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市场的基本要素篇1
关键词：劳动力市场；竞争；分割
一、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劳动力资源配置
市场经济就其实质而言，是一种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为基础的经济运行方式，其核心是通过市场经济规律的作用，使社会有限的资源、特别是劳动力资源配置到效率或效益最高的部门或领域。市场机制之所以能够对劳动力资源进行合理配置，是由于各种市场经济规律综合作用下而形成的自发调节资源合理分配的机理。这种机理突出表现在市场信号（市场供求与市场价格）能够正确地反映资源的稀缺程度，并在市场竞争机制作用下，诱导资源由供给过剩向供给不足、由效益低向效益高的部门或领域流动。由于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使包括劳动力在内的各种生产要素，以最有效的方式得到充分利用。劳动力资源的配置与重新配置，是以市场信号为导向，以市场竞争为动力，以劳动力流动为条件。唯有不息的流动才能不断地配置劳动力要素于社会生产率最高或劳动力边际产出最大的部门或领域。因此，劳动力要素的流动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变量之一。
同其他社会形态的市场经济一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是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性手段，其配置对象不仅仅是生产资料，还包括其他生产要素，尤其是劳动力要素。在诸生产要素中，劳动力要素居于首要地位，如果其他生产要素是由市场配置的，唯独劳动力这个活的、能动的要素，是由行政计划配置的，企业一定活不了，国民经济也一定活不了。如果把劳动力要素排除在市场机制配置之外，这种市场经济就称不上是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迄今为止，不管是哪一个实行市场经济制度的国家，都没有把劳动力排除在市场机制作用范围之外，世界上就根本不存在没有劳动力市场的市场经济。又要搞市场经济，又不承认存在着劳动力市场，这是不能自圆其说的。
劳动力市场作为市场经济体制下劳动力资源配置的一种方式，是与传统经济体制下行政计划配置劳动力资源方式相对而言的。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劳动力资源同其他资源一样，是伴随着政府的计划而确定的，而政府的计划又是跟着政府的决策转，忽视客观经济规律的要求和排斥市场机制的作用。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劳动力资源配置所依赖的客观经济条件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市场对劳动力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作为弥补市场失灵的政府计划和决策，不但不能破坏这个基础，还必须服从于市场的健康运行，有利于市场配置基础作用的有效发挥。只有用市场机制配置劳动力资源，才能符合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要求。
所谓劳动力市场，概括地说，就是劳动力供求之间在劳动力使用权的转让与购买上达成一系列合约的总和。劳动力使用权的转让与购买，是完全出于自愿而进行的劳动力交换活动，反映了以劳动力交换合约为基础的劳动力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关系，只有当这种关系成为一种普遍而非单个偶然的社会现象时，才成为劳动力市场。就其结果而言，社会上大量劳动力使用权转让与购买过程，同时就是劳动力资源在各种用途之间的分配过程。只不过这种分配是通过劳动力交换并由价格引导而自发实现的。可见，劳动力市场的基本功能乃是配置劳动力资源。进一步说，劳动力市场的运作，形式上是劳动力供求双方一系列自由的劳动力交换活动，但这种交换活动实际完成的却是劳动力资源在各个部门之间的分配。
二、竞争性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与运作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经济早期雇佣工人起源的研究，撇开了对劳动力资源的分配功能，劳动力市场反映的是劳动力使用权转让与购买这一交换关系，这一交换关系是与雇佣工人的形成联系在一起，并作为资本原始积累的产物。马克思的分析表明，现代雇佣工人的前身是受土地束缚的农民，农民之所以成为雇佣工人，必须具备两个基本前提：一是农民与土地等生产资料相分离而变得一无所有，转让劳动力使用权是唯一的谋生手段；二是农民摆脱封建宗法关系的束缚和人身依附而成为自由人，从而拥有对自己劳动力自由的转让权。马克思的上述分析，显然是从劳动力供给这个侧面阐述了早期劳动力市场形成的历史条件，但对于劳动力市场分配劳动力资源的功能，以及劳动力市场实际运作过程中劳动力供求双方交易的行为规律及行为基础并未深入探讨。
劳动力市场的运作，形式上是劳动力供求双方一系列自由的交易活动，但这些交易活动实际完成的却是劳动力资源在各个部门之间的分配。劳动力买卖当事人的行为及动机怎样，构成了劳动力市场运作最基本的规定。劳动力市场运作对劳动力供求双方行为及动机的基本的规定是：一、劳动力供给者只有通过劳动力的出售才能获得生存和发展，因此，他必须是一个具有理性行为的自由人。所谓“理性行为”，即劳动力的供给者具有追求收入和福利最大化的动机。正是这种动机支配着劳动力供给者的行为。所谓“自由人”，即劳动力供给者对其劳动力具有自由的转让权，没有任何形式的人身依附关系，也不存在任何超经济的强制。因为，对于商品交换来说，除了它自己的性质所决定的交换者双方以契约形式表现的权利关系以外，不应带有任何形式的强制关系。货币所有者能够在市场上找到劳动力，只是因为劳动力的所有者愿意把劳动力当作商品出售。而劳动力要成为商品，首先必须是劳动力的所有者是自己人身的自由所有者，能够支配自己的劳动力。其次是劳动力需求者必须是独立自主的经济人。所谓“经济人”乃是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经营动机，这个动机决定着厂商对劳动力的需求。显而易见，只有劳动力供求双方作为“理性的自由人”和“独立的经济人”的身份出现时，才能发生劳动力使用权转让与购买的自由交易活动，而正是这些活动本身构成了井然有序的劳动力市场的实际运作。
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运作的基本特征是：
（1）市场主体地位明确，通过双向选择实现就业。劳动者作为就业主体，具有支配自身劳动力的权利，可以根据自身的条件和市场价格的信号，选择用人单位；用人单位作为用人主体，具有按照生产经营需要和工作岗位特点选择必要数量、相应素质劳动力的权利。这就是劳动者的择业自主权和用人单位的用人自主权。这种双向选择权利的充分贯彻，需要有一个统一、开放的市场，不仅要消除所有制、职工身份的界限，还要冲破城乡隔离、地区封锁的格局。劳动力必须能够自由地在各个部门、地区和企业之间流动，不存在任何行政规定和人身依附性而阻碍这种自由流动。劳动力的供给方能否自主决定劳动力使用权转让或是否为自由人这一劳动力市场的基本规定之一，是由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来体现和印证，而劳动力的现实流动则是实现劳动力资源在各部门、各地区、各企业优化配置的充分条件，没有劳动力的自由流动，调节资源分配的劳动力市场就失去了生命。（2）是价值规律、供求关系调节着劳动力的流动。劳动力供求双方的行为都接受价格信号（工资率）的引导，这一信号引导或调节着劳动力资源在社会各种用途之间的分配。在劳动力市场上，价值规律的作用，是通过收入分配反映出来的，劳动者主要是根据劳动力价格信号来决定就业或转业；用人单位则主要根据社会平均劳动力价格信号及经营情况调节分配和用人数量。在一定时期内，需要就业的劳动者或多或少，用人单位需要的用人数量也各有不同，这种供求关系也直接影响着收入分配的变化。价值规律和供求关系共同决定着劳动力的配置和组合，推动着劳动者跨地区、跨行业、跨部门的合理流动。显而易见，价格（即工资率）作为劳动力需求与供给之间的一种比例，既是反映现有劳动力在各部门、各企业供求状况的显示信号，同时又给出了引导劳动力供求状况，以及进一步调整的指示信号；不仅引导劳动力供求行为调整，而且同时也受劳动力供求状况的左右，由劳动力供求双方利益的共同平衡点来决定工资率的水平或具体位置。因此，任何单个劳动力供给者和需求者都以这个社会决定的工资率为前提，按照各自利益最大化原则决定劳动力供给和需求的数量。如果说，在劳动力市场上有谁来主持劳动力资源分配和保证劳动力供求双方行为必须按照市场规则行事的话，那么，它决不是具体的人或者人格的代表（如政府），而是劳动力的价格即工资率这只“看不见的手”和劳动力供给之间、劳动力需求之间以及劳动力供求之间的优胜劣汰的生存竞争。竞争的规律会为劳动力供求双方恪守劳动力合约并在合约范围内行事强制地开辟道路。利益驱动和自由竞争是劳动力市场调节劳动力资源分配至高无上的权威，是劳动力市场的灵魂。
从目前中国劳动力资源配置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和弊端来考察，也大都可以从排斥市场机制和市场化程度低中找到根源，这些问题同样有待于劳动力资源市场化配置来解决。因此，提出竞争性劳动力市场，确认劳动力资源市场化配置方式，不仅是理论探索的必然，也是中国劳动就业体制改革和劳动力资源配置方式转换，如何适应整个经济体制市场取向改革客观要求的必然选择。
劳动市场的基本要素篇2
[关键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劳动力商品分配制度
当前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由于现阶段我国存在着公有制和非公有制两大经济成分，要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劳动力市场，就必须要对不同经济成分下劳动力性质进行深入分析和研究。只有通过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劳动力性质的确认，才能正确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社会主义人事制度和分配制度。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劳动力性质分析
1.非公有制经济成份中劳动力具有商品属性和非商品属性。现阶段我国的非公有制经济成份包括私营经济，外商独资企业，中外合作和合资企业以及个体经济。在私营企业和外商独资企业中从事劳动的劳动力从总体和主要方面来看可以称之为商品。但是必须看到，这里劳动力的商品属性同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力的商品属性有着明显的区别。这种区别是由私营经济和外商独资企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以及劳动者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决定的。首先，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私营经济和外商独资企业，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必要的、有益的补充。劳动者们虽然受本国企业主和外国资本家的剥削，但同时也是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做出贡献。其次，在私营经济和外商独资企业中劳动的劳动者，并不是一无所有的劳动者。他们对全民所有和集体所有的生产资料仍享有一份所有权。第三，在私营经济和外商独资企业中劳动的劳动者，都是我国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是社会主义的依靠力量和国家的主人。
根据上述分析可知，非公有制经济成份中个体经济中的劳动力不具有商品属性，私营经济和外商独资企业中的劳动力从总体上看可以称作商品，但具有一些非商品因素，而中外合资、中外合作经营企业中的劳动力，则一方面具有非商品属性，另一方面具有商品属性。
2.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中劳动力也具有双重属性。
首先，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中劳动者仍然具有劳动力的所有权。在社会主义公有制范围内，私人资本占有、支配劳动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被消除，劳动成为基本谋生手段，按劳分配成为主要分配方式，这就构成了社会主义条件下普遍存在的，以宏观社会经济制度为前提的私有权关系。这种私有权关系与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的私有权关系有本质的区别，但同时又采取了类似的表现形式――承认劳动者的劳动力的差异，默认劳动力仍属于劳动者个人所有。
其次，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仍存在着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分离。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每个公民都是生产资料的主人。然而真正与生产资料结合则需要一个中介，即一定的生产组织。劳动者需要进入一个生产组织，才能实现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的真正结合，否则就意味着失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于生产力没有高度发达，生产资料数量上的有限性，必然造成一边是代表国家占有和使用生产资料的企业，另一边是拥有劳动力的劳动者等待企业的选择。这就需要公有制企业与个人劳动力发生联系，而劳动力的买卖是实现这种联系的惟一现实形式。
二、以劳动力商品属性为基点，改革现有公有制经济分配制度，实行按生产要素分配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无论是公有制还是非公有制经济成分，劳动力都具有商品和非商品的双重属性。对于非公有制经济内部的个人收入分配方式并无太多的争议。但是我国目前大多数公有制经济内部仍然是以劳动力的非商品属性为出发点制订的收入分配制度。显然，这种人事和收入分配制度已不能适应现阶段劳动力仍然具有商品属性的要求。如果不改变传统的分配制度，劳动力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都无法得以提高，不利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发展。笔者对公有制经济为基础的分配制度的改革提出了如下建议：
既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劳动力具有商品属性，工资就只能是劳动力商品的价格，而不能是按劳分配的收入。因为如果劳动力不是商品，货币就不能转化为资本，从而不仅劳动力市场不能培育起来，就连资本市场也无从谈起。所以，在劳动力是商品的条件下，工资只能按劳动力价值和按生产要素分配，而不能按劳分配。只有按生产要素进行分配，才能按公有资本和劳动力价值分配，有利于实现劳动者的生产资料所有权和体现劳动者的主人翁地位；才能有利于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才能有利于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
劳动市场的基本要素篇3
论文摘要：围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价值形成的源泉问题，我们面临许多需要理论回答的实际问题：创造商品价值的劳动外延与内涵的发展变化，私营企业主的经营管理活动与收入问题，按生产要素分配与劳动价值论。这些，都提出了深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劳动价值论的研究和认识的任务。
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里，马克思在集中分析商品的两个因素和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的二重性的基础上，着重指出，生产商品的一般人类劳动耗费作为相同或抽象的人类劳动，凝结为商品的价值。价值的量是由生产商品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劳动是价值的实体，是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价值是商品的社会属性，表明人与人之间的劳动交换关系。从而创立了科学的劳动价值论，并为剩余价值理论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一、创造商品价值的劳动外延与内涵的发展变化
在当前信息化知识经济新形势下，作为商品价值源泉的劳动，同《资本论》写作年代相比，在内涵与外延方面，都有许多新的发展变化。
1.创造价值的生产劳动的部门范围扩大创造价值的生产劳动，《资本论》主要是指直接物质生产领域的劳动以及生产过程在流通领域继续的那一部分劳动，即运输、包装、保管等劳动而言的。而把从事商品形态变化(买卖商品)方面的劳动以及直接物质生产领域之外的许多服务部门的劳动，都视为非生产性劳动，不创造价值。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非直接物质生产领域包括流通部门和服务部门的第三产业迅速扩展，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地位与作用越来越重要。这些部门不生产有形的物质产品，但生产无形产品和劳务为社会提供必要的生产和生活服务，满足人们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这就意味着创造价值的生产劳动的部门范围扩大了。不仅把流通部门，而且把第三产业中为社会生产和人们物质文化生活提供服务的众多经济部门包括进来。这些部门的劳动是生产劳动，是非物质生产的生产劳动，其抽象劳动同样凝结为价值，其价值量同样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衡量。
