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遗保护发展篇1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产业发展
分类号：[G1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3520（2014）-01-0127-02
一、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
近年来人们越来越多地提起“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名词，什么是“非物质文化”？通俗讲它被认为不是物质的无形的文化现象。对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有明确界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容有“口头传说和表述，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表演艺术、社会风俗、礼仪、节庆；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及实践；传统的手工技能。”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这个定义，我们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被各民族的群体或团体，甚至有时是个人掌握的各种技能、表演艺术及民族群体的文化形态、文化环境和知识体系，还有与这些活动有关的工艺品，各种道具等等。这些文化大多以口口相传、师徒相传的固定形式代代相传，穿越上千年的历史长河，经历无数次的社会变迁，形成了一个群体民族共同的文化心理，得到广泛的群体认同感。
2011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颁发实施，明确提出建立部级代表性项目保护工作的定期报告、督查、奖惩和退出机制。从总体上保证了全国非遗保护的各项基础工作扎实开展，非遗保护的一些关键环节、主要做法上有了新进展、新突破，全国的非遗保护工作呈现了持续健康发展的良好态势。使各民族的传统节日文化活动更加丰富多彩，群众主动参与非遗保护的热情不断提高，非遗保护理念正在逐渐深入人心。
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意义
国务院规定，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形态有民间文学，传统音乐，传统舞蹈，传统戏剧，曲艺，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传统美术，传统技艺，传统医药，民俗等十个项目。资料显示，截至2012年5月，国务院已批准公布了3批部级非遗名录共1219项。各省（区、市）人民政府也公布了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共8566项。大部分市、县也建立了本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国家、省、市、县四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体系基本形成。
自2006年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挖掘、整理、申报工作以来，经国务院、省政府、文化部、省文化和新闻出版厅批准公布的我州非物质文化遗产总量为：部级遗产3项、省级遗产8项，部级传承人1个、省级传承人6个。按地区分布为：州属地有部级遗产1项、省级传承人3个，门源县有部级遗产2项、省级遗产1项、部级传承人1个、省级传承人3个，祁连县有省级遗产3项，刚察县有省级遗产2项，海晏县有省级遗产2项。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当前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文化资源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文化基础，对于延续和传承民族美德，展现民族文化的魅力和生命力，增强文化软实力，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项目青海省普查了2600个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三、如何保护和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
（一）近年来，我们在普查全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发现，一些人对文化遗产的保护并不十分重视，因此存活在民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环境还是十分脆弱，由于它是师徒相传、家族相传的口头传承文化，明显存在着“人亡艺绝”是的濒危状态。比如海晏蒙古族的颂词，由于收益群众较少，对它的保护和利用收到一定的限制。再如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门源回族宴席曲”，虽然已经有国家的传承人和省级传承人，但它的存活也只能维持现状。其一，从2008年开始国家对传承人和保护项目有一定的经费支持，但由于受场地、时间等等因素制约，开办传习班受到困难。其二，因为回族宴席曲是在婚宴上表演的歌舞，民间称为“才曲尔”，是在家中表演的艺术形式。它大约产生在元代，在过去文化生活匮乏的年代，宴席曲是回族群众唯一能静心聆听和观看的艺术。现在随着各种文化和传媒的介入，在喜庆的婚宴上很少有人请会唱宴席曲的人到婚宴场合助兴表演。连部级传承人安宝龙都说：“年轻人喜欢才曲儿的越来越少。”传承依然受到限制，他只能就地培养自已的儿孙学习宴席曲。这种现象还不算太坏的，有的项目申报成功后，就成为一个单位或一个人的事情了，无人问津，无人检查督促。
保护本民族的文化遗产，应该是该全民族的自觉行动。当一个民族或群体没有意识到本土文化消失的危险与后果时，一切外来的努力都不能代替和挽救这个文化的濒危状态。
（二）近年来，非物质文化遗产，常常成为旅游文化和各地区名目繁多的节日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现象有利有弊。它的有利之处在于：
1、它有利于提高和深化旅游文化的内涵。近几年社会经济发展突飞猛进，在很大程度上有些地方的破坏性的开发，给原本脆弱的高原生态环境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在这种发展中显得太脆弱，太无力。在旅游景点上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展示和表演，有利于外来游客了解这个地区曾经有的，现在依然在民间存活的文化现象，尽管这种了解只是皮毛，但也比没有任何文化展示要好得多。对真正的旅游者来说，他想了解的不仅仅是看看这里的自然景观，尝尝民族美食，而是要在放飞心情的同时，了解这里的历史和文化。比如，在门源县的旅游景点和油菜花节上，都有华热服饰展示，很多外来游客，惊叹在青海藏族中还有这样一支保持着原始民族生活状态的藏族。这对提升一个地区的文化品质，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2、它有利于让年轻的一代，了解本民族的历史。改革开放三十年我们的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我们常常为此自豪。当我们脱掉华丽的民族服，穿上最时髦最现代的衣服时，从表面上抹掉了民族的历史，抹掉了祖先的痕迹，同时也抹掉了那份带着祖先体温的文化。在节日和旅游景点经常出现带有民族文化印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某个项目时，人们会不自觉地去了解它，学习它。比如，近年来，每逢吉庆日年轻人穿着自己民族服装的情况日益增多。这就是接受了这种文化，并对它产生了默默的认同感。
3、它有利于增加当地群众的经济收入，提升了他们的生活质量。我们在生活中常常看到有一些参与旅游文化的人们，靠表演和展示自已的技艺，生活得到明显改善和提高。同时，制作的带有非物质文化遗产元素的各种纪念品，也为人们赢得不菲的收入。
但是在节庆会上和旅游景点上展示和表演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也产生了一些负面的影响，其一，一些急功近利者把它当成摇钱树，破坏了它的文化本意。比如，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唐卡，自从申报为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以来，不但价格高的离谱，而且伪作、复印件充斥市场，严重损坏了藏文化的声誉。
其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内涵，不求深解，不能突出它的重点。比如，华热女子服饰，它的辫饰、它的腰带、它的帽子等等都有深厚的文化内涵，无人去挖掘它的内涵，甚至盛装的华热妇女都不曾了解过她们为什么要佩戴与众不同的服饰。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无奈，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悲哀。
其三，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历史、民俗、文化传播、娱乐观赏等功能，在旅游景点或节庆会上演示，只是作为一种点缀，对不甚了解历史文化的年轻人没有太多的吸引力。比如，回族宴席曲的表演，比较单调、呆板，华热服饰的展示也同样简单，呆板。一种文化失去它的吸引力，就谈不上真正意义上保护和利用。
四、对我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思考
非遗保护专家们强调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
（一）保护为主。保护的前提是要摸清“家底”，即要深入细致地普查全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分布情况。要进一步完善四级管理制度。从2009年开始，对基层单位申报和审查非遗项目有明确规定。各州（地）和县文化单位，都设有专门机构或专人负责。先已经形成了国家、省、市、县四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体系保护。作为文化工作者，传承和发展的另一项保护职责，是建立和健全我州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和传承人的档案。我们还需要进一步加强认识，帮助拥有非遗项目的县文化馆，在保护好现有部级和省级非遗项目的同时，进一步挖掘、整理、申报新的项目。使我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更上一个台阶。
（二）抢救第一。抢救是保护的目的。我州是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各民族文化在互溶中发展。从目前了解的情况看，门源回族文化，除“宴席曲”外，还有回族婚礼，这也是值得挖掘的文化遗产。
（三）合理利用。这一问题我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的认识”一节中已有叙述，不再赘述。
（四）传承发展。这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终极目的。传承要靠传承人。目前我州有些传承人，由于自身文化和传承场合等条件的限制，没有很好地履行自已的职责，没有传承，就谈不上发展。有些项目跨县保护，如，“青海湖祭海”，这是一个群体性的民俗活动，传承人如何传承、如何发展，依然没能得到很好地解决。
非遗保护发展篇2
一、进一步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制化进程及依法保护实践
2011年6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以下简称《非遗法》），是我国全面实施“依法治国”的具体措施，是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坚实保障。为全面贯彻《非遗法》，并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面临的新形势、新问题，积极推进相关配套法规和地方法规的制定与出台显得尤为迫切。
2014年，文化部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依据《非遗法》的精神和原则，对部分规章进行修订完善，起草制定了与《非遗法》相配套的规章制度，如：制定出台《关于加强今后一段时期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若干意见》;起草《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管理办法》，目前已完成初稿，正在征求各方意见。这些工作的开展，进一步表明了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依法保护工作正在快速深化，并在工作实践中得到具体实施。
依据《非遗法》中规定的调查制度、代表性项目名录制度和传承与传播制度三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制度的表述，2014年，国务院公布的第四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将“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名称调整为“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在国家层面完善、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制建设的过程中，各地也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制定、出台了更具针对性和操作性的地方性法规及文件。2014年，《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陕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条例》《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条例》《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办法》《安徽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和《辽宁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条例》先后出台。截至2014年底，我国已有1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出台、修订了本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多层次的法律保障体系正在逐步形成。
二、适应当前国情，适时调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理念
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明显加快，城乡二元结构面临着变革。这种变革，一方面促进了生产力的提高，另一方面随着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进城务工，原有生活方式和传统聚落空间发生改变，藉此形成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表现形式、文化空间及文化形态也面临着不断调适的境况。因而，城镇化进程中如何更好地保护文化遗产，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是2014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极为关注的问题。
