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资源的定义篇1
前言：除了是孕育生命的摇篮，海洋对人类而言，还是巨大的资源宝库，蕴藏了大量人类所需要的食物资源、药物资源、矿产资源和其他能源，并为人类提供了舟楫之便和各种优美的自然景观，是各大陆人们进行商业、文化交流以及迁徙的重要通道和文化、娱乐尤其是旅游发展的一大场所。长久以来，海洋以其自身的环境承载和净化能力为维持人类与自然界的平衡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所以，海洋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有着不可或缺的重要意义。
一、海洋资源与环境保护的概念和特征
(一)海洋资源属于自然资源的一个类型
所谓自然资源，是能够为人们所利用作为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来源的自然要素，从最广泛意义上说包括在改造自然与征服自然过程中自然界一切可以被人类利用的物质和能量，它包括有形的土地、森林、水体、动物、植物、矿藏和无形的光、热等可供人类开发利用的资源。自然资源经过人类劳动投入和改造就成为经济资源即社会财富，它是社会物质财富的源泉，是社会生产过程中不可缺少的物质要素，是人类生存的自然基础。
(二)海洋资源的定义及其特征
有的学者从狭义和广义两个方面界定海洋资源的内涵，认为从狭义上讲，海洋资源是指与海水水体本身有着直接关系的物质和能量。也就是说，海洋资源指的是能在海水中生存的生物、溶解于海水中的化学元素和淡水、海水中所蕴藏的能量以及海底的矿藏资源。广义上讲，所有在一定时间内，能够产生经济价值以提高当前和未来人类福利的海洋自然环境因素都称做海洋资源，通常把港湾、海洋航线、水产资源的加工、海洋中的风能、海底地热、海洋景观、海洋空间以及海洋的纳污能力等等都视为海洋资源。
海洋资源的自然性体现在以下几方面：其一，海洋资源是不依赖于人类的主观意志而客观存在于海洋空间的自然要素和自然条件，它的产生、发展和变化遵循一定的自然规律，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其二，海洋资源是地球生物圈的组成部分。生物圈理论指出，地球是由大气圈、岩石圈、水圈构成的，海洋资源分布在海洋的海面、水体、海床及底土之中。其三，海洋资源没有凝结必要的社会劳动，即海洋资源是非劳动产品，这就使其区别于一般的物和社会财富。从某种意义上说，海洋资源是大自然对人类社会的恩赐。其四，海洋资源具有质、量、形态、时间、空间等多种自然属性。
二、海洋资源与环境保护的必要性
(一)海洋资源开发过度，严重衰退
近年来，我国近海资源开发利用过度。以海洋渔业资源为例，我国近海传统优质渔业资源日趋枯竭，生物资源严重衰退，一些珍稀物种处于濒危状态。中华白海豚近年来数量骤减，已成为濒危物种，斑海豹、宽吻海豚、江豚、克氏海马、黄唇鱼等国家保护动物也遭到人类过度捕捞。80截至2002年底，我国共有海洋机动渔船27.9万多艘，其捕捞强度大大超过了海洋渔业资源的再生能力。由于海洋渔业捕捞活动大多集中于我国近岸海域，强大的捕捞力量与有限的作业渔场、薄弱的资源基础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目前渤海优质鱼类占总渔获量的比例已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50%下降到不足30%。由于掠夺式的捕捞生产，使主要经济鱼类品种逐渐衰退，海洋生物之间的平衡被打破，种群交替现象明显，导致渔获物构成的营养级水平逐年下降，低龄化、小型化和低值化日益加剧，给海洋渔业生态循环和资源恢复带来很大难度，海洋捕捞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
(二)海洋资源综合利用不合理，水平低
海洋资源综合利用不合理、水平低是造成海洋资源破坏与浪费的一大原因。由于在海洋经济发展过程中，缺乏对海洋资源环境的总体规划，造成了海洋产业布局的不合理和资源的不合理配置。如砍伐红树林，把典型的海洋自然生态区域破坏而进行水产养殖区建设等等，未能根据海域自然属性、可利用条件确定海洋资源的开发利用，把资源和经济增长优势变为劣势。不合理和低水平利用资源的后果往往是资源的浪费，不能让海洋资源向最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方向转化。
三、海洋资源与环境保护法律体系研究
(一)我国海洋资源保护法律体系的现状
海洋资源保护法律，是指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制定的有关合理利用、保护和改善海洋资源方面的法律。我国目前还没有以直接保护海洋资源为名义的法律，但是我国已经制定了很多自然资源方面的法律，都涉及海洋资源保护问题。
我国《环境保护法》、《海洋环境保护法》和《海域使用管理法》等法律颁布实施后，沿海各省市大都根据这些法律规定的精神，结合本地情况制定或修改完善了相应的地方性法规或政府规章，以使其与法律的规定相一致并保证其有效地贯彻实施。
(二)我国海洋资源保护法律体系存在的缺陷
虽然从立法体制来看，我国海洋资源法律体系已经初步建立，但是整个体系仍然存在很多问题亟待解决：如有关海洋资源开发利用方面的法律仍显不足;海洋资源管理综合性法律和专项管理法律法规稀缺;我国管理海洋事务或活动的机构众多，制定海洋法规部门众多，条块分割十分严重，造成现有法律法规的不系统、不协调等。
我们必须重新规划海洋资源立法体制，规范授权立法，杜绝部门立法的弊端;制定急需的海洋资源法律法规，废除不合时宜的法规;颁布司法解释或者相关规定，解决法律交叉，加强薄弱环节的立法。
四、结语
海洋环境保护这项艰巨的工程不是靠一个公约或几个合作议定书就能完成的，海洋环境保护法律制度的建立也不能预防和解决所有的海洋环境问题，毕竟法律不是万能的。但伴随着日益严重的海洋环境污染威胁，我们不能坐以待毙，必须对我们的子孙后代负责，努力了不一定有收获，但不努力一定没有收获。
海洋资源的定义篇2
1海洋渔业资源管理的理论基础
1.1全球共同利益原则
渔业资源是人类从海洋获得的最主要的水产品，占人类捕捞的水产品的90%，也是海洋最主要的生物资源，与海洋生态环境甚至整个地球生态系统都有紧密联系。对于渔业资源的国际法关注也早就突破了单纯海洋法的范围，国际环境法的视角的强化更强调对海洋渔业资源的养护。
为实现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发展，人类活动应恪守义务约束;且活动关注的中心也应从人类利益转向人类与生物共享的全球利益。可以预见的将来，对渔业资源的国际法规制必定是更多地吸收国际环境法的先进理念并通过具体的制度予以落实，这也意味着渔业资源国际法规制终将归位于全球利益原则和义务重心。
1.2极限理论
渔业资源枯竭的现状说明渔业资源的总存量是有限的，渔业资源的再生和自我更新能力也是有极限边界的;人类的过度捕捞活动一旦超越了这一边界就会产生渔业资源衰竭的问题。二十世纪80至90年代联合国对公海大型远洋流网捕鱼作业的系列决议就是渔业资源极限问题的实证。海洋资源分配所体现的基本精神义务，它为人们占有、开发海洋资源的行动设置限制，它要求各国占有、开发海洋资源的行动服从全球海洋资源持续利用的总体安排。
作为最主要的海洋生物资源，要以有限的渔业资源满足人类不断增长的需求自然也应服从这种以义务为重心的分配，而这种分配的义务重心则不仅要求渔业资源法律制度以限制人类行为为主，更重要的是为各项制度安排明确的义务主体并建立完整的责任体系。
因此，对海洋渔业资源的国际法规制最终仍应落实和以推进国际合作国家责任为方向发展。全球共同利益原则和极限理论说明:一切作为人类共同财产的资源，其一定是将义务置于权利之上的，即将义务作为重心。且这种义务本身也是为了实现义务承担者的长远利益。国际海洋渔业资源法律制度正应以全球共同利益原则和义务重心的基本思想为指导原则，任何可能背离这两点基本法理的尝试都是危险的。
实际上，国际渔业资源法律制度的发展已经表明其义务重心，《公约》和后公约时代的各项制度都通过义务主体的安排，对渔业活动予以了越来越具体的限制，且越来越强调通过国际合作履行义务。
2专属经济区内渔业资源管理
2.1专属经济区的概念
所有的沿海国都享有一种领海权利，即沿海国有权把沿海捕鱼权完全保留给本国国民，禁止或限制其他国家的国民在其管辖海域内从事捕鱼活动，这种权利被称为渔业管辖权。二十世纪40年代起，以拉丁美洲沿海国家为首，提出了一种新的主张，在沿海二百海里海洋区域内建立经济专属区。自此，很多海洋国家开始纷纷效仿，专属经济区的概念也就被提到各种海洋大会议题。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规定，专属经济区是领海以外并邻接领海的一个实行特定法律制度的区域，该区域的最大宽度从测算领海宽度的基线起不应超过200海里。
2.2专属经济区的权利和义务
之所以要制定专属经济区内渔业资源相关法律，其目的就是明确海洋渔业资源管理的主体，并规范沿海国在享受海洋权益的同时，承担该海域的养护任务。沿海国享有是权利主要包括:
①自行决定该海域内海洋生物的可捕量，分为不同时期对海洋生物的可捕量控制，个别国家对海洋生物的可捕量控制，个别船只对海洋生物的可捕量控制;②限定其他国家对该海域的可捕量，因享有专属经济区的沿海国有促进该海域内生物资源得到适度利用的义务，因此，在这个前提下，他们可以限定其他国家对该海域生物资源的利用;③其他国家的国民在共享海洋资源的同时，必须遵守沿海国的相关法律法规，这也是确保沿海国能确实有效的保护海洋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前提。而沿海国同时也要承担防止该海域内渔业资源的过度开发，并承担养护的义务。
3公海渔业资源管理
3.1公海渔业资源管理的历程
格劳修斯在1609年的时候曾发表了《海洋自由论》，自此，一种公海捕鱼自由的观点逐渐被大家追捧。而随着沿海国对海洋渔业资源的捍卫以及海上霸权的争夺，以及后来《公约》的形成，开始对公海捕鱼自由进行限制，许多国家纷纷加入了该《公约》，公海捕鱼的限制逐渐被广大沿海国所接收。根据《公约》的规定，所有的缔约国均有义务要求本国国民或自行，或与其他国家合作采取养护公海生物资源的必要措施。事实证明，不管是渔业资源的有效开发利用，还是渔业资源的养护与管理都离不开国际间的合作。同时，国际间的合作也是弥补海域划界所导致的管辖权争议，衔接各海域渔业制度的有效方式。除了《公约》对各个国家规定的义务外，《促进公海渔船遵守国际养护与管理措施的协定》也规定了公海渔业信息的交流与合作制度，这在很大程度便利了国家间在公海信息的广泛交流。《遵守协定》强调船旗国之间应互相交流有关渔船的资料，以协助彼此查明悬挂其旗帜、从事有损国际保护和管理措施的违法渔船②。另外，《遵守协定》还设定了缔约国间通过粮农组织开展的合作。
3.220世纪90年代早期开始出现的船舶改挂旗帜现象，成为对渔业管理措施最具破坏力的因素之一，引起了全球的关注。所谓的船舶改挂旗帜，是指船舶撤销其在一个国家的注册后又在另一个国家重新注册，其通常是为了达到降低运行成本和优惠的缴税条件等经济目的，从而规避区域性渔业管理组织规则的约束。渔船改挂船旗规避管理措施的行为，不仅严重危及了区域性渔业组织的管理主体地位，还直接影响了国际社会和区域性渔业管理组织所采取的养护和管理渔业资源措施的效果。针对公海渔船改挂船旗，一系列国际法律文件都试图以强化船旗国义务为问题解决的突破口。
4洄游鱼类种群资源管理
针对洄游鱼类种群，国际法首先突出对此类鱼类种群的特殊关注，在进一步分类的基础上，就不同特点的洄游鱼类予以不同的制度规制，并特别强调国际合作，突出区域性渔业组织的主体地位，此外，针对洄游鱼类严峻的生存状态，引入预警原则。
预警原则的基本概念最早出现于1992年6月通过的《里约宣言》，为了保护环境，各国应根据资金的能力广泛适用预警方法。如果存在严重不可逆转的损害，缺少完全的科学确定性的危险不应当作为拖延采取代价昂贵的措施防止环境损害的借口。
海洋资源的定义篇3
（一）海洋资源利用的模式——“XX使用权模式”
一般来说，海洋资源内涵丰富，类型复杂，具有公有性、生态性、整体性以及环境的复杂性。根据美国学者阿兰·兰德尔（alanRandal）对海洋资源的界定，海洋资源是指赋存于海洋环境中可以被人类利用的物质和能量以及与海洋开发有关的海洋空间。④法学意义上的海洋资源通常指进入法律规范体系之中的，人们在开发、利用、保护海洋活动中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的客体。随着人类利用海洋资源活动日益多元化和空间化，法律对海洋资源的调整也日趋复杂化。
