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治理概念篇1
[论文摘要]文化环境是思想政治教育社会环境的重要内容。目前理论界对文化环境的研究已进入系统研究阶段，但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环境的概念仍不明晰，极易导致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环境的泛化倾向。本文通过对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环境相关概念的梳理，对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环境进行较为科学的界定。
一、文化与文明
什么是文化？最有影响力的即人类学之父英国人泰勒在其代表作《原始文化》中的阐述：“文化，就其在民族志的广义而论，是个复合的整体，它包含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个人作为社会成员所必须的其他能力和习惯。”
文化是一个中性词汇，一般来说，文化分为广义文化和狭义文化。广义文化涵盖了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而狭义文化主要指社会的意识形态，是相对于经济、政治而言的文化概念。对于狭义文化，有过精辟论述：“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表现。”由此可知，狭义文化应该是广义文化的高级层次，是文化研究的重点。
文明不同于文化。文明也是在人类实践活动中的产物。但文明特指社会进步和人类开化的进步状态，换句话说，文明是一定历史时期先进文化的表征。例如，胡适认为“文明是一个民族应付他的环境的成绩”，而恩格斯则认为“文明是实践的事，是一种社会品质”。
二、环境与文化环境
环境“泛指生物有机体生存空间各种条件的总和。具体说，它是有机体外部可以进入有机体的反应系统，直接影响到生命活动的物质、能量和信息的总和。广义地讲，环境是相对于某项中心事物，并且总是作为某项中心事物的对立面而存在的，它因中心事物的不同而不同，随着中心事物的变化而变化。”一般情况下，所谓环境是以人类及其相关活动为主体的，可分为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两大类。
对环境的研究极易存在以下两种错误倾向：一是“环境决定论”，法国启蒙学者孟德斯鸠认为地理环境（气候、土壤等）对法律和社会政治制度有决定作用，其理由是“不同气候需要产生了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同的生活方式产生了不同种类的法律”；二是“精神万能论”，持这种观点的人往往不顾客观实际和规律，片面强调人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最终不可避免地成为“唯意志论”者，陷入唯心主义的泥潭。针对上述两种错误倾向，马克思都给予严厉批判，并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提出了科学的环境观，即人与环境是对立统一的关系，而统一的因子是实践活动，“环境的改变和人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实践”。这样，既突出了人的主体性地位，又承认了环境对人的客观影响。
上述相关概念的简要分析对认识文化环境具有重要意义。首先，文化环境需要确立与之相对应的中心体；其次，“文化是用意义逻辑对文化环境进行最抽象、最一般的总体规定”。因此，文化环境应是“针对某一主体而言的一定文化模式的具体体现”。
三、思想政治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环境
什么是思想政治教育？目前国内学术界尚未达成一致意见，其主要原因是对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取向不同，其中影响较大的是“德育学和教育学”取向。德育学取向根源于我国传统的德育观念，这种观点一般将思想政治教育划入广义德育的范畴，如“广义上的德育包括思想政治教育、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教育、法制教育、道德教育”。教育学取向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对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界定上，例如张耀灿等人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可分为“思想观念”、“政治观点”和“道德规范”，是“对其成员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使他们形成符合一定社会、一定阶级所需要的思想品德的社会实践活动”。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应包含一定的心理教育，即思想政治教育“就是一定阶级或政治集团，为了实现其政治目标和任务而进行的，以政治思想教育为核心与重点的，思想、道德和心理综合教育实践”。
本文较为赞同思想政治教育的教育学取向。为避免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泛化，根据我国新时期的党情国情，笔者认同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五分法，其中“政治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导向性内容，思想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性内容，道德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基础性内容，法纪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保障性内容，心理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前提性内容”。
基于上述分析，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环境就是对思想政治教育这一教育过程产生影响的一定社会条件下的文化模式的具体体现，其内容因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变化而变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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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治理概念篇2
关键词：环境法；环境权；公法义务；话语体系
作者简介：杜维超，男，博士，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讲师、博士后研究人员，中国法治现代化研究院研究员，江苏高校区域法治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副研究员，从事法社会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D91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504（2016）06-0087-09
一、问题的提出：中国环境法学对西方权利话语的移植
中国经济社会飞速发展，但环境问题也日益突出。党的十提出，要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特别是要“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201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中提出要“加快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在这一背景下，环境法理论应当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充足的理论支持。然而我国环境法学对西方环境权利理论的盲目移植，导致学科内部的范畴混乱及体系不融贯，伤害了环境法理论的可实践性。
由于历史原因，中国法学理论传统几经中断，而改革开放后，法学各学科之歇绝复振，多由译介乃至移植西方理论开始。通过对我国环境权研究的早期文本之分析可知，我国环境法理论中的“环境权”（environmentalRight）概念，也是对西方概念的移植。我国早期的环境权研究源自对西方环境权概念的介绍，学者们花费较大篇幅描述了美、欧、日等发达国家主导的关于环境权利的国际法主张、国内法实践以及相关理论构建，学者们指出，环境权作为一项人权已经为各种国际文件所肯定，自然可以由此得出中国环境法学也应当引入“环境权”概念的结论，而从法律上提出和充实环境权，是搞好我国环境保护工作的重要保证。1
当前我国主流环境法理论体系，也是以环境权概念为核心搭建起来的，许多学者认为，环境权概念是环境部门法理论的基础，环境权问题是环境法部门的核心问题，也是环境立法和执法、环境管理和诉讼的基础[1]，而对环境相关法律问题，学者通常也会适用以权利为基准的解释框架。以环境权为中心的话语体系直到现在仍占据我国环境法学主导地位，直到2013年我国修订《环境法》时，理论界所讨论的主要问题之一，也还包括是否需在环境法律中确认“一切单位和个人都有享用清洁、健康的环境的权利”，并且这一观点显然得到了环境法理论界多数学者的支持。[2]环境法理论界进一步尝试推进“环境权”概念在法律实践中的应用。具体而言，我国环境权理论呈现出“宪法化（私法）法律化司法化”层层推进的发展形态。
环境权的宪法化观点认为，应当在宪法中将公民环境权作为公民基本权利予以规定，使其从应有权利转化为法定权利，甚至应通过宪法诉讼或违宪审查制度创立其救济途径[3]，环境权的宪法化，被认为是环境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的逻辑起点[4]；环境权的法律化则要求对现有法律进行发展或扩张解释，以在实体法中植入作为请求权基础的环境权利，这通常是一种私法话语范式，要求确立独立于人格权、相邻权、准物权等传统民事权利之外的私法环境权[5]，甚至绕开法律位阶考量，直接将宪法环境权赋予民事权利性质，将其私法化，例如学者们对“环境相邻权”制度和“环境人格权”制度的构想[6]；上述逻辑继续延伸的结果就是环境权的司法化，有研究从权利主体角度将其转化为可诉性问题，要求建立预防权救济理论和新型私权，以对环境公益损害提讼[7]，有学者认识到“环境权”直接推出诉权存在的逻辑断裂，但仍然坚持以环境权作为构建起点，推导出“国家保护环境义务”，再推出作为义务问责形式的公民公益性诉权。[2]
然而，这种“西方―中国”的概念移植尚存在很多问题。实际上环境权在西方之法律实践的实效性仍有待检验，作为所谓第三代人权内容的一部分，它其实仍是西方左翼平权运动的余绪，而这些新型权利首先是一种政治话语而非法律话语，虽然各级公权机关由于文化舆论压力甚至政治利益考量而对其表示支持，甚至立法者有时也因此而将其纳入法律系统，但也通常仅作为宣示性条款而存在，它们要从修辞性的政治主张落实到法律实践，也还面临政治博弈和法律技术等等多重困难。[8]莫里斯・克莱斯顿也认为，只有生命、自由和财产这些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才是绝对的道德权利，而人权范畴的扩张及普遍化，仅仅是乌托邦式的期望，权利概念的普遍性要求和新型“权利”的特殊化使其在逻辑上自相矛盾。[9]（p31-32）环境权概念引入之初，对其是否能否较为融贯地进入我国法律体系、是否能有效地适用于我国政法制度下的法律实践，也未进行深入的考察，其最大动力庶几可称之为“原教旨”式的权利崇拜。诚然，“权利本位论”的兴起对我国公民权利保护及法治意识觉醒具有重大作用，但正如陈林林教授所指出的，将权利作为社会秩序达成之核心工具，离不开一套权利形成、配置、实践、反馈的具体方法，而不少权利论者欠缺此类工具，只关心权利的“可欲性”，而缺少“可行性”考量，不严谨的权利设置导致“权利泛化”，并使权利设置的目标与实效发生冲突。[10]权利工具是否适用，其根本在于其是否适应本土法律文化土壤，但我国学界的“权利崇拜”通常还与“西方崇拜”相联系，桑本谦教授对此的评论极为精准：“权利问题的研究者大都对我国是否具备保障某种权利的社会条件漠不关心，但他们对英、美、法、德、日等经济发达国家保护这种权利的法律制度却是倍加关注……其隐含的逻辑是，既然这些国家的法律制度都明确承认并保护这种权利，那么中国也不应例外。‘权利话语’经常流露出其使用者的一种类似攀比的心理。”[11]如果不考虑中国社会现实、法律制度及其实践机制，而一味照搬西方的时髦理论，则不仅其效果可疑，甚至可能干扰本国法律体系的良性运作。
四、环境法学话语体系之公法化
作为权利泛化与西方中心产物的环境权概念亟须反思，如何构建一个替代性的理论解释体系是个难题。我国学界对环境权概念替论的研究，大致分为以下三种类型：
