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作物的发展史篇1
文革以后农史研究进入全面发展的新阶段。其特点是在前一阶段整理农书的基础上，以农业科技史为中心，对农业生产力、生产关系、农业政策、农业文化等各个方面开展全面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同时，专业农史机构的研究和专业农史机构以外的各学科的有关研究也获得初步的整合。由于内容较多，本节分为两部分，首先概述新阶段的一些主要特点，然后简要介绍重要研究领域及其重要成果。
（一）农史研究新阶段出现的原因及其主要特点
1、新形势出现的主客观原因
客观上，文革结束后我国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阶段，实现中国式的农业现代化，需要从农史研究中获取借鉴，这给农史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也提供了巨大的推动力量。主观上，建国后十七年以资料整理为中心的工作已经为农史研究打下很好的基础，循此继进，开展全面的史的研究是学科自身发展的趋势。这种发展在文革中被人为地中断了。文革结束后，人们被压抑的研究农史的热情迅即迸发出来。这在1977年安徽合肥召开的中国生物学史（包括农、医史）学术讨论会上已有所表现。1978年，农业部和农科院不失时机地提出了编写《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的任务。1979年，在郑州召开的第一次编写会议，被农史界学者喻为"农史研究春天"的到来。继之，80年代初又有《中国农业百科全书》的上马，该书特设《农业历史卷》，在草拟框架时，确定其内容包括农业起源与原始农业、农业生产史、农业经济史、农业思想史、农业科技史、地区农业史、少数民族农业史、世界农业史等学科分支或项目，实际上是大致明确了农史学科的"四至"。从1995年开始，在郑重会长的倡导下，中国农史学会组织编写全面反映中国农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历史发展《中国农业通史》，全书分原始时代、夏商西周春秋、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辽金元、明清、近代卷和边疆民族卷，另有附录一卷，共10卷，规模宏大，目前仍在编写之中。这些动员整个农史界力量编写的大工程的启动，对农史学科的推动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同时，在不同学科加速交叉融合的形势下，友邻学科理论方法以至资料的引入，也为农史研究提供了新的生长点。这些既促进了农史研究新阶段的到来，也成为新阶段的重要标志之一。下面简单介绍这一新阶段的一些主要表现和特点。
2、研究队伍空前壮大
3、农史刊物的创办
1981年，中国农业历史学会（当时还是筹委会）和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联合创办的《中国农史》季刊和中国农业考古中心主办（后与中国农业博物馆合办）的《农业考古》半年刊几乎同时创刊。前者是我国农史学科第一份专业性学术期刊，内容包括农业史、农业经济史、农业科技史、地区农业史、少数民族农业史、外国农业史和古农书研究等，大大超越原来该室集刊的范围。后者把考古文物与农史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注意反映传统农业与农业现代化、少数民族农业史、中外比较农业史、农业文化等方面的研究成果，融学术性、资料性、知识性为一体。从1991年起，每年增加两期茶文化的专号。在此稍前，华南农学院农业历史研究室受农业出版社的委托主编了不定期《农史研究》丛刊，从1980年到1990年共出了10辑；该刊一度计划改为季刊，但只出版了1983年第1期。1987年，中国农业博物馆创办了《古今农业》半年刊，1991年改为季刊；刊登有关农业历史、农业考古、农业资源、农业经济、农业博物馆的建设等方面的论文和调查报告。1994年，农业部当代农业史室也编辑出版了《中国当代农业史研究》。作为一种专史拥有几种学术刊物，这在中国史学界是罕见的。这些刊物不但为农史研究成果的发表提供了园地，而且促进了专业农史研究圈与圈外各种信息和成果的交流，促进农史研究与相关学科的交叉融合，从而大有利于农史学科的发展。
4、研究领域的拓宽，资料来源和研究方法的多样化。
这是新时期农史研究发展的重要特点。在这个题目下实际上包括了三方面的问题，但它们又是相互联系，难以分割的，所以我们把它们放在一起叙述。上面谈到，建国后十七年的的农史研究是以整理农书为中心的，本时期，这一工作仍在继续，但重点已经转到史的研究。大体说来，在九十年代后期以前，研究是以农业科学技术史为中心展开的；从九十年代后期开始，以《中国农业通史》的编纂为契机，转入更全面的农业史研究的阶段。与研究领域拓宽紧密相联系的，一是新资料来源的开辟，二是与友邻学科的交叉融合。文革前农史研究收集和运用的主要是农书的材料、历史文献的材料，方志的材料；文革后，除继续发掘和利用这些材料以外，又加入了新的材料，最突出的是考古学的材料、民族学的材料和以"满铁"调查资料为中心的近现代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材料[1]。农史学科的资料基础更加雄厚和广阔。这一时期农史研究的方法，除继承前一阶段的传统外，还引入不少学科的理论方法，又有其他学科的学者加盟农史研究，于是出现了农史研究与友邻学科交叉融合的态势，以至形成农史研究的新领域或新的生长点。上面说到的考古学、民族学材料加入农史研究，同时就是农史学与考古学和民族学的交叉融合。它如历史语言学、历史地理学、经济学、文化学、民俗学、"生态学、气候史、比较农史法、自然辩证法等的引入或加盟，都给农史研究增添新活力，使之出现多样化的绚丽局面。
这一时期农史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浮燥的风气的漫延，在有关论著大量涌现的同时出现了忽视质量的倾向，对材料和论据缺乏严谨的考据和论证、不符合学术规范的文章已不是个别的现象，急功近利的求多、求快、求大的行为有相当大的普遍性；而又缺乏严肃认真的学术批评。在20世纪末，商品经济的大潮对农史研究的队伍的冲击越来越大，农史研究面临新的困难。
（二）重要领域及重要成果举隅
1、农书和农业文献的整理、校释和研究
这方面的工作在文革前工作的基础上继续前进，成绩最显著的是中国农业遺遗产研究室的缪启愉，缪氏在50、60年代已积极参与万国鼎领导的农书整理校注工作，万氏1963年去世后，农业遗产研究室的农书整理工作遂由繆氏牵头。西北农学院古农学研究室文革后期即已开始在辛树帜的领导下整理出版石声汉的遗著；此外马宗申也独立做了不少工作。现按时代的先后对综合性农书的整理作一简单介绍：
先秦：夏纬瑛五十年代在西北农学院工作时已致力于先秦农书和农史资料的收集整理工作，60年代调至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室（后改为研究所），在双目失明的情况下，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继《管子地员篇校释》和《吕氏春秋上农等四篇校释》后，完成了《周礼中有关农业条文的解释》、《诗经中有关农事章句的解释》和《夏小正经文校释》，分别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由农业出版社出版。他的工作为先秦农业史的研究奠定了基础。王毓瑚的《先秦农家言四篇别释》（农业出版社，1981年）是在研读夏著《吕氏春秋上农等四篇校释》的基础上写成的，对夏著作了不少有益的补充和校勘。
隋唐宋元：这方面的成果有缪启愉的《四时纂要校释》（农业出版社，1981年）；石声汉的《农桑辑要校注》（农业出版社1983），缪启愉的《元刻农桑辑要校释》（农业出版社，1988年）,马宗申的《元刻大字本农桑辑要译注》也将要出版；王毓瑚校点的《王桢农书》（农业出版社，1981年），缪启愉的《东鲁王氏农书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其中，缪氏的校释后出转精，并纠正了前人的一些错误。
专业性农书的整理研究也有不少成果。作物、植物专书有傅树勤、欧阳勋的《陆羽茶经译注》（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伊钦恒的《群芳谱铨释》（农业出版社，1985年）等。两汉魏晋南北朝出现了不少记录岭南植物的"志录"类著作，最著名的是《南方草木状》，旧题西晋稽含著，对该书作者和撰期历来有争议，1983年华南农学院召开关于《南方草木状》的国际讨论会，将该问题的研究推进了一步。会后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杨竞生撰写了《南方草木状考补》，堪称有关研究成果的总汇。缪启愉、邱泽奇的《汉魏六朝岭南植物"志录"辑释》（农业出版社，1990年），则开创了整理古代农业典籍的新体例。畜牧兽医书和水利书的整理也很有成绩。前者如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兽医研究所的《元亨疗马集选释》、杨学聪点校的《新刻马书》（均为农业出版社1984年出版）、许长乐校正的《新刻注释马牛羊驼经大全集》（农业出版社，1988年），后者如马宗申的《营田辑要校释》（农业出版社，1984年）、汪家伦的《筑圩图说及筑圩法》（农业出版社，1980年）和《浙西水利书校注》（农业出版社，1984年）。
对农书各别研究或综合研究（包括中外农书比较研究）的论文相当多，《中国自然科学史·农学卷》各编的有关部分，综合了有关研究成果，对历代农书作了比较系统的论述。
2、农业科技史和农业生产史
农业科技和农业生产是新时期农史研究的中心，对农业生产各个部门、各个项目的研究，对农业生产和农业科技的各种因素和领域的研究，均已展开。
以生产史为中心的农业史综合研究，李根蟠的《中国农业史》（台湾文津出版社，1997年）是比较重要的成果。该书把"多元交汇、精耕细作"作为中国古代农业的主要特点和发展主线，突破以前研究中只讲农区和汉族农业的局限，把农业区域、农业结构、农业类型和不同民族农业联系起来作动态的考察，是建立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相适应的农史新体系的尝试。与农业生产关系密切的屯垦史，是比较活跃的研究领域。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学者集体编撰的《中国屯垦史》[8]、彭雨新的《清代土地开垦史》（农业出版社，1990年）、赵俪生主编的《古代西北屯田开发史》（甘肃文化出版社，1997年）、赵予征的《丝绸之路屯垦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6年）等，是该领域的重要成果。
3、农业考古与农业起源研究
利用考古发现研究农业史上的事物，可以上溯到30年代徐中舒的《耒耜考》（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30的第二本第一分）和胡厚宣的《卜辞所见之农业》（载《甲骨学商史论丛》二集，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1945年）。不过在很长时期内这种工作是零散的、主要是史学界的学者在做。70年代，裴李岗、磁山、河姆渡等年代较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了大量农具、作物、牲畜等农业遗存，震撼了考古界，也震撼了农史界，促进了关于农业起源的研究和把考古文物运用到农史研究中。游修龄的《对河姆渡遗址第四层文化出土稻谷和骨耜的几点看法》（1976年）、《从河姆渡出土稻谷试论我国栽培稻的起源分化和传播》（1978年）就是影响很大的有代表性的作品。当时有些学者自觉地把考古文物、民族学资料引入农史研究。例如宋兆麟，他在历史博物馆工作，本人参加了许多民族地区的调查，他对河姆渡骨耜、钱山漾"石犂"、汉代牛耕的研究就体现了这种特点。从70年代后期开始，李根蟠、黄崇岳、卢勋合作进行原始经济（主要是农业经济）的系列研究，用的就是考古学材料、民族学材料、神话传说材料和历史文献记载相结合的方法。有关研究成果后来结集为《中国原始经济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对推动这股潮流做出了最大贡献的是陈文华。在陈文华的直接操持下，江西省博物馆1978年冬举办了"中国古代农业科技成就展览"，1980年该展览修改后应邀赴京展出。这是首次利用考古材料结合文献记载全面系统反映我国古代农业科技的辉煌成就。1981年，在原农业部长何康的支持下，江西省博物馆成立了"中国农业考古中心"，出版了《农业考古》。这样就树起了一面旗帜，开辟了一个阵地。把原来被忽视的农业考古资料、民族学资料汇集起来，源源不断地提供给农史界，又促进了不同学科的学者和成果在"农业考古"旗帜下交流融汇，为农史研究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生长点，对农史学科的发展，意义重大而深远。同样做出了巨大贡献的还有中国农业博物馆。她是"中国古代农业科技成就展览"赴京展出后开始筹建的。她设立了常年的大型农史展览，编辑出版了《古今农业》和一批资料和论著，并支持了《农业考古》出版，是《农业考古》合编单位之一。闵宗殿和曹幸穗先后任博物馆研究所的主任。农业考古的资料和研究成果，除在刊物发表的外，还有的编成专著问世。如：中国农业博物馆的《中国古代耕织图》（王潮生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1995年）、《汉代农业画像砖石》（夏亨廉、林正同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1996年）、陈文华的《中国古代农业科技史图谱》（农业出版社，1991年）、《中国农业考古图录》（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彭邦炯的《甲骨文农业资料考辨与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7年）等。
农业起源是新时期农史研究的焦点之一。以此为主题，已举行了三次国际学术讨论会。稻作起源地是讨论的中心问题之一。本时期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如距今一万年前后长"江中游的彭头山、玉蟾岩、仙人洞遗址，淮河流域的贾湖遗址稻谷遗存，江苏吴县草鞋山、湖南澧县城头山古稻田遗址的发现，不断刷新人们的认识。对水稻的起源地有各种不同见解，立足于考古发现的中国长江中下游起源说逐步取得优势。这一时期，人们还广泛介绍国外关于农业起源的理论，并对中国农业起源的途径进行探索，取得了一些共识。对于这个问题讨论，古为农在《中国农业考古的沿革与农业起源问题的主要收获》（《农业考古》2001年第1期）中已有所总结。