我国海洋资源权属的立法例，基本上形成了海洋资源“××使用权”的立法模式。物权法下以某种资源为客体，并在尊重其所有权的基础上，设立以占有、使用或收益为内容的用益物权时，新设立的权利通常被命名为“XX使用权”。②我国先后立法创设了海洋石油资源使用权、探矿权、采矿权、捕捞权、海域使用权以及海岛使用权等。④然而，立法上“使用权”一词备受争议，认为其涵盖的内容几乎与用益物权同义，其内涵与外延不确定，而且不易区分作为用益物权的“使用权”与作为所有权的“使用权能”。④（二）困惑及其破解：“体系后研究范式”的视角有学者对“自然资源物权”这一提法提出了质疑，特别是有关海洋资源使用权的认识角度和研究思路存有极大的差异，代表性的学说主要有“特别法上的物权说”、“浮动用益物权说”、“特许物权说”以及“准物权说”。⑨然而上述各类学说都不能圆满地诠释海洋资源在利用中的各种法律难题。以比较流行的准物权说为例，我国学者基于“思维方法的反思”和“物权客体的特定性理论的反思”，提出了准物权的概念。准物权（Quasi—property）客体难以整齐划一，主张以多视角模式、时空结合观、宽严相宜的弹性标准以及注重客体内部构成因素变化的方法来观察和界定准物权客体的思维模式和方法。准物权的权利构成具有复合性，兼具公权性和私权性的特征。在准物权理论的支配之下，海洋资源权属制度应该重新审视。然而，“将自然资源界定为准物权的客体，只有将权利抵押权和权利质权排除于准物权的体系才可成立，且需要进一步类型化”。㈣由此观之，准物权下的海洋资源使用权并不具有理论上的普适性和完美性。由此，海洋资源使用权不仅在立法技术上存在不足，还因此催生了一系列相关困惑。在私法语境下解读上述海洋资源权利，自然会遭遇诸如海洋资源国家所有权的合理性、海洋资源使用权的法律属性如何界定以及海洋资源物权流转等系列问题困惑，比如传统的物权法理论是否可以套用到海洋资源领域？海洋资源使用权的权利类型如何界定？
欲破解海洋资源权属的困惑，笔者倾向于将问题引入到“体系后研究范式”之下。在某种意义上，我国基本上形成了比较稳定的海洋权利法律体系。法律体系形成之后的法治建设重点在于法律实施。
在体系后研究中，研究的核心和焦点应该集中于或归结为中国问题中心主义，故而，应该提倡“立足中国场景中寻找中国问题”。中国问题的寻找与认定，只能在中国的法治实践中进行与完成。然而，所谓“中国问题”并不是研究对象范畴导出的解读，而是包括研究主体及其与研究客体关联方式导出的解读。体系后研究以中国问题为中心，不仅是法学研究对象的再次聚焦，更是法学研究者的法治信念、理论情怀和学术文化的更新构建。④应该说，在我国海洋法群中，规制海洋资源权属制度的立法比较健全，法律效力层次亦比较合理。然而，海洋资源开发利用与保护中的“中国问题”是大量存在的，这其中不仅有理论上的争鸣，更有由于历史的、现实的因素所形成的法律上的可操作性等问题。这需要在“体系后研究范式”下认真审视海洋资源权属的方方面面。
二、海洋资源权属制度的流变：从“公有物”到私权的盛行
（一）海洋资源作为“公有物（Commonproperty）”的法律调整根据相关资料，罗马法并没有直接记载关于海洋资源法律制度的内容，然而，中世纪为了适应封建君主对海洋控制欲望的需要，罗马法的前期注释法学派学者们提出了沿海国可以对邻近海域资源享有所有权或主权的法律思想。此时期海洋法或者海洋资源权属法并未完全成型，但是这些关于海洋的法律思想为日后现代意义上的海洋法或海洋资源权属制度奠定了思想基础。（8）法律对海洋资源调整的日趋强烈和完善是人类日益意识到海洋资源之重要性的结果。早在人类文明之初，海洋便开始为人类提供舟楫之利和食物之源。然而，海洋资源作为一种有用之物，却长期游离于私法的范畴之外，不能全面成为私法上财产权利的标的物，不能成为依照物权法而取得的财产。早在17世纪，荷兰人格劳修斯在其名著《论海洋自由或荷兰参与东印度贸易的权利》，即坚持海洋被视为“公有物”，是不为任何人所有，而为某个社会共同体的全体成员所共有。故而，人们形成了海洋资源等“公有物”不能被私法调整的固有共识。这种理念其实在欧陆国家的立法上得到明证。
（二）私权的盛行20世纪下半叶，一些民法典虽然规定领海海域及其中的自然资源属国家所有，@但未辅之以更为具体的他物权制度，其效果仅仅相当于对已经确立的公法规范进行重申，并未创设新的可资利用的私权，民事主体无法通过取得海洋资源的私权利而对其加以有效的占有、支配和利用。凹由于人类利用海洋资源的范围和程度日益广泛、加深，各国已经意识到加强对海洋资源的利用和管理的必要性。法律对其调整更彰显了一种强烈的以私权手段来调整海洋资源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轨迹。我国台湾地区学者苏永钦认为，社会的发展使得民法规范愈趋复杂，对此民事立法者不应有畏惧情绪，市场经济有无穷的变化，应当通过创设新的规则为交易活动的展开提供制度保障，切忌用简单的规则去扼杀交易者的空间。海洋资源权属问题同样面临着这样的问题，当传统的私法理论无法诠释海洋资源开发利用实践问题时，便激发人们思索以一种新的视角和模式来设计海洋资源使用制度。在海洋资源上设立私权一度盛行有其一定的历史合理性。
首先，海洋资源设立私权变得必要。@现代科技使人类利用海洋资源的能力大增，人类利用海洋资源的形式早已触及到了海水养殖、海洋资源旅游开发、海底矿产资源开发等领域，这样导致海洋资源的稀缺性日见凸显。在此情形之下，不仅要通过公法维护国家对海洋资源的主权和管辖权，也应通过私法确认海洋经济活动主体或者海洋资源利用者对于特定海域的支配。在此种需要下，各国相关立法呈现出采用传统私法下的概念或者手段去规制海洋资源利用的趋势。
其次，海洋私权是一种具有现实基础的理性的选择。作为具有重要经济价值的海洋资源，法律上仅仅明确其属于国家所有是完全不够的，恐怕这也不是立法的终极目标。故而在明确海洋资源属于国家所有之后，更重要的是如何构建一种海洋资源的使用规则，以便实现“物尽其用”，发挥经济效用。因此，依据传统物权的法理，人们基于国家的海洋资源所有权创设相应的他物权，使海洋资源的利用规则得到法律的规范。为了规避经济学所描述的“公地的悲剧（tragedyofColn／'lflonS）”在海洋资源领域上演，适度地确立海洋资源财产权利的约束机制，让私人从政府之手取得对特定海洋资源的开发利用权利合法化、规范化，达到确保海洋资源的合理、适度的开发。为了描述海洋资源从“公有物”到私权盛行的立法例轨迹，笔者根据有关素材以图框的形式做了一个说明（参见下页图示）。
三、传统私法视域下海洋资源权属制度的反思与检讨
（一）海洋资源权属立法上的诟病海洋资源权属制度从表面上看是一种属于传统物权法体系下的制度，然而，根据学者的研究，人们更倾向于将此类权属制度与矿产资源制度、探矿权制度以及水权等制度相类比，由特别法或者准物权法来调整。但是，从目前相关的立法例来看，立法例给人的一种直觉就是将本来很复杂的海洋资源权属制度放到私法体系之下来调整，这至少让人产生误解：海洋资源权属制度全然受到私法的调整。
1958年<大陆架公约>，<领海与毗邻区公约）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确立沿海国对领海的主权。对毗邻区特定事项的管制权，对专属经济区及大陆桨的主权权利和管辖权。
1958年<关于领海的声明>宣示国家对领海的主权。
1992年<领海及毗连区法>确认国家对领海的主权和对毗连区特定事项的管辖权。
1996年中国加入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1908年<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确认国家对专属经济区及大陆架的主要权利和管辖权。
1982年《对外合作开发海洋石油资源条例>刨设了海洋石油资源的所有权。
1986年<矿产资源法）和1994年《矿产资源法实施细则>
创设我国管辖海域内的矿产资源的所有权、探矿权及采矿权。
1993年<海域使用权管理条例规定）刨设海域所有权、海域使用权。
2003年<海洋资源保护与利用管理规定>第3条刨设了海洋资源国家所有权。2007年（物权法）对海域国家所有权、海域作用权作出规定。
2010年<海岛保护法）第4条以i专门法形式强化了海洋资源属i于国家所有。
根据我国《物权法》的相关规定，我国有财产按其不同的经济和社会功能可分为三种类型。圆国家所有权作为一种特殊财产，应该针对不同的财产类型，根据国家和人民群众的长远发展和现实需要，遵循和适用不同的法律原则和规范。自然资源虽然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但它不同于传统民法上的“物”，以有体物为基础构建的物权体系，已经不能完全实现对自然资源的法律调整。自然资源作为国家所有权的客体，具有财产属性和资源属性。国家在开发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大多数自然资源可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进行有偿配置和转让，成为一种特殊的物质产品，具有一般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但是，并非所有的自然资源都可以按照市场机制进行资源配置，自然资源的整体性和公共性特征，使得有些自然资源不宜作为商品进行交易，由此发生的财产关系也不宜接受私法性规范的调整。
笔者认为，自然资源的属性比较复杂，故而法律对其调整不可作简单化处理，而是应该采取比较务实和灵活的手段来认识。
从我国相关海洋资源立法上的措辞来看，海洋资源权属制度是一种比较特殊的财产权制度。根据传统民法上权属制度的应有之义，物权本身根源于社会分工和商品交换，是自然法学与启蒙运动相结合的产物。一般是通过商品交易过程中自愿的契约安排，其客体是某种具体的物品或者服务，具有可转让性、可分割性和可依法剥夺性等。而海洋资源国家所有权则不同，它已经明确包含行政权力，部分地体现了国家权力的本质特征。对于专属于国家的海洋资源所有权，就不直接具有私权性质。
（二）海洋资源权属制度适用范畴具有不周全性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确立了领海、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大陆架以及岛屿制度。该公约对晚近国际海洋制度产生了重大影响。在20世纪初，有关公海的海底及其底土的法律地位已经开始为人们所关注。由于意识到大陆架以外的深海海底要进行商业开发，各国家问开始了对海洋资源权利的竞争。
1967年11月1日，马耳他常驻联合国代表帕多大使在联合国大会第一届委员会上提出议案称：“深海海底蕴含着非常丰富的资源，随着技术革命的迅速发展，其勘探和开发已经成为可能，而这种资源不属于任何国家所有。这一区域的开发和利用只限于和平目的并造福于全人类。”这一提案最终在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得到反映。该公约第136条和第137条基本上确立了国际海底区域及其资源是人类的共同继承财产的重要制度，同时强调任何国家不应对共同海底的任何部分或其资源主张或行使主权权利，任何国家或自然人或法人，也不应该将“区域”的任何部分据为己有。@从这种角度来看，海洋资源权属制度并非覆盖了所有海洋资源的范畴，对于国际海底区域并没有形成以国家、自然人或法人为主体的所有权，更没有形成具有物权法意义上的使用权制度。这便是海洋资源制度中的不周全性，或者称之为海洋资源权属制度适用范畴上的例外情形。从此种意义上看，以传统私法或者物权法的理论框架来构建海洋资源权属制度，并不是“万无一失”的。
（三）海洋资源权属制度理论依据的争议性海洋资源不仅自身具有其独特的多元价值，更在维护国家的公共利益方面承担着重要作用。故而，完全依赖传统的私法制度（如物权制度）对规范海洋资源权属制度进行理论诠释是值得进一步商榷的。
