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经济研究篇1
【关键词】劳动经济；劳动关系；就业与失业；收入分配
一、2012年上半年转载文献内容分布
2012年《劳动经济与劳动关系》杂志依然是围绕着国家劳动经济与劳动关系的热点问题、重大政策变化、微观组织的人力资源管理以及劳动关系领域的前沿理论等。在强调理论分析的同时，更加关注实践中的问题解决和那些选题前沿、研究方法出新的经验研究文章。本文应用文献计量的方法，对2012年上半年的《劳动经济与劳动关系》各版块转载的文献进行分析后，发现当前研究的热点主要集中在：劳动关系和劳动立法（20篇）、就业问题（13篇）、人力资源管理（13篇）、工资理论（10篇）、收入分配理论（8篇）、人力资本理论（5篇），以及其他一些文章（12篇）。
二、劳动关系与劳动立法
（一）劳动关系问题
在我国经济发展进入快速转型时期，我国的劳动关系也呈现出多样化与复杂化的特征，构建和谐的劳动关系、治理劳资冲突需要员工、雇主和政府之间的相互协调。杨正喜等分析了转型期广东的劳资关系模式，认为在经济社会环境变化下，政府如果能加强对企业劳资双方协商的引导，平衡劳资双方的力量，和谐的劳动关系即可能形成。谢玉华等通过调查武汉市餐饮行业工资集体协商的过程，提出这种由上而下推行的工资集体协商如果能逐步培养劳资双方的主体意识，由政府主导逐步走向劳资自主对话协商，具有中国特色的工资集体协商可实现成功。关于劳动关系未来发展方面，袁凌等通过对国外文献的梳理，指出未来的研究重点在于劳动关系的评价方法以及评价结果的推广运用。张丽华等对国内外劳动关系调研和评价进行了比较研究，发现我国目前尚未形成一套科学严谨的劳动关系调研体系，未来的劳动关系评价应该以严谨的调研为基础，提高评价的可靠性和严谨性。
（二）劳动立法问题
《劳动合同法》的颁布是我国劳动法治过程中的一项基础工程，为我国未来劳动法律体系的构建提供了基础。常凯等认为《劳动合同法》的实施推动了我国劳动关系从个别劳动关系转型到集体劳动关系，集体劳动关系方面的立法将是今后劳动立法的重点。冯玉军等从博弈论和劳动力供求关系的角度分析了《劳动合同法》在实施过程中遇到的困境以及原因，提出通过设计劳资双方在合同建立前以及维权过程中的博弈机制，来缓解《劳动合同法》在实施中的困境。
三、就业问题
就业是民生之本，为保持社会持续稳定发展，需有效的促进劳动力就业。万国威从需要视角出发，比对和分析了我国从1993年到2010年的就业促进政策，发现就业促进政策逐步由问题取向向需要取向转变，建议应继续深化这种转轨趋势。付春光对我国第三产业促进就业的有效性进行了研究，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大力发展第三产业，遵循产业演进规律、调整优化产业结构，通过推进城市化进程、提高劳动力素质和增强劳动力流动性等逐步扩大就业。
在我国经济发展模式从粗放向集约转变的过程中，关注扩大就业规模的同时，还应注意提高就业的质量。张抗私等通过对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得出了影响女大学生就业质量的指标权重，为就业大学生就业问题提供了理论与实际研究的借鉴。丁大建认为就业质量的内涵不仅包括劳动者实现以稳定的职业、体面的劳动等为特征的高质量就业，还应包含劳动者向企业和社会提供的专业知识技能、职业道德等与就业所得相适应的职业效率和职业产出，提高就业质量的这两个方面则需实现就业的职业化，使每个就业者成为职业化的劳动者。
四、人力资源管理
在影响员工行为的研究方面，张振刚等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角度进行了调查研究，研究表明企业对员工的责任、企业对顾客的责任，对员工工作满意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并通过组织情感承诺起到一定程度的中介作用；企业对社区的责任，对员工工作满意度没有显著性的正向影响。包玲玲等研究了雇佣关系模式对员工助人行为的影响，通过问卷调查发现员工基于组织的自尊在互相投入和过度投入雇佣关系模式与助人行为之间发挥完全中介作用。冉霞等通过问卷调查，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对企业内人际信任对反生产行为的影响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企业成员对同事、直接主管和高层领导的信任会对人际反生产行为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在薪酬方面，刘星等研究了政府管制、管理层权利与国企高管薪酬刚性的关系，发现政府对国企的管制显著降低了高管薪酬水平，同时导致高管薪酬既有向上的刚性也有向下的刚性；高管的权利不仅影响了自身薪酬水平，也导致薪酬与业绩之间的敏感性存在不对称现象。通过研究在华跨国企业中外员工薪酬的差异，发现这种差异正在缩小。尽管导致了本土员工的相对剥夺感，但对本土员工工作动机的下降和离职意愿的增加的影响并不显著。
五、工资问题
关于工资方面的问题，蔡昉等探讨了工资增长、工资趋同与刘易斯转折点之间的联系，指出工资增长在2003年以来的增长速度明显高于2003年以前的平均水平，而通过比较不同群体的工资水平，发现劳动力市场上已经出现了系统的工资趋同现象，进一步从工资变化的角度分析了刘易斯拐点到来对中国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挑战。张军等研究了工资与劳动生产率的关联，通过分析1998-2007年的统计数据，发现1990年代以来，无论是水平值的比较还是增长速度的比较，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劳动生产率都在较大程度上高于工资水平，并且两者之间的差距有随时间扩大的趋势。制造业企业工资与劳动生产率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但1990年代末期以来，劳动生产率与工资之间的这种正相关性总体而言是有所下降的。
六、收入分配
我国转型期间收入分配是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苏海南将目前社会上关于收入分配的观点分为达成或基本达成共识的、经过讨论可望达成共识的、难以达成共识的三类，分别包括关于分配关系不合理或分配差距拉大等的认识、关于分配问题的某些判断和解决问题思路、对策的不同认识和涉及现行利益关系调整的不同认识。建议针对不同的观点采取不同的解决措施。李实在研究中发现全国收入差距的扩大仍处在一种持续而缓慢的过程之中，而现有的城镇收入分配政策效果有限，同时指出大概只有三分之一的收入差距是可以用合理因素来解释的，而70%的收入差距是由于垄断企业的垄断地位以及其相应的垄断利润带来的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建议缩小收入差距，就要打破垄断行业的垄断地位，在一定程度上要抑制垄断行业利润转化为行业的收入差距。孙蚌珠等研究了低收入劳动者的收入状况，指出当前工资决定机制不利于低工资劳动者，强调提高低收入劳动者的工资是调整收入分配的重中之重，政府应发挥更加关键的作用。
七、人力资本理论
在人力资本的研究方面，谢获宝等从人力资本群体定价模型和个体定价模型出发，拓展了以契约和宏观经济增长为基础对人力资本定价模型的构建思想。于米等在基于吉林省汽车制造业的实证分析基础之上，研究了技能型人才隐形人力资本的测定与价值，并对其经济价值进行了实证验证。王先柱等研究了中国农村居民收入增长与其人力资本积累的关系，指出农村劳动力市场化进程对中国农村居民人力资本收入弹性有显著的影响，建议为更好的促进农民增收，除应增加对农村居民的人力资本投资外，加快农村劳动力特别是中西部地区农村劳动力参与市场化的进程也十分重要。
参考文献：
[1]于米，于桂兰.技能型人才隐形人力资本的测定与价值研究[J].人口学刊.2012（2）：89.
[2]冯玉军，方鹏.劳动合同法的不足与完善[J].法学杂志.2012（2）：24-32.
劳动经济研究篇2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人力资源管理逐渐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充分肯定与广泛重视。人力资源管理是企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提升企业的市场核心竞争力具有重要作用。但是，当前我国的人力资源管理中还存在一些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阻碍了企业经济效益的提升。基于这种现实情况下，企业需要对人力资源管理中存在的有关问题引起高度重视，采取合理科学的人力资源管理策略来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从而促进企业科学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
劳动经济学；人力资源管理；探讨分析
劳动经济学主要是研究劳动关系以及劳动经济发展规律的一门学科，属于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分支。人力资源管理是劳动经济学中的重要内容，开展人力资源管理对提升企业市场核心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1]。企业要想获得长远的发展，就需要对人力资源管理进行探索与研究，不断创新人力资源管理模式，优化企业人力资源配置。人力资源是企业发展潜力的重要体现，可以为企业扩展生存空间提供智力支持。企业需要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合理规划设计好人力资源管理模式，只有这样，才能促进企业经济高效稳定运行。
一、当前我国人力资源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1.人力资源在配置上存在问题通常来讲，企业在一定时期内，资本投入都是相对固定的，但劳动数量却存在相应的可变性。企业为了减少自身的发展成本，会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劳动者的数量，从而实现经济效益的最大化。甚至有些企业为了最大程度减少自身支出，就会让一名员工从事多个职务，从而通过减少劳动者数量来提高企业发展效益[2]。但是这种行为容易降低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因为员工的能力是一定的，如果工作量增加的话，很容易使员工工作出现失误，这反而会对企业发展产生不利影响。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企业为了快速完成某项工作任务，就会大量聘请员工，从而导致企业薪酬支出大量增加，不利于企业的长远发展。因此，劳动力缺失或者是劳动冗余，已经开始成为制约当前许多企业发展的重大难题。
2.人力资源在发展过程中存在问题劳动经济学中认为，员工是企业的一项重要资源，与企业发展息息相关，能够为企业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我们通常会将企业劳动力的投入与劳动力的产出效益，作为评价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效率的重要参照依据。劳动经济学为企业人力资源发展指明了方向，它要求企业要不断提高劳动力的产出，要基于企业实际发展情况的基础上合理扩大劳动力数量，注重通过提高劳动力质量来保障企业经济效益稳步提升[3]。目前来看，有许多企业都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们往往忽视了对人力资源发展进行研究。虽然很多企业为了提高劳动者的质量，会在招聘环节严格把关，但他们却没有重视对劳动者开展后期培训工作。这种行为容易使劳动力产出效益无法持续上升，会呈现出一个明显下降的趋势。
3.人力资源存在置换问题通常来讲，企业的劳动力数量以及资金投入都可以有效控制。企业通过投入设备购买资金、厂房建设资金来扩大企业规模，进而生产出更多的商品。另外，企业还可以通过雇佣更多的劳动力来提高生产效率，进而产出更多商品。我们将这种行为称为替代效应，就是资本与劳动力之间实现了相互替代。当劳动者数量不变时，如果劳动者的薪酬不断上升的话，企业的资本投入也就会上升[4]。当劳动者薪酬不上升，数量增加时，企业也需要加大资本投入，这就是资本跟劳动力之间相互替代的过程。企业需要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来合理开展人力资源置换，从而实现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但是，当前我国有许多企业都没有深入研究劳动力跟资本投入之间的置换关系，这就导致了企业在遇到相应的发展难题时，往往会为了降低资本投入而实施裁员措施。当企业需要扩大发展规模时，又会通过扩招来增加劳动力数量。这种不合理、不规范的劳动力置换方式，容易造成企业发展不稳定，影响企业综合效益的提升。
二、基于劳动经济学的人力资源管理策略
1.优化人力资源配置企业需要通过开展人力资源会计管理来优化人力资源配置，明确具体的劳动力费用。当企业的劳动力边际收益超出了所对应的边际费用时，企业需要增加劳动力数量；当劳动力边际收益小于边际费用时，企业需要控制好劳动力数量，通过提高劳动者质量来增加企业的发展效益。
2.员工招聘与培训相结合劳动经济学认为，企业不仅需要重视对员工的招聘工作，更需要重视对员工开展专业培训，努力发掘那些具有发展潜力的员工，实施重点培养，通过较小的劳动力资本投入来有效激发员工的工作积极性，从而使企业获得更大的经济效益。企业需要基于劳动经济学的角度去研究提高人力资源管理效率的策略及措施，有效采取员工招聘与培训有机结合的方式来提升企业劳动力发展的可持续性。
3.合理组织规划好人力资源发展方案劳动经济学认为，开展长期的人力资源管理活动可以促进企业经济效益的稳步提升，因此，企业需要从自身实际情况出发，合理组织规划好相应的人力资源发展方案。人力资源发展规划的制定要注重持续性与有效性，根据员工具体工作质量、工作效率以及对企业的贡献大小来实施相应的奖励，从而激发员工的工作热情，有效提高员工的工作积极性，进而促进企业综合效益的提升。
三、结语
总而言之，人力资源管理作为企业发展中的重要内容，需要引起有关人员的高度重视。针对当前人力资源管理中暴露出的一些问题，企业需要基于劳动经济学的角度，对人力资源管理措施及策略实施探讨与研究，从而不断提高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效率，促进企业经济效益的稳步提升。
参考文献
[1]蔺仿如.浅谈劳动经济学下的人力资源管理[J].人力资源管理，2015，（1）：162-164.
[2]王媛.试论基于劳动经济学背景下的人力资源管理[J].时代金融，2015，（9）：184-187.
[3]梅.基于劳动经济学的人力资源管理研究[J].人力资源管理，2014，（9）：74-75.
