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品经济学的基本矛盾篇1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包含着严密的科学论证部分，也包含着深厚的人文关怀部分，但长期以来，学者们大多侧重于研究和阐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性部分，而较少关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人文性部分。本文运用文化哲学方法重构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商品经济基本条件、商品经济基本矛盾和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三个重要理论观点，展现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流淌着的深厚的人文底蕴。
关键词：
政治经济学；商品经济；资本主义；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基本矛盾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部分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以下简称“原理”）中处于“承上启下”的枢纽性地位，它既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方法的实际运用，又是共产主义理论得以确立的科学依据，因此，运用对立统一的辩证法原则来说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蕴藏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人文精神就显得非常必要了。
一、商品经济的基本条件
在马克思看来，人区别于动物之处在于人有属于人自身的“生活世界”。生活世界与物质世界不同，它是一个不可量化的整体；当生活世界的整体性内核被外在的商品生产交换系统不断地分割、衡量时，生活世界同商品经济系统之间的矛盾就不断积累、不断激化。从劳动和生活世界的关系上看，劳动创造了生活世界，源初的劳动创造了源初的生活世界。原始劳动是社会分工尚未出现时的源初的劳动，源初的劳动具有整体性，由它创造出来的原始社会也是整体性的社会。从存在论上看，人类社会恰恰是在“源初劳动”所创建的“源初社会”的基础上不断发展演进而来的，而这个“源初社会”就是存在论意义上的“源初生活世界”，因此，源初生活世界同源初劳动相互发明、同时出现，共同构成了生活世界的存在论内核。作为商品经济出现条件的社会分工和私有制是以源始劳动和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消解为代价产生出来的。源始劳动和分工劳动分别同源始生活世界和私有制相适应，它们分别代表着不同的时代，“源始时代”的人的劳动和生活都是整体性的，它存在的社会前提是源始劳动和生产资料公有制，“物化时代”的人的劳动和生活都是碎片化的，它存在的社会前提是分工劳动和生产资料私有制。商品经济出现于原始社会末期，经过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发展，到了资本主义时代便成为了统治性的经济形式，而主宰这一经济形式的阶层就是资产者阶层。资产者阶层通过商品经济形式促进了资本主义再生产的发展，以便生产出更多的剩余价值，而剩余价值的不断资本化又再生产了商品经济的存在条件，即再生产出了更加细化的社会分工和更大规模的生产资料私有制，从而使“物化时代”的基础更加巩固。质言之，私有制商品经济通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断地再生产出自身的存在条件，巩固着“物化时代”存在基础的同时也在不断地削弱着“源始时代”的存在基础，即整体性劳动和生产资料公有制。商品经济的两个存在条件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它们的发展进一步遮蔽了源始劳动和源始生活世界。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化导致了整体性的“源始劳动”愈发被遮蔽，这表现为劳动不断的商品化和碎片化上；同时，生产资料私有制程度越来越高导致了统一的“源初生活世界”愈发被遮蔽，这表现为生活世界的物化程度越来越高。在商品经济条件下，与劳动的商品化和碎片化的物化方式相类似，人类生活也在不断物化，一个由资产者所主宰的人类世界必然是一个丧失了整体性源始生活世界的纯粹物质化的世界，它的物质性的一个集中表现是以可计算、可交换的物化特征为主要标志的商品生产和交换系统来支配整个人类生活。
二、商品经济基本矛盾
人的现代性困境可以在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学说中被直观到。根据私有制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学说，商品自身矛盾的解决是人的劳动的矛盾得以解决的先决条件，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之间的矛盾只有靠商品交换的方式才能够解决。在发达的商品经济条件下，人们的全部生活都置于“商品生产交换系统”之中，商品生产者的心情好坏、生活怎样、幸福与否都与商品能否交换息息相关。商品交换出去，则私人劳动受到社会承认成为了社会劳动，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得到解决，于是心情喜悦、生活幸福；商品没有交换出去，则私人劳动没有得到社会的承认无法转化为社会劳动，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没有得到解决，于是心情沮丧、生活得不到改善。正因为作为物的运动的商品交换对人的生活产生了决定性影响，人们才像敬畏神明一样敬畏商品。“商品拜物教”的社会意识所折射出的社会存在的状况是生活在物的运动中的人已经丧失了主体性地位，完全处于商品的支配之下。在资本主义时代，人的物化程度进一步加深，“商品拜物教”的更高形式“资本拜物教”出现了，资本代替人的抽象劳动成为了商品价值创造的来源。在“资本拜物教”中，马克思指出了那些彻底“物化”的资产者阶层已经无法看到的“人的劳动的特殊作用”，他们完全抹杀了“人的价值创造者的地位”而将实物和货币形式的物化劳动，即资本当做是“价值”创造的源泉。这种颠倒表现为资产者刻意地混淆“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界限，“劳动的价值和劳动力的价值”的界限上。从阶级分析的角度来看，资产者的阶级利益决定了能够创造商品价值的是“物”（资本）而不是“人”（抽象劳动）的政治经济学立场，由此导致的后果不仅仅是人的主体地位完全被遮蔽，而且也在理论上阻断了一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新时代产生的可能性。一句话，“商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观念成为“物化时代”一种普遍的社会意识，它既反映出了“物化时代”的一般特点，也反映出了人的现代性困境的政治经济学根源。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全面客观地分析了处于“物的依赖关系”阶段的基本特点，从积极的方面来看，商品按照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价值量进行等价交换的价值规律，一方面要求消除一切等级特权、非经济的血缘、地缘上的依附关系，形成人人平等的法律关系，“人的依赖纽带、血统差别、教育差别等等，事实上都被打破了，被粉碎了”；另一方面要求每个人都自觉地发挥主体的能动性和创造性的潜力，不断增强专业技能和职业素养，这在客观上推动了社会各领域的发展。从消极的方面来看，商品经济的运行是通过商品生产和交换系统的运行来完成的，因此以该系统为中介而展开的人的主体性必然是物化的主体性，一方面，人的劳动只有通过这个商品生产和交换的系统才能够得到评价，从而导致非商品性劳动无法得到评价，另一方面，在“商品经济基本矛盾”中表现出来的形式和内容的错位关系，导致了“表面劳动”的泛化。在“商品经济基本矛盾”中，马克思认为，商品经济条件下“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之间的矛盾只有依靠“商品交换”（商品自身矛盾的解决）才能得到解决。这一规律说明了人的劳动必须始终围绕着商品的最终交换来展开，或者说“私人劳动被社会承认”的难题必须通过商品交换的完成来解决。商品交换在劳动矛盾关系的解决中占有的重要地位，使得商品对人产生了异化的关系，人与商品的异化关系随着私有制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而变得愈加明显。这一点，在商品经济尚不发达的条件下表现的尤为明显。
三、资本主义基本矛盾
人的活劳动是人的本质力量的体现，也是物化劳动的根源，因此活劳动的性质决定着物化劳动世界的性质；全面的活劳动产生全面的物化劳动世界，片面的活劳动产生片面的物化劳动世界。从历时态的角度看，人的活劳动先后经历了从源始统一到分裂对立再到回归统一的正反合的辩证过程。在原始社会早期，不存在分工和交换，劳动是整体和全面的劳动，由此产生的物化劳动归全体劳动者共同所有，即生产资料公有制。在原始社会末期，社会分工已经出现，活劳动变成了分工之后片面的活劳动，劳动产品由不同的所有者所有，即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分工和生产资料私有制构成了商品经济得以确立的基本条件，商品交换在基础上确立起来，于是商品经济形式在自然经济的土壤中不断发展壮大，从奴隶社会开始经过封建社会直到资本主义时期，商品经济形式终于成为了统治性的经济形式，追求剩余价值的规律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商品经济的两个基本条件，即社会分工和生产资料私有制，都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到了最高阶段，与此相适应，活劳动的分化和物化程度也都达到了最高阶段。资本主义制度的形成和确立的过程实际上也是推动商品经济向前发展的过程，但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的生产目的将阻碍商品经济的发展。在资本主义制度发展的初期，商品经济系统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间存在着一致性，资产者追求剩余价值的绝对目的客观上推动着商品经济系统的发展和完善。但当商品经济系统已经不断完善，尤其是社会化大生产出现之后，发达的商品经济系统同资本主义生产目的之间的相互背反的矛盾愈发明显，这表现在下述悖论上:商品经济系统维护自身正常运行就要求“生产消费系统”必须要满足某些基本运行条件的要求，而资本主义追求剩余价值的绝对规律必然要破坏这些基本的运行条件。这表现为由资本积累和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而造成的生产的相对过剩和人口的相对过剩、周期性的经济和社会危机；经济危机的规模和社会危害随着资本积累和资本有机构成的不断提高而不断加深，最终导致资本主义制度的瓦解。根据对立统一原理，人们同时生活在两个不同维度的世界中，一个是琐碎的物质性世界，一个是整体的本真性世界，它们并不是两个世界而是同一个世界包含着的两个矛盾方面，这两个矛盾方面相互作用推动着世界的发展。在私有制商品经济条件下，这两个世界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加以表现，例如，从劳动的角度可表现为私人劳动的世界和社会劳动的世界（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从商品的角度可表现为使用价值世界和价值世界（商品的矛盾）。资本主义制度和商品经济之间也存在矛盾，即资本的宰制性力量与商品生产交换系统的属人性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从人文精神的角度，可以表述为高度物化的社会生活与高度隐蔽的人类自由全面发展的“本真生活”之间的矛盾（资产者阶级和无产者阶级之间的矛盾）。下面，我们来分析一下，物化生活与本真生活之间的矛盾如何推动资本主义制度发展演进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是生产剩余价值，于是随着剩余价值资本化程度的不断加深，资产者阶层实力不断扩大，他们对商品世界的实际控制权也越来越大；这样，庞大商品世界的运行就不得不遵照着资产者的意志运行，即朝着生产更多剩余价值的方向运行。同时，高度社会化的商品经济系统与人的各方面的生活需求已经高度融合、无法分离；这样，原本处于人的整体生活领域之外的商品经济系统便开始按照自己的意志重新塑造人的生活领域，这种控制是通过塑造一种片面地追求物质生活的“资本人格”来完成的。换言之，人们的生活离不开商品的生产和交换系统，而商品的生产交换系统又是依照资本增值的意志建立起来的，因此，商品的生产交换系统也就不可能按照人的整体发展的方向运动，最终资本的强权不仅决定了商品经济系统的资本导向，而且也塑造了人的资本人格。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本真要求”并没有随着物化生活和资本人格的出现而泯灭，它通过两大矛盾的运动重新孕育出来。这两大矛盾，一个是物化世界自身的矛盾，即物质财富不断丰富而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的矛盾，一个是从物化世界与本真世界的矛盾，即物化生活与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本真性之间的矛盾。上述两大矛盾运动使得社会阶级矛盾不断积累、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本真性不断被遮蔽，于是这个由资产者所统治和主宰的商品生产交换系统出现重大危机，不断加深的经济危机又导致了资产者阶级政治统治的危机，最终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本真性将通过由阶级矛盾导致的全面的社会革命而得以重新开显。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110.
〔2〕李辽宁.当代中国“去政治化”话语评析[J].红旗文稿,2014，（04）.
商品经济学的基本矛盾篇2
关键词：跨境电商；人才培养；研究与探索一、跨境电商的基本概念跨境电商，是指分属于不同关境的交易主体，通过电子商务服务平台实现产品展示、信息交流或者达成商品交易的国际商业活动。
跨境电商在经济贸易过程中不仅具有减少交易环节、降低交易成本、消化过剩产能、增加就业等优势，同时还能大大开拓我国产品在国际上的销售市场。（关怀庆，2016）二、广西跨境电商发展机遇和优势分析近年来，跨境电商如火如荼地发展着，2016年我国进出口跨境电商（含零售及b2b）整个交易规模达到6.3万亿，预计至2018年跨境电商整体交易规模将达到8.8万亿。广西借助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电商峰会等平台，电子商务发展成效明显，一系列电子商务合作项目落地签约：南宁跨境商品直购体验中心、钦州保税港区国家商品直销中心等o2o新业态相继开业运营：“一达通”在南宁搭建了阿里巴巴外贸综合服务平台，为加速广西外贸数据回流，推动外贸发展注入新活力；敦煌网与广西钦州保税区达成项目合作协议，聚力打造面向东盟的跨境交易孵化中心、物流集疏中心、互联网交易孵化中心；googleadwords体验中心落户广西，提供跨境电商人才培养、创业孵化、大数据挖掘等创新应用服务；广西云图全球供应链交易平台项目为企业提供一站式交易撮合、物流仓储、供应链金融的b2b跨境交易服务平台，再加上广西地处华南经济圈、西南经济圈与东盟经济圈的结合部，不仅是中国对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和窗口，而且是西南地区便捷的出海口，同时还是联结粤港澳 与西部地区的重要通道，同时作为“一带一路”中国一南亚一西亚经济带的重要组成部分，广西的跨境电商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好机会。
三、广西跨境电商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虽然得益于国家发展的良好政策、优越区位、丰富物产，广西跨境电商发展得到了千载难逢的好时机。但不容乐观的是，广西跨境电商的发展还存在着不少问题。第一，企业和跨境电商平台运营商对广西跨境电商政策了解不足，对各大重点项目了解不够，以至于广西参与跨境电商和抢占国际市场的份额不足。第二，广西跨境电商发展起步较晚，发展基础薄弱，缺少有实力的跨境电商平台和企业主体，特别是缺少代运营、销售推广、品牌打造、美工等电商服务。第三，广西物流成本相对广东等发达地区高，速度慢，物流系统不完善。第四，跨境电商从业人员严重匮乏，作为培养人才的高校师资力量薄弱，“双师型”教师比例低，校企合作深度不足，学生实践项目教学资源匮乏，人才培养难以实现与企业无缝对接；而且也没有能够有效地结合区位优势及地方特色开展国际化特色跨境电商人才培养。
本文将主要根据南宁职业技术学院在进行快一年的跨境电商实训团队实践结果的基础上，总结实践项目进展过程中发现的一些问题和好的经验以及对未来提出的一些更好计划，为广西高校跨境电商人才培养提供有效的参考。
四、广西高校跨境电商人才的培养探索南宁职业技术学院商学院于2016年9月份迎来了第一批跨境电商方向的学生，在进行第一个学期的跨境电商基础课程授课后，我院有幸代运营了天津海曼森科技有限公司南宁分公司在亚马逊和敦煌网销售户外产品的店铺，我们跨境专业团队2位老师和8名挑选出来的学生精英团队跟着企业的工作人员一起学习，除了了解跨境电商的相关行业知识，重点系统地学习了跨境电商平台需要掌握的产品选品分析、产品上架、产品拍摄和美工、产品推广和客服等核心技能，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我们主要有以下收获和发现：一、跨境电商企业人才奇缺，除了广西企业的需求，广东很多企业也从广西需求大量人才；二、企业资源可以弥补学校目前缺师资、缺实训资源的不足；三、实操训练在跨境电商学习中非常重要，学生英语的使用和电商知识的技能在实训中能更扎实地掌握；四、企业对学校师生进行现代学徒制的培养可以帮助师生短期内就让学生掌握 跨境电商技能；五、在不断与行业、企業的接触中，我们发现发展东南亚电商发展的蓝海区，面对东盟区域的跨境电商发展需求的企业也很多。六、参与经营企业店铺可以让学生体会到跨境电商企业不同于学校的文化，培养学生更加明确的职业方向和素养。因此我们总结出广西跨境电商发展可以同时往两个方向发展，即欧美方向和东盟方向。欧美方向将主要培养以英语为主要语言的跨境电商人才。东盟方向将充分利用广西和东盟国家的区位优势，重点培养适合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和越南等国家的跨境电商人才，同时了解和学习东南亚国家的跨境电商平台发展进展和应用技能等，可是如何培养适合这两个方向的人才呢？我们为此提出几点做法来推进。
（一）通过校企合作来共同制定人才培养计划，提高师资和提供学生实训就业机会跨境电商是一个新的领域，学校人才培养还没有标准的培养方案和课程标准，难以做到人才培养与企业的无缝对接。在此情况下，可以通过订单式培养、代运营、学习企业课程等方式引进跨境电商企业一起参与人才培养方案制定，课程体系设置和实战项目教学，为此广西高校可以加强与跨境电商发展比较发达的江浙地区、广东地区的电商园，电商企业合作，通过有实力的学校甚至可以与跨境电商龙头企业合作，比如与阿里巴巴国际站广西站进行校企合作，借助阿里巴巴将比较快地解决人才培养方案，课程标准修订，师资培训，学生实训，就业推荐等问题，重点培养面向欧美方向以英语为主的广东企业和广西地方中小企业的跨境电商人才。
（二）立足广西实际，加强政企校之间协同培养适合广西本地的跨境电商人才广西具有地理位置、农特产品等的优越性，再上首府南宁是中国东盟博览会每年的举办地，在跨境电商的发展方面很有优势，广西政府也在力促好时机发展跨境电商，因此广西高校应该利用好政府的利好政策，主动寻求与本地跨境电商、外贸企业、生产性企业合作，或者重点寻求与东盟边境城市的跨境电商企业合作，比如东兴、凭祥等边境城市出口东盟国家的企业，可采取代运营企业店铺、顶岗实习或者合作企业提供产品，学生在跨境电商平台销售，企业派出专业人员对老师进行培训或对学生进行产品培训。这样的学习过程加强了学习对广西跨境电商发展趋势、广西本地产品和目标市场的了解了，通过一定时间的锻炼就可以成为企业的重要人才甚至可以自己创业发展跨境电商，为广西跨境电商发展作为贡献。 （三）通过国际化合作办学推进东南亚区域跨境电商人才培养国际化已经成为一种趋势，广西的跨境电商主要的目标将是东盟市场，培养适合东盟市场的跨境电商人才已经政府企业所急的一项任务。东盟国家分散，语言不同，市场需求也是各异，那么培养适合东盟市场的人才是非常需要既掌握语言又掌握国际贸易知识和电商知识的综合性人才。国际化的培养模式将能比较全面提高人才质量，国际化的路线即可以把掌握一定是电商基础的学生送到市场开发国家进行留学教育，掌握该国语言，深入该国市场，了解产品特点、市场需求，人们的消费习惯、跨文化以及国家贸易规则等，通过国内和国外的双重教育，学生将成为既掌握跨境电商知识，而且掌握语言、熟悉东盟国家市场、东盟电商的综合型人才。