2.科技劳动与经营管理劳动的作用强化马克思重视科学技术和经营管理在商品生产中的重要作用。在《资本论》第一章谈到决定商品价值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与劳动生产力的关系时，就指出劳动生产力的决定因素包括“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的应用程度”。以后，在第十一章谈到协作时又指出，一切规模较大的社会劳动或共同劳动，都需要指挥，以协调个人的活动。一个单独的提琴手是自己指挥自己，一个乐队就需要一个乐队指挥。对于协作劳动这种管理、监督和调节的职能是必须进行的劳动。马克思认为生产过程中科技工作者的劳动和经营管理者的劳动，是创造价值的生产劳动。这在《资本论》关于“总体工人”的论述中表述得很清楚。“随着劳动过程本身协作性质的发展，生产劳动和它的承担者即总体工人的概念也就必然扩大。为了从事生产劳动，现在不一定要亲自动手;只要成为总体工人的一个器官，完成他所属的某一种职能就行了。”在作为《资本论》第一卷手稿部分的《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一文中，马克思更明确指出，在“直接商品形成过程”中，“有的人多用手工作，有的人多用脑工作，有的人当经理、工程师、工艺师等等，有的人当监工，有的人当直接的体力劳动者或者做十分简单的粗工”，清楚地说明了科技工作者和经营管理工作者，也是创造价值的生产劳动者。科技劳动和经营管理劳动是复杂的脑力劳动，其创造的价值相当于多倍的简单劳动。当今世界是信息化知识经济时代，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科技劳动和经营管理劳动，已经成为劳动的重要形式。知识和智力是知识经济时代的主要经济资源。当代市场竞争，突出表现为科学技术的竞争，科技劳动在经济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突出。劳动分工的细化，生产过程成为一个庞大复杂的系统工程;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经济全球化趋势加快，市场竞争日益激烈，使经营管理劳动的作用，显得尤为突出。这些是一百多年前《资本论》写作年代不可能预料到的。科技劳动和经营管理劳动在价值形成中的作用极大的强化了。
3.创造价值的劳动的复杂程度提高一是就创造价值的“总体工人”来说。当代社会生产由过去的体力劳动为主逐步转向以脑力劳动为主，整个劳动者队伍日益趋向知识化、技能化、白领化。“总体工人”中从事以脑力劳动为主的劳动者的比例增加了，“总体工人”的劳动复杂程度提高了。复杂劳动等于倍加的简单劳动，因而“总体工人”创造价值的能力提高了。二是就创造价值的劳动者个体来说。作为“总体工人的一个器官”，“完成他所属的某一种职能”的所有劳动者，形成其劳动能力基本要素的科学文化与技术素质都提高了，劳动能力中脑力劳动的成分增多了，劳动的复杂程度提高了。科技工作者和经营管理人员的素质与能力也在不断提高。这就是说，参与价值创造的劳动者，其创造价值的能力都提高了。
4.决定价值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国际市场作用加大劳动价值论指明，决定价值量的不是商品生产者的个别劳动时间，而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生产某种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在市场竞争中形成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也指社会总劳动时间分配给每一种特殊商品生产的必要比例量。如果某种商品生产的数量超过社会总劳动时间中它所应占的必要比例量，就出现供过于求，价格低于价值;如果某种商品的生产达不到其所应占的必要比例量，就出现供不应求，从而使价格高于价值。如此调节供求平衡和资源配置。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联系越来越紧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形成的国际市场因素的作用越来越大。一方面，正常的社会生产条件和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劳动强度，要从世界市场来看，如果一国生产不能达到世界市场水平，其生产过程中耗费的超过世界市场正常生产条件的劳动，就不能形成价值;另一方面，社会总劳动时间分配给某种商品生产的必要比例量，也要从世界市场的资源配置和供求关系来看。马克思十分了解世界贸易和国际市场的作用。但按照从抽象到具体、从简单到复杂的叙述方法，《资本论》第一卷对劳动价值论的论述，基本上舍弃了国际市场这一重要因素。当前，经济全球化进程不断加速，应从全球化角度把国际市场因素的作用考虑进来，深化对劳动价值论的研究与认识。
二、私营企业主的经营管理活动与收入问题
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私营经济是生产资料属于私人所有，由私人雇工经营的一种经济形式。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与完善，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过程中，私营经济获得了迅速发展，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断提高。怎样认识私营企业主的经营管理活动，是不是劳动，创不创造价值?怎样看待私营企业主的收人，是劳动收人还是剥削收人?这些问题，要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发展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给予全面的认识。关于资本家的经营管理活动，如前所述，马克思在关于资本主义管理的必要性和关于“总体工人”的论述中，指出了其属于生产劳动范畴，同体力劳动者一样创造价值。同时，关于资本主义企业管理的必要性，马克思提出了资本主义管理二重性学说:一方面，资本主义的管理是由社会劳动过程的性质产生的一种职能;一方面，这种职能又是剥削雇佣工人所需要的职能。据此，有的论者认为，资本家的管理活动服从于管理的第二重性质，从属于剥削雇佣劳动的职能，不属于生产劳动，不创造价值，资本家的一切收人都是剥削收人。我们认为，资本主义企业管理的二重性是同时存在的，不能由某一重性质就否定另一重性质的存在与作用，不能由于资本家为了获取雇佣工人的剩余劳动而进行的管理，就否定由社会劳动过程性质产生的管理职能的生产性。马克思在另外的地方说过:“资本家在生产过程中是作为劳动的管理者和指挥者出现的，在这个意义上说，资本家在劳动过程本身中起着积极作用……这种与剥削相结合的劳动……当然就与雇佣工人的劳动一样，是一种加人产品价值的劳动。”显然，马克思在这里明确肯定了资本家作为生产的指挥者和管理者的劳动，是与剥削相结合的劳动，属于形成商品价值的生产劳动。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私营企业，是在党的改革开放政策鼓励下，在公有制经济主导下发展起来的，对促进经济增长，扩大劳动就业，满足人民生活需要和推进市场化改革，发挥了越来越大的积极作用。私营企业主和其他新生社会阶层一样，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私营企业主的正常经营管理活动，是创造价值的生产劳动。并且，如果他有高水平的管理知识与技能，或者同时从事企业高科技产品研制开发工作，兼有企业管理和科技工作职能，则他就不是一般的私营企业主，而是民营企业家。他的管理劳动与科技劳动，是高级的倍加的生产劳动，创造更多的价值。我们也应看到，私营企业主的收人，尤其是较大规模私营企业的企业主收人，除了相当于管理劳动报酬和科技劳动报酬的高工薪收人外，还有一大部分来自于资本收人。这种资本收人，虽然按其本源来说，都是劳动者提供的无酬劳动，属于剥削收人，但不同于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家的剥削收人，是私营企业主，按其所提供的“资本”这种生产要素的贡献参与分配的所得，是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主导下的非劳动收人。它为国家增加税收，为社会提供积累，有利于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繁荣。不能无视其现实的积极作用，简单化地把劳动和资本对立起来，以劳动和剥削作为是非取舍的绝对标准，而不切实际地予以歧视和否定。
三、按生产要素分配与劳动价值论
在深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劳动与劳动价值论的讨论中，有一些论者认为，我国现在既然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确立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原则，这就表明，劳动创造价值的理论与现实不符了，劳动价值论不能说明按生产要素分配的根据。实行按生产要素分配就得承认各种生产要素都参与价值创造，都是价值的源泉。有些论者还引证说，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就说过，“劳动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怎样认识这一问题?
首先，这种观点把价值的创造同财富(使用价值)的创造混淆起来了。他们谈论价值创造时，实际上指的是财富(使用价值)的创造。马克思在批判《哥达纲领》中“劳动是一切财富和一切文化的源泉”的论断时说:“劳动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同劳动一样也是使用价值(而物质财富就是由使用价值构成的)的源泉。”他还引用了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威廉·配第的一句名言:“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可以很清楚地看出，马克思在这里说的“劳动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是就使用价值说的，并不是说劳动不是一切价值的源泉。马克思创造性地提出了劳动二重性学说，科学地揭示了商品价值的源泉是一般人类抽象劳动，价值是一定的体力和脑力耗费的结晶，不包含任何物质元素。劳动是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的。至于构成物质财富的使用价值的源泉，则包括具体劳动和物质资源两个方面。使用价值(财富)的创造，是由所有生产要素共同进行的。劳动、资本、土地、技术等要素，都是不可或缺的。所以说“劳动并非它所生产的使用价值即物质财富的唯一源泉”。
其次，这种观点把价值的创造同价值的分配混淆起来了。有的论者鉴于确立按要素贡献参与分配的现实，提出劳动和各种生产要素都创造价值，以之论证现行收人分配制度的合理性。事实上，价值创造与价值分配属于两个不同的范畴，各有不同的规定性。价值创造与劳动有关，价值分配则与要素所有权有关。价值是劳动创造的，但创造出来的价值如何分配，则是由所有制关系或所有制结构决定的。只要存在所有权差别、生产要素的所有者就要参与价值的分配，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生产要素所有者获得收人，是其所有权在经济上的实现。如果他不能通过所有权来获得收人，所有权在经济上得不到实现，就是否定了所有权，就是违背了客观规律。
劳动市场的基本要素篇4
[关键词]三农问题收入要素
一、问题的提出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三农”问题就成为举国上下共同关注的大问题。从1982年到1986年，关于三农问题中央连续五年发出“一号文件”。2004年1月，中央下发《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成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央的第六个一号文件。中国的三农问题成了关系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全局性问题。
农民问题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表现。现在，农民问题，乃是农民近年来增收困难，城乡收入差距日益扩大。2003年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2622元，同比增长4.3％。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8500元，比上年增长9.3％。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达到3.24∶1，继续呈扩大趋势。国家统计局2004年1～6月的资料显示，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1345元，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0.9％，增速比去年同期提高8.4个百分点，创8年以来的新高。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815元，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8.7％。在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增速创8年来新高的难得大好形式下，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仍然进一步扩大到3.58∶1。因此，解决农民问题就是要阻止并缩小城乡差距，增加农村居民的人均现金收入水平。要想增加农民的收入，必须开启农民收入的源头。
二、增加农民收入的根本――开启农民的要素收入之源
收入（income）指的是一个人或一个家庭在一定时期（通常为一年）内的全部进账和现金收入。个人收入等于市场收入加上转移支付。对今天的中国农民来说，转移支付对他们而言是可望而不可及的。正如潘维所说:“今天的中国是否需要补贴农业呢？当然需要！眼下，国家对农村课的税费已全部用于农村，而且还依赖非农收入进一步补贴农村。中国政府有能力做得更多，比如免去农业税，精简农民负担的官员数量，中央和省财政负担农村的九年义务教育，政府负担修建公路和水利设施，等等。不过，一个基本的事实必须澄清，世界上有哪个国家有能力补贴9亿农村人口，使其收入水准产生有实质意义的提升？即使每人每月只补贴100元，9亿人一年就是1万亿。而中国一年的财政收入才1.5万亿～2万亿。靠国家补贴能让农民致富？是让国家不搞建设呢，还是想大规模剥夺城里人补贴农民？”这话无疑是很有见地的。我国不仅对农业进行实质性的补贴不可能，而且对农业进行补贴还可能会引起林毅夫指出的诸如农产品过剩、一旦补贴就很难再取消、补贴执行上非常困难等诸多问题。由于对农民的转移支付的不可能，所以，要增加农民的收入，只有开启农民的要素收入之源。
三、农民拥有的三种要素资源
要素，即生产要素（factorsofproduction），又叫投入(inputs)，指的是生产物品和劳务的过程中所使用的商品和劳务。它们可被划分成三大基本范畴：土地、劳动和资本。商品生产过程就是诸要素相互配合，彼此协调的过程。由于诸要素共同参与了商品的生产活动，因此就要共同参与市场收入的分配。一般而言，土地要素获得地租，劳动要素获得工资，资本要素获得利润。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收入就是要素收入。于是，市场经济中的收入以工资、利润、租金和利息等形式分配给生产要素的所有者。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民作为市场主体，同样拥有土地、劳动和资本三大要素资源。凭借这三大要素资源，农民同样可以在市场上获取工资、利润、租金和利息等形式的收入。要增加农民收入，就要充分尊重和维护农民拥有的要素资源，使农民拥有的要素资源在市场的基础上进行优化配置，根据要素市场的供求状况决定并形成要素价格，从而形成农民的要素收入。开启农民的要素收入之源，就是要分别开启农民的土地、劳动和资本三大要素收入的源头。
四、开启农民要素收入之源的构想
1.开启农民要素收入之源的前提
开启农民的要素收入之源，对今天的中国农民来说，最重要也是最迫切的事情是获得平等的国民待遇，取得平等的市场地位，成为真正独立的市场主体。中国的农民长期以来在享受权利和承担义务上是不对等的。他们享受的权利少而承担的义务多。当今的中国社会还有许多歧视农民的政策，严重破坏了中国的法治秩序和社会正义。所以，对于中国农民来说，能够真正的成为国家的国民，充分的享有和行使wto赋予的国民待遇，平等的享有和行使作为国家公民的权利，平等的履行和承担作为国家公民的义务，这是他们获得平等的市场主体地位的前提。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解放了农民，从而解放了农村生产力。笔者相信，给予农民平等的市场经济地位，平等的国民待遇，必将极大地开启农民的要素收入之源，在更大程度上解放农村的生产力，推进农村的工业化、城镇化和现代化的进程。
2.开启农民要素收入的基本构想
(1)开启土地要素收入之源。威廉・配第说，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任何财富创造活动都不可缺少的资源，因而成为重要的收入源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土地要通过市场交换与其他要素进行资源配置。这要求土地的产权必须清晰。只有产权清晰，边界明确，市场交易才有可能顺利进行。在交易过程中，市场根据效率原则配置资源，各要素主体根据各自提供的要素数量和要素质量获取市场收入。
在我国农村，土地归集体所有，农民对集体的土地享有承包经营权。从表面上看，农民享有集体土地产权，产权是清晰的。而实际上，由于对集体的界定模糊不清，农村土地产权很不明晰。再加上我国特有的土地征收制度，使得包括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在内的农村集体土地的产权受到很大的限制，从而使农民对土地享有的权利是不完全的权利。这已为许多学者所指出和批评。
土地产权不明晰，妨碍了农村土地有效配置，使农民拥有的土地的要素功能不能得以充分发挥，造成土地收益的低效益；土地产权不完全，使土地不能顺畅流转，不能充分发挥农民的创造精神。因为，土地只有在流转中才能形成新的土地经营方式和新的生产组织形式，才会发现土地的新的用途。土地不流转，就不可能对土地经营方式、生产组织形式和土地的用途进行创新。
所以，增加农民收入，第一要务就是开土地要素之源，明晰土地产权，还农民以清晰、完全的土地权利，让农民真正拥有土地，成为土地的主人。在此基础上，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对土地资源的配置作用，发挥农民的首创精神，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使农民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按照市场主体的经济人理性从事生产经营活动。
