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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经济学笔记十篇

发布时间:2024-04-25 23:52:44

劳动经济学笔记篇1

[摘要]国内外学界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解读,所依据的版本无一例外都是根据德文或俄文的“逻辑编排版”翻译而成的。但实际上,1982年出版的meGa2第1部分第2卷刊出了两个版本,除“逻辑编排版”外,还有一个“原始顺序版”。后者是根据留存下来的“三个笔记本”的原始手稿排版的,可以说是马克思当时写作的本来面貌的直接呈现。鉴于这一版本鲜为人知和利用不够,认真对比和研读了meGa2中的两个版本,特对“原始顺序版”做出详细的介绍和描述。

[中图分类号]a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11)11-0040-06

1982年,新的历史考证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eGa2)发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时采用了两种编排方式:第一种以马克思写作《手稿》的原始时间、阶段的顺序编排,这就是“原始顺序版”;第二种按《手稿》的思想内容和逻辑结构进行编排并由编者加了标题,这就是“逻辑编排版”。就研究状况看,学术界对《手稿》的解读绝大多数依据的文本都是“逻辑编排版”,而对于“原始顺序版”,国外只有极个别的研究者在其论著中稍加提及,但详尽的研究基本上没有进行过;在国内更是连全面系统的介绍也没有,这无疑对我们客观地理解马克思的原始思想和思路带来了一定的影响。鉴于这一情况,笔者最近认真对比和研读了meGa2中的两个版本,参照中央编译局的译文完成了中文“原始顺序版”的编排,在此特对这个版本做一介绍和描述。

一、meGa2中两种编排版本对比

在历史考证版中,同一份文本一般只仅刊登一次,但《手稿》却刊登了两次。那么“原始顺序版”与“逻辑编排版”之间究竟有什么不同呢?我们通过列表进行对比:

从以上的对比中,我们发现:

(1)关于笔记本工,“原始顺序版”再现了原始手稿前21页中马克思每一页纸都分三栏对照着写作和经过5个阶段的历程;而“逻辑编排版”将内容编为“工资”、“资本的利润”、“地租”和“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四个部分,极易给不明真相的解读者留下一个错觉:似乎马克思是分了四节内容,一节接着一节渐次展开写作的,同时也会混淆或掩盖马克思手稿写作的阶段。

(2)关于笔记本Ⅱ,除了“逻辑编排版”增加了一个标题外,两个版本没有差别。

(3)关于笔记本Ⅲ,“逻辑编排版”相对于“原始顺序版”的主要变化有:第一,将“编辑文本工”编为一部分,冠以标题“私有财产与劳动”;第二,将“编辑文本Ⅱ”同“编辑文本Ⅲ”中的3-11页连贯编排并加上标题“私有财产与共产主义”;第三,将“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的内容集中起来,为此将“编辑文本Ⅲ”中间的11-13页连同“编辑文本Ⅳ”、“编辑文本Ⅵ”连贯编排;第四,将“编辑文本Ⅲ”剩下的14-17页文字归入“私有财产与需要”这一片段中;第五,将“编辑文本V”连同第34页的部分文字连贯编排,冠以标题“增补”;第六,将“编辑文本Ⅷ”,即“序言”放到整个《手稿》前面;第七,将“编辑文本Ⅶ”与“编辑文本Ⅸ”分别归人“分工”和“货币”这两个片段中。

通过上述对比,使我们对“原始顺序版”旨在再现作者的创作过程和写作顺序,“逻辑编排版”意在突出马克思思想的发展线索和思路这样两种不同原则和倾向有了更为深刻的印象。

二、笔记本i:五个创作阶段的呈现

马克思写作笔记本i经过了五个阶段,具体情况如下:

第一阶段:初步批判国民经济学家的理论。马克思这一部分的写作分为三栏,标题为“工资”、“资本的利润”和“地租”。其中,“工资”部分内容为“工资决定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敌对斗争(第1页①)……劳动本身,不仅在目前的条件下,而且就其一般目的仅仅在于增加财富而言,在我看来是有害的、招致灾难的,这是从国民经济学家的阐发中得到的,尽管他并不知道这一点(第7页)”②。主要分析批判国民经济学家的劳资关系理论。

关于“资本的利润”这一部分,马克思写得较为系统,内容包含“资本”、“资本的利润”和“资本对劳动的统治和资本家的动机”三部分,初步阐释资本、资本利润的定义以及资本的社会作用。

关于“地租”这一部分,马克思以摘抄评述斯密、萨伊的观点为主,借此说明地租的本质、地租数量的决定因素以及地租在现实中的形成。内容为“土地所有者的权利来源于掠夺(第1页)”到“食物是始终提供地租的产品之一……‘除了食物之外,衣服和住宅连同取暖设备,就是人类的两大需要。这些东西都可以带来地租,但并非必定如此’(第5页)”。

在完成上述三部分写作后,马克思直接写下这些话:“按照理论,地租和资本利润是工资的扣除……劳动在国民经济学中仅仅以谋生活动的形式出现(第7页)”。以此对国民经济学进行初步批判总结,并指出其错误根源在于“劳动仅仅以谋生活动的形式出现”,而不是人的本质。

第二阶段:分析资本利润和地租背后的竞争兼并关系。与工资仅仅反映资本家与工人的关系不同,在现实中,资本利润和地租除了反映雇主与工人的关系外,还存在大资本与小资本、大地产与小地产之间的竞争兼并关系。在笔记本Ⅰ创作的第二阶段,马克思重点分析了这种关系。他依旧是按照三栏的格式来写,但只写了“资本的利润”和“地租”这两部分。其中,前一部分为“资本的积累和资本家之间的竞争”中的“资本增加使工资提高(第5页)……与较小的资本家相比,在大资本积累时,一般还发生固定资本的相应的积聚和简化。大资本家为自己采用某种对劳动工具的组织方法(第11页)”;后一部分为“地租”一栏的8-11页,马克思在此分析了地租背后的大地产与小地产间的关系,并分五条阐述了土地所有者对社会利益的榨取。

第三阶段:剖析大工业时代机器改进对劳资关系的影响。在这一阶段,马克思重点剖析了当时所处的大工业时代机器改进对工人与资本家关系的影响。他指出,随着垄断与竞争的加剧,工业必然走向破产。马克思在这一部分中写有自己文字的部分很少,大多数是国民经济学家舒尔茨、贝奎尔、李嘉图、斯密等人的观点摘录,内容为“工资”栏和“资本的利润”栏的剩余部分。

第四阶段:考察地租的发展历史。这一部分手稿中,写有内容的只有“地租”一栏,其中,第12-16页为空白,在17-21页又分为三栏,内容为“地租”栏的剩余部分,马克思对作为私有财产第一个形式――地租进行历史考察。他指出,大地产在土地、矿山或渔场的富饶程度和开发程度、拥有的资本数量都远远大于小地产,因此在竞争中大地产始终获得胜利,小土地所有者破产,大地产进一步集中。伴随着这一过程,社会阶级也会发生转变,最终只会剩下工人阶级与资本家。随着地产作为第一个形式卷入私有财产的运动而成为商品,封建地产下的所有经济与政治关系也全

都消失,地产也最终伴随竞争的加剧以资本的形式出现。大地产的集中加剧了工人的数量增长,一方面激化了工人与资本家的矛盾,另一方面也使得农业工人与资本家的矛盾进一步激化。竞争的发展使得工人工资不断减少,等降低到无法满足工人生存的时候,就会必然导致革命。因此,地产也会同工业一样随着竞争和垄断的加剧必然走向灭亡,而国民经济学倡导的竞争实现社会财富不断增长的理想状态终将无法实现。

第五阶段:用异化劳动说明“当前的经济事实”。在这一阶段,马克思重点分析了国民经济学的各个前提,并按照其理论逻辑推导出各种矛盾。他指出,国民经济学错误的根源在于“从私有财产的事实出发,但它没有给我们说明这个事实。”由于国民经济学不理解运动的联系,所以才把一些学说,如竞争与垄断等对立起来,因此,有必要弄清私有财产和劳动、资本、地产三者之间分离等异化的事实同它们本质的关系。马克思认为,寻求私有财产的本质要从“当前的经济事实出发”,即用异化劳动说明当前经济事实。随后,他分析了异化劳动的四个规定,并提出探讨异化劳动、私有财产及其范畴分工、货币等要完成两个理论任务:第一,私有财产的本质是什么;第二,劳动异化、外化是如何内化于人的本质中的。而笔记本Ⅱ的写作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在解决这两个任务。

三、笔记本Ⅱ:残存文本的原本面貌

在这部分手稿中,马克思论述了在与资本家关系中工人的地位,揭示了私有财产中包含的劳动与资本的对立,阐述了不动产向动产转化的过程,从而指出私有财产从本质上是劳动、资本以及二者的关系。而劳动与资本的关系必然经历三个阶段的运动,即“二者直接的或间接的统一”、“二者的对立”、“二者各自同自身对立”。

关于私有财产的主客体本质及二者关系,该笔记本中还有两处声明:“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作为自为地存在着的活动、作为主体、作为个人的私有财产,就是劳动”。“作为财产之排除的劳动,即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和作为劳动之排除的资本,即客体化的劳动,――这就是作为上述对立发展到矛盾关系的、因而促使矛盾得到解决的能动关系的私有财产。”透析这些论断,我们不难得出结论:首先,私有财产的客体本质主要是指资本对社会的关系;其次,私有财产的客体本质(资本)与主体本质(劳动)是根本对立的。

在笔记本Ⅲ中有“补入笔记本Ⅱ第36页”的内容,马克思阐述了各学派对私有财产本质中劳动的认识及其演化,从而完成对劳动的历史考察。而在“补人笔记本Ⅱ第39页”,马克思考察了私有财产的扬弃过程与途径等。据此我们不难分析,笔记本Ⅱ是在论述私有财产的普遍本质,即回答笔记本Ⅰ中的需要解决的第一个任务:“从私有财产对真正人的和社会的财产的关系来规定作为异化劳动的结果的私有财产的普遍本质”。

笔记本Ⅲ是三部手稿中结构最为复杂、内容最为丰富,也是“逻辑编排版”与“原始顺序版”最为不同的部分。这部分手稿现存68页,其中写有文字的有43页,即第1-43页,其内容是浑然一体的,除“序言”外绝大部分都没有标题,“原始顺序版”将其分为9个“编辑文本”。

其中,“编辑文本Ⅰ”内容为“补入笔记本Ⅱ第36页”的部分,马克思分析了私有财产与其主体本质――劳动的关系,并按时间倒叙考察了斯密、重商主义以及重农主义对私有财产主体本质的理解,指出地产作为私有财产最初的客体形式。“编辑文本Ⅱ”内容为“补入笔记本Ⅱ第39页”的第一段,即“但是,无产和有产的对立……因而促使矛盾得到解决的能动形式的私有财产”。马克思指出,私有财产是无产和有产的对立发展到劳动和资本对立的矛盾状态下的产物。