结语跨境电商是一个新的领域，是一个人才严重匮乏的领域，如何培养适合企业发展需要的人才是各高校的当务之急，全国高校的跨境专业教师们也在及时更新知识，探讨专业发展和学生培养方案，但我们更应从各地经济实际出发，以培养合适的跨境电商人才，广西的跨境电商人才除了培养能服务广东经济大省的人才之外，更重要的应该是坚定信心和寻求最合适的办法培养能够服务广西地方经济、服务东盟市场区域特色的跨境电商人才。
参考文献：
有关探索科学的名人名言有哪些_名人名言之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要矛盾的探索及最新阐述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要矛盾的探索及最新阐述摘要：党的提出了社会主要矛盾的新论述，认为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系统梳理总结我党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认知历程，从理论上探讨社会主要矛盾的内涵及“变”与“不变”特征，从历史实践中考察社会主要矛盾与社会发展之间的逻辑关系，有助于进一步理解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最新论述的重大理论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社会主要矛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图分类号：d61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18）02-0027-05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对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进行了全新的阐述，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是我党在系统总结我国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的经验与成就基础上，科学研判国内外形势变化对社会主要矛盾做出的及时调整，是我国接下来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依据。这一论述改变了党的十五大报告提出的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将“贯穿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整个过程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1]的论述，也改变了2011年建党90周年纪念大会上提出的“三个没有变”的判断①。学界有责任对此次主要矛盾的转化给予必要的理论解释。厘清社会主要矛盾的规律及历史实践有助于我们加深对社会主要矛盾最新论述的理解，从而有助于我们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党的事业和努力的方向会更加明确，人民奋斗的目标会更加清晰，从而能凝聚力量共同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本文旨在探究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规律，总结中国共产党革命、建设和改革不同时期对社会主要矛盾探索的历史经验，并对的社会主要矛盾最新论述进行理论阐释。一、社会主要矛盾及其属性社会矛盾无处不在，社会基本矛盾决定着社会发展的本质特征，它塑造并决定了社会主要矛盾，但社会主要矛盾并不是基本矛盾的 恒定显现，而是呈现出相对的稳定性和一定的变化性，其基本形态会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产生相应的变化，我们应当辩证地把握主要矛盾的长期不变性与阶段变化性。
1.社会主要矛盾是社会基本矛盾的外化形式。马克思主义强调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强调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马克思主义者始终把矛盾分析法置于辩证唯物主义的核心地位，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依据矛盾分析法，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无法调和，从而得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的论断。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论述过事物矛盾的重点论及矛盾发展不平衡思想，列宁据此提出了帝国主义矛盾发展不平衡理论，通过领导十月革命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斯大林提出“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不是利润，而是人及其需要，即满足人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2]；马克思对需要的认识为“人以其需要的无限性和广泛性区别于其他一切动物”[3]，这些认识都为我党提出社会主要矛盾理论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源泉。
社会矛盾有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之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社会基本矛盾具有矛盾的普遍性和抽象性，它是其它社会矛盾的总根源；而社会的主要矛盾则是一定时期社会基本矛盾在社会上的集中、突出的表现，是社会基本矛盾的外化形式，具有矛盾的特殊性和具体性。社会基本矛盾存在并具体表现于一定时期的主要矛盾之中，社会主要矛盾会依据社会发展一定时期人们对生活目标的追求与社会实际能达至此目标的能力之间的差距而有所变化，人们必须顺应这种变化，及时认知社会主要矛盾的调整。
2.社会主要矛盾具有相对的稳定性。社会基本矛盾产生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互动中，生产力包括劳动者、劳动对象、劳动资料和科学技术等要素，生产关系则包括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产品的分配和交换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等。生产力的状况决定了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首先，当生产力发展促使人类的生产资料所有制从私有制占主导转变为公有制占主导之后，社会基本矛盾的性质就从过去的敌我矛盾转变为人民内部矛盾。社会主要矛盾从过去的阶级对抗转变为可协调的人民内部生产与需要之间的矛盾，尽管生产与需要之间的矛盾具有动态性，但整体而言社会基本 矛盾从性质上具有稳定性，作为外化的社会主要矛盾在一定时期也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其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长期性决定了社会基本矛盾的稳定性和主要矛盾的相对稳定性。生产力的现状决定了我国社会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生产力落后并且发展不平衡的状况短期内很难改变。即使一定时期社会主要矛盾有变化也不能改变社会发展的总体态势和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判断，也不能轻易改变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再次，推动生产关系从私有制向公有制转变，需要无产阶级的浴血奋战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而进入社会主义后一定时期的社會生产与人们需要之间主要矛盾的化解，仍然需要长期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些都不是短期能够完成的，因而一定时期的社会主要矛盾具有相对稳定性。
有关探索科学的名人名言有哪些_名人名言之李思站在物理角度探秘数学理论李思站在物理角度探秘数学理论专家简介：李思，清华大学数学系教授、副主任，丘成桐数学科学中心教授。多年来在数学物理与几何拓扑的交叉领域展开研究工作。致力于发展与几何密切相关的量子场论/弦理论的数学基础，并应用于几何拓扑的研究中。
在以往的研究中，李思独立发展和建立了一套量子化的理论与方法，解决了领域中的重要问题和猜想，并于2016年荣获华人数学家晨兴数学奖金奖。在回国的近3年中，李思在清华大学与丘成桐教授、宋伟教授等一起主办了2016年弦理论大会和2015年弦理论与数学年会等相关领域最重要的年度学术会议，并协办组织了2016年thematicprogram：mathematicsofquantumfieldtheory（韩国浦项），2015年homologicalmethodsinquantumfieldtheory（美国纽约）等大型国际学术会议。
时间倒回到2016年8月6日。这一天，第七届华人数学家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开幕。开幕式上颁发了被誉为“华人菲尔兹奖”的晨兴数学奖。清华大学数学系和丘成桐数学科学中心教授李思荣获该届晨兴数学奖金奖。
数学物理属于数学与物理学研究的交叉领域，在中国常常被认为是一个既“冷门”而又“热闹”的研究领域，在这个领域，李思埋身已有十几年的岁月。从一开始不被人看好的研究选择，到今天，跃为镜像对称和弦理论研究领域中最顶尖的年轻数学家，李思说，这个奖项的获得，带给他的是满满的鼓励和一往无前的自信。现在，为进一步开拓中国数学物理研究领域，创立具有独立特色的研究方向，李思和他的团队还在不断奋进。
选择数学物理，始于内心的呼唤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以下简称“中科大”）的少年班，是一个非同寻常的高等教育基地。这里既有12岁入科大，32岁成为哈佛大学历史上最年轻的华人正教授，并荣获科学突破奖—物理学新视野奖的尹希；15岁入科大，34岁晋升哈佛大学正教授，40岁当选美国科学院院士的庄小威；也有12岁入科大，曾任微软亚洲研究院院长兼首席科学家、微软全球副总裁，现任百度总裁的张亚勤……1999年，还在读高一的15岁少年李思，走进了中科大少年班的大门。
中科大实行的是将本科低年级基础教育和高年级宽口径专业教育相结合的先进教学模式。李思说，这种教学模式非常适合自己。 “我们本科前两年在数学和物理两个基础学科方面都有强化和系统的学习，这种学习模式对我后来的研究工作是非常有帮助的。”刚入大学的李思一开始只对物理特别感兴趣，而对数学并不“感冒”，因此选择了物理专业，并进入相关的物理实验室学习。直到大三的时候，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毕业的胡森教授回到中科大数学系任教。“胡老师以生动、有趣的方式教授了几何拓扑与现代物理学课程，并指引我们走进神秘、充满魅力的数学物理领域。”在接触和了解了数学中的指标定理与物理学中的超对称量子力学之间的深刻联系之后，李思对数学物理的兴趣便一发不可收拾。“跟胡老师学习一段时间数学物理之后，发现这确实是我很感兴趣的研究领域，它将数学和物理中众多的结构和方法美妙地结合在一起。在中科大硕士毕业后，我打算出国继续在数学物理领域深造。”李思说道。
2006年，李思进入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在读博士期间，李思围绕以物理的方法建构数学理论来展开研究，博士论文也以此为研究方向。在博士论文中，李思利用严格的量子场论方法研究复几何空间上的量子规范场论，提出并建立了卡拉比—丘空间上复几何量子化的数学理论。运用此方法，李思在博士论文中建立了一类拓扑闭弦理论的数学基础，在领域中首次实现了紧致卡拉比—丘空间上高亏格镜像对称的实例。基于在博士论文研究中做出的重大贡献，李思于2013年获得了新世界数学奖博士论文金奖。
现在回忆起博士论文研究时，李思坦言其过程中充满了困难。
“我觉得以量子场论方法构建数学理论这个思想很重要，想做这个方面的研究。但是，当时我完全不知道如何将我所了解的物理方法在数学上实现，一开始也没有任何特别好的思路。那个时候，我咨询了很多行业专家关于该方向研究的可行性，他们都不建议我继续做下去，而是建议绕过物理方法猜测数学结果。然而博士论文导师丘成桐教授对我的想法给予了很大支持。因此，我阅读了大量的物理文献，并逐渐形成一个初步的构想，觉得自己研究的问题实现的几率很大。我就坚持自己最初的想法做下去。”凭着这股“执拗”劲儿，李思一头扎进研究中，并最终取得了自己想要的结果。
商品经济学的基本矛盾篇3
一、劳动二重性学说克服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局限性
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威廉.配第从1蒲式耳谷物=1盎司白银公式中找到了商品价值是由等量劳动计量的规律,指出商品价值量同劳动时间成正比、与劳动生产率成反比。他说:“如果发现了新的更丰富的银矿,因而获得2盎司白银和以前获得1盎司白银同样容易,那么,在其他条件相等的情况下,现在的谷物1蒲式耳售价1先令,和以前1蒲式耳售价5先令,同样低廉。但他又说“土地为财富之母,而劳动为财富之父和能动的要素。尽管“配第已经意识到他的发现的重要性及其在具体应用上的困难。因此,为了达到某些具体的目的,他也试走另一条道路”,即“必须找出土地和劳动之间的自然的等同关系,以便价值可以随意‘在二者之一,或者更好是在这二者之中’表现出来”。结果,配第认为,“一个成年人平均一天的食物,而不是一天的劳动,乃是衡量价值的共同尺度”,这样,配第在价值探讨中就走人了迷途。其根本原因是配第混同了创造价值的劳动和创造使用价值的劳动,他把生产金银的劳动看做是直接生产交换价值的,把其他劳动看做是生产使用价值的。
亚当·斯密为了回答“什么是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换言之,构成一切商品真实价值的,究竟是什么?”他从劳动分工出发,认为“一个人是贫是富,就看他能在什么程度上享受人生的必需品、便利品或娱乐品。但自分工完全确立以来,各人所需要的物品,仅有极小部分仰给于自己劳动,最大部分却得须给予他人劳动,所以,他是贫是富,要看他能够支配多少劳动,换言之,要看他能够购买多少劳动。一个人占有某货物,但不愿意自己消费,而愿用以交换他物,对他来说,这货物的价值,等于使他能购买或能支配的劳动量。因此,劳动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但他在说明劳动价值论时又提出了两个自相矛盾的价值规定。“任何一个物品的真实价格,即要取得这物品实际上所付出的代价,乃是获得它的辛苦和麻烦。”“在资本积累和土地私有尚未发生以前的初期野蛮社会,获取各种物品所需要的劳动量之间比例,似乎是各种物品相互交换的惟一标准。”“在这种社会状况下,劳动的全部生产物都属于劳动者自己。”在“进步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商品的“真实价格”不再单由生产该商品所耗费的劳动构成,而由工资、利润、地租三者构成。“这三个组成部分各自的真实价值,由各自所能购买或所能支配的劳动量来衡量。劳动不仅衡量价格中分解成为劳动的那一部分价值,而且衡量价格中分解成为地租和利润的那些部分的价值。”无论什么社会,这三者都或多或少地成为绝大部分商品价格的组成部分。“工资、利润和地租,是一切收人和一切可交换价值的三个根本源泉。这就树立了又一种价值规定尺度,脱离了劳动价值论,得出“斯密教条”那样的错误结论。虽然斯密曾试图依靠劳动的两面性作为自己的方法论,描述经济过程的外部形式,反映了具体劳动的不同体现;接近于用抽象劳动的观点去考察经济过程内部联系,但没有成功,其症结在于他不能区分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不明白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于是不懂得资本主义经济过程的外部形式与内在本质的对应关系。马克思指出:“斯密自己后来也抛弃了自己的理论,但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矛盾。而这些矛盾的来源,恰好要到他的科学的起点上去寻找”。
李嘉图始终坚持劳动价值论,说“我的价值尺度是劳动量。”“耗费在一件商品上的劳动……是商品实在价值的尺度。……交换价值是由实在价值来调节的,因而是由耗费的劳动量来调节的。并指出,决定商品价值的是必要劳动,“一切商品,不论是工业制造品、矿产品还是土地产品,规定其交换价值的永远不是在极为有利、并为具有特种生产设施的人所独有的条件下进行生产时已感够用的最小量劳动,而是不享有这种便利的人进行生产时所必须投人的较大量劳动;也就是由那些要继续在最不利的条件下进行生产的人所必须投人的较大量劳动。这里所说的最不利条件,是指所需的产量使人们不得不在其下进行生产的最不利条件。’,困印他是“用劳动时间确定价值的学派领袖”。但李嘉图价值理论也存在缺陷和矛盾。“第一个困难是,资本与劳动的交换如何同价值规律相符合。第二个困难是,等量资本,无论它们的有机构成如何,都提供相等的利润,或者说,提供一般利润率。实际上这是一个没有被意识到的问题:价值如何转化为费用价格。这主要是因为,李嘉图从没有研究过生产商品的劳动的性质,忽略了价值是一种社会关系。马克思曾批评李嘉图只是从“价值”概念出发……只是注意价值量的规定,没有对作为使用价值和价值统一物的商品本身进行考察。
劳动二重性理论在于,马克思比李嘉图更善于运用辩证思维方式来分析创造价值的劳动范畴,对于同一劳动过程,马克思既看到了它的具体性,又看到了它的抽象性。“一切劳动,从一方面看,是人类劳动力在生理学意义上的耗费;作为相同的或抽象的人类劳动,它形成商品的价值。一切劳动,从另一方面看,是人类劳动力在特殊的有一定目的的形式上的耗费;作为具体的有用劳动,它生产使用价值”。也就是说,商品的二因素是由生产商品的劳动二重性决定的,商品生产者的劳动是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的统一,商品二因素不过是劳动二重性的产物和表现形式。这样,使用价值和价值就以商品不同性质的属性而存在,具有各自不同的源泉,从而根本结束了连古典学派的优秀代表人物也经常发生的混淆现象。
二、劳动二重性学说奠定了科学劳动价值论的基础
马克思把劳动二重性引进政治经济学,“第一次确定了什么样的劳动形成价值以及怎样形成价值,并确定了价值不外是这种劳动的凝固”。马克思认为,抽象劳动“是对事实的全部理解的基础”,“是批判的理解问题的全部秘密”,是“我的书最好的地方”和“崭新的因素”。因为抽象劳动的共同性和无差别性决定了各种不同的具体劳动以及各种劳动产品可以比较和交换,第一次从根本上解决了商品价值质的规定性;抽象劳动的抽象性决定了商品价值自身不能表现,马克思说“和商品本身的粗糙性正好相反,在商品体的价值对象中连一个自然物质的原子也没有。因此每一个商品,不管你怎样颠来倒去,它们作为价值是不可捉摸的。抽象劳动是一种“同幽灵一般”的东西,必须在交换中才能表现;抽象劳动的历史性表明了价值是个别劳动者借以表现为社会劳动的一种特定社会形式。劳动具有个别性,又具有社会性,各个商品生产者相互取得对方的产品时,必须计算产品中包含的劳动量,按照等量劳动相交换的原则进行,商品的价值量不能由生产它的个别劳动时间决定,而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至于复杂劳动,马克思认为,它是简单劳动的倍加,决定商品价值量的劳动是抽象的简单劳动,从而第一次天才地论证了只有人类的抽象劳动形成价值,且只有在商品经济条件下,才形成价值。
资产阶级古典学派的经济学家也认识到,商品价值是劳动创造的,价值量是由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决定的。但古典学家只有一个笼统的“劳动一般”的概念,从来没有明白创造商品使用价值的劳动和形成商品价值的劳动有什么不同,而是把二者混淆,甚至把创造使用价值的具体劳动说成是价值的实体。因此,他们始终不能说明,为什么生产各种不同使用价值的异质的劳动能够成为形成价值的同质的劳动问题;只能纠缠在交换价值的数量上做文章,而不考察它的质量问题,犯下不能从劳动的质和量两方面进行分析的片面性错误,最终成为不彻底的劳动价值论。马克思剖析了这个不彻底的劳动价值论,区分了两种性质不同的劳动,他指出:“经济学家毫不例外地都忽略了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既然商品有二重性一使用价值和价值,那么,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也必然具有二重性,而像斯密、李嘉图等人那样只是简单地分析劳动,就必然处处碰到不能结实的现象。实际上,这就是批判地理解问题的全部秘密”。
李嘉图认为商品的价值只能由耗掉的劳动
