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文化研究篇1
一、超越地方的地方文化研究
地方文化研究关注的是地方文化，但我们在关注地方文化时，要保持理论高度，应该跳出地方看地方，将地方文化当作鸟瞰的对象。我们作地方文化研究的人往往熟稔地方情况，囿于地方知识，满足于自己观察所得，在看问题的时候，缺乏宏观理解与全局意识，因而在总结地方文化特性时不免有促狭的局限。如何避免地方文化研究变成地方意识，需要我们研究者登高望远，这样才能识得“庐山真面目”。如何实现超越地方的地方文化研究呢？我想应该有三方面的考虑。一是从文化整体的角度看地方，将地方文化视为人类文化的一个局部，从地区、国别甚至世界文化的角度看其位置与意义。特别是在全球化时代的今天，地方文化与整体文化的关系更是密不可分。②从地方与整体的关系看，我们关注的地方文化是全局中的地方文化，它是总体文化研究的局部研究。不谋全局，没有文化整体意识，也就不能真正认识地方文化的特性。因此，我们虽然以特定地方文化为研究对象，但我们的研究素养与研究视野应远远超出地方。对地方或乡土经验直觉与感性认识的超越，自然就会提升地方研究学者的宏观研究意识，地方研究者也就不是地方学者。这样我们的地方研究就会境界高迈，视野开阔、大气磅礴。二是从文化联系的角度看地方。如果说整体文化是一张网，那么地方文化就是其中的一个网结，对于网结意义的解释，要从网络关系中去理解，看网结中丝缕的头绪从何而来。作为文化网结的地方，它的潜在意义的发掘需要从其关联的文化体系中着手，地方的文化表现不仅属于特定地方，地方的文化形态是地方民众与历史、社会及整体文化互动的产物，也是其作为特定文化节点意义所在。这一认识十分重要。从文化体系有机构成的角度看地方文化，地方文化不仅不是孤立的存在，而且还是文化体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是支撑整体文化的基点之一。因此地方的文化研究就具有超越地方的意义。三是宏观历史过程中看地方文化。地方文化研究不仅要重视整体的文化联系的研究，而且还应该特别强调历史的视角。米尔斯在《社会学的想像力》中说：“每一门考虑周全的社会科学，都需要具备观念的历史视野以及充分利用历史资料。这种简单的思想是我要提出的主要思想。”③我们研究的地方是经历了系列历史变迁的地方，它是历史时间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不仅是地方自身的历史时间，还应关注到大的时代历史给特定地方带来的历史印痕与记忆，它通过战争、灾难、移民、交通、事件、地方行政区划变迁等深刻影响地方社会构成与人们的思想意识，以致成为地方文化传统的组成部分。“作为一门学科，历史学确实要求挖掘细节，但它也鼓励人们开拓眼光，把握社会结构发展中时代的关键事件。”①将地方文化置于宏观历史视野之下，我们可能会更清晰地认识地方文化脉络。地方文化的历史性，是我们在研究地方文化时要时刻注意的。这一点在作当代地方学研究过程中容易被忽视，值得强调。
二、特定地方文化的微观与综合研究
地方文化是存在于特定地区的文化形态，对地方文化的研究除了宏观视野的整体性、历史性地关注外，我们的主要工作是深入地方社会内部进行微观研究。微观研究是地方文化研究的重要方法。微观研究需要从两方面入手：一是充分发掘地方文化的资料蕴藏，依照研究专题搜集整理文献档案资料、考古资料与田野调查资料，将资料数据化、系统化，建立地方文化资料信息库，为进一步的研究准备基础。地方文化资料主要有以下四个部分组成：第一，地方社会、家族或个人有意编写保存的文献资料，如政府档案、地方志、家谱、文集、笔记、杂纂、竹枝词、碑铭等。这类资料在北京有丰富的积藏，特别官方档案与个人记述（包括外国人的亲历见闻）方面，北京尤为丰富。第二，地方社会生产生活中的辅实物与文字、图像资料，这类资料庞杂但有着丰富的地方化历史文化信息。第三，地方社会活态传承的口头与行为性资料，包括神话、传说、故事、歌谣、谚语、俗语、戏曲、杂耍、游艺、祭祀与日常生活中的仪式行为等。第四，地下考古发现的文化资料，这类资料有助于我们对地方文化历史的追认。这四类资料各有其特定的文化功能与价值，是地方微观文化研究的基础。二是通过大量的文献档案材料、口头访谈资料与考古资料的专题整理与综合研究，归纳整理出地方文化渊源、文化类型、演化阶段、文化运行的内在逻辑，以加深我们对地方文化特性的认识。同时在综合考察特定地方的历史与现实之后，对地方文化的发展路径与趋向进行引导、规划与预测，以促进地方文化的当代传承与发展。②总之，地方文化的内在质素需要微观研究呈现，微观研究是建立地方学的根基与主要研究方式，是地方社会存在与延展的逻辑梳理与获得地方性知识与历史力量的重要方式。
三、地方文化的平行研究
平行研究原属于文学研究的比较方法，这里借来说明地方化文化研究问题。我们从宏观文化整体与微观细部深描的角度说明了地方文化研究的两个向度。地方文化研究其实还有一个重要的研究角度，那就是地方与地方之间的平行比较研究。地方文化的平行研究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对于同类型或不同类型的地方文化比较研究。这种平行比较研究的目的是加深我们对地方文化与地方风土之间互动关系的理解。风土是中国古代观察地方文化的重要概念，是地方特定环境、人文与历史的综合描述。关于风土的文献是风土记，风土记的文献性质属于今天的人文地理学。风土不仅是自然的风土，还是人文的风土，历史的风土。地方风土制约着人们的生计方式，影响着地方历史文化传统的传承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说，正是特定地方的风土特性决定着特定地方的文化个性。因此，以人类生态学的视角进行地方文化的平行研究，有助于我们更清晰地把握地方文化的特性。一种是对地方之间互动关系的平行研究。作为特定空间的地方，它是国家或地区的局部，地方与地方之间因为地缘关系、资源关系、移民关系或者历史文化传统的关系，彼此之间存在着或强或弱、或深或浅、或明或暗的经济社会文化联系。我们在研究中注意这种地方间的文化关系，这样的地方文化研究就会考虑动态与变量的关系，从而加深我们对地方文化形态形成过程的认识，也促进我们对地方间文化依存关系与文化相互影响的认识。地方间文化的平行研究，属于中观层面，它处在宏观与微观之间，我们用比较与平视的眼光看待同属地方层级的城市乡村，比较不同地方的文化特性，以及形成特性的历史与未来可能的方向。如果我们在研究地方文化时，自觉运用上述三个维度，我们的研究就自然是较为全面的研究，我们的研究者就是研究地方文化的专家而不是地方文化学者。从这个角度上说，研究对象重要，研究方法更重要。
四、关于北京地方文化研究的几点看法
北京自金元以来就是首都所在地，作为中国首善之区的北京，强调的是它在全国引领作用与示范性意义。但同时从地理形态上看，北京同样是地方性的概念。关于北京地方文化的研究同样可以从以上三个维度中考虑。首先，我们研究北京文化应超越北京地方，从地域空间上看，我们要以宏阔的视野，对北京在华北、中国、东亚乃至世界的位置进行适当的定位研究。北京是华北重要城市，自春秋战国时期开始，燕蓟地区就是华北地区的中心之一，汉唐时仍为北部边防重镇。宋辽金元时期北京为北方少数民族控制，并逐渐由地域中心上升为全国性的都城。北京在形成发展过程中，汲纳了华北乃至全国的文化因素，因此北京历史文化丰富多样。明清时代北京通过传教士开始接触西方文化，近现代北京是中国中西文化交汇的重要城市，北京开始转型为国际都市。因此北京的传统文化又增添了许多的新的外来的文化成分，使北京文化具有不同以往的风采。从历史时间看，北京是中国历史都城系列的重要组成部分，北京的城建格局与功能形态跟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社会文化生活密切相关。因此，北京不是一个简单的地理单元，以皇宫为中心的核心区域形态结构体现了传统社会皇权思想，它的居民构成同样基于宫廷政治与社会生活需要。辽金元时期契丹人、金人、蒙古人以及回教徒大批进入北京，明朝永乐皇帝营建都城、迁都北京，从南方带来大批工匠、官员及其家属，满清入关随之而来的是大批八旗兵丁。这些不同时期进入北京的北京人，他们不仅带来了各地各民族的语言文化、生活文化，还有神灵信仰等精神性的文化。虽然改朝换代会造成主流文化的更易，但这些文化一旦成为居民的生活习惯，就都沉积在北京文化土壤中，成为北京文化的底色与文化形态的组成部分，时至今日，我们在北京仍然时时感受到这种文化的影响。对于北京学的研究如果具有历史意识与超越地方的视野，就会获得理想的研究成果。
地方文化研究篇2
关键词：地方小吃；文化；规范化
1地方小吃的文化定位
《现代汉语词典》里对小吃的解释是饮食业中出售的年糕、粽子、元宵、油茶等食品的统称。而广义上，小吃是一类在口味上具有特定风格特色的食品的总称，可以作为宴席间的点缀，或者早点、夜宵的主要食品。世界各地都有着各种各样的风味小吃，特色鲜明，风味独特，往往是一个地区的重要特色，以及所有游子对于家乡思念的“主要对象”。实际生活中，小吃的类型可谓五花八门，遍及粮食、果蔬、肉蛋奶各类，酸甜辣各味俱全，热吃、凉吃吃法不一，远远超出了词典中关于“小吃”所下的定义范畴。从词源的演变看，在宋代小吃指甜点心，这在吴氏的《中馈录》中就有“甜食”一词。在元代小吃指饼类小食，在无名氏的《居家必用事类全集》中小吃称作“从食”。到了明清两代，烹饪技术有了很大发展，这时的制作工艺已更加完善。在清人顾仲的《养小录》中记载：饵之属（粉食类）16种，果之属（果实类）24种，粥之属（粥类）24种，粉之属（用粉加工的食品）2种。
如今，地方小吃已成为美食文化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各地的特色小吃也走出了本土，走向全国。然而小吃发展到后期，已经有了另外一种意涵。这时的地方小吃已经融合了当地的传统文化，体现了当地的民风民俗，[1]绝非只是在三餐之间填饱肚子的层次。如果知道水盆羊肉用的月牙烧饼，它的来历和月宫里的嫦娥有关，享用美食时会不会增添一点精神世界的漫游？如果了解锅盔馍的传说是武则天修乾陵时，因民工在头盔中烙制而成，所以称锅盔，或者说早在周朝就有了锅盔，所以锅盔又被称为“文王锅盔”，那么手持锅盔时会不会有一种时空穿梭的感觉？21世纪的地方小吃代表着人类文化生活的精致化。[5]火锅的起源是在天寒地冻的冬季或北方，体现的是同在一锅，和衷共济，不分你我，各展所长，造就最终美味小吃的民风，但是今天不也改为单人单锅了吗？羊肉泡馍味道鲜美，器皿也讲究，早已改粗瓷海碗为精致且具特色的细瓷大碗。随着经济的发展，人类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外文化、南北文化、城乡文化的不断交融，再加上工作紧张，吃在日常生活中占的时间越来越少，但是在人们的思想上却越来越重视它。人们开始厌弃正餐青睐小吃，因为小吃不必讲究礼仪、用餐方便且能满足味蕾。这是地方小吃发展的莫大商机，但是地方小吃必须要与时俱进，要在保证味美的前提下，研究现代人对生活品质精致化的要求，做到安全、卫生、有营养、保健，还要服务贴心，最好有点文化元素。这就要求各个地方小吃深挖其文化潜质、历史渊源，将地方小吃定位在文化层面。
那么对地方小吃应该如何进行文化定位呢？经过长期的问卷调查和深入研究，一般认为地方特色小吃应该符合以下条件：①历史悠久；②口味固定；③吊人胃口；④制作程序简单、卫生、环保；⑤上餐快。分析以上条件，可知符合现代的高知识、高教育的文化人的文化因子在于“历史悠久”，另外考虑到现代人亚健康状况的增多，还需加上营养保健的因素。这样，基于文化定位的地方小吃可以考虑应用统一的文化诠释模式，内容主要来自挖掘地方小吃的文化渊源，形成地方小吃经营的文化宣传模式，使人们在享用小吃美食的同时也能品读到当地的历史和文化，将传统的美食工艺与当地的文化特色优势相结合，将民生日常饮食推向文化、文明的高度，可以提升老百姓的需要层次，顺应社会的发展。小吃文化是一种广视野、深层次、多角度、高品位的悠久区域文化，也是当地人民在生产和生活实践中，在食源开发、食具研制、食品调理、营养保健和饮食审美等方面创造、积累并影响周边地区的物质财富及精神财富。[3]
2地方小吃的规范化
地方小吃作为一个地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城市的发展进步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各个地方的特色小吃都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背景，具有鲜明的民族地域文化特征和承前启后的古朴乡土气息。琳琅满目的各种风味小吃，是中国饮食文化宝库遗产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地方小吃要发展就必须要有文化定位。“民以食为天”，规范地方小吃行业能够达到让五湖四海的人们在享用地方小吃美食的同时能够熏陶当地丰富厚重的历史文化，感受到生活与文明息息相关，物质与精神可以同时兼顾。
现代汉语词典解释：“规”是法则，规则，章程，标准，常规。范是模子，范围，范畴，榜样，模范，典范。“规范”的意思是：①约定俗成或明文规定的标准：语音～丨道德～。②合乎规范：这个词的用法不～。③使合乎规范：用新的社会道德来～人们的行动。“规范化”是“在经济、技术、科学及管理等社会实践中，对重复性事物和概念，通过制定、和实施标准（规范、规程、制度等）达到统一，以获得最佳秩序和社会效益”。实践中，规范化是指根据某种事物的发展需要，合理地制定组织规程和基本制度以及工作流程，以形成统一、规范和相对稳定的管理体系，通过对该体系的实施和不断完善，达成井然有序、协调高效之目的。