（1）国家权力论。有学者认为，各国宪法和环境基本法律中规定的公民享有良好环境的权利不应被视为实体性基本人权，而应当看作是揭示环境保护的政策、理念的宣示性条款，其真实意图不在于设置一种新兴的权利，而在于为国家环境管理权的确立寻求依据。他进而认为，所谓的环境权实则可以为民法上的环境物权所包容，这实质上否定了环境权作为独立权利形态的必要性。1
（2）公民义务论。也有学者提出，公民环境权论者所论述的以对环境要素和环境功能的使用为内容的环境使用权，实际上都可以归入财产权和人身权，而公民环境权也无法对抗造成环境污染的其他权利，环境权与环境义务的不对称性决定了环境权不能通过诉讼或救济活动来实现。应当通过对影响环境的所有主体普遍设定义务并要求他们履行义务来实现环境权。2
（3）环境法益论。有学者提出环境权概念存在着泛化现象，应当用环境法益概念取代之，其中既包括实定法上已经有所规定但还没有上升为权利的环境法益，也包括并没有明确规定在私法中而具有公法意义的环境法益，这些环境法益更接近于环境权论者所称的宪法环境权或基本环境权。法益理论具有系统的功能结构，能为环境刑事法益、环境民事法益甚至环境行政法益提供统一的理论解释框架。[33]
以上三种观点都仍有未尽之处，笔者拟提出第四种替代性理论――“国家义务论”。前文的论证揭示，环境权概念要么无法实现其本来目标，成为传统民法理论的冗余重复，要么受限于其原初目标的特性，成为政治修辞及虚假法律概念，而笔者认为，真正有效的法学话语应当是“国家保护环境的公法义务”，前述三种理论都是这一根本内容的不同表象而已。国家义务必须借由国家职能才能实现，这一义务自然在表面上就表现为国家权力；而国家权力相对公民具有优越性和强制力，这自然也就反应为公民义务；而环境利益则是各种权利义务背后的最底层驱动机制，这里的环境利益可以等同于前文中所谓“前实定法”的且无法实定化的环境法益。这样，以上三种理论实际上都可以成为本文核心论点的佐证。
在以环境权概念为核心构筑的理论体系中，国家的作用被低估了。许多学者都使用“共有地悲剧”（tragedyofcommons）理论解释环境污染问题：产权不清晰会导致负外部性，而正是由于环境是一种“共有变量”或曰公共产品，具有不可分割性，方才导致了环境污染这一负外部性。而外部性的解决方法主要有市场和政府行为两种，而市场经常是失效的，此时就必须通过政府的命令或控制政策等直接管制行为来消除外部性。[34]（p239-342）实际上，这一现代经济学分析有一个更为我们熟知的古典政治学解释：关于权利让渡的社会契约理论。按此理论，正是由于在无政府的自然状态下各种权利难以得到保障，所以人们才让渡自己的权利，授权国家运用强制权力来保护私权利。权利让渡的过程实则是公权力扩张的过程――虽然公权力的根本目标仍然是私权利。将本应属于公法领域和权力事项的环保事宜反而交付给私权和私人，看起来是紧追潮流的时髦，其实质反而是一种法思想的返祖现象。而一些发展中国家对环境权的鼓吹乃至在司法中对环境权的直接适用（如菲律宾儿童案），实际上很可能是其法治不成熟的体现――虽然有时这种司法任性被美其名曰“能动司法”[35]。回到中国，在我国立法尚大有潜力可挖、司法理论不成熟、法官水平良莠不齐、司法独立性不足甚至腐败问题横行的现状下，轻易放弃形式主义法治理想，转而鼓吹违背权力分立和人民原则的所谓能动司法，意义何在？
综上，笔者认为，“环境权”要成为一个有效的概念，应当将其严格地限制在前立法或宪法领域，作为一种政治宣示或政治说服的修辞性工具适用。而在立法和司法的具体法律实践中，应当以“国家保护环境”的公法义务为核心进行展开。环境法律体系应当是以监督“国家保护环境义务”完成情况为核心任务，其中法律关系主体有一方代表国家或公权力，而虽然其最终归宿是保护公民的环境权利，但该体系的逻辑起点和运行中心都是以保护环境为目标的公权力。
首先，在宪法层面，有学者提出可以由我国宪法概括性人权条款推导出环境权，该条款即第24修正案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并认为此种概括性条款可以配合社会变迁需要，对其具体内容进行扩充，而环境权应当成为其所包括的人权之一种。[36]笔者认为，宪法人权条款或许可以作为呼吁保护环境之政治话语工具，但法律实践只能基于对国家施加义务的宪法基本国策条款，即宪法第9条第2款和第26条第1款，其中前者规定“国家保障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保护珍贵的动物和植物”，后者规定“国家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陈海嵩将此国家义务条款的内涵阐发为现状保持义务、危险防御义务、风险预防义务[37]，这两条宪法条款背后指向的虽然仍是公民环境权利，但其具体形态是一种国家公法义务，从而使其可以有效克服环境公共性难题，从而进入法律实践。
其次，在实体法层面，仍然是以环保基本国策和国家义务为核心展开的，环境权概念是与其不兼容的。以新《环境保护法》为例，在第一章总则第四条中再次确认“环境是国家的基本国策”，为了强调国家强制力之正当，第六条又提出“一切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环境的义务”，而总则中分别对国家基本环境政策、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国务院环境保护主管部门乃至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所应执行的政策和责任提出了要求，而没有采用任何公民权利的提法；而在各分则中也仅规定了各级政府部门的监督管理职责、各级政府推进环保工作的具体制度手段等，全部是以对政府部门的义务赋予为核心。其中仅在第五章“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部分提及“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享有获取环境信息、参与和监督环境保护的权利”，而这正是前文我们讨论过的所谓程序性环境权，是一种宣示性和修辞性条款。
最后，在法律适用和诉讼层面，仍然应当以国家保护环境义务为核心展开。其一，就普通民事环境侵权诉讼而言，其侵权行为基本构成要素仍然未超越传统财产权或人格权范畴，而体现其特殊性的举证责任倒置，恰恰是国家为了履行环保义务、维护社会公平而以强制权力设置的；其二，就公益诉讼而言，我国《环境保护法》第五章第五十八条规定了提起公益诉讼的适格主体，即符合下列条件的社会组织“依法在设区的市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登记”或“专门从事环境保护公益活动连续五年以上且无违法记录”，如果按照传统权利理论，这里的诉讼主体和权利主体出现了错位，反而造成了理论困境，一种更好的理解方式是将其视为“权力社会化”的一种体现，即由于国家权力能力的不足，将部分政府职能通过委托或授权赋予某些社会组织，这里经过法律认可的公益组织其实代为承担了部分国家保护环境义务；其三，有关环境权保护的行政诉讼应当是这一体系中的关键一环，是人民监督国家保护环境义务之履行状况的主要手段。我国《行政诉讼法》第2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讼”，第12条则列举规定了“申请行政机关履行保护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的法定职责，行政机关拒绝履行或者不予答复”等若干种具体行政行为作为提起行政诉讼的前提，这就使公民得以针对具体环境行政行为提起撤销之诉，或针对环境行政机关的不作为提起课以义务之诉、管制措施请求之诉，也就使公民避开环境公共性难题带来的诉讼困境，而支持其以国家义务为根据寻求国家救济，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如在扬州市朱兴华等居民诉该市规划局、劳动局、环保局和消防支队，请求撤销被告核发给第三人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案，以及平顶山市李兴芳等居民诉该市环保局不履行法定职责案等案例中，这一构想也获得了法院的支持，充分证明了其可行性。[7]
总之，应当拒绝西方中心和权利崇拜的迷思，谨慎对待各种新型权利观念，坚持形式主义和谦抑的法律观念，结合中国实际考察其在法律实践中的可行性。因此，应当将环境权概念限制在政治性宣示和修辞领域，而在我国法律实践中，应当以国家保护环境义务为核心，构建公法化的理论话语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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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治理概念篇3
近年来,邳州市环境监察工作按照市委、市政府的统一部署，在环保局的正确领导下，坚持环境监察工作为我市的“三先”目标服务、为环保事业服务、为经济发展和人民群众服务的宗旨，认真贯彻执行环保法律法规，严格执法、热情服务，廉洁奉公，依法行政，为保护邳州的蓝天碧水，保护人民群众的工作和生活环境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一、求真务实，严格执法，认真查处污染环境的违法行为
我们把坚决清理取缔“十五小”企业和其它不符合产业政策的严重污染企业放在环境监察工作的首位。2004年，全市共清理取缔“十五小”企业19家，立案查处严重污染企业40家，查处的重点主要是针对我市工业建设项目中的小造纸、小炼焦、小炼钢、小电镀和污染严重的小化工企业。
在现场执法工作中，我们结合自身工作的特点，严格从源头控制污染企业的产生，发现新上建设项目，及早介入，率先了解其生产工艺，对工艺中存在严重污染问题又无力落实“三同时”制度的新建项目，及时予以制止，这样，既控制了新建项目带来的污染隐患，又最大限度地减少了盲目投资者的经济损失。
二、认真做好环境处理工作，积极解决群众关心的热点和难点问题，切实维护群众合法的环境权益
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的环境意识和环保法制意识也随之增长。2004年，我们共处理环境问题125件，其中，我市群众还在全省环保系统首创自制光碟反映环境污染问题的先例。对于群众反映的环境污染问题，我们按照工作无小事的原则，从解决污染双方的矛盾入手，坚持事无巨细，做到事事有落实，件件有回复，环境案件处理率达到100%，连续多年被我市评为工作先进单位。
三、坚持以人为本，科学管理，为我市经济和社会的健康发展保驾护航
在环境监察工作中，我们率先引入提前介入的概念，率先引入执法就是服务、零距离服务的概念，率先引入一站式执法、全程式服务的概念，最大限度地保障执法成果，最大限度地保障投资者避免因为重复投资或者投资方向失误所造成的损失。
从企业新建项目立项开始，我们就把执法和服务贯穿其中。首先，帮助企业理清投资方向，分析项目投资的可行性，防止重复投资和上马国家禁止的落后淘汰工艺；其次，为企业提供污染治理技术和污染治理信息，帮助企业落实“三同时”措施，使企业在污染治理方面实现以较少的投资取得最好的治理效果；第三，主动帮助企业办理建设项目审批手续，指导企业进行排污申报，指导企业建立污染治理台帐，并且不收取任何成本费、服务费。这样，把执法溶入于服务之中，把环保理念溶入于服务之中，实现了管理与服务的有机结合，环境宣传与服务的有机结合，最终实现了环境监察成果的最大化。
今年以来，我市相继吹响了四城同建和建设大而强、富而美东陇海第三大市的战斗号角，在新形势下，环境监察工作更加任重而道远。我们将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的中心任务，在市环保局的正确领导下，以开拓的精神，昂扬的姿态，解放思想，轻装上阵，全面深化环境监察工作改革，全面溶入我市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去，以适应我市经济和社会快速发展的要求。下一步，环境监察工作将要在职能和观念上实现两个方面的转变：
一、实现环境监察工作从管理型执法、收费型执法到服务型执法的转变
我们要在继续强化提前介入管理的概念、执法就是服务、零距离服务的概念、一站式执法、全程式服务的概念，力争把污染消灭在萌芽状态的基础上，从壮大我市的工业经济实力入手，提高服务意识，强化服务职能，保障我市工业经济的健康发展，从根本上提高我市改善环境、治理污染的能力，切实发挥环境作为生产力的作用。
二、实现环境监察工作从点源管理到面源管理、宏观管理的转变
过去，污染企业分布广、污染特点各异，环境监察工作成本投入大，执法效果不理想，随着我市工业经济向规模化、集约化方向发展，一些小的供热型污染将被集中供热所取代，同时，随着城市集中排水管网初具规模，城市污水处理场投入使用，工业园区建设步伐加快，新上工业项目统一集中到工业园区，实现了污染的集中治理，客观形势要求我们要加强面源污染、宏观污染防治方面的研究，转变管理观念，提高管理水平，提高应对污染特点变化的能力，加强宏观污染管理，节约执法成本，提高环境监察工作效能。
环境治理概念篇4