将传统物权法下的物权模式生搬硬套地引入到海洋资源权属制度的机械做法是不科学的。因为源自海洋资源的利用而形成的某些权利，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立法上，都很难将其当然地认定为用益物权的范畴或者准物权的范畴。这是因为，理论与立法例的实践都表明了海洋资源权属制度具有独特而复杂的体系。从法律属性的角度审视，自然资源权属制度既有私法的因素，也有公法的色彩，带有公私法兼顾的性质。纯粹从私法的视角与纯粹从公法的视角阐释海洋资源权属制度，都是不全面的。凹近年来，我国自然资源权属制度和利用制度有了长足的更新和发展。然而，关涉海洋资源立法的理论基础、立法技术、立法价值的选择以及立法的可操作性方面仍然存在不少问题，严重制约了自然资源的保护与可持续利用。在传统民法理论基础上，同时又突破传统民法理论的思维定势，对有关自然资源权属关系涉及的一些支配性和排他性的权利类型进行合理化的解释和论证，提出自然资源物权的理论观点，是学者作出的一种有益尝试。固然而，全然地依赖私法系统下的基本概念来描述海洋资源权属和利用规则，虽然容易为人所理解，但是海洋资源的属性决定了其具有一定程度的不合理性。在准物权理论框架之下，基于准物权理论体系本身并不具有普适性，而且准物权在学理上的争议性比较大，故而，界定海洋资源物权的法律内涵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在没有特定理论背景和前提之下来论及海洋资源物权化是缺乏理论支持的简单化行为，是值得反思的。
四、海洋资源权属的多维认知
（一）作为海洋资源权属制度根本的海洋资源所有权公共信托理论为某些特定自然资源的公共属性或者国家所有属性提供了基本的理论支持，特别是随着海洋资源的稀缺性和海洋环境污染严重性日益明显和国际化，公共信托理论广泛地引人到对特定资源的保护领域。@在海洋资源领域，海洋资源所有权恰恰同时蕴含着权利与权力双重因素。这实际上为海洋资源使用权的主权逻辑提供了法理基础。就海洋资源的权属问题，立法上不约而同地规定“海洋资源属于国家所有”。@立法者之所以作如此规定，就法律功能而言，人们容易达成的共识是法律上明确海洋资源属于国家所有有利于海洋资源权属的确定，从而为海洋资源的保护和管理提供法律根据或制度保障。海洋资源国家所有权之所以成为理解海洋资源使用权的主权逻辑进路的基础，主要是因为在海洋资源国家所有权中，既有私权，又有公权，特别是其中隐存着强烈的公权色彩。传统民法一般认为，国家所有权是私权，是物权的一种，应受民法调整。然而，这种观点具有很强的片面性。所有权不仅是民法的专有名词，也不仅仅是民法上的权利。在不同的语境下，所有权指政治法律制度中的所有权制度，是调整财产所有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通过其行政机关可以运用那些经营性财产从事工商活动而获取收益，这时国家是民事主体，其权利的性质是私权，但在管理大多数资源性和公共性财产时，国家承担着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职责，原则上不能从中获得收益，或者其权利的行使应该受到严格的限制，这时的国家是行政主体，其权利的性质是公权”。固海洋资源国家所有权权能的发挥，必然通过海洋资源使用权来彰显。故而，从国家主权和管理权的角度来审视海洋资源使用权，也是由海洋资源国家所有权的权利属性所决定的。
从公私法的双重视角来看，海洋资源国家所有权的法律属性也直接制约或者影响了海洋资源使用权的属性，而且，海洋资源使用权的主权逻辑也与海洋资源国家所有权息息相关。毫无疑问，海洋资源国家所有权为海洋资源使用权的主权逻辑提供了法律基础。海洋资源国家所有权与海洋资源使用权之间的关系不仅在一定程度上遵循了传统物权法下所有权与使用权之间的关系，而且更具有海洋资源属性所凝结成的具有混合性质的关系。国家所有权的行使应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意志，同时应与国家行政权力的行使分清界线。@东西方学者都不约而同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人们都敏感地对海洋资源属于国家所有给出这样或者那样的观点，以解释其历史的应然性和法理上的合理性。从实际情况来看，海洋资源归国家所有更有利于海洋资源的最大化利用和管理。从政治角度看，海洋资源只有归国家所有，才是符合社会公共利益和政治利益的最优状态。
（二）基于环境法理念的海洋资源权利毫无疑问，环境法的理念是构建海洋资源权属制度无法摆脱的重要因素。20世纪60年代，在生态主义运动的助推下，作为解决环境问题的专门性基本法律——环境法首次在美国出现，环境法诞生之日起就饱受争议与诟病，其所倡导的体系构架与制度设计严重冲击着产业化时代所形成的传统思维与制度模式，其所主张的价值理念和研究范式颠覆着传统法学理论的体系范式与构建。环境法根植于传统法又有别于传统法，包涵着人类的自省精神同时彰显着人类的首创精神。固20世纪70年代“环境权”理论逐渐被认可。萨克斯教授正是针对当时美国政府行为中存在的环境管理行政决定过程公众参与程度低和环境诉讼中存在的当事人资格等问题，尝试着提出了“环境权”理论。“在不侵害他人财产的前提下使用自己的财产”这句古老的法格言一度成为环境品质之公共权利的理念。圆西方曾经流行以环境权的理论来拯救或者平衡海洋资源开发和利用中的环境危机。
现代私法体系非常强调资源的利用，而往往淡化资源的所有模式。在行政法律关系中，海洋资源往往是以“聚合体”的形式出现，是属于行政法律关系的客体，作为行政管理的对象往往不使用“物权”的概念，而是直接将其纳入到国家管理的视野。按照现行的法律和相关理论，海洋资源使用权主体本可以是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团体。然而，由于海洋资源物权的基本权利属性，法律严格限制进人海洋资源市场的主体资格，这一方面是由于经济实力的限制，海洋资源的开发利用需要大量资本的投人才能产生规模效应；另一方面是基于对海洋资源与生态环境养护能力的要求，没有生态养护能力的市场主体即使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也不应当成为海洋资源物权人，因为这是对生态环境的潜在威胁。
（三）海洋资源权属的国家主权或管理权逻辑考察1.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框架下海洋资源权属的主权逻辑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赋予海洋资源的法律地位，这预示着强烈的国家领土主权诉求。一个主权国家控制了海洋资源进而在领海、专属经济区和毗邻区上具有管辖权，对海洋资源的治理具有重要的意义。所以从海洋资源治理中可以发现一种非常重要的因素在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一个民族的海权力量。1994年联合国的《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行动纲领》要求各国采取切实的行动措施，加强对海洋资源开发的管理，努力提高海洋资源基础设施的能力，为海洋资源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根本的保障。为充分享有以上各相关国际公约确认的权利，推进本国的海洋资源建设和发展，沿海各海洋大国相继开展了海洋资源立法活动。
2.强化海洋资源权属的管理亦是国家主张主权的法律昭示无论前述在物权法理念下考量海洋资源权属制度，还是环境法视域下对海洋资源权属制度的反思，其实质都是一种财产权，或者是一种受到限制的财产权。按照传统的私权理论，财产权逻辑一直是人们理解海洋资源包括海洋资源的所有和利用制度的基本进路。然而，在财产权逻辑进路以外，可能存在另外一种逻辑进路去把握海洋资源的使用权制度，这种逻辑进路是基于海洋资源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以及在国家海权中的重要地位所决定。所以，从国家主权的逻辑或者管理权逻辑来审视海洋资源使用权制度是必要的和可行的。
故此，海洋资源权属的主权逻辑体现了国际法上领土的取得理论，凸显有效管理或控制海洋资源是一个国家主张拥有领土主权的有力根据。而如何对外彰显一个国家对海洋资源的有效管理或者控制，笔者认为，构建完善的海洋资源使用权管理制度是最理想的模式。而在构建海洋资源使用权管理制度过程中，恰当地融入国家主权的理念则是理性的选择。
3.海洋资源权属主权逻辑的内在动因近代国际法的产生受到私法的强烈影响，这使得主权被打上了深深的财产权烙印。主权和财产权都蕴含着经济因素，虽然主权不是财产权，但它对于经济权利与财产权具有重要影响，主权和财产权都包含着权力因素。“事实上，财产权也蕴含着权力，这是因为财产权不仅体现为人对物的关系，也体现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④可通约性理论受到库恩范式中的“不可通约性”理论的启迪。圆国际法的财产权逻辑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凭借国内财产权的成熟法治经验，可以增强国际法理论的厚重性。国际法与私法之问是一脉相承的关系，通过与国内私法的类比，国际法明确了自己的逻辑结构。海洋资源权属制度的国际法主权逻辑进路，彰显了国际法与国内私法之间的内在关联性。海洋资源权属制度的国际法与私法的可通约性，其基本内涵可以从多维的角度来理解和构架，其基本功能在于引领国际法和国内私法的不断成熟，以便达到彰显海洋资源使用权法律制度的合理性和可操作性的目的。
不仅如此，从物权法的一些基本概念来看，财产权与国家主权也具有通约性的痕迹。其实，也的确存在所谓的国际法范畴上的物权。一般地，国际法从国家主权意义出发对社会事务的控制，与物权法上所说的民事权利主体对物的控制，这两者是不同的。在国际法上，领空、领海以及领陆均为国家主权支配的物，依法理不得在这些公有物设置属于私权的物权。即使在领陆上可以存在国家主权和物权，但是这两者权利可以同时存在，并无互相排斥的现象。固随着人类自身文明程度的不断提高、代际公平和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普通接受，海洋资源属性的强化已经迫使传统所有权的纯私权性质发生变化。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陆地资源的13益枯竭，海域也由国际法调整逐渐转向由国际法与国内私法分别调整，成为物权法规范的又一重要物质资料。固可以预见，法律对海洋资源的表达方式是不断发展和更新的，由此引申出财产权与国家主权或者管理权之间存有某种程度上的契合性。
五、结论——海洋资源权属制度的现实价值
“法律是一个变量。法律的量可以用多种方式测定”。@正是基于上述认识，笔者一直努力寻求一种传统理论上的突破，或者试图寻求解决问题的另类逻辑进路，作为构架海洋资源权属制度机制的理论支撑。具体而言，至少可以存在三种不同的逻辑来考察我国海洋资源权属的法律规制路径，即传统物权法逻辑、环境法逻辑以及国家主权（管理权）的逻辑进路。笔者以为，海洋资源权属制度演进的不同逻辑进路本身并不存在孰优孰劣的问题，其所隐含的价值在于从每种不同的逻辑进路中，可以对海洋资源权属制度的发展脉络予以明晰，以达到检验海洋资源权属制度的现实价值是否实现，进而适时地对海洋资源权属制度予以修正之目的。
海洋资源的定义篇4
竞争力是指与此同类对象比较相互竞争的能力。根据研究对象的不同，与竞争力相关的包括城市竞争力、国家竞争力、产业竞争力、核心竞争力、区域经济竞争力等。目前研究竞争力的文章大多以美国经济学家迈克•波特提出的钻石模型为依据。国家竞争力理论也被称为波特的钻石理论。波特的钻石理论分析一个国家某种产业为什么会在国际上有较强的竞争力。波特认为，决定一个国家的某种产业竞争力有4个因素，分别为：①生产要素，包括天然资源、资本资源、人力资源、知识资源和基础设施；②需求条件，主要是本国市场的需求；③相关产业和辅助产业，主要指这些产业和相关上游产业是否有国际竞争力；④企业的战略、企业结构和竞争对手。关于竞争力，直观的理解可定义为竞争主体之间在争夺一个或多个竞争对象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力量。海洋经济竞争力是指不同研究对象包括区域层面、省份或者国家层面对比中突出的海洋经济方面的竞争能力。在不同阶段海洋经济竞争力有不同的表现。在海洋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以海洋经济产品成本作为竞争优势的决定因素，海洋经济竞争力强弱主要取决于因资源禀赋或其他生产要素而构成的成本优势。在海洋经济的发展阶段，海洋技术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日益增大，海洋技术的应用与创新作为竞争优势的决定因素。到现今，资源禀赋的优势、技术的优势、经济资源和要素分工协作所构成的体系，以及制度所营造促进技术进步和经济潜能发挥环境的共同协同，成为海洋经济竞争力的决定因素。
2海洋经济竞争力影响因素
