中，使员工真切地感受文化。人力资源管理的对立竞争价值模型，如图2所示。
此模型以4种文化类型为基础象限，企业文化根植的前提是诊断评估企业文化，HR在诊断评估的基础上，确定企业的主导文化类型，梳理企业文化的主要培植机制和次要成型强化机制，在此基础上把握人力资源部门所需的不同角色、方法、目标和能力等。HR在企业文化根植中要有自己主要的根植机制以及成型和强化机制，次要的成型和强化机制是新兴文化的可见的人工饰物，通常会形成所谓的企业“氛围”。在企业的成长阶段，企业的设计、结构、建筑、仪式、故事和正式声明等都是文化的强化者，一旦企业趋向成熟和稳定，这些机制就也同样会成为主要的根植文化的机制。在企业文化根植阶段，主要机制决定着企业文化运行的主流，次要机制则对企业文化发挥作用的细节有着重要的影响。只有根植机制与强化机制保持一致时，企业文化根植才能成为可能。如果没有保持一致，强化机制可能会被忽略，或者会成为内部冲突的来源。
此模型有两大价值主线，横坐标是第一大价值主线，与人力资源管理的平衡计分卡类似，代表HR部门的五大利益相关方，企业的投资者、企业服务的客户和企业所在的社区是HR外部需要关注的，企业内的部门经理、企业的员工和内部业务流程则是HR内部管理和维护的范畴。企业文化不是贴在墙上的声明，而是建立在客户心目中的企业品牌，客户关心的是公司的品牌与服务。人力资源领域的管理大师戴维·尤里奇认为，身为HR应该由外而内，一切从客户角度出发，了解自己公司著称的3个特征、用客户语言对话、使员工与客户加深了解、改变文化传递流程，从而努力成为一名文化根植者。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环境里，HR作为“由外而内”的文化推动者比较容易实现，但在中国文化背景下，HR只拥有有限的权力，地位比较被动，往往必须听从老板和直线经理。结合复杂的中国情境，HR在服务内部以及外部客户时，可以走文化根植者的中间路线，积极关注消费者需求，并且在内外中取得平衡。纵坐标是第二大价值主线，是灵活适应性与稳定控制性的矛盾对立。
4案例分析及管理启示
基础理论已经为案例研究提供了指导性框架，明确了研究方向，并指导资料收集和分析，采用案例研究方法，是因为企业文化现象比较复杂，它包括企业价值观、行为规范、仪式、公司中流传的故事、模范人物等多种形态，运用量化指标来研究难以表现出企业文化的广度和深度。另外，案例研究方法更适合研究“如何”和“为什么”的问题。本文主要探索不同企业文化类型下HR是如何根植文化的，因此非常适合采用案例研究方法来论述。
案例1：a公司是一家航运公司，公司管理层级少，从创始人到机组人员只有3个行政级别，所有员工被分解成3—4人的小团队，员工都拥有公司的股票，所有员工在一个非常友善的场所工作，共同分享，就像是一个大家庭。公司通过忠诚和传统来维系，成员们自觉自愿地承担所有的义务。HR强调人员的发展和长期目标，建立了360度评估体系来评估部门经理的领导行为，每个员工都有跨部门流动性的职业发展规划。HR注重灵活的内部管理。对员工非常关心，给员工最大的自，用团队合作和自我提升来管理，专门为团队协作、参与和协调设置了奖励机制。
a公司是一家典型的部落式企业，公司HR的角色定位是为员工服务，主要培植机制是有意地角色示范、教授和指导，如何分配奖励和职位等。比如对每一名新员工都实行导师制，由导师引导新人员工的生活和工作，HR建立了标准的三层级来鼓励广泛的内部业务和风险、机会与奖励的共享。HR通过道义评估、管理发展、系统升级等来提升企业凝聚力，培养员工的责任感和能力，尽可能的满足员工的需求。a公司HR经常进行有效的员工调查，系统地观察员工的态度和想法，根据员工特点，组成了各种团体，员工可以通过适合的团体参加各种聚会，既开展了社交活动，又有了互相谈心的机会。
部落式企业文化的成型和强化机制是重要事件和重要人物的故事等。在a公司，HR会定期开展象征性的企业欢庆仪式、礼仪、纪念等活动，宣传a公司特有的语言、口号、标语、传闻轶事、“神话”故事。公司的人力资源管理者要树立本企业的英雄人物、传奇人物，实事求是的人物典型就会发挥鲜明生动的感召力，创造出一系列精神教育的活动形式，这种活动是以非正式的形式和不固定形式进行的，其方法多种多样，把一般单纯由“福利保健”部门处理的事情，作为“培养人才”的基础而纳入到职工日常生活之中。尽管a公司员工的薪水远低于竞争对手，但企业文化的“胶水”作用把员工牢牢团结在了一起。
要加强部落式企业文化，HR还必须持续地监控一线主管的问题，注意关心他们关心的问题，确认他们的待遇比下属好。HR还要检查真正驱动中层管理者的激励体系，改革激励的方式，使得中层管理者能有更多的授权和创新，作为授权进程的一部分，在人力资本和预算降低的同时增加员工的决策能力，明确有效的续任计划。HR的核心能力就是要了解自己和他人，有效沟通，促进员工发展，团队建设，参与性的决策制定过程和解决人际冲突。
案例2：B公司是一家有17层管理体制的汽车公司，公司内部有大量的标准程序和多层等级级别，公司靠严格的制度和政策结合在一起，人们在非常正规的等级分明的场所按照程序工作。企业在稳定和控制的前提下强调内部环境的维持，企业的长远目标是稳定和高效的生产运作。人力资源管理的重点是确保雇佣关系的稳定和可预见性。
根据等级森严式企业文化的特点，HR扮演的主要角色是监督管理者和行政专家，通过操作过程的提升、员工关系、服务需求评估等，HR能致力于重新建造流程并且创造一个有效的基础企业。B公司HR确保员工了解到企业的文化，制订了明确的行动计划，员工能够说出企业文化所倡导的具体做法，经过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和平行的全方位沟通，保证企业文化的全方位宣传。HR通过改变公司一部分周期性的工作流程来避免员工对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的环境产生焦虑。HR主要根植机制是明确定期注意、评估和控制什么，HR通过企业制度、程序和日常事务等来强化这一主导文化。HR的核心能力是监督员工个人表现，管理集体表现和整体工作流程，运用批判性思维分析信息，项目管理，工作策划和职责管理。
案例3：C公司是一家电子微电子行业的世界500强企业，是市场为先式企业文化的典型代表，C公司是一个注重结果的企业，核心价值观是竞争力和生产力。C公司对于成功的理解是市场占有率和渗透力，具有竞争力的价格和市场领导地位是企业考虑的重点，员工具有竞争力且以目标为导向。企业在稳定和控制的前提下强调外部市场的竞争，如果公司的业务不是在市场中占据前几位，那么就会被卖掉，迄今为止，C公司已经卖掉了200多种“不盈利”业务。因为面临业务和人员整合，HR经常需要应对关键事件和企业危机，比如剥离业务的人员安置问题。
C公司的HR是企业里的战略经营伙伴，常用商业技能、策略分析、战略领导能力等将人力资源与商业策略相结合，最终影响企业利润。HR职能不仅是在公司内把其他部门看做客户，在灌输以客户为中心的思想过程中也起着领导作用。HR部门不是支持性部门，它在贯彻以市场为中心的制度中成为主角。HR的使命是使员工品牌与客户品牌一致，HR要从理解客户品牌出发，通过客户拜访，观察并理解客户的感受，努力把客户的反映带到HR部门。从客户的利益出发，来制定期望的行为模式，重新考虑招聘和员工保留标准，从提高客户需要的技能出发，重新企业培训和人才开发，从客户的观点来重新涉及岗位。HR的品牌塑造还包含从内部塑造品牌，进行品牌再造的时候，HR部门是内部检视团队的一部分，C公司的HR给每个员工机会宣传C公司的产品如何成为他们的生活引擎，通过征文、照片、海报的形式让员工讲述与公司产品的故事，把员工的体验和客户的体验整合起来。C公司HR部门致力于与市场部门合伙创立一致的职业品牌并加强顾客品牌。创建一个与客户品牌相一致的职业品牌，要把目标价值的主张转化为期望的员工行为，把六项工具结合起来以保证连贯性，即：员工招聘与保留项目、人才开发、岗位涉及、高层领导的模范作用、信息共享与授权、考核与薪酬体系。总之，要达到市场为先企业文化根植，整个HR框架应该从客户的观点来配置资源，以至于把公司变成以客户为中心的企业。HR的核心能力是提出并与别人沟通企业发展愿景，制定目标，策划和企业，高效率地工作，培育生产高效的工作氛围和管理时间化解压力。
案例4：临时体制式文化经常出现在类似航空宇宙、软件开发、智囊咨询，以及电影这样的行业里。在我们的案例调查研究中，没有一家企业的主导文化类型是临时体制式，但很多团队和项目组都是临时体质式文化的代表。比如，每个不同的客户都需要在一个咨询公司里被当成独立的项目，为了完成这个任务，一个临时设计的企业被建立起来。当这个项目完成的时候，这个企业就解散了。人们在一个动态的、创业的和充满冒险的场所工作，同时承担风险。团队对成功的定义是创造出新的产品和服务，企业期望成为产品和服务领袖，同时企业鼓励员工的个人创造力和自由。企业非常灵活的应对外部活动，强调个人的努力。