4、农史研究中民族学资料之利用与民族农业史
民族学和民族史与农史学的交叉融合是新时期农史研究的重要特色之一。《农业考古》设"少数民族农业研究"专栏，其他农史刊物注意刊发这方面的文章，有利于这种趋势的发展。这种交叉融合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
二是研究主要分布在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农业的发展，它与中原汉族农业的交流与融汇，它对中国农业总体发展所作的贡献等等。李根蟠较早注意这方面的研究，发表了《我国农业科技发展史中少数民族的伟大贡献》[9]一文，并在这个基础上与卢勋合作撰写《民族与物质文化史考略》（民族出版社，1991年）。有关少数民族农业史的论文已有相当数量，涉及的方面也相当广。对北方草原民族牧业生产研究逐渐为研究者所关注，最近，王建革利用满铁资料研究北方民族的游牧生产方式，别开生面[10]。对南方民族农业史的研究也比较活跃，专著有覃乃昌的《壮族稻作农业史》（广西民族出版社，1997年）等。
5、地区农业史
6、农业文化史与农业思想史
与农业文化史关系密切的有农业思想史。在农史界，农业思想史研究的倡导者是王毓瑚。从发表的有关论著看，有从农学思想的角度研究的，有从经济思想的角度研究的，均有论著问世。在农学思想的研究中，对"三才"理论的论述最多；它被认为是中国传统农学理论的核心。最先强调"三才"观念在中国古代农学中突出地位的是石声汉，继起研究的有范楚玉、李根蟠等[14]，该问题在《中国科学技术史·农学卷》中有较详细的论述。
7、农业史与环境史、灾害史
8、关于传统农业与农业现代化的讨论
9、世界农业史、比较农业史及其他
我国学界对世界农业史的介绍始于30年代，1949年以前出版过几本有关世界及欧美农业史的译著。但开展世界农业史的研究和把中国农业史放到世界农业史的范围内加以比较和考察，是文革以后的事。王毓瑚是这种研究的倡导者，并已着手译介外国农学史和比较（包括经济与技术方面）农业史的有关资料。1980王氏逝世后，这一工作主要由董恺忱继续进行，他给大学本科学生、研究生和教师讲习班讲授这方面的课程和开设讲座，译介和撰写有关文章，并主编了《中国农业百科全书·农业历史卷》的"世界农业史"部分。近年来这方面的论著逐渐增多。1996年，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了邹德秀的《世界农业科学技术史》。
注释
[1]"满铁"是1907年日本在大连成立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的简称，日本政府当年为了侵华的目的通过满铁对中国各地进行了大规模的经济社会调查，调查所积累的丰富资料为我们今天研究中国近代经济社会提供了珍贵的材料。曹幸穗的《旧中国苏南农家经济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是中国学者首次系统利用满铁材料研究中国近代农村经济的尝试。曹氏目前正在主持对满铁资料的大规模的整理研究工作。由于本文舍弃了农业经济史的内容，关于满铁资等近现代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材料的整理和利用的介绍也只好从略。[3]农业出版社，1983年。
[4]《<农说>的整理和研究》，东南大学出版社，1990年。
[5]该书和作者的另一部著作《中国农史稿》，虽然都是80年代中由农业出版社出版，实际上却是作者文革前完成的。[7]《农业考古》1994年第1期。
[8]该书分上、中、下三册，主编分别是杨向奎、张泽咸、王毓铨；农业出版社，1990-1991年出版。[10]《游牧圏与游牧社会》，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3期。
[11]王利华：《农业文化--农史研究的新视野》，《中国农史》1989年第1期。
[12]《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1期。
[13]《中国经济史研究》，1993年第3期第116-118页。[15]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情况，可参阅韩茂莉《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环境研究与思考》，载《中国经济史上的"天人关系"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待出版。
[16]李并成著有《河西走廊历史地理》，此书计划出3卷，.第一卷已由甘肃人民出版社于1995年出版。[18]如《人口、生态与地租制度》，《中国农史》1998年第3期；《游牧圏与游牧社会》，《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3期。
[19]《环境与技术选择--清代中国西部地区农业技术地理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21]文焕然，文熔生著《中国历史时期冬半年气候冷暖变迁》，科学出版社，1996年。张丕远主编《中国历史气候的变化》，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年。邹逸麟：《明清时期北部农牧过渡带的推移和气候寒暖变化》，《复旦学报》1995年第1期。满志敏：《唐代气候冷暖分期及各期气候冷暖特征的研究》，《历史地理》第8集。
[22]参见王守华、戚印平著《环境与东亚文明》，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年。
[23]彭世奖：《我国环境保护的历史经验值得总结》，《农史研究》第8辑；《从中国的农业史看未来的农业与环境》，《中国农史》2000年第3期。李根蟠：《先秦保护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理论及其基础》，载《中国传统社会经济与现代化》，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
[24]1993年底台湾学者刘翠溶和澳大利亚学者伊懋可（marleelvin）在香港主持召开了有台、港、大陆和西方学者参加的"中国环境史国际学术讨论会"，中心之一就是环境与经济的关系。会后出版了题名《积渐所至》的论文集。
农作物的发展史篇2
农村历史文化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价值
农村历史文化就是广大农民群众的精神文化，在农村文化建设具有满足广大农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作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对农村的思想道德建设、社会稳定以及经济发展具有积极的影响。
（一）注重加强农村历史文化建设，有利于促进农村经济的繁荣与发展，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具有奠定物质基础的作用。农村社会的发展需要农村经济发展的带动，只有保持农村经济的稳定发展，促进农村经济的健康、快速发展，才能为农村和广大农民群众创造出更多的财富，农民生活水平才得以不断提高。农民们的腰包逐渐胀大了，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了，就会反过来更进一步促进农村文化的健康发展，从而更好地促进作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重要组成部分的农村社会的和谐发展。当前时期，我国农村农民文化生活的现状为：比较单调，而且农民们的文化生活也非常缺乏，这种现状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为了改变此种现状，政府也派遣专门的人员到农村创办各种各样的艺术节，如向农民送戏、送图书资料以及送电影等方面的活动，这样能够很好地活跃农民的文化生活，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农村文化层次的提高。因为中国农村点多面广的实际情况，决定了农民文化生活需求的多样性。尽管经过改革开放尤其是近十几年来的文化建设，农民们的文化生活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与改善，农村的历史文化生活得到了较大的丰富，农民的文化生活需求得到了较大程度的满足与提高。然而，我们需要清楚地看到，当前农村文化建设仍旧是一项复杂性、长期性以及极具艰巨性的重大任务。所以，唯有进一步地注重加强农村的文化建设工作，不断地丰富农民们的文化生活，为农民群众提供不竭的动力，才能够很好地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才能够不断地确保农民收入的不断增长，才能够不断地推进农业的发展以及发展过程中的良性循环，最终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
（二）注重加强农村文化建设，有利于维护农村的社会稳定，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具有提供稳定社会基础的作用。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农民的物质生活有了较大程度的提高与进步，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使得农民不再仅仅追求物质生活，而是更多地去追求精神文化生活。若要使广大农村保持稳定的发展氛围，就需要很好地处理好农村各个方面的利益关系，使人民群众的各类利益有所保障。当前时期，我国农村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改革与发展，农民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各种利益关系也日趋复杂，来自各个方面的利益也有了较大程度的增加。基于此可知，注重加强农村文化建设，不仅能够很好地对农村中的各种利益关系加以协调，而且还能够缓解或是消除农村利益关系之中的矛盾，从而使农民们生活在没有利益冲突的环境之中，不断地丰富他们的精神文化生活，大大地拓宽农民群众的创业思路，保持与时俱进的头脑。农民一旦有了较为丰富的精神文化，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以及农村长治久安具有重要的促进意义。
（三）注重加强农村历史文化建设，有利于密切党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具有夯实基础的作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党在十六大上提出来的，这是我党思想政治工作中的又一重大创举，同时也是我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对于我国而言，有超过70%的人口生活在农村，也就是说70%以上为农民，这就决定了我党在制定各项政策及制度时，应该将其制定政策及制度定位在农村。秉承“全心全意为民服务”的根本原则与工作宗旨，我党的一个最大的优势在于密切联系群众，对执政党而言，其执政之后，最大的危险就是与群众脱离。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而言，密切党同广大人民群众的关系既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内容，同时它也是一项十分重要的保障。对此，我们必须在加强农村文化建设方面给予更多的关注，采取更为切实有效的措施，以满足广大农民群众文化生活需求为主要任务，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在实际工作中真真切切地为老百姓办好每一件事，这样才能不断夯实群众基础。通过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来不断密切党群联系，形成新的文化氛围，这样才能够让农民对党有更高的信任。党有了坚定的农民群众基础，那么我党就会永远立于人民群众之中，才能够让所有的农民信服，社会也就更加和谐。
（四）注重加强农村历史文化建设，有利于促进农民的思想道德修养的提高，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具有巩固道德基础的作用。思想道德修养与农村社会文化尤其是农村历史文化具有密不可分的联系，这一点在区域性农村历史文化上体现得尤为充分。为此，挖掘优秀的农村历史文化，弘扬传统的、质朴的、无私的农村历史文化，必将增强社会大众的公益意识，在促进农村社会和谐发展的同时推进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在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同志提出了“八荣八耻”的道德观念，对于规范整个社会的道德行为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及价值。然而，在实际的工作过程之中，我们应该清楚地认识到，目前农村健康文明的文化生活相对而言还是比较匮乏的，在一些较为落后的村庄，生活在那里的农民群众的道德水平不高，而且还有伤风败俗之风。事实上，在这些区域，其历史文化是质朴的、无私的农村文化，我们要建设好农村文化，并不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这些区域的人们在骨子里是质朴的。因此，在构建和谐社会中，我们要挖掘质朴的、无私的农村历史文化，发挥其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应有作用，巩固农村社会发展的道德基础。
构建和谐农村历史文化的对策
基于以上关于农村历史文化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价值的阐述，可以得知，当前应该注重利用农村历史文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视阈下的农村文化，促进生活在农村的广大农民群众拥有丰富多彩的精神文化生活。具体而言，应注重以下几个方面：