摘要：本文审视了国外现行的财务会计概念框架，指出了其主要特点，以及存在的环境背景，并与我国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环境进行了对比。从而对我国能否参照国际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等其他发达国家财务框架，制定我国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可行性进行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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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国际比较
一、研究背景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发展趋势下，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作为市场经济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财务会计这门学科理论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全球化的货币资本市场要求贷款人或筹资者提供在国家间可比的相关的会计信息，客观上要求会计准则国际趋同。但是，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应该学习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和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国际会计组织的做法，构建中国财务会计概念框架或财务报告框架？答案不一定是肯定的。要回答这个问题，应该从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的性质和作用出发，同时分析英美等国与我国在经济体制，社会制度环境等方面的异同，从而分析我国是否应该参照这些国家，建立中国财务会计概念框架。
二、国际财务会计概念框架比较
1.美国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及环境的特点
20世纪70年代后，美国财务会计委员会开始重视会计目标研究，建立以会计目标作为研究起点的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美国的经济是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生产资源一般是私人所有，非政府所有。市场是美国经济中分配资源的重要因素；美国实行充分竞争的市场经济体制，严格限制垄断，公有化程度小，实行自由企业制度，相应地，其会计目标强调多元化的会计信息使用者，倾向于保护股东利益。会计信息讲究市场透明度和规范性，会计目标强调对外部使用者决策有用性。
美国政府政策的集中程度较弱，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不大。因此，在会计管理体制上，美国政府对会计工作的管理是间接的，没有政府机构对其进行管理，是由民间会计组织团体具体领导，组织和管理会计工作。民间会计团体在制定会计规范中起着主导作用。会计规范强调灵活性和权威性，并强调企业判断。企业组织注重会计“惯例”，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会计处理程序和方法，具有较大的灵活性和选择性。美国政府所制定的财务会计概念框架，与此相对应，也就是一个灵活的理论指导，并没有给企业进行具体的准则规范，这是从以上美国财务会计所处的经济政治环境所决定的，是符合美国自由的商品经济和开放自主的企业文化
2.英国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特点
英国是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产业革命的发生时间也是最早的，因此英国的财务会计发展的也是相当早的，早在十九世纪中叶，英国的《公司法》就对资产负债表的标准格式进行了要求。英国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制定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初，这被称为前期摸索阶段，第二个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初到20世纪末，这个阶段是英国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制定阶段。
英国会计准则委员会（aSB）的《财务报告原则公告》是针对盈利性企业的财务报表变薄的综合性基本原则和方法。aSB更重视强调受托责任，其次才是经济决策的有用性—要求考虑当前和潜在投资者及其他信息使用者的信息需求。此外，aSB在引言中提到产生于英国的重要会计概念：真实与公允观。这一概念在英国处于财务报告的核心地位，是对财务报表的最终检验。
3.澳大利亚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特点
澳大利亚的会计概念公告（SaC）《通用目的财务报告的目标》认为，通用目的财务报告的目标是提供对使用者评价该主体的管理当局对稀缺资源的分配和帮助解除该主体管理当局或董事会经管责任的有用信息。与英国和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的情况相似，澳大利亚的概念框架中关于财务报告的目标的条款中突出解除管理当局经管责任的目标。此外，如同美国一样，澳大利亚概念框架关于目标的界定指向财务报告。
4.国际财务会计概念框架
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aSC）的《编报财务报表的框架》关于财务报表目标的定义与FaSB的定义极为相似，但在强调决策有用性的同时，iaSC特别指出，财务报表也反映管理当局受托管理资源的经管责任。但是，在适用范围上，iaSC概念框架是针对盈利企业的，而FaSB的概念框架既适用于盈利企业也适用于非营利组织。iaSC立足于财务报表，而FaSB立足于财务报告。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aSB)的概念框架内容，由单一的文件组成。为了凸显主要的协调作用，iaSB不使用财务报告的概念框架作为表达方式，而称之为《财务报表的编报框架》。
以上提到英国，美国，澳大利亚以及国际会计概念框架，都具有很强的相似性，只是在一些具体准则的处理方面存在差异。这主要是由于这些国家的国家性质都是资本主义国家，在会计环境方面存在相似度很大。按照唯物辩证法来说，国家性质是内因的话，它是决定国家社会环境的关键，同时也就影响了国家的会计环境。从而在考虑我国是否参照该些国家的财务会计概念框架时，要重点考虑我国现实的国情和会计环境。
三、我国财务会计所处的环境
1.经济环境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才开始实行市场经济，并且是从计划经济时期进入市场经济的。经过了30多年的发展，我国不管在国民经济总量，还是人均收入方面都得到了很大提高，市场经济的深度和广度都得到巨大发展。但是，我们不得不认识到，在现实环境中，许多企业和部门都残留着计划经济的思想。尤其是我国存在大量的国有企业，这些国有企业大都规模很大，对我国企业制度的建设影响巨大。经济管理体制上，我国从改革开放以来，主张市场调节和政府行政调控结合的体制建设，但是由于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还不充分，就需要更加强有力的行政调控。
如果在这种经济环境下，参照美国等发达国家的财务会计概念框架来建立我国会计体系，会引起企业的无所适从，可能会造成经济秩序的混乱，不利于我国市场经济的稳定发展。
2.政治环境
探讨影响会计环境的我国政治环境，主要从我国的所有制结构出发。我国实行的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是民主集中制的社会主义国家。考虑到我国公有制占国民经济的大部分，国家在制定相关会计政策时，是需要考虑这些具有国有性质的企业，充分考虑到国家的利益。
政治环境的另一个方面是法律环境。我国的法律总体来说，是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颁布的，我国财务会计理论中的最高法是《会计法》，是我国会计法规体系的最高层次，会计相关的《企业会计准则》和《企业会计制度》作为会计核算的重要规范，由财政部制定，而不由某个事业单位或民间社会团体制定公布。这与上述的发达国家是不同的，作为法律实行的相关会计准则和制度，就不能像这些国家一样，只是一种概念框架，并不强制执行。
3.社会环境
社会环境包括文化环境和科技教育环境。我国自古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形成“孝”、“礼”为核心的传统文化背景，人们群体意识、家庭意识、国家意识等集体主义精神较强；国民习惯于按上级意识办事，按固定的法规和制度统一行动；人们对不明朗因素反映较强，希望国家机构能够维系社会一般惯例，对行为和观念存有一套稳固的看法，不宜接受标新立异的人和事，对缺乏法规标准和道德约束感到不适。
而我国科教环境相对于发达国家，还有一段不近的差距，我国会计人员的素质相对比较低，受教育水平也较低，再加上我国技术还比不上这些发达国家，在会计核算时就会存在差异。
四、结论
财务会计概念框架是由相互关联的目标和基本概念所组成的前后一贯、逻辑一致的理论体系，它可用于指导首尾一致的会计准则的制定，是评估现行准则、制定未来准则的理论基础。我国财务会计框架有着自身的特点，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下，客观上要求会计准则进行国际趋同，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参照国际财务会计概念等发达国家的财务会计概念框架来实现国际趋同。更重要的原因是，通过对于国际财务概念框架等其他发达国家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特点和他们产生的背景的分析，并对我国经济，政治，社会环境的对比，可以认为至少在现阶段，我国不能参照国际财务概念框架来建设我国财务会计概念框架，这不符合我国现阶段的具体国情和具体会计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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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治理概念篇5
关键词：历史课程；概念生态；概念转变；教学策略
中图分类号：G633.5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10X（2013）10-0062-03
在对前概念研究的基础上，posner等人于1982年提出了著名的概念转变模型。与此同时，posner等人把影响概念发展的个体经验背景定义为“概念生态”。概念生态呈现的是概念与个体心智环境之间的关系。教学者通过了解学习者的概念生态，可以找出学习者产生迷思概念的原因，以更有针对性地设计教学。笔者以历史概念教学为例，建构影响概念转变的生态环境系统模型，如图所示：
概念转变之生态系统模型图
由模型图可见，学生概念生态的形成是来自对其知识系统、认识系统和情意系统的调动，三大系统包含影响概念生态的多种因子。例如，对知识的认同、先备概念（过去的经验）、学习的本质、概念的本质（反例、类比与隐喻、范例与图像）、解决问题的策略以及情意领域与情绪等，各因子之间是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的，并影响着个体学习的方式与学习成就。
同时，学生的概念生态也会影响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及其两者之间的互动活动的展开，学生个体的概念生态在结构上具有差异性，其学习方式和学习成就可能会因为他们的概念生态结构不同而有所差异。所以，教师观察、思考、遴选科学有效的教学策略要有探究生成、促进学生成长的价值。
一、对知识的认同
学生对新概念的理解、相信程度会从一开始就决定着教学新概念的难易度，因此，了解学生个体对于新概念的认知可以帮助教师采取适当的方式组织教学。下面以人教版高中历史必修2第23课“世界经济的区域集团化”第一子目“欧洲联盟”为例说明。
（一）学情调查与分析
表1学生对“欧洲联盟”概念的认同调查统计表
从表中可以看出全班45位学生学习环境、生活环境和接触的媒体大致相同，因此他们对欧盟这个概念的认知来源大体相同，主要是基于权威观点。另外，由于欧盟这个概念的高度抽象性，加之学生的认知主要不是根据个人经验，所以大多数学生认知程度较弱。显然，对于欧盟这个概念的生态调查，反映出学生在知识系统中权威观点影响为主，具有普遍性，可以在教学中进行碎片整合，集体突破。其中，个人经验作用较小，可以设计个体展示，以资印证。
（二）教学组织策略
1.步骤
步骤一：重现已知经验。通过对初中教材、高中政治教材、报刊书籍等媒体资料的整合，整体感知。
步骤二：挖掘教材文本。把高中历史教材中的“欧洲联盟”部分作为新的情境文本进行解读，在师生、生生、生本对话中全面、深刻地揭示概念内涵和外延。