决定,而价值量的大小则与这种劳动成正比,价值仅包括直接生产该商品时耗费掉的劳动,不包括生产生产资料时所需要的劳动。但他不知道新价值的创造和生产资料旧价值的转移如何进行,最后又回到“斯密的教条”。劳动二重性学说科学地说明了这一问题。新价值的创造和生产资料的价值转移之所以能够同时进行,是由于生产商品的劳动具有二重性。作为具体劳动,它生产使用价值,转移并保存生产资料的旧价值;作为抽象劳动,则创造新价值。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是劳动的两个方面,既对立又统一。只要运用生产工具对劳动对象进行加工,就必须消耗人的体力和脑力;反过来,劳动力只要进行生产性消耗,就必须通过一定的形式。可见,马克思是根据劳动的功能或质的不同对劳动进行深层分类,概括出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生产性和非生产性劳动等新的劳动类别形式的,他将隐藏在劳动中的内在矛盾即劳动二重性认定为是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据此构建了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石的经济思想大厦。正是由劳动二重性概念,马克思得以揭示劳动生产率的二重结构和决定劳动生产水平的诸要素的二重性。马克思指出:“生产力属于劳动的具体有用形式”,“同时又指出:“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和劳动强度的增加,从一方面来说,起着同样的作用。它们都会增加任何一段时间内所生产的产品总额”。
三、劳动二重性学说是理解政治经济学——《资本论》的枢纽
《资本论》的逻辑力量皆源于劳动二重性理论,这部经济学宏篇巨着屡遭批判而不毁,就在于还没有人对马克思独创的劳动二重性学说提出令人信服的质疑。
任何一种理论体系只要是真正科学的,必须包含三个有机组成部分:一是反映客观现实的一整套范畴及其合乎逻辑的发展;二是内在于这些范畴中的联系,主要是相关范畴之间的矛盾及其发展;三是支配这些联系或其中矛盾运动的规律性。政治经济学就具有这三个有机组成部分。马克思说:“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完成了这些工作之后,就能用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按照历史发展的顺序,把由分析得到的各种范畴、它们之间的矛盾及其发展的规律性系统地叙述出来,从而使原先占有的错综复杂的材料在思维中完整而有条理地重现。《资本论》就是这样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科学地揭露出来的,因而是由科学体系的三个组成部分一一一整套范畴、相关范畴之间的矛盾及其发展、支配这些矛盾发展的规律性—构成的。要了解劳动二重性是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就要按照《资本论》的这三个有机组成部分来进行探讨。
从范畴考察,依据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可以分别看到与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有关联的一系列范畴:具体劳动—使用价值(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劳动过程—不变资本—生产无限扩大;抽象劳动—价值(交换价值)—剩余价值一一价值增殖过程—可变资本—劳动群众的购买力相对缩小;劳动—商品—货币—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剩余价值率—工资—资本积累(扩大再生产)—资本有机构成—相对人口过剩—经济危机。这一整套范畴都是从劳动二重性产生的,不发现劳动二重性就不可能得出反映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这一整套的科学范畴,也就不可能理解资本主义的本质。
从相关范畴的矛盾考察,可以看到各对矛盾之间的关联:劳动二重性矛盾—商品二因素矛盾—商品与货币矛盾—劳动与资本矛盾—劳动过程与价值增殖过程矛盾—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占有制的矛盾—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矛盾一一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中一系列矛盾(生产无限扩大与劳动群众购买力相对缩小的矛盾)—经济危机的爆发。这些重要的矛盾都是由劳动二重性矛盾产生的。不发现劳动二重性,就不可能洞察这些矛盾之间的内在联系,也就不可能理解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过程及其灭亡的必然性。
从支配这些矛盾运动的几个重要规律考察:价值规律是商品生产的基本规律,随着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它支配着劳动二重性的矛盾运动,从而支配着商品二因素的矛盾运动;作为价值规律的变形—商品流通规律支配着商品与货币的矛盾运动;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产生的剩余价值规律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规律,支配着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方面和一切过程的矛盾运动;由于剩余价值规律的作用产生了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从而产生了资本主义人口规律。这两个规律又共同支配着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的矛盾运动,支配着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中的一系列矛盾运动,特别是生产无限扩大与劳动群众购买力相对缩小的矛盾运动,最终导致周期性的相对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的爆发。所有这些规律都是与商品的价值密切关联的,而价值则是抽象劳动创造的。如果不区分劳动二重性,不把抽象劳动从劳动中划分出来,就不可能认识上列这些规律,也就不可能理解反映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政治经济学。
从资本流通过程及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考察,资本流通过程包含资本循环、资本周转和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其中所分析的范畴、矛盾与规律,无一不与劳动二重性有关;在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中,产业资本、商品经营资本、货币经营资本和生息资本,利润、商业利润、利息和地租,利润率、平均利润率规律、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所有这些特殊形式、转化形式等,必然与它们所由产生的各种范畴和规律一样,都与劳动二重性密切相关。马克思正是由于发现了包含在商品中的劳动二重性,才深刻地揭示了商品经济的内在矛盾,说明了商品二因素的关系,阐明了价值的本质、价值实体、价值量以及价值形式和价值规律等问题,从而建立了科学的劳动价值论;也正是由于劳动二重性的发现,才找到了破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各种现象的密码,由此为建立剩余价值论奠定了坚实的科学基础,为形成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经济理论准备了理论前提。马克思把劳动二重性视为剖析资本主义关系的方法论,指出:“这就是批判地理解问题的全部秘密”。
四、劳动二重性学说是劳动价值论重获新生的关键
对于马克思对劳动二重性的发现和论证及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历史进程中的劳动二重性矛盾发展的研究,列宁肯定地讲:“为我们揭明了这些矛盾以及这个社会在这个社会的各个部分的总和中,在这个社会的开始直到终结的过程的发展和生长,和运动”。但马克思在概括劳动二重性范畴并对其含义进行论述时,却只是把劳动二重性双方看作是劳动的两个不同特性或是人们从不同的角度对劳动所进行的认识,这就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其发现的重要理论价值和意义,甚至又不可避免地使他将其发现与古典学者们的发现相混同了,并使之成为后人深化认识劳动二重性范畴时难以逾越的框框、瓶颈或盲点。马克思劳动价值学说中的这些不完善性对于后人据以进行的社会实践导致诸多挫折、对于之后劳动价值论的发展,均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马克思的劳动二重性学说本身也需要进一步完善和发展。惟有如此,劳动价值学说理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才会更具理论的科学性和实践的指导性。劳动二重性范畴不仅应当是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而且更应当是发展和完善劳动价值理论的“枢纽”和突破口。
具体劳动是在一定具体形式下进行的劳动,如学者和农夫的劳动。但马克思认为,不借助知识力的运用,就不能区分两个都在付出体力的劳动者谁在从事复杂劳动。马克思的失误在于他对简单劳动的“过度抽象”。因此,要坚持劳动价值论的一元论,就必须坚持马克思关于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范畴,取消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范畴。因为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只是程度上或量上差别,而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界定则意味着质的差别,是两种性质的劳动。根据上述逻辑推理,具体劳动既非古典学派的个别劳动范畴,即以整体的形态存在、可相对独立地生产或创造出具有某种使用价值的劳动产品或财富的个别劳动现象,也非马克思所说的“人类劳动力在特殊的有一定目的形式的耗费”,只能是劳动内在矛盾中的一个方面,是劳动的前提性条件或可能性的劳动。它在不同情形下有不同的意义,马克思劳动二重性中的具体劳动所具有的意义只适应于这种情形—当它只是作为劳动二重性中与抽象劳动方面相对应的一方存在时。具体劳动诸要素的含义及其具体内容和表现形式是与时俱进的。
商品经济学的基本矛盾篇4
[关键词]金融危机；多元形式；内在原因；战略转变
[中图分类号]F0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70(2009)01―0003―06
自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世界金融动荡之后，相隔10年之久，又发生了当今世界性金融危机。在亚洲金融危机中，曾经有效化解危机，转危为安，并创造“风景这边独好”的中国经济，目前也面临着金融风暴的严重冲击。而且，无论是在世界和中国，这场危机的深度和影响只是初露端倪，对经济的破坏和创伤尚未完全显示。特别是在中国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庆贺中国经济崛起的喜悦中，人们对突如其来的金融危机感到忧虑和费解时，从科学的理性高度认识金融危机的内在成因或根源，研究和实施化解风险的战略对策，就显得尤为必要和十分紧迫。
一、金融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的核心地位与金融危机的多元含义
金融，是指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中货币资金融通活动的总称。在商品经济特别是现代市场经济发展中，由于不同国家、地区、产业、行业、企业和个人，在一定时期内都存在着货币盈余或货币短缺，而通过资金的借贷融通，以盈补短，调节余缺，借贷融通，互惠互盈，具有客观必然性。或者说，金融的产生和发展，是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各个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中的资源要素在时间和空间上的配置组合，是以市场为主要依托和基础的。然而，无论是人力资源要素的流动和配置，还是物质资源要素的流动和配置，以及技术资源要素和信息资源要素的流动和配置，最终都要借助资金资源要素的流动和配置来实现。所以，作为货币资金融通活动的金融，具有其他一切经济资源要素不可比拟、也不可代替的特殊重要地位和作用。正是从这个根本意义上，邓小平同志指出：“金融很重要，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着棋活，全盘皆活”。
不过，就经济与金融的关系来说，是经济发展的规模、质量和水平，决定着金融发展的规模、质量和水平，而金融在服务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的反作用。而且，这种反作用又有双重效应，正效益是促进经济的协调发展和良性循环，负效应则是有可能导致经济秩序的紊乱，造成金融本身乃至整个经济的危机，甚至导致社会动乱、关系到政权存亡。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即巴黎公社，其失败的重要教训之一，就是不懂得金融的重要性，没有果断接受法兰西大银行。正如马克思所说：“公社在经济方面忽略了很多据我们现在看来是当时必须做的事情。最令人难解的，自然是公社把法兰西银行视为神圣，而在其大门以外毕恭毕敬地伫立不前。这也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结果使逃到凡尔赛的资产阶级政府通过法兰西银行获得巨额融资，从国外购买大批武器，最终扼杀了巴黎公社。所以，我们不论从经济发展上，还是从政权巩固上，都应高度重视金融的核心地位和作用。
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本身又是一个高风险的特殊行业，风险种类繁多，成因复杂。其中，有支付能力不足的信用性金融风险；利率、汇率变动的成本性金融风险(由于美元贬值，我国外汇储备的价值损失曾高达数百亿美元)；金融资产管理不善的经营性金融风险；社会政治动荡所导致的金融风险；社会经济运行失调带来的金融风险等。这些潜在的金融风险，一旦转化为现实的金融风险，就是现在人们所说的金融危机。从大的方面来说，金融危机主要有金融自身性危机、社会政治性金融危机、社会经济性金融危机。
所谓金融自身性危机，是指由金融机构或融资主体决策失误、管理不善、金融犯罪等自身性原因所导致的金融危机。例如，1997年，阿尔巴尼亚由“金字塔式集资计划”所导致的金融危机，就是一个典型代表。1992年，阿尔巴尼亚一些“投资公司”，以高达96％以上的高额年息集资，吸收了全国70％的住户，共有10亿美元的集资额。对只有几百万人口的小国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集资额，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30％。由于投资收益有限，最后只能以本付息，即以集资款支付集资利息。时至1997年，真相败露，政府参与假集资的丑闻也同时败露。由此，致使失去一生积蓄的投资者被激怒，从示威游行发展到冲击政府机构，抢劫商场，烧毁银行，甚至发生了流血事件，喊出了“政府下台”的口号，最终酿成了一场全国性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另据有关资料统计，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末，世界上已有120多个国家发生过严重的金融自身性问题。这些国家为解决这些问题所耗费的资金高达2500亿美元左右。所以，防范和化解金融自身性金融危机，已成各国普遍关心的问题。就目前首发美国，并波及世界的这场金融危机来看，且不说危机的实质和根源，2008年11月14日《齐鲁晚报》披露，近日，为彻底调查金融危机的成因，“找到真正的金融危机罪魁祸首”，美国国会将聆讯知名的对冲基金经理人(风险投资家)，即约翰・保尔森等5人，调查这些投资大鳄在金融危机中起的作用。结果如何，有待后来方知。
所谓社会政治性金融危机，是指一个国家由于政权更替或政治变革等政治性原因所导致的金融危机。例如，原苏联由于在政治改革中取消了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实行多党制，当时发展到70多个政党，甚至爱喝啤酒的人也组成了啤酒党，同时又由于在经济改革中推行私有化的一次性休克疗法，结果导致国内生产总值下降50％左右，一半以上的食品和医药等生活资料需要进口，以解燃眉之急。由此，还导致卢布大幅度贬值，原来2个多卢布兑换一个美元，后来到几千个卢布才能兑换一美元，使亿万城乡居民在一个晚上变得一贫如洗。
所谓社会经济性金融危机，是指一个国家乃至局部世界和整个世界，由市场经济过程内在矛盾的积累所造成的金融危机。这种金融危机，在实质上是经济危机。例如，在1929年至1934年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中，美国的GDp由3147亿美元下降到2394亿美元，消费价格指数下降24.6％。1929年9月至1932年6月，股市暴跌85％。1929年至1933年，失业率由3％上升到25％。1931年至1935年，净投资是负增长。由此可见，防范和化解经济危机，是市场经济国家永恒的沉重话题。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危机论，仍然是我们认识和研究当代经济危机问题最可宝贵的理论财富。在目前的危机中，马克思的《资本论》在德国成为畅销书，近期已销售数千册。由此可见，具有科学价值的经济学论著，就像金子一样，迟早是要发光的。
二、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是金融危机的内在根源
市场经济，在本质上依然是商品经济，在形式上只不过是商品经济发展的更高阶段和现代形态。它不同于自然经济，也不同于计划经济。所以，当我们选择了市场经济模式，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运行轨道时，千万不要以为市场经济就是阳光灿烂的永恒坦途，而无风雨交加的经济风险。
自然经济的本质特点，是自己的生产为了自己的消费，自己消费的是自己的生产物。如果有风险的话，除自然灾害和战争所造成的经济风险外，主要是自己决策失误所带来的个别风险；计划经济的本质特点，是依靠社会计划调整和实现社会的生产、分配和消费，排除或淡化了商品自由交换的市场原则。如果有风险的话，除自然灾害、战争和政治因素所导致的经济风险外，主要是计划决策失误和失算所带来的经济风险。如中国1958年的“”，及后来“三年经济困难”，就是如此。
市场经济，即本质意义上的商品经济，是自己的生产在事实上是为了满足别人的消费，而自己的消费需要，事实上是依靠别人的生产来满足。由此，在生产与消费的对立统一中，又增加了交换这个难以预测的可变因素，从而既蕴含了社会经济繁荣发展的可能性，同时也蕴含了社会经济出现危机的可能性。就个别生产者而言，这种风险和危机几乎无时不在，无处不在。正如马克思所说：“商品价值从商品体跳到金体上，象我在别处说过的，是商品的惊险的跳跃。这个跳跃如果不成功，摔坏的不是商品，但一定是商品所有者”。不过，个别商品生产或经营者的商品销售受阻，商品价值难以实现，只能说是个人的危难或厄运，而不是社会经济的危机，至多只是小商品经济常见的经济现象。
无论是作为一般商品中的商品，还是作为市场经济中的商品，其商品的内在矛盾始终是使用价值与价值的矛盾。只有在商品的使用价值得以顺利让渡或交换，商品的价值才能最后得以实现，从而使矛盾得以解决。然而，在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的发展或扩大中，个别商品中使用价值与价值的矛盾，也就积累和转化为堆积如山的商品使用价值与价值的矛盾，从而加深了使用价值与价值的社会性对立。正如马克思早就指出的，“交换的扩大和加深的历史过程，使商品本性中潜伏着的使用价值和价值对立发展起来”。而这种矛盾的产生、加深和对立，实质上就是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固有的基本矛盾，即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矛盾的产生、加深和对立，从而在这种矛盾的运动中蕴藏着危机的可能性。正是从这个根本意义上说，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的基本矛盾，都是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矛盾；而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矛盾，则又是金融危机乃至经济危机的内在根源所在。所以，当我们选择和走上市场经济运行轨道之后，对于市场经济的基本矛盾应有科学的理性认识和社会共识。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尽管是以公有制为基础和主体的市场经济，但从商品生产中具有生产经营自的各个经济实体看来，相对商品社会或社会劳动而言，不仅个体经济和民营企业的劳动仍属于私人劳动，就是国有企业的劳动相对社会劳动而言，也是有待社会承认的局部性企业劳动。所以，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中，也自始至终存在私人劳动或企业劳动与社会劳动的基本矛盾。而在这种矛盾的对立和统一中，既包含着市场经济繁荣发展的必然性，也潜藏着发生危机的可能性。
