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体制篇1
关键词“9．11”事件
国际经济制度
全球化
经济衰退
2001年9月11日清晨，美国的经济与文化中心纽约市受到恐怖主义组织的突然袭击，象征美国经济实力与繁荣的世贸大楼双塔完全倒塌，数千人在这次事件中遇难。骇人听闻的恐怖主义袭击给美国经济带来沉重的打击。美国经济也从2000年第四季度开始的增长减速演变为正式的衰退。随着美国经济走向衰退，世界经济的增长失去了前进的火车头，整个世界经济也随之趋于衰退。世界经济的衰退虽然对中国的经济增长产生某些不利的影响，但同时给中国经济的发展提供新的机会。
一、现行的国际经济制度安排是否还可行
(一)国际经济制度安排的不同观点
国际经济制度安排是一个涉及全球化利益和成本如何进行分配的关键问题。对国际经济制度的安排一直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主要有：自由主义、经济民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三种。
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自由主义观点是市场导向的。其理论基础为比较优势论。自由主义学派认：为贸易与经济交流是国际和平关系的源泉，由于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有着各自独特的比较优势，只要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进行自由贸易，就能扩大生产边界，达到更高的效用曲线，实现双赢。但是自由贸易的推行需要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因此，在国际经济制度安排上，自由主义学派是欢迎霸权的。因为在霸权体制下，霸权国家有能力维护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稳定，创造一个和平的、适于经济发展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
一般而言，充当霸主的国家需要具备如下条件(吉尔平，1989，中译本)：必须具有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必须提供霸权体制正常运行必需的国际公共品，如开放的贸易体系和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等。对霸主国家来说，虽然可以通过生产这些国际公共品而获利，但同时也要付出成本。因此，霸权国在生产国际公共品时，能否保持成本小于收益以形成盈利是这一体制得以持续运行的一个重要条件。同时，只有当霸权国与非霸权国达成共识、认同这种制度安排时，霸权国家才能得到广泛的支持，而这必须以霸权国家创建的自由主义的国际经济体制能够给所有参加这个制度体系的国家带来利益为前提条件。但是，实际经验告诉我们，这种以霸权主义为内核的自由主义理论是有缺陷的：一方面，它人为的割裂了经济与社会其他方面的联系，并把现存的社会政治结构看成为既定的，并经常忽视经济活动后果的道义和平等问题；另一方面，作为其理沦基础的比较优势理论并不考虑来自于需求方面的约束。很多发展中国家按照比较优势理论参与国际分工的结果，时常出现贫困的增长，原因就在于从供给角度看是具有比较优势的分工，由于国际市场有效需求不足，以及由此造成的贸易条件的恶化，反而变得无利可图。自由主义理论在战后美国建立的霸权体制中得到确认。随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贸总协定和世界银行的先后启动，这一制度安排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
经济民族主义经历了多次变革，从重商主义、中央集权下的经济统治论、保护主义、德国历史学派直至今天的新保护主义等等。在这些理论中最值得重视的是沃勒斯坦提出的“世界体系理论”。该理论的价值观显然是属于经济民族主义的，反对的是罗斯托提出的“经济现代化理论”。罗斯托的现代化理论认为，各国经济增长大体要经历传统社会、为起飞创造条件的阶段、起飞阶段、向成熟推进的阶段和高额群众消费阶段五个阶段。并由此得出世界经济发展是线性的、同质的，而发达国家的现在就是发展中国家的未来这一武断的结论(rostow，1960)。
与罗斯托不同，沃勒斯坦认为当今世界体系分为三个部分：中心地区、边缘地区和半边缘地区。处于世界中心地区的核心国家垄断了先进的生产技术，生产的是具有垄断利润的“高科技”产品，而边缘国家只能生产技术含量低，从而利润也较低的产品(wallerstein，1974)。这种不平等的国际分工自然会使两者处于不平等的地位；首先，由于发达国家在技术上处于垄断地位，而发展中国家生产的大都是农产品和初级产品，因此发达国家在产品的定价上处于优势地位，结果在贸易中，利润是流向北方的。再从发展中国家的内部经济结构看，受国际分工的制约，它们重点发展的只能是农产品和初级产品，这就会导致国内资源被集中配置在这些部门，从而不利于其他产业的发展，结果往往是这些国家的工业化发展过于缓慢。其次，国际投资大都集中在发达国家，而远离利润和安全都不如发达国家的发展中国家。剩下的为数不多的流入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也大都集中在出口部门，这加重了作为被投资国的发展中国家经济结构与社会结构的二元性。并且，投资所得利润和利息最终还是流向了发达国家。据此，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认为，在资本主义统治世界经济的今天，世界各国并不是处在一个你追我赶的、线性的现代化发展的轨迹中，而是处在一个发达与不发达矛盾、对抗与持续冲突的“结构”中。在这种结构中，一部分国家的不发达恰好是由另一部分国家的发达造成的。因此，只要这个体系的结构不变，处在边缘的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前景就不会好。其隐含的政策结论也是显而易见的：不发达国家应当尽快脱离由发达国家建立和控制的这种不利于自身发展的世界经济体系，寻求独立自主的经济发展模式。正是这种政策思想导致丁“进口替代”发展战略的产生，并在许多拉美发展中国家得到广泛的运用。但是，“进口替代”发展战略实践的效果并不理想，在许多采取这种发展战略的国家，经济不仅没有获得发展，反而引发危机。实践的失败意味着理论的危机，表明建立在经济民族主义基础上的“世界体系论”并不是对经济自由主义的有效替代。那么，导致它们发生危机的原因究竟何在?简单地讲，拉美国家在采取“进口替代”发展战略主动退出世界市场体系的同时，严重地破坏了国内的市场机制，因为，“进口替代”在本质上是“反市场”的。由此可见，极端的经济自由主义是不可取的，而极端的经济民族主义更加不可取。
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受到三条不可抗拒的经济规律的支配(吉尔平， 1989，中译本)：首先，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不平衡的，这就否定了萨伊定律。萨伊定律认为，供应会自动创造需求，因此供应和需求一般而言是相互平衡的。而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必将导致商品生产过剩的危机，因此，资本主义的市场结构必定是失衡的。其次，在资本主义体制下，伴随着资本集中和积累而来的，是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和失业的增加，结果将会出现资本这一极财富积累和劳动这一极贫困积累的后果。最后，在资本积累规律的作用下，利润率是不断下降的。随着利润率的下降，资本主义最终会找不到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而走向终结。
在国际经济制度安排上，对发达国家主导的自由贸易体制，马克思主义同样持否定态度，认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全球扩张的确推动了世界文明的发展，但这种发展是不稳定和不平衡的，而各国发展的不平衡最终将导致帝国主义战争。马克思主义的这一预言不断地被后来的世界大战和局部战争所证实。但是，马克思主义在批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产生的消极后果的同时，也未能找到有效的替代方案。目前市场经济体系正在世界范围内盛行。
(二)现实的制度安排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各国都认识到经济自由化是一个双赢的过程，因而自由主义理论成为国际经济制度安排的主导理论。从1948年关贸总协定生效开始，关贸总协定成员国先后进行了八轮谈判，大大促进了贸易，以及与贸易相关的投资自由化。当然，这一体制是在美国主导下建立起来的，因此，美国成为这一体制最大的受益者。在这一体制的发展过程中虽然发生过多次危机，比如石油危机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等，但至今仍然是世界经济基本的制度安排。前苏联的解体和因特网技术的发展，更是把这一制度推向全球，从而掀起经济全球化的浪潮。
(三)“9．11”事件对国际经济制度的影响
从表面看，“9．11”事件是针对美国的，但实际是针对以美国为霸主的现行国际经济制度的。现行的国际经济制度是在美国的领导下建立起来的，迄今为止，美国一直是这种制度安排的最大收益者。在这种情况下，处于边缘化和贫困化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选择美国作为打击对象是合乎逻辑的。直接针对美国的恐怖主义袭击是残忍的，并且也不大可能达到发动这一袭击的人所要达到的目的。但它对现行国际经济制度安排提出了警告，那就是不能带来全球共同富裕的国际经济制度安排一定是不稳定和不安全的，因为在这样的制度下，种族矛盾与种族冲突将是不可避免的(塔勒比，2001)。因此，不管美国在阿富汗采取的打击恐怖主义的战争能否取得成功，现行的国际经济制度安排必须进行改革。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认为“9．11”事件会对国际经济制度的未来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假如国际社会不采取有效的改革措施，那么纯粹的军事打击只能是一种治标不治本的做法。
问题在于什么样的改革才是有效的?为了对现行的国际经济制度进行真正有效的改革，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是：西方社会对非西方社会的歧视，非西方社会国家的人民和政府在国际经济制度安排中几乎没有任何发言权这一根本问题。号称民主至上的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在对待非西方国家的政治态度上经常采取双重标准，其典型的做法是：宁可要一个听话的独裁政府，也不要一个不听话的民主政府(亨廷顿，1998，中译本)。而这恰好是对非西方国家广大人民群众参与国际经济制度安排之选择的基本权利的剥夺，因为一个听从西方摆布的独裁政府并不能够代表本国民众的意愿去参与国际经济制度安排的抉择。其次，国际社会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国际经济中经济自由主义或经济民族主义的制度安排作为两个极端都是不可取的，世界需要的是一种具有兼容性的、并且是能够实现多赢的国际经济制度安排。如果可以对当代一国范围内的、有政府干预的市场经济加以模拟，那么今天的世界需要的是一种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但又是能够在国际范围内展开有效的、公平的国家间协调的新制度。这种制度安排的基本思想是：让市场和跨国公司有效地配置和利用全球稀缺的资源；由所有参与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国际分工与合作的国家，不管是富国还是穷国，不管是西方国家还是非西方国家，公平地分享全球经济增长的成果，承担全球化带来的成本。这种想法或许是属于“乌托邦”式的，但是，国际社会若不采取这样的改革，和平与发展都将难以持续。值得注意的是，许多西方国家通过一国范围内不断的制度改革，把残酷剥削的资本主义改变为福利国家，已经为国际经济制度的未来改革提供了很好的先例。今天，一切文明国家都有责任把这种能够带来社会公平的“福利国家”制度推向整个世界，去创造一个福利世界，以便从根本上解决今天世界面临的种种冲突。所以，我们的结论是：世界的安全与和平需要通过创建福利世界，让全球共同走向繁荣与富裕才能真正实现。
二、经济全球化面临危机
(一)全球化是一个不以人们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当代世界的全球化主要来自于以下三个推动力(华民、孙烽，2000)：第一，由市场经济体制全球扩张造成的体制趋同。市场经济尽管有很大缺陷，但是与自然经济和计划经济相比显然是一种迄今为止最为有效的配置稀缺经济资源的制度安排。因此，在当今世界，除了少数民粹主义者和共有社会论者，一切想要发展经济的国家和人民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市场经济体制，从而导致宏观经济体制的趋同。市场经济体制在制度安排的细节上会因为各国文化与习惯的差异，以及工业化起步的时间先后而有所不同，但是它的基本制度特征是没有国别差异的，其中最基本的制度特征是：以自由产权为基础的自由市场，政府极大地减少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即自由竞争)，以及面向全世界的经济开放(即自由贸易)等(吉尔平，2001，中译本)。市场经济体制的这些基本特征表明，它的发展是不受地理限制的，因而，由各国选择市场经济体制发展本国经济而导致的全球经济体制趋同，势必会给经济全球化进程以强大的推进。第二，跨国公司的作用。跨国公司在加速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跨国公司对经济全球化的贡献源于它的全球化经营战略。为了提高国际竞争力，跨国公司必须在全球范围内对商品与要素进行套利，为此，就必须把它的经营活动加以分解，并按照商品与要素价格的国别差异，以成本最小化或利润最大化的原则在全球范围内加以组合。跨国公司这种全球套利的国际化经营战略造成了商品与要素(特别是资本)在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自由流动，世界的经济活动日益超越主权国家给定的领土疆界，经济全球化不仅得到了制度的支持，而且在跨国公司的国际化经营中日益成为现实。第三，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当代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使得企业进行远距离控制与交易的费用大幅度下降，从而扩大了企业活动的半径。从理论上讲，利用今天的信息网络技术，每个企业的活动半径都可以达到整个地球，这就使得经济全球化发展不仅受到了经济体制和跨国公司的支持，而且得到了新技术的支持。
从推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以上动因看，经济全球化具有客观必然性，因而是不以人们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它已经构成了21世纪世界经济发展的一种基本特征(俞可平，2002)。
(二)经济全球化的利益分配
经济全球化当然不是一个“零和博弈”的过程，而是一个可以导致全球福利增进的“正和博弈”过程。尽管经济全球化可以导致全球福利的普遍增进，但是，全球化带来的利益能否在各国之间均衡分配，则取决于国际经济制度的安排。经济全球化是一个市场力量自发地发挥作用的进程，因此，由于各国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能力存在显著的差异，所以当今世界的全球化发展并不能保证其产生的收益必定会在所有参与这一进程的国家之间均衡的分配。
欧美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由于市场机制比较完善，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又占有世界上绝大部分资本要素，所以在市场机制起主导作用的全球化过程中，处于有利的位置，从而获得经济全球化的绝大部分收益。但是，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它们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所得甚少。究其原因，就在于：第一，经济全球化存在着明显的民主缺陷；第二，发展中国家缺乏基本的市场竞争能力。经济全球化发展进程中的民主缺陷主要表现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是经济全球化的被动接受者，它们没有权力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各种游戏规则的制定，借以达到改善自己处境的目的。在一种号称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环境下，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结果?这是因为，在世界市场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发展中国家不是迟到者，就是贫穷者，或者是兼而有之，它们没有能力(包括知识能力和经济能力)有效地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规则制定，从而不是在理论上，而是在实际上被剥夺了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民主权力，结果所得甚少(秦晓、凌晓东，2002)。发展中国家既然实际上被剥夺了参与经济全球化游戏规则的制定权力，因而自然也就没有能力参与全球化条件下的国际市场竞争。首先，由于发展中国家实际上被剥夺了游戏规则的制定权，因而它们一开始就是以弱者的身份出现在日益全球化的国际市场体系中的。其次，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市场竞争弱势还和以下因素有关：第一，是制度弱势，如不健全的国内市场制度、独裁统治、腐败，以及由以上因素造成的错误的发展战略和经济政策；第二，是结构弱势，这种结构弱势包括国内的二元经济结构和由进入壁垒造成的不利的国际分工(即贸易条件趋于恶化的国际分工)；第三，是能力弱势，如人力和货币资本的匮乏，缺乏基本的行政与企业的管理能力等(秦晓、凌晓东，2002)。
(三)“9．11”事件使经济全球化受阻
“9．11”事件是全球化过程中潜在危机的爆发。从以上对经济全球化福利分配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发现，当国际经济中的市场强权排除了弱者的民主参与之后，世界共享经济全球化收益的可能性就不复存在了。因为在一个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说了算的全球化进程中，所有与经济全球化相关的规则实际上都变成了富人的规则(罗特科普夫，2002)。对于这样的国际经济制度安排，在经济全球化中得益甚少或不能得益的国家和民族当然无法认同。在现行国际经济制度的改革毫无进展的情况下，反对经济全球化的呼声日益高涨，政治上的孤立主义与经济上的保护主义开始抬头，而“9．11”事件可以看成是所有反对经济全球化行为中一种最为极端的做法。对“9．11”事件这种灭绝人性的恐怖活动进行公开的谴责是绝对必要的，但是，这一事件的发生告诉人们，假如不对经济全球化潜在的危机予以有效的解决，经济全球化的前景将是不容乐观的。不仅如此，在“9．11”事件发生后，就连全球化的积极鼓动者、一向热衷于在世界范围内推行“美国模式”的美国，也出现了孤立主义和反全球化的思潮：要求美国在全球战略中收缩的国内舆论得到越来越多的应和；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开始质疑美国在全球化过程中承担了过多的成本和责任；“是世界需要美国，而不是美国需要世界”的观念正在成为孤立主义者的信条；批评“美国式资本主义”的呼声越来越高。美国一直是世界上开放度最高的国家之一，如今一向自诩为“海纳百川”的开放精神正在受到挑战。不难想象，如果美国的对外开放度下降，那么经济全球化的步伐必将大大减慢。