根据临时体质式文化的特点，HR是改革的推行者，通过系统分析、企业改革、咨询和推动等方式来确保新生企业文化的根植，推动企业文化的转换。HR部门在对这样的团队进行管理的时候，少用一些计划及实践手段，更多关注的是使自己和高管都看到的思维模式，并且在必要的时候进行改变。调查和面试能揭示出员工以及客户思考其角色和工作、工作环境和业务模式尺度的思维模式。随着时间的评估，HR可以绘制一张对人们使用的思维模式和就此而言所采取的行为、所做的决定等方面进行不同干涉的结果图表，并根据图表进行修正。在这种文化主导的企业中，HR的主要根植机制是如何招聘、选拔、晋升和解雇员工等。HR通常涉及系统、运作、调整工资、招聘和开发人力等紧要问题，HR主要致力于涉及具体的系统，使其在不久的将来产生更高水平的绩效。HR在其中的核心能力是建立并维护势力基础，通过谈判达成协议和约定，表述理念，与变化保持同步，创造性思维和掌控变化。
文化的根基篇7
（一）古代有发达的财产、契约制度，即存在“实在”权利
从西周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到历朝历代有关动产和不动产的制度，是古代中国有着发达财产制度的具体表现。从《诗经》中的“氓之蚩蚩，抱布贸丝”以及《周礼》中的“听称责以傅别”、“听取予以书契”、“听买卖以质剂”，到历朝历代有关通过各种文契进行交易和设定实在财产权属的制度，则是古代中国契约制度存在的体现。
史实告诉我们，古代中国同西方一样（如果不说更为发达的话）有着发达的财产、契约等私权制度。否则，古代中国法就不会有对盗窃的刑法制裁，也不会有对土地归属、使用等制度规范。尽管它没有同罗马法一样发达的私法体系，对本属私法的保护也多在刑律中体现，但不能据此否认古代中国有“实在”私权（下文将给出解释）存在之事实。正如郑成思指出的：“我们不能认为在没有民法的时期或环境中，就不存在民事权利。依刑法或行政管理（控制）法规、法令、敕令等等，在古代、在，都产生过并继续产生着一定的民事权利。”
（二）古代中国亦有“实在”权利观念
中国自远古以来就有确定财产归属（所有权）之私权观念。如孟子言：“……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
赵国慎到曾说：“定赏分财必有法”，并提出规范物之归属是社会客观要求的思想。他形象地举例说：“一兔走街，百人追之，分未定也；积兔满市，过而不顾，非不欲兔，分定不可争也。”
秦国商鞅也有同样的思想与类似的表达。他说：“一兔走，百人逐之，非以兔可分以为百也，由名分之未定也。夫卖兔者满市，而盗不敢取，由名分已定也。故名分未定，尧、舜、禹、汤且皆如骛焉而逐之；名分已定，贪盗不取。……名分定，则大诈贞信，民皆愿悫，而自治也。姑夫名分定，势治之道也；名分不定，势乱之道也。”
再如北宋苏轼言：“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
另外，中国上一次次的农民土地起义亦是人们主张财产权利的体现。
一般说来，意识或者抽象思维和概括能力是人的本能表现，所以它（含权利意识）的产生就是非常的过程。如奥诺的举例，“当孩子懂得了圣诞节礼物不是给发现了他的而是属于名字被写在包装外面的孩子时，当原始部落有了死者的东西不是给先取者而是属于他的儿子或他姊妹的儿子之规则时，我们知道他们至少有了所有权的萌芽观念。”同样道理，说中国古代早已存在确定财产归属之“实在”权利观念，也就毫不足奇。
具体制度是观念意识的自然流露。即使人们在无意中即通常被称之为依照习惯或传统力量创设的制度，也必然是其潜在意识的体现。哈耶克将这种现象概括为“自生秩序（spontaneousorder）”。古代中国确定财产归属之意识的实在体现就是财产、契约制度。
基于上述理由，如果泛泛地说“中国文化里也没有明确的‘权利’观念”，就是不确切也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三）古代中国缺失的是“观念权利”
确切地说，中国传统文化里没有包含如同西方文化初始就多少蕴含着的“平等”、“自由”等真正权利意蕴的权利制度或观念，我把这样的权利概括为“观念权利”。与此相对应的，把如同古代中国那样实际存在的权利概括为“实在权利”。要在“权利”中明确划分“实在权利”和“观念权利”，如果不是自相矛盾（因为权利概念本身都是抽象的、观念上的），那也是极其困难。使用这两个概念，主要意图不在于论证概念本身是否合理，而在于让读者能够清楚论文中所要表达的意思。
据此，我们可以说，“实在的权利制度或观念”并不一定能够成“观念的权利制度或”。古中国法就没有从发达的财产制度中抽象出私权神圣的观念，也没有从完备的契约制度中概括出平等、自由的契约精神以及一般的契约理论。至少从中国古代财产、契约等发展史中可以得出以下结论：“观念”的权利理论与“实在”的财产、契约制度并无必然的关系。
毋庸置疑，“观念权利理论”是西方人的发明。直到西学东渐，中国从来就没有形成“观念的权利理论”，或者说不知权利精神为何物。是，有着十分发达的“实在”财产、契约权利的古代中国为什么没有抽象出“观念权利理论”？又是什么因素使得西方社会产生了“观念权利理论”的基因？这些涉及私权产生的本源性问题，也恰恰是私权的切入点。为求解这些疑惑，我们必须要在中、西古代文化根源的比较中探寻其中的深层原因。
二、“观念权利”在古代中国缺失原因之透视——传统“礼治”、“儒教”文化的
（一）中国的“礼治”、“儒教”传统与“忍辱”、“服从”的“抑引”观念——“观念权利”缺失之思想原因
古代中国一直把尧、舜、禹、周朝文、武两王等最早的帝王视为圣人和能人，而且能人治国的观念代代相传。依韩愈的观点：“尧是以传之舜，舜是以传之禹，禹是以传之汤，汤是以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柏拉图所渴望的“圣人”治国之理想在古中国可谓已经实现了。
可是，在这些“圣人”治国所采用的意识形态中，夏、商是“受命于天”和“恭行天罚”的神权法思想，西周则是作为“礼治”基础的“亲亲”、“尊尊”之宗法思想。尽管春秋出现了“礼崩乐坏”、战国出现了以墨、儒、道、法为代表的“百家争鸣”局面，但各派学说也多是站在统治者的角度为其统治出谋划策，而很少或根本没有站在普通百姓的角度为其谋利益的学说，更不要说争取个人主体地位独立之思想了。秦取法家、西汉初期以黄老为其统治思想，这些思想只不过是对诸子学说的借用或混用（黄老思想就是试图用道家之长补充法家之短），其本质并没有什么实质性变化。汉武帝接受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从此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封建儒（礼）教作为正统思想开始了两千余年的统治。
这种从开始就对最高统治者的崇拜、敬仰乃至敬畏的心理，或许使人们漠视了自己作为个人的存在、以及人与人之间应该平等的意识。统治者所采用的以宗法制度为核心的礼教思想，又进一步压制了个体意识的萌芽。
中国古代的统治者有时也提倡实行“仁政”、“善制”，其中往往包含重视、体恤下民、以民为本的法律思想。如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其真正意图不过是为了社稷恒久，君位永保，否则民是不可能“贵”的。随国大臣季梁亦尝有言：“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但季梁并没有站在民的角度来理解民，他也更不可能把自己当成民中的一员，而是为了使王成为圣王，为了圣王的统治而把民放到神之主的地位。如果想真正认可民之社会地位的话，就不能靠圣王的恩赐，而要靠由民自身制定的制度承认其个人权利。这在古代中国是做不到的。
即便如此，古代中国的法律思想也不是对“仁”之观念全面贯彻，而是同时又辅之以“暴”作为实现法律的手段。如霍存福所说：“中国法律及其思想系统，历来又都是仁与暴的统一体。”“仁”是“至上而下”对民众的“安抚”，“暴”是运用强力手段对民众的直接“威吓”。当“仁”与“暴”，即“软”的“安抚”与“硬”的“威吓”，结合在一起时，滋生民众主体意识的土壤已是很难存在了。
古代中国也有完全弘扬人性的主张。这在“精神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即魏、晋、南北朝时期，被称作“中国周秦诸子以后第二度的哲学时代”，体现的非常明显。嵇康就公然否定传统道德礼教对人性的压抑。他说：“六经以抑引为主，人性以从欲为欢；抑引则违其愿，从欲则得自然”；并进而提出了无君无臣的乌托邦理想：“无君而庶物定，无臣而万事理”，“君立而虐兴，臣设而诈生”。可是，他在这里强调的主要不是让人们争取作为“人”之主体资格并积极参与到社会制度创设，而是鼓励人消极地回到无拘无束的自然状态。