在马克思的原始写作中,“编辑文本Ⅲ”的写作是分为7个小部分,其编号为(1)-(7)。马克思以探讨扬弃私有财产的方式为主线,评述蒲鲁东等法国社会主义者对私有财产的扬弃;批判巴贝夫等代表的粗陋的共产主义、“民主的或专制的”和“废除国家”的共产主义;论述什么是真正的共产主义;探讨思维与存在关系、主体与客体关系下的“私有财产”在人的本质中的地位;剖析私有财产的真正扬弃与人的本质的真正复归、扬弃私有财产与黑格尔哲学的关系、私有财产中的“需要”问题等。从内在逻辑上看,这部分内容是连贯一致的。而逻辑顺序版却将这一文本拆为三个部分:第(1)-(5)为一部分,冠以标题“私有财产与共产主义”;把第(6)部分归为“对黑格尔的辩证法与整个哲学的批判”中;把第(7)部分单独划为一部分,冠以标题“共产主义和需要”。这样在突出三条逻辑主线的同时却割裂了这部分文本思想的连贯性。

“编辑文本Ⅳ”内容为笔记本Ⅲ的第17页和18页的上半部分,即“黑格尔有双重错误……就是说,纯思想的辩证法是结果(下接第XⅫ页)”,共三个自然段。马克思在这部分中指出黑格尔异化学说的错误:它只是纯粹的抽象的哲学分析,仅仅在辩证法内部的运动。

“编辑文本V”内容为笔记本Ⅲ的第19-21页,即“逻辑顺序版”的“增补”中的“我们已经看到,国民经济学家怎样用各种各样的方式设定劳动和资本的统一……但是双方都不善于把争论的对象用简单的词句表达出来,因而双方相持不下。――”在这一部分中,马克思通过批评国民经济学家将劳动与资本对立、评价共产主义学说等继续考察劳动的异化。

“编辑文本Ⅵ”的论述结构较为完整,上接“编辑文本Ⅳ”(即第18页),内容为黑格尔《精神现象学》最后一章“绝对知识”的摘抄与黑格尔哲学的批判。“编辑文本Ⅶ”(第34-38页)内容涉及“逻辑编排版”中“增补”的余下部分以及“分工”这一片段,马克思重点考察了分工、劳动与私有财产的关系。而“编辑文本Ⅷ”(第39、40页)即马克思写有“序言”的部分,阐释在国民经济学批判中考察论述黑格尔哲学、德国社会主义学说等的原因,并对前文内容进行梳理总结。“编辑文本Ⅸ”(第41-43页)即逻辑编排版的“货币”片段,马克思重点研究货币这一现象,并对人的劳动的外化、异化的过程进行考察。手稿到此结束。

与“原始顺序版”相比,“逻辑编排版”对手稿所做的更改和调整相当大,它虽然突出了马克思思想中的几条主线,并加上标题做了概括,但这只是编者对作者思想的一种揣测,并不意味着作者原始思想借此能够得以复现,相反为学术界的争论埋下了伏笔,如:马克思对黑格尔的哲学批判是否要作为单独一部分来专门进行讨论、如何理解马克思所阐释和论证的共产主义思潮、私有财产为什么分别与“劳动”、“共产主义”和“需要”联系在一起进行分析、为什么最后要论述“分工”与“货币”……人为的编辑掩盖了文本思想原始状况,给我们研究问题提供便利的同时又带来了极大疑惑与困难。当我们按照“原始顺序版”解读就不难发现,笔记本Ⅲ是浑然一体的,是在解决分析笔记本工中提出的问题:“我们已经承认劳动的异化、

劳动的外化这个事实,并对这一事实进行了分析。现在要问,人怎么使他的劳动外化、异化?这种异化又怎么以人的发展的本质为依据”。进而考察清楚异化劳动、私有财产以及相关范畴,如买卖、竞争、资本与货币。由于马克思本人思想的跳跃性,研究异化劳动必然离不开当时的共产主义思潮以及黑格尔,因此在这一部分出现了这一内容。

而当我们把“序言”放回笔记本Ⅲ中原始位置解读时,我们的一些疑惑也能迎刃而解。马克思前面的手稿中探讨了众多的题目,如国民经济学家的分析、共产主义思潮、黑格尔、费尔巴哈等等,对于批判国民经济学而言,黑格尔哲学处于什么地位?马克思在“序言”中对此进行解释,同时说明即将写作《神圣家族》的意图。

至此,我们不难对笔记本Ⅲ的论述逻辑作出如下总结:

由于需要回答私有财产的本质、人的劳动异化(外化)的过程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马克思必然要分析蒲鲁东等共产主义学说中的私有财产及异化理论、当时在德国思想界占主导的黑格尔哲学、费尔巴哈哲学等,通过分析批判他们的学说,尝试解决这一问题。这部分内容在写作形式上较为复杂,会“妨碍阐述,增加理解的困难”。为此,马克思写下了“序言”,对其写作目的、方式及研究计划作了总结。与此同时,随着马克思研究国民经济学的深入,他发现还没有对作为劳动的本质――分工以及当前资本主义社会的重要现象――货币进行分析,于是开始继续写作,而手稿也就此结束。可以说,《手稿》是马克思未完成的著述。

当我们完成对马克思写作《手稿》过程的考察,并对比了两个版本后,就不难从复杂的逻辑线索中抽离出马克思创作这一文本的根本指向,即通过批判国民经济学来继续批判黑格尔哲学。由于人为的编辑,使我们忽略了一些更为重要的思想史事实,即黑格尔早年曾研究过国民经济学并写作了大量文章,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国民经济学家的立场和黑格尔是一致的。“原始顺序版”向我们清晰地阐释了马克思的论述思路,即

(1)在笔记本i中,马克思分析批判国民经济学家的理论前提:工资、资本的利润、地租,指出国民经济学家的根本错误,用异化劳动解释“当前的经济事实”,提出探求私有财产的普遍本质与人的本质异化的过程等两个理论任务。

(2)笔记本Ⅱ的逻辑框架为:探求私有财产的普遍本质一私有财产主客体本质的历史考察一私有财产本质中劳动与资本的关系和运动的构建:“二者的直接或间接的统一关系”,“二者的对立”,“两者各自同自身相对立”一尝试批判黑格尔哲学。

(3)在笔记本Ⅲ中,马克思继续考察私有财产的普遍本质,通过批判当时共产主义学说扬弃私有财产的方式,寻求国民经济学的哲学基础,即黑格尔哲学,并通过批判这一哲学基础的形式完成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

这样,我们就得出了不同于“逻辑编排版”中逻辑主线。这也告诉我们,马克思文本,特别是重要的经典文本的研究,一定要先从文献学角度对文本的写作过程做出认真梳理,这是我们客观而全面把握马克思当时思想状况的重要前提。

参考文献:

[1]meGa2,i/2[m].Berlin:DietzVerlag,1982.

劳动经济学笔记篇2

时期写下的一部未完成的手稿,一段时间以来,学术界流行把《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同于“巴黎手稿”,不过近年来,人们做了更细致的划分,将《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一同归类到“巴黎手稿”中来,这有助于我们客观而清晰地了解和把握当时马克思的思想历程和研究情况。

由于“巴黎手稿”仅仅是马克思当时研究的草稿和笔记,并没有定稿和成书,因此我们很难概括或者复述其思想,这也引起了人们对手稿的反复研究和讨论,关于该手稿的研究学说也是汗牛充栋。

“到巴黎去,到这座古老的哲学大学去吧……到新世界的新首府去吧!”在1843年9月马克思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这样呼吁,并且动身前往了当时在大革命中风云激荡的巴黎。由于近代以来资本世界的复杂性,他这时实际上并不知道从何着手来理解社会、寻找出路;与恩格斯那样进入工厂、实际了解“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途径也不同,他是从研读政治经济学著述开始的。从1843年10月起,马克思先后仔细阅读了19部经济学著作,写下了他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第一批笔记,并且在观察现实和研读他人著述的基础上,马克思逐步产生了表述自己独立观点的想法。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最引人瞩目的就是马克思开始萌发的“异化”理论。

他将经济学的“劳动”概念引入了哲学,融通哲学与经济学,并指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由这矛盾中提出了“劳动异化”的思想,并且具体分析了它的四种表现形式。

一是劳动产品同劳动者的异化。即工人劳动所生产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以至于他生产的产品越多,他自身的东西就越少;他创造的价值越多,他就越低贱;他的产品越完美,他自己越畸形;他把自己的生命投入对象,但这个生命已不再属于他而属于对象了。

二是劳动活动同劳动者的异化。产品是劳动、生产的总结,劳动产品的异化导致“劳动对工人来说是外在的东西”,“他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这种劳动是“被迫的强制劳动”,不是目的,只是手段。

三是人的类本质同人的异化。劳动产品同劳动者的异化、劳动活动同劳动者异化导致了人的自我异化,即人的类本质同人的异化。类本质是对不同个体之间共同性的抽象,而人的类特性应当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而异化劳动把类生活变成维持个人生活的手段,从而“使人自己的身体同人相异化,同样也使在人之外的自然界同人相异化,使他的精神本质、他的人的本质同人相异化”。

四是人同人相异化。“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的直接结果就是人同人相异化。当人同自身相对立的时候,他也同他人相对立。凡是适用于人对自己的劳动、对自己的劳动产品和对自身的关系的东西,也都适用于人对他人、对他人的劳动和劳动对象的关系。”

在1842~1843年间所写的《论犹太人问题》、《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等著作中,马克思尚停留在研究精神生活和政治生活中异化问题的阶段。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明确提出了异化劳动的观点,并以此作为自己异化观的出发点。在马克思之前,人们所揭示的种种异化,基本上还停留在异化的外部现象。马克思则揭示出决定异化外部现象的本质异化,即异化劳动或劳动异化。从“劳动异化论”开始,马克思的异化观不断发展着,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认识也不断深化,他在《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中阐述了他的“社会关系异化论”

他指出,异化劳动不仅使我们每一个人都否定了自己,同时也否定了另一个人,从而也就否定了人的社会关系。对劳动者来讲,他的劳动不体现他个性和特点,那么产品也就不是其个性和特点的对象化,因而在对产品的直观中就不能够感性地、直观地、确定地感受到个人的乐趣,感受到自身的本质的对象化。而且,劳动者也意识不到自身所创造的产品因被他人享受和使用而与他人的本质的需要相符合,也就无法确认他人的思想和爱对自己的本质的证实。对劳动者来说,由于被使用的这个产品与自身并没有本质联系,所以,产品使用者感觉不到劳动者与其的本质联系,感觉不到劳动者是产品使用者与类之间的中介,感觉不到劳动者与产品使用者的社会联系。而在社会生活中,我们每个人都是生产者,也同时是消费者,我们在否定自己和别人的同时,也就否定了我们作为人的、社会的本质,是人的异化、人的社会关系的异化。

由于私有财产问题产生的这些异化问题,马克思也越来越深刻地了解到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是不可消除的。为了改变人们在经济乃至思想上的异化困境,让社会摆脱奴役与被奴役的囚笼,并寻求人类真正光明的出路,马克思不断的思考如何去变革现实,并考察了各种共产主义的学说。他认识到,私有财产的占有即私有制是人的自我异化,只有对其进行积极的扬弃,实现“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也就是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复归,是自觉实现并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实现的复归”的“共产主义”。

