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安全理论篇1
1.治理目标:维护政权稳定———维护整体安全。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直牢牢抓住“改革、发展和稳定”这三个核心任务不放，从而实现中华民族快速稳定发展。但在目前新的国内和国际形势下，随着恐怖主义、环境污染和食品安全风险等世界性安全问题凸显，使得我们不得不将另外一项重要任务提上议事日程:安全。这一任务的增加，就给国家安全目标的转变提出了新要求:由维护政权稳定转向维护社会整体安全。在维护政权稳定目标指引下，国家政权稳定是国家安全治理的核心任务，这也就意味着为了维护政权稳定可能牺牲其他方面安全治理。新国家安全观提出了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11个方面的国家安全治理内容，如果说以维护政权稳定对应“政治安全”，那么这么多年来，我们在其他几个各方面都不同程度存在偏废现象。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的提出使我们认识到，不管在理论还是在实践层面，现有仅仅重视政治安全和政权稳定的做法存在明显不足。比如当因环境污染出现云南宜良兴隆村、江苏省盐城阜宁县洋桥村、江苏省无锡市崇安区广丰村、广东省翁源县上坝村和四川省遂宁市蓬溪县广门桥村等癌症病人和癌症种类多现的“癌症村”时，如果因此导致民众上访或者，那么在维稳目标指引下，安全治理更多关注的是如何对上访和进行治理，而很少会关注环境安全治理;由于维稳目标并没有将社会安全作为重点，导致社会安全治理方面措施不健全，当出现类似“7•15”新疆暴力恐怖事件和“3•1”昆明火车站恐怖暴力事件时，我们缺乏预防和遏制暴力事件的有效手段，从而导致社会安全事件造成大量人员和社会财富损失的出现。很显然，针对当前严峻的安全形势，现有的安全治理目标已经无法满足需要，国家安全实践给安全治理目标的转换提出了新的要求。无法想像整天生活在死亡和恐怖威胁之下的政府和民众可以正常地进行社会生活和经济生产活动，国家和社会发展需要整个社会全方位安全作为基本保障。因此随着国家安全治理逻辑的转换，国家安全治理目标由维护政权稳定向维护社会整体安全转变势在必行。国家安全治理目标转变体现在两个层面:一个是安全治理范围的延展，将安全治理目标对象由“影响稳定因素”扩展到领土范围内所有可能制造和分配风险的人员、机构和物体。另一个是受益群体的扩展，将安全治理的受益群体由原来的政权机构扩展为全体社会成员和领土附着物。因此这一目标转换进程可以被看作是我国社会治理方面的巨大进步。
2.治理取向:防止社会暴乱———维护社会安全。
“防止社会暴乱”强调维持平稳政治秩序，会将正当维权与人数聚集的大规模群体性活动都视为对社会与政治稳定的挑战;这种刚性维稳或者压力维稳取向，通过“压力体制”将维稳任务在政府间层层下压，导致政府对民众权利损害之后的二次损害的出现。同时，这不但使得政府政绩考核功能异化，也因为安全治理成本巨大造成大量公共资源和公共财政浪费。最为严重的是，这一安全治理取向导致政府对民众正常利益诉求的无视甚至打压，容易激发民众对党和政府的不满情绪，激化政府和民众之间矛盾，酝酿更大政治风险，从而陷入一种恶性循环无法自拔。因此，这种安全治理取向被看作不经济、不安全且不可持续，其向维护社会安全取向的转变势在必行。“维护社会安全”的治理取向可以从三个层面来理解:首先，这一治理取向对民众正常维权行为进行重新定性，面对社会组织活动，关注其动机和行为，只要不危害公共安全或挑战政权稳定，就不必视其为威胁。其次，将安全保护的对象由政府机构和政党机构扩展到全社会范围，从而反过来对政府侵害民众的行为开始加以重视，国家安全治理向“社会本位”回归。再次，这一转变也使得原来政府与民众两者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因为共同面临的安全问题而淡化，社会全面风险的产生将所有社会成员凝聚成一个整体。可以看出，各类社会群体与国家政权的关系处于不断调整之中，社会成员和社会机构的重要性慢慢凸显出来，而且国家安全治理取向从“防止社会暴乱”向保护“社会整体安全”转变与整个人类社会现代化大趋势具有一致性。
3.治理群体:社会弱势群体———社会强势群体。
国家安全治理逻辑转型的另外一个过程是安全治理群体由“弱势群体”向“强势群体”转变，主要体现为以下两个层面:群体间转变:“稳定破坏者”向“安全破坏者”转变。维稳逻辑之下，国家安全第一目标是政权稳定，所以任何影响政权稳定的社会行动群体都可能会成为重点防范的治理对象，这其中以“上访者”最受关注，地方政府政绩考核中对上访进行一票否决，从而导致地方政府和上访者之间“上访”与“”博弈不断上演，不但导致了“职业上访者”和“谋利型上访者”的产生，也使得北京安元鼎之类的“黑监狱”也层出不穷。政府和群众之间的关系严重对立，上访者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以“恨”和“怕”为主调，从而有了在上访中死亡的钱云会和维护利益未果而爆炸政府的钱明奇，有了“被精神病”的武钢职工徐武、中石化职工陈炎盛、河南漯河村民徐林东和十堰市民彭宝泉等。显然，把安全治理的对象群体选择为上访者等弱势群体，政府越是维稳，越是不稳，其效果往往是南辕北辙。但是在维安逻辑之下，任何团体和个人安全都成为整个社会关注的对象，整个社会的安全与政府政治稳定安全变得同等重要。在恐怖事件面前，不管是新疆7•15暴力恐怖事件，还是喀什地区的多起恐怖案件以及天安门广场的金水桥爆炸恐怖事件，受害者是不分官员与群众的，甚至警察和军人都成为危害对象。各种风险事件抹平了人们之间地位差异、职业区分和性别区别，同时也使整个社会将矛头统一指向了风险和危害的制造者。这些都迫使安全治理对象群体不得不由稳定破坏者群体向安全破坏者群体的转变。群体内转化。就风险制造与转嫁而言，弱者和强者的角色和地位可以互相变换。那些从财富占有、社会地位和社会名望等标准来判定为“社会弱势群体”的人群，在风险与安全领域可能会转变为风险强势群体。比如个体性暴力恐怖事件中的马加爵和杨佳等，如果从财富占有角度而言，马加爵与被他杀害的学生相比，属于财富占有上的穷人和弱者，但是从暴力风险制造者角度来定义，马加爵的角色立刻转变为风险强势者;杨佳与被他杀害的警察相对比而言，在权力占有上处于弱势地位，但当他拿起手里的屠刀进行风险制造时，就立刻变成风险强势者。可见，强与弱并非一成不变的范畴，随着风险形势的变化，强弱之间的角色变换可能随时随地发生，这就要求我们想方设法顺应群体间转化的趋势，抑制这种群体内转化的可能，以提高安全治理成效。
4.治理主体:国家政权机构———全体社会成员。
国家安全治理作为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建设的一部分，不仅仅意味着治理目标、治理取向和治理群体的转换，同样意味着治理主体的转变。在维稳的安全治理逻辑之下，各级政府部门是安全治理行为主体。但是随着风险社会的到来，各种类别风险和危害不断涌现，全体社会成员和社会组织都有可能成为被危害对象，面对如此繁多的风险类别，仅仅以政府一己之力，恐怕难以担当重任。因此安全治理主体由政府机构向全体社会成员的转变就变得十分必要。这种转变体现在下面两个层面:正式组织———非正式组织。面对日益严峻的安全治理形势，在加强原有公共安全机构、食品药品安全监督机构和安全生产监管机构功能的同时，国家层面成立国家最高安全委员会，对社会整体安全统筹协调。但是我们看到，这些正式组织的建立与完善并无法完全应对当前复杂的安全形势，所以面对食品安全风险，有些地区设立了公益性的食品安全协管员;面对涉恐事件多发态势，北京和新疆等地招募大量志愿者，组成义务安全信息员队伍。在现有安全治理机构和组织之外，非正式组织正在开始分担某些安全治理职能，这无疑有利于缓解正式组织的安全治理压力和提高安全治理效率。政府机构———社会成员。风险危害的潜在性、随意性和广泛性将所有社会成员捆绑在一起，面对风险没有社会成员保证自己绝对幸免。当SaRS病毒来临的时候，不管是政府官员还是民众，都难以置身事外;当恐怖袭击爆发时，政府官员和普通民众同样都会受到伤害。也就是说风险的特性将限制风险治理集体行动中搭便车行为的发生，从而为风险来临时的一致性行动和全员参与安全治理的良好工作机制的建立提供了可能。
二、安全治理手段提升
在认识到这一安全治理逻辑转变具体内容之后，我们应该在实践层面作何调整以与之相适应?2011年上海政法学院社会系教授吴鹏森曾在新加坡《联合早报》撰文对上面所提到的国家安全治理逻辑转换问题有过探讨，但是吴文没有解决这些问题:这一逻辑转换的原因是什么?现有制度安排能否适应这一安全治理逻辑转换的需要?针对国家安全逻辑转换的事实，国家安全治理能力如何进一步提升?本文将逐一对上面提出的各个命题进行尝试性解答。
1.逻辑转换的实质。
国家安全治理逻辑转换受什么样的本质规律支配?从风险政治学来看，任何风险都可以被看作是“一种与人相关的有序危害结构”，这种有序结构可以被定义为一种风险(恶)势，“风险的制造过程被认为是风险强势群体利用风险权势的造势过程”，风险散布过程被认为是风险的不正义分配过程，风险的治理过程是风险分配正义过程，即风险弱势群体的对称化造(善)势过程。也就是说，当前社会安全形势全面恶化，各类风险丛生，是因为风险强势群体不断地制造和分配风险的结果。基于此可以看出，国家安全治理逻辑之所以会实现上面的转换，究其原因在于不正义的风险制造和分配过程的存在。风险治理要实现向正义分配过程的转变，这就需要治理手段和方式的提升。
2.国家安全治理手段提升。
国家安全治理是整个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部分，所以国家安全治理现代化同样要跟随这一大趋势。国家治理本身具有以下特性:“其一，权力主体不同，统治的主体是单一的，就是政府或其他国家公共权力;治理的主体则是多元的，除了政府外，还包括企业组织、社会组织和居民自治组织等。其二，权力的性质不同，统治是强制性的;治理可以是强制的，但更多是协商的。其三，权力的来源不同，统治的来源就是强制性的国家法律;治理的来源除了法律外，还包括各种非国家强制的契约。其四，权力运行的向度不同，统治的权力运行是自上而下的，治理的权力运行可以是自上而下的，但更多是平行的。其五，两者作用所及的范围不同，统治所及的范围以政府权力所及领域为边界，而治理所及的范围则以公共领域为边界，后者比前者要宽广得多”。从治理理念特性出发，顺应国家安全治理逻辑演变趋势，提高安全治理能力，可以从安全治理手段提升入手，作出以下调整:实现安全治理方式由“单一性方式”向“综合性方式”提升，“替代性方式”向“自主性方式”提升，“集中性方式”向“集成性方式”提升，“专业性方式”向“协同性方式”提升。
(1)单一性方式———综合性方式。
国家安全治理主体由“国家政府”向“社会全体”转换，必然要求安全治理方式由单一性方式向综合性方式转变。在安全治理“维稳”逻辑之下，政府安全治理实践主体主要是各级政府部门及其延伸组织，具体负责机构是各级维稳办配合以各级司法部门，其行为方式主要是单一的行政或者司法强制性手段，通过对威胁政治稳定者进行劝诫、拦阻，也就是，以及将其“被精神病”或者进行司法强制。这种单一化方式总体概括就是一个“堵”字。但是当全面风险来袭之时，不管是政府、个人还是社会组织都是没办法通过“堵”这个单一方式来应对，这与风险的特征有莫大关系。前面我们提到风险可以被认定为一种有序结构，但是其有序性需要以人类对其认知能力的有序性为前提，也就是说在人类没有认识到风险的具体运行规律之前，他总是表现出无序性。除此之外，风险还具有隐秘性和广泛性等特征。这些都为我们认识风险增加了困难，所以在当前人类风险认知能力和认知水平较低的情势下，针对无法预知的风险，想要“堵住风险”却可能连对象都无法找到。具体而言，在维稳阶段，被认定为稳定破坏者的上访者可以被采取监视、跟踪、管控和限制等方式进行治理，这一阶段的治理对象是可以被确定，所以单一的治理手段可以奏效。但是在维安阶段，由于风险治理对象的扩展，面对纷繁复杂的各类风险，在风险制造者没有发起风险侵害行动之前，我们是很难确定其具体危害对象并提前做出有效预警。类似乌鲁木齐和昆明的暴力恐怖事件，之所以危害严重且影响巨大的原因就在于，其发生时间、发生地点和侵害对象都是随机的，这无疑增加此类风险治理难度。所以针对安全治理对象扩展这一现实，多种治理方式的综合运用就显得尤为重要，这也成为对落实“总体安全观”的重要手段。
(2)被动性方式———自主性方式。
国家安全取向由被动式的“防乱”向主动式的“保安”转换，必然要求安全治理方式由被动性方式向自主性方式转变。针对稳定破坏者，往往在他们活动时政府才会出面行动，采用的是一种事后被动式治理。比如，一般只有当上访者发生上访行为时，政府相关工作人员才会一路跟随，并联合驻京办工作人员等采取“”行动;当一些发生时，政府会出动相关力量到现场维持秩序，并采取相应措施对事件进行平息。这种被动维稳式安全治理以一定的非程序性临时公务活动性质体现出来，不但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而且在政府正常工作之外大量增加了相关机构和工作人员的工作量，也往往不为民众所支持。风险治理的最大意义在于防患于未然，如果事后被动救援和善后，显然无法满足安全治理的实际要求。随着全面风险时代的到来，风险在社会的各个角落不断涌现，维稳逻辑下的被动式治理仅仅是应付上访者就已经耗费了如此多的人力物力，如若仅仅凭政府之力来应对所有安全影响因素，肯定会力有不逮。基于安全治理水平和效率提升的考虑，一种自主性安全治理方式将被积极推崇。自主性治理方式强调人人都是风险受害者，人人也都是风险治理责任者，当然其前提是各个社会成员的风险识别和治理能力必须做出相应的提升，否则这治理一方式转变会因为治理主体能力欠缺而无法落到实处。
(3)集中性方式———集成性方式。
国家安全目标群体由“弱势群众”向“强势群体”转换，必然意味着安全治理方式由集中性方式向集成性方式转变。维稳阶段的安全治理权力和治理行动往往收归于政府，其主要以一种集中性治理方式展开。但是面对全面风险时代的到来，维安阶段的安全治理则需要集成各方力量以集成性方式来进行。这就要求我们变更看待问题的视角，不能仅仅从政府安全角度出发，将安全威胁对象群体看作是弱势的民众，将民众和政府的关系看作是高度对立关系，或从政府自身行为习惯出发，安全治理手段仅以强制性的司法手段为主。应将矛头指向风险制造的强势群体，将民众和社会整体安全都重视起来，并发动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参与安全治理。在维稳阶段，国家安全治理目标人群往往是利益受损者或生活失意者等弱势群体，但是在维安阶段，安全治理目标人群大都是精英群体，他们掌握着强大的风险制造能力和分配能力，所以安全治理的关键就成为对这些风险精英的危害行为进行制约和限制问题。这无疑比维稳阶段任务要繁重很多，仅仅以现有的安全治理部门的能力显然无法完成这一任务。因此安全治理不妨变为一场“全面战争”和“全民战争”，因为风险面前人人自危，只要情况允许所有人都会不计成本不计精力地参与到风险治理中来。只要做好全民动员，任何社会成员都做好成为安全治理者的准备，自主自发地发现生活中隐藏着的安全隐患和危险源头，做到对风险的早发现早预防早治理，尽可能将危害减到最小，那么风险精英的安全危害行为可能会被有效治理。
(4)专业性方式———协同性方式。
国家安全目标由“国家政权稳定”向“社会整体安全”转换，必然要求安全治理方式由专业性方式向协同性方式转变。在维安逻辑之下，由于危害安全的对象转变为风险制造者，就将政府和民众的关系由原来的对立关系变成协同关系，这也适应了安全治理对象从弱势群体向强势群体转化的趋势，有利于形成对风险制造者“人人喊打”局面的出现。同时也可能终结“不稳定因素”向“危害公共安全因素”转变的可能。值得警惕的是，由于安全形势恶化，政府机构中的司法权力有着扩张的趋势，特别是警察用枪权力的放大，很可能将普通民众和危害安全分子的边界模糊化，从而造成新的官民对立，这一点可以从近年来警察枪支滥用事件中看出端倪。政府主导的以专业性司法手段为主导的安全治理模式显然不能适应当前需要且存在各种弊端，因此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理念和安全治理现实需要来看，在安全治理中引入协同治理理念很有必要。协同治理强调政府与其他社会治理主体之间的共同参与、共同协商和共同合作关系，这不但打破了现有安全治理部门之间的区隔，增强各部门之间合作的可能，同时在面对复杂多变的风险实际时，协同性治理无疑较之专业性治理更有优势。