(2)开启劳动要素收入之源。作为财富之父的劳动，同样是农民收入的重要源泉。中国的要素禀赋中，丰富的农村劳动力是我们的比较优势。根据农业部副部长张宝文的介绍，全国4.8亿农村劳动力中，1.6亿人在当地从事乡镇企业和其他非农产业，3.2亿为农业劳动力。据测算，目前种植业实际需要1.5亿劳动力，加上2000万专门从事林牧渔业生产的劳动力，农业实际需要劳动力约为1.7亿。目前，我国农村有1.5亿富余劳动力，而且每年还要新增劳动力600多万8。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民也是理性的经济人，也要考虑其行为的成本（包括机会成本）和收益。由于存在着从事非农产业的收入必然大于从事农业收入的预期，农村剩余劳动力必然要向收益率更高的非农产业转移，向城市转移，由农民变为市民，或者，既当农民又当市民。在这一预期的驱使下，自20世纪80、90年代以来，由于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向城市转移，在中国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民工潮，在中国形成了一股新兴的社会力量，即中国的农民工。农民从事非农产业的收入现在越来越成为农民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统计局2004年7月27日公布的对全国31个省（市、区）6.8万个农村住户的抽样调查结果显示，上半年我国农民人均现金收入1345元，其中，人均工资性收入447元，二、三产业生产经营的现金收入210元。农民从事非农产业的收入已占农民收入的49％。
然而，“当今的城市里，特别是大城市里，有无数种现行的歧视农村人的城市政策”。这些对“农村人”的歧视政策，不仅严重破坏了中国的法治秩序和社会正义，而且还严重妨碍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顺畅转移。当前，为了农村富余劳动力更好的向非农产业转移，在观念上，我们要作如下考虑：首先，把流动人口视为和所有的城市人口一样拥有同等权利。其次，把流动人口视作社会进步的力量，为流动人口提供更多的帮助。为此，我们要消除当前歧视农民的一系列不公平的政策，特别要消除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制度，建立统一的城乡劳动力市场，加强法治建设，依法维护农民和农民工的合法权利；大力兴办教育，使农民获得平等的受教育机会，提高农民的整体素质。
(3)开启资本要素收入之源。在中国的要素禀赋中，资本极其短缺。在中国农村，资本更是稀缺，且质差量少。而资本作为生产要素是不能被替代的，它是经济活动必不可少的要素。生产资本必须要有资金，资金来源于人们的储蓄或牺牲现在的消费。在中国农村，资本市场尚未建立，货币市场也残缺不全，甚至功能错位。原有的农业银行等商业银行从农村向城市全线撤退，现有的邮政储蓄又只存不贷，仅存的农村信用社独木难支。更为严峻的是，农村信用社本身不良资产严重，经营困难。现有的农村金融制度使农村好不容易积累起来的资金通过许多或明或暗的渠道大量流向城市，从第一产业流向第二、第三产业，造成农业本身发展所需资金严重短缺，从而导致农业基础设施废弛，农业资本品短缺，农业发展缺乏后劲，农民增收困难。1978以来农村资金仅仅通过金融渠道的净流出规模大于9842.3亿元。再加上中国政治体制的缺陷，当地政府只热衷于出政绩，搞形象工程，不仅浪费了大量宝贵的资金，而且还滋生了严重的腐败问题，败坏了社会风气，引起农民的强烈不满。
所以，为农民增收开资本要素之源，必须坚决改革农村现有的金融体制，实现农村金融制度的创新。农村金融制度创新的目标不仅要尽量留住农村自身的积累资金，还要尽量吸引非农资金入注农村，加速农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同时，配套改革基层政权，大力发展基层民主，转换基层政府职能，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中央和地方政府都应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的投入力度，在能力允许的范围内增加对农村的转移支付，为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夯定坚实的资本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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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市场的基本要素篇5
需要看到的是，人口发展有其自身规律。不过，即便是在人口政策重大调整之后，应对中国业已面临的人口结构问题，仍然主要需要依靠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以激发新的增长活力。人口因素对经济发展最直接的影响，体现在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和结构的变化。生育率下降后难逆转
从全球范围看，最近三十年来中国的人口转变过程在以下三个方面是不同寻常的。
首先，生育政策和社会经济快速发展，交替对人口转变过程发生作用;其次，由于生育率的快速下降，中国的人口转变较之绝大多数经济体更为迅速。相应地，中国的人口红利期也更短;再者，从某种程度上说，人口转变的进程领先于经济发展的进程，使得中国在中等收入阶段即面临着老龄化的挑战。而大多数进入老龄化社会的经济体发展程度已经很高，无论从养老资源的丰裕程度和养老体系的完备程度都大大领先。
正是基于这些具有中国独特性的事实，中国应对人口转变所带来的挑战，既要借鉴一些先行国家的经验，也必须独立解决具有中国特色的问题。
要讨论人口新政是否会引起未来的劳动力市场变化，以及是否会对未来的经济发展产生影响，首先要关注的问题是生育政策调整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人口结果。
过去30多年较为严格的人口政策，曾经外生地干预了生育率变化的轨迹。其实在此外更长的时期内，生育率的变动更多地取决于社会经济发展的状况。了解这一点，对于理解人口政策的调整所产生的效应以及人口变动与未来的经济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都非常重要。
我们看到，对于人口政策调整效应的估计，大多基于特定的情境分析，即假定生育政策变化会引致多少的生育率上升，并由此预测相应的人口结果的变化。实际上，如果生育率变化伴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自发调整，不对决定生育行为的因素进行细致的研究，情景分析的假设往往失去了可靠的前提，并可能产生具有误导性的预测结果。
基于对中国生育率变动因素的计量经济分析，在上世纪80年代，生育率下降的主要支配力量是严格的生育政策;而到了90年代，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已经成为推动生育率下降的主因。
从过往的经验看，人口统计预测的确产生了诸多的失误。例如，对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总量的预测大大偏离实际的情形。直到2012年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开始下降时，人们才意识到中国已经度过了人口红利期。
imF最近的研究报告也指出，在世界范围内看，过去的人口预测面临着很大的不确定性，将过往的人口预测结果与实际情形进行比较，不难发现人口预测存在很多的失误，而其中大多数预测都高估了生育率的水平。
因此，考虑社会经济发展对生育率的影响，可能有助于我们判断政策调整的实际效应，也有助于了解人口变化和经济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例如，在人口转变尚在初级阶段的时期，中国有效地降低了婴儿死亡率，为后来加速实现人口转变过程奠定了基础;妇女劳动参与率的提升会产生抑制生育率的效果;对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视，也可能成为降低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研究表明，即便不考虑家长对孩子抚养与教育的时间投入，中国的家庭教育投资也被大大忽视，其实际的投入规模可能与公共教育投资相当。
当这些因素主导了生育决定行为时，很难预期政策调整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生育新政只不过是使中国的人口转变过程更加接近世界其他国家所表现出的一般轨迹。从世界范围看，生育率下降后的重新逆转非常罕见。
因此，从人口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看，更加积极的态度是接受生育率不断下降的事实，通过促进经济的发展，来解决人口变化所带来挑战。同时也应该看到，只要中国的经济能够在未来五年至十年保持中高速的发展，在收入水平达到高收入国家的门槛后，新的人口结构指标在新的收入水平上将并不令人悲观。单位劳动力成本加速上扬
人口因素对经济发展最直接的影响，体现在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和结构的变化。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2年15岁-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较之上年末减少了345万。此后，《统计公报》调整了劳动年龄人口的口径，2013年16岁-59岁人口较上年末减少了244万人，2014年减少了371万人。人口红利的逐步消失已成不争的事实。
中国也迫切需要找到在新的人口结构下推动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方式。中国经济总量已经超过10万亿美元、达到世界第二的规模，劳动年龄人口的变化对劳动力市场平衡以及经济发展的模式产生着深刻影响。由于人口因素的变化较之于经济中其他变量具有更强的惯性，很容易预期它将在中国长期持续发生作用。
第一，劳动力市场的平衡取决于供求两方面因素的变化：人口结构以及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变化是影响劳动供给最基本和稳定的因素，经济增长水平和速度则决定了劳动力需求。劳动年龄人口的持续减少，改变了劳动力市场上供求两方面因素的相对力量。
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经济虽然处于二元经济状态，但经济快速发展，带来了迅速增长的劳动力需求。此时，虽然非农就业大幅度增长，但由于劳动力的无限供给，工资水平基本保持稳定。在二元经济时期，一旦经济增长失速，劳动力需求的减少会带来严重的失业。上世纪90年代亚洲金融危机及随后的经济增长放缓，就属于这种情形。
中国成功地由低收入国家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特别是经济发展跨越刘易斯转折点之后，劳动供给的变化成为影响劳动力市场结果的主导性因素。在这种格局下，经济如果仍然保持快速增长，则劳动力市场趋紧，劳动力短缺明显，工资水平迅速上涨。2009年至2013年的劳动力市场基本维持了这种格局。
在劳动年龄人口逐年减少的情况下，一旦经济增长放缓，劳动力市场将维持弱平衡的局面，其具体表现是：失业率处于低水平，但就业增长和工资水平的增长都将放缓，甚至停滞。最近两年，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大致属于这一种情形，调查失业率维持在5.1%左右小幅波动，农民工工资的增长速度放缓，求人倍率仍然大于1，但求职人数和岗位数量都处于下降趋势。
第二，供给因素主导劳动力市场时，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快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导致劳动密集型行业的竞争优势下降，降低经济的潜在产出水平。由于劳动年龄人口的绝对数量下降，普通工人的短缺必然推动其工资水平的上升。以农民工工资为例，扣除价格水平的影响，2004年至2014年农民工实际工资增长2.74倍，年均复合增长率为10.6%，明显快于同期GDp的增长速度。如果我们比较劳动力成本的增长和劳动生产率的变化，则可以看到近年来劳动力成本的增长速度快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导致单位劳动力成本（劳动力成本与劳均产出之比）呈加速上扬的趋势，如图所示。虽然决定经济增长的因素众多，但中国经济一直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行业的竞争优势下降，无疑是导致潜在增长率下降的重要原因。因此，我们也看到图中的单位劳动力成本曲线和经济增长曲线呈现出剪刀差的形态。
第三，供给因素主导劳动力市场，虽然可以在经济增长放缓、需求因素疲弱的情况下继续维持劳动力市场的弱平衡，但也蕴含着中长期的挑战。例如，普通工人的工资上涨，增加了教育的机会成本，对个人教育决策产生负面影响。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如果不对这一现象积极应对，普通教育的辍学率会上升，而人力资本积累的不足虽然对当前的劳动力市场不会产生不良影响，但也蕴含着未来的结构性风险。
创新和技术进步是全要素生产率来源
如上所述，由人口因素变化主导的劳动力市场在经济增长放缓的情况下仍然可以维持平衡。但从长期来看，劳动力市场作为主要的生产要素市场之一，还需要更充分地发挥其要素配置功能，从而支持中国经济的结构转型和长期可持续增长。
根据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一个经济体的成长从长期看来源于两个部分――劳动投入的增加和劳均产出的增加。其中，劳动投入取决于劳动年龄人口总量以及对劳动年龄人口的利用程度（以劳动参与水平和失业率反映）;劳均产出（即劳动生产率）则主要取决于资本产出比、技术密集的程度和全要素生产率。
循着这个逻辑，我们可以逐个分析未来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源泉何在。
在目前的政策环境和经济发展水平下，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将非常困难，这也是低生育率水平给我们带来的基本约束条件。增加有效劳动力供给的唯一途径是提高现有人力资源的利用水平。具体来说，就是提高劳动参与的水平、降低失业率。但从长期来看，在劳动力市场制度基本完善和定型的情况下，劳动资源的利用程度也会大致处于稳定的水平。
提升资本产出比是提高劳均产出（劳动生产率）的一个重要途径，但资本产出比的提高依赖于资本的不断积累，也就是靠高投资率推动。中国经济过去的发展模式，恰恰是靠投资推动的生产要素不断积累的增长方式，在经济发展的新阶段，简单地以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已经难以持续。这一方面是由于资本产出比已经处于较高的水平，继续扩大投资规模在边际上较以前更为困难;更重要的原因是，人口红利结束以后，劳动的规模难以继续扩大，扩大的投资没有劳动要素的匹配会受到报酬递减规律的制约。资本收益率的下降也就必然降低了经济的潜在增长水平。
维持增长的另外来源就是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和技术密集程度的提高。根据已有的研究，能否在中等收入阶段成功地将经济增长的动力从要素积累转变到依靠全要素生产率推动，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所在。从全要素生产率的来源看，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劳动力从低生产率的农业部门向非农部门流动，一直是获得效率提升的重要源泉。改革开放的头20年，劳动力再配置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20%-25%左右。随着劳动力的不断转移，以及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农业部门与非农部门的工资趋同日益明显，劳动力再配置效应所带来的全要素生产率也逐步下降。根据我们的测算，2001年-2005年劳动力再配置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平均为13.1%;2006年-2010年下降到3.3%;2011年-2013年进一步下降到2%。因此，寻找新的全要素生产率来源是中国经济保持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
当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殆尽后，创新和技术进步将是获取全要素生产率、推动经济发展的最主要的动力。这将是经济结构不断调整的过程，也是一个创造性破坏的过程。对经济体制所提出的一系列改革目标，其目的就是要在制度上保障这一创造性破坏过程的实现。可供选择的改革举措
从中国人口转变过程和生育率决定主要因素的转换看，即便是在人口新政之后，中国人口变动也将遵循人口发展的一般规律。
从世界范围看，生育率下降已不可逆转。应对由此引发的老龄化等一系列人口结构问题，根本的出路仍然在于不断提高生产率水平，并以此推动经济增长。对于中国这样正在跨越中等收入阶段的发展中国家，这一点尤其重要。
以下一些近期的和中长期的改革措施是支持生产率提升和经济增长的基本手段。
第一，一些能起到立竿见影效果的改革措施应抓紧推进。从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增加有效劳动供给是短期内保持增长的重要途径。在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开始减少的情况下，通过对劳动力市场相关的制度改革，提高劳动参与率、增加劳动供给仍然有空间。目前，劳动参与率提高1个百分点，可以增加有效劳动供给900余万人，足以抵消劳动年龄人口减少的负面影响。
全面、彻底地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建立更加包容的劳动力市场是在短期内提高劳动参与率最有效的手段。全面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核心与终极目标，是使与户籍相关的社会福利与人口登记功能分离。要实现户籍制度改革的真正突破，必须加快完善并统一基本养老制度、基本医疗制度等一系列社会保障制度，实现其全国范围的统筹。让中央财政在基本社会保障制度和基本公共服务中发挥主导作用，才能真正落实顶层设计的户籍制度改革。
第二，完善劳动力市场制度，建立更加竞争、高效的劳动力市场，将有助于推动经济结构转型，提升生产率水平。最近的劳动力市场变化及经济发展新特点越来越表明，中等收入以后的经济增长制约因素，将越来越来自于制度是否能刺激生产要素的有效供给，包括劳动力要素的供给。劳动力市场制度设计要更加注意对其劳动供给的影响，鼓励个人积极地参与劳动力市场，同时，提高劳动力供给的质量和有效性。对个人人力资本投资的激励、工作时间的激励、劳动参与的激励等都将成为比以前更加重要的政策领域。
第三，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和技术密集程度的提高依赖于人力资本的积累，年轻一代较之老龄人口具有更高的教育水平是中国应对老龄化危机最大的希望所在。在过去30年时间里，快速、全面地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为中国的工业化进程积累了大量合格的产业工人，已成为不争的事实。继续保持人力资本积累的趋势，对于经济的持续发展既有重要的意义，也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
劳动市场的基本要素篇6
关键词：劳动力市场；竞争；分割