（一）将农村历史文化与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相融合，从践行“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要求出发，不断推进农村文化建设。“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核心问题就是要保持我党的先进性，唯有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并将“三个代表”思想的理论知识与内容运用于实践过程之中，才能够永远地保持我党的先进性。对此，农村历史文化与当代社会文化的融合成为促进农村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巩固党执政的文化基础。为了让“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能够切切实实得以贯彻，让广大农民群众能够切切实实地感受到我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党，我们就有必要加快推进农村历史文化与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融合，更好地加固党执政的群众基础以及社会基础。所以，应该积极地学习与践行“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并在这个过程之中努力成为农民致富的带头人以及农村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与和谐社会的传播者、导航者。
（二）将农村历史文化置于中华文化之下，要确立农村文化建设过程中的“大文化”观念，注重提高农村文化建设的实效性。在农村历史文化建设过程之中，我们要根据“大文化”的基本思想来积极地将各项工作进行到底。发挥农村历史文化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不能只是口号，必须采取实际行动和具体措施，将其列入科学发展的总体规划和最终目标，才能真正实现农村历史文化作用的发挥。务必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出发，务必从我国经济以及社会发展现状的时代大背景出发，并贯彻于对农村历史文化的建设、规划过程之中。应该充分地认识到，农村历史文化是社会文化的一部分，它具有丰富人们文化精神生活的重要作用，这种精神文化是物质富裕无法替代的，这就需要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努力使农民在精神上富裕起来。农村文化建设不仅涉及农村物质形态的历史文化建设问题，而且还在很大程度上涉及到精神形态的历史文化建设方面的问题；农村历史文化建设不仅仅需要对农村以及农民的物质生活加以改善，而且还要注重积极地改变我国农村与农民的精神面貌。
（三）积极地深化农村文化体制改革，注重加强、完善与培育农村历史文化市场，让农村历史文化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焕发新的活力。在农村历史文化建设过程之中，农村文化机构等方面的公益文化设施，应该注意进行积极地转换以及增强活力，提高历史文化领域相关干部、职工的积极性与主动性，不断地提升农村文化机构服务水平以及服务效率，坚持将农村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社会效益摆在首要位置，最终形成务实以及高效的农村历史文化运行机制，构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农村文化运行机制与管理机制，并将他们进行有机的结合与交融。应该将转变农村文化形式以及庭院文化、网络文化、校园文化等方面包含于其中，并将农村文化机构建成一个综合性的农村历史文化的载体。除此之外，还应该注重加强、完善以及培育农村历史文化市场。目前是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阶段，农村历史文化建设应该与市场经济的发展相结合，不断地促进农村历史文化建设的产业化发展。
农作物的发展史篇3
为了全面评价我国传统农业，还有必要从文化的视角对它作进一步的考察。研究我国传统文化的水者，把传统农业作为它的土壤或基础，作了多方面的探讨。在农史界，从文化角度审视农业史的，已故石声汉先生是第一人。他的许多论断，至今仍是人们进一步研究的基础。近年来，注意研究农业文化史的人多了起来。王利华《农业文化—农史研究的新视角》一文概述了农业文化的内容和范围，农业文化史研究的层次和功能，并能中国农业文化作了宏观的评估。[6]邹德秀的《中国农业文化》，对中国农业文化的起源和发展及其各方面的特点和影响，作了相当全面的论述，是第一部系统阐述我国农业文化史和农业文化理论的专著。[32d]李根蟠《中国农业史上的“多元交汇”》一文，也是从文化史的角度立论的。[29f]至于稻作文化.茶文化.烟文化等的专门研究，就不一一列举了。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农业文化，这几乎是众口一词的，这自然是对的。但从文化的基础看，西欧中世纪文化难道就不是农业文化吗？在欧洲语言中“文化”（Culture）一词，原来就是指“耕耘”.“栽培”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农业文化和工业文化反映了不同时代而不是不同民族地区的文化区别。因此，笼统说农业文化，并不能确切反映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问题应归结为：1.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观察中国传统农业，它究竟有什么特点；2.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柢，传统农业究竟给予中国传统文化什么影响，由此形成中国传统文化哪些特性。
关于第一问题，除了广大农区以种植业为主.实行精耕细作外，不少人注意中国传统农业包含着不同类型的农业文化。如古非认为中国存在三大文化圈（黄河流域旱地农业经济区，长江珠江流域水地或高山雨林带农业经济区.北方草原游牧经济区）和农耕游牧二元对峙格局。[15]汤晓芳也有类似观点[18]。邹德秀把我国农业文化划分为平原农耕文化.草原畜牧文化.山林采猎文化.江湖渔业文化等类型。[32d]李根蟠将我国农业文化区分为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两大系统，在农区中包含了北方旱作农业和南方水田农业两种主要类型，从东北西到南则存在广阔的农牧交错地带，并把这些不同类型农业文化的关系概括为“多元交汇”[29e]，已如前述。不少人认为传统农业文化是封闭的保守的。从传统农业具有自然经济性质看，它比之建立在发达商品经济基础上的现代文化，确有封闭保守的一面。但从我国传统农业的多元格局盾，则不尽然。台湾学者杜维明认为，中国文化并不封闭，它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它受草原文化或畜牧文化的影响，在相互抗衡中增加了生命力。[63]邹德秀指出中国农业文化发生在辽阔的地域内，内部有较大异质性，可以互相交流.互相提高，对一个地方来说，经常有新因素的出现和新文化的引进和创造。但对中国农业文化是否封闭系统的问题，他采取了折衷提法，认为它经历了一个从开拓.开放到保守封闭的过程。[32a]李根蟠认为中国古代农业在多元交汇的体系中包含着各种异质文化，具有发展和创新的内在动力。并以作物的驯化.引种为例，论证我国古代农业存在着两种文化交流，即国内各民族各地区之间的交流以及与国外的文化交流，中国农业文化在这两种交流中不断提高，并对世界农业做出贡献。[29e]
关于第二个问题，则或褒或贬，见仁见智。研究传统文化的学者，强调其保守落后一面的不乏其人。如姜义华等认为，乍一看五光十色.气象万千的中国文化，本质上是一种旧式农业文化.以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的小生产文化.自然经济型文化。中国传统的整合意识，本质上乃是极端的分散的个别主义与高度集中的权威主义的结合。它植根于中国以小农经济为代表的自然经济的单一性，植根于这种经济结构的运动所固有的喜一（单一化）不喜多（多样化.多元化），喜静不喜动，喜定不喜变.喜稳不喜乱等秉性。所谓‘天人合一’，所谓‘大一统’，所谓‘内圣外王之道’，如此等等，都只不过是这严峻的社会实际的美学再现。[37]陈学凯认为中国农业文化是以农耕的自然经济为基础，以氏族家庭为细胞的农业家族文化，其内在特征是永恒不变的基调——奉天法古：统一的天道.人伦.宇宙.社会模式论——一体主义精神，理论背离现实的传统观念意识——重体轻用[36]。至于视传统文化为封闭.停滞.愚昧.落后的代名词，视传统农业为祸根者，就不必说了。有些人没有也不愿意对传统农业作深入研究，而侈谈农业文化，仅仅根据某些先验的概念加以推导，不能不带有很大的主观随意性。
冯天瑜的立论比较持中。他认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主体，可以归结到“耕作居于支配地位，社会分工不发达，生产过程周而复始，处于相对停滞状态的农业文明礼貌范畴”。这种农业文明的特性，被概括为：“求实精神；循环论.恒久意识.变易观；中庸之道和注重自然节奏；尚农.重农；集权主义与民本主义相反相成；安土乐天的生活情趣”[16]。
另一些同志强调了传统农业对传统文化影响的积极一面。石声汉指出：“我们祖国，在农业生产上有一个先进的.丰富的.完备的科学知识体系，这个体系是我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的构成部分。”“在有历史记载的几千年中，我国农业经历了大大小小的天灾人祸的考验，始终没有出现过由于技术指导上的错误而引起的重大失败。这件事实，雄辩地证明了了这一科学知识体系的优越性。可以自豪地说，农业技术知识的这一优良传统，是我们的祖先为人类创造的宝贵遗产之一。”他又指出，在世界古代文明中，我国悠久的文化与历史经过多次严峻考验，始终没有中断过，正是由于农业基础稳定的缘故。[10a]这种观点，在农史界被普遍接受。如范楚玉把“持久性”列为中国传统农业的主要特点之一。[42a]王利华认为传统农业的持续发展保证了中华文明的延绵不断和使它具有极大的承受力.愈合力.凝聚力。邹德秀认为中国早熟先进的农业技术导致中国文明的持续发展。[32cd]李根蟠指出在世界古代文明中，中华文明是唯一起源既早.成就又大，虽有起伏跌宕，但始终没有中断过的。以多元交汇.精耕细作为主要特点的中国古代农业所具有的强大生命力，正是中华文化得以持续发展的最深厚的根基，也是中华文明火炬长明不灭的主要奥秘之一。[29f]所有这些，都是以石声汉的论述为基础的。
传统农业影响到了中国传统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各个方面，这方面石声汉也有很好的论述。但文化的核心是观念形态，尤其是价值观念.思维方式，最能反映一个民族文化的深层特点，而这也正是传统农业对中国文化影响最为深远之所在。有的学者从这个角度进行了研究和论述。例如张立文指出，中国人重天道与人道的统一，即人与自然的和谐，强调人“浑然与物同体”，“万物与吾一体”；西方重人对自然的超越，即人征服自然，强调人与物的异体或异在。这种差异根源于传统生产方式的不同。中国具有大陆的地理环境，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和宗法社会的政治体制。农业生产较之罗马的工商业更容易受风雨霜雪等自然现象的制约，五谷的播种.生长.收获都要与天时节气相适应，农民们在长期与大自然的接触中为大自然所熏陶，感受着自然的生命力，人与自然培育了一种相亲.相近.相合.相融的关系。使客体与主体，自然与人凝聚为中国传统的整体形态。古代希腊，土地贫瘠，农业衰败，人们只得离开土地另谋生路。希腊人对土地失望，对海洋不可预测，人们对土地和海洋是恐惧而疏远的。人和自然产生一种相对.相斥.相离.相仇的关系，人的最大愿望是战胜自然.控制自然.征服自然。中西文化的这种差异并无绝对优劣之分。中国物我一体的价值观念，与宋元以前文明发展相适应，能对自然的挑战做出成功的回应，元明以后在自然与西方文化的挑战面前失去成功回应的能力，因为这种观念缺乏科学的求索精神。一体化导致浑沌.模糊的思维。凡此种种使中国仍处于农业社会。西方工业社会虽然在征服自然方面创造了奇迹，但只讲主体人对客体自然索取，不讲主体人同客体自然的协调与和谐，导致资源危机.能源缺乏.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应从中国的物我一体中得到启示，缩合东西方文化之长。[40]许苏民也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精神是赞天地之化育的，这和中华民族传统的与自然界作物质交换的特殊方式相适应。[17]
在这里还应提出的是台湾著名学者钱穆《农业与中国文化》一文。文章指出中国文化是一极深厚的农业文化，其许多特点根源于农业。农业的第一特征是一半赖自然，一半靠人力。而我国古人所称之天人相应.天人合一.正是十足道地的农村观念，实有纯真不可颠覆的道理。由此又派生“乐天知命”.“尽其在我”的农业人生观念。农业的另一特征是农业人生要从其他生物做朋友.做搭档。中国古人说：天地之大德曰生，万物一体.一视同仁。中国文化首先极看重自然，而又在自然中特别看重生命。“仁”指生命与生命之间呼吸相通.痛痒相关的极深微的情感，是中华文化精义所在。耶稣教把人类生命看作上帝对罪恶的一种惩罚，佛教主张四大皆空，要超脱生命。近代科学注重讲物理，把有生命的也并在无生命一边讲。中国讲理也讲性，把无生命的也并在有生命的一边讲，主张穷理尽性。赞天地之化育是中国文化中一项特殊的宇宙观和人生观，由此造成中国五千年文化而成为其一个主要的基础与中心。作者极力推崇中国“大农人生的文化传统”，认为它可以领导世界人类前进。[55]
最近季羡林先生再三论及东方文化体系（包括中国.印度.伊斯兰三大文化）和西方文化体系（欧美文化）的区别。他在钱穆天人合一论基础上写了《“天人合一”新解》，认为东西两大文化体系的根本区别在于思维模式。与西方重分析的思维模式不同，东方的思维模式是综合的，承认整体观念和普遍联系，视人与自然万物为一整体。[45]这也就是李约瑟说的“有机统一的自然观”。[67]刘志一则称之为唯物辨证的宏观观控的有机统一观。[22]但他们所举的例证中很少涉及农业。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这种思维模式正是根源于传统农业，并在传统学中获得其典型的表现，“三才”理论就是这种思维模式的结晶。