三、结语
政治安全理论篇2
关键词：政治安全；传统安全；人本安全；研究范式
中图分类号：D035.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854X（2013）01-0016-07
对政治安全的研究，学者们习惯于从政治安全的主体、政治安全的核心议题、维护政治安全的手段和途径等方面来进行分析，与国家安全、传统安全、非传统安全等研究进行区分并重新定位，以期政治安全的议程设置更加明确具体，从而为维护政治安全的行动逻辑提供理论支持。而在总体上，较少有人把政治安全的理念价值与政治安全研究的科学性、有效性问题结合起来讨论。
党的十报告明确提出，“我国面临的生存安全问题和发展安全问题、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必须坚持以国家核心安全需求为导向”，“维护国家、安全、领土完整，保障国家和平发展”。就国家内部安全与发展而言，我们也应该意识到，“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保障公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免于物质的匮乏和精神的恐惧，才能“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对西方中心主义的美国视角和欧洲视角的安全理论而言，其主要是源于西方语境的阐释，这些理论无疑对研究我国的政治安全问题提供了多元的借鉴路径，但由于西方各种安全理论的侧重点以及价值理念的差异。对安全的界说重点以及实现路径也就各不相同，因此，如何以更具包容性的视角，吸收西方安全理论的合理成分。以推进我国政治安全理论的深入研究，对转型期的中国政治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政治安全研究的学术语境定位
要研究政治安全问题。首先要理解“安全”的内涵。根据巴瑞・布赞（BarryBuzan）等人的界定，“安全是关乎生存的。当一个问题被作为对一个特定的指代物构成存在的威胁（existentialthreat）提出时，它就是安全”。当一国政治体系被作为指代物时，安全就是对国家政治制度和基本政治秩序的威胁。具体来讲，政治安全是指一国政治体系在政治发展进程中协调运转，维持政治结构和政治秩序的基本稳定，适应国内外政治环境的变化从而确保政治运行的稳定性和连续性的良好状态。它通常可以从国家、政治意识形态、政治制度、政治秩序、执政党执政地位等几个方面来衡量。传统的国家安全观把国家视为客观存在的实体。国家、领土完整和政治地位独立是国家实体存在的具体表现，对这三者体现的价值的维护是保障国家安全的最高目标，其针对的主要是来自外部的极具破坏性的军事威胁和武力侵略。而政治安全除了要考虑来自外部的威胁外，还涵盖了国家内部对政权合法性的挑战，即要确保国家的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受到民众的认同和拥护。可见，政治安全与传统国家安全有着紧密的联系，但随着政治现代化进程的加速，其内涵和外延无疑大为拓展了。
后冷战时期欧洲国家和以中国、印度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崛起，使世界地缘政治格局不断重组，随之而来各国的经济版图和辐射力也得以重新调整，一些非军事性的威胁和安全问题开始逐渐取代军事安全成为各国安全战略关注的重点。诸如大范围传染性疾病、自然灾害、生态危机、金融危机、人口危机、国家认同危机、民族冲突危机等非传统安全问题此起彼伏，这些危机的突然爆发可以极大地摧毁民众的心理承受力，它所带来的破坏力和心理阴影有时甚至比一场小规模的武装冲突更为严重和持久。如果这些非传统安全问题不幸造成了国家经济发展和现代化程度的急剧倒退。有可能还会引发社会的不安定因素，造成新的社会动荡并直接威胁到国家现政权的稳定。因此，作为一种安全的新威胁，非传统安全问题随时都有可能替代军事安全而成为国家和整个人类的安全大敌。
“非传统安全（non-traditionalsecurity）就是一切免于由非军事武力所造成的生存性威胁的自由”。它是一种广义安全，与传统安全主要研究国家间的安全互动和单纯侧重于军事安全议题相比，非传统安全主要关注“跨国家”的安全互动以及国家内部产生的安全威胁，其重心侧重于非军事安全问题对国家和国际安全造成的影响（两者的差别详见表1）。如2003年突然爆发的SaRS疫情，不仅夺走了数百人的生命，同时给新加坡等东南亚各国和中国造成了持续性的心理恐慌，给人们正常的社会活动造成了障碍，更严重影响了实体经济的良性发展。再如2008年始发于美国华尔街的金融危机，犹如一场大地震，使美国遭遇了长达一年的经济衰退，这一金融动荡还直接影响到欧洲的银行，其因参与美国抵押贷款而举步维艰，发展中国家则因为出口需求减少而身陷困境。这次金融危机波及全球金融体制，破坏了正常的社会秩序，使得大批知名企业破产，失业率随之大幅增加，银行业出现信贷危机，实业同样也大受影响。由此可见，非传统安全’因素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势必成为各国重点关注的安全战略议题，其关注度甚至超越了传统军事安全问题。在这些新问题的侵扰下，虽然国家实体并没有受到别国的直接武力侵犯，但是民众却依然普遍缺乏安全感，由此而造成了社会秩序的紊乱，对执政党的执政能力也构成严峻的考验。
可以预见，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政治民主化进程的深入，非传统安全因素将日益成为政治安全的重要变量，其对政治安全的影响力也会不断强化。因此，对政治安全的维护逐渐成为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的交叉领域。对政治安全理论的研究也将随着近年来非传统安全研究的兴起而开拓新方法，从而不断丰富政治安全研究的层次和观察的视野。
二、安全研究范式演变推动政治安全研究范式转换
从研究逻辑来看，政治安全研究范式转换是安全研究范式演变的必然要求，其演变过程与传统安全向非传统安全转变相伴随。如果说冷战结束后世界安全格局的深刻变化是非传统安全理论产生的外部条件，那么由全球化带来的诸如环境恶化、民族认同、国家内部冲突等各种社会问题则直接成为人们超越国家本位主义对安全理论进行反思的内在动力。
伴随着传统安全理论研究的日渐式微，非传统安全研究的理论渊源不断得以拓展和深化，并分化为不同的流派和研究范式，主要包括建构主义、哥本哈根学派、批判安全研究、女性主义安全研究、人的安全研究等。布赞和汉森（LeneHansen）把这些理论范式大体分为“美国路径”（大部分常规建构主义及批判建构主义）和“欧洲路径”（批判安全研究和哥本哈根学派），而女性主义同时向欧洲和美国的传统视角提出了挑战（不同安全研究范式的主要差别详见表2）。比较而言，传统安全观的伦理向度以是否有利于国家和领土的安全作为评判的标准，表现为强烈的国家中心主义，而非传统安全观更趋向于关注人类自身的安全和伦理关怀，力图摆脱国家中心论的束缚。本文试图从安全研究视角的指涉对象是优先关注国家还是个体，以及安全研究范围是否偏重于军事一政治领域两个层面，把国际安全研究的诸多理论流派大致作一个概念图谱的描述，以厘清各理论范式之间的差异及其演变轨迹，并思考这种范式演变与政治安全研究范式转换之间的某种内在逻辑。
传统安全研究。在冷战结束之前，安全研究深受理性主义的影响，它借助微观经济学的理性选择理论，把视角聚焦于结构如何影响行为体的工具理性方面。
在理性主义者看来，由于行为者能正确预见其某种行为的结果，而结果又可以通过理性预测来解释，因而只有那些按理性行事的行为者才有机会获得成功。他们认定国家的最高目标不是权力就是安全，拥有权力就获得安全，因此，国家必须采取理性的策略追求与自身实力相符的利益，而这种理性常常倾向于想方设法地增强自身实力，震慑和削弱对手，从而获得国家安全。
而传统安全研究即是由理性主义所主导的，在传统安全研究视角中，普遍认为国家面对的不安全因素主要是国家间军事武力的威胁，这种局限于武力使用的过于狭隘的安全研究范式常常忽略文化、道德、规范等观念性因素对国家间安全关系的影响，导致其强烈的国家中心主义倾向。传统安全研究片面强调国家和军事中心主义，而国家为了确保自身的安全。只有不断巩固自己的军事力量和建立联盟才能与更具威胁的国家相抗衡，如此一来，军事竞赛和军事联盟不可避免。这样一种紧张状态一旦成为常态。就意味着国家总是处于不安全的境地。时刻要面对各种不同的威胁，而这种隐形的威胁极易形成循环的不安全或对抗心理。
以冷战的结束为界限，影响国际安全的因素逐渐增多，除了军事一政治因素外，还有经济发展、生态环境等各种因素。随着国家间的相互依赖程度不断加深，共同利益不断增多，传统主义者已经不能应对后冷战时代的挑战，安全研究关注的范围由此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占据安全研究中心议题的不再是军事事件或传统主义者所定义的大国事件了，因此，传统安全研究范式也必须寻求突破。20世纪90年代之后，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出现使人们将威胁来源由国家行为体开始转向非国家行为体，安全领域由高政治转向低政治。但高政治问题和低政治问题之间已经没有严格的等级之分，“所有问题都附属于军事安全的时代不复存在”。
建构主义学派。与传统安全研究不同，建构主义超越了理性主义路径，特别强调了观念因素的重要性。奥努夫（nicholasonuf）1989年第一次将建构主义这一术语引入国际关系研究，把语言和规则作为理论核心，倡导用跨学科的方法来研究世界政治。在建构主义学派看来，安全并不是外在于国家而客观存在，等着分析家和政治家去发现的，相反，它是由人类主体之间的相互理解而创造的，正如社会世界是由生活于其中的人构建和重构的。⑧虽然他们仍然关注军事、国家中心议题，但由于采用了不同的分析方法，把文化、身份、规范、理念、认同等作为重要的分析变量，强调国家主体间安全行为的互动，因而使传统的安全议题有了一个新的分析框架和视角。
建构主义内部分为常规建构主义和批判建构主义两个分支。1996年，卡赞斯坦（peterJ.Katzen-stein）将建构主义的方法用于国家安全研究，其代表作《国家安全的文化》更是成为常规建构主义的标志性著作。他在书中指出，建构主义者能够证明安全的观念因素能够更容易地解释那些“超越军事问题或民族国家为核心”的安全概念。常规建构主义这一安全范式主要流行于美国，它在扩展安全概念上最不激进，总是将自己定位为一种较为传统、范围较为狭小的安全研究。虽然仍然关注与国家中心和军事中心的议题，研究重心看似与战略研究相似，但它“选择通过观念因素而不是物质因素来解释国家安全和军事安全”，从而使安全研究的深化和拓展路径从客观主义走向主观主义，从理性主义走向文化建构主义。20世纪90年代后期批判建构主义开始从常规建构主义流派中分离出来，它主要源于美国，在欧洲比较流行。批判建构主义主要关注军事安全，但也开始更多地面向国家以外的集体行为体。
建构主义也招致了一些批评的声音，如传统主义者以及其他安全流派认为建构主义并未在指涉对象上超越传统论者，它只是对传统安全理论进行了补充，并认为它“本质上是理性主义的”。依此观点，常规建构主义并未对“安全”进行批判性的建构，而且它在规范意义上依然接受国家是安全的指涉对象以及坚持军事的优先性。但也应该看到，建构主义安全观把认同作为安全的一个重要变量进行考察，认为国家以及国际社会安全与否取决于各国不同的身份认同，不同的文化认同造就了国家间不同的安全状况。这无疑也为我国政治安全理论研究拓展了视界。
哥本哈根学派。这一学派出现于20世纪90年代初，其代表人物是巴里・布赞和奥利・维夫（olewaever），他们出版了大量区域安全和全球安全关系研究方面的著作。这一学派对拓展安全研究贡献了两个有价值的概念：社会安全（societalsecurity）和安全化（securitisation）。
社会安全被定义为“在变化的条件中以及在面临潜在或实际的威胁下，一个社会保持其基本社会特征的能力”。这意味着，在国家作为政治、军事、环境和经济安全的指涉对象的同时，社会也成为社会安全的指涉对象。总体上，哥本哈根学派在安全的指涉对象上。采取的是较为保守的立场，既对两个可能性的集体指涉对象即国家和社会进行了限制，又将安全拓展到个人和全球层面。而安全化的过程是对安全指涉对象建构一种存在性威胁，并号召人们采取特殊的应对方式去消除这种威胁。安全化“将一些问题要么设定为一种特殊的政治议题，要么居于政治之上”，因此，它也是一种限制安全概念过度扩展的手段，它通过话语的形式将安全的定义固定下来。
当然，哥本哈根学派也受到了挑战，比如说有学者认为它错误地将安全和生存联系在一起，是一种国家中心主义的、话语主导的、保守的、政治上被动的研究范式。另外，在方法论上，哥本哈根学派把安全定义为一种特殊的“语言一行为”。使安全问题转化为一种特殊的修辞结构或安全逻辑，使得安全化理论也存有一定的模糊性，“安全”的界定变得没有一个确定性的标准。
批判安全研究。批判安全研究是国际关系批判理论的一个分支，冷战后在英国比较兴盛。它奠基于哥本哈根学派安全研究，在政治规范意义上批评哥本哈根学派提出的两个核心概念，并在规范性目标上强调了个体安全甚于国家安全，关注个体安全和个体解放。在概念层面，批判安全研究认为个体的人才是安全的最终指涉对象，国家并非安全的可靠提供者。相比于环境安全、粮食安全和经济安全，国家间战争发生的可能性更小，威胁程度也更低。这导致了一个全球安全的悲观主义观点：国家导致个人不安全，而不是创造稳定和繁荣。
批判安全研究的批评者认为，坚持将个人作为指涉对象并与国家相对立，不过是重复了那个非要在两者中选择其一的经典型错误。所有的政治概念都阐明了个人与集体之间的关系，因而一个仅仅指向个人的指涉对象是不可能实现的。解放个人必须被置于集体层面的解决方案中，认为个人层面就能解决问题不过是一种乌托邦式的设想。
女性主义安全研究。性别缺失是国际安全研究的一个显著特点，传统的军事一国家中心取向的安全研究没有为性别与安全留有空间，一系列以性别为特点的安全问题在以国家为中心的安全研究中一直被忽视。因此，女性主义安全研究反对传统安全研究。强烈呼吁要更少地从国家中心和军事方面来考虑安全问题，号召将“女性”和“性别”作为安全研究的指涉对象，这种基于女性经验的研究视角在国际安全研究中自成一体。
女性主义安全研究同批判安全研究一样都号召安全研究要分析一个更为宽泛的安全指涉对象，包括个体层面的“女性”以及非军事安全的领域。这深化了安全的指涉对象，扩大了安全的适用领域。然而，大多数关于性别与安全的研究并非理论性的，也并非直接涉及安全的概念，而只是一些低理论的、经验性的类型。这意味着，女性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事件来推动的。
人的安全研究。联合国发展署在1994年提出了“人的安全”概念，将安全概念扩大成为一个包含“发展”的概念。联合国发展署最初对人的安全界定的逻辑是，应该在领土防卫、国家利益及核震慑基础上拓展至“普世关注”与冲突预防以及更为紧要的展开全球合作以消除贫困与不发达。与批判安全研究相近，人的安全研究议程包括贫困问题和对人类的其他潜在威胁，因此强调人类安全应当是安全的主要客体。
人的安全研究的指涉对象从民族一国家转移到了“人民”，关注人在社会中如何生存、如何自由选择、多大程度上可以获取市场与社会机会以及生活于冲突还是和平之中。这意味着扩大了安全威胁的类型与领域，意味着安全也适用于环境、人口增长、经济机会不平等、移民以及恐怖主义等领域。正因为如此，“人的安全”因其过于宽泛，导致学术与政治上的“空洞”而遭到质疑。如帕里斯（Rolandparis）指出，如果“人的安全”意味着几乎所有的东西，那么它其实什么都不是。还有一些批评者如布赞认为，“安全”与“人”联结，其实质是一个人权议程，并无多少新的内涵以助于理论的分析，也无多少与人权讨论的区别以体现实际的价值。无论“人的安全”的指涉对象是“集体”还是“个体”或者是作为整体的“人类”，都有可以替换的与之对应的概念。因此，“人的安全”在国际安全研究中缺乏作为分析框架的理论价值。人的安全确实是一个宽泛的议程，在人的安全的边界不断受到质疑的同时，也应该看到，自从联合国发展署提出“人的安全”概念之后，欧盟、加拿大、挪威和日本等对这一概念进行了广泛的应用。加拿大政府甚至为“加拿大人的安全年会”提供经费支持，并自2002年起不断出版“人的安全”电子期刊。总之，在人的安全的争论中，极为关键的或许是它既体现了制度化的价值（其概念由联合国发展署提出，并被多国采纳），也证实了一个概念的成功与失败并非完全由学术标准所决定。
