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安全的含义篇1
关键词：国家安全;西方政治思想;马克思主义理论
十多年前，当东西方冷战结束，世界战略格局重组时，许多人曾预言，人类社会正在从非理性的对抗走向建设性的对话，从无休止的冲突走向互利性的合作，世界可能比以前相对安全。国际形势总体上趋于缓和，一度成为各国政治家和学者的共识。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改革开放步伐加快，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综合国力大大增强。同时，中国积极开展多边外交和国际合作，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的作用不断增强。中国总的安全环境是好的。然而，国际形势风云变幻的现实无情地昭示人们:国际形势空前复杂，人类社会很不安宁。中国的内外安全环境也已发生了新的变化，安全需求和压力在加大。中国的改革开放进人了新的时期，新旧矛盾交错而复杂。中国加人wto，既要参与又要改造不公正不合理的旧经济体制。中国经济要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和贸易战。美国等西方国家继续对我进行“分化”、“西化”，进行渗透、颠覆和分裂活动。“9·11”昭示恐怖主义危害上升，新世纪“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世界仍然很不安宁”。因此，在新的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要增强忧患意识，居安思危，重视国家安全研究，维护我国国家安全，全面应对新世纪的新挑战。
在国际政治中，安全是一个基本的概念，也是一种基本的价值。现实主义理论代表人物阿诺德·沃尔弗斯很早就提出，安全“是一种价值”，是国际政治研究的“起点”和“落点”。安全思想和国家安全思想在历史上的出现，相对于“安全”及“国家安全”概念，要早得多。早在中国古代重要历史文献《易经》中，就包含着安全的思想，其“泰卦”中的“泰”字，就有通达、安全之意。《易经》中还有这样的说法:“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尚书》也有类似的提法:“思则有备，有备而无患也。”我们甚至可以说，有了人类就有了安全思想，有了国家就有了国家安全思想。所以说，国家安全思想是一个历史范畴，其内涵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扩展的。国家安全思想又是一个相对的“文化”范畴，西方政治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对“安全”思想的理解有很大差异。也就是说，不同的国家或国家处于不同的历史阶段，对国家安全会有不同的认识，会追求不同的安全目标，采取不同的安全手段。
一、西方政治思想中的国家安全思想
从词源上讲，“安全”一词来源于英语中的“确定”(sure)和法语的(suf)。在牛津大词典中，其定义为“拥有或足以提供信心，保障和确定的状态”。以此观之，免于安全之困就是拥有发现事物可预见性与认识客观事实的知识和信心。
在现代西方语系，特别是在英语语系中，安全的词汇有两个，分别是Security和Safety，含义都是免于恐惧担心和危险等的状态或感觉，即免于怀疑和不确定。在法语中，表示“安全”含义的也有两个词，即Security和surety，分别表示“感觉”和“状态”。综合来看，“安全”在西方语系中，也表达了两层含义，一种是主观感觉，一种是客观状态，即客观上不存在威胁、主观上不存在恐惧。动词“使安全”(tosecure)最初也是用来描述人的，后来被用于国家。
政治安全的含义篇2
关键词：国家安全;西方政治思想;马克思主义理论
十多年前，当东西方冷战结束，世界战略格局重组时，许多人曾预言，人类社会正在从非理性的对抗走向建设性的对话，从无休止的冲突走向互利性的合作，世界可能比以前相对安全。国际形势总体上趋于缓和，一度成为各国政治家和学者的共识。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改革开放步伐加快，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综合国力大大增强。同时，中国积极开展多边外交和国际合作，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的作用不断增强。中国总的安全环境是好的。然而，国际形势风云变幻的现实无情地昭示人们:国际形势空前复杂，人类社会很不安宁。中国的内外安全环境也已发生了新的变化，安全需求和压力在加大。中国的改革开放进人了新的时期，新旧矛盾交错而复杂。中国加人wto，既要参与又要改造不公正不合理的旧经济体制。中国经济要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和贸易战。美国等西方国家继续对我进行“分化”、“西化”，进行渗透、颠覆和分裂活动。“9·11”昭示恐怖主义危害上升，新世纪“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世界仍然很不安宁”。因此，在新的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要增强忧患意识，居安思危，重视国家安全研究，维护我国国家安全，全面应对新世纪的新挑战。
在国际政治中，安全是一个基本的概念，也是一种基本的价值。现实主义理论代表人物阿诺德·沃尔弗斯很早就提出，安全“是一种价值”，是国际政治研究的“起点”和“落点”。安全思想和国家安全思想在历史上的出现，相对于“安全”及“国家安全”概念，要早得多。早在中国古代重要历史文献《易经》中，就包含着安全的思想，其“泰卦”中的“泰”字，就有通达、安全之意。《易经》中还有这样的说法:“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尚书》也有类似的提法:“思则有备，有备而无患也。”我们甚至可以说，有了人类就有了安全思想，有了国家就有了国家安全思想。所以说，国家安全思想是一个历史范畴，其内涵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扩展的。国家安全思想又是一个相对的“文化”范畴，西方政治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对“安全”思想的理解有很大差异。也就是说，不同的国家或国家处于不同的历史阶段，对国家安全会有不同的认识，会追求不同的安全目标，采取不同的安全手段。
一、西方政治思想中的国家安全思想
从词源上讲，“安全”一词来源于英语中的“确定”(sure)和法语的(suf)。在牛津大词典中，其定义为“拥有或足以提供信心，保障和确定的状态”。以此观之，免于安全之困就是拥有发现事物可预见性与认识客观事实的知识和信心。
在现代西方语系，特别是在英语语系中，安全的词汇有两个，分别是Security和Safety，含义都是免于恐惧担心和危险等的状态或感觉，即免于怀疑和不确定。在法语中，表示“安全”含义的也有两个词，即Security和surety，分别表示“感觉”和“状态”。综合来看，“安全”在西方语系中，也表达了两层含义，一种是主观感觉，一种是客观状态，即客观上不存在威胁、主观上不存在恐惧。动词“使安全”(tosecure)最初也是用来描述人的，后来被用于国家。
现代意义上侧重于国家军事和外交含义的“安全”一词，只是到了18世纪末才被广泛地使用。当时理性主义和启蒙主义盛行，在霍布斯、卢梭和孟德斯鸿等人看来，个人出于寻求安全和自由的目的，通过契约结成国家来保障自身的安全与自由。
西方政治思想中，安全思想在最基本的意义上，是指个体的生命，心灵、躯体及其(主要就人类而言)外在所有物不受任何力量、特别是暴力的侵犯和损害。西方安全思想最早可追溯于作为西方政治思想之本的自然法(naturalLaw)观念中，自然法是一切法律的依据，它是建立在人性基础之上的。国际法之父格老秀斯认为:“自然法的根本原则:一是各有其所有，二是各偿其所负。”还认为:“‘他人之物，不得妄取;误取他人之物者，应该以原物和原物所生之收益归还物主，有约必践，有害必偿，有罪必罚’等等，都是自然法”英国哲学家霍布斯认为:不存在最高权威时，人处于“纯粹的自然状态(stateofnature)”中，自然状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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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个王国，在这个王国中，人们只被强烈的自然情感所控制。由于自然状态中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每个个体都会与其他人发生冲突，正如处于“自然运动”中的其他类型的自然体之间的冲突一样。由于这些原因，自然状态中的生活的确是“贫穷、鳗龋、残忍以及短寿”的，对权力进行角逐的斗争也是根本性的。因此，霍布斯形容这种自然状态是充满暴力和战争的无政府状态，是一种“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状态(awar,asisofeveryman,againsteveryman)”。所以，霍布斯最后认为:虽然有多种自然法的原则存在，如果没有某种权威使人们必须遵守它，自然法不过形同虚实，人们仍会互相冲突，安全仍不能得到保障。因此为了社会的共同利益，为了和平与安全的需要，在理性的启迪下，人们便订立契约，各人都放弃了自己管理自己的权利，把它交给某人或某个集体，让他或他们拥有权威和力量来管理社会……这就是伟大的利维坦的诞生。在这里，霍布斯指明国家创建的目的是在于维护和平与安全。
此后，洛克对格劳秀斯的自然法观念，进行了深刻的个人主义改造，也对霍布斯所说的自然状态进行了攻击，洛克把自然状态看作是“和平、美好意愿、互助以及保存”这样一种状态，并认为，自然权利本质上有三种:生存权、自由权及财产权。洛克断言，人自己的财产权和尊重他人财产的责任同时存在，人的这些权利和责任的产生并不是利维坦所决定的。但是，生存和自由的权利不可能被证明，因为它们是显而易见的公理。由此，安全可以得到它最明确、最简洁也最基本的哲理界定:个人安全即个人的生命、自由、财产权利无虞侵害和剥夺，只要其实际行使不侵犯其他个人同等的当然权利;国家安全依照个人/国家之比拟，即国家安享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和选择国内生活方式的自由，只要它同时尊重其他国家同等的当然权利;国际安全即在国家普遍安全的前提下，国际社会处于类似洛克式“自然状态”的那种和平、有秩序和较有道德的无政府状态。
英国学者曼戈尔德(petermangold)在《国家安全与国际关系》一书中指出，从词源上讲，“国家安全”是个美国概念，尽管在第四任美国总统麦迪逊(J·madison)的著作中可找到有关的思想，但它的出现只是近几十年的事。据他考证，“国家安全”的现代用法最早出现在美国报纸专栏作家李普曼(walterLippmann)年的著作《美国外交政策》(USForeignpolicy)中。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这个提法才成为国际政治中的一个常用的标准概念，成了取代诸如军事事务、外交政策、外交事务等较陈旧词汇的新提法。“安全”一词从指称个人的福利，转移到了国家的专利，个人反倒成了它的手段。国家利益的概念也发生了变化。从罗斯福新政时指国民福利，发展到了冷战时期专指国家安全。
阿诺德·沃尔弗斯对安全作了这样的解释，他认为:“安全，在客观的意义上，表明对所获得价值不存在威胁，在主观的意义上，表明不存在这样的价值会受到攻击的恐惧。”也就是说，安全(security)通常是指没有危险，免于恐惧。安全指以下三种状态:一是客观上不存在威胁，二是主观上不产生恐惧，三是后果上不蒙受损失，反之，都是一种不安全。具体到国家安全领域，安全就是指国家不存在威胁，免于恐惧，国家利益不受损失。国家安全包括国家内部安全和国家外部安全。传统的国家安全概念主要是指国家的生存不受威胁。就国家外部安全而言，主要是指不存在军事威胁和军事人侵。可以说，战后至今在西方政治思想中居于主导地位的视权力为国际政治本质的现实主义理论，是地地道道的国家安全观，即现实主义的均势安全观。现实主义的均势安全观，连同自由主义的制度安全观、建构主义的安全共同体观，是目前在西方国际政治领域主要存在着的三种安全理论。
冷战结束后，两极格局解体，国际安全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这种变化集中表现在:原来被冷战掩盖的各种矛盾日益凸现出来，威胁国家安全的因素日趋复杂化、多样化。针对冷战后安全领域出现的新现象和新问题，西方学者提出了“非传统安全”和“新安全”的概念，以示区别于冷战时代的“传统安全”概念。“非传统安全”和“新安全”等概念的提出和思想的发展，大大丰富了国家安全思想的哲理内涵。这些概念涉及的很多问题尚无定论，甚至是学术界根本未仔细讨论过的，有待进一步探索与完善。