一、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劳动力资源配置
市场经济就其实质而言，是一种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为基础的经济运行方式，其核心是通过市场经济规律的作用，使社会有限的资源、特别是劳动力资源配置到效率或效益最高的部门或领域。市场机制之所以能够对劳动力资源进行合理配置，是由于各种市场经济规律综合作用下而形成的自发调节资源合理分配的机理。这种机理突出表现在市场信号（市场供求与市场价格）能够正确地反映资源的稀缺程度，并在市场竞争机制作用下，诱导资源由供给过剩向供给不足、由效益低向效益高的部门或领域流动。由于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使包括劳动力在内的各种生产要素，以最有效的方式得到充分利用。劳动力资源的配置与重新配置，是以市场信号为导向，以市场竞争为动力，以劳动力流动为条件。唯有不息的流动才能不断地配置劳动力要素于社会生产率最高或劳动力边际产出最大的部门或领域。因此，劳动力要素的流动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变量之一。
同其他社会形态的市场经济一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是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性手段，其配置对象不仅仅是生产资料，还包括其他生产要素，尤其是劳动力要素。在诸生产要素中，劳动力要素居于首要地位，如果其他生产要素是由市场配置的，唯独劳动力这个活的、能动的要素，是由行政计划配置的，企业一定活不了，国民经济也一定活不了。如果把劳动力要素排除在市场机制配置之外，这种市场经济就称不上是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迄今为止，不管是哪一个实行市场经济制度的国家，都没有把劳动力排除在市场机制作用范围之外，世界上就根本不存在没有劳动力市场的市场经济。又要搞市场经济，又不承认存在着劳动力市场，这是不能自圆其说的。
劳动力市场作为市场经济体制下劳动力资源配置的一种方式，是与传统经济体制下行政计划配置劳动力资源方式相对而言的。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劳动力资源同其他资源一样，是伴随着政府的计划而确定的，而政府的计划又是跟着政府的决策转，忽视客观经济规律的要求和排斥市场机制的作用。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劳动力资源配置所依赖的客观经济条件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市场对劳动力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作为弥补市场失灵的政府计划和决策，不但不能破坏这个基础，还必须服从于市场的健康运行，有利于市场配置基础作用的有效发挥。只有用市场机制配置劳动力资源，才能符合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要求。
所谓劳动力市场，概括地说，就是劳动力供求之间在劳动力使用权的转让与购买上达成一系列合约的总和。劳动力使用权的转让与购买，是完全出于自愿而进行的劳动力交换活动，反映了以劳动力交换合约为基础的劳动力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关系，只有当这种关系成为一种普遍而非单个偶然的社会现象时，才成为劳动力市场。就其结果而言，社会上大量劳动力使用权转让与购买过程，同时就是劳动力资源在各种用途之间的分配过程。只不过这种分配是通过劳动力交换并由价格引导而自发实现的。可见，劳动力市场的基本功能乃是配置劳动力资源。进一步说，劳动力市场的运作，形式上是劳动力供求双方一系列自由的劳动力交换活动，但这种交换活动实际完成的却是劳动力资源在各个部门之间的分配。
二、竞争性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与运作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经济早期雇佣工人起源的研究，撇开了对劳动力资源的分配功能，劳动力市场反映的是劳动力使用权转让与购买这一交换关系，这一交换关系是与雇佣工人的形成联系在一起，并作为资本原始积累的产物。马克思的分析表明，现代雇佣工人的前身是受土地束缚的农民，农民之所以成为雇佣工人，必须具备两个基本前提：一是农民与土地等生产资料相分离而变得一无所有，转让劳动力使用权是唯一的谋生手段；二是农民摆脱封建宗法关系的束缚和人身依附而成为自由人，从而拥有对自己劳动力自由的转让权。马克思的上述分析，显然是从劳动力供给这个侧面阐述了早期劳动力市场形成的历史条件，但对于劳动力市场分配劳动力资源的功能，以及劳动力市场实际运作过程中劳动力供求双方交易的行为规律及行为基础并未深入探讨。
劳动力市场的运作，形式上是劳动力供求双方一系列自由的交易活动，但这些交易活动实际完成的却是劳动力资源在各个部门之间的分配。劳动力买卖当事人的行为及动机怎样，构成了劳动力市场运作最基本的规定。劳动力市场运作对劳动力供求双方行为及动机的基本的规定是：一、劳动力供给者只有通过劳动力的出售才能获得生存和发展，因此，他必须是一个具有理性行为的自由人。所谓“理性行为”，即劳动力的供给者具有追求收入和福利最大化的动机。正是这种动机支配着劳动力供给者的行为。所谓“自由人”，即劳动力供给者对其劳动力具有自由的转让权，没有任何形式的人身依附关系，也不存在任何超经济的强制。因为，对于商品交换来说，除了它自己的性质所决定的交换者双方以契约形式表现的权利关系以外，不应带有任何形式的强制关系。货币所有者能够在市场上找到劳动力，只是因为劳动力的所有者愿意把劳动力当作商品出售。而劳动力要成为商品，首先必须是劳动力的所有者是自己人身的自由所有者，能够支配自己的劳动力。其次是劳动力需求者必须是独立自主的经济人。所谓“经济人”乃是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经营动机，这个动机决定着厂商对劳动力的需求。显而易见，只有劳动力供求双方作为“理性的自由人”和“独立的经济人”的身份出现时，才能发生劳动力使用权转让与购买的自由交易活动，而正是这些活动本身构成了井然有序的劳动力市场的实际运作。
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运作的基本特征是：
（1）市场主体地位明确，通过双向选择实现就业。劳动者作为就业主体，具有支配自身劳动力的权利，可以根据自身的条件和市场价格的信号，选择用人单位；用人单位作为用人主体，具有按照生产经营需要和工作岗位特点选择必要数量、相应素质劳动力的权利。这就是劳动者的择业自主权和用人单位的用人自主权。这种双向选择权利的充分贯彻，需要有一个统一、开放的市场，不仅要消除所有制、职工身份的界限，还要冲破城乡隔离、地区封锁的格局。劳动力必须能够自由地在各个部门、地区和企业之间流动，不存在任何行政规定和人身依附性而阻碍这种自由流动。劳动力的供给方能否自主决定劳动力使用权转让或是否为自由人这一劳动力市场的基本规定之一，是由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来体现和印证，而劳动力的现实流动则是实现劳动力资源在各部门、各地区、各企业优化配置的充分条件，没有劳动力的自由流动，调节资源分配的劳动力市场就失去了生命。（2）是价值规律、供求关系调节着劳动力的流动。劳动力供求双方的行为都接受价格信号（工资率）的引导，这一信号引导或调节着劳动力资源在社会各种用途之间的分配。在劳动力市场上，价值规律的作用，是通过收入分配反映出来的，劳动者主要是根据劳动力价格信号来决定就业或转业；用人单位则主要根据社会平均劳动力价格信号及经营情况调节分配和用人数量。在一定时期内，需要就业的劳动者或多或少，用人单位需要的用人数量也各有不同，这种供求关系也直接影响着收入分配的变化。价值规律和供求关系共同决定着劳动力的配置和组合，推动着劳动者跨地区、跨行业、跨部门的合理流动。显而易见，价格（即工资率）作为劳动力需求与供给之间的一种比例，既是反映现有劳动力在各部门、各企业供求状况的显示信号，同时又给出了引导劳动力供求状况，以及进一步调整的指示信号；不仅引导劳动力供求行为调整，而且同时也受劳动力供求状况的左右，由劳动力供求双方利益的共同平衡点来决定工资率的水平或具体位置。因此，任何单个劳动力供给者和需求者都以这个社会决定的工资率为前提，按照各自利益最大化原则决定劳动力供给和需求的数量。如果说，在劳动力市场上有谁来主持劳动力资源分配和保证劳动力供求双方行为必须按照市场规则行事的话，那么，它决不是具体的人或者人格的代表（如政府），而是劳动力的价格即工资率这只“看不见的手”和劳动力供给之间、劳动力需求之间以及劳动力供求之间的优胜劣汰的生存竞争。竞争的规律会为劳动力供求双方恪守劳动力合约并在合约范围内行事强制地开辟道路。利益驱动和自由竞争是劳动力市场调节劳动力资源分配至高无上的权威，是劳动力市场的灵魂。
从目前中国劳动力资源配置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和弊端来考察，也大都可以从排斥市场机制和市场化程度低中找到根源，这些问题同样有待于劳动力资源市场化配置来解决。因此，提出竞争性劳动力市场，确认劳动力资源市场化配置方式，不仅是理论探索的必然，也是中国劳动就业体制改革和劳动力资源配置方式转换，如何适应整个经济体制市场取向改革客观要求的必然选择。
三、现实经济运行中的劳动力市场分割
理论意义上的劳动力市场，劳动力在部门间、行业间、区域间的配置，表现为市场供给与市场需求之间，通过自由交换而自动平衡的结果。这种纯粹由市场力量决定的劳动力在部门间、行业间、区域间的流动，形成竞争性劳动力市场。在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作为流动行为主体的劳动力供给者（即流动者）具有完全支配自身劳动力的权力，即劳动者作为流动行为主体，对于其是否流动，以及怎样流动，具有完全决定权。对于流动者即劳动者来说，流动行为是否发生，主要取决于流动的机会成本与预期收益的差数。当然，劳动力流动的规模和程度，还要受经济结构变动因素的制约。正是经济结构的变动，直接导致劳动力在部门间、行业间、区域间的流动。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完全竞争的劳动力市场，或者说，现实的劳动力市场竞争是不充分的，存在着形形色色的劳动力转移障碍，以及由此引起的劳动报酬上的显著差别。西方经济学家把它称为劳动力市场歧视。劳动力市场歧视，指的是在所有经济因素方面都相同的个人之间的报酬差别。这些劳动者具有同等的生产能力，但由于某些社会性、制度性因素的作用，从而引起劳动报酬或待遇上的悬殊差别。对这种现象的研究，旨在确定歧视对报酬差别的影响的重要程度，并由此引出劳动力市场分割的新概念。
同等劳动不能获得同等报酬，由此引起的劳动报酬上的显著差别，是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具体表现。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是把这种被分割了的劳动力市场，看成是同一个劳动者由于从事不同种类的工作，因而领取不同的劳动报酬。换句话说，这些劳动者之所以领取较低的劳动报酬，并不是因为其劳动素质低，而是由于他们无法进入可以领取较高劳动报酬的那部分劳动力市场，失去了在其中谋职的机会。出现劳动者素质和劳动报酬不相对称的情况，即同工不同酬。
我国劳动力市场分割，首先表现为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以来，我国所形成的城乡就业隔离政策，不仅是行政上的隔离，同时又是体制上的隔离，即不允许农村劳动力自由进入城市就业。在城乡两种就业体制的差别性还没有完全消除的情况下，彻底启动城乡之间长期隔离的劳动力市场闸门，即建立全方位开放的统一劳动力市场，其风险性是不可忽视的。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以来，特别是80年代中后期以来，政府对农民的自由流动和就业选择权利的有条件认可，城市对农村劳动力进入的行政控制逐步放松，以及城乡之间还存在着明显的收入差距，使得流向城市寻找就业机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呈日益增长的趋势（目前已突破1亿人）。但是，至今还不可能形成稳定的、制度化的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城市化机制，城市劳动力市场还没有条件对农村实行全方位开放，农村劳动者和城市劳动者还不可能真正享受平等竞争的权利。在相当程度上还存在城市劳动力市场和农村劳动力市场分割的状况。由于城市的开放性劳动力市场尚未确立以及政府对城市劳动者就业采取不同于农村劳动者的特殊保护制度，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市场性流动方式进入城市的农村劳动力，还无法同城市劳动力一样，进入同等待遇的职业领域并获得制度性工资。流入城市的农村劳动力大多从业于劳动强度大的、劳动条件差的非技术性行业，领取比城市劳动者相对低得多的劳动报酬。这种对农村流动劳动力的就业限制和歧视，在短时间内还难以消除。它使我国劳动力市场规模难以通过无障碍流动而迅速扩大，也不可能使劳动力在市场竞争中获得平均价格。
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集中反映在城乡居民收入的差别上。改革初期由传统体制遗留下来的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是相当大的，城镇居民的人均生活费收入与农村居民的人均生活费收入或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的比率（简称城乡收入比率）高达2．37。当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率先在农村地区展开后，城乡收入比率开始下降，到1983年达到1．70这一最低点。随着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进行，从1984年起，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又开始拉大，尤其是进入90年代以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的速率有所加快，1992年开始超过1978年的差距，1994年进一步扩大到2．86，此后虽然有所缩小，但1999年仍然达到2．65。
劳动力市场分割，也表现在行业之间同工不同酬的劳动报酬的差别上。即在行业之间，也没有形成统一开放的竞争型劳动力市场。1998年，我国最高行业的平均工资为10633元，最低行业的平均工资为4528元，相差6105元，极值比2．35。我国垄断行业高工资、高福利状况的存在，说明城镇内部不同行业的劳动力市场仍然处于相互分割的状态，缺乏必要的竞争性和流动性。垄断行业在缺乏适当约束机制的条件下，将垄断收益大量地分配给职工个人，形成这些行业不合理的高收入，如金融保险业、城市供应业、邮电通信业和房地产等行业。这既是市场化不够、市场机制不健全的结果，也是国家对这些企业监督管理不力的结果。
劳动力市场分割，还表现在地区间居民个人收入差别上。改革开放以来，由于选择渐进式道路，东部地区率先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较快地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从而使得东西部的经济增长速度逐渐拉开了距离。1949－1978年，以现价计算，国民生产总值增长速度东西部之比为7．08：7．52。西部地区高于东部地区0．44个百分点。到1978年东西部年人均收入差距缩小到200元左右。而1979－1995年的17年间，我国经济按可比价格计算，年均增长速度为12．8％，西部增长速度为8．7％。东部地区高出西部地区4．1个百分点。使一度缩小的地区差距又呈拉大之势。在近几年的国内生产总值比率中，东部地区占65％以上，西部地区仅占15％左右。在全国人均创造国内生产总值中，东部地区超过平均数4成以上，西部地区只有平均数的一半左右。农民收入的地区差距也进一步拉大。1978年东西部农民人均收入不相上下，1998年东部农民人均纯收入超过3600元，比西部高出3倍。东西部城镇居民收入差距从1989年的1．01∶1，上升到1997年的1．40∶1，绝对收入差距则从西部高于东部的11元变为东部高于西部1793元。不同地区居民个人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与不同地区之间劳动力缺乏流动性和开放性有关，市场不能通过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来平衡区域间的工资水平差异以及相应的收入差异。归根到底，在于东西部地区间还存在着劳动力市场分割。
在过去的20年里，越来越多不拘泥于传统理论的经济学家，对劳动力市场的运作方式提出了不同的解释，并试图构建新的范式。很多人放弃了居于主流地位的劳动力市场竞争式分析法，转而强调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属性，强调制度性、社会性因素对劳动力流动、劳动者就业以及劳动报酬的重要影响，这种理论就被冠之以劳动力市场分割学派，并被确认为劳动经济学的前沿问题。
参考文献：
?1?科斯．契约经济学?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劳动市场的基本要素篇7
关键词：劳动力市场；竞争；分割
一、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劳动力资源配置
市场经济就其实质而言，是一种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为基础的经济运行方式，其核心是通过市场经济规律的作用，使社会有限的资源、特别是劳动力资源配置到效率或效益最高的部门或领域。市场机制之所以能够对劳动力资源进行合理配置，是由于各种市场经济规律综合作用下而形成的自发调节资源合理分配的机理。这种机理突出表现在市场信号（市场供求与市场价格）能够正确地反映资源的稀缺程度，并在市场竞争机制作用下，诱导资源由供给过剩向供给不足、由效益低向效益高的部门或领域流动。由于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使包括劳动力在内的各种生产要素，以最有效的方式得到充分利用。劳动力资源的配置与重新配置，是以市场信号为导向，以市场竞争为动力，以劳动力流动为条件。唯有不息的流动才能不断地配置劳动力要素于社会生产率最高或劳动力边际产出最大的部门或领域。因此，劳动力要素的流动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变量之一。
同其他社会形态的市场经济一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是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性手段，其配置对象不仅仅是生产资料，还包括其他生产要素，尤其是劳动力要素。在诸生产要素中，劳动力要素居于首要地位，如果其他生产要素是由市场配置的，唯独劳动力这个活的、能动的要素，是由行政计划配置的，企业一定活不了，国民经济也一定活不了。如果把劳动力要素排除在市场机制配置之外，这种市场经济就称不上是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迄今为止，不管是哪一个实行市场经济制度的国家，都没有把劳动力排除在市场机制作用范围之外，世界上就根本不存在没有劳动力市场的市场经济。又要搞市场经济，又不承认存在着劳动力市场，这是不能自圆其说的。