最先强调“三才”观念在中国古代农学中突出地位的是石声汉。他指出，人们喜闻乐道的“天时.地利.人和”.“因时制宜”.“因时制宜”一类话，实质是我们祖先在农业生产和自然斗争中，所认识和总结出来的自然哲学宇宙观。它是中国古代农业生产知识中最中心的内蕴。[10b]此后农史界一些学者如范楚玉.郭文韬.梁家勉等对“三才”理论的形成发展及其内涵均有所论述。[42b.50.7c]在此基础上，李根蟠明确地把“三才”理论与有机统一观的思维方式联系起来，并分析了它所包含的整体观.联系观.动态观在传统农业生产技术各方面的表现。他指出：“在‘三才’理论体系中，人不是以自然的主宰者的身份出现，他是自然过程的参与者；人和自然不是对抗的关系，而是协调的关系。”“这种理论，与其说是从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移植到农业生产中来的。毋宁说是长期农业生产实践的升华。”鉴于古代思想家对“天人合一”有唯物主义的理解，也有唯心主义的理解，他用“精耕细作.天人相参”概括中国传统农学体系。他又指出：“在有机统一观指导下的中国传统农学比较注意农业生产的总体，比较注意适应和利用农业生态系统中农业生物.自然环境等各种因素之间的相互依存和相互制约，比较符合农业的本性。也因而能比较充分地发挥人在农业生产中的能动作用，使用和自然的关系比较协调。在一定意义上，这代表了农业的发展方向。”[29f]
转贴于六.“有机农业”.“石油农业”与“持续农业”
在分别介绍了对中国传统农业认识与评价的讨论的各个方面以后，现在再回到传统农业与我国农业现代化关系的问题上来。
上文谈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中国传统农业和小农经济曾被一些人大张挞伐，也正是在这时候，西方的现代化农业也正在受到批评。
1982年第1期的《世界农业》转载了旅美华裔学者任觉民.孔一士的文章，认为西方现代化农业，或称工业式农业，已暴露了许多破绽，严重的有如定时炸弹，将成为人类未来许多灾难的主要潜在因素。如化肥农药的使用使环境污染.土壤流失.水源短缺.虫灾愈加难以控制，是典型的科技鸦片。农业以至社会的不稳定性正在增加，它的高效率是用便宜的石油换来的，如从能量的投入产出比例，它的效率比旧式农业低，等等。欧美农业必然而且正在向“超工农业”（它主要采用有机肥.轮作间作等传统技术，同时对现代化科技作选择性应用）过渡。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传统农业的“缺点”已成为“优点”，符合“超工农业”的特性和要求。因而中国的农业现代化应选择“超工农业”，而避免走西方现代化的弯路。[66]接着，《世界农业》又连载了美国农业部指定的一个有机农业考察小组的考察报告的摘译，比较全面地介绍了美国有机农业的理论和实践。这些文章在大陆的一些学者中引起共鸣。下面的介绍着重在农史界的反应。1983年第二期《中国农史》发表了郭文韬等人《略论无机农业和有机农业，兼论传统农业和现代农业》（该文修改后收入《中国传统农业与现代化》一书中，该书曾被译成日文），其基本观点和思路与任文完全一致。文章称，西方现代的“无机农业”已危机四伏，走投无路；“有机农业”是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方向。中国是“有机农业之母”，因此中国的农业现代化必须把现代科学研究成果同我国农业的优良传统相结合。[54]李凤岐.邹德秀也认为近三百年发达国家现代农业走的是工业化道路，虽取得很大成绩，也存在环境污染和高能消耗两大问题。他们强调农业自然资源是可更新的资源，合理地加以利用，可不断消耗，又不断恢复，形志良性循环，持续为人类提供越来越多的产品。工业式农业的根本问题是忽视农业的这一特点，因此作为一个普遍的体系是不可取的，其存在问题也不是这个体系本身所能解决，因此必须转移到“有机农业”或“生态农业”上来。用生态农业的观点看，中国农业有许多值得发扬的有生命力的优良传统。中国农业不应走工业式农业的弯路，而应该直接过渡到新的农业阶段；这种过渡不是抛弃传统农业，而是包含着使传统农业科学化的任务。[31]邓宏海对此有论述。[9]
在生态农业热中，有的同志认为中国古代农业的精华正是生态思想，尤其是天.地.人合一的思想。有人从思想上和技术模式上探索我国生态农业的历史渊源。[53]俞荣梁对《补农书》和《农桑经》进行了会析，认为明清时代已存在以多种经营构成生物间良性循环和综合利用自然资源的特色的“生态农业”雏形，在经过三四百年考验后，今天仍具有不可低估的生命力，为中国未来农业提供了颇堪称道的模式。他把生态农业视为有机农业和无机农业的结合，认为一方面要总结发扬我国传统农业的优点，同时用先进的技术和设备装备农业，建立兼有古今农业特点的“生态型农业”。[47]孙声如总结了我国传统农业间套混作的经验，指出它不但是传统农业种植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当代立体农业的核心和基石。而立体农业则可能成为现代科学技术与传统农业精华的结合部和生长点。[24]
从有关文章看，各人对生态农业宣传的出发点并不相同。部分同志着眼于对传统农业（包括解放后三十年农业）破坏生态环境的批判，他们主张的生态农业是和否定传统农业相联系的；另一些同志则认为传统农业科技符合现代生态学原理，他们主张的生态农业是和肯定传统农业相一致的。同是肯定传统农业科技的同志中，也有人对“生态农业”持批评态度，他们的批评主要是针对前一部分同志，但也不满意后一部分同志“借洋风以取巧”的做法。方原认为，农业发展史就是一部不断打破旧的平衡.重建新的平衡的历史；不应把所谓“生态平衡”的要求，驾凌于农业发展之上。他批评某些生态学者无视近代农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把它描写成地球末日。指出生态平衡之说与其说是一科学.不如说是资本主义国家一股厌恶城市生活的紧张枯燥.企图返回恬适的大自然的思潮。他反对借“有机农业”的洋风来争传统农业的地位。“石油农业”与“有机农业”都有片面性，不宜各持一端，而应结合我国国情，发扬传统，合理利用先进技术（机械.化学），不用这些是难以前进的。[8c]刘巽浩指出，西方有机农业“是一种完全或基本不用人工合成的化肥.农药.生长调节剂和牲畜饲料添加剂的制度”。我国有高度重视有机肥.豆科绿肥，广泛实行精耕细作和间套复种的传统，在目前和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有机能投入在农田总能量中占居多数。但中外农业历史表明，单靠“有机农业”本身的物质循环，农业难以有较大发展。他反对单提“有机农业”的口号，主张“以无机促有机，有机与无机相结合”，尤其强调要增加化肥的生产和使用。[20a.b]佟屏亚分析了西方生态农业思潮的缘起，是在石油危机的背景下对石油农业的反思和否定。它把农业看成封闭的自然生态系统，否定外源能投入，把平衡绝对化。西方生态农业一类农扬能量投入减少劳动生产率下降，发展十分缓慢。我国当前的迫切需要，并不是什么确立有机农业战略，而是要扩大无机农业的基本物质条件。生态农业的宣传客观上导致了忽视农业基本建设和削弱物质能量的投入。中国农业要走高投入高产出高效益的路，近年我国各地涌现的吨粮田，正是传统精耕细作农艺与现代科技相结合的产物。[38abc]
关于这个问题，梁树春的意见也有一定代表性。他认为传统农业的基本特征是物质能量的“低消耗.低投入，低产出的半封闭式的循环，虽然构造一个比较合理的内部循环机制，但这种优点是以社会经济和生态效益的双重外部不经济性为代价的。石油农业则是“高投入.高产出的开放式循环”，从总体上克服了传统农业的缺点.把农业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阶级。它虽然在一些产业中带来能耗过高和环境食品污染问题，但这只是暂时现象，正在改进之中，石油农业不会走进死胡同，它的主体地位不会改变，有机农业不能大规模取代常规农业。他虽然主张以生态农业为未来农业的模式，但这种生态农业是经过重新定义的，是以石油农业为基础，吸收传统农业优点，在现代生态经济理论指导下的新模式。[51ab]
从上述的介绍中可以看出，西方的“生态农业”.“有机农业”等等，是由于作为西方现代农业表现形态的“石油农业”暴露出高能耗和环境污染等种种弊端，引起人们的反思，从而提出的一些替代办法，故又被统称为“替代农业”。它的引进和关于我国在农业现代化道路的讨论相激荡，引出了种种议论.理论和方案。其中关于“生态农业”的宣传声势很大，其为中国现代化农业模式似乎已被官方认可；但反对的声音也始终未断；事实上，我国一些学者的“生态农业”概念与西方差别颇大，并不断改变其形态。靳百根有专文论述《中国生态农业的兴起和发展》（《古今农业》91.2）。中国学术界内部对“生态农业”的理解亦各不相同。撇开概念的争议，有两点是清楚的。一.我国传统农法中确定有不少珍贵品，可以构成未来农业的重要因素，不可予以蔑弃。其中最可宝贵的，是在经“三才”理论为标志的有机统一自然观的指导下形成的一套生产技术和生产经验，注意农业生态系统各因素间的相互促进和相互制约，注意对农业资源的充分利用与永续利用，使人与自然的关系比较协调和谐。二.传统农业物质技术基础落后，再生产主要依靠农业系统内部能量的投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产量的进一步增加受到很大限制，这种状况必须改变。因而，西方现代农业以现代化机械和现代科技装备农业，用大量投入外源能来打破传统农业半封闭式的循环，使农业获得飞跃发展，这一历史功绩和发展方向不容否定。对有机农业与石油农业的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都是片面的。我国现代农业的发展方向应该是精耕细作“天人相参”的优良传统与现代装备现代科技相结合.有机农法与无机农法相结合。
在西方，摒弃化肥.农药.除草剂等等的“有机农业”.“生态农业”的实验，由于产量的大幅度下降，一直推广不开。近年来，一种农业发展道路的新思路——持续农业（Sustainableagriculture）正在迅速兴起。1989年11月，联合国粮农组织第25届大会通过了有关持续性农业发展活动的第3/89号决议。1991年4月，粮农组织又在荷兰召开国际会议，初步提出持续性农业发展的合作计划。对“持续农业”也有各种理解，而且整个理论和实践均在发展中，但其基本思路是明确的，即，既注意产品的效率的提高，又注意资源与环境的保护，不同于只强调资源与环境的“生态农业”。这种理论与实践的出现，表明“石油农业”出现的种种问题，不能靠取消现代科技成果，放弃满足全球人口日益增长的需要，倒退到传统农业来解决。在我国，对“持续农业”研究的热潮正在兴起，“持续农业”的提法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鉴于历史经验，对外来思潮应有分析，要根据我国国情决定取舍，从而确定我们的方针。有人认为，根据我国特点，似用“集约持续农业”或“精（精致）久（持久）农业”的提法更好些。[20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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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作物的发展史篇4
一、经济转型要求发展农村文化
我国目前的经济体制转型是顺应历史发展和以人为本的社会发展要求的，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这个转型不仅表现在物质性的发达，而且要求社会文化的进步。这一转型首要的在观念和精神上发轫，然后表现在物质和行为方式上。农村原有的文化资源本来就严重不足，特别在乡镇以下的农村基层文化基础设施、文化活动、文化教育更为贫乏，需要填补这方面的短缺；很多传统的、落后的、腐朽的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解体或走向消亡，适应新时期的文化还没有发展起来，农村更急需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新文化。中国
二、以先进文化引导农村文化
农村文化建设必须与以人为本的社会发展目标相一致。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提出建设和谐社会，农村文化建设就要符合科学发展和社会和谐的要求。“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强调共产党要始终代表先进文化前进的方向，这就从执政党的执政要求上明确了农村文化必须是先进的文化。在广大农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思想内容和文化内涵上应该从四个方面着眼：
一是在政治思想上要突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宣传与教育。“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农村先进文化建设的灵魂。我们党在农村执政的组织基础和干部基础是党在农村广泛设立的基层组织和广大的党员干部，他们是党在农村一切工作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他们的一言一行直接影响和带动着广大人民群众的思维和行动，群众不仅要按照他们要求的、所说的去做，还要按照他们所做的样子去做。农村一切文化建设都要在党的正确领导之下进行，都要符合“三个代表”的要求，否则就不能称得上先进文化，这是先进文化的本质所决定的。
二是在社会伦理上要突出“和”、“美”的观念。社会伦理要随着也必然随着历史的前进和社会的进步而发生进化，这个进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既有历史文化传统的继承，又有外来文化的影响和新文化的产生，并在历史的运动中发展、演绎和嬗变。“和”是社会存在的最好境界，人们无不期望“和”。新时代的“和”应当是和谐社会之“和”，这个“和”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所追求的“和”更具有丰富的内涵。人们既要享受历史文化之“美”，也需要享受外来文化之“美”和新时代创造出来的更多的崭新的“美”。
三、从三个层面加强农村文化建设
农村文化建设要从精神文化层面、物质文化层面、制度文化层面来具体地抓、具体地落实，这三个层面实际上是在建设农村文化的具体操作过程中工作的范围、内容和目标。
一是精神文化层面。这个层面的文化是非物态文化，包括人的政治思想的树立、精神的塑造、道德修养的熏陶、文化科学知识的教育、素质能力的培训、思维方式的引导等方面。要通过灵活有效的方式方法把党的主张、党的思想、党的方针政策、党的声音传播到农民群众中去，并被他们所接受，让他们感受到在党的领导下能得到最大的实惠和最好的发展，脱离党的领导则会受到损害；要让“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及其实践成为农民群众最大的福祉，使农民群众切实感受到我们的党是一切为了人民群众、一切从人民群众利益出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以此来坚实党执政的最广泛的群众基础，来巩固党执政的最广泛的农村阵地。要通过思想教育、舆论宣传、党员干部行为引导与感化、先进典型示范引导、具体事务处理示范引导、各种文明创建活动影响引导等各个方面的教育示范和引导作用，促进农民群众形成符合时代要求的积极健康向上的精神、道德追求和思维方式。通过广泛的社会化的教育和培训，不断提高农民群众的文化知识水平、科学技术水平、生产劳动能力和就业能力。