2014年“文化遗产日”围绕“非遗保护与城镇化同行”的主题，文化部举办了一系列的学术研讨和宣传展示活动。2014年6月，文化部主办，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和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承办的“城镇化进程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论坛”在京召开，与会专家和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以及项目保护单位代表、新农村建设社区代表等围绕“城镇化进程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这一主题进行深入、广泛地讨论，并就《文化部关于加强城镇化进程中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指导意见（提纲）》展开讨论。基于湖北武汉江欣苑社区在城镇化进程中新农村建设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案例，会议认为，城镇化进程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虽然面临着许多问题，但不是根本性矛盾。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流变性基本规律认知和把握的理论研究成果、相关指导政策的制定和及时出台，能够为城镇化进程中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出现的问题找到合理的解决路径。
2014年是承上启下的关键年，为保证文化部《国家“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纲要》编制工作顺利推进，受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委托，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承担了“‘十三五’时期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研究课题”研究的组织实施工作。此课题通过全面、客观地梳理、总结“十二五”时期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取得的经验和存在的问题，为《国家“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的出台提供了学术支持和决策建议。在此基础上，就“十三五”时期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向纵深发展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发展目标、重点工作任务及进一步提高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力度等问题提出建议，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持续健康发展将起到重要作用。
三、不断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科学化、规范化、系统化进程
（一）推进代表性项目名录申报工作的科学化、规范化进程
通过建立代表性项目名录制度对保护对象予以确认，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的重要基础性工作之一。2014年，国务院公布了第四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此次评审工作，首次采取网上申报的方式，提高了对申报文本、图片以及录像片的相关技术要求，利用现代科技手段进一步规范了申报程序。153个新入选项目和153个扩展项目中，包括许多反映中华传统美德、与传统农耕文明和民众日常生活密切联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更加突出了《非遗法》中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制度的意义。
（二）强化代表性项目保护单位履职尽责的监管机制
项目保护单位是确保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具体保护计划和措施得以有效实施的基础和核心机构。文化部为了强化对保护单位履职尽责和绩效的监管力度，定期根据各项目保护单位的履职尽责能力、条件和绩效等因素对项目保护单位进行适时调整和重新认定。
2014年3月，文化部了《关于调整和重新认定部分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保护单位的通知》，决定对鼓舞（花钹大鼓）等121个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保护单位进行调整和重新认定。加上2013年调整和重新认定的433家项目保护单位，目前文化部已调整和重新认定了554家项目保护单位，标志着我国对部级代表性项目保护单位的动态化管理工作进入常态化阶段。
（三）抢救性保护、整体性保护、生产性保护和数字化保护方式全面推进，不断深化
1.抢救性保护全面实施
抢救性保护方式主要针对由于主观和客观、内部和外部等因素，致使面临消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根据《国家“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纲要》的相关要求，2014年，文化部继续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性保护的具体工作。由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中心承担的“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抢救性记录工程”业务标准（试用稿）和技术标准（草案）已经制定完成。为推动两项标准的实施，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启动了《关于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性保护工作的指导意见》的起草工作等。制定的《关于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性记录工作的通知》，已完成初稿，正在征求各方意见。
目前，“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抢救性记录工程”已进入实施阶段。各地纷纷开展抢救性保护工作，如：内蒙古积极实施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性保护“双百工程”和文化艺术长廊建设计划――《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技艺技能抢救项目》;江苏省结合省级以上濒危项目抢救性保护和高龄传承人抢救性记录工作实际，开展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濒危性项目抢救性记录实施方案和评估标准研究工作;河南省组织实施了“河南省稀有剧种抢救工程”，通过对稀有剧种表演团体的生存状况、剧目生产和演出状况、经费和硬件设施状况等方面进行细致调研，基本摸清了当前河南省稀有剧种的生存现状，出版了一批学术专著、收集了大量剧本和道具等珍贵实物，推进了河南省戏剧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
2.规范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立项程序，总结非物质文化遗产整体性保护经验
整体性保护方式是基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造、传承和发展离不开其所处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以及其实践者的生产生活方式、情感交流体验和精神追求等诸多因素和条件的基本规律，是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方式。目前，文化部以划定特定区域，设立部级文化生态保护区的方式，对历史积淀丰厚、存续状态良好，具有重要价值和鲜明特色的文化形态进行整体性保护。2014年，文化部批复设立了格萨尔文化（果洛）生态保护实验区、武陵山区（渝东南）土家族苗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武陵山区（鄂西南）土家族苗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截至目前，共设立了18个部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
自2007年文化部批准设立我国第一个部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以来，经过7年的探索实践，对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工作思路、模式和具体措施进行梳理和研究是十分必要的。2014年10月，文化部在山东省主办的“第三届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会――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论坛”，论坛围绕着“加强文化生态的整体性保护、促进区域文化的可持续发展”的主题，通过专家发言和部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代表的经验介绍，共同探讨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整体性保护的有效途径。
对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既要对区域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有效保护，也要重视民居、古建筑、历史街区和村镇、重要文物等相关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还需兼顾到自然和文化生态环境。加强传统村落的保护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实施整体性保护的具体体现之一，2014年，住建部、财政部、文化部、国家文物局印发了《关于切实加强中国传统村落的指导意见》，评审了两批共600个中国传统村落纳入中央财政补助范围。通过2014年度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资金，对其中18个予以补助。目前，文化部会同住建部等部门共同评审了第三批中国传统村落994个，三批共计2555个。非物质文化遗产整体性保护正通过多渠道、多层面不断地深化实践。
3.深化生产性保护，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内在活力
生产性保护是指在具有生产性质的实践过程中，以保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真实性、整体性和传承性为核心，以有效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艺为前提，借助生产、流通、销售等手段，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资源转化为文化产品的保护方式。目前，这一保护方式主要在传统技艺、传统美术和传统医药的药物炮制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领域实施。2014年，生产性保护工作得到有效推进，无论是政府、学界，还是传承人都更为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当代活态传承。2014年10月，由文化部和山东省人民政府共同在山东省济南市主办的“第三届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会”，以“非遗：我们的生活方式”为主题，展示了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衍生品，突出了生产性保护工作成果。
为充分发挥非物质文化遗产在育民、惠民、富民方面的积极作用，鼓励和支持各级各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保护单位和代表性传承人开展生产性保护活动，探索和实践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长效机制，促进活态传承。2014年，文化部命名了“第二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共59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单位入选。至此，文化部共命名了两批100家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为进一步推动生产性保护，2014年1月，文化部为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税收优惠政策的制定，会同国家税务总局政法司、改革办赴江西、贵州、云南开展实地调研。根据调研情况，国家税务总局提出了初步的优惠政策建议。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也通过建立“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和税收优惠政策等方式，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内在动力。以山东省为例，截至目前，山东省以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为依托的企业和经营户达到39170多个，2014年营业收入196.26亿元，利税30.11亿元，从业人员达到265万余人。
4.推进和完善数字化保护工作
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采录及数字化保护工作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基础性工作和重点工作。
2014年，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中心完成《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专业标准》论证和修订工作。以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10个分类为基础制定的相关标准，为全面推进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操作指南。
各地在数字化保护工作方面也开展了许多工作，如安徽省在2013年度完成60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采录的基础上，2014年继续与文化部信息共享工程安徽分中心合作，开展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采录工作。目前，安徽省已经完成2014年度30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采录工作的拍摄任务和专题片脚本的撰写任务。
四、进一步加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展示场所等基础设施建设支持力度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展示需要场所等基础设施提供保障，但是之前一直没有得到中央财政资金的支持。2014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文化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设施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一批具有较好传承潜力、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结合紧密、但目前面临一定困难的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被选并给予了支持，以改善其保护、传承和利用的设施条件。经组织专家评审，发展改革委将96个建设项目纳入“十二五”时期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设施建设项目储备库，并下拨了2014年度中央预算内投资2.099亿元，对河北、山西、、内蒙古等21个省区的30个非物质文化遗产设施建设项目进行补助。
五、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交流与传播