劳动力市场作为市场经济体制下劳动力资源配置的一种方式，是与传统经济体制下行政计划配置劳动力资源方式相对而言的。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劳动力资源同其他资源一样，是伴随着政府的计划而确定的，而政府的计划又是跟着政府的决策转，忽视客观经济规律的要求和排斥市场机制的作用。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劳动力资源配置所依赖的客观经济条件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市场对劳动力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作为弥补市场失灵的政府计划和决策，不但不能破坏这个基础，还必须服从于市场的健康运行，有利于市场配置基础作用的有效发挥。只有用市场机制配置劳动力资源，才能符合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要求。
所谓劳动力市场，概括地说，就是劳动力供求之间在劳动力使用权的转让与购买上达成一系列合约的总和。劳动力使用权的转让与购买，是完全出于自愿而进行的劳动力交换活动，反映了以劳动力交换合约为基础的劳动力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关系，只有当这种关系成为一种普遍而非单个偶然的社会现象时，才成为劳动力市场。就其结果而言，社会上大量劳动力使用权转让与购买过程，同时就是劳动力资源在各种用途之间的分配过程。只不过这种分配是通过劳动力交换并由价格引导而自发实现的。可见，劳动力市场的基本功能乃是配置劳动力资源。进一步说，劳动力市场的运作，形式上是劳动力供求双方一系列自由的劳动力交换活动，但这种交换活动实际完成的却是劳动力资源在各个部门之间的分配。
二、竞争性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与运作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经济早期雇佣工人起源的研究，撇开了对劳动力资源的分配功能，劳动力市场反映的是劳动力使用权转让与购买这一交换关系，这一交换关系是与雇佣工人的形成联系在一起，并作为资本原始积累的产物。马克思的分析表明，现代雇佣工人的前身是受土地束缚的农民，农民之所以成为雇佣工人，必须具备两个基本前提：一是农民与土地等生产资料相分离而变得一无所有，转让劳动力使用权是唯一的谋生手段；二是农民摆脱封建宗法关系的束缚和人身依附而成为自由人，从而拥有对自己劳动力自由的转让权。马克思的上述分析，显然是从劳动力供给这个侧面阐述了早期劳动力市场形成的历史条件，但对于劳动力市场分配劳动力资源的功能，以及劳动力市场实际运作过程中劳动力供求双方交易的行为规律及行为基础并未深入探讨。
劳动力市场的运作，形式上是劳动力供求双方一系列自由的交易活动，但这些交易活动实际完成的却是劳动力资源在各个部门之间的分配。劳动力买卖当事人的行为及动机怎样，构成了劳动力市场运作最基本的规定。劳动力市场运作对劳动力供求双方行为及动机的基本的规定是：一、劳动力供给者只有通过劳动力的出售才能获得生存和发展，因此，他必须是一个具有理的自由人。所谓“理”，即劳动力的供给者具有追求收入和福利最大化的动机。正是这种动机支配着劳动力供给者的行为。所谓“自由人”，即劳动力供给者对其劳动力具有自由的转让权，没有任何形式的人身依附关系，也不存在任何超经济的强制。因为，对于商品交换来说，除了它自己的性质所决定的交换者双方以契约形式表现的权利关系以外，不应带有任何形式的强制关系。货币所有者能够在市场上找到劳动力，只是因为劳动力的所有者愿意把劳动力当作商品出售。而劳动力要成为商品，首先必须是劳动力的所有者是自己人身的自由所有者，能够支配自己的劳动力。其次是劳动力需求者必须是独立自主的经济人。所谓“经济人”乃是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经营动机，这个动机决定着厂商对劳动力的需求。显而易见，只有劳动力供求双方作为“理性的自由人”和“独立的经济人”的身份出现时，才能发生劳动力使用权转让与购买的自由交易活动，而正是这些活动本身构成了井然有序的劳动力市场的实际运作。
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运作的基本特征是：
（1）市场主体地位明确，通过双向选择实现就业。劳动者作为就业主体，具有支配自身劳动力的权利，可以根据自身的条件和市场价格的信号，选择用人单位；用人单位作为用人主体，具有按照生产经营需要和工作岗位特点选择必要数量、相应素质劳动力的权利。这就是劳动者的择业自和用人单位的用人自。这种双向选择权利的充分贯彻，需要有一个统一、开放的市场，不仅要消除所有制、职工身份的界限，还要冲破城乡隔离、地区封锁的格局。劳动力必须能够自由地在各个部门、地区和企业之间流动，不存在任何行政规定和人身依附性而阻碍这种自由流动。劳动力的供给方能否自主决定劳动力使用权转让或是否为自由人这一劳动力市场的基本规定之一，是由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来体现和印证，而劳动力的现实流动则是实现劳动力资源在各部门、各地区、各企业优化配置的充分条件，没有劳动力的自由流动，调节资源分配的劳动力市场就失去了生命。（2）是价值规律、供求关系调节着劳动力的流动。劳动力供求双方的行为都接受价格信号（工资率）的引导，这一信号引导或调节着劳动力资源在社会各种用途之间的分配。在劳动力市场上，价值规律的作用，是通过收入分配反映出来的，劳动者主要是根据劳动力价格信号来决定就业或转业；用人单位则主要根据社会平均劳动力价格信号及经营情况调节分配和用人数量。在一定时期内，需要就业的劳动者或多或少，用人单位需要的用人数量也各有不同，这种供求关系也直接影响着收入分配的变化。价值规律和供求关系共同决定着劳动力的配置和组合，推动着劳动者跨地区、跨行业、跨部门的合理流动。显而易见，价格（即工资率）作为劳动力需求与供给之间的一种比例，既是反映现有劳动力在各部门、各企业供求状况的显示信号，同时又给出了引导劳动力供求状况，以及进一步调整的指示信号；不仅引导劳动力供求行为调整，而且同时也受劳动力供求状况的左右，由劳动力供求双方利益的共同平衡点来决定工资率的水平或具置。因此，任何单个劳动力供给者和需求者都以这个社会决定的工资率为前提，按照各自利益最大化原则决定劳动力供给和需求的数量。如果说，在劳动力市场上有谁来主持劳动力资源分配和保证劳动力供求双方行为必须按照市场规则行事的话，那么，它决不是具体的人或者人格的代表（如政府），而是劳动力的价格即工资率这只“看不见的手”和劳动力供给之间、劳动力需求之间以及劳动力供求之间的优胜劣汰的生存竞争。竞争的规律会为劳动力供求双方恪守劳动力合约并在合约范围内行事强制地?俚缆贰＠媲妥杂删赫抢投κ谐〉鹘诶投ψ试捶峙渲粮呶奚系娜ㄍ抢投κ谐〉牧榛辍?/p>
从目前中国劳动力资源配置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和弊端来考察，也大都可以从排斥市场机制和市场化程度低中找到根源，这些问题同样有待于劳动力资源市场化配置来解决。因此，提出竞争性劳动力市场，确认劳动力资源市场化配置方式，不仅是理论探索的必然，也是中国劳动就业体制改革和劳动力资源配置方式转换，如何适应整个经济体制市场取向改革客观要求的必然选择。
三、现实经济运行中的劳动力市场分割
理论意义上的劳动力市场，劳动力在部门间、行业间、区域间的配置，表现为市场供给与市场需求之间，通过自由交换而自动平衡的结果。这种纯粹由市场力量决定的劳动力在部门间、行业间、区域间的流动，形成竞争性劳动力市场。在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作为流动行为主体的劳动力供给者（即流动者）具有完全支配自身劳动力的权力，即劳动者作为流动行为主体，对于其是否流动，以及怎样流动，具有完全决定权。对于流动者即劳动者来说，流动行为是否发生，主要取决于流动的机会成本与预期收益的差数。当然，劳动力流动的规模和程度，还要受经济结构变动因素的制约。正是经济结构的变动，直接导致劳动力在部门间、行业间、区域间的流动。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完全竞争的劳动力市场，或者说，现实的劳动力市场竞争是不充分的，存在着形形的劳动力转移障碍，以及由此引起的劳动报酬上的显著差别。西方经济学家把它称为劳动力市场歧视。劳动力市场歧视，指的是在所有经济因素方面都相同的个人之间的报酬差别。这些劳动者具有同等的生产能力，但由于某些社会性、制度性因素的作用，从而引起劳动报酬或待遇上的悬殊差别。对这种现象的研究，旨在确定歧视对报酬差别的影响的重要程度，并由此引出劳动力市场分割的新概念。
同等劳动不能获得同等报酬，由此引起的劳动报酬上的显著差别，是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具体表现。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是把这种被分割了的劳动力市场，看成是同一个劳动者由于从事不同种类的工作，因而领取不同的劳动报酬。换句话说，这些劳动者之所以领取较低的劳动报酬，并不是因为其劳动素质低，而是由于他们无法进入可以领取较高劳动报酬的那部分劳动力市场，失去了在其中谋职的机会。出现劳动者素质和劳动报酬不相对称的情况，即同工不同酬。
我国劳动力市场分割，首先表现为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以来，我国所形成的城乡就业隔离政策，不仅是行政上的隔离，同时又是体制上的隔离，即不允许农村劳动力自由进入城市就业。在城乡两种就业体制的差别性还没有完全消除的情况下，彻底启动城乡之间长期隔离的劳动力市场闸门，即建立全方位开放的统一劳动力市场，其风险性是不可忽视的。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以来，特别是80年代中后期以来，政府对农民的自由流动和就业选择权利的有条件认可，城市对农村劳动力进入的行政控制逐步放松，以及城乡之间还存在着明显的收入差距，使得流向城市寻找就业机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呈日益增长的趋势（目前已突破1亿人）。但是，至今还不可能形成稳定的、制度化的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城市化机制，城市劳动力市场还没有条件对农村实行全方位开放，农村劳动者和城市劳动者还不可能真正享受平等竞争的权利。在相当程度上还存在城市劳动力市场和农村劳动力市场分割的状况。由于城市的开放性劳动力市场尚未确立以及政府对城市劳动者就业采取不同于农村劳动者的特殊保护制度，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市场性流动方式进入城市的农村劳动力，还无法同城市劳动力一样，进入同等待遇的职业领域并获得制度性工资。流入城市的农村劳动力大多从业于劳动强度大的、劳动条件差的非技术性行业，领取比城市劳动者相对低得多的劳动报酬。这种对农村流动劳动力的就业限制和歧视，在短时间内还难以消除。它使我国劳动力市场规模难以通过无障碍流动而迅速扩大，也不可能使劳动力在市场竞争中获得平均价格。
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集中反映在城乡居民收入的差别上。改革初期由传统体制遗留下来的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是相当大的，城镇居民的人均生活费收入与农村居民的人均生活费收入或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的比率（简称城乡收入比率）高达2．37。当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率先在农村地区展开后，城乡收入比率开始下降，到1983年达到1．70这一最低点。随着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进行，从1984年起，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又开始拉大，尤其是进入90年代以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的速率有所加快，1992年开始超过1978年的差距，1994年进一步扩大到2．86，此后虽然有所缩小，但1999年仍然达到2．65。
劳动力市场分割，也表现在行业之间同工不同酬的劳动报酬的差别上。即在行业之间，也没有形成统一开放的竞争型劳动力市场。1998年，我国最高行业的平均工资为10633元，最低行业的平均工资为4528元，相差6105元，极值比2．35。我国垄断行业高工资、高福利状况的存在，说明城镇内部不同行业的劳动力市场仍然处于相互分割的状态，缺乏必要的竞争性和流动性。垄断行业在缺乏适当约束机制的条件下，将垄断收益大量地分配给职工个人，形成这些行业不合理的高收入，如金融保险业、城市供应业、邮电通信业和房地产等行业。这既是市场化不够、市场机制不健全的结果，也是国家对这些企业监督管理不力的结果。
劳动力市场分割，还表现在地区间居民个人收入差别上。改革开放以来，由于选择渐进式道路，东部地区率先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较快地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从而使得东西部的经济增长速度逐渐拉开了距离。1949－1978年，以现价计算，国民生产总值增长速度东西部之比为7．08：7．52。西部地区高于东部地区0．44个百分点。到1978年东西部年人均收入差距缩小到200元左右。而1979－1995年的17年间，我国经济按可比价格计算，年均增长速度为12．8％，西部增长速度为8．7％。东部地区高出西部地区4．1个百分点。使一度缩小的地区差距又呈拉大之势。在近几年的国内生产总值比率中，东部地区占65％以上，西部地区仅占15％左右。在全国人均创造国内生产总值中，东部地区超过平均数4成以上，西部地区只有平均数的一半左右。农民收入的地区差距也进一步拉大。1978年东西部农民人均收入不相上下，1998年东部农民人均纯收入超过3600元，比西部高出3倍。东西部城镇居民收入差距从1989年的1．01∶1，上升到1997年的1．40∶1，绝对收入差距则从西部高于东部的11元变为东部高于西部1793元。不同地区居民个人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与不同地区之间劳动力缺乏流动性和开放性有关，市场不能通过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来平衡区域间的工资水平差异以及相应的收入差异。归根到底，在于东西部地区间还存在着劳动力市场分割。
在过去的20年里，越来越多不拘泥于传统理论的经济学家，对劳动力市场的运作方式提出了不同的解释，并试图构建新的范式。很多人放弃了居于主流地位的劳动力市场竞争式分析法，转而强调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属性，强调制度性、社会性因素对劳动力流动、劳动者就业以及劳动报酬的重要影响，这种理论就被冠之以劳动力市场分割学派，并被确认为劳动经济学的前沿问题。
参考文献：
1科斯．契约经济学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劳动市场的基本要素篇8
关键词：城市化；社会保障；劳动力比较优势
一、我们追求的是缺失社会保障的廉价劳动力比较优势吗?
(一)中国劳动力比较优势的再讨论
自林毅夫等1994年提出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理论以来，较长时间对如下观点取得了共识：目前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成本低廉，适宜于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近年来这方面的讨论又热烈起来，有战略理论层面的争论，有产业结构角度的探讨，有从人口学视野的分析(左学金，2000)，有国际贸易利益-方面的阐述。大多认为，中国到2015年后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劳动力低成本比较优势将逐渐消失；实施统一的社会保障将削弱我国国际竞争力。实际上，这些讨论较多的是基于劳动力供给数量的绝对比较优势，没有深入分析和重视合理社会保障基础上的基于劳动力就业状况及其质量的相对劳动力比较优势。
林毅夫、孙希芳(2003)对比较优势战略理论做了进一步阐释与发展，并特别突出地强调：遵循比较优势发展有利于要素禀赋结构的较快提升，资本(包括人力资本)相对丰裕度提高，也将促进产业与技术结构升级；比较优势的发挥需要内生于发展战略的制度结构相支撑，特别是一个竞争性的市场体系，经济发展中政府要维护市场的竞争性、规则性(林毅夫、孙希芳，2003)。他们认为，人力资本的积累是在比较优势战略的实施中自然而然逐步形成的，与物质资本相辅相成，对于政府在人力资本投资上的作为涉及不多，基本主张政府实施适应性的比较优势战略。在实践中，政府在落实比较优势战略中对人力资本的提升起着相当关键的作用，尤其体现在社会保障制度上，很多形式的社会保障本身即具有人力资本投资性质。
以杨小凯(2001)为代表的超边际经济学贸易理论，对政府实施比较优势战略也有深入的论述，向国成、韩绍凤(2005)将此理论总结为综合比较优势理论，认为一个经济主体的比较优势受技术效率、资源禀赋和交易效率等多因素的综合影响(向国成，韩绍风，2005)。比较而言，综合比较优势理论的基本主张是创造性比较优势战略，依据理论可知政府可以通过社会保障等市场制度内生出技术优势和交易效率优势，以此强化并与外生禀赋比较优势结合，形成有竞争力生命力的综合比较优势。经济主体的市场竞争力取决于察赋比较优势、技术比较优势、交易比较优势等多个因素的综合比较优势。在经济发展上，不仅只“听天命”(即利用外生比较优势)，更要“尽人事”(即致力于内生比较优势的形成和交易效率的提高)，这是综合比较优势理论“不可能定理”所揭示的真谛(杨小凯、张永生，2001)。一个国家虽然具有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的禀赋优势，但当劳动的技术比较劣势和交易效率比较劣势足以抵消其禀赋优势时，该国家就不一定生产和出口劳动力密集型产品，就有可能为其他国家或地区所取代，被排斥在国际或地区分工之外。就我国而言，劳动力比较优势不仅取决于劳动力供给的绝对数量比较优势，更要取决于城市化进程中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工业化就业性转移(即市场交易效率比较优势)，和劳动力的质量提升，或者说就是劳动就业中相对于工资成本的劳动效率提高(即劳动的技术比较优势)，后二者直接与社会保障等市场制度密切相关。而我国的社会保障没有充分考虑到城乡劳动力市场的潜在优势的发展变化，正可能面临着上述窘境，因此可以说，当前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是中国劳动力比较优势挖掘与升华的关键所在。
(二)我们追求的是缺失社会保障的廉价劳动力比较优势吗?