劳动经济研究篇3
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妇女在农村和农业发展中的贡献和作用正在逐步提高，这种趋势给农村和农业带来促进作用的同时，也带来负面影响。应该运用完善农村女性教育体系，提高其文化素质；推广农业信息和科技服务，激发农村女性农业生产的潜力；对农村家庭的生产结构进行调整；建立完善的医疗和养老保障体系等策略予以解决。
关键词：
劳动力女性化；农业经济；影响
随着我国城乡一体化进程的逐步推进，农村劳动自农村走向城镇，从事非农职业。男性劳动力率先进入城镇，将家中农业生产留给妇女，妇女在农业生产中的比重不断上升，形成农业劳动力女性化的情况。农业劳动力女性化对农村经济、农业生产以及妇女自身的影响成为学术界争论的交点，至今没有达成共识。一种观点认为在农业生产中，妇女的贡献和作用较以前有所提高；一种观点是农业劳动力女性化对发展经济有负面影响。
一、我国农村劳动力女性化的现状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农村劳动力逐步从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门转移，从农村向城市转移，我国各地都产生了农业女性化的发展趋势。按照我国相关部门的调查数据显示，1986年从农村转移出来的劳动力中，东部地区的妇女占36.4%，西部地区占13.6%，中部地区占20.8%。所以农村妇女向城镇转移的速度比较慢，而且越在贫困、边远地区转移的妇女劳动力越少，农村留守人员女性化的趋势非常明显。由于贫困、边远地区的妇女文化水平较差，影响她们转移的能力。1990年妇女从事农、牧、渔、林的人数占从事农业生产总人数的52.4%，2000年为61.6%。2002年由全国妇联开展的妇女地位社会调查数据显示，在农业家庭中女性从事养殖、种植等农业劳动的人数占妇女总人数的82.1%，而男性占68.7%，女性高于男性17.4%。2006年妇联在甘肃、云南、四川、湖南、河南、江西、浙江、江苏、吉林、河北等十个省对万余名农村妇女进行调查，其结果显示：妇女参加农业生产的占总数的74.7%，妇女是生产生活的决策者，也是家务劳动的承担者。随着农村转移劳动力和调整产业结构，妇女在农业生产和经济发展中的地位更加重要，“男耕女织”逐渐转化成为“男工女耕”。农业劳动力女性化是我国农业和农村发展的特征。农村劳动力进行非农转移，是农业劳动力女性化的主要原因。在转移过程中，转移的农村女性数量比较少，转移的代价相对较大，因为土地制度、家务、生育、素质、性别、户籍等原因的影响，大多数农村女性难以彻底离开农村外出打工，而是被限制在农业生产上。所以我们要正视女性在建设新农村、发展农村经济过程中的贡献和作用，对于她们面临的困难和存在的问题，在各有运用各种措施予以解决。
二、农业劳动力女性化对农业经济具有的影响
（一）农业劳动力女性化对发展农业经济的正面影响
第一、能在数量上满足农业生产和经济发展需要的劳动力，降低或避免因为劳动力缺乏而产生的耕地撂荒现象。第二、能够确保农民粮食、蔬菜、水果等农作物的基本供应，减轻市场所面临的压力。第三、它能够保障农民的生活与生产条件，进而减少因为非农转移而产生的社会和经济风险。第四、能够让妇女运用闲暇时间对庭院经济进行发展，并投入到第二、第三产业的活动中，以降低城市交通、就业、住房的压力和负担，另外提高农民的经济收入。第五、它能让农村的孩子和老人得到帮助和照顾，对维持社会稳定和农村正常生活具有其必要性和重要性。第六、它能够给农村妇女提供实践机会、经营管理机会、锻炼机会、学习和培训的机会等，进而增强农村劳动者的综合素质，并推动农村人口素质的提升。
（二）农业劳动力女性化对发展农业经济的负面影响
第一、农业劳动力女性化会降低农业劳动力结构所具有的文化水平。因为各种原因，农村男性的文化水平高于女性。我国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15周岁以上有1.8亿文盲，其中1.54亿为农村文盲，城镇有0.28亿文盲，城乡文盲数量比为1：9，农村女性文盲是我国文盲的主体。而且文化程度较高的女性农民中很多转移到城镇中工作。所以随着农业劳动力女性化的发展，会导致农业劳动力在整体文化结构方面有所下降，这是双重因素的减少，因为转移出去的劳动力文化水平比全国农业劳动力所具有的文化水平高。另外农村留守女性，不但要进行农业的管理和生产，还要教育子女、操持家务，让她们没有时间学习文化知识，造成其文化水平难以提高。第二、农业劳动力女性化会造成劳动力的管理水平和技术水平的降低。我国运行生产责任制后，生产决策、土地经营、技术选择等事情由户主决定，而农村家庭的户主基本是男性。从前农村女性很少有得到科学技术和管理技能的训练的机会和条件。就农业推广而言，以前女性很少参与推广工作，她们尽管广泛、大量的从事农业活动，但接受农业推广指导、培训、教育的一般都是男性。从调查结果看，女性通常只参与村社级培训活动，而参与县级培训的女性所占比例特别少。所以当会管理、懂技术、有能力的男性劳动力外出打工后，会造成劳动力的管理水平和技术水平的降低。第三、传统农业生产结构以种植业和养殖业为主，当丈夫外出打工而出现劳动力不足的情况时，留守女性就会面对劳动时间长，购买生产资料困难、天旱、劳动设施陈旧等问题，让农业女性劳动力在农业生产中处于困境之中。第四、农村缺少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体系，对农村女性促进经济发展具有一定影响。现在农村社会保障能力差、水平较低，合作医疗的作用较小，重大疾病统筹体系还没有建立健全。造成家中老人生病时，加重农村女性的精神和经济负担。
三、应对农业劳动力女性化负面影响和提高农村经济的策略
（一）建立健全农村女性教育体系，提高其文化素质
生产力发展的核心要素是劳动者，所以要保证农业生产安全、稳定农业生产，就要增强农村留守女性的文化水平，改变和更新其陈旧的观念，以满足建设新农村、促进经济发展的需要。现在农村女性没有完善的教育体系是客观事实。我国现在文盲群体，留守的农村妇女占据相当大的比例。这不但体现在由于农民工进城而出现的城市流动性打工子弟和农村留守学龄儿童的教育上，还反映出农村女性教育条件落后、教学资金不完善、教学内容较少等问题。面对这些情况，政府要从公正政策的环节入手予以解决。例如农村技术推广站可以运用夜校等形式开展农业知识的教育和普及活动，向广大农村女性劳动者传授科学技术知识，并开展面对面的沟通和交流。在增强她们农业知识的基础上，提高其减灾防灾的意识和实际操作能力，运用灵活有效的方式进行农业科技的教育和普及，进一步增强农村女性的技能水平和文化知识水平。
（二）推广农业信息和科技服务，激发农村女性农业生产的潜力
我国农业生产中不论是农产品还是生产方式具有的科技含量都较少，需要大幅度提高。在农村地区开展有效率的、规模大的信息服务与技术推广是建设农村、发展经济的重要方式。运用此方式为农村女性劳动力提供实用又灵活的生产服务，促进她们提高农业生产的管理水平和管理技能，并让她们详细了解市场对各种农产品的需求情况，提高她们的经济意识，为调整农业结构，迈向国际化、现代化奠定基础。地方及中央政府要增强财政对于农业的扶持力度，以补偿农村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的缺失。例如建立起科技下乡服务到农村的田间地头，发放科技资料，请专家进行现场指导，并开展专项技术讲座，提高农村女性劳动力的农业技术和知识。政府可以鼓励和动员高校农业专业人才，组织“教授顾问团”、“博士下乡服务团”等，对农业管理、栽培经济作物进行指导，并增强她们抗灾和作业的能力。在劳动力女性化的环境下，女人在生产管理方面有困难时，就要运用信息、科技等要素所具有的潜力，以弥补缺憾，保证粮食安全、农业稳定与经济快速发展。
（三）对农村家庭的生产结构进行调整
为了解决家人外出务工产生的劳动力不足的问题，三层女性选择减少土地耕种面积，在这些女性中半数以上选择将土地交给其他人管理，两层人选择将土地出租出去，以获得租金或实物，具有不足一层人将土质差、距离远的土地撂荒不种。对农业生产类别进行调整的女性劳动力占总人数的三层左右，调整方式主要有：用单季稻代替双季稻、减少或增加水稻种植数量、减少或增加经济作物种植比例、减少或增加家禽或家畜的养殖数量等。农业女性劳动力对生产结构进行调整的影响因素有两个。其一是丈夫打工提高家庭的收入，女性一人耕种土地比较困难，她们会选择减少土地耕种的面积。其二是农村家庭粮食能够实现自给自足，丈夫外出打工致使家庭降低口粮需求，女性会降低粮食作物的种植面积，提高经济作物的面积来提高家庭经济。例如甘蔗、柑桔、种桑养蚕等作物比较省力，可以分散劳动时间和劳动强度，比较符合女性劳动力的特点，其收益性较好，很多女性劳动力会降低水稻种植面积，选择经济作物来解决劳动力少的问题，还可以提高家庭的经济收入。
（四）建立完善的医疗和养老保障体系，减轻农业劳动力女性的负担
当劳动力参与率不断提高，农村女性的负担更加沉重，她们不但从事农业的管理和生产，还负责赡养老人。而岁月流转，让老人的抵抗力不断下降，生病特别是重大疾病，会增加农村女性的负担。现代政府重要的属性是公共性，政府要担负起建设农村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体系的责任，在农村范围内积极推行现阶段能够实现的医疗体系，摆脱现在单一的家庭养老模式，让老年人的晚年生活没有后顾之忧、更加幸福。完善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体制能降低农村女性劳动力的负担，便于她们更好的参与农业生产，走好建设新农村、发展农村经济的每一步。
四、结束语
提高农业生产力、稳定农业地位是发展经济、建设新农村的必经途径和内在要求。我国已经体现出农业劳动力女性化的趋势，成为建设新农村、发展农村经济的挑战。所以政府一定要正视农业劳动力女性带来的不良影响，在实践中要把性别意识引进到制定农村公共政策、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全过程中，以达到发展经济、建设新农村的目标。
作者：王晓东单位：天津商务职业学院
参考文献
［1］汪卫霞.农业信息化：中国农业经济增长的新动力［J］.学术月刊，2011，（05）.
［2］张笑寒；洪艳.农业劳动力女性表征与妇女土地权益保障的思考［J］.湖南社会科学，2012，（05）.
［3］姚德超；汪超.农业女性化研究文献回顾与展望［J］.农业展望，2012，（02）.
劳动经济研究篇4
理论检验在科学进步中发挥着关键作用,研究者可以利用不同数据源实现对理论的检验。这些数据来源大致可按两个维度进行划分(FriedmanandSunder,1994):一是实际数据(happenstancedata)和实验数据(experimentaldata);二是实地数据(fielddata)和实验室数据(laboratorydata)。实际数据是未加控制的、自然发生的经济活动的副产品,而实验数据是在受控条件下,为了明确的科学目的而人为创造的。实地数据来源于自然环境,而实验室数据来源于实验室环境。这两种维度的数据可构成四种组合数据。
长期以来,经济学被看作是运用实地实际数据来进行研究的“非实验性”科学,如失业率、工资水平、教育年限和收入水平等均属于实地实际数据。既然实地实际数据如此丰富,为什么还要千方百计地进行实验并创造自己的数据呢,本文将从三个方面分析实验研究方法在劳动经济学研究领域的优势。
(一)实验研究对相关影响因素的严格控制
锦标赛理论得名于体育比赛,是指员工通过竞争以获得某项奖励(如薪酬增加或晋升),胜出者由相对绩效排序决定。在锦标赛理论中,员工的均衡努力水平被定义为边际努力成本等于边际收益时的努力水平。边际收益取决于奖金数额以及获胜的机率,并与后者呈负相关关系(LazearandRosen,1981),给定均衡努力的选择就可以直接导出最优奖励的水平和结构。现以锦标赛理论的检验阐释实验研究具有可控制性的潜在优势。
若对锦标赛理论进行直接的实证检验,首先要求研究者知道参与竞争的员工数目,奖励的确切大小,员工努力的成本函数,以及生产函数(包括误差项的性质)。同时,为了确定最优奖励水平,还需要了解企业的支付函数与员工的参与约束。所有这些信息在实验室实验中都是确定的,研究者可以清楚地予以设定。通过观察实验被试所选择的努力水平和获奖情况,就有可能对最优报酬作出精确地预测并进行检验,而采用实地实际数据对锦标赛理论进行直接检验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当使用实地数据时,研究者很少能确切地知道以上提及的各种因素;而且研究者也很难保证实地环境与理论假设的环境高度相似。例如在锦标赛理论中,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如果员工在竞赛中有消极的破坏竞争对手绩效表现的行为,努力与奖励的最优水平同不存在破坏行为情况下的结果将是大相径庭的。
相同的道理,使用实地数据的研究者很少能知道员工与企业之间的互动是一次博弈还是重复博弈,然而重复博弈的理论预测往往明显不同于一次博弈的结论。还有其他一些重要因素,如员工彼此之间了解程度如何?员工之间的沟通及同伴压力怎样,有无形成共谋的可能?员工之间的互动方式是公开还是匿名?在实地实验中,以上因素及其他环境细节都会影响研究对象的行为,却不能被有效控制。与之相反,在实验室实验中,这些环境因素能够被严格控制,因此能够进行系统的研究。例如,在实验室实验中,对一次博弈与重复博弈情形进行比较研究,或者对匿名互动与“面对面”互动关系进行比较研究,将是非常方便的。
当然,这种能对影响因素进行更好地控制的优势不局限于锦标赛理论的研究。例如,在关于不同行业间工资差异的争论中,很难判断所观察到的差异是反映出的真实“租金”,还是不可观察的异方差性(GibbonsandKatz,1992)。同样地,几乎不可能依据实地数据来判断失业是自愿的还是非自愿的,即很难判断失业员工在低于现行工资的情况下是否真的愿意继续工作。然而,在劳动力市场中采用实验室实验研究,控制员工的外部选择,则能对上述问题轻易作出回答(FehrandFalk,1999)。以上例子极具说服力地表明,实验室研究较之于实地研究,能对相关影响因素实施更好的控制。
(二)实验研究能够推断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
实验室实验的另一个主要优势在于形成因果关系推论的可靠性。在实地研究中,许多有意义的变量是内生决定的,多数情况下最多也只能确认变量之间是相关的,而很难确认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然而通过合理的实验设计,我们可以有把握地推断变量间的因果关系。实际上,实验研究是确认变量间因果关系的最有效手段。
(三)实验研究的结论易于重复验证
实验研究具有易于复制的特征。传统的经验数据作为检验数据,具有不可重复性的缺陷,即所谓的“历史不能重演”。而对理论的证实或证伪都需要大量的检验。Smith(1962)指出,实验研究的可重复性克服了所有观察结论所普遍存在的一次性的缺陷。其他研究者可以很容易地复制实验设计,进行独立验证,从而证实或者证伪专题研究中得出的结论。实验数据的应用可避免某些理论没有经过一个可重复的严格证明或证伪的过程而被称之为所谓的“传教士的理论”。
二、实验研究方法的反对意见
首先,由于实验中的被试常常为学生,实验研究常被批评存在被试选择偏差,批评者认为学生对所要研究的问题缺乏实践经验。其次,主要针对实验中的支付(payoff)问题,由于一般情况下被试在实验中获得的支付较低①,他们可能不会以严肃认真的态度进行决策。第三种批评主要针对被试数目太少的问题,实验研究结论往往受到置疑。第四种批评主要来自于实验研究结论能否推而广之,对现实是否具有预测和指导作用,即实验研究的外部有效性问题。尽管这些批评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不具有根本性的意义,因为通过细致周详的实验设计,这些问题完全可以克服和解决。
(一)被试选择偏差