二、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安全思想
政治安全的含义篇3
[关键词]转型目标 横向的制度安排 纵向的制度安排 创新
[中图分类号]F1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1)04―0066―06
关于中国经济转型的研究在逻辑上应该包括转型路径研究和转型目标研究两部分。但是，长期以来研究的主体集中于前者而忽视了后者。这一倾向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是明显而巨大的：一方面，学术界在某种意义上放弃了探索可以与世界主要市场经济类型并列的中国型市场经济的可能性，其结果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经济学含义没有得到全面的论证，中国实践的理论意义被矮化；另一方面，忽视对转型目标的具体内容的研究，屏蔽了解决中国经济发展中出现的一系列难题的潜在方案。
一、转型目标：被忽视的研究方向
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热烈关注，而近年的金融危机让这一热潮继续升温。在这些研究之中，外国观察家关于“北京共识”的研究由于将中国的经验赋予与“华盛顿共识”对立的地位而备受重视。需要指出的是，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关于中国改革的新一轮研究和20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我国经济改革的主流论述在实际内容上并没有本质差别。首先，两者都将渐进主义和试验主义视为改革成功的主要原因。其次，更为重要的是两者都将转型路径而不是转型目标作为研究的重点。所谓转型路径指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途径和方法，而转型目标则指过渡完成之后出现的经济模式的形态和性质。很明显，转型路径和转型目标之间存在相互影响，两者共同构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经济学含义。一方面，路径依赖导致转型路径影响转型经济的形态和性质；另一方面，对转型目标的设计也必然影响对转型路径的选择。但是令人惊奇的是，尽管世界范围内的市场经济明显存在不同的模式，在关于中国经济改革的文献之中却基本不存在对转型目标问题的深入讨论。
这一现象在很大程度上与我国学术界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把握有关。第一，传统的表述主要从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影响、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国有经济的地位和宏观调控的作用等方面来界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际上，这样的界定是从市场机制的地位和企业制度的形态；以及国有经济的强弱和宏观调控的有无等两组因素来突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的内涵。从市场机制和企业制度来看，长期以来我国学术界的主流，有意或无意地将美国型市场经济和美国型企业制度等同于市场经济和现代企业制度的唯一形式。因此，我们对市场经济本质的认识基本是在以美国型市场经济为唯一参照物的基础上展开的。在这样的认识之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代表市场经济的部分基本没有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研究价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经济学含义只能体现在国有经济和宏观调控之中。但是，宏观调控和国有经济广泛地存在于先进工业国，其地位和强弱也处于不断变化的过程之中。进一步地，在我国经济的现实运行中，国有经济更多地作为政府引导经济发展的基础而存在，并没有明显地对国民经济的其他所有制成分的制度建设发挥示范作用，这些因素能在多大程度上从“量”和“质”两个方面反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社会主义的特色也仍有疑问。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代表社会主义部分的政治经济学含义有下降的危险。第二，我们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解在相当程度上是从计划与市场的关系的角度进行的，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混合经济体制论的痕迹。但是，制度经济学的发展表明，与生产过程相关的微观层面的制度安排和创新活动才是区分主要市场经济类型的基础。第三，这样的界定在破除计划和市场不能共存的认识的同时，也间接地否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在经济计划和国有经济之外能够体现“社会主义”因素的存在，以及这种因素影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当中体现“市场经济”因素的性质和形态的可能性。
以上原因导致我国的学术界无意亦无力分析转型目标问题而将注意力集中于转型路径研究。客观地说，在经济转型的初期，与走向何种市场经济即本文所说的转型目标问题相比，选择何种转型路径以完成向市场经济的转变是更为紧迫的课题。但是在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地位已经确立、调整经济结构和利益分配格局的重要性上升、制度经济学的进展和世界经济的演变表明，美国型市场经济并非唯一有效且完美无缺的制度安排的情况下，对转型目标，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经济学含义进行研究的必要性正在上升。长期忽视对转型目标的研究，这不但有使中国的实践成为对美国型市场经济的无声复制的危险，而且限制了我们解决改革中出现的具体问题的思路。
本文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经济学含义存在显在的和潜在的两个侧面。在现阶段，宏观调控和国有经济无疑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经济学含义的主要载体。但是，这样的含义更多的是显在的，并没有涵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经济学含义的全部内容。
二、交易形态与创新活动：市场经济的类型学分析基础
市场经济多样性理论在上世纪80年代之后取得的进展，集中地体现在比较制度分析学派关于美日经济体系和美日企业行为的比较研究之中。相对而言，典型的美国企业(a企业)在劳动市场、制品市场和金融市场中的交易行为更多的是短期的、交易对象往往是流动的；而典型的日本企业(J企业)在上述市场中的交易行为更多的是长期的、交易对象往往是相对固定的。青木昌彦指出企业在上述三种市场中形成的交易惯例之间具有互补性，并从信息流动的角度对这些“风格化事实”进行整理。他认为a企业的信息结构更多的是垂直型的，而J企业的信息结构更多的是水平型的。青木昌彦证明两种信息结构都可能达到最优。图1所示的这一分析视角为市场经济的类型化提供了理论基础。
20世纪90年代之后，管理学家持续地对典型的美国和日本的企业行为进行比较。以基于产品建构的企业竞争力理论为依据，通过将产品建构的概念一产品结构(或工序)与产品功能之间的对应关系一引入组织理论，这些学者认为，在产品建构具有模块型特征的产业(it、软件、生物制药、金融等)之中，模块型的组织原则更易于促进竞争力的形成，而在产品建构具有集成型特征的产业(汽车、摩托、高级家电等)之中，集成型的组织原则有助于竞争力的形成。换言之，如表1所示，产品建构和组织建构之间的匹配关系是企业竞争力和创新活动的源泉。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所说的集成型和模块型的组织原则高度接近比较制度分析学派所说的理念型意义上的美国企业和日本企业的组织形态。至此，比较制度分析学派的分析获得了具有实证基础的支持。必须提及的是，尽管理念型意义上的美日企业的实践更接近模块型和集成型的组织原则，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美日企业所形成的组织形态已经达到极致而无法赶超。
欧美学者从制度互补性角度所进行的分析也值得关注。豪尔和索斯吉斯认为，市场经济可以分为自由市场经济和协调型市场经济两种，英美是前者的代表，而德日是后者的典型。习前者的特点是由市场机制对经济进行协调，而后者的特点是由制度对经济进行协调。类似地，阿玛布从产品市场的竞争形态、劳资关系、金融体系、社会保障和教育等五个制度领域出发，运用计量分析的方法将市场经济区分为市场基础型、亚洲型、欧陆型、社会民主主义型和地中海型五类，其中的市场基础型和亚洲型的代表分别是美国和日本。在研究方法方面，豪尔和索斯吉斯的研究尽管属于政治学领域，但是其研究团队将企业作为分析的焦点。他们在其著作的日文版序言中指出，德日的区别在于德国经济中的协调机制主要以产业为中心而存在，而日本经济中的协调机制主要以企业为中心而存在。如果用更为通用的术语来表述，那么可以认为德国是法团主义，而日本则是企业层面的法团主义。类似地，阿玛布在其著作的日文版序言中不但直接承认青木昌彦的研究对其有重要影响而且将科技与产业特征这一与企业行为密切相关的变量作为分析的主要因变量。因此，市场经济多样性理论领域的这两项最新的重要研究不但在主要研究工具(制度互补性)和主要分析方向(企业)方面与比较制度分析学派具有明显的共同点，而且其对市场经济所进行的类型化也基本上是对比较制度分析学派的美日比较的扩充和细化，没有明显超出前者的范围。在这个意义上说，在现阶段，以比较制度分析和基于产品建构的企业竞争力理论为基础的市场经济的类型学仍然是我们思考我国市场经济的特征及其发展方向时最有理论价值的参考之一。
需要注意的是，市场经济的类型学最终指向是企业层面的组织创新和技术创新。也就是说，创新的形态和性质正在成为区分市场经济类型的核心变量。因此，本文的研究问题可以表述如下：从制度经济学的传统出发，以创新活动为中心，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经济学含义进行体系化的整理。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经济学含义和现实选择
在第二节的语境之下，分析作为转型目标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经济学含义时，我们将遇到以下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第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代表市场经济的部分是否可能在逻辑上不同于美国型和日本型市场经济；第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代表社会主义的部分，是否可能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代表市场经济的部分的形成和发展产生影响。因此，我们需要发展出一种和第二节所讨论的市场经济多样性理论的主流研究所使用的分析方法相容的分析框架，并以此为基础对上述问题进行回答。
第二节提及的市场经济多样性理论的主流研究在方法论方面存在两个问题。第一，没有将所有的交易形式统一到一个分析框架之内。近年来获得迅速发展的包括比较制度分析在内的广义的制度经济学均将交易视为经济分析的基本单位。这一思路明显来自旧制度经济学。但这些研究涉及的金融、制品和劳动力市场中的交易不是旧制度经济学家所列举的交易形态的全部。如表2所示，康芒斯认为交易可以分为交涉型交易、管理型交易和配给型交易。交涉型交易的典型是产品市场中的买卖行为，管理型交易的典型是企业内部的劳资关系，而配给型交易的典型则是判决和政策。另外，新旧制度派学都没有把自然资源和土地市场纳入分析框架。第二，与上一个问题相关，这些研究者将交易形态的形成视为自发的，忽视了政策和法律因素的影响。实际上，从康芒斯对交易的定义出发，如图2所示，我们可以发现配给型交易必然对企业内部的管理型交易和企业之间的交涉型交易的形态和性质产生影响。
将康芒斯提示的交易类型和资源、土地市场中的交易统合进第二讨论的主流分析框架之后，我们可以获得如图3所示的新的分析框架。
从图3所示的分析框架出发，我们可以发现作为转型目标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可能在以下方面获得清晰的政治经济学意义。