二是物质文化层面。这个层面的文化是物态文化，包括文化活动的方式与方法、载体与场所、产品与内容、组织与实现等各个方面。精神文化等一切非物态文化必须通过物质文化来实现。随着历史的进步，虽然大部分农村还是以农业社会为主，但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的进程加快，广大农村也已步入了崭新的时代。建设这个时代的农村文化，既要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依靠新科学和高科技建设农村文化，又要不脱离农村实际和历史传统，有针对性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农村文化。体现在物质文化建设上，一是要加大投入，以最快的速度、尽可能多的投入加强农村文化基础设施建设。二是要从全社会的角度加强和加大农村文化开发，针对农村和农民需求生产和提供优质和优秀的文化产品。三是创新农村文化活动形式，使农民喜闻乐见。既要大力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形式，又要善于吸纳优秀的外来文化形式，创造新时代背景下的先进的文化形式，最大限度地满足农村和农民的文化消费需求。
农作物的发展史篇5
关键词：中华农业展览筹备
中国农业博物馆，是我国唯一的部级农业博物馆，与全国农业展览馆为一个机构两块牌子，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直属事业单位，座落在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1983年7月经国务院批准筹建，1986年9月13日对外开放接待国内外宾客，是农业部对外宣传的重要窗口。
中华农业文明展览，是中国农业博物馆的主要陈列展览，其展出面积4850平方米，占全部室内展览、陈列面积的70%以上，文物展品1000多件套。展览陈列内容以农业科技发展为主线，辅以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成就，突出中国古代农业对人类的贡献，揭示近代农业的特点，彰显当代农业的发展与繁荣，全面而深刻地体现了我国农业文化和科技的核心价值。承担着农业科普、社会教育、文化交流的重任，多年来接待了几十万中小学生、大批外国政府及农业访问团，为宣传中国农业文明做出了巨大贡献。
笔者在全国农业展览馆、中国农业博物馆工作近30年，见证了中国农业博物馆特别是其传统展览、陈列的兴衰。工作中长期与展览、陈列打交道，闲暇之际，也常流连于展览、陈列、室外展园之间，对其历史、展品、资料、展览陈列现状进行了详细考察，也与多位长期从事博物馆筹备工作的同事进行了交流，听取了广大观众的心声。总的来看，中国农业博物馆的主要陈列展览中华农业文明推出四年多了，观众反映看还是令人满意的，实现了“领导满意、专家认可、观众欢迎”这个最初目标。用普通观众的语言表述是“挺有意思、挺好玩、值得看”；用专业人士的语言表述是“高雅不渊深、平和不庸俗、轻松不浅薄”；用领导的语言表述是“钱没白花、有点水平、有点功夫’’。作为农博人听到这些议论，既高兴又遗憾。高兴的是农博人的工作是成功的，得到了社会的认可，遗憾的是有些精彩亮点没有实现，有一些缺失。作为博物馆人无论是直接参与或者是承担辅助工作，能经历这样一个陈列项目，一生也遇不到几回，是可遇不可求的机遇，任何人都会格外珍惜，倍加努力。但有时候人算不如天算，再好的创意没有技术支撑，或现有技术条件实现不了创意要求，只能是望洋兴叹，多少有点“即生瑜、何生亮”的感觉。为了博物馆陈列整体水平的提高，对完成的陈列作一番梳理是有必要的，有马后炮的作用，尤其是筹展结束几年之后评述会客观些，如果评述能为同行道友提供几点可借鉴的经验，那更是一种奖赏和安慰。于是将中华农业文明展览的来龙去脉、成功经验与存在不足展现给大家，分享博物馆人的成功愉悦心情，也为今后博物馆陈列的推陈出新提供一点参考。
一、展览筹备背景
中国农业博物馆的馆舍是于1959年建成的全国农业展览馆建筑群。全国农业展览馆的地理位置、规模布局和建筑风格均由时任国务院总理的同志亲自审定，作为建国十周年的献礼项目，在1959年国庆节前建成并投人使用，被列为五十年代北京“十大建筑”之一，是国内唯——个大型的园林式展览馆。
后来的中国农业博物馆1986年开馆，最初陈列展览由“古代农业科技史陈列”、“自然资源区划展”、“水产养殖展览”、“农村能源展’’和“百草园”构成。室内总面积近9000平方米，室外3000平方米。1996年之后进行调整，陈列展览体系由“新中国农业科技展”、“陆生动物陈列”、“水生动物陈列”、“淡水养殖馆”和“中国传统农具陈列”构成。室内总面积3600平方米。随着社会的进步、博物馆事业的发展，展陈日益显露出老化、陈旧，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来自各方面的改陈呼声越来越高。1998年时任农业部长陈耀邦正式提出改造博物馆的动议，并致函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请求予以支持。温副总理在信函上批复，请国家发改委研究解决。2002年9月，经国务院同意，农业博物馆改扩建项目正式立项。2006年3月，国家发改委批复中国农业博物馆改扩建工程初步设计方案和投资概算，投资1.903亿元，主要用于原有场馆改造修缮、配套库房以及馆区基础设施等土建工程。项目于2006年初全面动工。2006年博物馆陈列改造工程立项，并由部长孙政才致函回良玉副总理，请求支持。回副总理批复，请财政部予以支持。2007年财政部拨付陈列布展经费7500万元，陈列改造项目全面展开。
对于建设一个什么样的馆，2002年馆领导就提出了创办“国内一流专业博物馆”的目标，并为此提出若干标准，即“独具特色、功能齐备的场馆和基础设施，具备专业素质和较高研究水平的科研队伍，拥有吸引观众的精品陈列，集中国农业、历史、科技于一体的，能够展示中国农业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大型专业博物馆”。2003年再次提出了“建设一座与具有近万年农业文明古国地位相适应的，与我国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紧密结合的，具有高度专业化水平和综合实力的专业性博物馆”，更明确地提出，“中国国家农业博物馆以收藏、研究、展示和传播中华民族悠久的农业文化以及当代农业相关成果的代表性、记忆性的物质见证物和资料为核心，集民族性、科学性、历史性和现代性为一体，为弘扬先进文化，倡导科学精神，传播科学知识做出重要贡献。”在2006-2010事业发展规划中明确了中国农业博物馆今后五年发展的思路，即“以博物馆改扩建为契机，全面改善文博事业发展的硬件资源；以基本陈列改造为龙头，逐步建立博物馆的陈列展览体系；以多渠道丰富馆藏为基础，不断丰富文物标本收藏的数量和质量；以多学科学术研究为指导，全方位提高学术成果的前沿性和应用性；以优质高效宣传教育为支撑，进一步提升社会效益和市场适应性；以特色化文化产业为扶助，努力增强事业发展的活力与后劲。”
关于展览陈列工作，《2006-2010事业发展规划》提出了“树立精品意识，提高陈列水平，面向现代化，面向未来，建立内容丰富、主题独特、形式多样的陈列展览体系”的基本要求。具体体现在：一是作为国家农业博物馆，要建立完整的、独具特色的陈列展览体系。这个体系包括纵向的历史、横向的“三农”问题与政策。在陈列展览形式上，应充分发挥本馆的环境资源优势，室内与室外相结合，静态展示与动态参与相结合。二是改造完善基本陈列，与博物馆改扩建项目同步，完成《中华农业文明》等陈列内容的策划、设计和安装布展等工作，改善参观环境。三是树立精品意识，勇于开拓创新。农业博物馆改扩建以后的各项陈列，要力求从内容编排、艺术设计、表现手段、陈列创意等诸多方面有所突破、创新，广泛吸引各界观众，营造和提升博物馆高雅而不深奥、平和而不庸俗、轻松而不浅薄的氛围，体现全国一流博物馆的陈列水平。四是加强与国内外交流，开拓合作展览的新领域。要在现有基础上，深挖细化展览合作的选题，扩大联系面，开拓国内和国外市场。在改扩建项目完成后，应有计划、有目的地引进一些国外优秀展览，实现双向交流。中国农业博物馆总体规划与近中期重点发展领域，决定了其陈列体系的建立。
二、展览陈列体系的建立
农业博物馆与历史和艺术类博物馆相比较本身就有特点，但也有存在先天不足。怎样发挥自身特点弥补先天不足，形成一个具有独特魅力的博物馆，这是追求的目标。立项之初，领导就明确地要求，未来的陈列要做到领导满意、专家认可、观众欢迎。这个要求听起来似乎简单，实则难度相当大。如何做到呢？经过思考与反复研究形成了一个基本概念，那就是未来的陈列要做到，老少皆宜、雅俗共赏、轻松和谐。通过文物展品和多种展示形式的结合，对观众产生心灵震撼和共鸣，增强民族自豪感和民族凝聚力。引发、满足观众好奇心，摆脱单调、静止的展陈方式，使展品“活”起来，使观众“动”起来，既是博物馆实现双向交流、人文关怀的需要，也是当今博物馆满足观众需求的重要标志。
农业文物与农业展品比起历史类博物馆的重器和艺术类博物馆传世珍品确实缺乏观赏性和艺术性，但是它们背后的故事却丰富多彩引人人胜，要借助现代科技手段，把背后的故事展现给观众，把观众带回到似曾相识的过去。目的就是弘扬祖国农业文明，宣传农业基本国情，描绘社会主义新农村，传播现代科技，开展科普教育，满足人民文化生活需求。力求做到：主题与观众需求的统一、古代文明与现代科技的统一、心灵感受与动手体验的统一、内容与形式设计的统一、室内陈列与室外环境的统一。实现从陈列内容、形式以及满足观众需求上有所突破，形成特色，利用丰富的文物、展品、资料、档案，以最直观的途径展现历史，揭示辉煌农业文明背后蕴涵的伟大智慧，从而更好地弘扬农耕文化，传承农耕文明。
陈列旨在讲述一个连接历史、现实与未来，充满神奇、充满智慧，有敬畏、有骄傲、有自豪的故事；打开一个宣传农业基本国情、描绘社会主义新农村，为农业、农村、农民服务的窗口；建设一个弘扬祖国农业文明、传播现代科学技术，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基地；构建一个外国人了解中国，中国人走向世界，开展国际农业文化展示交流的平台；打造一个内容、设计、制作完美结合，思想性、科学性与艺术性有机统一的精品工程。
陈列形式上运用“散文式的抒情”为展览审美风格，运用“诗化”的空间环境展示理念，运用“展示语言”，烘托内容的文化“韵味”。情调是古朴、自然的，具有返璞归真般的天然，它的绵延和传承，显示出深厚的文化底蕴。这一基本概念在设计的审美方面起到统摄作用，从而使展览在审美方面达到一种富有个性的和谐。陈列形式设计坚持“四化”，将传统陈列工艺与现代科技结合、静止的文物实物展示与流动的电脑动画结合、大型的场景复原与精美的展示道具结合，形象深刻地揭示展览的主题和内涵。
根据中国农业博物馆的行业特点、馆址风格、现有文物藏品的构成，陈列展览分室内和室外两部分。室内面积7000平方米。中华农业文明陈列4850平方米；“中国土壤”陈列400平方米；“中国传统农具”陈列400平方米；“彩陶中的远古农业”陈列300平方米；“青少年农业科普”馆650平方米；“二十四节气”三幕影院400平方米。室外展园8000平方米。
三、中华农业文明陈列的成功与不足
从陈列效果看“中华农业文明”的总体思路是正确的，内容安排是得当的，展示手段是可行的，陈列效果是好的。回望整个过程，有几个坚持是非常重要的，对保证陈列效果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陈列坚持选取上万年农业历史中的文明点纵向延伸，而不是用通史手法
横向展开，中国农业历史悠久漫长，有着自身的发展规律，它不因朝代的变迁而前进或停止。以历史朝代横向展开，无法清晰地展现农业发展变化的脉络，且文物本身也不是随着朝代而出现，对应起来会多有重复；现有的文物、展品也支撑不起来这样一个规模的通史陈列，墙上书的时代已经满足不了观众的欣赏需要。
陈列首先要反映先人是如何发现自然、顺应自然、利用自然，创造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纵向延伸可以清楚地反映其自身发展变化的过程，主题明确、个性鲜明、通俗易懂，给观众以完整的概念；纵向延伸能充分发挥馆藏文物展品的作用，辅以新颖的设计、先进的手段，能满足观众了解悠久农业历史与现实的渴求。通过悠悠千载的文物和充满智慧的展品，对观众产生强大的心灵震撼，不仅有骄傲，也有敬畏。
如何实现呢？只有抓住中国农业对世界文明的突出贡献，才能清楚地向观众表述中国农业的光荣与辉煌。梳理万年农业历史，不难发现，中国古代农业对世界文明的贡献突出地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物候的利用，二是作物育种，三是生产工具的发明与传承，四是水的治理与利用。这是我国农业文明的核心价值，体现了中国古代农业对人类的贡献，揭示近代农业的特点，彰显当代农业的发展与繁荣。
中华农业文明陈列紧紧扣住中国农业的核心价值，以农业科技发展为主，辅以社会、经济、文化，由八个部分组成。分别为：序厅、农业文明的演进、农具的发明与传承、水利工程与水力利用、养殖业的起源与发展、纺织技术的起源与传播、西学东渐与实验农学、前进中的共和国农业。每个部分以专题作为基本结构，集中体现中国农业对世界文明进步与发展的贡献。
2坚持以文物、场景、背景画相结合的手法说明事件、人物、技术特点等，避免墙上书。在农业历史上有诸多情况无法用文物来表述，如耕作制度、耕作技术，一些人物事件有文字记载，“物”是缺失的，即使有相关“物”也不能准确表达，夹生饭的展示观众很难接受，导致敬而远之。从观众角度讲，难以理解的内容、不熟悉的内容、与己毫无关系的内容是不具吸引力的。只有准确地揭示其内涵、清楚地表明其作用、体现与社会进步的关系，使内容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才会引起关注形成对话，才能体现出陈列的魅力。
以往展示耕作制度、耕作技术等内容使用的手段，主要是文字表述或图画描绘，这种办法有效但缺乏吸引力，难以引起观众的兴趣。经过长时间的观察与研究，我们采取了文物、场景、背景画相结合的手法，通过三者的联系，把只有文字记载的内容，以立体形态的方式展示出来。农业文明的演进部分，用8个场景串联起来，使观众对中国古代农业成就有一个基本概念。场景依次为稻作文明场景一河姆渡、粟作文明场景一半坡、商代农耕场景一协田、汉代农耕场景一二牛抬杠、汉代社会场景一墓室复原、魏晋农业场景一果树嫁接、唐宋农耕场景一水田耕作、明清生态农业场景一农、桑、鱼、牧。场景为三个层次，文物展品、人物造型、背景画，用物、人、景相结合的方式，使观众对悠久而又厚重的传统农业不仅有切身的感受，还会有心灵体验和震撼。