研究者之所以选择学生作为被试,主要是出于方便性的考虑。学生容易招募,能够迅速理解实验规则,而且他们的机会成本相当低。但是,并没有根本的理由来排斥其他对象,而且非学生被试的使用也在逐渐增加。其次,通过细致周详的实验设计和与实施,有可能发现不同被试样本在行为上的有趣差异。List(2003)对市场经验是否能消除禀赋效应问题进行了研究。Cooperetal(1999)利用中国学生和中国中层经理作为实验被试,检验了起源于效率工资激励的棘轮效应理论。同样地FehrandList(2003)以企业Ceo作为实验被试,研究他们使用显性激励方式的程度以及如何对这种激励作出反应。
List(2003)的研究结果表明缺乏市场经验的经纪人表现出了禀赋效应,而在拥有市场经验的经纪人身上却没有发现这种效应。拥有市场经验的经纪人之所以没有体现出禀赋效应,不是由于选择效应,而是由于市场经验本身。Cooperetal(1999)在实验研究中观察到,经理和学生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收敛于混同均衡。因此,被试样本之间的行为差异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失。在实验的初期,他们观察到不同样本之间的确存在一些差异。但是,如果实验指导语用一种抽象的、无关经理决策的具体环境的语言来描述,那么学生的行为较之于经理将更快地收敛于均衡点。相反,如果实验指导书中含有大量的与企业计划者和经理间的相互作用相关的内容,那么,经理的行为将更快地收敛于均衡点。FehrandList(2003)发现学生和Ceo之间的确存在行为差异,Ceo明显比学生更信任他人,而且也更值得他人信任。虽然如此,两个被试样本仍然作出了使用显性激励方式的相同选择,尽管该方式有很大的负面影响。
这些例子均表明,被试样本差异可能是一个现实问题。但是,这些研究也显示出了不同的被试样本在行为上并没有表现出根本性的不同。在Cooperetal(1999)的研究中,学生和经理们的行为在经过一段时间后是高度相似的。同样,在FehrandList(2003)的研究中,根据理论推断,如果假定所有实验的参与者是完全自利的,信任行为则不会存在,但作为被试的学生和经理们都表现出了非常强的信任行为。此外,两类被试样本都显示出大量利他的、互惠式公平的行为。因此,虽然存在某种程度上的被试样本选择偏差,但是不同样本的行为从本质上来说却是非常相似的。
(二)被试所获支付较低
被试在实验中所获得的支付水平(stakelevel)较低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研究者一致认为更高的支付水平能显著地降低被试行为的方差(CamererandHogarth,1999)。这就表明当被试在实验中能获得更高的利益时,他们会以更加认真的态度参与实验。但是CamererandHogarth(1999)在回顾了大量检验支付大小效应的研究后发现,核心的行为趋势极少因为支付水平的变化而改变。尽管支付(利益)对于实验被试而言是重要的,但是,利益大小的变化往往不会改变核心行为趋势。一个有趣且重要的例外出现在HoltandLaury(2002)的研究选择实验中,随着平均支付从70美元增加到230美元,实验被试表现出明显增强的风险厌恶型特征。相反,在公平偏好实验中,支付水平的增加很少或者不会影响公平行为反应的发生。
(三)被试样本量太少
关于实验被试样本数量较实际数据过少的问题也是能够克服的。首先,增加或补充实验的观测数目是可能的;其次,以国家宏观经济中的代表性问题为对象进行大规模的实验研究也已成为可能。近来,Harrison,Lauandwilliams(2002)采用丹麦人口总体的一个典型样本,推导出了贴现率;而BellemareandKrger(2003)则以荷兰为样本,进行了信任博弈的实验。其研究结论显示并不存在被试选择偏差。
(四)外部有效性问题
对实验室实验更为普遍的批评涉及到内、外部有效性问题,内部有效性指从某一实验中获得可靠性的原因和结论的可能性,而外部有效性是指从试验研究的外部环境联系中归纳出可靠结论的可能性。内部有效性涉及到的只是一个合适的实验控制、敏感度设计及正确的数据分析问题,相对而言,外部有效性的问题则更为严重。批评者认为把实验室的研究结论推广到实地中去,其可能性是非常值得怀疑的。
外部有效性主要涉及两个问题。第一,从一般意义上说,当归纳法原理成立时,外部有效性将会是较高的。根据这个原理,只要绝大部分相关的潜在条件保持不变,那么,行为规则在新环境中也会持续不变。存在这样一个事实,即便保持所有条件不变,也难以保证实验结果在现实环境中可以被完全复制。虽然这个说法是正确的,但是这种批评也不是仅仅针对实验研究。事实上,没有任何实证研究能够确保在同样的条件下复制出完全相同的结果。第二,实验研究是否抓住了现实中的主要条件。置疑者认为某些实验因为忽略了现实中的许多关键性特征,从而不具有外部有效性,也就不符合实际情况。实验研究者的回答往往是尽可能模拟出这些被忽略的条件。但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实验研究和经济学模型一样都是不太现实的,因为它们都是对现实的高度抽象,这种抽象也正是一种优点,惟其如此才能够使人们增加对相关变量之间相互作用机制的理解。由于对现实性的强调实际上取决于实验的目的,在很多情况下实验研究的目的就是为了检验理论,或者理解理论失灵的原因。因此,实验证据对理论构建非常重要,但是对理解现实却不那么重要。
三、增加实验研究现实性的途径
(一)实地实验
无庸置疑,实验的可控性是其主要优势。然而关于实验室环境和现实生活环境是否一致的问题,可能将备受争议。可以说实验室实验不是对传统的实证经济分析方法的替代,而是对其的有益补充。将二者有机结合的方法之一就是进行实地实验,让研究者在自然的环境中研究经济主体的行为。Falkandichino(2003)进行了一个典型的实地实验——将实验控制和现实环境的优点结合起来,研究同伴压力对工作行为的影响。实验是在日常工作环境中进行的,被试被分为处理组和控制组,其产出被分别测量。在处理组中,两个被试在相同的房间中一起工作;而在控制组中,每个被试分别在一个房间内单独工作。从技术上来讲,实验被试所从事的任务彼此完全独立。研究结论之一显示,与被试单独工作情形下的产出相比,随机选择的配对被试工作时的产出有了显著的增加。在另一个实地实验中,FehrandGtte(2002)研究了一个企业中员工的工作时间和努力的跨期替代问题。在某一段时期内,他们对公司的一半员工按照更高的计件工资给付薪酬,而对公司的另一半员工按照固定的计件工资支付。采用这种方式,他们创造一个控制组和一个处理组,用以测量计件工资的增加对劳动力供给的影响程度。
(二)“真实努力”实验
使实验室实验环境更贴近现实的另一个途径是进行所谓的“真实努力”实验。在一个典型的实验室实验中,工作努力的选择由一个递增的货币函数来表示,被试不是选择真实的努力水平,而是选择一个有经济意义的数字。这种方法被广泛应用于锦标赛实验中(Bulletal.,1987)和效率工资实验中(FehrandFalk,1999)。然而在“真实努力”实验中,努力代表的是完成一种真实的任务。例如,在Fahrandirlenbusch(2000)的研究中,实验被试的任务是剥胡桃;vanDijk,Sonnemansandvanwinden(2001)要求实验被试利用计算机解决难度较大的双变量优化问题;在Gneezy(2003)的研究中,实验被试需在计算机上解决“迷宫”难题。“真实努力”确实能够增强实验的现实性,然而需要指出的是,这是以失去可控性为代价的——因为如果实验者不了解员工的努力成本,那么也就不可能得出准确的数量预测。
(三)项目评价实验
实验技术在项目评价领域也具有很高的价值。不幸的是,基本上不能够获得来自随机的大规模社会项目实验的数据,尤其是在欧洲,政策制定者对实施这样的社会实验往往持着犹豫不决的态度。尽管如此,研究者自己收集数据也是可能的。例如,Falketal(2002)提出了一个新颖的项目评价方法,它允许在弱假设条件下确认参加培训项目与被邀请参加面试的可能性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基本思想是通过在较短的时间间隔内对参与项目的同一个体实施前测和后测,以此对项目进行评价。其程序如下:首先,研究者招募一些失业者参与一个特定的培训项目,然后在这些人完成培训课程之前,向外投递求职申请书。当这些人已经成功完成培训课程并获得证书后,又发出第二次求职申请。两次求职申请内容完全一样,只是第二次多了一个课程证书而已。由此可以检验参加培训项目对获邀参加面试的概率是否有影响。相似的方法已经应用于对女性员工的歧视(weichselbaumer,即出)和失业粘性的(oberholzerGee,2000)的研究。
四、展望
过去的20多年,经济学领域的实验研究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其应用也呈现出稳步增加的态势,这种增加的趋势将持续下去。事实上,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DanielKahneman和VernonSmith,可能使实验经济学家们获得更广阔的舞台。实验研究方法在诸多经济学领域都大有用武之地,其中很多领域都与劳动经济学相关。值得注意的是,经济理论与实验方法不可偏废,二者各有所长,相得益彰。经济理论使我们能够在制度或者参数族(如税率)的框架下对经济行为作出合理的预测,而实验方法能够为不同制度环境的运行效果提供经验证据,从而对经济理论进行检验。此外,在实验过程中对于人类行为的观察,也将促使研究者更严肃地对待个体动机和有限理性问题。从长期来看,这有助于我们对人的本性进行更现实的刻画。实验研究已经成功地应用于公平、互惠、损失规避、过分自信、非指数贴现等现实经济社会现象,通过研究它们对激励和契约的影响,对组织设计的影响,以及对劳动力供给和需求的影响,可以大大增进对企业、家庭与劳动力市场运行机制的理解。
注释:
①一般而言,研究者为了模拟出真实的市场环境,往往为被试在实验中的绩效表现支付一些数额不大的报酬,以增强所研究问题的现实相关性,提高被试的认真程度,并以此确保实验研究的信度和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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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经济研究篇5
>>我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与劳动力质量的均衡分析劳动力负担与我国经济增长论我国劳动力投入与经济增长新疆劳动力转移与农村经济发展的相关性分析农村劳动力流动与农民收入的相关性研究我国区域科技投入与经济增长相关性及实证研究加快我国农村土地流转促进劳动力转移的相关研究FDi与我国经济增长的相关性分析研究我国通货膨胀率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研究我国股票市场与经济增长弱相关性的实证研究及启示我国电信业务量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研究对我国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相关性的实证分析我国社会保障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分析我国股票市场与经济增长弱相关性的实证分析浅谈我国出口贸易结构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我国财政政策与经济增长相关性的实证检验我国股票市场与实体经济增长的相关性分析我国电信服务业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分析我国区域性劳动力迁移的经济效应影响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经济问题研究常见问题解答当前所在位置：
[6]赵涛，尹彦，李晅煜.能源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研究[J].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1）：3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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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经济研究篇6
【关键词】“全面二孩”；劳动力市场；经济发展。
一、背景
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五中全会在公报中指出，要促进人口均衡发展，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完善人口发展战略，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积极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这意味着，我国将实行“全面二孩”政策。
此前，我国的人口政策经历过若干次调整。建国后，我国的人口政策为鼓励“多生多育”，四年之内我国人口迅速增加了1.26亿。20世纪70年代，鼓励生育的人口政策转变为“男女都一样，只生一个好”，计划生育政策被定为基本国策。2013年，我国的人口政策从“只生一个好”调整为“单独二孩”。
我国人口政策的每次调整都顺应了特定时期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趋势，而此次放开“全面二孩”的政策调整，是国家对生育政策调整和完善“三步走”（即“双独二孩”、“单独二孩”、“全面二孩”）的必经过程。
二、政策预期影响
“全面二孩”政策的实行，源于我国当前的社会和经济发展状态等客观条件以及日益高涨的民意呼声，其实施后势必会对大至社会小至家庭产生各方面的影响。
（一）中长期内缓解人口红利消退的趋势
“全面二孩”政策及时，将在中长期内提供更多的适龄劳动人口，使我国经济从人力资源的角度不枯竭，从而延续人口红利，保证我国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
（二）调整人口结构，应对老龄化
在人均寿命增加和低生育率的共同作用下，我国人口结构老龄化的倒金字塔结构日趋显著。根据联合国标准，中国在2000年就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中国逐渐出现适龄劳动人口供给不足和社会抚养负担加重等问题。“全面二孩”政策有望增加年轻人口数量，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人口老龄化状况。此外，“全面二孩”政策从一定程度上打破了生育数量限制，我国人口结构中的男女比例也将有可能出现积极的调整。
（三）化解社保金空账危机
我国目前实行“现收现付”模式的养老金制度。当前老龄非劳动人口迅速增加的状态使社保基金出现巨大的缺口，“全面二孩”政策的落实将在长期中增加劳动人口比例，这样才可避免社保空账的危机。
（四）增加消费红利，促进关联产业发展
有机构预测，如果“全面二孩”政策落实到位，预计每年新增的新生儿可能达到100万-200万人，2018年所有新生婴儿可达2000万人，产生的消费红利每年大约1200亿-1600亿元，加之相关产业政府支出的带动作用，每年有望增加2250亿元的收入。
可见该政策的实施将会对社会、经济产生众多方面的积极影响，而本文将从该政策的经济学原理入手，着重研究经济学最为关心的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以及如何将该方面的影响转化为对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