影响海洋经济竞争力的因素是多样的，包括海洋资源禀赋、技术进步、海洋科技人才、区域经济、政府制度文化、政策环境等。根据波特钻石模型的理论，结合海洋经济的自身特点和实际，将海洋经济竞争力的影响因素分为技术影响力、资源影响力、市场影响力、经济实力影响力和政策制度影响力。不同影响力的共同作用能够对海洋经济竞争力产生根本性和结构性的变化。技术影响力主要从技术进步的角度来分析现有科学技术水平、海洋科技人才以及培育科技人才和进行技术创新的组织制度。政策制度影响力主要从海洋产业组织、政策环境、制度文化等方面展现。
2.1技术影响力
在世界沿海国家大力支持发展海洋经济、建设海洋经济强国的今天，海洋竞争的本质已从海洋资源的竞争，转变为海洋技术的竞争。据有关专家统计，发达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因素在海洋经济发展中的贡献率已达到80％左右。正是随着海洋高新技术的迅速发展及应用，推动了新兴海洋产业的形成和壮大，促使海洋产业从传统海洋经济阶段向知识海洋经济阶段的转变。例如浙江省的海洋矿业、海洋电力业、海洋工程业均是在21世纪才起步发展起来的。同时，高科技的应用使海洋产业中的传统产业得到了不断改造，由于海洋生物、机电一体化、新材料开发、环境工程和资源管理等技术在苗种培育、生产和管理过程中的开发应用，海洋生物资源开发方式发生战略性改变，形成了海水增养殖和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在高新技术支撑下发展的海洋服务业必将迅速成为新的海洋经济支柱产业。沿海国家或地区海洋科学技术的竞争，归结到底还是海洋高科技人才的竞争。海洋科技人才的年龄构成、身体素质、思想观念、科学和技术素养等，直接影响着海洋经济竞争力的形成。海洋科学技术发明及技术创新应用都必须以人才为载体，而能够真正培育海洋科技人才进行技术发明和技术创新，就要有完善的、协同的组织制度作为培育科技人才的摇篮。技术影响力是提升海洋经济竞争力的核心因素，而这种影响需要在现有科学技术水平下，通过海洋科技人才以及培育科技人才的组织制度共同协同才能实现。
2.2资源影响力
海洋拥有丰富海洋生物资源、海洋矿产资源、海水资源、海洋化学资源、海洋能源、海洋空间资源和海洋景观资源。正是基于对海洋资源的开发利用，产生了海洋渔业、海洋盐业、海洋交通运输业等传统海洋产业。而随着海洋科学技术水平和生产力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对海洋资源的开发利用保护就需更深层次，由此产生了海洋油气业、海洋旅游业、海洋生物医药业等新兴海洋产业以及海洋科研教育服务业。随着经济全球化，沿海地区对海洋资源的直接依赖程度不断减弱，但是海洋资源仍然是海洋经济竞争力形成与提升的根本。一个地区或国家海洋资源的丰裕程度是决定着海洋经济竞争力提升的空间容量和基础的关键。
2.3市场影响力
在经济层面上，海洋经济竞争力的强弱直接反应在市场需求上。竞争力所反映出的是比较优势。若某一海洋产业在区域之间或国家直接的比较中地位最高，则社会对该区域的海洋资源及其产品和服务需求就最大，其所在的市场份额就高，市场占有率有就大，则表示该区域的海洋经济产业具有相对竞争优势。而一个沿海国家或地区在海洋经济体系中所处的海洋地理位置、周边国家和地区格局等也影响区域市场的容量。随着交通信息业的迅猛发展，区位的影响逐渐弱化，但优越的区位可以提高海洋资源流向的影响力。市场影响力最终反映出海洋资源及其产业和服务的市场占有率，反映出该海洋产业可持续的竞争力，是海洋经济竞争力提升的动力和源泉。
2.4经济实力影响力
一个沿海国家或地区自身的经济实力对该国家或地区在海洋经济竞争力的影响非常重要。沿海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实力决定着该区域在海洋经济领域的投融资能力，这种能力主要通过资本的投入来体现。无论是海洋人才的培养、海洋产业的技术研发与创新、海洋产业固定资产的投资都需要大量资本的投入。没有资本的投入，海洋科技人才的培养与引进、海洋科学技术研发都无从谈起。因此，一个沿海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实力是该区域海洋经济竞争力提升的基础和准备。
2.5政策制度影响力
一个沿海国家的海洋战略和政策能够对海洋经济发展的基本格局产生最直接的影响。一个地区能够在国家的海洋战略和政策的指导下，充分利用本地区的海洋资源，制定适宜的财政、货币和产业政策，把资本投入海洋科技研发、海洋科技人才培养引进等项目上，促进主导海洋产业群的形成，从而提高海洋经济竞争力。海洋企业在国家和地区海洋发展战略政策的引导下，制定企业发展方向，结合不同地区的市场需求，提供有竞争力的海洋产品与服务。适宜的政策制度最终会优化海洋资源配置，建立鼓励海洋科技人才进行技术研发创新的制度，最终影响海洋经济竞争力的提升。因此，一个沿海国家或地区的政策制度是该区域海洋经济竞争力可持续提升的根本。技术、资源、市场、资本都需要政策制度的引导，才能实现优化配置，并发挥出最大的效用。
3海洋经济竞争力评价指标
随着海洋经济的迅速发展，对海洋经济理论的研究也更加深入，海洋经济竞争力的评价研究是对海洋经济理论研究的进一步探讨。要构建海洋经济竞争力评价体系，首先要确定海洋经济竞争力评价指标。反映经济竞争力的指标通常由经济总量及增长、经济结构优化、经济效益提高3个方面来体现。经济总量及增长主要从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和财政收入来衡量，既要选取总量指标，又要选取人均指标，总量指标与区域大小有关，但可反映一个区域的总体实力；人均指标与区域大小无关，可消除因为区域大小不同而带来的影响，反映该区域人均的经济水平。而经济结构的研究重点应当是第三产业。海洋经济竞争力就是利用一系列指标，通过使用一定的数学方法进行科学整理，得出的能全面反映海洋经济基础、海洋经济能力和经济发展水平以及海洋经济发展潜力的综合性指标。海洋经济竞争力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广义的海洋经济竞争力包括海洋经济、海洋资源、海洋环境、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海洋科技等诸多子系统竞争力之总和。狭义的海洋经济竞争力则仅仅指除去海洋科技、海洋环境、社会发展、区域经济等因子之后的海洋经济实力与海洋经济的资源推动力，它主要体现在所有海洋产业和海洋相关产业的经济竞争力之总和上。本文所研究的海洋经济竞争力主要指狭义的海洋经济竞争力。根据海洋经济竞争力的影响因素以及指标数据的可获取性，设定海洋经济竞争力评价指标，包括4个方面，分别为海洋经济总量、主要海洋产业发展水平、海洋经济结构和海洋经济推动力4个要素。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海洋经济竞争力是由这4个要素综合分析评价。每个要素都是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反映一国或一个地区的海洋经济状况。
（1）海洋经济总量是反映海洋经济水平和动态的宏观数量指标，评价海洋经济总量的指标主要包括海洋经济总产值、海洋经济增加值、海洋经济总产值占社会总产值的比重。海洋经济总量是从宏观层面定量反映一国或一个地区海洋经济综合实力的强弱。这些指标有共同的特性，即数值越大越能体现海洋经济竞争力的高低。当然海洋经济总量不是孤立的，其受到海洋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也是各个海洋产业发展水平的汇总。而海洋经济推动力则直接决定着潜在的海洋经济总量水平。另外，单一的海洋经济总量在体现海洋经济竞争力上存在一定的弊端，因为经济总量指标一般是绝对数，尽管一个小国或地区的海洋经济总量水平比不上一个大国或地区，但其海洋经济竞争力的相对指标并不一定比大国或地区弱。所以在应用海洋经济总量分析海洋经济竞争力时要充分考虑其相对水平。
（2）主要海洋产业发展水平是从各个产业的围观角度对海洋经济竞争力的定量描述。主要海洋产业指海洋渔业、海洋交通运输业、海洋旅游业、海洋电力、海洋船舶业、海水利用业等。这些海洋产业基本包括了海洋经济的各个主导产业，一国或一个地区的海洋经济竞争力主要看其主导产业的发展水平。海洋货物运输量、海洋产业生产总值、海洋渔业收入、旅游总收入、旅游外汇收入等指标可以较好反映主要海洋产业发展状况。各个海洋产业的具体发展水平指标能很好地体现一国或一个地区海洋经济内部具体实力状况，能反映其海洋经济的优势产业和劣势产业，对海洋经济竞争力是一个具体的微观描述。
（3）经济结构指国民经济的组成和构造。海洋经济结构是海洋部门的经济结构，海洋经济结构和海洋经济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海洋经济结构也是海洋经济竞争力的一个重要体现。海洋经济结构是从质的角度对海洋经济的一个描述。标志着海洋产业由传统的海洋产业向现代海洋产业的转变。海洋产业结构水平、海洋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海洋产业增加总值的比重、海洋第三产业从业人数占海洋产业从业总人数的比重等指标较好地反映海洋经济结构的状况。海洋经济结构与海洋经济总量是紧密相连的，产业结构的演进会促进经济总量的增长，经济总量的增长也会促进产业结构的加速演变。
（4）海洋经济推动力是海洋经济发展的潜力因素与重要推动力。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海洋资源要素，盐田生产面积、海水养殖面积等能够较好地反映海洋资源要素的状况；另一个是各种经济要素对海洋经济发展的推动力。主要有科技、固定资产投资、人力资本以及外商直接投资等，其中海洋产业固定资产投资额增长率、海洋产业人均总产值等指标能够较好地反映经济要素对海洋经济发展的推动力。海洋经济推动力一方面决定着未来的海洋产业经济产出和海洋经济结构的调整，也代表着一国或一个地区海洋经济潜在的实力。综上所述，海洋经济总量、主要海洋产业发展水平、海洋经济结构和海洋经济推动力4类要素都是海洋经济综合实力的体现，四者相互联系，共同形成了海洋经济竞争力的评价指标体系。
4海洋经济竞争力评价模型的构建
海洋资源的定义篇5
[关键词]海洋行政管理海洋管理行政管理公共管理
随着陆域资源的稀缺性越来越大，海洋资源逐渐引起各国的重视，海洋的地位也日益凸显，世界各国都在不同程度上加强对领海甚至公海的开发。由此，海洋管理的重要性与日俱增。尽管各国政府和学术界都对海洋管理表现出极大的热忱，但实际上关于海洋管理的涵义及学科构建尚没有一个清晰统一的框架。尤其是海洋行政管理，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位。
当前对海洋行政管理的界定主要集中在两个角度：一是从行政法的角度对海洋行政管理及其它海洋管理概念作了梳理，如滕祖文的《海洋行政管理》一书即是按照行政法的角度来编撰。二是从管理学的角度阐述了海洋管理和海洋行政管理的关系，如郑敬高等人编撰的《海洋行政管理》一书。但是目前尚没有学者从公共管理的角度加以论述。而明确海洋行政管理在公共管理中的学科地位，不仅有利于海洋行政管理（学）自身的理论构建和发展，而且可以从一种全面的视角来审视海洋行政管理与其它海洋管理概念的关系，有利于整个管理学科的完善和发展。本文尝试从公共管理的学科角度对海洋行政管理的定位及构建作一初步的探讨。
一、海洋管理与海洋行政管理
关于海洋管理与海洋行政管理的关系，部分的学者已经作了一定的阐述。鹿守本把海洋管理的对象分为自然系统对象；海洋使用者和海上活动者对象两部分，将海洋管理定义为：“在海洋事业（含开发、利用、保护、权益、研究等）活动中发生的指挥、协调、控制和执行实施总体过程中所产生的行政与非行政的一般职能，即是海洋管理。”[1]（p49）鹿守本对海洋管理的定义着眼于一般管理的角度，未体现出对海洋行政管理与其他管理的区别。郑敬高对其作了进一步的阐述，把人类以海洋为对象的实践活动和以这种实践活动为对象的管理活动区别开来，前者称为海洋管理，后者为海洋行政管理。[2]或者更为详细一些，前者称为海洋经营管理，后者称为海洋行政管理。笔者也认同这种划分，只是认为海洋行政管理还应该包括政府对自身介入海洋活动的管理，因此，海洋行政管理的定义可以表述如下：海洋行政管理指海洋行政机关及其人员依法对自身及社会组织介入海洋活动的管理行为。他至少应该包括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政府在介入海洋活动过程中对自身的管理；二是海洋行政机关对社会其他主体在海洋活动中的管理、协调和监控。