劳动经济学笔记篇3

关键词创新政务;报道;办法

中图分类号G2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6708(2013)102-0017-02

1挖崛看点,提炼精髓,创新会议新闻报道

长期以来,会议报道充斥电视新闻,成为一个一直没能很好解决的问题。会议新闻稿件又臭又长,因为“积压”而播不出去的便出现“今天”改“昨天”、“昨天”改“近日”、“消息”变“简讯”的情况。现在改革会议新闻的呼声很高,但是简单的压缩会议新闻时间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让会议报道“活”起来,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笔者在最近接到了“全市半年经济工作会议”报道任务,当了解到上半年全市外贸经济实现了两倍增长,在简化处理了会议消息后,随即抓取了一条题为《我市外贸经济异军突起》的消息;这还不算完,笔者还了解到,是一系列超常规的措施促进了外贸经济的加快发展,于是接着又发出了一条消息《超常措施带领外贸经济加速跑》,三条消息一气呵成,播出时间不过4分钟,不但党委、政府的声音及时的传递出去,还赢来了观众的一片叫好声。

一条会议新闻被成功的分解之后,取得了令人满意的结果。可见,这种“短新闻大背景”的制作手法,也就是说,新闻来自于会议,但新闻的表现形式不只是会议。具体的说就是以会议新闻为由头,告诉受众何时何地何人针对会什么事儿开了个什么会,接着再寻找新闻的第二落点,找到群众关注、具有独特新闻价值的背景新闻,这样就以新闻“组合拳”的形式,有效的缩短了会场镜头的时间,电视受众又能干净利索地了解某一件自己关心的事,画面又能聚焦到受众乐于接受的事件性画面,经过创新的新闻受众当然买帐。

2捕捉细节,突出民生,创新领导活动报道

创新领导活动报道,这就对记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光是听,还要注意看,抓住细节,多留心领导和百姓互动交流的神态,观察最后问题是否得到解决,少记录空话套话官话,从采访和写作中体现领导不怕吃苦,带头工作的扎实作风,无形中树立了领导的形象,这样的报道才能让读者感兴趣。

抓住重点选角度。抓住重点的关键是选取一个好的切入点、一个独特的角度。记者曾经有一次跟随市长刘润璞到洮北区岭下镇视察农村工作,看了农村备耕,看了奶牛养殖,看了村容建设,探望了五保户,还看望参与劳务输出的农民工。当时正是全省、全市大力提倡发展劳务经济、组织劳务输出的初期。笔者回城经过整理,敏锐的意识到劳务经济才是市长此行的重中之重,于是记者写出了题为新闻特写《市长和农民话进城》,不是说市长此行其它的项目不重要,而是劳务经济这个项目太重要啦,所以就把笔墨集中到劳务经济,把角度绑定在劳务经济,因为视角独特造就了一件好新闻。

捕捉细节示主题。细节是人物的眼睛,细节也是新闻的眼睛。我们的政务新闻写作不妨也可借用一下。还是以《市长和农民话进城》为例,市长关切农民工的住所和饮食,市长关注农民工的工资发放,市长和农民工手拉手嘘寒问暖都记录在新闻里,这种来自于官员的亲民的举动连笔者在编辑的时候都很感动,它的传播效果还会差吗!通过仔细的观察,内心的领悟,来准确表达人物内在的精神风貌,这样的写作才能吧并不好把握的政务新闻写到位,同时还能走捷径,即能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还不费力。但这样的写作对记者提出的要求是比较高的,记者在跟随采访时,要动用经验、能力、眼神、头脑……观察领导的每一个细节,包括生活起居和与周围的同事、下属的交流,在观察里找主题,在细节里找线索,做到事无巨细处处观察,抓住表现文章主题的内容。

在具体事件中解决问题。宣传报道机关领导不怕艰难深入各个阶层、为民解忧始终是电视新闻报道的永恒主题,也是报纸电台各级媒体共同承担的责任。这就要求记者在工作中须审时度势,把握角色的错位,是报道领导的公仆角色,而不是盯着领导的位置报道。在他们怎么为百姓办好事、办实事上下功夫搜集现场材料,从而写好报道。

同时,政务新闻的遣词造句也很重要,通过数百字的政务新闻达到引人入胜、引人思索,就全靠记者的文字表达功夫了,这是对综合业务素质的检验。但是,新闻毕竟不同于文学,不可过于辅张,点到即止为妙。

3加强策划,把握脉搏,创新连续系列报道

白城市撤地设市十周年,这是白城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每届党代会和人代会召开,当地推出的生态旅游节,市委市政府集中民智打造的工业园区建设都是当地政治生活的核心大事。为了把大事宣传好,营造良好舆论氛围,我们有针对性的策划报道了一批深度报道、系列报道。系列报道《引洮入园开新河》一经推出就引来了上上下下的叫好声,关键是记者抓住了当地政治活动的核心“集中全民这力建设工业园区”,同时集中并优化多种电视报道形式,以现场报道吸引人,以对比报道教育人,以体验报道引导人。深度报道《昔日烧柴今成宝》采访了有关专家,采访了项目负责人、采访了企业领导、采访了受益农民,全面介绍了白城生物质能源项目的引进、开发和建设情况,让干部群众深刻认识到新能源项目的旺盛生命力和巨大的开发潜能、以及对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意想不到的收获。

4开拓空间,优化资源,创新专题专栏报道

地市级电视台当家新闻节目的播出时间一般都在十五分钟左右,发片的空间本为就不大,要完成繁杂的政务报道任务,如果没有一定章法就很难起到良好的宣传作用。这就需要我们在有限空间里充分发挥专栏的特别作用,要做到专栏五彩缤纷引人注目。大型专栏《工业园区领跑白城经济》是2006年在《白城新闻联播》栏目中推出的,多视角展现了一个工业新区的新成就、新形象,成为当地《白城新闻联播》栏目最大的“看点”,成为当地最热情的一个平台。

笔者所在的白城市是农业大市,新农村建设是重要工作,白城电视台适时推出《翰海备耕忙》、《关注新农村》等专栏,因为突出了新闻特性做到了集中传播,所以都收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结合民生民利工程建设,我们推出了《关注民生民利暨棚户区建设》专栏,细致入微与舆论监督并重的报道方式,提升了市民素质,凝聚了建设决心,促进了政令畅通。

劳动经济学笔记篇4

关键词:财产权知识产权

一、引言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在其名著《经济学》第1}版fll中给经济学下的定义是:“经济学研究的是一个社会如何利用稀缺的资源生产有价值的物品和劳务,并将它们在不同的人中间进行分配”。显然,绝大部分知识是利用稀缺资源生产出来的有价值的东西。

但它通常既不是物品,也不是劳务。那么它与经济学是什么关系呢?现代经济学对知识产权尚无深人的研究,甚至未将知识作为一种产品纳入经济学研究的范围。

作为私有财产权,知识产权显然与经济学有关,也就是说,知识产权既是一个法学概念,又是一个经济学概念。事实上,由于知识产权的特殊性,仅在法学领域予以讨论已难以得出科学的结论。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德霍斯(diahos)教授指出:“在对知识财产进行哲学分析时,经济学理论是一种绝对不能忽视的重要资源”(21.但drahos主要是从成本效益的角度来看待经济学的作用的。

他写道:“经济学对于知识财产权的最终判断必须以成本效益核算的结果为基础”,“没有成本效益分析方法,知识财产将会是一个难以理解的制度”图。也就是说,drahos已经将知识作为一种不言自明的财产来看待,经济学只是成本效益核算的工具。但问题显然不是这样简单,因为知识产权和知识是否或何以成为经济学中的财产尚不清楚。

需要指出的是,在经济学中,人们往往省略了权(rift),而只谈论财产(p}p}ty)o这里的财产主要是指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而在法学领域,人们更多谈论的则是关于这些资源的权,但同样忽略了财产与财产权的区别。这从英文p}p}’一词既被翻译为财产,又被翻译为财产权即可看出。

受此影响,在知识产权领域,则有将ip(intellech}alp}l}n3’)与ipr(intellectualpropertyrift)混用的情况。例如日本和我国台湾常将知识产权称为知识财产、智慧财产。drahos教授也在其《知识财产法哲学》图一书中多次使用“知识财产”一词。

足见本领域将知识产权混同于知识财产的混乱局面。严格说来,财产、财产权、财产权客体等概念的含义是不同的。本文下一节将对这些概念进行详细分析。

由于经济学主要研究资源的配置问题,特别是有形①资源的配置问题,所以经济学中的财产主要是指有形的物质资源,而法学讨论的则是关于这些资源的权利。正如笔者在文中}1指出,在物权(有形财产权)这一特定语境下,经济学与法学是一致的。因为在物权领域,无需区分财产和财产权。事实上,在物权领域,财产和财产权不可分离,实际上是同义语。但在知识产权领域,这种区分却非常必要,因为知识产权之客体并不处于私有领域(参见笔者《知识产权客体的哲学基础》一文[fal),其配置方式与物权领域的财产完全不同。也就是说,在物权领域,由于财产与财产权永远被绑定在一起,经济学与法学之间存在一座天然互通的桥梁,但在知识产权领域,权利客体与权利却往往是分离的(参见笔者《知识产权客体的哲学基础》一文(al中的表1)。于是,简单地将物权领域的经济学理论套用到知识产权领域就不灵了。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汪丁丁曾谈到,他和香港的张五常教授多年研究知识产权之经济学,结果并不理想。

另一方面,法学家们简单地将物权领域的法学原理套用到知识产权领域,也出现了许多难以自圆其说的问题。其表现之一就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保护知识产权所持的显著不同的态度。例如,美国为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在国内法中设置针对进口贸易的‘`337特别条款“。美国商务部前部长古铁雷斯甚至认为:”对美国来说,保护知识产权不是一个可以谈判的问题;侵犯知识产权就是犯罪,也必须当作犯罪来处理“②。

换句话说,古铁雷斯要求动用刑法而不仅仅是民法来保护知识产权;相反,印度则对授权专利的保护做出限制。根据其专利法,印度知识产权局向印度专利权人发出了通知,要求他们以及被许可人须在2010年3月31日之前向印度专利局提供其专利发明在

印度的应用情况,否则将面临100万印度卢比(约合2.2万美元)的罚金以及专利强制许可令。如果提供虚假信息,则将面临牢狱之灾。可见,在知识产权领域,什么东西应当作为财产加以保护、如何保护以及保护到什么程度等问题一直争论不休,难以就法学所追求的公平正义达成共识。这与现代经济学的严谨和对基本理论的共识形成了鲜明对照。

事实上,在知识产权领域,经济学与法学相互分隔,成了彼此独立的孤岛,因此,有必要通过构建知识产权之财产权的经济学基础,在知识产权领域架起一座经济学与法学互通的桥梁。

本文将根据现代西方经济学最基本的概念一一边际效用价值一来讨论知识产权之财产权的经济学基础,阐明知识产权之财产权的概念内涵,弄清知识产权之财产权的来历,以阐明作为私权的知识产权如何建立在仅仅处于公有领域的知识或信息之上,从而明了知识产权及其制度的本质。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就不得不从经济学的一些最基本的概念说起。

