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安全治理篇1
【关键词】风险社会理论；风险社会治理；社会安全阀
当前我国社会正在加速转型，社会运行总体平稳，但依然存在大量社会风险，消解社会风险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无可回避的重要环节。那么，社会风险是如何形成的？当代中国社会风险状况如何？如何消解社会风险？
一、风险社会理论与当代中国社会风险
“风险社会”是伴随着现代化而出现的一个概念，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乌尔里奇・贝克、安东尼・吉登斯等西方学者提出了风险社会理论。贝克在《风险社会》中指出：“风险可以被界定为系统地处理现代化自身引致的危险和不安全感的方式。风险，与早期的危险相比，是与现代化的威胁力量以及现代化引致的怀疑的全球化相关的一些后果。”风险是高度现代化的产物。现代社会的高速发展和日益复杂化，给人类社会带来了一种前所未有、不断扩散的不确定性，同时也制造着越来越多的风险。人类正从古典工业社会的轮廓中脱颖而出，进入一种崭新形式的风险社会。与财富的分配逻辑不同，风险是人们试图否定和规避的物品，但风险对身处其中的任何人而言都是平等的，任何人都无法摆脱风险的威胁。
吉登斯则从“时―空延伸”的角度发展了风险社会理论。他认为，与传统社会不同，现代社会的“时―空结构”日益分离，现代化的扩散使得各种社会事件过程超出了传统自然共同体“同时同地”的范围。“不在场”的现代性时―空联系，使得社会活动更加依赖于人们在时―空“缺场”情况下的互动。而现代社会在“时―空”结构上的高度伸延，又是通过符号和专家系统这两种“抽离化”机制来实现的。处于分离和“不在场”状态下的人们依靠符号和专家系统获取信息，达成行动共识，从而维持相互依赖。然而，一旦提供和解释信息的符号和专家系统出现问题，现代社会在“时―空”结构上的相互依赖就会受到损害，从而陷入高度紧张和突发性事件所带来的混乱之中。因此，现代社会暗含着“时―空”断裂的潜在风险。
综上所述，风险社会理论的基本内容包括：风险是伴随着现代性而出现的人为现象；风险具有高危险性；风险具有不确定性、不可预测性；风险分布具有全球性、非均衡性、非同步性，风险威胁所有人，但有程度大小、时间先后之分；不同风险之间相互关联；风险社会的严重后果和高度不确定性，加大了化解社会风险的难度。自风险社会理论提出之后，它就不断为各种灾难和危机所证实。近年来发生的印度洋海啸、汶川地震、世界金融危机、日本核泄漏、索马里海盗挟持人质等事件，更是为该理论提供了最新的注脚。伴随着经济体制转轨和社会加速转型，中国也正在进入一个高风险社会。中国人均GDp正处于由1000至3000美元过渡的阶段，依据国际经验，这往往是各种矛盾集中凸显的时期，社会风险会急剧增加。现实正是如此：贫富差距持续扩大、密集爆发、食品安全无法保障等等，故此，该理论对分析危机日益增多的中国社会也具有较强的解释力。
二、社会安全阀：内涵、功能及其消解社会风险的可能性
如何让防范和化解社会风险，是创新社会管理所面临的重要课题。笔者认为，社会安全阀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安全阀原本是指锅炉中的一个零部件，它通过自动释放锅炉中的蒸汽压力而保证锅炉设备的安全。美国冲突论者刘易斯・科塞借用这一工业术语，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安全阀的概念：它作为解决社会冲突的手段，能为社会或群体的成员提供某些正当渠道，将平时蓄积的敌对、不满情绪及个人间的怨恨予以宣泄和消除，从而维护社会和群体的生存、维持既定的社会关系。
科塞认为，冲突是普遍存在的，而敌对情绪是冲突的主要表现。如果一个社会无法有效处理敌对情绪，特别是当敌对情绪超过社会系统的耐压能力时，系统就可能解体。为了将具有破坏性的冲突控制在社会可承受的限度之内，也即防止敌对情绪大规模突然爆发，需要一种社会安全阀机制。社会安全阀的功能是通过为社会成员累积的敌意和攻击性情绪寻找替代目标和替代手段而实现的（当然，这种替代也要由社会和个人付出某种代价）。社会安全阀机制不能从根源上彻底解决问题，但它可以有效缓和矛盾，降低冲突对社会的危害性。社会结构越僵化，安全阀就越重要，因为僵化的社会不允许有冲突，如果再阻碍敌对情绪的发泄，那么对社会结构的威胁就更大。需要注意的是，科塞始终强调，社会安全阀就是要将社会冲突引向替代目标，或提供替代冲突途径，而不是直接指向冲突的最核心；换言之，社会安全阀通过曲线路径来实现缓和冲突的目标。