此外，笔者更倾向于将海洋行政管理理论作为海洋管理理论的发展主体。首先完善海洋行政管理，由此带动海洋经营管理的发展，其学科的发展脉络与陆域的有所不同，甚至截然相反。如果说陆域管理理论沿着一条“企业管理理论——一般管理理论——行政管理理论（包括公共管理理论）”的脉络发展，后者的发展更多的建立在对前者理论的借鉴上，那么海洋领域管理理论则应该相反。其脉络是“海洋行政管理——一般海洋管理理论——私人海洋管理理论”。其原因主要在于：
1.海洋实践活动更具公共性，需要政府行为的有效介入。人类诞生于陆地，发展于陆地，在陆地上的活动较之海洋，成本较低，个人和私人组织有能力支撑自己活动的成本，且收益的周期较短，个人和私人组织也愿意为其活动进行投资。因此，在陆域，私人管理的理论占据主要地位，行政管理理论的发展有赖于借鉴私人管理理论的发展。而海洋活动和陆域活动不同，其不可预测性较之陆地要大的多。个人和私人组织在面对海洋活动时，由于力量和承受能力的有限，或是不愿过多的介入，或是其开发多带有短视效能，其成本—收益比例远远低于陆地，影响对海洋的进一步开发。换言之，人类探索海洋规律的活动，其“公共性”更加明显，这种具有不可分割性的规律探求，由政府来提供更为适合。政府在介入海洋活动时，必然需要建立对自身活动有效管理的理论体系，海洋行政管理的价值正是体现于此。
2.海洋活动具有更强的外部性。所谓外部性（externalities），即不属于买卖或交易双方的预测，但却是组织运作过程中可能产生的事物。[3]（p9）它体现出一种活动不仅产生活动者所希望的或只影响他自己的结果，而且对他人和环境造成影响。通常而言，活动的外部性倾向于特指其负外部性。绝大多数海洋活动都产生影响公共利益的负外部性，尤其是海洋环境的破坏更是具负外部性的公共问题。海洋行政管理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就这些外部性很强，影响公共利益的海洋管理活动进行管理，而且也只有海洋行政管理能更好的消除海洋活动的外部性。[4]（p39）
3.海洋活动涉及更多重要的利益主体，其协调需要政府的参与和主持。尤其是当今社会，世界各国都加强对海洋的开发。美国在1998年全国海洋工作会议上提出了开发、保护、恢复海洋资源的建议，并从2001年起对海洋环境和法规进行全面研究，对国家海洋管理政策重新做出全面评估，从而为21世纪美国海域经济开发政策勾出基本框架，在此基础上又于2004年4月了一份长达514页的研究报告。1997年日本在《海洋开发年度推进计划》中，已经把“探求新的海洋开发的可能性，立足于国际角度推进海洋的开发”作为国家经济发展的基本原则确立起来。[5]各国对海洋资源的争夺，不可避免的会发生利益摩擦，我国如果要在海洋开发和利用方面取得成效，不仅需要完善国内的开发管理，而且需要探求国际开发的协作和协调。这两方面都属于海洋行政管理的研究范畴。
如果将海洋行政管理作为海洋管理理论的发展主体，即将探索政府管理行为作为重点，那么，首先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界定海洋行政管理与行政管理、公共管理之间的关系？三者关系的明确是海洋行政管理进一步发展的前提。
二、海洋行政管理、行政管理与公共管理
上个世纪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决定进行学科结构的调整，其重大举措之一是设立公共管理一级学科，下设行政管理、教育经济与管理、社会保障、公共卫生管理、土地资源管理等五个二级学科。作为一级学科的公共管理学，其研究对象和范畴可以划分为三个层次：政府自身的运作和管理；政府对社会不同领域的管理（部门公共政策和管制）；非政府公共部门的内部运作和管理(如学校和医院的内部管理)。[6]但实际上，公共管理学科的五个二级学科，对这三个层次的划分并不明显，或者说，很难界定五个二级学科到底应该归属哪一个层次，它们之间更多的是一种重叠和交叉的关系。尤其是面对新的领域扩充时，很难明确新领域的学科地位，至少现在的学科体系就并没有凸显海洋行政管理的位置。[1]这说明当前的公共管理学科体系存在需要完善的地方。周志忍为公共管理的学科发展提出了两条思路：第一，公共管理应该留有向外发展的余地，随着社会需求和基础条件的成熟，增设或新添其他的二级学科，只是增设的二级学科应该着眼横向分工的专业领域如环境保护等，而不是具有综合特征的学科；第二，将行政管理作为公共管理学的基础和平台，建立开发式的学科体系，即行政管理与其他的四个二级学科不是并列关系，而是某种基干与分支的关系。在不变动现有的学科体系下，可以容纳增加的研究领域。[7]
暂且不论这两种思路，哪一条更有利于公共管理学科的发展，我们所关注的是，对于海洋行政管理的发展，哪一条思路更有力呢？如果选择第一条思路，作为与土地资源管理并列的二级学科，海洋行政管理称为“海洋资源管理”更为合适一些，这就面临着学科名称的再次变化。[2]笔者倾向于第二条思路，即海洋行政管理以行政管理为学科平台，将行政管理的理论体系作为基础，借鉴其他二级学科的成果，逐渐完善自身的学科体系。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1.可以厘清海洋管理的学科类别，完善各自的发展。如上所述，当前海洋管理与海洋行政管理的关系存在一定的模糊，本文赞同海洋管理划分为海洋经营管理和海洋行政管理，而且以后者为主体的观点。若坚持第一条思路则面临“海洋资源管理”概念的诞生，如何界定海洋管理、海洋经营管理、海洋资源管理和海洋行政管理之间的关系，又是一个新的课题。这将为整个海洋管理的发展人为增设一些壁垒，不利于学科的相互借鉴和发展。
2.当前海洋行政管理的学科构建不足以成为一级独立的学科。至少到目前为止，我国关于海洋行政管理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其自身的理论体系不仅不能和行政管理相提并论，也远不如其他的四个二级学科。海洋行政管理所借鉴的行政管理理论，要远多于自身的独特理论。将海洋行政管理归属于行政管理的一个研究系统，一方面可以继续沿着当前的研究脉络发展下去，继续借鉴，另一方面也不会与当前的公共管理学科体系发生冲突。有利于整个公共管理学科的发展。
3.海洋行政管理以行政管理为学科平台，可以突出海洋行政管理以完善政府行为为核心的学科特点。如上所述，与陆上管理行为和理论的发展脉络不同，海洋活动的有效开展需要政府组织强有力的介入。行政管理学作为一门探索如何有效提高政府效率和加强政府行为的学科，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在如何管理政府和政府如何管理方面，积累的大量的理论和经验。这些理论和经验如果作为海洋行政管理学发展的基石，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有效的促进海洋行政管理学的发展和学科完善。
三、海洋行政管理的学科构建
在明确了海洋行政管理的内涵和学科定位后，如何构建海洋行政管理学的学科体系，也是一个需要面对的课题。当然，国内外的部分学者对于海洋行政管理的研究在范畴上作了一定的诠释。美国的J.m阿姆斯特朗和p.C赖纳在他们合著的《美国海洋管理》一书中，将国家对海洋活动的管理分为十项职能：组织海洋研究；从事海洋资料的收集、存储与分配；财政赞助；税收；监测；实施法律；解决冲突；制定政策；制定法规；制定规范等。而国内的学者郑敬高在《海洋行政管理》一书中将海洋行政管理的体系分为海洋行政管理体制；海洋立法与执法管理；海洋政策与决策；海洋权益管理；海洋资源管理；海洋环境管理等几个方面。滕祖文的《海洋行政管理》一书主要从行政法的角度进行阐述，全书的体系也类似于行政法教材的体系。[9]
笔者在综合不同学者的分类基础上，根据行政管理的学科构建，认为海洋行政管理的学科体系，主要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海洋职能。其内容主要涉及国家在海洋活动中的职责定位，政府应该介入何种海洋活动，介入的程度多大，应该采取何种方式介入，以及随着海洋环境和行政环境的变化，政府应该做出何种反应。
2.海洋制度。针对海洋职能，国家在履行职能的过程中，应该建立何种的组织体系，其机构的设立、权责、相互关系等一系列内容；此外，权力机关针对海洋管理的立法，行政机关涉及海洋方面的行政立法，都应该属于这一层面。
3.海洋战略。尽管传统的行政管理理论并没有涉及战略管理，但是公共管理，尤其是新公共管理将战略管理作为政府的一项重要内容，并且要将战略思维融入行政管理的所有阶段之中。[8]对于海洋行政管理而言，其战略思维更为重要。战略的涵义本来就蕴含着一种竞争，世界各国对海洋资源的争夺，正是战略思维的体现。海洋战略的重点在于探讨海洋环境和海洋资源的变化，海洋未来的国际地位，世界各国针对海洋的举措，以及我国如何保护领海和有效参与公海开发。
4.海洋决策。提高政府决策的科学化水平是公共政策研究的主要内容，海洋决策的研究范畴同样应该立足于此。在借鉴公共政策的理论模型的基础上，结合海洋战略和海洋环境，提高政府的海洋政策水平。
5.海洋实施。即海洋立法或海洋决策做出后，海洋行政机关及其人员贯彻法规和政策的全部活动或整个过程。它至少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海洋行政指挥、海洋行政沟通、海洋行政协调、海洋监控和海洋方法。海洋实施应该是整个海洋行政管理内容最为庞杂的部分，也应该成为其他海洋管理汲取海洋行政管理理论和方法的主要部分。
6.海洋财政。主要涉及政府在海洋管理活动中的财政支出和财政收入。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权力机关如何界定海洋开发的财政支出在整个财政预算中的比例和地位；二是政府如何利用财政手段有效的调控整个海洋开发的进度和规模，以达到海洋开发的最佳效果。
7.海洋伦理。主要探讨在开发海洋资源的过程中，人类与海洋之间的关系、海洋环境保护与海洋资源利用之间的关系、海洋长期利用与近期利用之间的关系、各国在公海的行为规范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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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郑敬高.海洋管理与海洋行政管理[J]，青岛海洋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
[3][美]戴维.H.罗森布鲁姆.公共行政学：管理、政治和法律的途径[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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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李靖宇于良臣.关于中国陆域经济与海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战略思考[J]，中国海洋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
[6][7]周志忍.论公共管理学科整合：问题、挑战与思考[J]，北京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
[8][澳]欧文.e.休斯.公共管理导论[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9]藤祖文.海洋行政管理[m]，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2002
oceanpublicadministration:ConceptandBuildingfrompublicmanagement
[abstract]howtodefiniteoceanpublicadministrationanddistinguishoceanpublicadministration,oceanmanagement,publicadministrationandpublicmanagement,somescholarhavemade.Buttheyhavenotmadefromtheangleofthecourseofpublicmanagement,whichisthefirstproblemoceanpublicadministrationneedface.