更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是，市场经济作为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的现代阶段和经济形式，其重要时代特点之一，是信用关系更高程度的社会化、国际化和全球化。不要说市场经济中的诸个国家和多数企业是以货币信用关系为基础，整个世界市场经济也是如此，即在经济国际化和全球化的过程中，同时交织着信用关系的国际化和全球化。而且，在信用关系国际化和全球化过程中，美国作为世界第一超级经济大国，已经蜕变成完全依靠债务支撑的国家。美国国内生产总值每年14万亿美元左右，但国家债务和公司债务竟高达50万亿美元左右。其中，中国购买美国的国库券就高达6000亿美元左右。这种高度发展的信用关系支持了经济发达国家乃至整个世界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但也潜藏着更大规模的全球性信用危机的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信用关系的链条一旦发生断裂，遭受金融危机或经济危机冲击的将不仅仅是某个行业、国家或区域，而往往是整个世界。
三、社会经济金融危机的实质及其深层成因
上已述及，商品自身中使用价值与价值的矛盾，以及作为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的基本矛盾，即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矛盾，或企业劳动与社会劳动的矛盾。是货币危机或金融危机的内在根源，从而也是社会经济性金融危机即经济危机的内在根源。然而，由于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总是在一定社会经济制度下存在和发展的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所以，作为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的基本矛盾，即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矛盾，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又集中表现为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这一基本矛盾，在资本的积累和生产发展中，又表现为个别企业生产过程的有组织性与整个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以及资本主义生产无限扩大趋势与劳动人民或社会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包括生活消费和生产消费)相对缩小或相对不足之间的矛盾。在这种矛盾的运动中，众多企业为追求利益最大化而不断扩大生产规模，经过日积月累，当社会总供给较大幅度超过有支付能力的社会总需求时，由“生产过剩”和“消费不足”导致的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生产、交换、分配、消费诸环节运动的受阻或中断时，也就不可避免地发生经济危机。
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政府的干预或计划手段的调节，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化解危机的深度，或延续经济危机的波动周期，但不可能消除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矛盾，也不可能完全改变市场配置经济资源的基础作用。所以，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来说，经济危机的发生具有不以人们主观愿望和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必然性。
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来说，虽不能说存在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之间的基本矛盾，但在事实上存在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多元占有制之间的矛盾。同时，也存在着由这种基本矛盾所决定的个别企业的有组织性与整个社会生产计划弱化或非完全计划状态的矛盾，以及生产无限扩大与有支付能力的社会需求可能发生相对不足之间的矛盾。特别是在较长期的经济大幅度增长和扩张后，这种矛盾更有可能出现和激化。当计划调控手段力度不足或措施滞后时，可能发生类似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而且，由于市场经济的国际化和全球化进程，使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事实上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为市场，融为一体的情况下，即使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也会波及和冲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所以，我们可以选择和借用市场经济，但不能回避和讳言市场经济可能发生的经济危机。
由于经济危机主要是在生产无限扩大与有支付能力的社会需求相对不足矛盾运动中发生的，所以，
只有当这种矛盾积累到一定限度时，才有可能把潜在的危机转化为现实的危机，并具有一定的周期性。又由于这种矛盾运动的积累需要一个历史过程，同时又受到国内国际多种因素的制约，所以，这种周期又具有时间上的不确定性，长则可能几十年，短则可能十几年。不过，由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资本社会化程度的提高和计划手段的适度运用，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社会主义属性的存在和计划调控的实施，再加上世界各国财富的较多积累，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危机的深度和破坏力，延缓或缩短危机的周期。所以，危机虽然难以避免，但一般情况下不会出现20世纪30年代那种具有巨大破坏力的经济危机。
就经济危机所表现出的经济现象来说，一般都是股市较大幅度跌落，投资萎缩，经济增长减缓甚至出现负增长，企业破产大量增加，消费价格指数下降，失业率较大幅度增长，出口贸易受阻等。就当今世界经济而言，这些经济现象都有不同程度的显示和发展。欧洲15个经济体，2008年二、三季度GDp连续呈现负增长，自1999年以来首次跌入经济衰退。美国第三季度GDp出现负增长，中国经济增长率减缓，2008年第三季度为9％，已降至7年来最低的水平；最近，美国申请失业救济金的人数增加到51.6万人，失业率高达6.5％，创下了7年以来的最高水平；中国不仅已有诸多小企业破产，大企业开工不足，失业增加，农民工市场也有明显萎缩或紧缩；国外股市近年来的跌幅多在1／3左右，中国则高于这个比例；刚刚经历过油价飚升，最近国际石油价格又大幅跌落，由每桶150美元左右跌至40美元以下。铜从2008年6月份的每吨8900美元跌至3800美元。铅从每吨3000美元下降到1900美元。煤炭价格也有较大跌落。2008年10月，中国的手机销售量，实际下降了7％。11月，花生油降价幅度高达25％左右，液晶电视降价高达30％。从出口来看，印度2008年10月份，出口出现5年来首次下降，较去年周期下跌15％，11月份可能会下降25％。日本2008年10月的前20天，出口较上年下降了9.9％。韩国2008年11月前10天，出口比去年同期下降26％。近期，中国出口增幅回落到4个月来的最低水平。因中国出口商品中多有生活必需品，所以跌幅不大，有的还有少量回升。这些经济迹象表明，一场世界性的经济危机正在危及全球，中国经济也面临着严重的冲击和考验。
值得注意的是，现在的国内外新闻媒体，甚至包括一些经济学家，一般不讲“社会经济性金融危机”，只讲“金融危机”，更讳言“经济危机”。对这场始发于美国的“金融危机”，开始也只是讲“次贷危机”，即部分偿还能力和信用度较差的房产等不良贷款的危机。2008年第3季度，美国有765558幢房产的所有人收到违约通知，被警告房屋即将遭到拍卖或查封，是2005年1月开始这项统计以来的最高纪录。即使房贷业者采取新行动遏阻查封潮，估计今年将有160万人丧失家园，明年可能会有190万人失去房子。这一事实恰好证明，所谓“次贷危机”，正是在房屋生产无限扩张，而消费者有支付能力的住房需求相对不足情况下，所发生的局部性经济危机。而美国经济目前所出现的种种迹象表明，这场危机并不仅仅限于房地产业的次贷危机，而是以此作为导火线的社会经济性金融危机，因为汽车、电器、邮政等行业也同时发生了经济衰退。
对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危机，马克思曾有尖锐而深刻的分析：“整个再生产过程可以处在非常繁荣的状态中，但商品一大部分只是表面上进入消费，实际上是堆积在转卖者手中没有卖掉，事实上仍然留在市场上。这时，商品的浪潮一浪一浪涌来，最后终于发现，以前涌入的潮流只是表面上被消费吞没。商品资本在市场上互相争夺位置，后涌入的商品，为了卖掉只好降低价格出售。以前涌入的商品还没有变成现金，支付期限却已经到来。商品持有者不得不宣告无力支付，或者为了支付不得不给价就卖”。当以信用关系为基础的经济链条发生中断，如美国所谓“次贷危机”信用链条中断时，则就引发了潜藏已久的全面性经济危机。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在再产过程的全部联系都以信用为基础的生产制度中，只要信用突然停止，只有现金支付才有效，危机显然就会发生”。
经济危机往往是首先通过信用危机和货币危机表现出来，似乎是由于信用危机或金融危机造成了经济危机。正如马克思所说，“乍看起来，好像整个危机只表现为信用危机和货币危机”。“在这里，一切都以颠倒的形式表现出来”。而事实上则是：生产无限发展造成了“生产过剩”，生产过剩造成了商品积压，商品积压造成了供过于求，供过于求造成了企业亏损，企业亏损造成了有借难还，有借难还造成了信用中断，信用中断引发了经济危机。马克思曾经断言，对于这种危机，“任何银行立法也不能消除危机”。“这全部人为地使再生产过程猛烈扩大的体系，当然不会因为象英格兰银行这样的银行，并把全部已跌价的商品按原来的名义价值购卖进来，就可以医治好”。由于银行自身处在危机风暴的中心，在无力支付存款者存款的挤兑风潮中，更无能力收购“生产过剩”所造成的商品积压。而且，这种“生产过剩”的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银行信用支持所造成的。
四、目前世界各国化解危机的对策选择
由市场经济内在矛盾运动所造成的社会经济性金融危机即经济危机，会对社会经济发展和民众生活造成严重破坏和创伤。但作为经济过程中的一种客观必然性，它又以强制性的破坏形式重新调节以信用关系为基础的产业发展，使社会生产在规模和结构上，重新实现社会供给与有支付能力的社会需求在总量和结构上的相对平衡，并经过危机、萧条、复苏、高涨的依次发展，再创造新的繁荣。
不过，由于人类经济活动是以人为主体的经济活动，人们虽然不可抗拒经济危机的必然性，但能够通过国家的宏观调控的财政、税收、利率和产业政策等杠杆，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危机的冲击力，减少危机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如果说，马克思曾经深刻剖析了经济危机的内在原因，揭示了经济危机产生和发展的客观规律，而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则最早提出了化解经济危机的相关对策。其中，包括政府应制定公共开支计划，增加就业，并通过减税鼓励人们增加消费等。20世纪30年代，罗斯福在美国采取了凯恩斯主张，确实收到了较好效果。后来，由于美国等经济发达国家在较长期的经济繁荣中推崇自由市场经济模式，马克思的“危机论”和凯恩斯的“干预论”渐被淡忘了。而在这场突人其来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中，人们又自然而然地想起了马克思和凯恩斯。不仅《资本论》在德国成了畅销书，英国《卫报》2008年10月23日发表了《金融危机标志凯恩斯主义归来》的文章。法国总统萨科齐甚至宣布：“自由放任主义结束了”。美国尽管还在唱着“自由市场经济”的高调，但在事实上，已开始采用凯
恩斯关于政府干预的某些主张。应当说，马克思的“危机论”和凯恩斯化解危机的“干预论”，是我们认识危机和选择化解危机对策的不可缺少的理论基础。
就目前世界各国化解危机的投入而言，全球已高达9.4万亿美元，相当于世界总产值的15％。其中，美国3.5万亿美元，占GDp总值的25％；俄罗斯2200亿美元，占CDp总值的13.9％；英国逾万亿美元，占CDp总值的37％；德国8930亿美元，占CDp总值23％；日本5760亿美元，占CDp总值的12％；中国5700亿美元，占CDp总值13％。这些以政府为主导的资金投入，一方面说明这场经济危机的影响之大和范围之广，另一方面也说明全球性社会财富积累的扩大，以及各国政府应对危机的积极态度。这正如发生在中国的汶川大地震一样，人们虽然还难以科学预测，也难以抗拒，但社会财富的巨额积累，以及救援力量的及时到位，可以减少地震所造成的各种损失和损伤。当然，由于这场危机刚刚到来，其对经济的影响深度和广度尚未充分显示，所以，这些措施的有效程度还有待观察。
就中国来说，走上市场经济运行轨道不久，就遇到了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今年开始的全球性经济危机。所以，就防范和化解经济危机的实践来说，我们已有过成功的经验。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崛起，也为化解危机提供了必要的财力基础。改革开放30年来，年经济增长率平均高达9.5％以上，位居世界各国之首；2007年，经济总量高达24.6万亿人民币，比1978年增长66倍；城乡居民储蓄突破20万亿元，比1978年增长1000倍；外汇储备高达1.9万亿美元，比1978年增长10000多倍；占世界7％的耕地面积，生产了世界粮食总量的25％；21207年，全国财政收入近6万亿元，其中，仅山东省GDp总量高达2.5万亿元，相当于1978年7个中国的经济总量。这些，都为缓解和化解危机奠定了必要的财力基础。不过，由于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是局部性危机，而这次危机是全球性危机，又加之10年后的中国经济有了多种变化，因此，应当因时因地制宜地研究和实施化解危机的有效应急对策。
令人感到欣慰和倍受鼓舞的是，我国政府已经果断决定，到2010年底，将投入4万亿元新增巨资，用于社会性基础设施建设和扩大内需，并以此带动地方和社会投资。其中，一是加快建设保障性安居工程；二是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三是加快铁路、公路和机场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四是加快医疗卫生、文化教育事业发展；五是加强生态环境建设；六是加快自主创新和结构调整；七是加快地震灾区重建各项工作；八是提高城乡居民收入；九是在全国所有地区、所有行业全面实行增值税转型改革，鼓励企业技术改造，减轻企业负担；十是加大金融对经济增长的支持力度。此10项积极财政的重大举措，对于化解或缓解中国面临的危机冲击，必将产生积极的有效作用。
再者，各个地方政府也已作出应对决策。以山东省为例，已提出争取中央预算内投资470亿元，带动地方和社会投资6678亿元的投资计划。其中包括每年提供5万套经适房，加快建设3万所村卫生室，改建农村公路3.6万公里，支持企业境外收购矿产资源等21条重大决策。在最近四个月内，将有34个重大项目即将开工。所以，在中国，国家的应急决策，再加上各个地方政府的应急决策，将汇集成为化解或缓解危机的强大力量。
五、中国应当制定和实施保障经济增长的创新发展战略
商品经济学的基本矛盾篇5
[关键词]马克思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比较
马克思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都以制度为研究对象，它们之间存在着某些相似之处，但也存在着许多根本性的区别。研究两种理论的异同，在坚持马克思经济学的同时，借鉴新制度经济学的合理因素，对于我国的经济建设和理论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理论体系比较
(一)逻辑起点和起始范畴
任何经济学理论体系都有其逻辑起点和相应的起始范畴或概念。
1《资本论》体系的逻辑起点
《资本论》体系的逻辑起点是商品理论，其起始范畴既不是资本，也不是产权，而是“商品”。当然，这个“商品”是资本主义的商品，不是前资本主义社会存在过的商品。马克思认为，“商品”是整个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最一般的形式，“商品”范畴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最一般的范畴，在其中包含了能够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矛盾的各种矛盾或矛盾的萌芽。
这一逻辑起点是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历史演变顺序一致的。商品既是马克思资本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也是资本关系发展、演变的现实起点。资本并非一开始就表现为资本，它经过劳动力的购买并实现了货币的增殖，才转化为资本。资本主义的占有规律也是由商品所有权规律演变而来的。所以，商品关系是资本关系的历史演变的现实起点。
马克思分析了商品的二重性和决定商品二重性的劳动二重性，揭示了蕴涵在商品中的矛盾：使用价值与价值的矛盾、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的矛盾、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矛盾。从而建立了科学的劳动价值论，而资本的一切矛盾，也在商品分析中得到初步的揭示。这些矛盾正是资本内在矛盾的胚芽，是资本矛盾最抽象和最一般的形式。
2制度经济学的逻辑起点
制度经济学的逻辑起点，是对企业性质和存在原因的分析，“企业”是其起始范畴。
“企业”是一种组织，是市场经济中的主要的微观主体或经济细胞。正统微观经济学对企业的研究构成了其厂商理论，但它把企业视为一个既定的主体，一个既定的存在，一个与其他个体一样的追求利益最大化者来看待，它所分析的是企业如何运行以达到利润最大化。至于企业的本质是什么?为什么会产生?企业内部的组织结构如何?正统经济学没有回答。科斯的理论构建，则从探讨企业的本质及产生原因开始。
制度经济学的核心是交易费用理论，“交易”是其对经济活动分析的基本单元，又是现实经济活动中最普遍、最一般的活动。科斯从企业分析开始切入，对企业本质、产生及规模变动原因的逻辑追问，直接引出了“交易费用”的存在，从而修正或否定了正统经济学的“零交易费用假设”，也开始了交易费用理论的构建。“交易费用”理论是整个制度经济学的基础，后面的分析都是围绕着各种各样的交易及其成本展开的。科斯认为，市场交易不一定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最优的或最有效的。因为市场交易本身是有代价的，即存在交易费用。然而，为什么不能把所有交易都纳入企业内部呢?因为企业内部交易也是有成本的。于是，在二者之间就有选择的必要，企业规模与市场交易就有一个边际均衡点。这样就进入了交易方式或交易规则的选择问题，也就是制度选择问题了。
科斯在分析“企业本质”、“企业存在及规模变动原因”等问题时，已经将“交易费用理论”的基本框架建立起来了，后继的其他产权经济学家无非做了两个方面的工作，要么补充和完善交易费用理论，要么是将这一理论作为分析工具，运用到其他具体领域。
(二)核心范畴
马克思经济学的核心范畴是“资本”与“剩余价值”。它们本质上是一个范畴。因为“资本”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剩余价值体现的关系就是资本关系。而对“资本”和“剩余价值”的分析也就是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即对资本产权制度的分析。
产权经济学的核心范畴是“交易”与“交易费用”。不过，与“资本”和“剩余价值”的关系不一样，“交易费用”并非是“交易”的本质，“交易”是人们从事的活动，“交易费用”是人们在活动中消耗的资源或代价。“交易费用”只是揭示了“交易”中有成本这一事实而已。
(三)理论主线
所谓理论主线是指贯穿一个理论体系的逻辑主线，它将各个理论构件或组成部分串成一个整体。
《资本论》的逻辑主线是对剩余价值或资本增殖的分析，剩余价值理论是贯穿整个体系的主线。整个《资本论》，从头到尾，都以剩余价值的分析为核心。从总体框架看，《资本论》第一卷研究资本如何增殖或剩余价值如何产生；第二卷研究剩余价值如何通过流通，使其增殖部分得以实现；第三卷研究剩余价值如何在不同的资本家阶层之间分配；第四卷研究剩余价值理论的发展史。其不同卷、篇、章、节中的具体理论，也都贯穿这一主线。