步骤三：展示个性理解。概念转变的过程中要依托共性，更要尊重个性，让个体展示其见闻、见解，有利于主体的个性化发展。
2.操作
（1）采集与反馈。
对话1：“透视世界若干力量中心”（人教版高中思想政治必修2第104～106页，材料略）以怎样的视角来探讨欧盟这个概念？你从中得到了哪些信息？
对话2：学习人教版初中《历史与社会》九年级第五单元第2课“在多极化的进程中”（第151～154页，材料略），就概念的内涵上讲，较之于高中政治教材对欧盟的阐述有哪些发展？从进程和性质两个方面描绘出两条发展脉络。
对话3：（分组讨论）你课外采集的资料中有哪些新的发现？从哪些视角发现的？请说明理由。例如，可以从特点、趋势、困境及出路等角度展开。
（2）分析与综合
对话4：阅读教材107页，尝试从背景、进程、性质、特点、意义等方面给欧洲联盟下定义，要求言简意赅，自然成文，重点突出，不超过200字。
（3）实例与辨思
对话5：请xxx同学谈谈他游历欧洲的见闻，见证一体化下的欧盟。
对话6：根据你对欧洲经济政治一体化事实的理解，以“我眼中的欧盟”为题发表主题演讲，时间3分钟。
二、学习与概念的本质
学习的本质指向主体的学习成就阈值，表现为学生如何获取知识以及获取知识的层次高低。其高低层次为：识记过程与技能理解与概括应用与表现。概念的本质指向主体的学习呈现方式，表现为教师选取怎样的手段来引导学生探究概念的内核，揭示其规律性，发展学生的深层理解力。其呈现方式有：反例、类比与隐喻、范例与图像等。下面以类比与隐喻为例展示教学“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这个概念本质，以及主体学习的发展过程。
表2以学习和概念的本质视角教学理性主义
促进概念生态和谐演进表
层次1至层次4体现主题对概念认识的不断深化，能级不断提升，在此过程中，教师通过多种策略适时调控概念的生态环境，使学生的学习逐步延伸，以此促进对概念本质的逐渐揭示。值得注意的是：“锚”的确认和“概念化中介物”的提取十分关键，剔除无关甚至错误的信息，同时还要关注对主体思维的开发。所以，对话可能比直接教给学生要有效得多。
三、问题解决的策略
park（1995）认为，当学习者解决问题时，其概念生态潜在地影响着学习者形成假设、澄清假说，进而产生解决方法的过程。就是说，学习者看待问题的方式、方法会随着概念生态的改变而改变。例如，学习者在没有接触之前，一直认为某个概念是科学概念，当通过学习了解其本质后，他的想法也随之改变，至此我们认为，学习者的概念生态已发生改变。教学的任务就是如何选取恰当的策略，促使这种改变的发生。
台湾陈能川教授研究发现，高学习成就的学生比较偏向独立解决的问题解决方式，对于（老师和书本）权威等善于质疑；中、低学习成就的学生的问题解决方式比较倾向于放弃做实验、找资料，顺从权威，只做记录和勾画。面对这种截然迥异的问题解决策略，教师正视差异和帮助低学习成就学生增强学习成就感等方面，就显得格外重要。请看下例。
表3评价古代希腊民主政治的问题解决策略
环境治理概念篇6
【关键词】大学生；自我概念；团体心理辅导
自我概念是人格结构的核心部分，对于每个个体的生活适应和心理健康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自我概念一直是心理学家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几乎所有心理学理论都是建立在对于自我概念意义界定的基础之上的。大学生正处在青春期至成年早期转变的关键时期，也是自我概念发展变化最为迅速的时期，因而大学生自我概念的问题较多，他们对于自我的看法不仅影响自身行为，更对其人格特质的发展和心理健康与否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心理咨询以及心理健康教育实践中，遇到很多存在心理问题、心理困扰的学生，经过一段时间的咨询之后发现，很多学生心理问题的根本在于自我概念方面。因此，探究符合大学实际情况、操作性强、效果显著的建构大学生积极自我概念的方法，在当今形势下，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1、大学生自我概念现状
1.1自我概念的形成机制
自我概念是个体在社会化的过程中，通过与人交往而逐渐获得的。人际关系和环境因素在自我概念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起着对个人行为自我调节与定向的作用。随着人际关系的进行与发展，个人的自我概念也在不断地调整与更新。埃里克森认为自我是过去与现在经验的综合，自我受遗传、生理、文化、历史等因素的影响，他强调社会环境在自我形成与发展中的作用[1]。库利的“镜像我”理论认为，自我是通过镜像过程形成的，别人对自己的态度反应就是一面镜子，人们通过它来了解自己并形成相应的自我概念[1]。
对于大学生自我概念的形成有直接影响的因素研究很多，综合为以下几点：
1.1.1家庭环境。亲子关系在个人发展成长过程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积极的亲子关系对积极自我概念的形成和发展有积极影响，而消极的亲子关系对自我概念具有不利影响。父母作为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和最重要的影响者，在不经意间就会对孩子产生强烈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塑造了孩子独特的人格。自我概念发展最重要的条件是社会交往，只有在交往过程中，个体才能获得并不断修正对于自我的认识。父母作为每个人交往过程中的重要他人，其教养方式对自我概念的发展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通过对城乡部分儿童自我概念及其父亲教养方式的调查研究发现，父亲所采用的情感温暖理解教养方式，有利于子女发展成积极乐观、热爱关心他人、易于适应外部环境的性格特征，从而能够提升他们的自尊心和自信心，提高对于自我的评价，从而有利于形成积极的自我概念[2]。
1.1.2学校环境。教师的评价往往是孩子进行自我评价所依赖的主要外部评价之一。教师作为围观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系统地影响着幼儿的发展，与此同时，教师还借助生态系统中的中观系统对孩子的家庭、同伴等其他围观系统发挥重要的作用。教师实施的教育活动是家庭系统、同伴系统运转的重要背景，而且教师与家长、同伴的互动是家长、同伴对待孩子的特点、方式及其变化的重要影响源[3]。教师对学生的评价还是家长、同伴评价学生的重要依据。库利的“镜像我”的概念，十分强调别人的态度、评价对自我概念形成的重要作用。他认为，个体的自我概念就是他人态度或评价在自我头脑中的反映。因此，同伴关系的好坏与孩子的自我概念有着一定的关系，受同伴欢迎的孩子自我评价更为积极，而遭同伴拒绝的孩子却因其行为模式不同而有着不同的自我认知水平[4]。同伴侵害是指个体遭受同伴攻击的经历，童年中期约有2%的儿童频繁遭受同伴的关系侵害，约10%的儿童频繁遭受身体侵害[5]，长期遭受同伴侵害的儿童会产生一系列社会适应问题。同伴侵害至少包括身体侵害和关系侵害两种形式，二者是典型却不同的消极同伴经历，身体侵害是公开的、外显的，关系侵害则更具有隐蔽性。身体侵害侧重于身体力量，而关系侵害侧重于人际交往领域，身体、关系侵害可能影响着自我概念的不同方面。刘娟等人考察了童年晚期身体侵害、关系侵害对儿童自我概念（社交自我概念、身体自我概念和一般自我概念）的影响及其性别差异，结果表明，童年晚期身体和关系侵害均能负向预测儿童的社交和一般自我概念，关系侵害的影响比身体侵害更大[6]。
1.1.3社会文化环境。人总是在一定的社会文化历史条件下生存和发展的，自我的形成过程也是一个人的社会化过程，而个体的社会化过程就是个体内化文化规范使自己成为某一社会文化中一个合格成员的过程。因此，每个民族中个体的自我必然会反映出这个民族的语言、神话、等方面的特征。在个人价值观取向的文化中，成人注重培养孩子的独立性和创造性，鼓励他们自我实现，这种培养风格促进了孩子私人自我的发展；而在集体价值取向的文化中，成人强调孩子要学会顺从他人，从而促进了孩子集体自我的发展[7]。
1.2大学生自我概念的特点
近年来，对于大学生自我概念的研究日益增多，主要采取问卷调查法，采用田纳西自我概念问卷进行大范围施测，研究大学生自我概念发展的特征，或者研究自我概念与学业成绩、心理健康、择业焦虑等因素之间的关系。李洪娟等人采用田纳西自我概念问卷对600名大学生进行调查，结果表明，大学生具有较积极的自我概念，大学生自我概念的发展具有阶段性的特征，呈V字型发展，大二学生自我概念最消极；男生在自我满意、生理自我、心理自我因子上的得分高于女生，城镇学生在社会自我因子上的得分高于农村学生[8]。林静采用田纳西自我概念量表对1711名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发现不同性别大学生在自我概念总分、道德伦理自我、心理自我、家庭自我、社会自我、自我概念、自我行动、自我批评因子方面均存在显著差异[9]。很多对于大学生自我概念的研究都是调查研究，仅仅描述大学生自我概念的现状，而针对现状提出的改进措施往往一带而过，或是泛泛而谈，没有深入探讨。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发现问题是一个方面，更为重要并且迫在眉睫的是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对于大学生而言，能够真正认识自我、了解自我，形成积极的自我概念，是一个重要任务，这也是我们教育工作者应当去重视的一个重点。
2、团体心理辅导的应用
团体心理辅导是在团体的情境下进行的一种心理辅导形式，是通过团体内人际交互作用，促使个体在交往中观察、学习、体验，认识自我、探索自我、调整改善与他人的关系，学习新的态度与行为方式，以促进良好的适应与发展的助人过程。
魏三珊针对贫困大一新生设计了“积极自我概念”主题的团体辅导方案，包括“相逢是首歌、感恩成长之路、打开心灵之窗、独一无二的我、我爱我自己、天生我材必有用、逆风飞扬、珍惜拥有—快乐生活、分别是明天的路”等九次渐进性的活动，（下转第399页）
（上接第397页）方案旨在加深自我认识、培养自我接纳和积极的自我体验、加强自我调控的意识和技巧三方面着手促成积极自我概念的形成。团体辅导的效果从心理测量和团体满意度评估两方面得到了验证[10]。王海荣则选取16名在校大学生进行为期10周的训练，采用自我概念问卷、交往焦虑量表进行评估，结果发现，团体训练前后自我概念问卷处能力自我、心理健康项目没有显著变化外，其余项目均有显著变化，交往焦虑量表得分显著下降[11]。
综合研究者的研究发现，团体心理辅导效果的产生在于“治疗性元素”所发挥的作用，且在团体辅导的不同阶段，某些治疗性元素分别凸显了其重要性。
“治疗性元素”是由irvinYalom提出的，是团体心理辅导的一个重要范畴，是取得团体效果的保证，是决定团体是否有必要存在的关键。Bloch和Crouch指出治疗性元素是能改善团体成员的一种治疗成分，也是团体领导者、被治疗成员和其他成员间互动所产生的一些功能元素。他们总结出以下治疗性元素：植入希望、普遍性、辅导、利他主义、社交行为中的学习、替代学习、洞察、接纳、情绪宣泄和自我表露等[12]。
在以“建构积极自我概念”为主题的团体心理辅导中，我们可以通过团体心理辅导的过程设计、目标设定等手段，将所有治疗性元素贯穿其中，以使得团体成员在过程中逐渐了解自我、发现自我、自我悦纳、自我成长，最终形成积极的自我概念。但是，在设计团体辅导方案以及方案进行过程中，必须要注意到以下几点：
第一，成员的选择。参加团体心理辅导的大学生必须同质，具体到“建构积极自我概念”为主题的团体心理辅导中，最好招募在自我概念问卷中得分比较类似的学生，并且具有想要改变自己的迫切愿望，能够坚持长期参加辅导、不中途退出。
第二，方案的设计。团体心理辅导方案必须紧紧围绕“建构积极自我概念”这个主题选取，而不能是各种培训活动的简单结合。如果主题不明确，反而会使参加团体心理辅导的学生产生茫然而不知所措的感觉，无法有针对性地提升自己。
第三，过程的控制。团体心理辅导过程中，老师和学生应当是平等的，老师对于活动起引导作用，通过各种活动引发学生对于自我的探索和思考，学会正确地评价自己，塑造积极乐观的态度。若在团体心理辅导过程中，老师不能做好引导者的职责，而是经常不经意地伤害到小组成员，对团体辅导的目标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
第四，结果的分享。团体心理辅导最重要的不是活动本身，而是活动所引发的自我探索与自我成长，需要关注到每一个小组成员的成长，引导他们在活动中有所收获。
第五，团体的告别。团体心理辅导的最终目的在于参与团体的学生能将在团体中学习、感悟到的积极要素应用到自己的日常生活中，提升自信，增强人际交往能力。因此，在团体活动即将结束时，设计一个好的告别仪式，会对整个团体心理辅导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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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魏三珊.“积极自我概念”团体辅导的效果产生机制——一项贫困大学生实务的治疗性元素分析[J].广东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6）：27-31.