第一，在资本主义国家之中，交易形态主要是市场进化的结果。而在我国，交易形态的形成可能是市场进化和政府介入双重影响的结果。第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经济学含义可能存在于资源和土地市场的交易之中。在我国，由于资源和土地为国家所有，所以政府可以主导这一市场之中的交易形态并影响交易所产生的收益分配。第三，政府可以通过对金融、制品和劳动力市场中的交易施加影响来获得对宏观经济的控制或实现对所得分配的调整。第四，依据市场经济多样性理论，在具有不同技术特征的产业群之中，更有助于竞争优势的形成的组织原则和交易形态各有不同。不同的先进工业国中往往存在处于主导地位的组织原则和交易形态，其结果是这些国家往往只在同一类产业中发展出明显的竞争优势。由于我国地域之间存在文化上的差异，所以有可能分别在集成型产业和模块型产业中都发展出与之匹配的组织惯例和交易形态并在这两类产业中都形成竞争力。第五，不同的产业群要求不同的组织原则和交易形态与该产业的技术特征相匹配，而我国有可能形成国有经济致力于发展更需要长期稳定的交易环境的集成型产业，而民营经济在模块型产业占据优势的格局。随着民营经济向集成型产业扩展，有可能出现民营企业在研发人员的雇佣形态和某些关键性企业间关系方面引进国有企业的比较长期而稳定的组织形态和制度安排的可能。换言之，在长期内有可能出现国有企业在特定领域向民营经济输出组织原则和制度安排的可能。
以上述分析为基础，我们可以从生产和分配、横向制度安排和纵向制度安排的角度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经济学含义进行分类。本文对横向的和纵向的制度安排的定义借鉴了康芒斯对交易形态的区分。所谓纵向制度安排指与配给型交易有关的制度安排，其典型是政府通过法律或政策自上而下的主导的制度安排，而横向制度安排指与交涉型交易和管理型交易有关的制度安排。
政治安全的含义篇4
知识点一：依法治国坚持原则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坚持以下原则
(1)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
(2)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人民是依法治国的主体和力量源泉，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政治制度。
(3)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平等是社会主义法律的基本属性。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必须尊重宪法法律，都必须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都必须依照宪法法律行使权力或权利、履行职责或义务，都不得有超越宪法法律的特权。
(4)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
(5)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
知识点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一)主要内容：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国家价值目标)
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社会价值追求)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个人价值遵循)
(二)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的意义所在
1、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需要
2、提升中华民族凝聚力向心力的需要
3、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需要
4、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
5、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需要
知识点三：一国两制的含义和基本内容
简述“一国两制”的含义和基本内容。
含义: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国家的主体坚持社会主义制度，香港、澳门、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他们作为特别行政区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长期不变。
基本内容：
(1)一国两制的基础是一个中国，在国际上代表中国的只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2)实行两种制度。作为国家主体的大陆地区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台港澳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
(3)保证台湾、香港、澳门的高度自治和繁荣稳定。
(4)实行一国两制长期不变。
知识点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主要内容
(1)人民民主专政制度。人民民主专政作为我国的国体，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
(2)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政体，是适合中国国情的根本政治制度。是以民主集中制为组织原则。
(3)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种制度既不同于西方的两党制或多党制，也不同于一党制。
(4)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我国一项重要的政治制度，核心是保障少数民族当家作主，体现了民族平等、团结和共同繁荣的原则。
(5)坚持和完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
知识点五：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科学内涵和重要意义。
内涵：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
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1)理论意义：
第一，是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第二，是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深化，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
第三，是对共产党执政规律认识的深化，是党执政理念的升华。
(2)实践意义：
第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建设)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利于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第二，有利于调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
政治安全的含义篇5
〔关键词〕紧急状态，事实状态，法律状态，紧急权力
〔中图分类号〕D911.0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175（2015）01-0109-06
〔收稿日期〕2014-07-19
〔作者简介〕陈聪（1981-），男，江苏大丰人，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生，理工大学法学教研室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法理学、宪法学。
实施紧急状态是应对危机的重要举措，“紧急状态”亦是应急法治中的一个关键概念。然而，我国现行法律中的“紧急状态”一词很容易和、战争状态、突发事件等相近概念混淆。“紧急状态”这一法律概念，究竟意指法律设定的一种法律状态，还是自然或社会形成的事实状态，在特定法律条文中并不清楚。概念界定的混乱不仅影响着紧急状态法律体系的建立，也制约着相关学术研究的深入，并对紧急状态这一特殊时期的权力行使产生消极影响。“概念乃是解决法律问题所必需的和必不可少的工具。没有限定严格的专门概念，我们便不能清楚地和理性地思考法律问题。”。〔1〕（p504）本文探寻“紧急状态”一词具有的两种不同含义，结合我国相关法律条文，分析“紧急状态”法律概念的混乱问题，并尝试提出“紧急状态”含义混乱的解决之道。
一、作为法律状态“紧急状态”与作为事实状态“紧急状态”的区别
法治是正常法治与非常法治之和。在正常状态下，法治社会主要通过在法律范围内的自我调节自动运行着，除非出现违法情形，政府一般没有理由干预或侵犯公民的各项权利。但由于自然或人为的原因出现了一些紧急性的情况，社会单靠自身的力量无法维持正常秩序，国家安全受到威胁时，政府必须积极干预以解除社会危难。〔2〕（p346）可以说，我国2004年“紧急状态”入宪进一步完善了我国非常状态下的宪法秩序，即便是在非常状态下，国家和社会仍然应以法治的形式运转。
按照我国现行宪法的规定，宪法规定的“紧急状态”和“战争状态”是一种相对于平常状态的法律状态，因此，宪法意义上的“紧急状态”与作为事实状态的“紧急状态”是有所区别的。自然灾害、社会危机等公共危机都可能导致社会秩序紊乱而异于常态，使国家或国家的某一区域出现一种客观存在的紧急事实状态，这是一种自然状态。为了应对这种客观存在的事实状态，政府往往会宣布进入为法律规制的“紧急状态”，这是一种法律状态。危机或危险出现是事实“紧急状态”的发生原因，而出现事实状态“紧急状态”是进入宪法状态“紧急状态”的原因。两者有着明显的差异和区别：
第一，两者性质不同。出现作为事实状态的“紧急状态”是自然事实，该“紧急状态”是一个描述性的概念;进入作为法律状态的“紧急状态”是制度事实，该“紧急状态”是一个规范性的概念。无论是自然灾害还是社会事件，都有可能引发某一国家或地区出现作为事实状态的“紧急状态”，这种事实状态的出现并不是人们理性安排的结果。但进入作为法律状态的“紧急状态”是国家或政府为应对事实的“紧急状态”而理性决策的结果，是“者的命令”。
第二，两者的发生原因不同。事实状态“紧急状态”的出现基于自然、社会原因，如雪灾、洪水、地震等自然灾害，动植物疫情、传染病等公共卫生事件，暴乱、骚乱、恐怖袭击等社会安全事件，到达一定的严重程度都可能引发出现事实状态的“紧急状态”。而要进入法律状态的紧急状态，不仅需要有客观现实的危机存在，还需要国家或政府按照法定程序决定进入。某种程度上，进入法律状态的“紧急状态”是国家对事实状态的“紧急状态”的应对措施。进入法律状态的“紧急状态”涉及权力的扩张和集中、权利的克减与限制，甚至会导致宪法的变迁。〔3〕（p86）因此，进入法律状态的“紧急状态”面临国际人权法和国内法的严格程序限制，应当由国家或政府按照法定程序进行审查、决定、公布和监督。
第三，两者引发的法律后果不同。出现作为事实状态的“紧急状态”一般不会当然地影响相关法律规范的效力，不会直接导致国家权力的变化和公民权利的限制。但一旦进入作为法律状态的“紧急状态”，势必会影响部分法律规范的效力，一些法律规范将休眠，而另一些应对危机的法律规范将苏醒。国家的公权力也会依法被扩大，公民的权利将受到一定程度的克减。为了拯救和重建面临危机的法律秩序，秩序也会做出退让。当然，出现作为事实状态的“紧急状态”也会引发一系列法律关系的变化，如引起民事法律关系和行政法律关系的发生、变更和消灭，但一般不会直接导致宪法法律关系的变化。进入作为法律状态的“紧急状态”会立即引起宪法权利和宪法义务的变更。
第四，两者出现和消失的时间有先后。虽然两者的出现存在着密切相关性，但由于两者的性质一个是自然事件或社会事件，另一个是国家的法律行为，两者出现的时间一般是不一致的。在通常情况下，先出现由突发事件或危机产生的作为事实状态的“紧急状态”，然后国家通过法定程序决定进入“紧急状态”;当紧急情势有所缓解，作为事实状态的“紧急状态”转变为正常状态后，国家通过法定程序决定解除“紧急状态”。在这里，事实状态的“紧急状态”是法律状态的“紧急状态”的发生和消失原因，事实状态的“紧急状态”的出现和消失均早于法律状态的“紧急状态”。但是，这样的分析仅仅停留在“应该是什么”。在现实中，两者出现的时间还有以下几种可能：事实的“紧急状态”出现后，国家迟迟不进入法律状态，这时国家和公民仍然适用平时状态下的规则，国家可能难以集中行政权应对，国家的安全将会受到威胁。同样，事实的“紧急状态”并未消失前，国家提前退出“紧急状态”，结果也是如此。另外一种情况是，事实的“紧急状态”并未出现，国家主观臆想危险即将来临，或借口国家安全受到威胁，宣布进入法律的“紧急状态”，这会造成紧急状态法律制度的滥用，会使得紧急状态制度成为专制的借口和公民权利的“绞肉机”。除了假想的“紧急状态”之外，在事实的“紧急状态”消失后，国家如果迟迟不解除法律的“紧急状态”，恢复正常的秩序，同样会造成紧急状态制度的滥觞。