总体上，“礼法”思想、“儒教”学说在政治体制上的反映是“专制”，是“公权力”至上。反映在对普通民众的思想控制上，就是“主体”观念的泯灭。“亲亲”、“尊尊”的“礼法”思想带给人们的多是等级观念和服从心里；而弘扬“仁”、“义”、“礼”、“智”、“信”的“儒教”学说带给人们亦是包含忍辱、服从的“抑引”观念。
在思想受压抑的社会，人们也就不可能激发出自由的理念，“观念权利”也就缺乏其产生、生存的思想土壤。霍存福曾指出其中的一个缘由说：“在中国，反映在仁政、善制中的人道，是至上而下的恩泽，取决于最高统治者的意念；而西法之人权、平等、自由在理论上却是在下者素有的，在上者只是保护、调停而已。”
（二）中国的等级制度、宗族观念与身份束缚——“观念权利”缺失之制度原因
基于法律（权利）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密不可分，在集权、专制的封建等级、特权社会，私权利与政治权力也就紧密联系在一起。反映在现实生活中，就不免出现乌廷玉所说的情形：“中国不仅礼俗方面具有等级差别，在土地所有制方面，也存在着等级结构。”例如东汉曾由身份性地主家族长时间连续掌握政权。在受传统“礼治”思想、“儒教”学说影响产生的专制政治体制下，即使存在所谓的私有财产制度，存在着契约交易规则，这些权利都是不稳定的、不可预期的。可以说，古代中国法从来就没有承认过纯粹的私人所有权以及自由契约制度。
1．具体到古代中国的财产发展史，基于礼教所形成的等级制度以及宗族观念决定了不会存在绝对的私有财产权利。
1）从“实在”财产权利的产生看，财产首先是作为特权在社会上进行行政“特权”配置而不是法律“私权”分配。与西方世界以法律固定财产的形式相比较而言，中国是从统治者的口里或诏书里给予其臣民财产，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以行政的手段固定财产归属。如汉高祖五年五月曾颁布诏令：“诏吏先予田宅。”“田宅”在帝王手中与其说是财产，不如说是特权。
法律和行政手段的不同在于，前者有众意性、平等性、规范性、公示性、长期性、可靠性，后者有随意性、隐蔽性、不确定性、不公平性和不平等性。庞德曾对通过行政手段进行的社会控制评价说：“……从实际的意义上说，人与人之间的相似性比人与人之间的差别来的更基本、更重要，但是不能由此得出否认个性和忽视个人自发性活动的结论。毋宁说，它是对社会控制中过度个别化现象的反应，是对通过行政而不是根据法律办事的社会控制的答复，这种通过行政的社会控制不是平等待人，而是根据管理的个人感觉待人的，所以，它引起了人们的冤屈的感受。”
也正是古代中国把本属于私权的财产作为特权分配，从而形成财产权尤其是土地权利的不确定、不稳固状态。这种不确定、不稳固造成了权利存在的不可预期性。一个对自己财产权利存在与否都无法做出确凿预期的社会，不会产生“观念权利”理论也就毫不足怪。
2）从财产权利的社会表现看，更多的是以家长控制为代表的家庭所有制，而不是体现个人意志的私人所有制。如，《礼记》中有“父母在不敢有其身，不敢私其财。”在“父叫子亡，子不敢不亡”的社会，即使个人有财产，也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再如，《宋刑统》规定：“诸家长在，而子孙弟侄等不得辄以奴婢、六畜、田宅及余财物私自质举及卖田宅。”即使宋律允许买卖的财物，也不是完全的自由交易，而是要经过繁琐的程序。比如《宋刑统》规定：“应典卖倚当物业，先问房亲；房亲不要，次问四邻；四邻不要，他人并得交易。”直到19世纪初制定的《大清民律草案》亲属、继承编仍有规定：“家政统摄于家长。”没有独享的财产，甚至连自己的身体都不敢说是自己的，也就不难理解古代中国不能产生出个人主义思想的原因。
3）从财产权利的保护看，中国历朝历代都普遍存在过土地使用权，许多朝代也有过土地私有权，但公权力的绝对至上使得这些权利从来就没有受到过绝对的保护。最明显的表现就是皇帝可以随意剥夺一个人的财产，而不必经过任何法律程序。乌廷玉曾指出周天子土地所有权的两面性，即“周天子的土地所有权，不仅表现为分配诸侯土地，同时更表现为收夺诸侯封地。”可见，即使对于诸侯的土地也可以凭天子的意志剥夺。如“一不朝，则贬其爵；再不朝，则削其地；三不朝，则六师移之”。由此可想而知普通老百姓手中财产受到保护的程度了。至于《汉书》的疑问：“夫度田非宜寡，而计民未加益，以口量地，其于古犹有余，而食之甚不足者，其咎安在？”“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可以找到许多理由回答，而其根源恐怕还是在于对财产权利的真正认可、尊重与保护程度。如果都像汉成帝那样“轻夺民财，不爱民力”，人们最终还是一无所有。
2．具体到古代中国的契约发展史，基于礼教所形成的等级制度以及宗族观念也决定了不会形成自由、平等的契约观念。
古代中国有契约制度，但从没有出现抽象的契约理论和一般的契约原则，并且也没有形成当今所谓的契约自由、平等观念。原因首先在于，契约主体之间的等级身份造成了契约权利、义务分配的不平等。其次，契约在当时作为官府管理的手段远远超出当事人之间的自由意志。
举例说，唐律中有一条规定：“诸卖买奴婢、牛马驼骡驴等，用本司本部公验以立券。”如果不立券结果会怎样呢？《唐律疏议杂律》规定：“诸买奴婢、马牛驼骡驴，不立市券，过三日笞三十；卖者，减一等。”暂不说“比之资财”、“律必畜产”的奴婢可以作为契约标的。仅从契约（券）本身来看，与其说是当事人意志的表达，毋宁说是官府管理的手段。根本体现不出契约自由、平等之理念。
思想上的抑压和制度上的束缚使得古代中国始终没有出现主张平等、自由等个人主义思想的痕迹，“观念权利”在古中国法中整体上是缺失的。
三、“观念权利”产生于西方社会的文化背景——自然哲学与自然法思想
（一）西方文化传统——自然哲学与自然法思想
1．从自然哲学到自然法
古希腊的哲学家早已谈论“正义”、“平等”、“自由”、“法治”等理念。公元前五世纪的苏格拉底就已与玻勒马霍斯、阿里斯同、克法洛斯等人争论什么是正义。苏格拉底还有对“寡头思想”转变为“民主思想”的，并指出“自由”是“民主国家的最大优点。”显然，到了公元前四世纪的亚里士多德已把法律与正义结合为一体来理解：“法律的实际意义却应该是促成全邦人民都能进于正义和善德的[永久]制度。”他还指出“公正”的“真实意义”，“主要在于‘平等’”。公元前一世纪的西塞罗也把“法”、“美德”、“正义”等价值结合在一起讨论。他说：“法和美德是值得追求的。实际上，所有高尚的人都喜欢公正和法本身，并且高尚的人不应该发生迷误，珍视不应该珍视的东西。就这样，法本身要求人们追求和珍视。既然法是这样，那么正义也是这样。如果正义是这样，那么其他各种德行本身也应受到珍视。”
这种现象之所以能在古希腊成为可能，原因就在于那里的城邦制度、民主政治，更主要在于其背后深藏的自然哲学、智者哲学。因此，谈到自然哲学、智者哲学，甚至整个西方哲学必须从古希腊始。梯利就指出：“希腊人不仅奠定了一切后来的西方思想体系的基础，而且几乎提出和提供了两千年来欧洲文明所探究的所有的问题和答案。”存在于大约公元前五世纪以前（集中在公元前五--前七世纪）的古希腊自然哲学从探究客观世界的本质开始，当时的哲学家如泰勒斯（公元前624-？）、阿那克西曼德（公元前611-前547或546）、阿那克西米尼（公元前588-前524）对事物的本质问题非常感兴趣。他们询问什么是组成世界的质料？答案一般是具体确定的实体，如水或气，或从这些元素中分化出来的东西。也有的哲学家，如毕达哥拉斯，开始注意并思索形式或关系问题以及世界的齐一性和性问题。希腊哲学就这样从最初的主要对人之外在自然感兴趣（自然哲学）逐渐地转向人之内部即转向人类本身，从而带有人文性质。
伴随着希腊人的繁荣，尤其是民主政治制度的发展，个人主义开始出现。因为在雅典，“除了有时候有迫害而外，公民在最好的时代里曾有过不受国家所限制的极大的自由。”梯利的研究证实了这一点。他说：“公元前五世纪，希腊人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经验，非常有利于那标志着其哲学家特性的启蒙精神的发展。波斯战争（公元前500-前449年）的结果使雅典成为海上霸主、世界强权以及希腊商业、文化和的中心。”从而“事物的新秩序引起重大的经济变化和民主制度的建立，这进一步推动了独立思考和行动；随之而来的是这样一种欲望，即争取权力和那些能使人赢得权力的东西，如财富、声望、文化、实力和成功。宗教、道德、政治、哲学、和艺术的传统观点受到批判。旧的基石经过检验，其中多被推翻。否定的精神在国土上广泛传布。”该时代的描述被学者概括为启蒙时代（aufklarung）。在这里，“新生的精神状态自然会鼓舞个人主义的滋长。个人开始摆脱团体的权威，进行自我奋斗，想其所想，自求解脱，而不依赖旧的传统。”