本文所称知识产权将仅涉及财产权,不涉及精神权。

二、关于资源、财富、财产、商品、价值和财产权

本节标题中的这些概念早已被人们广泛使用,似乎其内涵早已为人们所熟知。但实际上,这些概念的真实或准确含义大有学问,并非人们想象的那么简单,甚至在学术界迄今尚未达成共识。按照本文自我设定的构建科学理论的目标,笔者将在本节对这些似乎普遍知晓但实际上模糊不清的概念进行探讨、阐述笔者的理解。需要说明的是,本节探论的这些概念仅限于经济学领域,并不一定适用于其它社会科学领域。但即使这样,对这些概念的见解也纷繁众多,各不相同,难以一一评述。为简单起见,笔者将不在本文综述他人的观点,而是直接提出见解。正确与否,请读者鉴别。

(一)资源

所谓资源,是指对市场主体(亦即经济利益意义上的民事主体,包括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有用(具有效用或使用价值)的事物。无用的事物不能成为资源。

例如,土地、阳光、空气、水、矿藏、能源、动物、植物、建筑物、工具、材料、汽车、飞机、食品、服装、烟草、药品、工艺品、可用于发电的风和潮汐、道路、空中航线、劳动者、以及其它对市场主体的生产和生活有用的事物,甚至作为建材的沙子,都是资源。但当我们在漫漫旅途中身陷广裹的沙漠时,周围的黄沙对我们来说毫无用处。这时,沙子就不再是资源了。当然,如果把沙看作土地,可以支撑我们的躯体,则沙漠中的沙也是有用之物,是资源。但这已经是在另一种意义上谈论沙子了。

应当指出,资源不仅限于上述有形之物,还包括劳动力(劳动者的体力劳动出力和脑力劳动出力)、劳动能力(个人的天赋、知识和技能)、人际关系(人脉和信誉)、有用信息(知识产权之客体)、特许专营权和专卖权(例如航线的专营权和烟草的专卖权),甚至包括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和法律制度及公共政策,因为它们都是有用的事物。这些有用的事物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都是无形的。我们可以将其称为无形资源,而前面列举的资源则是有形资源。

此外,市场也是有用的事物,因而市场也是资源,而且是非常有价值的资源,是市场主体一一尤其是跨国公司—激烈争夺的对象。市场是人们交换商品的场所。在现代社会,市场既是有形的,又是无形的。有形的市场包括百货商场、超市等;无形市场如阿里巴巴、当当网等各种虚拟的网上市场。事实上,即使是百货大楼这样的有形市场,也包含着自由流动的商家和消费者会聚于此这样的无形成分。如果某一天商家和消费者减少了,则同是这个百货大楼,市场价值将大减;

另一方面,网络等无形市场也包含着有形的成分。

例如服务器、接人网等有形资源。所以,市场通常既有形,又无形,很难将其绝对划人有形资源或无形资源。但在笔者看来,其无形成分更多,即无形的可以自由流动的商家和客户及其交易量是构成市场的主要成分。所以如果硬要划分的话,笔者宁愿将其划人无形资源,而将承载这个市场的物质载体(建筑和设备)从市场剥离开来,划人有形资源。

在日常用语中,市场还有另一种含义,即市场主体所占有的客户资源,也就是市场占有率。

本文中,市场和市场占有率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市场指的是交易场所;市场占有率指的是市场销售份额或客户资源份额。两者可分属不同的市场主体,都是有用的资源。市场有时是有形的,有时是无形的;市场占有率则肯定是无形的。

注意,以上笔者将权利(right,例如特许权)和权力(power或authority,例如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也列为了资源,因为它们也是有用的事物。显然,权利和权力是无形的。

需要说明的是,学界对劳动力有各种不同的解释。在许多文献中,对劳动力的解释有两种:一是具有劳动能力的人口,即劳动者;二是劳动者的劳动能力。但笔者认为在经济学的意义

上,这两种解释都是错误的,因为劳动力已经被约定俗成地作为商品对待(马克思即在《资本论》中将劳动力作为商品),如果劳动力是劳动者,则不可能是商品,因为在废除了奴隶制的现代社会,作为人的劳动者不可以买卖,因而不是商品。至于劳动能力,则绑定于劳动者,任何情况下均无法分离,当然也不可以买卖,故不是商品。可见,在认可劳动力是商品的前提下,劳动力不可能是人,也不可能是人的劳动能力。

在本文中,劳动者和劳动力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劳动者是具有劳动能力的人,是有形的;劳动力是劳动者的劳动出力,其有效的部分物化于有形的产品之中或蕴含于无形的服务或信息产品之中,是无形的。显然,劳动者与劳动力密不可分。

劳动经济学笔记篇5

让罪犯热爱劳动自食其力

在常人眼中,强制性劳动本就是国家对服刑罪犯进行改造的手段之一,是对其所犯罪行的一种惩罚,无酬劳动是“天经地义”的。然而,这种“天经地义”正在面临挑战。2003年4月,福建省率先在莆田监狱进行罪犯劳动报酬制度改革试点工作,5月在福建省监狱系统全面实行。按照这项新的制度,福建省监狱系统每月发放罪犯劳动报酬二百多万元人民币,每名参加监狱强制性劳动的罪犯可以根据劳动绩效获得十几元到三百元不等的劳动报酬。

这是继北京市2002年1月1日起实施《关于给予罪犯劳动报酬的暂行规定》以来我国执行罪犯劳动报酬制度的又一个省份。

安徽籍的一名孙姓犯人入狱已经3年多了,他至今清楚地记得第一次领到劳动报酬的日子。他说:“刚开始听说这事既好奇又怀疑,第一次拿到钱时十分激动,觉得难熬的监狱生活好像有点曙光了。”2003年10月,做车工的孙某拿到全大队最高“工资”267元。他的工作就是操作电动缝纫机,一天有五六百件衣服从他手上过。他告诉记者:“以前生活老是向别人伸手,觉得特别自卑。现在凭自己的劳动每月都有二百多元的收入,也不用向别人伸手,觉得自信多了。”

福州市监狱第五大队队长周华说:“我们拿出产值的4%发放罪犯劳动报酬,这里570多名犯人人均月报酬40多元。”

福州大学国际法研究所副所长黄辉说,犯人虽然被限制了人身自由,但其仍为国家公民,劳动应当获得报酬。如果不付报酬,则不利于培养犯人对劳动的感情。福州监狱副教导员陈友财认为,对参加劳动的犯人发放工资,可以矫正他们的恶习,培养他们热爱劳动的习惯,帮助他们克服不劳而获的思想,以便使他们刑满释放后能成为自食其力的新人。

给罪犯劳动报酬是法律的规定

联合国在《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第76条第一款规定:“对囚犯的工作,应订立公平报酬的制度。”我国法律对罪犯的劳动有酬制度也早有规定。我国劳动法第三条规定:“劳动者有取得劳动报酬的权利。”1994年12月颁布的我国监狱法第72条规定:“监狱对参加劳动的罪犯应当按照有关规定给予报酬,并执行国家有关劳动保护规定。”

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福建省开始着手调整监狱布局和监狱企业产业结构,将地处偏远的监狱搬迁到城市或交通便捷地,监狱企业经营也从过去的农业生产过渡到与地方经济发展相契合的服装、鞋帽等劳务加工。经过近10年的努力,福建省监狱系统的布局调整和产业调整目前已基本完成,监狱企业发展走上良性发展的轨道,酝酿已久的劳动报酬制度也终于能付诸实施了。

人性化管理提升了改造质量

福建省监狱实施罪犯劳动报酬管理8个月来成效显著,先后收到罪犯家属2000多封来信,盛赞这一深化人性化监管改造的新举。

福建省监狱内的服刑罪犯中大约有1/3来自贫困家庭。给狱中服刑的亲人每月接济一二百元,对这些家庭来说是一笔不小的负担。一些因没有家庭接济生活特别困难的犯人,为得到“经济援助”,被迫给那些经济条件好的犯人当“马仔”,替他们料理日常生活、完成生产任务,甚至充当他们的打手,严重影响了监管秩序。

劳动经济学笔记篇6

关键词:按劳分配;劳动量;劳动力价值;劳动力产权;劳动成效

按劳分配是我国大力倡导的分配方式,但其含义到底是什么,学术界却一直存在不同看法。对按劳分配的理解不同,所采取的具体分配方式便会出现差别,实施效果也会大相径庭。因而,正确理解按劳分配的含义是采取正确的按劳分配方式的前提。现对学术界常见的几种对按劳分配的理解及其实施效果作一简要评介,并据此提出自己的观点和主张。

一、关干学术界几种对按劳分配的理解及其实施效果的评介

学术界对按劳分配,主要有三种理解,它们是:

1、按劳动量分配论

这种观点来源于经典作家的论述,在学术界占主导地位。它认为按劳分配是按照每个劳动者向社会提供的劳动量(以劳动时间计量)分配个人消费品,实行等量劳动获得等量收益,即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动者不得食。这种分配方式不看劳动成效如何,而只看耗费了多少劳动时间,是错把耗费劳动量这个获得劳动成效的手段当成了目的本身,只看过程不看结果,故设有抓住分配问题的根本,舍本而取末。实行这种分配方式,不是“论功行赏”,而是“论费行赏”,不是鼓励降低劳动耗费,而是鼓励增加劳动耗费,必然导致出工不出力,使效率大大降低。时期,社员挣工分的作法早已证明了这一点。这种分配方式实际也难以操作,因按经典作家的论述,耗费的劳动时间应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而非个别劳动时间。但劳动者的个别劳动时间到底应换算为多少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谁都说不清,也不可能说清。传统作法多不看劳动能力的高低及劳动成效的好坏,各劳动者在同一个工作日一律算同样的工作量,如时期,每个成年男劳力每天都挣1个工分,每个成年女劳力每天都挣0.75个工分。这必然导致普遍的平均主义、大锅饭,挫伤劳动者,尤其是能力高的劳动者的积极性。

2、按劳动力价值分配论

这种观点较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比第一种观点进步。但它分配时只看劳动能力的高低而不看劳动成效的好坏,不知获得劳动能力是为了最终获得劳动成果,是错把可能当现实。仍没有抓住分配问题的关键。如果实行按劳动力价值分配的话,那劳动者只需努力提高自身的劳动能力即可,但是否实际从事劳动、劳动成效如何,反倒不重要了。请问,用工者会这样干吗?决不会的。用工者购买的是现实的或预期的劳动成效,决非仅仅是劳动能力;他购买劳动力是因为这是取得劳动成效的前提,如他不想取得一定的劳动成效,他才不会去购买什么劳动力。一个能力高强者被聘用后却闲着不干事,是典型的用工者只购买了劳动力却没有获得劳动成效。请问,用工者乐意如此吗?决不乐意!用工者决不会干不能获得劳动成效而仅凭你劳动能力高就付给你高工资的傻事。劳动力价值,按通行的说法,是由维持劳动力的生产和再生产所需要的生活资料的费用决定的,其中包括劳动者本人的培养、教育费用和维持其家庭成员生活的费用。如此,劳动力的价值在进入市场前就己经确定了,和劳动成效无关。如实行按劳动力价值分配的话,那么工资也是事先确定的,与劳动者付出的劳动不相关联,也即劳动者不管干多干少、千好干坏,工资都照拿不误。这必然会导致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的后果,严重挫伤劳动者的积极性。我国国家机关、事业单位职工的工资,就是事先确定的,工资的差别主要由学历和工龄决定,与劳动成效无关,实际即是按劳动力价值分配。我国国家机关之所以作风懒散、效率低下,和这种分配方式不无关系。因在工资收入固定的情况下,劳动者必然追求“闲暇最大化”[1];,而不是追求成效最优化、最大化。