这种实物场景的一体化改变了只有文物陈列展柜的单一展出模式，将背景、实物与人物活动有机组合，营造立体感，多侧面、全方位展示意蕴深厚的历史原状，使已经不存在的历史情景再现于观众眼前，为观众撩开历史的帷幕，直接与历史对话，亲身体验，赏心悦目，出奇制胜。
3坚持文物展品展示简洁明了，以自身的变化说明其发生、发展的始末，避免杂乱而无章。一些博物馆对于展品的陈列采取多多益善的办法，出发点很好，未必效果好，不仅达不到预期目的，甚至会起相反的作用。在有限的区间摆放太多的陈列物，引不起观众的兴趣，甚至会造成视觉疲劳，导致心理烦躁。因此，展品数量要适中，目的性要强。博物馆的陈列不是展览，它不需要一时的冲击力，它需要的是沉思、欣赏。要为观众营造相应的氛围，通过展品的陈列，使观众感受到展品的历史、看到展品的发展、看到展品的变化，从而感悟先人的智慧，体验先人的发明创造。
农具的发明与传承部分展示中，没有全面展示各式各样的生产工具，只选取了犁、锄、镰、磨四种。犁是耕种工具、锄是中耕工具、镰是收获工具、磨是加工工具，四种工具大体上概括了农业生产的主要方面。展示的农具，以其自身的发展历史进行陈列。以犁为例，依次为骨耜、石耜、破土器、石犁，青铜犁、铁犁，直辕犁、曲辕犁和适用不同地区的旱地耕作犁、水田耕作犁、山地耕作犁以及其他环境生产的犁。展示基本反映了犁的发生、发展过程，一目了然。为了弥补农具展示的不足，以触摸平台作为补充，通过触摸平台可以看到中国农业博物馆收藏的各类传统农具、出土文物以及珍贵近代农具，即解决了基本陈列展线不足的问题，又发挥了辅助展示设备的作用，为观众提供了比较全面的农业生产工具资料。
纺织技术的起源与传播部分展示中，将桑织与棉织分别展示，桑织从采桑、饲养、缫丝、丝纺到各代丝织品进行展示，观众不仅看到养殖、丝织的工具，还可以看到稀见珍贵的丝织品，如唐代对鹿纹上衣、清代蟒袍等，从而体验中华民族蚕织技术的悠久历史和为世人称道的光荣。棉纺展示了一套完整工具，棉籽器、纺车、纬车、经车、经床、上经器、经框、梭子和织机。这套工具来自一个侗族村寨，这里的侗民至今仍在使用这种工具纺纱织布。展台以清代乾隆棉花图为背景，观众不仅可以清楚地看到纺织工具，还可以通过工具和背景图，了解纺织全过程，感受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中华农业文明。
4坚持大场面大景观，表现先人认识自然、适应自然、利用自然的能力。改变以往出现的内容深刻，表现形式过于简单的状况，做到既有知识又有体验。中国人在水的治理与利用上有突出的贡献，世界千年以上的历史长河中出现过无数个水利工程，而留存至今且仍发挥着作用的无坝式水利工程只有三个，都江堰、坎儿井和大运河，它们都在中国（伊朗认为是他们发明了坎儿井，这难以令人信服。从坎儿井挖掘的技术方法上说，它来源于中国的汉代，龙首渠的挖掘就是使用的这种技术。这种技术随着丝绸之路传到新疆地区，进而传播到伊朗高原。）。如何用博物馆的语言表述这辉煌的文明，并且能让观众体验到设计者的智慧和修造者的艰辛。以沙盘、模型的形式可以讲清原理，但无法实现震撼；以文字、图片的形式制作方便简单，但无法感受文明的悠久和历史的自豪。经过反复研究，采取大场面大景观制作的手法，使观众不仅有骄傲、有自豪，还有些敬畏。以都江堰为例，展示以153平方米的大型油画为背景，以115平方米鱼嘴地形为场景，制作李冰父子和水工们的仿真像，利用多媒体技术使背景画的水动起来，利用“4D”技术使观众感受到“风”和“雨”。由于展示馆是50年代的建筑，场景中有无法避开的柱子，我们因地制宜，做了一个屏幕与场景同步，在场景演示的时候，屏幕介绍都江堰使用的技术方法和工程特点，两者相伴有如珠联璧合，恰到好处地弥补了先天缺陷，取得了出乎意料的效果。
景观模型的动态化，旨在运动中揭示深藏背后的科学原理。“都江堰场景”凸现岷江分流的情景，利用声光电模拟工程的壮观，利用多媒体演示出这项水利工程的原理，使人看到、听到、感受到两千多年前的先人是如何使桀骜不逊的滔滔江水，驯服地服务于人类，并直到今天还造福于人民的水利工程，从而体验中华文化的深厚，体会中华民族的伟大。
陈列还分别在不同的内容当中，利用环境和条件使用大背景画的手法，也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如在前进中的共和国农业部分育种一节，有长近13米的通道，利用通道墙面制作了一幅近80平方米的黄河流经图，把黄河流经的9个省市自治区的主产作物，以黄河形态展示出来，场面很大，营造出了中华农业历史的悠久和厚重，以及当今的自信与壮观。
5坚持展示方法科技化，利用现代技术手段营造出历史文明与现代科技的渊源，避免认识上的割裂。科技手段的合理应用对增强陈列的观赏性，增强陈列的动态感以及展品与观众的互动，是很有效的方法。它可以提升陈列展览的吸引力和艺术感染力，是陈列形式现代化的显著标志。在场景、景观、模型中以虚拟技术为核心，利用幻影成像技术、背景画投影技术、多维动画技术、多幕相结合的技术，再现先人的聪明与智慧，揭示科学原理。
在伯乐相马的场景中充分运用了高科技，伯乐见到马额首点头，马见到伯乐突然跃起仰嘶长鸣。这里高科技运用恰到好处，这样精彩的场面到底用了哪些科技手段呢？“伯乐相马”系列高仿真表演机器人，包括高仿真表演机器马一匹，高仿真表演机器人一尊，将超写实主义艺术、机器人机械传动、高精度微动控制以及自动探测等技术整合在一起，目前仍不多见。高仿真表演机器马“千里马”由人工肌肉以及直流无刷电机驱动，通过一系列机械传动，全身共有12个活动关节，再通过嵌入式单片机的微动控制，使得“千里马”可完成跃起、嘶鸣、甩尾巴等高仿真动作。高仿真表演机器人“伯乐”由直流无刷电机驱动，通过机械传动，有1个活动关节，使“伯乐”可完成点头致意、抬头仰视等高仿真动作。
“三幕影院”是中国农业博物馆陈列项目之一，是目前国内独有的影视平台，也是自有专利的核心播放引擎平台。影院运用科技手段将穹幕、环幕、地幕三幕集合一体，采用多幕投影系统相结合的技术，以高清晰度的画面，全面包围观众的视野。以其独特的视觉冲击力、环绕立体声效，为观众带来极强沉浸感、体验感，观众犹如置身于影片之中，以一种全新的感受、全新的视角走进现实中无法“到达”的宏观世界、微观世界、远古时代和未来时空。在15分钟的时间里，表现“二十四节气”的文化和科学内涵，向观众普及农业知识，简明阐述农历二十四节气与天象的关系。通过观看影片使人们了古代人们是如何利用“二十四节气”进行农业生产，“二十四节气”给人们生活带来的影响，体验不同节气生产生活的变化。影片带领观者遨游宇宙空间，使观者在感受宇宙的磅礴之余，直观地了解二十四节气的形成原因。
在表现二十四节气的起因以及事物的微观联系的时候，影片把观众融为大地中的一杯泥土，用微观的视角向观众展现蒙蒙细雨中一粒种籽发芽破土的过程，感同身受地了解作物生长、成熟的过程。在表现宏观事物上，如行星的运转，四季的交替等情节中，以充满现代感的运动镜头为主，辅以气势恢宏的音乐，突出影片的宏大叙事。
影片包容现代与古典，运动与静止等对比强烈的画面风格。以古典的叙事镜头为主，试图向观者传达出一种厚重的历史感，表达出中华民族的勤劳和智慧，引起观赏者对古代农业科技的兴趣。为达到体验二十四节气知识的目的，在观众脚下，有与穹环幕画面联动的地面投影，可以根据情节需要实现雨雪落地、春花秋叶的飘舞等视觉效果。
6坚持多种陈列手段的运用，不盲目追求或轻易放弃，恰到好处地运用传统方法，使老办法出新意。中华农业文明陈列的序厅采用的是传统手法，由于运用得当，给观众以现代感和新鲜感。序厅内容，由三部分构成，穹顶是232平方米布满曙光的苍穹，周边是270平方米陶砖制成的壁画，中间是五位传说人物的雕塑，地面是五色土构成的二十四节气图案。这里所采用的手段全部是传统的，但“天、地、人”的结合，不同艺术形式的搭配，色彩与材料的应用，带给观众的是全新的感受。
雕塑由五位传说中的人物组成，他们是教民六畜的伏羲氏、教民稼穑的神农氏、执掌天文历算的黄帝、教民植桑养蚕的嫘祖和治水领袖大禹。雕塑采用抽象与写实手法相结合，塑造人物的形象于神人之间，既有传说中的神秘感，又与观众的欣赏习惯相吻合。陶砖壁画描绘出与五位人物相关的传说故事，质朴沧桑，体现了厚重的历史感。苍穹、雕塑、壁画、地面构图给人以深沉、凝重，体现了中华农业文明的源动力，展现了农业文明的曙光。
中华农业文明根据场馆的条件和内容的需要，大量运用了油画、丙烯画、喷涂画和陶制壁画。这些传统手段发挥了画龙点睛的作用，把各部分的内容有机地贯穿起来，它有记事、传技之效，有舒畅情怀之功，有大气磅礴之势，形成了陈列的一个特色，也是陈列中的亮点。背景绘画和图饰的使用，可以活跃展示气氛，丰富展示内容，这种立体化展示营造了统一和谐，但要适度，否则会喧宾夺主。
7陈列中的不足。在中华农业文明陈列中，进行了一些尝试，有些是成功的，但也有明显不足。
其一，模型制作考虑展台的面积不充分，尤其是展台的高度，忽视了模型与展台的比例关系，没有充分考虑6米的高度与6：1农机模型的比例，展品与展台环境失调，展示没有冲击力，虽然在“空中”做了一架蜜蜂三号农用飞机模型进行补救，依然是个遗憾。2013年在此增加了六件展品，展示效果明显改观。场地与展品的比例关系非常重要。
农作物的发展史篇6
—家乡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情况调查报告
历史留下了许多的东西，非物质文化就是祖辈们留给后代的文化遗产。近年来新兴的潮流众多，你可曾听说“非物质文化遗产节？”。我的家乡在美丽的鱼米之乡宁波。正所谓行千里、致广大，宁波有着与其他地方不同的文化气息。宁波每年都要举办非物质文化遗产“嘉年华”，有很多非遗项目汇聚于天一广场，我们可以在这里享受美食、表演、手工艺品展示、趣味互动等文化盛宴。宁波本身就是一个多文化交融的地方，有河姆渡文化遗址，保国寺，天一阁，上林湖越窑遗址等。
2020年是我国脱贫攻坚战略收官之年，宁波市多次举办非遗扶贫专题展区，多次集中展示河姆渡文化遗址，还有著名的越剧。2006年被列入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梁平癞子锣鼓是流传于梁平区及周边地区的一种民间打击乐,以“十八癞子”锣鼓引子为基础,经做百年的发展演变,现已成为民间节日庆典的音乐形式。。我最喜欢的梁平竹帘起源于宋代，迄今已有1000多年历史。它是以竹丝为主要原料编织并画上精美图画的民间工艺美术品，多次作为国家领导人出访外国，馈赠外国首脑和国际友人的高级礼品，被誉为“天下第一帘”。2007年被列入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粱平木版年画属于木制水印年画,是梁平区为庆贺年节商印制的一种民间艺术品,距今已有300多年历史,与四川的绵竹年画、夹江年画并称“西南三大年画”。2006年被列入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物质文化遗产（materialculturalheritage），又称“有形文化遗产”，即传统意义上的“文化遗产”。国务院在2005年发出《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以来，文化遗产的抢救与保护，在当代中国形成了高潮，并已取得丰硕成果。我们重庆具有丰富的历史文物、历史建筑、人类文化遗址等物质文化遗产资源。迄今为止，世界遗产委员会现后将中国申报的41项遗产项目列入《世界遗产名录》。重庆市有世界文化遗产、世界自然遗产各1处；重庆大足石刻、中国南方喀斯特（重庆武隆）。
在四川青城山-都江堰一带有被誉为“世界水利文化的鼻祖”，是由秦国蜀都太守李冰父子率众于公元前256年左右修建的，是全世界迄今为止，年代最久，唯一留存，以无坝引水为特征的宏大水利工程。凡为工业活动所造成建筑于结构所处城镇与景观，以及所有其他物质和非物质表现，均具备至关重要的意义。“工业遗产包括具有历史、技术、社会、建筑或科学价值的工业文化遗迹，包括建筑和机械、厂房、生产作坊和工厂、矿场及加工提炼遗址，仓库货栈、生产、转移使用的场所，交通运输等重要设施，以及用于举主、宗教崇拜或教育等和工业相关的社会活动场所。重庆的工业遗产资源由森昌泰和森昌正火柴厂、重庆中国兴业公司，重钢大渡口老区等。
当然农业是我们人民群众的口粮，为了保护和支援世界农业文化遗产系统，2002年联合国粮农组织发起了一项旨在保护具有全球重要意义的传统农业系统项目-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重庆种植榨菜的历史悠久，很多村庄都保存由涪陵榨菜传统农业系统。
宁波目前存在“中美合作所“集中营旧址，北山摩崖造像、湖广会馆、杨氏民宅等。我国的历史非常悠久，拥有许多文化遗产的地方往往市历史文化名城，这些城市也是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或者是近代革命运动和发生重大历史事件的重要城市，在这些历史文化名称的地面和地下，保存了大量历史文物和革命文物，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光荣的革命传统与光辉灿烂的文化，但是现在需要重视这些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管理工作。比如可以建立一些具有历史民族特色的旅游小镇，开展保护文化遗产的活动节等。国家文物局先后批准由中国文化报社联合中国文物报社举办了中国历史文化名街评选，参照历史要素、文化要素、保存状况、经济文化活力、社会知名度和保护与管理等六大标准。
首先是实施了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双重保护。之前有学习吸收日本和韩国的经验，借鉴“无形财”等提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2003年10月17日，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打开全球非物质遗产保护的序幕。
目前来看我国逐步建立起国家和省市县四级非物质文化一窜名录体系的登陆制度。客观上来看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间具有内在的联系，有些传统特产、包含有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两者的共同载体，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涪陵榨菜历经百年沧桑，现已形成涪陵区乃至重庆市农村经济中产销规模最大、品牌知名度最高、辐射带动能力最强的传统支柱产业、优势产业，因此“涪陵榨菜”就是工农业品牌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涪陵榨菜传统制作技艺为部级传统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涪陵插在老作坊，涪陵榨菜传统农业系统、涪陵榨菜生产历史名镇名村等是物质文化遗产，总之，对重庆文化遗产资源、应该实施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双重保护。