在古希腊政治、道德、宗教和哲学全面发展的时代中，始终伴随着这种逐渐增长的向往自由和个人主义的倾向。智者就是这种新运动的代表。“智者这个词原来指聪明而有才能的人而言，但是，在这个时期它指的是职业教师。”“西塞罗说，智者把哲学从上天下降到人间，使注意力从外界自然转向人本身，而且认为专门研究人类就是研究个人。”
当哲学家开始把研究对象着眼于认识的主体，而哲学家本身又受着个人主义的影响时，那在知识的认知方面必然是“人以自己为准则”。哲学观点因此出现纷呈的局面。他们的论证也必然顺延自然哲学的手法，只不过把最初的物质客体换成了个人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用以解决实际问题的论证仍要借助自然的法则。我们来看公元前五世纪的哲学家拨拉斯、特拉西马库斯、卡利克勒斯和欧提德穆斯在柏拉图《对话》中是如何论证他们各自观点的。梯利指出：“在他们看来，道德不过是协约，代表那些有权力把自己的要求强加于其同代人的意志。道德法规违反‘自然’。有些人认为，法是由弱者、大多数人制订的，用来约束强者、‘最优异者’，阻挠最适宜的人取得应有的东西：因此法侵犯了自然正义的原则。自然权利是强者的权利。另外一些人认为法是一种阶级立法，是由少数，强者和有特权的人制订的，用来保护他们自己的利益。那就是说，别人守法，对超人一等的人有利，使他们犯法而能够得到更多的好处。”观点不一，但他们都运用自然正义进行论证。当这种自然的法则参照实在的法律并与之对比进行研究时，自然法理论就实实在在地出现了。到了亚里士多德已对“人定法”与“自然法”进行了实质意义上的划分，前者是“某一国家所特有的法”，后者是“普遍适用的法”。
系统自然法理论的提出，学者们一般认为由芝诺完成。“斯多葛派创始人芝诺（公元前336-264）是最早提出自然法理论的人。他认为自然法是普遍存在和至高无上的法则，其效力远远超过人类国家所制定的法律。”对于斯多葛哲学，凯利的解释是：“斯多葛哲学是一种关于个人心魂的训练，会赋予其实践者一种至为重要的内在独立。”
从此，不同学者对于具体的自然法理论开始给出自己的理解。无论如何解释，作为以强调个体性的自然哲学为其思想来源的自然法，其核心必然是自然权利，并且必然也是个人权利。辛格就非常强调自然权利中个人主义的特性，他说：“它们（自然权利——引者注）是生而有之，并不是由习惯或社会赋予的。不管这些权利是否是由神所授予，所有的人（只要是人）都有资格拥有它们。”因此“自然权利论势必是个人主义理论，他们的个人主义采取了一种较强烈的形式。”罗尔斯也显然认识到了这一点。他指出：“自然权利概念包含着该权利从一开始就是归属于个人并受到特别重视的观念。”
阿兰然（alanRyan）给出了自然法学者对于自然权利（个人权利）来源的综合概括，即“自然法的传统理论特征鲜明地认为个人权利来自上帝、自然或理性。”比如洛克认为自然法是理性。它产生着自然权利，支配着自然状态。他说：“自然状态有一种为人人所应遵守的自然法对它起着支配作用；而理性，也就是自然法，教导着有意遵从理性的全人类：人们既然都是平等和独立的，任何人就不得侵害他人的生命、健康、自由或财产。”格老秀斯持同样的观点：“自然法是真正理性的命令，是一切行为的善恶标准。”因此，即使是上帝自己也不能使二加二不为四，所以不能把理性上认为恶的变成善的。
美国《独立宣言》可谓是自然法理论在现实生活中的最生动表现，是它真正推动了自然法思想在现实世界的第一次伟大实践。该宣言首先开宗明义地阐明了争取独立与平等地位的指导原则，这些原则是由自然法和自然权利所规定。其次，根据这些原则，规定了人的天赋权利，这种天赋权利是不可转让的，其中包括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等等。正因为《宣言》中包含了丰富的自然权利精神，马克思曾对它予以高度评价道：“第一个人权宣言和最先推动了十八世纪的欧洲革命。”
2．学者对自然法思想的评价
对于自然法理论，不同学者的评价亦有差异，但无论如何都不能抹煞它曾给人以灵感、力量和勇气以及给社会制度建构提供的正义、平等、自由等理念价值。
哈特以极其精练的语言论证了自然法存在的合理性。他说“自然法学说是古老的自然概念的一部分，在该自然概念中，可观察的世界并不仅是这些规律的景象，自然知识也不仅是关于这些规律的知识。相反，根据这种古老的世界观，每一种可指名的存在物——人、有机物、无机物，不仅被想象为倾向于维护自身的生存，而且被想象为不断谋求有利于它的最佳状态或适合于它的目的（theend）。”他还指出：“对某种形式的自然法学说的持久不断的主张，一部分是由于求助于自然法是为摆脱神的或人的权威这种事实；一部分是由于如下事实：自然法确实包含着对于理解道德和法律有重要意义的某些真理。”
梅因说：“这个理论（指自然法理论——引者注）在哲学上虽然有其缺陷，我们却不能因此而忽视其对于人类的重要性。真的，如果自然法没有成为古代世界中一种普遍的信念，这就很难说思想的历史、因此也就是人类的历史，究竟会朝那一个方向发展了。”
登特列夫也指出：“如果没有自然法，恐怕不会有后来的美国或法国大革命，而且自由与平等的伟大理想，恐怕也无由进入人们的心灵，再从而进入法律的典籍。”
（二）自然法对西学的影响——“观念权利”产生的基因
西方法学的源头一般都追溯到罗马法，而西方哲学的源头一般都追溯到古希腊。谈希腊对罗马法的影响，要分清两个方面。一个是希腊法律对罗马法的影响，另一个是希腊哲学对罗马法的影响。作为西方法学的源头，分析对罗马法影响，其实就是在一定程度上探究西方法学所受自然法的影响。
1．对于最早的罗马法是否曾受古希腊法的影响，学术界的确多有争论。
持否定观点者如凯利等人。他指出，罗马法学家“当时实践的是一门希腊人一无所知的科学，遑论希腊有何影响。因此，希腊对罗马法的直接贡献几乎是不存在的；除了一两个小的规定，以及不能证实甚至是不可能的《十二铜表法》编纂之时对雅典法律有意识的借鉴以外，我们能够确认的是，在法学家时代行将结束的公元200年，罗马商法中的两个不重要的条款是直接来自希腊的。”
持肯定观点者如梅因。但他仅在具体制度层面上认为罗马法的确受到希腊法的影响；在作为一门科学的层面上，罗马法却是罗马人自己的创造。如他所说的：“值得指出，十二铜表的法律，有许多虽然是由古代希腊共和国的法律抄来的，但法律并不曾在希腊的任何一个共和国发展成为一种科学。在罗马，法律老早就成为一种科学了。”
持怀疑态度者如尼古拉斯。他指出：“传统的历史说法是（它多少来自传说，多少来自事实，我们不得而知），一个使团曾被派往希腊索龙（Solon）的立法，在此之后的公元前451年，十人委员会编纂了一部法典铭刻在10块铜表并安置在市场上。另外两块是由另一个十人委员会在下一年（B.C.450）添加的。”
2．对于希腊对罗马法的，学术界似乎并无太多的分歧。
凯利指出斯多葛哲学在“罗马人那里找到了最为适宜的心灵土壤”，因为它“一丝不苟，追求简洁，对命运顺舛与否的不关心，这种罗马人乐于在自己和其祖先身上发现的斯多葛哲学的气质，表征一种自我训练。”也正因为如此，“斯多葛哲学对罗马的受阶层和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并从而影响了罗马法学的形态。”
法思想对古罗马人的影响，有学者认为最早表现在西塞罗的作品中。而“自然法”和“万民法”真正出现在罗马法学作品中，那已经是盖尤斯的事。
因此，说罗马法理论受到了包括古希腊自然哲学、智者哲学尤其是斯多葛哲学（主要是其中内涵的自然法观念）等希腊知识的影响，也就不是没有根基。凯利非常中肯地指出了这一点：“那种认为希腊知识对罗马的法学成就毫无贡献的观点是错误的；因为罗马法学家所使用中极为重要的部分事实上来自希腊哲学和文法以及某种程度上的修辞学的承继。”
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希腊知识对罗马军事力量的反征服。也就是，当古罗马和古希腊在和军事事件交错进行的时候，智识领域的反征服也在同时进行。凯利的表明：“有教养的罗马人看到在希腊的文学和面前，他们是何等相形见绌；希腊在史诗、抒情诗、学、悲剧和戏剧方面树立的样式都成为罗马推崇和研究的对象；……对希腊文化的模仿迅速地改变着罗马智识世界的一切方面；罗马的诗人或雕塑家由着自身的天赋，但其作品的框架以及他为自己设立的标准都来自希腊的启示。正是罗马对希腊文化的这种承继使得后世的我们能够说，古代世界是一个连续性的‘希腊——罗马’世界。”