三、“全面二孩”政策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
（一）当前人口政策下劳动力市场的现状
所谓“人口红利”，是指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抚养率比较低，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整个国家的经济呈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增长的局面。长期以来，我国庞大的人口规模和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对我国经济持续性、高比例的增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然而长期实施的“一孩”计划生育政策和人均寿命的不断提高，使我国的人口结构出现了显著的变化。社会抚养比是指人口总体中非劳动年龄人口数（包含了少儿和老人）与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是衡量社会劳动年龄人口的重要指标。在鼓励生育的人口政策期间，少儿抚养比高而老年抚养比很低。1982年，中国社会总抚养比是62%，其中少儿抚养比是54%，老年人口抚养比8%；但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一直到2013年以后，少儿抚养比降低，老人抚养比开始升高。截至目前，我国少儿抚养比是22.5%，老年抚养比13.7%，社会总抚养比36.2%。人口结构中的少儿可以被视为未来中长期内劳动力资源的储备，少儿抚养比快速下降和老年抚养比上升的趋势说明我国劳动力储备可能出现下降的事实。我国劳动力人口自从2012年出现拐点后，总量持续三年下降。2014年，16周岁以上至60周岁以下（不含60周岁）的劳动年龄人口9.16亿人，比上年末减少371万人。
此外，也有观点认为我国目前的人口总抚养比为36.2%，一些发达国家社会总抚养比甚至比中国还高，比如，英国54%，德国52%，法国56%，美国50%，日本61%，韩国37%，根据国际通行的指标和对比显示，我国人口红利仍在持续。
但是根据《2015中国劳动力市场发展报告》的分析，我国劳动力市场上已经出现了“供需双降”的情况，人口红利正在逐渐消失，中长期内可能会出现劳动力供给不足，从而影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2015年，我国城镇新增长劳动力1500万人左右，而在总量需求方面，2015年中国的就业目标是城镇新增就业1000万人左右。这就意味着，劳动力市场中的供需差大约500万人。按照惯例，春节之后的3个月是招工高峰，但根据公共就业服务机构上报的数据，2015年一季度进行招聘的企业数以及企业招聘的工人数都出现了下降。中国人力资源市场信息监测中心对全国主要城市的监测显示，2015年一季度，用人单位通过公共就业服务机构招聘各类人员约525万人，进入市场的求职者约469万人。与去年同期相比，需求人数减少了91.9万人，下降了15.7%；求职人数减少了78.6万人，下降了15.1%。除了影响劳动力供给的其他因素，劳动力市场形势的新变化一定程度反映了我国当前劳动适龄人口的变化趋势。而根据联合国的预测，我国劳动适龄人口数量将在2015年达到峰值后开始迅速下降。
（二）新政实施后或对劳动力市场产生的影响
1.“全面二孩”政策效果分析
“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其效果将受到目前人口的可支配收入、生育成本、生育观念等因素的影响。当前高昂的生育成本与生养后代带来的人生快乐和养老保障等“收益”相比较，仍将可能使政策的效果大打折扣。而多年以来形成的“优生优育”、“质大于量”的生育观念也将在一定程度上对政策效果产生消极影响。因此，政策实施对中长期内劳动力人口的增长效果，应首先确保短期内新增生育数量的增长。
2.中长期内增加适龄劳动力人口
“全面二孩”政策对劳动力市场的积极影响主要体现在中长期。新生儿数量的增加，只有在新生儿成长至劳动年龄，并接受适当的教育后，才能成为中长期内青年劳动力供给的增长。根据卫计委的预测，该政策出台后到2030年左右，对劳动力的供给会产生0.5%左右的正效应，政策出台到2050年，我国将会增加3000多万劳动年龄人口。劳动年龄人口的增加将会降低社会抚养比，从而延续我国的人口红利，保证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预计在2030年-2050年间，有可能每年促进GDp增长0.20%左右。
3.短期内劳动力市场变化的不确定性
如上文所述，政策实施后短期内新生儿增长的数量是政策效应向劳动力市场传导过程中重要的一环。鉴于我国生养儿童成本高企的现状，生育二孩的部分家庭为了弥补额外的消费支出，可能将为劳动力市场提供更多的劳动力供给：如参与兼职获得额外收入，未工作的家庭成员参加工作以取得更多的收入，甚至退休的祖父母通过返聘重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等等。而另一方面，由于家庭增加了二孩，父母需要更多的闲暇来照顾孩子，那么部分高收入或有足够收入家庭的成员会选择退出工作或减少工作时间，从而减少劳动力市场的供给。以上两方面效应的叠加，会使短期内劳动力市场变化具有不确定性。
四、政策建议和结论
“全面二孩”政策的目标之一是改善未来劳动力供给的状况从而延续人口红利，同时也要避免短期内劳动力市场状况继续恶化。因此为了确保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就需要配合其他政策的实施，以使“全面二孩”政策的效果最大化。
（一）鼓励生育的相关政策
“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对于原本就有二孩生育意愿的家庭来说，相当于通过免除社会抚养费降低了生育成本。但是通过网络民意调查显示，高昂的生育和供养成本仍使许多家庭表示“生不起”，“不敢生”。因此就需要政府研究和制订配套的鼓励政策，比如：（1）通过制度安排，保障生育二孩家庭的产假和育儿时间，同时对其托儿所、幼儿园入学给予政策支持，缓解二孩家庭精力方面的压力；（2）减免二孩家庭成员的个人所得税，从而增加可支配收入；（3）制订更积极的养老和医疗保障政策，从而减少储蓄倾向，增加当前的收入；（4）参考西方一些低生育率国家的经验，对生育二孩的家庭给予补贴，对二孩实行免费教育或延长免费教育的年限；（5）对于有生育二孩意愿的家庭，应全面简化审批手续并缩短审批时间，避免政策壁垒造成错过最佳生育时机。通过相关政策的落实，才能使“全面二孩”政策为中长期劳动力增长创造更多的人口基数。
（二）从“人口红利”到“人才红利”
我国当前劳动力市场的主要矛盾是一边“找不到工作机会”一边“招不到工”的结构性短缺。因此除了增加劳动力数量，提高劳动力质量从而使劳动力市场中的需求和供给相匹配，才是化解矛盾的关键途径。目前，以制造业、建筑业、房地产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对低端劳动力的需求远大于对高素质人才的需求，所以就需要政府依据产业结构转型的规划，制订对储备劳动力的教育和职业培训计划，并通过免费教育和培训、就业指导等鼓励措施，使劳动人口转变为符合劳动力市场需求的“人才”。通过职业技能和综合素质的提升，人口红利逐渐转变为“人才红利”，使适龄劳动人口转变为高质量人力资源，从而保证我国经济发展的劳动力优势。
（三）结论
“全面二孩”政策这一里程碑是我国调整新一轮人口政策、应对老龄化并延续人口红利的起点，是我国社会、经济的客观需求。政府需要委托科研机构对我国的人口状况和劳动力市场的供需趋势进行持续、深入的研究，根据研究成果和实际情况择机制定积极有效的配套政策，从而使“全面二孩”政策对我国劳动力市场健康发展和经济持续增长的积极作用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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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f673f0b84eeab1.shtml，2015-10-30
劳动经济研究篇7
[内容提要]在现行法律框架下，工伤事故可以寻求工伤保险补偿或侵权赔偿途径予以救济，但两者之间如何协调值得考虑。在工伤保险补偿不足以填补受害人损失时，用人单位应依侵权法规定，对不能受偿部分予以补充赔偿；在第三人侵权情形下，受害人可以请求工伤保险（或用人单位）和侵权第三人予以双重赔偿；受害人对损害发生具有重大过失时，工伤保险补偿不得实行过失相抵，但用人单位就其补充赔偿部分可主张过失相抵。对未纳入工伤保险统筹的雇员和农民工的劳动伤害，应依法追究相关生产经营单位和雇员的安全生产责任，对受害者予以保护救济。[关键词]工伤工伤保险补偿侵权赔偿第三人侵权我国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给人们带来了丰富的物质文化生活的同时，也给劳动者带来了产业灾难——劳动伤害。我国因劳动导致死亡和伤害的人数一直呈上升趋势。有人对工伤事故死亡人数与同期国民经济增长率等数据进行分析后，甚至提出中国“工伤事故死亡指数与GDp同步增长的结论”。[①]劳动伤害事故不仅影响安全生产和经济发展，也给受害者本人及其家庭带来极大的悲痛。如何预防和减少劳动伤害，对受到伤害的职工及其家庭予以救济，以保障其合法权益，乃是立法和司法机关需要重点研究并解决之问题。本文试从工伤保险补偿与侵权赔偿这两套制度之间的关系出发，在现行工伤保险体制框架下，对不同情形劳动伤害事故下的法律适用问题和一些争议较大的实务问题进行探讨，以求教于方家。一、工伤认定与司法审判在劳动中受伤并不全是工伤，只有纳入了工伤强制保险范围的用人单位的职工在劳动中受伤才可以被认定为工伤。《工伤保险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规定：应当纳入工伤强制保险范围的用人单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各类企业、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认定工伤的条件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构成劳动关系且符合《条例》规定的情形。从《条例》规定看，劳动者在劳动中受伤，除了工伤之外，还有大量的《条例》所规定工伤情形之外的损害。本文所称的工伤仅限于《条例》规定可以被认定为工伤的情形，即狭义的工伤。工伤认定的法律性质是什么，工伤认定与劳动关系确认之间属何种关系，工伤认定是否应当成为民事诉讼的前置条件，工伤认定结论对于侵权赔偿诉讼是否具有拘束力等问题，已成为困扰司法实务的疑难问题。（一）工伤认定的性质依《条例》规定，工伤认定机构为统筹地区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作出工伤认定结论后，申请工伤认定的职工或者其直系亲属、该职工所在单位对工伤认定结论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②]据此，可以认为《条例》规定的工伤认定程序是一种行政程序，工伤认定权是一种行政权。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作出的工伤认定行为是一种具体行政行为，对该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应先申请行政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提起行政诉讼。（二）工伤认定与劳动关系的确认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是工伤认定的前提。只有存在劳动关系且劳动者因工受到伤害，才能被确认为工伤。劳动者是否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一般以是否存在劳动合同为表征。但是，由于各种原因，用人单位尤其是非国有企业的用人单位往往不与劳动者订立劳动合同，这就涉及到事实劳动关系的审查和确认，而这恰恰是司法实务中的审查难点。对此，可以从四个方面审查：一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是否存在从属关系，接受用人单位的管理、指挥和监督；二是用人单位是否根据某种分配原则，组织工资分配，劳动者按照一定方式领取劳动报酬；三是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否为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四是劳动者是否在用人单位提供的工作场所、使用用人单位提供的生产工具工作。实践中，经常发生这样的情形：（1）当事人申请工伤认定，工伤认定机构告知其应先经过劳动仲裁确认双方具有劳动关系后，再申请工伤认定。（2）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认定为工伤事故后，用人单位认为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而提起劳动争议仲裁。此时产生的问题是，在对劳动关系有争议且没有经过劳动仲裁或诉讼确认的情况下，该工伤认定结论能否同时确认劳动关系的存在？如果通过劳动仲裁或劳动争议诉讼已确认当事人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工伤认定机构据此作出工伤认定，则两者不产生矛盾。但是，没有经过劳动仲裁或诉讼程序确认劳动关系，工伤认定机构出具了工伤认定书，当事人不服时，该如何处理却不无争议。笔者曾接触过这样一个案例，职工被雇请到一私营企业工作，未订立劳动合同，上班第一天便被机器轧断了手。受害人请求工伤认定，工伤认定部门认定为工伤。私营企业不服，提起行政复议。市政府经复议后，认为受害者与该企业是否存在劳动关系不明确，遂撤销工伤认定，告知受害者先申请劳动仲裁，确认劳动关系后再行工伤认定。受害者只得重新申请劳动仲裁，后经劳动争议一、二审诉讼，确认了具有劳动关系后，再回头去申请工伤认定。仅此，便耗时近两年，劳动者耗费的时间精力，支付的费用更无从考量了。这个案例中，固然有市政府在行政复议时对《条例》规定的理解不够和对工伤认定与劳动关系确认之间关系把握不准的问题，但与《条例》、《劳动法》、《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不明晰、不协调，不便于操作等问题不无关系。我们认为，虽然《条例》规定，在申请工伤认定时应当提供存在劳动关系的证明，但是，如果要求作为申请者的劳动者提供充分证据以证明劳动关系的存在，这个条件对于劳动者来说是太难了。故在工伤认定的实践中，应当对劳动者的举证责任采取宽松的态度。只要工伤职工的用工主体是明确的，不存在多个可能的用工主体的情况，即使没有经过劳动仲裁程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也可以直接确认该职工与用人单位之间形成了劳动关系并据此作出工伤认定。当事人不服的，可以依《条例》规定程序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不必再提起劳动仲裁。（三）工伤认定与侵权赔偿诉讼受害人因工作受到伤害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人民法院往往采取两种方法处理。