上文指出，当代中国社会风险数量大、种类多。而这些风险之所以存在，又是与中国社会转型始终伴随着大量社会冲突分不开的，它包括经济利益、政治诉求、文化信仰、社会权利等各个方面的冲突。按照贝克等人的观点，风险是高度现代化的结果，而中国目前正在经历的社会转型又是世界现代化进程的一个部分，社会冲突则是社会转型（现代化）与风险之间的中介变量。三者之间的关系可以用图1来表示。
图1社会转型、社会冲突与社会风险作用关系图
说明：实线和虚线分别表示作用、反作用。
按照科塞的社会安全阀理论，我们可以在保证社会运行总体稳定、社会结构基本完整的前提下，寻找若干社会安全阀机制。换言之，虽然目前我们难以完全消除社会冲突，彻底化解社会风险，但我们有可能借助安全阀机制去缓和社会冲突，将社会风险对社会运行的威胁和破坏程度降至最低限度。因此，借助社会安全阀机制来治理风险社会，虽然是一种曲线式的问题解决方式，但具有相当的可行性。
三、消解风险：不同领域的社会安全阀机制
为了缓和社会冲突，消解社会风险，保障社会安全、平稳、持续运行，我们需要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等不同领域，形成和完善各种社会安全阀机制。
（一）政治领域中的社会安全阀机制
第一，健全政治参与机制。政府要尊重人民群众在选举、听证等各个方面的合法权利；加强政务公开力度，自觉接受群众监督；积极创造条件，扩宽公民政治参与的渠道；加强公民教育，提升公民政治参与能力；加强社会统计调查，收集社情民意，主动关注舆论；依法保障公民的言论自由。第二，完善调解制度。要创新工作理念，将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视为和调解工作的核心原则，主动解决问题，充分尊重当事人的合法自利；合理界定二者与公检法系统的关系，确认二者的法律效力，促成二者与法律诉讼之间的合理衔接；加强和调解的组织队伍建设，足额配备高素质的专业队伍，提升工作人员的法律意识与素质；改进工作方法，提倡文明接访、公平调解，逐步引入调解听证制度，保证和调解过程的公开、公正和透明。
（二）经济领域中的社会安全阀机制
第一，建立劳资协调机制。推动劳资纠纷解决的合法化，通过有效合同来明晰劳资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促进劳资纠纷解决的制度化，逐步以集体协商等制度化的和平方式替代零碎化、破坏性的劳资冲突；增进劳资纠纷解决的透明化，在解决劳资纠纷的过程中要自觉接受外部监督。第二，完善现行税收制度。要健全税收法律制度，更加凸显税收的公平价值取向，严厉打击偷税漏税等不法行为；注重发挥税收作为二次收入分配手段的重要作用，利用税收促进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合理分配，平衡地区之间的财富分配；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根据国家、企业与个人按比例分摊的原则，试征社会保障税。第三，发展商业保险制度。政府要充分重视保险制度在转移社会风险方面的作用，加大对保险行业的支持力度，加强对保险行业的引导和管理；保险公司应该抓住机遇，适时推出指向社会风险的新险种，大力开拓市场，同时加强行业自律；要增强社会成员的风险意识，鼓励有条件的社会成员积极投保，政府和各类慈善组织要筹措专项资金，为弱势群体投保，持续延伸保险网络。
（三）社会领域中的社会安全阀机制
第一，培育各类社会组织。政府要合理界定社会组织的性质与功能，对其合法性地位予以确认；向社会组织赋权，通过授权、委托或其他方式向社会组织转移部分政府职能，必要时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引导社会组织向养老、医疗、环保等领域发展，弥补政府管理的漏洞。社会组织自身要准确定位，明确职责，突显特色；规范运行机制，提升专业化水平；承担社会责任，坚守非营利性的基本宗旨；不断提高对经济市场化、管理社会化的适应能力，既要争取政府支持，又不能丧失独立性。第二，激活社会流动机制。