其实，真正的“希腊--罗马”世界仅从罗马对希腊文明的继受还不能充分得以说明。从历史源头说，罗马文化包括罗马法的确受到希腊文明的影响。但从历史的脉络说，罗马文化包括罗马法也在影响、改进、完善着希腊传统的文明，至少在法律上应该是如此。尼古拉斯的下面这句话应是对罗马人（文化）和希腊人（文化）关系的最精确写照：“在几乎所有其它智力创造的领域，罗马人曾是希腊人虔诚的学生，但在法律领域，他们知道他们将会成为老师。”两种文明相互影响而形成的古代西方文化，才是一个真正的“希腊——罗马”世界。
也正是在受自然法观念影响形成的罗马法，其自身发展同时也使自然法理论得以进一步丰富和完善的意义上，梅因所说的“自然法是罗马人的创造”才是正确的。
3．“观念权利”的基因及表现
注重个人主义的西方文化传统在罗马法中植下的“观念权利”基因，就是个人意志自由，以及对个人权利的承认、尊重与保护。注重个人权利保护的自然法则痕迹在作为罗马法制度源头的《十二铜表法》（约公元前451-公元前450年）中已有所体现。
试列举其中代表性的条款如下：“如当事人双方能自行和解的，则讼争即认为解决。”（第一表第五条）“即使是盗窃，也可进行和解。”（第二表第四条）“对于自己承认或经判决的债务，有30天的法定宽限期。”（第三表第一条）“家长如三次出卖他的儿子，该子即脱离家长权而获得解放。”（第四表第三条）“凡以遗嘱处分自己的财产，或对其家属指定监护人的，具有法律上的效力。”（第五表第三条）
不管这部法典包含的自然法则是自然生发的，还是受希腊知识影响产生的，但历史事实告诉人们，正是以《十二铜表法》为源头的罗马法成了后来乃至今日一切以“观念权利”为核心的私法之精神根源。
四、中、西法律（权利）制度差异的具体表现与原因
需要指出的是，此处所比较的并不是意义上承认了个人平等和自由之主体资格的法律（权利）制度，而是对原初法律制度有无“观念权利”之基因的认识与思考。
.如果仅从当今普遍存在的权利与自由概念看，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不但古代没有，西方古代文明也没有。他说：“个人的权利与自由也是近代欧洲的产物，不唯中国古代没有，就是西方的古代和中世纪也是没有的。”反映自由、平等的契约精神亦是如此。即使在西方，契约的存在也不是马上就带来了全新的契约观念。马新福就指出：“严格地说，契约并不是现代社会的产物。因为无论在欧洲大陆还是在英美等国，契约关系的出现都没有立即带来现代法制，尽管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崭新的符合理性的原则。”
但我们不能忽视东西方传统文化所蕴含的固有不同基因，这就是西方文化传统蕴含的对个人主体意识和主体法律地位的强调，而中国文化传统中个人主体意识和主体法律地位却是全面缺失。文化基因的重要性，不在于这些价值在当时社会是否能够真正实现，而在于它们为后来追求真正个人价值的人们所确立、铺垫的努力方向。
（一）中、西法律（权利）制度差异的具体表现
1．中、西方宗法制度、封建等级观念的严格程度不同。这一点往往被有些学者忽视。
古罗马法宗法制度较古代中国的宗法制度、礼教观念来说并不十分严格，甚至可说是较为宽松。如《十二铜表法》就有这样的条款：“家长如三次出卖他的儿子，该子即脱离家长权而获得解放。”《尤士丁尼法学总论》中有“奴隶一经主人收养，就成为自由人。”因此，即使在宗法制度存在的西方社会，个人仍有机会获得一定程度的个人自由和个人权利。这在中国古代是不大可能的。
同样地，尽管中、西方也都存在过封建等级制度，但西方君主权力有时要比中国帝王有限得多。赵文洪指出：“自14世纪开始，国王（指英国）在财政上就已主要依赖税收和借款了。”在借款这一点上，至少说明西方君主有时并不能随心所欲。而在古代中国，除了政权摇摇欲坠的个别帝王之外，帝王借钱财的记载的确少见。可以想象，即便真有类似情景发生在古中国帝王身上的话，如其说是“借”之名，莫如说是“要”之实。
2．古罗马法中详细规定的所有权、占有、相邻权、地役权、契约等个人民事权利，反映出其法学理论从开始就已或多或少站在普通个人（市民）的角度思考世界，并在古罗马时代形成了保护市民权利的财产、契约等具体制度。古罗马人对财产权利所持有“个人主义态度（inpidualisticattitude）”，在尼古拉斯的著作也得以肯定。有时他们对个人的强调即使在今天看来也颇为前沿。梅因指出：“古罗马人似乎在有一个时期曾以为个人是一个集团。他们竟设想只有一个人的家庭。一个人可以是只由他本人组成的一个家庭的paterfamilias[家长]。”
而如此体现个人权利、个人意志的法律条款在古代中国法中的确难以发现。
3．对财产、契约的具体保护，中国古代缺乏稳定的程序性司法或行政权力，而西方却有某种相对固定的延续性的司法或行政权力。马克垚指出了这一点，他说：“在土地所有权上，中国封建主对自己的地产有较大的处分权，可以继承、买卖、转让，但一般说来在地产上却没有合法的司法、行政权力；而西欧封建主的地产往往由封授得来，对其地产的处分权要受到上级封君的一些限制，但在其地产上却具有某种司法、行政权力，世代相传，形成对其地产上居民的行政管辖权。”
4．诉讼救济习惯有时几乎截然相反。古罗马法偏爱民事诉讼，而古代中国则侧重刑事制裁手段，这也反映出东、西方对个体性的重视程度。古中国法律有“诸法合体，以刑为主”的传统，对本属于民事救济的案件一般也都通过刑事手段解决。古罗马法则相反，对本属于刑事的案件却通过民事诉讼处理。这一点的求证，可以借助斯坦和香德的研究结论：“以今天的标准来看应当提起刑事诉讼的事情，往往被当作民事诉讼处理。在罗马法中，偷窃一般都属于由被盗人提起的民事诉讼范围，尽管刑事诉讼程序也很健全，也可以使用。”
（二）对中、西法律（权利）制度差别根源的传统认识误区
对古代中国没有“观念权利”理论的解释一般都归结为当时的宗法、礼教制度，该观点有一定道理但不太全面。或者说，这不是最根本、最有说服力的理由。因为在古罗马也存在宗法制度，其标志就是“家父权”制度。梅因的研究表明：“最古社会的家族组织曾在少数法律制度学上留有明白而广大的标志，显示出‘父’或其他祖先对于卑亲属的人身和财产有终身的权力，这种权力，我们为了方便起见，用它后来在罗马的名称，称它作‘家父权’（patriapotestas）。在人类原始联合的所有特色中，没有比这种权力更多地被大量的证据所证明；但也没比这种权力更为普遍地、更为迅速地从进步共产体的惯例中消失掉。”中国古代父对子的权力在古罗马中也同样存在。如盖尤斯的《法学阶梯》言：“所有的子女，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当他们处于尊亲属的支配权下时，就可是被后者按照买卖奴隶的方式加以买卖。”并且“这一规则同样适用于那些处于夫权之下的人。”梅因亦指出：“就人而言，根据我们所获得的材料，父对其子有生死之权（Jusvitænecisque），更毋待论的，具有无限制的肉体惩罚权；他可以任意变更他们的个人身份；他可以为子娶妻；他可以将女许嫁；他可以令子女离婚；他可以用收养的方法把子女移转到其他家族中去；他并且可以出卖他们。后来在帝政时期，我们还可以发现所有这些权利的遗迹，但已经缩小在极狭小的范围内。”他还说：“在‘私法’所创造的一切关系中，子就必须生活在一个家庭专制之下，这种家庭专制直到最后还保持着严酷性，它并且延续了许多世纪，这就成为法律史中最奇怪的之一。”也正是由于西方社会存在着因宗法制度形成的身份关系，才使得梅因得出了其经典格言——“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到此处为止，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
身份差别、等级观念即使在思想开明的古希腊哲学家的头脑中也显露无遗。当苏格拉底与克法洛斯、玻勒马霍斯等人大谈正义、民主、自由时，玻勒马霍斯显然还带着自己的家奴。满口“正义”、“善德”、“公正”、“平等”的亚里士多德，又在字里行间反复强调着奴隶“是一宗有生命的财产”。他所谓的“平等”，也无非“就是穷人不占富人的便宜”，而全然没考虑富人的财产是怎样来的。当盖尤斯说：“法律是由人民批准和制定”的时，却又指出“人法中最重要的划分，所有的人或者是自由人或者是奴隶”，并且“奴隶处于主人的支配权下。主人对奴隶拥有生杀权；而且所有通过努力取得的东西，均由主人取得。”直至公元533年公布的《尤士丁尼法学总论》，尽管其中有“一切人都是生而自由的”思想，却依然摆不脱“奴隶”和“自由人”的划分，“奴隶”自然也就成为“他人财产之一部。”
