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大自然的意义篇1
[关键词]环境保护主义环境史市民运动政府决策
“环境革命”发生在1970年左右，三四十年之后，环境保护主义已经成为了历史学的一章。起初，环境保护主义还带有诸多新兴运动的特点，但是今天，至少在德国与美国等国家里，环境保护主义有时更多地已经是年轻一代嘲笑老一代所具有的特征之一了，就像最近一部非常成功的德国电影《鲍勃·艾文死亡之日》所表现的那样，在一个被母亲强迫去参加反对核能团体的男孩的眼里，那是一场拙劣的模仿反对核能的运动。在悲观的环境保护主义者和乐观的反环境保护主义者的眼中，整个环境保护主义似乎已经呈现出就像是一种过去的现象了(在中国也是如此么?)。
但是，什么是环境保护主义?它的今天、未来以及在西方以外的国家是什么样的?它是一种运动?是一种政治?还是仅仅是不断扩展的官僚作风的一种策略?今天，存在着不同的环境保护主义历史，有欧洲的、美国的和第三世界的，在不同的地区，它的历史或长或短，有时它是流行运动的历史，有时是政治的和行政策略的历史。
给出一个让所有的环境保护主义者都认同的关于环境保护主义的精确定义几乎是一个毫无希望的冒险。今天，喜爱自然、关注环境已经十分普遍。同时，也依然存在着许多热爱自然、关注环境的不同形式和多样的感情和态度，甚至于有一些观点是相互冲突的。在德国，热爱自然者经常与环境保护主义者争战，环境保护主义者关注风能、水能等可再生能源技术，而在自然保护倡导者的眼中，这些风能站和水能站则破坏了风景及地区动物的生活习性。
弗兰克·奥古特(FrankUekotter)和我在康士坦茨湖(Constance)附近建立了一个研究“环境保护主义危机”的学院，并且带着学生访问了迈纽岛(mainau)。作为漂亮的鲜花之岛，迈纽岛在德国已经十分有名，同时，它也因为1961年的《迈纽岛绿色宣言》而闻名。《迈纽岛绿色宣言》是德国环境保护主义者的第一份宣言，它是在一次环境保护主义者会议上产生的。同时，迈纽岛已经成为康士坦茨湖地区的主要旅游中心。在花园里，吸引游客的主要是那些富有异国情调的奇花异草，而不是岛上的本来的自然风景。营造这种完全人造的自然风光需要60个园丁。因此，迈纽岛成了周围地区热爱纯自然的人们的首要敌人，这些人痛恨旅游业，热爱未被人类改造过的荒野。在迈纽岛上，我们遇到了一位环境委员，他告诉我们，他花费了很多时间来克服当地人对于迈纽岛的这种坏印象。
这种冲突似乎已经十分典型。热爱自然有着矛盾的形式和想法。在当代德国，一个十分受人喜爱的主题是“花园与荒野”，或者称之为一方面可持续地利用自然，另一方面尽可能地少利用自然。我的观点是，环境史的实际任务之一就是对这些不同的冲突观点进行仲裁，正如德国一位处于领导地位的环境保护主义者最近所抱怨的那样，因为直到今天环境保护主义还因为这些内部的争斗耗费他们大部分的精力。
从其他学科的观点来看，现在的和过去的环境保护主义是什么呢?不同的学科产生不同的环境保护主义概念。社会学家通常认为环境保护主义是一场社会运动，因此作为社会运动的环境保护主义就成为了社会学研究的主题之一。在德国，1970年代和1980年代所谓的“新社会运动”非常流行，其中包含有女权运动、和平运动、环境保护主义和许多其它不同的公民主权运动，所有这些都有新的类型——后物质主义，它不是由经济利益驱动而产生，也与特定的社会阶层无关，并且反对利用任何政党及分等级的组织作为武器。
如果这一理论是正确的，德国的绿党将毫无发展的机会，并且，实际上那些所谓的环境保护主义政党也毫无意义并且很快会消失。绿党成立于1979年，并且在其成立之初，社会学家就一再宣称这个政党没有前途。但是，直到今天，这个预言可以说被证明是错误的。绿党的历史印证了德国的一句谚语“被预言将要死的人活的更长”。这种情况在将来是否会继续持续下去，我不知道。让我们一起来等待两个星期后德国联邦的选举结果吧。如果以上理论是正确的，环境保护主义的危机几乎在环境保护主义产生时就出现了。
政治学一般将环境保护主义看作是一种政治，因此它成了政治学研究的对象之一。实际上，在撰写政府政绩的报告上，非常容易进行研究环境保护主义政治，而不是研究环境保护主义运动。但是，一种更加政治的对待环境保护主义的态度或者做法似乎还不是十分充分。无论是在欧洲还是在美国，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发现，真正有效的环境保护主义政治需要来自外部的推动力，尤其是来自底层的、来自批判性的公众观点、来自公民运动和公民产生的推动力。
环境保护主义政治没有任何来自外面的推动力，没有来自公众的批判通常会使环境保护主义成为一种“符号政治”：拥有庄严的宣言而没有实际行动的政治。“符号政治”似乎成为了环境保护主义政治的一个特征，并且远较其他政治领域明显。今天，在世界的任何地方你都会惊讶地发现大量关于环境保护的好法律，但是实际上对于这些法律的执行几乎在任何地方都显得不足。但是可以确信的是，符号政治一定不仅仅是一种欺骗，不是每个案例都是骗局，因为经过一段很长的时间之后，符号政治也可能变成实际有效的政治。然而，这似乎只能是在强有力而且持续的政治压力之下才可能发生。
对于信息科学而言，环境保护主义是“信息时代”(现代通讯技术、大众媒体、计算机技术、越来越普遍的互联网)一种典型的现象。可以确信，这种定义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如我们所知，没有现代的大众媒体，环境保护主义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大众媒体一直在寻找感情、灾难、警醒事件，这些与大众媒体及环境保护主义紧密相关，至少环境保护主义的一个形式就是高呼警觉。我的一个同事皮特·威格特(peterweingart)，他是一个著名的社会学家，领导了一个十分有创意的研究项目，致力于研究在最近的惊醒呼声中气候研究与大众媒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实际上，他发现了交替出现的两种现象：科学家以一种警告性的方式阐明他们的研究结果，而这正符合了大众媒体的要求；另一方面，大众媒体通过他们的公众性的警告为科学家争取更多的研究资金。
整体而言，同时从全世界的角度来看，环境保护主义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运动”，而是一种网络的网络：即它是新的信息时代的一种新的历史现象。有时，有人甚至怀疑“环境运动”是否如大众媒体所想象的那样存在，与社会主义者、国家主义者或宗教运动相比，它是否是一场真正的运动。但是，令人怀疑的是，大众媒体是否可以独自创造历史推动力。因为这些媒体永远在寻求着新的主题，即使是十分重要的主题，在一段时间之后，大众媒体也会将它忽视，因为大众已经厌烦它了。此时“空气污染”十分时髦，彼时“气候灾难”或核危机又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但是一段时间之后，尽管这些问题依然存在，这些话题又都被大众媒体忽视了，甚至是遗忘了。
此外，在德国及其他几个国家，作为环境保护主义催化剂的反对核能运动开始反对大众媒体的主流。实际上，环境保护主义有非常重要的草根起源。一个正在俄罗斯做环境保护主义者教育的俄罗斯女研究生告诉我，俄罗斯的环境保护主义并没有真正的力量，因为它缺乏草根基础，它仅仅是由几个庄严的宣言组成的，而没有实际有效的行动。我的一个工作于非洲发展援助组织的朋友抱怨说，植树有时仅仅是政府做给媒体看的，以获取更多的发展基金(1992年的里约热内卢会议决定将这大笔的发展援助资金用于保护环境)，而没有得到当地人的更多的支持，此后不久这些当地人就让山羊把这些刚种植的小树都吃掉了。森林史似乎证明，有效的造林活动通常至少要得到当地大部分知识份子的支持。在德国，直到18世纪，护林员是农民痛恨的人物之一，但是在19世纪，随着林地浪漫主义的出现，护林员开始成为德国较受欢迎的职业，一个更大规模的造林运动才实际可行。
近20年来，构成主义在世界各大学里非常流行，从加利福尼亚到俄罗斯，到澳大利亚，而且它越来越多地影响了环境史。奥里查·贝克(olrichBeck)也许是我们这个时代拥有最多读者的德国社会学家，他在1994年预言，总有一天某人会致力于证实，在任何时代环境危机仅仅存在于人们的思想中。今天，在许多学术会议上我们会听到一些研究“discoursehistory”(指包括一般的文献中的历史、口述史、新闻报纸上的历史、其他形式记载的历史等——译者按)的论文，以福柯的追随者为代表(但是，我不能确定这些人是否真的理解福柯!)。从这一点出发，环境保护主义主要反映了环境保护主义者自己创造的问题。从构成主义的观点出发，在我们脑海中的并不是真正的现实，而仅仅是对现实的想象。在伟大的哲学家康德(imanuelKant)之前两百多年前已经形成了同样的思想，虽然其对于现实更加重视一些。
在当今的西方世界，构成主义似乎是近代以来对环境保护主义的最大的挑战，也许这是由于在西欧和美国，利用你的感觉，如眼睛、皮肤和鼻子，不再能够觉察到环境污染的存在。那里没有化学工厂里冒出的浓烟，没有被化学工业污染的黑红色的河流，湖里也没有被毒死的鱼发出的恶臭。
可以确信，构成主义有利于环境史学家来批判性地处理他们的材料。环境保护主义者喜欢在公众中高呼“警觉”。其实，并不是每一个呼吁都是公正的。弗兰克·奥古特最近出版了一本关于错误的环境保护主义者警言的文集。我自己在20多年前将构成主义介绍到森林史的研究中，证明了18世纪许多德国文献中确切记载的大规模的林地灾难至少在许多地区并没有真正地存在过。然而，环境史学家们应该警惕构成主义，今天，构成主义者经常走得太远了。并不是每一个污染的故事都是虚构的，并不是每一个森林退化都是想象的。我想，为了更好地感知现实，构成主义应该有所改变。历史学家不应该忘记，他们的独特责任就是明确地区分文字和行动。今天，构成主义者冒险去更多地关注文字，而不是现实。
然而，所有这些环境保护主义的概念都有一些是对的。历史总是有机会去整合这些概念。在历史的长河中，环境保护主义在某个时期更多地是国家管理的一种策略，但是在另外一个时期它又成为反对国家政治的一个流行的运动。正如弗兰克·奥古特在他大部头的博士论文中所指出的那样，在与空气污染做斗争的历史中，尤其是在早期，在美国和德国存在着非常不同的政治风格。在美国，他们拥有公民社会的优良传统，在很长时间内，公民的参与在争取清洁空气的斗争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在德国，它具有很强的普鲁士行政传统，从一开始环境保护就是国家行政的一项重要任务。
在德国，20世纪初的自然保护运动也是在政府的领导下兴起的。从某方面来说，纳粹专政时期1935年的《国家自然保护法》意味着环境保护的一个高峰，今天，它是德国环境史上争议最大的问题之一。弗兰克最近写了一本关于美国国家社会主义和自然保护的书。同一时代，即1930年代，在美国，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D．Roosevelt)总统领导的“新政”意味着第一个所谓的“保护”政治的高峰，尤其是土壤保护。同时，新政在美国国家官僚机构的兴起中是一个关键事件。从这一点讲，美国已经越来越“欧洲化”了。但是，一代人以后，面对环境污染带来的新的挑战，建立在与工业合作基础之上的传统的政府政治发挥不了作用了。无论是面对空气污染还是面对核危机带来的新问题，这里需要一种批判性的公众意见和公众压力。正如一个世纪以前马克斯·韦伯(maxweber)所指出的那样，这是一条普遍规则和历史经验，即没有来自外部压力的官僚机构在一段时间之后会走向瘫痪。1960年代，就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环境保护主义在先进的工业国家成为了一种流行的抗议运动。
令人惊奇的是，在1970年前后“环境”突然成为世界各地公众关注的焦点，这一部分归因于筹备1972年在斯德哥尔摩(Stockholm)召开的国际环境保护大会。在环境保护主义的诸多故事中，我们会一次又一次地遇到1970年这个时间，这一年前后是环境史的转折点，在反对康斯坦茨水污染史中也是如此(在康斯坦茨，弗兰克和我的夏季大学就建立在那里)。1970年4月22日，美国环境保护主义者以壮观的胜利第一次庆祝了地球日。那时，美国还由于越南战争而处在极度的分裂之中，现在似乎由于对环境的共同关注而又重新团结起来了。同样是在1970年，美国的环境保护机构(epC)成立了。同时，上层的、底层的以及由政府组织的环境保护主义开始了，抗议运动也开始了。1971年，绿色和平组织在加拿大的范库费尔(Vancouver)成立，在绿色和平的旗帜下，在大众媒体的眼中，环境保护主义成了一场英雄式的战斗和一场戏剧性的景象，在原子能时代，军事英雄已经落伍了，绿色和平组织创造了当今新的形式的非暴力英雄主义。
也许1969年8月举行的伍德斯托克(woodstock)嬉皮士会议在环境保护主义历史中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些“花朵般的儿童”在一种柔和的生活方式中长大，他们与自然关系亲密。马克斯·韦伯说，那些新的生活方式远较新的思想重要。如果马克斯·韦伯所言是正确的，我们应该来关注一下嬉皮士们，他们至今被环境史学家们完全忽略了，除了李·怀特(Lynnwhite)之外，他是美国环境史的创立之父，他在1966年的圣诞节演讲《我们环境危机的历史起源》中赞扬了嬉皮士。
1970年，西德新的内务部财政大臣汉斯德里斯·根斯切尔(Hans—DeitrichGenscher)第一次创立了“环境政治”这个概念，这是为了创造一个新的领域以引起更广泛的政治一致与赞同。然而，1974年之后，反对核能站的运动迅速发展，从而出现了“环境保护”这个相反的口号来反对政府。这是我们在环境保护主义发展过程中会反复遇到的具有讽刺意义的历史。
故事并没有结束。在德国，环境保护主义最近已经变成了“从运动到行政”。许多抵抗运动的成员，如哲哈德·斯哥特(GerhardSchroder)或者约斯卡·福斯克(JoschkaFischer)选择了政治作为职业，并且一直升到了行政的顶层。起初，许多环境保护主义者反对欧盟的官僚主义，因为他们把一些标准强加进去，甚至强加到香蕉上(《供应布鲁塞尔的香蕉》是非政府组织(eURonatUR)的领导者们反对欧盟而撰写的一部非常具有争议性的书)。但是，现在欧盟已经发现了环境政治是一个非常有前途的领域，许多绿色组织对欧盟及其FFH(植物、动物、生境)行动都抱有极大的热情。FFH已经成为了自然保护反对农民抵抗的一个强有力的武器。环境保护主义者组织甚至已经变成了由欧盟资助的组织了。
然而，关于环境保护主义的故事仍然没有结束。即使是再坚强的环境保护主义者官僚体制在经过一段时间以后也会有面临瘫痪的危险。我想，在这方面，马克斯·韦伯是正确的。在自然保护和农民之间不断增长的敌意已经成为环境保护主义中最坏的问题之一，这种情况不仅仅出现在德国。在墨西哥制度革命党(pRi)的统治之下，环境保护已经被做成了一种官僚战略，同时，环境保护也受到萨帕特主义者的抵抗运动的反对。受到官僚规则诱惑的环境保护主义永远不应该忘记，在民主政治中，需要一个广泛而受欢迎的合法化过程。即使是在非政府组织中，我们也能观察到时间推移过程中官僚化的进程。
我们不应该被“环境”这个词汇以及过多的“全球”视角所欺骗，从近处着眼，世界各地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环境保护主义，认识到这种多样性非常重要。在一个地区，水保护是议事日程中的头等大事，而在另外一个地区却是土壤保护，在第三个地区是鸟类保护，在其他情况下有可能是反对空气污染。一百年前，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Roosevelt)与美国著名的环境保护主义建立之父约翰·缪尔(Johnmuir)一起在约塞米蒂国家公园(theYosemitenationalpark，美国的第一个国家公园)里散步，罗斯福惊奇地发现，约翰·缪尔仅仅对那些大树和高大的山脉感兴趣，而对罗斯福喜爱的小鸟毫无兴趣。另一方面，环境保护主义建立之母理查·卡逊(RachelCarson)在她的著作《寂静的春天》(1962，很长时间以来这本书是美国环境保护主义的圣经)一书中描写了一幅悲哀的未来春天的景象，没有了到处唱歌的鸟儿，它们都被DDt杀死了。1982年，西方报纸被一则消息震惊了，消息说在中国，鸟儿被有计划地消灭，因为它们吃了谷种。这则消息是真实的么?在德国，自五百年来就存在着鸟儿对农业是有害还是有利的争论，有利是因为它们吃掉许多害虫。热爱鸟儿的马丁·路德(martinLuther)后来在他的一本小册子中强调了“鸟儿的抱怨”!转贴于
欧洲大陆的环境保护主义者们惊奇地发现，核能已经不是今天美国环境保护主义者讨论的议题，尽管在1960年代是这样的，但是1970年代，当美国的能源工业由于财政原因而从核能转移开的时候，原子能就不再是抵抗运动的目标了。另一方面，美国的环境保护主义者也惊奇地发现，今天许多欧洲的环境保护主义者甚至不知道理查·卡逊。直到今天，我们都不能够精确地知道到底谁是环境保护主义史上真正重要的人物，尽管这些人在其中扮演了突出的角色。对于美国的环境发展历史学家朱迪斯·莎普罗(JudithShapiro)来说，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主张控制人口的马寅初，反对建造三门峡大坝的黄万里，都是中国环境保护主义的先驱者。这是真正的中国人的理解还是仅仅是美国人的理解?(一个中国新闻记者告诉我说，马寅初是众所周知的，而黄万里则被遗忘了。是这样的么?)