环境治理概念篇7
关键词文化行政文化政治文化
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当代行政学的重建和发展，行政文化作为一个外来的研究术语也被一同引入到行政研究的工作中。现在，行政文化研究已经成为我国当代公共行政研究的重要领域。不过作为一种学术研究领域，它还处在一个探索发展阶段，对其研究对象、研究范围、研究方法甚至行政文化的概念都还没有形成一致的认识。这无疑对行政文化研究的深入带来极大的困惑。本文针对目前行政文化概念的不一致认识，试图对行政文化的概念进行界定。?
一、行政文化概念的提出?
（一）文化?行政，当代行政学研究的新视野。早期行政理论和现代行政理论都是建立在传统实证主义方法基础之上的，在这种方法指导下，行政学理论尽管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但无法从根本上摆脱其局限。70年代以后，这些思想受到了批判，胡格韦尔特在分析里格斯的行政生态理论后尖锐地指出:行政生态理论“象所有功能主义有关现代化的理论一样是有缺陷的。这是因为功能主义者忽视了把发达的世界和欠发达的世界之间历史的和当代的结构关系考虑在内”。这一缺陷“造成了特殊的不良后果??［1］?”。在这里，胡格韦尔特所批评的缺陷也就是缺乏具体对应的、实在的具体环境。行政不仅与环境相关，而且是特定条件下的特定环境，对任何行政的分析必须建立在其所赖以存在的特定环境基础之上。?
而要研究特定的、具体的环境下的行政问题，就必然地与文化联系在一起。因为在很大程度上来说，正是文化高度体现了一个社会、民族所特有的那种特殊意义，也正是特殊性的影响才使得行政研究的具体化要求显得格外强烈。当代西方管理学者也都强调：“管理不仅是一门学问，还是一种文化，即有它自己的价值观、信仰、工具和语言的一种文化。”至此，文化与行政的问题就成为当代行政学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行政文化也正是在这一认识基础上被提出的。从此，文化作为一个新的角度，为行政学的研究开辟了新的空间，也提供了一个更为科学恰当的分析行政的方法。?
（二）政治文化概念的诞生，是行政文化引起世人关注的逻辑原因。我们知道，行政学是从政治学分出来的一门学科，自从威尔逊的《行政学研究》以来，行政作为“国家意志的执行”才彻底独立出来。但是，在研究行政学的同时不能完全撇开政治学，它始终都是受政治的影响的。概括地说，就相对而言，行政与政治关系紧密；就被包含而言，行政与政治不可分割。因而，在阿尔蒙德的“政治文化”概念提出以后，行政文化也相应地引起人们的关注。?
二、目前我国关于行政文化概念的各种认识?
行政文化不论是作为一门学科还是一种研究行政学的方法论，在我国都引起学术界的重视，但是究竟行政文化是什么这一概念性的问题学界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人们对行政文化概念的概念有各种不同的看法，主要有以下几种代表性的观点：?
（一）第一种观点是从行政文化的主体界定的，台湾著名学者张金鉴认为“行政文化是政府官吏和公务人员所应共同信守的行为模式、生活方式、人群关系及价值观念??［2］?”。这种观点揭示了作为行政主体的政府官吏和公务人员所表现的环境主体的行政文化，不过对于行政文化的内涵却没有明确的指出来。?
（二）第二种观点从精神层面界定,“行政文化的内涵，有广义和狭义的不同界定，就广义而言，行政文化是指行政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行政制度和组织机构。从狭义来说，行政文化仅指行政意识形态，即在行政实践活动基础上所形成的，直接反映行政活动与行政关系的各种心理现象、道德现象和精神活动状态??［3］?”。这种观点突出了行政文化的观念形态，却没有明确指出行政文化的主体。?
（三）第三种观点认为,“行政文化是文化在行政管理中表现出来的一种独特的文化样式，是一定行政组织中行政员工集体创造并公认的文化，是行政物质文化、行政制度文化和行政精神文化的有机结合的整体??［4］?”这是从文化与行政的关系揭示了行政文化的内涵，但这里的文化是包含了物质、制度、精神三个方面的大文化的概念。不符合行政文化是社会文化在行政这一特殊领域内的表现这一说法。?
（四）第四种观点从心理层面定义的，“行政文化是人们在行政实践中产生的并反映行政实践的观念意识，是客观行政进程在社会成员心理反映上的积累和积淀，是人们在一定社会内由学习和社会传递获得的关于行政的态度、道德、思想、价值观等观念??［5］?。”行政文化是“是在特定历史阶段，社会民众在社会化过程中所形成的关于公共行政系统的普遍性认知、情感态度和价值取向等心理活动的总和，是公共行政系统及其运行过程在社会成员心理上的稳定反映与沉淀??［6］?。”从心理层面定义行政文化比较准确地突出了它的本质，也与政治文化的概念相一致，都是狭义方面的定义。但这两个概念把行政文化的主体界定为社会大众，显然扩大了其狭义的范围。?
三、合理界定行政文化概念需要澄清的几个基本问题?
我们认为，合理的界定行政文化概念必须弄清它与文化、政治文化的关系，搞清楚这一概念的内涵与外延的准确定位，从而才能得出比较科学合理的定义。?
（一）行政文化概念的理论前提。?
1、合理界定行政文化概念必须找准“行政”与“文化”的契合点行政是国家意志的执行，是国家行政机关为了实现国家目标而依法管理国家政务和社会公共事务的执行性活动。而文化作为一种深藏于心的精神积淀，是人的一切目的的心理动力，是推动行政过程有序进行的精神动力。可以说，将文化引入行政学研究，具有一定的必然性。但是，我们要清楚的是，将国家政务和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视为一种文化现象，将文化引入行政的领域是为了行政学领域开拓一种新的研究方法。要知道,行政文化首先是公共行政研究的一个领域或者是研究公共行政的一个视角。对行政文化的研究主要是为了揭示社会文化对行政主体在行政活动中的影响以及如何发挥影响作用的。所以绝对不能文化全能论的倾向，行政文化也不是万能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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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文化的定义众说纷纭，主要是人们界定的角度不同。对于文化这样一个内容丰富、复杂的概念来讲，只能用哲学抽象的方法给文化确定一个大致的范围，一般包括三种文化观：广义文化观、中义文化观和狭义文化观。广义文化观就是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中义文化观是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狭义文化观是指社会的意识形态或社会的观念形态。为了便于对行政文化下定义，不使概念过于宽泛,我们从狭义文化观的角度对进行分析。因此，分析行政文化的概念我们也主张狭义的角度。?
2、合理界定行政文化必须理顺其与政治文化概念的关系行政是政治过程的一部分,政治主导行政,行政反作用于政治,与行政活动有关的行政文化以及与政治活动有关的政治文化是一种既有共性,又有个性的辩证统一关系。政治文化主导行政文化,政治文化的改变必将带动行政文化的改变,行政文化是政治文化中的一种特殊文化形态,政治文化引导着行政文化的前进方向,从这一意义上说，其概念的内涵必须与政治文化概念相吻合。?
二战后，随着比较政治学研究的兴起，政治文化研究开始引起学者的关注。特别是随着大批民族国家的建立，西方国家极力向新兴民族国家输出政治制度和行政制度，但西方模式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推广并没有达到预想的效果，有的甚至引起了严重的社会动荡和社会危机。于是，部分学者将研究眼光深入到制度背后的文化因素，研究文化与制度的互动关系，指出一定的制度必须建立在相应的文化基础之上，必须不断培育相应的社会文化氛围，并提出了“政治文化”这一崭新的概念，开启了比较政治学新的研究领域。其中，以阿尔蒙德为代表的比较政治学体系最具权威性，他给政治文化下的定义也得到学术界的承认。“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7］?。”我们认为,政治文化从狭义角度即从观念形态来界定可理解为人们在长期的政治生活和政治实践中所形成和发展的,对政治活动、政治关系、政治形式及自身在政治活动中的地位和角色的政治意识形态、政治心理倾向和政治价值取向的总和。那么作为和政治文化如出一辙的行政文化也应该从狭义的角度来界定，从观念形态、心理倾向等精神意识的角度去把握行政文化概念。?
（二）行政文化内容的合理界定。?
1、行政文化主体的确定。对于行政文化的主体，我比较认同台湾学者张金鉴的看法，把行政文化的主体界定为政府官员和公务人员。有的学者从生态学的角度认为，行政文化是政府官员和人民大众相互认同、相互作用而形成的，所以行政文化的主体既包括政府人员，也包括行政系统外的广大人民群众。对此，我们认为应该从狭义的角度来界定行政文化的概念，是在行政人员之间的相互活动之间即行政过程中形成的，而这一系统外的人民大众是被影响者，他们虽然也参与了行政活动，但最终是通过行政人员来界入行政过程的，所以从根本上说不属于行政文化的主体。?
2、合理界定行政文化概念的内涵与外延。行政文化是从文化的高度来认识和研究社会公共行政管理工作,从文化深层次来探讨行政管理高效化、制度化、法制化的规律性，从文化底蕴角度来研究如何全面提高国家公务员整体素质的一种思想道德文化体系，一种精神文化的复合体，包含着极其丰富的内涵。?
首先，从文化的角度把握行政文化的本质。行政文化是文化的下位概念，是社会文化中行政活动中表现出来的一种独特的政治文化形式，它与社会行政活动有着直接的关系。政治文化是社会文化体系中的一个特殊方面，是上层建筑中意识形态领域的一种特殊文化，是人们参与政治活动所形成的文化。行政文化是政府在行政活动中表现出来的一种独特的文化形式。它包括行政人员对行政系统的态度、感情、信仰、价值等。所以把握行政文化，要从文化的角度来看：既要把握行政中的文化，又要看到行政文化中的行政，从文化的角度看行政，把握行政中的文化，这才是行政文化的本质。?
其次，要充分认识行政文化的特征。行政文化同文化一样，是人的后天实践的产物，是通过学习、传递而被社会成员接受掌握。具体来说，行政文化有三个特征：①时代性。行政文化是阶级社会的产物，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另外，作为一种社会文化形态，不是凝固不变的，它总是随着社会的变迁而变化。②继承性。任何行政文化都或多或少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并且相互渗透。新的行政文化总是在批判和继承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③模式性。行政文化是客观行政过程在社会成员心理反映上的积累和积淀，表现出模式性的特征。具体反映在因为历史背景、地理环境、民族性格、生活习惯及价值观念的不同，各国行政系统所反映和表现出来的文化意识和特色，即不同的国家存在着不同的行政文化模式。?
一个概念在正确反映对对象本质的同时，也要反映具有这些本质属性的对象，即概念的外延。行政文化的外延包括行政价值，行政态度，行政道德，行政思想以及行政习俗。?
行政价值是行政文化核心的价值观。行政价值观是价值观在行政领域内的具体化，是行政主体对行政活动及其目标、结果的稳定的心理取向、评价标准和行为定势，实质是行政主体需要和利益的内化。行政价值观是人的行为的内在驱动力，是一定社会行政管理的整体化、意志化、个体化的群体意识，从根本上决定了行政活动的走向。?