以上是国际安全研究的几种主流范式。除了上述理论范式之外，还有后殖民主义、后结构主义安全研究等等其他理论流派，限于篇幅，在此不一一呈现其理论特点。总体上看。这些理论范式都是源于西方发达国家语境，寻求后冷战时期从多角度对安全概念进行拓展。安全研究是一个多种理论并存与竞争的领域，然而，无论这些理论流派如何争鸣，都反映了不同文化、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不同学科的社会群体对于安全的各不相同的主观感知。毫无疑问，这些学术争论受大国政治所影响，它们所讨论的安全概念范围、安全议程必然存有差异，而这种差异性也客观上促进了国际安全研究路径的拓展与深化。
严格说来，这些安全研究范式的演变并不遵循理论逻辑和发生时间上的衔接性和延续性，但是这种演变与政治安全研究范式的转换有着必然的联系。如，安全威胁来源由国家行为体开始转向非国家行为体，凸显了传统安全研究范式的局限；建构主义把规范、理念和认同等分析变量引入安全研究，强调国家主体间安全行为的互动性；哥本哈根学派提出了社会安全和安全化概念：批判安全和女性主义安全研究强调更为宽泛的安全指涉对象，认为个体安全甚于国家安全，应该关注个体安全和个体解放；人的安全的提出，直接强调人类安全应当是安全的主要客体，等等。这些安全理论成果给中国政治安全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使国家安全研究向政治安全研究转变，传统安全研究向非传统安全研究转变，促使了政治安全研究范式的转换。
三、人本安全：新时期政治安全的价值追求和发展走向
在社会的转型期，随着非传统安全因素的增多，传统国家安全研究者已经不能应对时代的挑战，不能从容地面对层出不穷的现实安全问题。在此意义上，政治安全研究已然突破了军事的和国家中心的安全议题的狭隘性，正在寻求安全概念的扩展路径，这是对国家安全研究指涉对象和范围上的超越。国际安全理论流派对于我国政治安全研究最大的理论贡献莫过于研究者在思维观念上的变化，即安全的落脚点究竟是国家安全、社会安全、人的安全抑或是全球的安全，安全研究的范围是军事中心的或是其他更广泛的领域。在批判地吸收国际安全理论研究各流派合理构想的基础上，也许中国政治安全理念和范式的确立可以从中得到某种启示：中国的政治安全不是单向度的，而应该是复合的和交互的，即人的安全得到充分保障的政治安全。政治安全需要有效地维护的人的安全。概括来讲，就是必须树立以人的安全为中心的人本政治安全观。在此，我们特提出“人本安全”（humanisticsecuri-ty）的概念，以与联合国发展署提出的“人的安全”（humansecurity）相区别。
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是社会关系的核心指向。当然，人可以理解成个体的人、群体的人以及作为类存在的人。政治安全体系的构建，在本质上就是以个体的人和群体的人为本原起点和价值目标的，作为社会活动主体的人的生存状态的优化以及人的自主自由发展是政治安全的最终评判标准。我们所倡导的人本政治安全观既不属于中国传统的民本政治文化，也不同于联合国发展署提出的人的安全理论，因为其指涉对象不局限于人类个体的安全，而应是人本安全和政治安全互为促进的和谐统一。概括来讲，政治安全为人本安全提供切实的保障，因为个人只有在安全的环境下才能获得自由全面发展的机会，而人本安全则是政治安全的目标和最终归宿。因此，人本安全就成为新时期中国政治安全的价值追求和发展走向。
第一，树立人本安全观能有效提升国家的认同感，为国家安全提供坚实的民众基础。在一个民主法治的国度，注重发挥民众在国家和社会治理中的聪明才智，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保障社会公平正义，能有效增加对国家的认同感。关于国家和人权的争论由来已久。传统安全论者认为，生存和安全是每个国家的利益核心，只有在生存和安全得到保障的前提下，各国才能安全地追求其他利益（目标）。但随着非传统安全因素的凸显，非国家行为体开始更多地关注人权、公正、生态平衡等公共价值，甚至有西方学者开始极力宣扬人权高于的理念，这虽然有一种打着“人权”的幌子干涉他国事务的嫌疑，但正如联合国前秘书长安南所言，“国家必须不再被用作粗暴践踏人权的挡箭牌”。
必须承认，安全实质上是作为个体的人所面临的一种状态，因此，要重视社会化的个人所获得的保障或受到的威胁，不能一味以“国家至上”解决问题。而要考虑不同行为体之间的协调和平衡。这意味着既要承认国家的权威，又要看重社区和个人的独立声音：既要承认物理层面加强的意义，又要看重体制层面言论自由和民主政治的价值。应将国家总体的安危与公民个体的安危结合起来，或者说，将个体安全作为总体安全的基石。只有个体认同国家的合法权威，国家才有权界定个体安全的范围，因此，个体安全概念和集体/国家安全概念无法割裂。
第二，树立人本安全观能有效提升执政党的执政安全。个体的安全和社会的安全是政治安全之本，中国共产党要增强其执政合法性基础与执政能力，必须实施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确保人的安全和社会的安宁，切不可本末倒置，以牺牲人的安全和社会的稳定来获得执政安全。没有民众从内心认同和支持的执政安全只是无源之水，这种安全其实只能是表面上的暂时的安全，而这恰恰是最不安全的。人民群众是共产党执政的服务对象，只有强化安全问题的人本关注和社会关怀，服务好广大人民群众，关注群众的内心诉求和需要，才能依靠广大群众，获取群众的支持，确保执政党的执政安全。
第三，树立人本安全观有利于促进民众有序参与，确保政治秩序安全。政治秩序安全体现为政治结构和政治体系保持基本稳定并有效运转，政治参与活动有序进行。在网络时代，微博等传播工具的主要特征体现为社交性和自媒体性，如果网民没有其他畅通的政治参与渠道，无法及时表达个体或所属群体的政治诉求，就很容易转向微博等自媒体工具满足其参与动机。当网民的言论或披露的不确定信息涉及社会公共危机事件或敏感事件时，这种自媒体就很容易转化为公共媒体，引发围观。由于网络海量信息的即时扩散性，利用网络舆情监测工具实行实时监测进而进行有效疏导和控制毕竟是一个事后措施，终究不是网络化治理时代的优选方案。在社会贫富悬殊以及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不断降低的情况下，树立人本安全观，真正尊重民意，以民生为本，将极大地缓解社会矛盾，提升民众的安全感和幸福感。而对于这种安全感的依赖将有效缓解广大民众在参与政治生活时的焦虑感。保持克制，促进理性有序参与，从而确保政治秩序的长久稳定。
第四，树立人本安全观能调动社会各阶层的积极性。社会正能量的持续积累有利于维护政治制度安全。坚持人本安全观，首要的就是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把社会个体的安全和群体的安全作为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政治安全和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只有提高人民的社会权利并增强人民的满意度，才能充分激发社会各个阶层的潜能，使社会各个阶层的积极性能够充分地调动起来，使全体人民在现有的制度框架内各尽所能、各得其所。只有确立广大人民在政治生活中的主体地位，才能妥善协调不同社会阶层、群体和地区之间的利益矛盾。特别是为社会弱势群体提供制度性保障。也只有构建以人为本的合理的利益协调机制、安全的社会保障机制、有效的社会沟通机制、敏感的社会预警机制和有效的矛盾疏导机制，才能有效推进政治制度文明的建设，维护政治制度安全。
第五，树立人本安全观有助于推动政治意识形态创新。促进政治意识形态的安全和优化发展。从政治的本原来看，“任何政治学体系的逻辑起点和现实起点都应是人本身。可以说有什么样的人的观念，便有什么样的政治学说”。人民的政治认同和支持，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只有尊重人民群体的政治主体地位，以提升社会个体的满意度为目标和根本动力，加强政治意识形态创新，才能确保政治意识形态的优化。
在后传统安全时代，非国家行为体的暴力和破坏行为对于国家或社会安全价值观的威胁并不亚于国家行为体的军事侵略，如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和发生在2012年9月13日的由美国宗教电影引发的利比亚美国大使馆骚乱及全球伊斯兰国家的反美浪潮，都以一种极端的形式警告国际社会，必须关注非国家行为体的地位和利益。可以说，在一定意义上，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凸显正在使传统安全理论的窄化研究向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并重、国家安全与公共安全结合的全面研究回归和提升。只有树立人本安全观，尊重社会个体和特定群体的利益和安全需要。国家主流的政治意识形态才可能被最大程度地认同和接纳，才能最终促进政治意识形态的安全和优化发展。
结语
政治安全理论篇3
关键词：党建；思想政治；煤矿；安全
一、党建思想政治工作的主要内涵及其意义
因为党建包括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及纪律建设等，具有鲜明的党性和实践性，指导党在不同时代、不同情况下的工作与活动。思想政治工作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简称，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的基本内容是以共产主义思想体系为指导，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核心，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共产主义理想和人生观教育、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道德教育、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教育等。做好新形势下企业的党建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历史的担当，是时代的需要，使命光荣、责任重大、任务紧迫。大力加强和改进企业党建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不断提升企业党建与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化水平，为早日建成安全高效的企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是社会发展的需要，是建设美好国家的需要。企业管理人员要提高认识，牢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办企方向，周密部署，深入学习党建思想政治工作的相关内容，将其贯彻到企业的运行和管理之中，贯彻到安全生产过程之中。
二、党建思想政治工作在煤矿安全生产中的意义
党建思想政治工作是保障企业正常管理和运转的理论保证。对煤矿企业而言，安全生产是企业管理的重中之重，将党建思想政治工作做到位，不仅对企业管理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对保障企业安全生产，防患于未然十分必要。
（一）党建思想政治工作是煤矿安全生产的意识前提
任何企业的生产活动都是在在一定的理论指导下进行的，而不是盲目的，纯利益驱动的。党建思想政治工作的主要教育对象是企业中的每一个人，通过党建思想政治工作使每一个人具备安全生产的意识，提升对安全生产的重视度。企业是由很多个来自不同阶层不同环境的员工共同组成的大家庭，而党建思想政治工作可以很好地对人进行管理，促进每个个人的进步和企业的经营发展。只有通过党建思想政治工作，很多员工才能形成一致的意识概念，形成安全生产的意识，提升企业的向心力，提升煤矿安全生产的顺利度。煤矿安全生产是煤矿企业最重要的目标和生产标准，而安全的环境，是由每个员工共同努力打造的。因此，通过党建思想政治工作，将安全生产的意识牢牢地灌输到员工心理，提高他们每一个人对安全生产的重视程度和对安全生产的把握能力，是煤矿企业进行安全生产的意识前提。只有在这样的前提下，煤矿企业才能秉持安全至上的原则，在每一个生产的细小环节做到少出差错、不出差错，将人为可能造成的安全生产问题降到最低，从而使煤矿企业安全生产成为每个人心中的至高标准。
（二）党建思想政治工作是煤矿安全文化建设的基本内涵
每一个企业都有自己的企业文化，对煤矿企业而言，安全文化建设无疑是重中之重。企业安全文化建设要纳入企业精神文明建设之中。安全文化的建设可以有效地控制事故，它是一项长效工程。我们结合企业自身的特点，提出全面的、系统的、切实可行的方案，所以加强企业安全文化建设，以促进树立正确的安全发展观、增强安全防范意识、健全安全生产组织管理，才能够帮助企业不断提高安全生产水平，使得安全文化也成为一种生产力。而这一安全文化建设的基本内涵，就是先进的党建思想政治工作的主要内容。党建思想政治工作包括安全文化建设的各个方面，是企业开展具体安全文化建设的标杆和基本原则。在企业管理中加强党建思想政治工作，将煤矿安全文化建设提升到一个较高的层次，使其切实促进煤矿企业安全生产。
（三）党建思想政治工作是煤矿安全生产的理论指导
煤矿安全生产是煤炭企业经济效益得以保证的基础，也是其生产经营的主要内容和首要环节，事关煤矿企业的生死存亡和持续发展，事关矿区社会稳定和广大职工的根本利益。要从根本上遏制生产事故的发生。目前，许多煤矿企业不得不面对许多安全生产问题，包括国家的各种安全生产法规、标准和制度的不断发展的要求、国际职业安全健康规则以及企业自身工艺技术、生产方式和管理制度的变革、职工素质的变化，这些都需要企业不断地进步学习才能适应。党建思想政治工作由于其理论的先进性和完善性，是对煤矿企业安全生产具有指导效用的完善的理论体系。通过党建思想政治的贯彻和实行，将会将煤矿企业的生活活动纳于理论原则的指导和管理之下，纳于党建思想政治原则的约束之下，使得企业在合法合理的范围内，保障安全生产，减少安全隐患，尽可能按照相应的标准和体系提高生产的安全度。因此，党建思想政治工作是煤矿企业安全生产的理论指导，它是贯彻煤矿企业生产活动始终的理论体系。
三、结语
综上所述，大力加强和改进煤矿企业党建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不断提升煤矿企业党建与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化水平，为早日建成安全高效的企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是社会发展的需要，是建设幸福国家的需要。党建思想政治工作是是煤矿安全生产的意识前提，党建思想政治工作是煤矿安全文化建设的基本内涵，党建思想政治工作是煤矿安全生产的理论指导，它是贯彻煤矿企业生产活动始终的理论体系。将党建思想政治工作贯彻到煤矿企业安全生产管理之中，不仅必要而且还将大大提高煤矿企业安全生产的有效性，防患于未然，切实保障员工人身安全，促进煤矿企业经营和发展。
参考文献：
[1]刘辉.浅谈党建思想政治工作在煤矿安全生产中的意义[J].东方企业文化，2014（22）.