第五，两者出现的地域范围可能有差别。宪法意义的“紧急状态”只能是一个国家内部的法律状态，而作为事实状态的“紧急状态”可能在任何国家和地区出现，甚至可以在若干国家同时出现。由于事实状态的“紧急状态”是事件，可能发生在任何地域，如自然灾害、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事件都可能波及数个国家，所以它的影响和作用并不以国家的疆界或管辖范围为限。作为法律状态的“紧急状态”由国家宣布进入，其效力及于国家内部部分或全部地区，无法突破国界。紧急状态所导致的特殊状态以及基于此种状态而采取的应急措施和人权克减只能是针对本国公民、团体和其他组织。即便一国进入这种紧急状态后有权对他国舰船或相关公民采取一定措施，其法律依据也只是国际法上的规定。
第六，对两者防范和规制的方法不一样。两种含义的“紧急状态”都有可能对人们的权利造成侵害和影响，但人们应对的方法是不一样的。对于作为事实状态的“紧急状态”的防范和规制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通过自然科学的方法对其进行防范，如在医学上研究某些严重传染病的预防和治疗方法、在灾害学上研究自然灾害的预报及应对等;另一方面则是通过社会科学研究来应对和治理，如建立和完善突发事件应急制度等。而对于防范和规制作为法律状态的“紧急状态”的侵害则主要采用社会科学的方法，如通过建立宪法上的紧急状态制度、严格进入紧急状态的程序、限制紧急状态下的人权克减等方式防范在该“紧急状态”下国家公权力对公民权利的威胁。
二、现行法律条文中不同含义的“紧急状态”
在我国现行法律条文中“紧急状态”属于法律概念。与一般概念不同，法律概念“不是设计出来描写事实”〔4〕（p66-67），其不仅是规范的载体也是规范本身。法律概念不是仅由简单的日常用语意义而取得，因为“法律必须在构成要件中定位、决定以及评价，亦即，法律必须以当为为基础”〔5〕（p150）。正因为法律概念独特于一般概念的特点，法律概念通常具有明确的定义和应用范围，其定义方式一般有如下几种：（1）直接定义法，对于某些重要的法律概念，在法律条文中直接对其定义。（2）补充定义法，在法律适用中就有争议的概念进行定义。（3）省略定义法，法律概念中使用的语词为普通语言学中通用的词汇，而概念本身又无其他特定的法律上的含义，一般情况下这类概念就无须进行定义。〔6〕（p104）在我国，对于“紧急状态”法律概念一直采取的是省略定义法，以表示“非常紧张的形势”，其含义和日常用语非常接近。在2004年修宪之后，“紧急状态”一语以宪法法律状态的含义进入法律条文，意指宪法所规范的一种法律状态。由此该词具备了更多的规范意义，与日常用语的含义大相径庭。但是我国对该概念的定义仍然采取省略定义法，并没有专门规定其特殊含义。于是在我国法律体系中，两种不同含义的法律概念采用了同一语词来表达。对我国法律条文中的“紧急状态”一词进行考察，一部分“紧急状态”意指一种法律状态，而另一些“紧急状态”则是指事实状态，此外还有一些“紧急状态”的含义则难以判断。
（一）现行法律条文中作为法律状态的“紧急状态”。包括宪法在内的一系列法律规范中的“紧急状态”是指一种法律状态，这些法律规范也构成了我国紧急状态法律制度的主体。2004年宪法修正案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规定的“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决定进入紧急状态”即是此类含义“紧急状态”的代表，宪法的这三个条款也是紧急状态法律制度的最高法源。宪法以国家根本法的形式规定了紧急状态，使得紧急状态成为一项法律制度。
2007年11月1日起施行的《突发事件应对法》也规定了“紧急状态”，该法第六十九条规定“发生特别重大突发事件，对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环境安全或者社会秩序构成重大威胁，采取本法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应急处置措施不能消除或者有效控制、减轻其严重社会危害，需要进入紧急状态的，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者国务院依照宪法和其他有关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决定”。制定《突发事件应对法》是为了完善我国的突发事件应急，突发事件应急仍然属于正常法治的范畴。第六十九条的规定排除了该法在紧急状态下的适用，明确了突发事件应急机制与实施紧急状态的界限，该法中出现的“紧急状态”一词也是指宪法规定的法律状态。
其他的法律条文中，有一些“紧急状态”也是意指宪法规定的法律状态。如《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18条第4款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宣布战争状态或因香港特别行政区内发生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不能控制的危及国家统一或安全的动乱而决定香港特别行政区进入紧急状态，中央人民政府可命令将有关全国性法律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实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十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警告或者二百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一）拒不执行人民政府在紧急状态情况下依法的决定、命令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关于鼓励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第六条：“缔约任何一方国民和公司，在缔约另一方境内，由于发生敌对行为或国家紧急状态而使其投资财产、收益或与投资有关的业务活动受到损害，如该缔约另一方就发生敌对行为或国家紧急状态而采取任何措施时，享受不低于第三国国民和公司的待遇。”①
紧急状态法律规制中的“紧急状态”应该是指作为法律状态的“紧急状态”。法律规范是由语言所组成的，是一种“有实际性、有效性语言结构，是一种以达到在同一个社群生活的意见一致或理解对手的沟通技术”。〔5〕（p172）法律规范中有法律意义的语言我们称之为法律概念。从发生学的角度来看，法律概念大致经由三种方式产生：继承、革新与创造。有些法律概念来源于日常用语，是对日常用语中的某些概念赋予特定的法律意义而形成的，如作为事实状态的“紧急状态”;有些法律概念则是在历史过程中演变、继承过来的;还有些法律概念是由立法者创设和规制的，通过在法律规定中赋予某些新的语词以特定的法律意义而形成的，如作为法律状态的“紧急状态”。法律概念使用的语词系统与日常生活的语词系统具有紧密联系，法律语言与日常语言的交互沟通是“事实与规范互相合致确定的可能”〔5〕（p175）。考夫曼认为，“法律语言，也必须是一种活生生的、两个面相化的语言。否则，它将无法有一个向日常语言、市民语言的延续线。像任何的专业语言般，法律语言不能与日常生活语言任意的远离。”〔5〕（p187）因此，即便是立法者创设和规制的规范性较强的法律概念仍然和日常语词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也是同一法律概念含义丰富的原因。
然而，一种法律概念的制定本质在于“规范其所存在之社会的行为，而不在于描写其所存在之社会”〔4〕（p66-67）。法律概念是立法者制定出来对社会生活的规范，该规范内容将涉及被规范对象的权利义务的内容划分，所以其与一般生活概念系统具有根本的不同。〔7〕在一般情况下，概念大致可被分为描述性的和规范性的。作为事实状态的“紧急状态”是从日常用语中演变而来的，描述性较强;作为法律状态的“紧急状态”是由立法者创设和规制的，规范性较强。宪法统领下的紧急状态法律制度中的“紧急状态”一词，作为紧急状态法律制度中的核心法律概念，尽管和日常语词有着密切的联系，但其规范性较强，概念本身就影响着大量权利义务关系的设定和变化。作为事实状态的“紧急状态”尽管也会或多或少地表现出规范的意义，蕴涵着规范对象的权利义务内容，但其法律概念本身主要是描述性的，在和其他语词组合构成法律规则时具有一定的规范性，与紧急状态法律制度无关。在某一法律制度包含的法律条文内部，法律概念的含义应该是一致和确定的。因此，我国紧急状态法律制度中的“紧急状态”概念，只能是作为宪法法律状态的紧急状态。
（二）现行法律条文中作为事实状态的“紧急状态”。除了紧急状态法律规制中的“紧急状态”之外，还有大量法律条文之中的“紧急状态”是指一种自然事实状态。尽管2004年的宪法修正案将“”改为“紧急状态”，作为法律用语退出宪法文本，代之以紧急状态。但我国1996年3月1日起施行的《法》并未被废止，《法》的第二条和第十二条均含有“紧急状态”一词。《法》第二条规定，“在发生严重危及国家的统一、安全或者社会公共安全的动乱、暴乱或者严重骚乱，不采取非常措施不足以维护社会秩序、保护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的紧急状态时，国家可以决定实行。”第十二条规定，“根据本法第二条规定实行的紧急状态消除后，应当及时解除。解除的程序与决定的程序相同。”在《法》中，“紧急状态”是指一定程度的“动乱、暴乱或者严重骚乱”等，是一种客观存在的事实状态，或称紧急情势，是国家决定进入法律状态的前提。②
包含作为事实状态的“紧急状态”一词还有下列法规或规范性文件：《国家核应急预案》7.1.8：“应急。需要立即采取某些超出正常工作程序的行动，以避免事故发生或减轻事故后果的状态，有时也称为紧急状态;同时也泛指立即采取超出正常工作程序的行动。”《国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7.1：“环境应急：针对可能或已发生的突发环境事件需要立即采取某些超出正常工作程序的行动，以避免事件发生或减轻事件后果的状态，也称为紧急状态;同时也泛指立即采取超出正常工作程序的行动。”《上海市轨道交通管理条例》第三十五条：“禁止下列危害轨道交通设施的行为：（一）非紧急状态下动用紧急或者安全装置。”《厦门市城市供水节水条例》第八条：“市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城市供水安全保障体系、紧急状态管制机制和供水应急预案，确保城市供水安全。”《河北省省级预算管理规定》第五十三条：“在发生突发公共事件或者其他难以预见的紧急状态时，因预备费不足需要增加财政支出的，由省财政部门会同有关部门提出应急支出预算调整方案，报省人民政府决定执行，然后报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备案。”
作为事实状态的“紧急状态”大量出现在各类法律条文中，容易引起法律概念的混淆，影响宪法下紧急状态法律制度的完善与运行。同时，作为事实状态的“紧急状态”几乎都出现在突发事件应急法律制度中，由于突发事件应急法律制度与紧急状态法律规制有一定的关联，更容易造成法律含义的混乱。2004年宪法修改以后，紧急状态法律规制已经成为我国非常法治中的重要制度，事实状态的“紧急状态”作为一种更接近生活用语的语词，频繁出现在我国现行的法律条文之中，可能会影响法律制度的逻辑性，也给实践中法律的适用带来不必要的障碍。尤其是进入作为法律状态的“紧急状态”是国家行使紧急权的必要条件，而事实状态的“紧急状态”在我国法律条文中频繁出现导致国家紧急权的滥用或错用成为可能。
（三）现行法律条文中其他含义或含义不明的“紧急状态”。除了以上分析的两种含义的“紧急状态”之外，还有一些法律条文中的“紧急状态”既不是宪法规定的法律状态，也不是日常用语意义的事实状态。如1988年10月27日颁布的《国务院批转水利部关于蓄滞洪区安全与建设指导纲要的通知》规定：“蓄滞洪区所在地方人民政府负责组织与指挥撤离。分洪时可宣布紧急状态，公安机关负责维持社会治安。乡村基层干部要在统一指挥下，具体负责居民的撤离与安置工作。”该通知中规定政府“宣布紧急状态”，由“宣布”一词可以判断该通知中的“紧急状态”是政府理性决策的结果，不是客观存在的事实状态。但是，根据我国宪法，只有国家主席才有权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地方人民政府是无权“宣布紧急状态”的。由于该通知是在2004年紧急状态入宪之前制定的，因此该通知制定之时并不与宪法冲突，只不过由于宪法的修改而没有及时修改或清理而违宪了，但在宪法修改之后，这类法律文件也应该及时地修改或清理。