3、按劳动力产权分配论

这种观点认为劳动力产权是指劳动者作为其劳动力的所有者时受益或受损的行为权,它至少应包括劳动者的(1)生存权和基本发展权;(2)维持劳动力再生产的权利;(3)劳动力自主支配权;(4)一部分剩余索取权。[2]按劳动力产权分配,也看不出分配所得与劳动成效有什么关系,尽管其提出者言可用劳动力产权来表示劳动力在生产过程中的贡献大小、在诸生产要素中的相对地位的高低[3],可从其对劳动力产权内容的具体论述,却看不出这一点,似又差不多回到按劳动力价值分配的路子上。按这种分配方式,决定分配所得的不是劳动成效的高低,而是劳动力产权的大小,似也难以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

二、按劳分配应当是按劳动成效分配

由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出,笔者主张,按劳分配应当是按劳动成效(即劳动的成果、效益)分配,因劳动而有成效方可进行分配,劳动若无成效便无从分配。

按劳动成效分配要求:劳动者分配所得应与劳动成效成正比,成效高则多得,成效低则少得,劳动而无成效则不得食;实行等效等酬,不同的劳动者,只要其劳动成效相等,分配所得就应相等,而不必管其耗费的劳动量是否相等。如,完成同样的工作,必是劳动能力高者耗时少,劳动能力低者耗时多,但因其劳动成效相等,分配所得就应相等,不能因其耗费的劳动量不同而使分配所得出现差别。实行这种分配方式,劳动者就会尽力提高劳动效率而降低劳动耗费,出工不出力的现象就会从根本上杜绝。

那么,按劳动成效分配,具体应如何操作呢?首先,要有一个权责分明的劳动成效评价机制;如果权责不明,功过无法判明,那么就无法对劳动成效作出准确评价,从而使劳动成效分配丧失前提。为此,必须做到,(1)单位间产权要保持清晰,决不能搞一大二公,因它会使产权模糊,无法判明各个单位的功绩,助长搭便车行为。在一大二公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想实行按劳动成效分配也是不可能的。因各行各业全国统收统支,根本无法对各个单位及其职工的劳动成效作出准确评价。(2)在管理上,权责划分应尽量具体,具体到每个人最好。这样,职工为增加收入就只得尽心尽力地工作。如果权责划分不具体,成会助长偷懒、搭便车的行为。但对职工劳动成效的评价,企业单位与国家机关、事业单位有很大不向,现分别加以探讨。

1、企业单位职工劳动成效的评价

因企业是挣钱谋利的单位,故企业职工的劳动成效归根到底都可用经济效益来度量。因而对企业单位来说,按劳动成效分配实际就是按职工为企业所取得的经济效益分配,多挣多得,少挣少得,不挣或赔则不得食。有的拘于传统观点,可能会指责说,按你这种分配方式,用经济效益表示的劳动成效使不是一个固定的量,而是受供求关系影响的,如此,便使等量劳动不可能取得等量收益,违背按劳分配的基本原则。笔者认为,这不但不是缺陷,反而是优点,可使劳动者瞄准行情,紧盯供求关系,使自己的单位劳动量获得最大的收益。它暂时虽使等量劳动不能获得等量收益,但从长远看,它会促进劳动力的流动,反会使能力相当的等量劳动的收益趋于均等。这种分配方式是和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分配方式,是通过市场调节而克服等量劳动不能获得等量收益而实现二者最终的统一,而其对劳动积极性的激发作用是远非致人出工不出力的按劳动量分配方式所可比拟的。企业要实行这种分配方式,必须建立产权清晰、权责分明的经济体制;否则,就无法对职工的劳动成效作出准确评价。实行按劳动成效分配,对厂长、经理来说,就是据其经营业绩确定其工资;对一般职工来说,计件工资制、利润分成制为这种分配方式的典型形式,计时工资创已是间接形式,但对那些程序性强的工作及劳动成果难以准确计量的工作来说,也是适宜的工资发放形式。这里必须注意,实行按劳动成效分配,虽也可预先确定工资额,但必须和劳动成效挂钩,最后可据劳动成效的高低作某些增减。万不能实行与劳动成效脱节的固定工资制,那会使工资的激励效应完全丧失。

2、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劳动成效的评价

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不是挣钱谋利的单位,职工的劳动成效无法以经济效益来度量,而只能按优劣划分为几个等级,来作一粗略评价。国家机关、事业单位职工的劳动成效,其数量不主要取决于职工自身,而往往主要取决于外部因素。如婚姻登记机关一天能办多少件婚姻登记,主要不取决于职工自身,而主要取决于前去办理婚姻登记手续的人数。因而,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实行计时工资制势不可免。因人的劳动能力不同,在一定时间内所取得的劳动成效也会出现差异,因而在实行计时工资制时,应将劳动能力按高低划分为若干等级,分别计酬。目前,我国国家机关、事业单位是按职务、职称、岗位、学历及工作年限将劳动能力划分为若干等级,是一种可行的办法。有的可能会说:这样做不是又回到按劳动量分配的老路上去了吗?具体作法确实相近,但含义却不同。按劳动成效分配论认为,之所以实行计时工资制,是因为劳动成效和劳动时间紧密相联,在劳动能力相等的条件下,必是劳动时间长则成效大,劳动时间短则成效小。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难以对劳动成效准确度量的情况下,也只能退而求其次,以劳动时间作为度量劳动成效的间接工具。但理由仍是取得了劳动成效,而非耗费了劳动时间。而按劳动量分配论则把耗费了劳动时间当成取得分配收入的根本理由,而不是把它当成度量劳动成效的工具,这就错把手段当目的,错把过程当结果。如某婚姻登记机关的职工值了一天班,却无一人前去办婚姻登记手续,在这种情况下,二者都同意给值班人员计工作量、付薪酬,但按劳动量分配论认为这是由于他耗费了劳动时间,而按劳动成效分配论则认为是由于他预防了前去办婚姻登记手续的人吃闭门羹,维护了政府形象。

按费动成效分配具有广泛的适用性,不管是企业单位,还是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不管是公有制企业,还是私有创企业、混合所有制企业,皆适用。有的可能会说,按照马克思的论述,按劳分配只有在全部生产资料归全社会共有、建立计划经济体制、取消商品经济的条件下才能实行,既然按劳动成效分配是按劳分配,那它也只有在满足上述条件下才能实行,而现在我国还存在私有制,并非全部生产资料归全社会共有;而且还在搞市场经济,故现在实行按劳动成效分配的条件尚不具备,无法实行。这里必须加以说明的是,马克思所说的实际是使按劳分配成为全社会唯一分配方式的条件,而非按劳分配得以存在的条件,而事物存在的条件和事物成为唯一存在的条件截然不同,万不可混同。笔者并不主张使按劳动成效分配成为全社会的唯一分配方式,只是主张它应成为对所有以劳动谋利者实行的分配方式,故它虽是按劳分配,但无需满足全部生产资料归全社会共有、建立计划经济体制、取消商品经济的条件,只要存在出工用工关系,劳动成效可以评价、度量,就可以实行按劳动成效分配。资本主义企业实行的泰罗制,其实就是名符其实的按劳动成效分配,自然也就是名副其实的按劳分配。

[参考文献]

劳动经济学笔记篇7

【关键词】企业宣传新闻报道

一、洞察全局,围绕企业“闪光点”选材做文章

发展是永恒的主题。没有发展,一切都是空谈。在突如其来的金融危机面前,拉动我国国民经济运行的外贸、消费、出口“三驾马车”同时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众多的民营企业连同国有企业经营举步维艰。

面对企业举步维艰的境地,记者和通讯员就必须进行“换位”思考,在诸多不利的环境与因素里,用科学发展观的思维和要求,用新闻工作者独特的视觉看待生活,积极寻找企业发展经营的“闪光点”,积极报道企业发展经营的“闪光点”,使广大职工树立战胜困难的信心和勇气,为企业共度难关提供强有力的舆论支持。如在1996年,笔者在韩城矿务局桑树坪煤矿宣传部时,当时煤炭企业经营面临困难,效益较差,职工人心涣散。围绕写出高质量的稿件鼓舞人心,我认真思考,采写了《创造活力之源》、《托起贫困矿工的期盼》、《寻觅新生之路》等文章,系统反映了矿经营集团如何破解发展难题,如何帮助困难职工自立自强的经验和做法,起到了较好的宣传效果。如在今年,面对新成立的神木煤化工产业有限公司如何应对金融危机的影响,围绕产业发展方向、公司职能定位及其经营战略,我先后撰写了《在困难与夹缝中生存》、《煤化工产业发展,一道似难易解的课题》、《春色满园关不住》等文章,在《陕西工人报》发表后,收到各方肯定。133229.com

二、选准切入点,让职工群众唱主角

企业越是困难,越要加强宣传思想政治工作。面对全球金融危机造成的企业经营阵痛,宣传思想工作者首要的任务就是要在深入开展形势宣传教育的同时,深入基层,深入一线,真正将镜头,将笔锋面对最广大的劳动者,突出宣传他们的感人事迹,让他们成为报纸、电台宣传的主角。因为,他们才是宣传报道永恒的主体。

多年来,我始终把企业宣传的主体对准基层、对准第一线的那些“最可爱的人”。如《陕西日报》、《陕西工人报》、《中国煤炭报》刊发的《执著铸辉煌》、《工人技师徐国代》等稿件,就是从不同的角度描写歌颂了全国煤炭系统工业劳模、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徐国代鲜为人知的奉献敬业精神和他感人至深的内心独白。《煤海恋歌》、《矿上包公》等稿件,则是歌颂了科技尖兵何国益和劳动模范姚俊强的感人事迹,激发了广大职工“学先进、赶劳模”的工作激情。《矿工张勇成为难不倒的维修大拿》、《30年风雨人生路》等稿件,记叙了矿工张勇等人不计个人得失,立足岗位,勇破技术难题的事迹。

三、审时度势,从抓焦点、热点、难点上下功夫

每一次新的社会变革,都会产生新的思想碰撞;每一次突发的金融危机,都会形成不同的关注热点。对于企业也不例外。因为,每个企业面对全球性的金融危机,都不可能独处其身。

面对金融危机对企业经营的影响,面对金融危机给新闻宣传报道带来的新的变革,如何在危机里增添新闻宣传报道独特的视觉,是我们新闻工作者必须破解的难题。首先,要破解的是纵横交织的不同矛盾体如何对待。此外,要破解的是东西方新闻思想、理念如何交融。如我采写的《打造诚信的金字招牌》,文章从市场并不可怕、市场是一个大课堂、市场是核心技术的竞争等方面,记述了合阳合亚达公司积极应对经济危机的思路和对策,达到了平中见奇的效果。如《面向市场的战略转移》、《兴办三产不可盲目决策》等文章,则是从经济发展规律、市场如何运作的角度,回答了企业应该如何应对挑战的现实问题。这些文章在《陕西日报》、《中国劳动报》等报刊发表后,同行们纷纷赞同说,“问题抓在了点子上,具有非常好的借鉴意义”。