政治安全理论篇4
2014年4月15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主持召开了中央国安委第一次会议并发表了重要讲话，他第一次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即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家安全为依托的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国家安全体系。
“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一种国家综合安全，它是由多种安全协调组成的系统工程，其中政治安全是国家综合安全体系中的根本要素。任何一个国家，没有政治安全就没有社会稳定，经济安全、文化安全与国家安全就难以维系。在国家综合安全体系中，国家经济安全、社会文化安全、信息安全和国防安全的维系，最终都需要国家政治安全为前提条件，政治安全不仅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更与民族复兴和人民福祉休戚相关，政治安全受到威胁，国家综合安全就丧失基础。
在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利益多元化的今天，国家政治安全也是构成一个系统。构成国家政治安全系统的主要因素包括，国家独立与政权稳定;执政党始终保持自身的先进性与成熟的治国理政的执政能力;政治制度合适与政治秩序良好;政治文化与意识形态包容;政治发展有序，以及能营造相适合的外部政治环境。国家政治安全一般是政治制度合理有效性、意识形态正当性、国家独立性、领土完整性等多种形式的综合表现。
国家政治安全一般可以包括国家内部的政治安全与外部的政治安全。国内政治安全是根本，是关键;国际政治安全与外交安全是依托，其根本出发点首先是有助于维护国内政治安全。
二、执政党的领导安全是政治安全体系中的核心
“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核心领导力量。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指导原则。无论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还是在国家综合安全体系中，中国共产党的核心领导地位与领导作用都是成功的前提条件。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安全必然成为国家政治安全体系中的核心部分。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安全，本质上包含两个部分：其一是中国共产党以自身的思想、理论与作风的先进性，保持中国工人阶级与中华民族先锋队的代表性安全;其二是中国共产党在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的进程中，保持强大的依法治国理政的执政能力安全。
在国家综合安全体系中，只要政治安全基本得到保障，其他安全要素一时缺失与不够完善尚可补救与替代，例如，经济安全出现暂时的波动，社会安全发生一些事件，一般不会从根本上危及国家综合安全，往往可以找到替代缓解的方法，但是一旦执政党的领导安全遭遇危机，就难较快克服，国家综合安全也容易陷入困境。
在中国国情条件下，执政党的领导安全可能遭遇的危机表现主要有：
1.如果执政党党员普遍出现理想信念动摇，党纪松弛，党风涣散，党群关系紧张现象，如果执政党长期无力治理公权力的腐败顽症，执政党就会丧失政治先进性与领导话语权，难以代表中国工人阶级与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执政党就可能遭遇代表性危机。
2.如果在全球化挑战面前，在实现民族复兴伟大目标的进程中，执政党缺乏依宪治国理政的能力，导致国内经济、社会、文化、生态问题丛丛，经济凋敝、贫富差距悬殊、文化颓废，民生不振，执政党就会丧失执政的话语权与合法性，遭遇执政能力危机。
其实，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安全实际上是一种领导话语权安全，执政合法性安全，归根到底是执政党能否赢得人民大众信任与支持的政治安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安全直接决定国家的政治安全，继而对国家综合安全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党的领导安全曾经遭遇过多次危机。在革命战争年代，王明、李立三等领导集体的左倾路线几乎使党与人民军队遭遇全军覆没的危机，从而使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中的话语权与合法性遭遇严重危机。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重塑了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国内革命与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领导话语权，迎得国内革命战争的胜利与新中国的建立，最终使中国共产党取得了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话语权与执政合法性。
然而，在社会主义建设年代领导并发动的“”运动，几乎使中国共产党丧失领导话语权。在“”中提出的“无产阶级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以及将党内一大批久经考验的老干部作为无产阶级的对象，几乎导致党的领导干部队伍瘫痪，国家正常的经济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陷入停滞不前，“”的一系列错误，严重侵蚀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事业的话语权，动摇了党的领导地位，使党的领导安全遭遇史无前例的危机。
今天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应该牢记历史教训，执政党应该从思想理念、工作作风、组织纪律、规章制度各个方面全面系统推进执政党的先进代表性与执政能力现代化建设，确保党的领导话语权与执政合法性，以维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安全与国家的政治安全。
三、维护与完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安全的几点思考
从综合国家安全的视角看待政治安全，重视维护与不断完善执政党的领导安全，需要紧紧抓住党的先进代表性与执政能力现代化建设的主线，在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全面加强执政党自身建设。
（一）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理论体系武装全党与党的领导干部
维护与发展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安全，全面加强执政党自身建设，要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理论体系为武器，武装全党，尤其是武装党的领导干部。中国共产党作为社会主义事业的核心力量，首先“体现在党的科学理论和正确路线方针政策上，体现在执政能力与执政水平上”，〔1〕增强全党，尤其是党的领导干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道路与制度的自信，坚定党员群众，尤其是党的领导干部的政治信仰，是维护与完善执政党领导安全的思想理论基础。
（二）从严治党以加强执政党的组织纪律性建设
维护与完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安全，需要依托执政党自身强大的政治动员与组织领导能力。共产党强大的组织能力，来自于自身严明的组织纪律性。一个政党只有具备严密的组织与纪律，一致的行动步伐，才可能产生统一强大的政治动员与组织领导力量。中国共产党历经90多年的磨练，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重要保证就是来自党的组织纪律的严明。
改革开放时期，在市场经济影响下，各种复杂的利益关系对党内的生活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也引发不少消极后果，包括组织观念淡薄，组织纪律松懈;重大问题处理事先不请示，事后不汇报;对领导个人负责，不对组织负责等等，“组织纪律松懈已经成为党的一大忧患”。〔2〕加强党的组织纪律性，全面落实党组织的责任，切实加强党组织的管理，成为改革开放时期执政党建设的重大课题。
在全球化时代，中国共产党要发扬党的组织纪律严明的优良传统与政治优势，只有从严治党。党不管党，组织必然涣散无力。只有从严治党，充分发扬党的严明组织纪律的政治组织优势，才能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安全提供坚实的组织基础。
（三）依法治国理政，不断提高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
宪法是治国理政的总章程，具有最高的、根本的权威性。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依法执政首先是依宪执政。依法治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保障，也是国家综合安全的制度保障。
如何治理社会主义社会是人类历史上至今没有完全解决的大课题，社会主义中国的改革开放实践尽管已经取得了巨大成果，但是还有许多不足，未来还可能遭遇一系列严峻挑战。中国共产党要完成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核心领导任务，维护自身的领导安全，就必须适应时代变化，不断推进治国理政体系与能力的现代化，为此需要依靠高素质的干部队伍。党的干部需要增强按制度办事，依法办事的意识，在服务群众的实践中不断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不断提高自身的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与依法执政的水平，才能不断取得治国理政的新成果，不断巩固执政党的领导地位的合法性基础。
强调，“党领导人民制定、执行宪法和法律，党自身必须在宪法与法律范围内活动，真正做到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带头守法”，〔3〕积极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执政党的领导安全在一定意义上就是执政党依宪治国理政的执政合法性，只有依宪治国理政，执政党的领导安全才具有法律基础与制度保障。
（四）弘扬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不断完善党的群众工作制度建设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坚持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唯物史观，人民群众的支持与拥护是中国共产党的力量源泉。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共产党“本身绝无私利可图”。〔4〕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观是，坚持“一切为了人民群众的观点，一切向人民群众负责的观点，相信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观点，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观点”。〔5〕密切联系群众是党的优良传统与党的群众工作成功的根本条件，也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
在革命战争年代，党的成功有效的群众工作，有力维护了共产党在革命战争中的领导地位，在建设年代依然需要有效的群众工作，密切党群关系，有效维护党在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领导地位。党的群众工作是一项关乎党的事业成败的基础性工作。无论在什么条件下，党的群众工作的本质都是向群众宣传党的主张、路线方针政策，并内化为群众对党的理解、支持与拥护的实际行动，从而使党的主张与路线方针政策得以贯彻落实，党领导的事业才能最终取得胜利。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党的历史地位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化;党的首要任务与工作重心也从革命与阶级斗争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与此同时，由于人民群众发生明显的阶层分化，利益诉求日益多元化;群众的独立性、民主意识、法制意识日益增强，党的群众工作的方式方法也必须随之发生变化，以便构建党群关系的新模式。
构建党群关系的新模式，首先需要认真考虑不同阶层的群众利益诉求的多样化特点，执政党必须代表社会最大多数人的利益，而不是某一利益集团的利益，同时需要提高不同利益的协调能力;其次，需要积极引导与扩大群众的民主参与行为，保障公民享有宪法赋予的公民政治权利，让人民群众实实在在当家作主;第三，整肃党的作风，厉行反腐倡廉，用制度监督约束公权力。整肃在党的领导干部中存在的脱离群众的“”问题，加强党的纪律检查、监察与巡视等制度建设，遏制党内不正之风的蔓延，防止其侵蚀党的肌体，损害党群关系，使党丧失民心。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只有坚持党的宗旨，发扬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更加重视党的群众工作，保持良好的党群关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安全才具备坚实的群众基础。只有千百万群众的真心拥护与支持，才是执政党的领导安全、国家政治安全与综合安全的根本保证。
四、政治安全不仅仅是执政党的事，需要党政联手、党群团结，协力推进国家综合安全体系建设
尽管政治安全的重要性十分明显，但是作为国家综合安全体系中的一个要素，它也离不开其他安全要素的支撑与依托，它最终是为实现人民安全服务的。总体国家安全观作为系统工程，其中任何一个安全部分的目标实现都需要其他安全部分的协调与配合。在国家政治安全中，执政党的领导安全的重要性尽管十分明显，但是不能片面地把政治安全简单地归为执政党的事，简单地归为政府公家的事，或者仅仅关乎领导干部的事。在实现国家政治安全目标时，如果党所领导制定的任何政治制度与法律制度，得不到广大群众认同、没有人民大众真心实意地维护与遵守，没有广大公务员的忠实贯彻落实，这些政治制度与法律制度就可能丧失它们的合法性基础，甚至成为一纸空文;同样党所领导制定的确保政治安全的各项制度，如果没有广大干部与群众认同并身体力行，努力实践，也就丧失了其存在的价值。
国家政治安全需要执政党加强自身建设，抓住党的先进代表性与执政能力现代化建设的主线，夯实党群关系。不断完善执政党自身的领导安全，也需要全体国民团结一致，积极支持执政党的改革发展的方针政策，主动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共同维护与发展国家政治安全。
〔参考文献〕
〔1〕〔2〕〔3〕十以来重要文献选编〔m〕.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766，765，464.
政治安全理论篇5
近日，中央政法委、中央综治委官方新闻网站中国长安网移动客户端和官方微博正式开通，中国长安网改版上线。至此，中国长安网pC端、移动客户端、官方微博“一网两端”“三箭齐发”，标志着政法综治网络宣传主阵地建设迈出了更加坚实的步伐。
中央政法委如此重视网站、手机客户端、官微的建设，是基于什么考量？就此，《t望东方周刊》对中央政法委政法综治信息中心副主任郑琳进行了专访。
助推法治建设与平安建设
《t望东方周刊》：作为中央政法委、中央综治委官方新闻网站，中国长安网的建设是如何纳入重要议事日程的？
郑琳：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出发、为更好治国理政提出的重大战略任务。作为中央政法委、中央综治委官方新闻网站，引导好政法综治网络舆论工作，助推法治建设与平安建设，是中国长安网职责所系与核心任务。
对网上舆论宣传工作，作过多次重要指示：“要把网上舆论工作作为宣传思想工作的重中之重来抓。”“要充分运用新技术新应用创新媒体传播方式，占领信息传播制高点。”“要坚持改进创新，提高党的新闻舆论工作能力和水平，加快构建舆论引导新格局，把握好舆论引导的时度效。让网络空间成为激发正能量的坚强阵地。”
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也多次就政法舆论引导工作提出要求。“要适应互联网时代大众传播新形势，大力加强以新媒体为重点的政法宣传阵地建设。要搭建与人民群众沟通交流、凝聚共识的新平台。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和谐稳定营造良好舆论环境。”
这些为中国长安网的创新发展指明了方向。
就中国长安网的建设，中央政法委秘书长汪永清提出，“要提高档次、扩大影响，让中国长安网成为宣传中央精神、推介工作经验、引领政法舆情导向的平台。要开动脑筋、敢于创新，认真借鉴好的网站经验，力求使长安网再上新台阶。”
作为全国政法综治系统重要网络宣传阵地、信息渠道和舆论引导平台，中国长安网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主阵地”、“排头兵”的作用。尤其是运用新媒体讲好“政法故事”，改善涉政法网络舆论生态，中国长安网责无旁贷，网站建设就作为当前一项重要任务，摆在了突出位置，纳入重要议事日程。
“三箭齐发”强化新媒体功能
《t望东方周刊》：中国长安网推出“一网两端”“三箭齐发”的布局用意何在？
郑琳：在互联网时代，新兴传播媒介快速发展，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信息传播格局、社会舆论生态、公众参与方式。作为政法机关，必须进一步转变理念，找到按新闻传播规律办事和按执法司法规律办事的结合点，进一步提高通过新媒体做好政法工作的本领。
在2012年，我国通过手机端上网的网民人数就超过了通过pC端上网的人数，而在中央部委中，有官网是“标配”，有移动客户端的还不多。为适应新媒体时代的传播要求，尽可能覆盖更多网民尤其是手机网民群体，增强政法舆论宣传正能量，中国长安网下决心推出了移动客户端，形成了“一网两端”，即中国长安网pC端、移动客户端。
此外，网民对互动的需求使得社交平台迅猛发展。我们知道，任何一次传媒工具的变革，都会带来一次话语权的转移。网民已经到了社交平台，我们也必须尽快到这个新的舆论场去。开通中国长安网官方微博，我们准备了很久，但她的诞生却是一个“突发事件”。里约奥运会期间，我们做了一个《八年・中国・我们》的视频，原本打算在中国长安网上播放。但8月21日，女排夺冠，微博平台一片欢呼声，我们当即决定，中国长安网官微立刻开通，把这个独家视频作为官微的第一条微博发出。视频很快成为“爆款”，瞬间涌入的大量跟帖让我们惊喜也让我们感动。
官微诞生的第一条微博，就确立了她的定位，是与网民零距离。以“安哥”为代表的中国长安网官方微博，“有情怀、有态度、有原则、有温度”，希望改变公众对政法队伍“坚硬”的刻板印象，提升新媒体时代政法部门与民众的沟通能力。中国长安网不仅要信息，还要成为政法队伍与群众联系的纽带。图为重庆九龙坡区公安分局民警骆科盛帮助群众挑水
目前的官微，除了“权威”“热点关注”“长安锐评”等，还有每天早上7点的“法治早餐”，每晚11点的“安哥夜读法谚”。虽然官微诞生时间不长，一些品牌栏目已经形成。长安网官微的用心和诚意已得到130万粉丝的认可。
pC端、移动端和官微“三箭齐发”，为的是努力发挥好新兴媒体的生力军作用，努力形成功能互补、覆盖广泛、导向正确、便捷高效的政法宣传阵地体系，进一步提升政法宣传工作的传播力、影响力。