另外，还有一些法律条文中的“紧急状态”的含义难以判断，如《专利法》第四十九条：“在国家出现紧急状态或者非常情况时，或者为了公共利益的目的，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可以给予实施发明专利或者实用新型专利的强制许可。”《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条例》第二十五条：“在国家出现紧急状态或者非常情况时，或者为了公共利益的目的，或者经人民法院、不正当竞争行为监督检查部门依法认定布图设计权利人有不正当竞争行为而需要给予补救时，国务院知识产权行政部门可以给予使用其布图设计的非自愿许可。”这两个法律条文中都出现了“紧急状态”一词，但很难判断其意指事实状态还是法律状态。从《专利法》等法律条文的立法本意和强制许可的性质来看，在所有的紧急情况下都可以实施强制许可;但立法者将“紧急状态”和“非常情况”并列列举，并使用了选择性的连词“或”，说明在这里“紧急状态”具有区别于“非常情况”的含义。不同法律概念的确定性程度是不一致的，按法律概念的确定性程度不同，法律概念可以分为确定性概念和不确定性概念。〔8〕（p287）确定性法律概念通常指有明确的法律确定其含义的概念，这些概念的解释不允许自由裁量，只能依法而释;不确定法律概念指没有明确的法律确定其含义，在运用时需要法官或执法者运用自由裁量权解释的概念。尽管绝对的确定性概念在法律概念中少之又少，但在某一法律制度内部，法律概念的过度模糊和混淆会造成法律的歧义与不统一。法律概念承担了法律所应有的稳定社会秩序的责任，一定程度上也迎合了人们对法的安定性的追求。法律概念的确定性并由此而促进的法律规则的确定性和可预测性是维护法律安定、确定和正义等基本价值的前提。像此类含义不明的“紧急状态”影响了法律的确定性。
三、“紧急状态”含义混乱的解决之道
“紧急状态”含义的混乱不但影响着紧急状态法律体系的完善，而且对于特殊时期国家紧急权的规范行使也会产生消极影响。两种不同含义的紧急状态的一个显著区别在于是否具备特定的程序性要件。事实的“紧急状态”是客观形成的自然状态，是自然、社会运动发展的结果;而规范的“紧急状态”是国家设计并在特殊时期启动的法律制度。一项规范的“紧急状态”的实施必须经由严格的程序限制，通过严格的法律程序，可以抑制决定者的恣意。我国宪法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有权依据宪法决定进入紧急状态，国家主席有权依据宪法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就是通过规定紧急状态的决定者和宣告者来防止国家紧急权的滥用。〔3〕（p97）同时，制度中的程序本身也可以构成公民的程序性权利，程序中履行程序者的义务也可以推定为当事人的权利。〔9〕（p215）但是，“紧急状态”含义的混乱却会导致进入“紧急状态”的程序性要件在实践中被忽视，很易出现以事实“紧急状态”为名，行规范“紧急状态”之实的状况。消除“紧急状态”含义的混乱，是完善我国紧急状态法制的前提性任务，具体采用以下两方面的思路。
（一）对法律条文中作为事实状态的紧急状态，避免使用“紧急状态”一词，改用突况、危险状态、紧急情势等其他相近词语替代。从前文的论述中我们可以得知：尽管词汇学上的“紧急状态”具有不同的含义，且我国现行法律条文中的“紧急状态”含义也不统一，但是紧急状态法律制度中的“紧急状态”只能是指宪法规定的特定法律状态。紧急状态法律制度中的“紧急状态”法律概念的含义应该是明确的，即它是突发事件导致公共危机且运用常规手段难以控制之际经过国家正式宣布后按照特别程序广泛运用紧急权力应对公共危机的一种特殊社会状态，从本质上讲它是法律状态而不是事实状态。〔10〕（p47）
考察我国相关法律条文，作为事实状态的紧急状态几乎都表示了一种紧急情况或者危险状态，这是一种典型的自然状态。但既然宪法将紧急状态作为一种法律状态来使用，紧急状态成为宪法上的一个特有词汇，那么对于一般意义上的作为事实状态的紧急情况，则不宜也用“紧急状态”一词来表达。在立法中完全可以避开“紧急状态”一词，改用突况、危险状态、紧急情势等其它相近词语替换，含义表达不受影响。这一方面可以防止不同法律概念的混同，另一方面也可以防范国家紧急权的滥用或错用。比如，前述《上海市轨道交通管理条例》中“非紧急状态下动用紧急或者安全装置”的规定，依此可以修改成“非紧急情势下动用紧急或者安全装置”。如此，“紧急情势”就不会误解成宪法中的作为法律状态的紧急状态，实践中也不会引发进入紧急状态的法律后果。这样，在法律条文中，法律状态与事实状态采用不同的语言来表达。紧急状态为法律状态，而突况、危险状态或紧急情势为自然状态，在法律适用时便可避免混同。同时，我国法律条文中还存在着一些其他含义或含义不明的“紧急状态”，这主要是由于有关法律的修改或立法技术问题所引起的。对这类“紧急状态”，也应及时予以修改。或将之归入宪法紧急状态法律制度之下;或改用突况、危险状态、紧急情势等其它词语替换，将其含义明确为一种客观存在的事实状态。
（二）从根源上解决“紧急状态”含义混乱问题，还需进一步厘清紧急状态法律规制与突发事件应急机制的关系。语言含义的丰富性是“紧急状态”含义混乱的表层原因，但从深层次上看，根本原因还是在于我国的紧急状态法律规制与突发事件应急机制的关系尚不明晰。作为事实状态的紧急状态与作为法律状态的紧急状态的交织混同，折射出的是紧急状态法律规制与突发事件应急机制的纠缠不清。从理论上看，紧急状态法律规制与突发事件应急机制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定位是不一样的，其权力基础也有所区别。紧急状态法律规制的权力基础是国家紧急权，是一种紧急危难之时的特殊权力，而突发事件应急机制的权力基础是行政应急权，本质上还属于一般的行政权力。因此，紧急状态法律规制以宪法中的紧急状态条款为统领，突发事件应急机制以《突发事件应对法》为统领，二者是两套不同的法律制度。但在相关实践中，紧急状态法律规制与突发事件应急机制往往被看成是相互交叉融合的法律制度，作为事实状态的紧急状态与作为法律状态的紧急状态的混同就是这一倾向的产物。突发事件应急以《突发事件应对法》为统领，包括自然灾害类应急法律法规、事故灾难类应急法律法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类应急法律法规、社会安全事件类应急法律法规等各类法律法规。这些法律法规中频繁使用了“紧急状态”一词。事实上，紧急状态是对突发事件导致的公共危机发展到更深程度时选择确立的一种法律拟制状态，属宪法中的非常法治范畴，而突发事件应急仍然属于宪法中的正常法治。在现代生活中，我们对任何一个社会问题要获得准确的理解，就必须首先要求语言表达上的明晰性。〔11〕同样，语言表达的明晰也依赖于法律概念的清晰。因此，厘清紧急状态法律规制与突发事件应急机制的关系，将“紧急状态”作为紧急状态法律规制中的核心概念，突发事件应急机制中避免涉及“紧急状态”，方可从根源上解决“紧急状态”含义混乱问题。
注释：
①我国现行的包含“紧急状态”一语的法律文本远不止此处的列举。为了研究的方便，笔者仅撷取了其中有代表性的一部分作为分析的对象。
②2004年修宪以后，“”这样一种国家法律行为在《宪法》中已经找不到依据，随之《法》的合宪性也受到了一定的怀疑。但这并非本文所讨论的主题，本文仅对我国现行法律文本中的“紧急状态”语词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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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安全的含义篇6
关键词：胡安国；《春秋胡氏传》；释经手法
胡安国（1074—1138），字康候，建州崇安（今福建武夷山市）人，南宋学者，湖湘学派的奠基人。胡安国学宗伊洛，服膺孔孟，好古博雅，同时又关注现实。宋廷南渡，他通过抒写《春秋》以此来实现为朝廷提供执政纲领的政治抱负。《春秋胡氏传》与同时代其他《春秋》学著作相比，既引领时代的学术风尚，又富含义理特色。其写作手法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以经解经、兼采诸家
从释经理路看，《春秋胡氏传》（以下简称胡《传》）坚持以经解经、兼采诸家。其释经广征博引、宽厚大气，从某种程度上说与其无固定师承的教育背景有一定的关系，胡《传》不受门派师法的影响，汲取三传及诸家之说，包容并蓄，为我所用。《四库全书》的编辑们对胡《传》有如下评价：
安国之论定，而千古说《春秋》家之论亦定矣。特以其义本公谷，而又采孟子、庄周、董仲舒、王通、邵、张、二程子之说以润其文，持仪博瞻，亦可为非圣无法之徒目为断烂朝报者痛下针砭，故得久而不废焉1。
该段引文，一方面肯定了胡《传》在《春秋》学史中的地位；另一方面也点出了它的写作特色——“特以其义本公谷”、兼采诸家以润其文。《春秋》学著作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曲经从传；另一类是舍传从经。胡《传》当属舍传从经之类，但它据经不废传，舍传非完全弃而不用，坚持事据《左传》，义兼《公》、《穀》。胡《传》援引诸传之说有明引和暗引之分：明引则注明出处，暗引则在行文中不注明出处。元代汪克宽在《春秋胡传附录纂疏》一书对暗引部分均加以补注。从统计数字看，胡《传》明引《左传》165条、《公羊传》24条、《穀梁传》38条。至于不注明出处的引文也不少，尤以公羊家之言最多。胡《传》释经虽重义理阐发，仍坚持以史实为根基，故引用《左传》最多。基于此，胡《传》进而发掘出不少与经传相异的新东西来，明代姜宝曾说：“《胡氏传》最晚出而最为学者宗。”然后他把四传作了一个形象的比喻：“盖尝譬之《春秋》犹天然，其照临、沾濡、焦杀、摧击之用尽备左氏，公、榖则为之日月、为之雨露、为之霜雪、雷霆，胡氏则又总其用以成岁功者也。”2可见，胡《传》在继承三传的基础上确有不少创新。
胡《传》引证博杂，《诗》、《书》、《礼》、《易》、《乐》、《周官》、《国语》、《孝经》、《尔雅》以及诸子之言屡见字里行间；历代之枭雄、贤人，三皇五帝、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尽在其列，其论证已远远超出《春秋》一经。文中大量的名物考证多引用于杜预《春秋经传集解》；难字音注则多采用唐陆德明《经典释文》。董仲舒《春秋繁露》、何休《春秋公羊传解诂》对胡安国发掘《春秋》大义皆有很深的影响。本朝刘敞、许翰、苏辙等人的《春秋》学著作也进入了他的视线，胡《传》引用刘敞《春秋权衡》11条，引用许翰、苏辙之论各6条之多。另外还援引了孙复、朱长文、杨时、刘弈、罗从彦、吕大临、刘绚等人之论。可以说胡《传》兼采诸家以成其说。
二、解说经文紧密联系时政
胡《传》释经紧密联系时政，结合现实政治需要竭力把《春秋》改造成长篇时政新论。胡安国研治《春秋》，重在匡世，所著《春秋传》目的在于供人主经世取法。朱熹对胡安国解经有不少评论，他说：“且如解经不使道理明白，却就其中多使故事，大与做时文答策相似。”3朱子认为《胡传》“多使故事”，即演绎的成分过多，把鲁之《春秋》改写成了“时文答策”，是在借《春秋》之手抒发私意。
胡安国坚持开放式解经，其学术活动又专为政治服务，因此，胡《传》难免有牵强附会之处。清人俞如言对此提出了批评：
康侯品高学博，文章能畅所欲言方以为程氏之正传，而疵类不少。新安朱子心知之而不敢端言其过，其说时时见于弟子讲论之余。而后人又不能推
明其义，徙使附会穿凿、刑名法术之言出于一代大儒而不觉是可异也4。
胡安国刻意解经但又不满足常规的解经套路，通过阐发东周王朝和各诸侯国执政得失，并与两宋现实政治相对照，从中提炼出一套新思想使之上升为政治原则以向朝廷谏诤，从而内化为宋庭的执政理念，以期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绍兴元年（1131年）十二月，他致书执政秦桧，多以《春秋》之义论事；绍兴二年（1132年）以《时政论》进献朝廷，该论谏共有十二个条目多以《春秋》为立论根基。仅从胡《传》的论调，就能明显地体味出时代痕迹的端倪，如《春秋》“闵公二年十有二月，狄入卫”，胡《传》解释为：卫，康叔之后，盖北州大国，狄何以能入乎？臣昔尝谓河南刘奕曰：“史氏记繁而志寡，如班固书载诸王淫乳等事尽削之，可也。”奕曰：“必若此言，仲尼删诗如《墙有茨鹑之奔》、《奔桑中》诸篇何以录于《国风》而不削乎？”后以问延平、杨时，时曰：“此载卫为狄所灭之因也。”故在定之方中之前因。以是说考于历代，凡淫者，未有不至于杀身败家而亡其国者也，然后知古诗垂戒之大。而近世有献议乞于经筵，不以《国风》进读者，殊失圣经之旨矣5。
由“狄入卫”一事引出时人刘奕、杨时、罗从彦等对《诗经》的认识，进而谈论“者”必招致“杀身败家而亡其国”的严重后果以警示当世，足见胡安国解经联系时政之密。从写作口吻看，胡《传》更像是上书劄子，当然胡安国是奉旨而作《春秋传》，他的读者首先是以皇帝为首的统治集团，因此说胡《传》凸显“策论”色彩也不足为奇了。
三、努力探寻圣人之旨
胡《传》重《春秋》义例、笔法分析，着力发掘其中蕴含的“微言大义”，努力探求圣人之旨。《春秋》慎辞，谨于名伦等物。胡《传》为求义理于语言文字之外，使出浑身解数极尽推演之能事。其解经轻事件叙述重深层评论，尤为重视对《春秋》义例、笔法的分析。孔子修《春秋》，别嫌疑，明是非，寓褒贬，自成一家之言。所谓义例、笔法，即《春秋》记事的一般规则。在历代《春秋》学家不断阐释的基础上，《春秋》笔法的经学地位逐步得以确立。书写之辞、辞序以及书与不书均包含着褒贬判断；《春秋》书法有常例和变例之分，事同辞同称正例，事同辞异称为变例。胡安国说：“正例非圣人莫能立，变例非圣人莫能裁。正例天地之常经，变例古今之通谊。唯穷理精义，于例中见法，例外通类者，斯得之也。”6胡《传》认为不论何种书写方式均含一定的意义。董仲舒所谓“文成数万，其旨数千”，“旨”即经文之中所含的“义”。《春秋》微言大义的发掘主要通过对《春秋》书法的分析体现出来。宋人吕本中对《春秋》书法作过研究，他说：“古人褒贬取舍，考其用心，而不记其行事。其心是也，其事非也，君子不以为非。其心非也，其事是也，君子不以为是。”7吕氏认为《春秋》寓褒贬善恶的主要评价标准在于行事的主观动机是否符合纲常名教，而非行事的客观结果。胡安国是赞同这一标准的，他本人对《春秋》笔法的分析也遵循了这一原则。