至此，我们大概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经济全球化是可以为全人类带来福利的，但前提条件是所有国家和民族都应有参与经济全球化游戏规则制定的民主权力；假如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不能获得这种权力，那么它们也就不可能分享经济全球化的收益；这意味着经济全球化不能是西方化，更不能是美国化，而只能是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9．11”事件的发生恰好是美国把经济全球化变成“美国化”的结果。
三、世界经济增长缺乏动力
(一)“9．11”事件使美国经济增长减速正式转变为经济衰退
“9．11”事件发生之前，美国经济增长已经出现疲态。从2000年底开始，美国的经济增长就已开始减速。据美联储当时公布的数字显示：美国工业生产持续12个月下降；商业公司的总利润下滑 20％，裁员100万；总体失业率上升至4．9％；消费者信心指数已经连续六个月持续走低；房屋销售和工厂订单连续三个季度大幅下挫。
美国经济增长减速源于新经济的周期调整。新经济并没有改变经济周期，不过它不是一个普通的周期，而是属于康德拉季耶夫所说的长周期。根据康德拉季耶夫的长周期理论，每个这样的周期都由两个阶段构成：平均25—30年的繁荣阶段；平均25—30年的衰退阶段。美国的新经济革命始于石油危机与布雷顿森林体系终结后的70年代后半期。石油危机在客观上要求一场既可以节省能源，又可以节省原材料的产业革命；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终结引发了大规模的金融创新。这两者的结合导致了新经济的崛起。经过20多年一系列从无到有的技术创新，美国新经济的高频创新阶段基本结束，新经济开始转入成本竞争阶段。正是新经济发展的这种质变，使得美国经济增长的基本面发生了变化，从长周期的繁荣阶段转向长周期的衰退阶段。因此，即使没有“9．11”事件，美国的经济增长也是要减速的。考虑到2000年第三季度开始的美国经济增长减速属于长周期性质的调整，所以在级别上至少是中级以上的，即“u”形调整。但是，突如其来的恐怖袭击事件使美国经济增长的“u”形调整曲线出现了拐点，即由经济增长减速迅速地转变成为经济衰退。
(二)美国经济衰退必然会引起世界经济增长的危机
世界经济的增长从来是不平衡的，它在结构上具有“中心一”的特征。世界经济增长的这种结构特征决定了世界经济的增长是需要火车头的。但是，随着美国经济出现衰退，世界经济增长突然进入没有火车头的时期。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日本和德国先后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火车头。1988年日本的经济泡沫被捅破，这台世界经济增长的火车头首先熄火。1991年东、西德合并，再加上欧元的启动，以及德国在发展新经济方面明显落后于美国，使得德国这台火车头也失去了推动欧洲经济和世界经济的动力。由于日本与德国这两台火车头的先后熄火，亚洲经济与欧洲经济的增长不是出现危机，就是增长缓慢。于是，美国这台世界经济中能量最大、级别最高的火车头对于世界经济的增长就显得更加重要了。简单地讲，在日本与德国这两台火车头熄火后，欧洲经济增长需要美国来拉动，亚洲经济的复苏需要美国刺激，拉美经济的稳定需要美国支持。但是，“9．11”事件发生后，由于美国经济开始走向衰退，世界经济增长因失去最后一台火车头而走向衰退的可能性就大为增加了。首先，拉美国家的经济出现了急剧的动荡，阿根廷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其次，亚洲国家的经济复苏被推迟了，特别是东南亚地区的许多国家，不仅没有经济复苏的迹象，而且还发生了可怕的社会动乱。最后，就连一向稳健的欧盟国家也出现了经济增长减速。不仅如此，随着经济的衰退，在美国国内也出现了破产效应，安然公司的突然倒闭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与美国经济走向衰退相联系的。因为经济衰退会导致债务链的中断和财务约束的硬化，从而使得那些具有潜在财务危机的公司很容易被识别出来。
(三)世界需要新的火车头
从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看，“中心一”的增长结构是基本不变的，但是，中心国家与国家的地位却是经常转换的。农业经济时代的世界经济中心显然是在中国、印度、埃及等国；随着航海业的日渐发达，商业文明的时代到来了，地中海国家因此而成为世界经济的中心；起源于英伦三岛的工业革命，使得英国成为工业化经济时代第一个中心国家；随着工业革命的不断深化和金融等虚拟经济的不断发展，美国、日本与德国先后取代英国而成为世界经济中的中心国家。
进入21世纪的今天，日本有走向边缘化的趋势，德国已经明显衰老了，人们寄希望于美国经济的尽快复苏。但是，至少有两个因素决定了美国的中心地位开始受到冲击：第一，是新经济的周期性调整将会使得美国经济出现较长时间的低靡。在今后几年中，假如有美国政府和联邦储备委员会的积极干预，或许会使美国经济走出衰退，但这样的复苏不是来源于基本面的根本性好转，而是政策性的复苏，因而对世界经济的拉动作用将是非常有限的。第二，是美国政府现行的“单边主义”政策会使世界出现更加严重的分裂，假如这种政策不予更改，即使美国经济真的复苏了，它对世界经济的拉动作用也不会像在“全球主义”政策下那样大。
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说世界需要新的火车头来拉动世界经济的增长。谁能成为世界经济增长新的火车头?根据过去的经验，一国只要拥有强大的技术创新与制造能力，最好再加上巨大的国内市场(就像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的美国)，就可以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火车头。但是，在殖民主义已被世界人民彻底抛弃，全球化与反全球化同时并行的今天，仅仅具备以上条件显然是不够的。今天能够成为火车头的国家不仅经济规模和国内市场要大，而且还应具有兼容性很强的先进文化，并勇于承担世界责任。
四、中国面临新的机会
“9．11”事件不会使中国经济受到太大的冲击，因为中国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经济体，并且还是一个具有一定内需的经济大国。目前世界上增长率高于5％以上的三个国家，即中国、俄罗斯和印度，都是具有一定内需的大国足以说明这一点。
事实上，“9．11”事件的发生为我国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中国是个发展中国家，同时，在世界经济衰退的今天，如果中国可使经济发展的速度进一步加快，那么中国与世界先进国家的差距就会迅速趋于缩小。中国是一个大国，同时，在世界经济缺乏火车头的今天，中国理应承担世界责任。而这正是中国作为大国的一种发展机遇。
为了抓住这样的历史性机遇，中国需要做出以下创新或调整：首先是文化创新。今天的世界，在文化上存在着激烈的冲突，一方是以美国为典型代表的、极端张扬个人价值的文化，另一方则是以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为典型代表的、极端压抑个人价值的文化。这两种较为极端的文化较量的结果，不管最后是哪一种文化占据上风，对世界文明与经济的发展都是不利的。如果中国能够通过文化创新，在博采众长的基础上形成一种具有兼容性的先进文化，那么中国就能真正确立起世界大国的地位。其次是体制创新。中国体制上的主要问题是政府仍然没有真正从市场经济活动中退出。由此造成的后果是：人们进入市场的壁垒很高，企业家精神被压制，从而导致社会创新不足；市场被地方政府分割成为地方性的市场，中国的企业缺乏成长空间，从而造成大企业的稀缺和国际竞争力的不足；市场经济秩序由于政府的介入而缺乏公正性，市场信用和契约制度难以发挥作用，以至在社会经济活动中普遍存在没有诚信的道德危机。不解决这些问题，不仅中国的经济增长难以持续，而且也会严重影响中国在世界经济中应当承担的大国责任。很显然，解决以上问题的关键在于政府真正地退出市场活动，完成由市场主体到市场秩序监管者和宏观经济调控者的、功能转变。中国改革开放已经过去了20多年，为什么政府的职能就是转变不过来?归根到底在于政府有自己的企业，并且还掌握着所有微观主体进入市场的审批权。所以，要完成政府职能的转变，不进行国有企业产权制度的改革和行政审批制度的改革几乎是不可能的。最后是要建立有效的发展模式。这种有效的发展模式至少应当符合以下三个条件：第一，是可以在国际分工中获得比较优势的；第二，是可以在国内实现地区间梯度分工和雁形发展，进而使中国不同的地区都可以获得比较优势的；第三，还必须是充分就业的。
所以，结论是非常明确的，“9．11”事件给了中国走向世界的机会，但是从本质上讲，“9．11”事件事实上给中国提出了新的发展与改革的课题。
参考文献：
亨廷顿(1998)：《文明的冲突》(中译本)，上海三联书店。
华民、孙烽(2000)：《经济全球化的成因、特征、效应与中国的应对》，《复旦学报》第5期。
吉尔平(1989)：《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
吉尔平(2001)：《全球资本主义的挑战》，上海人民出版社。
罗特科普夫(2002)：《在此之后》，[美]《华盛顿邮报》1月20日。
秦晓、凌晓东(2002)：《经济全球化：目标、途径和我们的选择》，《国际经济评论》第1期。
塔勒比(2001)：《本·拉丹本身无足轻重》，［法］《青年非洲》周刊12月24日。
俞可平(2002)：《中国学者关于全球化的争论》，《学习时报》1月21日。
rostow. w. w (1960): the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 cambridge press, uk.
世界经济体制篇2
关键词：世界经济正义制度德性和谐世界
人们诉求的世界经济正义是世界各国平等、互利互惠、共存双赢的理想境界，但由于种种原因，世界经济正义实现的步伐频频受阻。为了谋求建立一个合理、公平、公正、宽松的世界经济秩序，就要求世界各个国家必须共同努力，求同存异，相互尊重，平等发展，保持各自独立自由的经济、政治发展道路和文明、价值观念的多样性，在全球化背景下建立公正合理的世界经济秩序，逐步消除贫困问题，从而实现世界经济正义的理想。
建立平等对话机制
全球化是通过市场机制不断推进的渐进过程，本文认为在全球化推进的过程中，明确、共同、一致的价值理念选择和伦理与行为取向有助于解决世界经济领域的不公正行为，推动实现世界经济正义。而实现世界经济正义不是任何一个国家所单独能够实现的，它需要世界各国的相互理解、包容、对话和协商，从而取得经济正义的价值共识，只有通过各个文明主体在经济交往过程中的融合与互助来实现。这就要求世界各国必须经过文化自觉的过程，才能在这个已经在形成中的多元文化的世界中确立自己的位置，经过自主的适应，和其他文化一起取长补短，共同建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建立一套使各种文化能和平共处、各抒所长、联手发展的共处守则，摒弃之前的不适宜做法或制度，以包容、理解的姿态和行动积极融入和谐世界构建的进程中。
世界各国及其人民对于世界经济正义的理解和态度各不相同。如何找到全球关于世界经济正义的共同价值标准是关键所在。马克思从一开始就揭示了经济正义在社会正义中的基础性地位，这在国家范围内已经得以认同。那么，这一原则同样也适用于世界范围。因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不变，那么世界经济正义在国际社会正义中的基础地位就是勿庸置疑的。再者，随着国际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进步，各国在争取政治经济自由平等权利方面也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是鉴于不同的国家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历史文化背景和传统、国际地位与诉求、发展机遇与道路选择等方面的重大差异，即使给予其政治权利和机会参与世界经济发展的竞争中，也不一定能使其获得平等的竞争地位和财富收入。要求民主的政治理念和经济自由选择的价值观念的发展所带来的弊病使得世界范围内经济领域的不平等、不公正、非正义现象日益普遍，影响不断扩大。世界经济领域的正义诉求问题正逐渐成为影响国际社会公平正义问题的主要方面，经济领域实际上成为社会正义实现的一个主要方面和根本领域。因此，只有在全球范围内确立经济正义在国际社会正义中的基础性地位，形成关于世界经济正义的共识，才能够使世界各国比以往更加重视和积极争取经济正义，更加努力协作遏制和制止非正义的经济现象和行为、制度，从而更加有利于世界经济正义的实现。
实现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制度德性
马克思曾预言人类的正义事业要经历由个人美德到制度德性的发展过程。人作为社会生物而存在，总是生活在一定的制度环境中，如果外在的社会结构不合理，甚至不道德，那么，公民个人的道德行为就不能为社会道德的正向发展发挥充分的社会作用。因此，对于马克思主义者而言，能否在制度上体现道德精神，甚至比个体能否履行道德行为规则更加重要。即，与个人的行为正义相比，制度正义具有毋庸置疑的先在性、普遍有效性，它有着个体德性所不可取代的独特功能与作用。现代社会中的制度正义、制度德性即制度伦理的合理性越来越表现出比个人德性更加重要的价值。因此，马克思强调指出，社会制度的公平正义和制度理性是真正意义上的人的自由实现的前提，强调制度正义和制度理性即制度伦理对于个人德性的重要性，从社会公共层面上明确地体现了人类社会对正义的追求和社会由个人德性向制度德性转化的重要趋势。
市场在世界性资源配置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同时也是经济摩擦、不正义现象频发的重要根源。世界经济要健康运行，就不能听任市场甚至某一个或几个超级大国的摆布与任意控制，而必须有驾驭世界经济良性发展的制度安排和制度保障，并实现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制度正义和制度德性。一是机会均等原则。这是维系全球经济良好运转的最基本原则，任何其他原则都要以此为基点，没有机会均等，其他原则就会丧失其公正性。在市场经济竞争中，各经济活动主体享有平等的市场准入机会和经营权利，世界范围内相互依存的国家之间以及社会生产部门之间应该开展公平、合理的竞争，反对阻碍贸易发展和机会均等的垄断。二是无害原则。国家之间对这一原则的道德要求是，参与国际社会的各主体在追逐各自利益时不得对任何其它国家或地区的利益造成损害或损害的威胁。无害原则具体可描述为不损害对方利益、不损害第三方利益、不损害人类整体利益。利己不损人是其道德底线，以其较低的伦理层次为高层次的伦理准则提供广阔的道德空间和伦理支撑。三是互利原则。求利是各国往来的内在动力，一方面要求参与各方都要获利，另一方面要求至少减少或避免一方损失同时使另一方免于损失或获益，即整体最小损失或最大获利原则，在此原则下，人们意识到协作的重要性，经济人与道德人在此统一起来。四是资源共享的制度安排。世界上所有国家包括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资源利用和利益分配上进行合理分享，并共同应对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环境问题、食品危机、资源短缺等全球性的危机和挑战，平等协商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和对策，使世界各国实现和谐相处、和平发展和持久繁荣。
充分发挥国际组织在促进世界经济正义方面的作用
自1945年联合国成立以来，它作为一种稳定的、制度化的、最高层次的国际组织，无形中填补了世界政府的空白，扮演着世界政府的角色，承担了世界政府的部分职能，为引导国际舆论、倡导世界正义、促进人类共同利益和价值的实现提供了平台，为世界各国在诸多领域中的交流与合作提供了方便和条件，尤其在维护世界和平与国际社会公共安全方面为各国政府提供了多种可供选择的制度与技巧，并通过相应的执行和决策机制付诸了实践。当今世界正面临着各种来自不同领域和方面的挑战，人们也日益期待通过建立适当的协调、合作、规划与决策的国际组织体系共同应对和促进共同发展。联合国作为世界上唯一一个全面的综合性国际协作组织，在这方面应该而且能够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有效确保世界各国都有权平等地参与世界经济发展的决策和规则制定，同时减少发展中国家所可能面临和承担的风险。
世贸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是现时代比较重要的世界性经济组织，是世界性经济规则的制定者，也是经济争端和摩擦的重要的监控和协调中心。这些国际经济组织要切实承担经济责任，以全人类的发展为目标，为谋求世界经济的正义实现与和谐世界建设服务，充分发挥它们在经济贸易领域和货币金融调控方面的职能作用，以非歧视原则为基础，在消除经济贸易发展壁垒、实现贸易自由化、调整国际货币金融体制、完善金融风险预防机制、增强抗风险能力等方面进行有效的制度建设，并为制度的执行提供强有力的机制保障，从而服务于世界经济的有序发展和世界人民的幸福实现。
在建立公正的世界经济秩序过程中，还必须发挥区域性国际经济组织的作用，使区域性国际组织比普遍性国际组织对一些地区的影响更加富有广度和深度，使其经济制度的制定和运行更富有针对性，在服务地区经济发展、平衡区域利益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以和谐世界理念推动建立正义的世界经济新秩序
纵观人类历史关于国际秩序问题的研究与实践，可以发现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有着截然不同的价值理念和行为取向，它们分别反映了不同国家、地区、利益集团或某一特殊流派在利益取向方面的差异，也代表了对秩序问题的新的认知模式。哪种模式可以实现实际上受制于近几十年已基本成形的各种力量的制衡和其他相关因素发展的状况。但毋庸质疑的是过去那种以发达国家为主导的国际旧秩序给世界各国带来了严重的不平等和非正义，滋生了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给人类社会带来了战争、贫穷、生态危机和生存威胁，是与和平、发展、和谐、合作、共处、共赢的人类理想相悖的，也是要摒弃的。
当今世界，要想维持庞大的国际社会有序地生存与发展，必须在国际行为主体之间形成有效的处理相互间关系的行为规则、国际机制和保障体系，需要建立一种能够有效制约和保障各种关系和主体的世界秩序。