2014年，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各种国际活动和国际组织的工作交流中占据重要位置。4月在北京举行的“2014年中国―东盟文化交流年”、9月在陕西举行的“首届丝绸之路国际艺术节”等重要的国际文化活动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展示展演活动被作为了一项重要的文化交流内容。南京“青奥会”期间，中国文化小屋在“青奥村”内最早对外开放，屋内不仅有剪纸、篆刻、泥人面塑、戏剧脸谱绘制等现场展示，还有古筝演奏、京剧演出等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展演。北京apeC会议期间，主办方在人民大会堂、颐和园、首都博物馆等都设有非物质文化遗产展台。2014年，在中国文化“走出去”活动中，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海外中国文化中心，太极拳、书法培训受到欢迎，中国传统年节、民俗活动得到了广泛传播。2014年6月25日，第48届“美国史密森民俗节”在华盛顿开幕。中国首次以主宾国身份参加并举办“中国：传统与生活的艺术”主题活动，超过100万民众到场参观。这是近年来中国举办的规模最大、级别最高的民俗艺术对外交流活动。108位民间艺术家作品的集中展示，让美国观众领略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培训中心（以下简称“亚太中心”）在2014年通过在境内、境外举办培训、研修班以及国际会议等，加强了我国与亚太地区各国的交流。2014年，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撰写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情况报告》基础上，亚太中心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信息与网络中心合作完成《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现状报告》，这是在国际合作的框架下为宣传和推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中国经验”做出的切实努力。
随着传播力度的提升和国际交流的深化，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树立了良好形象，获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和好评。中国文化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不仅得到了巩固和提升，同时，也推动了国内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工作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
六、充分调动社会力量参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提高全民保护意识
社会民众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造者、所有者，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者与传承者，只有紧紧依靠社会民众的参与，提升文化自觉意识，形成政府主导、多方参与的保护格局，才能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传承。2014年6月，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办了第三届“中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薪传奖”暨“中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贡献奖”颁奖仪式，为获得“中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薪传奖”的60位传承人颁奖;中国泛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宝马（中国）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华晨宝马汽车有限公司获得首次设立的“中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贡献奖”。这一奖项的设立，是为了表彰为支持和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做出重要贡献的社会力量。
社会力量也积极参与了各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比如，浙江省在2014年成立了“浙江省企业家振兴民族文化促进会”;河北省与新浪网共同主办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探寻之旅”团体自驾游活动，吸纳了车友、文化名人和媒体人参与其中，探访了全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四川省成立了“四川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协会”，旨在充分调动社会力量，推进全社会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七、坚持创新意识，积极开拓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途径
研究和探索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保护的各种理论问题，总结其传承规律，寻求符合其内在发展规律的有效保护措施和方法，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提出的一项急迫任务。
2014年，为调动传承人参与理论研究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进一步探索建立符合非物质文化遗产基本规律和我国国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理论体系，深化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2014年12月25日，受文化部委托，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组织召开“第三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基地’评审工作会议”。此次评审是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推荐及专家提名的候选机构中评选出第三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基地”建议机构10个，这个过程体现了理论研究与保护实践的密切结合。各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理论研究的重视也逐渐凸显，2014年7月，为充分发挥高校学科和人才密集的优势，江苏省文化厅命名了南京大学等14家单位为首批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基地。青海省也开展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研究基地申报、评审和认定工作。
八、坚持“以人为本”，不断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体系
（一）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高级人才培养
2014年，我国在传承工作方面继续推行一些行之有效的方法，对传统的传承体系进行有效补充与发展。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增设了硕士学位“传统技艺”研究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研究”研究方向，聘请多位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作为导师。今年，再次《2014年招收2015级攻读艺术硕士（mFa）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简章》，拟继续招收“传统技艺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研究”方向的研究生。
（二）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业人才培养
采用国家专业艺术研究机构与地方文化部门合作，国家专业艺术研究机构提供学术教学，地方负责提供教学场所和组织学员的方式，为地方着力培养一支依法科学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队伍。2014年9月1日至4日，中国艺术研究院和自治区文化厅在拉萨主办“2014春雨工程―非物质文化遗产专题培训班”，由中国艺术研究院选派7名专家赴藏对自治区内7地（市）、74县（市、区）的从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一线工作人员、区直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保护单位管理人员和部分传承人等近一百二十人进行授课。
（三）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合理利用及复合型人才培养工作
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专家为各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提供智力支持和专业指导;各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构也意识到发掘专家学者的智力资源的重要性，以多种形式促成专家与传承人的联系。2014年，这种合作方式得到进一步加强。如江苏省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与贵州省雷山县积极探索校地合作，由美院师生赴雷山考察，在对当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系统调研后，设计出苗族银饰、苗族服饰等作品提供给雷山地区的传承人，由传承人制作出成品。这种合作不仅让师生们汲取了创作灵感，提高了传承人的积极性，也让苗族文化走出了大山;林芝地区为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传承，一个由设计师组成的学术团队，为林芝地区传统工艺项目提供了既具有国际视野又不失文化情怀的设计、运营、管理等方面的支持，采用公司加农户的形式，使当地民众在不脱离日常生活的状态下从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产品生产，自主性很强，实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生产和生活方式的紧密结合。
（四）采取传承人认定新举措，完善传承体系
2014年，一些地区推出了有针对性的创新举措。2014年12月，在浙江省温州市公布的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及传承团体、群体名单中，10个代表性传承团体、18个代表性传承群体首次得到官方认可。这是国内率先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由个体概念扩展至团体和群体的一次地区性实践，这种遵循客观规律、解决实际问题的做法为其他地区提供了借鉴。
九、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存在的问题与经验探索
在我国工业化发展和城镇化进程明显加快，社会取得全面协调发展的同时，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作为以传统农业文明为基础孕育的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在新的形势下也将面临新的挑战。
城镇化是实现我国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是我国未来几十年社会发展的目标。但是，在城镇化建设进程中如何延续城市历史文脉，如何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是新时期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面临的新问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提出并倡导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之始，也深刻地认识到受到文化单一化、武装冲突、旅游业、工业化、农业人口外流、移民和环境恶化的威胁，主要依靠心传口授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正面临消失的危险。我国多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积累了不少符合实际、行之有效的保护方法，也带给人们一些亟待思考和解决的问题：在城镇化进程中，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机制的完善尚需加强，以避免聚落空间变迁造成有些项目面临后继乏人的局面等。在保护工作中，一些地方政府过度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物质层面的保护而忽视了文化内涵的传承。如果非物质文化遗产脱离开自身存在的文化土壤，这种保护便是无源之水。如何在城镇化进程中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探索出符合非物质文化遗产自身规律的各种保护实践方法，更好地实现城镇化进程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协调发展，成为具有现实意义的课题。
当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城镇化建设并不是不可协调的。新问题、新困难的不断出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要求以人为本，以人为核心推进城镇化。要发展有历史记忆、地域特色、民族特点的美丽城镇，使优秀传统文化得以继续传承。在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中，要注意保留村庄原始风貌，尽可能在原有村庄形态上改善居民生活条件。新型城镇化建设，在融入现代元素的同时，更要保护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因此，伴随着我国城镇化建设进程的不断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进入到了一个关键时期。
在城镇化进程中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能够为符合新型聚落格局的文化空间建构发挥作用;为提高居民生活质量，满足居民精神文化生活需要发挥作用;为产业结构调整创造条件。面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当前形势，一方面需要抢救整理，化无形资源为有形资源;一方面要给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并保护最适应其生存发展的文化土壤，以焕发其鲜活的生命力。针对目前存在的问题，今后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还应重点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体系需进一步完善和细化
首先，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法规体系有待进一步完善。应该适时推进《非遗法》的修订完善，尽快出台实施细则，使法律权利、法律义务和法律行为后果，以及执法主体得到进一步明确。同时，要建立起《非遗法》与其他相关法律协调配合实施的有效机制，并加强执法检查和普法工作。
同时，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体系的完善要注意与其他相关法律的协调和配套。如与涉及传统医药、传统技艺、传统美术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实践原材料供应的珍稀物种保护和珍贵矿产资源保护等专门法律衔接配套等。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队伍需不断壮大
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及章程自2006年制定出来，至今已有8年。委员会中已有部分成员去世，也有一些委员因年龄和身体等原因无法正常履行委员职责。扩充专家库储备、优化专家知识结构，并重视补充新鲜血液促进专家的知识更新，进一步发挥专家委员会智库职能非常必要且紧迫。