要努力打破以二元户籍制度为核心的、限制社会流动的一系列体制障碍，促进城乡人口自由流动，缩小地区差距；形成竞争、公平、透明的职业市场，破除就业市场中的歧视性规则；发挥教育对社会流动的促进作用，完善经济落后地区的基础教育条件，降低高等教育收费，提高农村学生各阶段的入学率。第三，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政府要加大对社会保障的资金投入；在坚持“广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这一基本方针的同时，要突出保障重点，加强对底层群体、特困地区的社会救助；规范社保基金管理，确保专款专用；创新社保基金投资运作模式，实现保值增值；引入社会资本，推进社会保障的社会化运作。
四、结语
社会安全阀机制是风险社会治理的有效工具，如果能够构筑起健全、完善的社会安全阀机制，社会风险必定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与消解，社会运行的安全系数将得到更多保障。但是，我们不能过分夸大社会安全阀机制对于风险社会治理的作用和功能，因为它本身并不是以全面、彻底、直接化解社会冲突为目标指向的，它只能缓和社会冲突，将社会冲突控制在社会结构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所以，社会安全阀机制对社会风险的消解作用是受到很大限制的，我们不能对它抱有过高的期望。社会安全阀机制的功能是有限的，风险社会治理，还需要更多、更大的智慧。
参考文献
[1]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
[2]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
[3]杨雪冬．风险社会理论述评[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5（1）
社会安全治理篇2
世界卫生组织对食品安全所下的定义是：“食物中有毒、有害物质对人体健康影响的公共卫生问题”。近年来，我国食品安全问题集中显露，越来越多的新名词浮出水面，从“苏丹红”、“三聚氰胺”，到“瘦肉精”、“地沟油”等，无不引发全社会的广泛关注。食品安全问题一方面伤害了百姓的身体、危害了百姓的生命健康，另一方面严重影响了我国国际形象、食品对外贸易。食品安全问题已成为当代中国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治理食品安全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一、食品生产经营者的道德诚信和法律底线责任
食品生产经营者既包括食品生产、流通、销售等环节中涉及到的个人，也包括涉及到的相关企业。食品生产经营者是食品安全的第一责任人，“产品质量是生产出来的，而不是检验出来的”是质量管理中一个最简单的道理。食品生产经营者应当依照法律、法规和食品安全标准从事生产经营活动。
食品生产经营者要流淌着道德的血液，自觉树立“八荣八耻”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类企业得到了长足发展，为广大消费者提供了丰富的产品，为经济繁荣和人民生活水平改善做出了贡献。但也有一些生产经营者完全被资本左右、成了资本的奴隶，他们见利忘义，只追求自身利益而忽视了公众和社会利益。食品行业是一个道德行业，对食品安全的质量保证完全是食品生产经营者自觉主动的意识和行为。如果食品生产经营者守不住道德底线，把持不住自己的行为，食品安全就无从谈起。
食品生产经营者要勇于接受公众监督，让百姓放心消费。对于食品安全，公众和食品生产经营者之间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的现象，公众不了解食品生产经营过程，难以相信食品生产经营者；而食品生产经营者不能准确把握公众的想法，难以化解消费者的担心。为化解这一对矛盾，食品生产经营者应主动和公众沟通，建立良好的信任关系。食品生产经营者应定期邀请部分公众参观使用的原料和生产流程，并解答公众所关心的问题，及时化解公众疑虑。在食品安全问题出现时，企业应及时让公众知晓实情，而不是通过一系列手段封锁消息、隐瞒后果。