国际秩序指的就是国际社会中围绕一定的目标和依据特定规则在主体间的相互影响和作用的过程形成的运行体制和机制，是一个具有鲜明的规范性、特定的功能性和明确的目的性的价值规范体系，追求安全、稳定、公平和正义的世界环境和良好局面是其价值取向。正义的价值理念和行为诉求具有重要的意义，它不仅是国际秩序的道德准绳和价值法则，也是判断国际秩序性质的根本依据，是对国际秩序的其他各项价值诉求固有局限性和片面性的必要补充和修正。因此，正义与秩序不可分割。和谐世界理念是中国提供给世界的一种新思想，要构建一个和谐的世界，需要一种良好的世界秩序，这种良好的世界秩序又离不开和谐世界理念的价值导向。这是当今世界范围内各种关系主体相互依赖程度在广度和深度上都逐渐加强的诉求，也是国际社会价值趋向和行为主体日益多元化的需要。那么，这种兼具和谐与正义的世界新秩序可能具有一种什么样的愿景呢？本文认为，这种关涉世界国家和利益集团、区域组织的世界新秩序应该而且必须以相互安全和共同安全为前提和根本，以均衡和共同发展为基础，以公共法理和准则为保障和依据，以交流与对话合作为手段，以公平正义为价值导向，以共同繁荣为价值目标。其主要内容应主要体现为：第一，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建立世界政治新秩序。这是正确处理国家和利益主体关系的最基本的国际关系准则，全面反映了新型国际关系的本质特征。它倡导和支持、鼓励各国根据本国国情独立自主地选择发展道路，其他国家无权干涉；倡导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都是国际社会的平等成员。第二，以平等互利的原则不断加强和促进经济的、国际的、科技的交流与合作，促进世界各国经济社会的共同繁荣和发展，建立世界经济新秩序。第三，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与国家之间的分歧，不应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建立世界安全新秩序。第四，尊重文化的多样性，促进不同国家的文化和文明间的对话，反对文化霸权主义，建立多元文化和文明共存共荣的世界和谐文化新秩序。以此世界新秩序为依托和途径，才能使世界经济正义的实现更加现实，使和谐世界构建的愿望更加真实和易于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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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体制篇3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北京100820）摘要：次贷危机与欧债危机的接踵而至，使得世界经济失衡原因与再平衡研究的重要性日益凸显。首先，本文回顾了世界经济失衡和国际货币体系两方面的文献，并通过引入新政治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的分析框架，指出美国政治制度的系统性缺陷――“选票至上”的公共物品供给逻辑造成了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结构性问题。其次，国际货币体系是通过经常账户与资本账户传导机制最终造成了世界经济失衡的局面。因此，世界经济再平衡与美国政治决策机制改革只是同一逻辑的不同表述。最后，欧债危机为世界经济复苏与再平衡增添了巨大不确定性，当前再平衡进程受阻的必然结果是贸易摩擦和汇率争端将成为今后相当长时期内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的主题。
关键词：世界经济失衡;国际货币体系;再平衡;新政治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1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176X（2012）05000308
一、文献综述
2001年随着新经济繁荣周期的结束，美国经常项目和财政预算均开始出现了节节攀高的赤字，并最终形成“双赤字”的局面；与此同时，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emes），则出现了经常项目盈余和资本项目盈余并存的“双顺差”局面。由此，学术界界定了世界经济失衡的范畴。由于对该问题认识程度的深浅直接关系着未来几十年世界经济的繁荣与稳定，因此，在2010年11月的G20首尔峰会上，各国首脑一致同意把次贷危机之后世界经济失衡与再平衡问题作为今后国际经济合作与政策协调的核心。
首先，梳理对世界经济失衡的研究。目前，大部分国外学者比较偏重从以下三个方面讨论世界经济失衡的原因：一是从汇率制度的角度提出人民币低估导致了中美经常账户失衡，人民币应至少升值40%以上以解决当前的美国贸易赤字困境［1-2］。二是从国内储蓄率的角度指出东亚地区高储蓄的传统文化对美国经济失衡负有相当的责任，从而得出东亚国家应当迅速扩大对美进口以消除美国储蓄缺口的政策结论［3-4］。三是从失衡可持续性的角度通过分析美国国际收支平衡表探讨经常账户赤字的主要国别来源，并指出基于国际分工（如：资源出口国、产品出口国、服务出口国和消费国的划分）的世界经济失衡是难以避免的，赤字国和顺差国均应对世界经济再平衡承担义务［5-6-7］。总体来看，从国际货币体系角度考察世界经济失衡的文献相对较少。
我国学者对此问题的认识大体与国外学者相似，但更偏重对美国经济政策的批判。绝大部分学者认为：人民币汇率不是造成世界经济失衡的根源［8-9］；美国对华出口高技术产品的歧视政策［10］和美国“高消费、低储蓄”的内部经济失衡是世界经济失衡的重要原因［11］；再平衡的责任应主要由赤字国承担［12］。国内现有文献对世界经济失衡的分析大致可分为三种流派，并且均存在明显不足。第一种流派的绝大多数文献致力于描述中美经常项目的变化情况，并从货物贸易层面和外生冲击（石油危机、金融危机等）层面简单地解释失衡原因，缺乏更深层次的思考，更难以提出有说服力的观点［13］。第二种流派多从国际政治经济学角度，利用霸权稳定论、中心―等理论解释当前世界经济失衡的原因［14］。尽管相对深刻，但仍然缺乏基于制度经济学和国际经济学基本原理的论据与严格的逻辑（如：政策的供给与需求，比较优势动态化理论等）。第三种流派尝试运用国际货币体系视角探讨世界经济失衡，但均缺乏对国际货币体系造成世界经济失衡的传导机制的证明［15］。其中，王道平和范小云通过建立两个数量模型，提出了对国际货币体系与世界经济失衡和金融危机关系的因果逻辑讨论，并且采用计量检验的方法验证了三者具有显著的相关性［16］。但二人并未对世界经济失衡的传导机制进行说明，并因此导致三者的关系只具有数学上的量化关系而明显缺乏严格的经济学逻辑基础，从而使文章政策建议部分的有效性大打折扣。
其次，梳理对国际货币体系的研究。这部分文献大致集中于以下四个方面：（1）1978―2000年的文献大多是讨论国际汇率协调机制的选择及选择的原因［17］。（2）1999年前后，随着欧元的出现，更多的文献开始关注国际货币体系的变迁及其原因［18］，但大都偏重于经济史范畴的解释，缺乏对国际经济传导机制的考察。（3）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次贷危机促进了关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方向的研究，出现了许多对扩大SDR的功能、设立超货币或以储备货币多元化来取代美元作为唯一的世界货币地位的讨论［19］。（4）2009年G20峰会之后，对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特别是对“特里芬两难”的成因及其必然性张明认为，但凡以国别货币充当世界货币的国际货币体系均不能克服特里芬两难，因为储备货币发行国不能平衡国内稳定政策的需要与国际经济发展的需要。的讨论尤为众多。
然而以上研究都忽视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在造成“特里芬两难”的同时，还引起了其他严重后果――世界经济失衡。牙买加体系通过维持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核心制度继承下来，从而加剧了世界经济失衡的局面。本文将着重论述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牙买加体系）是如何分别通过国际贸易渠道（经常账户传导机制）和国际资本渠道（资本账户传导机制）影响国际收支平衡和各国国内经济平衡的，并进而探究世界经济失衡的根本原因，从而为重新审视世界经济失衡和再平衡路径提供更深刻的视角，以使金融危机后的国际经济协调政策的制定更加严谨、有效。
二、国际货币体系造成世界经济失衡的逻辑研究
由于国际货币体系的内涵十分丰富，学术界对其定义莫衷一是。目前，陈彪如、eichengreen和mundell的三种定义基本得到了大多数学者的认同。陈彪如认为，国际货币体系是支配各国货币关系的规则和机构，以及国际间进行各种交易支付所依据的一套安排与惯例。国际货币体系的主要目标是：（1）调节各国的国际收支，维持收支平衡与实现外部经济均衡；（2）协调各国宏观经济政策，实现共同稳定增长。国际货币体系的主要内容则包括：（1）汇率关系的规定和变动准则；（2）世界货币或储备资产的确定与供应［20］。eichengreen认为，国际货币体系是将各国经济结合在一起的“粘合剂”，其主要作用是为了维持外汇市场的有序与稳定、解决国际收支问题，并为遭遇破坏性冲击的国家提供获得国际信用［21］。mundell的定义重点对国际货币体系和国际货币制度的范畴进行了辨析：国际货币制度相对僵化，而国际货币体系相对灵活［22］。
鉴于本文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国际货币体系中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与世界经济失衡的逻辑关系，而非外汇市场稳定性或汇率制度的选择问题（实行固定汇率制还是浮动汇率制）,故采取陈彪如的观点来界定国际货币体系的含义。
（一）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内生性缺陷
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又被称作“牙买加体系”或“布雷顿森林体系ii”。其区别于国际货币史上其他时期国际货币体系，如金本位制、英镑本位制等的核心特征是以美元为中心，提供国际价值尺度职能（即为国际交易提供计价单位）、国际流通与支付职能（即提供国际清偿力）和国际储备职能（即为各国央行提供外汇储备），因此美元成为了事实上的世界货币。尽管由于1973年石油危机之后美元与黄金脱钩标志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但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却因牙买加体系对其继续履行世界货币三大职能的确认而得以延续。
然而，这一制度与其他所有制度一样，自诞生日起便不可避免地罹患了内生性缺陷。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已为学术界广泛讨论的“特里芬两难”，即国际清偿力与信心两难，不过是国际货币体系制度缺陷这枚硬币的一面，而另一面却鲜为人知，即“谨慎动机与信心悖论”（简称“谨慎动机悖论”）。这一悖论的逻辑是：开放条件下，各国央行出于本币汇率稳定和国家经济安全的谨慎动机而积累一定数量的美元，并且随着国际贸易量的增加而不断扩大外汇储备存量，引起对美元需求的增加，故美国应扩张其货币供给；而美国作为储备货币发行国只能通过其国际收支的逆差，特别是经常账户逆差来提供国际清偿力和国际储备，但鉴于国际收支赤字扩大将引起美元汇率贬值的预期，故美国为维持其国际货币信心则必须紧缩其货币供给。这就出现了与“特里芬两难”对应的悖论――“谨慎动机悖论”。
乍看，该悖论似乎只是特里芬两难的另一种描述，但究其逻辑基础、传导机制和政策结果却大相径庭。首先，比较两个悖论的逻辑基础。特里芬两难是从国际经济不断发展的需要角度出发，认为将引起美元扩张；而谨慎动机悖论则强调国家层面对外汇市场的干预需求导致了对美元需求的增长，是有组织的行为，而非特里芬两难下市场经济调节的自发行为。其目的在于解决开放条件下市场经济外部性问题――一国对外部门的产出与就业波动。因此，基于该悖论的政策模拟将更符合实际，特别是当考察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国家，如，日本、韩国和中国等emes（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增长史时尤为明显。同时，在谨慎动机悖论的另一个逻辑基础中，从世界货币供给国的国家层面来看，美元的国际铸币税特权，也在客观上推动了美元的超发，加剧了世界经济失衡程度和再平衡的难度。其次，从世界货币职能与货币需求理论的角度来看，特氏悖论描述的是世界货币的流通与支付职能，而谨慎动机悖论刻画的则是世界货币的储备职能。最后，从传导机制的角度来看，特里芬两难并未明确指出经济发展是如何引起对美元需求增长的，既缺乏传导机制研究，也没有说明这种需求增长将带来什么后果；而谨慎动机悖论不仅提出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两种传导机制，更证明了世界经济失衡是当期国际货币体系制度设计的逻辑必然，即内生性缺陷。这一点将在下文着重分析。
（二）国际货币体系导致世界经济失衡的两种传导机制
当前国际货币体系是通过经常账户传导机制和资本账户传导机制引起世界经济失衡的。前者的逻辑基础是：各国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出于谨慎动机积累美元，而美元以经常账户赤字对国家进行输出的方式又导致了以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为主的国家纷纷走上了进口替代或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的道路。因此，当前国际货币体系具有增强国家出口刺激的内在激励机制的特征。后者的逻辑基础是：中心国家凭借国内发达的金融市场和本币的世界货币地位，进行全球风险―收益匹配，即通过压低利率发行各类金融工具，以较低的资金成本融资，并以FDi的形式将资本源源不断地注入到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分享其经济增长的高收益。投资过程中的巨大利差又为中心国经济增长提供了动力。这就导致了当前国际货币体系具有增强中心国扩张货币供给的内在冲动的特征。
1经常账户传导机制
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核心特征是美元为世界货币，履行国际价值尺度职能、国际流通与支付手段职能和国际储备职能。中心国家的特殊地位决定了其只能以经常从账户逆差或资本账户逆差的形式对外输送流动性。其中经常账户的逆差是最主要的形式，并导致了失衡在内的一系列世界经济问题。
其传导机制如下：战后，国家出于平滑国内经济周期的需要纷纷发展对外部门，参与国际分工，并由此产生了国内经济危机的国际传导可能性。为规避国际经济风险，特别是外汇收支风险，早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固定汇率制未崩溃时，国家便产生了增加外汇储备对冲央行外汇头寸的强烈需求。因而在世界货币美元，可以以经常账户逆差的形式对外输送的制度约束下，以日本和韩国为代表的一大批国家走上了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道路。这样一方面可以解决本国就业问题，另一方面又可增加外汇储备维持经济稳定。政府的经济政策，如幼稚产业保护政策和进口替代工业化政策等为国家对外部门的发展提供了制度优势，使原有的贸易平衡被打破。中心国经常账户顺差不断减少，并于1971年出现了战后第一次逆差。随后，经常账户逆差持续扩大。
图11950―2010年美国经常账户变化趋势资料来源：中经网统计数据库222292535:82/scorpio/aspx/mainaspx?width=1430&height=840
在此基础上，伴随20世纪70年代的金融自由化，以FDi为载体的国际产业转移进程大大加快，从而导致国际分工格局的变化。贸易品部门的几乎全部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和部分具有较高劳动―资本替代弹性的资本密集型行业更是从中心国家转移到了国家，中心国则呈现出产业结构高度化和空心化并存的局面。这不仅进一步强化了国家原有的比较优势，更使部分国具备了原本没有的比较优势，即产生了比较优势动态化效应。该效应又被随之而来的国家产业聚集效应、规模效应等因素不断放大，从而形成了由国际分工直接导致的以“中心国经常账户赤字与国经常账户顺差并存”为特征的世界经济失衡局面。该传导机制如图1所示。
图1经常账户传导机制2资本账户传导机制
国际货币体系除了通过经常账户传导机制造成世界经济失衡外，为完成资本国际循环周转的全过程，必存在对偶的另一传导机制――资本账户传导机制。具体来说，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另一大显著特点是：以美国金融市场为全球金融资产进行风险―收益匹配的核心，执行交易中心和结算清算中心功能。通常，国家的外汇储备通过购买美国国债等低风险高流动性的金融资产实现保值目的，而私人部门的美元则通过购买风险和收益均高于国债的各类以美元计价证券及其衍生产品实现资本向美国的回流，使美国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处于扩张阶段。美国金融机构则通过国际贷款和购买证券资产的方式，将募集到的资本投向收益率较高的实体经济领域或海外资本市场，特别是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以期分享这些国家经济高速增长的成果。
其跨期交易的具体操作策略是：（1）掉期交易，即在美国国内存在长期正通胀预期下，采取卖出短期金融工具，获得美元的短期长头寸，并以跨期交易覆盖长期项目中的美元短头寸。（2）货币互换交易，即做头寸匹配，以规避长期利率风险和汇率风险，优化资产负债表结构。反映在国际收支平衡表上就是短期资本项目为美元长头寸，外币短头寸；长期资本项目为外币长头寸，美元短头寸。这样就实现了通过跨期压轧对冲风险，对国家的经济增长进行套利交易的目的。
由于美联储公布的联邦基准利率是所有金融资产进行定价的基本参数，故通过再贴现工具或量化宽松的货币工具降低联邦基准利率以减少美国金融机构的融资成本，按照国际清算银行（BiS）估算，中国外汇资产国外收益率（主要是购买美国国债或存放于外国银行）一般只有35%左右。是有助于金融市场扩张的。同时，公共部门的债务成本也将因此得到消减，即产生国际铸币税效应。受益于金融部门快速发展带来的财富效应，中心国可以维持较高的经济增长率，从而支持其私人部门较高的消费水平及公共部门较高的赤字水平。因而私人部门对贸易品的需求也将进一步被放大，造成中心国经常账户逆差的持续增长以及国顺差和外汇储备的增长，并最终导致世界经济失衡的加剧。该传导机制如图2所示。
图2资本账户传导机制三、世界经济失衡的真正根源――基于新政治经济学的逻辑
既然当前国际货币体系是世界经济失衡的直接原因，那么要探究世界经济失衡的根源就必须回答是什么因素决定了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制度设计，从而最终造成了世界经济的失衡局面。
回顾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过程，“怀特方案”与“凯恩斯方案”的激烈交锋，充分反映出美英政府各自主导的国际金融秩序都是出于服务各自国内政治目标的。因此，国际货币体系绝不是独立于世界经济的外生变量，而是内生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一系列变量的。制度经济学中的公共选择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探寻国际货币体系建立的内在逻辑的框架。
由于一国经济政策具有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特征，因此也可被视为一种公共物品。在公共选择理论的分析框架中，民主国家的选民通过选票（成本）交换政府的经济政策（收益），而政治家则通过支付政策（成本）获得选票，从而合法执政――实现政治家的个人抱负（收益）。在此交易结构中，选民与政治家的博弈（讨价还价），决定了政策供给曲线与政策需求曲线的交点，即政策市场出清点的位置。
美国现行的民主制度带来了“选票至上”的政策供给逻辑。由于提供有利于选举得票的经济政策的成本不需要有政治家个人支付，而收益却可由政治家和选民共享，故此制度具有内生的公共物品供给冲动。这正是公共选择理论的核心观点――选民倾向于选出有利于自己钱包的政治家，而不管政策的成本（财政赤字、通货膨胀）由谁承担。因此，在各政党的选举博弈中，提供有利于得票的经济政策才是占优策略。具体而言，降低失业率和提高人均收入是政府最关注的两个政策目标。为实现这些目标，政府需要在对内经济政策与对外经济政策之间进行权衡。除了遵循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的基本逻辑，在国内采取“对内实施增支不增税”的赤字财政政策与宽松的货币政策外，在对外政策方面，建立以美元霸权为核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也是美国各政党占优策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前以美元为世界货币和美国金融市场为世界金融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至少为中心国美国带来了两方面的巨大收益：其一是国际铸币税收益。尽管该体系逐渐衰变为牙买加体系，但仍然维持了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即拥有征收国际铸币税的特权。美国通过一轮轮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不断扩张货币供给，以压低国内利率，但却通过国际资本的外溢效应在世界范围内输出了通胀预期，造成国家外汇储备贬值，从而攫取世界财富，即征收国际铸币税。其二是财富与就业效应。通过压低利率为本国财政赤字降低债务成本，并为本国处于世界资本市场中心地位的金融部门降低融资成本，提高利润率，进而以财富效应支撑国内消费的快速增长，拉动本国经济增长，并促进以金融业为代表的第三产业的就业。这样不仅进一步强化了其产业高度化的发展趋势，也通过增强第三产业的比较优势而加快了制造业的产业转移，造成了产业空心化的问题。