2014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贯彻“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明确职责、形成合力;长远规划、分步实施，点面结合、讲求实效”的工作原则，加强对保护理念、方式、措施的探索，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取得了显著的成效。随着客观形势的发展和变化、保护工作的推进和深化，今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工作要适时调整。进一步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规律的认知，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主体的内在动力，重视立法保护在整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中的纲领性和保障性意义，才能确保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健康、可持续的发展。事实上，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通过广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者的不断努力和辛勤工作，具有中国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理论体系已逐步形成，它与行之有效的保护实践相得益彰，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认可。在今后的工作中，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一方面要不断探索新思路、新途径，满足国家发展战略需要;另一方面，也要关注由于文化冲突带来的复杂局势，并力求在参与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为维续人类文化多样性，增进世界人民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欣赏发挥更好的作用。
罗微：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非遗保护发展篇3
关键词:昆剧;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特性;创造性
2001年,我国传统戏曲中最古老的剧种之一昆剧,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人类口头遗产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2003年白先勇着手打造青春版《牡丹亭》,风靡大江南北。丝竹轻响,檀板微启,昆剧从沉睡的梦中醒来,妖娆恣肆地活跃在人们的视野中。一时间,看昆剧,成为人们追逐的时尚。昆剧从沉寂到复苏到成为非物质遗产再到成为时尚,这是多么神奇的过程。面对当下风靡全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回头看看昆剧走过的600年历程,我们在感叹之余,更应该思考,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该做些什么,该怎么做。
14世纪中叶,元末明初之际,南戏流传促进昆山腔产生,为昆剧形成打下基础。明嘉靖、隆庆年间昆山腔经过魏良辅等人的改良,形成了清丽婉转、精致纤巧的“水磨调”。其后,梁辰渔又根据改良后的“水磨调”创作《浣纱记》并演出,成功地将单纯的唱曲演变成具有剧情的戏曲声腔。万历年间汤显祖的创作以及沈Z的格律理论,让昆剧创作蔚然成风。康熙年间洪n、孔尚任振衰起敝,分别创作了《长生殿》和《桃花扇》,使昆剧呈现中兴气象。康熙之后,昆剧渐渐衰落,尤其经过花雅之争,昆剧失去了其霸主地位。从上个世纪20年代至解放初期,昆剧一直处于艰苦困顿之中,幸有传字辈艺人的苦苦支撑才薪火未泯。1956年浙江昆苏剧团的“传字辈”改编排演《十五贯》,“一出戏救活一个剧种”。昆剧奇迹般地绽放新芽、崭露生机。21世纪,昆剧成为“人类口头遗产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再展风华。
昆剧走到现在,历经了嬗变、繁华、挫折、重生。也就是在这样的过程中,中国戏曲的文学、音乐、舞蹈、美术以及演出的身段、程式、乐队伴奏以及编制等等,都伴随着昆剧的发展不断得到完善和成熟,可以说一部昆剧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中国戏曲的发展史。细品这几百年,我们不难发现,昆剧经历了不断的继承――革新――再继承――再革新的过程。当然,我们也发现,无论昆剧在这近六百年中如何革新,都未曾背离继承两字。正因为有了继承,昆剧才得以在无数次的革新中依然保持着其本体特征和文化特性。让昆剧焕发生机的《十五贯》在契合当时政治要求、符合人们审美需要的前提下,也只是在情节的精练、主题的提炼、境界的升华上下了功夫,并没有改变《十五贯》作为昆剧的本体特性。也正是这种文化特性的保持,才使昆剧成为“人类口头遗产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使昆剧艺术在人类文化中获得其余剧种无法替代的独特地位。
近年来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争论,两种思路不停地碰撞:一是革新,一是继承。当然也有第三种思路:先继承再革新。不过这第三种意见所说的“继承”,其目的最终仍落在革新上。(早)在中国社会历经急剧转型的年代,当各种西方文化现象相继涌入(破门而入的时期),继承和革新的矛盾就不断地被放大以致引起尖锐冲突、引起一轮轮的社会大讨论和大碰撞,历史也因此在这种否定之否定的不断变革中发展前进。而今如何更好地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何更好地推动文化艺术的全面发展,如何找寻处理革新和继承矛盾的契合方式,又一次摆在了文化艺术工作者们的面前。有关资料曾说明:“非物质文化遗产已得到国际的公论,被视为肯定文化特性、促进创造性和保护文化多样性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这也是教科文组织要设立“人类口头遗产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的原因。也就是说,“非物质遗产”有着“肯定文化特性、促进创造性和保护文化多样性”的作用。[1]无论昆剧还是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都应该从这三种作用入手,找到良好的途径实施保护。而对应“肯定文化特性”和“促进创造性”这两种作用,继承与革新的矛盾似乎也可以迎刃而解。
一、肯定文化特性――继承大于革新
现在的文化艺术创作,经常被要求“适应时代审美要求”。如中国戏曲,被时下的这种观念摆布得左右为难,像蚕蛹一般在传统与创新的包裹中难以破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发展是不是也要“适应时代审美要求”呢?教科文组织在2003年10月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将“保护”定义为“采取措施,确保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命力,包括这种遗产各个方面的确认、立档、研究、保存、保护、宣传、弘扬、承传(主要通过正规和非正规教育)和振兴”,这其中并不涉及“创新”、“改革”。学者郑培凯也在《口传心授与文化传承》中给出了一个很好的答案:“提倡‘人类文化遗产’的基本态度,是为了保护‘文化基因库’。非物质文化遗产要保持多元的潜在再生能力,因此人类文化遗产项目的订定,首先是要保护不符合当前时代潮流、遭到‘大众’(用鲁迅的另一种说法是‘庸众’)摈弃的古典艺术传统。”
其实,一个民族之所以存在,是因其文化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凝聚了一个民族的集体记忆和历史记忆。一个民族的素质和精神,也因这种双重记忆而生生不息。当今世界日益大同,如何保持一个民族自己的文化特性已成了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如何寻找、肯定本民族的文化特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就是一个很好的途径。那么如何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很显然,它们既是“遗产”,当然就最真实、最本质地保留其自己的文化特性,保持其原真性。原真性就是真的、真实、原本、忠实和神圣。所以,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首先要做的是继承,而不是激进的革新。笔者曾参加过浙江畲族的“三月三”活动,其间有不少媒体记者参加拍摄宣传。活动中,有篝火晚会,畲民们围着篝火跳舞唱歌,很是热闹。畲民们的舞蹈动作单一,大部分是围着篝火奔跑以表示快乐兴奋。记者们为了拍摄需要和视觉冲击,擅作主张指导畲民们如何舞蹈,把西南少数民族的舞蹈样式硬搬了过来。纯朴的畲民们出于礼貌也就照做。畲族的民俗盛会竟然成了行外记者的即兴舞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展示变成了媒体的华丽创新,令人啼笑皆非。这种“别出心裁”的发展与革新,相对“原真”来说,是假的、伪造、复制、虚伪和亵渎。
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王文章曾说:“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逐渐演变的,人类活动的介入,使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因为我们的不当保护而中断了自然演变进程。因此,我们的保护手段应当是多样化的,但前提是保护其原生态,不要人为中断,要使其按自身规律进行演变。”[2]事实告诉我们,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首先要做到尊重、肯定自己的传统文化,无根据的革新,只能将保护变成破坏,将“遗产”变成“非遗产”。我们看白先勇的青春版《牡丹亭》,也只是在某些方面,如演员的年轻化选择,服装的青春化设计,化妆的靓丽化装扮,灯光的现代化运用,媒体的鲜活宣传等外部形态上做了些变化。但其演出样式、方法、风格都保持了昆剧应有的面貌,青春版《牡丹亭》的神韵依然体现着中国文化的精髓。对于“人类口头遗产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的昆剧,白先勇有革新,但他首先还是尊重了“遗产”两字,做到了继承。在肯定文化特性这一点上,继承无疑要强过革新。
非遗保护发展篇4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花儿”；保护；传承
“花儿”作为多民族共享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西部民歌乃至中国民歌中的标志性的口承文艺形式，是最富有艺术欣赏价值、学术研究价值的民歌之一，2009年9月30日，在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审议并批准其列入了《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花儿”流传于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4省区的汉、回、藏、东乡、保安、撒拉、土、裕固、蒙等9个民族之中，地域之广，民族之多，在中外民歌中是极为罕见的。尤其是，这9个民族，既有信仰儒、释、道的汉族，又有信仰藏传佛教的藏族、裕固族、蒙古族、土族，还有信仰伊斯兰教的回族、东乡族、保安族、撒拉族。这些民族中，大部分民族有他们本民族的语言，藏族、蒙古族还有自己的文字，但这些民族语言不同、不同、风俗习惯不同的民族都无一例外地用汉语来演唱“花儿”，体现了一种民族亲和、兼容共存的内在精神。
由于音乐特点、歌词格律和流传地区的不同，花儿被分为“河湟花儿”、“洮岷花儿”、和“六盘山花儿”三大类。其中“洮岷花儿”以甘肃南部为主，分布在岷县、宕昌、临潭、康乐、渭源、漳县、卓尼等7个县。“洮岷花儿”又有两大分支：一是北路派，以莲花山为中心；一是南路派，以二郎山为中心。本文即以莲花山“花儿”的主要传唱地区之一的甘肃省临潭县为调研对象，分析当地“花儿”文化的传承现状以及旅游业的发展与非物质文化遗产“花儿”的保护之间的互动关系。
1、莲花山“花儿”的价值
莲花山“花儿”(即洮州花儿)是以莲花山地区的汉族为主，在藏族(吐蕃)参与下，揉合了吐蕃的“踏歌”及汉族碾场、进山的劳动号子“牛拉拉”、“烟雾拉”等多种民间文艺样式，在长期渐进演化过程中逐步成熟、定型，并传唱在洮河中上游地区汉、藏、回、土等各族群众中的一种山歌(汪鸿明，丁作枢，2002)。
1.1 历史文化价值
莲花山位于甘肃西南部，洮河中游，西倾山与岷山山系衔接处，距省城兰州165公里，四境与康乐、临潭、临洮、卓尼、渭源等5县相邻，主峰海拔3578米。夏、商、周时，这里曾是古羌族活动的中心地带；后来，随着政权的更替，汉族、鲜卑、羯、氐、匈奴、羌等族分别在这一带活动过，有的还建立过政权。莲花山是一座名山，据1997年的《临潭县志》称：“莲花山山势险峻，风景优美，自南北朝以来先后建有富丽堂皇、雄伟壮丽的寺庙，如大佛殿、玉皇阁等大小建筑20多处”(临潭县志编委会，1997)。8世纪，印度高僧、藏传佛教宁玛派大师莲花生曾来莲花山举行“加持”“镇地仪轨”。从此，“朝山的汉族和藏族的人们难以数计，山峰被称为自然形成的汉式塑造的文殊菩萨的宝剑(智观巴・贡却乎丹巴饶吉，1989)。”莲花山成为享誉雪域高原的宝刹灵山。到清嘉庆年间，全山已有大小庵观寺院51处(汪鸿明，丁作枢，2002)。
莲花山是莲花山“花儿”的滥觞地，莲花山“花儿”是甘肃境内最古老的民歌之一。据考查，它起源于唐末宋初的吐蕃“踏歌”，现在莲花山地区的汉族人民中有一部分是历史上汉化了的吐蕃人。吐蕃“踏歌”在章法旬式和直叙其事的表达手法上，基本上与现在的莲花山“花儿”相一致。清乾隆年问陇上诗人吴镇在其诗作《我忆临洮好十首》之九中有“石船藏古寺，玉井泻峰头”、“花儿饶比兴，番女亦风流”之句都是描述莲花山地区的情景。吐蕃族是藏族的先民，他们长于比、兴手法在民歌中的运用，这也正是莲花山“花儿”所体现的艺术特色。后来，莲花山“花儿”汲取汉族农歌碾场号子“牛拉拉”、进山号子“烟雾拉”等的音乐调式，明初江南移民的迁来洮州，带来了吴地民歌民谣以及吴地的民俗风情，大大扩大了莲花山“花儿”的演唱内容，丰富了演唱词语，使莲花山“花儿”逐步走向成熟。
从古至今，生活在这里的各族人民用“花儿”这种民歌表达他们对自然、对生产、对生活、对自己的种种认识和情感，“花儿”也在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中将每个特定历史阶段的文化、经济、地理、宗教、心理以其特有的方式沉淀下来，通过人们世世代代传唱，为我们留下了了解和研究古代历史的百科全书。“花儿”之名就是在莲花山特殊环境、宏大的歌会活动、浓厚的“花儿”人文思想加上种种美丽传说的参与作用下，经过人们长期的口头提炼和筛选而得名的。如此历史悠久、内涵丰富的“花儿”文化，为民俗学、语言学、社会学、历史学等众多社会科学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1.2 社会价值
莲花山“花儿”传唱在北达康乐、临洮，东达渭源、岷县，南达卓尼，西达夏河的广大地区，与当地群众水融，唱“花儿”，“朝莲花山”是全民的活动。当地群众自从能记忆、会说话起，进山打柴、下地撒籽、上山放羊都耳濡目染，“花儿”成了生活的一部分，等长大成人，个个都自然而然地成了唱把式。遍布莲花山附近各地县的大小“花儿”会场多达119个，朝山人数多达100多万人次。莲花山“花儿”的核心地区临潭县19个乡(镇)有“花儿”会场52个，康乐县4个乡有12个“花儿”会，临洮7个乡有24个“花儿”会(汪鸿明，丁作枢，2002)。像这样盛大的“花儿”会场面，堪称世界之最。从另一个角度讲，莲花山“花儿”歌词语言质朴、泼辣、细腻、诙谐、生动，题材包罗万象，有爱情、自然景色、天文气候、神话传说、历史故事，也有鞭挞丑陋现象等，由于内容丰富，包含社会哲理深刻，吸引了无数文学、艺术的采风者；改革开放以来，这里又吸引了省内外、国内外的大量游客。优美动听的莲花山“花儿”和震撼人心的“花儿”会场面已成为甘肃省的一个驰名品牌。
1.3 艺术价值
莲花山“花儿”不但从歌词结构韵律等方面表现出极强的口头程式，而且形成了在中外民歌中罕见的独特的表现形式，它具有《诗经》赋、比、兴的创作方法与现实主义的表现风格，又具有《楚辞》所开创的浪漫主义精神，并运用了夸张、联想、顶针、回环、对仗等多种修辞手法。莲花山“花儿”的衬词、衬句和尾声不但是独具一格的，而且都有一定的讲究。由于莲花山是一座石头山，山势高峻，道路陡峭，大部分古建筑都建在悬崖峭壁之上或依石崖而建。因基石狭窄，紫宵宫、转阁楼等观、寺、院均为“一转三”建筑，因此莲花山“花儿”常以“一转三(山)的莲花山”作为每段的起韵定调之句；尾声――“花呀，两莲叶儿”，符合格律要求，使每首“花儿”的演唱自成一体，充满了美的形象和想象。莲花山“花儿”因地理人文、民俗风情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其唱腔唱法又有许多差别，按地域又可分作北路“花儿”、东路“花儿”、南路“花儿”、西路“花儿”，以及吐蕃“花儿”，各路“花儿”都有自己独特的曲调，如“扎刀令”、“三闪令”、“羊沙令”等，这些曲调以高亢悠扬为主，也不乏轻松愉快、委婉细腻的曲令，这些曲调有些是受明初江淮移民的影响，更多则是在洮岷地区多民族的音乐土壤中生长起来的，都有着自己的旋律特点和音乐特点。莲花山“花儿”的作者都是地道的农民，但他们在自编自唱中却有不同寻常的创造和发明，体现了特有的民间艺术价值。