食品生产经营者要积极开展技术革新，生产适销对路的产品，规避可能的风险。除道德因素外，影响食品安全的风险因素主要包括微生物污染、种植养殖用药残留、食品生产加工过程、新技术应用以及环境污染等。食品生产企业应提高自身技术能力，尽可能降低上述污染的可能性。例如，企业可通过优化工艺流程设计，减少微生物污染、农药抗生素使用、生产加工过程的意外，通过风险评估搞清楚产品生产中可能带来的风险及危害，通过合理的厂房设计规避环境污染。
二、政府部门的行政监管和公共服务责任
食品安全问题直接影响到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和社会的和谐发展，是典型的公共问题，直接影响到政府的社会公信力。解决食品安全问题，仅靠市场调节和食品生产经营者的自觉是不够的，必须发挥政府部门的监管和服务作用。2009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是我国食品安全监管制度建设上的一大进步，食品安全问责、处罚机制也在不断完善中。但是，当前我国食品安全事件仍接连发生，暴露出政府部门在监管上存在诸多问题，主要包括反应滞后、权责不清、标准模糊等。
政府往往在食品安全事件发生后才做出反应，而未能做到未雨绸缪。这主要是由于政府监管思维被动，一直以事后防范为主。政府要正确认识到自身作用和担负的责任，从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从被动监管到主动监管，深入各类食品企业调研，了解食品生产模式、弄清所用原料的来源和性质，对发现的小问题要引起足够重视，将可能的问题扼杀在萌芽中。目前在食品安全问题上，出现多部门监管造成权力分配不合理，监管效率低下。《食品安全法》仍采用分段监管的模式，主要分为种植养殖、生产加工、市场流通、餐饮消费四段，各段都有其监管主体。然而在具体实践中各环节之间的职责很难彻底划分清楚，造成重复监管、监管漏洞、“缺位”、“越位”和“不到位”的现象。对此，短期内政府应做好多部门的协调工作，尽可能使其职责具体化、明晰化，减少模棱两可的监管真空地带；长期应采取渐进式分类统一管理模式，继续推动大部制改革，逐步整合各部门的监管和服务职能。
要看到，我国食品安全标准总体水平偏低，难以区分产品优劣。主要体现在部分食品标准短缺、限量指标过于宽松、审核修订不及时、编制不规范等。政府应加大标准的宣传力度、加强监督标准使用情况、培养高素质的标准制定人员、加快制定一批尚缺失的食品安全标准。同时也应鼓励部分技术能力强、资金充足的企业自主制定较高的行业食品安全标准。
三、社会组织的公共管理和社会监督责任
近年来，我国政府在食品安全监管上已做了很多努力，也取得了一定成效，但食品安全事件频繁发生则说明治理食品安全问题仅靠政府一元主导的监管模式是难以奏效的。因此，需要强化社会组织的管理和监督责任，打造有效治理食品安全的协同机制。在此背景下，要求社会组织扮演“看不见的手”，在食品安全治理上发挥重要的作用。食品安全相关管理部门应敢于把一些自己没精力管、也管不好而社会自身能够解决好的一些事务交给社会自己解决，各类社会组织应在政府引导下发挥作用，主要体现在：组织食品安全知识培训，提高公众食品安全意识。社会组织可以组织专家学者走进社区，向居民介绍食品安全知识，使其了解如何鉴别食品，提高其自我保护意识；也可以走进企业，培养其良好的生产规范和卫生安全意识；还可以向公众宣传相关法律法规，增强其维权意识和监督意识。
参与食品质量标准制定，推动法律法规完善。在一些发达国家，社会组织是参与食品安全治理的源动力和监管主体，例如绿色和平组织影响了多国政府对食品安全问题的决策。根据我国国情，社会组织可对食品安全方面的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供政府部门决策参考；可通过联合、协作的方式要求政府有关部门推进食品安全法律、法规制度建设，制定更高更符合食品安全行业标准。
扮演第三方的社会角色，监督政府和有关食品企业。社会组织可与高校、科研院所携手，成立第三方的检测机构，主动检测一系列消费者关注较高的食品安全，将检测结果予以网络公示；对食品安全监管者进行有效监督，检查其是否做到专款专用、其行政行为是否遵守法纪，还可以检查其开出的处罚措施是否落实到位。
四、消费者自身的食品监督和安全防范责任
消费者是食品流通领域的最后一个环节，自身也是食品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线。任何食品只有通过消费者的购买、使用才能实现其价值，可以说消费者是重要的食品安全责任主体。食品安全事件爆发时，消费者总是以受害者的身份被关注，其监督、防范责任往往被遗忘。消费者在享用食品带来的利益的同时，也要承担相应的义务。当前，我国不少消费者还无法接受自己对食品安全也负有责任的观念，其实只要意识到自己的消费行为必然会对他人、食品生产经营企业乃至社会都会有影响，就会明白自己应承担的社会责任。