[Keyword]oceanpublicadministrationoceanmanagementpublicadministrationpublic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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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资源的定义篇6
一、区域性海洋资源保护的现状
总体而言，各国海洋资源开发技术的发展水平很不平衡，有些国家的资源开发设施还比较落后，这些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资源开发力度，同时对资源本身造成损害和影响。区域性海洋开发效率低、集约化程度低、资源浪费严重是发展中国家的普遍现象。
例如，“中国海洋开发的综合指标迄今仍然不到4%，这不仅低于海洋经济发达国家14%至17%的水平，甚至低于5%的世界平均水平，我国大规模的海洋开发和利用，较世界滞后约10多年。中国已开发利用的不同海洋资源在格子资源中所占比例分别是：油气资源5%，旅游资源30%，砂矿5%，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浅海滩涂2%。其中儿科养殖的滩涂利用率不足60%，宜盐土地和滩涂利用率只有45%，15米水深以内浅海利用率还不足2%，而海水的直接利用规模更是很小。”
（一）海洋资源的定义及其属性
1.海洋资源的定义
海洋资源是自然资源的一种，泛指海洋空间中所存在的在海洋自然力作用下形成并发分布在海洋区域内的可供人类开发利用的自然资源。包括海底矿产资源、海水中生存的生物和各种海底稀有金属，广义上的海洋资源还包括海洋提供给人们生产、生活的风能、地热能，还有各种水产资源。
2.海洋资源的基本属性
（1）海洋资源的有限性。这是资源的最重要特征，虽然海洋资源总量是丰富的，但大部分的海洋资源都是不可再生的，或者说缺少可替代性，。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合理、适度开发，避免资源的枯竭。
（2）海洋资源的区域性。海洋资源分布不平衡，基于海洋地理环境和气候的不同，资源种类和质量的优劣都在地质构造和地表形态等影响下有明显的不同，且资源的分布状况也不均匀。因此，人们必须充分考虑自然环境的区域特点，因地制宜地开发资源，才能达到经济和环境效益的统一。
（二）海洋生态资源的价值及其保护
另一方面，海洋生物资源也十分丰富，目前世界年捕捞量在8000万吨左右，而如果不破坏生态平衡则可捕量能达到1.5亿到2亿吨。所以明确近海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查清近海生态系统生态的情况，对于海洋生态资源的保护有重大作用并能发掘海洋生态资源的巨大可开发潜力，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对保护河口、海湾、滩涂湿地以及海底矿产资源等相关法律制度进行完善，建立健全海洋开发的监管制度，全面实施海洋管理。例如；就合理开发渔业资源方面，可以在通过
人工增值等技术提高海水养殖产量的同时，有节制地进行捕捞，达到可持续开发和利用的目的，提高单位水体的生物资源量。
再如我国浙江省沿海的滩涂资源，据统计约有388万亩，涂地分布比较集中，是一项很重要的土地后备资源，滩涂的开发具有多养性，可以发展农业、水产养殖业和盐业，又能作为工业城镇等建设用地。
（三）海底矿产资源的开采
海洋蕴藏了超过全球70%的油气资源，至2003年底，全世界已经发现深水油气田328个，我国近海也蕴藏着丰富的油气资源，东海和南海还有天然气水合物资源。中国大陆海岸线的一半以上是砂质海岸，尤其是在近岸河口浅谈和沿岸线浅海海域蕴藏着丰富的砂矿资源，包括石英矿、磁铁矿、钛铁矿、锡石等，总储量约31亿吨以上。海洋水体是地球上最大的连续矿体，海水中有80余种天然元素，含量较高的有氧、氢、氯、钙和镁。我国滨海砂矿资源储量有31亿吨，海洋能源理论蕴藏量6.3亿千瓦；在国际海底区域拥有7.5万平方公里多金属结核矿区，探明多金属结核资源5亿多吨。这些砂矿资源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陆地资源的不足。
“世界海洋石油蕴藏量约为1000亿吨，其中已探明的储量约为380亿吨，占全球石油资源总量的34%，且据《世界海洋油气预测》指出，世界海上石油产量从1960年开始一直稳步上升。而天然气的海洋产量也大幅度增加，各国在天然气基础设施上的投资也在不断上涨，到2015年北美、西欧、亚洲和中东地区的海上天然气将占全世界的70%左右。”
二、中国沿海资源的纷争
近年来，随着世界能源需求的扩大和紧张，其他国家对中国丰富的海底资源虎视眈眈，所以有关中国的沿海资源争端不断，我国的海洋资源正被其他国家以各种借口进行侵占。目前沿海各邻国每年在我国管辖海域内开采油气量已达到4000万吨。东海上有与日本、韩国的油气开采纠纷，日本韩国不顾我国的抗议，企图联合开发我国东海管辖海域内的油气资源。南海上与印尼、越南等过关于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的划定也争议不断。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中日东海管辖海域的争议。其实质就是两国对东海资源的争夺，其中从近代开始的争夺就一直悬而未决，中日东海划界问题更是困难重重。
其中，中国东海的春晓油气田正式引发了中日等国关于沿海资源方面的矛盾。关于中日东海管辖海域界限，两国各有其主张，日本以其单方主张的中间线理论为依据，不顾我国提出的强烈抗议，在我国“春晓”油气田附近进行所谓的海底资源调查并进行实际开发。“2004年6月23日，日本经济产业省大臣中川昭一乘直升飞机非到东海上空对中国的天外天、春晓和平湖三大油气田进行了约一个小时的视察，并认定中国侵犯了日本的东海海域经济权利。2005年日本政府当方面批准其帝国石油公司对东海的油气田进行试采，此举置中国政府的强烈反对于不顾，深化了中日东海问题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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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依据国际法保护区域性海洋资源的思考
（一）国际海洋法理论剖析
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了沿海国和其他国家在各个各自不同的海洋区域内权利。根据公约，沿海国对大陆架的权利主要是对于对于大陆架自然资源的勘探和开发利用的权利。沿海国对大陆架的权利，应该是一种权利。说明尊重国家在海洋环境保护领域的行使，是《公约》的主要内容，另一方面，《公约》还规定了各国的义务，“各国应在适当在适当情形下个别或联合地采取一切符合本公约的必要措施，防止、减少和控制任何来源的海洋环境污染。”“各国应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确保在其管辖或控制下的活动的进行不致使其他国家及其环境遭受污染的损害，并确保在其管辖或控制范围内的时间或活动所造成的污染不致扩大到其按照本公约行使权利的区域外。”
（二）依法保护区域性海洋资源的对策
海洋资源是人类共同的财富，各国在共同开发海洋资源的同时要严格遵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或其他关于保护海洋资源的国际条约。
首先，立法是保护海洋资源的重要手段，为了更好地保护海洋资源，各国都开始制定自己的相关海洋政策，我国于1982年公布了我国海洋环境保护事业的第一部正式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之后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石油勘探开发环境保护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止船舶污染海域管理条例》等五个行政法规来配套实施，使我国的海洋资源环境的保护有法可依，形成协调健全的海洋资源保护的法律体系。地方法规也在不断的完善，如浙江省颁布实施了《浙江省海洋经济发展规划》和《浙江省主体功能区规划》，使海洋资源的保护落实到具体地方细节上。
其次，海洋综合管理，人们在开发利用海洋资源的同时应当统筹合理利用，全面规划，合理布局，使海洋资源可以真正的可持续利用，发展海洋节约型产业。另一方面必须加强高科技的应用，提高海洋资源的利用率和承载力。以我国浙江省为例，“浙江省积极实施“科教兴海”战略，推动海洋产业结构调整，加快推进海水综合利用、海洋化工和海洋环保等新兴产业的形成和发展。强化海洋资源管理，建立海洋综合管理体系。通过相关政策，调整海洋产业结构，支持发展海洋搞科技产业和第三产业。
最后，各国应当加强国际间的合作，共同开发和保护海洋资源，例如，为了实现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发展，我国与韩国和日本等过订立了渔业资源协定，制定管理措施以确保不过度开发海洋生物资源，并在科学研究和海洋生物资源养护等方面加强合作，更好地利用海洋生物资源。
四、结语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是世界海洋资源开发过程中不容忽视的问题，各国应当在遵守《联合国海洋法工业》等法律的同时，完善与此相对应的国内法，海洋管理部门应将海洋资源开发与海洋环境保护、海洋生态建设紧密结合起来，逐步淘汰污染严重、浪费资源的开发活动，控制污染物排放总量。同时，要加强海洋生态建设和海洋保护区管理，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积极发展海洋资源和生态保护示范工程。
注释：
姜旭潮.海洋资源：中国的资源宝库.中国报道.2010年10月刊.
陈百灵，郭守前.海洋资源特性极其管理方式.湛江大学学报.2001.
谭柏平.我国海洋资源保护法律制度研究.http：//10.15.61.247/kns50/detail.aspx？queryid，2011年10月2日访问.
谭柏平.海洋资源保护法律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19页.
浙江的海洋资源.http：//10.15.61.247/kns50/detail.aspx？queryid.2011年10月5日访问.
海洋资源的定义篇7
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强调海洋环境与海洋经济协调发展，追求人与海洋的和谐发展，即海洋经济发展应建立在海洋生态的可持续能力上，保证海洋环境对后代人的生存和发展不构成威胁。国外学者从经济学、科技的角度对可持续发展做了不同阐述。“持续性”一词首先是由生态学家提出来的，即“生态持续性”是指自然资源及其开发利用程度之间的平衡。皮尔斯认为：“可持续发展是今天的使用不应减少未来的实际收入”，“当发展能够保持当代人的福利增加时，也不会使后代的福利减少”。
海洋生态保护是一个永恒的主题，环境保护是我国的基本国策之，海洋环境保护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一直受到政府的高度重视。1972年在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上，制定了《海洋环境保护法》和《环境保护法》，并将其颁布实施。1992年，继里约热内卢会议之后，我国政府又制定了《中国环境保护21世纪议程》、《海洋环境保护法》和旨在防止陆上活动的国家行动计划。目前与海洋环境保护相关的法律、法规达30余部，如《海洋生物质量标准》和《海洋沉积物质量标准》等。但大连漏油事件发生，使我们认识到了在海洋资源开发利用方面存在诸多问题。
2011年4月，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开始向大海中排放含有低浓度放射性物质的核废料，立即引起了朝鲜、俄罗斯、中国的不满，海洋生物的卵和幼体对核辐射较为敏感。核物质改变他们的基因，海洋生态环境不可避免的遭受到破坏。海洋生态的保护与持续发展，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
二、海洋生态系统的法律保护
人类开发利用海洋资源的
系列活动已造成日益严重的海洋生态环境问题，人与海洋之间的矛盾也日益尖锐，人类开发、使用、保护海洋生态系统的行为在法律调整的范畴也已形成定规模，《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各国占有、开发、利用所有海洋资源及其海洋权益的维护形成了重大影响，领海、专属经济区、大陆架等法律体系的建立，导致各国占有海洋空间的范围扩大，各国之间划界重叠；导致各国海域划界矛盾日益突出，对海洋资源包括生物资源和非生物资源的争夺日趋激烈，引发了海洋安全问题，如中日之争端，中国与东南亚沿海各国在南沙群岛引发的一系列海上领土矛盾和纠纷，南海争端不仅仅涉及问题，而且也涉及到经济利益问题。
英国在开发利用海洋环境资源上本着可持续发展的原则，重点放在适度开发利用海洋资源的同时，通过制定相应的政策和法规来加强对海洋环境保护。先后颁布了《海洋清废法》、《大渔业政策》等。1999年，根据海洋环境保护工作的实施对《环境资源保护法》进行了修订，新增了海洋生态保护和其他有关内容。该法对于有效保护海洋生态环境，促进合理开发利用海洋资源和海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为贯彻实施海洋环境可持续利用，先后颁布实施了《防止拆船污染环境管理条例》、《防止船舶污染海域管理条例》等6个配套法规。与保护海洋环境密切相关的一些法律、法规，如《水污染防治法》、《海域使用管理法》等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制定了一系列的标准体系。如：《海水水质标准》、《海洋功能区划》、《近岸海域环境功能区划》等。另外，中国国际公的国际公约也对保护海洋环境的工作发挥重要的作用，如：《国际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公约》《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
三、在海洋环境保护法律法规方面存在的问题