胡《传》认为《春秋》有一字褒贬之例，不同的书写方式表达了不同的含义。例如对“人”的称谓：称“名”、称“字”、称“爵”、称“人”是有讲究的，体现了对人与事的不同的态度以及事之缓急罪之轻重。在胡安国看来，称谓是极严肃的事情，不同的称谓适合于不同的情势和语境，蕴含着不同的价值判断。换句话说，也就是善恶是非美丑决断于称人称爵。从《春秋》“闵公元年，季子来归”经文的解释来看，胡安国还认为从称谓上还可看出《春秋》有“隐恶扬善”以及“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的隐晦之义。胡安国还重视对关键字的解读，比如对“救”字的解释，他认为，“救者善，伐者恶矣；凡书救者，未有不善之也”，并对狄救齐的行为大加赞许8。为此，胡《还进一步分析了诸如“特盟”、“参盟”、“同盟”等“盟”的不同种类，并指出“盟”之中“必有大美恶焉”，要么“美之大”，要么“恶之大”9。辞序不同则体现了尊卑善恶褒贬之差异。胡安国认为《春秋》记人记事遵循以下原则：大国在前，小国在后；重者在前，轻者在后；尊者在前，贱者在后，辞序的布局不同在于明道义。另外，《春秋》是按时间顺序编排的，对同一类事情书“时”书“月”同样有深意。胡《传》对《春秋》书法的解读非常详尽，不一一累述。总之，胡安国用心阐释《春秋》书法，无非是从中挖掘顺应现实政治需要的义旨，宣传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抱负。当然，这些义旨并非都具有新意，其中也充斥着不少陈词滥调的说教。
四、以礼制解《春秋》
封建之世，不能无君，所以治礼以辨上下、别贵贱而成其序。胡安国十分重视礼制在维系统治秩序中的作用，他说：“礼仪，天下之大防也，其禁乱之所由生犹坊止水之所自来也。”胡《传》以礼制解《春秋》主要集中在君臣、父子、夫妇的既定范围之内，即以“三纲”阐释《春秋》经文。胡安国对于诸侯每岁侵伐不修朝觐之礼，叹曰：“公如京师又不能成朝礼，不敬莫大焉。君臣，人道之大伦，……其义得行，则臣必敬于君，子必敬于父，天理必存，人欲必消，
大伦必正。”又《春秋》“成公九年，春王正月，杞伯来逆叔姬之丧以归”。杞叔姬四书于册，胡《传》就为何四书于册大作文章：
凡笔于经者，皆经邦大训也。杞叔姬一女子尔，而四书于册，何也？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故《春秋》慎男女之配重大昏之礼以是为人伦之本也，事有大于此者乎？男而贤也得淑女以为配，则自家刑国可以移风俗；女而贤也得君子以为归，则承宗庙奉祭祀能化天下。以妇道岂曰小补之哉？
胡《传》由“叔姬丧”引申出男女、夫妇、父子之大伦，由小见大推出妇道能够“移风俗”、“化天下”的经邦大训，并强调了伦理建构有利于社会风俗的好转、统治秩序的稳定。类似阐释还见于庄公二十三年、庄公二十五年、文公二年、成公五年等多处。胡《传》还首创以“天下为公”释《春秋》。一派盛斥之，早为学术史上一大公案，康氏何创之有乎？”从方法论上讲，胡安国以“天下为公”解读《春秋》是释经手法上的创新，为传统的释经手法引入了活水。《春秋》“僖公三十年卫侯郑归于卫”，胡《传》释为：卫侯出奔于楚则不名，见执于晋则不名，今既归国复有其土地矣，何以反名之乎？不名者，责晋文公之以小怨妨大德；名之者，罪卫侯郑之以忮害戕本支。古者天下为公、选贤于能不以为异，况于戚属岂有疑间猜忌之心哉！末世隆怨薄恩趋利弃义，有国家者恐公族之轧已至纲罗诛杀无以芘具本根，而社稷倾覆如六朝者众矣。……
由卫侯出奔及归国“名”与“不名”的书法谈起，提出了在“隆怨薄恩趋利弃义”的乱世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应坚持的指导思想——“天下为公，选贤与能”。在胡安国看来，若人人（尤其是当权者）能做到“天下为公”，则邦国安宁、天下太平。一统局面的形成需要有一统思想的指导，胡《传》以“天下为公”疏解《春秋》，彰显了着眼于天下、恢复一统局面的理论思考。该种解经手法可能有违《春秋》本旨，但符合社会发展的潮流，有着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五、彰显理学色彩
必须强调的是，胡《传》成书于理学兴起的背景下，对《春秋》的解读具有明显的理学色彩。胡安国与二程有学术上的承继关系，程颐著有《春秋传》一卷传世，胡《传》直接引用程颐语达26处之多，且程子“天理”观已成为胡《传》解经的理论导引和重要的价值评价标准。胡安国以理学解经的理路虽不是首倡，但对后世《春秋》学的走势产生了重要影响。在传文中类似的论述还很多，
综上所述，本文仅就胡《传》比较突出的义理特色和写作手法加以阐述，不及其他。当然，就写作手法而言，胡《传》仍有很多可供挖掘之处。
参考文献及注释：
[1]《春秋胡氏传》，摛藻堂（影印）四库全书荟要本，第36册，第3—4页。以下只注页数。
[2]（明）徐浦：《春秋四传私考》姜宝序，续修四库全书本，第135册—第1页。
[3]《朱子语类》卷八十三，中华书局，1986年，第2157页。
[4]（明）俞如言：《春秋四传纠正·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74册—第387页。
[5]《春秋胡氏传》，第86页。
政治安全的含义篇7
论文关键词行政程序治安案件程序正义
一、程序、法律程序和行政程序的理解
“任何社会形态下公共管理权力都需要通过一定的程序规则来运行”行政程序是法律程序的一种，而法律程序在现代社会除程序本身所具有的技术含义以外，还被赋予规范权力正当行使并保护人权的含义，实质是一种正当法律程序。一方面程序含有技术理性因素，另一方面程序最直接关联民众的利益诉求，是公民面对行政权力最直接、最重要的权力保障机制。理解行政程序的内涵，需要把握几点：
一是程序表现为过程，从程序启动到结束。有些长的过程是由若干短的过程所组成，因而一个大程序中包括若干小程序。如行政处罚程序中包含听证，听证本身也是一种程序。
二是程序具有目的性。人们选择、启动某一程序，总是为了达到一定目标。目标决定人们选择或预设何种程序。
三是程序具有选择性。为了达到一定目标，就要选择或预设一定程序。但是，虽然目标决定选择，选择或预设也会影响能否很好达到目标。两者是相互影响的。当然，不同的目标要选择不同的程序去完成，但也有可能运用同一程序去完成不同目标。前者显示程序的个性和差异性；后者反映了程序的共性和统一性。
四是程序具有客观性。为达到特定目标，就要选择能最好最快达到目标的程序。这种程序不是主观臆想的，而是必须符合要办事情的客观规律。主观选择、预设的程度符合客观要求，这就是科学的。
《治安管理处罚法》也属于行政法的范畴，因此行政法中程序的内涵适用治安管理处罚法，只是关于程序的具体内容有其特别规定。
所谓法律程序，即指程序规则为法律所规定时，该项程序就被称为法律程序。法律程序的主体享有各自的程序选择、履行相应的程序义务。如果义务人没有旅行法定程序义务，则需要承担一定的法律责任。法律程序运行结束后往往产生一个法律实体结果，因此在法律学上，“程序”一词往往与“实体”相对称，指按照一定的方式、步骤、时间和顺序做出法律决定的过程。程序关心的是形成决定的过程，而实体关心的是决定的内容。由于私法领域的活动实行意思自治原则，民事主体双方之间并不存在支配和被支配关系，法律一般不对其活动程序做出强制性规定。而在公权力领域，由于公权力具有强制性，如果滥用极易侵犯公民的权利，因此，法律往往对权利行使的程序做出明确规定，以确保权利行使的理性、公正。所以，法律程序就其规范对象而言，主要是公权力。与现代国家权力被分立为立法行政权和司法权相对应，现代法律程序主要有立法程序、行政程序和诉讼程序。
对法律程序的划分，以程序所规范的权利为标准较为适和。行政程序作为法律程序的一种，是行政权力运行的程序，具体指行政机关行使行政权利、做出行政行为所遵循的方式、步骤、时间和顺序的总和。有时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行为离不开行政相对人的参与行为，因此，行政相对人参与行政行为程序也是行政程序不可缺少的内容。行政程序的内涵可以从以下几点把握：第一，行政程序是行政权力的运行程序。第二，行政程序是行政机关为行政行为的程序。第三，行政程序的构成要素包括：方式、步骤、时间和顺序。第四，行政程序的运行结果是制定行政法规、规章、其他规范性文件，或者作出行政决定。第五，行政程序是一种法律程序。从行政程序的种类上看，根据不同的标准，行政程序分为抽象行政行为程序和具体行政行为程序等，本文仅研究《治安管理处罚法》中存在着具体程序。
二、未成年人治安案件程序
从《治安管理处罚法》的内容上看，该法在程序方面分为处罚程序和监督程序。处罚程序可以从广义和狭义的角度去理解，广义的处罚程序指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的一切程序。从狭义上可以理解为决定对相对人进行治安管理处罚的程序，即决定程序。本文将从广义上研究治安管理处罚程序。
《治安管理处罚法》对处罚程序做出了详细的规定。对传唤、询问、取证、裁决等程序性内容作了规定，对案件管辖、证据种类、违法物品的扣押等办理治安案件的基本程序做出了规范。同时第3条还规定，“治安管理处罚的程序，适用本法的规定；本法没有规定的，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有关规定。”这样的规定保证了公安机关在作出治安处罚时应遵循的程序在法律上都有所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所规定的程序众多，但其并不是只适用未成年人，有些程序对未成年人并不适用，本文仅研究涉未成年人治安案件程序。治安处罚程序有：治安调解；行政管束；传唤与盘查；检查；扣押、没收和收缴；当场处罚程序；一般程序；听证程序；罚款和拘留的执行等，其中本文研究的涉未成年人的程序主要有以下：治安调解、传唤与盘查、拘留的执行。
三、《治安管理处罚法》程序上对未成年人的适用
法理上所说的法律适用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法律适用指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社会团体和公民实现法律规范的活动。这种意义上的法律适用一般被称为法的实施。狭义的法律适用是指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照其职权范围把法律规范应用于具体事项的活动，特指拥有司法权的机关及司法人员依照法定方式把法律规范应用于具体案件的活动。本文中的法律适用指的是狭义上的法律适用。
《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条对适用的行为对象作了规定。简言之，适用的行为对象是违法治安管理的行为。主要是指要乱公共秩序，妨害公共安全，侵犯人身权利、财产权利，妨害社会管理，具有社会危害性，尚不够刑事处罚的行为。关于新旧法在调整行为对象上的差别，公安部2006年1月10日下发的《宣传提纲》中明确提到：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由原来的73种增加到现在的238种，基本上减轻版的犯罪行为种类。
未成年人是一个特殊群体，国家重视对未成年人在各方面的培养，重视对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保护。《治安管理处罚法》第12条规定：对不满14周岁的违反治安管理的，不予处罚，但是应当责令其监护人严加管教。对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人违反治安管理的，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还处在少年时期，社会知识少，对自己行为的后果没有预见能力，也没有承担责任的能力，对这些未成年人违反治安管理的，主要是教育，使其明辨是非，不再给予出发，更有利于其成长。但不处罚不等于放任不管，要责令其监护人严加管教，以防止其继续危害社会。
对于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考虑到他们具有一定的控制力和辨别力，但又还处在成长中，其思想观念尚未完全成熟的特点。对此类未成年人，采取应当从轻或减轻的规定，“从轻”是指根据行为人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行为确定应当给予的治安管理处罚，在这一档处罚幅度内，选择较轻或者最轻的处罚，如依本法对规定，对结伙斗殴行为应当给予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那么对于该年龄段未成年人有违法行为的，给予6或7日的拘留就是从轻的处理。“减轻”是指根据行为人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确定应当给予的治安管理处罚，在这一档处罚的下一档处罚幅度内给予治安处罚。