对于研究德国绿党的美国历史学家查林·斯普瑞特奈克(CharleneSpretnak)而言，皮特·凯琳(petraKelly)是德国绿党中最重要的人物。确实，皮特·凯琳是受人欢迎的绿党政治家，她在世界各地旅行，多次到过美国，但是在德国绿党内部，她越来越孤立，1994年她与男友巴斯顿(Bastian)(绿党成员，同时也是前将军)一起神秘地死亡，据推测可能是由于极度的孤立和挫折所致，也像是谋杀和自杀一起所致。琼斯卡·富斯克(JoschkaFischer)在最近的十年里已经成为德国绿党中最受欢迎的政治家，但是在他的内心中他是一个真正的环境保护主义者么?德国环境保护主义的真正的历史仍然正在被书写着，什么是真正有效的动力这个问题仍然没有答案。大多数其他国家的环境保护主义也皆如此。
此外，我们经常会在其他的政治和社会倾向中遇到环境保护主义，如1970年代的德国环境保护主义和新左翼结成了联盟，1980年代的台湾反对核能运动与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民主化运动结成了联盟。在许多情况下，环境保护主义并不仅仅是环境保护主义，它经常与其他的社会力量和目标结合在一起。然而，对我来说，需要重点指出的是，环境保护主义不再为某个政党或某个精英力量所垄断。即使是为了它的行动而需要敌人的绿色和平组织多年来也不再将单一的敌人作为他们关注的目标了。
对于强硬的“基础环境保护主义者”来说，“真正的”环境保护主义就是无私地为自然服务，其他所有的职业的“环境”运动都仅仅是环境保护主义的赝品。然而，我认为这种严格的定义并不是由历史的观点产生的。所有重要的历史运动都是在人类利益的驱动下发生的，这一点对于环境保护主义也同样正确。
还是在德国，人们似乎对这样的标注十分感兴趣，即在早期，“绿色”的动机经常是相当保守的思想者的特征。1945年以后，对于许多左翼者来说，“绿色”的动机有时呈现出“红褐色”的特征，就像纳粹主义的残余。马丁·海德格尔(matinHeidegger，纳粹时期的哲学明星)展开了对技术的批判，他住在黑森林里，喜爱林地。伊斯特·琼格尔(ernstJunger)写了一部关于一战的著名小说(inStahlgewittern)，后来他成了理查·卡逊的崇拜者。奥地利的林务官、前纳粹古色尔·斯格万伯(GuntherSchwab，“世界保护生命组织”的建立者)第一次尖锐地公开批评了核能。而哲学家伊斯特·伯劳斯(ernstBloch，前共产主义者，也是鲁迪·度斯克(RudiDutschke)的老师)领导了1968年学生发动的一场暴动，攻击资本主义并没有充分发展核能(现在，许多德国左翼主义者几乎不能相信这些事实了)。
因此，1970年是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部分是由于它是欧洲的自然保护年，此时，环境保护主义失去了它的“红褐色”嗜好，并且被一种新鲜的国际主义和欧洲一体而代替。1975年2月28日，怀尔(wyhl)地区的农民占领了计划建立核能站的地点，并且试图与警察对抗以保护这一地区。许多左翼主义者自然地被这些反核斗士鼓舞地充满热情，尽管起初他们从理论上来判断这种新的热情还有些困难(当时德国左翼主义者的知识界迫切需要这种理论)。
我是1968年代的德国知识份子，因此我自己也感到了对理论的需要，这种理论不一定十分复杂，也不一定都能适应任何情况。如你所知，我试图在马克斯·韦伯理论的基础上发现一个新的方法来揭示环境保护主义历史。韦伯教给我们的哪些东西是对这一领域的研究有用的?我想，他告诉了我们：关注任何地方的环境保护主义的精英们(无论是在官僚主义中的还是在民众运动中的)，关注强烈的情感，关注具有超凡魅力的领导，关注有特点的人群及其生活方式，关注精神的和宗教的因素，同时也要关注合理化的进程以及与经济趋向一致的过程(这并不意味着环境保护主义仅仅是利益的工具)。我想，遵循着这样的策略，我们也许可以写出一部全新的、比今天现有的更好的环境保护主义历史。
实际上，我们发现在许多国家的环境保护主义中都有一些具有超凡魅力的个人，但是他们的魅力存在的时间一般很短，而且仅在一个小圈子中有影响(但是这可以确切地说是韦伯魅力的特点么?)，尤其是在早期，环境保护主义经常使人们想起宗教运动的某种形式，尽管它的目标是科学“生态的”基础(但是，正如马克斯·韦伯所说的，在时间的过程中，即使是宗教也通常都追求着这样或那样的合理性)。在我的朋友当中，环境保护主义经常与佛教的同情心联系在一起，佛教被认为是环境保护主义者的宗教(这一点有些令人怀疑)。
很明显，西方国家的环境保护主义已经成为新的知识份子精英们的要素之一(在中国也是如此么?)。我和弗兰克在夏季学校里招收的学生们都是经过德国国家奖学金(theDeutscheStudientiftung)选拔出来的尖子生，他们有时候表现出环境保护主义精英的意识，例如他们因关心世界的未来而节约能源，并且十分小心地管理垃圾。这一点与一般人不同，一般的人即使节约能源也不会想得太多。起初，在环境保护主义者中间，“生态与经济”对立的观点十分流行，在德国和美国就是如此，今天人们已经越来越接受经济和生态是可以同时并存的这种观点了。
1970年左右的环境保护主义真的全新了么?从历史学家的观点来看，在许多方面都不是这样的：在那时，几乎所有环境保护主义的要素都有很长的历史，即使不能追溯到更早的时期，也都可以追溯到19世纪。森林保护，无论是政府的还是地方社会的森林保护在德国都具有较长的传统，可以追溯到现代社会的早期；“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就是从18世纪德国的森林科学中衍生出来的。起初，“可持续发展”是一个经济学的而不是生态学的概念。1970年以后的新环境保护主义的真正流行是在1980年以后，那时德国的林地——“濒临死亡的树木”——正受到威胁。
“水资源保护”在19世纪末由于恐惧霍乱而达到了第一个高峰。1900年左右，欧洲和美国的许多城市展开了反抗烟雾的战斗。“鸟类保护”最初是19世纪末在英国形成的一个狂热的运动，动物保护也是如此。随着反对医药研究中活体解剖的斗争，动物保护成为一个具有进攻性的元素进入早期的环境保护主义中。在德国，著名的作曲家理查德·瓦格纳(Richardwagner，许多赞赏者将其视为音乐教父)投入了反对活体解剖的运动中，并且赞赏对动物保持兄弟般的感情。同样，“自然保护(保护“自然的”景观)”约于1900年在几个国家同时开始。“技术安全”在蒸汽时代就已经是人们讨论的主题了。反对不健康食品的“消费者保护”也可以追溯到19世纪。这在德国尤其重要，在美国也是如此。1900年前后，物理疗法运动带着它的信条进入了“自然康复力”之中。所有这些倾向在1970年之后都成为新环境保护主义的要素。今天，人们遗忘了这个悠久的历史。
问题还是：新环境保护主义到底新在哪里?这里有三个答案：(1)所有这些单一的和孤立的要素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网络，如1900年左右，“技术安全”与“动物保护”完全无关；(2)在全球视角下形成了世界范围内的广泛联系，这一方面归因于1960年代太空旅行和航空照片的影响(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太空旅行不仅打开了对太空的观察，而且更多地是打开了对我们的地球的视野)，另一方面归因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的推动；(3)大众运动和更加广泛的对环境主题的关注给环境保护主义赋予了一种政治力量，这种力量直到那时才被意识到。
然而，实际上，原先的那些单一的要素仍然有着他们自己的生命力，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如此。流行的运动喜欢将环境视为一个整体，然而在具体的行政管理之中，森林保护、水保护、反对空气污染等通常都是由不同的部门负责的，它们有时相互冲突。在德国，自然保护的追随者们与新能源的追随者们发生冲突，前者认为后者安装的利用风能和水能的设备破坏了自然的一切。他们没有共同语言来讨论这些冲突的观点。近来，德国出现了原来的单一要素从环境保护主义中分解出来的倾向，然而在美国，被布什的行政击败的环境保护主义被激怒了，你似乎又可以看到新的力量正在集中的趋势。
这似乎是当代环境保护主义的中心问题：即在你的脑海中可能将自然视为一个整体，但是实际的行动却需要限定一定的目标。目前，似乎缺乏对这一问题的最终解决办法，只能一步一步地解决。也许，环境史能对解决这一问题发挥一点作用——环境政治需要历史的意识，一个历史经验的知识。我的老朋友理查德·伍伯郝斯特(ReinhardUeberhorst)是1979／1980年德国联邦议院“未来能源政策”咨询委员会的领导，他一次又一次地解释说，为了赢得环境政策的胜利，我们需要一种新的政治风格。德国前总理威利·白瑞德(willyBrandt)在他的《创造民主》一书中写道，我们需要创造政策制定的新程序，而不是那种有着固定的位置、固定的对立界限、固定的朋友和敌人概念的旧政策。
今天，我们不应该忘记环境意识的早期版本：环境保护主义之前的环境保护主义。在1930年代和1940年代，几乎全世界都出现了对土壤侵蚀的恐惧和土壤保护运动，在美国部分是对沙尘暴现象的反映。今天，这种类型的环境保护主义几乎被遗忘了，至少在西方是如此(俄罗斯与此不同)。但是在将来，土壤退化也许会再一次成为最严重的环境问题。环境史永远没有终点，我们不能预测未来，因此我们不得不保持谨慎。人类史与自然史一样充满惊奇，我想这是历史中最重要的一课。
在特殊的时刻和地点，环境意识与工业利益经常发生冲突，但是长远来讲，经济和生态是没有矛盾的，这就是历史学家的任务，即从长时间的历史出发来看待这个问题。历史证明，那些经济强大的国家，无论是15世纪的威尼斯还是19世纪的日本或近代以来的一些西方国家，都以较大的精力来保护他们的自然资源。整体来讲，正确地理解历史教训对环境保护主义来说似乎是令人鼓舞的。环境史并不仅仅是一个失败的历史，它还是一个具有很多胜利的历史(正如弗兰克·奥古特反复指出的那样)，尽管目前仍然没有最终的解决办法。我想，历史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谨慎地、明智地并且始终保持小心地来学习新的教训的话，我们并不会被责难为衰败和腐朽。
environmentalismworldwide：BetweenCivicmovementsandBureaucraticStrategies
保护大自然的意义篇2
一、中国特色环境保护新道路是实践和理论的有机统一
*主义认识论的原理告诉我们，人类的认识遵循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辩证规律。进一步说，人类的认识是随着社会实践不断由低级到高级，由浅入深，由片面到更多方面地发展的。中国特色环境保护新道路就是在中国环境保护实践、认识的辩证发展的具体过程中，不断从实践到认识、再从认识到实践，循环往复，每一次循环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从而我们对环境保护规律的认识更加全面、更加深刻。因此，中国特色环境保护新道路是中国特色环境保护实践和理论具体的历史的有机统一。
1、辩证唯物主义认为，物质是第一性的，意识是第二性的，意识依赖物质。同时意识对物质并不是消极被动，它一经产生，就对物质发挥积极的能动作用，这种作用是通过认识对实践的指导来实现的。党和国家对环境保护的认识对我国环境保护实践发挥了重要作用。
改革开放前，*总理等老一代革命家就已开始注意环境问题，为发展中国环境保护事业打下了基础。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同志非常重视绿化造林和保护自然环境问题，强调自然环境保护很重要。他主政时期，**末就通过了我国第一部环境保护法，随后*初把环境保护确立为一项基本国策，对环境保护事业发展影响深远。同志主持中央工作以后，陆续提出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必须正确处理经济建设与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等论断，这些重要论断指导并促进了我国环境保护不断发展。进入新世纪，特别是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以来，我国环境保护工作和实践面貌焕然一新。在党的*上同志又提出建设生态文明的新要求。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写入了*通过的新。这些都标志着环境保护作为基本国策已成为全党意志，环境保护进入了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主干线、主战场、大舞台。上述党和国家对环境保护事业的认识，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环境保护实践的发展。
2、*主义哲学认为，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和动力，是检验认识真理性的标准，是认识的目的。我国环境保护事业历经30多年、几代人的艰苦奋斗，从无到有、逐步发展，具有了比较丰富的实践，中国特色环境保护新道路是对这些实践经验的升华。
19*年第一次全国环保会议提出了三十二字方针、**明确提出三大政策体系、**又提出污染防治和生态保护并重等思想和行动都是那个时期环境保护实践的认识成果。“*”以来，我国环境保护事业确立了全面推进、重点突破的工作思路，提出从国家宏观战略层面解决环境问题，从再生产全过程制定环境经济政策，让不堪重负的江河湖海休养生息，努力促进环境与经济的高度融合，环境保护显示了新气象，这些实践有待升华为新的认识。
唯物辩证法承认两点论，反对一点论，认为分析事物要一分为二，要从正反两个方面看，不能仅仅从正面或者反面做分析，否则就片面了。必须承认，30多年来我国环境保护还处于边治理边污染的状况，一些地方甚至重蹈先污染后治理的覆辙，特别是发生了沱江污染、松花江水污染、无锡太湖蓝藻暴发等重大污染事件，*报告也指出我国面临“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的突出问题。中国特色环境保护新道路正是我国环境保护事业30多年来正反两方面实践和认识的升华，目的是更好地促进我国环境保护事业大发展。
3、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作为社会物质生产过程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精神生活的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反映社会存在。环境问题是一定阶段社会物质生产过程的产物，是一种社会客观存在，对环境问题的认识也必然随着环境问题这个社会客观存在的变化而发展。
我国环境客观形势的现实表明，原来的道路、旧的范式越来越不适应环境形势发展的客观实际，中国特色环境保护新道路就是环境客观形势不断严峻下的社会意识发展，属于新的范式。