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主线是产权的交易费用分析，交易费用理论贯穿在其理论体系中任何一个组成部分。
两条主线各自在其理论体系中发生作用的方式或把理论构件联系起来的方式是有差异的。
剩余价值理论是作为马克思经济学一切理论构件的内核而存在的，它是任何一个理论组成部分的实质。例如，劳动价值论是为剩余价值理论奠基的，揭示商品价值的源泉，其真正目的和作用在于揭示剩余价值的源泉；对资本生产过程的考察，实际上是研究剩余价值生产的理论；对资本循环、周转，对资本再生产的分析，是为了研究剩余价值实现的规律；对利息、利润、地租等的分析，是研究剩余价值在资本家阶层分享的转化形式。
“交易费用”并非每个理论构件的实际内容，而是其中的方法或工具。用它分析企业内部治理结构，构建企业产权理论；分析制度变迁，构建制度变迁理论，等等。
(四)主要理论组成部分
马克思经济学体系的组成有两种划分意见：一是按《资本论》四卷的逻辑顺序，分成剩余价值生产理论、剩余价值流通或实现理论、剩余价值分配或分割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史；另一种则超越四卷的先后顺序，将其划分为劳动价值理论、剩余价值理论、再生产理论、资本积累理论、经济周期和经济危机理论、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理论等。两种划分都能成立，而且不矛盾。
制度经济学的理论构件是松散的。“交易费用理论”是其核心部分。以交易费用理论作为工具分析的理论，包括：(1)企业性质理论；(2)企业产权结构理论；(3)制度变迁理论；(4)法律经济学等。
二、方法论比较
从整体上看，两种理论范式建立在不同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基础上，有着不同的分析方法、概念和理论逻辑。
马克思经济学的基本方法论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其含义和内容一般概括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上层建筑也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变化都是由客观规律决定的，具有必然性，最终的决定因素是生产力，人类社会的不同历史时期，生产力发展状况不同，生产关系和支配分配、交换关系的规律也不同。这是一种唯物主义的和整体主义的分析方法。
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哲学基础是个人主义、功利主义和自由主义。三者合一，本质是自由地追求个人功利。它遵循的是古典主义的个体分析方法。这种方法认为，一切社会现象都应追索到它们的个人行为基础，都必须从个人的角度来分析阐发；个人的目的或偏好是经济学分析的出发点和基石，必须把个人的有目的性放在首位。因为，个人根据他们自己的利益采取行动，个人的有目的性乃是一切社会行为的起因。
三、产权理论比较
马克思经济学的产权与新制度经济学定义的产权有许多共同之处。(1)它们都认为产权是财产权，不是单一的权利，而是一系列权利的组合体；(2)它们都认为产权可以分解；(3)它们都认为产权是一种法权。尽管如此，通过比较，我们还会发现二者有许多不同之处(一)产权的本质
马克思经济学认为生产资料的归属是所有制的本质规定，财产权利是所有制的法律形式，经济上的所有制关系决定法律上的财产权利。而诺斯则认为“产权的本质是一种排他性的权利”，是一种私有权。产权是其制度理论的核心范畴，并认为法权(产权)关系决定经济关系。
(二)产权的形成
马克思经济学认为所有制及所有权(产权)的形成与发展同社会生产力水平及变化相联系。而诺斯则认为“产权的出现是国家统治者的欲望与交换当事人努力降低交易费用的企图彼此合作的结果”。
(三)产权的功能
马克思经济学强调所有制对社会制度的性质以及社会公平的影响。而新制度经济学则强调产权的激励功能与效率功能。
四、制度变迁理论比较
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仍然是建立在经济人假设基础上的。(1)经济人是制度变迁理论的基点，只有个人才进行选择和行动，集体是无法选择和行动的；(2)与经济人相联系的成本一收益法是“标准经济学方法”，也是制度变迁理论的核心分析方法；(3)制度变迁取决于制度需求与制度供给的平衡，是制度非均衡走向均衡的过程，是经济人在成本约束下追求收益最大化的趋利过程；(4)国家拥有利用暴力“规定和强制实施所有权的地位”，它以提供“保护”和“公正”的服务换取统治者的收益，一旦制度创新会使统治者私人收益超过私人成本，制度调整就势必发生；(5)意识形态是个人与其环境达成协议的一种节约费用的工具，它有利于克服搭便车问题，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资源的非市场配置及降低社会经济运转的费用。
马克思经济学认为：(1)人类的生产活动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因此，人类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变迁，主要应由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方式的变迁来解释；(2)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引起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与激化，从而引起社会经济制度乃至社会经济形态的变革与革命；(3)人类社会的两大基本矛盾，在社会经济关系中，主要体现在不同社会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或不同阶级之间的矛盾，不同的社会生产方式决定了不同社会制度变革的性质、方式和程度；(4)制度变迁的主体是代表生产力的社会集团或阶级，阶级斗争在制度变迁中起着杠杆作用；(5)制度变迁的动力源泉在于现有的各种法权关系或社会制度不能适应潜在生产力的实现和发展，致使掌握新的生产力的社会集团为获取自己所能控制的、潜在的、新的收益而推动制度的变革；(6)由于社会基本矛盾和不同社会利益集团矛盾的性质不同，决定了制度变迁的方式是不同的；(7)尽管国家、社会意识形态对制度变迁有一定的推动作用，并且不同的民族文化差异会影响到制度变迁的模式与方式，但起决定性作用的仍是社会生产方式，生产方式的差异是世界各民族文化差别与制度变迁模式差别的客观根据与决定因素。
五、几点结论
1马克思经济学从人类社会历史变迁的宽广角度，研究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生、发展与灭亡的规律，着重分析资本与雇佣劳动、资本家与工人阶级的对立，指明社会制度变迁的方向，为无产阶级的解放提供思想武器；而新制度经济学则是在肯定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上，研究如何修补、完善私有产权制度，以减少制度的磨擦，提高经济绩效。前者是宏观的、整体的、深刻的，对人类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的变迁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后者是微观的、个体的、精细的，对调整企业、个人和政府之间的关系，提高经济效益，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2马克思经济学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历史唯物主义出发，引入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范畴，分析了人们在历史形成的生产方式中所处的不同地位及其相互关系，分析了由这种关系所决定的不同的利益集团或阶级，揭示这些集团和阶级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相互关系的变化，从而较好地解释了人类历史上重大社会制度的变动。
但由于它把研究的重点放在揭示资本主义制度的内部矛盾、发展规律和发展趋势上，而对资本家之间、资本家的企业与企业之间以及像个人的心理活动、行为选择等微观个体的行动特征的揭示，没有列入自己的分析框架内，或者没有作为自己研究的重点，因而，它对基本经济制度相对稳定条件下的、日常的、微观的企业制度变迁缺少针对性较强的分析。
3新制度经济学以个体主义的分析方法来解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解释制度变迁的原因与机制，强调个人理性与个人选择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把制度变迁归结为个人之间相互博弈与相互交易的结果；但它没有分析决定个人理性与个人选择的社会经济条件，以为个人可以随意地进行选择，这就难免陷入唯心主义泥坑，无法解释社会经济制度变迁的内在动因与实现条件。
不过，新制度经济学对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关系以及个人心理、行为特征及其对制度选择和制度变迁的影响的分析，对于在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相对稳定情况下的企业制度和产权结构的微调，仍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商品经济学的基本矛盾篇6
[关键词]李嘉图；劳动；价值
doi：10.3969/j.issn.1673-0194.2017.13.058
[中图分类号]F0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0194（2017）13-0136-02
0引言
劳动决定价值，是威廉・配第最初提出的，亚当・斯密是第一个提出较为系统的劳动价值论的人，并使他的全部经济学说和他的劳动价值论有了联系。李嘉图批判地继承了斯密的劳动价值论，坚持了正确的一面，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也克服了他的错误，使古典经济学达到了比较科学的程度。
1李嘉图劳动价值论产生的背景
劳动价值论是说明商品价值的本质是什么以及价值量是怎么决定的理论，它的产生需要必要的社会经济条件。资本最开始是出现在流通领域的，然而，它的生产方式的出现，是由于资本主义在生产领域中成立，由封建主义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变，是由商人和小生产者变成产业资本家来实现的。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和发展，总的生产过程就包括了流通，所以，人们的视野就从流通领域转向了生产领域。产业资本家需要购买工人的劳动进行生产，在生产的过程中，劳动的耗费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因此，根据一般情况来看，产业资本家离开劳动谈论价格是不可能的，于是，人们从生产与劳动的耗费中寻求价格形成的基础有了可能性。
2李嘉图劳动价值论的主要内容
2.1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
斯密把价值做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区分，李嘉图接受了这一点，但是，他比斯密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斯密曾错误地指出，没有效用的商品也是有交换价值的，而李嘉图则正确地认为：对于交换价值来说，使用价值是必不可少的，可以看出，李嘉图已经把使用价值当作了交换价值的物质承担者。
在对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做了区分之后，李嘉图进一步研究了是什么决定了商品的交换价值。在李嘉图那里，商品被分成了两类：第一类商品，它们的交换价值取决于它们的稀有性，比如罕见的雕像、珍贵的葡萄酒，这种商品比较少见，他研究的重点不在这里。第二类商品可以通过人类的劳动来无限制地增加它们的数量，李嘉图研究的重点在这里，这类商品的交换价值并不是由商品的使用价值决定，而是由生产商品的劳动时间决定的。
斯密将耗费劳动和购买劳动相混淆，李嘉图批判了这一点，在李嘉图看来，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才能决定商品价值，它的大小同耗费的劳动量成正比。而且，斯密还认为，资本积累和土地私有权出现后，即在资本主义社会，商品价值不是由劳动决定的，而是由工资、利润和地租三种收入决定的，李嘉图不同意这一观点，认为三种收入是价值的分割，不论怎样分割，都不会改变它本身的大小，价值始终是由劳动时间决定的。
2.2价值和生产价格
在李嘉图那里，价值和生产价格是相混淆的，所以出现了自身无法解决的矛盾，即价值规律和等量资本获取等量利润的矛盾。如果依据价值规律，所有企业的产品都根据价值销售，这样一来，资本有机构成高的企业，利润就低于平均利润；相反，就高于平均利润，这样，按照这一规律，同样多的资本就不得到同样多的利润。但是，假如所有商品根据平均利润率销售，企业可以得到平均利润，于是却与价值规律相悖了，因为有机构成低的企业，低于其价值出售商品，相反，则高于其价值出售商品。
李嘉图是在讨论工资涨落对商品相对价值的影响时发现这一矛盾的。李嘉图之前始终认为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量决定商品的价值，工资的增加或减少只会使利润发生变化，但是不会影响价值。在简单商品生产条件下，工资的变动是不会影响商品的相对价值的。然而当他进一步研究时，发现了矛盾，就是只有当各部门的有机构成相同时，工资的变动才不会影响价值。所以，李嘉图感到之前的理论出现了例外，价值量决定于劳动时间这一原理需要修正。
3李嘉图劳动价值论的局限性
3.1不研究价值实体，只研究价值量的决定
李嘉图的劳动价值理论，仍然保存着斯密价值理论的根本缺陷，就是不研究价值的实体，只研究价值量的决定。因为他不研究价值实体，就不可能科学地说明价值量的决定，所以，对于为什么从产品变为商品，劳动就具有两重性这个问题不理解，就不能把价值和使用价值、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分开，于是到最后，自己也发生了矛盾。此外，不研究价值实体，正确说明价值量的决定也是不可能的。这样，也就不懂得价值为什么会表现为相对价值，他认为自然就表现为相对价值，所以也就不会研究相对形式的发展，在他看来，根本就没有这个问题。所以，他更不懂得商品生产中，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不但价值表现为相对价值，而且会让相对价值形式从一般形式到最后的货币形式的发展，进而不理解货币的本质。进一步，他看不到商品生产的基本矛盾，不懂得私人劳动向社会劳动转化，首先需要社会承认它的质为前提，然后再由社会计算它的量，即价值量的决定，从而使得他的货币理论出现矛盾。
3.2阶级局限性
李嘉图是为资产阶级说话的，他所研究的劳动价值论是以资产阶级的利益为出发点的，所以，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的一切经济现象都是自然的存在，是确定不变的事实，资本主义不但使个人的最大幸福成为了可能，还使得生产率持续发展。他虽然也看到了阶级之间有利益的冲突和对抗性，但是，不能从社会经济制度出发去找其根源，而是当作自然规律看待。于是，一切经济范畴在他看来不是历史的范畴，而是自然的范畴。
客观说，李嘉图是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成长起来的，当时资本主义还处在自由竞争的时代，生产和资本还没有集中，金融垄断还没有出现，这样的条件，对他的眼界有一定的限制。所以，他看不到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进而不知道它们是造成经济危机爆发的根源，不承认资本主义世界可能爆发全面经济危机，也就看不到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历史事实，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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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经济学的基本矛盾篇7
“商品经济”，这个名词时下随着市场经济的日益深入，很少被人们提及了。可是，谁又知晓，当初将之写进中央《决定》时的艰难
1980年，高尚全调入国家机械工业委员会工作，1982年国家机械工业委员会撤销，高尚全转到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的研究室工作，后来兼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体制变革首先从农村展开，随着农村改革的成功，城市也开始推行经济体制改革的试点工作，但由于政企不分、条块分割，以及忽视价值规律、商品生产等体制性原因，严重束缚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影响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挥。中央高层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决定在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上予以解决。小平同志说：“最理想的方案是通过一个改革文件，对全党起到巨大的鼓舞作用。”对改革产生重大影响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简称《决定》)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最终诞生的。
根据小平同志的意见，中央成立了由、、胡启立、胡乔木、姚依林、田纪云组成的文件起草领导小组，从1984年5月份开始，组织了一些同志对文件的起草进行研究和酝酿。受中央指定，国家体改委由高尚全和杨启先参加起草工作。
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首先要在理论上进行关键性的突破。当时。理论界争论的焦点是社会主义能否搞商品经济。60年代初，广东学者卓炯就首先提出了商品经济的概念。1979年，国务院财委体制改革研究小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初步意见”曾提出：我国的计划经济必须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基础上；改革的基本原则是，把单一的计划调节改为计划与市场调节相结合，把单纯的行政管理经济的办法改为经济办法与行政办法相结合，把企业从行政机关的附属物改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扩大企业经营管理的自。1979年9月，经济学家薛暮桥在一次座谈会上作关于经济体制改革说明时，指出：“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经济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优势，多种经济成分并在的商品经济”。1984年7月，马洪也指出，承认社会主义经济的商品性，是实行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的理论依据。限于当时政治环境，这些见解当时并未立刻被大部分人接受，也未纳入中央决策。
高尚全、杨启先等都竭力主张把理论界讨论商品经济的成果变成中央的共识，写进中央的《决定》。从改革试点的实践经验来看，什么时候比较注意发展商品经济了，什么时候经济就比较繁荣；哪个地方比较重视和放手搞商品经济了，哪个地方的经济就比较有活力、老百姓日子就比较好过。
但起草小组有的同志持反对意见，不赞成把“商品经济”写入《决定》，主要是担心会把社会主义混同于资本主义；有的同志认为最多只能写上“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其实，既然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就必然有商品经济。
面对许多“老资格”，在商品经济概念多次被否定的情况下，高尚全巧施高招，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的身份，以中国体改研究会和中国体改所的名义组织召开了一次理论讨论会。
1984年9月初，北京西苑饭店(当时还叫做西苑旅社)，童大林来了，蒋一苇也来了，一口气来了近20位思想比较活跃开放的专家学者。座谈会上，高尚全首先提出，应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概念，这是当前经济改革要求在理论上的一个关键性突破。
话题刚一提出，大家便议论纷纷。
“不搞商品经济，完全违背了一切从实际出发的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原则。”