行政态度、行政道德、行政思想是行政文化外延的骨架。行政态度是行政主体在行政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比较稳定的评价和行为倾向，突出表现为行政情感，即行政主体在行政过程中的直观评价和内心体验，如好恶、爱憎等。行政道德是存在于人们内心并以一定的善恶标准调整行政关系、指导行政行为的规范准则。行政思想是对行政活动的一种高级的理性思维和高度抽象的精神活动。它是对行政活动的一种本质的、自觉的反映，并通过一系列的概念、判断、推理等思维形式表现出来。?
行政习俗是行政文化的行为样式 和载体，是行政主体在长期共同生活中形成的具有普遍意义的习惯和风俗。?
四、结论?
基于以上对行政文化的分析，我们认为应该这样定义行政文化：所谓行政文化是指行政人员在一定的社会文化文化背景下所形成的对行政体系行政活动的态度、情感、信仰、价值观等观念，以及行政人员中行政实践中所遵循的行政原则、行政传统和行政习惯等。作为行政管理深层次的软件因素，行政文化综合反映了政府管理的进步状，是行政管理之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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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治理概念篇8
环境治理这个议题突出而且生动地反映了现代社会治理形态的一种深刻变迁：现代国家的治理在尺度上正在发生重大变化，这种变化体现为国家的功能在三个向度上被分散了：向上、向下、向外。也就是说，国家的角色功能正在被重新定义，一种新的治理地理正在出现（Reed＆Bruyneel，2010：646－653）。具体而言，治理尺度的“上移”指的是，原来地方或者国家的功能越来越多地被更高一层级或者跨区域的组织和机构所承接。同时，重大议题也越来越超越地方国家甚或民族国家的界限，变得具有地区性或国际性的意义；治理尺度的“下移”指的是，人们开始把视线从自上而下的政治过程转向“在地化”的一些方面，意识到地方层面的权力、关系、地方性知识的重要性，希望通过地方层面的审议、协力而达成更高效、更具有合法性、回应性的一种治理。这主要体现在更多的非政府组织、民间企业和公民逐渐参与到治理过程中来；治理尺度的“外移”涉及到很多维度，不仅指治理过程从国家机器更多地向社会开放，也是指行政和管辖边界层面的外移。环境问题通常是跨空间区域和时间边界的，因此就有必要在政府和相关行动者之间找到一个环境治理的合作模式。这种多层次的治理不仅强调水平的跨地理空间的联结，也强调垂直的跨空间层级和组织层级的联系，强调多层级政府之间的知识、信息共享以及合作、对话。同时，这一治理体系并没有削弱国家的地位，而是着重于国家在各种政策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不同面孔”。引入治理尺度这个概念，是因为它能够很好地涵盖今天中国空气污染治理所面临的一些基本问题。反过来，空气污染这个议题也十分典型地体现了现代国家治理尺度变迁的趋势和特征。首先，空气污染是一个超越民族国家的全球性议题，对中国这样一个幅员广大的国家而言，空气污染问题也不能用特定的行政辖区加以区隔，那么，中央政府如何将空气污染的政策下放到地方以保障地方政府对空气质量问题负责，地方政府如何通过府际合作以实现区域污染的治理，这些都需要我们去思考治理尺度的变迁。同时，空气污染属于风险社会的一种表征，风险社会的来临呼唤更加开放、透明的民主机制的运行。风险的高度不确定性以及风险与民众利益的高度相关性决定了空气污染这类议题已经远远超出传统的政府行政管理的范围，而需要地方性知识、日常性知识的进入，需要公民社会、民间组织更广泛的参与，来共同化解其管理风险。这些也都需要我们去思考治理尺度的变化。
（一）发展型地方政府与空气污染治理的困境一般认为，中国现今环境问题的一个重要体制性根源在于地方政府的发展主义特性。由于地方政府在推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环境问题的产生和环境治理两者在空间尺度上具有较大不一致性。正如白雪梅分析城市地方政府环境治理的困境一样（BaiXuemei，2007：15－29），把类似空气污染的环境问题整合进地方政治面临着两个基本困境：首先，在紧迫度方面，发展中的地方面临着更加紧迫的地方经济发展问题；其次，在尺度方面，环境议题超出了地方政府的关注范围，地方政府处理环境问题在空间、时间和制度三个维度都是困难的。空间维度的困难是指，地方政府一般会认为环境问题超出了其管辖范围，应该交由全国性政府去完成；时间维度的困难是，地方政府一般会认为处理环境问题超出了其任期范围。环境问题的出现不是一朝一夕的，其治理更是需要一个较长的时段，因此，政府官员并没有强烈的动机去在自己有限的任期内应对环境问题；制度维度的困难是，由于地方政府在纵向上要受到更高层级政府的约束，在横向上要面对地方经济社会组织的压力，因此环境治理对于它们而言已经超出了自身的职责范围。地方政府的发展主义和其在治理污染问题上的激励缺乏当然也反应在空气污染上。如果浏览中国近30年空气污染治理的历程，就会发现，空气污染的防控和治理总是在“疲惫地追赶”高速发展和变迁的经济状况。20世纪70年代，空气污染治理的主要对象是烟尘；到了80年代，中国大气污染防治进入以酸雨治理为核心的第二阶段，重点转移为对硫等污染物进行集中控制。从20世纪初开始，中国温室气体排放成为全世界聚焦的一个中心，温室气体的减排使得中国如何在能源消费方面采取节能措施、提高能源效率、调整工业结构成为新的问题。最近10年左右，中国大气污染的复合型特征日益增强，高浓度的一次污染和二次污染同时存在，城市灰霾天气不断增多。这种新的空气污染引发了公众的强烈关注，特别是从近两三年起，二次污染、复合污染、区域污染等这些名词开始进入公众的视野，对政府和环保部门的环境绩效构成了较大的社会压力。但二次污染物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未被列入空气污染物指标体系，因为一旦列入则意味着中国七成城市的空气质量不达标，环保部门近30年来的空气污染治理又将面临一份“满纸黯然的成绩单”。总体而言，不同阶段经济发展所造成的空气污染使得污染的控制策略不得不相应地发生变化，但是这种“倒逼”机制始终太过滞后和低效。因此，要从目前的总量控制真正转向质量改善，真正从环境和资源的可持续发展以及公众的健康出发进行污染治理，把空气污染的议题维持在公共议程中，就需要把空气污染从一个地方性的议题变成国家性的议题，在这个过程中，国家需要发挥首要作用。
（二）复合型区域型空气污染形态和治理体制的困境中国近30年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使得多种空气污染问题在30年内集中出现。这些污染问题并不是国外上百年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污染问题的简单叠加，而是一种更加复杂的污染状况。因此，中国目前的空气污染呈现出“复合型”和“区域性”①两种特征。首先在“复合型”特征方面，中国现今的空气污染是发达国家各个污染阶段的浓缩体，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使得一次污染和二次污染同时集中出现。其次在“区域性”特征方面，关于空气污染这个议题到底更具有地方性特征还是更具区域型特征，其实在国外就早有争论（Switzer，1998：191－192）。空气污染在其源头上可能更多地来自固定点源污染，具有很强的地方性，但是空气污染物会随着气象条件而长距离传输，因而经常呈现出跨行政辖区界限的区域性特征。然而，相较于复合型和区域型的污染形势，中国现行的大气污染控制策略和管理体制却暴露出严重的弊端。首先，现行的空气污染控制是一种量化控制。在现行官员考核制度和激励机制下，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考核一般采用、同时也被认为最便捷高效的办法就是量化考核，抽象的、难以测度的指标往往无法被采用②。在这种指挥棒下，地方官员的目标是对上负责，完成指标、做足数字。就空气污染而言，政府关注的始终是“排放量”而不是“空气质量”。这也就是说，目前的空气污染控制和管理只是需要各级政府对现下有明确规定的某种污染物进行排放量的控制，完成其减排量。而这些污染物的选取并未见得反映空气污染的真实状况，真正的空气质量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无人负责的。这种单一总量的考核机制很难用以应对复杂的污染现状，因此空气污染治理的实际效果非常有限；其次，中国的空气污染管理模式是行政辖区区隔的管理模式，以行政区划为基本单位进行考核和管理，各地之间难以进行真正的协调治理。空气污染监测数据表明，高速发展的城市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使得中国地区空气污染一体化现象日趋明显，各城市的大气污染正逐渐从局地污染向区域污染演变。尽管大气污染越来越呈现出明显的区域特征，但是现行的环境管理还是没有太多突破行政辖区区隔化管理的窠臼。近几年，虽然中国也出现了一些区域性大气污染的试验，比如中国的四大城市在近几年的大型事件中，都不同程度地采取了“联防联控”，通过联合相邻城市采取共同措施控制城市的空气质量。但是，这种区域性空气污染治理目前还远远没能形成一种长效的机制。目前，面对空气污染的区域性特征，中国现有的制度架构和政府体制中还没有一种相对常态和成熟的制度安排以解决这一问题。复合型、区域型空气污染时代的来临意味着治理尺度怎样的变化？它们对于现行空气污染治理体制，乃至整个治理体制会产生什么样的冲击呢？首先，复合性的空气污染形态意味着以“指标”为核心的考核和激励机制将面临“失败”的局面。诸如pm2．5这种二次污染指标无法用单一污染物排放量限定的方法来控制，如果说原来的污染治理尚可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现在的情况则是连这一点都难以为继了。也就是说，传统的通过指标、配额方式进行治理的方式已经越来越低效；其次，区域性的空气污染也意味着以行政辖区为区隔的治理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将不得不被打破。值得注意的是，我们看到中央政府仍然试图在现有的考核体制下去解决辖区间的交互影响问题③，但是这种努力可以期待的绩效和适用性是值得怀疑的。在遭遇更复杂议题的情况下，这种区隔化的管理方式不可避免地走到尽头。空气污染就是这样一个议题：一个辖区的污染源可能对诸多其他地方带来污染，同时，任何地方也不可能视其他地区的污染为于己无关。各地之间互相污染、交叉污染，并且这种交互影响的不确定性和不可控性要强过水污染等其他跨域环境问题。
（三）风险社会及其民主意涵空气污染是一种典型的生态风险。风险不仅是一种客观存在，更是一个社会和集体建构的过程。虽然风险必定部分地来自于事实，但其更重要的部分在于大众通过社会的公共交流对风险进行阐释、界定和认知的过程（Strydom，2002：84）。也正因为如此，空气污染对思考当今中国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形态也提供了很好的一个切入点。现阶段的中国，在空气污染控制和防治方面，出现了一种“民意已过河，政策摸石头”的现象，民众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走在了政府的前列。以pm2．5为例，民众是促使政府将这项污染物纳入污染评估指标体系的直接推动力。早在政府作出反应之前，民间就已经开始了各种形式的空气质量调查，公众、环保nGo和媒体持续关注pm2．5数值变动，甚至走上街头自主去监测pm2．5数据；一些活跃的民间环保人士通过社会媒体引导公民参与空气污染的测量，推动政府的污染数据公开以及空气污染立法进程。环保人士潘石屹等人在微博上发起关于空气质量立法的动议，倡议应该对清洁空气立法。社会的压力最终促使环保部拿出了空气污染治理的时间表，拟定在2016年前分阶段地将pm2．5纳入空气质量体系。为什么空气污染这个议题突出地展现了这一点？传统上，政府可以利用其对科学技术的掌握及其对话语的垄断，来阻止污染等风险事实进入公众的视野。对于政府而言，总是希望很好地去“管理风险”，对民众的风险意识进行引导，通过专家垄断技术知识的定义和解释，进行“安全叙述”（郭巍青、陈晓运，2011：95－122）。但是，在面对空气污染这样的新型治理问题时，民众却并不会一味受制于国家对风险的管理，民众作为环境风险的直接感受者，能够用自身的日常性知识，也就是“社会文化理性”（Fischer，2000：40－44），来对抗国家对于科学和技术理性的垄断。国家与公民社会的这种新的力量格局，再加上长期以来国家对于公民表达的行政压制、体制运作中的协商不足等等，都更进一步地导致了公民对政府不信任的累积和发酵。从这个角度讲，我们看到了现代国家治理尺度的下移，更重要的是，类似空气污染这样环境风险议题的出现赋予了人们加深和拓展民主的机会，推动人们去更加积极地进行政治参与、公开讨论和民主协商，理性面对危及公民切身利益和社会安全的风险，增强作为一个普通公民对于自然问题以及人与自然关系问题的发言权，争取公共决策者、技术专家以及普通公民之间更加平衡的权力－责任的关系。