环境保护在取得了很大成绩的同时，我国环境形势依然十分严峻。一是20*年我国地表水746个国控断面，Ⅰ到Ⅲ类水的比例为47.7％，Ⅴ类或劣Ⅴ类水占23％。二是大气污染严重，城市空气质量优良率天数没有很大的提高。可吸入颗粒物成为城市空气的主要污染物。全国酸雨面积已扩大到150万平方公里。三是固体废物、噪声污染有增无减，电子垃圾的高峰已经来临。四是农村环境面临千家万户的污水排放、垃圾收集和处理、农业面源污染和畜禽养殖污染等问题，令人堪忧。五是水土流失、沙化等生态破坏仍然严重。六是传统的环境问题尚未解决，新的环境问题接踵而至。土壤污染问题日益凸显。这些日益突出的作为社会客观现实存在的环境问题，必然会引发我们对产生这些环境问题的反思。新的社会存在要求新的社会意识反映。只有超越对这些环境问题的以往认识，才能更好地解决问题。实质上，中国特色环境保护新道路就是对我国十分严峻的环境形势这种社会客观存在的能动反映和认识发展。
二、中国特色环境保护新道路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基本要求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世界是物质的，物质决定意识，意识能动地作用于物质。物质世界是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着的，事物运动发展是有规律的。唯物辩证法包括了联系和发展两大原则，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三大规律，以及本质与现象、内容与形式、原因和结果等基本范畴。其中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最根本的规律，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根本方法。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和规律为认识和发展中国特色环境保护新道路提供了思想基础，开拓新道路提供了根本指南。中国特色环境保护新道路的实践进一步证实了辩证唯物主义的真理性。
1、辩证唯物论的对立统一规律认为，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就是共性和个性、绝对和相对的关系，共性只能存在于个性之中，个性离不开共性，个性也有自己的特点。科学发展观与环境保护历史性转变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辩证关系。只有把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共性和个性结合起来，具体说就是把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推动历史性转变相结合起来，才能更好地推动中国环境保护事业发展。
科学发展观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具有普遍性、共性，它是无条件的，因而是绝对的。科学发展观作为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同**主义、*思想、*论和“*”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
历史性转变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具有特殊性、个性，它是有条件的，因而是相对的。第六次全国环境保护大会确定了历史性转变思想。总理在这次环保大会上提出了“三个转变”:一是从重经济增长轻环境保护转变为保护环境与经济增长并重，在保护环境中求发展。二是从环境保护滞后于经济发展转变为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同步，努力做到不欠新账，多还旧账，改变先污染后治理、边治理边破坏的状况。三是从主要用行政办法保护环境转变为综合运用法律、经济、技术和必要的行政办法解决环境问题，自觉遵循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提高环境保护工作水平。“同步、并重、综合”这“三个转变”具有战略性、全局性和方向性，成为我国环境保护的历史性转变。它是环境保护领域中实践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结合点和着力点，是环境保护领域具体化了的科学发展观。
历史性转变不是毕其功于一役，是一个相当长的矛盾、转变，再矛盾、再转变的过程。因此，历史性转变指导下的中国特色环境保护新道路就呈现了长期性、阶段性、针对性和艰巨性的鲜明特点。长期性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从客观上讲，当前我国环境形势十分严峻，解决起来不可能一蹴而就；另一方面，从*主义认识论的角度看，对复杂问题的认识，往往要经过实践和认识的多次反复，甚至曲折反复，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程，才能逐步达到主观和客观的统一。解决复杂问题也需要一个过程。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就是实践论的范畴了。因此我们要按照实践永无止境的要求，坚持继承与创新，一代接一代环保人坚持不懈地探索下去。阶段性就是要根据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的不同特征，找到特定阶段的突出问题，及时调整探索重点。针对性就是要敢于面对错综复杂的局面，善于抓住主要矛盾，采取有的放矢的措施。艰巨性就是要充分认识解决我国压缩型、结构型、复合型环境问题的难度，不为任何困难所惑，不为任何风险所惧，始终保持清醒头脑，努力在实践中探索，在探索中实践。
概言之，科学发展观的普遍性、共性存在于历史性转变的特殊性、个性之中，历史性转变体现科学发展观的普遍性、共性。历史性转变也具有自身的特点，这就是对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关系的根本性调整，是环境保护根本方式的转变。就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这对矛盾来说，历史性转变是在一定条件下，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这对矛盾地位的改变，此消彼长，既斗争又转化。我们必须把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推动历史性转变相结合起来，才能更好地推动中国特色环境保护新道路的发展。
2、辩证唯物论的对立统一规律也认为，矛盾的基本属性是既对立又同一。一切矛盾着的事物，互相联系着，共同处于一个统一体中，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科学发展本质上是经济、环境保护、资源的对立统一体，不能绝对地把环境保护、资源、经济发展三者静止地、机械地对立起来，在一定条件下它们相互贯通、相互影响，可以实现良性发展。
发展在某种意义上就是燃烧。烧掉的是资源，留下的是污染，产生的是GDp。科学发展就是烧掉的资源越少越好，产生的污染越小越好，最好是零排放。前者是“资源节约”，后者是“环境友好”，总括起来就是又好又快。实际上，环境保护、资源和经济发展是互相联系、互相作用、互相依赖、互相贯通的矛盾统一体。正如矛盾着的事物在一定条件可以转化一样，我们不能绝对地把环境保护、资源、经济发展三者所形成的矛盾统一体机械地对立起来，这个矛盾统一体在一定条件下，这个一定条件就是协调环境与经济关系，可以互相转化、互相贯通，向良性发展。烧掉的资源少，留下的污染小，GDp能搞多少算多少，搞得快比搞得慢好，搞得代价小比代价大好，这就是良性发展，就是科学发展，也是又好又快地发展。
3、唯物辩证法是关于联系和发展的科学，认为事物是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的。普遍联系是事物固有的辩证本性，这是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而且任何事物只有在一定的联系中才能存在和发展。环境保护作为物质世界的事物，具有普遍联系的本性，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环境保护只有在一定的联系中才能存在和发展。
从普遍联系的观点看，环境保护不仅存在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普遍联系，也存在环境治理过程中，中央与地方、各部门之间的多层次联系，以及水体、大气、土壤、固废等各项治理工程和管理工作之间的复杂联系。因此环境保护是一个多层次、多维度、多因素、非线性的复杂问题。它绝不是简单的污染防治问题，应该说它本质上是一个发展方式问题、经济结构问题和消费方式问题。其中最重要的联系是环境与经济关系，两者相互关联、相互呼应、相互影响。环境保护是经济发展的应有之义，离开经济发展谈环境保护那是缘木求鱼。一部环境保护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部经济发展的历史。正确的经济政策就是正确的环境保护政策，正确的环境保护政策也是正确的经济政策。我们过去几十年的教训就是，把经济与环境保护搞成两张皮，联系不到一块，机械地把环境保护放在经济发展的对立面，这样推进环境保护工作的难度就很大。
就普遍联系的观点看，本质和现象是揭示事物内部联系和外部表现的一对哲学范畴，认识事物不能停留在表面现象，而必须透过现象，把握本质。*报告提出粗放型增长方式尚未根本改变，要大力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认识到粗放型增长方式这个现象是解决资源环境代价过大问题的必要前提，但还远远不够，不能停留在对现象的认识上。我们都知道金刚石、石墨这两种物质，它们都是由碳原子构成的，表象相同，一个是世界上无色透明天然最硬的物质，一个是世界上有色不透明最软的物质之一，关键是它们内部分子结构的性质不同，一个是碳原子呈层状排列结构，一个是碳原子呈空间连续的骨架结构，结构的性质决定不同的功能，显现出不同的现象。要真想改变它们的物质性能必须改变结构性质，而改变结构性质，需要高温高压外加催化剂那样的外界条件才能由石墨变金刚石。
改变粗放型增长方式看起来主要是提高环境门槛，制定严格的环境经济政策，加强综合执法力度等等，本质上是调整经济结构，是改变经济结构性质，实现经济与环境高度融合，使环境保护不再是经济发展的排斥因素。如果仅仅只注意到了提高环境门槛这些现象，认识不到调整经济结构才是本质，就没有很好地掌握现象和本质的辩证关系，最终也抓不住关键，不知道从哪方面下大力气解决问题。调整经济结构，改变经济结构性质，关键是力度大小，必须有一个强大的外力才行，就像石墨结构向金刚石结构转化需要苛刻的外界条件那样。一般性的措施不行，很难奏效。现在看，世界金融危机这个强大的外力，给我们调整经济结构带来了良好机遇，坏事可以变好。
4、唯物辩证法认为，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我国环境保护事业要立足自身、立足国情这个内因，学习和借鉴国际环境保护领域的经验和做法，以我为主，为我所用。
中国特色环保新道路最根本上是中国所处发展阶段、中国国情与环境保护实际相结合这个内因促成的，是内因在发挥作用。国际环境保护领域经验和做法这个外因只有通过吸收这个环节为内因提供变化条件，加速甚至延缓内因的发展和变化，具体看就是我国环境保护事业曾吸收过许多国际环保的有益做法和理念，促进了环保事业发展，今后仍要坚持这样做下去。坚持内因决定论的唯物辩证法原理，我国环境保护事业发展必须一要立足自身，二要立足国情。立足自身就是中国环境保护事业发展的立足点在于依靠自身的实践发展和理论进步，立足于中国环境保护自身的实践与认识，不断总结这些实践和认识的内在规律，结合中国具体的国情吸收外部的成功经验，不断开拓和探索中国特色环境保护新道路。立足国情就是侧重于思考我们是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华民族具有多民族的几千年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智慧和文明，国家当前正面对生态环境脆弱、人口多、发展方式粗放、处于快速工业化的进程中，要立足这些基本国情，推进中国环境保护新道路建设。
西方发达国家走过了先污染后治理、以牺牲环境换取经济增长的老路，对这条老路造成的环境危害，甚至无法弥补的损失，曾进行过批判和反思，对它们的环境问题也实践出了比较有效的做法:一是采取严厉的环境保护措施。二是建设完善的环境基础设施。三是加快调整产业结构。四是实行符合国家经济大局的政策法规标准体系。发达国家的这些有益尝试为中国特色环境保护新道路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外部条件。因为这些做法是人类文明共同的成果，人类为此付出过惨痛的代价。譬如震惊世界的*40年代初美国洛杉矶烟雾事件、19*年*伦敦烟雾、19*年日本水俣病等公害，人类就付出了很多沉重的生命代价。我国20*年发生的松花江水污染事件也进入了世界环境保护史。学习借鉴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为我所用，可以少走弯路，少付代价。
内因是变化根据，外因必须通过内因而起作用的原理也要求我们，对国际环境保护经验要坚持拿来主义，而不能照抄照搬，搞克隆主义、复制主义，也决不能搞洋教条。中国特色环境保护新道路一定要坚持并自觉运用内因决定论这个科学的*主义哲学原理作指导，不断独立自主地开拓前进。
5、辩证唯物主义认为，全局是由局部构成，局部是全局的一个部分、一个发展阶段，没有局部就没有全局。全局不是局部的简单相加，而是统率局部，对事物起决定性作用。正确处理局部和全局的关系就要统筹兼顾。
围绕中国特色环境保护新道路这个全局，就是要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当前与长远、政府主导与市场推进、中央与地方、城市与农村以及区域之间环境保护六大关系，统筹兼顾这些关系。这六大关系，都是不协调和冲突，也是矛盾。矛盾构成了整个世界，世界每天发生多少矛盾和冲突，如恒河沙数。世界一刻也少不了矛盾，离开矛盾就没有这个世界。旧矛盾解决了，新矛盾还会出现。六大关系、六大矛盾、六大问题是不断发展变化的，结合新的实际和情况，加以解决和转化，发展中国特色环境保护新道路。
中国特色环境保护新道路坚持全面推进重点突破的总体思路，是做好新形势下环境保护工作的重要保证，体现了全局与局部的辩证原理。实施全面推进重点突破，就是把保障群众饮水安全作为首要任务，把防治水、空气和土壤污染作为重中之重，把污染减排作为当前环境保护的中心工作，大力建设先进的环境监测预警体系和完备的执法监督体系，认真执行环境影响评价、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环境目标责任制三项制度，积极加强环境政策法制、宣传教育、科学技术、国际合作四项工作，全面开展思想、作风、组织、业务、制度“五大建设”。全面推进重点突破的整体思路，不是回到过去环境保护工作思路的原点，而是环境保护工作螺旋式上升、否定之否定中发生的质的飞跃。