一是法院认为可能是工伤，告知受害人先到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申请工伤认定，并按《条例》规定程序处理。其依据主要是最高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下称《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十二条规定，认为依法应当参加工伤保险统筹的用人单位的劳动者，因工伤事故遭受人身损害，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和工伤保险机构处理，不属于民事诉讼的受案范围。二是直接以侵权赔偿立案受理。在这种情形下，法官在对如何看待工伤认定问题上也争议颇大。争议焦点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1）劳动行政部门已经作出工伤认定结论的，人民法院对该工伤认定是否能进行审查，能否改变工伤认定结论？（2）劳动行政部门未进行工伤认定的，人民法院能否径行确认该伤害为工伤？这两个问题，归根结蒂为法官在对受害人的伤害是否为工伤的认识与劳动行政部门的认识发生差异时，能否根据自己的认识作出认定？有人认为工伤的确认是行政行为，属于劳动行政部门的职权，民事诉讼无权对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审查和更改，也无权对工伤予以直接确认。否则，便有司法权代替行政权之嫌。我们认为，对此问题不能一概而论，应当根据当事人请求给付的对象和其请求权基础进行具体分析，区别对待。依照《条例》规定，工伤申请应当向统筹地区劳动行政部门提出，对工伤认定结论不服的，可以申请行政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提起行政诉讼。但这仅仅是劳动者申请工伤认定并请求给予工伤保险待遇的程序要求。质言之，工伤认定只是请求工伤保险经办机构给予工伤保险待遇的前置条件。所以，劳动者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工伤保险经办机构给付工伤保险待遇，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告知其依《条例》规定处理无疑是正确的。问题是，当劳动者向用人单位或侵权人主张侵权损害赔偿时，其请求权基础并非工伤保险法的规定，而是侵权行为法的规定。因当事人是请求用人单位或侵权人承担侵权赔偿责任，而非请求工伤保险给付，故并不需要劳动行政部门的工伤认定为前置条件，人民法院均应立案。在审理过程中，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查明的事实直接对是否构成工伤进行认定，不管此前劳动行政部门是否作出工伤认定。即使劳动行政部门已作出工伤认定，该工伤认定对人民法院也不具有法律上的拘束力。因为在工伤侵权损害赔偿诉讼中，工伤认定只是一种事实认定。该结论相对民事侵权赔偿诉讼来说，也只是一种证据材料，而非行政行为。二、工伤保险补偿与用人单位侵权损害赔偿工伤保险法和侵权赔偿法在工伤问题的适用关系上，理论界和实务界长期存在争论。有认为工伤事故的赔偿由《劳动法》和工伤保险法规调整；也有认为工伤事故的性质是侵权行为，由侵权行为法进行调整；还有认为工伤事故既具有特殊侵权性质，也具有工伤保险性质，工伤事故具有双重性质。[③]理论认识的分歧，导致了司法实务中的混乱。因此，如何合理协调工伤保险补偿和侵权损害赔偿的关系，从而综合发挥两种救济手段的长处，成为工伤事故法律适用中的一个亟待解决的课题。（一）工伤保险补偿与侵权损害赔偿之比较工伤保险补偿与侵权损害赔偿，两种救济的法律适用大不相同，在基本思想、构成要件、归责原则、救济途经、赔偿标准等方面均有所差异。工伤保险补偿系以维护劳动者之生存权为其基本哲学，旨在保障工人最低必要之生活。[④]侵权损害赔偿系以分配的正义为其指导原则，其基本思想在于填补损害，使被害人能够回复发生前之原状。“于侵权行为而发生损害赔偿者，赔偿义务人应填补赔偿权利人所受之损害，以至于如同侵权行为未曾发生一样。”[⑤]基于这种不同的立法目的，便产生了赔偿标准的差异。侵权损害赔偿的标准是使受害人因此受到的损失按其价值“恢复”、“填平”；工伤保险补偿在于使工伤职工能及时得到救治、经济补偿和职业康复，不能使受害人全部损失得到填补。而且工伤保险补偿仅限于人身损害，不包括财产损害和精神损害。侵权损害赔偿的项目和标准也有别于工伤保险待遇的项目和标准。侵权损害赔偿中，受害人具有过错的可以实行过错相抵。而在工伤保险补偿中，工伤事故之发生，实行严格责任原则，用人单位或职工是否具有过错，在所不问。纵工伤职工对意外事故之发生具有过失（甚至是重大过失），亦不能过失相抵。“工伤保险补偿主要考虑的是事故处理而非过错追究”。[⑥]承担工伤保险赔偿责任的工伤保险基金不可以向有过错的劳动者主张扣减，或者向有过错的第三人进行追偿。工伤保险补偿依据《条例》规定的程序进行，体现了极强的行政性。而侵权赔偿救济途经是与侵权人协商，或直接提起民事诉讼。（二）工伤保险补偿与用人单位侵权赔偿之关系1、用人单位投保了工伤保险之情形在工伤保险补偿与用人单位侵权损害赔偿责任的关系上，世界各国主要有四种基本模式：（1）以工伤保险补偿完全取代侵权法上的损害赔偿，即取代模式。（2）允许被害人在工伤保险补偿与侵权法上的损害赔偿之间任选一种，即择一选择模式。（3）被害人对于侵权法上的损害赔偿与工伤保险补偿可以同时请求，共同保有，即兼得模式。（4）受害人对于侵权法上的损害赔偿与社会强制保险可以同时请求，但是所获总额不得超出其所受损失的总额，即补充模式。我国究竞采取哪一种模式，现行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但从已有规定中可以看出一些端倪。有学者提出，从我国《职业病防治法》第五十二条和《安全生产法》第四十八条规定中，似可看出采用的是兼得模式。[⑦]最高人民法院《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十二条规定：“依法应当参加工伤保险统筹的用人单位的劳动者，因工伤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劳动者或者其近亲属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用人单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告知其按《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处理。”该司法解释公布后，也有人认为上述规定是对兼得模式的否定。[⑧]而最高法院参与该司法解释制订的法官却解释说：“鉴于有关部门和学者对于工伤保险赔偿和民事赔偿的协商机制尚有分歧意见，一时难以统一，而工伤保险赔偿纠纷又属于劳动争议案件，故在本解释中暂时不作规定，留待日后再作解释。”[⑨]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黄松有就《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答记者问时说道：“如果劳动者遭受工伤，是由于第三人的侵权行为造成，第三人不能免除民事赔偿责任。例如职工因工出差遭遇交通事故，工伤职工虽依法享受工伤保险待遇，但对交通肇事负有责任的第三人仍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⑩]由此可见，最高法院的态度是，在对第三人侵权造成工伤时，倾向于兼得模式，而在工伤保险补偿与用人单位侵权损害赔偿问题上态度仍不明朗。由此，便带来了司法实践中的理解不一和裁判差异。归集起来，大致有以下四种做法。一是认为工伤事故按《条例》处理，法院不予受理；二是定性为工伤事故损害赔偿案，适用工伤保险补偿标准由用人单位赔偿；三是定性为侵权损害赔偿案，适用严格责任并参照侵权赔偿标准判决用人单位赔偿；四是以一般人身损害赔偿纠纷定案，根据当事人的过错程度确立其应承担的民事责任。从侵权损害赔偿责任与工伤保险补偿这两套制度的关系来看，工伤保险是从侵权法中分离而来。“当劳灾（工伤）保险成为雇主的法定义务后，工伤损害赔偿的主要部分就从民法侵权法中分离出去，成为社会保障法的一部分。”劳动法和民法的法规竞合造成工伤事故的双重性质，既具有劳动保险性质，又具有民法上的特殊侵权性。对工伤进行劳动保险的目的是对劳动者进行保护，同时也分散了用人单位的风险。工伤保险补偿有保障，工伤保险实行社会统筹，有利于受害人及时获得救济，具有保障职工生存权的理念。而民事侵权赔偿则具有填补职工工伤所造成的全部损失之功能，既包括财产上之损害，也包括非财产上之损害。在现今工伤保险补偿标准低于侵权赔偿标准的情形下，仅从赔偿项目和标准上来说，民事侵权赔偿无疑对受害职工保护和救济是较为有利的。尽管工伤保险法和侵权法在具体制度设计上各有千秋，体现出诸多的不同，但其着眼点是基于对受害人的救济和保护却是共同的。基此，无论如何也不能使两者相互排斥，相互抵销，而应当使其相互协调，相互补充，以达到保障受害人权益，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之功效。我们认为，工伤保险补偿和用人单位损害赔偿之间的协调，宜采以下原则：（1）工伤保险责任优先原则。“劳灾补偿制度之创设，主要在于侵权行为法不足保护劳工之利益，因此，劳灾补偿制度具有代替雇主侵权责任之功能。”[12]工伤保险责任优先原则，是指发生了工伤事故，订有工伤保险合同的，应当先向保险人要求补偿。因为工伤保险补偿具有期限短，能够使损害的承担社会化，分散用人单位工伤风险，实现对劳动者利益的充分保护和迅捷补偿以及成本低廉等特点，应优先适用之。（2）用人单位补充赔偿原则。由于工伤保险给付的性质是补偿性质，存在不能充分填补受害劳动者的损害的可能。“一般言之，侵权行为损害赔偿之数额多高于劳灾补偿”[13].工伤保险实行的是补偿原则，工伤保险待遇的标准相对于《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规定的标准要低很多。而且，工伤保险补偿还不包含精神抚慰金。有学者对《条例》规定的工伤补助标准和《民法通则》及其相关司法解释规定的赔偿标准进行了比较，得出结论，后者的赔偿标准和赔偿数额，远远高于工伤保险补偿。[14]那么，按照工伤保险标准所获得的补偿与按照人身损害赔偿的标准应获得的赔偿之间的差距由谁来承担？工伤职工是否可以就差额部分向用人单位要求赔偿？现行法律未设明文。我国台湾地区“最高法院”曾作出一则判决。该判决认为，当工伤保险补偿的数额不足时，就工伤保险补偿与侵权损害赔偿之间的差距，受害人得请求用人单位赔偿。用人单位不得因受害人受领工伤保险之利益而免除其损害赔偿责任。王泽鉴先生认为“此项观点，确值赞同”[15].我国一些学者对用人单位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也持肯定态度。王利明主持的《中国民法典（学者建议稿）》第一千九百九十五条主张：“劳动者执行职务过程中非因第三人的行为受到人身伤害，可以请求工伤保险补偿的，应当先向保险人要求补偿。再就工伤保险补偿与实际财产损失之间的差额以及精神损害，请求用人单位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16]我们认为，从民事责任的填补原则以及工伤保险与侵权赔偿的补充模式选择来看，应当允许职工在获得工伤保险赔偿金的基础上，就其与一般人身损害赔偿之间的差额部分向用人单位要求赔偿，这并不违反工伤保险制度分散用人单位工伤风险之立法目的。因为原本所有全部损失均应当由用人单位承担，而现在通过工伤保险给用人单位省下了很大一笔赔偿金，仍然达到了分散用人单位风险之目的。侵权法强调对受害人损害的完全赔偿原则，并不赞成超额赔偿原则。惩罚性责任并不是民事责任的范围。“被害人就同一损害获得双份补偿，对其个人而言，系属一种锦上添花之优遇，对社会资源及有限之保险基金而言，则属浪费。”[17]受害人在实现完全赔偿的基础上获得了超过损害数额的利益，即受害人针对同一损害主体受害人基于同一损害事实获得了侵权损害赔偿和工伤保险补偿，这也是不可取的。故受害人在受领工伤保险给付后，请求用人单位赔偿，在计算赔偿数额时应当扣除其已获得的工伤保险补偿，其受偿所得不得超过受伤害造成的实际损害。但是，如果该工伤是由于第三人侵权所造成的则另当别论。对此，容后再述。2、用人单位未投保工伤保险之情形《条例》虽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各类企业、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应当为其职工投保工伤保险。但实际上，很多用人单位应当参保而未参保。此时，如果发生工伤事故，如何处理呢？工伤保险的目的之一是分散用人单位的工伤风险，即用人单位通过工伤保险来将工伤风险向工伤保险基金转移。用人单位应当参保而未参保，其后果是所发生的工伤风险不能分散，仍应当由该用人单位负担。台湾《劳保条例》第七十二条第一项规定：“投保单位不依本条例之规定办理保险手续者，按雇佣之日起，至参加保险之日止应负担之保险费金额，处以一倍罚锾，劳工因此所受之损失，并应由投保单位依本条例规定之给付标准赔偿之。”《条例》第六十条也规定：“用人单位依照本条例规定应当参加工伤保险而未参加的，┉用人单位职工发生工伤的，由该用人单位按照本条例规定的工伤保险待遇项目和标准支付费用。”依据《条例》规定，因用人单位未参加工伤保险，当受害职工无法请求工伤保险补偿而向用人单位请求赔偿时，用人单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是毫无疑问的。值得探讨的是，用人单位能否以职工违反劳动纪律、劳动规章对造成的伤害具有过错为由，主张过失相抵呢？2009年4月，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会同人民法院出版社，江苏省高院召开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疑难问题暨司法解释适用研讨会”，与会法官提出一个典型案例：雇工受雇粉刷墙壁，站在两个架子之间的木板上工作，刷完一处后，让另外两个工人将他连人带木板一起抬到另一处工作，结果木板折断，雇工摔下来致死。会议认为，雇工违章造成损害，雇主和雇工都有过错，应当分担责任。[18]王利明主持的《中国民法典（学者建议稿）》也主张“受害人因违反劳动纪律、操作规程造成人身伤害的，应当适当减少用人单位的赔偿数额”。[19]而黎建飞教授则认为，在工伤事故发生后，没有任何必要去讨论劳动者是否违章。劳动者违章，用人单位也要承担工伤责任，因为工伤是因工作受到伤害的赔偿问题，劳动者是否违章，是他违反劳动问题的责任，这是两个法律关系，所以不能因为劳动者有违章的行为而免除用人单位的工伤责任。[20]我们认为，对此不能一概而论，应做具体分析。上已论及，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后，职工因工伤受到损害，可以依《条例》规定请求给予工伤保险待遇。工伤保险经办部门经查实属工伤后，即可按标准给予工伤保险补偿。工伤保险补偿并不考虑用人单位或职工的过错、因果关系问题，只要属于意外伤害，即可获得补偿。纵受害职工有重大过错，也不能实行过错相抵而扣减工伤保险待遇。如用人单位参保，则受伤职工不管是否具有过错，均能依《条例》规定，受领工伤保险给付。现在，因用人单位应当参保而未参保，使得职工不能请领工伤保险给付。用人单位有为工人办理工伤保险之义务而未履行义务致损害工人权益，该损害即表现为不能请领工伤保险给付部分，故对该部分损害，用人单位应无条件赔付，不能主张过失相抵。因为工人未能请领工伤保险给付之原因系用人单位不履行法定义务所致，而非工人违章劳动所致。用人单位负有义务，于债务不履行时，应对工人所受损害负赔偿责任。工人请求用人单位赔偿的数额，超过工伤保险给付数额时，对超过部分，用人单位主张过失相抵的，应予以支持。