地方文化研究篇3
汉语言文学专业建设坚持“以人为本”的办学理念，坚持以常规管理为基础，以稳步提高教学质量和学生就业质量为导向，实现从“理论知识社会调研理论总结实践实训单位反馈”循环提高，构建了前期强化基础、复合交叉，后期导师指导、自主学习，开拓出一条培养应用型、开放型和个性化的复合型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形成了定位准确的人才培养目标，体现了地方高校差异化的人才培养策略。根据专业建设要求修订了汉语言文学专业培养方案。经过反复修改，专业指导委员会专家认为方案制订依据充分，流程设计清晰，人才定位恰当，培养目标明确，内容安排科学，培养模式合理，体现了高等教育发展规律和教学改革的走势趋向，强化了重在提升学生实践能力与创新能力的理念元素，必将为学生提供有效的“开启就业之门的金钥匙”。
二、强化专业指导，培育精干的教学团队
专业带头人为人文社科学院分管教学院长、江苏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会常务理事、常州文化与文化产业研究所主任、常州瞿秋白研究中心主任、常州高晓声文学研究会副会长。近年来出版专著2本；在中文核心期刊发表高质量学术论文5篇，其中2篇获第二届江2次获江苏省政府第十届、十二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主持和参与省级以上科研项目2项。主持和参与常州市文化产业建设项目4项，指导江苏省大学生实践创新训练项目3项。在省内具有较高知名度与影响力。根据社会发展需求，调整了专业指导委员会成员，新的专业指导委员会由全国汉语言文学秘书学科专家、党政机关办公室管理人员、企业单位管理人员、文秘专业优秀毕业生等成员组成，使专业建设更具时代性和地方性。坚持以自主培养为主，辅以高水平人才引进，着力建设一支高职称、高学历、高水平的师资团队。鼓励青年教师提高学历层次，有3位教师先后考取上海师范大学、苏州大学、安徽师范大学的博士研究生，有1名教师进入东北师大的博士后流动站；动员教师不断提高学术水平，积极申报教授和副教授职称。目前获得教授职称有12人，副教授职称有19人；把兼具较深良好师德和学术造诣的优秀中青年教师放到各层次教科研岗位上锻炼，近三年来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师中有2人获学校青年教师讲课比赛一等奖，1人获常州高校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比赛二等奖，教师队伍中2人被确认为江苏省“333工程”第三层次培养人选，3人被评为校级先进教师，3人被评为校级师德模范，8人被确定为校级学术带头人，7人被确定为校级骨干教师。
三、打造专业精品课程，出版专业教材
着力推进专业课程的精品化建设，专业教师所授课程中有《社交礼仪》、《论语菁华》、《唐诗宋词十讲》、《成语文化》、《大学语文》、《创造学与创意开发》、《中国文艺通论》7门课程被列为校级精品建设课程并通过验收；《公共关系》、《论文写作》、《基础写作》、《组织会议与活动》、《艺术概论》等10门课程被列为校级重点建设课程并通过验收。其中《成语文化》课程建设的有关成果获得2011年校级优秀教学成果特等奖。作为主编和副主编编写《管理学原理》、《秘书公关与礼仪》、《写作创新论》等教材，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教材编写特色鲜明，被教育部指定为秘书学核心课程教材，出版后在全国多所高校使用，并颇具创意地通过网络实现编者和读者的互动，变“静态教材”为“动态教材”，效果很好。
四、强化研究意识，同步提升师生的教科研能力
近五年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师有15项教学改革成果获奖；主持国家社科基金和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研究5项；主持省级高校哲学社科指导项目6项；科研成果在省级以上获奖17项；出版专著9部、教材10本；在中文核心期刊42篇；发表教学研究论文12篇；汉语言文学成为校级重点建设学科。丰硕的教科研成果，提高了常州工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在同类高校中的地位。培养学生的科研能力，把学术提升和人格培养结合起来，将学科研究、学术研究与毕业论文指导相结合。从近五年毕业论文的完成情况看，论文的选题有一定价值并表现出较强的创新意识，有独立见解，论证的逻辑性、表达的准确性都达到或超过了本科生的水平要求，共获常州工学院优秀毕业论文25篇。鼓励学生申报大学生实践创新训练项目，目前立项的部级大学生实践创新项目有7项，立项的省级大学生实践创新项目有15项，立项的校级大学生实践创新项目有19项。同时近五年来学生在市级以上报刊杂志发表文章60多篇。
五、合作共赢，重视技能培养和训练
按照“资源共享，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原则，开拓思路，整合校内外资源建立复合型创新实践基地，与常州市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建立了多方位、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重视学生的技能训练，首次在常州工学院举办母语的魅力表演赛、母语表达技能大赛、“缔凡杯”文明礼仪风采大赛、大学生形象塑造大赛、文化博客大赛等活动，以竞赛促进专业技能提高，、常州日报等对活动作了专门报道。活动既锻炼了学生的学习能力，又丰富了学生的校园文化生活，推动了和谐校园的精神文明建设。
六、培养专业优秀人才，社会认可度攀升
汉语言文学专业在人才培养上成效显著。汉语言文学专业近两年毕业生的就业率和签约率均为100%。汉语言文学系曾被评为常州工学院毕业生就业工作先进集体。多个班级被评为江苏省先进班集体、常州工学院优良学风班，多位同学获得国家励志奖学金，两位同学获得江苏省文科大学生自然科学知识竞赛、常州文化博客大赛一等奖，多次获全国文秘技能大赛二等奖、三等奖。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毕业生深受用人单位欢迎。在历届毕业生中，涌现了一批优秀的毕业生代表：刘静同学考取复旦大学研究生，对在校学习的同专业学生起到了激励和鞭策作用。常州泰富百货集团办公室主任马春蓓、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专职秘书郑海萍、安徽歙县国家税务局业务秘书杜峰木、江苏环亚集团无锡区域经理刘海东都是毕业生中佼佼者。专业老师编著的教材被全国多所高校使用，效果良好。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生的社会认可度越来越高，招生和就业的形势越来越好。汉语言文学专业开办时间较长，办学经验丰富，专业的建设和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专业人才培养模式、课程设置、实践教学体系等渐趋成熟，专业建设在省内同类专业中有示范效应，在同类高校中有较高知名度和辐射效应。
七、专业建设与文化研究相结合，为地方经济发展服务
地方文化研究篇4
世界三大古老戏剧文化分别是中国戏曲和古希腊戏剧以及印度梵剧，但其中唯一屡演不衰并至今依然活跃在舞台上的，就唯有中国戏曲了。现如今江苏戏曲旅游文化的开发与研究已经成为当今热议的话题。
［关键词］
江苏戏曲；旅游文化；开发；研究
江苏的各个地方都有与之文化背景相符的戏曲剧种，可谓是名副其实的戏曲文化大省。但同时我国地方戏曲面临生存的危机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近年来，有关戏曲文化旅游的研究不断增多，而多数学者均认为将旅游与戏曲结合起来不失为一种良策，因为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旅游也越来越火热，人们需要在走出去的同时了解当地的历史与文化，而戏曲所承载的历史文化内涵正好可以满足人们的需求。因此，开发其历史文化价值，发展戏曲文化旅游成为人们心理需求和生活需求的双重呼唤。
1戏曲文化旅游分析
1.1戏曲文化旅游的萌芽
中国戏曲主要有三种形式，包括最早的民间歌舞、说唱和滑稽戏三种不同的艺术形式。戏曲最早的起源是原始歌舞，后来经过汉代唐代两朝的发展变迁，一直到了宋、金才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体系，我国现存戏曲大约有三百六十多个种类。它是对现实生活的加工、写意，形式内容自由灵活，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戏曲文化旅游这个理念首次出现于2007年：“戏曲旅游是戏曲文化旅游的简称，是以戏曲艺术、戏曲文化为旅游凭借物，通过营造戏曲氛围和创建戏曲人文景观来吸引旅游者的一种文化旅游活动。”虽然这个概念还尚未成熟，依然值得思索与推敲，但它对我国现存的戏曲文化旅游的现象以及基本特征进行了总结，对进一步研究戏曲文化旅游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
1.2江苏地方戏曲的发展近况
江苏地方戏曲种类繁多，历史悠久，不仅有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定为“人类口述与非物质遗产代表作”的昆曲，同时也出现了很多小戏种，例如江苏省淮海剧团的《回娘家》兴化市淮剧团的《板桥放粮》南京市话剧团的《母爱无边》在全国第五届小戏小曲中均取得了一等奖的好成绩。自开放以来，我省以现代戏、新编历史剧以及优秀传统剧目整理为创作原则，并推出了一大批优秀作品，这些作品树立了江苏地方戏曲的特色形象。客观地讲，我省地方戏曲在全国占有重要的地位，也是江苏省重要的文化资源和地方名片。然而，近年来，我省地方戏曲的现状与地位以及建设文化大省的目标形成了强烈的反差。由于欧美文化的流入，很多人开始崇洋，反而对我国传统的文化感到疏远与陌生，甚至希望用西方的思想来改变中国的传统文化。很多剧团因生存困难而解散，有的演员因生活所迫而改行，但让人欣慰的是也有很多人因为对戏曲事业的难以割舍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意愿，放弃高薪，不计回报的重新归队。这种敬业奉献精神，着实令人感动。
1.3戏曲文化旅游兴起和发展的原因
戏曲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代表之一，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独特的艺术魅力，但由于它的起步较晚，还没能真正有效的发挥出其应具有的效益。现在戏曲文化旅游已经具备了良好的政策环境，健康的文化建设空间以及人们对文化的审美，即旅游寻求文化品位而与作为民族文化的戏曲相碰撞的结果，戏曲欣赏既要有梅兰芳、程砚秋等艺术家，也要有刘曾复、吴小如等鉴赏家。艺术家传递文化生命，观众热情回应，鉴赏家引领时代审美，从而产生良好的互动效果，但这仅仅是浅层，更深层次的原因就要涉及戏曲文化的内涵，以及戏曲文化对中国人的影响。经过长期的历史沉淀，中国戏曲已经形成了我们所独有的一种文化形态。个人认为戏曲文化旅游者大致可以分为好奇求知型、炫耀攀比型、求美享受型、放松释压型、文化体验型。既有追求深层次审美文化享受的，同时也存在因其独特与闻名而出于炫耀心理欣赏的。戏曲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混合体，它包含了人们的审美情趣、思想观念、历史价值等，成为中华文化的载体，融入进中国人血液中。
2江苏地方戏曲文化发展面临的问题
经济全球化以及文化多样化带来的不仅是金融的冲击，同时也带来了传统文化的危机和机遇。民族戏曲固有的内质与现代文明冲突，引发了民族戏曲的生存危机，特别是西方多元化的思想和文化，现在街头巷尾播放的流行歌曲，圣诞节挂起的装饰灯、圣诞树，英文歌曲的传唱让不少中国青年迷失，甚至产生了一种中国哪儿都不如国外的危险思想。戏曲的传承岌岌可危，专家学者认为将戏曲与旅游结合起来能够更好地宣传弘扬文化，比如关于中国戏曲故事与旅游名胜景点的结合，我们所熟悉四大名著之一的《水浒传》在无锡就建有三国水浒城，还有《梁祝》在江浙地区的梁祝文化景点，《白蛇传》与杭州的断桥、水漫金山和江苏镇江金山寺，《桃花扇》与南京秦淮河李香君故里，这些著名的戏曲故事对景点的知名度等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还有不少地方甚至为了争夺其归属权闹得不可开交，不过这些景区的开发从总体上看，依然较为单一、缺乏系统性，仅仅只有故事是不够的，它们的景区设施设备以及旅游资源相对依然处于弱势地位。现在关于戏曲文化与旅游的研究才刚刚起步阶段。与现在所有的研究相对比，景区的开发和保护，学术的研究依然显得较为单薄，不协调。