淡化政务网站模式突出新闻网站理念
《t望东方周刊》：新版中国长安网的特色与定位是什么？
郑琳：新版中国长安网最重要的一个改变就是，从政务网站变成了政务新闻网站。
增加了“新闻”两个字，新版长安网新增设了20个主要栏目，“高层”“要闻”“热点”“观察”“直播”等等栏目都是新闻网站的设置。政法系统是新闻的富矿，以前我们是做的多，说的少。通过中国长安网，多做也要多说，不仅是满足群众的信息需求，也是把政法工作置于人民监督之下的重要渠道。
作为中央政法委、中央综治委的官方新闻网站，中国长安网力图走出自己的一条新路，既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政务网站，也不同于纯粹的新闻网站，要搭建“五大平台”，实现“四个服务”：
一是政法综治政务信息的平台;二是政法媒体新闻报道的集纳平台;三是政法系统新媒体作品的分享平台;四是政法干警网上文化生活的展示平台;五是政法系统联系群众的服务平台。
通过“一网五平台”，打造政治导向正确、政务信息权威、政法新闻全面、服务功能齐全的中央政法委、中央综治委官方新闻网站。服务于党和国家大局，服务于中央政法单位，服务于全国政法系统和干警，服务于广大网民。
全国32家省级长安网和2000余家市县级长安网形成的纵向矩阵，pC端、移动端和官微形成的横向覆盖，正在构建涉政法网上舆论宣传的新格局。
讲好政法故事弘扬法治精神
《t望东方周刊》：作为政法综治网络宣传主阵地，如何看待中国长安网肩负的职责？
郑琳：中国长安网肩负着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推进法治社会建设的重要职责。
日前，就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作出重要指示。10月10日至11日，在江西南昌举行了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创新工作会议上，孟建柱书记传达了的重要指示，并对深入推进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创新工作作出全面部署。中国长安网随后约请了中国政法大学等全国六大政法院校校长撰稿，解读的重要指示精神。紧随其后的是32个省（市、区）政法委书记，在中国长安网谈学习贯彻重要指示的体会，掀起了全国政法系统学习贯彻南昌会议精神的高潮。
同时，全国长安网群都开设了相关重点专栏。长安网群在重点报道上形成合力，正在成为长效机制。
政治安全理论篇6
摘要国际经济相互依存现象日益加强，国际力量不仅影响国家行为，而且更深入到国家内部结构。国家经济政策处于应对国际经济力量和国内社会行为体利益偏好的双重约束中。受此影响，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维护对外开放经济体的国家安全的重要环节在于国内政治过程，符合社会需求的决策机制是国家安全的基础，也是经济顺利运行的重要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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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国际经济国家安全国内结构决策机制
冷战结束以后，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世界经济相互依存为各国发展开放经济带来动力，与此相伴的是“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日益显现，非传统安全问题与发展不平衡现象日益突出”，当代国家安全的威胁因素在增多。在传统国家安全战略中，经济安全的地位在上升，以经济安全为主要内容的非传统安全观成为各国安全战略的重要内容。不过，对于不同国家以及不同国家的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经济安全的含义是有区别的，这是由各国国情、经济实力和经济发展阶段不同决定的。随着国际力量对于国家的影响日益深入，经济安全的范畴也不只停留在国家间的经济实力的竞争方面，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把经济安全首先界定为“国内经济问题”，认为经济的不安全成为重要的“国内政治和经济事务”，经济安全的根本保障在于“国内的经济力量”。自从20世纪70年代起，当全球经济竞争日益渗透到各国经济发展战略和政治决策过程，影响着国家间的传统政治关系时，国际政治经济学作为国际政治的前沿领域，把经济因素引入到国际政治领域来探索全球化日益发展过程中政治与经济的互动关系。本文根据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最新进展，分析国家安全中的国际经济因素，以及国际经济影响国家安全的途径，以期对国家安全特别是国家经济安全得到全面理解，并开拓经济问题研究的新视野。
一、国际政治经济学视野里的国家安全问题
国家安全就字面来讲是国家不存在危险和不受威胁之义。本文认为，伴随着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关于国家安全问题的研究存在三个发展阶段。
1.现实主义的传统安全。国家作为安全主体，“所致力维护的是构成国家的四个基本要素的安全：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国民生命与财产安全、合法政府的存在和正常运转，维护这四个要素的安全都是国家权力机构的职能，从这个意义上讲，国家安全是政治”。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生存与发展首先是确保国家主权的安全，这也是传统安全观的核心所在。在二战结束以后的很长时期里，占据国际关系理论主流的现实主义理论把国家权力作为国家间竞争的核心，研究国家利益与国家权力的关系，为传统国家安全观提供了充分的理论根据。
2.相互依存理论的经济安全。20世纪70年代以后，世界经济迅速发展，世界市场的竞争异常激烈，各国经济往来日益密切，非国家行为体如跨国公司、国际组织等增多，经济一体化、区域化和集团化的趋势增加。国家的军事安全、国家权力受到了来自经济安全的挑战。围绕着国家与市场的核心问题，国际关系理论在实证分析中拓展研究路径，使得经济因素在传统安全中与政治因素一样具有重要的国际关系层面的战略意义，非传统安全观逐渐形成并发展起来，上升到政治和外交的高度，在非传统安全中占重要地位的经济安全受到普遍的重视。尤其是冷战结束以后，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各国经济竞争加剧，使经济安全问题成为国家安全关注的首要问题。
经济安全观的提出扩大了国家安全问题的范围，各国日益重视国家经济安全问题的理论依据超越了现实主义理论，国际政治经济学以国际贸易、对外投资和货币合作等领域为背景探讨世界市场与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涉及国家经济安全研究的广泛议题，侧重国际经济相互依存理论的发展。在理论进展中，“复合相互依赖”强调多层次--国际组织、国家、跨国公司、民间团体等--和多领域--经济、政治、科技、文化领域分析国家间的相互依存关系。
3经济安全中的制度安全。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际政治经济学关于国内政治的探讨表现出了理性主义的一般性特点，把国家这个基本单位进一步分解，行政机构、立法部门、官僚机构、政党以及利益集团成为分析的基本单位，揭示在不同的国内结构下，不同的国内偏好是如何聚集成政策选择的。主要研究两种关系：一是国家和社会的关系；二是国内政治经济与国际政治经济的关系。其中一个重要议题就是研究国际经济要素影响国家政治层面的问题，即国际力量对于国内政治的影响。经济安全问题已经不仅仅是经济运行本身的问题，而是与国家制度、政治体制以及经济政策密切相关的政治经济学问题。“重大特别是根本的国家经济利益被列入到国家经济安全的研讨对象，包括三个主要方面：一是基本经济制度、经济主权受损和经济危机发生……”经济安全观在某种程度上或可以称其为制度安全。
全球化背景下国内政治模式的探讨成为美国政治制度背景下国内政治过程研究，从而使国内政治形成一个什么样的模式具有一般性意义，带有美国背景的问题意识。“目前，在全球意义上的国际政治学界，美国的国际政治理论居于主导和统治地位，以至于在许多人看来，”真正“的国际政治理论基本上就是美国的理论，美国的理论就是全球性的理论”。国内政治被普遍认为是一种国内政治过程，即政策出台机制，反映国内社会行为体的利益偏好从个体偏好转变为国家偏好的过程。从形式上看，西方国家国内政治过程表现为通过公民选举的民主制度形成国家政策，依此逻辑，国内政治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但是实质上，公共选择分析把政治过程看做是类似于市场的过程，“政治人”理性本身存在着有限理性的问题，国内公民选举并不能够反映出全民利益。新制度主义分析则是“将政治行为镶嵌进规则的、规范的、预期的与传统的制度化结构中的一种方式”。在现有的制度框架内，美国国内政治模式目标在于如何取舍两个政党所代表的利益偏好，进而出台何种经济政策。“对于长期凝聚美国社会的价值观，对于支持美国实力增长的盎格鲁o撒克逊的自由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美国的政治主流仍然坚信不疑。美国的左派和右派、保守派和自由派所信奉的，乃是同一套价值体系，其区别仅在于采取哪种方式和政策予以实现”。
在实践中，在国际力量的压力之下，某些占有竞争优势的利益集团的利益偏好通过国内政治过程和结构的改变得以实现。俄罗斯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从20世纪80年代末，戈尔巴乔夫以美国民主政治模式为参照进行政治变革到普京时期主权民主思想的提出，俄罗斯对于民主政治的探索经历了一个国内政治失序的过程。俄罗斯曾经寻求国际动力来促使民主政治转型，进而推动经济改革，但是国际力量在拉动俄罗斯进入西方民主框架之后，政治体制改革打破了原有的制度框架，经济发展问题转变为政治冲突问题，既打乱了原有的经济秩序和经济生产链条，又没有新的市场经济主体有序运行。尤其是国外资本投资多在金融市场，极少进入生产领域，严重地影响了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完善，给俄罗斯社会带来重大灾难。在21世纪初变化着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里，俄罗斯受到国际政治与国际经济两方面的压力，当各国纷纷从国内需求拉动经济增长的措施中寻求保持国内经济增长的时候，俄罗斯国内问题暴露出来，那就是“低效的经济”和“旧有资源出口结构”，严重威胁着俄罗斯经济增长。国际压力随着世界市场萎缩而成为俄罗斯国内经济发展的障碍。俄罗斯以西方民主模式为起点的政治转型在历经20年发展演变之后，留下了深刻的经验教训，甚至被称谓“损失的二十年”。目前俄罗斯国内依然存在着“脆弱的民主”和“薄弱的公民社会”。正如俄罗斯学者所言，“在全球化和区域化过程中，经济被提到首要位置，而俄罗斯近期难以在经济领域发挥主导作用。”可见，当全球化进程把各国相继带入世界市场时，国家能否确立与本国经济结构相适应的民主政治制度已经成为国家安全的重要内容。
二、国际经济对于国家安全的影响途径及国家安全的维护
从国际政治经济学视角看，国际经济对于国家安全的影响突显出国际力量对于国内政治的影响。国际力量从一个客观存在的国际体系中的外生变量演变成内生变量，作用于国内政策选择过程，成为国家政治决策不可忽视的内生变量。国内政治过程与结构是国际力量影响国家政策的渠道，也是国家应对全球化负面影响的重要环节。那么国际经济力量如何影响国内政治结构及国家制度安全呢？
1.国际力量影响国内政治的途径。国际力量的界定大体包括三个层面：一是国际体系中的战争体系和贸易体系对国内政治发展的影响。二是国际制度、国际规范和国际组织等制度性力量对国内政治的影响，以及国际机制、规范等制度性国际力量对国内政治的同化作用等。三是国际服务、商品和资本流动等跨国经济力量对国内政治过程和政策选择的影响。
国际力量之所以能够作用于国内行为体，是因为国际力量通过国内结构这个渠道进入到国内政治过程当中，进而影响到国家政策的选择与实施。“国内结构涵盖了政治和社会制度中的组织机构及其运行惯例，结合在法律与惯例中的决策规则与程序，以及深嵌于政治文化中的价值与规范”。国家社会内部的利益主体经济关系制约着从政策决策到政治制度的国内行为，国内政治结构和社会的联系影响一个国家的对外经济政策，以及一个国家的议事日程。
国际经济力量的影响深入到国内结构，使国家经济政策处于应对国际经济力量和国内社会行为体利益偏好的双重约束中。由于各国国内政治模式的不同，各国国内制度对国际力量存在着抵抗，国际力量对于不同国家造成不同的影响，那么，国际力量进入到一个国家的政治过程与结构中，就产生了两种结果：或者是国际力量塑造国内政治的变迁方向朝趋同方向发展，或者是国际化在一些国家促成政治危机，导致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冲突。美国学者海伦·米尔纳和罗伯特·基欧汉分析了世界经济变化改变国内政治的途径：创立新的政策偏好和同盟，引发国内经济和政治危机，削弱政府对宏观经济政策的控制。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国际化可能通过强加给自给自足国家日益高昂的机会成本而影响其国内政治。在自给自足经济国家，随着效益下降，公众不满增加，政府的合法性受到不利影响。全球化导致各国国际化发展过程中，尽管各国制度存在内在约束与激励机制，但是国际化仍然对国内政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国际力量影响着经济变化，从而影响着利益体的关系发生变化，直接影响着国内政治，造成国内政治冲突。因此，无论是短期国内政治对于国际力量的抵制，还是长期国内政治受到国际力量的同化影响理论问题的提出，对于国内政治层面而言，其所面临着外部冲击已经构成国家经济发展道路前行中的重要挑战。
2.国家安全的维护考验经济政策形成机制与政府政治行为能力。从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到90年代的金融危机，再到21世纪第一个10年还没有结束时由美国金融危机席卷而来的全球经济危机，各国均受到巨大冲击，这也成为欧美各国探寻应对国际力量变化的国内政治过程的国际背景。如何有效防范国际经济危机的连带性影响，各国政府开始思考本国经济发展模式，政治因素的考虑已经远远超过自由贸易规律的影响。无论国际贸易政策，还是汇率政策，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国内政治的稳定与政策机制的有效性成为迫切需要。国内社会行为体的不同政策偏好直接影响着国家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全球化背景下的国内政治力量不仅仅是干预力量，而且是被看做国内不同行为体的集合，反映着国内行为体利益关系的变化和社会结构的变化。这种变化深刻地考验着国家政治行为能力。
“虽然国外有关国家的政府运作机制不尽相同，但都将经济安全决策列为政府决策的最高层级”。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维护对外开放经济体的国家安全的重要环节在于国内政治过程。在这个环节中，符合社会需求的决策机制是国家安全的基础，也是经济顺利运行的重要保障。在全球化背景下，国内政治的稳定与发展关键在于能够抵制国际力量的压力并且能够利用国际力量发展本国经济，保障制度安全与经济安全。
国际政治经济学关于国内政治的研究启示我们，国家安全在国际关系领域面临着新的挑战。第一，经济安全成为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经济的相互依赖使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与国家安全战略紧密相关。第二，对于经济安全问题的研究不仅仅是在国家经济发展战略问题领域，更是国家经济政策制定与实施过程中必须考虑的问题，从而经济安全问题更细化为国家决策机制和民主政治制度问题。
三、关于国际经济与国家安全问题研究的中国意识
伴随着对中国经济转型的探讨，中国的政治转型成为国际政治理论关注的对象，中国经受着进一步政治经济改革的考验。为此，深入探讨国家决策机制成为国家安全研究的重要内容。中国在成功进行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政治制度提供了很好的保障，抵制了国际力量对于国内政治的冲击，并且已经利用国际力量促进经济发展。但是在中国经济转轨历程中，国内社会经济利益关系发生着变化，如何使政治体制改革适应经济转型的需要，政治发展面临着新的任务，国家安全问题的探讨需要深入研究政治发展模式。
中国政治体制面临的是国内行为体的利益偏好与利益关系发生变动的历史时期，由于国际力量的渗透作用，国内政治变化内容既包含了自身的转型内容，也包含了对于国际力量的反应，国内政治过程与政治结构将变得更加复杂。今后，认清国际背景，规避风险，应对国际力量的冲击仍然是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前行路上的重要任务。中国学者必须看清国际政治经济格局，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国家安全观及国家安全战略理论体系。
1.在国家安全问题研究基础上深入国家经济政策选择机制研究。当国内政治过程受到国际力量的直接影响时，国家政策选择就是一个国家政府在全球背景下综合平衡各种国内国际因素而形成的博弈结果，“最重要的先决条件是要有一个胜任的决策机构，这个机构应拥有高水平的政治领导人，他们能够将外交政策中的经济与非经济因素互相结合，并与国内政策适当结合起来”。在此种情况下，政府整合国内行为体的能力面临着考验，有可能表现为自主性政府或亲外国势力政府，从而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和外交等发展模式和战略相应发生改变。尤其是，对于转轨国家而言，国内社会行为体在国际力量的影响下利益矛盾冲突加大，整个社会面临全面转型，而政府本身同样面临转型与重建的过程，国内政治过程与政治结构必然经过一个失序的过程，国家经济战略和政策将发生重大变化。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是以经济体制改革为基础的，经济体制改革为政治发展提出了相应的任务。受经济结构调整的影响，政治结构各要素之间的矛盾冲突是巨大的。这要求中国政治发展必须符合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以经济渐进转型为基础，反映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和利益格局。
在国际化压力下，政府面临着几种可能性选择：一是隔绝于国际化压力之外，这是可能的，但是这样做的代价高昂，所以只能是短期或中期战略。二是操纵国际市场，这也是可能的，但是也需要付出可观的代价。三是与其他国家协调，进行国际合作。四是国家向国际市场压力让步，采取改变国内既有政策的做法，重新设计制定新的制度。对于前两种类型的国家属于极端，比如前计划经济国家，霸权主义国家，大多数国家属于后两者，选择对外合作，或者是改变本国的制度。转轨国家面临的情况就是改变本国的制度，生成新制度的过程。在制度生成机制中，行为体偏好是自变量，通过对利益的界定，偏好决定制度的设计和选择。在不同的领域，由于行为体的利益不同，那么偏好就不同，从而进行制度设计和选择也就不同。随着转轨经济的演进，能够进入转轨国家国内结构的国际因素范畴在扩大。从主体上看，国际因素包括国家间的权力争夺，非国家行为体的冲击。如跨国公司、国际组织等进行经济权力的冲击目前已经进入到各国内部社会利益体冲击。从领域看，国际因素有国际政治安全问题，也有非传统安全问题，更多地涉及国际贸易规则、关税壁垒、国际投资、跨国公司东道国法律法规和价格转移以及国际货币体系变化等因素。因此，转轨经济演进过程中，国家竞争优势的形成比较困难，国际风险的可能性更大。受国际因素冲击的所有国家中，转轨经济的特殊性在于：市场经济不完善，国内行为体自身的保护意识与竞争力不强，受到国际规范、观念的影响更大。国际力量会对转轨经济的不利的国际环境。美国新保守主义代表性人物罗伯特o卡根认为，俄中领导人有一套关于政府和社会以及统治者和人民之间关系的信仰，并把它作为对内对外政策的指导方针，而中国和俄罗斯的外交政策旨在为所有的独裁政府，至少为他们自己在构建一个安全的世界。“民主政府和独裁政府之间的全球竞争将成为21世纪的主要特征”。而美国自由主义理论家、普林斯顿大学政治系国际政治学的教授约翰o伊肯伯里认为现有的由美国制定的国际秩序更加具有合法性，因此也能够更加持久。现有的规则建立在不歧视和开放市场的基础之上，同时具有以联盟为基础的领导性质，再有这些规则和秩序包罗万象、获得了广泛认同。美国无法阻止中国的崛起，但是可以确保中国在美国制定的西方规则和制度框架内行使权力。西方国家对于转轨经济的进展态势存在着防范和深入的关注，这也需要我们对转轨经济的研究要全方位地关注国际因素的动态。