企业对社会保障负有一定的责任，弱化社会保障的确对企业而言存在一定的吸引力，可以节约劳动力成本，但劳动的生产技术性效率受到制约，劳动力市场交易效率也会下降；而健全的社会保障将给劳动力提供教育、培训、医疗保健等，保证劳动的高效率和技术创新，并促进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我们是追求单纯劳动力低成本的比较优势还是高素质劳动力的综合比较优势呢?我们先来认真分析缺失社会保障的廉价劳动力优势的实际效果，再看社会保障促进劳动力比较优势发展的效应。
目前，中国劳动力每小时工资约是0.5美元，而在美国约是16美元，在墨西哥约是4美元。表面上看，劳动力“价廉”对吸引外国投资者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但“质优”没有持续性制度保障，实际上只能产生恶性循环的后果：劳动者得不到平均水平的工资，必然失去许多技术培训和再教育的机会，生活保障低，技术人力缺乏，进而导致产品技术落后，国际竞争力衰弱。劳动力的低价格最终会与技术等级的低层次接近，在发达国家通过高工资集中优势产业，成为高附加值和资本密集型产品制造中心的时候，我国的低价格策略只能不断把淘汰工厂吸引进来。如果“垃圾产业”在中国越来越多，形成规模性集中，导致产业工人生活的长期贫困化。应该说，这是落后的劳动力绝对比较优势，不是我们要追求的理想的相对劳动力比较优势。
如果仅把劳动力看作商品，仅从供求关系上讲，中国的劳动力必然价格较低。但是我们知道，劳动力价格是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它既包括劳动力自身再生产的需要，也包括劳动力自身发展的需要；既取决于经济因素、市场供求，也取决于社会因素。随着社会的进步，劳动力需求必然也要求增加。我们发展要求以人为本，社会责任标准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发达国家劳动力价格较高并非完全是其劳动生产率高和再生产成本的表现，在更大程度上是社会发展水平的表现。正是社会的发展要求给予劳动者更好的社会福利、更多的闲暇时间等，而不仅仅限于劳动力自身的再生产(张劲文，2005)。中国社会与经济发展飞速，而一些外资企业中相当部分劳动者的收入并没有随着经济的发展而相应地提高，其发展、工作和生存条件也没有随着社会责任标准的强化而提高，受教育的机会、发展的潜力在许多条件下也被无形中剥夺。
在国际贸易领域，中国贸易受到的负面影响也非常突出。根据公开的统计资料，2004年1月～10月，中国进出口加工贸易累积4371.5亿美元，占进出口贸易总额的47％，这意味着中国处于全球化产业价值链的低端。加工贸易有零关税的优势，但由于缺乏品牌价值和基于高素质劳动力的创新内涵，加工贸易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很低，加工贸易占据中国贸易半壁江山的境况影响了整体的收益水平，降低了中国贸易的竞争力。在国际贸易分工中，长期依靠简单加工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虽然依旧能获得部分利益，但是在长时期将会面临贸易结构的不稳定以及贸易条件的恶化，出现总是落后于人
的绝对“比较优势”陷阱。一些单纯依靠低劳动力工资成本的地区产业层次相对较低，产业升级也很不理想。
2004年开始出现在珠江三角洲地区的“民工荒”，也为中国仰仗劳动力成本低廉优势的增长道路敲响警钟。“民工荒”是农民工对没有社会保障的低于市场工资水平企业的一种抛弃或反抗的现象，反映出他们对社会保障的强烈追求。因此，笔者认为，中国目前的重要问题在于劳动力廉价中的社会责任缺失，我们的主要任务在于促进中国劳动力比较优势的升华。
二、社会保障与劳动力市场的互动关系发展及我国存在的问题
社会保障促进劳动力比较优势的发挥与升华要通过对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影响而实现。对社会保障与劳动力市场关系的理论研究最早隐含于庇古的福利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理论。庇古福利经济学为社会保障制度奠定了理论基础，社会保障与劳动力市场互动在其中有间接论述。他认为最佳效率的生产要素(含劳动要素)配置，可以带来国民收入的最大化。同时，他主张以社会保障等均等化政策来增加社会公平，效率与公平的有机协调可以达到社会福利最优状态。凯恩斯主张采取转移支付形式，实行社会保障，增加社会福利设施，刺激有效需求，带动劳动力市场发展，实现充分就业，其理论为制定经济和社会保障政策提供了直接理论依据。新经济增长理论(舒尔茨、卢卡斯等人)也特别强调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重要贡献，一些人力资本投资项目属于社会保障的范畴。阿马蒂亚・森(a・Sen1992)主张“能力”中心观，他认为，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来自个人能力的培养，在设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时，不仅要解决贫困阶层的基本生活，更重要的是“赋能”，即以教育、培训等形式赋予他们发展的机会。联合国也倡导“发展型社会福利”的新理念。由此我们可以判断，“赋能”政策的实施将改进和提升劳动力市场的配置效率与质量，实现社会保障与劳动力市场的良性互动。
从发达国家的实践经验层面来看，现在英美等发达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度过了为工业化、城市化加速发展期劳动力市场服务，即发挥扶助贫弱、互济难关、培养人力资本等功能的阶段(王诚，2004)，纷纷开始市场化或强调效率的改革，提倡“第三条道路”，主张“社会投资”型福利政策。我们必须注意到，社会保障市场化改革的前提条件是一定的社会公平，而“一定的社会公平”正是20世纪40～60年代实行的全面社会福利奠定了的，改革只是对政府失灵或者政府过度干预的一种纠正，“帕累托改进”也是建立在以一定的社会公平为基本假设的基础上。在工业化、城市化加速发展时期，由政府福利性干预与支持，国家不仅可以保证社会公平，更有利于效率的发挥与社会经济发展，还可以逐步促进市场机制的发育与成熟。二战后各国社会保障的发展有力地促进了经济恢复与繁荣发展，也进一步完善了市场经济运行体制。特别是日本，它作为一个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国家，其社会保障与城乡劳动力转移的发展经验值得我们借鉴。1947年日本农村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比重为54.2％，是典型的传统产业型国家。此时，日本强化了社会保障制度和农村劳动力“跳跃式”非农化转移政策，1950年社会保障水平就达到欧美国家平均水平，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7.3％，日本国民的人均GDp仅有905美元，与欧美国家差距悬殊；1975年，日本社会保障水平缓缓上升到17.7％，农村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比重迅速下降为13.9％，国民人均GDp更是快速上升到7385美元(国家之间比较，如表1所示)。日本的劳动力比较优势持续了70多年，应该说他们在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方面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我国在转型改革与进一步的开放中，要坚持中国劳动力比较优势的潜力挖掘与升华，这是由工业化、城市化发展要求和农村劳动力转移现状所决定的。社会保障与城乡劳动力市场建设的良性互动将有利于实现中国劳动力比较优势的挖掘与升华，但是当前二者关系割裂，没有很好地实现互动，更远未达到良性的程度。
问题一方面直接取决于社会保障与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发展。我国改革与发展的实践中，长期以来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流动性差；同时社会保障改革严重滞后，城镇基本保障还没有解决，农村社会保障更是困难重重。不合理不完善的社会保障加剧了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城乡劳动力市场建设落后又进一步影响了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我国改革后较长时期的社会保障制度探索，中心任务是为国有企业改革保驾护航，重视城市主要劳动力市场建设，而忽视了农村劳动力市场和城市次要劳动力市场的发育，致使城乡劳动力市场严重分割。进城农民工与在乡农民的社会保障丧失是导致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的最大障碍。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劳动力流动性受到阻碍，造成劳动力资源严重的非优化不合理配置，市场交易效率低下，影响到国民产值的创造与经济增长的质量，进而也限制了经济福利的增进与社会保障的完善。目前，我国农村劳动力总量大约有5亿人，其中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为3.3亿人。根据现有的资源状况，农业部门仅能容纳1.4亿左右的劳动力，农村潜在的富余劳动力总量达到1.8亿人以上，农村劳动力非农化转移的压力很大，即使从事非农生产的1.7亿农民工因为大多没有社会保障，就业也极不稳定。可见在加快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和城乡劳动力市场建设的任务仍然非常艰巨。
另一方面，在于社会保障与城乡劳动力市场二者之间的传导中介固化、互动机制失灵。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城镇化和农村工业化等传导中介没有能够有效结合中国比较优势，进而充分发挥应有的双向传导推动功能。比如，城镇化不是经济发展的最终目标，而是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工业经济发展的一种基本手段，它是城乡劳动力市场和提高人民生活及保障水平的重要传导中介。但许多地方政府在城镇化问题上出现了误区，没有充分发挥城镇化作为传导中介的功能，致使互动机制无法有效形成。农村工业化作为城镇化发展的补充，也是农村劳动力非农化转移和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发展的重要手段，合理适用的社会保障将有利于鼓励和保护农村劳动力的转移，逐步促进城乡劳动力市场建设。而我国农村工业化还处于起步阶段，激励与补贴政策缺乏力度、缺乏针对性。对于农村人力资本投资这一传导中介更是长期忽视，没有充分发挥其应有作用，导致城乡市场分割、收入差距越来越大。改革开放以来，大量的农村青壮年或通过特定的社会流动渠道定居城市，或进城打工，大大促进了城市化的进程。农村为其城市化的青壮年提供了抚养、教育等相关人力资本费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城市化的过程就是农村资源凝结成人力资本的形式向城市转移的过程。而这些人城市化以后实际上给农村带来的是极不对称的回报，农村收益远远低于城市，人力资本的溢出效应基本全部留于城市。因此，城市政府应该以各种方式大力补偿农村、支持农村发展。
如果对问题没有清醒的认识，继续忽视传导中介与城乡
劳动力市场和社会保障互动机制的建设，长此以往可能制约中国劳动力比较优势的发挥，影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我国社会保障制度为国有企业改革保驾护航的任务已经基本结束，现在是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全面为城乡劳动力市场服务的时候了。建立统一的城乡劳动力市场。发展或激活传导中介双向推动城乡劳动力市场建设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从而可以进一步增强中国劳动力比较优势，也有利于和谐社会建设。
三、社会保障与城乡劳动力市场互动机制及提升劳动力比较优势的路径
发达国家经验告诉我们，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是市场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基本的教育、培训与卫生医疗等保障，一方面加速人力资本积累与技术进步，另一方面也弥补劳动力市场失灵，提高城乡劳动力资源配置与市场交易效率。同时，成熟统一的城乡劳动力市场需要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全面服务，也为社会保障的发展提供物质支持。城乡劳动力市场建设有利于城乡劳动力的合理流动与优化配置，提高市场交易效率，也有利于激励劳动力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技术创新积极性。由此可见，社会保障与劳动力市场的良性互动将促进人力资本积累和劳动生产率提高以及技术创新，推动城乡劳动力合理流动，提高劳动力资源配置与市场交易效率。这样，劳动力资源禀赋的外生比较优势，结合内生的人力资本与技术优势和市场交易效率优势，形成厚实强劲的综合比较优势，中国劳动力比较优势将得到充分发挥与升华，进而持续增强中国的国际竞争力。
在工业化与城市化快速发展时期，我国需要强化社会保障的供给，促进城乡劳动力市场建设，一方面提高人力资本质量增强内生比较优势，另一方面完善劳动力市场促进交易效率的提高。这样，在劳动力禀赋比较优势的基础上，我国就可以更好地实施比较优势战略，强化综合比较优势。中国劳动力丰富，劳动力素质结构也是多层次的，政府应当高度重视教育、培训、卫生医疗等社会保障的投入。这一方面有利于持续高质高效为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输送健康的一般劳动力；另一方面更有利于加速一般劳动力资源优势转化成为适合现代知识经济发展需要的具有较高知识与技能的知识型劳动力，以为经济结构的提升创造充分的人力资源优势。
中国比较优势的根本在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这不仅可以体现在劳动力资源丰富上，同时可以体现在劳动力质量上，二者相对应的产业层次不一样，前者主要是简单粗加工型的劳动密集产业，后者主要是强调一定技术、质量型的劳动密集产业。由此可以发现提升人力资本的水平，有利于中国比较优势的进一步挖掘与升华，有利于产业结构升级，有利于可持续的健康的经济增长，是我国日后长远发展的前途所在。从这个视角可以理解通过社会保障“赋能”增加人力资本积累，不会削弱我国比较优势与国家竞争力，相反可以产生“质优”性正相关效应。以完善社会保障挖掘与升华中国劳动力比较优势的路径实现的优越性，至少可以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有利于农村劳动力持续稳定高质高效的供给，挖掘劳动力比较优势。社会保障通过农村工业化、城镇化与农村人力资本投资等传导中介，有利于城乡统一劳动力市场，一方面促进农村劳动力持续稳定高质高效的非农化转移，抑制城市初级劳动力市场上工资成本的上升，保持中国工业制造品在世界贸易领域里的竞争力；另一方面还有利于发挥城市的聚集效应，保证消费总量的稳定增长和消费水平的持续升级，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
(2)有利于人力资本的提升，促进劳动力比较优势升华。加强与完善人力资本性质的社会保障，尤其是教育培训与医疗卫生方面的投入，提高劳动力文化、技术等综合素质，提高劳动生产效率。只要效率的提高快于成本上升，劳动力比较优势就可以保持，人力资本性质的社会保障的积极效应远大于成本方面的负面影响。这样，不仅在简单加工型的传统产业上劳动力比较优势得到进一步体现，而且在新型的强调技术与创新的产业上劳动力比较优势得到深化与升华。
劳动市场的基本要素篇9
一、初次分配的概念及范围界定
现有对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与再分配概念的理解主要存在三个不同的角度：
一是从收入分配的顺序考察，认为初次分配是个人收入的第一次分配。这种观点把个人通过自己的工作取得收入的过程称为“初次分配”，因为这是收入第一次分配到个人手中；相应地把政府征收个人所得税以及各种转移支付活动称为“再分配”，把“再分配”理解为收入到个人手中后再从个人手中流出、转移的过程。沿着这一思路，又进一步把通过慈善机构募集资金资助困难群体的活动称为“三次分配”。
二是从功能性和规模性收入分配理论出发，认为初次分配等同于功能性分配。经济学理论对收入分配问题的研究遵循两条线索：一条起源于古典经济学派，讨论了劳动、土地和资本等生产要素的收入分配，即功能性收入分配。它旨在说明各种要素的价格形成，各个要素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目的在于如何确定要素收入份额以使生产效率达到最高。另一条来自于帕累托，分析某一类阶层的人口或家庭的比重与其所得的收入份额之间的关系是否合理，研究每一经济单位所得到的收入，着重于经济单位在分配后的相对地位的研究，旨在解释微观经济单位中的收入分配形成的特征和与此相关的收入不平等的测量，称之为规模性收入分配。由于功能分配决定和影响着规模分配的结果，任何强化功能分配的措施都会恶化规模分配，功能分配在整个总分配结构中处于基础、首要地位，初次分配是奠定分配格局的基础，因此，国民收入的功能分配就是初次分配。