正是由于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这两大好处及其造成的选举占优策略，美国政府才不愿、不敢放弃以美元为世界货币、美国金融市场为世界金融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尽管这种国际金融制度安排会造成“特里芬两难”和由“谨慎动机悖论”导致的世界经济失衡的后果。因此，通过基于公共选择理论对国际货币体系建立逻辑的考察，我们不难发现：世界经济失衡的根源就在于美国式的民主政治制度设计，而美国当前政治制度造成世界经济失衡的基本逻辑是：公共选择理论下的民主政治结构国际货币体系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美国金融市场的中心地位经常账户传导机制、资本账户传导机制世界经济失衡。
四、后危机时代的世界经济再平衡困局与展望
世界经济再平衡的范畴是指，通过各国在经济政治等方面的磋商、协调与合作，解决世界经济长期失衡的问题，以促进世界经济以一种相对均衡的方式平稳持续增长的过程。
虽然在2010年11月的G20首尔峰会后，各国已经开始致力于推动当前世界经济的再平衡进程，但再平衡之路却并不平坦。当前制约再平衡的根本难题是美国政治制度的内生性缺陷――“选票至上”导致的政治家的短视行为，如贸易保护措施和干预国家汇率调整节奏等等。次贷危机爆发后，特别是2009年以来，美国以对中国轮胎、铜版纸制品、钢管和钢板材施加了贸易制裁；欧盟也对包括钢盘条、无缝钢管、钢缆、葡萄糖酸钠和铝合金轮毂在内的多种中国商品采取了同样措施。这些贸易保护主义的做法不仅无益于再平衡，更为国家的经济结构调整增添了额外难度。由此可见，只要中心国家不能改变“外部利益必须服从内部利益”的政策制定逻辑，在当前国际货币体系及其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传导机制的共同作用下，世界经济的再平衡就难以达成。
在次贷危机影响远未消除的后危机时代，各国均面临着不同程度的经济衰退风险，因此再平衡道路上的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难度更是大为增加。前文基于公共选择理论对国际货币体系与世界经济失衡因果逻辑的证明，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新审视世界经济失衡与再平衡过程的框架。
首先，美国宏观经济政策工具的枯竭使其宏观经济的再平衡面临极大挑战。美国经济的失衡主要表现为财政和经常账户的“双赤字”特征。对于巨大的财政赤字，美国应通过减少公共开支，增加税收来缓解。由于直接增税面临巨大的政治压力，故极难实行。如果美国增加当期国债的发行量，并维持货币供应量不变，则一方面根据李嘉图等价，将产生中长期增税的预期，进而提高中长期资金面的紧张和经济下滑的预期，引发加息预期，不利于投资和经济增长的内部经济目标；另一方面，将直接刺激当期资金需求上升，降低国债价格，抬高即期市场利率，同样不利于投资和经济增长，并产生基于选票的政治压力。因此，为维持低利率，美联储势必通过扩张其资产负债表平抑利率的上升势头，从而造成财政赤字货币化，即引发通货膨胀。所以，美国的财政赤字基本无法通过财政手段予以再平衡，只能通过国内的通货膨胀进行跨期稀释，并通过国际货币体系征收的铸币税进行补偿。另外，由于美国已经处在债务上限的边缘，其财政政策工具实际也已基本枯竭，因此，可以预见宽松的货币政策将成为美国未来的必然选择。
对于经常账户的再平衡，美国主要寄希望于汇率政策，即通过美元贬值来扩大出口、减少进口以修复国际收支平衡表。然而，由于货币政策工具中的利率工具联邦基准利率已接近零而枯竭，即汇率的利率评价机制失效，因而只能寄希望于旨在调节货币供应量的量化宽松工具――Quantitativeeasei和ii。通过货币供给的扩张增加贸易品部门的国内投资和生产以弥补经常项目的赤字，进行“再工业化”式的再平衡。故在后危机时代，只要临近2012年总统大选时美国失业率仍居高不下，则“Qeiii”恐怕就会呼之欲出。届时，新一轮的流动性过剩不仅将冲击国家的资本市场，也会对欧洲金融市场及汇率的稳定产生巨大的消极影响，进而威胁到再平衡进程。
其次，欧洲债务危机的持续发酵为再平衡增添了巨大的不确定性。由于欧洲没有统一的财政政策，难以真正协调各国修复自身的国际收支平衡表和资产负债表。财政去杠杆化由于缺乏国内独立货币政策的配合而在希腊引发了大规模罢工和抗议游行等政治问题。同时，“欧猪五国”财政负债率过高的问题不仅降低了在这些国家的财政政策乘数，也影响了欧元汇率的稳定。以法德轴心为基础的欧元区，也为独立性较强的欧洲央行在控制通胀问题上的僵化付出了更大的财政代价，从而降低了未来政策协调的余地与政策工具的弹性。正是在此逻辑下，为了避免美国式的财政工具的枯竭，欧盟通过imF向emes发出了特别融资的救援请求。因此，未来欧盟的再平衡道路必将十分曲折，在缺乏货币工具和财政工具的情况下，贸易保护主义很可能进一步抬头，并且将在汇率问题上继续对中国施压。
最后，中国等emes短期难以通过启动内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且产业结构调整也尚需时日。可以预见，美欧为寻找新的增长点，将操纵今后的谈判气候产生更多不利于国家的结果，并造成这些国家财政负担加大、转型成本提高的困境。同时，由于受多种因素作用（如：亚元因历史问题难产，导致储备货币多元化受阻；SDR的权重设计仍不成熟；发行超货币缺乏应有的政治基础），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将进展缓慢。因此，当前世界经济的基本变量与格局仍将通过国际货币体系的经常账户传导机制、资本账户传导机制继续产生失衡的结果，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难以纠正。
综上所述，可以展望在后危机时代，当面临各自再平衡困境的时候，美、欧、中在贸易政策、汇率政策的交锋将趋于白热化。因为难以找到帕累托改进的路径，各国在公共选择理论的支配下只能屈从国内目标，牺牲外部目标。失衡常态化的趋势由此形成。
五、结论与启示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到关于世界经济失衡与再平衡的如下结论：
第一，从国际货币体系的视角出发重新审视世界经济失衡，可以发现：世界经济失衡是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的一种内生性缺陷（另一种是“特里芬两难”）和逻辑必然，而美国政治制度的系统性缺陷――“选票至上”的公共物品供给逻辑又成为诞生该体系的根本原因，因而世界经济失衡根源就在于此。其逻辑基础是：公共选择理论下的民主政治制度国际货币体系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美国金融市场的中心地位经常账户传导机制、资本账户传导机制世界经济失衡。
第二，经常账户传导机制的逻辑在于：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造成了国家出于谨慎动机积累美元的货币需求（谨慎动机悖论），并因此通过政策扶持大力增强贸易品部门的比较优势。同时，国际间要素（资本）的可流动性通过大规模产业转移过程，引起了比较优势动态化，并因此通过改变原有国际分工的平衡格局造成了当前世界经济失衡的局面。通过比较优势动态化的过程和产业的聚集效应与规模效应，中心国得以进一步加强资本密集型产品与服务的比较优势，并在利用其金融部门的高效率获得超额利润，提高金融行业等非贸易品部门的相对产出增长率。由此加深了国内贸易品部门与非贸易品部门的生产与消费结构的扭曲，并最终导致了经常账户失衡的加剧。
第三，资本账户传导机制的逻辑在于：中心国高效率的金融市场具有公共物品性质，该市场通过以较低的交易费用完成资本的全球风险―收益匹配，获得利润。通过宽松的货币政策压低融资成本，并维持长期债务的短头寸和短期债务的长头寸有利于分享国家高增长的收益，产生中心国世界货币职能的风险贴水。这一过程的完成依赖于中心国发行金融工具融资和以FDi或国际贷款方式投资的资本循环过程，而由此造成的国际分工变革又加剧了世界经济失衡的局面。
综上所述，基于对失衡根源的考察结果，我们认为：除非美国政治制度及其政策供给逻辑发生结构性转变，否则世界经济失衡将作为建立在“外部利益必须服从内部利益”的政策原则基础上的国际政治博弈结果而长期存在。无论是以欧洲、美国、还是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都无法从顺差国与逆差国单一的经济结构调整中纠正当前的失衡格局。因此，世界经济再平衡的命题与美国政治决策机制的改革只是同一逻辑的不同表述而已。
在后次贷危机时代，以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为基础的再平衡之路将不会一帆风顺。贸易摩擦和汇率争端将成为今后相当长时期内的主旋律。中国在贸易品部门应该加快优化国内产业结构，尽快完成去库存化和去落后产能化的调整过程，并通过提高自主研发能力占领高端制造业以减少当前中低端制造业频发的贸易摩擦。在非贸易品部门，特别是金融领域的改革中，在储备货币多元化受阻、SDR的权重设计仍不成熟、发行超货币缺乏应有的政治基础的现实条件下，应当通过加速推进人民币互换而非成立亚元区来完成区域货币合作，从而在当前及未来弱势美元的国际经济环境中减少国际铸币税损失，实现宏观经济的稳定持续增长和国家利益的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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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体制篇4
一、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失去增长动力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使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的势头戛然而止，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全球治理机制失灵，世界经济陷入持续低迷状态。
1.发达经济体遭受重创。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重创发达经济体，世界经济因此受到严重拖累。据世界银行统计，美国、日本、欧元区的经济增长率分别从2007年的2.2%、2.1%和2.7%下降到2008年的1.1%、-0.7%和0.7%，2009年又分别下降为-2.5%、-5.4%和-4.0%。世界经济的增长率从2007年的3.6%下降到2008的1.9%，2009年则降为-2.2%。危机至今，发达经济体经济复苏缓慢。从2010到2015年的6年间，美国的经济增长率依次为2.53%、1.6%、2.32%、2.32%、2.4%、2.4%，日本为3.9%、-0.5%、1.8%、1.6%、0.2%、0.4%；欧元区为1.7%、1.6%、-0.7%、-0.5%、0.8%、1.5%。
2.国际贸易和投资增速持续低迷。长期以来，贸易和投资一直是全球经济增长的两大重要引擎，但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贸易增速明显放缓，已经从1990年到2008年间平均增长7%，降至2009年到2015年间平均增长3%的水平。跨国公司的发展和对外直接投资增速也持续放缓，至今未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贸易和投资增速持续呈现低迷状况，也反映出世界经济复苏和增长的动能不足。
3.保护主义抬头。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发达经济体普遍陷入空前严重的经济衰退，为了实现经济复苏，一些国家纷纷采取保护主义措施。曾经的投资自由化和贸易自由化政策被束之高阁，代之以严格的投资限制和严密的贸易壁垒，如：限制别国商品进入本国市场，从别国撤回企业以挽救本国经济，对来自别国的投资活动以种种借口加以阻挠，以本国内部法律规定限制国家间的经济交往活动等。保护主义严重阻碍国际贸易和投资的扩大，延缓世界经济的复苏。
4.排他性、封闭性、碎片化区域安排纷纷出笼。为了维护自身利益，确保自己的霸权地位不动摇，美国在现有国际规则和世界贸易组织之外拼凑和构建新的多边协议，启动“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谈判，其目标是通过这两个协定建立起一整套协作机制，引领世界贸易、投资规则制订。这两个协议的参与国以发达经济体为主，以中国为代表的广大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则被排除在外，具有明显的封闭性和排他性。美国这样做的目的很明确，就是想继续主导制定国际经济运行规则的话语权。这种既想为国际社会定规矩，又刻意将广大发展中国家排除在外的霸道做法违背时代潮流，使本来就极不确定的世界经济复苏前景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5.各国宏观经济政策缺乏协调，世界经济面临诸多风险。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自2009年起，美联储连续启动三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欧洲央行、英国央行、日本央行也紧随其后启动了宽松的货币政策，其目的是制止经济衰退，推动经济复苏。除了货币政策，欧元区实施紧缩的财政政策，削减福利支出，以求避免发生债务危机。受发达经济体经济政策的影响，许多发展中国家不得不采取应对策略，以防止利益受到损害。发达国家所实施的经济政策产生了严重的负面效果，如：引发股市和楼市泡沫，推高发展中国家的通胀和金融风险，导致债务风险扩大，挑起货币战争等。在发展中国家，受美联储货币政策特别是加息政策的影响，股市下跌、通货膨胀、货币贬值、资本外流，经济波动剧烈。可以说，世界各国宏观经济政策缺乏协调性，使国际经济金融形势充满不确定性，严重影响了世界经济的复苏。
二、中国为世界经济开出标本兼治新药方
面对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复苏乏力的局面，国际社会对G20杭州峰会表达出高度期待。基于对世界经济发展状况和经济全球化逆转态势的科学判断，中国提出了建设“创新、开放、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的新理念，全面表达了对世界经济的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和发展着力点的中国观点。中国给世界经济开出的“药方”，是把握世界经济发展大势，引领经济全球化迈向新阶段，推动世界经济实现强劲、可持续、平衡、包容增长的伟大战略抉择。
一要解决发展的动力问题。目前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传统动力已经减弱，新的动力还未形成，培育新动力和实现动力转换是当务之急。这要求国际社会共同努力推动以制度创新、科技创新为主要内容的各方面创新，塑造更多依靠创新驱动的发展。
二要解决一体化发展问题。开放是充分利用全球资源，实现各国共同发展和繁荣的必由之路。实现开放发展就是要克服世界经济发展规则和发展路径的排他性、碎片化和封闭性弊端，构建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的良性制度环境。
三要解决发展方式问题。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各国经济高度联系在一起，一损俱损，一荣俱荣，谁也不能独善其身。为此，世界各国要高度警惕和防止保护主义抬头，积极开展创新和产能合作，努力实现全球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主动对接各自发展战略和规划，大力推动政策协调和联动，提高全球经济共赢。
四要解决公平正义问题。包容是实现世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包容就是要努力破除制约发展中国家发展的各种体制和机制障碍，推动发展中国家走上工业化道路，形成自我发展能力，同时要扩大全球公共产品的供给能力，先进带后进，富国帮穷国，让经济增长惠及所有人。
“创新、开放、联动、包容”体现了世界经济发展的大趋势，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无疑是解决当前世界经济发展面临主要矛盾和主要问题的有力手段。
三、中国方案助推世界经济走上强劲、可持续、平衡、包容增长之路
全面贯彻和落实“创新、开放、联动、包容”的新理念，必将推动世界经济走上强劲、可持续、平衡、包容增长之路。
其一，建立创新驱动发展模式，打造世界经济发展新动力。中国倡导二十国集团成员国积极调整政策思路，做到短期政策与长期政策相结合，需求侧管理与供给侧改革并重，通过创新、结构性改革、新工业革命、数字经济等新方式，为世界经济开辟新道路，拓展新边界。这种把创新置于推动全球经济复苏的首要位置的观点，既是对世界经济发展规律的科学认识，也是对中国自身经济发展经验的总结和推广，有助于世界经济彻底摆脱复苏乏力、增长脆弱的局面，为世界经济迎来新一轮增长和繁荣打下坚实基础。
其二，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维护经济和金融稳定，共同促进全球经济增长。中国倡议二十国集团成员国要结合本国实际，统筹财政、货币、结构性改革政策，努力扩大全球总需求，全面改善供给质量，为实现全球经济复苏和稳定发展奠定坚实基础。这一主张无疑是科学务实的，对国际社会加强合作，协调经济政策，共同应对经济和金融危机，推动世界经济释放活力，实现强劲、可持续、平衡、包容增长，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其三，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推动全球经济进一步开放、交流、融合。此次G20峰会把贸易和投资放在优先考虑的位置，提出了重振贸易和投资的重大政策构想和合作机制，首次决定启动贸易部长定期举行会议的机制，并提供了中方倡议的《二十国集团贸易投资工作组工作职责》，为二十国集团更好发挥全球经济治理作用，促进贸易投资增长提供了长期稳定的机制保障。为了实现降低贸易成本、促进贸易和投资政策协调、推动服务贸易、加强贸易融资、促进电子商务发展、处理贸易和发展问题等重大贸易和投资发展目标，在中方引领下，峰会达成了《二十国集团全球贸易增长战略》。这一纲领性文件的提出，为促进全球贸易和经济可持续发展指明了方向。
其四，提高全球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中国提出建设创新、开放、联动、包容型世界经济，旨在倡导所有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的国际关系准则，积极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国际经济秩序朝着平等公正、合作共赢的方向发展。积极贯彻“创新、开放、联动、包容”的理念，就是要推动国际规则和治理体系改革，提高发展中国家在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就是要构建系统完备、惠及所有国家的国际规则，不搞排他性、封闭性和碎片化安排，反对一家独大和赢者通吃，力求使所有国家共商规划、联动发展、共享成果；就是要规划世界各国共同发展愿景，加强各国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提高全球治理能力和水平。