二、保障型国家———国家角色再认识
治理的尺度是一个描述性概念，但它同时也存在着一定的价值意涵。通过尺度的讨论，这一概念将治理的跨域化、在地化以及协力治理等多种治理的趋势整合起来。同时，这一概念也促使人们去思考：在面临诸如空气污染这类新的议题时，怎样在新的治理实践中对尺度和空间进行新的定义，治理的边界怎样被实体地和社会性地重构？而这些又为我们改进公共政策提供了怎样的启示？更重要的是，面对现代国家治理尺度的变迁，国家需要在治理的实践中怎样做出回应和应变？这一问题没有一个简单的答案，但是，本文认为，事实上吉登斯所提出的“保障型国家（ensuringState）”（吉登斯，2009：9）概念已经为我们思考这个问题提出了一定的框架。“保障型国家”囊括了空气污染治理过程中我们所需要面临的最重要的三个维度的思考，即：国家独立于利益集团来倡导环境政策的自主性、中央政府对于环境政策的贯彻力以及在环境议题上国家与社会的有序互动问题。“保障型国家”是吉登斯在《气候变化的政治》一书中提出的概念，“气候变暖的问题很多人都在谈，但很少有人愿意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把自己的行为与气候变暖的问题联系起来”———吉登斯将这种现象命名为“吉登斯悖论（Giddensparadox）”（吉登斯，2009：2）。为了解决这一困境，吉登斯提出了“气候变化的政治”的概念框架。这个概念框架主要由两个概念构成：“政治敛合（politicalconvergence）”和“经济敛合（economicconvergence）”。吉登斯认为，如果政治敛合和经济敛合两者之间形成一种良好的互动，就会系统性地推动气候问题的解决。为此，吉登斯提出了一种更为积极的国家的概念———“保障型国家”。他认为，国家应该在应对环境问题时扮演“催化剂”、“协调员”的角色，鼓励和支持多元的社会团体共同推动好的政策，同时确保环境治理的切实成效。为此，国家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出努力：一是，要全力去提高政治和经济敛合度，比如气候变化和能源安全就是两个具有高度关联性的公共议题，是寻求政治经济敛合的一个典型例子；二是要让气候变化的关切深入到民众的日常生活当中；三是要避免让政治资本流出这个政策领域。因为对抗气候变化需要长期的政策，那么就需要把这些政策一直置于政治关切的最前端，把它牢固地锁定在政治议程中。
保障型国家对于我们讨论中国的空气污染治理有着很重要的借鉴意义。首先，中国环境治理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矛盾问题，这个问题在本质上是吉登斯悖论的一种表现。保障型国家应该在这种矛盾中担当起环境议题倡导者的角色，致力于克服经济发展的盲目性。事实上，空气污染从一个地方性议题变成国家性议题也的确经历了一个过程。吉登斯在其语境下思考保障型国家的出发点是希望国家改变“去监管化”的态度，加强实质性的国家调节。对于中国而言，保障型国家首先是确保国家公共政策相对于地方保护主义利益、产业部门以及能源行业的自主性。其次，正如吉登斯特别提到的，中国治理气候变化的政策遇到的最大障碍就是中央政府试图加强“政治敛合”和“经济敛合”的各项政策在上令下达的过程中，往往经过层层官僚制的过滤，再次被简化为GDp崇拜。这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环境政策的贯彻执行问题，是中国环境治理中关键的一环。在中国，量化考核和目标责任制是国家能力建设的一个重要路径，国家希望藉此控制地方官员的晋升机会，从而确保国家的重大政策在地方的执行以及地方官员对上级政府的忠诚。但事实上，现有方式并不能适应环境治理中的诸多问题。一方面，环境指标很多时候是复杂的、不可量化的；另一方面，地方官员为了达到考核目标往往操纵和扭曲真实的环境信息，在缺乏公民参与以矫正这些信息扭曲的情况下，重大的治理问题往往得不到有效的处理。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量化管理和目标责任制等管理方式事实上是削弱了而不是加强了国家的能力（Gao，2009：21－31）。这也正是“保障型国家”的第二个意义向度。以空气污染为代表的环境议题为我们重新检视国家治理能力，加强国家能力建设提供了一个场域。环境治理需要政府努力寻求环境政策的政治和经济敛合，使得环境意识和环境政策能很好地与国家其他政治经济政策结合起来，保障环境政策的实现。
最后，保障型国家区别于早期环境主义以及环保运动中“对抗国家”的思想，认为应该从现有的体制中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这对在中国现有的政治体制下思考空气污染等环境治理问题有着很重要的启示意义。虽然社会运动、抗争政治似乎是一个古老的政治话题，现有学术研究也有很多集中于关注环境抗争，但是这并不一定能反映问题的全貌，尤其在诸如空气污染这类的环境问题上，公民的相关行动很多时候并不是高度政治指向的。公民所诉求的并不是挑战现有政治制度的权威和合法性，而是希望帮助国家、也从国家那里寻求帮助，以改善自身基本的生活环境。从这个意义上讲，公民社会和国家在这类议题上的关系更接近于合作主义或者协同治理。因此，在保障型国家的框架下，国家寻求与公民社会的互动和互强，通过理性的协商和审议以共同推动高效的环境政策的产出和执行是解决环境治理问题的应然路径。这也是现有政治体制之下中国环境治理的应然方向。
三、结论
环境治理概念篇9
abstract:thispapersummarizeddomesticandoverseasresearchesontheecologicalpoliticstheoryforthepastfewdecades，includingthedefinitionsofconception，contentandframe，theoreticalvalueandeffectiveways.onthebasicsummarization,thispaperproposedthecontentanddirectionofdeepeningresearches.
关键词：国内外；生态政治理论；研究述评
Keywords:domesticandoverseas;theoryofecologicalpolitics;researchreview
中图分类号：G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1）18-0183-02
0引言
随着全球生态危机的日益严重，对生态政治理论的研究已成为一个热点问题。国内外学者对什么是生态政治、生态政治包含哪些内容、生态政治具有怎样的价值以及如何建设生态政治，从各自不同的研究视角提出了许多有见地的观点。
1国内外关于生态政治的内涵研究
生态政治作为目前比较热门的一个话题,国内外对其有不少定义。由于侧重点不同以及生态政治本身的复杂性，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国外代表性的观点主要包括：其一，罗依・艾克斯利（Robyneckersley）把生态政治解读为生态（绿色）思潮、生态（绿色）运动和绿党三个层面。其二，美国学者卡普拉（Capra）和斯普雷纳克（Spretnak）把生态政治一方面理解为一种生态运动，另一方面又把它看成是绿色政治学。其三，丹尼尔・a・科尔曼将生态政治解释为一种生活方式，一种通过重温公民权利和社群合作，通过把地球理解为我们的家园而实现的生态化生活方式。
国内对生态政治内涵研究的代表性观点主要包括：其一，《中国大百科全书》（1992）将生态政治扩展为政治生态，认为生态政治学是运用生态学的观点研究社会政治现象的一种理论和方法。其二，刘京希（1998）把生态政治理论解释为是研究政治体系及其机制的“内生态”以及政治体系在动作过程中与社会及自然环境间生态关系的理论。在内涵上他把生态政治理论从以对自然生态的维护为中心转变为以政治的生态化为中心，在外延上把生态政治理论的研究从政治自然生态层次推进到政治社会生态层次及政治体系内生态层次。其三，吴海晶（2003）从综合角度指出生态政治既是观念、运动,又是力量和理想。作为观念,它反映了人类对其生存状况的关注和思考；作为运动,它表明了人们对无度生产、无度消费所造成的环境破坏的抗议和反对；作为力量,它显示了政府、公众、环保组织、国际社会保护生态环境、维护生态安全的信心和勇气；作为理想,它寄托了人类对生态文明的希冀和期望。
2国内外关于生态政治的内容研究
西方生态政治理论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影响较大的理论主要有三种：绿党政治理论、环境安全理论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绿党政治理论是西方生态政治理论中主题最为鲜明、结构最为系统的理论。其基本理念包括:一是生态学理念。绿党以生态学中生物同外部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为基础，探讨自然、技术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强调保护生态环境，倡导生态优先原则。二是社会责任理念。绿党政治理论认为，社会责任感等同于社会正义。一个社会或社群不能以损害他人利益来谋求自身的环境安全，要坚持环境正义，实现社会正义。三是基层民主理念。绿党的民主目标是国家与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全面民主化，使人们有权决定政治、经济、文化影响他们生活条件的方式和选择自己的工作、生活方式。四是非暴力理念。绿党的政治目标是把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粗暴关系变成一种平衡和尊重的关系。五是女权主义理念。“把男性和女性都解放出来”是绿党政治理论的重要理念。它强调男女平等，反对压迫和剥削妇女。六是和平政治理念。绿党强调全球责任，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坚持“胸怀全球,行于当地”。
环境安全理论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它是从安全的视角来认识和思考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问题对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影响。1977年美国环境专家莱斯・R・布朗在《建设一个持续发展的社会》中从理论上首次将生态环境因素纳入安全概念和国际政治范畴，提出应重新界定国家安全的范围。1987年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发表《我们共同的未来》，首次提出“环境安全”的概念。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21世纪议程》，将环境保护与“一个更安全更繁荣的未来”以及“人类对安全稳定的自然环境的需求”联系起来。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绿色运动”中，认为资本主义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解决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根本路径在于变资本主义制度为社会主义制度。它的基本理论观点包括：其一，资本主义社会的所有危机都根源于生态危机，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社会结构和价值取向；其二，生态危机已成为当代资本主义世界最为突出的问题，并已取代经济危机而成为资本主义的主要危机；其三，主张立足当代现实,“超越”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用“异化消费”论去“补充”马克思主义；其四，要求重新评价工业文明及其生活方式,主张建立一种“无增长的”经济模式；其五，主张用小规模的技术取代高度集中的、大规模的技术，使生产过程分散化、民主化；其六，认为摆脱生态危机的根本出路在于变革资本主义制度，建立一种“稳态”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用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代替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