消费者应对自己负责任，不要把自己的安全都交给别人。消费者要学习有关食品安全的知识，掌握必要的食品安全常识，提高自我保护的能力和意识，做有知识、有意识的理性消费者。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消费者往往不了解食品生产的工序和环节，难免被无良商家和虚假广告所蒙骗。吃一堑长一智。消费者平时应主动学习食品安全知识，了解如何挑选优质食品；要自觉培养维权意识，当买到可能有问题食品时，应致电厂家或向消费者协会等反映问题，加强对问题食品的监督和安全防范。
消费者应对社会负责任，认识到自身行为可能造成的社会影响。消费者对食品的选购在根本上决定着食品企业能否存在下去，要意识到自己的选择可能会纵容某些不良商家。消费者一方面要避免购买存在安全隐患的食品和假冒伪劣的食品，另一方面要优先选择绿色天然食品和采用环保工艺生产的食品。使危害消费者健康、污染环境的食品企业失去市场、自然淘汰，进而在社会生活中不断改善食品安全状况。
消费者还应积极参加有关消费者权益保护活动，分享遇到的食品安全案例。食品安全治理需要消费者的积极参与，消费者要团结起来抵制不良商家的不诚信、不合法的欺诈行为。消费者应通过社会中介机构和行业组织，参与到食品标准的制订中、监督食品生产的各个环节、揭露各类制假售假的行为，做到食品安全人人有责，防范问题食品人人有份。
社会安全治理篇3
在《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中提到：当前，我国发展面临一系列突出矛盾和挑战，前进道路上还有不少困难和问题，比如：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科技创新能力不强，产业结构不合理，发展方式依然粗放等等。在当前社会矛盾明显增多的诸多问题中，还提到安全生产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较多。解决这些问题，关键在于深化改革。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在具体部署全面深化改革的主要任务和重大举措中，关于创新社会治理体制部分提出，创新社会治理，必须着眼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发展活力，提高社会治理水平，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深化安全生产管理体制改革，建立隐患排查治理体系和安全预防控制体系，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
在安全生产工作中如何完善治理体系和提高治理能力，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坚守发展决不以牺牲人的生命为代价的红线，推进安全生产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各级安全监管部门贯彻实施全面深化改革的首要问题。《决定》中提出，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坚持系统治理，加强党委领导，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坚持依法治理，加强法治保障，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坚持综合治理，强化道德约束，规范社会行为，调节利益关系，协调社会关系，解决社会问题。坚持源头治理，标本兼治、重在治本，以网格化管理、社会化服务为方向，健全基层综合服务管理平台。《决定》中提出的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既体现出安全生产工作多年来的实践经验，也是今后继续有效治理的路径。
社会安全治理篇4