其五，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包容性发展。据统计，现在世界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7左右，超过了公认的0.6“危险线”。全球约有1/3人口每天生活费不足2美元。要实现世界经济复苏、释放增长活力，就必须消除贫困和饥饿，推动包容和可持续发展。中国积极倡导合作共赢国际关系新准则，主张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将发展问题置于全球宏观政策框架核心位置，推动国际社会合作支持非洲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工业化，呼吁各国关心不同阶层和群众特别是困难群众的需要，讨论公共管理和再分配政策调整。中国的倡议反映了经济最不发达国家要求摆脱贫困和落后的强烈愿望，体现了发展中国家迫切要求实现工业化的诉求。
其六，积极落实“一带一路”战略，努力开拓实现世界经济复苏新途径。“一带一路”战略契合了中国、沿线国家和世界经济发展的需要，顺应了区域和全球合作的潮流，得到60多个沿线国家和相关国际组织的积极呼应和热情参与。通过“一带一路”，将沿线国家紧密联系在一起，通过建设基础设施实现互联互通，在此基础上开展金融、贸易、投资等各方面广泛合作，既能够促进沿线各国的发展，又增进各国间的相互联系，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强劲增长注入强大动能。
世界经济体制篇5
G20杭州峰会的召开，是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历史性事件。此次会议上，“杭州共识”的提出，其意义不仅在于对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贡献，更在于中国首次系统地阐述对于“新型世界经济”的看法。峰会虽然闭幕了，但对于世界经济中国“药方”的讨论仍在继续。
长期以来，中国对于世界经济的理解，更多将之作为外部发展环境，以适应者、追随者的角色进行自我定位。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的定位尽管发生了变化，但更多作为参与者进行多主体互动。此次峰会，主席第一次系统地提出了对未来世界经济变化的全新看法，表明中国作为引领者对于全球经济的独立看法，以及中国视角的解释和期待。因此，从“新型世界经济”角度，对于“杭州共识”进行分析和思考，具有重要的前瞻意义。同时，“新型世界经济”的建设，需要国家和地方层面的双重响应。国际化城市作为全球要素流量的枢纽和承载空间，应当成为世界经济转型升级重要的示范者、承载者与推进者。
全球经济疲软催生“杭州共识”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至今已近10年，世界经济历经刺激、调整、复苏，正进入转折期。未来一个阶段，世界经济的发展模式、力量对比、地缘布局、网络建构等方面均面临新的挑战与变革。
从发展模式上看，世界经济的发展进入平台期。联合国的《2016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年中修订版报告指出，全球经济增长持续疲软，预计2016年和2017年世界经济将分别增长2.4%和2.8%。在这一背景下，世界经济的发展亟须寻找新的发展动能，强化创新的动力作用。
从力量对比上看，以中国为首的新兴经济体及发展中国家经济力量得到重大提升，世界经济格局的多元化趋向更为明显。金砖国家与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经济中的份额和影响力已日益接近西方国家。
从地缘经济角度上看，经济全球化力量的空间拓展目前仍处于“世界岛”的区域，大量发展中国家仍未受到全球化要素的辐射。而后者恰恰将成为全球经济未来发展的重要“机遇空间”，全球的地缘经济空间拓展需要新的引领。
从经济的网络链接基础上看，世界经济的互动网络结构正发生新的变化，其网络建构基础从传统的全球生产网络（Gpn）向全球创新网络（Gin）进一步发展。信息化、创新化、多样化的经济体的经济地位将得到日益提升。
从“融入”到“塑造”
G20杭州峰会的意义，不仅在于20国集团对于世界经济的发展提出想法和行动，更在于中国对于世界经济发展趋势的理解和引领。在中国主导下的“杭州共识”中，充分表现出中国对于世界经济的全新看法，即“新型世界经济”观。这种理念的构建，反映出中国超越“融入”世界经济阶段，进入“塑造”世界经济的全新阶段。
杭州G20峰会围绕“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进行议题设计与最终成果塑造，并针对世界经济新模式建构而首次提出“中国方案”。峰会贡献的“杭州共识”，其重要的意义内涵，在于对传统世界经济发展模式的反思和扬弃，在此基础上对“新型世界经济”概念的提出和展示。
中国提出的“新型世界经济”理念，反映在世界经济在发展动力、制度框架、运行方式以及发展目的等方面的全面升级。在发展动力上，提出世界经济将进入技术、制度、文化等“全方面”创新驱动的新阶段，着力强化创新在推动世界经济方面的重要作用，进而对传统全球化中“资本驱动”的架构实现超越和再认识。在制度层面，以多主体互动为核心的全球经济金融治理架构，将取代西方主导的，以“新、旧自由主义”为核心的旧有世界经济秩序。在运行方式上，在重振投资、贸易拉动作用的基础上，促进政策、基础设施等多层次联动发展，创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将成为新的选择。在发展目的方面，应以惠及最广大全球民众为目标，形成包容、共享的发展格局，将有别于传统的“零和”经济博弈与“排他性”利益分配体系。
“新型世界经济”理念的核心，在于形成一种新的发展共识，形成全球经济发展的可持续发展格局。最终达成两个层面的世界经济“再平衡”，即经济结构“再平衡”与地缘经济空间“再平衡”。其中，经济结构“再平衡”在于，通过创新、联动、治理、开放等方面的积极推进，形成全球收支、金融、贸易、产业等领域的平衡发展。而地缘经济空间的“再平衡”在于，以新的世界经济发展理念，引领传统经济全球化所“忽视”的边缘（edge）与腹地（hinterland）区域国家和经济行为主体真正融入世界经济体系，拓展世界经济“新边疆”。
“新型世界经济”的地方响应
“新型世界经济”理念，源自杭州共识，为中国所引领和塑造，是此次G20峰会的重要财富。这一理念，不仅是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全新观察视角，也是中国需要在国家、地方两个层面进行着力推进的重要领域。而中国正在崛起的诸多国际化都市，无疑是承担“新型世界经济”推进职责的重要主体。
在创新层面，中国的城市需要创新增长方式，进一步推进改革创新，开辟和抓住新机遇，提升城市经济增长潜力。以科技创新为核心，带动城市发展理念、体制机制、商业模式等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创新，成为国际创新成果交流的枢纽节点。
在活力层面，相关的大都市应以多层次改革释放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活力，形成具有国际引领水平的城市治理体系和制度环境，提升城市的国际话语权与议题引导能力，充分体现城市在制度层面的“协调”功能。
世界经济体制篇6
[关键词]金融危机；世界经济格局；动态转换
[中图分类号]F0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0461(2011)06-0001-05
“十二五”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是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从国际看，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和平、发展、合作仍是时代潮流。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深远，世界经济结构加快调整，全球经济治理机制深刻变革，科技创新和产业转型孕育突破，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市场国家整体实力步入上升期，世界多极化深入发展。如何把握大变局中的大趋势、应对大调整中的大挑战、抓住大变革中的大机遇，成为站在新起点上的中国必须深入思考和着力破解的重大课题。笔者认为，世界经济格局是世界各国间经济实力对比和经济影响强弱的一种结构性体系和势能状态，对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格局变化的认识和判断需要深入到世界经济的各个领域，并从各大经济活动的主体、环境和运动方向上对其变化特征及其变化程度给予细致分析，才能有效把握主流趋势。
一、世界经济结构进行深刻调整
自2007年美国爆发次贷危机进而]变成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结构进入新的调整时期。西方发达国家负债消费、新兴经济体出口拉动、资源输出国依赖资源出口的世界经济发展模式被打破，全球产业结构、需求结构、生产结构、贸易结构随之发生重大变化，处于深刻调整之中。
（一）全球产业结构开始新一轮调整升级
20世纪80年代后期，全球经历了二战以来第四次国际产业转移，美、日、欧等发达国家大力发展信息、新材料、新能源等高技术产业，把劳动、资本密集型产业和部分低附加值的技术密集型产业转移到海外。我国成为这轮国际产业转移的主战场并跃升为世界制造业大国。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各国把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作为应对危机的重要举措，第五次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序幕已经拉开。[1]新一轮的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将表现出以下特征。一是发达国家进入一轮“再工业化”过程。金融危机可能会使发达国家服务业过于超前发展、工业发展相对薄弱的格局得到一定程度的回调，发达国家在高端消费品、投资品方面的生产能力将会增强，这对发达国家改善产业“空心化”现象以及国际收支不平衡状况将起到积极作用，但在短期内对外贸依存度较高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将产生一定不利影响。二是产业分工向产品内分工方向发展。产品内分工是指将一体化生产过程分为若干独立生产工序，并安排在不同国家完成，形成全球生产网络。在产品内分工不断深化的过程中，国际产业分工将进一步细化，一国可能仅负责一道生产工序；产业转移链条将向两端延伸，从传统生产环节转移转变为生产、流通、服务等多环节转移；产品生命周期急剧缩短，一开始就转移最先进的技术和生产方式。三是产业转移的服务化特征日趋明显。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服务业转移加快，目前服务业占跨国直接投资比重已超过制造业。随着新一轮全球产业结构调整，金融、电信等行业跨国并购正成为跨国投资的主要领域，汽车、电子、医药、化工等传统制造业的转移在更大程度上依赖于相关服务业的发展。
（二）全球需求结构出现新的动向
世界经济结构深刻调整的一个重要表现是，世界需求结构发生新变化。在2009年的世界经济增量中，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贡献超过50%，改写了发达国家主导世界经济增长的历史。在世界经济结构调整阶段，与发达经济体消费需求和经济增长恢复缓慢形成对照的是，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增长较快，进入新的需求高峰期。这不仅产生商品和服务需求，而且产生对投资和各类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的更大需求。比如，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我国不仅具备了海外投资的外汇资金实力，而且工程建设企业竞争力不断增强，具备了参与国际竞争的条件和优势。工程建设企业对外承包业务的发展，将带动出口贸易和实体投资的同步发展，成为我国与新兴市场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开展经济贸易合作的新纽带。
（三）全球生产供应链区位导向发生变化
金融危机后，从纠正世界经济失衡出发，一些发达国家提出再工业化战略，不少国家限于就业压力，出台了一些不允许获补贴企业投资流出、承诺最低国内采购额度，或通过调整税收措施吸引本国企业投资回流和留住国际投资者的应急性投资保护政策。但跨国巨头们并未放弃全球生产网建设和全球价值链布局的整体战略。应急或暂时的收缩与回归发达地区的产业规模有限，从企业生存及赢利出发，将战略重心从传统市场转向新兴市场仍是大势所趋。[2]危机后全球生产网络呈现三大新趋势：一是行业重组引发全球跨境产业转移加速。危机中行业领先企业的能力削减为行业整合、形成新的行业领袖提供了市场契机，在本行业内寻求合适的并购对象，借势壮大成为重要的策略。二是区域性供应链地位上升。由于碳关税、物流、法规的变化和自贸区谈判的盛行，一些跨国公司更倾向于在区域上形成一个完整的供应链。比如，以往日本将欧美作为其主要海外市场，目前由于欧洲和北美市场的收益很不乐观，则加强在东南亚的区域整合。三是随着核心市场转移，相对于成本型供应链，目前市场导向型的供应链地位趋于上升。比如随着中国本土市场的发展，更多的跨国公司意识到中国同时作为其内销市场和出口平台的双重角色，大多对在华投资不减反增，与其在欧美市场撤资关厂的举动形成截然相反之势。新一轮全球生产网建设不仅带动全球制造重心向新兴国家转移，更将推动从设计、研发、物流运输直到售后服务等服务业全球分工体系向新兴国家的加速布局。
（四）全球贸易结构逆全球化趋势凶猛
“北方”国家转向“南方”寻求贸易出路成为国际贸易格局变化的新特征。受金融危机影响，2009年全球贸易量减少了12.2%，是70年来下滑幅度最大的一次。危机中发达国家贸易下降尤为显著，与2008年的水平相比，2009年美国的出口缩减了17.9%，进口缩减了25.9%。相形之下，新兴和未来市场作用显著上升。1985年，发展中国家占美国出口总额的32.8%，占进口总额的34.5%。到2009年，发展中国家占美国出口总额的51.6%，占美国进口总额的59.8%。[3]新兴市场的崛起对美、欧、日市场主导全球贸易流向的传统格局形成显著影响和挑战。2003年~2008年的5年间，金砖四国出口额占全球出口额的比重从9.7%增长为14.5%，四国进口额占比从8.0%升至11.5%。2009年，中国超越德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商品出口国，约占全世界出口额的10%；同时，中国还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商品进口国，进口额占全球的8%。正是在2009年，中国超越美国成为巴西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印度的第二大贸易伙伴。据印度商工部统计，2008~2009财年，印中贸易额达360亿美元，同比增长7%，而同期印美贸易额为340亿美元，同比下降7.5%；2009年，印中贸易额突破500亿美元，增长幅度更接近40%。[4]危机后，贸易保护主义卷土重来和逆全球化的双边及区域自由贸易协定数目激增，从两个方向上改变着wto倡导的多边自由化贸易体系。据世界银行统计，危机以来至2010年，G-20国家中有17个国家共出台了78项贸易保护措施，其中有47项已付诸实施。经合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的联合报告则称，至2010年上半年已出台了250项具有贸易保护倾向的政策。日益盛行的双边和区域贸易谈判显然对推进多哈谈判具有反向作用。一方面是因为这些协定各成一体，有的非常全面，不仅包括商品贸易，而且包括服务贸易、外国投资、知识产权保护、劳动权利和环境保护；有的则范围有限，甚至把一些敏感部门（如农业贸易）排除在外；另一方面，这些协定采用不同的原产地规则，直接挑战wto规则。
二、全球经济治理机制艰难变革
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世界贸易组织和世界银行这三大多边经济协调机构的缺陷和困境越加凸显，尤其是imF未能有效预见和监管国际金融领域的失序与风险，wto多哈回合谈判难达成果，令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分离思潮趋于上升。尽管发达国家仍把持全球治理主导权，却又担心传统多边协调机制因新兴大国另辟平台而被边缘化，比如新兴经济体，尤其是新兴亚洲各国依靠强大的外汇储备，抵御金融不稳定局面，而不再向imF求助；发展中国家间探索出多种对外援助和捐款机制，而削弱了世界银行的传统角色；一些国家转向缔结双边或区域投资贸易协定，而不再热衷于加入wto。危机后，相对于全球经济主体多元化，特别是新兴经济体崛起为世界经济增长重要引擎的发展格局，现行国际经济协调中的非多元化倾向和发达国家主导倾向遭遇严重挑战。[5]
世界经济治理机制变革的着力点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①构建多层次世界经济治理架构和机制安排，发挥各种机制在世界经济治理中的综合效用。一是全球多边层面的治理机制，如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二十国集团等。二是同类国家、跨地区层面的治理机制，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西方七国（八国）首脑会议、“金砖国家”等。三是区域层面的治理机制，如欧盟、亚太经合组织、北美自由贸易区、上海合作组织等。四是双边合作、协调的治理机制，如“中非合作论坛”、“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等平台和机制。在多层次的世界经济治理机制中，应着力推动二十国集团成为世界经济治理机制的主要平台，确保其在促进国际经济合作和全球经济治理中发挥核心作用，同时处理好二十国集团机制同其他治理机制的关系，发挥各种机制在世界经济治理中的作用。②推动建立均衡、普惠、共赢的多边贸易体制，反对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世界贸易组织作为全球多边贸易机构，是世界经济治理机制的重要支柱之一，其框架内的多哈回合谈判即将进入密集谈判的关键期，当前应继续推动多哈回合谈判早日取得全面均衡的成果。同时，应坚定不移地反对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坚持平等对话协商，妥善应对和处理贸易摩擦与分歧，推动形成自由开放、公平公正的全球贸易环境和全球贸易体制。③推动国际经济体系改革，促进国际经济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全球经济治理的根本目标是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均衡、普惠、共赢方向发展，建立一个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国际经济秩序。这就需要坚持全面性、均衡性、渐进性、实效性原则，继续深化改革，不断健全和完善现有国际经济组织机构，形成一个更有利于兼顾公平和效率的国际经济体系和全球经济治理体系。
世界经济治理体系在对以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三大支柱所组成的组织架构进行调整和改革的同时，将会以更加灵活和多元的机制进行框架外协调，这也将成为金融危机带给世界经济治理体系的一个重要变化。
三、科学技术创新孕育产业突破