从国内对生态政治理论内容的研究来看，由于我国学术界研究生态政治理论较晚，目前并没有形成一个较完整的、统一的理论体系。陈清硕（1995）认为生态政治学以社会生态的政治问题及其影响为研究对象,其主要的研究内容是探求社会生态系统与社会政治系统的相互关系及其规律性,研究的目的在于使社会生态与社会政治能够相互适应与协调发展。肖显静（2000）认为生态政治研究的主要内容，首先是选择正确的人类社会发展道路以摆脱环境危机，其次是对市场体制的政府干预进行政治经济分析，第三是建立当代国际政治新秩序，解决全球生态环境问题。张连国（2006）在系统介绍国内外生态政治学研究的现状的基础上指出生态政治的基本内容是“政治生态体系”观，它是以人为主体的生命与其环境之间，以及人所组成的“政治体系”与“社会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之间的协调关系模式。
3国内外关于生态政治的价值研究
绿党政治是以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目标,以反对传统政治制度和经济发展模式、实现人类社会和谐发展为内容,突出强调人类整体利益和未来人类利益的新的政治运动。环境安全是环境问题与安全问题结合形成的一种新概念，它不同于传统的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安全问题。环境问题日益恶化所引起的环境安全问题构成了人类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挑战，相关的研究成果也逐步增多。尽管目前对与环境安全相关的一系列问题尚未形成统一的认识，但它唤醒了人们的环境安全意识，并已为全世界各国所广泛接受。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西方学者在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的基础上，运用生态学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观点对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成因及解决生态危机的路径进行了不同于其他生态政治理论的独特分析，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蔡先凤（2003）认为生态政治的兴起堪称20世纪中后期人类历史发展的重大事件,它对西方国家的政治力量对比乃至整个世界的发展进程都产生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王治军（2008）指出生态政治理论在对传统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进行反思和批判的基础上,将生态问题提高到了政治的高度,将政治问题从人类社会扩展到自然环境。
4国内外关于生态政治的建设研究
西方生态政治理论研究基本沿着“深绿”与“浅绿”两个方向展开。“深绿”的生态政治理论认为只有用生态思维、生态智慧重新建构政治理念、政治制度、政治民主，以致于从根本上改变对政治的理解和建设才能彻底解决生态环境问题。“浅绿”的生态政治理论认为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并不在自然生态环境的有限性上，而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只有彻底变革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生态社会主义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态环境问题。
包心鉴（2001）认为解决环境问题的政治与政策出路在于加强政府在环保方面的意识与责任：一是加强和完善立法工作；二是实行一种后现代化的社会发展模式；三是充分重视政治家在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中的作用。赛明明、孙发峰（2006）认为应该从政治和社会的深层角度、特别是从政府的权力和责任出发,从制度和机制层面,从公众广泛的参与权力和途径等视角来思考和进行我国的生态政治建设。
5生态政治理论研究现状述评
国内外学者面对日益凸显的生态环境问题，从各自不同的研究领域对生态政治理论进行了有意义的探索，提出了许多关于生态政治理论的有益成果，对我们在新形势下有效应对与化解生态危机提供了重要的借鉴。但从根本上说，国内外学术界对生态政治理论的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一是许多学者偏重于宏观层面的研究，学理意味浓厚，缺乏具体的实证分析，提出的一些政策措施在实际应用中缺乏可操作性；二是对生态政治理论的研究大都局限于单一学科，缺乏多学科的综合性研究，对生态政治理论从心理学、伦理学、历史学等视角进行探讨的成果较少；三是专门从马克思主义原著研究马克思主义生态政治思想的成果还比较薄弱。
因此，在研究生态政治理论过程中，既要注重从宏观的整体层次上进行探讨，又要善于对微观层次加以分析和探讨，并注重研究视角的多元化。与此同时，要在深入阅读原著的基础上进一步梳理和挖掘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政治思想，并结合我国生态政治的现状和借鉴国外生态政治理论的有益成果进行生态经济、生态政治、生态文化和生态社会的综合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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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肖显静.生态政治何以可能[J].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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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王治军.生态政治理论的产生及影响[J].天水行政学院学报,2008,(1).
环境治理概念篇10
关键词:生态经济;澳大利亚;德国
一、生态经济的概念
生态经济作为一个独立的概念，最早产生在经济学领域。按照生态系统承载能力的要求，运用相关的生态经济学原理，开发新能源，改变经济增长方式和资源消耗方式，促进产业发展，达到经济和生态和谐发展的目的。生态经济不仅能够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而且是符合经济新常态具体要求。生态经济法治化研究和施行比较成功的地区，主要集中在经济较发达的国家，例如美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德国等国。对国外生态经济法治化较为完善且具有代表性的国家进行研究分析，达到对我国生态经济法治化研究的启发作用，为我国的经济转型提供法律方面的参考。
二、国外生态经济的立法概况
(一)澳大利亚生态经济的立法概况
澳大利亚拥有丰富的动物及植物资源，而且地广人稀，四面环海，在其他国家工业革命开展之初未受影响，对资源要求不高，对环境的破坏小。通过总结其他国家的经验和教训，自1930年左右开始着手制订了一系列的环境保护的政策，注重经济与生态的和谐发展。澳大利亚对于保护生态环境与自然资源的法律法规的理念在世界范围内都算得上先进。就澳大利亚的具体国情而言，在澳洲联邦不仅有联邦法，又有地方法，邦、州、市多层次的环保机构三位一体，形成宏观－微观的管理职能体系，注重单部门工作的最优化，强调政府关系的协同化，这种管理职能体系帮助澳大利亚更好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澳大利亚特别注重食草类动物对自然环境和资源的破坏问题，这一做法主要是吸取了野兔曾经疯长的教训。所以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每隔五年澳政府都会对该国的野生动植物普查，进行数据分析，之后还出台了相关法律条文。澳洲独特的动物物种不仅受到了广大人民的喜爱，也有少部分人图谋不轨。鉴于此澳大利亚各州和地区政府承担对动物的主要责任，而澳联邦政府则负责严格把控海关，控制动植物贸易，签订相应的保护自然的国际条约或公约(《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又称华盛顿公约(CiteS))等。1989年制定《资源评价委员会法》一方面能看出澳大利亚对生态环境管理范围的广阔，也能看出他们未雨绸缪，重视预防环境危害的思想。为了杜绝“先污染－后治理”的企业生产，澳大利亚1992年颁布了《国家生态可持续发展战略》。对与之相关的企业，比如矿业，在还未开展生产时，就必须要向政府的环保部门提供方案，证明其能不损害环境，对于复破的坏植被有修复方法，要不然就要按照规定交付一定数量的金额用于环境保护。这种商业模式下的法律条款从根本上实现了几乎零污染的效果。同年出台的《澳大利亚政府间环境协定》，是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共同签署的协定，也意味着澳洲对于生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变得更为先进。
(二)德国生态经济的立法概况
德国最早提出“经济法”概念，将经济法归为独立的部门法，现代经济法也最早形成于德国。而且由于德国之前大力发展重工业，环境污染相当严重，与我国当下的情况极其类似，因此也就更有借鉴意义。德国的法律条文中有这样一条:“国家应该本着对后代负责的精神保护自然的生存基础条件。”也给了我国生态经济的发展不少的启示。德国较早参与到工业革命，德国的钢铁工业、电力工业、化学工业都得到了很大发展。但由于产品结构单一，过度发展重工业，德国的水源污染、空气污染、河床下陷问题十分严重，不仅危害人民身体健康，对他们的生活也造成了极大不便。德国自一战起，就开始注重经济和环境的保护，并相继出台了很多法律保证经济的发展。20世纪60年代末，德国将关注的重点放在了经济方式的转变和产业结构的转型。而这当中，保护环境和可持续发展放在最为重要的位置，确立了生态优先的方针。这一做法不仅有利于生态和生产的协调发展的新兴产业和新生产方式上来，而且能够促进结构调整、生态保护和居民就业三者的发展。1967年6月8日的《经济稳定与增长促进法》组成了德国社会市场经济宏观调控法的基本法。从上世纪70年代起，当局接连出台数部保护环境的法令和条例。德国的《垃圾处理法》是德国最先出台的作用于保护环境的法律，主要是由于当时工业垃圾和生活垃圾越来越多，已经对人民的生产生活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其主要思想是在保护人民利益的前提下，有计划的清理历史遗留下来的垃圾。1986年又完善了该部法律，旨在减少垃圾的产生。1991年德国进一步出台了《避免和利用废旧包装条例》，用于规制废旧包装，使废旧包装的对于污染危害能够降到最低。针对水源问题出台了一系列的法律，其中《用水规划法》，将政府对水源的管理放在重要的位置，提出了解决措施和必须遵守的原则，在预防洪涝和其他几个方面都作出了具体的解决措施。特别是用水规划深入到了具体的生活之中，在生活的细枝末节中都有着法律规定。像是农药的使用，用水的规范，雨水的检测等，能够根据不同的需要作出具体的规定，是很有价值也极有成效。1996年伴随着《循环经济法》的正式生效，标志着德国在环境保护和经济领域共同发展的认识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除此之外，不仅德国各级政府设立的环保机构，在各地区之间的领域也同样设有环保研究机构，除此之外，联邦政府对于环保贷款和企业对于环保的投入也占很大比重，不仅带动了环保产品的产生和发展，也为德国民众的就业提供了不少的岗位。并且还有设有环保警察，在经过严格的上岗培训后，环保警察能及时觉察到环境污染，第一时间里迅速进行补救工作，将危害降到最小。他们的管辖范围十分广泛，不仅针对食品安全问题，也针对化工污染和随之引发的水污染、空气污染等。现在德国联邦和各州的环境法律、法规有8000部，除此之外，欧盟的数百个相关法规也在德国施行。良好的环境保护法是构建生态经济法治化的基础，在这方面德国做的很成功。
三、给我国的启示
我国在生态经济法治化进程中还存在着很多的问题，通过对澳大利亚和德国两的研究，认识到环境保护应该放在首要地位。同时也要提高人民的法律意识，构建全民参与到环境建设的机制中去。要落实相关的法律法规，坚持依法行政，不断完善法律法规，为生态经济的建设创造一个良好的法治环境。通过吸收各国的宝贵经验和总结教训，并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得出有价值的参考用于指导我国的生态经济法治化进程。
作者:陈晨单位:武汉工程大学
参考文献：
［1］陈光磊．论可持续发展生态经济模式的构建［J］．中国市场，2007(13):92－93．
［2］张秀冰．试析生态经济的操作定义［J］．中共太原市委党校学报，2011(2):59－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