市委市政府申报全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先进集体事迹材料某市地处边疆，是自治州的首府城市。全市辖3个镇、6个街道，面积2310平方公里，常驻人口59.64万。近年来，市委、市政府站在讲政治的高度，全面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各项措施，治安防范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今年上半年，全市共立刑事案件1226起，同比下降24.7%，破案率明显上升，全市社会治安稳定，人民群众安全感增强，经济持续发展。
强化领导责任，严格考评奖惩，为综治工作提供强有力保障。市委、市政府把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纳入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和年度计划之中，明确长远目标和年度任务。自1991年以来，就建立了以市委、市政府领导为第一责任人的综治领导责任体系。市里每年至少要召开4次以上的市委常委会、市政府办公会研究全市综治工作。市委、市政府每年的第一个全市性会议就是综合治理工作会议，部署的第一项工作就是综治工作。每年初，市委、市政府要与3个镇、6个街道和38个市综治成员单位签订综治责任书，各镇、街道和单位逐级下签，明确目标，使综治工作逐级有人管，层层有人抓，真正形成了齐抓共管的格局。市委决定，对全市各级党政主要领导及分管领导、市综治成员单位和涉及社会稳定工作部门的主要领导实绩考核、奖励、提拔使用时，由市委组织部列出名单，征求市综治委意见后，再提交市委研究。自去年以来，全市“一票否决”了2个市属单位，有3名综治责任人因综治工作较差被免职或谈话戒免。
抓基层，打基础，构筑确保长治久安的防范体系。健全基层组织。进一步加强了61个社区居委会和67个村（屯）居委会建设，建立治保会、民调会，设立警务室，把警力沉到社区。市委、市政府一次性调入4人、抽调3人到市综治办专门开展综治工作；从市属政法部门下派9名优秀后备干部到全市各镇、街道兼任综治办主任；每镇安排1名行政编制人员专门开展综治工作；抽调27人到镇、街道综治办工作。市委、市政府成立了矛盾纠纷调解中心，与市办合署办公，开展了社会矛盾大调解。各村建立“平安协会”并向社区延伸。健全群防群治网络。组建以公安工作为依托的275人专业巡防队伍和以适龄预征入伍青年、国企下岗职工为主的250人专职治安员队伍。组建了800人的出租车司机等兼职治安员队伍。组织“三老”义务巡逻队并将提前离岗机关干部、微型小区“四长”和享受低保人员纳入义务治安巡逻队伍之中。中关公共安全网络服务有限公司扩建了监控室，更新了技防设备，加速了技术防范的市场化运作，在全市30多处重点部位安装了高科技新型网络报警装置，扩大了技防的覆盖面。加大投入力度。在确保每年12万元综治工作经费的基础上，今年，市财政为市、镇（街道）投入工作经费20万元，向专业治安巡防队员每年补贴工资110万元左右。
抓住重点，攻坚克难，强力推进创安工作落到实处。市委、市政府出台了《中共某市委、某市人民政府关于开展创建“平安某”活动的决定》。市委、市政府按照‘抓局部带整体、积局部的小平安为全市的大平安“的工作理念，启动了“平安社区”创建活动。市政府常务会议研究通过了《某市旅馆业管理暂行规定》和《某市废旧物品管理暂行规定》，加大旅馆业和废旧物品收购业管理和整治力度。市综治委对居住在市区的“监外执行罪犯”、“被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犯罪嫌疑人”、“刑释、解教人员”等“三类人员”的管理工作进行了集中整治。组织实施了“为了明天——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程”。以参观劳教所、看守所，听在押人员现身说法为载体，在全市中小学校开展了集中法制教育，举办了一场法律知识竞赛。对学校周边治安进行了专项治理，集中清理整顿校边违规经营场所。为全市45所中小学校聘请了29名执业律师，担任法律顾问，全市形成了法制局长、法制校长、法制辅导员、法律顾问“四位一体”的法制保障新模式。