职工在劳动中遭受工伤，由用人单位依无过错原则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已为各国侵权法所确认。但是，实行无过错责任并不禁止过失相抵。我国《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规定机动车致行人或非机动车损害时，机动车应承担无过错责任。[21]该法颁布后，全国很多省市都通过地方性法规规定，在行人和非机动车有过错的情形下，可以实行过失相抵，以减轻机动车方的赔偿责任。[22]当工伤损害确系工人在劳动过程中的重大过失或故意行为所造成时，仍一昧追究用人单位责任，不予过失相抵，则对用人单位有失公允。因此，在职工请求工伤保险给付之外的赔偿时，应允许用人单位提出过失相抵的抗辩。唯如此，方能促使工人遵章守纪，谨慎劳动，预防事故，安全生产。但是，劳动者毕竟是弱者，尤其受了伤的劳动者，更为弱者中之不幸者，用人单位主张过失相抵或免责事由应严格限制，不能宽松。本文之见，以劳动者具有故意或重大过失为限，一般过失情形下，不得主张过失相抵。三、工伤保险补偿与第三人侵权赔偿工伤事故的发生，有时是由第三人侵权所引起，对此，工伤职工能否受工伤保险法以及侵权法双重保护，即获得工伤保险以及侵权第三人的双重赔偿。这也是工伤赔偿与侵权赔偿关系中一个饶有兴趣的问题。在第三人侵权所造成的工伤事故赔偿中，多数学者主张选择兼得模式，即受害人既可以向工伤保险机构申请工伤待遇，还可以向侵权第三人要求侵权赔偿。本文赞同采兼得模式，其理由如下：1、工伤保险给付不能免除侵权人的民事责任。在第三人侵权下，造成工伤的原因与安全生产事故所造成工伤的原因大不一样，两者的侵权源不同。工伤保险法属社会保险法范畴，带有“公法”性质，以社会连带思想和社会风险理论为基本理念，以维护劳动者基本生存权为目的，旨在保障工人因工作导致伤害时获得必要救济，防止其陷入生活贫困和潦倒。而在侵权赔偿法下，实行的是过错责任，责任自负原则。第三人侵权赔偿是其依法应承担的民事责任，不可能由工伤保险机构来替代，也不能因受害人受领有工伤保险给付而免除。如果第三人侵权所造成的后果因工伤保险给付而免除或减轻，作为实际侵权的第三人不承担由其违法行为所造成的后果，则是对侵权行为的放纵，既有违法理，更失之公正、公平，其不利于社会正义、社会和谐之处显见。2、工伤保险给付和侵权损害赔偿基于不同的请求权基础，两者不能相互代替。工伤保险法是从侵权法中发展并分离出去的，其宗旨是一种社会救济。职工发生工伤后享有工伤保险待遇是法律赋予的权利，也是工伤保险机构和用人单位法定的义务。工伤职工与工伤保险经办机构之间就工伤保险待遇给付问题形成的是一种行政法律关系。基于该工伤保险法律关系，工人享有给付工伤保险待遇的请求权。第三人侵权是一种违法行为，因第三人侵权造成他人伤害，则受害人对侵权之第三人产生民事侵权赔偿之请求权。两个请求权均能独立存在，当一个请求权消灭时并不当然带来另一请求权的消灭。若因受领工伤保险给付来替代或消灭受害人的侵权赔偿请求权，则从法理和道德基础上讲均不具可行性。3、双重赔偿具有可行性。《安全生产法》第四十八条、《职业病防治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是工伤职工获得双重赔偿的法律依据。《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十二条第一款规定：“依法应当参加工伤保险统筹的用人单位的劳动者，因工伤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劳动者或者其近亲属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用人单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告知其按《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处理”。第二款规定：“因用人单位以外的第三人侵权造成劳动者人身损害，赔偿权利人请求第三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该条第一款是规范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的工伤保险关系，即发生工伤事故后，可以按照《条例》规定请领工伤保险待遇。该条第二款同时规定，受到损害的劳动者向第三人提起人身损害赔偿请求的应当支持。司法实践中，人民法院判决支持受害劳动者双重赔偿的判例也频频出现。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杨文伟诉宝二十冶公司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便判决支持了受害职工双重赔偿的请求。判决理由谓：“因用人单位以外的第三人侵权造成劳动者人身损害，构成工伤的，劳动者因工伤事故享有工伤保险赔偿请求权，因第三人侵权享有人身损害赔偿请求权。二者虽然基于同一事实，但存在于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之中，互不排斥。”“基于侵权事实的存在，受伤职工作为被侵权人，与侵权人之间形成侵权之债的法律关系，有权向侵权人主张人身损害赔偿。侵权之债成立与否，与被侵权人是否获得工伤保险赔偿无关，即使用人单位已经给予受伤职工工伤保险赔偿，也不能免除侵权人的赔偿责任。”该案例在《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并在裁判摘要中指出：“因用人单位以外的第三人侵权造成劳动者人身损害，构成工伤的，该劳动者既是工伤事故中的受伤职工，又是侵权行为的受害人，有权同时获得工伤保险赔偿和人身侵权赔偿；用人单位和侵权人均应当依法承担各自所负赔偿责任，即使该劳动者已从其中一方先行获得赔偿，亦不能免除或者减轻另一方的赔偿责任。”[23]该案例的，表明最高审判机关对双重赔偿的赞同，其对人民法院审理这类案件的指导作用不容忽视，殊值注意。需要说明的是，这里引起工伤的“第三人”应该是指除用人单位和本单位正在履行工作职责的职工以外的法人、其他组织或者个人。如果工伤事故是本单位正在履行工作职责的其他职工引起的，那么受害者不能再向引起工伤事故的职工提出人身损害赔偿。因为该职工是履行职责的行为，其行为后果由用人单位承担，此时受害者不能获得双重赔偿。尽管从理论上讲，受害人可以向侵权之第三人主张损害赔偿而获得双重赔偿，但囿于第三人的实际赔偿能力，有时即使第三人倾家荡产也可能无法满足受害人的赔偿要求。还有，当侵权第三人无法确定时，如职工执行职务被机动车撞伤，而机动车逃匿，致无法确定加害人，受害人也无从向加害第三人主张赔偿。此时，工伤职工就侵权第三人应当赔偿的部分，能否向用人单位先行求偿，再由用人单位向侵权人追偿？或既向侵权人主张赔偿又向用人单位主张赔偿？我们认为，此种情况下，尽管受害的职工是因第三人侵权所遭受伤害，仍属于因工作受伤之范畴。根据世界各国通行的做法，工人在劳动中遭受伤害，无论该伤害行为是来自用人单位或用人单位之外的第三人，工人均可以要求用人单位予以赔偿。我国学者也认为，受害者可以依据《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二款确定的过错责任或者法律规定的无过错责任，向该第三人或用人单位等赔偿义务人请求赔偿。[24]最高人民法院《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雇员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佣关系以外的第三人造成雇员人身损害的赔偿权利人，可以请求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也可以请求雇主承担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这一解释虽然规定的是雇佣关系的情形，但其法理基础与工人因工受伤是相通的，在工人遭受第三人侵权伤害情形时，仍可参照该解释规定处理。即使用人单位为受害工人投保了工伤保险，受害人受领了工伤保险给付，用人单位的这项赔偿义务也不因此而免除。用人单位与侵权第三人之间的关系，为不真正连带责任。[25]用人单位和侵权行为第三人均负有对受害人赔偿的义务，任何一人履行赔偿义务后，均可以使受害人的赔偿请求权消灭。在该不真正连带责任关系中，用人单位为中间责任人，侵权行为人为终局责任人，用人单位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对侵权第三人追偿。在诉讼中，用人单位可以援引终局责任人的抗辩事由向赔偿权利人抗辩。如果受害工人在该损害行为中，自身也有过错的，侵权行为第三人和用人单位均可以提出过失相抵的抗辩，以减轻其民事责任。四、雇员及农民工劳动伤害之救济在现行工伤保险制度下，雇佣关系中雇员在劳动中受伤害，并没有纳入应当参加工伤保险统筹范围，[26]因而雇员受害只得适用侵权赔偿法的调整。而农民工伤害是否纳入工伤保险统筹，未设明文。学者认为，“我国的社会保障事业一直将重点放在城镇，而占全国总人口80%、占世界总人口15%、世界农业人口35%的中国农民却依然被拒之于社会保障大门之外。”[27]尽管劳动部在2009年6月1日下发了《关于农民工参加工伤保险有关问题的通知》，但使用农民工的单位或企业为农民工参保的数量极少，尤其是建筑、采矿行业农民工所受伤害，能获得工伤保险给付的少之又少。由于《条例》将大量用工主体排斥在工伤保险统筹之外，这些用工主体中的劳动者，仅能依靠侵权法的单轨保护，而不能获得工伤保险法的保护。由此带来了纳入工伤强制保险范围的用工主体与未纳入工伤保险强制范围用工主体之间的极大差异，这种差异主要表现于这些用工主体中的农民工（或雇员）在劳动中受到伤害时所受到的不同待遇。1、农民工和雇员受害不能获得社会工伤保险的救济。雇员在出现工伤事故致人身伤亡时，只能基于雇佣关系适用一般人身损害赔偿的法律要求雇主承担雇主责任。而不能既寻求侵权法救济，又寻求工伤保险法的保护，从而是一种单轨保护。2、雇主责任的保障救济程度较低，求偿风险较大。雇员发生劳动伤害，仅能要求雇主承担责任。现实生活中，实力比较雄厚的雇主所开办投资的企业，经营的项目都规模较大，并依法进行了企业法人或经营登记，其招聘工人数量较多，从而纳入了工伤强制保险范围。剩下的这些小雇主，如家庭作坊、小型修理、自然人合伙、农业承包等形式中的所谓雇主，由于经济实力较弱，承受工伤风险的能力非常有限，即使其雇请的员工在执行职务中受伤，面对重度伤残的员工或死亡雇员之亲属提出的巨额赔偿金，也根本无力支付。现实生活中，雇员受害的实际赔付率并不如人意，“白条判决”的现象司空见惯。3、农民工和雇员受害不能得到双重救济。在第三人侵权的场合，农民工和雇员受害赔偿不论是向侵权人还是向雇主要求赔偿，仅能得到一份赔偿。但在工伤保险补偿情形下，受害人既可向工伤保险基金要求一份工伤保险待遇，又可向侵权第三人要求侵权赔偿，受害人可以得到双重赔偿。鉴此，在现行工伤保险制度未作改变的情形下，司法实务中，应当对已有法律作出对农民工和雇员有利的解释，以最大限度保护受害者的权益，使其能获得较充分的救济和保障。就建筑领域雇员和农民工伤害的救济而言。目前建筑施工行业管理混乱，工程大多数由个人以工程项目部名义承包，而工程项目部又挂靠建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对这些项目部的管理脱位。项目部往下又层层转包、分包，均以工程量结算，直至班组长一级。这些班组长被农民工俗称“包工头”。农民工们被这些小“包工头”以每天几十元不等的价格雇请过来，从这些小“包工头”手里拿工资，由他们按排事务。农民工工作时间不固定，有事就来，没事就不来，今天来明天不来，流动性大，临时性强。农民工一旦在劳动中发生意外受伤，则从总承包企业到分包、转包人，项目承包人和班组长均推卸责任，均否认与农民工形成了劳动关系，都不肯承认自己是农民工的雇主。建筑承包企业称农民工不是他们请来的，企业也没有农民工的名册，工资也不是由承包企业发放，农民工根本不受承包企业管理，其不可能是农民工的用人单位。而中间的承包人、分包人也提出其不管理农民工，不直接给农民工发放工资，不可能是农民工雇主的抗辩。剩下的便只有那些最低一级的获利最少的直接管理并向农民工发放工资的班组长们。如果仅从表面上看，似乎是班组长对农民工进行选任、管理和监督，班组长是农民工的雇主，应由班组长承担民事责任，与承包企业或分包、转包人无关。但仔细分析，便会发现，这种见解不无问题。首先，对建筑工人（含农民工）负有劳动安全卫生保障的法定义务人是承包企业，而非班组长。《建筑法》第四十五条规定：“施工现场安全由建筑施工企业负责。分包单位向总承包单位负责，服从总承包单位对施工现场的安全生产管理。”国务院《建筑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更是进一步明确“总承包单位和分包单位对分包工程的安全生产承担连带责任”。可见，维护施工现场安全，确保工人安全施工，是承包企业及其分包单位的法定义务。其未履行义务，造成工伤，理应承担法律责任。其次，从有利于保障受害人权益，使其能获得充分有效的救济看，承包企业及其分包、转包单位具有较强的经济能力，赔偿能力强。而班组长经济负担承受能力差，即使倾家荡产也不能赔偿受害农民工的损失。再次，从农民工的劳动中获得最大利益者，是承包企业及其分包、转包人，而非班组长。根据“利之所在，损之所归”的法理，承包企业及其分包、转包人也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因此，建筑领域中农民工受害，应当依法追究总承包企业，分包或转包单位的民事责任，以救济受害人，保障其权利实现。在其他生产领域，农民工从事劳动受到伤害时，也应当依法追究生产经营单位的赔偿责任。生产经营单位组织生产经营活动，农民工在生产中受伤的，应由生产经营单位担责。如生产经营者将生产经营项目、场所、设备发包或者出租给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或者相应资质的单位或者个人，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给农民工造成伤害的，发包单位和承包单位，出租单位和承租单位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对此，《安全生产法》第八十六条设有明文。此外，《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也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因安全生产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发包人、分包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接受发包或者分包业务的雇主没有相应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上述规定，扩大了生产经营单位、发包人、分包人和雇主连带责任的范围，包含有保护劳动者，救济受害人之立法考量。司法实务中，应当充分理解把握并准确适用这些规定，对受害人予以最大保障和救济，从而有效地保护遭受伤害的雇员和农民工。上述见解或做法，虽然从一定程度上能缓解雇员和农民工索赔难，救济难的问题，但仍然是一种无可奈何之办法。要从制度体系上解决问题，就应当建立范围更广，覆盖更宽的社会保障法体系。现行工伤保险制度将一部分劳动者纳入工伤保险统筹，将一部分劳动者拒之门外，人为地将社会劳动者分为职工、雇员、农民工等，并制定双重标准，施以不同的保护，同为社会劳动者，却不能享受同样的社会救助，相互之间利益失衡巨大，不能不说是一大缺憾。