2.重视转轨经济进程中政府整合行为体偏好的能力的研究。经济转轨发生以后，各种关系的重新构建过程就开始了。这是一个长期的渐进过程，对政府能力提出了极高的要求，也是维护制度安全遇到的挑战。
国际因素冲击不仅指向对政府本身，而且是对各类社会行为体的冲击，对于国内行为体偏好的影响，可能聚合成国家偏好，也可能不会，反而成为国家内部矛盾的根源。因此，政府面对的不仅仅是国家应对国际力量的战略对策，而且要考虑国家如何在社会层面整合社会行为体的利益形成应对国际力量的战略对策。首先，政府满足社会基础，这是转轨制度有效生成的一个重要保障。整合国内利益体的基本途径是通过集体选择的逻辑，协调国内行为体利益。其次，政府促进制度环境生成，思考政治改革路径和法律规范问题，这是提供制度环境。政府的职能就是协调各利益体之间的矛盾，保证经济转轨国家社会和谐有序。
从国际政治经济学角度来看，经济转轨的启动是国家重新整合国内社会行为体利益偏好从而形成新的制度的过程。在转轨发生以后的若干年里，转轨经济稳定发展的关键依然是对于国内政治的把握，即在国内-国际层面正确处理国家-市场-社会模式下的行为体偏好问题。但是，从国际政治经济学学理空间的进展看，国家偏好与社会利益体偏好的整合受到多种因素的冲击，特别是受到国际因素的冲击，包括国际经济力量，也包括国际社会规范力量。这使政府面临对偏好来源的界定与整合的双重任务，政府协调利益体矛盾的能力面临严峻考验。
在转轨经济演进过程中，转轨国家会继续面临国际-国内互动影响，但是社会行为体的利益偏好及其受到的影响途径与转轨启动时期存在着差异。在各转轨国家里，来自于国际体系中的各种国际力量，包括经济力量和观念力量对国内行为体的影响加剧，而且变得更加直接，通过生产链、贸易链、资金流或者是某种规范、观念、文化以及主体间信念等因素直接作用于国内某一产业、行业或企业以至于个人，使个体偏好与集团偏好的矛盾增加。在转轨经济体发展过程中，这种矛盾将长期存在。因此，政府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整合行为体的利益偏好，从而使社会和谐稳定，将是转轨经济中国家安全问题研究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
四、结束语
国际经济发展趋势是国际经济相互依存现象日益加强，国际力量不仅影响国家行为，而且更深入到国家内部结构，通过国内政治过程与社会结构，影响国家经济政策的制定与实施，甚至制度变迁。在此背景下，国家安全这个概念的外延在扩大，不仅包括传统安全，也包括非传统安全，更为重要的是，在非传统安全中的经济安全领域，不仅存在国家间经济安全，而且存在着国内-国际互动过程中的制度安全问题。国家经济政策处于应对国际经济力量和国内社会行为体利益偏好的双重约束中。受此影响，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维护对外开放经济体的国家安全的重要环节在于国内政治过程。一个国家的政府如何面对国际力量与国内社会的双层压力，这严重考验着政府的执政能力。符合社会需求的决策机制是国家安全的基础，也是经济顺利运行的重要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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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安全理论篇7
今年以来年，我在区委、区政府的领导下，在区纪律监察委员会的具体指导下，在全局同志们的帮助和支持下，在局监察小组干部的协助下，我能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学习贯彻党的十六届四中、五中全会精神，模范实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认真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深刻领会和理解“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把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引向深入，推动全局反腐倡廉工作深入开展，以本职工作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为出发点，以内强素质，外树形象，不断加强队伍建设为主线，贯彻“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方针，强化监督管理，全面开展各项业务，圆满完成了年度工作目标和任务。坚持个人服从组织，一切服从领导的原则，发扬民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把努力提高理论业务水平和处理问题解决矛盾的能力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不断加强业务知识和法制教育等方面的学习，强化自身素质锻炼，解放思想，开拓进取，加强基础工作建设，狠抓落实，各方面工作都取得了一定成绩。现将一年来的工作及学习生活情况汇报如下：
一、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自觉地维护集体形象
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从严治党、从严治局；立足于本职工作，着眼于防范。把党风廉政建设纳入工作目标，与开展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紧密结合，统一部署、落实、检查、考核。在日常工作中，我能站在自觉维护集体形象的高度正确认识和处理好个人与组织、下级与上级、班子和班子成员、同志与同志之间关系，注意团结与配合，同党组织保持一致，同时，能摆正自己的位置，当好领导的参谋和助手，为领导决策服务。在实际工作和学习生活中，我能切实加强组织纪律性，高标准、严要求，大胆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虚心接受别人的意见和建议，学习同志们的长处，补自己不足，克服老好好思想，自觉地树立大局观念和集体的良好形象。
二、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一年以来，无论是开展各项工作，还是想问题办事情，都能站在讲政治、保稳定、促发展的高度，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坚定党的政治方向，学习党在新时期的方针、政策，增强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树立中心意识，自觉地把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置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工作中去，努力为经济建设营造一个良好的安全环境；特别是在新时期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中，能站在讲政治的高度去认识，用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切实做到廉洁自律，勤政高效，时时刻刻有一个清醒的头脑，从思想上、行动上同党保持高度的一致。
三、加强政治理论和业务知识学习，不断提高自身理论水平和整体素质
理论上的清醒和坚定是政治上清醒和坚定的基础，也是树立正确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前提和保证；业务水平的高低，是衡量工作熟练程度和工作能力的基本标尺，也是决定在解决问题和处理复杂矛盾方法适当的基准。为使自己能始终保持一个坚定的政治立场和高度清醒的政治头脑，实践一个富有热情和活力，开拓创新的工作态势。一年来，我注重从以下几个方面锻炼自己，努力加强理论知识学习和业务知识训练，以全面提高整体素质，进一步完善和发展自身建设，一是继续深入学习马列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使自己始终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采取多种形式学习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理论和法规，建立健全监督制约机制，积极从源头上预防；二是深刻领会和理解“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关于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规定，市委、市政府及区委、区政府关于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意见。通过学习使自己在思想建设、理论水平上和实践工作中，对党的领导都有一个较高的认识，在工作中去模范实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三是在日常工作中，能抽出时间多看报、学文件，及时了解新时期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出现像“”这些大事大非问题上，能始终保持一个高度清醒的头脑和坚定的政治立场，拥护党的领导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四是加强业务知识学习。积极参加省、市、区组织的专业知识培训班、研讨班，把学习《安全生产法》当作一件大事，能做到逐条逐句学习，深刻理解，努力提高业务水平和处理问题的能力；五是虚心向身边的同志的学习，学习同志们的工作热情和好的工作方法和干劲，以达到取他人之长补己之短；六是克服了往看书只皮、看报只看题的坏习惯，能对好的文章反复学习，对政策性强的文件做到多读、研究、吃透精神。
四、圆满完成了年度工作目标及各项任务
今年以来，通过理清思路，我本人在定位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重点是在党组分工负责抓好了全局的综合治理工作，做到“对上当好参谋，对下搞好服务，对外搞好协调，对内搞好自身建设”的工作理念，坚持“综合、执法、监督、管理、协调、服务”十二字方针，加强争创工作领导小组的组织机构建设，较好地完成了年度工作目标及任务，顺利实现了区政府综治办下达目标内的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为零发案的工作任务，有效地推动了以下各项工作的全面创新。
(一)高度重视，全区安全生产工作得到不断加强。
对在区委、区政府一向高度安全生产工作，区四大班子主要领导现场指导督查安全生产工作，人大常委会听取安全生产工作汇报1次，多次区长办公会专题研究部署安全生产工作。各单位把安全生产工作列入议事日程与经济发展同步安排和总结，党政领导能亲自安排检查本地、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
(二)理顺体制，全区安全生产管理工作趋势已初步形成。
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及各单位安全生产管理办公室的相继成立，为有效开展安全生产工作提供了组织保障。截止目前，基本形成了区、乡(镇)、街道办事处、村(社区)和企业三级监管机构和四级监管网络体系，监管机构83个，指导生产经营单位建立安全管理组织196个，全区已形成了纵到底、横到边的安全监管运行机制。
(三)夯实基础，法制建设工作取得了重大突破。
以《安全生产法》的全面贯彻实施为主线，加快了我区安全生产法制化建设的步伐，相继制订出台了《2004年安全生产工作指导意见》、《特大生产安全事故(险情)应急救援预案》、《事故隐患月报制度》、《安全生产目标考核细则》及首问负责制、首查不罚制、安全生产六条禁令、廉洁自律随访卡等一系列政策和制度，建立安全档案96家，规范了安全生产管理，使全区安全生产监管工作逐步走上了制度化、规范化、法制化的轨道。
(四)落实责任，安全生产监督管理中心工作得以确定。
区政府通过与37家单位签订安全生产目标责任书，各级、各部门与所属单位签订目标责任书近千份，进一步完善了安全生产责任体系，目标和任务量化、明确，安全生产责任制这一最基本的安全制度得以确定，保障了我区安全生产责任制的全面落实。
(五)宣传教育，“关注安全、关爱生命”舆论氛围日渐浓厚。通过有效开展安全生产月、社会综合治理、119消防宣传、安全生产法、消防法等法律法规的学习贯彻、“安康杯”知识竞赛、安全培训、安全知识答卷、中小学生安全防范教育、消防演习、安全千名签名活动、消防社区进万家、青年交通文明示范岗等一系列群众化、社会性的宣传教育活动，提高了全民的安全法制意识和自我防范能力，“关注安全、珍惜生命”的舆论氛围在我区日渐浓厚。
(六)加强队伍建设，安全生产监管力量已初步形成。
从培育刻苦学习、求真务实、从严从细、令行禁止“四种”作风入手，在新形势、新任务下狠抓了安全生产队伍组织建设。通过树精神、抓作风、讲学习、比贡献、工作实践等活动的开展，我区高效廉洁的安全监管队伍已初见成效，管理人员已达100余人，局综治专职干部1人。
(七)标本兼治，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不断深化，成效显著。
今年，以遏止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为目标，确保全区社会稳定，对存在的事故隐患，通过采取建立档案、明确整改措施、明确整改时限、明确整改责任、跟踪督查等措施，已开展全区性安全大检查7次，危险化学品、建筑施工、公众聚集场所、锅炉等特种设备、非法生产经营等安全专项整治5次，对4750多家单位的3483多处事故隐患进行了查处，下发限期责令整改通知书3560份，对光彩市场、豫泰商厦等77家存在重大事故隐患的单位，通过派驻工作组督促其整改，事故隐患整改率达90%以上。查处、取缔不符合最基本安全生产条件的小炼油、小加工、非法行医、无证幼儿园等897家。
(八)加大执法力度，严格事故处理。一年来，通过加大执法力度，对违反安全生产法律法规的违法行为进行查处处理，对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单位，按照“四不放过”的原则，进行了严肃处理。
(九)安全生产信息建设不断加强。通过设立举报箱、举报电话，受理了一批安全生产事件，集中解决了安全生产工作存在的突出问题和突发事件，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安全生产形势。同时，接受舆论监督，对存在重大事故隐患的单位，通过新闻媒体给予曝光，中国安全生产报、河南法制报等新闻媒体8次对我区安全生产好的做法给予了正面报道。
五、存在的不足
一年来，虽然在学习工作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与党组织的要求和同志们相比还存在一定的差距。一是学习上定的标准不高，要求不严，工作忙起来，就忽略了学习，学习不深入不扎实，领会不深刻；二是在处理复杂问题和矛盾上经验还不足，看法有些欠妥，方法有点简单，需有待进一步加强。
六、2006年上半年的工作打算
结合2005年安全生产工作指导思想和社会综合治理目标，结合工作学习情况，2006年上半年着重加强自身建设，提高思想认识，找准自己的位置，当好助手和参谋，推动政治思想建设，业务知识水平和各项工作再上新台阶。
(一)2006年以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精神为指针，高标准，严要求，不断加强自身建设，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在政治思想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加强政治理论学习，树立大局意识，服务意识，集体观念，团结精神，做到勤政务实，廉洁自律。
政治安全理论篇8
一、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自觉地维护集体形象，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从严治党、从严治局;立足于本职工作，着眼于防范。把党风廉政建设纳入工作目标，与开展安全生产监督治理工作紧密结合，统一部署、落实、检查、考核。在日常工作中，我能站在自觉维护集体形象的高度正确熟悉和处理好个人与组织、下级与上级、班子和班子成员、同志与同志之间关系，注重团结与配合，同党组织保持一致，同时，能摆正自己的位置，当好领导的参谋和助手，为领导决策服务。在实际工作和学习生活中，我能切实加强组织纪律性，高标准、严要求，大胆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虚心接受别人的意见和建议，学习同志们的优点，补自己不足，克服老好人思想，自觉地树立大局观念和集体的良好形象。
二、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在思想上、行动上同党中心保持高度一致。一年以来，无论是开展各项工作，还是想问题办事情，都能站在讲政治、保稳定、促发展的高度，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学习党在新时期的方针、政策，增强政治敏锐性;树立中心意识，自觉地把安全生产监督治理工作置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工作中去，努力为经济建设营造一个良好的安全环境;非凡是在新时期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中，能站在讲政治的高度去熟悉，用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切实做到廉洁自律，勤政高效，时时刻刻有一个清醒的头脑，从思想上、行动上同党保持高度的一致。
三、加强政治理论和业务知识学习，不断提高自身理论水平和整体素质，理论上的清醒和坚定是政治上清醒和坚定的基础，也是树立正确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前提和保证;业务水平的高低，是衡量工作熟练程度和工作能力的基本标尺，也是决定在解决问题和处理复杂矛盾方法适当的基准。为使自己能始终保持一个坚定的政治立场和高度清醒的政治头脑，实践一个富有热情和活力，开拓创新的工作态势。一年来，我注重从以下几个方面锻炼自己，努力加强理论知识学习和业务知识练习，以全面提高整体素质，进一步完善和发展自身建设，一是继续深入学习马列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使自己始终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采取多种形式学习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理论和法规，建立健全监督制约机制，积极从源头上预防;二是深刻领会和理解“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党中心、国务院关于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规定，市委、市政府关于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意见。通过学习使自己在思想建设、理论水平上和实践工作中，对党的领导都有一个较高的熟悉，在工作中去模范实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三是在日常工作中，能抽出时间多看报、学文件，及时了解新时期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能始终保持一个高度清醒的头脑和坚定的政治立场，拥护党的领导和党中心保持高度一致;四是加强业务知识学习。积极参加自治区、地区组织的专业知识培训班、研讨班，把学习《安全生产法》当作一件大事，能做到逐条逐句学习，深刻理解，努力提高业务水平和处理问题的能力;五是虚心向身边的同志的学习，学习同志们的工作热情和好的工作方法和干劲，以达到取他人之长补己之短。