根源性的东西不能只看表象。否则，中国自古就有的“民重君轻”的思想同西方也曾泛滥过的“神重民轻”的思想（最典型的就是在漫长而黑暗的中世纪）相比较，可能还会得出中国比西方可能更具备“个人权利”意识。实际上，也的确有一些学者把我国古代的“礼”、“儒家学说”等同于西方“自然法”。其中的原由，还是没有认清中、西文化的区别之根本。
（三）中、西法律（权利）制度差别根源之所在——主体性
通过中西传统文化的介绍及其对法律（权利）制度产生的具体影响，可以发现两种文化的最大差异就在于个人“主体性”的有无以及法律对其承认和尊重的程度。在此，我把“主体性”界定为个人谋求平等、自由、独立等自我意识，即获得法律、社会认可并尊重的主观能动追求。能够自我意识到平等、自由等理念的人，我们就说这样的人具有“主体性”。简单说，这种差异主要表现为两点：一是个人对其主体资格的自我意识。西方文化传统中，人们从开始就有对其主体资格获得承认与尊重的自然反映，而中国文化传统中，却很难发现人们有这种追求意志自由、地位平等的主体意识。二是法律制度对人之主体性的承认程度。西方文化传统从开始就有承认或尊重个人主体资格的法律制度蕴含或者体现，而中国文化传统则是对个人主体资格的全面忽视。
1．几点理由支持
1）从表象上看，文化差异根源即主体性的存在和法律承认与否，原因在于是否存在自然法观念。许多学者也是这么认为的。如梅因说：“罗马法由于受到了‘自然法’理论的影响，把他（指奴隶——引者注）日益看作为一件财产的趋势得以停止发展，从而凡是深受罗马法律学影响并准许有奴隶的地方，其奴隶的状态从来不是悲惨得难堪的。我们有大量的证据，证明在美国凡是以高度罗马化的路易斯安那州法典（CodeofLouisiana）为其法律基础的那些州中，黑种人的命运及其前途，在许多重大方面都比以英国普通法为其基础的制度之下的要好得多，因为根据最近的解释，在英国普通法上‘奴隶’是没有真正的地位的，因此也就只能被认为是一种物件。”
在《尤士丁尼法学总论》中，自然法思想显然体现得也很充分。它的第二篇题目就是“自然法、万民法和市民法”。其中还明确指出：“奴役是违背自然法的（因为根据自然法，一切人都是生而自由的）。”
吕岩峰也指出了这一点：“毫无疑问，自然法，尤其是近代的理性主义自然法关于尊重人的权利，人以自由为本性的思想，是罗马法和《拿破仑法典》确立和弘扬‘私法自治’观念的法哲学基础。”
李约瑟在其著名的《中国技术史》有关中国古典法律理论的章节中曾指出，造成近代法律发展和进步延缓的原因就在于“中国未能明确提出一个作为检验和评判官方法律基础的自然法概念。”
2）从更具体、更本源的视角看，文化差异的实质应是受自然法影响产生的主体意识使然。
第一，个人主义贯穿于自然法理论始终。如奥托吉尔克所说：“自然法领域中全部思辨的主导线索始终是个人主义——一种可循序得出其逻辑结论的个人主义。”凯利的学说也证明了这一点：“当他们（罗马法学家—引者注）谈到某一规则或制度背后的自然法或自然理性时，他们讨论的不是天上之神的律法或理性，而是地上之人的自然本性，即：人的境遇，人的常识，生命的事实，商业关系的特征，如此等等。”
尽管个人主义的全部内涵并不能由个人的主体性涵盖，但缺少了主体意识就绝不存在个人主义。恰是个人主义才是西方文化包括法律文化的传统根基点。卢克斯指出：“个人主义是罗马法和基督教伦理的共同特征。正是个人主义，使得在其它方面大相径庭的卢梭、康德和边沁的哲学之间具有了相似性。”斯坦和香德认为：“在传统上，西方社会一直强调对个人价值的承认。”“在古典罗马契约法和普通法的契约法中，个人主义都占有统治地位。”
第二，古代中国传统文化不乏有关自然的观念，但全然不见主张个人自由与独立的观念性权利。中国古代的“礼治”观念以及后来长期支配人们思维习惯的儒家思想，使得民众从来就漠视其自身的主体地位、缺乏个人独立的权利意识。中、西一些学者对此做了不同程度的肯定。梁治平指出：“按照中国人的说法，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一个人从来到这世界上，终其一生，可以说没有任何完全属于他自己的东西，在这意义上说，古代中国文化中没有我们所说的‘个人’。”用西方学者的话说就是“传统中国未能重视人的固有价值。”
第三，文化差异根源即主体性的存在和法律承认与否，还可从基于东、西文化交互影响而产生的社会效果中得到反映。凯利的例子很好地揭示了东、西方人们对统治者的态度，而该不同态度至少从侧面反映出东、西方民众对自身主体地位的认识。其例证是，以古拜占庭为中心的东罗马帝国因受东方文化的影响，建立了同东方国家一样的“以唯唯诺诺的服从为标志的专制君主制”。在该统治制度下，民众普遍存在的是“对统治者个人的崇拜”。可是，在西方世界，正如凯利指出的：“这种崇拜在古典的希腊、罗马时代是为人们所拒斥的。”这个例子最重要之处在于揭示出，古希腊、罗马从开始就排斥对统治者个人的崇拜，而在东方文化中恰恰相反。不管这里使东罗马帝国受到影响的东方文化中是否包括中国，但中国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的确实行的是“以唯唯诺诺的服从为标志的专制君主制”。在此统治方式下的民众也就难以形成主体性意识。
需要指出的是，文化根源的探寻永远没有唯一正确的答案，换句话说，它们是人类的不解之谜。事实说明，中、西从一开始就走着完全不同的文化道路，而无所谓孰优孰劣。如果说中国的礼治、儒教等传统思想对当时西方社会来说是完全陌生的，那么西方社会的自然法思想对当时中国来说也是不可思议的。根源差别或许有地理环境的因素，也许由传统生活习惯造成。这些仅能给出一个自认为合适的理由，而无法说明它正确如否。如果一定要追问文化根源以求寻得客观的真理，恐怕越往深处解释，越具有重复、循环论证的痕迹。
2．文化差异根源在于主体性的存在和法律承认与否的揭示，为几个有关理解“观念权利”的疑难提供了有益解释。
清楚了主体性的存在和法律承认与否是中西文化的本源性区别，也就能明白：虽然西方社会同样有着严密的宗法制度、复杂的身份关系，在该社会条件下却既能存在“实在权利制度”也能产生更深层次的“观念权利”？答案是，在西方文化传统基因中，一直埋伏着个人的主体意识。
清楚了主体性的存在和法律承认与否是中西文化的本源性区别，也就能明白：为什么唯独西方世界能产生市民社会？答案是，没有个人权利，不承认个人主体性的社会就不可能存在市民。市民本身就是拥有特定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的人。
清楚了主体性的存在和法律承认与否是中西文化的本源性区别，也就能明白：私法为什么出现在西方，而中国却没有形成私法观念乃至独立的私法制度？对此，威廉琼斯的认识是正确的。他指出，民法（私法）“真正的意义就在于从盖尤斯时代至今，民法的体系始终建立在‘人’——权利承担者，与其他人或物质发生法律关系者——这个基础上。”而“这样的民法在中国是不可能存在的，因为那里没有公民，法律像其他任何东西一样，出自皇帝。”当缺少了享有权利能力的权利承担者的时候，即使我们发现了种种包含在“礼制”、“刑律”中的财产、契约等民事制度，它们也不具备真正的私法精髓——自由与平等的精神理念。在这个意义上，如果说现代中国的“民事法律，其总体是‘外来’的”，就是一个符合历史事实的结论。
结 论
文化的根基篇8
【摘要】
目的研究竹根的化学成分。方法采用色谱方法分离化学成分，波谱数据及理化常数分析进行结构鉴定。结果分离鉴定了6个化合物，分别为：对羟基苯甲醛（p-hydroxybenzaldehyde，化合物Ⅰ）、苜蓿素（tricin，化合物Ⅱ）、毛蕊异黄酮（Calycosin，化合物Ⅲ）、邻羟基苯甲酸（0-hydroxybenzoicacid，化合物Ⅳ）、香草酸（Vanillicacid，化合物Ⅴ）、反式对羟基肉桂酸（trans-p-hydroxycinnamiacid，化合物Ⅵ）。结论化合物Ⅲ为首次从该科植物中分离得到。
【关键词】竹根化学成分
abstract:objectivetostudythechemicalconstituentsofbambooroot.methodsthechemicalconstituentswereisolatedbychromatographicmethodsandtheirstructureswereelucidatedbytheanalysisofspectraldataandphysiochemicalproperties.Results6compoundswereisolatedandidentifiedasp-hydroxybenzaldehyde，tricin，Calycosin，0-hydroxybenzoicacid，Vanillicacid，trans-p-hydroxycinnamiacid.ConclusionthecompoundⅢwasfirstisolatedfrompoaceae.