2、莲花山“花儿”目前的存活状况
“花儿”是“张口就来，闭口即无”的民间口头文艺，“花儿”会是民间自发的以演唱“花儿”为主的歌节。在现代文化的冲击下，莲花山“花儿”和“花儿”会也遭遇了无法回避的困境：部分古老的“花儿”因来不及抢救已消失；有影响的歌手大都年事已高；年轻人忙于外出打工挣钱不再热心于“花儿”的系统传承，传承链条已残缺不全；“花儿”会的空间日趋狭小，规模也日趋式微；与此同时，一些走了样的洋“花儿”正以其强势的传媒手段由城镇向乡村浸染，长此以往，我们将再也听不到原汁原味的传统“花儿”，看不到民俗意义上的“花儿”会了。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第一步是摸清家底，旅游开发的首要前提也是搞清资源的赋存状况。为了准确把握“花儿”的民间存活现状，笔者于2010年7月中旬在莲花山“花儿”的传唱核心地区之一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临潭县冶力关镇进行了为期10天的调研，针对当地居民对“花儿”的认知程度、喜好程度、传承现状、保护措施、发展趋势等五个方面问题，采用抽样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相结合的方法展开。一方面，向当地居民及各类从业人员发放调查问卷300份(问卷回收率100％，其中有效问卷284份，有效率为94.66％)；另一方面，为弥补问卷信息深度的不足，开展访谈20余例，以了解被访者的心理动态，提高问卷的信度。
被调研的当地居民主要集中在中、青年人群；文化程度多为高中及中专以下。高学历人群主要由青年群体构成，而中老年人文化水平普遍较低，这也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教育现状相一致。民族构成方面，以汉族居多。从职业构成来看，各行各业均有。当地居民中大部分仍在家务农，还有一部分从事农家乐经营，并参与当地旅游产品的加工与外销。
本次调研，主要目的是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花儿”在当地居民中目前的存活状况及今后的发展趋势。问卷的设计总体上参照了遗产研究领域相关研究者的研究方法，并结合临潭县实际情况。考虑到问卷的发放对象当地居民整体文化水平相对偏低，且调查时间是当地的旅游旺季，居民答卷时间有限，所以问卷以直接的、简朴的语言作表述，内容主要涉及本研究一些基本问题，莲花山“花儿”在当地居民中的传承状况、当地居民对“花儿”的认知程度、喜好程度、普及程度以及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旅游开发的态度等。
调查问卷主体部分采用李克特(Liket)五点量表法。在可供选择的答案中，笔者采用了五种等级排列方法，目的是了解答卷人对各问题的赞同程度。统计时，一方面，把“完全同意/非常喜欢／非常了解／很擅长”、“同意／喜欢／了解／擅长”归人“肯定”类；把“不同意／不喜欢／不了解／不擅长”、“完全不同意／根本不喜欢／根本不了解／根本不擅长”归入“否定”类，以便于分析汇总。另一方面，“完全同意/非常喜欢／非常了解／很擅长”计5分，依次排序，“完全不同意／根本不喜欢／根本不了解／根本不擅长”计1分，计算出每一道题的加总平均值，此为答卷人对该问题的评分值。3分以上为肯定，3分以下为否定，得分越高，表明答卷人对该问题的肯定越强。评分数并不是与肯定、否定的比率相对应，而是与答卷人对该问题的肯(否)定程度相对应。因此，可以更直接地反映当地居民对该问题的态度。
2.1 关于当地居民对莲花山“花儿”的认知状况分析
莲花山“花儿”作为西北“花儿”的重要一脉，有着深远的文化历史。笔者在访谈中了解到，当地五成以上的居民都认为，“花儿”这项当地最具特色的文化艺术，传承的时间至少有八百至一千年左右。花儿的曲调，多以“令”称之。在令字前又冠以地名(如《河州令》、《门源令》)、族名(如《土族令》、《撒拉令》)、花名(如《白牡丹令》、《金盏“花儿令”》)及其他名(如《大眼睛令》、《朵马儿令》)。每一令有一个大体相同的旋律轮廓。在实际演唱时，歌者可即兴发挥。就音乐个性而言，莲花山“花儿”的曲令一般有浓厚的叙述性，从唱词的体裁来看，分为“本子花儿”(亦称“整花儿”)和“草花儿”(亦称“散花儿”)。前者指反映历史传说故事内容的长篇；后者指专唱爱情等内容的短歌。
由表2表3可知，莲花山“花儿”的传承状况不容乐观。从统计结果来看，对“花儿”文化了解的人数仅有41.9％，其余受访者不了解与莲花山“花儿”有关的历史沿革及故事传说和曲调等。对“花儿”艺术不了解和根本不了解的占到受访者总数的38％，已超过受访人群的三分之一。对于西北民间艺术“花儿”被正式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一事实，58％的当地居民一无所知。未来五年内若不采取相关的保护措施，预计当地居民对“花儿”的认知度还会持续降低。
2.2 关于当地居民对莲花山“花儿”喜好程度分析
如果说，歌手是舞台的主角，那么听众就是这个舞台的主体。听众是舞台存在的意义之所在。令笔者感到欣喜的是，近半数的当地群众依然对“花儿”情有独钟，还有许多当地群众追捧“花儿”，“花儿”仍然是当地群众最喜欢的娱乐方式之一。这说明“花儿”有很深的群众基础，其存续的精神力量依然强大。
从调查中反映出：近半数的当地居民接受和认可这项民间演唱艺术，与之前的文化水平、年龄数据对比，这一群体趋于中老龄人群；仍有20％的受访者不喜欢“花儿”，实际访谈中，基本可以总结出这个群体的两种倾向：一是对民族原生态音乐不敏感；二是对现今大众耳熟能详的通俗音乐的极度崇尚。另外还有少数人对“花儿”这种民间音乐甚至从未听过，这主要集中于当地的青少年。
2.3 关于当地居民对莲花山“花儿”普及程度分析
莲花山“花儿会”是每年一度的地方重要节会之一，每年农历六月初一至初六均举行盛大庙会。初一、初二为朝山进香、祈福禳灾之日；初三、初四则在山下大唱“花儿”；初五，“花儿”会移到景古乡的王家沟门；初六移至临洮县境内的紫松山。每年都有当地的优秀独唱歌手演唱最新创作的“花儿”曲目，他们被统称为“花儿”把式。在当地，“花儿”把式被公认为“花儿”艺术的真正传承者。在此次社会实践中，笔者深入农舍田间，与12位“花儿”把式及其传人进行了交流，通过访谈、调研、提问、录音等多种形式详细了解了洮州“花儿”在当地民间传承的真实情况。
莲花山“花儿”以创作的即兴性、韵律的固定性、语言的乡土性为其最大特点，俗称“野花”；因具有独特性、民俗性、依存性、程序性、群体性、娱乐性和通俗性等特征，又被国内外学者誉为“西北之魂”、“西北的百科全书”。“花儿”是一种生活化的艺术。大部分“花儿”把式都是在劳作、放牧期间跟随大人学唱，从而熟悉并掌握曲调和唱法，而后即兴编词进行传唱。目前洮岷地区“花儿”传承的中坚力量，大多年龄都在41岁到75岁之间(见图1)，而他们当中大部分不识字，文化程度偏低(见图2)。他们成长在20世纪30年代末到70年代初，家庭生活困难，没有机会读书，在长期的生产劳动中锻炼成长为“花儿”歌手。相对而言，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出生的当地青年大都进入学校接受正规教育，而校园文艺和流行歌曲等新兴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弱化着“花儿”对年轻一代的熏陶。访谈中了解和调查统计数据表明，现在演唱“花儿”者越来越少，尤其是青少年甚至中年人也已很少有人唱“花儿”，当地居民中不会唱“花儿”的人所占比例竞达76.7％。绝大部分受访者不懂洮岷“花儿”曲调，擅长演唱花儿的“花儿”把式只占当地居民的1.11％。原来是“会说话就会唱花儿”.现在“花儿”把式难觅。
2.4 关于莲花山“花儿”传承状况分析
2.4.1 莲花山“花儿”的主要传承方式
第一是口头传承。口头传承是人类表达文化的根本形式。莲花山“花儿”从其产生以来，一直是以口传方式绵延，从这一代传到下一代。直到现在，口头传承也是莲花山“花儿”的主要传承方式。“程式化的创编和表达方式，是我国民歌乃至世界民歌的一大传统”(赵宗福，2006)，比如相近甚至相同的句子、相同结构的句式、比兴稳定的意象，在同一种民歌的不同诗篇中反复出现，这是因为民间歌手们在口头文化的传统熏染下，对这些祖辈相传的句子、句式和特指的比兴意象不但非常熟悉，而且运用自如，在现实的创作演唱中，根据需要即兴记忆和拼装，生成出新的作品，编唱成功的新作品，似新似旧，自然地继承了自己的文化传统，传递了固有的思想观念和审美取向，同时又有使人耳目一新的表达意境。
第二是文本传承。20世纪以来，不断有陇上学者收集记录着莲花山“花儿”，民国时期就有张亚雄先生编的《花儿集》(1940)、唐剑虹的《甘肃民歌选》(1953)，都以文本的形式收录了大量的洮州“花儿”。自1982年在兰州召开首届“花儿”学术讨论会到今天，“花儿”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代表性的学术专著有宁文焕的《洮州花儿散论》(1992)，雪犁的《莲花山情歌》(1984)，康乐县文化馆《莲花山(1－5)》(1981－1985)，雪犁、柯杨《西北花儿精选》(1987)，张国元《山乡情歌》(1994)，临潭县莲花诗社《莲花山花儿》(1997)，汪鸿明、丁作枢的《莲花山与莲花山花儿》(2002)，临潭县文化体育旅游局《洮州花儿集锦》(2005)等。这些著作，或以视野开阔、方法新颖而见长；或以微观探讨、深挖本源而称著；或以扎实的田野调查凸显特色；或以搜罗详实的史料而展现风采。其中，部分著作运用国际上流行的音乐人类学、帕里一洛德诗学理论和表演理论等对“花儿”这种民间文化现象进行了探讨，说明已有了与国际对话的良好开端。
第三是民俗传承――“花儿”会，“花儿”会是从民间传统庙会民俗中分离出来又逐步取代了庙会，成为当地民间“花儿”演唱的必须形式。在洮州地区，每年农历六月初一至初六，是一年一度的莲花山“花儿”会。届时，临潭、卓尼、康乐、临夏、临洮、和政、渭源、岷县、兰州等地的数万游客到此游山赏景，此间歌手云集，歌声如潮，此起彼伏，昼夜不休。从四面八方汇集来的歌手们打着凉伞，摇着彩扇，由善于编词的“串班长”牵头，组成三人以上的演唱班子，用领唱、独唱、齐唱等形式相互赛唱，形式别致，场面宏大，令人叹为观止。
2.4.2 莲花山“花儿”传承面临的问题
“花儿”作为一种山歌，回荡在高山峡谷之间经久不衰，有对苍茫、险恶自然环境的描述，也有彪悍、孤独人格精神的再现。我们能感受到整个空间系统所展示的文化律动感和沧桑感。但“花儿”传承到今天却遇到一些值得深思的问题。
第一，生存环境加速恶化。整个社会向现代化迈进的时候，农村不可避免地向城市化靠近，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均发生变化，从而对民族民间文化带来强烈冲击。近年来，莲花山“花儿”会传统内容失落，商业性的“花儿”大赛及其市面上大量的音像制品，使得作为民间口传文化的“花儿”丧失了原本的意义，失去了它的活态特色。同时，“花儿”能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主要原因之一是“花儿”是民众表达情感、表达知识、表达能力的重要方式；而今天人们可以用来表达的方式和途径多样化，电视以及网络的普及、流行歌曲的盛行，这些都对“花儿”的传承产生了巨大的冲击。
第二，演唱主体瓦解分化。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花儿”歌手，尤其年轻歌手寥寥无几，令人担忧。笔者进行调研时了解到，当地很多年轻人认为，“花儿”不好听、太土、太俗，登不了大雅之堂，甚至认为，唱“花儿”会被看作没有文化。有部分年轻人表示，自己爱听“花儿”，但是不会去唱，他们更倾心于新潮文化。而年纪稍长的部分歌手将主要精力全部放到了发展生产、增加收入上，对“花儿”的演唱只作为一种闲暇之余的业余爱好，没有投入过多的精力去发扬。为数不多的一些有影响的“花儿”把式大多年事已高。可以说，“花儿”已陷入后继乏人的窘境。
非遗保护发展篇5
关键词：美丽乡村；非物质文化遗产
一、牡丹江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及美丽乡村建设现状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各民族世代相承的、与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是具有民族历史积淀和广泛突出代表性的民间文化遗产，具有重要价值的文化信息资源，更是中华民族的根与魂.。
一个城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对其民族文化的传承尤为重要。牡丹江市生态环境优良，历史源远流长，是极具文化底蕴的城市。其中，牡丹江民俗文化资源丰富，非物质文化遗产列入省级目录数量居全省各地市之首。目前，全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总数已达到167项，其中省级64项，部级2项。成立了非遗保护中心，普查、梳理非遗项目300余个，2013年承办了首届黑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会。牡丹江民俗文化资源的保护、传承和开发取得了长足进步。
牡丹江市美丽乡村坚持集约化、集群化、特色化发展，形成了牡丹江市独具特色美丽乡村发展模式。
1、基础扎实、发展势头强劲。水、电、路、能建设基础好，农民富裕程度高，品牌特色鲜明，初步形成了十大品牌，比如，湖光山色，山里人家等，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2、点面并进、融合互动。全市建成五星级村12个，四星级村81个，三星级村380个，三星级以上村占全市行政村的53.9%。，环境整治实现了由重点村向全域化推进转变。
3、创新模式促发展。在美丽乡村建设过程，各个乡村创新模式，比如，穆棱市东村是整体搬迁模式；东安区红林村镇中镇郊村改造模式；宁安p岭村是老村改造升级模式；宁安于家村是村企联建共建模式；宁安石岩村是中心村集聚模式。
二、牡丹江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及美丽乡村建设存在的问题
1、认识不到位。一些地区和部门对美丽乡村建设存在口头上重视，讲话时重要，干起来不要的现象。缺少科学的规划，甚至存在弄虚作假，虚报浮夸的现象应付差事的现象严重，督促检查也不到位。
2.重规划设计、轻贯彻落实。一些地区部门规划制定高档次，脱离地方实际，缺乏可操作性。在挖掘村庄自然、历史人文和产业元素特别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不到位；还有的村多次规划，边建边规划，边规划边改进，造成不必要的重复和浪费。有的村规划超前，不切合实际。
3、基础设施脆弱，资金投入不足。总体看，资金投入数量依然偏少；从渠道看，政府投入比重大，市场运作、农民和村集体投入比重偏低。
4、产业支撑不强、经营方式比较粗放。据统计，全市无经营收益的村391个，占村总数的44.6%，5万元以下的村223个，占25.5，村均债务达到81.6万元，多数村庄只能保运转，无力投入美丽乡村建设，“穷庙叫不动富和尚”现象明显。
5、机制不够完善，专业人员缺失。传承人未受到应有的社会承认，专业管理人员缺少，政府在财力支持方面不足。
三、加强美丽乡村建设，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建设美丽乡村要坚持外在风貌与内在文化、保护传承与改善人居有机统一。
1、完善机制，提高责任落实强度。全市有近200个村与森工农垦比邻交叉。因此，建议市委市政府加强与森工、农垦系统的对接，加快细化原有合作共建框架协议，围绕美丽乡村建设，确立各方资金投入整合、环境整治共管、基础设施衔接等具体操作办法，率先打造出一批全省领先的共建型美丽乡村。
2、建立传习基地，创新发展。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必须立足于现实，结合实际加以创新。美丽乡村建设的“美丽”在于乡村个性，要构建一村一品、多村一品发展格局，寻找地域文化特色，传承地域文化精华，发掘反映村庄个性的耕读文化、民俗风情，提炼体现地域特色的产业文化、民间技艺，建设农耕文化展览馆、特色技艺体验馆、风味食品品味馆等场所，壮大乡村旅游，挖掘农民增收潜力。
3、提高资金投入的动力。加快推动美丽乡村建设投入由政府资金“唱独角戏”向“每人一道菜、共办一桌席”方式转变。
4、改善公共服务设施，构建宜居宜业的人居环境。要推进设施建设配套化，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公共服务效率效益最大化，带动更多的政策项目、政策资金投向美丽乡村，加快构建宜居宜业的人居环境。
非遗保护发展篇6
广东非遗保护工作发展瓶颈
组织机构方面。2009年省文化厅挂牌成立非遗处，全省现有4个地级以上市文化主管部门设立了独立的非遗科，其他多在公共文化处（科）或文物处（科）加挂牌子，部分地区甚至无专人负责，工作联系处于被动状态。2005年在省文化馆加挂省非遗保护中心牌子，至今仍没有独立编制。各级非遗保护中心除个别市县有独立编制外，大都挂靠在文化馆内。
基础设施方面。广东现有6个地市、14个县区建成市、县（区）级非遗展示馆，省非遗展示中心项目列入《广东省建设文化强省规划纲要（2011-2020年）》重要建设内容，但该项目建设用地一直未落实。许多地市县区未将非遗基础设施建设列入政府工作日程，制约了非遗保护工作整体化、科学化进程，严重影响非遗保护常态化、可持续发展。