四、圆满完成了年度工作目标及各项任务。今年以来，进一步理清了安全生产监督治理工作思路，做到“对上当好参谋，对下搞好服务，对外搞好协调，对内搞好自身建设”的工作理念，坚持“综合、执法、监督、治理、协调、服务”十二字方针，较好地完成了年度工作目标及任务，有效地推动了以下各项工作的全面创新。
(一)高度重视，全市安全生产工作得到不断加强。各单位把安全生产工作列入议事日程与经济发展同步安排和总结，党政领导能亲自安排检查本部门、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
(二)理顺体制，全市安全生产治理工作趋势已初步形成。全市各单位安全生产治理机构的相继成立，为有效开展安全生产工作提供了组织保障。截止目前，基本形成了市、乡(镇)场、街道办事处、村(社区)和企业安全监管机构和四级监管网络体系，全市已形成了纵到底、横到边的安全监管运行机制。
(三)夯实基础，法制建设工作取得了重大突破。以《安全生产法》的全面贯彻实施为主线，加快了我市安全生产法制化建设的步伐，相继制订出台了《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事故隐患月报制度》、《安全生产目标考核细则》及首问负责制等一系列政策和制度，建立安全档案33家，规范了安全生产治理，使全市安全生产监管工作逐步走上了制度化、规范化、法制化的轨道。
(四)落实责任。市政府通过与成员单位签订安全生产目标责任书，进一步完善了安全生产责任体系，目标和任务量化、明确，安全生产责任制这一最基本的安全制度得以确定，保障了我市安全生产责任制的全面落实。
(五)宣传教育。通过有效开展安全生产月、119消防宣传、安全生产法等法律法规的学习贯彻、知识竞赛、安全培训、安全生产示范岗等一系列群众化、社会性的宣传教育活动，提高了全民的安全法制意识和自我防范能力。
(六)加强队伍建设，安全生产监管力量已初步形成。从培育刻苦学习、求真务实、从严从细、令行禁止“四种”作风入手，在新形势、新任务下狠抓了安全生产队伍组织建设。通过抓作风、讲学习、比贡献、工作实践等活动的开展，我市高效廉洁的安全监管队伍已初见成效。
(八)加大执法力度，严格事故处理。一年来，通过加大执法力度，对违反安全生产法律法规的违法行为进行查处处理，对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单位，按照“四不放过”的原则，进行了严厉处理。
政治安全理论篇9
关键词：意识形态安全;政治安全;新媒体;互联网思维;话语体系
中图分类号：D6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5）10-0005-06
“意识形态”这一概念虽然是由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哲学家德斯图・德・特拉西（Destuttdetracy）首先提出和使用的，但人们通常把马克思、恩格斯视为现代意识形态理论的奠基者，认为正是他们才真正确立了“意识形态”的现代语境。为了打破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对民众的思想控制，马克思在其经典著作中对意识形态大多持否定和贬义的批判态度，认为“意识形态是由所谓的思想家有意识地但是以虚假意识完成的过程”①。在马克思看来，意识形态既是“虚假的意识”，但同时也是一种“观念的上层建筑”，是二者的统一体。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对以唯心史观为基础的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持否定态度，斥其具有虚假性和非科学性;另一方面，他们也认为意识形态“毕竟是人类史的一个方面”②，因而使意识形态概念又具有了中立性含义。也就是说，意识形态有科学与非科学之分，其虚假性并不是其概念本身的原初特性，它也注定不是资产阶级的专利品。马克思、恩格斯在展开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批判的同时，逐步构建起科学的意识形态理论体系。此后，人们对意识形态的研究都不能避开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从这个意义上讲，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已成为当下人们研究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参照系”③。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意识形态是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相对立的具有无产阶级鲜明阶级性的意识形态，也是当代中国社会的主导意识形态。以马克思及其后继者的基本理论为基础，中国共产党不断开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与实践的新境界，使意识形态逐渐从哲学上的一个理论问题演变为一个关乎国家政治安全与社会稳定、关乎民族的精神状态和价值观念的重大现实问题。
一、意识形态安全：实现政治安全的重要保障
1.意识形态安全是实现政治安全的思想前提
近年来，随着各类网络新媒体的快速发展，国内外信息交流与传播的载体和模式发生了颠覆性的巨变，网络政治参与活动和信息传播内容的激增使国家政治安全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新挑战。基于对我国国家安全形势变化的判断，学界和国家领导高层都十分重视国家政治安全问题。同志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着重强调，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要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从学理层面上讲，政治安全的指涉对象通常为国家政治体系，具体是指国家政治体系不存在颠覆性威胁，具有较高政治合法性，并处于结构合理、功能配合、运转协调、变化有序的良好状态。政治安全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体现，主要包括政权安全、意识形态安全、政治制度安全、政治秩序安全和执政安全等方面的内容。④对于当代中国而言，影响政治安全的内外因素很多。作为政治安全的核心要素之一，意识形态安全无疑具有十分突出的战略地位。意识形态安全一般是针对一个国家或地区占主导地位的思想和政治意识形态而言的，它意味着这些思想观念和价值体系能够从容应对不同社会思潮的挑战，并保持价值观体系的稳定性和适应性。相对于政治安全体系中的其他要素而言，意识形态安全通常更为直接地面临外部政治环境的变化和多元价值观念的冲击。它是国家内政外交的精神防线，也是实现国家政治安全的思想前提。在网络新媒体环境下，信息传播渠道多元，各种意识形态之间的竞争也愈趋激烈，只有不断促进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的时代化和中国化，才能确保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不受威胁，为政治安全的实现提供坚实的思想保障。
2.意识形态安全是促进政治安全的引导力量
意识形态是一国赖以建立的思想基础，是国家政权合法性的理论来源。在政治话语中，意识形态指的就是政治意识形态，其具有的强大渗透力既能瓦解他国的政治意识形态，也能抵御外来思想文化的渗透。如果国家的意识形态本身很脆弱，或者不为大多数民众所认同，或者虽然为大多数民众所认同，但社会中还存在其他的意识形态与其激烈竞争，那么，国家的政治根基就不是很牢靠。强烈的认同意识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整体的国家观念，并内在地形成了一个国家政治安全的民意基础。只有绝大多数社会成员普遍认同国家主流思想体系和价值观念，确保其持续稳定和健康发展，才能实现意识形态安全。如果缺少广泛的社会认同基础，作为共同体的国家也难以实现长治久安。因此，意识形态安全是影响国家政治安全的先导因素，它在国家政治安全体系构建中享有优先地位。概而言之，作为表达社会发展规律和信仰追求的一套价值体系，主流意识形态不仅全面体现了执政党的政治信仰，而且还是执政党确立政治制度、制定大政方针的基本指导思想。在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同时，遵循继承性、开放性和实践性的原则，不断加强理论创新，提升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导向力，并在与新自由主义等西方各种社会思潮的较量中保持优势，不仅有助于化解制度认同风险，增强政治制度的认同吸引力，还有利于提升执政党的凝聚力和号召力，进而巩固执政党的权威地位，实现执政安全。
3.意识形态安全能有效提升政治合法性基础
我国社会正处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攻坚期和关键期。一般而言，成功的政治改革导引政治发展，并为政治稳定提供制度保证，但伴随政治改革而发生的社会转型、文化冲突和利益调整等也可能会给变革中的政治秩序带来各种风险和危机。历史上由于政治改革而带来的各种潜在的社会危机中，合法性危机是最为致命的，因为民众在政治发展过程中对政权或政权代表的认同危机会导致整个政治体系的全面崩溃，从而直接威胁国家政治安全。政治合法性的基础主要由意识形态合法性、程序合法性和有效性合法性构成。可以说，政治合法性的稳定程度直接取决于民众对这三大合法性基础的认同程度。⑤一般而言，意识形态是执政者与民众之间的一种共认的理念，认可与否是广大民众对执政者施政理念形成的价值判断，因而意识形态合法性是执政党巩固执政地位和实现有效执政的重要资源之一，也是实现意识形态安全的根本前提。而程序合法性则认为国家合法性的依据是一整套规则或程序，其中最重要的规则就是政权组织的法律或制度。有效性合法性则具体体现为政府绩效，它往往代表着国家所提供的公共产品对社会需求的满足程度，也是政府获取民众认同最为直接的合法性资源。在社会治理实践中，地方政府往往对绩效合法性尤为偏好，时常动用大量行政资源谋求社会经济发展，通过获取良好的经济增长数据来追求执政绩效的实现。但经验和常识告诉我们，政绩合法性并不是永远靠得住的，高速增长的经济模式不可能一直持续下去，政治权力并不能将有效性长期保持在比较高的水平上。虽然政绩的获得对于执政党具有特殊的重要作用，但如果把执政合法性完全建立在经济绩效上是很脆弱的。概而言之，一个政权的可持续性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政绩合法性，但从长远来看，程序合法性和意识形态合法性却显得更为重要。尤其是在经济新常态和依法治国大背景下，我国国家治理方式发生重大转变，着力推进意识形态合法性构建，确保意识形态安全，将对有效提升政治合法性基础产生更为深远的影响。
二、合法性与有效性：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的挑战
新媒体是以数字传播为核心的媒介形态。在我国，新媒体是比较通俗的说法，其更为严谨的表述是“数字化互动式新媒体”，目前主要是指基于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技术的、能实现信息实时交互传播的多媒体终端传播媒介（如手机媒体）。新媒体意味着技术的进步、传播语境的改变、传播话语权的解构和内容生产方的转变。其具有数字化、传播语境的“碎片化”、话语权的平民化、全民出版等特征。⑥在移动互联网时代，信息流通的低成本、及时快捷和多元主体交互性，使得人们表达不同利益诉求的通道更为顺畅，表达意愿也更为强烈。新媒体在信息传播方面的独特优势使执政党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宣传和推行变得更为高效。与此同时，随着信息传播主体和信息控制权发生根本的变化，社会个体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话语权，新媒体营造的去权威性、去中心化的信息传播生态对传统主流媒体的话语权威和共同体的维护形成了巨大挑战，使当前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着合法性和有效性的双重困境。
1.主流意识形态的合法性面临的挑战
第一，新媒体环境下社会公众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合法性认同呈下降趋势。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是培育公民政治认同、实现社会稳定的重要途径，主流意识形态所产生的凝聚力能够促进社会公众对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给予广泛的心理认同。单靠市场契约是无法维持现代社会的正常运行的，还必须有“契约背后的非契约因素”，即人们共同的价值观和认同感。这些共同的价值观和价值理论体系对于实现意识形态安全、建立和维持良好的社会公共秩序具有潜在的重要作用。但在新媒体传播环境下，开放的政治环境加速形成，信息传播的开放性特征促进了社会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多元化交互发展，也直接加剧了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竞争与冲突，如果这种冲突不能及时疏通和化解，则会削弱社会公众对主流意识形态高度认同的心理基础，从而对意识形态安全造成直接威胁。
第二，新媒体环境下主流意识形态的优势地位面临严峻挑战。在社会急剧变迁时期，往往是各种意识形态粉墨登场之时，也是各种意识形态斗争与较量最为激烈的时期。尤其是在网络新媒体环境下，西方各种意识形态的推广和渗透力度不断加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面临的竞争和挑战更加激烈。随着信息化步伐的快速推进，西方国家充分利用其先进的传播技术输出其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如果社会民众忽略国情民情的差异性，被西方国家的发达程度、价值体系和制度模式所吸引，将势必促进国内外敌对势力的成长，从而增加我们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成本和难度。在新媒体时代，特定的意识形态不可能一直处于不受任何威胁和挑战的真空状态，处于全球化浪潮中的开放的中国，必然要面临同质性非主导意识形态和异质性意识形态的挑战。在某种程度上，目前的中国社会就处于观念多元和意识形态多样化的状态，社会转型期往往是各种意识形态斗争与较量的关键时期，而新媒体环境下的信息传播则更是加剧了这一关键时期的观念冲突，从而使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优势地位不断遭遇挑战。如在《人民论坛》“2013年值得关注的十大思潮”年度调查中，“新自由主义”思潮位居值得关注的思潮首位，且连续四年位列十大思潮前五位。该思潮对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影响之深可见一斑。
第三，泛意识形态化思维容易导致意识形态安全的认知错位，增加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难度。当互联网信息传播技术解决了民意表达不畅和信息不对称等问题时，如果仍继续以传统惯性思维来识别意识形态安全的威胁因素，则容易导致意识形态安全的认知错位。在这种情况下，政府部门往往习惯于将网络传播环境下的意识形态化，将问题的严重性轻易上升到破坏意识形态安全的高度，在处理突发公共事件过程中随意动用政府强制力，这都将在无形中激化社会矛盾和冲突，加剧社会关系的紧张状态。这种泛意识形态化的处理方式，往往容易制造出大量假想敌，掩盖了真实的矛盾根源，延误了社会突出问题的解决。同时，频繁滥用政府强制力等不当的执法方式也容易给民众带来极大的不安全感。面对网络集体行动和因突发事件网络舆情引发的，地方政府如果首先想到的不是设法化解隐藏在冲突背后的各方利益诉求，而是习惯性地对事件超前定性，轻易将其上升到某种政治高度来看待的话，这种思维定式将在无形中凸显我国意识形态的僵化和自我封闭，而僵化是意识形态安全的致命伤。僵化的意识形态不可能成为社会发展的主流，其导致的种种不良后果必然增加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难度。
2.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有效性面临的挑战
第一，新媒体环境下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技术迭代乏力。互联网技术自发端以来，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一直占据绝对的优势，尤其是在全球网络化进程中，发达国家争先恐后、力度空前地实施着国家互联网战略。其目的除了谋求科技和经济发展之外，一个更重要的动机是利用先进的网络信息技术和资本市场上的巨大优势，通过网络传播工具将西方的意识形态传播到全世界，向他国进行政治兜售和文化兜售，以谋求自身政治利益的最大化。就技术层面而言，互联网作为全球性的信息系统，是不具有阶级性的。但它确实同时又可以为不同阶级、政党和国家宣传自身意识形态提供一个媒介，而且，“技术本身也已经成为一种意识形态”⑦。但反观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其技术手段却显得创新不足。互联网技术作为一种信息传播和沟通技术在我国蓬勃发展的近20年时间里，政府部门并没有充分利用互联网技术在信息传播方面的优势。新媒体在改善政府形象、推进意识形态认同方面的突出作用还远远没有发挥出来。与西方国家对互联网和新媒体技术的重视程度相比，我国政府部门在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宣传方面仍然囿于传统的方式，过于相信传统主流媒体的传播效果，漠视网络新媒体工具的传播力量，更谈不上实现新媒体传播技术的周期性迭代。托马斯・迈尔曾指出，“新兴媒体实际上已经成为政党的最大竞争对手，它们和政党争夺受众，争夺对社会主流意见的主宰权。政党的一些传统政治功能，如宣传功能、教育功能等，已在媒体的冲击下丧失殆尽”⑧。在新媒体环境下，如果不能实现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技术的更新，不重视传播过程的优化和传播效果的反馈，将无法有效应对网络社会对意识形态安全形成的威胁与挑战。
第二，新媒体环境下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模式僵化保守。互联网早已超越了单纯技术应用层面的价值，而演变成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数字技术革命正在缔造人类数字化生存的图景，而以信息资源的快速流动与群体共享为核心特征的网络新媒体正在重塑着社会的物质基础、精神结构和社会治理结构。作为一种新兴传播媒介，网络新媒体在促进公民媒介素养提升的同时，也极大地推动了社会个体权利意识的觉醒。尤其是信息传播的即时性、非理性、群体极化和多元互动性等特征，使得新媒体环境下的互动式传播与传统媒体环境下的单向传播模式迥然不同。互动式传播重视传者和受者的内心体验和结果反馈，信息传播的传者不再是一副权威、严肃的形象，信息传播的受者也不再只是被动接受的角色，而是可以根据自身偏好随时主动地做出回应和互动，甚至可以自主设置特定议程表达观点。但显而易见的是，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和宣传仍然倚重于传统的单向传播模式。传统媒体传播模式是中国政治生活的一面镜子，之所以能常年保持其形式、内容不变，并保持其对政治生活的影响力，这是由中国特定的国情所决定的。但这种模式由于不重视网络空间内生、自发秩序的重要作用，变得日渐僵化、保守和不受广大年轻网民的重视。