3如何发挥戏曲文化对旅游业发展的推动作用
3.1戏曲文化旅游产品转变为文化旅游活动
旅游者在参观游览的同时，也希望能够深刻的了解和体会当地的文化内涵，开拓自己的视野，获得精神层面的享受。而戏曲文化能够很好的做到这一点，戏曲文化与旅游有着相同的价值内涵，变化的故事情节，生动的人物形象，满足了游客在视觉听觉等方面层次的需求。但现如今戏曲文化还仅是一种资源，要获得更好的经济效益，就必须要将其转化为有偿的文化旅游产品。个人认为应该对江苏戏曲文化旅游资源进行科学的归纳与开发，包装戏曲文化资源的外表与内涵使其成为一种产品，建设旅游观光和影视制作于一园的戏曲文化基地，将旅游与戏曲文化结合起来，可以更好的打造戏曲文化的发展的平台。
3.2社会资本向旅游经济靠拢
戏曲文化旅游资源开发需要结合社会资本，有了资金才能进行更好的开发。因为江苏戏曲文化种类繁多，因此政府的投资范围也非常的有限。为了更好地开发戏曲文化资源，政府需要鼓励进行多元化投资，例如允许民营资本开发戏曲文化旅游资源，将文化与社会资本结合在一起，在向旅游经济靠拢的过程中，同时制定各种优惠政策，政府鼓励社会广泛参与，形成多渠道的投入机制，提供文化资源开发的平台。
3.3戏曲文化与多媒体的结合
旅游文化是不可触摸也是无形的，因此必须要借作一定的物质才能进行感知和渲染。同样的戏曲，需要团队的合作运营，乐器、演员、场地一个人是无法完成的。将戏曲文化和媒体结合在一起，通过互联网，能够更好的扩大戏曲文化的影响力，同时还能够降低其宣传的成本，提高人们对戏曲文化的知名度。现在也有不少戏曲将传统与现代化相结合，推陈出新，别出心裁的结合游戏，例如剑网三团队推出的粤剧《决战天策府》等。利用现在高速传播的互联网，江苏戏曲文化旅游的开发能够更好地加强戏曲文化的宣传力度，提高占领市场的速度，缩短进入市场的时间。
3.4建立具有特色的主题公园
主题公园是指根据一个特定的主题，将娱乐休闲以及服务接待结合在一起的现代化旅游目的地。目前主题公园已成为地方旅游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很大程度上推进了旅游地的知名度与游客参与度。例如常州恐龙城现在就已实现了由馆到园，由园到城的转变，成为常州的代名词，江苏也应该在合适的地方，建造戏曲文化主题公园，结合现代化设施，将戏曲文化资源转变成为旅游活动，建设集影视制作、旅游观光于一园的戏曲文化基地，吸引多个年龄段的游客，以传统文化保护和江苏戏曲文化弘扬开发为主题，运用新旧潜力巨大的旅游客源市场，培养文化消费群。
作者：丁海峰单位：江苏省扬州商务高等职业学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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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文化研究篇5
本文系2011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红色资源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论纲”（项目批准号11YJa710066）、广东省教育科研“十二五”规划2012年度研究项目“地方历史文化资源转化为德育资源研究”（课题号2012JK315）的阶段性成果。
摘要：地方历史文化资源转化为德育资源研究是指对学校所在地域的历史文化资源用于学校德育过程的研究。开展地方历史文化资源转化为德育资源研究，有利于彰显学校德育意义，促进教育根本任务——“立德树人”的实现；有利于完善学校德育功能，构建德育新模式，为德育过程创设德育体验情境、开展体验活动带来丰富的资源，实现地方历史文化研究与学校德育研究的有机结合。湛江雷州半岛地区历史文化资源十分丰富且特色鲜明，其中以雷州文化为代表的当地历史文化资源蕴含着丰富的德育功能，长期为当地学校德育实践所应用。实践证明，这些资源的开发利用，对于学校转变德育方式，改变学生的德育习得方式，促使学校德育生活化、形象化，合理建构德育资源和功能起到了重要作用。
关键词：地方历史文化资源；德育资源；意义阐析；现实进路
地方历史文化资源是指不同的地区在各自的历史长河中因独特的历史事件所生成的历史文化存在（包括物质存在和精神存在）。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历史文化蕴藏于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不同地方各有不同的历史文化，因此，地方的历史文化资源是最接近现实、最感性、最“摸得着、看得到”而又最为亲切的德育资源。俗话说，一方土养育一方人；著名诗人艾青提到：“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艾青诗歌《我爱这土地》）。可以说，了解一个地区的历史和文化不仅仅是增加对一些乡土的了解，更主要的是建立每一个人对乡土的精神血缘联系，找到千百年来我们赖以生存的根，我们民族和国家的根，这就是地方历史文化资源最重要的德育意蕴。地方历史文化资源属于校外课程资源，它的生命力在于它的具体性、鲜活性，是学生开展德育实践活动，进行自主体验、自主发展的优质资源。因此，有效地开发和利用我们身边的历史文化德育资源，在实践中探索提高德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是学校德育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开展地方历史文化资源转化为德育资源研究的意义阐析
1.有利于彰显学校德育意义
从贯彻党和国家的政治意志看，开展地方历史文化资源转化为德育资源研究有利于提高学校德育水平，促进十提出的教育根本任务的实现。党的十首次确立“立德树人”为教育的根本任务，“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1]。这高度彰显了学校的德育意义。立德树人，即教育事业不仅要传授知识、培养能力，还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体系之中，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荣辱观。十的“教育根本任务”论进一步发展了党的教育方针，从而把学校的德育摆到了更高地位上，进而也凸显了开展地方历史文化资源转化为德育资源研究的政治意义。其逻辑进路是：教育的根本任务在于立德树人，立德树人的首要任务在于加强德育工作，加强德育工作的前提在于提高德育的实效性；而开展历史文化资源转化为德育资源研究既是加强德育工作的重要途径，又是提高德育实效性的首善之举，其目的在于把历史文化资源引入学校德育过程，实现德育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利用的有效对接，这既是学校思想教育工作与地方文化建设的结合，更是学校贯彻教育方针，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全面发展，实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需要。因此，开展历史文化资源转化为德育资源研究不仅具有实现教育根本任务的重要政治意义，也具有提高学校德育工作水平，指导学校德育实践的现实意义。
从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的宏观背景看，开展该项研究有利于发挥优秀传统文化的育人作用。把历史文化资源转化为学校德育资源既是优秀传统文化在教育中的传承利用，也是学校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挥文化育人作用，构建富有成效的学校德育体系的需要。《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优秀传统文化凝聚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追求和历久弥新的精神财富，是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深厚基础，是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支撑。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坚持保护利用、普及弘扬并重，加强对优秀传统文化思想价值的挖掘和阐发，维护民族文化基本元素，使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新时代鼓舞人民前进的精神力量。”开展地方历史文化资源转化为德育资源研究正基于这一宏大社会背景，旨在深入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促进优秀传统历史文化在教育中的传承与利用，发挥文化育人作用，构建富有成效的学校德育体系，从而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改进学校德育工作。
从改进学校德育工作的要求看，开展该项研究有利于实现对学生理想信念和道德文化教育的创新。基于当代教育的视域，青年学生理想信念教育和道德文化修养必须落实到教育的原点——“育什么人”、“如何育人”的问题上。显然，面对当前学生信仰危机和道德文化缺失的问题，利用当地父辈光荣的革命斗争传统及其对社会主义建设的信念、利用富有乡土特色的本土历史文化元素对学生进行理想信念和道德文化教育，无疑都是生动直观而有效的解决途径。开展地方历史文化资源转化为德育资源研究正是基于学生理想信念重塑和道德文化构建的德育规律探索，以寻找学生健康成长的实践途径，这无疑是一个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命题。
2.有利于转变和完善学校德育方式。
从地方历史文化资源的德育功能看，利用地方历史文化资源是提高学校德育实效性的不竭源泉，有利于完善学校德育功能，构建德育新模式，为德育过程创设德育体验情境、开展体验活动带来丰富的资源，从而打破德育课程资源结构单一的局面。地方历史文化意蕴深厚，是当地学校德育常用的题材。以笔者所在地区的学校德育实践为例，湛江地区地处雷州半岛，雷州文化是当地主要的传统文化，它与客家文化、广府文化、潮汕文化并列为岭南文化中的四大民系文化之一。[2]由于历史渊源和地缘关系，雷州文化在历史上曾与楚越文化、土著文化、闽南移民文化、海洋文化和中原文化相交融，淀积着极其丰富而又独具地域特色的历史文化资源，如石狗文化、雷阳文化、谪官“廉政”文化、状元坊文化等，至今还传承着许多独特的民俗文化形式——如雷歌雷剧、傩舞傩戏；舞龙醒狮、年例飘色等。近代以来，当地又形成了极为丰富的湛江革命文化：湛江人民反抗侵略的爱国主义历史资源，如抗法斗争、抗日斗争的遗址史料；湛江地区的红色资源：如革命老区、抗日根据地、解放海南岛战役等历史遗址和文化资源。雷州文化与湛江革命文化，作为独具地域特色的地方历史文化资源，历来是湛江人民用以教育后代的宝贵精神财富，也是学校常用的德育题材。
由此而形成了当地学校对本土历史文化资源利用的德育自觉。例如，大多数高校都成立地方文化研究所，加强对本土历史文化尤其是雷州文化的研究，利用地方历史文化资源开展大学生德育和社会实践；又如安铺中学的德育实践：安铺镇是广东四大古镇之一，有400多年历史，本土历史文化非常深厚，该中学本身有着光荣的革命斗争传统，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该校都是当地共产党活动和领导革命斗争的基地之一，这些历史文化资源长期以来都是该中学校本文化建设和德育的重要资源；再如廉江一中重视对学生进行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在校园中心建起了全国首个以孔子《论语》为主题的大型广场——“论语广场”，硕大的“论语广场”占地8800多平方，矗立着高大的孔子雕像和他的系列名言警句，这里不但是该校对学生进行思想品德教育的最佳场所，也成为当地中小学德育教育基地，并受到全国媒体的关注。上述学校的德育实践，是当地学校把本土特色历史文化作为德育资源利用的一种自觉。实践证明，这些资源的开发利用，对于学校创新德育模式，改变学生的德育习得方式，促使学校德育生活化、形象化，克服把德育当作“符号知识”在教室里空对空传授的缺点，让学生走出教材和校内资源的狭隘视野，合理建构德育资源的结构和功能起到了重要作用。
从学校的德育途径选择看，开展该项研究有利于探索学校德育新途径。随着当代多元化社会思潮对学生影响的扩展，必然对学校德育带来巨大挑战，选择更多新的德育途径、引进更多新的德育资源、运用更多新的德育手段，是学校德育应对挑战的最优选择。开展德育资源拓展研究无疑有助于拓展学校德育资源的利用时空、拓新德育模式，尤其是把地方特色历史文化资源的利用与青年学生理想信念教育和道德文化修养相结合，既可以潜移默化地加强学生的“三观”教育，又可以丰富学生的精神生活，陶冶情操，更有助于增强学生的乡土感情和对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感召力和向心力，从而构建起集思想教育、文化育人、情操修养于一体的德育新模式。