专业人员方面。许多市县（区）没有专职和专业熟悉非遗保护工作的研究人员，整理、撰写有关材料能力不足。一些兼职工作人员，甚至有的分管领导和专家小组成员对非遗的概念理解不透彻，对非遗的评判标准把握不准确，高素质专业人员的匮乏，使非遗保护工作总体规划和前瞻性研究缺乏，规划、政策落实不到位，措施不具体，工作科学性欠缺，严重影响了非遗保护工作。
整体性保护方面。文化部于2010年批准设立客家文化（梅州）生态保护实验区，成为我国第五个部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客家文化生态保护区总体规划》也于2014年2月由文化部专家会议通过，已按程序报文化部批准。《广东省建设文化强省规划纲要（2011―2020年）》中提出计划设立广府文化、客家文化、潮汕文化、雷州文化、华侨文化、禅宗文化、海洋文化、少数民族文化等文化生态保护区，省文化厅分两批批准设立了梅州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雷州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广府文化（越秀）、（中山小榄）和瑶族文化（连南）、（乳源）等六个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但因地方政府、专家观点分歧较大，潮汕文化、华侨文化、禅宗文化、海洋文化等文化生态保护区工作进展缓慢；非遗保护实验区规划整体性不足、重开发轻保护现象，不利于非遗保护可持续性发展。
法律法规方面。《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条例》于2011年实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颁布实施后国内第一部地方性配套法规。2008年省文化厅联合省财政厅制定了《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并于2014年修订出台《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资金管理办法》（2014年修订），配套出台《2014年省非遗专项资金申报指南》。2014年9月《广东省文化厅关于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暂行办法》公布实施。《广东省粤剧保护办法》（草案）已经提交省法制办审议。但因非遗保护法律体系不健全、不配套等问题，认定的传承人存在获得外国绿卡和香港、澳门等非广东辖区居民情况，出现了“候鸟式”、“外省籍”传承人等现象，给相关工作带来负面影响。
广东非遗保护工作建议
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这是提出的重要战略思想。在这一战略思想指引下，探索非遗保护工作的“广东经验”，使非遗保护工作中“广东模式”更加完善，建议如下：
建立健全组织机构。2005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明确工作原则第一是“政府主导”。政府主导需要建立健全组织机构；需要发挥政府在非遗保护中的主导作用，统筹协调各相关部门和民间组织，形成非遗保护的合力；需要政府分管机构牵头组织非遗保护机构，发挥专家智囊团作用，建立咨询研究和督办检查机制，吸纳省内外科研院所、企事业单位、民间组织等各方面力量共同开展非遗保护工作。因此，构建省市县三级独立编制的非遗保护机构迫在眉睫。
完善考核督办和激励引导机制。一是集中督导。以政府名义开展非遗法律法规贯彻落实情况专项督导，督促各级政府将非遗保护工作列入重要工作日程，纳入当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整体规划，纳入文化发展纲要，逐步加大非遗保护工作的经费投入，提升辖区内非遗保护工作水平。二是建立考核督办机制。需要将非遗保护纳入对县（市）区政府工作目标考核范围，与民政、计划生育、基础教育工作一样，同布置、同督办、同考核。定期或不定期由省级非遗保护部门组织对市、区及县（市）区开展非遗保护工作进行督办检查。三是健全激励引导机制。采取命名、授予称号、资助扶持、表彰奖励等方式，鼓励和扶持传承人进行传习活动。与教育培训部门结合编写民间艺术乡土教材，在中小学、职业学校开设民间艺术课程。对在非遗保护过程中取得突出成绩的单位和个人进行表彰，给予物质和精神奖励。对懈怠非遗保护工作，造成非遗项目遗失、破坏的单位和个人，依情节轻重进行告诫惩罚，并依法追究相关法律责任。
健全协调机制。经省政府同意省文化厅于2006年牵头8个厅局建立了广东省非遗保护工作联席会议制度，2007年成立了广东省非遗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并制定了《广东省非遗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章程》，2013年在全国率先成立了“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促进会”。但面对急剧转型的社会趋势，经济开发或城市拆迁中涉及文化场所、珍贵实物等非遗项目的很少征询文化部门意见，城市化进程中很多文化生态壁龛被消灭，让非遗保护失去了生存基础，非遗需要加强整体性保护力度，单靠文化部门难以完全解决。因此，需以政府名义建立非遗保护长效协调机制，对各部门涉及非遗的工作进行指导与规范。
加快基础设施建设。以省非遗展示中心建设为突破口，早日建成并引领、推动全省非遗基础设施建设，完成《广东省建设文化强省规划纲要（2011-2020年）》及《广东省建设文化强省十项工程》提出的建设全省非遗展示中心、地级以上市要设立综合性的非遗馆、有条件的县（市、区）可设立专题性非遗馆或传习所的建设目标与任务。省政府要要求各地将非遗基础设施建设纳入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同时积极推动社会力量参与非遗基础设施建设，实现“两条腿走路”，推进非遗保护工作快速发展。
非遗保护发展篇7
探讨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全域旅游中的作用
全域旅游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在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的过程中，始终具有重要的现实作用。为了卓有成效地提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水平，也为了更好地优化全域旅游的发展成效，有必要深入全面地探讨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全域旅游中的关键作用，以便在较大程度上增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效能，更进一步地提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质量。推出品牌效应，增强文化自信在全域旅游的发展实践中，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助于全域旅游在很大程度上提升品牌效益，有助于全面有效地增强文化自信。平潭区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比较多元化。在政府部门全面加大监管力度的基础上，在多措并举全面创设文化发展氛围的根基上，平潭致力于打造特色化、品牌化、战略化文化品牌，以文化品牌助推文化自信。可以说，在全域旅游的发展视角下，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发展切入点，真正系统地提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水平，无疑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增强文化自信，更好地打造特色化文化品牌，为区域经济的深化发展奠定坚实的发展根基。提升经济效益，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在文旅产业融合的背景下，积极利用区域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立足于全域旅游的科学视角背景，不仅能够从整体层面优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成效，同时也能够全面系统地推动产业融合，还能够切实全面地发挥其经济促进作用。平潭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非常丰富且多元的，随着各级政府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充分重视以及科学保护，越来越多的管理举措得以实施，这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实效，也深入精准地推动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高效发展。在实践过程中，积极全面地挖掘以及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充分全面地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与文化产业的发展高效结合起来，全方位加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开发保护和传承工作，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增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体发展实效，也有利于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科学的资源保护，全面推动资源可持续发展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与传承的实践过程中，行之有效地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文化产业等高效整合起来，有利于创设科学的社会氛围，同时也能够全方位实现对资源的保护，真正使其实现健康可持续发展。在平潭地区的发展实践中，非物质文化遗产是非常丰富多元的。在全域旅游的背景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工作得到了充分全面的重视，越来越多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被挖掘出来，对其的保护与传承工作本身有助于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实现高质量传播，同时也有助于全面保护这一重要资源。比如平潭地区组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展览会、博览会等，可以以此为契机将资源全面整合起来，而这无疑能够实现对资源的高效整合和充分利用，也能够切实有效地增强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实效。
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全域旅游背景下的保护传承路径
在全域旅游的背景下，充分全面地挖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效能，积极把握其发展潜能，科学精准地运用高效化的传承发展策略，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增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实效，也有利于夯实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水平。为此，在全域旅游的背景下，为了切实有效地增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以及传承效果，有必要探索科学的保护传承举措，以此来全面系统地保障非物质文化遗产高质量传播。立足生态，优化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意识在全域旅游的背景下，要想卓有成效地提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体保护实效，更好地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发展，应该充分立足生态，积极优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意识，从整体层面上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高效和科学化传播，切实创设良好的社会发展环境。可以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需要全社会齐心协力，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共创一个良好的保护局面。为此，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实践中，要从生态视角出发，行之有效地提升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科学意识与认知。文化生态保护是关于文化遗产保护系列论述的融合统一。我们既要关心非遗传承，也要关心文物保护，更要注重文化生态整体的延续和改善。第一，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实践中，要充分把握文化生态观念，从整体层面进行科学布局以及全面统筹，真正实现法治引领，要全方位强化政策支持，积极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工作奠定坚实的法治根基和社会条件。为此，地方政府在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实践中，要致力于科学的规范管理，从法治建设的角度出发，行之有效地搭建完善且系统化的法治建设体系，同时，也要注重全面贯彻落实科学的管理办法，着力促进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三位一体，真正系统地提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体保护实效。第二，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过程中科学精准地贯彻落实文化生态保护理念，还应注重全方位实施精细化的管理管控，充分系统地做好监督考核工作，以此来深入精准地提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体保护实效，更好地增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水平。地方政府在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科学保护的实践中，要层层落实责任体系，全面压实管理责任，着力形成完善系统的管理规范机制体系，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工作奠定坚实的考核监管制度体系，切实有效地提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体保护实效。第三，全方位整合技术与力量，着力打造完整的生态链条。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的实践过程中，为全面增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要注重全面整合技术与力量，科学精准地打造完整的生态链条，以此来真正实现高质量发展。可以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工作是系统且复杂的，在实践过程中，若没有一套完整的保护传承工作体系，缺乏精细化的发展理念，无疑会影响和制约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体保护实效。鉴于此，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实践中，要注重系统全面地整合关键技术力量，着力打造全面系统的宣传氛围，积极有效地增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实效，引导人们全面参与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实践中。旨向活态，多元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产业链在全域旅游的背景下，着力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夯实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实效，有必要立足多元化的发展举措，全方位打造完整且精细化的产业链，真正系统地提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体保护实效。