另外，《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1条规定了应当给予行政拘留处罚，但不执行该行政拘留处罚的四种法定情形。其中两种针对未成年人的为“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和“已满十六周岁不满十八周岁，初次违反治安管理的”。适用上述规定有几点要注意：行为人的行为已经违反了治安管理，而且《治安管理法》对该行为规定了拘留的处罚，并且从违法行为热的违法情节、危害后果等方面考虑应当给予行政拘留处罚；只有对本条规定的四种情形下的违法主体才不是用拘留，除此之外应当执行；在本条四种情形下对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之规定了应当给予行政拘留处罚的，对行为人不在追究处罚责任，如果行为人的违法行为，由法律规定了拘留之外的其他处罚，仍然要执行。2006年公安部的《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140条也规定：“违法行为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依法应当给予行政拘留处罚的，应当做出处罚决定，但不送达拘留所执行：（一）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二）已满十六周岁不满十八周岁，初次违反治安管理或者其他公安行政管理的”这是对《治安管理处罚法》具体适用时的规定。但是不执行行政拘留，并不意味着不采取措施。根据《公安机关执行有关问题的解释》第5条的规定，被处罚人居住地公安派出所应当会同被处罚人所在单位、学校、家庭、居（村）民委员会、未成年保护组织和有关社会团体进行帮教。
政治安全的含义篇8
关键词：“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蕴含;治国理政;思想
一、前言
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庄严承诺，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当做是我国重要的奋斗目标，积极号召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不断努力。“四个全面”是从我国党中央的治国理想中提取出来的，针对我国当前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众多问题进行全面细致的分析，并积极探索出适合我国全面发展的良好道路。
二、我党十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工作面临的形势状况
我党在十以来在经济、政治以及社会面貌方面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这些各方面的变化情况将会给建设工作带来较大影响。第一，经济方面。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呈现出总体平稳的状态，但是不容忽视的是，处在经济新常态发展情况下的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在持续的增加当中，当前的经济发展仍然面临着较多的困难和挑战。我国始终将搞好经济建设作为重要的发展和建设方向，积极推动社会经济的稳定增长，针对经济情况进行全面的调控，同时积极一些有利于改善和惠及民生的政策和措施，针对经济发展过程中常见的风险进行全面防范和控制，创新经济的宏观调控思想和方式。第二，政治方面。我国积极推动民主政治的发展，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群众路线，开展的各项政治工作都是为了人民群众的利益[1]。
三、“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蕴含的治国理政思想分析
2014年12月，在江苏调研的时候，首次提出了“四个全面”的战略思想。指出在未来现代化建设工作中，需要“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迈上新台阶”。提出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蕴含着较为深刻的治国理政思想，需要我们用心分析和学习。
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基本目标
小康社会是我国长久以来的重要建设目标，对于我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经过了邓小平同志、同志和同志为领导的一代代人的不断努力，当前小康社会逐渐扩展到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重要内涵。当前我国小康社会已经取得了良好的成果，但是不容忽视的是，当前的小康社会还是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针对这种情况，我们需要积极做好建设小康社会的工作。
五、全面深化改革是基本动力
我国始终坚持改革开放工作，积极深化思想，促进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良好发展。我国十提出，积极推进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工作不断深入发展，促进文化软实力得以不断增强，积极提升全体人民的生活水平，建立起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这些都是我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具体化目标。
六、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基本保障
积极建成法治社会和法治国家是我国的重要建设目标之一，对于社会公众的日常生产和生活具有较为直接的影响。积极推进依法治国，是“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的重要内容，是我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各项事业全面发展的重要保障。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有效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程序化和规范化，为我国的长治久安提供良好的制度保障。
七、全面从严治党是根本保证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积极发挥我党的领导核心作用，才能够为顺利开展各项建设事业提供正确的方向。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是“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的根本保证，对于其他三个方面的良好实施提供重要的前提保障。我党在十以来，积极开展理想信念教育、党内民主、党群干群关系等各项工作，为促进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前提基础。只有我党保持清正廉洁的工作作风，才能够在全社会中形成良好的发展风气。
八、结束语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蕴含了我国的治国理政思想，其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基本目标，全面深化改革是基本动力，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基本保障，全面从严治党是根本保证。积极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对于有效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能够全面推进我国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事业的发展。
政治安全的含义篇9
论文摘要：《宪法》第四章经过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的修正后，现在依然存在着四个值得考虑的技术性问题，这些问题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第一，某些词语采用不当，由此引起概念混淆，立法原意不能得到准确表达；第二，新增加的条款在排列时采用了与原来不同的原则，由此造成了排序上的紊乱；第三，个别条款只言其一不言其二，由此影响了条文内容的完整性，也给法律造成了漏洞。为此，宪法第四章有必要再作一些技术性调整，从而使它更加完善。
2004年3月14日，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了宪法修正案，其中第四章增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是《义勇军进行曲》”的规定。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本文简称《宪法》)第四章相应发生了两处变化，一处是章名由原来的“国旗、国徽、首都”变为“国旗、国歌、国徽、首都”，另一处是第136条由原来的一款变为两款，即把国歌的规定作为第2款插入到第136条原有的国旗款项之下。反复研读了修正后的《宪法》第四章全文，笔者觉得有四个技术性的问题值得探讨一下。下面分别陈述。
一
《宪法》第四章的章名现在由国旗、国歌、国徽、首都这四个主题词构成，前三个都是“国”字打头，整齐划一，明白表示它们都是代表国家的，而只有第四个主题词是例外。由于这“四缺一”的用词方法，整个章名在文字上的协调性就受到了影响。因此笔者设想，如果能用“国都”一词来替换“首都”，这个问题就可以解决了。因为，这两个词的含义完全一样，但前者却是“国”字打头，与其他三个主题词保持一致，这样整个章名就能产生一种语言上的排比美。此外，“国都”一词在语感上也比“首都”显得更正式一些，所以更适合在法律文本、尤其是宪法这一根本大法的文本中作为书面语使用。总之，在现代社会中，法律条文不仅应当立意明确，从而成为人们的行为规范，而且也应当用词精要，从而成为人们的行文典范。
用“国都”一词来替换“首都”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理由。我们知道，汉语中另有一个名词与“首都”一词很相似，它就是“首府”。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首府”的含义有两层，第一层是指民族自治地方(如自治区或自治州)的政权机关所在地，第二层是指附属国和殖民地的最高政权机关所在地。显然，这两层含义都与“首都”一词的词典释义(’即国家的最高政权机关所在地是完全不同的。然而，由于“首府”和“首都”这两个名词在字面上太接近了，以至于人们如果望字生义地去理解，就会从两者得出同一的含义，即“第一都城”。
既然都是“第一都城”，那么这两个名词就既可以代表词典释义上的“首府”，也可以代表词典释义上的“首都”，于是两者之间的根本区别就会在人们心中模糊起来，乃至最后完全消失掉。这里可以举两个例子：一是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出版的《宪法学》一书在阐述国家标志时有一句话：“首都也称国都、京城、京师或首府”；二是由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的《宪法学》一书也有类似的表述：“首都也叫国都、首府”。这两本书的作者都是法学专家，他们尚且会有此种误解，遑论普通民众。
所以，将“首都”和“首府”混为一谈的现象应该说是有一定普遍性的。为了避免这种错乱现象的发生，我们应考虑用“国都”一词来替换“首都”。因为，“国都”不会像“首都”那样因字面相似而与“首府”发生混淆，而且它以一个“国”字开头，直接表明它是指国家的第一都城，而不是指附属国和殖民地的第一都城(后两者因缺损，已不能成为正常意义上的国家了)，更不是指地方政府的第一都城。
值得一提的是，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纪年、国歌、国旗的决议》，决议规定：“全体一致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都定于北平。自即日起，改名北平为北京。”从这份部级的文件中可以看到，“国都”一词其实早就被正式采用过，然而后来不知是何原因，宪法却改用了“首都”一词。那么现在，鉴于上述的两条理由，宪法能否依照先例再将它改回去呢?