Keywords:Bambooroot;ChemicalComposition
青皮竹竹根为禾本科（poaceae）竹亚科（Bambusoideae）箣竹属（Bambusa）植物青皮竹BambusatextilismcClure的干燥根。本研究前期的药理实验表明，青皮竹竹根具有显著的抗过敏作用。为了进一步寻找其物质基础，本研究应用各种现代色谱方法对竹根进行了系统化学成分研究。本文仅报道前期研究中从竹根抗过敏有效部位中分离鉴定的6个化合物，经理化常数测定和光谱分析，并和有关文献资料对照，它们分别为：对羟基苯甲醛（p-hydroxybenzaldehyde，化合物Ⅰ）、苜蓿素（tricin，化合物Ⅱ）、毛蕊异黄酮（Calycosin，化合物Ⅲ）、邻羟基苯甲酸（0-hydroxybenzoicacid，化合物Ⅳ）、香草酸（Vanillicacid，化合物Ⅴ）、反式对羟基肉桂酸（trans-p-hydroxycinnamiacid，化合物Ⅵ）。以上6个化合物均为首次从该植物中分离得到，化合物Ⅲ为首次在该科植物中分离得到。化合物Ⅱ具有一定的抗过敏活性。
1仪器、材料和试剂
青皮竹竹根采自江西中医学院湾里校区周围，经江西中医学院中药鉴定教研室褚小兰教授鉴定为禾本科箣竹属植物青皮竹BambusatextilismcClure的干燥根。Xt4-100x显微熔点测定仪；mercury-400型核磁共振仪；薄层色谱硅胶与柱色谱硅胶均为青岛海洋化工有限公司生产。试剂规格均为分析纯。
2提取与分离
取干燥竹根65kg，分别加10倍量的水提取3次，2h/次。浓缩浸膏，浸膏加适量水分散，依次用氯仿、醋酸乙酯、水饱和正丁醇萃取，得各部分浸膏。氯仿部分浸膏（54g）通过反复硅胶柱色谱分离，以氯仿-甲醇、石油醚-丙酮不同比例梯度洗脱，得到化合物Ⅰ，Ⅱ，Ⅲ。醋酸乙酯部分（108g）通过反复硅胶柱色谱分离，以氯仿-甲醇、石油醚-丙酮不同比例梯度洗脱，得到化合物Ⅳ，Ⅴ，Ⅵ。
3结构鉴定
3.1化合物Ⅰ无色针状结晶（CH3CoCH3），易溶于甲醇、丙酮，mp117～119℃，FeCl3反应呈阳性，提示化合物中可能存在酚羟基。1H-nmR(CD3CoCD3)δ：9.87(1H，s)，7.81(2H，d，J=8.5Hz)，7.02(2H，d，J=8.5Hz)。13C-nmR(CD3CoCD3)δ：190.92，163.84，132.75，130.49，116.6。分析以上数据并结合文献，与文献［1］中对羟基苯甲醛数据比较，基本一致，故鉴定化合物Ⅰ为对羟基苯甲醛。
3.2化合物Ⅱ黄色针晶（CH3CoCH3），易溶于甲醇，丙酮，mp179～181℃。盐酸镁粉反应和三氯化铁反应均为阳性，提示化合物可能为含有羟基的黄酮类化合物。1H-nmR(CD3CoCD3)δ：13.01(1H，s)，9.50(1H，s)，7.39(2H，s)，6.74(1H，s)，6.56(1H，d，J=2.0Hz)，6.26(1H，d，J=2.0Hz)，3.97(6H，s)。13C-nmR(CD3CoCD3)δ：183.1，165.1，164.8，163.4，158.8，149.1，140.95，122.4，105.4，105.3，104.7，99.68，94.85，56.9。分析以上数据并结合文献，与文献［2］中苜蓿素数据对照，基本一致，故鉴定化合物Ⅱ为苜蓿素。
3.3化合物Ⅲ无色针状结晶（CH3CoCH3），易溶于甲醇，丙酮，mp208～210℃。盐酸镁粉反应和三氯化铁反应均为阳性，提示化合物可能为含有羟基的黄酮类化合物。1H-nmR(CD3CoCD3)δ：8.14(1H，s)，8.05(1H，d，J=8.7Hz)，7.15(1H，d，J=2.0Hz)，7.07(1H，dd，J=8.3，2.1Hz)，6.97(2H，dd，J=8.7，2.3Hz)，6.89(1H，d，J=2.2Hz)。13C-nmR(CD3CoCD3)δ：175.5，163.1，158.7，153.4，148.4，147.1，128.5，125.1，121.1，118.7，116.9，115.6，112.2，103.2。分析以上数据并结合文献，与文献［3］中毛蕊异黄酮数据对照，基本一致，故鉴定化合物Ⅲ为毛蕊异黄酮。
3.4化合物Ⅳ无色针晶（meoH），易溶于甲醇，mp为140～141℃。FeCl3反应呈阳性，提示化合物中可能存在酚羟基。1H-nmR(CD3oD)δ：7.91(1H，d，J=7.6，1.7Hz)，7.53(1H，t，J=8.0，1.6Hz)，6.95(2H，m)。13C-nmR(CD3oD)δ：172.8，162.9，136.6，131.3，119.9，118.0，113.4。分析以上数据并结合文献，与文献［4］中邻羟基苯甲酸数据对照，基本一致，故鉴定化合物Ⅳ为邻羟基苯甲酸，即水杨酸。
3.5化合物Ⅴ白色针晶（meoH），易溶于甲醇，mp176～178℃。1H-nmR(CD3oD)δ：9.31(1H，s)，7.61(1H，d，J=8.2)，7.57(1H，s)，6.92(1H，d，J=9.2)，3.91(3H，s)。13C-nmR(CD3oD)δ：167.5，152.0，148.0，124.9，115.5，113.5，56.3。分析以上数据并结合文献，与文献［5］数据对照，基本一致，故鉴定化合物Ⅴ为3-甲氧基-4-羟基苯甲酸，即香草酸。
3.6化合物Ⅵ白色无定形粉末，易溶于甲醇，mp214～215℃。1H-nmR(CD3oD)δ：7.59（1H，d，J=15.9），7.53(2H，d，J=8.6)，6.88(2H，d，J=8.6)，6.31(1H，d，J=15.9)。13C-nmR(CD3oD)δ：168.13，160.43，145.57，130.88，127.11，116.64，115.76。分析以上数据并结合文献，与文献［6］数据对照，基本一致，故鉴定化合物Ⅵ为反式对羟基肉桂酸，即香豆酸。
4活性筛选
对以上分离得到的化合物，进行致敏豚鼠的离体肠平滑肌（Schultz-Dale反应试验）的过敏性收缩实验，观察提取物对致敏动物离体器官的作用。结果化合物Ⅱ（苜蓿素）具有一定的抗过敏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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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根基篇9
现代社会经济体制不断发展，市场经济体制的主导对企业自身运营管理提出了更多的要求。现代企业在开展管理工作中，必须要对于自身发展战略进行不断的调整，积极的引入企业文化建设理念，进而保证企业整体发展能力和竞争能力。企业文化建设是一项长期性的工作，在开展过程中，必须要通过不断的投入，真正的将企业文化与基层单位的工作相融合，真正的发挥企业文化建设的根本目的。
2企业文化建设过程中既存的几个问题
企业文化是一个相对完善的体系，并且其包含了企业形象、企业价值观念、企业精神等不同方面的内容。这些内容通过相互作用与相互影响，形成一套完善的体系，进而形成了企业文化。在现阶段企业文化建设过程中，存在一定的问题，对于企业文化的落实造成了一定的影响，需要企业管理者进行重点关注。
第一，对企业文化建设工作的目的认识不清。很多企业员工对于企业文化的认识依然停留在一个相对落后的阶段，并且将企业文化与老板文化画作等号。企业管理者对于企业的发展有着自身的看法，并且对服务理念与经营方式等的看法经常成为企业文化中的特点和主流方向。企业管理者要在传统企业文化发展的基础上进行有效的创新，并且真正的推动企业文化建设工作，保持企业文化的强大生命力。虽然，在企业文化建设的过程中，管理者的意志会对文化的发展与走向造成一定的影响，但是，企业文化包括了管理者个人文化和企业员工共同文化两个方面，是整体企业的重要内涵，代表了全体企业内部人员。企业的员工在企业生产的最前线，为企业创造了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也为企业形成了特色的文化。企业的员工是文化的承载者与创造者，同时也是企业文化的实践者。企业文化建设工作的落实，是企业文化由精神行为转化为物质行为的过程。在文化建设的过程中，管理者与员工都是其中的实践者。企业管理者要对于企业文化要素进行倡导，并且与员工进行共同实践，打造与企业实际特点相符合，可以真正促进企业发展，发挥效力的企业文化。