3.有利于促进学校德育研究
从学校自身的德育研究看，地方历史文化资源转化为德育资源研究是学校德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德育研究，既非纯理论的思辨，也非纯实践的行动，需要把二者有机结合，这是由道德把握世界的特殊方式所决定的，只有从这点出发，才能真正认识到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重要意义。诚然，德育研究的目的之一在于总结经验、寻找规律、升华理论，开展地方历史文化资源转化为德育资源研究有助于提炼学校德育经验、寻找思想教育规律、升华德育方法。鉴于当前学校利用地方特色历史文化资源进行的德育实践，各学校都有不同的经验，但尚缺系统的概括提炼，未能上升为规律层面的教育理论和方法论。开展该项研究目的在于把这些零碎的感性经验做法上升为教育教学理论以及方法论，再用以指导学校的德育实践，从而促进学校的德育研究和德育实践。
从地方历史文化与学校德育的结合研究看，开展该项研究有利于促进地方文化建设与学校德育的结合，提高学校德育工作和地方文化建设水平。其研究意义表现在：一是推动了地方历史文化资源利用研究由自然研究向自觉研究转变。当前人们对地方历史文化资源的利用研究尚处于零散、功利的自然状态，开展该项研究有利于推动对地方历史文化资源与德育教育关系的学理研究，探寻两者之间的关联要素，挖掘地方历史文化中的教育内涵，揭示其优秀本质和规避其负面糟粕，这种研究的学术价值在于其社会意义和教育意义，促使研究态势由自然向自觉转变。二是有利于厘清地方文化建设与学校教育关系，并上升到办学规律的学理层面进行探索。当前的研究实践也证明，该项研究对于推动地方文化建设与德育资源利用的学理研究，探寻两者之间的内在逻辑关联起到了重要作用，进一步深化了人们对社会主义办学规律的认识和理解：教育是全社会的责任，社会与学校有着共同的育人功能，必须形成合力育人的格局；学校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自觉落实立德树人的教育根本任务。
二、开展地方历史文化资源转化为德育资源研究的现实进路
学校把历史文化作为德育资源运用，已是一个非常成熟而习以为常的现象，例如，中国传统文化资源、近现代史资源、党史资源、革命斗争的红色资源、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历史资源、改革开放历史资源等全国层面的历史资源被用于德育过程，已成为我国德育实践自觉和德育研究的经典。然而，以各地地方历史文化资源进入德育实践研究领域，却是基于学校德育乡土资源开发利用研究而被关注。随着近年新一轮基础教育改革的启动，乡土资源开发利用研究成为普教“热点”，有的学校利用地方历史文化资源作为开发乡土资源研究题材，有的学校把地方历史文化资源作为乡土资源德育素材，更多学校把地方历史文化资源作为地方学校乡土课程的一部分，开发出富有地方和学校特色的校本课程。江浙一带在这方面行动迅速，率先进行了实践。广东的广府文化和潮汕文化地区在这方面的实践成果颇丰，从2006年公布的《广东省2006年中小学地方教材目录》得知，共有78种乡土教材进入课堂，属于广府文化地区的有48种，属于潮汕文化地区的有16种，属于客家文化地区的有7种，而属于雷州文化地区的只有2种。78种教材中，以“某某地理”、“某某历史”“某某文化”命名的教材就有26种，但涉及地方历史文化命名的只有8种。足见，以地方历史文化资源转化为德育资源的理论研究方面，尚属起步阶段。
1.目前我国学术界对历史文化资源转化为学校德育资源研究的现状
目前我国学术界对历史文化资源转化为学校德育资源的理论研究还相对薄弱。在CnKi数据库检索中，以“历史文化资源”为主题的研究文献多达2126篇（注：检索时段为1984年2月—2013年1月，下同），但大部分是研究旅游和文化产业发展的论文，涉及教育研究的不到10%；以“德育资源”为主题研究的文献有690篇，多为学校常规性德育方法和内容研究，涉及历史文化资源利用的只有4篇；还没发现“历史文化资源转化为德育资源研究”方面的论文。然而，作为历史文化资源教育利用的单项研究，在一些领域又是丰富多彩、成果喜人的。以红色资源研究为例，在CnKi中检索出论文778篇，且发表的刊物层次也比较高，但从总体上如何把历史文化资源开发利用与学校德育结合，目前学术界在这方面的研究仍相对空白。
当前我国学术界对历史文化资源转化为学校德育资源研究呈现出如下特点：
（1）从研究进路来看，近年来，学界对地方历史文化资源转化为学校德育资源研究主要在四个方面：一是概念研究：何谓地方历史文化资源和学校德育资源；二是意义研究：为何要利用地方历史文化资源进行德育；三是应用研究：如何利用地方历史文化资源进行德育；四是个案研究：单项的历史文化资源研究。
（2）从研究内容来看，表现为“三多三少”。即全国性（典型性）的资源应用研究多，地方性资源转化利用研究少；实践总结探讨的多，学理研究少；将“历史文化”与“学校德育”分割开来研究多，对两者内在关系及系统性研究少。当前学界的研究从内容上看，大多为实践总结文章，对德育资源转化利用的理论及机制研究论文少见；多见“历史文化资源研究”或“学校德育研究”的单项研究论文，少见对两者系统的内在关系研究成果。近年来，由于德育在学校教育事业及人才培养中的重要性得到政府和众多学者的重视，不少关于德育资源研究的课题得到立项。如2012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大别山红色文化研究”（汪季石主持）、2011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红色资源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论纲”（张颢主持）等。同时，相关的科研成果也不断推出，如张颢的《红色资源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论纲》（《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年第8期）等。但对比当前我国学校德育实践的需要，现有的研究力度远远不够。
（3）在研究方法上，对“历史文化资源”或“学校德育”多采用纵向研究或个案研究，而缺乏系统性研究和关联研究。如果能通过对两者的关联研究而实现横向与纵向研究相结合，并进行系统性研究，不仅能有效把握历史文化资源和学校德育的特性和功能，也有利于在教育实践中综合把握和系统分析学生思想教育的规律。
有鉴于此，笔者认为：其一，目前已有的历史文化资源研究成果大多从单一的角度出发，缺乏教育功能性的联系研究，要转化为德育资源成果，尚待二次深化研究；其二，将历史文化资源的利用研究融入国民教育的宏观视野内进行，无论是对进一步提升历史文化资源利用的系统性、整体性和价值性研究，还是对丰富学校德育的途径、手段和实践研究，都是突破和创新。
2.历史文化资源转化为学校德育资源研究的趋势分析
总的说来，历史文化资源转化为学校德育资源的研究今后将会呈现如下走向：
（1）在研究对象上更强调资源的地域性和思想性，以保证研究对象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从地方历史文化资源的研究角度看，更注重于地方文化特色和独特的德育价值挖崛；从德育资源的研究角度看，更注重地方历史文化资源在德育过程中的针对性和教育实效性运用，注重资源思想性的选择。
（2）在研究方法上将更多拓展跨行业、多种类研究方法的应用。一是更多地运用调查研究法：深入到历史文化丰富的地区去体验和发掘传统历史文化资源，本着“共同探索，共同分享，互相合作，一起研究，互惠共赢”的思路与地方历史文化单位合作，开展资源研究活动；二是运用比较研究法：通过对各种历史文化资源的概念、内涵和意义的比较界定，区分清楚在其德育资源的开发过程中要注意的问题；三是运用文献分析法：深入地方志办公室、党史办、博物馆、文化馆、图书馆等场所搜索地方志和文史资料并加以分析研究；四是运用教育叙事法：通过深入乡间采风，访问民间艺人，把采访的结果以小故事的形式记录下来，转化为课堂教学资源。
（3）在研究视角上，将由只注重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利用，转到重视其与德育的关系及转化为德育资源的规律研究。更多着重于各种历史文化资源的精华与糟粕的甄别、教育意义的挖崛、各类历史文化资源与教育关系的梳理，以及对历史文化资源应用于德育的规律的探讨等。
3.推进地方历史文化资源转化为德育资源研究应着重解决的问题
从问题意识来看，基于当前地方历史文化资源转化为德育资源研究存在的薄弱环节，推进该项研究应着重于下列问题的解决：
（1）地方历史文化资源内容复杂性与学校德育先进性的关系问题。通过发掘地方历史文化资源中先进的思想文化内涵，甄别其精华糟粕，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地方历史文化资源的德育作用。
（2）地方特色历史文化资源在德育中的实效性问题。探讨历史文化资源的教育特性，寻找历史文化资源转化为教育资源的规律，目的在于提高学校德育的实效性。通过把地方特色历史文化资源厚重的思想内涵及其鲜活的文化形式转化为具有德育功能和教育价值的资源，探索在当前思想多元化、社会多样化的背景下的德育新途径，以提高德育的实效性。
（3）地方特色历史文化资源转化为德育资源的方式和路径探索问题。从研究方法来看，历史文化资源转化为教育资源是如何借助地方教育资源实现德育目的的一种方式方法，是实现教育方法和德育方式的路径创新。
（4）文化建设与德育资源利用的关系问题。在地方特色历史文化资源转化为德育资源的开发利用中，如何处理好历史文化资源的先进性与历史局限性、教育性与经济性、严肃性与娱乐性以及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建设与教育研究的关系问题。
4.开展地方历史文化资源转化为德育资源研究的对策探析
总的说来，推进地方历史文化资源转化为德育资源研究需要在四个方面加以完善。
（1）提高对地方历史文化资源转化为德育资源研究意义的认识。正如前文所述，加强学校德育工作事关党和国家教育方针的落实和促进教育根本任务的实现，开展地方历史文化资源转化为德育资源研究有利于彰显学校德育意义、构建德育新模式和推进学校德育研究，这是一项非常有意义的工作。要搞好该项研究，前提是提高各级政府、学校和研究工作者对该项研究意义的认识。只有认识提高，才可能重视；只有重视，才可能加大投入和支持；只有政府有关部门、学校和研究工作者的投入，才能有效地做好该项研究工作。说到底，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和德育资源的利用研究并非学者个人单枪匹马所能胜任的，它是一个集各部门齐抓共管、地校合作、教研相长的协同研究共同体。
（2）加大对地方历史文化资源的教育开发研究和德育利用力度。无可否认，各级政府对当地的历史文化资源的经济开发利用无不不遗余力，然而，对当地历史文化资源的教育开发利用却鲜有其功，少有为学校教育而专门开发的地方历史文化资源，甚至不少具有教育意义的历史文化资源因经济利益关系，拒绝教育的无偿或低偿利用。改变这种局面在于政府要改变观念，正确处理好地方经济利益与教育需要的关系，多开发和开放当地历史文化资源用于教育服务；学校亦应主动参与当地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工作，引导学者参加研究，组织学生参观学习受教育，从而提高当地历史文化资源的教育利用效率。
（3）鼓励地方学校对地方历史文化资源的德育利用。学校是地方历史文化资源利用的最大受益者，应将利用当地历史文化资源于德育为己任，主动做好地方历史文化资源的德育利用工作。一方面，导引学者参与当地历史文化资源利用研究，积极推进地方历史文化资源转化为德育资源的研究工作；另一方面，积极开展地方历史文化资源的德育利用实践，如组织学生参观当地历史文化景观、开展本土历史文化考察实践活动、将本土历史文化资源引入德育课堂以及乡土教材等。
（4）加强地方历史文化资源转化为德育资源的理论研究。一是在研究对象上要强化对地方历史文化资源的文化特点和思想特点的分析，保证研究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二是在研究方法上要拓展跨学科研究方法的应用，特别是应用政治学、宗教学、教育学与历史学等学科的最新研究方法；三是在研究的视角上以人为本，过去的研究往往只是强调地方历史文化资源对当地经济文化建设的作用，而不重视其对学校教育的重要性研究，更不重视其对学生个体成长的终极关怀作用，其实，历史文化资源转化为德育利用不仅事关地方经济文化建设问题，也事关学校德育改革的终极关怀问题。
参考文献：
地方文化研究篇6
关键词：中文学科；地方文化；学科建设
“十二五”期间，各高校均将学科建设置于首要位置，或以学科建设为龙头，或以学科建设为抓手，突出学科建设，加强科学研究，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强化实践环节。据我们统计，凡开设中文专业的高校，大都将中文学科列入了建设内容。如何深化中文学科建设，怎样发挥中文学科的优势，中文学科建设的着力点何在等问题，已成为当下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的话题。在此，我们不揣浅陋，试图探讨地方文化研究与中文学科之间的关系。