四、要立意深远,从针褒时弊上选题下功夫

危机中的经济报道,是没有局限性的,可以采取不同的新闻体裁综合地、立体式地报道。否则,就不会收到好的宣传效果。

纵观今年内我国发生的一系列重大新闻事件,每次新闻报道都显示着不同凡响的思路和举措。如四川汶川大地震、山西黑砖窑事件、陕西的华南虎事件等等,媒体采取的宣传报道方式有图片、长篇通讯、报告文学、言论、评论等,可谓是“百花齐放”。这种立体式的宣传方式,所起的作用非常具有震撼力、感召力和战斗力。

对于困难企业的新闻工作者来讲,虽然平时难以经历宏大的事件,但却有专业记者们所不具备所的生活环境。因为我们身处基层,对事物的感性认识得天独厚,只要找准了视觉,掌握好了采写的角度、高度和深度,也会写出高质量的稿件。如笔者结合矿区“三乱”问题,撰写了《不妨也为煤炭企业立块盾牌》的言论。稿件从问题现象、管理者的忧思、管理对策等方面进行组稿,提出了治理矿山“三乱”问题的对策和思路。《比富要比出精神》一文,则是结合煤矿企业实际,针对高档消费、大吃大喝回潮等不良现象,以两个农民相互比阔,比出两所现代化的小学为由头,指出了当前社会上存在的不良现象,提出了应当倡导的社会主流。言论发表后,收到好评。

劳动经济学笔记篇8

一九六一年冬,民校开学了。来校学习的三十三名文盲中,就有二十六名是贫下中农,他们迫切要求学会记工帐、打算盘、看报纸。我们队十二名队干部,高小毕业的只有一人,他们也迫切地要求学习。生产队长刘爱明说:“咱只能实干,动不了笔杆,怎么能把工作做好呢?”这些情况,又使我进一步认识到,办民校就是帮助阶级弟兄从文化上彻底翻身,这是知识青年义不容辞的光荣任务。

听贫下中农的话

开办民校的消息传开之后。村里人们议论纷纷。贫农下中农非常高兴,他们说:有了文化就能握紧印把子了。地主富农分子却进行破坏活动,阻挠贫下中农报名参加,散布谣言说:“组织民校学文化能搞出个啥名堂!大学、中学、完小毕业都回家种地了,你们能学到啥?”听到这些话,我马上反映给党支部,党支部书记说:“你不要听他们叫喊,去找贫下中农,听他们的话,搞出个名堂来,让阶级弟兄都学上文化,握紧印把子,给阶级敌人看看!”听了支书的话,我马上去找贫下中农。老贫农、生产队长刘爱银说:“谁说民校学不了啥名堂。我一九五二年上民校认识了三百多个字,只要下狠心,坚持到底就能学好!”贫农子弟、初中毕业生刘树财和下中农子弟郑玉泉都积极支持我,表示要帮助我进行辅导工作。在党支部和贫下中农支持下,业余学校很快就办起来了。

开学后,有时我碰到困难就有点泄气。党支部发现后,及时教育我不要怕困难,要干一行爱一行,以“愚公移山”的精神办好民校,给了我克服困难的勇气。民校开办后,上学的人一天比一天多,可是有不少学员,没有课本、笔记本和笔,我就主动把父亲为我结婚准备的二十五元钱拿出来,又向亲友借了三十多元,到城里给学员买了课本、大楷本、作文本、毛笔等发给有困难的学员。生产队分配结算后,学员们都自动地把钱还给了我。

为了工作方便,我搬到民校去睡,没有火炉我自己盘,没有煤烧,我上窑担,学员们也帮我担。民校整理好了,学员一天天多起来。大家高兴地说:“屋暖灯亮,人满堂,学习情绪挺高涨;读书看报,写文章,真是农民的好学堂。”

边学边教

我的文化不高,又缺少教学经验,有些自己会的不一定是学员要求的,有些学员要求的自己又不会。怎么办呢?我采用了边学边教、先学后教的办法。

我在学校时没有练好毛笔字,起初在黑板上写字歪歪扭扭,批作业了了草草。我想:自己连字也写不好,怎能教好别人。为了练好毛笔字,我订了大楷本,天天写,天天练,毛笔字比前有了很大进步。

一九六二年冬天,我教初中班语文时,遇到了许多困难。如教《老山界》一课时,学员们问我“老山界”在什么地方?讲《长征》一诗时,学员们问我“磅礴”二字怎样讲?我都讲不来。一次我到公社开会,找到原来教我的一位老师,老师说:“不会就学,不懂就问,有什么问题,以后我帮助你。”从此以后,我一遇到难题,就去土沃中学(离我村五里路)请教老师;到公社开会时,我也带上课本,和老师研究。就这样,边学边教,教学质量不断提高。教完初中语文第一册后,得到了学员的好评。

一九六三年冬天,民校开设了珠算课,开始是会计上课我辅导,后来,会计搞年终分配,顾不上了,停教吧,学员热情很高,教吧,我自己不会乘除法,加减法也不熟练。想来想去,还是下决心学习。我就利用黑夜上罢课时间,一面帮助会计搞结算,一面学珠算,学记工账的方法。这样学了十几个晚上,终于学会了乘除法和记工的一些知识,担起了教珠算的任务。同时还和记工员研究采用了三对照的记工方法(即社员自己有记工手册,记工员有工分登记簿,作业组长有发工票登记册),解除了有些社员怕记错工帐的怀疑,提高了劳动积极性。

除了教课,我还组识村中回乡知识青年帮助一些家庭拖累多上不了民校的贫农下中农学文化。我自已包教老贫农刘太锁。他当选为干部后觉得学文化对掌握印把子是件大事,学习要求非常迫切,但由于年纪大学习起来很困难,有时教他一个字,十遍八遍也记不住。我就在他的锄头、铁锹、斧子等工具上写上字,白天和他一块干活教,晚上上完课到他家里教。一个月功夫他就认识了一百多个字。

村里的青年人爱唱歌,一九六三年领导号召大唱革命歌曲,青年们让我教他们唱,但我不识谱,哼起来不成调。我就请小学教师帮助我,我早晨早早起来,趁地里没人就大声练习唱,终于学会了唱歌,又教会了青年们。现在我们大队青年已经能唱四、五十个革命歌曲了。

教学与劳动两不误

我家四口人(我、母亲、妹妹、弟弟),我是家里的主要劳动力,我并没有因为当民校教师就少参加集体劳动。我觉得参加劳动是回乡知识青年的本分,不参加劳动就脱离了群众。一九六二年我做了三百零六个劳动日,一九六三年做了三百二十个,一九年到专区开了两次会,村中会议也比较多,但我仍然做了三百九十三个劳动日。一九六二年学员们要给我评教学工,我没有要,他们心里过不去,又要给我奖励。我说:我是青年团员,办民校是为了贫下中农文化翻身,掌握住印把子,不是为了挣工分。干革命,就不能计较个人得失,就得有牺牲个人利益的精神,大家把我评为“五好”社员,又评为模范教师,我感到这就是最大的荣幸,最大的报酬。有人会问,你白天劳动,晚上讲课,用什么时间来备课?开始,我也想,要备好课恐怕就得误点工。后来,我学习了雷锋在学习上的“钉子”精神,冬天就挤上罢课迟睡觉的时间,夏天就用少歇晌午或不歇晌午的时间。为了充分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我还做了一个备课袋,内装课本、学员作业、教学笔记、报纸,上地带到地头,开会带到会场,利用田间休息,会议前后等空隙,熟悉教材,批改作业,或者组织学员读报,温习功课。

劳动经济学笔记篇9

关键词: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古典经济学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在批判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基础上逐步建立起来的。在这一理论创建过程中,马克思(包括恩格斯)对古典经济学价值理论的认识是逐步深化的,但对这一过程学术界存在不同的理解。

一、1844年上半年马克思真的完全否定了古典经济学的价值论吗

马克思是在批判黑格尔法哲学理论的基础上,得出了不同于黑格尔关于市民社会和国家、政治、法律的关系的结论后,转向政治经济学研究。具体来说,马克思是在1843年到巴黎编辑《德法年鉴》时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当马克思开始初步研究政治经济学时,他对古典经济学的看法更多地受到了恩格斯的影响。

大约在1843年底或1844年1月,恩格斯将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以下简称《大纲》)寄给了作为《德法年鉴》杂志编辑之一的马克思。因而,在《德法年鉴》未出版之前,马克思就读到了恩格斯的这部著作,并做了详细的摘录。在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称恩格斯的这部著作是“天才的大纲”。后来,在1867年出版的《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再次援引了恩格斯的这本书。这些基本事实表明,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上的最初观点,包括他对古典经济学的最初态度明显受到恩格斯的影响。因此,我们有必要首先说明恩格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是怎样评价古典经济学及其劳动价值论的。

在19世纪40年代,无论是恩格斯还是马克思,他们用“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国民经济学”、“现代经济学”等不同术语指出的是所有的资产阶级经济学,他们都没有将“古典经济学”与“庸俗经济学”区别开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理论做出的评价达到怎样合理的程度,是衡量他们自己在政治经济学理论上达到什么水平的重要尺度。《大纲》对政治经济学评价的总体倾向是否定的。恩格斯之所以否定政治经济学,是因为他认为,“政治经济学没有想到提出私有制的合理性的问题”,从而在理论上是“诡辩和伪善”、“矛盾和不道德的”、“不老实”。由于恩格斯在总体上否定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因此他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价值论也给予了明确的否定。恩格斯在《大纲》中对英国人(亚当·斯密、麦克库洛赫、大卫·李嘉图)的“生产费用决定价值”的观点与法国人萨伊的“效用决定价值”的观点进行了双重否定,提出了“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的观点。恩格斯论证说:“价值首先是用来解决某种物品是否应该生产的问题,即这种物品的效用是否能抵偿生产费用的问题。只有在这个问题解决之后才谈得上运用价值来进行交换的问题。如果两种物品的生产费用相等,那么效用就是确定它们的比较价值的决定性因素。”恩格斯的这一观点是很模糊的,对“生产费用”(即生产中耗费的劳动)和“效用”与商品价值的关系,并没有提供一个清晰论证。不仅如此,恩格斯在对价值理论究竟是解决什么的这个问题本身的理解也是错误的。恩格斯在《反杜林论》(1876—1878年)中的一个小注中说:“在决定生产问题时,上述的对效用和劳动耗费的衡量,正是政治经济学的价值概念在共产主义社会中所能余留的全部东西,这一点我在1844年已经说过了(《德法年鉴》第95页)。但可以看到,这一见解的科学论证,只是由于马克思的《资本论》才成为可能。”恩格斯在《大纲》中关于效用和生产费用的理解主要是针对“决定生产问题”的,而事实上,古典经济学的生产费用或劳动价值论主要不是解决这个问题的,而是解决商品交换规律的。正是出于对古典经济学的价值论的一种误解,从而使恩格斯完全否定了生产费用价值论:“抽象价值以及抽象价值是由生产费用来决定的说法,都只不过是一些抽象的不实际的东西。”在关于价值与价格关系的理解上,恩格斯更是提出了错误的看法:“作为基本东西和价格泉源的价值倒要从属于它自己的产物——价格了。”