“社会主义既然存在分工，就必须存在商品经济。资本主义阶段可以绕过，但企图绕过商品经济，中国的实践证明是不可行的。”
“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制度并无必然联系，商品经济并不是资本主义的特有范畴。”
与会经济学家的意见令高尚全激动不已，彻夜难眠，奋笔疾书。他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写道：改革就是要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扫清道路；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决不会模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经济是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商品经济，我国经济改革的方向应当是，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按照发展商品经济和促进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自觉运用经济规律。
经济学家的建议引起决策者们的高度重视，并被吸纳进文件。10月20日，《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顺利通过。《决定》明确宣布：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备条件。
这是中国改革的重大突破。
改革攻坚之年需要勇气，更需要创新
高尚全一直坚持认为，中国的改革是成功的，是举世公认的。但高尚全并不讳言，今天的中国依然存在体制，如产权改革、金融企业改革和社会分配等体制改革以及政府体制改革。2002年，有人认为，“中国已经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已经完成得差不多了”。而高尚全却大声疾呼：“改革不是进行得差不多了，而是到了最关键的时刻。”
商品经济学的基本矛盾篇8
关键词：价值转形；劳动价值论；资本主义；绝对量；相对量
中图分类号：F01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6260（2008）04-0001-09
经济理论作为人们对客观世界的一种抽象，是建立在各自特有的假设上面的，因此在用它们来解释客观世界时，就不能脱离其假设前提来进行，否则就会犯张冠李戴的错误。这方面比较典型的情况，就体现在人们对劳动价值论的理解及其运用上面。
一、“价值转形”的逻辑乱源：绝对量与相对量的混淆
我们知道，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虽然是建立在古典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的，但两者之间在这方面的认识却有着天壤之别。
以斯密为代表的古典学派，在“价值”的认识上继承了古希腊以来的社会“公平”观念，认为劳动是在简单商品交换中体现这种观念的最好“尺度”①。显然，作为比较人们之间利益关系的尺度，价值及体现价值的价格就不是一个绝对量，而是一个相对量。作为相对量的体现和比较人们之间利益关系的价值尺度，它的量值也就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不仅会随着人们之间相对利益关系的改变而改变，而且会随着社会制度的改变而改变（斯密，1981）。这也就是说，在不同的生产关系下，衡量价值的尺度是不同的，这正如钻石等各种在阶级社会作为体现人们社会地位而具有极高价格的奢侈品，在社会关系平等的原始部落几乎一钱不值一样，或者如同一商品以不同价值的货币计量有不同名称的价值量一样。正因为这样，所以在简单商品经济转换到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后，原来充当价值尺度的“单纯劳动”也就失去了相应的功能，被反映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本质（资本对劳动的支配）的“支配的劳动”所取代（在斯密这里，“支配的劳动”不是一个绝对量，而是一个随生产关系变化的相对量。如随着资本积累的进行，劳动工资在总收入中的比重有上升趋势）。显然，斯密对价值本质的理解，是与经济学的学科性质（社会科学）和目的（揭示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相一致的，因此两者之间并不存在任何的逻辑矛盾。
作为斯密经济学继承者之一的李嘉图，显然没有认识到价值的这种生产关系本质，因此不是把价值作为一种体现人们之间利益关系的相对量，而是把它作为一种客观的绝对量来对待，由此才会产生其要解决的斯密那里的“劳动”与“支配的劳动”之间逻辑不一致的矛盾（斯拉法，1981)，祈求找到一种不变的价值尺度，但毕其一生努力，也未能找到这样的尺度。其原因就是，他一方面将价值作为一种客观的绝对量来对待，另一方面又将反映资本主义制度本质的生产关系（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的平均利润率规律）引进到体系中来，由此产生了严重的逻辑矛盾（绝对量与相对量之间的矛盾）。而在斯密这里，由于价值的本质是生产关系，因此价值尺度是个随生产关系变化而改变的相对量，这也就是说，简单商品经济的价值尺度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价值尺度是两个完全独立的相对量，其中并不存在逻辑上的任何联系，所以在价值量上根本不存在从简单商品经济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的逻辑矛盾，这个所谓的“矛盾”完全是因为李嘉图对价值本质误解所产生的结果。也正是在这一点上，李嘉图确实如人们所讲的那样具有超人的逻辑推理能力，但却缺乏斯密那样的社会历史观。为此，他才会将劳动价值论运用到与该理论前提假设条件完全不同的资本主义，由此不仅产生了他自身无法解决的逻辑矛盾，而且还使得这个矛盾困扰经济学界近两百年，使无数人在这方面进行无谓的“智力游戏”竞赛。
我们知道，马克思对价值理论的研究，就是从解决李嘉图这个矛盾（等量劳动创造价值与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之间的矛盾）着手的。然而，由于马克思没有发现李嘉图矛盾产生的根源，仍然将价值量与价值尺度作为一种客观的绝对量来对待，同时又将劳动价值论运用于整个资本主义分析，因此马克思不仅没有解决这个矛盾，反而将这个矛盾推向了极至。
为了与绝对的价值量与价值尺度相一致，马克思不仅将古典学派以价值尺度为主要内容的劳动价值论，改造成了以价值源泉为主要内容的劳动价值论马克思在此显然犯了循环论证的忌讳，即价值是抽象劳动的凝结，因此，劳动形成价值，简言之，也就是“价值是劳动，劳动创造价值”。，而且创立了劳动二重性学说，以“抽象劳动”的“凝结”这种“准物质”的内容为价值作为一种“客观”的“绝对量”的存在提供了理论基础(马克思，1975)。如此一来，马克思不仅难以发现李嘉图在这方面的矛盾，反而会将这个矛盾推向极至。这是因为，既然价值是个“准物质性”的客观范畴，是个绝对量，那么它就必然通行于各种社会（在这方面，马克思显然存在着逻辑矛盾，因为他认为价值是阶级社会特有的范畴――这是他高明于李嘉图的地方，但又将其作为一种客观的范畴来对待，这样，价值也就不仅仅局限于阶级社会），并不会因为生产关系或社会制度的改变而改变，因此与李嘉图相比，更加无限制地将劳动价值论运用于整个资本主义经济的分析中，而且在此基础上构建起整个理论体系。这样的结果，必然不可能解决李嘉图所产生的问题，反而将这个问题推向了极至，同时也导致了其自身理论的逻辑矛盾。
这是因为，李嘉图虽然将只适用于简单商品经济的“客观性”价值理论用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分析而产生了严重的逻辑矛盾，但却始终是将价值作为一种绝对量来对待的，因此其体系的矛盾只是劳动价值论的适应范围问题（李嘉图实际上发现了劳动价值论不能用来解释资本主义经济，因此他一直试图寻找一种新的理论来解释资本主义经济，只是他最终没有做到这点），而马克思在价值的定义及其理解上却是双重的，即一方面将价值理解为“客观的”绝对量，或者说是“劳动的凝结”，其量由绝对的劳动时间决定，另一方面却又将价值理解或定义为“生产关系”（反映商品生产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同时将两者等量齐观，作为同一事物的两种表现，而没有认识到两者在性质上是截然对立的，是不可能统一在一个范畴中的，如其中一者是客观的（与社会生产关系无关的）绝对量，另一者则是非客观的（随生产关系变化而改变的）相对量。由于他将这种相互矛盾的价值理论应用于其整个理论，因此也就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其理论体系的混乱。这是因为，马克思是从价值分析开始其理论构筑的，或者说以价值理论作为整个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我们知道，作为逻辑起点的范畴是不能具有相互矛盾的二重性的，否则就一定会导致整个体系的逻辑混乱，遗憾的是，马克思没有认识到这种矛盾性，所以这方面的矛盾也就不可避免地会如影随形般地贯穿于整个体系（杨文进，2004）。
如在《资本论》（或者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论》）第1章分析价值及其与交换价值、价格和货币等范畴的关系时，由于将绝对性的“物”与相对性的“生产关系”等量齐观，就造成了这方面的矛盾。在马克思这里，价值虽然是从交换价值这个相对范畴中抽象出来的，但却将其定义为客观的绝对量，而交换价值及其发展形态的价格却是个相对量，所以必然会造成两者在逻辑上的矛盾。如马克思将交换价值与价格定义为价值的表现形式，里面不包含有任何使用价值的原子，如此一来，它们之间在量上就应该完全相等（价值作为一种衡量商品交换价值或价格的绝对标尺，它与被量物之间的比例应该是绝对不变的），但马克思却又说两者之间的绝对相等是极其偶然的，原因是供求的作用。这种解释虽然正确，但却与其前提假设（交换价值中不包含使用价值）相矛盾。因为供求的实质是使用价值，而使用价值对交换比例的影响，主要是通过生产关系性因素（由此使使用价值转变为可比较的“效用”）来起作用的，如钻石在不同社会中的巨大价值差异，就是因为生产关系所产生的，而生产关系却是一个相对范畴，由它决定的因素在量上必然是个相对量，所以其中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由于马克思没有发现其中的矛盾，而这些内容却又是其整个理论体系的基础，因此这个矛盾必然会充分反映在其体系中。
如马克思将这种实体性的价值理论运用到货币分析中，建立了一种价值绝对性的货币理论（与此对应的是其还有一种性质完全相反的价值相对性的货币理论），结果使得这种理论不仅解释不了货币与商品价值之间的非等量交换关系，而且以此为基础的货币理论没有任何的现代意义同二重性的价值理论一样，马克思的货币理论也具有这种性质。其以生产关系性价值理论为基础的货币理论，对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具有很强的解释能力。。将这种实体性的绝对价值理论运用到资本理论中，使得资本实际变得如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中的“生产要素”那样，完全不能反映他关于资本是生产关系的思想资本的价值量由生产关系决定的这种思想，在马克思那里，只体现在虚拟资本的价值变化上，而各种实体资本，包括货币资本的价值量，则完全不受生产关系的影响，只受技术性因素，如劳动生产率等因素决定。所以说，马克思的资本理论同价值理论一样，是二重性的。等。但同时，马克思又将这些范畴的本质理解为生产关系，并且无限制地将它们用于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分析，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本质却又与这些实体性范畴的内容格格不入，由此导致了体系内部的逻辑矛盾，“价值转形”中的矛盾就是这方面最突出的代表。
如上所述，在李嘉图那里就发现“绝对的价值理论”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之间无法做到逻辑上的统一，而马克思研究价值理论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解决这个矛盾。为此，如何解决（《资本论》第1、2卷中）绝对的价值生产与资本主义现实分配之间的矛盾，成为劳动价值论是否具有现实理论意义的关键。同李嘉图一样，马克思将平均利润率作为一种客观现实引进到产品价格的决定中，这也就是所谓的“价值转形”。我们知道，在李嘉图那里，这种转形是做不到逻辑上的统一的在李嘉图那里，价值转形没有两个总量的限制。高有机构成部门获得的利润量，是以低有机构成部门（更准确是不使用物质资本部门）的利润率（该利润率是不稳定的，与工资水平的变化方向相反）为基准计算的，因此在李嘉图那里，价格总量与利润总量都是不确定的，而且一般地说，价格总量与利润总量要大于（以劳动时间计量的）价值总量和剩余价值总量。，而马克思认为这个矛盾通过严格的假定是可以解决的。这也就是，假定利润总量等于剩余价值总量，生产价格总量等于价值总量，以中等有机构成部门得到的利润率为基准。这样，虽然发生转形，一些部门所得到的生产价格总量和利润总量与各自商品中的价值总量与剩余价值总量不一致，但不同有机构成部门之间的差额会相互抵消，因此不否定劳动价值论在资本主义的适应性。从形式上看，马克思似乎解决了李嘉图面临的矛盾，但如众所周知的那样，在这种“逻辑一致”的形式背后，却隐含着更严重的逻辑矛盾。这是因为，马克思这里以绝对价值出现的资本，在现实中是以生产价格的形式出现的，而生产价格的大小是由利润率的高低决定的，而利润率却又受资本量的大小所决定，在资本由资本生产、利润率与资本量之间相互决定的无限复杂的资本生产循环过程中，要做到两个总量之间的同时相等是不可能的，所以其中存在着严重的逻辑矛盾由转形所引起的价格总量与价值总量之间的不一致，马克思是认识到了的，但他认为，这些不一致犹如价值与价格的关系一样，在一个较长时期会相互抵消（《资本论》第3卷第181页），因此这种在每个时期所产生的误差，被马克思认为没有“进一步考察的必要”（同前，第185页）。。
不过，人们虽然发现了其中的矛盾，但却并没有认识到其中的症结所在。如他们解决该矛盾的种种努力，都是在绝对性的价值理论体系内进行的，在这样的基础上，必然会像马克思当年的努力一样没有结果（看似解决，实际上还是在原地踏步）。究其原因，就是没有认识到绝对性的价值理论与相对性的生产价格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作为前者，它是一种客观的绝对量，只与客观性的劳动时间有关；作为后者，它是一种相对量，或者说是生产关系，因此其量值是随着生产关系的变化而改变的，绝对值在这里没有实际意义在商品的价格与其决定基础的关系之间，新古典经济学显然更有自知之明。如他们认识到，价格作为一个相对量，是与“绝对量”的基础不相兼容的，因此才会从绝对性的“基数效用理论”转换到相对性的“序数效用理论”。同时，在他们的整个相对价格分析中，或者说涉及到相对价格的问题时，都是没有绝对值的总量的。。这说明，绝对的价值量与相对性的生产价格量，是两个根本不同的东西，两者在量上是没有直接的可比性的，人们将这种在性质上不可统一的内容相等同，一定要找到它们之间在量上的一致性，其做法犹如“秦琼战关公”一样，做不可为之事，自然不可能解决这方面的矛盾。
二、劳动价值论不能用于货币经济分析
“价值转形”百年努力而无进展的事实说明，绝对性的劳动价值论是不能用于货币经济的分析的。
自然，这并不是说劳动价值论是错误的，而仅仅是指它有其特定的适用范围。因为价值理论作为一种解释客观世界的假说（是人们一定世界观在经济理论领域的表现），显然是无“对错”之辨的，但任何假说都有其特定的前提条件，从而有它的适用范围，所以不存在适用于所有条件和能够解释不同性质社会的价值理论。劳动价值论作为一种绝对性质的价值理论，同样有其适用范围，也就是劳动充当唯一要素，或者是其他两要素的作用极小，同时劳动具有通用性（劳动者能够从事任何性质的劳动）或直接的社会性，并且信息完全等。显然，这些条件只有在最简单的商品交换与马克思设想的共产主义（不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才能够近似地满足。由于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人们盲目地将劳动价值论用于与其适应范围完全不同的资本主义货币经济，因此也就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上面所说的那些矛盾。
从理论上说，要利用劳动价值论来说明剥削，只有在两种情况下成立。一种是在假定劳动力价值给定且劳动生产率始终不变，并且剥削阶级以获得实物剩余为目标的社会。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才能够计算出必要劳动与剩余劳动的划分界线及其比例。实际上，在利用劳动时间的长短来分析必要劳动与剩余劳动，从而必要价值与剩余价值的关系时，马克思就曾利用中世纪封建庄园中农奴在自己土地上的劳动时间与在庄园主土地上劳动时间的分配比例来加以说明参见马克思著《资本论》第1卷第264-266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显然，如果是以货币剩余为目标并且劳动工资是以货币预付，产品通过商品交换而转化为货币收入为前提的社会，是不能通过绝对的劳动时间来计算产品的分配关系的。因为在这里，作为劳动工资的货币虽然是预付并且在量上是确定的，但它的购买力却是随着价格水平的变化而改变的，在其他因素不变的前提下，价格水平是与劳动时间的长短成反比的，即劳动时间越长，市场上的产品量就越多，价格水平也就越低，一定量货币的相对价值也就越大，在劳动生产率不变的前提下，它代表的劳动时间也就越多，所以在这种条件下，无法通过劳动时间的长短来确定必要劳动与剩余劳动的比例。
第二种就是在符合“自由竞争假说”的条件下成立。因为只有在这种条件下，即外部条件严格不变，以此保证厂商的边际收益等于平均收益这个假设成立的条件是：厂商众多，当某个厂商改变产量时，其他所有厂商的产量严格不变。因为如果其他厂商也同时改变产量，就会导致行业价格水平的变化，所以也就不能保持各厂商边际收益等于平均收益的初始条件。这种情况说明，自由竞争模型或假设，是与“竞争”不相兼容的，或者说它容不下竞争。因为在信息完全的条件下，竞争性厂商间的行动必然具有协同性，而协同性的行动必然会导致价格水平（反方向）的变化，这必然会导致各厂商边际收益与平均收益的不相等，所以自由竞争模型的前提假设与其结论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即价格水平对厂商来说始终不变），或者说保证单位劳动时间的货币价值不变，从而劳动时间的变化等于等量货币收入的变化，所以才能够在货币工资预付确定，即必要劳动时间不变的基础上，依据劳动时间的变化来计量剩余劳动时间及其与必要劳动之间的比例而计算出剩余价值率。显然，这种假设条件在现实中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因为在信息充分且竞争性的生产关系下，任何单个厂商的行为，都可以被理解为所有厂商的协同，这种协同性的结果必然是产品供给的过剩和价格的下降（或者是供给短缺与价格上升），马克思曾经指出过，当所有同种商品的资本家都延长工人的劳动时间时，他们并不能因此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或利润――会被价格水平的下降所抵消。如在这里，假设货币预付工资是4元，劳动生产率是每小时生产1件产品，产品价格是1元，现所有厂商都将劳动时间延长，假设由原来的8小时增加到10小时，但产品价格由此下降到每件0.8元，这时的剩余价值率就仍然是100%，比原来没有任何的增加；若价格下降到0.7元，那么剩余价值率反而会下降到75%。这说明，在价格变动的条件下，等量劳动能够取得多少货币收入，或者是预付的货币工资代表多少的劳动时间，取决于价格水平的变化，因此是不确定的，所以在竞争环境下，无法通过劳动时间来计算必要劳动与剩余劳动之间的比例。
对竞争性厂商的分析都不适应，劳动价值论自然也就更不能用于商品经济中行业与社会的分析。因为在商品经济中，无论什么行业，在社会有效需求一定的条件下，商品的价格水平都是与本行业所用劳动时间的多少成反比的，也就是说，价格水平是随着所使用的劳动时间的改变而变化的，所以无法直接用劳动时间来计量剩余价值率，这正如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生产函数理论基础上，在价格变化条件下无法用边际产品的变化来计量边际收入一样。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分析第二种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与各种产品之相对价格的关系中就指出，在各部门实际使用的劳动时间一定时，各部门在市场上能取得多少货币收入或总价值，是由社会需求决定的，也就是说，它与该部门所使用的绝对劳动时间无关。在宏观方面，在劳动货币工资预付的条件下，资本家阶级能够获得多少剩余价值，不仅与工人工资的绝对水平没有关系，更与工人劳动时间的长短没有关系，它仅仅取决于资本家阶级的有效需求，两者成正比关系。在假设工人工资全部被消费的情况下，剩余价值量也就等于资本家阶级的有效需求；剩余价值率则等于该支出与工人工资总额的比率。如果资本家阶级完全不进行消费与投资支出，那么无论工人的工资水平是多少或每天劳动多少时间，工人阶级都将得到全部的产品和价值。这也就是马克思指出参见《资本论》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69页。、卡莱斯基证明的“工人花费他们所得到的，资本家得到他们花费的”那样，剩余价值量的大小及其与必要价值的比例，仅仅取决于资本家阶级的有效需求的多少及其在总支出中的比重，与工人工资水平的高低和绝对的劳动时间无关。而我们知道，“有效需求”在马克思的分析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杨文进，2004）125-128，它是说明资本主义经济波动，尤其是经济危机，从而是证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适应于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基础。