综上所述，中国特色环境保护新道路就是要在落实科学发展观中，加快环保历史性转变，在转变中改革，在改革中继承，在继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实践，在实践中协调，在协调中发展，有所作为，努力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坚持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学会按唯物辩证法办事，下大力气协调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关系，不断推动又好又快发展。
三、中国特色环境保护新道路体现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
历史唯物主义是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的科学。它的基本原理主要包括，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反映社会存在。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创造人类历史的真正动力。认为人类社会是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推动下，不断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发展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一起构成了*主义哲学严密的科学体系和完整的世界观。中国特色环境保护新道路不仅体现了*主义哲学的基本精神，并在中国特色环境保护实践中坚持它、丰富它、发展它。
1、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以人为本是*哲学关于人民主体性的具体体现。环境保护工作始终要心中想着老百姓，服务人民群众，发展依靠人民群众。真正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同志指出，相信谁、依靠谁、为了谁，是否始终站在最广大人民的立场上，是区分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分水岭，也是判断*主义政党的试金石。坚持人民主体性观点，以人为本，一方面，环境保护工作就要以最广大人民利益为环境保护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关爱最广大人民的生命健康，服务最广大人民，解决最广大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环境问题，解决人民群众反映迫切的现实环境问题——饮用水污染、空气污染、噪声污染、土壤污染等等，是我们环境保护工作义不容辞的责任，不断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环境质量需要。另一方面，环境保护就要依靠最广大人民，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创造力和主动性，建立健全公众参与的体制和机制，推动公众参与环境保护不断深入。以民为本、公众参与是环境保护的重要方针。
2、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一定的生产方式制约着自然环境对社会发展的作用，主要受社会制度、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发展方式的制约。自然环境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不可缺少的物质条件。现阶段，要充分发挥自然环境作用，必须尊重自然规律，最关键的是协调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两者之间的关系。
自然环境也叫自然力。从宏观上看，只有有效地保护自然环境，使自然力更大限度地持久地变为现实的生产力，才可能更好地借助自然界，来满足人类自身的发展需要，经济才能稳定持续发展。人类和自然环境之间的物质转化规律是人类生存和发展必须遵守的客观规律，人们只能认识规律，而不能消灭规律。经济发展是人类生活水平高低的问题，保护自然环境则是能否生存的问题。自然环境与经济发展的核心，首先是经济发展，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可能以停止发展的方式来保护自然环境，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绝不能宽容污染自然环境。
自然环境对人类社会来说，它自身是具有净化功能的，具有自我恢复、自我调节、自我修复、自我发展的自组织功能。进一步说，自然环境系统在人类减少的污染和破坏的情况下，是可以恢复自身强大的净化功能的，恢复自然自身的生态平衡。这是自然的规律，破坏自然规律，必然遭受自然规律的惩罚。尊重自然规律，用人文关怀来善待自然环境，在利用工程技术手段的同时，要充分发挥自然的净化能力、自我修复能力、自我调节能力、自我发展能力。对环境保护工作来说，这是成本低、效率高，长远看更加科学合理的途径。目前尊重自然规律，发挥自然净化功能、修复功能、调节能力的主要手段和方式是“休养生息”和“扬汤止沸、釜底抽薪”。
同志在安徽视察淮河的时候向全国发出了号召，要让全国的江河湖海“休养生息”。“休养生息”就是要给水环境以必要的时间和空间，发挥水生态系统的自我修复、自我调节、自我更新功能，使生态生产力得以恢复、发展，使生态系统由严重“失衡”走向“平衡”，进入良性循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对不堪重负的江海湖泊给予人文关怀实施“休养生息”，看似无为，实则是一种由无为而达到无不为境界的有效路径。“休养生息”强调环境保护工作要尊重自然规律，发挥自然自身的净化和修复功能是节约投资、降低治理成本、提高效率的重要途径。
蓝藻出现了，进行人工打捞，就像水开了，倒上冷水，叫“扬汤止沸”。截住造成蓝藻产生的污染源头，就像抽掉锅底下呼呼燃烧的薪柴那样，叫“釜底抽薪”。“扬汤止沸”是治标措施，它重点解决眼前问题，见效快，是暂时措施，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环境质量；“釜底抽薪”是治本措施，它围绕长远抓住关键，见效慢，周期长，是长远措施，将从根本上彻底地改善环境质量。因此，环保既要着眼眼前行动，又要考虑到长远举措，既要把眼前的一些矛盾问题解决好，又要围绕长远从根本上改善环境质量，所以在环境保护措施上既要治标又要治本。
四、在实践中探索中国特色环境保护新道路
实践的观点是*主义认识论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实践是人们有目的地改造客观世界的物质活动，是人类社会特有的存在方式。一切从实际出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这是*主义的思想路线。
1、实践是检验和发展真理的主要环节，是探索中国特色环境保护新道路的根本途径。
*主义哲学认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既具有认识论意义，又具有世界观意义。人的正确思想从哪里来？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实践高于认识，因为它不但具有普遍性的品格而且还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
*在《关于费尔巴哈提纲》中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改变世界的根本途径是社会实践，目的是达到主观与客观、认识与实践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通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辩证过程，每一次认识的循环往复，都使我们进一步接近了真理，从相对真理走向绝对真理。必然王国是人们由于对规律无知或知之甚少，受规律束缚的一种状态。自由王国是人们摆脱盲目必然性的奴役状态，随着人的能动性的不断发挥和自由的不断发展，成为自己社会关系的从而也成为自然界的自觉主人这样一种状态。譬如对于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通过实践，我们就会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从有较少的经验到有较多的经验，从建设“两型社会”这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到逐步地克服盲目性、认识客观规律，从而获得自由，在认识上出现一个飞跃，到达自由王国，从而会把“两型社会”建设推向一个新的阶段。人类历史就是通过实践活动不断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演进过程。
2、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探索中国特色环境保护新道路。
解放思想是指在*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就是要有一种时不我待、奋发有为、奋起直追的精神，勇于变革、敢于创新，就要理论创新、实践创新、改革创新，以更广的视野、更大的勇气、更足的干劲，努力探索中国特色环境保护新道路。
在探索中国特色环境保护新道路中，要创新实践，采用新办法，才有探索的价值。解放思想，要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允许犯错误，但不允许犯同样的错误。尤其是对于像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试验区探索来说，试验区过去没有，现在的办法又不行，又不能畏首畏尾、丧失发展机遇，就要不断试验，不断实践，试验就可能出错。西方现代哲学家波普尔认为自然科学理论中都包含着潜在的错误，自然科学就是在不断发现错误中、不断在被证伪中永无止境地发展的。因此，有了错误不要紧，那是向前发展的动力。探索新道路付出一定的代价是应该的，因为没有人走过。错误是通往真理的路标，重复犯错是通往泥潭的一条死路。尊重基层科技人员和基层干部群众的首创精神，这是探索中国特色环境保护新道路的必备条件。
3、建设生态文明，统筹人与自然关系，积极探索中国特色环境保护新道路。
当前人与自然的矛盾十分尖锐，落实科学发展观、统筹人与自然的关系十分迫切。*报告指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存在的主要矛盾中重要的一条，就是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的奋斗目标。这个代价过大的问题要靠建设生态文明解决，体现在积极探索中国特色环境保护新道路的进程中。
人类历史就是文明进化的历史。农耕文明时期人类主要处于敬畏自然、依赖自然，同时改造自然的时期。总体上由于生产力水平低，科学技术不发达，社会经济发展总量小、层次低，自然生态环境自我修复能力还很强，人与自然的关系整体上还是协调的。工业文明以来，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空前强大，人们对自然的认识由畏惧、依赖向无视、主宰转变，无视自然生态规律，盲目征服自然、榨取自然，急功近利成为社会主流，由此带来了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
保护大自然的意义篇3
关键词：遗产廊道；保护规划；生态基础设施；大运河
在我国丰富的文化遗产宝库中，线形文化景观遗产有着独特而重要的地位，但这一重要的遗产种类目前在我国还没有引起足够重视。目前我国的遗产保护体系中尚不包括有关区域战略性的内容。这一体系由于缺少这部分内容而产生的弊端已经凸现在包括大运河在内的一些重要线形文化遗产保护中。
遗产廊道(heritagecorridor)是发端于美国的一种区域化的遗产保护战略方法，同时在其他国家也有类似思路的保护措施。本文认为，重视遗产廊道的保护可以为包括大运河在内的我国的遗产保护提供新的思路。
一遗产保护区域化的历史趋势
在历史保护领域中，对历史环境的关注很早就开始了。早在1931年由国际智力合作所通过的《雅典宪章》就提出“要着重保护它风景如画(pictur—esque)的特征”。1964年的《威尼斯宪章》则更进一步提出了要保护“城市的或乡村的环境”。随着城市规划学科加入到遗产保护领域中，人们开始把文化遗产保护放在更广阔的背景下来认识。《马丘比丘宪章》、《内罗比建议》、《华盛顿宪章》等重要文献的制定，表明了文化遗产的保护范围实际上已经扩大到整个历史城镇。
遗产保护区域化趋势表现在把自然和文化遗产合二为一。早在1968年，美国就召开了“世界遗产保护”白宫会议，呼吁保护世界的自然风景区和文化遗产，这是官方公开发表的关于文化和自然遗产合二为一最早的文件之一。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制定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正式把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一起作为具有普遍价值的遗产加以保护。自然和文化遗产的合二为一是这一权威公约的突出特点。公约中有一条“人与自然的共同作品”，后来作为“文化景观”单独列入遗产地范畴。在1984年的世界遗产会议上，人们曾就这个问题做过讨论，许多专家认为，在今天的世界上，纯粹的自然地已经十分稀少，更多的是在人影响之下的自然地，即人与自然共存的区域，这些区域中有相当一部分具有重要价值。
在这一背景下，许多西方国家都开展了区域化的遗产保护。以法国为例，在1983年法国就制定了《建筑和城市遗产保护法》，对包括建筑和城市在内的文化遗产加以保护。1993又在该法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并制定了《建筑、城市和风景遗产保护法》，提出了建筑、城市和风景遗产保护区的概念，对包括建筑群、自然风景、田园风光在内的区域加以保护。
同时，在我国，运河作为工业文化遗产(industri—alheritage)的研究也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产业遗产保护委员会(tiCCiH)为此组织了专门的研究(1996)，并形成报告提交给iComoS。
跨地区甚至跨国家的文化线路(culturalroutes)作为一种遗产形式正在因为其崇尚的“交流和对话”理念而进入人们的视野。1993年，西班牙的桑地亚哥·德·卡姆波斯特拉朝圣路被列人世界文化遗产名单。1994年，在西班牙政府的帮助下，在马德里召开了世界文化遗产专家研讨会。现在，iCo—moS下边设有专门的机构CilC(theiComoSinter—nationalScientificCommitteeonCulturalRoutes，国际古迹理事会文化线路科技委员会)负责文化线路类遗产的研究和管理。