第三，新媒体环境下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表达显得刻板、乏味。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较量，其实质就是一种话语权的较量。“现代意义上的话语权，其实质就是意识形态主导权”⑨，话语权的丧失意味着意识形态主导权的丧失，意味着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措施失效。互联网对政治话语的影响，最为明显的表现是在信息传播渠道的开放性上。网络新媒体的传播革命已经造成对官方话语权的冲击和分解。在传统媒体时代，只要掌握了传统主流媒体，就能牢牢掌握话语的主动权。党管媒体，保证了官方话语在传播平台、传播渠道、传播效率方面的先天优势，而互联网和新媒体技术带来的传播革命正在挑战这种优势。在鲜活的、生动的、贴近群众心理的网络民间话语面前，官方话语和主流媒体话语的主导地位有被网络民间话语体系解构的风险。
三、意识形态安全的实现途径
网络新媒体技术的发展对人类的认知及交流的方式提出了全新的挑战，传统意识形态安全范式和传播机制已经逐渐不能应对互联网时代的挑战。面对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在新媒体环境下遭遇的诸多困境，我们必须重视意识形态安全的人本关怀，即树立以人的安全为中心的人本安全观。要着力推进意识形态理论创新，提升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同时，要重塑适应新媒体传播生态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以有效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效果。借鉴互联网思维，寻求意识形态安全范式与话语传播的协同创新，是实现新媒体环境下意识形态安全的必然路径。
1.互联网思维：意识形态传播的思维变革
互联网思维是广泛联系对话沟通时代的新思维，与传统思维相比，其具有四个重要特征。第一，具有快速反应能力。互联网思维意味着对外部环境和公众意见始终保持灵敏，并具有较强的反应能力，能及时做出快速的决策行动。第二，具有创新精神。创新是互联网思维的精髓。互联网思维还意味着要具有开放性意识，能主动根据环境的变化及时创新观念，调整机制，更新模式。第三，追求个体体验和评价。在互联网时代，中心化和权威性的话语体系被打破，社会网络中处处是中心节点，社会个体成为供求关系中的主导者，一切产品、服务、理念都将围绕社会个体展开，个体参与感得到充分尊重。第四，具备社会化思维。互联网思维的本质即社会成员都处于一个巨大的社会网络之中，从社会关系链和传播链的角度来看，意味着要重视小微个体的力量，利用社会化媒体对观念、产品或服务进行口碑营销，达到协作共赢的效果。
新媒体传播技术的迅猛发展迫使我们改变传统的惯性思维，以顺应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新特征和新趋势。针对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在新媒体环境下遭遇的种种困境，借用互联网经济活动中盛行的互联网思维来克服这些困境不失为一种思维创新。对于互联网思维这一网络文化领域炙手可热的开放性话题，金元浦教授对其给予了较高评价，“它是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先导理念，是科技革命中范式转换的必然成果，它预示着一种更新的思维方式的酝酿与形成，将带给未来社会更为巨大的变革”⑩。当互联网思维上升为一种思维形态，将会对当今的意识形态传播实践提供一种全新的阐释。根据互联网思维带来的启示，新媒体环境下意识形态的传播主体必须具有开放性意识，能主动根据外界环境的变化及时调整传播的观念、机制和模式。同时，要重视社会个体的参与感，发动和感染一部分社会公众积极参与到主流意识形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过程中，形成传播合力，这将有效增进社会共识，促进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力和号召力的进一步提升。
2.人本安全转向：意识形态安全的基本价值追求
意识形态安全能否有效提升执政党执政的合法性和权威性，与主流意识形态在思想领域的统摄和引领作用分不开，更与人民群众始终保持对主流意识形态的高度认同和自觉践行密不可分。强调意识形态的人本关怀，向人本安全转向，是意识形态安全范式转换的核心，也应该成为意识形态安全的基本价值追求。
人本安全是一种针对传统安全观而提出的批判性概念，其主要关切点是人的安全问题，而不是以国家为主体的安全。自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首倡人本安全这一概念以来，围绕这一理念的价值论争此起彼伏，难以达成广泛的共识。然而，无论何种范畴的争鸣，都只是反映了国际社会不同主体在安全内涵上的主观感知和价值判断上存在的种种差异，价值争论本身将推进人本安全理论的不断完善。依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安全需要是人类最基本的需求。人本安全既是人类发展的前提保障，也是人类发展的最基本目标。从各国的治理实践来看，无论作为目的还是作为手段，人本安全都是人类发展进程中一个关乎政治、安全与发展的基本问题。因为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是社会关系的核心指向，作为社会活动主体的人的生存状态的优化以及人的自主自由发展，也是政治安全的最终评判标准。具体到意识形态领域，随着移动互联网时代社会联结机制的解体和缺失，社会原子化趋势愈加明显，社会个体与公共世界不断疏离，在这种情况下，重视原子化的社会个体的安全威胁和安全需要，也是意识形态安全的应有之义。意识形态安全为个人发展提供了思想保障，社会个体在一个对立的、混乱的价值体系和思想观念环境中不可能获得全面自由发展的机会。同时，人本安全是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目标，意识形态安全也需要每个社会个体的共同努力才能实现。只有树立人本安全观，尊重社会个体的政治主体地位，维护社会个体的合法权益和安全需要，以提升社会个体的满意度为根本动力和价值目标，主流意识形态才可能被社会公众从心理上最大限度地认同和接纳，从而最终促进主流意识形态的安全和优化发展。
3.包容性调适：意识形态安全的优化路径
一个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是该国在长期的生产和生活中，在各种地理、历史和文化因素的作用下，产生和形成的富有民族特色的精神要素的结合体，它是该国国家利益和价值取向的选择和体现，因此，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特殊性。但这种稳定性和特殊性决不意味着意识形态的僵化和自我封闭。意识形态作为观念上层建筑是与时俱进的，它不仅具有社会理想的应然性，而且还具有社会实践的实然性特征，需要随着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状态而不断调整内涵，即尊重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并吸收其中的先进要素，以不断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理论说服力。主流意识形态要想获得持久的生命力，就必须发挥批判精神，把理论创新放在突出位置，不断结合经济社会实践情况的需要，创新表现形态，保持意识形态的理论创新能力，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力、凝聚力和表现力。同时，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意识形态建设，探索新形势下理论宣传的规律，坚持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新的社会实践。也就是说，只有在巩固基本价值理念的基础上保持适度的张力，用一元化的指导思想引领和整合多样化的社会思潮，同时注意包容、吸纳其他社会思潮中的有益养分，避免意识形态走向封闭和僵化，才能在复杂的社会变迁中保持意识形态的适应性和灵活性，并不断推进意识形态体系的创新发展。
4.话语体系创新：意识形态安全的有效保障
在中国的政治实践中，对话语的关注，其实归根结底是对话语权的关注，也就是对“话语”的传播力、控制力和影响力的关注。政治与话语有着天然的、不可分割的联系。政治通过权力对话语实施密切的外部控制;同时，话语对政治也进行着全方位的渗透，话语构成了政治共同体的观念基础。
对信息资源的垄断和占有将造成话语权力的集中和垄断。但在移动互联网时代，随着数字技术和新媒体的普及运用，微博、微信、论坛、贴吧等网络空间造就了一个开放式的自媒体传播平台，在新的传播平台上，之前各种相互隔离的话语渠道被彻底打通。话语权不再是被政府和传统媒体垄断的稀缺资源，也没有任何一种政治力量能够完全禁止公民的话语权利，或者垄断全部的话语传播资源。传统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体系正面临着民间网络话语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消解，作为合法性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必须不断进行话语体系创新。在西方发达国家拥有制网权和网络话语霸权的客观形势下，我们必须构建符合自身发展的话语体系和网络话语权。既要树立适应全球网络化时代的意识形态安全观，也要坚持中国特色的对外话语体系;既要采取社会民众喜闻乐见的传播形式，摒弃那种居高临下的说教风格，也要合理运用符合受众心理需要的政治修辞方式，以适应网络话语体系和网络信息传播的需要，从而实现主流意识形态思想与趣味性的融合。只有不断适应新媒体环境下传播理念和传播技术发展的新要求，增强我国话语体系和价值观念的创造力和感召力，才能最终实现意识形态的安全。
政治安全理论篇10
关键词：美国军校；课程设置；政治教育；教学研究
以西点军校（陆军军官学校）、海军军官学校、空军军官学校为代表的美国军校之所以举世闻名，是与其在人才培养方面的巨大成就分不开的。美国军校名将荟萃、人才辈出，固然是综合因素的结果，不可忽视它雄厚的财力、优美的环境以及其他物质基础等一流的硬件条件所起的作用，但更为重要的是与它确立了高标准的培养目标以及适应时代需要的现代教育思想联系在一起的。既富有创意又严密科学的教学大纲和课程设计与开发为保证美国高标准培养目标的实现提供了的良好的条件。政治学课程的开发和设计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美国军校在政治方面的教学目标和要求。
一、西点军校的政治学课程设置
西点军校的政治学专业课程由社会科学系开设，主要讲授经济学和政治学相交叉领域的课程。每门核心课程和选修课程都旨在为学员提供解决现实世界问题的方法论，教学内容与学员未来作为普通公民或军官的身份和职责相称。所有三年级学员都要求通过经济学原理和美国政治学课程，二年级学员则要求通过国际关系课程。此外，美国西点军校社会科学系还提供相应的选修主课程，支持跨学科的研究和管理课程。
西点军校要求政治学专业学员要确定自己的政治学研究领域和主攻方向的选修课，学习政治学的学员要选修该课程的研修方法、理论和范畴，学员的选修课程应以美国政治学、比较政治学或国际政治学三个领域中的一个为主。美国政治学领域选修内容包括美国的政治机构和决策过程，学员通过重点学习国内政治环境来研究和分析政治现象。比较政治学领域选修课是从跨文化的角度来研究政治问题，学员将政治机构置于多样化的环境中来认识其性质和重要性。国际政治学课程则以“国家行为的动机何在”和“国际关系是如何反映合作与矛盾的”这两个问题为中心，学员要学习国际行为的理论、国内机构的影响和国际关系中存在的问题。从事政治学领域学习的学员要求选该领域的9门选修课，主修这一领域的学员还要另加两门选修课，从而为他们更深入地学习政治事务提供机会。
社会科学系的课程分标准课程、高级课程和选修课程三类，在学习这三类课程中的某些课程之前，系里还规定了预修课程。美国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的标准课程在第一学期或第二学期进行。学习美国政治学没有规定预修课程，这一课程主要向学员介绍美国民主政治的基本内容和比较美国民主的理论观点，着重于“谁掌权”和“结果是什么”。国际关系课程的目的是向学员介绍国际政治的基本概念，以及要学员掌握评估“国家为什么会有如此行为”的必要分析工具。
政治学类的高级课程主要有高等美国政治学和高等国际关系学，也在第一学期或第二学期进行。学习高级课程须得到任课主任的批准，并预修美国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的替代课程。高等美国政治学主要使学员有机会研究政治思想、政治组织和政治行为之间的复杂关系，通过一系列的写作练习来提高学员的批判思考能力。高等国际关系学与国际关系学涉及的内容一般相同，但更重视相应内容的深入分析研究，国际关系的分析是在对外政策、国际间的相互作用和国际政治层次上展开的。
政治学类的选修课程设置也很有特色，将近有30门。例如：《政治分析学》《比较政治学》《大众传媒和美国政治》《官僚政治和团体政治》《政治和文化人类学》《政治思想和观念》《政治参与学》《美国总统》《立法政治》《国际关系理论》《美国对外政策》《前苏联的政治和政府》《东亚政治和政府》《欧洲政治》《中东的政治和政府》《拉丁美洲的政治和政府》《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国际政治经济》《国际安全研究》等。
二、海军军官学校的政治学课程设置
海军军官学校政治科学专业的设置是为了让未来的海军军官更好地理解国内外政治体制的结构和功能，为他们从事政治分析研究提供一个分析框架，这一宽范畴、跨学科的教学计划按一定的顺序培养政治科学技能。这个专业主要开设国际关系和美国政府机构方面的基础课程，重点熟悉美国宪法。高层次的课程让学员有机会研究法律以及政治理论、政治制度和政策分析，以及从事欧洲、拉丁美洲和亚洲地域研究。每年由政治科学系和人文科学部发起主办海军军官学校外交事务研讨大会，该会议已经成为全美最重要的在校生大会之一，吸引了来自国内外多所院校的教授和学生与会，参加大会的还有高级外交官、军事领导人和媒体记者。学校成立了一个活跃的联合国模拟俱乐部，组织中学生会议，并参加一系列大学生会议。
海军军官学校政治科学专业共开设课程39门，学校对每门课程都提出了明确的教学目的、要求以及学员选课条件。具体课程有《美国政府和宪法的沿革》《美国政府和宪法的沿革》《国际关系引论》《政治科学方法》《信息技术》《国家安全和国际关系》《美国外交政策的形成》《欧洲比较政治学》《拉丁美洲比较政治学》《拉丁美洲国际政治》《美国政治哲学》《美国总统制》《立法过程》《非民主政治》《政治心理学》《军民关系》《中国和日本政治》等。
三、空军军官学校的政治学课程设置
政治科学专业是空军军官学校众多专业中一个颇有特色的专业，由政治科学系开设。政治科学专业旨在培养对政治和社会政策的本质与进程有综合理解力的空军军官，其独特之处在于培养出的学员能够理解国内外政治事务，并将相关领域作为他们的职业。本专业除了5门必修政治科学课程，学员还可以深入广泛地学习各种政治课题。除此之外，希望副修外语的学员还可以利用政治科学专业的4门选修课。对于攻读比较政治学和开展地域政治研究的学员，这种选修更有价值。政治科学系的专业简介指出：“政治科学专业造就的人才在未来的任何领域都会成为一名出色的政治军官。它能够帮你理解国际政治体系，即军事力量借以发挥作用的主要地方。主修政治科学专业也培养你进行研究、交际、严谨思维的能力，使你理解作为一名军官，你所应发挥的作用。它能使学员更好地理解决策与政策制定的过程，能否做到这一点将影响今后的事业。最后，毕业后如果到国外执行任务，对国际政体和美国国家安全政策的领悟，将使你充分发挥领导作用。”对有意从事作战、情报、反情报、计划部署、国外军事援助、政治军事事务以及驻外武官等职业的学员来说，政治科学专业尤其适合。许多不参与作战工作的政治科学专业学员，选择情报专业，那时就更离不开政治和安全方面的知识了。
政治科学系政治学课程也有30多门，主要有《美国政府与政治》《政治科学引论：综述和方法》《政治理论》《国际政治与国家安全》《国际关系论》《美国政治制度和理论》《比较政治研究》《政治比较研究》《美国国家安全》《国际安全》《国际冲突、地区暴力事件及恐怖活动的处理》《美国对外政策》《当代国际安全议题》《国际政治经济》《国际组织与全球问题》《美国政治思想》《安全政策比较》《政治与情报》《美国空间政策》《欧洲政治》《亚洲政治》《拉美政治》《中东政治》《非洲政治》等。
四、美国三大军校政治学课程设置对中国的启示
毋庸置疑，美国军校的整个教育计划体系特别是在政治学课程开发与设计方面的成功之处是显而易见的。美国军校的政治学课程设计是很有创意的，教学内容和方法也是非常科学的。一是政治学课程选题的全面性。选题几乎涉及政治学研究的所有领域，不仅包含政治实体、政治文化、政治制度、政治行为、政治心理、政治关系等不同层面的内容，而且覆盖美国政治、国际政治、地区政治、国别政治等不同方面特别是涉及了当今世界有较大影响的主要国家和地区，对学员系统了解和掌握政治学的基本概念和基础理论以及国内外政治概貌很有帮助。二是政治学教学内容的针对性。如针对美军执行全球战略任务的需要，加强了国家安全和国际安全、国际组织以及国际关系、外国政治的课程内容。三是教学方法的灵活性。如小班教学、主题讨论等，贯穿了启发式、探讨式教学原则，有利于发挥学员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四是思想教育的隐蔽性和渗透性。毫无疑问，美国军校的教育是有政治目的的，政治学课程更是直接为这个目的服务的一种教学安排。通过政治科学课程将思想政治教育寓于政治知识教育之中，这就能够使学员在不知不觉中接受符合美国政府需要的政治价值观，树立起维护美国政治体系以及称霸全球的信心。
良好的教学计划和课程设计目标最终要靠教师来实现。美国军校的师资力量很强，高素质的教职人员为培养高质量的人才提供了人力资源保证。在拥有51名教职人员的西点军校社会科学系，全部教职人员都具有硕士以上学位，其中教授兼系主任1人，上校，博士；教授3人，博士；副教授1人，博士；助理教授15人，博士或硕士；教官（讲师）31人，硕士。此外，西点军校还经常聘请地方高校、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以及政府官员和各界名流到校讲学。空军军官学校虽然只有4000名学员，但却有包括50o多名军职和文职教官以及来自美国各地的数位客座教授，还有一些来自其他军种或国家的交流军官。教官都具有硕士或硕士以上学位，其中具有博士学位的占50％左右，学员与教官的低比例，加上每班只有15～20名学员，使得师生之间的关系融洽。海军军官学校有教官600人，分为军职和文职两类。多数文职教官从名牌大学取得博士学位，站在本学科学术前沿；军职教官来自海军部队，两、三年轮换一次，给部队带来了新的思想和信息。多数教学班由10~20名学员组成，有利于教学相长。政治科学系也有一大批高学位、高职称、高水平的教师。政治科学系的专职教官有24名，其中主任1人，教授，博士；副主任1人，高级讲师，法学博士，文科硕士；其他22人，其中教授8人，副教授5人，助理教授1人（博士），讲师8人。
美国三大军校的整个教育体系特别是在政治学课程开发与设计方面的经验，不仅对中国的军校教育而且对中国地方高校、党校（行政学院）包括理工类院校（系）的政治类课程开发与设计都有很大的启发意义，值得我国军地各类院校在教育改革特别是改进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中加以学习和借鉴，即学员政治素质的培养和提高必须建立在对政治知识的系统把握基础之上。为此，我们除了加强传统的以培养和提高学生思想政治觉悟为主要目的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力度，还必须重视普及以扩大政治知识面和政治视野以及掌握政治技能为目标的现代政治科学和公共行政教育。此外，支持我国军校政治学科的建设与发展，也应该成为我军政治建设和中国政治学发展的一项重要任务。
参考文献：
[1]冷承槐,詹懋海,赵刚主编.海军军官学校[m].北京:军事谊文出版社,2000.
[2]杨海蛟主编.新中国政治学的回顾和展望[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
[3]高民政.美国海军军官学校与政治学[J].世界教育信息,200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