要真正彻底解决这一问题，便应当实行统一的社会保险包括工伤保险制度，将各类用工主体、各类劳动者（包括雇员、农民工等）统一纳入工伤保险的社会保障体系下，以实现社会公平，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注释：[①]2009年3月14日《中国青年报》，《专家得出结论：工伤事故死亡指数与GDp同步增长》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5-03/14/content_2693749.htm[②]《工伤保险条例》第53条。[③]杨立新：《工伤事故的责任认定和法律适用》，载“中国民商法律网”，http://www.civillaw.com.cn/weizhang/default.asp？id=16802[④]《王泽鉴法学全集》第三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第317页。[⑤]曾世雄：《损害赔偿法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第17页。[⑥]叶静漪在“工伤保险法理论与实务研讨会”发言记录，载中国民商法律网。http://www.civillaw.com.cn/weizhang/default.asp？id=13776[⑦]龙卫平：《试论民事侵权损害赔偿与工伤保险补偿竞合时的法律适用》，载“葵花法律论坛网”，http://www.khbd.com.cn/bbs/viewthread.php？tid=64286[⑧]曹艳春：《工伤保险与民事侵权赔偿适用关系的理性选择》，载《法律适用》2009年第5期第38页。[⑨]黄松有主编《最高人民法院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的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09年1月第1版，第201页。[⑩]前引⑨第448页。张新宝：《侵权人身损害赔偿问题专家谈》，摘自《人民法院报》2009年10月20日B1版。[12]前引④第330页。[13]前引④第318页。[14]姜俊禄：《论工伤赔偿和民事损害赔偿的竞合》，引自人民大学复印资料《经济法学。劳动法学》，2009年第6期第37-38页。[15]前引④第331页。[16]《中国民法典学者建议稿及立法理由（侵权行为编）》，法律出版社，第284页。[17]前引④第331页。[18]杨立新：《适用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的疑难问题及对策》，《民事审判指导与参考》第18集第105页。[19]《中国民法典学者建议稿及立法理由（侵权行为编）》，法律出版社，第284页。[20]黎建飞王士萍：《工伤赔偿责任的承担与分担》，《判解研究》2009年第6辑（总第26辑）第77页。[21]姚辉燕林：《人车之争的民法解读》，《判解研究》2009年第5辑（总第19辑）第64页。[22]北京市、江苏省等省市均有此类规定。[23]《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9年第8期（总第118期）第38-42页。[24]王利明主编《人身损害赔偿疑难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401页。[25]前引⑨第183页。[26]前引⑨第173页。[27]王全兴汪敏：《我国农民工社会保险立法初探》，《律师世界》2009年第5期，第4页。
劳动经济研究篇8
【关键词】异质性劳动；向量分析；经济学研究
每个劳动者在体力和智力方面是有着一定的区别的，劳动能力也是不同的，因此就产生了经济学中的最佳分配和使用劳动力的研究。对劳动异质性的研究也是不可避免的，更是管理活动对经济理论的迫切需要。因此对异质性、异质性劳动之间的分工协作、以及内部组织效率低下的问题的研究十分重要。
一、劳动力与人力资源概念的界定
一般来讲劳动力主要就是指人的劳动能力，是蕴藏在人体中的脑力和体力的总和。而人力资源是指能够有效的推动整个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劳动能力，指在一个国家或地区中，处于劳动年龄、未到劳动年龄和超过劳动年龄但具有劳动能力的人口之和。本质上两者的概念是有着相似性的，但是在量的规定性方面，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把年龄在16-60周岁之间的人口定义为劳动年龄人口。清华大学张德教授对人力资源的数量构成作出了准确描述，其中把瘸残人员以外的不属于劳动力的人口也纳入到人力资源的数量范围内。所以经济学中的劳动力与管理学中的人力资源有着共同的本质，两者概念的区别只是在外延的涵盖上。可以说劳动经济学中潜在劳动力人口的外延已非常接近人力资源所涵盖的数量范围。
二、数学逻辑对人力资源进行研究的方式——向量分析法
工作意愿的向量分析图
wc为工作实际能够提供的行为报酬向量；wp为意愿的行为报酬向量；为工作意愿夹角，为工作意愿系数，对于的任意取值，都有=Cos；wp1为与wc重合时（=0）的意愿报酬向量，工作意愿系数1=cos0=1；wp2为与wc的方向正好相反（=）时的意愿报酬向量，此时工作意愿系数2=Cos=-1；wp3为与wc正交（=/2）时的意愿报酬向量，此时工作意愿系数3=Cos/2=0。
1.能力向量、报酬向量和行为向量。行为人的知识、技能、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行为的特定后果有着多面性，因此可以用向量来进行表示，在运用向量的过程中，这些行为特征变量就构成了一个行为向量空间。非常著名的就是某公司将员工的行为能力分解为三个基本变量：考察雇员对信息、人和物做些什么，然后对每一个变量进行定量的评价。这时员工行为能力可以在三维的向量空间中运用行为能力向量表示出来。依据提供的行为周期模型，任何个人的任何行为都以获取满足特定需要的资源为目的，一个完整的行为向量还应包括反映行为后果的变量。
2.造成的匹配损失。在当今的经济学研究中，需求和供给是两个基本的经济变量。可以说有效的需求量或供给量必须用“愿意而且能够”加以界定。就经济活动的最基本单元即——个人的经济行为而言，人们之所以愿意购买特定的商品或愿意从事特定的职业是因为这种特定商品或职业能够满足行为人特定组合的需要。
在一定程度上讲，消费和劳动本质上就是一种行为，能够产生满足人的需要的各种资源。通常就是我们所说的广义的行为报酬。当消费或劳动所带来的行为报酬的特定组合与人们预期的报酬组合不一致时，这种愿意的程度就会减少。除此之外，任何特定消费或劳动行为都一定存在一个最恰当的特定能力组合与之相适应，当人们实际的能力结构与这一最恰当的能力结构不一样的时候，人们的完全能力就只能有一部分称作能力结构系数，用到消费或劳动活动中去。
基于以上的两种情形，在实际生活中某种特定的消费或劳动行为所能够提供的报酬向量与人们期望的报酬向量是一样的，当所要求的能力向量与人们实际的能力向量不一样时，就造成了一定的损失，这种损失也降低了意愿和可能程度，最终降低了有效的需求和供给，这种情况下，结构上不匹配所造成的经济损失称作匹配损失。在实际情况中，是需要人们从事行为，真正的行为能力都不可避免地由“愿意而且可能”来决定。因而，匹配损失存在于任何人的任何行为中，它就像是万有引力一样，无处不在。
参考文献：
劳动经济研究篇9
摘要：我国大规模的农村劳动力转移一直是学术界极为关注的一个社会经济现象。纵观国内外关于农村劳动力（人口）流动、转移或迁移的各种理论和模型可以发现，不同的理论、模型有着不同的假设和前提，遵循不同的分析框架，得出的结论以及给出的相关政策建议也各有差异。针对我国目前的农村劳动力乡城转移问题，在现存的诸多理论、模型中，新迁移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值得我们高度关注，其一系列基本假设和主要观点对于理解和分析我国农村劳动力的乡城转移问题有着比较强的理论适用性。
关键词：新迁移经济学；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理论适用性
中图分类号：F249.2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11－0008－03
农村劳动力由农村向城市转移、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转移是各国经济发展中的普遍现象。农村劳动力的乡城迁移更是中国经济社会的一个重要现象。如何理解农村劳动力转移这种行为？许多专家学者对该行为进行了探索与研究，建立了相关的理论或者模型。其中最为突出的，当属新迁移经济学。
一、新迁移经济学分析思路的基本前提
根据Stark（1991）的论述，新迁移经济学建立在四个基本前提之上。
1.迁移决策并不是独立的个体行为，而是更多相关的人组成的一个更大的单位——通常是家族或者是家庭的行为。与新古典迁移理论把迁移决策作为独立的个体行为不一样，新迁移经济学将迁移研究的关注点由独立的个人转向了相互依赖的个人。如此以来，家庭内部的一些行为（如汇款行为）就被纳入了迁移理论的研究范围，而且，在分析劳动力市场时，迁移者的行为和绩效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迁移者家庭的偏好和家庭的约束来加以解释。
2.农村劳动力迁移的主要目标不仅仅是预期收入最大化，同时也为了最小化家庭风险。影响农村劳动力迁移的原因不仅仅是因为城乡之间存在工资收入的差异，还存在着其他能够引起农村劳动力迁移的因素，比如，农业部门受到恶劣的气候因素影响，农产品歉收，家庭的农业收入大幅下降，家庭还可以从迁移者那里获得工资性收入（通常是以汇款的方式）以补偿农业歉收的损失。从根本上来说，劳动力的迁移并不像水的流动那样，必然从高处流向低处。
3.在完善且健全的市场体系和金融制度之下，大量的迁移现象将不会发生。新迁移理论指出，在发达国家，家庭的风险通常由保险公司或者政府项目得到保障，但发展中国家还缺乏完善、成熟的保险市场，这使得家庭不得不通过将劳动力配置在不同的市场以分散风险；同时，发达国家拥有相对发达的资本信贷市场，家庭获得投资启动资金的代价较小，可能性较大，而这在发展中国家是不可能或不能轻易实现的。在现实生活中市场上存在着大量的诸如信息不对称、外部性等问题，比如，居住在偏远落后地区的农村居民无法了解到发达地区某项产业的发展状况，那么，对于这样的家庭来说就有了迁移的欲望。
4.决策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人们总是把自己的收入与一定的群体相比较，由此会产生一定的满足或者失落感。新迁移理论认为，家庭决定其成员的迁移，不只是为了提高其绝对收入，同时，也是为了提高相对于其他家庭的收入，也就是为了减轻在某一参照系内的相对贫困感。人总是有与周围的人作比较的心理，如看到邻居迁移到城市后致富了，自己也就有了迁移的动机。
新迁移经济学试图以上述四个前提为基础解释农村劳动力迁移问题。该理论的一个特点就是它在更广阔、更复杂、更真实的背景下讨论迁移行为，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其主要思想是：在发展中国家，农户通过家庭成员的迁移，克服了家庭改造、升级生产技术中的两个主要的障碍，即投资资金的匮乏（信贷市场的约束）及风险规避工具的短缺（保险市场的约束）。解释了家庭这样的主体为什么、在什么时候会发现最有利的时机，在若干市场上采取战略性的行为，并在这些市场间进行劳动力分配，使其行为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出现。
二、新迁移经济学四大基本前提的合理性及其在我国的适用性
上述新迁移经济学的四大基本前提，与我国农村劳动力乡城转移过程中所呈现出的一些特点比较吻合。
（一）关于迁移的决策主体
新古典迁移理论或者模型都将迁移者个人作为迁移决策的主体。这种假设前提，往往是不符合现实情况的。新迁移经济学与其他迁移理论不同的关键点就在于它认为迁移决策不是由孤立的个人单独作出的，而是由相互联系的人所构成的较大的单位（如家庭或家户）作出的。不同迁移决策主体的假设，对于农村劳动力乡城转移政策的设计和政策的实施效应是有着直接影响的。
在现实中，农村劳动力的乡城转移决策通常是由转移者和非转移者群体（其他家庭成员）联合作出的。而转移的成本和收益是按照转移者和非转移者群体之间隐含的契约安排中所规定的分配规则在二者之间被共担/共享的。例如，家庭转移成员转移需要的车旅费以及生活费都是家庭非转移成员提供的，而转移成员获得收入后常以汇款的方式寄回家。新迁移理论的出发点由独立的人变成相互联系的人，即它将迁移看作是一种“有意识的战略”，而不是一种绝望的或盲目乐观的行动。
将家庭而不是个人置于迁移决策的中心是一个比较新的思路（当然这不一定非得意味着家庭成员全部迁移）。这种理论并不是忽略迁移个体行为，而是把个体迁移行为作为分析的基础置于迁移框架之内。家庭可以被看作是某种“联盟”——一个由面对周围的世界彼此承诺采取统一行动的单位。而家庭成员的迁移可以被看作是家庭生命力的宣示：用空间或范围经济替代限制相互保障能力提高的规模不经济。
由我国农村劳动力乡城转移过程中的一些特点可知，把相互联系的人（如家庭或家户）作为农村劳动力乡城转移的决策主体在我国更具合理性。这些特点包括：第一，在我国尤其是在农村地区，人们普遍有强烈的传统家庭观念。第二，我国农村地区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强化了农户作为经济活动主体的地位。第三，流入城市的农村劳动力与其留在农村地区的家庭之间存在着极其密切的联系。在一项调查中发现，在城市就业的农民工当中，82%的人定期给农村家庭汇款，95%的人每年至少回农村家里看望一次（蔡昉，1996）。第四，根据近几年许多新闻媒体的报道，越来越多的参与乡城迁移或转移的农民工在城市地区工作一段时间、有了一定的积蓄、学到相应的知识或技术后，纷纷返回家乡创业。这些特点充分显示了转移到城市的农民个人与其在农村的家庭之间密切的生产生活联系，也证明了农户作为决策主体的正确性。
（二）关于迁移的动机在我国现实中，影响农村劳动力迁移的原因不仅仅是因为城乡之间存在工资收入的差异，还存在着其他能够引起农村劳动力迁移的因素，转移的目的也是为了分散家庭风险，使其风险最小化。正如投资某个项目一样，人力资本的分散投资也是为了规避风险。从严格意义上说，当个体是风险厌恶型时，他通常宁可接受当前某一确定的工资也不愿意接受与当前收入数额相等的一个含不确定的预期收入，于是工资零差异可能带来农民由城市到农村的回流；而当他是风险中性或者偏好时，并且他对闲暇附加了一定的价值，那么，即便城乡工资差异为零，迁移仍有可能。简单地说，给定一个农村部门的工资水平wr和一个更高的城市部门的工资水平wu（假设从事城市部门工作的概率为p），并假设在两个部门中的标准工作时间都是S，更具体地说，假设在农业部门工作S天可获得wr的收入，而在城市部门工作S天则可获得wu，即便pwu-wr=0的情况下，农村部门的闲暇与工资搭配（0，wr）则取决于城市部门的闲暇与工资搭配的状况[（1-p）S，pwu]，从而农村向城市的劳动力迁移就会发生（Stark，1982）。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农村劳动力迁移的主要目标不仅仅是预期收入最大化，同时也为了最小化家庭风险。
（三）关于市场制度、金融制度与迁移的关系
新迁移经济学第三个假设前提告诉我们如果市场体系和市场制度是完全的且完善的，大量的迁移现象将不会发生。我国市场制度和金融制度的不完整、不完善是目前经济领域的一个显著特征，这种不完整、不完善对于农村家庭的劳动力使用上、从而对农村劳动力的乡城转移上必然产生一定的影响。具体来看：
1.农作物保险市场