遗产廊道主要发展于美国，是一种在遗产保护区域化进程中采取的方法。该方法在保护中强调遗产的文化意义和自然价值，强调文化遗产保护和自然保护并举，是一种追求遗产保护、区域振兴、居民休闲和身心再生、文化旅游及教育多赢的多目标保护规划方法。
二绿色通道与遗产廊道
遗产廊道的出现和绿色通道的发展成熟紧密相关。绿道在美国有很长的发展历史。其概念由whyte于1950年代首先提出，1987年在美国户外空间总统委员会上官方首次使用这一概念。这一委员会认识到几年之内美国将有80％的人生活在城市中心，而远离自然，因此提倡把自然引入城市，以方便市民游憩之用。保护基金会(theConservationFund)在同一年发起了美国绿道计划，现已经发展了或正在修建的绿色通道加起来有600条之多。
不同的研究者对绿色通道的定义不尽相同。其中Little认为绿色通道是能够改善环境质量和提供户外娱乐的廊道。包括五种基本类型：城市河边绿色通道；以道路为特征的游憩绿色通道；生态上重要的廊道绿色通道；风景或历史线路绿色通道；综合的绿色通道系统或网络。可以认为，绿色通道是连接开敞空间、连接自然保护区、连接景观要素的绿色景观廊道。它具有游憩、生态、美学等多种意义。而Little绿色通道定义中的第四种主要就是遗产廊道。
遗产廊道是绿色通道和遗产保护区域化结合的产物，是一种线形的文化景观，在这些景观中人与自然共存，长期的发展形成了“人与自然的共同作品”。尽管其价值未必能够突出到列人世界遗产名录，但是因其代表了早期人类的运动路线、体现着一地文化的发展历程而具有文化意义。一般来说，遗产廊道是“拥有特殊文化资源集合的线性景观，通常带有明显的经济中心、蓬勃发展的旅游、老建筑的适应性再利用、娱乐及环境改善。”
遗产廊道首先是一种线性的遗产区域。它把文化意义提到首位，可以是河流峡谷、运河、道路以及铁路线，也可以指能够把单个的遗产点串联起来的具有一定历史意义的线性廊道。它对遗产的保护采用区域而非局部点的概念。它又是一个综合保护措施，自然、经济、历史文化三者并举，是一种多目标的保护体系。
一定尺度上的遗产廊道同时也可以成为战略性的生态基础设施(ecologicallnfrastructure)。遗产廊道不仅保护了那些具有文化意义的线形遗产区域，而且通过适当的生态恢复措施和旅游开发手段，使区域内的生态环境得到恢复和保护，使得一些原本缺乏活力的点状遗产重新焕发青春，成为现代生活的一部分，为城乡居民提供游憩、休闲、教育等生态服务。这一点对于那些经济发展落后、人地关系危机严重的地区来说尤为重要。
遗产廊道的保护规划除了像一般的绿道规划那样强调景观生态过程，强调土地覆被、野生动物、栖息地和适宜性等因素以外，更重视的是对文化因素的保护和旅游开发的组织。就文化因素来讲，它强调对具有历史意义的植被如古树名木的保护，同时也注重历史气氛的烘托。
三在我国建设遗产廊道的必要性
1．问题分析——从大运河的保护看我国的文化遗产保护体系
目前，作为一个重要的人类工程遗产和遗产廊道，大运河的保护基本处于失控状态。造成大运河保护现状的本质原因是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体系上存在的问题。
目前我国的文化遗产保护的主要法规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其次还有一些国务院颁布的条例和地方政府制定的地方性法规。在这些法规中，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涉及三个层次：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文化街区和村镇、文物保护单位。后者针对单体文化遗产，前两者针对历史街区和历史文化名城。这种体系架构实际上未涉及区域性的遗产保护。像大运河这样长达上千公里且价值十分珍贵的文化遗产，作为文物保护单位对待显然是不适宜的，更不可能作为历史文化街区、历史文化名城来对待。现行文化遗产保护的正式架构中实际上没有此类遗产的地位。
目前针对大运河的保护仅仅是区段性的，地方政府出于旅游开发的目的，对个别河段进行厂景观整理。这样的保护，对大运河这样的文化遗产保护来说显然是远远不够的。若要从根本上保护好大运河这样的文化遗产，还是需要引入遗产廊道式的区域保护体系，把它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制定相应的保护规划，改革相关的保护架构，最终实现多目标的多赢保护。
2．在我国建设遗产廊道的必要性
(1)以此保扩大量珍贵的线形文化景观遗产
在我国众多的历史文化遗产中，线形文化景观遗产或类线形文化景观遗产是极为丰富的一个种类。在这些遗产中包括世界闻名的丝绸之路、大运河，更有着像剑门蜀道等为数众多的在地区文化历史上有着重要地位的线形文化遗产。然而大量的对这种线形文化景观的保护目前还没有引起足够重视。保护这种线形文化景观，就需要建设我国的遗产廊道。
(2)以此建设前瞻性的生态基础设施
在人口负重与土地资源贫乏的背景下，我国快速的城市化进程可以说是危机四伏。正如区域和城市开发的可持续性依赖于前瞻性与高效兼备的市政基础设施建设(道路系统，给排水系统等)一样，区域和城市环境的可持续性也取决于生态基础设施的建设。生态基础设施是区域和城市所依赖的自然系统，是区域及其城市能持续地获得自然服务(na—ture'sServices)的基础。这些服务包括提供新鲜空气、食物、体育、休闲娱乐、安全庇护以及审美和教育等等。它不仅包括习惯的城市绿地系统的概念，而且更广泛地包含一切能提供上述自然服务的城市绿地系统、林业及农业系统、自然保护地系统。遗产廊道是构成生态基础设施的内容之一，无疑将在这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3)以此进一步发展文化旅游
建设遗产廊道，将使原先零散的文化遗产成为区域性的整体，通过系统的解说、游道组织，可以促进旅游业的发展，这一点已经被大量的事实所证实。美国很多地方遗产廊道带来的旅游业已经成为地方经济的亮点之一。在我国建设遗产廊道，必将使得大量的文化遗产焕发活力，必将促进文化旅游的发展。
综上所述，在我国建设遗产廊道，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紧迫的。我国遗产廊道的保护规划应如何进行，本文就大运河为实例做简要讨论。
四遗产廊道保护规划理论和方法的简要探讨——大运河整体保护研究的初步理论框架
1．遗产廊道建设的理论基础——大运河的价值认识
(1)大运河的文化意义
大运河北起中国首都北京，南至杭州，是世界上最长的人工运河。它开凿于中国诸侯割据的公元前5世纪(春秋未)，拓展于中国封建王朝即将走向强盛的7世纪(隋)，贯通于少数民族统治的13世纪(元)。在中国漫长的封建时代里，它一直是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南北物资运输通道，并同时作为区域水系骨架发挥着重要的生态服务功能，是该地区形成众多城市的主要因素之一。
大运河是中国南北经济和文化交流历史，地区社会、文化、经济发展历史的重要记录、见证和载体。其文化意义不仅体现为构成运河各遗产元素的文化意义，更体现为作为整体的大运河文化线路的文化意义。其价值载体不仅包括实体型的文化遗产，还包括构成运河文化线路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2)大运河的当代区域景观生态战略意义
大运河的当代景观生态战略意义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它是对区域生态结构有着广泛影响的半自然生态系统；第二，它是运河区域城乡生态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三，大运河有着丰富的湿地生态系统存留，这些湿地生态系统有着重要的景观生态战略意义。
2．问题的分析和解决——大运河整体保护研究的初步理论框架
(1)分析问题——大运河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大运河面临的挑战与机遇主要存在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城市化进程带来的挑战与机遇，另一方面是南水北调工程带来的挑战与机遇。
就快速城市化进程的影响而言，主要有快速城市化进程带来的对遗产廊道保护的不利影响。包括对构成运河之各遗产元素及组成本身的影响，对其历史环境的影响以及对各元素历史空间关系的影响等；同时，还包括对运河景观生态系统的影响，包括对作为景观基质的农田的影响、对运河及其支流廊道功能和景观结构的影响、对区域景观格局的影响等。其机遇则是经济的快速发展带来的城乡居民的休闲需求，这些需求和经济发展本身必将促进遗产保护上的投入，为大运河遗产廊道的保护提供了有利机遇。
南水北调给大运河带来巨大挑战的同时，更带来了保护的机遇。大规模调水使得建设高效和具有前瞻性的遗产廊道成为可能，不仅能够有机会对断流和生态功能瘫痪区域进行系统的生态修复，而且有可能对作为遗产廊道的大运河进行系统的保护。
(2)解决问题——大运河整体保护战略对策
在必要的历史地理学、建筑学、城市规划学和景观生态学研究(研究的理论框架见表1)的基础上，提出大运河整体保护战略对策，并在以下两个层次上分别制定具体实施战略与实施导则。
第一个层次是遗产廊道宏观尺度上的保护战略，包括遗产廊道范围的划定、廊道区域内诸遗产元素的判别、廊道遗产元素空间关系的重建等；同时制定所涉及的文化遗产的整体保护战略，包括已列入或尚未列入文物保护单位的文化遗产、历史街区与历史文化名城等。这一层次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运河文化线路的价值认识和评价，以此为基础进行运河诸遗产要素历史空间关系的重建，即运河文化线路的识别和判定。
第二个层次是遗产元素尺度—亡的保护设计导则，包括如直接涉及的单体和群体文化遗产保护设计导则的制定，并结合具体运河道提出断面保护设计导则、护岸设计导则、游道设计导则等。这一层次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诸遗产元素的价值认识和评价。
screen.width-500)this.width=screen.width-500"vspace=5border=0>
五结语
在线形文化景观遗产日益受到关注的今天，我国的类似遗产还远远没有得到重视。借鉴遗产廊道这一历史与自然保护并举的遗产保护思路和方法，完善和建设我国的遗产保护体系，保护我国以大运河为代表的丰富线形文化景观遗产，无疑是非常有意义的。
[作者简介]
李伟(1972—)，男，汉族，陕西咸阳人，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研究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文化遗产保护与景观规划设计；
保护大自然的意义篇4
森林公园管理的建议。
关键词森林公园，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保护区系统
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旅游业的发展和林业产业结构的调整，森林旅游开发日益受到重视，森林公园也应运而生，而且发展十分迅速，已达到相当大的模程度。森林公园的建设不仅开发了旅游资源，增加了经济收入。还对保护森林资源、保护生物多样性和促进森林资源的持续利用做出巨大贡献。本文试图结合我国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的发展，探讨森林公园的概念，明确森林公园在自然保护中的地位，并提出加强森林公园管理的建议。
l.关于森林公园的概念
由于森林公园是新生事物，人们对“森林公园”这一名词的真正含意并非完全理解。普通的“公园”人们并不陌生，它常指城市中供居民娱乐消遣的公共设施，而森林公园却不能理解为“森林”和普通意义“公园”的简单叠加，而是有特定的含义，森林公园中的“公园”为一专有名词，来源于国外的“国家公园”
(nationalpark)，而国家公园已有100多年的历史。自1872年美国建立“黄石国家公园”后，“国家公园”
一词就在全世界许多国家使用，尽管各自的确切含义不尽相同，但基本意思都指一类自然保护区。鉴于国家公园的普遍存在，1969年在印度新德里召开的iUCn(世界自然保护同盟)第十届大会作出决议，对国家公园进行定义，明确规定国家公园必须具有以下三个基本特征：
1.1区域内生态系统尚未由于人类的开垦、开采和拓居而遭到根本性的改变，区域内的动植物种、景观
和生境具有特殊的科学、教育和娱乐的意义，或区域内含有一片广阔而优美的自然景观。
1.2政府权利机构已采取措施以阻止或尽可能消除在该区域内的开垦、开采和拓居，并使其生态、自然景观和美学的特征得到充分展示。
1.3在一定条件下，允许以精神、教育、文化和娱乐为目的的参观旅游。
以上三个特征正是区别普通的“公园”和“森林公园”的关键所在。显然，国家公园强调其自然生态系统及其科学意义的特征，这是普通的公园所不能具备的，而森林公园却基本具备了上述三个特征。森林公园的景观主体是森林植被，多为自然状态和半自然状态的森林生态系统，常常拥有比较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而且该区域已由地方政府划出，给以特别的保护和管理，并主要用于开发以精神、教育、文化和娱乐为目的的旅游活动。因此，我国的森林公园相似于国外的国家公园。应该指出，国家公园是一类保护区的总称，拥有多种景观类型。森林公园的景观特征是森林植被，它仅为国家公园体系中的一种景观类型，除森林公园外，国家公园类型还应包括地质公园、海洋公园、草地公园、荒漠公园、湿地公园等。
2.森林公园在自然保护区系统中的地位
多年来，国际上一直公认国家公园是自然保护区的一种类型。在iUCn的保护区分类系统中，国家公园一直是前5类自然保护区的一种类型[1]。但是，在我国森林公园并未被看作自然保护区的一种类型，有关自然保护区的统计资料几乎都未涉及森林公园，如国家环保局每年公布的《国家环境状况公报》中没有森林公园的数据。另外，1994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和1993年的国家标准《自然保护区类型与级别划分原则》，其条款内容都未提及森林公园，显然把森林公园排除在自然保护区的范畴之外。
随着“森林旅游热”的兴起，森林公园的发展越来越快，影响越来越大，这就提出一个问题，即：森林公园的性质和在自然保护中的地位如何?它与自然保护区的关系如何?为探讨此问题，我们应首先区别“自然保护区”和“保护区”的概念。一般认为，前者指狭义的自然保护区(naturereserve)，包括那些保护对象自然性较强、科学价值较高、其核心区通常呈绝对保护状态的保护区域；而后者指广义的自然保护(protectedarea），这些区域具有自然保护性质，但保护对象的自然性相对较差，保护要求也不太严格，可开放旅游。国外有许多保护区以及有些国家的国家公园都属于广义自然保护区类型。
就我国森林公园性质而言，是以森林自然景观为主体，兼融了部分人文景观，并利用森林环境向人们提供旅游服务的特定生态区域，虽然它的管理目标是开发旅游，但这种旅游是一种生态旅游，是以保护和持续利用森林自然景观为前提，在客观和主观上都有自然保护的性质。因此，它应属于广义自然保护区范畴。不仅如此，我国众多的风景名胜区中也有许多是以自然景观为主体，如黄山、黄果树瀑布等。有些风景名胜区虽然包含了相当多的人文社会成分，但也包含了明显的自然背景，如西双版纳风景名胜区等。上述这些风景名胜区也应属于广义自然保护区范畴。