开展世界（物质）文化遗产是重庆大足石刻的生态旅游保护性开发的重要体现。大足石刻是唐朝末年、宋朝初期的宗教摩登石刻，以佛教题材为主，尤以两个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北山摩崖造像、宝顶山摩崖造像最为著名，是中国著名的古代石刻艺术。该世界物质文化遗产的旅游开发，理应遵循承载力控制原则，原生态原则，各民族参与原则、环境教育原则、依法开发原则、资源和知识有价原则，情节生产与低碳原则，技术培训原则等8大原则，实现生态旅游保护性开发。
可以申报涪陵榨菜作为传统农业系统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试点，很多村庄保存有涪陵榨菜的传统农业系统，就可以申报涪陵榨菜传统农业系统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当然，也要加强工农业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这一项目是国内外文化遗产保护中的薄弱环节。重庆历史悠久，工农业文化遗产资源丰富，应该加强收集与整理该市农业物质文化遗产，并以工农业遗产为主题，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全国文物保护单位，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名街等。
实现物质文化遗产与自然遗产保护的和谐，重庆目前存在丰富的自然遗产资源，在各种自然遗产保护区对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都应本着“天人合一”的思想，实现物质文化遗产与自然遗产的保护和谐。
加强渝东南少数民族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尤其是黔江区、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秀山土家族组苗族自治县、石柱土家族自治县、武隆县等。重庆具有丰富的少数民族文化遗产，应加强我们少数民族历史文物、历史建筑、文化遗址、民族村镇街，民族传统农业系统等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农作物的发展史篇7
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唯物史观，剖析资本主义制度本质和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过程中，深刻地阐述了关于城乡关系的重要思想。马克思、恩格斯坚持唯物史观，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分析了城乡分离和对立的必然性，进而提出了城乡融合的思想。
（一）城乡对立是一个历史范畴，是作为整个分工的社会化产物
城乡对立是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在人类社会初期，由于生产力极度不发达，人们主要是靠狩猎、捕鱼、畜牧，或者更多时候是靠耕作为生，这个阶段尚未产生城市。当生产力有了一定的发展后，农业与手工业开始分离，“从而发生了直接为了交换、日益增加的一部分劳动产品的生产，从而使单个生产者之间的交换变成了社会的迫切需要。”随着社会分工日益深化，此时城市应运而生，开始了城乡分离甚至是对立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是这样阐述城乡差别的，他们指出“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最大的一次分工，就是城市和乡村的分离。城乡之间的对立是随着野蛮向文明的过渡、部落制度向国家的过渡、地方局限性向民族的过渡而开始的，它贯穿着全部文明的历史并一直延续到现在。在这里居民第一次划分为两大阶级，这种划分直接以分工和生产工具为基础。城市本身表明了人口、生产工具、资本、享受和需求的集中这个事实；而在乡村则是完全相反的情况：隔绝和分散。城乡之间的对立只有在私有制的范围内才能存在。城乡之间的对立是个人屈服于分工、屈从于他被迫从事的某种活动的最鲜明的反映。这种屈从观象把一部分人变为受局限的城市动物，把另一部分人变为受局限的农村动物，并且每天都不断地产生他们利益之间的对立。”
（二）城乡对立产生诸多弊端，但也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和进步意义
城市和乡村的出现和对立同经济发展、社会分工、物质利益密切相关。城市工业发展迅速，把农民从土地中大量地分离出来，但农民在成为城市工人之后并没有能享受城市的资源。城乡对立使得人口拥挤、房屋密集、垃圾遍布，空气污染等社会问题不断涌现。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阐述道“在那时它已经产生了惊人的社会恶果；无家可归的人挤在大城市的贫民窟里；一切传统习惯的约束、宗法制从属关系、家庭都解体了。”并且由于庞大的城市居民群体衣食住行所消耗掉的巨额消费，使得土地不堪重负，农村的土地变得日益贫瘠，农业发展的自然条件也不断遭受破坏。除此之外，城市成为了文化活动的中心，乡村文化出现了断裂，恩格斯指出，城市和乡村的分离破坏了农村居民的精神发展的基础和城市居民的体力发展的基础，并且城乡分离所造成的城乡文化的断裂又发过来加剧了城乡差别扩大的程度。
然而，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社会城乡对立并不总是持批判的态度，他们从唯物史观的视角，指出城乡分离与对立的历史意义，认为城乡对立体现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要求和生产力的前进方向。
生产力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出现的城乡分离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城乡分离又反过来适应并促进了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的根本要求和方向，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进步意义。
（三）城乡融合是未来城乡关系发展的趋势
马克思、恩格斯坚持唯物主义历史观，对城乡分离与对立的社会现实进行了深刻的检视和批判，并揭示了城乡协调与融合是未来城乡关系发展的历史大趋势。当时，米尔伯格等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认为消灭城乡对立是一种空想，是不可能实现的。针对这一种错误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坚定地指出：“消灭城乡对立并不是空想，正如消灭资本家和雇佣工人间的对立不是空想一样”，“人们只有在消除城乡对立后才能从他们以往历史所铸造的枷锁中完全解放出来，这完全不是空想”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城乡融合”的概念，他认为：“通过消除旧的分工，进行生产教育、变换工种、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以及城乡的融合，使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的发展；这一切都将是废除私有制的最主要的结果。”由此可见，废除私有制是实现城乡融合的首要条件，而这一条件，必须在共产主义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认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由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与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不能从根本上消除资本主义私有制本身。概括起来马克思、恩格斯的城乡融合思想包括以下几点：
首先，实现城乡融合必须具备一定的物质条件、社会条件和农村经济组织条件。马克思恩格斯着重分析城乡对立根源及造成的深刻影响后，按照唯物史观的原理，阐述了城乡融合所需的条件，即物质条件、社会条件、农村经济组织条件。物质条件是指生产力的高度发展，特别是大工业的发展和协调安排；“大工业在全国的尽可能均衡的分布是消灭城市和乡村的分离的条件。”社会条件即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正如前面所述，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指出：“通过消除旧的分工，进行生产教育、变换工种、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以及城乡的融合，使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的发展；这一切都将是废除私有制的最主要的结果。”农村经济组织条件是指农民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通过合作社组合成大规模经济。总之，城乡融合要以废除私有制作为前提，当物质条件、社会条件、农村经济组织条件达到一定程度后，城乡关系就会从对立走向融合。
其次，强调农业现代化和技术化。恩格斯认为消灭城乡对立最重要的条件是，工业和农业的结合并且实现所有社会个人对工业生产资料和农业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恩格斯指出：“公民公社将从事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将把城市和农村生活方式的优点结合起来，避免二者的片面性和缺点”，强调城市工人和乡村农民之间的联合，提出使城市工人作为乡村农民利益的天然代表者。马恩在其所设想的未来先进国家里认为必须要“成立产业军，特别是农业方面”要成立产业军，实行农业产业化经营，必须要废除小块土地所有制，因为现代科学技术要广泛地运用于农业中，必须要大规模的耕种土地。总之，农业的现代化促进了农业生产的专业化分工，促进了土地、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促进了市场竞争。因此，要消除城乡对立，就必须重视农业的现代化。
最后，充分发挥城市的中心作用。实现城乡融合，并不是要达到城市和乡村之间无差别的绝对同一，而是要消灭城乡对立所带来的农村愚昧和孤立的分散状态。由于城市是现代工业、商业和贸易的中心，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人类社会进步的一大标志。
马克思恩格斯对城乡关系的论述是非常深刻的，对社会主义事业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并且启迪了以后的马克思主义继承者和发展者对城乡关系的探索，包括了列宁的城乡关系思想。
二、列宁的城乡关系思想
列宁在考察了俄国资本主义发展和建设苏联社会主义城市和乡村的基础上，运用马克思、恩格斯城乡关系思想，结合苏俄自身的实际，形成了一套具有历史性指导意义的城乡关系思想。列宁的主要城乡关系思想主要有如下几个基本点。
（一）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导致了工业和农业的分离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城乡关系所表现出来的性质和程度是不同的。在社会分工不明显的阶段，城乡分离问题尚未突出；而在社会分工逐渐细化的阶段则会导致城市和乡村的彻底分离。例如在前资本主义的俄国，工业和农业的分离尚不明显，农村的手工业者往往同时又是农业生产者。而到了资本主义机器大生产时代，由于在私有制的催化下，工业和农业逐渐分离成了两大独立的部门，工业和农业彻底分离。
（二）俄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吸引农民离开农业流向工业，离开农村流向城市
在俄国，由于农业生产者受到资本主义和农奴制残余的双重压迫和剥削，生活条件非常艰苦，而工业工人的境况相对来说要好得多。“因此，人们从农业逃向工业，可是工业省份中不但没有人流向农业，甚至还流露出鄙视‘愚昧的’农业工人的态度，把他们叫作‘牧人’，‘哥萨克’，‘种地人’。”并且流向工业和城市的农民一般都是非常优秀的劳动者，即意味着资本主义工业抢走了农村中的优秀劳动力，更加剧了农村的愚昧和贫乏。
（三）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为消灭城乡对立创造条件
资本主义的发展积累了大量的物质基础，同时也创造了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相接近和为农业提供现代科学手段等条件。随着资本主义的向前发展和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逐渐打破了旧俄国农业劳动者过去同整个外界隔绝的状态，乡村和外界的联系条件更加便利了，城市和乡村之间逐渐有了融合的趋势。列宁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中更具体阐述了三个使农业工人与工业工人相接近的条件，他说：“大机器工业在破坏宗法关系与小资产阶级关系时，另一方面却创造了使农业中的雇佣工人与工业中的雇佣工人相接近的条件：第一，大机器工业把最初在非农业中心所形成的工商业生活方式带到乡村中去；第二，大机器工业造成了人口的流动性以及雇佣农业工人与手工业工人的巨大市场；第三，大机器工业把机器应用于农业时，把具有最高生活水平的有技术的工业工人带到乡村。”
（四）俄国资本主义不能消灭城乡对立，预测城乡融合是未来趋势并提出实现途径
在发展资本主义的过程中，城乡联系更加密切了，城乡对立缓和了，但俄国资本主义是不能消灭城乡对立的，这是由俄国资本主义本身的性质所决定的。而只有建立“生产者联合起来的社会”，即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够创造消灭城乡对立的这种条件，城乡消除对立而走向城乡融合是历史创造的。列宁在孜孜不倦地探索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城乡建设理论后，提出了缩小和消灭城乡差别必须采取以下几种途径。
农作物的发展史篇8
1、请你联系实际，谈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做好我省财政工作?