可以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科学保护和全面传承，始终发挥着重要的现实作用。为此，在实践过程中，要充分旨向活态，积极采用多元且全面化的发展举措，全面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链，积极增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体发展潜能，更好地实现产业间的高度融合。第一，制订科学且精细化的产业发展规划。在全域旅游的背景下，要想深入精准地推动文旅产业高效融合，进一步夯实产业发展成效，真正系统地提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体发展水平，有必要从构筑产业链条的发展高度出发，行之有效地制订科学且精细化的产业发展规划，以真正实现产业之间的高度融合和全面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科学保护和全面传承等本身就是一项系统的综合性工程，为此，在实践过程中，要从产业发展141CULtUReinDUStRY文化产业文化产业文旅融合theFusionofLiteratureandtravel的高度出发积极进行活态布局，调整传统阶段的分散、封闭的发展状态，积极拓宽产业链条，全面增加产业内容，积极打造产业体系机制，真正实现资源整合和产业融合高效化。第二，充分发挥现代科学技术的关键作用。在全域旅游的视角下，积极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高质量发展以及全面化传播，还应注重充分全面地发挥现代科学技术的关键作用，行之有效地增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实效。非物质文化遗产类型多样且内容丰富，只有借助科学的信息技术手段，才能着力打造高效化的发展局面，也才能在较大程度上焕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命力，切实有效地塑造文化品牌。第三，全面打造产业服务平台。在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高质量保护以及传承的过程中，真正高效地优化产业链条，必须注重全面拓展产业服务平台，以此进一步增强产业发展成效。在非遗经济持续发展的进程中通过产业之间的高度融合来拓展新的发展空间，依托精细化的产业服务平台实现高效全面化的服务，能够为非遗产业的高效精细化发展奠定坚实的根基，提供科学的保障，同时也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夯实非遗产业融合成效，真正提升经济增长效率。第四，全面注重人才培养工作。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以及保护的实践过程中，人是重要的因素。只有全面提升人的素养，进一步夯实人的认知，行之有效地提升人的整体积极性与主动性，才能为非遗产业的高效发展奠定坚实的人才根基，也才能切实有效地保障非遗产业的深入和全面化发展。基于此，在非遗产业深入推进的进程中，要行之有效地搭建完善的、系统化的人才培养体系，要切实提升人的素养与认知。
突出非物质文化遗产地域产业优势
在全域旅游的视角下，积极深入地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高效快速化发展，有必要从现阶段的发展误区中脱离出来，行之有效地突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地域产业优势，进一步增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体发展成效。可以说，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非常强的地域属性，只有根植于地域特色，全面打造完整且全面化的产业链条，才能真正实现资源共享。为此，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保护实践中，要依托于科学的产业优势，积极挖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潜能，行之有效地打造特色化的产业链条，积极发挥规模经济的关键作用。比如在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可以充分融入区域内的民俗文化及特色文化等，可以将这部分内容与民俗特色等充分融合起来，积极挖掘丰富的产业优势，真正实现做大做强的发展目标。每个地区都有显著的区域特色优势，在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高效发展的过程中，如果没有真正系统地把握好区域特色，那么产业优势就会被大大削弱。在此基础上，在全域旅游的背景下，应该积极挖掘潜藏的区域特色，在推动产业融合发展的基础上达到增产增效的目标。
思考与建议
全域旅游是一个新的概念，在全域旅游的背景下，卓有成效地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科学保护和全面传承，要充分全面地依托现阶段产业融合的发展背景，行之有效地推动文旅融合的深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很强的吸引力，通过将它与旅游产业相融合，既能散发其中蕴含着的充沛的文化气息，也能在很大程度上增强旅游产业的发展潜能，行之有效地拓展旅游发展空间。为此，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过程中，既要从产业融合发展的高度出发，积极寻求非遗项目与旅游产业的融合点和交叉点，也要注重深入精准地拓展产业的发展布局，更好地丰富非遗项目类型，不断拓展非遗项目的内容，进一步增强非遗产业的保护实效。当然，在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实践中，还应充分全面地运用科学且高效的技术手段。在全域旅游的背景下，深入精准地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高效持续化发展，应该注重系统全面地把握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现状，同时也要注重深入分析非遗项目对区域旅游的积极作用，然后在此基础上，精准全面地运用科学的发展策略，最大程度地夯实发展质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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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保护发展篇8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民族文化法律保护
作者简介：郭婧雯，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近些年来，非物质文化遗产逐渐受到破坏，甚至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这不仅仅是文化遗产的消失，更是国家文化的一大损失。另外，还有很多不法分子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恶意造假、仿造等来给自身带来利益，严重威胁到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当前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已无法满足当今文化遗产的保护趋势，应打破传统法律法规的约束，不断的完善相关的法律保护，对此，本文主要对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的现状及突破进行分析。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述以及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意义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述
经《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颁布，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为：被团体、群体、个人等视为文化遗产的表演、实践、知识、表现形式、技能等以及相关的工艺品、实物、工具等。主要范围包括：表演艺术；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口头传说与表述；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实践及相关知识；社会礼仪、风俗、节庆等；一些传统的手工艺技能等。
（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意义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诸多，是先辈们劳动的成果、精神的传承，能够充分体现出民族文化风俗、历史传统文化等，是国家以及民族文化软实力的重要资源库。另外，非物质文化遗产通过不同的表现形式，能够将民族情感、民族精神、民族气质、民族历史等充分的体现出来，对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法律保护，就是对我国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而且，通过弘扬我国优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对建设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有着重要的意义。
二、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的现状分析
（一）利益分配不均的现状
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经过加工包装之后，可以给人们带来一定的经济效益。但是，从现阶段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利益分配情况来看，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拥有者的开发观念较弱，为了给自身带来一定的利益，与其他企业进行合作，而在合作过程中拥有者往往会处在被动的状态，到最后拥有者所获得的经济利益也不高，大多数的利益都被企业所占有，利益分配不均的现象较为严重，不仅对非物质文化异常的发展产生一定的制约性，甚至对拥有者的个人利益也会造成一定的损害。
（二）权利主体模糊的现状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文化传承的重要形式之一，属于思想体系的文化传播。但是，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流传时间较长，很难确定其主体，没有主体很难对其实施法律保护，就造成相关的义务却没人履行，更没有人去承担其责任，从而消弱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的有效性。另外，现阶段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多都是以政府为主体的，但是，由于政府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过程中受到很多的局限性，使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权利主体存在模糊的现状，不利于法律保护工作的开展，更不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
（三）使用不合理的现状
通过以上的分析以及实践中能够了解到，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够给人们带来一定的利益。但是，当今由于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律法规的不完善，再加上人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意识薄弱等原因，使得一些为了给自身营造一定利益的人员，恶意仿造、改造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象，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买卖，直接损害的权利主体的根本利益，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使用不合理的现象，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以及法律保护工作的顺利开展都产生一定的制约。
三、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突破的优化措施
通过以上对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的现状分析了解到，当前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并不完善，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造假、仿造的现象较为严重，再加上人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意识薄弱的现状，致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发展遇到极大的困难。
（一）对利益分配的方式进行合理调整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在进行包装的过程中，由于利益分配出现不均的问题，使得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很难得到长期的发展，法律保护欠缺，对此，应采取有效的优化措施。首先，应完善利益分享的制度，应将实际的权利主体与其他的使用者共享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利益，能够确保为拥有者带来一定的利益，这样对加快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宣传和发展也能起到极大的作用，当然，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并不等同于知识产权，因此，知识产权的利益共享不能应用在这里。其次，对利益分配方式进行合理调整，同时完善国家立法的规范，尤其是在拥有者与企业之间合作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包装的过程中经常出现的利益分配不均的现象，为了避免和降低非物质文化遗产拥有者利益受损的现象发生，应通过国家立法的途径对其进行合理规范，例如，明确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拥有者和开发者所承担的义务和权利，并且，要做好两者之间的矛盾协调，确保不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破坏的基础上，尽量保障非物质文化遗产所有人的根本利益，尤其是对拥有者的权益保护，必须重视起来。通过对利益分配方式的合理调整以及立法的完善，有效的提高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效果，对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有着极大的作用。
非遗保护发展篇9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现状
为更好地开展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2003年10月份出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公约》。我国国务院也在2005年3月份颁布了《国务院办公厅有关加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意见》①。2011年2月25日，我国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正式通过并公布，这是继“文物保护法”之后又一项重要法律。然而客观地讲我国保护“非遗”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很多，这给保护“非遗”工作带来了消极的影响。在笔者看来，之所以会存在这些问题，相对滞后、薄弱的理论研究是其主要原因，因为在理解最基本的原则时有偏差，所以很难在完善、成熟的中国化系统理论上来开展保护“非遗”的相关工作。本文根据这一情况，着重对“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两个概念进行了解释，对保护“非遗”的基本原则进行论述，且在此基础上系统地反思国内保护“非遗”的实践和理念，为相关工作提供了宏观上的分析对策，以促进保护“非遗”工作的开展。