每一轮科技革命催生的新产业都有生命周期，经济危机及其引发的经济衰退也往往与产业缺乏进一步的创新、没有新的科技和产业革命及时跟上有关。现在，世界经济正在恢复增长，虽然复苏较为缓慢，但正在孕育的新的科技革命必将带来新的产业革命，进而推动世界经济进入新的增长周期。
从20世纪中后期起，在世界范围内出现的新科技革命使科学技术成为生产力的作用和过程发生了质的变化，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现代经济增长主要由科学技术的进步来推动，经济增长速度主要由科学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速度来决定。与此相关，科技与经济的联系越来越紧密，新科技革命的突破常常立即带来新产业革命，科技创新几乎与产业创新同时进行。因此，产业转型升级依赖于科技创新并以科技创新为先导，是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的结合。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新兴科技和新兴产业的深度融合。一方面，科技创新是驱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根本动力；另一方面，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体现了科技创新的方向。19世纪，电磁学发展成为电气革命的知识基础，使电力、化工等工业部门得到迅猛发展。20世纪初，半导体物理和材料的发展、现代计算机理论和模型的突破等成为电子革命的知识基础，使电子、信息等新兴产业得到快速发展。未来科技创新将为生产力发展打开新空间，引发新一轮产业变革，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主导和支柱产业，引领人类进入绿色、低碳、智能时代。由于新兴产业能够带动整个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因而一个国家和地区在某一时期的竞争力和竞争优势关键在于有没有发展起在这个时代处于领先地位的新兴产业，形成具有自主创新能力的现代产业体系。因此，目前，世界主要国家纷纷进行战略部署，推动节能环保、新能源、信息、生物等新兴产业快速发展，努力抢占新一轮发展的战略制高点。美国十分强调新能源、航空航天、宽带网络的技术开发和产业发展，积极推行“绿色经济复苏计划”，期待实现“绿色技术”革命；日本把重点放在信息技术应用、新型汽车、低碳产业、新能源（太阳能）等新兴行业；欧盟着力提高“绿色技术”和其他高技术水平，推动“绿色经济”发展。
国际金融危机虽然在虚拟经济层面上爆发，但深层次问题还在实体经济层面，在新一代主导产业的选择上。在这种背景下，我国需要准确把握创新和产业转型处于孕育期的特点，通过加快推进科技创新，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努力抢占未来科技和产业发展的战略制高点，并以此来带动整个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
四、新兴市场国家整体性崛起
整体性崛起壮大是发展中国家新一轮经济增长浪潮的标志性特征。所谓整体性是指新一轮浪潮涉及了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覆盖了亚洲、拉美及非洲的大多数国家。“新兴市场”这一概念，代表了发达国家及其企业看待发展中国家的一种[光或者视角。当前我们所谈的新兴市场国家，是在20世纪80年代~90年代以后兴起的一批国家，它们普遍具有经济增长速度快和市场潜力大的特点，而且正力图通过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逐步融入全球经济体系。新兴市场国家是一个群体，具体的数量有不同的说法。其中，特别令人瞩目的除了“金砖国家”[6]合作机制内的中国、巴西、俄罗斯、印度、南非，还有“新钻十一国”（巴基斯坦、埃及、印度尼西亚、伊朗、韩国、菲律宾、墨西哥、孟加拉国、尼日利亚、土耳其、越南）以及“展望五国”（越南、印尼、南非、土耳其和阿根廷）。
新兴市场国家的鲜明特点，就是经济发展正在步入上升期。这种势头不仅表现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后，而且在危机之前就已初露端倪。首先，近20年来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快速增长。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明显高于发达国家，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又高于一般发展中国家。其次，国际金融危机后新兴市场国家经济率先复苏。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10年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将达到7.1%，“金砖国家”的增长更为强劲，远高于发达国家。2010年，全球经济增速将超过4.5%，其中新兴市场国家的贡献达到60%左右。根据加拿大国际治理创新中心CiGi的预测，2025年新兴市场国家在全球GDp的占比将从目前的11%提高到20%，其中巴西、南非、俄罗斯和墨西哥四国的占比保持在4%左右，而中国和印度将提高到14%。2050年，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全球经济总量中的份额将各占50%。[7]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增长率的对比表明：国际经济力量正在调整和转移，新兴市场国家力量正在步入上升期，将在一段时间内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和源泉。
新兴市场国家的崛起，不仅从经济总量上而且更重要的是从制度结构上对于世界经济格局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新兴市场国家的群体性崛起，正在改变经济要素流动和经济存量的历史格局，给世界经济发展和全球化的深入推进注入了活力。[8]发达国家的一些传统产业面临来自新兴市场国家不断上升的竞争压力，其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绝对优势地位受到挑战。为了应对新兴国家的群体性崛起，发达国家寄希望于充分利用其在全球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将发展中国家的崛起纳入一个符合西方利益的轨道和制度框架中，这样既可以分享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又能在一定程度上控制这些国家经济实力增长的方式和速度，从而达到维持其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传统优势地位这一根本目的。对于新兴市场国家未来的发展而言，如何与发达国家以及由其掌控的全球经济体系形成良性互动，争取更多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成为现有国际格局调整中的一个重要变量。
五、中国应对世界经济格局变化的政策建议
后危机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国际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我国经济中多年积累的“结构性”问题也随之更加突出。变革经济发展方式的内外部压力，使我国的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战略机遇期。我们要紧紧抓住世界经济格局大调整的良好契机，不断解放思想，加快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争取在未来的全球经济合作竞争中建立更大的比较优势，最终实现经济的跨越式发展。
1.努力增强参与世界经济治理机制变革能力
发达国家在自身实力遭国际金融危机重创、深陷经济衰退泥潭不可自拔之时，一方面要求我国承担更多的责任，希望我国拯救世界经济于水火之中；另一方面又不愿在全球事务和国际组织中给予我国更多应得之权利。在此情形下，我们要坚持从国情实际出发，不承担于我无益的责任，不做超出自身能力的承诺，积极推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朝着科学、合理的方向发展，朝着于我有利的方向发展。总的来说，在新一轮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改革中，必须要消除原有发展模式下积累的矛盾，既要继续发挥全球化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方面的积极作用，又要避免出现利益分配严重失衡的结果；既要继续保持国际分工带来的提高效率的正面作用，又要避免需求失衡产生的负面影响；既要发挥金融市场便利资金流通的积极作用，又要避免金融市场过度波动对世界经济造成冲击。
2.大力实施扩大内需战略
世界经济格局调整孕育我国加速培育国内消费市场的新优势。立足于扩大内需，是我国适应世界经济格局调整的长期战略方针。在扩大内需中，释放城乡居民消费能力、扩大消费规模具有很大空间和潜力。2010年我国最终消费支出仅占全球消费市场的11%左右，而美国和欧元区的消费市场占全球消费的3/4左右。2010年我国人均GDp将突破4,000美元，扩大国内消费需求的条件日趋成熟。应加快把国内消费培育成为拉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形成以国内市场为支撑的我国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的新优势。
世界经济体制篇7
[关键词]金融危机；世界经济格局；动态转换
“十二五”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是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从国际看，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和平、发展、合作仍是时代潮流。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深远，世界经济结构加快调整，全球经济治理机制深刻变革，科技创新和产业转型孕育突破，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市场国家整体实力步入上升期，世界多极化深入发展。如何把握大变局中的大趋势、应对大调整中的大挑战、抓住大变革中的大机遇，成为站在新起点上的中国必须深入思考和着力破解的重大课题。笔者认为，世界经济格局是世界各国间经济实力对比和经济影响强弱的一种结构性体系和势能状态，对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格局变化的认识和判断需要深入到世界经济的各个领域，并从各大经济活动的主体、环境和运动方向上对其变化特征及其变化程度给予细致分析，才能有效把握主流趋势。
一、世界经济结构进行深刻调整
自2007年美国爆发次贷危机进而]变成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结构进入新的调整时期。西方发达国家负债消费、新兴经济体出口拉动、资源输出国依赖资源出口的世界经济发展模式被打破，全球产业结构、需求结构、生产结构、贸易结构随之发生重大变化，处于深刻调整之中。
（一）全球产业结构开始新一轮调整升级
20世纪80年代后期，全球经历了二战以来第四次国际产业转移，美、日、欧等发达国家大力发展信息、新材料、新能源等高技术产业，把劳动、资本密集型产业和部分低附加值的技术密集型产业转移到海外。我国成为这轮国际产业转移的主战场并跃升为世界制造业大国。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各国把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作为应对危机的重要举措，第五次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序幕已经拉开。[1]新一轮的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将表现出以下特征。一是发达国家进入一轮“再工业化”过程。金融危机可能会使发达国家服务业过于超前发展、工业发展相对薄弱的格局得到一定程度的回调，发达国家在高端消费品、投资品方面的生产能力将会增强，这对发达国家改善产业“空心化”现象以及国际收支不平衡状况将起到积极作用，但在短期内对外贸依存度较高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将产生一定不利影响。二是产业分工向产品内分工方向发展。产品内分工是指将一体化生产过程分为若干独立生产工序，并安排在不同国家完成，形成全球生产网络。在产品内分工不断深化的过程中，国际产业分工将进一步细化，一国可能仅负责一道生产工序；产业转移链条将向两端延伸，从传统生产环节转移转变为生产、流通、服务等多环节转移；产品生命周期急剧缩短，一开始就转移最先进的技术和生产方式。三是产业转移的服务化特征日趋明显。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服务业转移加快，目前服务业占跨国直接投资比重已超过制造业。随着新一轮全球产业结构调整，金融、电信等行业跨国并购正成为跨国投资的主要领域，汽车、电子、医药、化工等传统制造业的转移在更大程度上依赖于相关服务业的发展。
（二）全球需求结构出现新的动向
世界经济结构深刻调整的一个重要表现是，世界需求结构发生新变化。在2009年的世界经济增量中，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贡献超过50%，改写了发达国家主导世界经济增长的历史。在世界经济结构调整阶段，与发达经济体消费需求和经济增长恢复缓慢形成对照的是，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增长较快，进入新的需求高峰期。这不仅产生商品和服务需求，而且产生对投资和各类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的更大需求。比如，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我国不仅具备了海外投资的外汇资金实力，而且工程建设企业竞争力不断增强，具备了参与国际竞争的条件和优势。工程建设企业对外承包业务的发展，将带动出口贸易和实体投资的同步发展，成为我国与新兴市场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开展经济贸易合作的新纽带。
（三）全球生产供应链区位导向发生变化
金融危机后，从纠正世界经济失衡出发，一些发达国家提出再工业化战略，不少国家限于就业压力，出台了一些不允许获补贴企业投资流出、承诺最低国内采购额度，或通过调整税收措施吸引本国企业投资回流和留住国际投资者的应急性投资保护政策。但跨国巨头们并未放弃全球生产网建设和全球价值链布局的整体战略。应急或暂时的收缩与回归发达地区的产业规模有限，从企业生存及赢利出发，将战略重心从传统市场转向新兴市场仍是大势所趋。[2]危机后全球生产网络呈现三大新趋势：一是行业重组引发全球跨境产业转移加速。危机中行业领先企业的能力削减为行业整合、形成新的行业领袖提供了市场契机，在本行业内寻求合适的并购对象，借势壮大成为重要的策略。二是区域性供应链地位上升。由于碳关税、物流、法规的变化和自贸区谈判的盛行，一些跨国公司更倾向于在区域上形成一个完整的供应链。比如，以往日本将欧美作为其主要海外市场，目前由于欧洲和北美市场的收益很不乐观，则加强在东南亚的区域整合。三是随着核心市场转移，相对于成本型供应链，目前市场导向型的供应链地位趋于上升。比如随着中国本土市场的发展，更多的跨国公司意识到中国同时作为其内销市场和出口平台的双重角色，大多对在华投资不减反增，与其在欧美市场撤资关厂的举动形成截然相反之势。新一轮全球生产网建设不仅带动全球制造重心向新兴国家转移，更将推动从设计、研发、物流运输直到售后服务等服务业全球分工体系向新兴国家的加速布局。
（四）全球贸易结构逆全球化趋势凶猛
“北方”国家转向“南方”寻求贸易出路成为国际贸易格局变化的新特征。受金融危机影响，2009年全球贸易量减少了12.2%，是70年来下滑幅度最大的一次。危机中发达国家贸易下降尤为显著，与2008年的水平相比，2009年美国的出口缩减了17.9%，进口缩减了25.9%。相形之下，新兴和未来市场作用显著上升。1985年，发展中国家占美国出口总额的32.8%，占进口总额的34.5%。到2009年，发展中国家占美国出口总额的51.6%，占美国进口总额的59.8%。[3]新兴市场的崛起对美、欧、日市场主导全球贸易流向的传统格局形成显著影响和挑战。2003年~2008年的5年间，金砖四国出口额占全球出口额的比重从9.7%增长为14.5%，四国进口额占比从8.0%升至11.5%。2009年，中国超越德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商品出口国，约占全世界出口额的10%；同时，中国还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商品进口国，进口额占全球的8%。正是在2009年，中国超越美国成为巴西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印度的第二大贸易伙伴。据印度商工部统计，2008~2009财年，印中贸易额达360亿美元，同比增长7%，而同期印美贸易额为340亿美元，同比下降7.5%；2009年，印中贸易额突破500亿美元，增长幅度更接近40%。[4]危机后，贸易保护主义卷土重来和逆全球化的双边及区域自由贸易协定数目激增，从两个方向上改变着wto倡导的多边自由化贸易体系。据世界银行统计，危机以来至2010年，G-20国家中有17个国家共出台了78项贸易保护措施，其中有47项已付诸实施。经合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的联合报告则称，至2010年上半年已出台了250项具有贸易保护倾向的政策。日益盛行的双边和区域贸易谈判显然对推进多哈谈判具有反向作用。一方面是因为这些协定各成一体，有的非常全面，不仅包括商品贸易，而且包括服务贸易、外国投资、知识产权保护、劳动权利和环境保护；有的则范围有限，甚至把一些敏感部门（如农业贸易）排除在外；另一方面，这些协定采用不同的原产地规则，直接挑战wto规则。
二、全球经济治理机制艰难变革
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贸易组织和世界银行这三大多边经济协调机构的缺陷和困境越加凸显，尤其是imF未能有效预见和监管国际金融领域的失序与风险，wto多哈回合谈判难达成果，令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分离思潮趋于上升。尽管发达国家仍把持全球治理主导权，却又担心传统多边协调机制因新兴大国另辟平台而被边缘化，比如新兴经济体，尤其是新兴亚洲各国依靠强大的外汇储备，抵御金融不稳定局面，而不再向imF求助；发展中国家间探索出多种对外援助和捐款机制，而削弱了世界银行的传统角色；一些国家转向缔结双边或区域投资贸易协定，而不再热衷于加入wto。危机后，相对于全球经济主体多元化，特别是新兴经济体崛起为世界经济增长重要引擎的发展格局，现行国际经济协调中的非多元化倾向和发达国家主导倾向遭遇严重挑战。[5]