总体上看,恩格斯的《大纲》虽然在某些方面提出了超越古典经济学的创见,但必须承认,这是一部不成熟的著作。1871年4月13日,恩格斯在给李卜克内西的信中说:“现在把《德法年鉴》上我的那篇旧文章重新刊登在《人民国家报》上是无论如何不行的。这篇文章已经完全过时,而且有许多不确切的地方,只会给读者造成混乱。加之它还完全是以黑格尔的风格写的,这种风格现在也根本不适用。这篇文章仅仅具有历史文件的意义。”1884年6月26日恩格斯在写给叶·埃·帕普利茨(她写信给恩格斯,打算把恩格斯的《大纲》翻译成俄文)的回信中说:“虽然我至今对自己的这第一本社会科学方面的著作还有点自豪,但是我清楚地知道,它现在已经完全陈旧了,不仅缺点很多,而且错误也很多。我担心,它引起的误解比带来的好处多。”没有谁比恩格斯对自己的《大纲》所做的这种评价更准确和实事求是了。如果有人过高地评价恩格斯早年提出的“价值是生产费用和效用的关系”的观点,甚至把它作为论证效用价值论的依据,那就是对恩格斯的明显误解甚至是故意曲解。

马克思最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不仅受到恩格斯的影响,而且在观点上也直接受到恩格斯的影响。像恩格斯一样,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经济学也是基本上持否定态度的,这一点首先表现在马克思的第一个政治经济学研究成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关于“国民经济学”,马克思认为,“国民经济学从私有财产的事实出发,但是,它没有给我们说明这个事实……它把私有财产在现实中所经历的物质过程,放进一般的、抽象的公式,然后又把这些公式当作规律。它不理解这些规律,也就是说,它没有指明这些规律是怎样从私有财产的本质中产生出来的。国民经济学没有给我们提供一把理解劳动和资本的分离以及资本和土地分离的根源的钥匙。”可以看出,马克思和恩格斯一样,确认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以私有制为基础。他们之间的区别在于,恩格斯批评政治经济学没有说明私有制的合理性问题,而马克思则批评政治经济学没有说明私有制是如何产生的问题。无论马克思是否最终解决了这个问题,单就问题的提出本身来说,马克思在理论上比恩格斯更进了一步。恩格斯提出问题的方式,更多地带有费尔巴哈的痕迹,而马克思提出问题的方式,更多地显示了一种历史的、理性的眼光。

马克思指出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在方法论上的错误,他说:“我们不像国民经济学家那样,当他想说明什么的时候,总是让自己处于虚构的原始状态。这样的原始状态什么问题也说明不了。”马克思提出了自己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我们从当前的经济事实出发吧”。而资本主义最主要的“经济事实”就是劳动与财富的对立及由此而产生的两极分化问题。马克思在此概括的资本主义“经济事实”与恩格斯在《大纲》中所说明的“事实”也是惊人的一致。不同的是恩格斯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竞争来解释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而马克思则集中分析了资本主义中的“劳动异化”。马克思提出异化劳动理论,试图回答和解决私有制的产生问题。在马克思看来,起初是异化劳动产生了私有财产,然后,私有财产进一步产生了劳动异化。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像恩格斯一样,马克思在手稿中对古典经济学基本是持否定态度的,但我们看不到马克思直接评述古典经济学的价值理论的任何文字。因此,并不能以这个手稿为直接依据来说明马克思在那个时候对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的态度。要了解马克思在1844年上半年对劳动价值论的态度,只有通过考察马克思的《巴黎笔记》中的其他文本才能找到直接依据。恰好在这一点上,国内外学者存在不同看法。如,前苏联的经济学说史专家卢森贝及我国的马健行、郭继严教授认为,马克思在笔记中“实际上”是否定了劳动价值论;而前苏联阿·伊·马雷什则认为,马克思并没有完全摒弃劳动价值论。

全面地分析马克思所做的评论可看出,马克思对斯密、李嘉图、萨伊、麦克库洛赫等经济学家观点的评论存在许多模糊地方。在价值理论方面,马克思虽然既不完全同意李嘉图的生产费用理论,又不赞成萨伊的效用理论,但这不表明马克思完全否定李嘉图的价值论。马克思所不同意的是李嘉图将“生产费用”与“产品价格”完全等同的观点。马克思确实提出过这样的观点:“价格由竞争决定=价格是偶然的。”但这一句话显然不能成为马克思全盘否定生产费用价值论的依据,因为说供求关系决定价格是一码事,而说供求关系决定生产费用则是另一码事(马克思没有这种说法)。同样,从总体上否定古典经济学,同全盘否定古典经济学的价值理论,也并不是一码事。因此,马克思在1844年上半年对古典经济学的价值论的态度是模糊的,可能更加符合马克思在那个时候的理论认识的实际。这一点恰好是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同一问题认识上的区别。

二、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真的“接近劳动价值的理论”吗

1844年9-11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写作了《神圣家族》。在谈到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把私有制当作基本前提而产生的矛盾时,马克思说:“最初,价值看起来确定得很合理:它是由物品的生产费用和物品的社会效用来确定的。后来却发现,价值纯粹是偶然确定的,它无论和生产费用或者社会效用都没有任何关系。”这表明,马克思在这里存在一个误解,他把恩格斯在《大纲》中提出的商品价值由“生产费用”和“效用”共同决定的观点当成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看法。在后面的论述中,马克思又说:“生产某个物品所必须花费的劳动时间属于这个物品的生产费用,某个物品的生产费用也就是它值多少,即它能卖多少钱(如果撇开竞争的影响)……”。蒲鲁东把劳动时间当作工资和规定产品价值的度量,马克思认为蒲鲁东的这一观点是“正确”的,并且把它同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的这样一个观点相提并论:“在私有制确立以前,也就是在不存在私有财产的条件下,劳动时间曾经是工资以及与工资尚无区别的劳动产品的价值。”马克思还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在直接的物质生产领域中,某物品是否应当生产的问题即物品的价值问题的解决,本质上取决于生产该物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因为社会是否有时间来实现真正人类的发展,就是以这种时间的多寡为转移的。”“甚至精神生产的领域也是如此”。

马克思对价值理论所要解决的问题的看法同恩格斯在《大纲》中的看法完全一样,即把价值问题理解成了“物品是否应当生产”的问题。正如在上面我们评论恩格斯的相同观点时所指出的,马克思这样来看待价值问题并没有接近劳动形成价值的观点。如果认为马克思的这一观点是“接近”劳动价值论了,那么我们就得承认恩格斯在《大纲》里也是接近劳动价值论了。显然不能做出这样的结论。因此,列宁认为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接近劳动价值论了”③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在写作《神圣家族》的时候,马克思还处在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中,由此必然造成他对商品价值问题的理解也是不成熟的,有时甚至是不正确的。

三、马克思对古典经济学及其价值论的真正肯定

在写作《神圣家族》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之间的时间里,马克思在布鲁塞尔又阅读了大量的经济学著作,并写下了大量的笔记,连同马克思后来写的一些笔记,合称“布鲁塞尔笔记”。其间,马克思写作了《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文(马克思生前并未发表,保留下来的文稿也有残缺)。马克思对李斯特歪曲“国民经济学”的一系列做法都给予了批判,从而表现了马克思对“国民经济学”即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明显的肯定态度。此外,马克思还明确指出:“像经济学这样一门科学的发展,是同社会的现实运动联系在一起的,或者仅仅是这种运动在理论上的表现。”毫无疑问,这是他把已经形成的唯物主义思想自觉地运用于政治经济学理论评价的重要表现。

1845年9月一1846年4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合作撰写了《德意志意识形态》,它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形成所具有的重大意义首先表现在方法论上。正是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确立使马克思后来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具有了科学的理论基础、明确的研究对象和思路,从而取得了快速的进步。同时,《德意志意识形态》真正标志着马克思对古典经济学及其价值论的明显的肯定。关于商品价值的观点,马克思明确提出:“在竞争的领域中面包的价格是由生产成本决定的,而不是由面包师任意决定的……金属货币的价值也完全是由生产成本即劳动所决定的”。马克思所说的“生产成本”是指生产某种商品所花费的劳动,不过马克思并没有对此展开论述,但在理论观点上,马克思毕竟在实际上开始承认了古典经济学的劳动形成商品价值的看法。

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已阐明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从而使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认识获得了快速进展,这种飞速的进展首先表现在马克思于1847年7月出版的批判蒲鲁东的政治经济学观点的《哲学的贫困》一书中。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上的一系列正确看法的形成,包括他对古典经济学的价值论接近正确的看法,正是从这部著作开始的。马克思在这部著作中第一次将经济学家划分为“宿命论学派”(包括古典派和浪漫派)、“人道学派”、“博爱学派”等,并且对李嘉图的理论特别是他的价值理论进行了大体正确的评价。马克思在批判蒲鲁东的所谓“构成价值”理论时明确指出:“李嘉图已科学地阐明作为现代社会即资产阶级社会的理论,……李嘉图及其学派在很早以前就提出作为二律背反的一方面即交换价值的科学公式,……”“在李嘉图看来,劳动时间确定价值这是交换价值的规律,……李嘉图的价值论是对现代经济生活的科学解释,……李嘉图从一切经济关系中得出他的公式,并用来解释一切现象,甚至如地租、资本积累以及工资和利润的关系等那么骤然看来好像是和这个公式抵触的现象,从而证明他的公式的正确性;这就使他的理论成为科学的体系。”马克思同意李嘉图对斯密二元价值论的批评(斯密时而认为劳动时间是价值的尺度,时而认为“劳动价值”是价值的尺度),断然指出,“像任何其他的商品价值一样,劳动价值不能作为价值尺度”。马克思还讨论了形成商品价值的劳动时间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及商品价值变化的一般趋势问题。他认为,“任何一种新发明,只要能在一小时内生产出过去两小时才生产的东西,都会使市场上所有这一类的产品跌价……竞争实现了产品的相对价值由生产它的必要劳动时间来确定这一规律。劳动时间成为交换价值的尺度这一情况因而也就成了劳动不断跌价的规律。不仅如此,跌价的不仅是运到市场上去的商品,而且连生产工具以及整个企业也都在内”。可以看出,马克思几乎已经揭示出了单位商品的价值量与劳动生产率成反比的规律,并且正确地认识到商品价值的形成并不只是生产过程的事情,而是由“竞争实现的”。但另一方面,马克思在说明“必要劳动时间”时说:“一种东西的价值不是由生产它的时间来确定,而是由可能生产它的最低限度的时间来确定。”马克思解释说:“因为最便宜而效率又最高的生产工具可以无限增加,而自由竞争必然产生市场价格,就是说,产生一种一切同类产品的共同价格。”显然,这一看法并不是完全正确的,它与后来马克思进一步表述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概念还有一定的距离。