这些情况说明，虽然可以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上建立起剥削理论，但却有着极其严格的限制条件，它不仅不能用于资本主义货币经济关系的分析，而且也不适用于以货币交换为基础的简单商品经济。这是因为，在以货币交换为媒介的经济体系中，人们关注的是相互间的比较利益，而体现这种比较利益的价格，是在人们的竞争关系中不断变化的，它不是一种绝对量，而是一种相对关系，所以不能用绝对值的劳动时间来反映这种关系。
我们知道，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分析，是从货币向资本的转化开始的，并且认为资本主义不仅以“货币预付”为特征，而且是以“货币利润”为目标的，也就是说，在马克思这里，资本主义不仅是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而且是货币经济，攫取货币利润目标的竞争是这种制度的常态，但马克思却又以绝对的劳动价值理论来分析整个竞争性的资本主义生产与分配，却没有认识到两者间在逻辑上的根本对立，这是导致其体系内部出现矛盾的根源之一。如在假设劳动时间的绝对价值及其社会代表的货币价值不变的基础上，从而以绝对的劳动时间作为计量工人阶级与资本家阶级之间关系的基础，却又引进资本主义的竞争关系及其表现的价格体系，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引进了资本主义内生性的货币供给体系，如上面指出的那样，后者都是相对量，而前者却是绝对量，这必然造成它们之间严重的矛盾冲突。如以劳动时间的长短来分析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关系，价格体系就必须是绝对稳定的，即价格始终等于价值且保持不变（货币工资的预付且等于劳动力商品价值，还要求劳动生产率严格不变），供求不影响价格，或者说供求之间必须保持绝对的一致（这意味着资本家阶级追求的将是产品剩余而不是货币剩余），同时货币的供给必然与商品价值的变化保持严格的一致，不能有任何的偏离。这种经济，显然不是马克思所要揭示的资本主义经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分析的精髓，就是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的不稳定性或波动性。这种波动性，源自于资本主义内部各方面对抗性的生产关系（不仅有劳资的，而且有各阶级内部的）。这种生产关系，不仅会引起供求的失衡而导致价格的不稳定性，而且会引起货币供给体系的不稳定性，并且以货币剩余为目的的资本主义经济，必然会使得货币贮藏与支付的功能得到最充分的发挥凯恩斯的革命，其实也就是强调货币贮藏与支付（信用）功能的发挥。因为没有这两个功能的发挥，市场交换中就不会出现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的失衡，也就不会出现有效需求不足从而经济衰退的现象，所以它是引起资本主义经济波动的决定性因素。马克思对这两个功能的作用是比较重视的，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凯恩斯革命是对马克思这方面认识的回归。，产生严重的周期性有效需求不足，从而引起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这种不稳定性，显然是容纳不下绝对性的价值计量的，或者说无法以绝对的劳动时间来计量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分配比例。更重要的是，在马克思这里，资本主义并不是一种以追求绝对的剩余为目的的经济体制，而是一种追求相对生产关系为主的经济制度。因为资本家追求剩余价值和资本积累都并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消费需要，而仅仅是为了获得更多的货币剩余价值，所以这些被积累并充当实际资本的价值最终要被转换为更大的商品产出的，这些产品最终必然是被（在假设只有两大阶级存在的情况下）工人阶级消费的针对马克思这种理论的形式结论（资本积累会导致工人阶级贫困化）与逻辑结论（资本家进行资本积累不是为了自己消费）之间的逻辑矛盾，琼•罗宾逊正确地指出“假如资本家完全是按照马克思所描述的那样生活着，并把全部剥削真正用来投资的话，那就不需要社会主义了。社会主义最强有力的根据是马歇尔所强调的作为私有财富来源之一的归食利者占有利润。马克思所强调的作为积累来源的企业利润，倒是资本主义的最强有力的根据。”（琼•罗宾逊：《马克思、马歇尔和凯恩斯》，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24页。）。这种情况充分说明，剩余价值、价格、利润、生产价格、资本等范畴，体现的都是资本主义的相对生产关系。作为生产关系的体现，它们的量，就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是随着生产关系的改变而变化的。这些内容，显然是绝对性的劳动价值论所体现不了的，由此说明，劳动价值论的性质与马克思所要达到的目的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
三、马克思价值理论的精髓：生产关系性价值理论
在资本主义经济分析中，马克思所要达到或已经达到的目标与实体性劳动价值论的局限性之间的矛盾说明，实体性的劳动价值论，不仅充当不了其整个体系的理论基础，而且成为其体系产生矛盾的根源，因此，去除这种价值理论，是保证马克思经济理论实现逻辑统一和做到理论与实际统一的前提条件。
去掉实体性价值理论，并不意味着马克思的整个理论体系，尤其是剩余价值理论失去理论基础。如上所述，在马克思那里，实际上有两种性质截然不同的价值理论或价值定义，一种就是上面分析的，给其理论体系造成逻辑混乱并且与资本主义实际完全不符的实体性价值理论，另一种就是生产关系性质的价值理论或定义。以后一种理论为基础，不仅可以消除其理论体系中的逻辑矛盾，而且与马克思所要达到的揭示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目的相一致，即能够做到理论与实际的高度一致。
从逻辑上来说，如果确认价值是一种生产关系，那么它的量值就是相对的，是随着生产关系而改变的，或者说是无形的，既然价值量是“无形”的，也就根本不存在所谓的价值量“转形”，因此也就不存在马克思价值体系中（量方面）的逻辑矛盾。这是因为，价值既然是生产关系，那么，不仅价值量是随着生产关系而改变的，而且价值的衡量尺度也是如此，这说明简单商品经济的价值量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价值量是两个不可比的数值，所以不存在价值形态的转形问题。既无转形，自然也就不存在量上的差异。同时，将价值定义为生产关系和相对量，那么价值范畴就能与交换价值、价格、资本、利润、生产价格等范畴在逻辑上保持一致，从而做到整个理论体系逻辑上的一致性。
在这里，虽然仍然可以用“劳动时间”作为比较商品价值或价格间的尺度，但这种尺度却不是绝对的，劳动更不是“凝结”为价值（价值只是经济学对人们利益及其相互关系的一种理论抽象，是一种生产关系）或成为价值的源泉作为假设，并不是说不可以将劳动定义为价值的源泉或“凝结”为价值，但这种定义的现实解释能力很差。作为人类利益及其实现的源泉，应该是社会生产或生产力。由于生产力由三要素组成，如果认为只有单纯的“劳动”形成价值，其他两者对此没有贡献，那么可以在同样的方法论基础上，创造出与“劳动价值论”性质一样的“土地劳动论”、“资本价值论”，其中所要做的仅仅就是将“劳动价值论”中的“劳动”换成“土地”或“资本”。同一方法，能够产生三种性质一样但结论却完全对立的价值理论，由此说明这种理论在方法论上是有问题的。同时从系统论知道，系统虽然是由要素组成的，但其性质却完全不同于要素的性质，因此各要素虽然是价值生产不可缺少的部分，但却不是价值或商品生产的源泉，而是价值生产的构成要素。而不同要素在质上是不可比的，或者说是异质的，因此不可能形成同质性的价值，也就是说，作为异质品的要素在量上都不可能决定商品的价值，从而价值在量上是与各生产要素的量完全无关的，它仅仅是一种生产关系的体现。在这个过程中，各要素也完全发生蜕变，即由生产要素变成了经济要素，它们的生产关系量，即价值量变得与它们各自的自然属性的量完全无关。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说价值在量上是与各技术性因素完全无关的量，因此以一个不体现任何要素性质和各种技术性关系无关而仅仅反映商品生产者之间利益关系的“劳动时间”作为相对价值的比较尺度。，而仅仅是充当衡量不同商品间交换比例（不是绝对量）的比较尺度，或者说不同商品间的交换比例是由生产它们之间的相对劳动时间（包括间接的劳动时间，即生产资本所耗费的劳动时间等）决定的，同时这种尺度只适应于简单商品经济。因为相对价格（理论）是容不下“绝对量”的，正如西方新古典经济学中的相对价格理论容不下“绝对量”的“基数效用”，后者必然转换到相对量的“序数效用”一样，所以在这里，劳动时间不是一个绝对量，而是一个比较不同商品间交换比例的相对量，即商品间的交换比率由生产它们的劳动时间决定。在这里，“劳动时间”被认为是一个较好的反映商品生产者之间利益关系的比较尺度，因为它不包括生产中任何要素的异质性质和各种技术性关系的影响，所以能够较好地体现出价值的生产关系本质。
显然，如同一切相对价格理论只具有微观意义一样，以劳动时间作为商品价格的比较尺度也只具有微观意义，并且不能用于解释宏观性的经济运行和分配关系，这正如西方的相对价格理论在这方面的局限性一样。不过要指出的是，正如西方新古典经济学的相对价格理论反映的只是一般商品经济的生产关系，却不能反映资本主义特有的生产关系一样，以单纯的“劳动时间”为衡量标准的价值尺度，反映的也仅仅是简单商品经济的生产关系。
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中，充当商品间交换价格比较尺度的是生产价格，因为它充分反映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即资本主义是一个股份公司，不管将资本投向何方，都要求得到平均利润，所以不仅反映了资本与劳动的关系，而且也反映了资本家内部之间的关系。同时，这种比较尺度不仅具有微观意义，而且具有明显的宏观意义从理论上说，利用任何一种价格尺度，都可以将不同性质的产品的价格加总起来得到一个总量，但这样得到的总量没有任何的意义，同时也不反映社会内部的生产关系，因此在资本主义以前，是没有总量概念的，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相对价格理论中，就没有总量范畴。。如在这里，不同的异质品之所以能够加总起来形成总量并且有意义，是因为它们都是资本支配下的产品，都包含了反映资本主义一般生产关系的平均利润，并且这个总量的大小反映了资本主义内部的劳资分配关系，如一定生产基础上的价值总量较大，反映资本家阶级在其中占有较大的优势地位（它反映有效需求较大，从而利润在总支出中占有更大的比重），总量小，即一切相反，因此它充分体现了价值量是随着生产关系的变化而改变的特征在资本主义社会，如果要找一种反映其生产关系本质并衡量其大小变化的“绝对”价值尺度，那么就是斯密所说的“支配的劳动”或凯恩斯分析的“工资单位”，这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劳动力商品价值”。因为这种尺度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对“劳动”的支配关系，体现了其本质特征――通过支配劳动来获得更大的支配的权力。显然，这种尺度也是相对的，因为“工资单位”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变化而改变的，这里将其作为“绝对价值尺度”对待，只是它可能用来反映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绝对变化”，即资本对劳动的权力是绝对增加还是减少了。。一定基础上的价值总量由特定的生产关系决定，也就充分体现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不是物，而是生产关系”的科学论断，体现了资本是一种获得未来收益的价值，因此它的价值量由它所获得的收益决定，因而是不稳定的，是随着生产关系而变化（这种变化决定和反映了资本主义经济的不稳定性）的思想精髓。
我们知道，劳动价值论一直被认为是剩余价值理论的基石，将实体性的绝对价值理论转变为生产关系性的相对性价值理论，是否会因此动摇剩余价值理论的基础，这也许是人们最为关心的要特别注意的是，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并不是要说明资本对劳动的具体剥削量，而是说明资本与劳动的对立关系和在这种关系中劳动总是处在相对不利的被压迫地位。。实际上，并不产生这样的结果。也就是说，在相对性生产关系价值理论基础上，同样可以得到剩余价值理论以及剥削的结论。因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就是资本对劳动的支配并获得剩余，所以不管价值的源泉是什么或者劳动是否创造价值，剩余都来自于资本对劳动支配的结果。这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基础上，“资本支配劳动”下的生产都会产生一个剩余。只不过相对于新古典经济学在边际分析方法基础上得到这个剩余是一个确定量（它等于资本对总产品的边际贡献乘以资本量）来说，建立在平均分析方法基础上的古典经济学认为，这个量，或者说劳动与资本间的分配比例是不能严格确定的在同样的方法基础上，斯密得到资本积累有利于工人的结论；李嘉图得到资本积累与工人无关的结论（工资由外生的必要生活资料数量决定），马克思则得到了不利于工人的结论。，是随着生产关系的变化而改变的（杨文进，2006）；而在劳动与资本的分配关系中，一般地说，劳动总是处在一种相对不利的状态中，而资本积累中的有机构成提高等，更是会加强这种趋势。所以在“剩余”分析中，并不需要实体性的劳动价值论做基础，或者说，“剩余价值理论”与“剥削”完全可以建立在相对性价值理论基础上。在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中，实体性价值理论基础的目的仅仅是说明（在外生性的劳动工资基础上）剩余价值量的计算方法。然而如上面指出的那样，这个具体量的准确确定，是与马克思理论分析的精髓，即资本主义的经济运动是不稳定的，劳资关系也总是非均衡的，因此实际的劳资分配比例或具体的剩余价值量是不能事前确定的等理论结论不相兼容的。如在马克思的实际分析中，就并没有严格采用外生性的劳动工资或工资总额不变的假设，而是认为实际工资水平是随着劳动供求和商品价格的变化而改变的，因此会出现繁荣时期工人不仅生活改善而且有一定储蓄，但在危机与萧条时期，储蓄会逐渐被消耗且生活质量下降的结果，同时在这样的基础上才会发生利润率及其决定的经济运动的非均衡性。没有这种非均衡性的分配比例的变化，是不可能出现这些结果的。
“价值是生产关系”的理论，还可以与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内生性货币理论、资本主义的自我异化理论等一系列理论保持逻辑上的高度一致，此外，百多年来被人们争议的价值理论逻辑性的一致性问题自然也就因此而不存在。因为价值既“无形”，自然也就不存在“转形”问题，所以无论在价值的“质”还是“量”上都不存在不一致的问题。
最主要的是，这种性质的价值理论能够做到理论与实践的一致。价值是生产关系，那么资本量、收入量、工资额与利润之间的比率等，也就都是随生产关系变化而改变的量，因此在长期，各种价值比率关系，如资本有机构成（资本存量与劳动工资的比率K/w）、利润率水平、利润与工资各自占收入的比重（p/Y、w/Y，两者的比例就是剩余价值率p/w）、资本产出比率（K/Y）、经济增长率等都是稳定的，但在短期则是与随着经济波动而变化的事实相一致1958年，英国经济学家卡尔多（Kaldor）通过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长期统计资料的分析，提出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六个程式化事实：一是产出和劳动生产率以稳定的比率持续增长；二是每个工人的资本数量持续增长；三是利润率水平从长期看是稳定的，但在短期是波动的并与投资的波动相联系；四是在长期，资本产出的比率是稳定的；五是利润在收入中的比率是稳定的；六是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和总产出的增长率在不同的国家呈现巨大的差异。。这是因为，当收入分配比例发生改变时，资本的存量也会发生变化，从而使收入（商品价格总量等）发生变化，所以各价值比率之间的关系在长期一定会保持稳定。如利润率下降，存量资本就会因此贬值而使利润率恢复正常；利润率上升，则一切相反。由此也就充分证明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各经济变量的实质是生产关系的科学结论，并且与他所要达到的揭示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的目标相一致这些稳定性的价值比率，是建立在总量生产函数基础上的西方主流经济学所无法解释的――只能作“技术进步中性”的假设。，因此完成了理论与实践的一致。
所以说，只有将实体性价值理论舍弃，坚持生产关系价值论，才能够避免或解决原有理论体系中的各种逻辑矛盾，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分析的精髓才能够做到充分体现，或者不被人们（因各种形式上的暇疵）所曲解，才能够得到理论与实践的高度一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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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文进.2004.论马克思的宏观经济学：马克思经济理论新解读［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杨文进.2006.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论：系统与内容的重建［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LogicalRootofContradicinValuetransforming:Confusion
ofabsoluteQuantityandRelativeQuantity
――ResearchontheessenceofmarxisttheoryofValue
YanGwenjing
(Collegeofeconomics,ZhejiangGongshangUniversity,Hangzhou310012)
abstract：theessenceofvalueisproductionrelationsandthemeasureofvaluemustreflectthenatureofsociety,sothemeasureofvalueandthevaluequantitybotharerelativequantity,changingwithproductionrelations.thereisnocomparabilityamongdifferentvaluequantityunderdifferentproductionrelations.thetheoryofvaluepursueslogicalunify,whichmakesusapplylabortheoryofvaluewhichmerelyadapttothesimplenonmonetarygoodsexchangetocapitalistmarketeconomywhichiscompletelydifferentinnature,andneglectthefactthattheabsolutevaluequantityandtherelative“productionprice”quantitywillnotunifylogically.thereforethereisseriouslogicalcontradictioninclassicalschoolsystem.theoryandfactshaveproventhattheabsolutelabortheoryofvaluebasedon“entity”isincompatiblewiththeessenceofcapitalisteconomypromulgatedbymarx.therelativetheoryofvaluebasedonproductionrelationsistrulyitstheoreticalfoundationandtheessenceofmarxisttheoryofvalue.