世界经济治理机制变革的着力点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①构建多层次世界经济治理架构和机制安排，发挥各种机制在世界经济治理中的综合效用。一是全球多边层面的治理机制，如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二十国集团等。二是同类国家、跨地区层面的治理机制，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西方七国（八国）首脑会议、“金砖国家”等。三是区域层面的治理机制，如欧盟、亚太经合组织、北美自由贸易区、上海合作组织等。四是双边合作、协调的治理机制，如“中非合作论坛”、“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等平台和机制。在多层次的世界经济治理机制中，应着力推动二十国集团成为世界经济治理机制的主要平台，确保其在促进国际经济合作和全球经济治理中发挥核心作用，同时处理好二十国集团机制同其他治理机制的关系，发挥各种机制在世界经济治理中的作用。②推动建立均衡、普惠、共赢的多边贸易体制，反对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世界贸易组织作为全球多边贸易机构，是世界经济治理机制的重要支柱之一，其框架内的多哈回合谈判即将进入密集谈判的关键期，当前应继续推动多哈回合谈判早日取得全面均衡的成果。同时，应坚定不移地反对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坚持平等对话协商，妥善应对和处理贸易摩擦与分歧，推动形成自由开放、公平公正的全球贸易环境和全球贸易体制。③推动国际经济体系改革，促进国际经济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全球经济治理的根本目标是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均衡、普惠、共赢方向发展，建立一个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国际经济秩序。这就需要坚持全面性、均衡性、渐进性、实效性原则，继续深化改革，不断健全和完善现有国际经济组织机构，形成一个更有利于兼顾公平和效率的国际经济体系和全球经济治理体系。
世界经济治理体系在对以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三大支柱所组成的组织架构进行调整和改革的同时，将会以更加灵活和多元的机制进行框架外协调，这也将成为金融危机带给世界经济治理体系的一个重要变化。
三、科学技术创新孕育产业突破
每一轮科技革命催生的新产业都有生命周期，经济危机及其引发的经济衰退也往往与产业缺乏进一步的创新、没有新的科技和产业革命及时跟上有关。现在，世界经济正在恢复增长，虽然复苏较为缓慢，但正在孕育的新的科技革命必将带来新的产业革命，进而推动世界经济进入新的增长周期。
从20世纪中后期起，在世界范围内出现的新科技革命使科学技术成为生产力的作用和过程发生了质的变化，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现代经济增长主要由科学技术的进步来推动，经济增长速度主要由科学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速度来决定。与此相关，科技与经济的联系越来越紧密，新科技革命的突破常常立即带来新产业革命，科技创新几乎与产业创新同时进行。因此，产业转型升级依赖于科技创新并以科技创新为先导，是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的结合。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新兴科技和新兴产业的深度融合。一方面，科技创新是驱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根本动力；另一方面，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体现了科技创新的方向。19世纪，电磁学发展成为电气革命的知识基础，使电力、化工等工业部门得到迅猛发展。20世纪初，半导体物理和材料的发展、现代计算机理论和模型的突破等成为电子革命的知识基础，使电子、信息等新兴产业得到快速发展。未来科技创新将为生产力发展打开新空间，引发新一轮产业变革，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主导和支柱产业，引领人类进入绿色、低碳、智能时代。由于新兴产业能够带动整个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因而一个国家和地区在某一时期的竞争力和竞争优势关键在于有没有发展起在这个时代处于领先地位的新兴产业，形成具有自主创新能力的现代产业体系。因此，目前，世界主要国家纷纷进行战略部署，推动节能环保、新能源、信息、生物等新兴产业快速发展，努力抢占新一轮发展的战略制高点。美国十分强调新能源、航空航天、宽带网络的技术开发和产业发展，积极推行“绿色经济复苏计划”，期待实现“绿色技术”革命；日本把重点放在信息技术应用、新型汽车、低碳产业、新能源（太阳能）等新兴行业；欧盟着力提高“绿色技术”和其他高技术水平，推动“绿色经济”发展。
国际金融危机虽然在虚拟经济层面上爆发，但深层次问题还在实体经济层面，在新一代主导产业的选择上。在这种背景下，我国需要准确把握创新和产业转型处于孕育期的特点，通过加快推进科技创新，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努力抢占未来科技和产业发展的战略制高点，并以此来带动整个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
四、新兴市场国家整体性崛起
整体性崛起壮大是发展中国家新一轮经济增长浪潮的标志性特征。所谓整体性是指新一轮浪潮涉及了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覆盖了亚洲、拉美及非洲的大多数国家。“新兴市场”这一概念，代表了发达国家及其企业看待发展中国家的一种[光或者视角。当前我们所谈的新兴市场国家，是在20世纪80年代~90年代以后兴起的一批国家，它们普遍具有经济增长速度快和市场潜力大的特点，而且正力图通过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逐步融入全球经济体系。新兴市场国家是一个群体，具体的数量有不同的说法。其中，特别令人瞩目的除了“金砖国家”[6]合作机制内的中国、巴西、俄罗斯、印度、南非，还有“新钻十一国”（巴基斯坦、埃及、印度尼西亚、伊朗、韩国、菲律宾、墨西哥、孟加拉国、尼日利亚、土耳其、越南）以及“展望五国”（越南、印尼、南非、土耳其和阿根廷）。
新兴市场国家的鲜明特点，就是经济发展正在步入上升期。这种势头不仅表现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后，而且在危机之前就已初露端倪。首先，近20年来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快速增长。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明显高于发达国家，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又高于一般发展中国家。其次，国际金融危机后新兴市场国家经济率先复苏。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10年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将达到7.1%，“金砖国家”的增长更为强劲，远高于发达国家。2010年，全球经济增速将超过4.5%，其中新兴市场国家的贡献达到60%左右。根据加拿大国际治理创新中心CiGi的预测，2025年新兴市场国家在全球GDp的占比将从目前的11%提高到20%，其中巴西、南非、俄罗斯和墨西哥四国的占比保持在4%左右，而中国和印度将提高到14%。2050年，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全球经济总量中的份额将各占50%。[7]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增长率的对比表明：国际经济力量正在调整和转移，新兴市场国家力量正在步入上升期，将在一段时间内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和源泉。新兴市场国家的崛起，不仅从经济总量上而且更重要的是从制度结构上对于世界经济格局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新兴市场国家的群体性崛起，正在改变经济要素流动和经济存量的历史格局，给世界经济发展和全球化的深入推进注入了活力。[8]发达国家的一些传统产业面临来自新兴市场国家不断上升的竞争压力，其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绝对优势地位受到挑战。为了应对新兴国家的群体性崛起，发达国家寄希望于充分利用其在全球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将发展中国家的崛起纳入一个符合西方利益的轨道和制度框架中，这样既可以分享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又能在一定程度上控制这些国家经济实力增长的方式和速度，从而达到维持其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传统优势地位这一根本目的。对于新兴市场国家未来的发展而言，如何与发达国家以及由其掌控的全球经济体系形成良性互动，争取更多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成为现有国际格局调整中的一个重要变量。
五、中国应对世界经济格局变化的政策建议
后危机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国际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我国经济中多年积累的“结构性”问题也随之更加突出。变革经济发展方式的内外部压力，使我国的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战略机遇期。我们要紧紧抓住世界经济格局大调整的良好契机，不断解放思想，加快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争取在未来的全球经济合作竞争中建立更大的比较优势，最终实现经济的跨越式发展。
1.努力增强参与世界经济治理机制变革能力
发达国家在自身实力遭国际金融危机重创、深陷经济衰退泥潭不可自拔之时，一方面要求我国承担更多的责任，希望我国拯救世界经济于水火之中；另一方面又不愿在全球事务和国际组织中给予我国更多应得之权利。在此情形下，我们要坚持从国情实际出发，不承担于我无益的责任，不做超出自身能力的承诺，积极推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朝着科学、合理的方向发展，朝着于我有利的方向发展。总的来说，在新一轮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改革中，必须要消除原有发展模式下积累的矛盾，既要继续发挥全球化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方面的积极作用，又要避免出现利益分配严重失衡的结果；既要继续保持国际分工带来的提高效率的正面作用，又要避免需求失衡产生的负面影响；既要发挥金融市场便利资金流通的积极作用，又要避免金融市场过度波动对世界经济造成冲击。
2.大力实施扩大内需战略
世界经济格局调整孕育我国加速培育国内消费市场的新优势。立足于扩大内需，是我国适应世界经济格局调整的长期战略方针。在扩大内需中，释放城乡居民消费能力、扩大消费规模具有很大空间和潜力。2010年我国最终消费支出仅占全球消费市场的11%左右，而美国和欧元区的消费市场占全球消费的3/4左右。2010年我国人均GDp将突破4,000美元，扩大国内消费需求的条件日趋成熟。应加快把国内消费培育成为拉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形成以国内市场为支撑的我国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的新优势。
世界经济体制篇8
论文关键词：国际，营销，经济全球化
1、20世纪90年代经济全球化的兴起和原因
1.1冷战结束为经济全球化的兴起创造了政治和社会条件。
20世纪80年代，特别是90年代以来，完全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即涵盖国际流通过程和国际生产过程，亦即世界经济再生产过程的全球化日益兴趣。其主要表现，即贸易全球化、投资全球化、金融全球化和跨国公司生产经营全球化，包括了国际流通过程和国际生产过程的全球化。
从根本上说，经济全球化是商品经济发展到资本主义阶段，出现的国际分工和生产国际化发展的必然趋势，是由资本向全球扩张来推动和发展的。20世纪80年代，特别是90年代以来，随着国际分工和生产国际化的高度发展和产业资本向全球扩张（其具体表现是工业跨国公司的全球扩张），世界范围内便兴起了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具体而言，90年代高新科技突飞猛进、国际分工深入发展、跨国公司的全球扩张、席卷全球的市场化改革和冷战结束，为经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创造了经济、政治和社会条件。
1.2现代高新科技突飞猛进，推动现代生产力快速发展。
20世纪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以来，现代高科技取得一系列突破和进展，主要有信息技术、新材料技术、生物技术、空间技术、海洋技术等。随着现代高科技日新月异的发展，从科学发明到技术创新再到生产中应用的周期大大缩短，几乎是同步进行的，即所谓“科学－技术－生产”一体化，表明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进程极为迅速。有关资料表明毕业论文的格式，科学研究的成果转化为工业产品的周期，在18世纪约为100年，19世纪为50年，20世纪初期为30年，20世纪中期为10年，20世纪80年代以来高新技术产品的转化周期已经缩短到5年以内。据发达国家的测算，手工业、传统工业、高新技术产业的劳动生产率之比为1:10:100，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20世纪初占5%～20%，在50～60年代占50%，在80年代占60%～80%。现代高新科技的迅速发展和扩散，大大推动了生产力和世界贸易的发展。
1.3国际水平分工深入发展，加强了各国间经济的相互依赖性。
国际水平分工是在第3次科技革命（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而现代高新技术的发展则进一步扩大和加深了国际水平分工。一般说来，当达国家之间、新兴工业国之间在工业生产上的分工，属于水平型国际分工。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发展民族工业的过程中，也逐渐参与了工业生产的国际水平分工。例如，现代波音客机（约有450万个零部件），就是建立在国际水平分工基础上的高科技产品。有7个发达国家的1500家大企业和分布更多国家的1.5万家（其中包括中国）中小企业参与协作制造龙源期刊。目前全球有40%的产品是由跨国公司生产的。国际水平分工是当代各国之间进行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的基础，是当代世界市场不断发展和扩大的基础，它将各国生产过程密切结合起来，使国民再生产过程向着国际再生产过程发展。这是20世纪90年代经济全球化兴起的根本原因和坚实基础。
2.国际营销对世界经济的影响
2.1对世界经济的影响
促进世界经济增长。经济全球化的本质或核心是生产要素和资源在全球的优化配置和使用，必然会促进世界生产力和世界经济的增长。随着现代科学和技术在世界范围内的流动、转移和扩散，会改造和优化生产力的各种要素，推动各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发展。科技进步在今后世界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将越来越显著，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根本源泉。各种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意味着世界生产力布局和产业结构随之改革，使国际分工日趋合理，促进国际分工。各国经济的市场化和国际化，推动统一的世界市场的形成和国际竞争的发展，优化世界资源的配置，可提高世界经济的整体效率，还可优化国际经济关系结构。
2.2推动世界经济有序运行。
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各国的国民再生产过程向着国际再生产过程发展，从而要求生产要素和资源在各国之间进行合理配置，要求在国际范围内按照经济合理的的原则组织生产和经营，要求有关国家协调它们之间的生产和经营活动。但是，在当代这种再生产过程的国际化，又是建立在民族国家利益基础上的。这样，便产生了再生产国际化过程中的国际共同利益和民族国家利益的矛盾。正是为了缓解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这种矛盾，于是，以国家和国际机构出面组织的国际经济协调便应运而生。在当代世界经济领域中，国际市场活动受到3种机制的调节：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各国政府单独制定的自主经济政策和措施的调节；在国际协商基础上若干国家政府的联合调节，即国际经济协调。在这3种调节机制中，国际经济协调机制在当代世界经济运行中具有重要地位毕业论文的格式，因为市场机制自发调节的缺陷需要国际协调机制予以矫正，而各国的调节政策也需要国际协调机制予以协调（如关税政策的协调等）。国际经济协调的核心和目标，是要调节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国际共同利益和民族国家利益的矛盾，实现世界经济和各国经济的有序运行，促进世界经济和各国经济的增长。由此可见，在当代国际经济活动中，由于矛盾和利益同在、竞争和合作并存，而国际协调成功与否，则制约着各国经济的兴衰。
3.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国际营销和国际经济的发展趋势和特点
3.1世界经济进入全球竞争。
80年代以后，特别是9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正处在两大潮流之中。一是现代高科枝的蓬勃发展，成为推动现代生产和现代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充分显示出当代世界经济竞争本质上是科学技术的竞争；二是世界各国，包括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都在进行经济结构调整、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以适应前一个潮流即现代高科技和现代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因此，冷战结束以来，国际社会和各国政府都把注意力集中在谋求高新技术的发展，特别是发达国家之间展开了一轮高科技发明权、领导权和控制权的争夺战。这都表明，80年代以后，特别是冷战结束以来，世界各国相继卷入了争相发展高新技术的国际竞争的大潮之中。展望未来，21世纪上半叶这种国际竞争将会更加发展、深化和激烈。
3.2世界各国在竞争中求合作。
在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的同时，各国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性和相互合作的关系也日趋增强。其根本原因是现代高科技、国际分工、生产国际化、产业的国际转移的迅速发展。在国际分工日益发展和深化的基础上，各国民族再生产过程日益向着国际再生产过程发展；同时，任何一国都不可能拥有发展本国经济所需要的全部资源，不可能掌握所有的先进技术，也越来越难于垄断技术，一国科技进步、经济发展、生产要素配置越来越需要通过国际合作和国际交流才能实现。这就要求世界各国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按照比较优势和比较利益原则来决定取舍，充分发挥国际分工和各国技术、经济互补性的国际经济效益。因此，在现代科技和国际分工深入发展的基础上，各国之间的相互依赖性不断加强；同时矛盾和利益同在，竞争和合作并存，而国际协调的成败则制约着世界经济的冲突和合作、停滞和发展。这可以说是当代和今后一段较长时期内国际经济关系发展的基本趋势和基本特征。