列宁认为,《哲学的贫困》是第一批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之一,这个看法是正确的。1880年再版这部著作时马克思说:“在该书中还处于萌芽状态的东西,经过二十年的研究之后,变成了理论,在《资本论》中得到了发挥。所以,阅读《哲学的贫困》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8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可以作为研究《资本论》和现代其他社会主义者的著作的入门,……”虽然这只是一部论战性的著作,但马克思的这部著作确实已论及后来在《资本论》中详细讨论的大部分问题。

四、马克思对劳动价值论的初步运用

1847年12月下半月,马克思在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协会做了几次政治政治经济学的讲演,根据这些讲演的部分内容,马克思于1848年写作了《雇佣劳动与资本》,这是马克思开始运用劳动价值理论说明资本与劳动的关系的第一个文献。马克思首先说明了工资是什么,他认为,工人出卖的是“劳动”,工人的“劳动”是商品。既然工人的劳动是商品,那么“商品的价格是怎样决定的呢?”马克思说,“它是由买主和卖主之间的竞争即供求关系决定的”,而且他认为决定商品价格的竞争还包括买主之间及卖主之间的竞争。接着马克思问:“那么供求关系又是由什么决定的呢?”他认为,“供给和需求的波动,每次都把商品的价格引导到生产费用的水平”。“只有在这种波动的进展中,价格才是由生产费用决定的,……”而且马克思指出,经济学家们认为平均价格等于生产费用的观点是错误的,他正确地指出:“商品的实际价格始终不是高于生产费用,就是低于生产费用;但是,上涨和下降是相互抵消的,因此,在一定时间内,如果把工业中的资本流入和流出汇总起来看,就可看出各种商品是依其生产费用互相交换的,所以它们的价格是由生产费用决定的。”可见,马克思已经开始把竞争和供求关系理解为商品价值形成的机制了。然后,马克思运用生产费用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进一步分析了工人的工资即“劳动本身的生产费用”是怎样决定的问题。他继续沿袭了“最低工资”的观点,认为“工人的劳动的价格是由必需生活资料的价格决定的”,“这样决定的工资就叫做最低工资”。马克思基本上正确地理解了构成工资的三个部分:即维持生存、受训练和延续后代的费用,而且正确地认为单个工人的工资是随着供求关系的变动而变动的,只是从总体上来看工资是由生产费用决定的,这就等于把作为范畴的工资与实际的个别工资区别开来了。不仅如此,马克思还进一步区分了“名义工资”与“实际工资”,并提出了“相对工资”和“比较工资”的概念,即同资本家的利润相对比的那种工资,并提出了“工资和利润是成反比的”看法,由此得出结论说:“资本的利益和雇佣劳动的利益是截然对立的。”后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进一步阐明了工资与剩余价值的更为复杂的关系。

劳动经济学笔记篇10

关键词:宏观调控政策探讨

中图分类号:F120.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09)08-039-02

笔者建议,目前我国宏观调控政策应改变传统的调控总量,将调总量向调结构过渡,向财政政策调控过渡。

2004年,甚至是2003年6月到现在,这几年期间,主要就是依靠货币政策来调控总量。因为货币政策的特点,只能调控总量,调不了结构,所以是一刀切,搞不好就要错杀。股市里有错杀,宏观经济也有错杀的。比如一些经营得比较好、比较有效益的企业也被错杀了。

另外,我们主要依靠货币政策,货币政策调控经济是间接的,不是直接的。所以调了这么长时间,调了几年,我们政策是越收越紧,货币政策有效性存在一些问题。而现在国民经济运行主要的问题是结构问题。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经济的深层矛盾不断地外在化,不断地暴露出来,越来越明显。所以在我们现在的经济生活中,到处都体现着两难的状态,到处都是互相矛盾的东西并存。比如现在最大的结构问题,就是滞胀并存。在通货膨胀的同时,也存在着生产停滞。货币政策再收紧也调节不了滞胀并存。

还有很多的结构问题。比如,我们现在经济总量在不断地增长,投资规模在不断地扩大。可是与此同时,我们劳动力失业的绝对值也在不断地增加,这个用经济理论是没法解释的。经济总量的扩大,投资项目的充分扩张,有利于就业。可是我们现在失业的绝对值在增加。失业的增长率也较高,但是基本还算比较平稳,失业增长率是一个重要的经济数据。在发达国家,这个数据是非常重要的,它直接代表着经济发展的状况。经济衰退,失业增长率必然就会提高;经济发展,失业率就会降低。这是个非常重要的数据,这个数字甚至可以跟通货膨胀并列。

西方有一个菲利浦斯曲线,纵向坐标代表经济增长,经济增长用失业率来代表,横向坐标是通胀率。菲利浦斯曲线说明什么问题呢?就是说,如果出现了通货膨胀,只要超出了安全区,比如5%的安全区,增长5%是安全区。那么,通货膨胀通过了5%,出现了通胀的问题,就有可能用扩大失业为代价来抑制通胀。也就是通过抑制经济增长为代价,来抑制通货膨胀。如果失业率太高了,突破了安全区,就适当增加通胀来抑制失业。这就是菲利浦斯曲线。菲利浦斯曲线最起码可以证明一点,比如沿着四角曲线往上走的话,证明了失业率和通胀率可以同时增长,二者是并存的。通胀率和失业率,也就是经济增长的比率,二者是可以同在的。

我们国家从1996年至今,其实一直存在着滞胀并存。为什么恰好是结构性上涨呢?有的商品价格在上涨,出现了通胀问题,但是与此同时,还有很多价格在下降。为什么会下降?说明供大于求,卖不出去。这两种反常的现象在当今的中国社会实际上已经出现了,这种滞胀并存的两种现象已经存在了,所以它是一个很大的结构问题。

就业率、失业率实际上在西方国家集中表现为生产的发展和停滞,所以这个指标非常重要。但是在我国,失业率是由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来统计的。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统计的失业率是什么呢?是登记失业率。

什么叫登记失业率呢?就是本来有工作,忽然失业了。或者中学毕业、大学毕业,根本没找到工作,你还有一点意识,就是到了当地劳动部门要求找工作,劳动部门给你发了一张表,你填个表,登记了,统计上去,这叫登记失业率。所以登记失业率比实际的失业率可能相差很大。那么这个登记失业率,依据人力与社会保障部最近公布的数据,是4%。实际的失业率可能已远远高于这一数据,而且还没有算上农村潜在的失业率。马克思分析过失业,农村潜在失业数量也非常大,这个我们还没有统计结果。所以经济高增长投资不断扩大,全国都是工程项目,但是我们现在绝对的失业人口还在增加,这个在理论上简直没法解释。

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两种互相矛盾的现象并存。所以有争议。中国最大的经济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人口问题。十多年前,美国说,一年就生出来一个澳大利亚。人口问题相当巨大。每年新生儿现在还1000多万,都要吃饭,都要受教育,长大了都要工作,工作以后都要结婚。这个就业压力是相当大的。经济再发展,投资项目再扩张,赶不上人口的增长,赶不上就业需求的增长。所以现在一些大学生毕业就是失业。以前有一句话:中国劳动力丰富,劳动力廉价。我们认为是自己的优势。为什么劳动力廉价?因为是大量低素质的劳动力,每年大量供应的都是低素质的劳动力,而新开工的项目需要高素质的人才。所以我们劳动力的结构也有很大的问题。由于教育水平上不去,劳动力素质很低,符合不了新的投资、新的项目的需求。别看经济这么增长,项目投资这么扩大,可是失业的绝对量增加。所以这些互相并存矛盾的现象,从教科书上也没法解释。

因此现在主要的经济问题是结构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总量问题。而我们宏观调控几十年一贯制,一声令下,习惯上搞集中统一,调总量,齐头一边切,几十年习惯是这样。现在看来,这种宏观调控是跟不上形势发展的需要了。

而且,中国最大的经济问题是人口问题。我们现在的人口问题就面临着巨大的压力。由于中国人口太多了,出生率太高了。从1976年开始就实行了独生子女政策。1976年的独生子女现在早就结婚了,都有孩子了。长期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客观地说,现在不执行还不行,人口稍有放松,出生率立刻就提高。但是长期实行独生子女政策,也有很多问题,笔者只讲一个“421”的家庭结构。

长期实行独生子女政策,这个非常典型。倒金字塔,能稳定吗?“421”,4是爷爷、奶奶、姥爷、姥姥,四个老头老太太,2是父母,1是小皇帝,或者小公主。“421”的家庭结构,六个老头老太太围着一个小皇帝转。四个老老头老太太,两个小老头老太太围着一个小皇帝转。所以这个小皇帝性格如何都成问题,而且小皇帝从小没人陪他玩,在老人哄着、捧着下长大的。这个小皇帝或者小公主现在已经长大了,就算他(她)就业了。就业了,也挣了钱,买了房子。现在俩人结合了,组成了一个小家庭,要负担12个老人的包袱。都要他(她)承担,负担得有多重?

这种“421”的家庭结构急剧导致中国人口老龄化。一个国家人口密度老龄化,就退步了,就不可能发展,社会负担在急剧增加。而在这种人口迅速老龄化的现实面前,我们做好准备了吗?没有做好准备。

到一个城市,你会发现,这么多的老人,连可娱乐的地方都没有,只好跑到马路边上下象棋。他没地方去,没有场所能容纳他。要不就跑到立交桥下面跳交谊舞,根本就没有场所。更不用说老人都要生病,看病怎么看。再老一点,到哪养老去?现在叫空巢家庭,子女们和父母们都不住一块,空巢家庭,父母谁来照顾?都是问题,问题相当大。但是很可能未来一个朝阳产业,是夕阳红产业,可能是朝阳产业。如果谁有钱,有识之士在这方面投资,在郊区建几所养老院,给老人关照,而且房产置换,老人在此租租房子,产权置换,其实不用你花什么钱也是合适的,老人还养起来了,这个产业也许是个很好的产业。

另外,这一轮的宏观政策存在着一些问题。连续五年,我们主要是动用货币政策调控,而财政政策没发挥应有的作用。货币政策多了,它的特点是调总量,不能调结构。区别对待,最能够实现区别对待、有保有压的,是财政政策,而不是货币政策。

所以,笔者建议,应该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调。为什么宏观调控五年了,流动性过剩反而越来越严重呢?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过多地运用了货币政策调控。而货币政策重点在于调价,没有调量。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货币政策越收紧,流动性过剩的问题越严重,调错了方向。

为什么如此?因为笔者认为,流动性过剩主要的问题是资金过剩。为什么货币政策越调控,流动性过剩的问题越严重呢?道理很简单。我们提高存款利率,起什么作用呢?加速把社会的资金流入银行。这很简单,谁都能看得清楚。提高贷款利率是进一步限制了银行的贷款。大量资金流进去了,而贷款又受到限制了。资金能不积压吗?能不过剩吗?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同时也加剧限制了商业银行贷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