商品经济学的基本矛盾篇9
国家经贸委贸易市场局与中国全国商业信息中心对603种主要商品2001年下半年的全国市场供求情况的分析显示，供求基本平衡的商品103种，供过于求的商品500种，没有供不应求的商品（《经济日报》2001年7月16日第2版）。该分析还表明，下半年供过于求情况最为严重的是家电商品，其生产能力仍然严重过剩，市场竞争将更趋激烈。当然，这项分析也存在一些缺陷，主要是所选取的600余种商品存在结构上的问题，没有包括基础设施等公共物品（publicgoods）,而这些公共物品很大程度上至今供给不足。因此，当前我国市场局势一方面是生产过剩（overproduction），另一方面事实上还存在有效供给不足，产品品种不丰富，但是总的说来，当前市场的主要特征是生产过剩。
生产过剩，简单地说就是商品的供给大于需求，产品滞销，物价下降。生产过剩到底是“好”还是“不好”？一般都从“坏”的角度认识生产过剩，认为生产过剩导致经济不景气，工厂倒闭，工人失业，当然不好。此言不错，但是我认为还是要辩证地看待生产过剩。生产过剩诚然有坏的方面，但是较之“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短缺经济时代，你不能不说是个巨大的进步，因此从这个角度看，生产过剩无疑是“好的”。生产过剩的“好”，理论上也可以得到很好的解释。马克思主义的生产过剩危机理论告诉我们，生产过剩危机是一个商品经济范畴，买和卖的分离包含着生产相对过剩危机的第一种可能性，货币执行支付手段职能时包含着危机的另一种可能性。这就是说，不论是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还是古典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只要存在商品货币关系，就存在着生产相对过剩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尽管这种可能性不等于现实性。但是，危机的可能性不是危机的原因，危机的可能性要转变为现实性，必须有整整一系列的关系，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写道：“现实危机只能从资本主义生产的现实运动、竞争和信用中引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第585页）。因此，80年代末期以来中国出现现实的生产过剩，并不有悖于商品经济的自然属性，相反，它是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信用关系进一步发展的结果，是市场化程度进一步提高的表现，也说明中国经济已具有了市场经济国家的若干重要特征。这其实是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这样，从商品货币关系角度考察生产过剩，生产过剩的出现并不是坏事，这是改革开放带来生产率提高和生产力进步的必然结果，是生产率日益提高和新的投资领域不断开拓大规模增加了供给。版权所有
当然，我并不是为生产过剩叫好，唱赞歌，既然要辩证地看待，那么在看到“好”的同时，确实还要关注生产过剩的“坏”。坏，体现为生产过剩是通货紧缩（deflation）和经济萧条(depression)的直接诱因，破坏社会再生产的顺畅运行，无疑需要克服和遏制。生产过剩的原因在于生产和消费之间的矛盾。在我们传统观念中，生产过剩主要存在于资本主义国家。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的论述，生产过剩危机是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定期爆发，在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之间对抗性矛盾的表现。这种对抗性矛盾，源于生产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社会虽然不存在生产社会化和私人占有之间的对抗性矛盾，但并不意味着生产和消费之间不存在矛盾。改革过程中，由于体制的变异，加之生产和消费之间本身的固有矛盾，生产和消费的矛盾愈益尖锐，进而表现为生产无限扩张的趋势与普通城乡居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不足之间的矛盾，从而导致生产过剩。因此，生产过剩的根源是改革过程中生产和消费矛盾的日益尖锐。按照这个思路，消化生产过剩，关键是要缓和生产和消费的矛盾，这个矛盾的主要方面又在于消费，也就是说，缓和生产和消费的矛盾，主要是要刺激和启动消费，因为持续多年的消费不足至今没有明显改观。启动消费，重点又在于农村消费。当前城市消费已相对饱和，但是农村消费则停滞不前，城乡消费反差太大。1999年，乡村地区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所占比重已从1985年的52.96％下降至38.68％，减少了14个百分点，而农村人口却占全国人口的69％。今年上半年，城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上年同期增长11.6％，县及县以下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8.1％，城镇高出乡村3.5个百分点，而去年同期为1.8个百分点，去年底为2.3个百分点，城乡市场零售额增幅差距进一步扩大。农村居民拥有的耐用消费品远低于城镇居民。1999年底，农村居民平均每百户拥有彩电38.24台，电冰箱10.64台，洗衣机24.32台，照相机2.69部，同期城镇居民平均每百户拥有量分别为111.57台、77.74台、91.44台、38.11部。在城镇流行的空调器、热水器、排油烟机、微波炉、家用电脑、影碟机等耐用消费品，农民的拥有量更低。因此，消化生产过剩，根本落脚点是要启动农村消费。启动农村消费，必须立足于以下几方面：
首先，切实增加农民收入，增强农民购买力。农民收入增速持续4年下降，其主要原因之一是大量剩余劳动力滞留在农业，农民的非农就业机会减少。未来增加农民收入的关键是为农民兄弟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转移大量剩余劳动力，这又主要依赖于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经济快速增长了，就会为农民外出打工提供更多的机会，乡镇企业也会得到较快发展。继续大力发展乡镇企业，仍然是解决农民就业问题的根本出路。但是在当前的市场竞争中，乡镇企业处于相对较弱的地位，为此政府必须继续扶持乡镇企业的发展，对乡镇企业的政策不宜简单关闭了事，要积极引导。金融市场的改革方向，也应该保证乡镇企业的融资需求。只要乡镇企业再度蓬勃发展，大量剩余劳动力得以转移，农民收入增速继续下跌的趋势必将得到扭转。此外，切实减轻农民负担是增加农民收入的直接途径。
其次，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消费环境。农民的家用电器拥有量低，除开收入因素外，农村基础设施十分落后也是非常重要的原因。一般的家用电器都需要相应的基础设施相配套，例如电视机需要电压稳定和有线电视信号，电冰箱需要电源供应不间断，洗衣机离不开方便的自来水供应，但是农村的这些基础设施的现状是：电视信号比较弱，收视效果差；电力供力跟不上，电压不稳定，收费比较高；自来水普及率很低；不通公路或路况极差。基础设施建设的滞后，严重限制了家用电器在农村的普及。因此，启动农村消费，必须尽快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其内容包括农村电网、有线电视、自来水、农村道路等方面的建设。农村基础设施是公共物品，其建设需要大量资金投入，贫穷的中国农民当然出不起，这无疑需要政府投入，将城市供水、供电、电信、道路建设、广播电视等公共事务职能伸入农村，兼顾社会公平，缩小城乡差距。同时，也应鼓励农民集资办小水电、小水塔、电视信号接转站等。水、电、路、信号等基础设施问题解决后，广大农村地区将很可能出现一个家用电器消费热潮，蓄势待发的潜在需求将变为现实，进而消化掉彩电、电冰箱、洗衣机等家用电器严重过剩的生产能力。
再次，进一步搞活流通，加快农村流通网络建设。目前农村流通网络残缺不全，农民购物并不方便，影响农民购买力的实现。供销社曾经是农村销售网点的主渠道，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早已陷入困境。国有商业网点又不愿进入农村市场。活跃于农村市场的主要是一些分散的个体工商业户，这些个体工商业户大多实力不强，素质不高，不具备经营耐用消费品的能力，难以担当开拓农村市场“主力军”的重任。因此，当前农村市场的销售网络和服务网络很不完善，耐用消费品的维修网点少，售后服务无法保证，坏了无处修，遇上假冒伪劣产品也很难投诉，索赔更难，使得农民即使有钱也不敢购买耐用消费品，从而人为地抑制了农民消费需求的实现。因此，启动农村消费，一定要合理布局农村商业网点，构筑点线面相结合、适应农村市场特点的流通网络，拓宽销售渠道。建议国有商业企业以灵活多样的方式进军农村市场，在县城和农村乡镇逐渐引入连锁经营、配送制、直供等新型营销方式，同时定期到农村进行产品促销宣传活动，增设家电、农机维修服务网点。
商品经济学的基本矛盾篇10
〔论文摘要]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是指原始实物交换条件下的交换比例的决定法则，它必然同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条件下的商品价格决定和变动相抵触.斯密歌锐地觉察到了这个矛盾，但没有找到正确的解决方法，李嘉图同样没有提出有效的解决方法，但却坚持劳动价值论的普通适用性，结果留下了被论敌攻击的口实.马克思解决了李嘉图学派的矛盾.
1李嘉图劳动价值论中的两个矛盾
1.1劳动价值论同等t资本获取等t利润之间，的矛盾
李嘉图在《原理》一书《论价值》章的第4，5两节中举了个例子.假定资本家a投资了5000镑，全部作为支付工资的“流动资本”.现雇佣10。个工人生产谷物，假定利润率为1000，则年终谷物的相对价值为5500镑，即工资5000镑，利润500镑.另假定资本家B同样投资5000镑，作为支付工资的“流动资本”雇佣100个工人制造机器.年终机器的相对价值和谷物一样，都是5500镑.
第二年，a把谷物卖掉后继续投资5000镑，雇佣100个工人，生产出来的谷物价值和上年度一样，仍为5500镑.假定B在第二年利用第一年生产出来的机器，即投入固定资本为5500镑的机器，然后再投资5000镑雇佣100个工人生产布匹.假定机器不磨损，即没有旧价值的转移，则布匹的相对价值为6050镑，其中5500磅是100个工人的工资5000镑加上这笔资本的利润500镑之和，这和谷物的情况一样.除此之外，还有550镑则是5500镑固定资本(机器)按10%的利润率计算所应得的利润.
在这里李嘉图写到:“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资本家们每年在商品生产上所使用的劳动量虽然恰好相等，但所生产的商品的价值却会由于各人使用的固定资本或积累劳动量不等而会不相等.”这个论断显然和他所坚持的活劳动创造价值，劳动量决定价值量的基本理论相矛盾.但是李嘉图却仅仅把它看作是价值决定的一种例外.
由这个矛盾引起的一个争论是“耗费等量劳动生产的葡萄酒，为什么窖藏时间长的陈葡萄酒会比没有窖藏的新葡萄酒有更大的价值"?
1.2劳动价值论与劳动和资本相交换之间的矛盾
商品的价值由不变资本(C)、可变资本(V)和剩余价值(m)构成.其中V+m是工人新创造的价值，工人所得工资为V.按照等价交换原则，新创造的价值应与工人所得(工资)相等，V+m=V，此式显然不成立，除非剩余价值为0，但剩余价值是不可能为0的.矛盾产生了.
2李嘉图学说的反对者和支持者之间的论战
19世纪20^30年代英国经济学界围绕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展开了一场大论战.这场论战的结局是鼎盛一时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及其价值论走向衰败和解体.论战的发起者是马尔萨斯.他在《政治经济学定义》中指出:“李嘉图所说的例外，是指所用固定资本量不等，耐用程度不同，而所用流动资本的回收时间由彼此各别的商品，这类商品为数之多，使得劳动时间决定价值的法则可以看成是例外，而这种例外反倒成为了法则”.马尔萨斯还指出:“李嘉图的理论只有在特殊情况下，只有在不使用资本从而不存在资本利润的‘文明’以前的社会中，才是适用的”.
詹姆斯·穆勒和麦克库洛赫都是李嘉图的忠实门徒和李嘉图学说的坚定信仰者和继承者，他们把李嘉图学说看成是一个完善的体系，力图通过解释和注释来维护李嘉图学说体系.但是，他们没有能力解决李嘉图学说体系中的内在矛盾，他们对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和利润理论的解释实际上使得李嘉图学说庸俗化，同时也标志着李嘉图学说体系的瓦解.
2.1詹姆斯·穆勒对李嘉图学说体系矛盾的解释
这场争论的中心本来是李嘉图学说体系中存在的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和价值决定的矛盾，但却被片面化为对新旧葡萄酒的价格问题的解释.穆勒认为，在新酒窖藏的时间内，用手直接去做的劳动即直接劳动已经结束，而用手所生产的工具间接去做的劳动即积蓄劳动仍然在进行.他还认为，直接劳动和积蓄劳动都是创造价值的劳动.在生产陈葡萄酒的过程中，当人的直接劳动结束后，生产葡萄酒时耗费的全部资本在葡萄酒窖藏期间仍在劳动，因此葡萄酒的价值仍在增加.
对前面提到的第二个矛盾，穆勒认为，商品是由劳动和资本共同生产的，劳动者和资本家都是商品的所有者，商品的一部分归劳动者所有，另一部分归资本家所有.在生产过程中，劳动者为了得到生活资料，将本来属于自己的那部分商品出卖给资本家，资本家以工资的形式支付属于工人的那部分商品的价值.因此，劳动和资本的交换，是普通商品之间的交换.至于劳动者的工资和资本家的利润的大小，则是由市场供求决定的，在这里，穆勒完全棍淆了劳动和劳动力.
2.2麦克库洛赫对李嘉图学说体系矛盾的解释
麦克库洛赫是通过歪曲劳动的规定性来解释第一个矛盾.他说:“有充分理由把劳动定义为任何一种旨在引起某一合乎愿望的结果的作用或操作，而不管它是由人、动物、机器还是自然力量完成的”.他后来又把这个说法修改为:“只有人占有的畜力和自然力量能够劳动和创造价值”.他依此解释说，陈葡萄酒的价值增值完全是由自然力量在酒桶内较长时间劳动的结果.因而，陈酒所包含的劳动量要比新酒所包含的劳动量大很多.
针对李嘉图学说体系中的劳动价值论与资本和劳动相交换的矛盾，麦克库洛赫是这样解释的:价值区分为“实际价值”和“交换价值”.实际价值是由生产商品所消耗的必要劳动量决定的，而交换价值是以它与其他商品或劳动所能交换到的劳动量或商品量来表示的.劳动和其他商品一样，也是普通商品.所以在市场上，商品和商品的交换是按等价进行的，劳动和资本也是等价交换的，这样就没有利润产生了.但是，利润实际上是存在的.麦克库洛赫又解释到:实际价值和交换价值只是在供求均衡时才会一致，现实中他们往往是不一致的.交换价值总是大于实际价值，二者差额就是利润.麦克库洛赫在同李嘉图的反对者马尔萨斯的论战中实际上完全背叛了李嘉图，而是站到了马尔萨斯的阵营里，因为正是马尔萨斯将资本与劳动的交换说成是少数劳动和多量劳动的交换，来否认劳动价值论，并将利润归结为来自流通.
2.3马克思: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
1885年，恩格斯在《资本论》第2卷《序言》中，要求那些污蔑马克思“副窃”的“经济学家们”证明:“相等的平均利润率怎样能够并且必须不仅不违反价值规律，而且反而以价值规律为基础来形成.”对这个问题，在以后的10年间，不少资产阶级学者提出了各自的解释，但没有一个正确答案.直到1894年《资本论》第3卷问世，才以生产价格理论作出了科学的回答.
其实，在《资本论》第1卷定稿前，马克思就已经最终完成了生产价格理论.资本主义企业生产的每一个商品的价值构成包括三个部分，即不变资本的价值(C)、可变资本的价值(V)和剩余价值(m).用公式来表示，就是:w=C+V+m.其中C+V是资本家的生产费用，也叫做成本价格(用K来表示).于是，原来的公式w=C+V+m，现在可以表示为w=K+m.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中，既有部门内部的竞争，又有各部门之间的竞争，部门内部的竞争形成商品的社会价值和部门利润率.在此基础上，等量资本要求等量利润，必然引起资本在部门之间的竞争，结果使各部门不同的利润率转化成全社会一般的利润率，即平均利润率.按照平均利润率归资本家占有的利润.就是平均利润.利润转化为平均利润，价值也就转化为生产价格.生产价格就是成本价格和平均利润之和.李嘉图的例子清楚的证明了价值(C+V-+m)转化为生产价格(C+V+p).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后，商品市场价格就不再是以商品价值为中心而是以生产价格为中心，上下波动.当然，这并不是说价值规律不起作用了，只是作用的表现形式发生了变化.生产价格的形成依然是以价值规律为基础的，生产价格的变化最终取决于价值的变化和部门之间的竞争状况.
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是资本主义生产发展到一定高度的产物，是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和发达商品经济条件下价值规律的具体表现形式.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商品按照他们的价值或接近于他们的价值进行交换，比那种按照他们的生产价格进行交换，所要求的发展阶段要低得多，而按照他们的生产价格进行的交换，则需要资本主义的发展达到一定的高度.”在简单的商品经济的条件下，商品只能按价值进行交换;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商品也只是在较大范围内按社会价值进行交换;只有到机器大工业阶段，资本主义关系取得统治地位以后，形成了自由竞争的环境，资本和劳动力可以在各部门之间自由转移，在这种条件下，利润才能转化为平均利润，从而价值才能转化为生产价格.
马克思的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理论，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它科学的解决了劳动价值论和等量资本获取等量利润之间的矛盾，证明了生产价格规律只是价值规律作用的具体形式，两者并不存在实质上的矛盾.
新、陈葡萄酒由于窖藏时期不同，即资本周转时期不同而具有不等的利润，在资本流动较慢的情况下，由于平均利润率的形成，因而陈葡萄酒的生产价格会超过其自身的价值，会超过新葡萄酒的生产价格.马克思的理论从实质上解决了这个难题.
3马克思:劳动和劳动力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