4.国际营销对资本主义国家和发展中资本主义国家的影响
4.1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
资本主义是一个世界体系。在这个体系中，资本主义各国处于不同的发展水平、阶段和地位。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的划分是这个体系的基本特征。从资本主义发展的几百年历史来看，发达国家只是极少数，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则处于不发达状态。
根据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有关资料划分，在现代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中，属于发达国家（市场经济工业国）的仅有22个：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加拿大、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丹麦、芬兰、爱尔兰、荷兰、新西兰、冰岛、挪威、卢森堡、西斑牙、瑞典、瑞士、葡萄牙。而不发达国家则是原来经济落后、现在正逐步发展（民族经济）的国家，一般称为发展中国家，其中绝大多数是过去受帝国主义统治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和附属国龙源期刊。据世界银行有关资料统计，这类国家和地区共有160多个（社会主义国家包括在内）。
4.2经济全球化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影响
从一定意义上讲，经济全球化实际是市场经济全球化。市场经济是竞争型经济，是利益和风险同在、机遇和挑战并存的经济。所以毕业论文的格式，从总体上看，全球化对世界各国发展经济既带来机遇，也带来挑战。全球化给各国带来的共同机遇主要有：第一，提供了各国共同发展的机遇。因为全球化使商品、服务、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在全球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促进各国生产和经济发展。第二，给各国提供了提高经济效益的机遇。第三，给各国经济体制趋同带来了机遇。这是因为，全球化实际上是各国国内市场与世界市场接轨，建立能够相互融合的市场经济体制，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全球化带来的共同挑战主要有：第一，优胜劣败的挑战。既然全球化实际上是市场经济全球化，也就是世界各国卷入和参与全球竞争的过程，有竞争就必然存在优胜劣汰的法则。第二，金融动荡的挑战。金融是国民经济的神经中枢。经济全球化的一个重要方面是金融全球化，是各国间的金融活动的关联度日益密切，一旦某个国家金融市场出现问题，其他国家便会发生“多米诺骨牌效应”，导致区域性，乃至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
4.3发达国家在贸易、投资、货币金融领域的斗争与协调
发达国家间的经济关系表现在很多方面，但主要是由贸易、投资、货币金融领域的关系构成。
投资领域的矛盾和竞争。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日本和欧共体之间在投资领域的矛盾和竞争日趋激烈，即所谓的“投资战”。发达国家间的相互直接投资约占它们对外直接投资的80%左右，而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额约占世界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90%左右。由此可以看出，投资领域的矛盾和竞争主要在发达国家之间。
世界经济体制篇9
近日召开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和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议经济包容性增长主题，助力全球可持续发展。其间，中国国家主席将“中国主张”高度浓缩为“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
包容普惠是世界经济破阻祛滞的前提条件。国际金融危机最困难的时间虽然已经度过，但世界经济当下仍呈现整体动力不足、有效需求不振、实体经济失速、贸易投资萎靡等低潮样态。低增长、低就业叠加高风险、高泡沫的经济大势与各国增长战略不一致、不协调、不融通密切相关。以全球化的眼光看待世界经济，国与国、区域与区域互为利益攸关者。举足轻重的大国，尤需在制定宏观经济政策时充分考虑对他国的影响，提高政策透明度。
唯有提高各国、各地区宏观经济政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交流程度、协调力度和通畅幅度，才能凝聚决策、政策和行动合力，共同应对增强发展动力、根除区域贫困、缩小南北差距等全球课题，才能最大程度减少负面溢出效应，实现不以邻为壑、不损人利己的包容、共赢、普惠的增长。
贸易互联、投资互通是走出“囚徒困境”的关键路径。世界经济增长的整体放缓，与以邻为壑的“保护主义”的再盛互为因果，恶性循环。若将世界经济比作人的肌体，贸易和投资就如血液。国际贸易增速连续数年低于世界经济增速，凡此可见气滞血瘀，难畅其流。有研究成果表明，海外直接投资的增加将明显降低爆发地区冲突的可能。为避免世界政治经济竞争陷入“囚徒困境”，维护和加强多边贸易体制，为不同国家发展提供充足空间是当务之急。对于区域自由贸易机制，世界各国应尽快达成共识，最大程度增强其开放性和包容性，使其与多边贸易体制形成有益补充，减少贸易壁垒和藩篱。
创新改革是令世界经济肌体焕活的核心动力。世界经济增长需要新动能，回望历史，上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所提供的动能已近耗尽，传统经济体制和发展模式的潜能逐渐减退。同时，发展不均衡问题远还未解决，现有经济治理机制和架构的缺陷逐渐显现。事实证明，要解决世界经济深层次问题，仅靠货币刺激政策的“单打独斗”远远不够，必须在推进世界经济结构性改革方向作更大努力，使供给体系更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相应地，发展观念需要厘清，治理思路需要突破，增长机制尤需嬗变。
世界经济体制篇10
【关键词】国际经济秩序国际政治格局决定因素
国际经济秩序是指在某一时期内，国际行为主体以国际经济关系为基础而形成的国家之间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力量对比关系或权力均衡状态。研究国际政治经济格局是研究国际经济秩序的基础和出发点。国际经济秩序从产生到建立，历来都是为资本主义制度服务的，体现的是发达国家的意志，维护的是西方大国的利益。国际经济秩序的演变是一个渐进和复杂的过程，现存的国际经济秩序是根据不同的理论基础和不同的决定因素来划分的，它的发展和演变经历了四个阶段。
一、重商主义时期的国际经济秩序
重商主义是近代为了适应商业资产阶级成长和强化民族国家权力而出现的经济政策和经济理论，其实质就是经济民族主义。17至18世纪的重商主义时期的国际经济秩序是欧洲民族国家之间相互制衡而形成的权力均势体系。
1、国际经济秩序确立的理论基础：重商主义思想
重商主义思想萌芽于14世纪，15世纪初到18世纪中叶在经济学发展史上占据主导地位。重商主义者把金银货币等同于社会财富，国库和王室成员拥有的贵金属的多寡是衡量国家繁荣与否的最重要标志。从这一观点出发，一国只有对外贸易出超才能增加该国的社会财富。因此，重商主义者主张国家必须干预对外贸易，实行奖出限入的保护贸易政策，以保证本国的对外贸易出超，增加国民财富。这一思想反映了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商业资本家对货币或贵金属的认识。
2、国际经济秩序形成的决定因素
国际经济秩序的形成和建立起源于欧洲。17到18世纪的重商主义时期是国际经济秩序形成的第一个阶段。
重商主义的理论和政策反映的是欧洲国家的商业发展和掠夺殖民地的需求，这个时期的国际经济秩序建立在西欧诸国对亚洲和美洲的资源进行掠夺的基础上。西欧的英国、法国、荷兰、葡萄牙和西班牙五国为争夺亚洲、美洲的财富展开了激烈的战争。最后，英国和法国在战争中获胜，法国取得了欧洲大陆的控制权，而英国则占据了海上的统治地位。英国是拉美世界最早迈入重商主义时代的国家。
德国历史学派认为，重商主义代表了民族国家的利益。施穆勒认为重商主义的实质在于社会和制度的整体转型，由民族国家的经济政策代替地方和领地的经济政策。18世纪在大卫・休谟（DavidHume）的经济学著作中，他认为相对收益对经济行为者和各国统计具有的重要性。与休谟同时代的重商主义者认为，每个国家应当设法做到有贸易盈余和国际收支盈余，他们的论点是以只有相对收益这个假设为基础的。从博弈理论分析，重商主义时期的国际贸易属于零和博弈，一方所得意味着另一方的损失。休谟利用其价格―铸币―流动机制理论首先对重商主义的贸易思想提出质疑。休谟认为，一国不可能永远保持贸易盈余，价格―铸币―流动机制会自动调整，实现贸易的均衡。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肯定了贸易是双赢的经济行为，从而否定了重商主义对国际贸易是零和博弈的观点。
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国际经济秩序
19世纪到二战之前的国际经济秩序是由英国缔造的开放的、相互依存的国际经济秩序。
1、国际经济秩序确立的理论基础：自由贸易、非歧视性和平等待遇
二战之前的国际经济秩序建立在帝国主义国家对其殖民地及其附属国进行残酷掠夺、剥削和压迫的基础上。英法战争中，英国在拿破仑战争中大败法国是国际经济秩序形成的第二个阶段。
2、国际经济秩序演变的决定因素：由生产力变革引起的国际生产体系的演变、世界经济中心权力的转移和英镑体系的确立
19世纪末，英国凭借其海上霸权，占领了大面积的殖民地，成为日不落帝国，英国经济处于有史以来的全盛时期，处于国际分工中的核心地位。其凭借强大的经济实力，确立了以英镑为中心的金本位制，金本位制作为一种固定汇率制度，它通过英镑与黄金比值的稳定来实现国际货币比值的稳定。英镑的国际地位是与英国的国力相匹配的，英镑体系的确立标志着英国霸权地位的确立。从1816年实行金本位制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英镑一直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国际支付手段和储备货币。
英国维持着国际货币秩序是因为它有能力对国际收支逆差国的出口商品提供一个开放的市场。英国的霸权体系诞生后，一直到19世纪后期，英国仍掌握着世界经济和军事霸权。国际经济秩序的总体结构是由英国缔造的，它强调一种开放和相互依存的国际经济秩序。
“大英帝国时代”的英国是个自我中心论者，这个时期的国际经济关系是中心国与卫星国之间的关系（英国与其殖民地之间的关系），形成了英国一统天下的统一的国际经济秩序，帝国主义国家直接对其殖民地及其附属国进行统治和剥削。英、美、法、日等帝国主义国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迅速崛起，在全球范围内重新划分了各自的势力范围，形成了战后新的国际政治格局，并在此基础上产生了历史上第一个全球性的国际经济秩序。
三、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的国际经济秩序
1946―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的国际经济秩序是以美国为主导的规则霸权体系。这种规则霸权体系出现于冷战期间，主要是美国为了遏制苏联崛起而形成的。
二战期间，国际经济秩序陷入混乱，阻碍了世界经济的发展。二战后，美国凭借其庞大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取代英国，成为世界经济的领导者，又通过“凯恩斯计划”主宰了国际金融秩序和国际贸易秩序，建立起由美国为主导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元取代英镑成为世界货币。作为一种国际金汇兑本位制，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运行因其自身存在的制度缺陷而陷入“特里芬两难”的困境。
1、国际经济秩序确立的理论基础：霸权稳定论
罗伯特・吉尔平（RobertGilpin）在《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中提出“霸权稳定论”，他认为在国际竞争中权力最大限度地集中于一个或两个国家，国家就拥有了支配国际体系的垄断权力，那么这种霸权体系就形成了。霸权国家必须控制原料、资本的来源、市场以及在高附加值产品的生产上具有竞争优势。霸权稳定论的中心命题是国际经济秩序的维持需要霸权国家的存在。
2、国际经济秩序演变的决定因素：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美元霸权
（1）经济全球化。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步伐加快。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促使产业结构不断优化，生产资源、技术、劳务等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实现优化配置，资本流动性和投资效率不断提高。而经济全球化在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给各国带来利益的同时，又对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形成了一定的冲击。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凭借其有利地位，利用冷战后许多国家处于经济转轨的有利时机，向全球推行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标准，力图通过维持现行的国际经济秩序，最大限度地维护自身利益，将广大发展中国家纳入他们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之中。
（2）区域经济一体化。20世纪90年代后，区域经济一体化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最显著趋势。区域经济一体化有利于提升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组织中的地位，享有更多的主动权和发言权，不断消除市场和体制障碍，减少国家之间的经济矛盾和贸易摩擦。然而，在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世界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西方发达国家的控制，许多发展中国家处于被动或不利地位。发达国家利用在国际经济秩序中的有利地位，与发展中国家争夺世界市场和全球资源，其消极后果是使南北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发展中国家更加“边缘化”，加剧了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
（3）美元霸权。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了美元的金融霸主地位。布雷顿森林体系促进了战后世界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也为美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第一，由于美元是全球外汇储备、国际贸易结算中的主要货币，美国通过输出美元向其他国家征收国际铸币税。第二，由于美元的霸权地位，美国可以通过无限制发行美元来弥补其巨额贸易赤字。美国通过增发美元弥补国际收支逆差，将国际收支失衡的压力转嫁给其他国家，而自己坐收渔翁之利。第三，美国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资本市场和良好的投资环境，美国政府能够以较低成本获得国际融资。总之，美元霸权战略已经渗透到世界各国，美元霸权已经成为美国维护其世界霸权地位的重要手段和工具。
四、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的国际经济秩序
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主导地位有所削弱，欧元、日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不断提升，逐渐形成了由多种强势国家的货币充当世界货币角色的时代――牙买加体系（又称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牙买加体系的实质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延续。
在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美元霸权并未消失，反而得到了加强，美元仍作为世界经济中主要的储备货币。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导致美元大幅贬值，2008年次贷危机引发全球金融危机，严重依赖美国经济的新兴经济体国家损失惨重。美国虽然在金融危机中遭受巨大损失，但它通过美元的大幅贬值从全球攫取了大量财富。国际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产生了深远影响，它对国际政治格局造成了一定的冲击，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全球的经济运行体制和发展模式，影响了国际经济秩序的稳定性。近年来国际金融危机的频繁发生暴露出美元本位制的弊端及其调节功能的失灵。
五、总结
从国际经济秩序的演变过程可以看出，国际经济旧秩序是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产物，它建立在不合理的国际分工和交换的基础上。这种不公平、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旧秩序严重限制和阻碍了世界经济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因此，要改革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既是时展的要求，也是实现全球经济快速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各国要加强金融、粮食、能源方面的国际合作，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加强南南合作、南北对话，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建立多元化的国际货币体系。
未来的国际经济秩序的演变趋势，就是被掠夺者提出改变规则，积极增加参与规则的制定，实行多边参与管理，倡导全球性和区域性的调整与协调，充分发挥国际经济协调机制的作用。国际经济秩序的演变路径应当由强权型秩序向多国互动协商的民主型秩序的方向演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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