为了将狭义的和广义的自然保护区统一起来，似乎应建立“国家自然保护区系统”的概念，该系统以自然保护性质为基础，既包括狭义的现有自然保护区，也包括广义的现有森林公园和部分风景名胜区。该系统充分强调具有自然保护性质，因而可明显区别于农业上的“基本农田保护区”、国防上的“军事禁区”和生活上的“饮用水源保护区”等。
3.森林公园与自然保护区等的关系
在“国家自然保护区系统”的概念下，目前全国就地保护设施主要有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和风景名胜区三个体系，这三个体系在建立、审批和管理上都有各自的特点，并都拥有一定的基础。
3.l自然保护区建设始于1956年建立的广东鼎湖山自然保护区，经近40年的努力，至1993年底，全国已建自然保护区763处，分布于全国31个省(市、区)[2]。自然保护区总面积的6618万hm2，占国土面积6.8％[3]。并且，自然保护区类型丰富，共分三个类别九个类型[4]，它们是我国生物多样性就地保护的主体。根据国家现有规定，自然保护区的建立由省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
保护大自然的意义篇5
森林公园管理的建议。
关键词森林公园，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保护区系统
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旅游业的发展和林业产业结构的调整，森林旅游开发日益受到重视，森林公园也应运而生，而且发展十分迅速，已达到相当大的模程度。森林公园的建设不仅开发了旅游资源，增加了经济收入。还对保护森林资源、保护生物多样性和促进森林资源的持续利用做出巨大贡献。本文试图结合我国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的发展，探讨森林公园的概念，明确森林公园在自然保护中的地位，并提出加强森林公园管理的建议。
l.关于森林公园的概念
由于森林公园是新生事物，人们对“森林公园”这一名词的真正含意并非完全理解。普通的“公园”人们并不陌生，它常指城市中供居民娱乐消遣的公共设施，而森林公园却不能理解为“森林”和普通意义“公园”的简单叠加，而是有特定的含义，森林公园中的“公园”为一专有名词，来源于国外的“国家公园”
(nationalpark)，而国家公园已有100多年的历史。自1872年美国建立“黄石国家公园”后，“国家公园”
一词就在全世界许多国家使用，尽管各自的确切含义不尽相同，但基本意思都指一类自然保护区。鉴于国家公园的普遍存在，1969年在印度新德里召开的iUCn(世界自然保护同盟)第十届大会作出决议，对国家公园进行定义，明确规定国家公园必须具有以下三个基本特征：
1.1区域内生态系统尚未由于人类的开垦、开采和拓居而遭到根本性的改变，区域内的动植物种、景观
和生境具有特殊的科学、教育和娱乐的意义，或区域内含有一片广阔而优美的自然景观。
1.2政府权利机构已采取措施以阻止或尽可能消除在该区域内的开垦、开采和拓居，并使其生态、自然景观和美学的特征得到充分展示。
1.3在一定条件下，允许以精神、教育、文化和娱乐为目的的参观旅游。
以上三个特征正是区别普通的“公园”和“森林公园”的关键所在。显然，国家公园强调其自然生态系统及其科学意义的特征，这是普通的公园所不能具备的，而森林公园却基本具备了上述三个特征。森林公园的景观主体是森林植被，多为自然状态和半自然状态的森林生态系统，常常拥有比较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而且该区域已由地方政府划出，给以特别的保护和管理，并主要用于开发以精神、教育、文化和娱乐为目的的旅游活动。因此，我国的森林公园相似于国外的国家公园。应该指出，国家公园是一类保护区的总称，拥有多种景观类型。森林公园的景观特征是森林植被，它仅为国家公园体系中的一种景观类型，除森林公园外，国家公园类型还应包括地质公园、海洋公园、草地公园、荒漠公园、湿地公园等。
2.森林公园在自然保护区系统中的地位
多年来，国际上一直公认国家公园是自然保护区的一种类型。在iUCn的保护区分类系统中，国家公园一直是前5类自然保护区的一种类型[1]。但是，在我国森林公园并未被看作自然保护区的一种类型，有关自然保护区的统计资料几乎都未涉及森林公园，如国家环保局每年公布的《国家环境状况公报》中没有森林公园的数据。另外，1994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和1993年的国家标准《自然保护区类型与级别划分原则》,其条款内容都未提及森林公园，显然把森林公园排除在自然保护区的范畴之外。随着“森林旅游热”的兴起，森林公园的发展越来越快，影响越来越大，这就提出一个问题，即：森林公园的性质和在自然保护中的地位如何?它与自然保护区的关系如何?为探讨此问题，我们应首先区别“自然保护区”和“保护区”的概念。一般认为，前者指狭义的自然保护区(naturereserve)，包括那些保护对象自然性较强、科学价值较高、其核心区通常呈绝对保护状态的保护区域；而后者指广义的自然保护(protectedarea），这些区域具有自然保护性质，但保护对象的自然性相对较差，保护要求也不太严格，可开放旅游。国外有许多保护区以及有些国家的国家公园都属于广义自然保护区类型。
就我国森林公园性质而言，是以森林自然景观为主体，兼融了部分人文景观，并利用森林环境向人们提供旅游服务的特定生态区域，虽然它的管理目标是开发旅游，但这种旅游是一种生态旅游，是以保护和持续利用森林自然景观为前提，在客观和主观上都有自然保护的性质。因此，它应属于广义自然保护区范畴。不仅如此，我国众多的风景名胜区中也有许多是以自然景观为主体，如黄山、黄果树瀑布等。有些风景名胜区虽然包含了相当多的人文社会成分，但也包含了明显的自然背景，如西双版纳风景名胜区等。上述这些风景名胜区也应属于广义自然保护区范畴。
为了将狭义的和广义的自然保护区统一起来，似乎应建立“国家自然保护区系统”的概念，该系统以自然保护性质为基础，既包括狭义的现有自然保护区，也包括广义的现有森林公园和部分风景名胜区。该系统充分强调具有自然保护性质，因而可明显区别于农业上的“基本农田保护区”、国防上的“军事”和生活上的“饮用水源保护区”等。
3.森林公园与自然保护区等的关系
在“国家自然保护区系统”的概念下，目前全国就地保护设施主要有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和风景名胜区三个体系，这三个体系在建立、审批和管理上都有各自的特点，并都拥有一定的基础。
3.l自然保护区建设始于1956年建立的广东鼎湖山自然保护区，经近40年的努力，至1993年底，全国已建自然保护区763处，分布于全国31个省(市、区)[2]。自然保护区总面积的6618万hm2，占国土面积6.8％[3]。并且，自然保护区类型丰富，共分三个类别九个类型[4]，它们是我国生物多样性就地保护的主体。根据国家现有规定，自然保护区的建立由省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
保护大自然的意义篇6
[关键词]天然林保护对策
[中图分类号]S7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1650（2016）06-0123-01
天然林资源在我国的林业资源中占据很大比例，是我国林业经营管理的工作重点。但近年来随着开采、放牧等活动的影响，部分地区的天然林资源遭到严重破坏，尤其是在大型江河流域、大型工程和人类居住的地区，天然森林生态系统已经岌岌可危。因此，对天然林的正确而及时的保护，具有十分重要的发展战略意义。
1天然林保护的现状和意义
1.1天然林保护的现状与问题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森林采伐和保护工作间的矛盾已逐渐显现。我国有天然林面积约9000万m2，占我国森林总面积的六成以上。其中，除了分布于各个自然保护区和林区的天然森林以外，大部分散布于江河周边或山脉地带，约占天然林总面积的70%以上，急需加以保护。而随着长期一来的毁林开荒以及过度的采伐和放牧活动导致了天然林区的严重破坏，天然林分布面积不断减小。尤其是部分地区大规模爆发洪涝等自然灾害，与森林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更是有着直接关系。在我国的天然林中，由于采伐和其他破坏行为导致原始天然林的比例相对较低，次生林的比重较大，导致天然林的生态调节功能受到削弱，难以抵抗较大的自然灾害。而与之相对应的是我国相对较为薄弱的天然林保护产业和制度。由于没有建立起良好的天然林保护体系，部分地区和林业单位转型困难，后续产业难以发展，也没有很好地实现天然林保护对地方的生态效益等。
1.2天然林保护的重要意义
对于我国这样一个森林资源大国，对天然林资源的保护具有无可比拟的重要意义。首先，天然林保护并不意味着永久和全面地禁止采伐，而是在保证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对天然林进行合理的保护和开发，因此对于天然林资源丰富而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的地区，实现天然林的合理经营具有重要的生态和经济意义；同时，天然林保护是对天然林区的可持续综合开发有益的，在许多林业单位改革转型遇到困难的情况下，打造科学合理的天然林保护策略具有战略性的改革意义；而天然林保护的主要目标则是改善生态环境，实际上，天然林的保护和经济的发展并不矛盾，国家的天然林保护工程的大部分地区都是生态环境较为脆弱、而生态功能极为重要的地区，对这些地区的生态环境进行改善，可以极为有效地提高我国的江河生态环境，实现更大范围的生态保护。总而言之，天然林保护是对于我国的生态、经济、社会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的综合性工作。
2天然林保护的对策
2.1完善天然林保护的制度建设
首先要明确的是，天然林保护不是靠短期的严打狠抓就能做好的工作，因此要实现长期有效的天然林保护工作，应该加快建设天然林保护的相关法律和政策条例。天然林保护的制度建设一方面应该保证对天然林区持续恶化的生态环境的改善，可以弥补现有生态保护工程在恢复森林资源持续性和周期性上的缺陷，实现森林资源的长期保护和建设；另一方面，相关制度的建设除了天然林的保护制度以外，还应当包括天然林的可持续开发策略，在实现天然林的可持续开发利用的同时，促进林区的脱贫致富，达到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最终目标。对于林业过度开采的地区，由于天然林资源受到了长期破坏，其林区的森林生态系统已经极为脆弱，大部分林区都是禁伐以后的次生幼林，不再适合商业性采伐应当有计划地减少这些区域的林业开采规模。
2.2加大天然林保护的资金投入
天然林保护不仅需要制度建设，还需要资金上的投入。实际上，现有的天然林保护政策的实施困难，很多都是由于资金缺乏造成的：在地方进行天然林保护工作的落实时，由于配套资金难以到位，造成了工作进展缓慢，天然林保护的相关工程建设也难以为继，因此国家在这一类的投资上，应该对地方配套资金的落实采取强制性对策，要求地方提前落实配套建设的资金，随后对主要工程资金进行投入落实；另一方面，在落实天然林保护政策的过程中，部分林业单位在进行贷款转型和调整后，由于木材产量的下调而无力偿还债务甚至破产，导致政策落实受阻，对于这一类资金，国家应当在对情况进行核实后予以适当的债务免除和资金支持，以促进相关林业单位的转型工作。
2.3调整和完善林区经营管理
前文已经说到，天然林的保护并不意味着全面的禁止采伐，而是在保证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对林区进行合理经营，在这过程中，必定要对林区的经营管理模式进行改革调整。在设立禁伐区时，要注意区分人工林和自然林，避免将人工林划入禁伐造成后续问题，对于已经存在问题的，要主动进行协商和资金补偿解决；对于已经进行天然林保护的区域，也要进行经营林区和保护林区的划分工作。对于天然林区的后续产业和替代产业要予以支持，如林果业、林药业等，在尽可能减小对生态系统的影响的情况下，也可以合理发展旅游产业。
结语：天然林的保护工作是一项耗时长、规模大、影响性和受益规模较广的综合性工程。要实现林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并通过良好的生态环境造福于全社会，就要切实落实有关天然林保护的相关对策，实现良好的制度建设和产业转型。本文仅对一些常见问题提出解决对策，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参考文献
保护大自然的意义篇7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72年通过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为该组织遗产体系搭建了最初的框架，并使之逐渐成为最有影响的遗产保护公约，直到2003年另一个具有补充抑或竞争性的公约(《保护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通过。至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具有法律效力的人类遗产体系形成了一个学理上模糊，操作方面具体且相对清晰的双重二元结构：“有形(文化／自然)／无形”。
除了这一极富盛名的“世界遗产”保护景观，世界上有几个堪称遗产大国的国家也拥有各自独特的文化遗产保护景观，其中有的历史之悠久更甚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本文简介一二，以便读者了然。
作为中国研究者，我愿意首先介绍日本，而不是人们惯常首推的法国。日本文化遗产保护源于一场始于1868年的“废佛毁释”运动，大量佛寺古物的破环激发了保护事业的开始。1871年日本政府颁布了世界上最早的文化遗产保护法律之一――保护工艺美术品的《古器旧物保存方》，成立专门部门登记造册，记录和保护有价值的古器旧物、建筑等有形物。
1949年法隆寺金殿大火损失惨重，激发人们于1950年颁布并实施《文化财保护法》以“保存和利用文化财产”，该法律堪称世界上第一个系统保护文化遗产的法律，从机构、鉴定、登记、分类、保护(除古迹名胜及天然纪念物外，原则上文化财保护者首先是其所有者)到利用都有细致规定。根据该法，日本纳入保护范围的文化遗产包括：有形文化财产、无形文化财产、民间文化财产、纪念物、文化景观、历史建筑群、文化财产的保护技术和埋藏的文化财产。同时，政府依法按照各类文化遗产的价值、保护和利用程度分别予以指定、精选和登记的严格等级，并分别指定给国家、地方、团队、个人，从而建构一个高度整合的统一体。这套文化遗产保护体制通过建构荣誉和资助的双重保护行政制度，确保从地方到国家、从个体到团体的全民保护，这种契合日本民族特质的方式将日本人的集体感和文化财产高度整合，让文化财产充分为建构地区、族群和国家认同感服务。