无论什么时候，当一个农户家庭将时间和金钱投入到播种某种作物上时，他们总是寄希望于其投入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以产品的形式得到补偿，他们可以将这些产品卖掉换成现金以购买其所需要的其他物品，也可以将这些产品用于农户家庭的消费。但是由于存在不确定性，比如恶劣的气候因素有可能会导致农产品的减产甚至绝产，从而使得农户家庭面临收入减少甚至难以维持生计的风险。同样地，新的农业技术的引入（诸如高产良种或者新的耕作方式等）也可以改变农户所面临的风险。如果农业技术专家的意见是正确的，使用新的改良种子可以增加农民的产出；如果农业专家的意见是错误的，农户便面临着将来食物或收入不足的风险。在发达国家，这一类的主观和客观风险是通过正规的保险体系来解决的。在这种保险体系下，农业生产者向保险公司或政府机构交一定的费用获得相应的保险，以求在将来农业生产遇到损失时获得相应的补偿。一旦将来在生产过程中农户遇到诸如干旱、洪水、新技术推广失败等风险，保险机构将按照所保险的农作物市场价值赔偿农户的损失，从而确保农户的经济福利不至因此而降低。如果农作物保险无法得到，农户就会倾向于通过将一个或更多的劳动力转移出去的方式来实现自我保障，以确保在即便出现收成下降的情况下家庭收入不致降低。
2.资本市场
许多农村家庭除了追求现金收入、经营收入最大化外，同时也希望增加其资产的生产率，为此他们首先需要获得用于追加投资的资本。比如，农户会希望灌溉农田、施用化肥、购买良种、购买机械等，但他们可能同时缺乏用于购买这些投入要素的货币。非农民家庭会希望投资于家庭成员的教育或培训、寻求获得资本品用以生产某种能够在消费品市场上销售的商品，但是他们也可能缺乏用于这些方面的投入的货币。在发达国家，投资要么来源于私人储蓄，要么来源于借贷。储蓄也好，借贷也好，都取决于你能否顺利进入一个健康的有效率的银行系统。如果收入有波动，借贷还可以帮助抵御消费风险。但是在发展中国家，储蓄制度是不稳定的或不发达的，借贷也是很困难的。这或者是因为农户家庭通常缺乏获得贷款的担保，或者是因为借贷资本的短缺，或者是因为银行系统的服务范围有限等。对于低收入的农民家庭来说，唯一的能够获得贷款的渠道通常是来自于当地的高利贷者，这种高利贷由于交易费用高昂而令人望而却步。在这种情况下，迁移再一次被视作获得资本来源的一个有吸引力的渠道，以求通过它积累资本用于改善生产效率、稳定消费水平。因此，处在这种处境中的家庭此时具有很强的将其某个家庭成员转出农业生产领域、迁移至城市地区以增加储蓄并通过往回汇款的方式将资本转移回家庭的强烈动机。
3.期货市场
无论什么时候，一个农户在播种时总是期望所播种的作物在将来收获后会按照一个理想的、足以能够获得养家糊口甚至改善家庭福利状况的收入的价格出售。但是在整个生产过程中，却始终存在着农作物价格跌至期望水平以下，从而导致家庭歉收的风险。在发达国家里，价格风险是通过期货市场加以控制的。通过期货市场，农户可以按照现在确定下来的价格在将来出售其全部或部分农产品。如果未来价格跌至约定价格以下，则投资者承担损失；如果未来价格升至约定价格以上，则投资者获得盈余。许多发展中国家要么不存在期货市场，要么虽然存在但低收入的农户通常无法进入，在这种情况下，迁移就提供了一种农户自我保险、抵御由农产品未来价格波动而导致的收入风险的机制。
4.社会保障
无论是农民家庭还是非农民家庭，都靠家庭成员的收入维持。如果当地的经济状况恶化、就业率下降，家庭的生活状况就会由于收入的减少而受到威胁。在许多国家里，政府设立了相应的保障体系以保护劳动者及其家庭免遭这种风险。但是在发展中国家里，这种针对失业者和伤病者的保险体系往往是不存在的或不完整的，这同样促使农户家庭将其劳动力转移出农村地区以求实现自我保障。而在我国，农民几乎享受不到真正的社会保障，这一因素对于农村劳动力的乡城转移不可能不产生任何影响。在这种情况下，迁移就使得农民减缓了这一风险。
（四）社会环境与迁移的关系
新迁移理论认为，家庭决定其成员的迁移，不只是为了提高其绝对收入，同时，也为了提高相对于其他家庭的收入，也就是为了减轻在某一参照群体内的相对贫困感。即RD（relativedeprivation）动机，即相对剥夺、相对经济地位变化、相对贫困（蔡昉、都阳，2002），以下都称做RD。农村家庭之所以将某个家庭成员送出所在的地方、加入迁移的行列，其目的既是为了增加其绝对收入，也是为了改善家庭的相对收入水平（即相对于其他家庭的收入水平），从而降低其与其他参照群体相比的相对贫困程度（Stark，taylorandYitzhaki，1986；StarkandYitzhaki，1988；Starkandtaylor，1989，1991；Stark，1991）。以Stark为代表的新迁移学者首先提出并完善了农村乡城转移的RD模型。他们认为单位i的效用如下：Ui=U（Yi，RDi），其中Ui表示其效用，Yi表示其绝对收入，RDi衡量其因收入低于一定水平而带来的相对失落。由效用对绝对收入、相对贫困的偏导可知，效用随着其绝对收入的增加而增加，随着RD的增加而减少。假设F（y）为累积收入分布，而h[1-F（y）]代表一个家庭在y收入水平下由于不能得到稍高于y的收入水平（比如说是y+Δ）而产生的不满足感，那么，该家庭在收入水平y下的相对贫困程度便可概念性地表示为：
RD（y）=h[1-F（x）]dx，令b=yh
在h[1-F（y）]=1-F（y）的特殊情况下，这一表达式等同于以下两项的乘积：收入水平高于y的家庭的比例、这些较高收入家庭的收入水平与y之间的平均差距（额）。
RD模型的核心思想就在于收入给个体带来的效用不仅在于绝对收入是多少，也在于该收入在特定参照群体内的位置，即人们总是把自己的收入与特定群体内的他人的收入比较。该思想更贴近中国的实际。
为了进一步理解相对收入这一概念，我们假设富裕家庭的收入有所增加。如果贫困家庭的收入不变，那么贫困家庭的相对贫困程度增加。如果家庭的效用与相对贫困程度呈负相关，那么，即便贫困家庭的绝对收入和迁移后的预期收入保持不变，只要通过其家庭成员的迁移可以改善其在所处参照群体中的相对收入水平，该家庭参与迁移的动机依然会增强。由此可以说，由于其他家庭的收入水平的变化，该家庭参与迁移的概率会增加。制约了贫困家庭增加收入的机会的种种市场失败也会增加迁移对贫困家庭的吸引力，因为此时通过迁移贫困家庭可以改善其相对收入状况。
相对收入（贫困）因素在我国的农村劳动力乡城转移过程中也能够找到相应的佐证。在我国的农村劳动力乡城转移过程中，虽然农村地区各类家庭的总体收入水平与城市平均收入水平都有着较大的差距，但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参与转移的农民工中，在参与转移前其家庭在农村中处于低收入水平的人占了大多数。这说明迁移与原本农民家庭在农村的相对收入水平是有着相当明显的联系的，也说明农村劳动力在向城市地区转移时在其转移动机中是有着较强的对家庭相对收入水平（或相对贫困状况）的考虑的。从上述四个方面的具体分析来看，新迁移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前提与我国农村及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实际情况是基本吻合的。在这些前提下，沿着新迁移经济学的思路来分析我国的农村劳动力乡城转移问题，应该说不存在什么难以逾越的理论和逻辑障碍。
三、对待新迁移经济学分析思路应有的态度
在运用一种理论分析我国现实问题的时候，我们必须对它采取科学的态度，既要坚持又要发展的态度。最近几年来，我国劳动力转移势头较猛，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理论或者模型致力于解释这种行为。而新迁移经济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也就引起了国内外迁移理论研究领域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根据以上新迁移理论与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的适用性分析，我们在运用这一理论分析我国的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时，有如下几个方面是需要明确的：
第一，新迁移经济学与新古典迁移理论关键性的区别有两个，一是迁移决策主体的不同，二是迁移动机的不同。其他各方面的差异包括政策含义的不同都是由这两点衍生出来的。其中，迁移动机的假设不同，是导致新迁移经济学区别于其他迁移经济学理论流派的最具决定性的因素。
第二，新迁移经济学在理论前提、相关假设方面与我国国情的高度吻合决定了它对于分析发展中国家农村劳动力乡城转移问题有较强的适用性。但是，它并不是为中国劳动力转移问题提供了具体的分析方法，因此我们在分析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行为时，不能照抄照搬，只能以新迁移经济学提供的分析方法为指导，对我国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第三，任何一个经济理论都不能包罗经济世界的全部现象，新迁移经济学也不例外，我们在用新迁移经济理论指导我国的实践时，同时，也要学会借鉴其他迁移理论的科学方面，将此结合起来，用来更好地指导我国的实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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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Stark，odedandShlomoYitzhaki（1988）“LabormigrationasaResponsetoRelativeDeprivation”，Journalofpopulationeconomics1：p57-70.
劳动经济研究篇10
关键词：劳动力市场；本科毕业生；就业能力
中图分类号：G64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9324（2014）01-0219-02
根据麦可思的2013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2012届本科生毕业半年后就业率最高的学科门类是管理学，达到92.9%。然而，作为文理兼收的经济学专业，普通院校经济学毕业生的就业状况比较严峻。我国现阶段无论从经济管理类本科毕业生失业的数量还是结构分析，都存在事实上的就业难问题。产生此种情形的原因有很多，比如，大部分比较理想的职位对学历要求较高，或者是经济学虽然课程设置“广”，但存在专业技能不“专”的弊端。总体来说，最主要原因是大学人才培养模式与劳动力市场需求的不匹配，尤其是高校经济管理类人才培养质量与用人单位的要求存在一定差距。基于此，培养经济管理类本科毕业生的就业能力，提升毕业生就业优势已成为我国高校经济管理类本科人才培养中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经济管理类本科毕业生就业能力的特征分析
目前，国内外学者关于就业能力的研究有着不同的观点。在20世纪初期，就业能力通常被认为是获得和保持工作的能力。然而，到20世纪末，就业能力却被大多数学者定义为实现就业的能力。本文中的就业能力是指个体在劳动力市场获得和保持工作，在工作中不断进步，实现潜能，以及应对工作变化的能力。经济管理类本科毕业生就业能力是指普通高校经济管理类本科毕业生通过在校知识的学习和综合素质的开发能顺利就业，实现就业理想，满足社会需求，并在经济管理相关领域保持工作机会、持续发展的职业能力。目前国企和外资企业所偏好的经济管理类本科毕业生的就业能力集中体现在：“道德力”、“思考力”、“学习力”、“执行力”、“决策力”、“组织力”和“创造力”，这些能力通常构成用人单位评判经济管理类人员就业能力的核心指标。
二、基于劳动力市场需求的经济管理类本科毕业生就业能力的设计
从劳动力市场来看，知识创新是用人单位特别是企业保持其持续发展的源动力。只有员工不断进行知识创新，企业才有可能实现知识创新，才能在行业中保持优势地位。员工的创新行为集中体现在善于学习、发现和创造新知识的就业能力。对于经济管理类本科毕业生而言，通常他们所从事的职位要求他们不仅具备单一的经济管理专业知识，而且应具备相对广博的知识，还要有整合、转化和更新知识的能力，即具有跨学科性，更好地满足用人单位的需要。调查数据显示，劳动力市场中一半以上的用人单位最看重经济管理类本科毕业生的知识广博度，其次才是专业知识，占42.5%。由此看来，用人单位更偏好复合型人才。因此，普通高校在提升经济管理类本科毕业生的就业能力方面，应注重培养他们将来在工作中具备良好的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的创新能力，使毕业生具备对知识进行横向联系和纵向拓展，将原有的或其他相关的知识有机融合，形成自身新的知识体系，能够将知识转化为创新技术和创新行为，并不断更新知识，使自己所在的企业保持持久的竞争力的能力。
三、加强经济管理类本科毕业生就业能力培养的对策
提升经济管理类本科毕业生就业能力需要学校、政府、用人单位和大学生的共同努力才能实现。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具体的对策与建议。
1.高校应深化教学改革，适应劳动力市场需求。根据调查显示，56%的用人单位认为当前大学教育中的课程设置不合理是大学生就业难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高校应以劳动力市场需求为导向，按照劳动力市场需求的变化来调整高校的专业、课程设置和教学方式。普通高校经济管理类本科人才的培养可确立“劳动力市场需求导向”战略，将学生所学专业与劳动力市场人才需求的符合程度、学生所学课程与劳动力市场就业岗位的符合程度，作为经济管理专业课程设置的基本原则。实现高校经济管理类本科专业设置与劳动力市场的职业发展需求的高度关联，学生的就业能力与劳动力市场人才聘任标准的高度匹配，甚至每年对其毕业后的学生进行跟踪调查，了解学生的就业发展变化以及对自己的基本能力、职业能力的评估。此外，作为实践性较强的经济管理专业，应注重加强实践模拟训练，让学生具备较强的环境适应和社会应变能力、组织管理与决策分析能力等。
2.政府应优化配置，创造就业环境。解决本科毕业生就业问题，政府应该发挥其主导作用，介入大学毕业生的配置和安排活动中。通过借鉴国外成功的经验，宏观干预经济管理类本科生就业能力提升的建设，高度重视学生就业能力的开发和培养，把它作为高校专业评估的重要指标；优化配置各种资源、创造公平公正的就业环境，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拓宽各类就业渠道，健全完善各类法规体系和就业制度，维护毕业生权益，为大学生就业提供便利。当前，各省市实施的大学生志愿者西部计划、大学生村官及大学生创业等一系列计划都是缓解就业压力、提升大学生就业能力的有效措施。此外，政府还应出台优惠政策，鼓励企事业单位积极配合学生社会实践。
3.用人单位应加强校企合作，提供实践平台。用人单位是本科毕业生的需求者，是学生毕业能否顺利走向工作岗位的就业能力高低的最终评价者。因此，用人单位也应积极参与提升大学生就业能力。用人单位可以根据阶段发展计划和实际需求，确定人才类型和工作胜任能力条件，参与课程计划的制定，帮助高校开发学生专业核心技能，使课程内容总体上与行业发展需求相吻合。此外，企业应积极配合高校经济管理类本科毕业生的实习需要，建立毕业生就业实习基地。
4.大学生应转变就业观念，加强自身建设。为提升自身就业能力，大学生应增强学习动力，刻苦钻研专业知识，自觉把学习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要大胆投入社会实践，最求卓越，提前适应社会，把自己培养为基础扎实、知识面较宽、能力强、素质高的经济管理类专门人才；在就业选择上，应保持良好的就业心态，多考虑个人发展空间和锻炼机会，正确处理理想与现实、自身才能与社会需要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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