[思路点拨]
评价你的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
适用对象：财政国资管理部门
答案要点：
(1)抓好财源建设，增强地方财政实力。
(2)不断深化财税改革，逐步建立规范的转移支付制度，对税收征管进行改革。
(3)按照我省社会经济发展战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会共同需要为标准，规范财政资金供应范围。
(4)理顺财政分配秩序，强化财政调控和监督职能。考试大收集整理
(5)尽快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财政体制和运行机制。
2、到本世纪末，我省农业和农村经济将再上一个新台阶，尤其是粮食生产要增加50亿公斤，任务是艰巨的。请你结合实际谈谈财政部门应如何支持、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
[思路点拨]
评价你的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
适用对象：财政国资管理部门
答题要点：
(1)把支持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放在财政工作十分重要的位置。
(2)完善财政支农政策，确保每年对农业的投资增长幅度高于财政收入的增长幅度。
(3)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确保财政支农重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商品粮基地建设、改造中低产田、农业综合开发、农副产品深加工、乡镇企业发展、服务体系建设等)。
(4)加强支农资金的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3、做好党史工作是培养教育中青年干部的客观需要这一问题谈谈你的认识。
[思路点拨]
评价你的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
适用对象：党史研究部门
答题要点：
(1)中青年干部没有经历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血与火的洗礼，多数人没有经过党在曲折中发展社会主义的实践，对党的历史知之不多、不全、不深。
(2)中青年干部只有了解党的历史，才能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增强讲政治的自觉性。
(3)要使中青年干部系统了解建党以来，重点是执政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党的历史，吸取经验教训，少走弯路，健康成长。
4、请你结合实际，谈谈如何开展党史宣传教育工作。
[思路点拨]
评价你的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
适用对象：党史研究部门
答题要点：
(1)结合重大党史事件和重要人物的纪念活动
(2)开展宣传抓好党史研究成果转化，编写、制作普及读物和影视
农作物的发展史篇9
历史的教学有其自身的特点。在教学中，为了便于学生理解，加强学生的记忆，除了分析、综合等一般分法外，比较法是运用得比较多而且也比较有效的教学方法。所谓“比较出真知”，“没有比较就不知道优劣”。只有通过对不同事物的比较，我们才能知道事物间的区别和联系，找出其异同，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对事物的全面认识和掌握。
如何对历史事物进行比较认识呢？我们知道，作为人类历史，除了具备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外，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对历史发展的进程有着十分重大的影响，因为“历史是人民创造的”。而学习历史的主要目的也就在于探索历史发展变化的规律，并从中总结经验教训以引导人们今后的行动，从而推动历史更加健康、和谐、有序的发展，即所谓“以史为鉴”。要想寻找历史发展的的规律，首先就得对历史事物有一个基本的了解，这就要求我们将这一历史事物是如何出现的，为什么会出现，它的出现在历史上有哪些表现，引起了历史发生了怎样的变化，造成了什么后果，有哪些因素起了促进作用，又有哪些因素起了阻滞作用等等问题一一弄清楚。有了这些基本了解后，我们才能进一步从这一历史事件的发生、发展和结局中去寻求历史的经验教训。因此，对历史事物的比较也必须起码从分析历史事物发生的背景、基本概况以及其历史影响等几方面着手，作全面细致的分析认识。
当然，单单只对不同历史事物作分析是远远不够的，因为这样的认识还只停留在对这些事物的粗浅了解层面，还不能形成对它们的真正掌握。因此认识的关键在于以以上分析为基础，进一步寻找不同事物在各方面的区别和联系，抓住它们的异同。这样，一方面可以加深对历史事物的理解、记忆，另一方面也能更好地从这些异同的比较中提取对我们有帮助有价值的东西，以发挥历史所具有的借鉴作用。
比如对太平天国前后期的两个纲领性文件《天朝田亩制度》和《资政新篇》，我们就应首先通过分析明确它们都是太平天国的纲领，都具有反封建的精神，都由于各种原因而成为空想，最终未能得以真正实现，这就是两者的联系。找到了它们的联系后，更重要的是认识它们之间的差异，并寻找造成这些差异的原因以及这些差异产生的不同后果，同时总结它给我们留下的经验教训。为此，我们大致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分析：
第一，从产生的背景看，《天朝田亩制度》是在太平天国迅猛发展时期为巩固政权而颁布的，而《资政新篇》则是在太平天国经过天京事变走向衰落后，为了挽救危局、稳定政权，力图改革内政、建设国家而作。两者所处的历史时期和想要达到的目的很不相同。
第二，从涉及的主要内容和群众基础看，《天朝田亩制度》所要建立的是以小农经济为基础，以绝对平均为分配原则的“人间天国”。它要求消灭私有制，实行绝对平均主义。这其实是在落后的自然经济基础上的平等平均，仍然没有超出封建经济的范畴。但它平均分配土地、废除封建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的主张却极大地满足了农民阶级的利益要求，因而有比较广泛的群众基础。《资政新篇》则是要发展资本主义，承认私有制，这就顺应了时展的潮流，也是与《天朝田亩制度》的根本区别。但我们同时也看到由于它没有反映农民阶级最迫切的土地要求，与农民阶级的追求格格不入，因而脱离了农民革命的实际，得不到他们的积极响应。《资政新篇》很大程度上不是中国现实的反映，而是洪仁个人经历的反映。
农作物的发展史篇10
【关键词】神农架发展绿色经济战略措施
一、神农架独特的生态资源
神农架是大巴山东段余脉，最高峰“神农顶”海拔3105.4米。神农架山系呈叶脉状向四周延伸，东接荆山，西依秦岭，南滨长江，北临汉水，纵横千余里，构成高山大谷的地貌，覆盖整个鄂西北，囊括兴山、宜昌、秭归、远安、荆门、南漳、保康、房县、竹山、竹溪等十多个县市。其人口相互流动，有着共同生产生活方式和区域文化习俗。其高山原生态文化群落，形成独具特色的大神农架自然生态文化圈，对华中地区生态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神农架山脉将武当山和三峡工程库区左右连成一体，与恩施自治州隔江相望，其独特的生态群落、物种遗传和地质地貌价值难以估量，更不可复制。
1、古老的地层、地质构造和独特的地貌
神农架保存着古老的地质演变史，其地质地貌是一座天然的古地质地貌博物馆。神农架露出最老的地层距今约19亿年，厚度达到1.27万米，构成古老的基底，其中含有古生物、植物化石和微藻类化石。神农架林海茫茫，层峦叠嶂、沟堑纵横，地貌类型主要有山地、流水、岩溶和冰川地貌。其冰川地貌是第四纪冰川留下的遗迹，弥足珍贵。
2、多样的动植物及原始生物资源
作为华中地区唯一的原始森林，神农架独特的自然环境和多样的地貌类型，为野生动植物提供了良好的生存繁衍场所。它是第四世纪冰川时期各种动植物的避难所和栖息地，是生物物种天然基因库。
根据朱兆泉、宋朝枢1999年的神农架科学考察集，仅神农架保护区内共有兽类75种，鸟类308种，两栖动物23种、爬行动物40种，鱼类资源47种，昆虫资源560种。有金丝猴、猕猴、华南虎、豹等部级保护动物14种。保护区内植物资源更为丰富，有高等维管束植3183种，蕨类植物297种，裸子植物30种，被子植物2435种，占中国植物总数的56.7%。古代特产单种属植在神农架的分布多达10种，其中银杏、珙桐是我国经过冰期严重考验而保存下来的孑遗植物。神农架还是我国珍稀、濒危保护植物的宝库，拥有国家重点保护植物34种，占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的9.5%。神农架植物区系的丰富性、古老性和特殊性，使其成为中国乃至世界最为丰富的天然植物园。
3、丰富的自然景观
神农架毗邻武当山和长江三峡，是长江和汉水上游的分水岭。这里高山台地和“v”形河谷构成奇山秀峰、沟谷纵横的地貌景观。山间溪流密布各条沟谷，深潭、激流和瀑布展示出不同的水域风景。由于地处动植物南北区系交汇过渡地带，丰富的动、植物资源孕育了神农架独具魅力的神奇的生物景观。
二、历史的经验教训与未来发展之路
在神农架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人类对它的科学考察和研究非常有限，最早的神农架科学考察始于1943年贾文志编撰的《神农架探察报告》，新中国成立以后比较全面的考察研究资料是朱兆泉、宋朝枢主编的《神农架科学考察集》。神农架的孕育发展历史，为我们探索其未来发展之路提供了科学的借鉴。
1、历史的经验教训与现实生态环境状况
神农架的演化发展既是大自然的恩赐，也是人类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杰作。根据贾文治的《神农架探察报告》，1943年的神农架是一座广袤神秘、尚未开发的处女地。其古木参天、翼蔽如城，万山环列，既无人迹，成为野兽生聚之渊薮，造成种种玄妙之神话。谓其地产六足兽、野人、宝贵药物、毒蛇猛兽者均有之。从这次考察记载中可以看出，是我们祖先秉承中华传统文化，予大于取，才使得神农架的自然遗产代代相传，生生不息。当然，这也跟当时农耕时代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工业和科技的不发达有关系，当时的人们还不具备当今征服和驾驭生态自然的能力。而其生态环境处于自我繁育、自我修复和相互制约的状态。
随着工业化的进展和经济的发展，人们对自然的征服能力，对自然的驾驭和破坏能力不断增强。神农架的生态系统开始随着人们经济活动的发展而受到严重的影响和破坏。仅仅以神农架的核心部分神农架林区为例，从1962年开始的神农架林区开发，开始20年以林业伐木为主，木材源源不断输往全国各地，森林覆盖率由当年的76.4%下降到1982年的63%，原始森林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1982年后，神农架林区确立“加强保护”的发展方针，申办了部级自然保护区，加入了联合国“人与生物圈计划”，经济发展逐步由伐木为主和工业为主过渡到以生态旅游为主，其他经济成分并存的经济模式，并纳入湖北省鄂西生态文化旅游经济圈的总体规划。虽然人们对生态环境的重视程度不断加强，但生态环境的状况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例如矿山开发依然是神农架林区一项重要经济收入来源，许多珍贵的地质地貌形态和生态由于矿山的开发而被严重破坏。还有神农架的小水电开发，也改变了水流路径，使神农架珍贵特殊的鱼类失去了生存的环境而濒临灭绝。
在当今神农架旅游开发热潮中，该地火车即将开通，机场也已建成，在铁路、公路、机场、网络交通立体化的条件下，神农架的旅游市场很快会面向全国和世界，而保护好19亿年逐步形成的古老地貌地质和生态群落，保护好神农架生态经济发展的根基和源泉是当前最主要的任务。神农架一旦遭受破坏，这座绿色宝库就难以恢复原有的自然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