基本原则和理念
在“非遗”的理论体系里，有两个核心的概念，即“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本文将重点解析“非遗”概念的外延、内涵与其基本原则。
《公约》在界定“非物质文化遗产”时作了如下的规定：被各个团体、群体以及个人看成是其文化遗产的所有的技能、表现形式、知识、表演、实践以及和其相关的文化场所、工艺品、实物、工具等等，其主要涉及下述几方面的内容：手工工艺方面的传统技能；和宇宙及自然界相关的实践、知识；表演艺术；节庆、社会风俗及礼仪；口头的表述与传说。从总体上看，其具有四个基本特点，分别是“生态性”、“民间性”、“活态性”，以及“生活性”等等②。
根据论者的观点，“活态性”指的是，较之于那些处于静止状态的物质文化遗产，“非遗”具有鲜活、生动的特征，有着不断变动的形态。“生活性”和“民间性”关系密切，因为“非遗”是民众的集体智慧的成果，其在日常的民间生活里自发的传承、出现与发展，源于民族的社会生活、文化环境，是民族生活得以维系的主要方式，因此一旦其和民间的生活相脱离，其生命力将无法鲜活。“生态性”指的是根据自然科学里的“生态”概念，来描述民间“非遗”的生存情况，其涉及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其存在是以各地区、各民族所具有的特定的自然环境、人文环境为基础的，涉及不同的生活方式、习俗、语言等等，这些因素的存在造就了不同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艺术特质和文化内涵；二是各区域的“非遗”形态与其所处的自然、人文环境一起营造出了和谐的文化生态圈。在《公约》里还规定了“非遗”理念的目标和主旨，即实现对人类所拥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切实保护。在笔者看来，这里所说的保护并不仅仅是保护“非遗”现象，其需要从整体上保护“非遗”的生态系统，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非遗”的目的。
我们要想顺利地开展保护“非遗”的实践活动，就必须科学地理解“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在《公约》里明确表述了这一概念，也就是“施行措施，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命力得到充分的保障，其涉及到该遗产每方面的立档、确认、保存、研究、宣传、保护、承传、弘扬及振兴”③。但《公约》没有明确地规定保护“非遗”的原则、对象及主体，这给相关工作的开展造成了一定的困难。笔者认为“非遗保护”的对象不仅仅只是《公约》里所涉及到的那些“非遗”现象的本体，比方说口头的表述、传说，其还涉及“非遗”所处的自然与人文环境、受众以及传承人等等。对于保护“非遗”的主体问题，各国的规定各异，然而其都规定了应构建各方面相互协作、责任清晰、主体明确的有效保护机制的内容。此外，保护“非遗”时应当遵循其自身原则。第一，应开展理解保护，也就是在准确地把握“非遗”形态的意义系统与符号体系的基础上来保护“非遗”；第二，在开展保护工作时应遵循创新原则，这是由于只有增强“非遗”纳新吐故的能力，才能实现健康发展“非遗”的目标；第三，应遵循整体性原则，也就是将“非遗”作为整体文化来进行保护，切忌肢解式保护。
在对保护“非遗”工作的基本原则、对象及主体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后，我们还应当对保护“非遗”和以往常用的那些概念（比方说创新、革新、传承、保存）进行辨析。原样的传承、保留文化遗产即为“保存”，其可以适用于保护物质文化遗产的工作；但对动态文化的“非遗”来说，由于其处在不断变化的生存环境里，有着不断变化的形态，所以在保护的时候，除了需要保存其原样之外，还应注重对其发展方面的保护。而“传承”多指动态的口头传承，其是“非遗”形态得以保护的一条重要的途径。“创新”指的是在处于不断变化的生存环境里，“非遗”形态可以根据外部的变化情况来调节自我，且能够根据文化本身发展的内在逻辑来进行演变。而“革新”指的多是鼎新革故，这显然有悖于“非遗”保护的主旨。通过对上述概念的辨析，有助于我们对保护“非遗”的内涵的准确把握④。
现阶段国内保护“非遗”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
各地在保护“非遗”方面的部分提法不符合“非遗”的基本原则与观念。需要强调的是，各地基本上都是根据联合国与国务院的相关文件来制定保护“非遗”的文件，所以各地在保护“非遗”方面所存在的观念偏差，主要是由其在认识联合国和国内的“非遗”规定上的偏差造成的。
而且，部分地区在开展保护“非遗”工作时还普遍存在措施灵活性不足的问题。由于国务院所颁布的关于保护“非遗”工作的文件只是对部分总原则进行了规定，所以各地区应当从本地的实际情况出发，设置方针对策，借助于多样灵活的措施来保护文化的多元性⑤。
在理解保护“非遗”的观念上存在误区。国内在保护“非遗”时普遍存在主体责任不明确的问题。我国保护“非遗”的主体很多，其涉及各个不同的层面，比方学术界、政府、工商界、民众、传承人以及社区组织等等，若它们间可以实现高效的协作，势必能产生强大的合力，进而完成对有效保护机制的构建。然而当前却普遍存在不明确的责任分工这个问题：一是，部分区域保护“非遗”的工作成了少数文化投资商的经济事务或者是少数文化干部的行政事务，行政的领导担当着保护的主体，比方说尽管评审“非遗”的委员会是有关领域的专家与文化厅等行政部门的同志一起组建起来的，然而真正的主体是各级部门的负责同志⑥。此外，在开展保护“非遗”的工作时，学科专家与民间的艺人不具有主体地位。这使评定“非遗”工作成了“指定”工作，且容易和实际相脱离。现阶段的情况是，部分民间的文艺家协会能够直接参与到相关的保护工作中来，学者、民间艺人的参与较少，这些情况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保护“非遗”工作的顺利开展。
同时，在保护“非遗”的工作中还存在不能准确地把握整体性原则的问题。部分区域在进行保护“非遗”的文件的制定时，常常忽视保护“非遗”的整体环境，未充分地意识到“非遗”是和自然、人文环境一同存在的整体的文化形态。虽然在一些文件里也涉及到了对文化空间的保护，然而其却不同于整体性的保护理念。受此类模糊的保护观念的影响，保护“非遗”的工作常常处于“碎片式”形态之中。
未能准确地把握保护“非遗”的主旨。激发人们对文化的保护意识，使文化的多样性得以维护，确保人类文化能够维持生态上的平衡是保护“非遗”的主旨所在。而不管是设置“非遗”的名录，还是设置专项的基金，都仅仅只是最终目标得以实现的手段。所以在保护“非遗”时，我们不能将工作的核心与主要的目标设置成进入“省级”、“部级”、“世界级”的“非遗”名录中，这样做只能是本末倒置，会使文化形态丧失健康的发展空间。所以，我们应该将“申遗”视作促进保护文化遗产工作的一个重要契机，且应把相应的保护工作放在首位，决不能将精力与财力一味地放在名录的申请上，切忌过分地提高申遗工作的意义。
除此之外，还存在分级政策有悖于保护主旨的情况，部分区域根据国务院的文件，从2006年开始着手制定涵盖省、市、县三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且明确规定只有那些进入了县级名录的才能进行更高层次的名录的申请。在笔者看来，此类分级制度片面地划分了不同类型的文化等级现象，这显然不符合联合国保护“非遗”工作的根本宗旨与目标。
有关国内保护“非遗”工作的几点建议
提高文化研究的力度，开展理解保护工作。在开展保护“非遗”的工作时，各地应重视提高文化研究的力度，充分地研究调查各种“非遗”形态，准确地理解其精神内核和文化内涵，切实做到理解保护。只有那种理解式地保护才能算得上是真正的保护，如果对意义不能准确地把握，那么开掘只能是盲目的，其结果必定是毁灭、破坏。概况地讲，我们一方面要普查各地的文化，组织多种形式的民间艺术展览、会演，同时要重视对各地区文化数据库的建设；此外，还应当收集、整理各地区的文献、史籍、地方志、家谱、民俗志及专题志等相关的资料，以期能够深层地解读非物质文化遗产。
在“原生”环境下维持“原生态”，打造立体、动态的保护模式。在保护“非遗”时，应从“原生”环境里对“原生态”进行保护。现阶段很多地方都制定了“普查全面、记录立体、抢救及时、整理分类、扶持有效”的方针，其通常会采取两方面的措施：一方面是建立针对“非遗”的有形形态的档案，采用静态保存的方法，比方收集文字资料，或者是借助于现代化的技术手段将民间艺人的生存状态与表演过程等动态方面的因素录制下来；此外，对“非遗”事项的单纯保护，比方说组织表演艺术展演。显然，只借助于这两种保护措施还不够。我们应在“活态”保护原则的指导下，构建立体、动态的保护模式，也就是把文化形态和其相关的生存环境看成整体来进行保护，让它们避免被主流意识形态与商品经济异化。在实践中，各地可以参考贵州等省的做法，进行生态保护馆建设，从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出发，在部分有着丰富的民间文化资源的区域设置民俗博物馆与生态博物馆，开展动态保护活动，转变博物馆以往那种传统的理念，比方在朱仙镇（开封）、桃花坞（苏州）及杨柳青（天津）等地成立以木板年画为主题的民俗村⑦；除此之外，在开展非遗的整体保护工作时需要严格地遵循“生态性”原则。
应有效地整合社会多方力量，形成上下合力，推动保护理念向文化保护自觉意识的转化。在实践中，我们可以参考法国和日本在保护主体方面的成功做法。以日本为例，在保护活动里有许多民间组织的参与，且民俗学者与相关领域的研究人员在认定、审查、调查与研究“非遗”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法国为使保护文化遗产之作的持久性和科学性得以维护，设置了数以百计的相关单位，从事调查、收集资料与相关的研究工作。所以，各地应参考国外的成功经验，可以设置与保护“非遗”工作相关的专家咨询与科研机构，同时应重视发挥专家的作用。为使民间艺人在文化保护工作中的积极性得以充分的调动，我们可借鉴日本的经验，出台可行性强的措施，以激发艺人在文化传承方面的积极性。需要指出的是，在现阶段，部分有着丰富的“非遗”资源的区域，经济比较落后，艺人难以维持生计，对于这一问题我们应给予适当的帮助，解决其在技艺传承方面的后顾之忧。
制定与地方实际相符的、灵活的保护措施。在保护“非遗”时，务必应从地方的实际情况出发，制定和当地文化形态的特点相符的灵活的保护措施。此处我们举个保护地方戏曲的例子⑧，在开展具体的保护工作时应注意下述几方面的内容：第一，由于地方戏都有自身的舞台表演程式与表演体系，因此其保护范围不能局限于像穿着艺术、化妆、表演的程式、曲牌唱腔、唱念的规范等物质技术层面的内容；应当重视对其精神层面的精神意蕴、文化内涵及审美追求的保护，也就是应将“神”有效的保留下来；应尽可能地减少主流文化与商业文化对其的影响。第二，应重视保护和地方戏相关的审美观念与语言环境，综合地保护其相关的艺术构思手法、传承人及口诀。此外，为了确保地方戏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能够后继有人，还应当充分利用学校这一重要的人才培养场所。
构建相对完善的法律保障体系。要想顺利地开展保护“非遗”的工作，就应当构建完善的法律保障体系。由于自古以来民间文化在我国都是不登大雅的，其被放在陪衬主流文化的位置，以民间音乐为例，长期以来其都被视为一种音乐素材来源，但其并不属于主流音乐系统。因此只有先完成健全的法律保障体系的构建，才能充分地保障民间文化的尊严与相关工作者的权益。
有效地区分调查“非遗”的方式和调查“物质文化遗产”的方式。在实践中，我们应有效地区分调查“非遗”与调查“物质文化遗产”的方式。在调查“非遗”时，应到调查地进行深入的调研，准确地把握当地文化现象中的精神内涵与其民众的心理特质，从情感上联络调查对象，掌握好当地的情况，做好相关的记录工作。与此不同的是，在调查那些物质文化遗产时，重视的是那些纯技术层面的、静态的工作。
现阶段，我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工作尚处初级阶段，存在问题也属于正常现象，然而我们应当正视这些问题，如此一来，才能主动地学习各方面的经验，才能在反省中进行改进，才能推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的健康发展，使我国的文化血脉得以传承。
（作者为湖南涉外经济学院思政部副教授；本文系2012年湖南省社科基金立项资助课题“湖南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模式研究”成果，项目编号：12YBa201）
【注释】
①杨勇胜：“民族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权利论”，《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4年第1期，第8～9页。
②杨解君，赖超超：“公物上的权利（力）构成—公法与私法的双重视点”，《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学院学报），2007年第4期，第20～21页。
③费安玲：“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的基本思考”，《江西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第33～34页。
④王鸣明：“民族学视野中的少数民族戏剧”，《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第28～29页。
⑤黎明：“论我国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法源问题”，《民族研究》，2007年第3期，41～42页。
⑥郑少华：“试论土著民的环境权”，《现代法学》，2005年第3期，第15～16页。
⑦李世涛：“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的理解与规范问题”，《学习与实践》，2006年第9期，第39～40页。
非遗保护发展篇10
前言
众所周知，“非遗”不仅仅是具备较强遗存价值，而且还具备较强的经济价值，走进新时期之后，大众以及研究学者多将目光集中在了“非遗”遗存价值保护之上，却忽略了挖掘其潜在的经济价值，这对于“非遗”更好的融入现代生活起到了阻碍作用。基于此，当前就需要通过旅游开发的形式促使“非遗”实现经济价值以及遗存价值共同提升，而针对壮族区域“非遗”来讲，旅游开发对其影响则可以从以下四方面展开阐述。
一、初探旅游开发基于壮族“非遗”保护实际影响之弘扬民族文化
壮族区域“非遗”具备的文化价值可以说是为深层次旅游资源的良好开发奠定了坚实基础，尤其是能够将广西民族传统中蕴含的文化精华充分的展现出来，当然还可以赋予自然资源更强的文化吸引力和文化内涵，这对于国内以及众多的国外游客而言无疑是一种精神层面的极高享受。通过对壮族区域“非遗”予以旅游开发，则壮族独特民俗以及多彩节庆歌舞和丰富的竞技运动等等均能够展现在游客眼前，游客在该种环境背景下不仅能够感知壮族“非遗”，而且也能够很大程度上起到文化传播者的作用对壮族“非遗”进行广泛宣传，长期以往壮族本民族文化也能够实现良好弘扬。
二、探析旅游开发基于壮族“非遗”保护实际影响之可持续发展
对于壮族区域“非遗”保护应该是关注两方面，其一是对“非遗”外在形式予以良好保护，其二就是对“非遗”人文以及历史双重环境予以保护，基于这两方面的保护才能真正的促使壮族区域“非遗”在新时期实现可持续有效发展。现今社会生活变迁以及城市化建设加快，壮族区域“非遗”原生环境也面临威胁，而旅游开发无疑是为壮族“非遗”提供了可持续良好发展的重要条件，其能够促使濒临消亡的文化以及相应的传统工艺等被更多的人所了解以及认同，从一定程度上开发则是变相保护，也是变相的发展。基于旅游业快速发展趋势以及大众旅游较高需求，已经或者是趋于灭绝的壮族歌舞以及壮族技艺等得以被积极开发以及挖掘，从当地推广到更多的区域省市，进而实现壮族“非遗”可持续有效发展。
三、探析旅游开发基于壮族“非遗”保护实际影响之增强民族自豪感
近些年众多少数民族濒临失传相关的“非遗”在旅游开发的背景下重获新生，壮族“非遗”也不例外，可以说旅游开发很大程度上将壮族“非遗”背后的创造力以及智慧良好的展现了出来，更将壮族区域民族成员对于自身民族历史发展的记忆唤醒，促使壮族人民对于自身文化历史抱有较强的自豪感以及自信心；而众多的旅游者也能够依托于旅游开发建立对壮族民族新的文化认知，并对其文化抱有肯定以及承认的态度。此外壮族“非遗”商品化更加推动了壮族文化在新时期的复兴，这对于新时期壮族人民重视自身的“非遗”同时更好的保护“非遗”起着重要的影响作用。
四、探析旅游开发基于壮族“非遗”保护实际影响之提供资金支持
旅游开发基于壮族“非遗”保护实际影响除了体现在弘扬民族文化以及增强民族自豪感等三方面之上，还体现在资金的良好提供上，任何一种“非遗”保护并非是口头上的简单宣传，更多的是应该付诸于行动，从行动上进行良好维护以及保养，而无论是维护还是简单保养均离不开资金的大力支持，如果仅仅是靠壮族当地居民筹集资金保护显然并不现实。因为壮族多生活在大山之中，人民经济能力极为有限，针对该种状况，依托于旅游开发则能够实现经济利益的获取，这也是对壮族“非遗”经济价值的充分挖掘，而有了资金之后则能够更好的壮大壮族“非遗”相关规模，也能够对“非遗”予以更好的维护。
五、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