三是从分配的主体出发，认为初次分配是企业内部分配，政府参与的分配是再分配。这种观点认为，初次分配是指企业单位内部的分配，其依据主要是效率原则，即根据各生产要素在生产中发挥的效率带来的总收益多少进行分配，高效率获得高回报。再分配是指在初次分配的基础上，政府通过税收、政策、法律等措施，调节各收入主体之间现金或实物的分配过程，也是对要素收入再次调节的过程。
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在整个总分配结构中处于基础、首要地位，并不是指“第一次”，但客观上看，“第一次”分配又是决定收入分配结构最重要的一环，因此，上述第一种观点有一定的合理性，却不能用它来界定初次分配概念。对于第三种观点，政府参与的分配并非都是再分配，也不能用于界定初次分配。第二种观点明确了要素分配的基础性地位，是界定初次分配概念可取的观点。
二、要素收入份额长期变动趋势的实证分析
20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柯布和道格拉斯首次对国民收入功能分配的理论做了实证分析，得出了Y=aLaK1-a公式，并根据美国1899―1922年的统计资料，得出工资和利润各占国民收入的75%和25%，两者之比为3∶1。只要生产函数是柯布―道格拉斯型，则工资（利润）性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是恒定的，劳动报酬份额作为CD函数中的参数将不随时间变化。Barro对1890―1913年期间英国功能分配进行了经验分析，认为劳动份额不变，这就是所谓的“博尔雷法则”（Barrorule）。Kaldor（1961）通过对发达国家自工业化开始的数据考察，得出关于经济增长的一些基本事实，其中之一是，各种要素收入在总收入中所占比例是长期平稳的。由此，要素收入分配比重保持不变被认为是一个“典型化事实”，此观点在相当长时间内被新古典经济学家们认同，大多数发达国家的情况与这一判断高度一致，导致要素分配份额问题在20世纪70和80年代的研究中一直乏人问津。
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一些国家要素收入分配比重的变化引起经济学家们的兴趣。Harrison（2002）发现工资性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呈现截然不同的变化规律：工资份额在发展中国家下降而在发达国家上升。Guscina（2006）的研究表明工业化国家的平均劳动报酬份额从1975年的57%下降至2000年的52%。同时，新兴市场国家如中国的劳动报酬份额也呈显著下降趋势，其由1995年的51.9%下降到2007年的39.7%。一些研究指出，劳动份额与经济发展水平呈同向变动趋势（elias，1992；Young，1995）；Gollin（2002）对上述针对“收入份额空间稳定性”的质疑予以回应，认为导致结论矛盾的主要原因在于发展中国家的数据质量问题。尽管在常用计算方法之下，Gollin所用跨国数据显示各国劳动份额在约0.05―0.8的巨大范围内变动，但对各国收人数据做深入考察和重新计算后，绝大多数国家的劳动份额都落入0.65―0.8的范围之内。Bernanke和Gurkaynak（2002）使用扩大的跨国样本，再次确认了Gollin的发现。作为最主要的发达国家，美国的初次分配结构代表了发达国家的一般特征。利用mitehell（1988）和Bea（1986，1990）的数据，Gollin（2002）表明英国的初次分配结构和长期趋势与美国高度一致。Jeandro和Joan（2003）也表明，其他一些具有长期历史数据的国家，如德国、法国、日本、荷兰，其初次分配也体现出与美国类似的规律。
综上所述，在劳动份额空间稳定性争议中，对“绝大多数发达国家具有比较一致且长期稳定的初次分配结构”是有共识的，发达国家初次分配结构的长期演进规律可作为我国研究收入分配问题的前车之鉴，发达国家初次分配结构也能进一步用作评价发展中国家初次分配问题的经验标准。
三、我国劳动报酬份额的变动及其原因分析
（一）劳动报酬份额变动的实证研究
我国在改革开放以前，劳动要素以外的生产要素绝大部分归社会成员共同所有，生产要素价格和要素收入份额都通过计划手段来确定，因此，在讨论收入分配时往往关注国民收入在国家、企业和个人三大收入主体之间的分配状况。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个人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自上世纪80年代末期到90年代末期以来，经济理论界讨论的热点一直都是国民收入分配向个人倾斜的问题以及居民个人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的问题。已有研究主要集中于国家、企业和个人的宏观收入分配问题以及居民间收入分配问题两方面，而对与之相关的另一个重要问题――要素收入分配问题的研究明显不足。
随着我国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的确立，形成了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新体制。在此过程中，我国居民个人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资本收益不断增加，部分学者开始关注要素收入分配问题。2007年，党的十七大后，关注要素收入分配的研究不断增加。具有代表性的实证研究结果如表1所示。由于选取的研究年份、数据来源和测算方法不同，得出的结论也不同，但从中仍可以看出，2003年以后的研究大都认为我国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
（二）我国劳动报酬份额变动的原因分析
关于我国劳动报酬份额的变动，有一种解释认为是因为统计口径差异和统计核算办法调整导致的（白重恩、钱震杰，2009），然而，这方面的研究并没有劳动报酬占比下降的结论。张璐琴（2011）对不同数据来源的优缺点，及其与国际标准的统计口径进行了比较分析，指出我国包括农户收入在内的劳动报酬比重不断降低，说明了我国非农劳动者的劳动报酬比重下降幅度更大。
对劳动报酬份额变动背后原因的分析，已有两种观点为：
一是经济发展阶段市场自发作用因素，包括劳动力市场供给大于需求、劳动对产出的贡献率低、产业结构和企业性质结构变动因素等。如汪涛（2010）认为：劳动与资本之间的分配比例主要是由资本和劳动的投入各占多大比例来决定。白重恩和钱震杰（2009）分析农业、工业和服务业中劳动报酬占比来说明，产业结构逐渐从劳动收入份额较高的农业部门转向较低的非农部门，使得全国劳动收入份额在1995―2003年间降低了3.36个百分点。持不同性质企业变动因素主导的观点认为：劳动报酬比重变动主要体现在国有企业结构调整中，私营企业在国民经济中比重不断提高，而私营企业劳动报酬比重较低，同时，国有企业盈利能力不断提高，使劳动报酬比重有所下降。例如，李韬葵（2007）指出GDp中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已成为无可争议的事实，并指出服务业比重较低、资本密集型技术的使用和国有企业盈利能力的提高是可能的解释。李稻葵（2009）也以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为背景，建立了一个二元经济中劳动力转移的数理模型，发现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当劳动力不断从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转移时，由于面临的摩擦力大于资本运动所面临的阻力，因而劳动力转移速度低于资本的转移速度，所以劳动力份额在经济发展初期是下降的，当劳动力转移逐步完成，劳动份额开始上升，呈现出所谓的U型规律。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政府不需要对劳动报酬比重进行干预，随着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的改变，劳动报酬比重会自发提高。现阶段政府在初次分配中可以做的是保持适度的经济增长率，进一步扩大就业。
二是深层体制机制和立法执法因素，包括劳动力市场不健全、集体谈判机制缺乏、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垄断、户籍制度制约、法律法规不健全、执法不严等。如宋晓梧（2010）指出，我国劳动报酬比重的下降虽然受到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产业结构变动等上述因素的影响，但劳动报酬过低的情况，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劳动力资源配置转型不到位，市场机制没有充分、合理发挥作用的结果。光（2010）劳动者工资的增加不仅取决于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还取决于劳资谈判，而要进行劳资谈判，工人就需要组织权，但是在我国目前情况之下，劳资谈判作用发挥非常有限。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认为劳动报酬比重的调节应从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入手，尤其是要打破不合理的行政和资源垄断，建立健全劳动力市场，破除户籍制度阻碍，完善相关劳动保障法规，健全集体谈判制度。
在我国整体劳动力供大于求的情况下，市场配置劳动力资源的结果是工资水平的下降，这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然而，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不能成为劳动报酬比重低的充分理由。由于市场完善程度不同，劳动报酬比重下降并非都由单一的供求关系决定。已有实践证明，即使在工业化推进过程中，收入分配也是向劳动者倾斜的。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美国工业化进程的高峰时期，大量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门转移，在当时的劳动力市场上，资本占强势地位，劳动力供求严重失衡，这一时期美国劳动报酬比重虽然达到了历史最低点55%左右，但即使是这一最低点水平也远高于我国现有水平。劳动报酬比重并非与劳动要素的贡献直接对应，技术进步创造的新价值实质是人的进步，是劳动主观能动性的体现，因此，仅通过要素投入的生产函数来决定要素收入的分配显然也缺乏依据。我国劳动报酬份额下降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市场经济体制机制的不完善造成的，这与政府对初次分配的直接干预有很大关系。
四、政府调节初次分配的责任
长期以来，我国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初次分配重效率，再分配坚持效率与公平相结合，而把重效率简单地认为是让市场充分发挥作用，政府不干预。在这种思想影响下，认为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主要是调节再分配。2007年，党的十七大之后学术界研究的重点开始转向政府调节初次分配的职责。
许多学者也认同调节初次分配的重要性，但却认为政府在调节初次分配中缺乏有效的抓手和有力的措施，而只能通过调节再分配来实现。这种观点突出表现在：认为对不合理行政垄断行业劳动报酬的调节应主要靠财税制度。诚然，不合理行政垄断产生的暴利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通过税收机制进行调节，然而，既然承认是不合理的垄断，为什么不改革造成不合理垄断的制度基础，而是反过来去调节已经产生的暴利？而且税收对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有限。若对暴利进行高税率调节，在现有体制机制不变的环境下，是否又会使暴利进一步增加，从而强化已有的垄断和既得利益？
强调政府在初次分配中的作用，其前提是在尊重、不破坏市场机制的基础上，找到着力点。政府是否可以直接干预企业的工资发放？有学者提出：使企业工资与利润挂钩，认为这是劳动者分享利润、提高劳动报酬的重要举措。还有学者借鉴日本上世纪60年代的经验，提出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希望年均工资增长15%以上。针对以上建议，不少学者表示担忧。宋晓梧（2010）指出，这些建议如果形成行政指令，将使政府完全界入企业内部分配，在短期内劳动报酬可能会提高，但这将是对市场机制的严重损害。我国的收入差距之所以大，不是市场之过，恰恰是市场不规范的结果。我们不能一方面给正常的市场博弈设限，另一方面又从维护劳动者权益的角度出发进行各种各样的微观干预，妨碍市场的良性运行。余斌（2010）指出，强调初次分配的重要性，是需要政府打破阻碍市场有效运行的各种体制和政策障碍，推动市场整合，而不是直接干预市场运行甚至直接管制要素、商品和劳务的价格。
强调政府调节初次分配的重要性，并不否认或忽视政府在再分配领域的作用，而是在充分发挥政府税收、社保等再分配调节手段的同时，进一步明确现阶段合理定位政府职能、建立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调节初次分配中的基础性、紧迫性和重要性。那么在初次分配环节，政府的职责有哪些？
劳动市场的基本要素篇10
剩余价值理论不断遭受西方经济学主流学者的非难，通过他们所使用的经济租金（包括隐晦的劳动租金）、垄断租金、生产者剩余和经济剩余等概念，其本质或为剩余价值，或不能完全撇开剩余价值。因此，马克思阐述的“资本家剥削雇佣劳动的剩余价值”的核心思想是驳不倒的真理。萨缪尔森曾说：“《资本论》发表以来一个世纪的历史对马克思主义的预言并不客气。但是，正如我们已经反复看到的那样，历史很少遵循由仅仅为生命有限的人所撰写的任何剧本形式。”［1］1292百年来，西方主流学者试图从剩余价值理论基础———劳动价值论、理论假定、思想体系等方面歪曲和剩余价值理论，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一方面不承认存在剩余价值和剥削，另一方面却大量采用“剥夺剩余”“攫取租金”等表述，似乎用“剥夺”“攫取”“侵占”等词汇，就能掩饰对雇佣劳动的剥削本质。本文从西方经济学中与剩余价值相近观点和表述入手，揭露西方学者攻击和歪曲剩余价值理论的两面性。为此，本文从西方经济学中与剩余价值最为相近的概念———劳动租金入手，剖析其渊源，即经济租金理论，分析经济租金两种表现形式，以及它们与剩余价值的关系。
关键词：
剩余价值；劳动租金；经济租金；垄断租金；生产者剩余；
一、劳动租金内涵、类型及原因
（一）劳动租金概念西方经济学中“劳动租金”一般有两种表述：“劳动的租金”和“劳动的经济租金”。“劳动的租金”一般解释为使用劳动力所作的支付———工资［2］150，“劳动的经济租金”源于经济租金理论，往往并不直接解释劳动的经济租金，而是采用比较隐晦的经济租金概念，例如经济租金是支付给生产要素的报酬超出为获得该要素而必须支付的最低报酬的部分［3］337，或者是指在要素收入中超过要素机会成本的剩余。按这一界定，刘启君（2005）将“劳动者租金”解释为支付给劳动者的工资与他们期望获得的工资之间的差额［4］39。如果说，以上关于“劳动的经济租金”的认识是基于普遍劳动力而言的，那么还有一种基于人力资本的不同认识，例如，经济租金工资理论认为，人力资本的差异导致稀缺的或特殊才能的劳动力可以获得较高报酬，有的经济学者还将这种高于机会收益的劳动者收入解释为“纯经济租金”。而基于劳动者所有权具有与土地所有权垄断的相似性，陆夏（2013）将“劳动租金”界定为劳动者对自身劳动力所有权的垄断可以使劳动者获取的类似于地租的劳动租金收入［5］。通过以上对劳动租金的表述，引申出三个问题：（1）劳动租金是“劳动的租金”（工资）还是“劳动的经济租金”；（2）劳动租金针对的是普通劳动力还是异质型人力资本；（3）劳动租金产生的原因是什么？是否为劳动者所有权垄断。
（二）劳动的租金与劳动的经济租金“劳动的租金”与“劳动的经济租金”概念区分要涉及到租金与经济租金概念，按照西方经济学的解释，经济租金是一个更为一般的概念，租金实际上是经济租金的一种特例，即当要素供给曲线垂直时的经济租金［6］233。按上述解释，这意味着“劳动的租金”是“劳动的经济租金”的一个特例。租金表示要素的价格，经济租金只是要素价格中“超过该要素的机会成本的余额”，经济租金是租金的一部分［4］49。以上两种解释是否矛盾？按照经济租金是一种“余额”，若出现余额为零，经济租金将消失，而劳动租金即工资不可能为零，这表明“劳动的经济租金”的确是“劳动租金”的一部分。那么又如何理解“劳动的租金”是“劳动的经济租金”的一个特例？这是只有在劳动供给完全无弹性时才会出现的情况，而这是一种极端情况，此时“劳动经济租金”等于“劳动租金”（工资），劳动者将获得全部经济租金。两类租金概念可用图1表述。假定劳动力需求曲线DL、市场均衡工资w0和最低工资标准a均不变。假定劳动力供给曲线有三种情形：完全垂直S1；完全水平S2；常规形态S3，它们与DL均交于e点。在S1时，劳动力供给总量固定为L0水平，“劳动的租金”与“劳动的经济租金”均为（U＋V）；在S2时，劳动力无限供给，经济租金将消失，但是L0的劳动力获得“劳动的租金”为（U＋V），其他剩余劳动力将不能获得任何租金收益；在S3时，“劳动的租金”仍然为（U＋V），而“劳动的经济租金”为U，劳动者实际收入为V。可见，在市场均衡的劳动力数量及工资一定时，“劳动的租金”是不变的，可变的只是“劳动的经济租金”和劳动者的实际收入。本文的解释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劳动的租金”（即工资），工资即劳动报酬为劳动者实际收入，其应该是可变的，如图中的V部分。而西方经济学将“租金”解释为固定供给要素的报酬，因此“劳动的租金”是不变的，始终为（U＋V）部分。那么U部分的经济租金为什么没有转化为劳动者的实际收入，其原因是只要高于a即最低工资标准，总会有劳动者迫于生存压力等原因而“愿意”接受低工资，即把U部分的原本属于劳动者的收入拿走，也不会影响劳动力供给总量（即L0）。因此，劳动力虽然是可变要素，但其收入的一部分（即U部分）却类似于固定要素报酬，此部分劳动者收入即为“劳动的经济租金”。因此本文认为，劳动租金应指“劳动的经济租金”，而不是“劳动的租金”，而两者可能存在相等的情况，说明“劳动的租金”是“劳动的经济租金”的一种特例。