一、地方文化研究的内容与特点
按照文化资源类型的划分，可分为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和红色文化资源（包括红色非物质文化遗产）三大类。物质文化遗产是有形的看得见摸得着的遗产资源，主要指保护相对完好的不动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指非文字的以人类口传方式为主的具有民族历史积淀且广泛突出和代表性的民间文化（艺术）遗产。红色文化资源主要指革命先辈留在某地的文化资源，包括红色非物质文化遗产，如革命前辈遗留下来的遗物、歌谣、故事等。
（1）地方文化研究的主要内容
著名文史学家薛正昌先生认为，地域意义上文化遗产的主要价值和意义在于：“第一，文化遗产的研究和保护，可使人们从历史悠久的文化遗产中汲取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精神，共享历史资源。第二，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建设，需要文化遗产的凝聚力来支撑；新农村文化建设，需要文化凝聚力来保障。第三，传承历史文明，提升广大群众的文化品位，关注民众意志品德的养成，需要我们研究和提供丰富的文化资源；广大人民群众的时代要求和审美意识的提升，需要我们充分挖掘提炼出最精华的文化遗产。”[1]因此，地方文化研究包括应当包括物质文化遗产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和红色文化资源研究。以陕西东部的渭南市为例，渭南具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流传着仓颉造字、杜康酿酒的故事，是“三贤故里”、“司马故里”，大量的文学作品产生于此地。拥有极为丰富的地上地下文化遗存，尤其是考古发现的周秦汉唐的历史文物，是其他地区无法比拟的。革命先辈刘志丹、等在此创下了丰功伟绩，彪炳史册。渭南市文化资源丰富，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更加引人关注，“十一五”期间，渭南市共普查非物质文化9126项，整理重点项目623项，涵盖了民间文学等10大门类。中央、省、市、县四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体系已经初步形成。华阴老腔、华县皮影、韩城行鼓等12项非遗项目被列入部级保护名录，84项列入省级名录。有8人被列为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55人被列为省级传承人。[2]“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本源文化的活化石，传递着这块土地上延续下来的民族生命的脉搏，是不可再生和无法替代的文化资源。”[3]
然而地方文化建设尚未引起学者足够的重视，诚如冯骥才先生所言：“历史遗存和原始生态一样，都是一次性的，一旦毁灭，无法生还。生态关乎人的生存，所以容易被看到；文化关乎人的精神，就常常不在人们的视野之中。”[4]因此，地方文化遗产的关注与保护，学者观念的转变显得尤为重要。文化工作者应该转变思想观念，结合自己专业所长，组织学术研究队伍，深入调查研究当地文化，保护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促使当地文化、经济繁荣。
（2）地方文化研究的特点
纵观地方文化研究史，发现它主要呈现为以下两个特点：
第一，科研工作者与地方文化工作者各自为政，孤军奋战。地方文化部门的工作者和高校或科研机构的科研工作者，互不沟通联系，各自独立开展地方文化研究。如此造成大量重复性劳动，且研究成效甚微。地方文化工作者展开当地文化资源的调查与研究时，因经费所限及其自身学术素养不足的原因，致使部分研究起点低，成果相对较少。部分高校或科研院所的研究人员研究当地文化，往往因经费不足，调查对象不配合或调查不全面等，致使研究面相对较窄，多数科研工作者因为难出成果而搁浅。也有部分研究者轻视调查研究或畏惧调查的艰辛，置身于书斋，利用二手材料等研究，得出许多不可靠的结论，甚至闹出笑话[5]。以上原因致使当地文化研究裹足不前。
第二，高校和科研机构与地方文化部门携手，共同研究。为加快地方文化资源开发，促使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国家依托高校，设立了许多部级和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陆续出台了许多支持地方文化研究的政策，投入了一定的人力和财力，鼓励高校和科研机构从事文化研究，挖掘在地方有较大影响资源，使分布在全省的中文学科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从而也改变课程结构单一的状况，教师的研究成果也具有了地方特色。
地方文化研究篇7
地方高校作为为地方培养人才、为地方服务、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区域内知识传播与积累的主要场所，校园文化不可避免地受到特殊地域文化氛围的影响。共青团是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载体，是校园文化建设工作开展的主要组织者与实施者，为校园文化建设提供了思想导向、队伍建设和渠道建设。“地方高校校园文化建设必须吸收地域文化营养，与地域文化融汇共进，以开放的姿态融入地域社会，并根植于地域文化中”。诸暨历史悠久、人文荟萃，是越国故地、西施放里，以西施为代表的“西施文化”建设已经被列为诸暨的重点建设项目，但诸暨的文化更为久远、更加深厚，西施、勾践、范蠡只是其中小小的插曲。众多名人志士的人生经历丰富着诸暨的人文精神，代代相传。我们要研究诸暨地域文化，将诸暨地域文化与我校校园文化紧密结合，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挥地域文化在高校共青团工作中的作用，从而实现地域文化与校园文化的相互融合，为校园文化建设服务。
一地域文化在地方高校共青团工作中的重要意义
1地域文化是丰富地方高校校园文化的资源
文化引领正在成为高等学校的第四大职能，高校共青团工作是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载体，地方高校校园文化建设必须以开放的姿态融人社会，吸收地域文化营养。地方高校通过校园文化的聚集和辐射作用，将积极、健康、主流的思想文化引入地方，使地域文化通过高校校园文化的催化作用实现创新和发展。诸暨历史文化久远，我们需要通过一些活动载体将地域文化特色、风土人情等传递给每一位师生，增强广大师生对地域文化的认同感，在接受地域文化的熏陶的同时，潜移默化中影响他们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和文化情趣。
2地域文化是地方高校学生成长成才的土壤
服务青年学生成长成才是高校共青团工作的重要职能，地域文化在高校人才培养中也具有积极的作用。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在不同的地域文化背景下，地方高校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必须因地制宜。地域文化中的人文资源是高校学科建设的重要素材，丰富课堂教学内容的同时，有利于发挥高校共青团的思想引领作用。地域文化资源有利于学生开阔视野，了解地方风土人情、产业特色等，为学生尤其将来在当地就业的毕业生奠定了良好的成才基础。
3地域文化，是地方高校服务地方的着重点
志愿服务逐渐成为高校共青团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共青团中央提出的“两项计划”“三下乡”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活动等，都是为了培养大学生的志愿服务精神。志愿服务也是推进“美丽诸暨”建设的重要举措之一。诸暨市举办百名优秀志愿者、义工表彰公益晚会等活动旨在激励青年，树立典型，推动公益事业不断发展。诸暨有“一米阳光爱心社…‘滴水公益义工联盟”等义工组织，在当地具有较强的影响力。为进一步发挥我院服务地方、服务社会的职能，我们需要更多地了解地域文化，为服务校园、服务地方贡献自己的力量。
二校地合作，发挥地域文化在地方高校共青团工作中的重要作用
1深入挖掘地域文化资源，服务地方高校共青团工作
地域文化博大精深，历史悠久，地方高校，尤其是新建地方高校，更需要有效挖掘并充分利用地域文化资源。一是深入挖掘人文资源，发挥高校共青团的思想引领作用。组织学生学习优秀人文资源，研读年鉴、优秀史书、典籍、文化名篇等，让学生感受到地域文化的博大精深和魅力。组织学生搜集地域文化，整理历史文献等，让学生对地域文化有感性的认识。通过组织校园书画展等活动，将地域特色逐步渗入校园文化。二是深入挖掘地域资源。只有深入了解当地的文化故地和风土人情，才能更好地了解地域文化。组织学生参观西施故里、五泄等景区，感受当地的历史文化和自然美景。组织学生深入调查本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了解相关保护情况。通过“三下乡”暑期社会实践等活动，组织学生深入农村、深入企业，了解地方风土人情、村容村貌、新农村建设、行业、产业，在了解当地文化的同时，传递正能量。
2全面弘扬地域文化，发挥地方高校的社会服务职能
为积极响应团中央号召，要充分利用地域文化优势，发挥地方高校服务地方、服务社会的职能。地域文化引领地方高校服务地方发展的层次和方向。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对高校的需求也不同，只有深入了解地域文化，才能满足当地群众的物质文化需求。我院曾组织学生志愿服务，参与助力袜博会、诸暨义工总会“滴水公益”、诸暨西施文化节、珍珠节、购物等活动，得到了当地群众的一致好评，学生发扬志愿服务精神的同时，也对当地的文化有了进一步了解。然而我们还需要发挥学生专业特色，在地方做基础服务的同时，更需要发挥专业的作用，像电子商务等，更切合当地的实际需求；污水治理、环境保护等，更符合建设“美丽诸暨”“美丽浙江”的目标，更契合“五水共治”的要求。
3地域文化与地方高校校园文化融汇共进
地方高校共青团工作要想得到长期发展，首先地域文化与校园文化必须融汇共进。只有校地合作，才能实现高校与地方双方可持续发展，实现互利共赢。“地方高校校园文化建设要充分利用地域文化资源，以开放的姿态接受地方大众文化，同时应有批判性地、有选择性地吸取精华，去其糟粕，形成积极健康、高雅向上的校园文化体系。”同时，地方高校校园文化引领地域文化发展。“地方高校校园文化，以其开放性、批判性和创造性反作用于地域文化，推动着地域文化的重构，并成为地域文化的标志，对地域文化建设具有强大的引领作用。校园内发生的文化事件，尤其是一些文化名人的壮举和轶事往往对地域文化的变革产生革命性的影响。”
大学是人才和文化的高地，我院高度重视校地合作，实施“大学文化进诸暨”方略，在学院迁址诸暨办学、社会各界寄予厚望的新形势下，着眼于大力发展和繁荣校园文化，发挥大学文化的区域辐射和社会服务功能，推进学院品牌建设与市场推广，院团委通过校地合作、资源整合，以项目为依托，着力打造以“五个一”（一辆“文艺直通车”、一个高端论坛、一支高水平篮球队、一批特色文艺精品、一系列公益服务）为主要内容的文化活动和文化产品，不断提升学院在诸暨的社会影响力和美誉度。我院“文艺直通车”已深入诸暨多个乡镇，自开通以来，深受诸暨人民的追捧与喜爱。我院共青团组织将在未来的规划中，进一步加强校地合作，迸一步发挥大学文化的辐射功能，同时利用地域文化的优势，为诸暨人民作出更多的贡献。
参考文献
[1]曹毓民．试论地域文化与地方高校特色办学[J]．国家教育行政院学报，2011(9)．
地方文化研究篇8
关键词：地方性知识；文化相对主义；人类学；科学史
abstract：thisarticlemainlydiscussestheusingof“localknowledge”－whichisaveryimportantconceptinanthropology－inhistoryofscience，anddiscussesthechangesthatitbringstothestudyofhistoryofscienceandhistoriographyofscienceinaccordancewithpracticalcases.moreover，thisarticleanalyzes“culturalrelativism”，whichisrelevanttolocalknowledge.theauthorsbelievethatsuchstudieswithcharacterofculturalrelativismareacceptanceofmultiplehistoryandotherpeople’sintelligence，andmuchmorebeneficialtothefutureofhistoryofscience.