美国人则发明了“国家公园”。1872年格兰特总统签署了《黄石国家公园保护法案》，世界上第一个家国家公园就此诞生。保护荒野(wilderness)的理念，也自此从黄石渐渐散布到全球。在国家范围内保护自然美景和历史财富，以便全人类都有机会反思他们自己的自然和文化遗产，有机会回归自然获得精神的重生。黄石国家公园不仅是第一个由联邦政府管理、为休闲目的保护起来的野地，更是一个完美管理的先锋模式。黄石国家公园归属于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该局将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视为一个整体，进行整合式的鉴定、保护和管理，为全球遗产保护提供了一个具有世界性意义的证据和样板。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美国人习惯将文化遗产称为“文化资源”。这种实用主义理念指导下的文化遗产保护，拥有极强的法制性和可操作性。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陆续颁布了很多遗产保护方面的法律，涉及考古、历史、濒危物种、自然环境和印第安人部落等遗产。其中对中国具有借鉴意义的有：对海洋文化遗产的开发；国家古迹名录的认定方式。
美国并未签署2003年《保护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但从其评定其最重要的文化遗产“国家古迹”的标准来看，美国自有一套独特的文化遗产保护制度可以有效地保护其有形和无形文化遗产。
评定“国家古迹”主要看提名的遗产项目在以下四方面的重要陛程度：a.与对美国历史具有重要贡献的事件相关；B.与美国历史上重要的历史人物相关；C.具有形式、历史时期或建筑方法上的显著特点，或具有代表性的精湛作品，或具有较高美学价值，或个体没有代表性但个体组成的整体具有特殊意义的整体；D.具有已经被发掘或可能被发掘的史前和历史重要信息。
这种在结构上横跨时间和空间、个体与整体关系的估值法，实际上已经将有形和无形文化遗产完整地纳入一个具操作性的保护对象中。
在这方面，澳大利亚也有值得一说的地方。澳大利亚是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遗产事业影响下才建构其国家遗产体系的，但他们却在短短的时间内建构了一套独特有效的遗产体系，使其跻身于世界遗产大国之列。如果说法国、美国是西方遗产保护体系的代表(主张以附着无形价值的有形遗产保护为主)，日本是东方的代表(主张将有形、无形遗产放到同等重要位置予以保护)，那么，澳大利亚就是东西交融中一个特例。
澳大利亚将遗产分为；原住民的、历史的和自然的。在这个大的结构下还以众多的维度细分遗产，如发达的行政等级分类：从国家遗产、联邦遗产、国家财产，一直延伸到具有历史重要性的海外遗产。又如移民过程中产生的遗产：移民遗产、海难遗产等，也都独具特色。
澳大利亚拥有一项重要的遗产保护法规：《巴拉》，其核心理念是保护“有文化意义的地点”(places0fculturalsignificance)：一个具有文化意义的地点丰富了人们的生活，为人们提供了跟社区和景观之间，跟过去和生活体验以深厚的关联感。这些地点是历史的记录，是澳大利亚人认同感和体验的有形表达。具有文化意义的地点反映了我们社区的多样性，告知我们，我们是谁，塑造我们的历史以及澳大利亚的景观。它们是不可替代和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有形和无形问题在“有文化意义的地点”中精巧地融合，保留了遗产原本具有的整体性。
澳大利亚国家遗产体系表现出以下特点：1.强烈的国家建构取向。2.可操作性强。3.符合国情。4.统一有效的行政管理结构。这警醒我们：不为遗产而遗产，不为建构遗产体系而建构；根据自己的需求设计目标，并以此为根本来建构对理念(包括什么是遗产，遗产的分类等)，保护(保护什么)，保护法律(怎样保护)，保护行政机构(谁来负责)等的完整框架。
人类在近一个世纪里整合全球力量建设起一套全新的遗产体系，这是人类发现自己、反思自己，并不断超越自己的努力。也许这是人类在全球化、现代化地球场景里寻求认同的“救命稻草”，拼命在越来越均质化的生活中划出一条条边界，在自己的“领地”涂上祖先的，或者想象的颜色，以免自己丢失在渺渺洪流中。事实上，各国以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遗产保护体系，本身就是最具有卓越普世价值的世界遗产和最具有生命力的无形文化遗产，值得我们去认知和言说。
保护大自然的意义篇8
关键词：工程建设 环境伦理
我国是发展中国家，需要大规模的建设，能源却十分紧张，近年来，经济高速发展，但是给自然资源却造成了巨大的压力，我们显然不能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胡锦涛总书记明确提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就是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发展目标。为了能够让我们的现代化建设能够在保持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同时，又保持环境健康的持续发展，我们应该思考工程建设中应具有如何的环境伦理学思想。
鉴于我国是发展中国家，一方面，要发展经济，就要建设，大兴土木，大搞工程建设在所难免;一方面，要持续发展，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就得不得不重视环境的保护。两者皆不可偏废，是一个辩证统一的关系。因此，工程建设中应具有的环境伦理学思想应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理清工程建设与环境保护的关系
工程建设与环境保护，作为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存在着相互依存的关系。一方面，只要是工程建设，势必需要环境作为其支撑，可以说，一项工程，就是一个以人类自身的活动不断与环境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的过程。另一方面，没有工程在建设过程中不会对环境产生影响，如果不保护环境，工程建设就没有了其赖以生根的基础，也丧失了其建设的物质来源。可见工程建设与环境保护是密不可分的。
从工程建设所需要的环境支持来看，首先，如果没有既定的环境，离开了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空间，工程建设将变得无立锥之地。其次，工程建设所需要的一切物质资源，无一不是从环境索取。从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来看，没有工程不会对环境产生影响，只是这种影响可能为正，也可以为负。一旦环境被严重的损害，被掠夺。那么被掠夺的环境反过来又可能对工程系统的发展造成直接或间接损害。
就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基本国情而言，不可能象西方深生态学所推祟的那样，采取极端的生态保护主义，完全抹杀人类与非人类的界线，不管是否对人类有利或者有害，人只能盲目的服从于生态系统的完整性，事实上，这样的环境保护政策，已经体现出了一定的环境法西斯主义的倾向。无论如何，发展才是我们的主旋律，我们不能也不可能象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那样，在雄厚的经济基础上，来谈环境保护问题。因此，我们的环境保护，不可能离开建设来谈保护。我们要在积极建设的前提下，再来谈保护。因此，工程建设与环境保护的关系就当是共生共荣、一损俱损、互动发展的。
二、实现工程建设与环境保护的良胜循环
要实现工程建设与环境保护的良性循环，具体说来，就是要在工程建设过程中体现出环境伦理意识，以良好的环境伦理意识来促进工程建设的可持续发展。工程建设中所需要树立的环境伦理意识，不应当仅仅是照搬西方环境伦理学中的概念，盲从于已有的环境伦理学理念，而应当结合中西环境伦理方面的有利成份，选取其中符合中国建设现状的部分作为我们采取环境保护行动的理论指导。我们不能因为要建设而不要环境，同时，也不能因为要环境而不搞建设，因此，一方面要看到并重视环境自身的内在价值，要尽我们所能的保护它，但另一方面，也要充分认识到它的工具价值，要充分的开发它，利用它，体现出人之所以为人的主观能动性，不能以消极不作为来保护环境，象西方深生态主义者所倡导的那样;也不能只要发展而不顾环境，象西方发达国家在工业文明之初所行为的那样。我们所应当追求的是:工程建设与环境保护要形成良性循环，最终实现工程建设的可持续发展。这就要求我们，在工程建设中，要充分认识到环境是有生命的，是跟我们同呼吸共命运的生命体，不能以妄自尊大的人类中心主义心态去开放利用我们的环境。同时，对非人类中心主义的观点也应该有所取舍，深生态中心学如环境法西斯主义一般的停止发展中国家对环境资源的合理利用，是显然不可取的，反之，浅生态中心学的自然工具价值与内在价值并重倒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再者，中国传统的生态思维中也不泛足以让现代人引以为鉴的成份，如道家所提出的遵循万物演化之规律，维护自然界的和谐秩序，就要求我们按自然规律办事，比如说都江堰，它对于洪水采取了引导疏通，而不是围堵拦截的方式，就充分体现了中国人在保护环境问题上的按自然规律办事的古老智慧。因此，在工程建设与环境保护两者之间，最好的环境伦理便是能够实现两者的良性循环。
保护大自然的意义篇9
关键词：自然保护区自然保护区生态旅游开发症结对策
中图分类号：F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791（2015）09（a）-0180-02
1自然保护区生态旅游开发定义的分析
旅游产业可持续性发展是对自然保护区生态旅游的开发，其本质是以开发旅游为目的的可持续性发展示，伴随着民众对可持续性发展更加地了解，对自然保护区生态旅游从概念上与旅游开发的可持续性之间的区别混淆，造成了自然保护区生态旅游开发定义的错误，自然保护区生态旅游是以不破坏原有的优质生态人文环境以主旨与旅游产业相结合的方式，加强旅游人员对优质的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保护意识，使旅游者得到更深层次方面的生态人文体验，从心出发回归自然，全身心得到净化，提升旅游者的心理水平以及调整更加平衡健康的心态。
2自然保护区生态旅游开发现状
2.1自然保护区生态旅游开发概念理解的泛化
当今生态文明旅游产业与自然保护区生态旅游开发是现在旅游业的重点开发内容，各个传统与新开发的旅游景点的建设、开发、规划、设计中都添加了自认为的“原生态自然开发”的旅游概念，打着“自然保护区生态旅游开发”的幌子，只重视眼前利益，而忽略了自然保护区生态旅游的开发意义是贴近人与大自然，保持自然保护区原有的生态环境以及资源的开发利用，加强旅游者与政府对自然保护区生态旅游开发的环境保护与教育的宗旨，旅游业的开发只将经济效益放在第一位，而忽略了生态效益与环境效益有重要意义，失去了“自然保护区生态旅游开发”内在强调的保护、可持续性的内涵。
2.2自然保护区生态旅游开发人才的断层和规划的落后
我国旅游业对自然保护区生态旅游开发与传统旅游开发之间的区别从本质上划分不清，其特征与性质理解不全面细致，对自然保护区生态旅游开发研究工作不深入，没有建立起相关的科学理论体系，使我国自然保护区生态旅游开发进度缓慢，因此，自然保护区生态旅游开发的人才培养是必要的，如对自然保护区生态旅游开发专业知识的培训，对自然保护区人文生态保护的培训等一系列的旅游开发流程，以及自然保护区生态旅游开发项目以科学为依据，保护自然生态为前提的规划与建设的深入调查、研究等各项工作，避免开发商以经济效益为目的随意粗暴的开发，使我国自然保护区生态旅游开发资源上遭到不可修复的、严重的破坏，开发相关产品不全面深入，宣传力度不到位等诸多问题。
2.3自然保护区生态旅游开发者社区有效参与度低
提高当地居民的生活水平，保持人文生态环境造福于当地社区，是自然保护区生态旅游开发的意义。自然保护区生态旅游的可持续性建立在保持增强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的保护，提升当地居民的生活水平以及对未来旅游经济与社会经济的发展，提高当地居民及各相关机构参于的积极性与相关的利益，尤其是偏远落后经济不发达的地方，当地政府对生态旅游开发资金的不足，一心想思变求富的及个人政绩利益下对开发商不正当开发不断地做出让步，而疏忽带动当地居民共同参与开发及建设。
3自然保护区生态旅游开发对策
3.1科学规划自然保护区生态旅游开发线路
自然保护区旅游线路制定应利用实际考察与相关部门对保护区的航拍影像相结合，利用立体镜观察自然景点与实际考察结果相结合的方法来科学合理的确定具体的自然保护区旅游线路。
3.2加强相关法律法规的完善和落实
对于不同的自然保护区生态旅游开发地区的环境各自拥有不同的特殊状况，当地政府应当建立相应的管理制度与相关法律，来完善自然保护区生态旅游开发的规章制度。自然保护区生态旅游相关保护自然的相关立法现在有虽然有许多，但一旦出现问题各相关部分没发明确的分工责任之间的相互推卸，未能及时做出相应的解决措施，针对以上政府应对相关单位建立起分工明确细致划分，相互监督举报等良性的管理制度，才能对自然保护区生态旅游全方面的有效管理。
3.3对游客开展宣传教育
对自然保护区生态旅游开发的宣传教育工作，应首先在旅游者住宿餐饮区建立起一个专门针对该旅游区内国家保护动植物及有害植物及害虫标本照片资料的展览馆，并标注其名称及所属科目、特征等信息，并重点标注有害植物与害虫有生活习性及危害并说明防治方法，并针对防治害虫采用以物治物的思想，利用害虫的天敌鸟类，来控制其数量与危害程度。通过专门宣传展览，提高旅游者对自然保护的意识，及自身安全的保护意识的加强，了解到自然保护工作的重要性。
3.4进行杂灌改造
对自然保护意识的缺乏，林区采伐基本上都是皆伐的方式，容易造成水土的流失，应在采伐地植树造林，防止下层的小乔木和灌木及杂草疯狂生长，使高乔木生长缓慢稀少，逐渐演变成了典型的灌木林在冬季增加易燃危害，在雨季增加因水土流失行成山洪泥石流的安全隐患，对此最好的解决方法就是植树造林，栽种生长速度快树冠较大的高于灌木的乔木苗，栽植密度以3～5年能将整个灌木林地覆盖为宜，还有就是旅游线路远离灌木林，防止对消防工作带来的潜在危险。
3.5为自然保护区生态旅游开发发展筹资，加强科技投入力度
发展自然保护区生态旅游开发，需要投入大量资金、相应的管理规划人员及最先进的科学研究，但对自然保护区生态旅游开发而言单方面依靠国家及地方政府或单纯依靠市场是不现实的，应动员当地居民、开发商、政府及各方面组织共同开发管理，资金的投入和相关人员技术的开发建设，所以，对自然保护区生态旅游的开发建设离不开科技的支持，而科技的发展则需要所有人员提供的大量研发资金的推动。
4结语
此文中针对自然保护区生态旅游开发的定义，症结及对策等各方面做了深入阐述，自然保护区生态旅游开发是一项利国利民，能更好地保护自然生态环境，利于旅游产业的长期持续性的发展，并可以同步提高当地居民生活水平、政府旅游经济及旅游经济的有效管理手段。
参考文献
[1]赵希勇，闫金娟，马建章，等.自然保护区生态旅游开发适宜性尺度评价模型及其应用[J].野生动物学报，2016（12）：67-71.