（三）普通劳动力租金与人力资本租金劳动租金究竟针对的是普通劳动力还是异质型人力资本？斯密认为劳动者的后天才能（劳动者的受教育程度）是固定资本的一部分，马歇尔继而发展出“准租金”概念，即对供给量暂时固定的生产要素的支付。异质型劳动力，尤其是专业性、稀缺性、非竞争性、难以模仿性［7］7－9，以及分工协作的互补性等特征的异质型人力资本，被视为企业的一种固定投入要素，其报酬（准租金）是类似于地租性质的一种租金。普通劳动力由于不具备异质型人力资本的专业技能等特征，被企业视为可变要素投入，其报酬形态主要为工资，这不同于异质型人力资本报酬形态———薪酬。因此，为与“劳动租金”相区别，该提法应为“人力资本租金”更贴切些。基于此，劳动租金可以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劳动租金包含了“人力资本租金”和“普通劳动力租金”，而狭义劳动租金仅指“普通劳动力租金”。本文主要是分析狭义劳动租金。
（四）劳动租金产生的原因劳动租金产生的原因是否为劳动者所有权垄断？《资本论》将绝对地租形成的原因解释为一种人为垄断———土地所有权。劳动者对自身劳动力所有权也形成垄断，但是这种垄断与土地所有权垄断相比有着很大差异，劳动力供给不同于土地供给，劳动者为谋生必须出卖自身劳动力，在劳动力需求不足时，这种劳动力所有权垄断并没有多大实质意义。劳动力所有权垄断产生的劳动租金，一般在两种情形下才会有实质意义，一是前文阐述的“人力资本租金”，人力资本由于其稀缺性和非竞争性等特征，的确具有所有权垄断下的较高人力资本租金；二是劳动力卖方市场，劳动力供给小于需求或工会组织的强力干预，这种劳动力所有权垄断才能使劳动者居于工资议价或劳动协议的主动地位，这种垄断才真正形成效力。但现实中这种情况并不普遍，在劳动力卖方市场情况下，企业往往因当地劳动力成本上升，为寻求低廉劳动力成本而发生区际或国际的产业转移。本文认为，用劳动者所有权垄断解释的劳动租金，应该是“人力资本租金”，并不是“普通劳动力租金”，对于后者，其形成的根本原因是传统认识的“资本雇佣劳动”，古典理论、新古典理论和现代经济理论对“资本雇佣劳动”的必然性、合理性和持久性已有论述，这里再强调两点，一是拥有专有技能和复杂劳动的人力资本相对于传统资本，正呈现某种更为稀缺的现象，利润分享制、管理权分享乃至所有权分享正不断演化，出现所谓“劳动雇佣资本”趋势。然而，这种“劳动雇佣资本”仅是针对人力资本而言，要形成普通劳动力雇佣资本难以实现。而且，由于资本设备的资产专用性和生产不可分性，完全实现“劳动雇佣资本”也是困难的，可能的情形是“资本与劳动的相互雇佣”———合作雇佣关系；二是由于专业化分工的不断深化，劳动者必然要联合雇佣资本，而劳动者之间的高昂交易费用导致这种联合雇佣资本的情况很难出现，与之相比，传统的资本雇佣劳动的交易费用要低得多。总之，“资本雇佣劳动”导致资本所有者与普通劳动力的地位不平等，资本处于支配地位，资本所有者将超出工资的一部分劳动者收入（劳动租金）占为己有，这是劳动租金产生的原因。
二、剩余价值与劳动租金
从劳动租金概念界定看，劳动租金与剩余价值有紧密联系。劳动租金的本质是劳动者收入的一部分，厂商攫取的劳动租金最终转化为利润。剩余价值理论讲利润本质即为剩余价值，是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的剩余劳动创造的价值，利润即为被资本家剥削雇佣劳动的剩余价值，正如马克思讲：“利润，和剩余价值是一回事，不过它具有一个神秘化的形式。”［8］441。因此，劳动租金理论讲劳动租金转化为利润，剩余价值理论讲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从这一角度看，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西方经济学回避“劳动租金”术语，而是将这一概念晦涩地隐含于经济租金概念之中。而且，有的西方学者认为经济租金和生产者剩余是同一个概念（只不过看问题的角度不同）［3］338，而如果劳动是唯一可变投入要素，则经济租金即为劳动租金，劳动租金也就是生产者剩余。可见，从避开“劳动租金”术语，以及“经济租金”向“生产者剩余”术语的变化，映射出西方学者试图掩饰对劳动者收入的剥夺，并将之“美化”为“生产者”生产的剩余———利润。本文认为，无论从剩余价值还是劳动租金看，“生产者剩余”都不是生产者生产的，而是劳动者生产的，应该是劳动者剩余。从劳动租金本质以及劳动租金转化为利润这两个层面看，劳动租金似乎就是剩余价值，而这仅是表象，两者实有很大差别。这主要是因为，劳动租金取决于劳动力市场的供求状况，在假定劳动力供给与需求不再变动时，劳动租金取决于市场均衡工资与实际支付的劳动力报酬的差额，这个差额越大，劳动租金越大，差额为零时劳动租金将消失。而剩余价值与之不同，资本家支付的工资即劳动力价值，虽然也是劳动力市场的均衡工资，但是剩余价值不是主要来源于资本家支付的差别工资，而是剩余劳动创造的高于劳动力价值的价值。一般情形下，市场均衡工资即劳动力价值，总是低于他创造的全部价值（劳动力总价值）。因此，在给所有劳动者都支付均衡工资时，将不存在劳动租金，但只要还存在剩余劳动或剩余产品，则一定有剩余价值。从这一角度讲，劳动租金仅仅是剩余价值的一部分。为更清晰阐明二者的这种关系，在此应用“货币工资”与“实际工资”概念，分为两种情形讨论。见图2和图3。为简化分析，这里假定产品市场完全竞争，而要素市场（劳动力市场）有两种市场结构：完全竞争（劳动力供给曲线为）与不完全竞争（劳动力供给曲线为）。图2和图3的劳动力市场供求特征完全相同，其区别是支付工资的形式不同，图2为货币工资，图3为实际工资。货币工资是以货币形式支付的工资，即单位时间的货币所得。实际工资是以实物形态支付的工资，一般用边际产出衡量，即mpL＝w／p，w为货币工资，p为产品价格。由于假定产品市场完全竞争，则p不变且假定p＝1，则mpL＝w。图2：由劳动力市场供求决定的市场均衡工资，即劳动力价值为w0（劳动力需求曲线也为Vmp＝DL，与图3相同）。现假定劳动力创造的平均价值为（w1＞w0）。在SL时即劳动力市场不完全竞争，劳动租金（即劳动的经济租金）为U，剩余价值为（U＋V1），此时劳动租金为剩余价值的一部分，而在在时即劳动力市场完全竞争，劳动租金消失，剩余价值为V1。图3：由劳动力市场供求决定的市场均衡工资，即劳动力价值为mpL0。Vmp为边际产品价值，因边际报酬递减，它随劳动力投入的增多而不断下降，直至与市场均衡工资相等时（即mpL＝mpL0），劳动力供求达到均衡。同样地，在SL时，劳动租金为U，剩余价值为（U＋V2），这是因为劳动力实际工资由SL确定，而劳动力创造的价值由DL确定，DL与SL的差额（剩余产品）即为剩余价值。在时，劳动租金消失，剩余价值为V2（V2＝V1）。需说明的是，劳动力市场完全竞争的情形在现实中几乎无法实现。劳动力买方市场特征、供求信息不完全性、不对称性以及劳动力异质性等因素决定了劳动力市场买方垄断（垄断程度或有差异）。这扭曲了劳动力价值，导致了工人的低工资，极端情况下工资水平仅能维持基本生存条件（图中的a）。工资的决定完全依赖市场自发机制难以实现劳动报酬与其贡献的统一，普通低端劳动力市场更加困难。因此，无论从货币工资还是实际工资，劳动租金消失的情况很难出现。即便是西方学者否认剩余价值，也不能否认自己提出的劳动租金，而劳动租金正是剩余价值的一部分（w0＝w1时，劳动租金等于剩余价值），无论是隐晦还是替换劳动租金概念，都不能否认劳动租金的客观存在，也不能否认劳动租金本质为剩余价值的客观事实。
三、经济租金内涵、类型及形式
（一）经济租金理论研究现状在各种版本的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中对经济租金都有界定，但一些经典的经济租金理论与传统教科书的解释有着很大差异。而且，经济租金的内涵显得非常零乱，它早已突破要素租金范畴，一般将其等同于经济剩余，随研究深入，对它的解释愈加宽泛。如，经济租金是“生产者剩余”［3］338；经济租金是“垄断租金”（张伯伦和罗宾逊夫人）；经济剩余包括生产者剩余与消费者剩余［8］57－66；经济剩余不同于生产者剩余与消费者剩余［9］5－9；经济剩余是剩余价值且是全部剩余价值［10］14；经济剩余不同于剩余价值［11］26。经济租金、经济剩余、生产者剩余、消费者剩余和剩余价值等概念交织，使用的术语和表述的内容往往有很大差异，这反映出经济租金理论还远未系统化和统一认识。基于经济租金还产生了一门经济学分支———寻租经济学，但由于对经济租金内涵界定、产生原因和作用机理等的基础研究严重不足，寻租经济学在近期呈现出低潮徘徊局面，关注点放在寻租与福利损失以及制度设计等方面。关于经济租金界定。除前文表述，再举两例：经济租金是为生产要素所支付的金额与为得到使用该要素所必须支付的最小金额之间的差额［12］456；经济租金等于要素收入与其机会成本之差［6］233。按教科书定义，经济租金实则是要素的经济租金（以下简称要素租金），是保持要素供给不至于减少而必须支付的最低报酬外的超出收益，如果将必须支付的最低报酬理解为定额收益，那么经济租金就是超出定额收益的额外收益。经济租金理论渊源可追溯至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地租理论，李嘉图将地租解释为资源稀缺性而出现的资源所有权收益。马克思将绝对地租解释为土地所有权的人为垄断，将级差地租解释为自然因素（土地肥力、区位等）的自然垄断。西方现代经济租金理论的研究重心从要素市场转向产品市场和组织管理，张伯伦租金强调经济租金源于垄断企业之间形成垄断组织和战略联盟获得的垄断收益；熊彼特租金是由于技术革新和降低产品成本而产生的垄断收益；奈特租金强调经济租金是投资者愿意承担风险的利润补偿，这种补偿实质是超过了安全投资获得的纯利息之外的利润酬金；彭罗斯租金强调经济租金源于管理效率，管理效率高的企业获得的超额利润回报。
（二）经济租金的两种形式西方学者对经济租金来源主要有两种解释：要素租金和垄断租金。本文认为，经济租金的最初解释，特指要素租金。现代西方经济学将租金概念泛化，形成了广义经济租金概念，指厂商对所有投入要素和资源支付后的净收益，即超额利润。这种超额利润的形成，必然要对应于垄断市场结构的出现，因此广义经济租金可以解释为一种基于垄断势力基础上形成的超过平均收益水平的收益，即垄断租金。而且广义经济租金包含了狭义经济租金，即要素租金可以纳入垄断租金。1．狭义经济租金———要素租金经济租金概念源于租金，后扩展指对固定要素支付的报酬，而可变要素报酬的一部分也具有固定要素报酬的相似性质，这引申出经济租金。因而劳动、资本、资源、技术、管理、知识、信息等要素均可能产生经济租金。之所以讲“可能”，是因为要素的经济租金可能为零（如前文劳动租金消失的情形），这源于要素供给具有无限弹性，降低要素价格将使得要素供给趋近于零，即厂商难以通过降低要素价格（如工资）来获得该要素的经济租金。而固定要素供给具有完全无弹性的特征，即固定要素的供给量不会因为是否产生对它的需求而发生变动，因而支付给固定要素的最低报酬，理论上可为零。固定要素报酬的大小完全取决于对它的需求，而与其供给无关，则固定要素报酬全部转化为经济租金。从另一视角看，即使将固定要素的全部报酬，即经济租金转移给其他经济主体，也不会影响该固定要素的供给。从这一思路出发，西方经济学认为某些生产要素（如劳动力）的报酬也有类似于租金的性质，若减少劳动者收入，也不影响劳动力供给，这具有类似于不变要素的固定投入性质，劳动者减少的此部分收入就可界定为“劳动的经济租金”，即前文分析的劳动租金。可见，劳动租金是不会导致劳动力供给量减少的劳动者收入。2．广义经济租金———垄断租金无论是何种西方现代经济租金理论，都可统一到垄断租金这一范畴。张伯伦租金本身强调的就是垄断组织和战略联盟获得的经济租金；熊彼特租金强调技术创新，而出于对技术创新的专利权保护本身就是形成垄断的重要原因；奈特租金强调经济租金来源于风险承担，而高风险行业的门槛很高而导致竞争不足，高科技风险投资活动的前期高昂研发费用需市场垄断来保障利润回报；彭罗斯租金强调组织管理效率，而提升管理效率往往会加强垄断程度和形成新的垄断市场结构。因此，无论何种经济租金理论，也无论其强调经济租金是来自企业战略联盟、技术创新、风险承担还是组织管理效率，经济租金即超额利润的获得终究依赖厂商的市场垄断势力、形成垄断市场结构和强的价格控制力。因此，各种经济租金理论都可以纳入垄断租金这一框架。那么，为什么讲广义经济租金（垄断租金）包含了狭义经济租金（要素租金）？两者似乎是不同的，例如二者来源渠道有区别，垄断租金是通过产品市场的垄断优势获得的，而要素租金是通过要素市场的垄断优势获得的，即垄断租金是通过产品市场渠道获得（从这一角度看，垄断租金也可解释为“产品租金”），而要素租金是在厂商内部生产环节获得的。但实际上，两者看似不同实则能统一，这是因为，垄断租金是企业总收益在支付全部成本后的经济剩余（从这一界定看，经济租金即为经济剩余），经济剩余包含了消费者剩余和“生产者剩余”。而支付的全部成本自然包括要素报酬，而只要有要素报酬，就可能存在要素租金，即维持要素供给所必需的最低收益之上的额外收益。可见，生产者剩余的实质是要素租金。因而，垄断租金包括了来自生产要素最低收益之上的要素租金，垄断租金是消费者剩余与要素租金的总和。
四、剩余价值与经济租金
首先，关于剩余价值与垄断租金，由于垄断租金的一部分为要素租金，如果假定除劳动力之外的其他要素为固定（或短期不变）投入要素，那么要素的经济租金只能来自劳动租金，这时“生产者剩余”就是劳动租金。而劳动租金的本质为剩余价值，因此在不存在其他要素租金的情况下，广义经济租金实则是剩余价值与消费者剩余的总和。需说明的是，西方经济租金理论将垄断租金解释为超额利润，但它实际上包含了劳动租金，而按剩余价值理论，垄断租金中的劳动租金只是利润而不是超额利润。其次，关于剩余价值与要素租金。要素租金理论与剩余价值理论相近之处在于劳动租金的本质为剩余价值。不同之处在于，（1）要素租金理论认为所有要素均可能产生经济租金，即对所有要素的支付都可能压低至最低要素报酬水平，在不影响要素供给时获得该要素租金。剩余价值理论认为劳动是唯一的价值源泉，资本和土地等要素不是价值源泉，因此它们不可能产生经济租金。而且资本等要素收入来源于剩余价值，是被分割的剩余价值，是利润的组成部分；（2）要素租金理论认为所有要素的经济租金均可以转化为超额利润，即从生产环节看，超额利润不仅可以来自劳动租金（剩余价值），而且可以来自资本、技术和管理等其他要素。而基于剩余价值理论的劳动租金本质是利润，是被剥夺的劳动者收入，不是超额利润。这一不同之处意义重大，它涉及到生产领域的利润源泉问题。按剩余价值理论，利润是剩余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与其他生产要素没有关系。按西方经济租金理论，生产环节的各种要素均可能形成经济租金，进而转化为超额利润。那么，究竟哪种认识更符合实际呢？剩余价值理论有一个核心假定———商品按其价值出售，马克思说：“商品按照它们的价值交换或出售是理所当然的，是商品平衡的自然规律。”［13］487“我们先假定，不同部门的一切商品都按照它们的实际价值出售。”［13］476一切商品按其价值出售，当然也意味着各种生产要素、资源等投入均是按其价值出售的，因而除劳动力之外的所有要素不可能产生经济租金。劳动力虽然也是按其价值即劳动力价值出卖的，但可以通过延长劳动时间或提高劳动生产率获得绝对剩余价值或相对剩余价值。而一旦放松按商品价值出售，那么就可能出现要素经济租金，即厂商可以通过其买方垄断优势地位而将要素价格压低至其价值之下，价格偏离价值的部分就形成要素的经济租金。那么，放松这一马克思核心假定是否可行呢？马克思说：“一个商品的生产价格可以高于它的价值，或低于它的价值，只有在例外的情况下才和它的价值相一致。”［13］633“商品按照它们的价值或接近于它们的价值进行的交换，比那种按照它们的生产价格进行的交换，所要求的发展阶段低得多。按照它们的生产价格进行的交换，则需要资本主义的发展达到一定的高度。”［13］477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三册增补》中说：“总之，只要经济规律发生作用，马克思的价值规律对于整个简单生产时期来说便是普遍适用的，也就是说，直到简单商品生产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形式的出现而发生变形之前是普遍适用的。”［13］667两位伟人论及价值规律的适用情况，即资本主义低级阶段（以及它之前的阶段）———简单生产时期。可见，资本主义的发展达到一定的高度才会出现按生产价格的交换，而生产价格只有在例外的情况下才和它的价值相一致，这说明商品价格偏离其价值是常态经济现象。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利润构成中包含了所有要素租金，劳动租金只是其中一部分而已，甚至可以忽略呢？本文认为，虽然所有要素均有可能获得要素租金，但总要素租金中劳动租金应该占有很大比例，甚至总要素租金只是劳动租金。这是因为，价格偏离价值的情况，无非是价格高于或低于价值，而除劳动要素（这里指普通劳动力，不包括异质型人力资本）之外的其他要素，其价格往往是高于而不是低于价值，这主要是因为土地、资本、资源、人力资本、管理等要素往往具有普通劳动者无法具备的专用性、非竞争性、稀缺性以及所有权垄断，获取这些稀缺要素所支付的价格往往高于价值。而对普通劳动者，其市场价格往往低于其价值，因此理论上虽然所有要素均可能形成要素租金，但实际上劳动租金才是现实中更容易出现，以及在利润来源中占有更大份额的要素租金。
五、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