第二，对企业文化落实的措施不够了解。优秀的企业文化建设工作的落实，需要工作者进行完善的落实，并且以全员参与的形式，真正的将文化建设工作实现落地生根。在进行企业文化建设工作推广的过程中，企业管理者是其中的重要引导角色，并且在文化宣传工作中发挥着重要的理论。但是，很多企业文化建设工作开展的过程中，很多员工缺乏足够的参与热情，并且仅仅认为企业文化是简单的形式主义。很多企业将文化建设当做硬件建设，通过建设一定的形象标志等措施，来敷衍地完成企业文化建设。这种行为缺乏足够的全员参与性，没有基层员工的大力支持，其文化建设工作难以与企业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整体建设过程过于苍白无力，企业文化如果要真正的实现在基层落地生根，就显得非常困难。
第三，对企业文化的内涵缺乏重视。企业文化背后蕴含着深刻的内涵，是企业长期发展所积累的精神财富，是一种企业底蕴的象征。部分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对企业的外观、口号等过分的强调，但是与其自身发展情况和员工思想产生极大程度的脱离，假大空充斥着企业发展当中，企业员工难以真正的融入到企业文化当中。另外，很多企业管理者其企业文化建设属于被动行为，用于应付外界环境的需求，文化建设上敷衍了事，只做表面文章，不深入挖掘，优秀的企业文化难以得到真正的落实。这种形式主义的企业文化建设方式，极大程度的损害了优秀文化的落实。
3如何促进企业文化在基层单位真正落地生根
3.1完善企业文化建设战略计划
企业的文化建设是一项系统性的工作，要想真正的将优秀的企业文化进行落实，需要有一个完善的发展战略计划作为前提保证。在进行企业文化建设的过程中，要结合基层单位的实际情况，建立长期与短期目标相结合的发展战略。对于文化建设过程中软硬件需求进行全面的满足，并且对于涉及企业内部管理工作改革的问题，要进行深入的讨论。在文化建设战略计划设计的过程中，要借鉴其他企业的成功经验，并且因地制宜的提高文化建设战略计划的可执行性。企业管理者要提高对文化建设工作的认识，了解企业文化落实对于基层单位开展工作的重要性。在战略规划执行的过程中，要采用分步走的形式，有条不紊的对计划进行实施，进而实现企业文化在基层单位真正的落地生根。
3.2切实的将全员参与作为文化建设的基本理念
全员参与是企业文化落实的根本基础，也是企业文化建设过程中所必须依据的基本原则。企业文化是全员的文化，并且建设过程是一项系统的过程。企业领导者要认识到全员参与的重要性，并且将企业员工作为企业文化落实的重要载体，重视员工自身价值，以提高员工素质水平，挖掘员工潜力作为提高企业竞争能力的重要途径。在企业文化建设与落实的过程中，管理者要深入基层，了解基层员工的身心需求，鼓励员工参与到企业文化建设当中，让员工真正的以企业主人的身份参与到企业发展过程中来。与此同时，企业要加强培训工作，提高员工对企业文化的了解程度，紧紧跟随企业的发展步伐，与企业共同发展，通过进步。基层单位的工作是企业生产的一线阵地，如果不能保证基层员工的有效参与，其企业文化的落实也终究会变成一纸空谈。
3.3对员工进行良好的引导
在文化建设的过程中，企业管理者要对员工进行正确的引导，并且通过对员工行为的规范，让员工处于一个良好的企业文化氛围中来进行工作。企业文化建设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企业的制度文化，制度文化是企业文化的有效体现，也是最直接的体现。企业员工要真正的融入到企业文化建设当中，就必须根据自身的岗位特点，遵守企业的相关制度和行为规范，将文化理念进行深入的学习和认同，在日常工作行为当中，体现出企业文化精神。企业文化建设要保证企业的发展与员工的发展进行同步，保证企业与员工有共同的需求。基层单位工作的过程中，管理者要以身作则，真正的将基层工作中的不足进行改进，并且深入的推进企业文化的建设，让员工真正的以主人公的心态来参与到企业文化建设当中。将理念转化为行为的过程，就是企业文化扎根落实的过程，也是企业文化建设工作取得成效的过程。
文化的根基篇10
关键词：平面设计 传统文化 运用
一、引言
传统文化是社会的灵魂，伴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中国现代设计的发展应建立在对传统文化继承基础上，必须找到赖以生存的根基，这个根基就是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具有独特的韵味使创作的自由空间拓展开来。中国平面设计应对传统文化作深人而系统的研究，重视对传统文化的开发，创造有深厚传统文化底蕴的作品。本文着手于传统文化，整合传统文化与平面设计的关系，探讨传统文化与平面设计的应用问题。
二、传统文化是现代平面设计发展的根基
全球化的进程影响了当今的文化，搞笑的肥皂剧、滑稽动画片、麦当劳等进人到人们的生活，成为一种充满洋味的社会文化。新的生活方式打破了原有的社会结构，人们有了新的价值观与审美观，设计中没有了传统文化，失去了发展的根基，作为中国的平面设计，这种没有意味的作品不会被世界所认同。因此，伴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在平面设计的过程中，对传统文化的学习是必要的。
中国传统文化优秀营养成分只要花更多的时间来挖掘，它的意义是深远的。平面设计的发展必然建立在对传统文化继承与发展基础之上，必须找到赖以生存的根基，这个根基就是传统文化。中国虽没经历西方的工业革命与现代设计运动，并不等同于失去发展本国设计的能力。中国传统文化具有独特的韵味，较西方文化表现的直观感性，多了些理性的浪漫理想，中国平面设计应对传统文化作深入而系统的研究，重视对传统文化的开发，运用有意味的元素，创造有深厚文化底蕴的平面设计作品。
三、文化与现代平面设计的整合与应用
现代平面设计有必要以发展传统文化为己任，经济发展，现代技术的提高，把探讨当代设计的着眼点放在传统的文化中进行分析尤为必要。平面设计中具有诸多影响因素，诸如文化等，在西方艺术思潮融人中国平面设计的时候，我们对于中国传统文化重新从另一个角度思考，这吸引了很多目光。中国的现代平面设计离不开传统文化，也离不开当前的设计观念更新，现代平面设计理念必须植根于传统文化基础之上，建立在中国人审美情趣基础之上，现代平面设计的理念不但是融合现代设计观念和设计思维，也丰富了传统文化的内涵，创造符合当今时代特征的社会主义新作品。
在当今的现代平面设计中融人传统文化的一些特征、符号，也成为现代平面设计探索中国传统文化潜质的一种趋势。比如建筑大师贝聿铭先生设计的中国香山饭店就是运用江南水乡青砖灰瓦色调，使现代建筑加上中国传统文化情怀，形成了一种文化上的共鸣。这里需要明白的是，在传统文化与现代平面设计的融合的过程之中是彼此吸收精华的过程，借鉴传统特征和符号，有目的地选择作为文化载体的中国传统文化，将传统文化中精华融进现代平面设计中去。此，我们应该倡导使中国的传统文化艺术在现代设计中得以延伸发展，在理解的基础上取其“形”、延其“意”、从而传其“神”，用中国传统文化精粹，以现代化国际化语言来表达，把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元素融人现代平面设计之中，使民族的文化精神和世界的设计语言，共同融汇成现代设计艺术的主流，必定会使现代平面设计更具文化性与社会性，使传统文化得到再生，并焕发新的生机。
著名平面设计师靳埭强先生为日本“自在”纸坊创作的一种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海报设计，在纸纹上运用了传统手造纸的毛边，宣纸竹纹变化，构成中国山水自然绘画意境的疏散意象，表现了中国人文性情无束，悠然自得的生活态度。整幅海报制作结合中国传统图案艺术表现手法，把作品风格淋漓尽致突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