Keywords：localknowledge;culturalrelativism;anthropology;historyofscience
近年来，学科之间的对话和交流已经成了各个学科发展的一个趋势，学科之间互相交叉，互相渗透，其中历史学与人类学这两个学科之间的对话和互通十分引人注目。从目前科学史界的研究状况来看，在国际科学史界，一些学者也开始积极探索与人类学相结合的研究路径，并做出了若干实际的研究成果。而在科学编史学领域，对于“从人类学视角来研究科学技术史”这一新的编史学方向，还没有整体系统的研究。
在当今学科对话的大趋势下，理解科学史研究的思潮和走向，分析和借鉴人类学的视角和方法，应当成为科学编史学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在这种背景之下，对于“在科学史研究中，人类学观念、方法、理念等的借鉴和应用”作科学编史学的考察，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即站在编史学的角度，分析人类学中的“地方性知识”在科学史研究中的应用，重点论述该思想的引入给科学史研究带来的变化以及对科学史研究的意义。
1人类学与科学史
自从新史学派倡导新史学以来，历史学界已经展开了对传统史学的反思，历史学家也越来越重视史学理论的思考和对研究方法的更新；新史学理论的发展，使得历史学与社会科学包括人类学、社会学的对话，已经成为历史研究的重要趋势。年鉴学派的代表人物勒高夫曾经提到，历史学应“优先与人类学对话”[1]。对于历史学和人类学这两门学科的密切关系，学者们有过若干论述，伯纳德.科恩（BernardCohn）曾清楚明确地陈述道：“历史学在变得更加人类学化的时候，可以变得更加历史学的……人类学在变得更加历史学化时，可以变得更加人类学化。”[2]在“新史学”的倡导下，历史学研究领域中出现了与人类学进行对话的积极局面，这种对话和互通既包括概念和思想的借鉴，也包括方法的引入。
具体到科学史的研究，已经有科学史家意识到这种对话和结合的意义，并且进行了一些实际的科学史研究。在这些科学史研究中，体现出了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第一、人类学基本概念的引入，给科学史研究带来新的研究视角和领域。例如，其中一个例子，就是在科学史研究中“结构”概念的引入。“结构”是人类学研究的一个核心概念，曾被认为是历史学中“过程”概念的对立面，这种二分，甚至成了人类学与历史学进行对话和沟通的障碍。印度学者恰托帕德亚亚（D.p.Chattopadhyaya），曾针对这种状况提出在历史学研究中采取结构和过程的互补[3]。正如人类学家日益认识到“时间”的重要性一样，历史学家也开始意识到“文化”等概念的重要意义。因此我们可以说，人类学基本概念的引入，确实能够给科学史研究带来新的研究视角和领域。
第二、人类学对于科学、技术概念以及科学史研究领域的扩展，对传统的编史学观念提出了挑战。人类学视角和方法的引入，可以打破对科学技术的传统界定，扩展科学以及技术的概念，并进而使科学技术史的研究领域和范围得以扩展。
以技术史为例，在传统的标准技术观念的定义中，其“背后所隐含的，是一种以西方近代技术的发展为模本的对技术的认识”[4]。在技术人类学的研究中，人类学以多种不同的方式界定技术，突破了技术的“标准观念”，技术不仅仅是指用以使用的最终产品，还被理解为过程中的意义，除了实用功能外，人造物的符号和仪式性的功能得以强调，有一些仪式本身也进入了技术的研究范围[5]。传统观念中，对技术功能和形式之间所做的二分，只是对人造物的反与境和去历史化的产物[6]。
在科学史的研究中，同样涉及到如何定义“科学”的问题，对于科学史研究来说，什么样的“科学”定义才是恰当的，而“精确”（exact）的科学史应该研究什么？到底什么样的研究内容才属于科学史的真正研究范围？著名学者戴维.平格里（Davidpingree）曾经对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古代以及中世纪的希腊、印度和中世纪的伊斯兰进行研究，他所研究的科学，有和星座相关的各种天文学，以及它们所采纳的不同的数学理论，还包括占星术，巫术、医学等[7]。他正是在这些研究中体现了人类学的独特关怀。
第三、对于非西方民族的科学、技术以及医学史的关注。
人类学的独特视角和关怀，是对非西方民族文化的研究。科学史研究领域的扩展和变化，使得原来在正统科学史研究之外的非西方民族的科学、技术以及医学史研究，进入了科学史研究者的视野。在人类学的研究领域中，出现了科学技术人类学、医学人类学等，对于非西方民族的科学技术以及医学，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科学史研究者可以充分借鉴人类学在这方面的成果，并在科学史研究中形成新的研究范式。形成一种对“他者”的关怀，突破一元的、普适的科学概念，使科学史研究形成一种丰富而又更加接近真实的局面。
2科学史研究中“地方性知识”的引入
著名的阐释派人类学家吉尔兹（CliffordGeertz），被称作是韦伯社会学与美国文化人类学厄斯（FranzBoas）的文化相对论传统的集大成者，吉尔兹对于人类学的重要贡献之一，便是对地方性知识的重视。
人类学中民族（ethno－）概念所包含的意义，就是“基于当地意识的基础构成的文化整体观”，吉尔兹将其精神实质总结为“地方性知识”[8]，人类学强调对地方性知识的承认和重视，“‘地方性知识’是指有意义之世界以及赋予有意义之世界以生命的当地人的观念”，而“地方性历史”则“意指按照历史的模式来研究地方性知识”。[9]采用人类学关于“地方性知识”观念，是对原来不属于知识主流的地方性知识予以重视，继而对地方性历史之合法性给予承认。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以一种合理或者公正的态度去发现、研究地方性历史的多样性。对于科学史研究而言，同样是如此。
地方性知识所体现的是一种观念。“地方性知识的确认对于传统的一元化知识观和科学观具有潜在的解构和颠覆作用。过去可以不加思考不用证明的‘公理’，现在如果自上而下地强加在丰富多样的地方性现实之上，就难免有‘虚妄’的嫌疑了。这种知识观的改变自然要求每一个研究者和学生首先学会容忍他者和差异，学会从交叉文化的立场去看待事物的那样一种通达的心态”[10]。这就是说，在对待科学的问题上，我们更需要这样一种开放的心态，对于人类多元的科学给予承认并加以研究。
地方性知识这一观念的引入，及其给科学史研究带来的变化，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论述：
第一、采用地方性知识的观念，可以认为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其实也只是地方性科学的一种。以医学来讲，如其它各种民族医学一样，现代意义上的生物医学也只是民族医学中的一种。“生物医学并非是通常所认为的‘客观的他者’（objectiveother），‘科学的推理’（scientificreasoning），它是受到文化和实践的推动，并且和传统的民族医学体系一样是变化和实践的产物”[11]。比如，在不同的民族中，对于身体，健康，生死等都有着不同的观念[12]，因此，在一些民族医学史的研究中，必须充分认识到当地人对于疾病、治疗等的不同观念，只有在意识到这些的前提下，才可能对地方性的医学史做出有效的研究。
第二、任何科学事件的发生，均是在特定的时间内，特定的空间之中，如此说来，没有任何科学史不是关于一个地方性的事件或者一系列事件，地方性观念的引入，可以避免哲学意味的简单推论，而尽量还科学史以真实的图景。关于这一点在下文的阿拉伯科学的案例中会有具体说明，此处不再赘述。
第三、地方性知识的关注，强调从当地人的视角来看问题。在吉尔兹的解释人类学中，一个极其重要的观念就是“文化持有者的内部视界（native’spointoftheview）”[13]，强调从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眼光来看问题，而不是把研究者的观念强加到当地人的身上，不仅是从研究者的视角来对当地的文化现象做出解释和评判。在科学史研究中，对于非西方民族之科学、技术以及医学史的关注，要求从当地人的自然观，信仰，关于身体的观念等出发来看待其自身的历史，突破以西方科学作为评判其他民族智力方式的标准，并决定科学史的研究范围的状况。而这样的研究倾向，恰恰也正是那种“反辉格”式的科学史的一种体现。
3科学史研究案例分析
为了更具体、形象地说明在科学史中引入“地方性知识”的研究，我们在这里可以举两个较有代表性的研究实例。
对于阿拉伯科学，传统的科学史研究所关注的，主要是阿拉伯科学在整个西方科学史发展中的有用部分，比如其中的翻译运动，而忽视了其本土文化中的具体科学史。这里举出的第一个研究案例，就是a.i萨巴拉（a.iSabra）对于阿拉伯科学的研究。这一研究把阿拉伯科学放到了两个语境中，a，阿拉伯科学传统在整个科学史中的地位；b，阿拉伯科学传统在产生和发展了这一传统的文明即阿拉伯文明中的位置。
萨巴拉主张把地方性作为编史学的一个焦点，他提出，“相信没有人会对所有历史都是地方性历史这一观点进行争论，不论这种地方性是属于一个短事件或是一个长故事，所有的历史都是地方性的，科学史也不例外”，科学史家“探究的现象，不仅是存在于空间以及时间中，而且还存在于事件中，同时与我们称之为‘文化场境’中活动的个人相关，事实上，事件也是由他们来创造的”[14]。
该项工作主要是研究了在9世纪的巴格达，伊斯兰、阿拉伯以及希腊文化的交叉汇和的复杂状况，以及阿拉伯的地方性科学（研究者特别提到，如果我们可以用“science”以及“historyofscience”来代表阿拉伯过去的智力行为的话，事实上，这些东西不过是西方用于表述其自身概念的术语罢了）。阿拉伯的科学史并不是简单的如人们所想当然的那样，事实上，在当时的伊斯兰文明中，科学行为存在于三个地方，包括法庭（thecourt），大学（thecollege），和清真寺（themosque）。作者分别详细的论述了在这三个不同的地点中，来自希腊传统的科学与伊斯兰宗教以及阿拉伯的本土科学，希腊科学在不同地方中的不同遭遇，大学中的学者、法庭中的人员与清真寺中的星相学家等的不同观念和行为，以及他们在阿拉伯科学中的地位和作用。比如，在当时的大学中，科学或“哲学”，都是世俗的行为，不依赖于任何宗教的权威，当然宗教亦不阻碍这种自我合法化（self－legitimizing）的思想形式的独立存在。与同时期中世纪的欧洲不同，伊斯兰哲学家或哲学－科学家们，通常不是神学者或宗教秩序的成员。清真寺里的星相学家们，则发展了与西方体系不同的星相、宇宙知识。
这样的研究向我们展示了采用地方性观念的有用性，以及通过把阿拉伯科学传统放置到两个语境中进行研究的优势，一方面研究了阿拉伯科学传统，在特定的时间中阿拉伯科学发展的情况；另一方面也和其它科学传统相联系，比较伊斯兰文明和欧洲的不同，对那种很少注意科学知识的跨文化传递的编史学进行修正。
另一个相关的案例，是安东尼奥.拉富恩特（antonioLafuente）对于“十八世纪晚期西班牙世界中的地方科学”所作的研究。这项研究通过对西班牙的两个殖民地墨西哥和哥伦比亚的考察，来评定在18世纪西班牙帝国中，地方的和宗主国的科学实践和理论的形成。针对宗主国的科学和殖民地的科学，安东尼奥.拉富恩特通过具体的考察提出，“殖民地科学”并不是一个从宗主国到殖民地的简单的扩张过程，从传播者的角度来看，接收过程只是对于所传播内容的完全或者简单的拷贝，但对于接收方来讲，却是非常复杂的过程。在墨西哥，在对植物学的研究中，当地的和宗主国的科学家在欧洲知识同化当地知识的问题上达成了协商，但在哥伦比亚，皇家植物学远征（RoyalBotanicalexpedition）(1783-1816)则遇到了阻碍，在关于植物的分类系统以及科学和政治利益的关系上，激起了总督和当地知识分子之间的争论。
站在殖民地的立场和视角来看，科学中心不止是有一个而是有很多个。这表明了统治精英们想要建立一个位于金字塔顶端的负责科学和技术事务之决定的学术团体的失败，也同时表明了科学家们试图在一个自主的自治的学术氛围中获得合法性的无能。“宗主国科学的可信性不是唯一的问题。还有对于把价值和当地流行的价值相对立的批评。”[15]
这项研究从科学接收者的视角，对这一时段中西班牙的两个殖民的实际科学状况进行的研究，展现了在植物分类学，天文学等领域中，当地科学自身的特点以及对于宗主国科学传播的对抗。地方性观念的采用，和对殖民地科学史的研究也是紧密联系的。