保护大自然的意义篇10
摘要:法律的正义价值高于其他价值。国际私法中的弱者权利保护方法与正义有天然联系。晚近的国际私法倡导对弱者的保护。国际私法弱者权利保护方法的正义内核体现在涉外消费者的保护、合同关系中“自由选择法律的限制”、保护妇女、子女等的立法，以及跨国侵权关系中对受害人的保护。保护弱者是国际私法适应现实生活需要而出现的制度安排，彰显了国际私法弱者权利保护方法的正义内核。关键词:国际私法弱者权利保护正义国际私法以国际民商事关系为调整对象，当事人处于平等的民事法律地位，但一部分当事人相对于他方当事人而言，因市场地位、信息技术知识的不平衡或自然生理原因而处于劣势是个不争的事实。国际私法的弱者权利保护与正义有着天然的联系。正义是国际私法弱者权利保护方法的逻辑前提，国际私法的弱者权利保护是正义的客观要求。国际私法的任务就是要通过公正合理地解决每个案件来凸现其正义内核。国际私法弱者保护方法的原则和制度基础也凸现出以人为本的根本特点——体现人的本质，满足人的需要，关怀人的未来。国际私法用自己独特的方式保护着涉外民商事交往中弱者群体的正当权益。这里所说的“弱者”主要包括涉外合同领域消费合同中的消费者、雇佣合同中的被雇佣者、技术转让合同中的技术受让方；涉外侵权中的受害人，尤其是涉外产品责任的受害人，以及涉外婚姻家庭领域中需要确认是否有婚生地位的子女；被监护人、被收养人、被扶养人等。具体来说，国际私法弱者权利保护方法的正义内核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具有涉外因素的消费者的保护法律的作用在于形成相关主体间权利与义务的制衡关系，从而为当事人之间实现实质上的平等创造条件。就保护以具有涉外因素的消费者为典型代表的弱者而言，国际私法是以一种特殊的标准来衡量当事人的法律地位及利益的。这些特殊的标准源于社会对“弱者”身份的认定，是以特殊身份来决定利益的保护，从而使这种保护有利于“弱势身份”的一方当事人。在这种情况下，国际私法保护弱者利益原则是以消费关系当事人之间的不平等性为基础而进行的一种制度上的设计，其目的在于对消费者的弱势地位予以补救，从而达成新的平衡关系，以保障消费者的正当权益不受损害。我们只要稍加分析就不难发现，在消费关系中，消费者往往处于弱势地位，难以主张其利益。而处于强势地位的主体则会充分利用其优势地位，尽最大可能维护其自身利益，从而难免在一定程度上侵害或损害消费者的利益。因为：“利益就其本性来说是盲目的、无止境的、片面的，换言之，它具有不法的本能。”消费关系中处于强制地位的主体个人利益的过分张扬，往往会造成社会的不稳定，乃至整个社会经济秩序的破坏。而通过倾斜的方式，给予处于弱势地位的消费者以特殊的保护，可以起到平衡各方利益的作用，以维护社会的稳定。二、合同关系中“对自由选择法律的限制”一些立法中对当事人自主选择法律的方式做出了限制，即对“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进行限制。海牙公约草案第6条第2款规定，根据“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选择法律的形式应是明示的，从而排除了默示选择。因为默示选择的方式被认为不符合消费者保护的目标。随着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干预的加强，民事权利的社会化迫使立法者进一步限制和削弱“当事人意思自治”。对此，有学者通过法理研究，主张“当事人意思自治”作为一项原则应当包括当事人选择法律的自由和对这种自由的适当限制两个方面，其主旨是把“对自由的适当限制”作为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中的一个内容，而不是原则之外的东西。这样来理解和运用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将有助于兼顾各方的正当权益，有助于建立正常的经济秩序，有助于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发展。因顾及弱者的权益而对当事人的意思自治进行限制或禁止（或者说是“对自由的适当限制”）主要表现为特殊合同领域。这里所指的特殊合同是指在合同中有一方当事人处于相对弱势的合同，主要是消费、雇佣以及保险等合同。在国际合同领域，允许当事人自主选择合同的准据法是一般做法。但是，在特殊合同中，消费者、受雇人、投保人相对于商家、雇佣人、保险人来说，无疑处于劣势地位。因此，晚近的国际私法为了保护弱者的地位，对此类合同中当事人自主选择法律的权利进行限制。限制的方式主要是通过强制性规则进行。具体采用的方式有三种：第一种方式是在总则中规定强制性规则。如1989瑞士《关于国际私法的联邦法》第18条：不论本法所指定的法律为何，因其特殊目的应予适用的瑞士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应予以保留。在总则中规定强制性规则，虽然不是专门针对弱者权利进行保护，但实际上可以达到保护弱者权利的效果。因为消费者、劳动者权益保护的规则是一国强制性规则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二种方式是仅在具体的法律关系中规定强制性规则。如《斯洛文尼亚共和国关于国际私法与诉讼法的法律》虽在总则部分未规定强制性规则，但在第21、22条均规定：当事人不得通过法律选择协议排除国家强制性的、不许当事人选择的保护雇员权利的法律规定以及消费者住所地国法中有关保护消费者权利的强制性规定。第三种是前两种方式的融合，即既在总则中也在具体的法律适用中规定强制性规则。如韩国2001年修正国际私法，其不仅在第1章总则中规定了强制性规则，而且在第27条消费者合同、第28条劳务合同的法律适用中也进行了规定。此外，有些国家立法甚至排除了意思自治在特殊合同中的适用。如瑞士《关于国际私法的联邦法》第120条第2款明确规定，消费者合同的法律适用中“当事人的法律选择应予排除”。而其关于一般合同的法律适用中，当事人意思自治是其首要原则。国际私法中的意思自治原则，从一般意义上而言，是指当事人双方可以选择国际民商事关系的准据法。享有选择权的主体是当事人双方。但是，由于弱者权益保护原则的冲击，在一些领域，出现了意思自治原则的变异。这种变异后的意思自治原则，虽然有当事人的自主意思蕴含在里面，但是意思自治的主体不再是当事人双方，而是在法律关系中处于弱势一方的当事人。这在侵权法律关系中表现得最为明显。正义的法律应该保持当事人之间权利与义务的均衡，不会厚此薄彼。国际私法也不例外。从侵权法律关系来看，受害人无疑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应该强调对受害人的保护。但是，这种价值倾斜应有一定限度。如果过分强调受害人的利益，超出了侵权人正常合理的预期，对侵权人的利益也将造成不应有的损害。因此，许多国家国际私法立法虽然允许受害人进行法律选择，但受害人的选择权只是在一定的范围内，不能随意选择。而且，所选择的法律应该是与案件及当事人有关的国家的法律，比如当事人的国籍国法、住所地法、惯常居所地法、居所地法、物之所在地法、侵权行为地法等。有些国家还在立法中采用了最密切联系原则，依据最密切联系原则确定案件的准据法。考察国际私法中意思自治原则的发展，可以发现这一原则虽然在杜摩兰时代就被提出，但是其真正确立则是近代的事情。这一原则的广为传播是与19世纪契约自由、私法自治的观念分不开的。在当时条件下，国家奉行的是自由经济，亚当•斯密的自由经济思想在法律领域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建立在“平等性”和“互换性”基础上的私法认为：当事人是平等的，偶尔的不平等可以通过角色的互换达到平衡。因此，在私法领域要遵从私法自治，契约自由。以涉外私法关系为主要调整对象的国际私法也受其影响，意思自治原则得到了迅猛发展，特别在涉外合同法律适用领域。但随着资本主义走向了垄断，私法自治的两个前提“平等性”和“互换性”的缺失以及30年代经济危机时“凯恩斯主义”的影响，国家加强了对经济生活的干涉，国家的公权力逐渐向私法领域进行了渗透，并且不断加强。意思自治原则也由此受到了限制，特别是在当事人明显处于实质上不平等地位的领域。从国内立法来看，各个国家都相继出现了专门保护弱者权益的法律，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劳动者权益保护法等。在当事人明显处于劣势的领域，意思自治原则受到限制的情况分述如下：1．消费合同关系中“对自由选择法律的限制”在消费关系中，由于经济力量不对称、信息的不对称等原因，导致消费关系当事人之间的地位在实质上是不平等的。一方相对于另一方，处于强势地位。国际私法如果让消费关系当事人完全自主地确定他们之间的权利义务，可以由当事人随意选择准据法，但这样做就很可能出现不公平的结果。因此，国家作为第三方，通过立法对当事人意思自治作出适当的限制，是为了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从世界各国国际私法的立法规定来看，普遍的趋势是在国际消费合同中，对当事人法律选择的自由加以必要的限制，甚至排除。各国基于消费者保护的需要，大都对消费合同规定了有别于一般合同的特别的准据法选择规则，如德国1986年国际私法立法第29条规定：当事人选择法律，不得剥夺消费者依其惯常居所地国的强行规定应有的保护。为体现对消费者的保护，一些国家的国际私法立法还倾向于适用消费者习惯居所地法。2．雇佣合同关系中“对自由选择法律的限制”法律规定抽象人格，对一切法律关系主体作抽象的对待，于是在企业主与劳动者的法律关系中，造成了经济地位上的强者对经济上的弱者在实质上的支配。劳动者（雇员）受聘往往通过劳动合同来实现，雇主往往会在格式化的劳动合同中约定，劳动合同适用某一国的有利于雇主的法律，从而使得雇主的某些责任得到预先排除或者减轻。为了纠正这种不合理的现象，体现法律对弱者的人文关怀，有关保护劳动者（雇员）的立法，往往采取倾斜保护政策。就保护弱者而言，有关保护劳动者（雇员）的立法以一种特殊的标准衡量当事人的地位，这种特殊的标准源于对社会弱者的身份认定。为体现对劳动者的保护，在雇佣关系中，有些国家原则上适用劳动履行地法律作为确定雇佣双方权利与义务关系的准据法。另外，在保险合同纠纷中，有些国家为了保护处于弱势地位的投保人（或被保险人）的利益，保险法规定，如果保险公司的格式合同条款中，若某一合同条款可以有两种以上的解释，则法院应选择对投保人、被保险人有利（或者说是对保险人不利）的那种解释。三、保护妇女、子女和被扶养人等的立法中对弱者的保护婚姻家庭亲属关系是一种特殊的民事关系，与市民社会的价值或利益法则不同，它渊源于人伦秩序这一本质的、自然的社会共同体结构，其自身的存在和功能带有鲜明的公法秩序和社会保障、福利属性，各国法律均将妇女、儿童和老人视为弱者，予以特别保护。因为在家庭关系中，妇女相对丈夫在许多情况下在体能上、经济上是弱者，子女相对于父母在体能上、经济上、经验上是弱者。而被扶养人更是在经济上、生活上依赖于扶养人。他们之间发生跨国法律纠纷，迫切需要进行法律上的利益平衡。各国国际私法大都形成了比较完备的保护妻、子女、被扶养人的亲属法体系。为体现对弱者的保护（主要是指对儿童的保护），在亲子关系、监护、收养等关系中有多个国家的法律规定，法院适用对儿童最为有利的法律。瑞士、奥地利、匈牙利等国的国际私法均有体现这一立法特点的明文规定。四、跨国侵权关系中对受害人的保护相对于加害人，跨国侵权中受害人是弱者。受害人往往由于不熟悉侵权行为地法和加害人属人法，加之路途遥远、取证困难、语言障碍等诸多因素，致使跨国侵权诉讼往往很难成功。这就为许多恶意侵权者逃避法律制裁大开方便之门，使大量的无辜受害者投诉无门。侵权法一直是理论研究的热点，有关的理论和学说层出不穷。近年来颁布的一些国际私法立法，如1992年罗马尼亚国际私法第112—118条、1995年意大利国际私法第62—63条、1998年突尼斯国际私法第71—74条都先后规定了保护受害者的条款。从晚近的国际私法立法来看，就一般侵权行为而言，已有一些国家规定受害人享有一定的法律适用的选择权，如1995年《意大利国际私法改革法》第62条、1998年《委内瑞拉国际私法》第32条、1999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关于非合同债权和物权的国际私法立法》以及《立陶宛共和国国际私法》等。这些法律一般均规定：侵权行为适用侵权行为地法，受害人也可以要求适用侵权事由的发生地法。在特殊侵权，如产品侵权案件中，则有更多的国家允许原告（即受害人）享有在一定范围内法律适用的选择权。国际私法立法对跨国侵权中处于弱者地位的受害人所予以的呵护和人文关系，体现了现代国际私法实质正义的价值取向。从法律发展的历史进程可以看出，保护弱者是私法适应现实生活需要而出现的制度安排。随着社会生活的深化，必然在现实中涌现出各种各样的需要法律予以保护的具有某种特定身份的弱者。如果说21世纪是人类更为进步的时代，那么这其中必然包括着基于社会实质公平和正义对弱者的倾斜性保护。这种保护不仅意味着应尽可能全面地为现实中的弱者提供畅通无阻的法律救济途径，而且意味着通过法律救济途径，弱者能及时地获得无论在保护广度还是深度方面都足以弥补其劣势的救济，从而进一步全方位彰显国际私法弱者保护方法的正义内核。注释:肖永平：《论冲突法》，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21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79页。尹田：《契约自由与社会公正的冲突与平衡》，载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2卷，法律出版社1994年版，第251页。参见吕岩峰：《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内涵探析》，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8年第1期。董保华：《关于建立“现代劳动法学”的一些思考—兼论劳动关系调整的法律机制》，载《华东政法学院学术文集》，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33页。eugeneF．Scoles，peterHay，ConflictofLaws，2ndedition，westGroup，1992。徐东根：《人文关怀与国际私法中弱者利益保护》，www．law．1caifu．com．2006—11—5．文章来源：中华励誌网论文范文www.zhlzw.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