海洋环境保护立法反映了国内海洋开发、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的实际要求，这种反映应是积极的、动态的，而不应该是消极的、机械的，这成为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必然要求。众所周知，海洋环境具有隐显性、持续反应性、不可逆性等特点，客观上要求海洋环境立法需要借助技术和科学手段，在海洋环境管理认识的基础上，从全局出发、把握和了解发展其趋势，要求立法应具有适度超前性。修订后的《海洋环境保护法》对解决海洋环境可持续保护中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促进海洋经济健康发展，有着十分深远的意义。但是在涉及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方面仍有很大不足。
2011年，康菲溢油的发生，成为中国迄今为止渤海最大的污染事故。在这场事故中，不仅造成了严重的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而且带来了巨大的财产损失。不禁会有人问谁有权对康菲石油公司的漏油事件提起损害赔偿诉讼?我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第九十条规定：对破坏海洋生态、海洋水产资源、海洋保护区，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的，由依照本法规定行使海洋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代表国家对责任者提出损害赔偿要求。因此国家海洋局既有权利又有义务以国家的名义对康菲石油公司提讼。但是国家作为海洋资源所有权的主体向康菲石油主张权利，其属于普通的民事诉讼而非环境公益诉讼，诉讼请求中除了海洋生态赔偿，还应当包括为清理、减少海洋石油污染而采取必要措施支付的相关费用。在我国，漏油事件发生至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机关声明要追究康菲石油公司或者直接责任人的刑事责任，也没有启动刑事调查程序。
环境公益诉讼在于其损害的客体是抽象公共利益，对象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决定了我们很难构建一个直接和具体的受害者作为适合的主体提讼。由于诉讼主体的缺位，导致社会公益至今仍然没有得到的有效维护。
海洋资源的定义篇8
关键词：海权论；科技；发展；演变；信息化时代
中图分类号：D81文献标志码：aDoi：10.3969/j.issn.1004-9479.2012.03.001
海权论自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与大国兴衰联系在一起。海权论的鼻祖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在其传世之作《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的序言中就指出：“海权的历史，虽然不全是，但主要是记述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斗争”[1]。国家间斗争的成败直接影响当事国的兴衰，甚至是存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海权的历史也是一部大国兴衰史。马汉进一步说明：“海上力量的历史，很大程度上就是一部军事史。在其广阔的画卷中蕴涵着使得一个濒临于海洋或借助于海洋的民族成为伟大民族的秘密和根据”[2]。当前中国面临的最大战略问题就是如何实现和平发展，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因此，关于中国海权问题的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在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必须回答：什么是海权？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海权？中国如何运用海权？
1海权的概念界定
海权一向是个模糊的，没有明确定义的概念。美国学者埃瑞克·格罗夫甚至认为：“海权对不同的人意味着不同的事情”[3]。马汉认为，海权是海军运用的结果，是海军战略的产物，不同的海军战略决定着海军的特征。强大的海军必须与正确的海军战略相配合才能够最终实现海权[4]。也有学者认为马汉在其著作中并未明确界定过海权的内涵，他是用各种形式的历史范例和评论来揭示海权的实质。一般认为，马汉所说的海权有两种含义：一种是狭义上的海权，就是指通过各种优势力量来实现对海洋的控制；另一种是广义上的海权，它既包括那些以武力方式统治海洋的海上军事力量，也包括那些与维持国家的经济繁荣密切相关的其他海洋要素[5]。
国内学界对海权概念的解释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丛胜利和李秀娟认为，海权是一个国家诸项海洋权益的总和。它包括，国家对一定海洋空间、海洋通道、海洋资源的领有权、使用权和管辖权，开展海上生产、海上贸易、海上交通活动和海上军事活动的自由权[6]。刘中民认为，现代意义的海权概念简单地说就是国家的海洋综合国力，是衡量国家海洋实力和能力的重要指标[7]。刘宝银从概念内涵出发，把海权分为狭义海权和广义海权，狭义海权是指对国家领海及其上部大气层空间、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具有实际管辖和自卫的能力。广义海权是指国家除对本国领海具有实际管辖与控制能力外，并具有对一定的公海、国际海底区域自由航行、开发利用的能力和权利[8]。章示平从功能角度出发，将海权分为军事海权和综合性海权。他认为军事海权是指交战一方在一定时间内对一定海洋区域的控制权。综合性海权是指一个国家在一定时间内在一定海洋区域的活动自由权[9]。陆儒德认为海权是指一个国家具有的控制、开发和管理海洋的一切现有的和潜在的能力和力量的总和[10]。张文木认为海权是指国家“海洋权利”（SeaRight）与“海上力量”（Seapower）的统一，是国家概念的自然延伸[11]。倪乐雄则认为，海权的概念是国内外学术界长期约定俗成的，通常意义上是指一个国家运用军事力量对海洋的控制能力，这种能力的直接体现者就是海军[12]。史滇生认为，海洋权益是国家对一定海洋空间、海洋通道、海洋资源的领有权、使用权和管辖权，开展海上生产、海上贸易、海上交通运输和海上军事活动的自由权。这些权益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海权[13]。巩建华认为，海权指一个国家对本国领海、毗连区、专属经济区的实际管辖能力、控制能力和防御自卫能力，以及在特定海域开发利用海洋资源的权利[14]。
综上所述，海权是一种以国家利益为核心，以大战略为出发点，以战争、法律、谈判或合作为手段，以海上实力为基础，以控制海洋为目的的一种带有综合国力性质的能力。这种能力的得失直接影响一个国家，特别是一个大国的兴衰。作为一个成长中的大国，中国必须获得这种能力，即海权。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曾经说过，“人不能两次走进同一条河流”。每个国家有其自身的情况，发展海权不能机械地照搬统一模式。举例来说，马汉海权论指导美国发展了一支举世无双的强大海军，并使美国走出美洲，最终在全世界建立起霸权。德国、日本以及后来的苏联接受了马汉的海权论观点①，也发展出强大的海军，然而这三个国家却并未因此实现其夺取霸权的国家战略目标，反而使自己的国家要么蒙受战败之祸，要么沦为他国的附庸，甚至是分崩离析，不再作为一个国际关系行为体在国际体系中存在。其中原因，发人深思。
2关于中国海权建设的思考
中国虽然在历史上的大多数时间内并非是一个主要的海权大国，但是海洋对中国来说意义重大。马汉曾指出，“对中国以及其它拥有海岸线的国家来说，海洋是发展商业的最有效的媒介——物资交换使国家通过对外接触获得更新，从而保持、促进它们的勃勃生机”[15]。
海洋资源的定义篇9
1．粤琼海洋经济合作发展基础
粤琼海洋经济合作发展现状近年来，广东省海洋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海洋生产总值连续18年位于榜首。海南省各种资源丰富，特别是油气资源储蓄达200多亿吨。“十一五”期间，海南保持生态环境良性发展的同时，海洋生产总值高速增长，增长率达88%。海南不仅合理布局海洋产业、结合海洋资源和市场需求形成了四大产业支柱，还以增强海洋产业带动能力来刺激消费需求，不断提高和完善海洋管理水平、海洋公共服务体系，从而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2005—2013年期间，广东省与海南省合作投资总额超过千亿元。2010年，双方在海洋经济范畴的合作投资呈上升趋势，并于该年年底签署了《广东•海南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从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高度谋划定位，到两省海洋经济发展理念和政策互动、产业、旅游业等领域的合作都有明确界定，为粤琼的全方位海洋经济合作，两省的海洋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日前，随着广东省肇庆率先和海南三亚强强联手，实现多层次多元化的合作与交流，粤琼两省合作深度逐步加强，一条“强”、“大”的联合道路即将到来。
2．海洋经济发展与南海开发合作发展目标与战略思路
2．1合作发展战略定位
充分考虑粤琼双方海洋经济地位、制度差异、产业结构、资源优势等，确立两省海洋经济合作策略。首先，两省要明确自身海洋产业发展定位，必须要把传统海洋产业和新兴海洋高新技术结合起来，准确定位海洋产业发展路向，才能形成具有鲜明地域特色和核心竞争力的海洋经济产业体系。然后，结合现有的海洋产业基础和未来海洋产业发展趋向，可初步确立粤琼两省海洋产业发展战略为:到2020年，构建具有粤琼海域特色、海洋产业优势明显、发展重点突出、整体实力不断增强的海洋经济产业体系。在发展战略的带领下，粤琼可通过强强合作，共同打造出独具魅力的粤琼海洋观光带;独具粤琼风格的休闲海岛及创意旅游和一程多站线路;开辟以高兴技术产业为主导，传统海洋产业为辅的海洋经济模式。
2．2发展目标
粤琼未来海洋经济发展总体目标:粤琼海洋经济产业真正成为国民经济重点支柱产业，海洋经济总值稳居前列，海洋科技能力和成就达到世界先进国家水平，海洋环境与安全体系完整，海洋生态发展可持续模式初步建立。
3．粤琼海洋经济合作发展保障措施
3．1机制保障:理顺各方机制，促进产业发展
3．1．1建立组织领导协调机制两省按照《广东•海南战略合作框架协议》要求，瞄准海洋生物、能源、矿产资源的持续利用，近海生态安全系统和可持续发展，创新体制机制，打破部门行业壁垒，建立以海洋管理局为统一领导，一把手亲自抓，分管负责人靠上抓，齐抓共管的领导机制，以加强粤琼创新单元海洋科技力量的整合，加强粤琼海洋创新体系建设。加强两省海洋组织领导的沟通交流，完善交流及协调机制，促进海洋经济发展。
3．1．2加强海洋产业管理机制两省逐步建立海洋产业准入制度，推行和完善海洋产业管理制度。采取积极措施，促进海洋产业与海洋资源、政府、相关陆域产业形成新兴产业链。加强海洋产业的管理，强化海洋产业自律机制，规范海洋产业经营行为，发挥专业性海洋协会的作用。依法对海洋产业的经营行为、发展规划进行指导、控制和监督，使海洋开发与产业发展规划、合理、有序地进行。
3．2资金保障:开拓多元化投资渠道，加大产业建设投入
3．2．1加大财政性资金投入粤琼两省加大对海洋合作项目的政策扶持、财政资金投入。鼓励广东大型企业在海南投资;给予投资性企业资金补助;加大两省海洋资金运用统筹力度。充分运用广东制造业优势和海南丰富资源优势的互补性，加强两省市、县间交流，选准地区间的产业对接点，促进两省中小企业合作与交流，建立起能够有效整合双方资源的产业集群。确保实施于各大合作项目的资金落实到最小工作点，发挥财政资金的最大化效益。
海洋资源的定义篇10
一、海洋环境公益诉讼适用范围厘定
(一)海洋环境侵权的特征
海洋环境侵权是指因产业活动或其他人为原因，导致海洋环境污染或者破坏，从而造成他人财产、人身以及环境权益或者公共财产损害的行为。受各方面因素影响，海洋环境侵权有迥异于一般环境侵权的特征。
首先，海洋环境侵权行为主体系以营利为目的的商主体。造成海洋环境损害的原因包括油污污染、陆源污染、海岸工程建设项目污染、海洋工程建设项目污染、倾污污染、船舶污染等。所有这些行为的主要实施者都是商人，包括商事组织和商自然人，作为民事主体的自然人在环境污染方面的行动力相对较弱，影响亦不广泛，甚至可以忽略不计。主体的营利性和职业性不仅造成其侵害行为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和技术性，也使侵害方式更具有隐蔽性，导致诉讼中的取证困难。其次，海洋环境侵权损害后果更为严重和复杂。海洋环境侵权的发生与工业社会人类对海洋不当利用密切相关，科技进步催生并扩大了事故风险。由于海洋污染自身的流动性、扩散性和潜伏性，人类对海洋开发和利用一旦失控，其损害后果往往跨越地区和代际，威胁着当代和后世子孙的生存环境。
最后，海洋环境侵权对象兼具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在海洋环境侵权中，除造成海洋生态及环境损害，还会对相当地区不特定多数人的相关权益在一定时间内造成直接或者间接损害，前者属于社会公共利益的范畴，后者虽然人数众多，但本质上仍为个体相关的私人利益。此外，我国《宪法》、《物权法》、《海域使用管理法》均规定海域属于国家所有，由国务院代表国家行使海域所有权。因此，一旦对海洋生态及环境造成破坏，不仅会导致国家财产损失，还可能侵害国家利益。
(二)海洋环境公益诉讼的类型界定
公益诉讼通常是指特定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和公民，根据法律的规定，对违反法律、法规，侵犯国家社会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向法院提起诉讼，通过法院审理，追究违法者法律责任的活动。由此可见，要界定公益诉讼的范围，首先应弄清楚公益的概念，对海洋环境公益的理解和把握是厘清海洋环境公益诉讼范畴的前提。
社会生活本源上是由私人领域、国家领域以及介于私人和国家之间的公共领域所构成，不同领域内的主体享有不同的利益。在国家领域，海域是一种国有财产，国家基于《宪法》、《物权法》、《海域使用管理法》等规定对海域享有所有权。作为社会主义公有制国家，海域在我国属于公有之物，是在国家主权之下抽象的资源，而非具体特定的物，因海洋环境污染会造成对国家利益的侵害，所以应将其纳入海洋环境公益诉讼的范畴。