4“地方性知识”与文化相对主义
从人类学的立场来看，获得地方性知识的第一前提是传统心态与价值观的转变，在人类学中对此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则，即“文化相对主义”。因此，文化相对主义是承认并进而研究地方性知识的基本条件，在对地方性知识进行讨论的同时，相对主义是一个与此密切相关且不能回避的话题。
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梅尔维尔赫斯科维奇指出，“文化相对主义的核心的核心就是尊重差别并要求相互尊重的一种社会训练。它强调多种生活方式的价值，这种强调以寻求理解与和谐共处为目的，而不去评判甚至摧毁那些不与自己文化相吻合的东西”[16]。由于文化相对主义强调多种文化价值的存在，突破了西方中心论的模式，因此通常被划归到后现代的话语体系中，成为“理性主义”、客观性的对立面。
具体到科学上，相对主义更是遭致强烈的反对，而且反对者们是通常以“真理的化身、科学的代言人”出现，他们认为自己“掌握着划界的尺度”，“掌握着科学的解释权”，“能够判定何为科学何为非科学”，并且宣称“凡是与自己的观念相佐就是与真理背道而驰，反对自己就是反对科学”[17]。
因而，与那些以正面的方式肯定文化相对主义的人类学者不同，在反对者那里，相对主义成了对科学客观性、真理性的消解和否定，成了一个“贬义词”。但我们不能不注意到，在人类学中，在后现代、SSK、女性主义和后殖民的话语体系之内，对于相对主义又有着另一番的理解和辩护。比如，一些SSK的研究者就承认自己具有相对主义立场。在当今的学术界，相对主义引发了支持者和反对者之间的激烈的争论，众多不同领域的学者就各种问题加入了进来。此处不拟对相对主义这一复杂问题展开详尽的讨论，仅结合地方性知识和科学史研究来进行一些分析和探讨。
一方面，从文化相对主义的立场出发对地方性知识的认识和关注，在很多学科领域中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科学史领域中，地方性知识的引入，产生了新的编史传统，并出现了一些新的科学史研究成果，包括对非西方传统科学史之合法性的承认以及关注等。另一方面，由于涉及到“科学”这个神圣的字眼，甚至危及到“科学”的客观、真理性问题，在科学研究领域如科学史、科学哲学中，文化相对主义遭致一些人强烈的反对和批判。在国内，也有不少学者对文化相对主义持反对态度，文化相对主义成了他们对这种新的编史学观念进行批判的一个名目，更有甚者，有人把对地方性知识的承认和强调说成了“反科学”的一种形式，而这些观念立场的拥护者、实践者则成了“反科学文化人”，以至于上升到了意识形态层面的批判。
事实上，从文化人类学对于相对主义的解读来看，提倡地方性知识恰恰是对不同民族之文化及智力方式的承认。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现代的西方主流科学本来也只是地方性知识的一种，然而在今天却成了评价、判断一切的标准，成了真理的代名词，人们经常不自觉地以它来作为划界的标准，认为一切不符合这个标准的便是非科学的，甚至是反科学的。与之相反，在另一种立场上看，地方性知识的引入，则是在某种语境中对文化相对主义的承认，这不仅不是“反科学”、“反客观”，和那些自以为掌握着真理的绝对主义以及自以为是的一元主义相比，反而是对真实世界和历史的更加客观的承认和尊重。
吉尔兹在《地方性知识》的绪言中写道，“承认他人也具有和我们一样的本性则是一种最起码的态度。但是，在别的文化中间发现我们自己，作为一种人类生活中生活形式地方化的地方性的例子，作为众多个案中的一个个案，作为众多世界中的一个世界来看待，这将会是一个十分难能可贵的成就。”[18]在看待科学的问题上，对这种态度的实践无疑面临着更大的困难，然而采用这样一个态度却带来了一种可能性，即让科学史的研究从西方中心主义中走出来。对地方性知识，以及地方性历史继而是地方性科学史的关注，将会使科学史研究的领域更加广阔，科学史的研究也会更加的丰富和真实。
5结语
本文从编史学的意义上，结合具体的案例研究，分析了地方性观念的引入，给科学史研究带来的变化以及这种转变的意义。科学史研究正在形成一种新的科学编史方法，这种新的编史学观念，不仅给科学史研究本身带来了新的变化和研究内容，其对于“科学”、“技术”如何界定的关注，也提出了非西方或非主流科学史研究的合法性问题，比如，传统的观念认为存在某些人类社会，这些社会中是没有科学的，自然也就不存在科学史，更谈不上科学史的研究了。由于这也是一个在传统编史学体系中一直没有真正解决的问题，因而用人类学中的地方性知识观念来试着回答这个问题，显然就具有了重要的意义。
对这种新的编史学观念的提倡，以及基于这种新的编史学观念的科学史研究，也会对相关的学科和问题——如科学哲学中的科学观、科学的定义等——带来变化和启发。对地方性知识的关注，无疑也是对普适的、一元的科学观念，以及科学中心主义、唯科学主义等思想的一种反驳。在科学史研究中，与科学的绝对真理观相比，文化相对主义是对多元的历史的承认和尊重，是对其他民族和智力方式之合法性的认同，也更加有益于科学史研究的未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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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文化研究篇9
论文关键词：地方性知识；跨文化传播；视角
考察跨文化传播应具有世界眼光。无论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跨文化传播领域存在多少种理论和分歧与辩论，但有一点是非常肯定的，即世界上的各种文化构成了一种复杂、重叠和离散的秩序，这种秩序使得研究者不能简单地套用以往“中心——边缘”模式认识世界各种文化现象，而应该用综合与发展的眼光去探讨，平等地看待世界上的各种文化。跨文化传播的这种变化也促使我们必须寻求一种适合这一变化的跨文化传播研究视角。近几年来社会科学中地方性知识研究。顺应世界这种变化，颠覆了我们以往对知识、文化的传统看法，打开了跨文化传播研究的新视角。下面将从地方性知识视角的分析功能分析思路、研究方法等方面展开阐述。
一、地方性知识视角及其分析功能
地方性知识这一概念的提出与21世纪跨文化传播有相通之处，这些相通之处到底表现在哪里?要解开这个问题，让我们回归到地方性知识提出的背景与含义当中。
地方性知识的提出有着深刻的学术和文化背景。根据学者叶舒宪的概括，在人类学理论的发展史上，一直存在着所谓“普遍主义和历史特殊主义之间的方法之争”。…普遍主义者相信能在研究中发现或者寻找人类文化的共同结构或者普遍规律：而历史特殊主义者则强调各种不同文化的特殊性、差异性主张通过具体的田野调查和个案研究．揭示和解释不同的文化现象。他们不再追求普遍性的解释和说明，而只进行特殊性解释、经验性解释。特别在20世纪60年代，人类学领域兴起了更为尊重地方性知识和文化的象征人类学和阐释人类学．以回应随结构主义兴起的不见人、不见特殊文化的独有精神品性的普遍主义。
如果说结构主义背景下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之争是地方性知识出现的学术背景的话，那么全球现代化的过程和思潮则是地方性知识产生的文化背景。全球化和现代化成为时代潮流，荡涤着一切地方性、民族性，使得文化变得愈来愈趋同。这种全球化和现代化也提供了一种统一的所谓“现代性”的叙事框架。因而，现代性也是自然而然地成为敌视地方性的一种历史发展进程和思潮的特性。在这种强大的思潮发展的同时以及发展之后．许多有见识的西方学者看到了现代性的问题和弊病。他们开始在自己的关于其他民族知识的研究中逐渐认识到其他民族知识的重要性和认识文化多样性的意义。“地方性知识”的观点就是在这样的针对现代性的文化背景下涌现出来的另类文化。
根据清华大学吴彤教授的归纳，以吉尔兹为代表的人类学观点来看，地方性知识有三个重要特征：一是地方性知识总是与西方知识形成对照．知识的两极是西方以外的知识与西方知识．也就是知识的一端是西方知识。另一端则是西方以外的其他地方性知识。二是地方性知识指代与现代性知识相对照的非现代知识，此处所指的地方性知识有两个维度：当代可能不总起作用的知识和在当地起作用的知识。三是地方性知识一定是与当地知识掌握者密切关联的知识，是不可脱离who、where和context的知识。
由此看来．跨文化传播与地方性知识有相通之处，首先，地方性知识的提出否定了西方应当主导世界文化格局。认为西方以外的地方性知识同样是构成世界文化格局的组成部分。其次。既然知Sp，的本性是地方性的。那么全球范围内的各种文化就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在跨文化传播中要持有公正的态度，尊重西方国家之外的其他地区的文化。再次，在跨文化传播当中我们应当注重地方性知识生成的语境。
那么地方性知识的提出是不是否定了当代文化帝国主义的存在呢?对此的回答是否定的。按照人类学的观点，地方性知识的普遍化是导致文化帝国主义的主要原因之一。本来，文化对话的各方所提供的知识，最初都是地方性知识，当一方在对话时将自己的知识普遍化时。造成了对话各方文化的紧张。尤其当地方性知识的普遍化是伴随着全球化而来，势必会产生文化相遇时某种地方性知识在时间上和空间上先在性的问题。导致了跨文化传播过程中的强弱之分。某些地方性知识由于处于保守的境况中，在空间和时间上都处于守势状态，最终被强势文化所占据。
需要注意的是，地方性知识这一概念提出，重在说明知识的产生、形成、传递，以及辩护的情境均离不开具体的地方性情境。在以往的跨文化传播的研究中．忽视了文化传播的参与性、机会性特征，甚至根本就没有考虑文化也具有具体性、情境性的本性。事实上。只要我们把地方性情境考虑到文化传播中去。就会发现，文化传播的内容正是这样的地方性知识。
众所周知，歌剧和话剧《白毛女》在我国的解放战争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当被俘的国民党士兵看了该剧之后。他们的思想很快地发生了根本转变，他们积极地加入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行列，掉转枪口对准国民党军队。教育的效果相当好。但是，电影《白毛女》给抗美援朝中被俘虏的美国士兵看了，士兵们却说，杨白劳欠债还钱合情合理，欠债自杀不值得同情。根本产生不了在国内的那种效果。赵树理的小说《小二黑结婚》中的“三仙姑”是最不受中国读者喜欢的角色。但在美国读者中却是最受欢迎的人物。有的对外宣传品“讲我们的下乡知识青年如何艰苦创业，人在水田里拉犁。这在我们看来是艰苦奋斗，但拿到外国去看。就会觉得知识青年、知识分子在中国就是不值钱．太可怕了”。如果考虑到地方性知识的情境性．就不难理解上述传播现象。
二、地方性知识视角的分析思路：以晚清译书业为对象
用地方性知识的视角探讨中国近代历史，得益于美国学者柯文提倡的中国中心论。长期以来，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皆不能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模式。在美国，战后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主流受到费正清等人的影响。认为中国社会的发展在西方冲击到来之前已经停滞。只是在近代西方的冲击下才发生“千古变局”，转向以西方普世的价值观为取向的现代化之路。美国学者柯文总结道：西方中心观在研究中表现出三种思路：一是“冲击一反映模式”：二是“传统一近代模式”，认为西方是万世师表，包括中国在内的后现代国家只能以西方现代化的价值为终极目标；三是帝国主义模式。认为资本主义的扩张和侵略是中国近代以来长时间社会崩溃、民族灾难、社会停滞发展的祸根。在批判上述三种模式后。他提出了“中国中心观”的观点，即考虑到中国复杂的历史环境，在这种环境里。从中国社会内部结构产生的各种巨大的势力不断发生作用。不断为自己开辟前进的道路。尽管外来影响在不断加强。正如柯文所言：“随着越来越多的学者寻求中国史自身的‘剧情主线(storyline)’，他们奇妙地发现确实存在着这条主线，而且在1800或1840年，这条主线完全没有中断，也没有被西方抢占或代替。它仍然是贯穿19乃至20世纪的一条最重要的中心线索。”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学者陆续将地方性知识观念运用于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以地方性知识分析中国的近代史，是否意味着这样的分析视角可用于晚清译书业的分析当中呢?我们知道，跨文化传播是主体之间的精神交流和信息交流，它的载体是符号，符号构成了文化传播的文本、信息和话语。就符号的形式而言，有学者将符号的意指形式分为三类：声音形式、形象形式、文字形式。在跨文化传播中，第一、三种形式可体现为同声传译和文字的翻译。文化传播倚重的翻译是语言与语言的沟通中介．是文化传播的活性转换器，翻译的重要性体现在二度编码上。”地方性知识角度考察这晚清译书业这一特殊的跨文化传播形式——笔者称之为跨语际传播．对其含义的把握应根据与近代翻译史相关的地方性知识要素。