二
在此次修宪前，《宪法》第四章对国旗、国徽和首都这三者的规定是由三个独立的条目分别加以表述的。然而修宪后，第四章依然维持了三个条目，而只是将新增加的国歌规定作为第2款挂靠在第136条(原国旗专条)下面。这种挂靠的排列方式不免会给人一种错觉，似乎国歌只不过是国旗的附属品，同时，在排序上也显得有些紊乱。
之所以采用挂靠的排列方式，很可能是基于对下面因素的考虑，即升国旗时总要伴奏或伴唱国歌，两者常常在同一场合使用，性质上很接近，所以就将它们归并在同一条条目之内。但是事实上，国徽不也是常常同国旗一道悬挂在各级人大和人民政府办公大楼上面的吗?这两者的性质不也都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吗?但为什么没有取消作为国徽专条的第137条而将它变成第3款归并到第136条中去呢?
法律条款在排列上应当遵循同一个原则，即要么按照事物的不同性分条排列，要么按照事物的关联性合条排列。如果这两种原则交替采用，势必会造成条款层次上的混乱。《宪法》第四章的条款在修宪前是依照前一原则排列的(即三个条款分别对应三项不同的内容)，那么修宪后新增的条款就不该依照后一原则合条排列。而且事实上，国歌与国旗、国徽、首都彼此地位相等而作用相异，所以完全应该单立一条而与后三者并列齐观。为此笔者建议，将第136条第2款(即关于国歌的规定)抽出来成为独立的第137条，而将国徽和首都的内容分别顺延为第138条和第139条。这样，第四章的条目排列就显得合理而有序了。
三
《宪法》第四章第137条在描述国徽图案时有一句话，即“中间是五星照耀下的天安门”。笔者以为，这里“天安门”一词在表义上是不准确的。因为从字面上看，“天安门”的含义仅仅是指城门，而我们从国徽图案中实际所看到的却是连城门在内的整座天安门城楼。城门与城楼是部分与全体的关系，两者概念并不相同。所以，《宪法》第137条使用“天安门”一词来表达国徽图案中的天安门城楼，就会给人一种名不符实的感觉。
当然，由于习惯的缘故，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提到“天安门”也许会联想到这就是指天安门城楼。但是，联想过程毕竟是一个概念转换的过程，它需要经过人们的主观判断，这就存在着判断失误或者无法判断的可能性。而宪法是国家法律，其立法涵义应当准确、直观，没有必要也不可以依赖人们的概念转换来臆测。为此，宪法条文在用词上必须做到精确、规范，从而使人们通过字面就能直接理解其中的真实含义，而那些简略式的、口语化的词语则应该避免采用。为此笔者建议，将《宪法》第137条中那句描述国徽图案的话语修改为“中间是五星照耀下的天安门城楼”，这样人们就能循名而责实了。
另外根据史料，当年政协筹备会在向全国征集新中国国徽图案时，提出的第一条要求就是具有政治、历史、文化、民族或地理等方面的中国特征，n(r,ss3而天安门城楼正是作为一种多面性的中国特征被纳入国徽图案的。因为从政治和历史上讲，开国领袖就是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新中国的诞生的，而新中国的诞生则充分证明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历史意义；从文化和民族上讲，天安门城楼的建筑艺术透示了浓郁的中华文化和民族风情；从地理上讲，天安门城楼座落在北京，而北京是中国的国都。显然，所有这些方面的中国特征只有通过整座天安门城楼才能充分展现，而单一的天安门是无法将它们全部包容的。所以，《宪法》第137条中的“天安门”一词应当改为“天安门城楼”，这样，宪法的表述才能同国徽图案原本的设计意图保持一致。
四
《宪法》第四章第136条第1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是五星红旗”，第137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中间是五星照耀下的天安门，周围是谷穗和齿轮”。这两个条款分别描述了国旗图案和国徽图案的具体图形及构成方式，是从形式方面对两幅图案所作的规定，它能使人获得一种感性的认识。但是，这两幅图案包含什么意思，即图案的内容是什么，第四章却只字未提。
这里不妨回顾一下。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了关于国旗的决议案，决议中说：“全体一致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为红地五星旗，象征中国革命人民大团结。”这句话前一半阐明了国旗图案的式样(即形式)，后一半阐明了国旗图案的含义(即内容)，在表述上做到了完整无缺。相比之下，宪法第四章不也同样应该做到这一点吗?国旗和国徽都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都是代表国家的，因而这两幅图案的内容实质上也是体现了一种国家意志，宪法第四章完全应该将它们明文列出，从而昭示于天下，而不应该是相反将它们埋没在图案表象的背后。
另外，宪法第四章如果能对国旗、国徽图案的内容加以明文规定，还可以起到为这两幅图案作权威释义的作用。我们以国旗图案为例。当年五星红旗图案的设计者曾联松将五星中的四颗小星设想为代表建国初期中国社会上的四个阶级，即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但是在政协会议讨论时有人提出异议，说如果将来进入社会主义，后两个阶级消灭了，国旗图案不是又要改了吗?于是同志建议说，那就不提四个阶级，而改提所有五颗星合起来是代表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革命人民大团结。对此，人们一致表示赞同。
所以，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所通过的国旗决议案中就采用了这一定义(参见上文)。后来，新华通讯社在1949年11月15日发表的答记者问中也再次阐明了这一定义。[4可见，四颗小星代表四个阶级的说法从一开始就被取消了，它们最后确定的含义是泛指全国各族人民。然而时至今日，还有人不断在沿用“四个阶级说”。例如，电子工业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读报知识手册》、辽海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开国大典6小时》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年出版的《宪法学》等书籍在介绍五星红旗图案时，无不将四颗小星解释为代表建国初期的四个阶级。发生这种歧义现象的主要原因，就是至今对国旗图案的内容还没有作出最具权威的宪法表述。所以，宪法第四章有必要在国旗以及国徽条款中加入对图案内容的规定，从而统一人们的认识，有效防止歧义现象的发生。为此笔者建议：
政治安全的含义篇10
尊敬的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党组织：
我是环境法专业的学生，关注我国的环境问题是我会自觉做的事，这不仅让我更加的了解我国的环境变化，特别是环境的改善，也帮助我更加深入的学习专业知识。我国生态环境变化的趋势已经不是一般的环境问题，任其发展下去将会严重制约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甚至影响国际政治关系。但我们始终没有改变环境问题仍在恶化的趋势。实践证明，解决生态环境问题不仅涉及科学技术，而且涉及社会整体文明建设的方方面面，只有将生态环境保护上升到国家意志的战略高度，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才能有效遏制环境问题。
社会整体文明包括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ondoc生态文明的含义可以从广义和狭义两个角度来理解。从广义角度来看，生态文明是人类社会继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后的新型文明形态，它以人与自然协调发展为准则，要求实现经济、社会、自然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这种文明形态表现在物质、精神、政治等各个领域，并体现为人类取得的物质、精神、制度成果的总和。从狭义角度来看，生态文明是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并列的现实文明形态之一，着重强调人类在处理与自然关系时所达到的文明程度。
生态文明与社会的其他文明形式关系十分密切。人类在政治、经济、文化、生态方面的所有进步作为一个整体都是人类文明的组成要素。一方面，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离不开生态文明，没有生态安全，人类自身就会陷入最深刻的生存危机。另一方面，人类自身作为建设生态文明的主体，必须将生态文明的内容和要求内在地体现在人类的法律制度、思想意识、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中，并以此作为衡量人类文明程度的一个基本标尺。也就是说，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内在地要求社会经济与自然生态的平衡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建设社会主义的政治文明，内在地包含着保护生态、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制度安排和政策法规；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内在地包含着保护生态环境的思想观念和精神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