在社会公共生活领域还存在不特定的多数人基于私人权利的聚合而形成的共同利益，即社会公共利益。海洋与大气、土壤、森林一样，除却经济价值，作为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具有公共物品的属性，海洋环境侵权会对特定区域内不特定多数人的环境权造成损害，因此与海洋环境及生态相关的利益，即表现为社会公共利益，也应属公益诉讼的范畴。
此外，在海洋资源具体利用上，个人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将海洋资源作为生产资料和劳动对象用以满足私人人身和财产上的利益，而海洋环境污染通常也伴随着私益损害。这类私益损害通常涉及人数众多，原告除了提起私益的损害赔偿外，还有包括停止侵权、恢复原状等有助于公益的诉求，不仅对债权人自身利益进行救济，也救济了与债权人处于同样处境的不特定之案外人，因此有上升为公益诉讼的可能。学者称此类诉讼为非纯粹的民事公益诉讼。这类诉讼通常需借助于私益损害提起，诉讼目的上虽有维护海洋环境公益的成分，但诉讼根本目的不完全是为了公益，属于非纯粹的海洋环境公益诉讼。综上，我国海洋环境公益诉讼应有三种类型，即涉及国家环境利益的海洋环境公益诉讼、涉及社会公共利益的海洋环境公益诉讼、非纯粹的海洋环境公益诉讼，各类海洋环境公益诉讼救济对象不尽相同，在具体制度安排上也应有各自的特点。
二、涉及国家利益的海洋环境公益诉讼
(一)国家利益辨析
从概念上分析，国家利益一词有两层含义：一是国际政治范畴中的国家利益，指的是一个民族国家的利益，与之相对的概念是集团利益、国际利益或世界利益;二是指国内政治意义上的国家利益，指的是政府利益或政府代表的全国性利益。笔者所探讨的国家利益是指后者，是与整个国家秩序有关的利益，是国家整体上的利益。国家是为了维护社会公共利益而产生并存在的，其本身无特殊的利益，公共利益即是其利益。严格意义上的国家利益应等同于公共利益，但国家是由国家机器组成、由政府作为代表的，作为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政府又具有自己独立的利益，这种独立的利益往往以国家利益的名义出现，因而与社会公共利益是分离的。我国海域归国家所有，国家依照宪法和民法对海域享有所有权，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下表现为全民所有。按照民法理论的内在逻辑，全民所有只是一个经济或社会意义上的概念，不能成为特定个体权利上的法律概念。作为社会主义国家，这种全民所有的国家利益具有广泛的普遍性和代表性，应属公益的范畴，对国家享有的海洋权益的侵犯，应由公益诉讼制度加以救济。
(二)原告资格对我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第90条第2款评析
我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第90条第2款规定：对破坏海洋生态、海洋水产资源、海洋保护区，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的，由依照本法规定行使海洋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代表国家对责任者提出损害赔偿要求，认可了海洋环保行政机关在国家作为主体所享有的海洋利益受损时(如清污费用、生态治理费用以及国家水产资源的损失等)，代表国家提起海洋环境公益诉讼的主体资格。
我国海域属于国家所有，环保行政主管部门以及其他分管部门是国家和社会环境事务的管理者和监督者，有资格代表国家维护海洋环境利益。当海洋生态及环境受到破坏，损害国家利益时，具有海洋环境监督管理职能的海洋环保行政机关，也有义务采取措施保护国家海洋资源，救济受损的国家利益。此外，在救济国家海洋利益过程中，海洋环保行政机关由于工作职责与环境事务密切相关，资源丰富，搜集证据能力较强，在承担国家海洋环境公益诉讼职责上有着其他主体无法比拟的优势。由海洋环保行政机关提起公益诉讼，既可以更好地发挥环保行政机关对环境质量的监管职能，表明国家和政府对环保公益诉讼的态度，还可以最大程度上避免滥诉的出现，将环保公益诉讼的效率和公正相统一。相比之下，无论是个人还是环保组织，由于其所代表的利益都各有偏向，并不适合代表国家提起与国家利益相关的海洋环境公益诉讼。
(三)诉讼程序上的特别规则
⒈举证责任。如前所述，海洋环境公益的损害大多发生在商主体的营业过程中，案件涉及专业性、技术性较强，侵害方式也较为隐蔽，使得海洋环境公益诉讼的原被告双方处于一个相对不平等的地位，需采用因果关系推定等方式，减轻原告举证责任，加重被告证明责任。但在涉及国家利益的海洋环境公益诉讼中，鉴于原告是行使海洋环境监督管理权的国家机关，可以利用公权力进行调查取证，甚至对原告施以行政处罚，如果采纳与环境私益诉讼或者其他环境公益诉讼的举证责任规则，会造成双方地位的失衡及公权力的滥用。所以，涉及国家利益的海洋环境公益诉讼，应采用传统的谁主张，谁举证的规则，以平衡各方利益。
⒉处分原则的特殊性。与其他自然资源一样，国家对海域的所有权中兼具私法权能和公法权能。具体而言，包含三层结构：第一层结构是私法权能。在这一层面上，它与物权法上的所有权无异。第二层结构是公法权能。其主要包括国家对于自然资源的立法权、管理权和收益分配权。第三层结构是宪法义务。国家应当为全体人民的利益行使其私法权能和公法权能。基于此，以海洋环境公益诉讼的方式维护国家利益既是其作为海域所有人的权利，也应是国家作为自然资源所有者所承担的宪法义务。因此，原告在对实体权利和诉讼权利的处分上，应不同于一般私益诉讼。具体而言，在此类海洋环境公益诉讼中，原告对实体权利的处分不应仅依意思自治原则，更应以公法上对海洋的管理保护等义务为依据。对于诉讼程序的启动与退出，不能完全交由原告自主决定，必要时法院可强化职权主义模式。
三、涉及社会公共利益的海洋环境公益诉讼
(一)社会公共利益的内涵
海洋环境公益诉讼的目的之一是对社会公共利益的救济，但何为社会公共利益，理论和实践中未能统一。然而，在公益诉讼制度中所论证的公共利益，必须是明确的、客观的和可以描述的，否则便无法进行法的适用，以致诉讼中权力的滥用，可能给社会公共领域带来另一种伤害。因此，需要对社会公共利益内涵做出合理的界定。基于罗尔斯《正义论》中对公共利益的论述，社会公共利益应具有两个特点，即公共性和不可分性。所谓公共性是指社会公共利益的主体是不特定的多数人，数量上难以精确量化，也无需量化，利益主体不能是封闭在某个小圈子中的，而是开放的。因此，区别于由特定多数人享有的集体利益，也区别于全民所有制下由全体国民共同享有的利益，以上两者受益人数虽多，但利益主体特定，不符合公共性的特征。社会公共利益的不可分性是指公共利益享有主体虽为不特定的多数人，但其本质是整体上的利益，为多数人共同所有，而非个人利益的简单叠加。作为公共物品，每个人都可以享有和行使并且对其有不同的评价和感受，但也无法改变其无法分割的事实。基于社会公共利益的内涵，海洋环境公益诉讼中所维护的社会公共利益应指海洋生态及环境利益，鉴于海洋环境污染的长期性和潜伏性，这类生态及环境利益的主体不局限于当代人，还应涉及后世子孙。因此，维护海洋生态及环境公共利益的诉求应有预期性，不仅针对过去还应指向未来。
(二)原告资格对我国《环境保护法》第58条评析
我国现行法律只赋予环保组织对侵犯海洋生态及环境的行为提起海洋环境公益诉讼的资格。《民事诉讼法》第55条规定：对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即将实施的《环境保护法》第58条对有关组织做了具体界定，基本认可环保组织针对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资格。
环保组织作为海洋环境公益诉讼的当事人有其他主体无法比拟的优势，多数建立环境公益诉讼的国家中环保组织都是最普遍的原告。与普通公民相比，环保组织以维护环境公益为目标而设立，具有组织性和专业性，可以弥补公民在资金和知识上的欠缺。此外，由于环保组织自身的非营利性，在维护海洋环境公益时并无自身特定的利益追求，可以作为海洋环境公益的代表，实现维护环境公益的目标，而普通公民的利益太过分散复杂，在海洋生态及环境代表性方面有所欠缺。与国家机关相比，作为具有独立性的非政府组织更具中立性，与污染者并无利益上的牵连，通过提起海洋环境公益诉讼的方式，还可监督和弥补政府在海洋环境公益维护方面的不足。
鉴于海洋生态及环境涉及社会公益，而我国环保组织的能力和素质良莠不齐，需要对环保组织的公信力加以审查，以防诉权滥用伤害社会公共利益。曾有学者提出：我国可以借鉴欧洲国家的一些经验，采取国家认可的方式，由国家认可少数经过注册，成立已经有一定年限，有一定社会影响，有一定人员和资源的环保团体具有公益诉讼权，在环保团体发展更为完善后，再将起诉权放宽。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也正是用这种方式，审查环保组织获得原告资格的正当性及合法性，虽略为机械，但不失为一种良策。
(三)诉讼程序上的特别规则
⒈举证责任。我国《民事诉讼法》及《环境保护法》仅规定环保组织作为公共利益代表提起海洋环境公益诉讼的权利，但在举证责任分配上并未做出明确规定。总体而言，海洋环境污染及生态破坏系商行为所引发的消极后果，被告经济实力强大，掌握着大量专业性、技术性较强的证据，原被告地位悬殊，原告举证比较困难。同时，由于海洋环境污染的后果受各种偶然性、时间性影响较大，需建立一套合理的举证责任规则，以实现维护海洋环境社会公益的目的。
一方面，如果证据为国家相关机关所掌握，相关机关可参照《民事诉讼法》第15条所规定的支持起诉原则，予以必要的协助，促进维护海洋生态及环境公益目标实现。另一方面，由于环保组织举证能力相对加害方较弱、距离证据较远、收集证据手段匮乏等因素，可参照《侵权责任法》第65条、第66条针对环境私益侵权的标准，由被告承担因果关系证明、不承担或者减轻责任等事由的证明责任。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原告不需承担任何证明责任，原告仍需对被告实施了侵害海洋生态环境行为及该行为造成了海洋生态环境损害事实承担证明责任。
⒉处分原则的限制。处分原则是我国民诉法的一项基本原则，指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民事诉讼法的主要功能之一是实现民事实体法的立法宗旨，民事诉讼法中的处分原则是民法中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体现和延伸。但此类海洋环境公益诉讼的客体涉及海洋生态环境等社会公共利益，甚至是子孙后代的生存利益，并非为民事实体法中原告可随意处分的私益，与普通私益诉讼不同，应对原告处分权加以积极限制，不能像私益诉讼一样，任由原告随意处分，以防止海洋环境公益由于原告不适当行为而无法得到维护。具体而言，在海洋生态及环境公益诉讼中，在不违背司法中立的情况下，法院应适当强化职权主义模式，对涉及海洋环境公益等重大事项，即便当事人并未主张，法院也应依法查明，最终判决并不局限于当事人诉讼请求的范围。当事人的处分权同时受到一定限制，原则上并不适用自认制度，原告在诉讼请求放弃和对方诉讼请求的承认以及调解等方面的权利也应加以限制甚至排除。
⒊裁判效力的扩张。民事诉讼涉及当事人私权处分，裁判效力原则上只能约束当事双方，对第三人并无约束力。海洋生态及环境公益诉讼涉及社会公共利益，甚至是子孙后代的环境利益，直接受海洋环境污染影响的人也并非均有机会及能力以原告身份提起诉讼，因此应允许其既判力扩张至案外人。但是，为了更好地维护海洋环境公益及受海洋环境污染影响的其他主体的权利，海洋环境公益诉讼既判力扩张上也应受到一定的限制。按照既判力扩张理论，无论其判决对第三人有利还是不利，只要符合既判力扩张的条件，既判力均得扩张至第三人。但在海洋生态及环境公益诉讼中，由于其诉讼目的的公益性及原被告双方在证据搜集能力等方面的差异性，其判决仅有单向扩张的效力。即只有在原告胜诉的情况下，既判力才可扩张至相关案外人，如果原告败诉，其他享有起诉资格的主体仍有权针对被告的行为提起海洋环境公益诉讼。
四、非纯粹的海洋环境公益诉讼
(一)非纯粹的海洋环境公益诉讼特征分析
通常情况下，私益诉讼和公益诉讼在诉讼请求和目标上有严格的区分，但由于海洋环境兼具公益和私益，在维护私人利益的海洋环境侵权诉讼中，原告除却私益上的损害赔偿请求外，还会提出诸如停止排污、恢复原状等与海洋生态及环境相关的诉讼请求。从本质上讲，此类诉讼仍是平等主体间的民事权益诉讼，是私益诉讼，但发起人的诉讼目的有指向公共利益的成分(虽诉讼请求表现为追求私益)，无论案件结果如何，其可能间接产生一定的公共利益的影响，故诉讼已带有一定公益色彩。严格来说，这类诉讼是兼顾公益和私益的混合性诉讼，①因此称其为非纯粹的海洋环境公益诉讼。
(二)原告资格对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19条的理解
鉴于这类诉讼本质仍是平等主体之间的私益诉讼，在诉讼目的上有指向维护公益的因素，私人利益首当其冲受到损害，为保证受害者的处分权，原告应限定在直接受海洋环境侵权影响的利害关系人。如果允许其他组织或者国家机关等非直接利害关系人介入，可能会侵害到受害者的处分权。如前所述，海洋环境侵权具有商事责任的属性，受害方在证据收集等方面较为弱势，如果受害方无力起诉，国家机关或者环保团体可用支持起诉的方式提供必要的援助，但无权代替受害方起诉。
现行《民事诉讼法》第55条将提起公益诉讼的主体限定在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中，许多学者据此认为我国将公民排除在公益诉讼主体之外，但事实并非如此。第55条是对公益诉讼赋权性规定，其目的在于突破传统民事诉讼中直接利害关系人理论，赋予有关机关和社会组织提起公益诉讼主体资格。同时，该条并非排除性规定，没有剥夺公民个人提起公益诉讼的资格，只是在起诉条件及效果上与有关机关和社会组织不尽相同。
如前所述，海洋环境兼具公益和私益双重价值，对海洋环境的破坏既会造成海洋生态及环境的损害，也会造成因此遭受损失的债权人的私人利益的损害，在此种情况下，遭受私益损害的债权人可提起兼顾保护私益和公共利益诉求的民事诉讼。具体而言，原告并未突破传统诉讼法上直接利害关系原则，在私益请求上，仍符合《民事诉讼法》第119条的起诉条件，只是在诉讼请求中除却私人损害赔偿等要求，还涉及海洋环境公益的内容，如要求停止某些危害海洋生态及环境的行为、将污染恢复原状等，旨在实现当今或未来海洋生态及环境利益救济。这种诉讼是借助维护私益目标提起的，应符合私益诉讼的条件，即起诉主体应是直接遭受海洋环境污染损害的相关权利人，如沿岸受损渔民等。在诉讼请求上，除去因海洋环境污染而遭受的人身及财产损害外，还应兼顾维护海洋生态及环境公益的诉求。
(三)诉讼程序上的特别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