晚清译书业关涉中西地方性知识，它是一种由压抑了并贯穿于东西地方性知识间的不对称的权力关系而产生出来的跨语际传播。探晚清译书业的发生、发展就是要探讨文本、词语、不对称的权力关系如何在中国地方性知识和话语情境中被移植、再现并取得合法性权威地位的历史。晚清之时，中西方原本隔绝的地方性知识在近代中国相遇，猛然间在中国地方性知识的面前出现了一个“他者”。因此，对“他者”的考量．就成为中国认识自己和他者的起点，而这一切又是或多或少地建立在西方译本上的。当时先知先觉的知识分子正是用西方的文本、词语和不对称的权力关系“发现”和构建现代民族国家形象的。
从地方性知识的角度看，近代中西方文化的冲突。本质上是中西方这两种性质相异地方性知识普遍化造成的。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知识，依然固守“华夷格局”。它要求周边及远近各国，在“君臣父子”等儒家学说框架原则下，同中华帝国建立和平、稳定的关系。而西方知识则伴随着资本主义在全球的扩展。将其价值观念普遍化。两种具有普遍化的知识在相遇时呈现出权力的不对称，这便是晚清译书业所处的情境。
三、地方性知识视角研究中必须注意的问题
如上所述．地方性知识视角所具有的独特跨文化分析功能，如强调了跨文化传播中双方文化的平等性．应对限定于生长地域的区域化知识保持应有的尊重．分析了不顾及地方性知识具体情境性而将地方性知识片面普遍化是导致当今世界跨文化交流中不对等的原因等等．无疑为我们理解和把握跨文化传播中的关键问题有着建设意义，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跨文化研究视角的不足。但是，在运用这种视角进行分析时．必须注意其中可能存在的问题。
首先．地方性知识的视角仅仅是作为一种跨文化研究的分析思路，而并不意味着地方性知识对于跨文化传播的决定论。在把握跨文化传播中编码者和解码者的文化特征时，不仅要分析其文化内部的结构和内涵。而且还要将这种内涵和结构与社会经济层面结合起来认识。例如，对中国近代儒家文化与西方基督教文化的相遇的分析，还必须从两种经济制度所导致的经济、政治、文化关系人手。
其次．本属于人类学领域的地方性知识一词最近一再出现在兴起中的科学实践哲学里。人们也一再把这两种地方性知识概念混同一谈。澄清这两种地方性知识是地方性知识观念应用于跨文化传播的前提所在。
以吉尔兹为代表的人类学的地方性知识概念，是与民间性模式(folkmode1)有关的知识概念，即来自当地文化的自然而然的东西，固有的东西。所谓被奉为圭臬的西方知识系统．从价值上看与形形色色的“地方性知识”一样，没有高下优劣之分。由此可见，地方性知识的确认对于传统的一元化知识观有着颠覆作用。吉尔兹曾讽刺把一元化知识时代的社会科学称作“社会物理学”。告诫人们道：社会生活和文化现象本来就不能像物理现象那样用机械的因果模式去处理。这样看来，吉尔兹对地方性知识的理解可拓展到我们跨文化传播研究当中。世界是多样性的统一，只强调“本文化”的优越，无视“他文化”的存在，只强调“本文化”的纯洁而反对与“他文化”进行交流，就可能发展成为一种以自我为中心、拒斥异质文化存在的“文化孤立主义”。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都应该得到应有的尊重，西方推行的文化霸权和媒介帝国主义是有悖于地方性知识的生存现状的。
地方文化研究篇10
【关键词】文化生态学；地方文化资源；保护
中图分类号：G12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7-0125（2015）12-0267-02
一、文化生态学的起源
早在1870年，“生态”一词就被德国生物学家海克尔使用，当时主要是指生物的聚集。上个世纪20年代开始，美国文化地理学之父卡尔・苏尔从景观出发，研究文化景观与生态环境的相互关系，并对文化生态学的方法论进行了探索，创立了“伯克利学派”，又称“文化生态学派”。1921年，美国学者卜欧克从城市社会学的角度首先提出了“人类生态学”（Humanecology）这一学术术语，他和伯杰斯开始在芝加哥大学带领研究生展开对该问题的研究，被称作是城市科学的“芝加哥派”。[1]同时，美国人类学家弗兰兹・博厄斯和克罗伯提出了文化的“环境决定论”和“环境可能论”，为文化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生态方向。目前学界比较认可的观点是，文化生态学诞生于美国，由美国人类学家J.斯图尔德提出，他在1955年出版的专著《文化变迁理论》中完整地阐述了文化生态适应理论。在该书中，斯图尔德认为文化变迁就是文化适应，这是一个重要的创造过程，称为文化生态学。[2]这一观点的出现也被认为是文化生态学学科正式诞生的标志。文化生态学比较重要的观点是“文化生态适应”理论、“文化核心”与“文化余留物”理论。
二、文化生态学的发展
斯图尔德正式提出文化生态学的整个50年代，文化生态学的研究范围主要局限于人类学领域，并且没有形成一套正式的方法论和学科范式。直到60年代末，在斯图尔德的影响下，三部重要的文化生态学著作问世，即R・内廷的《尼日利亚的山地农民》、R・拉帕波特的《献给祖先的猪》和J・贝内特的《北方平原居民》。这些著作丰富了文化生态学的内容，界定了研究范围。
70年代，霍利对赞比亚的多加人继承模式的变化进行研究，哈里斯提出“文化唯物论”，这些文化生态问题的成果，大大地深化和拓展了斯图尔德的研究。[3]在这段时期，文化生态学的研究领域也开始扩宽，如加拿大心理学家伯里认为，生态背景与社会政治背景通过人类的生物适应与文化适应发挥作用，人类个体接受生态影响、遗传传递、文化传递及文化融合等的作用，产生可观察的行为和可推测的心理特征。[4]
80年代，美国学者哈里斯创立了文化唯物主义，并出版了同名著作《文化唯物主义》，这标志着文化生态学的理论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方向。哈里斯的文化唯物主义主要强调“基础决定论”，即基础结构决定结构、结构和上层建筑构成文化体系。[5]
90年代，美国学者罗伯特・F・墨菲指出，文化生态理论的实质是指文化与环境（包括技术、资源和劳动）之间存在一种动态的富有创造力的关系。[6]同时期，文化生态学也成为了美国人类学系和人文地理系的核心课程。1994年，芬兰总统m・阿赫蒂萨里在国际传播研究年会的致辞中首次用“文化生态”来表现由于信息传播技术的飞速发展造成的严重问题以及在“信息有产者”与“信息无产者”之间不断扩大的差距。[7]1995年，日本学者发起了关于文化生态学的国际研讨会，并于1997年出版了D・克里克的《文化生态学：文化中的传播》。1999年9月在吉隆玻召开了“文化生态学国际讨论会”，来自亚洲和欧美等国的学者分别对本国的研究情况进行了交流。
三、文化生态学在中国
我国早在20世纪初，就有学者开始关注文化生态，如、冯友兰、梁漱溟等人在研究文化生成机制时，就试图从生态环境角度说明文化的差异性和民族性，进而进行优劣比较与选择。[8]尽管这些属于静态研究，但是启发了我国人民对民族文化的认识与反思。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由于民族调查的兴起与发展，我国文化生态研究也呈现出一片热潮。半个世纪以来，我国关于文化生态学的理论迅速增多，学者们不断对斯图尔德的理论进行补充和完善。如江金波提出，现代文化生态学理论应包含进化论、人地关系论、文化时空耦合论、系统结构论、生态功能论、景观感知与映射理论等。[9]尤其是21世纪，文化生态学在我国已经发展成为一门与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地理学、生态学、教育学、传播学交叉的新兴学科，文化学是其研究对象，生态学是其主要的研究方法。
四、文化生态学对地方文化资源的研究意义
（一）有助于深刻认识地方文化资源的本质与特征
一个地区的文化资源由于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的差异性，在长期的历史与社会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与地理位置有关的文化特征。如燕赵文化、三秦文化、三晋文化、楚文化、吴越文化、巴蜀文化、齐鲁文化、岭南文化等等，就是不同自然环境下产生的文化资源。在文化生态学的视野下研究不同的文化，可以更清楚地认识到文化的整体性、延续性和发展性。
（二）有利于提高对地方文化资源保护的意识，使可持续发展理念深入人心
文化生态学主要侧重于研究在自然、文化、社会等环境中各种文化的相互关系以及文化对环境的适应性等内容。将文化生态学的相关理论融入对地方文化资源的研究中，有利于提高对地方文化资源的保护意识。文化生态保护理论是一种系统的、整体的保护，在保护过程中既要保护文化资源本身，也要注意环境对文化资源的作用，使文化资源与环境处于和谐状态。
（三）有利于提高对地方文化资源的利用率，防止出现庸俗化开发
纵观我国现在的文化资源开发现状，无不是依托地方文化资源，以地方文化资源为主体。这种资源依托型开发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就是对资源无节制地利用，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对资源的重复浪费。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庸俗化开发，如对古镇的开发，全国各地的模式如出一辙，毫无新意。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需要提倡文化生态学中对文化的尊重和认可，让文化资源体现出它的生命特征与价值。提高地方文化资源的利用率，在一定程度就保证了文化资源在时间上的传承和在空间上的扩布，文化资源也会因此而更多元和丰富。
参考文献：
[1]邓先瑞.试论文化生态及其研究意义[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1）：94.
[2]江金波.论文化生态学的理论发展与新构架[J].人文地理，2005，（04）：119-120.
[3]戢斗勇.文化生态学论纲[J].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学报，2004，（5）：2-7.
[4]侯鑫.基于文化生态学的城市空间研究[D].天津大学，2004.
[5][美]马文・哈里斯著.张海洋，王曼萍译.文化唯物主义[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83.
[6][美]罗伯特・F・墨菲.文化与人类学引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79.
[7]黄育馥.20世纪兴起的跨学科研究领域――文化生态学[J].国外社会科学，1999，（06）：22.
[8]江金波.论文化生态学的理论发展与新构架[J].人文地理，2005，（04）：120.
[9]江金波.论文化生态学的理论发展与新构架[J].人文地理，2005，（04）：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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