加强综治宣传，弘扬社会正气，促进全民参与综合治理。近年来，某市以宣传中共中央、国务院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两个《决定》为重点，始终保持综合治理宣传的有力声势，唱响抓综治、促稳定的主旋律。充分利用主流媒体阵地，把握综治工作的宣传方向，先后与《某日报》、某电视台等媒体联合拍摄了“平安某报告”电视专题片；设立了《“平安某”简报》；开辟了综治工作网页，利用互联网对综治工作进行宣传。在市郊主要出城口和市内重点地段设立了13处大型平安创建宣传标牌，通过市场运作，政府没有花财政1分钱，全部宣传牌均以公益广告厂商协办的形式由商家投资建设，仅此一项就节约经费近40万元。通过市委、市政府狠抓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全市呈现出政治稳定、社会安定、经济发展、人民安居乐业的良好局面。
社会安全治理篇5
根据会议安排，我就当前以“打非治违”、隐患排查整治为重点的安全生产工作讲几点意见，请各级各部门自觉抓好贯彻落实。
一、提高认识，切实增强做好安全生产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
今年以来，在县委、县政府的高度重视下，各镇（办）、各部门深入开展、维稳暨安全生产“百日大排查、大化解、大整治”、“打非治违”等专项活动，采取得力措施，加大隐患整治力度，全县安全生产形势总趋于平稳。元至9月份全县共发生安全事故6起，造成2人死亡，这些安全事故，虽然都不是责任事故，全县安全生产工作仍然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个别镇（办）、少数部门的领导思想麻痹，对安全生产重视不够，安全隐患排查整改不彻底，对重点行业的监管责任没有全面落实。特别是随着道路交通条件的不断改善，少数群众和机动车驾驶员安全法制意识淡薄，道路交通违法行为时有发生，尤其是八月以来，接连发生几起道路交通安全事故，反映出安全形势不容乐观。
安全生产事关全局，事关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可以说，抓安全生产，怎么严格都不过分，讲安全生产，怎么强调都不会错。因此,我们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绝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松懈麻痹和侥幸心理，要充分认识安全生产工作的长期性、艰巨性和重要性，牢固树立安全生产警钟长鸣、常抓不懈的思想，进一步增强工作的主动性和责任心，落实安全生产的“企业主题责任、部门监管责任、政府属地责任”的基本责任制要求，集中精力抓好隐患排查整治工作，要认真吸取各类事故教训，举一反三，着眼于薄弱环节，着手于解决突出问题，以更大的决心、更多的精力、更得力的措施，全力把安全生产工作抓紧、抓实、抓好。
二、突出重点，继续深入推进安全生产“打非治违”和隐患排查整治专项行动
各镇（办）各部门要以预防和控制安全生产事故为底线，继续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打非治违”和隐患排查整治专项活动，以安全生产检查、督查为基本手段，抓实隐患排查、打非治违基础工作，进一步加大安全生产监管力度，着重突出以下几方面重点。
（一）突出“打非治违”活动，依法推进安全生产工作。根据省市要求和我县实际，当前打非治违的工作重点是：煤矿要重点检查煤矿安全“十必须、十禁止”执行情况。道路交通要重点检查道路交通30条执行情况，危桥险路和事故多发路段综合治理情况，营运企业安全管理制度落实情况。非煤矿山要重点检查非法盗采、超层越界开采矿产资源；非法转让探矿权、采矿权，未按批准的开发利用方案或矿山设计组织生产，将新（改、扩）建项目安全设施发包给不具备相应资质的单位等情况。建筑施工、工程建设要重点检查企业在建项目安全责任制和各项规章制度落实情况。危险化学品要重点检查生产储存装置、公路加油站及城镇内加气站（点）等安全制度落实情况。烟花爆竹，要重点检查超范围、超能力、超定员和改变工房用途“三超一改”等违章违规生产经营行为。消防要重点检查人员密集场所和公共场所的消防安全制度、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等工作落实情况，检查消防设施、器材和安全标志检验、维修、更换等制度执行情况。民爆物品要重点检查无证、证照不全以及不符合安全条件，且从事民用爆炸物品生产、储存、运输、经营等行为。
（二）强化重点行业领域的隐患排查整治和安全生产监管。一是进一步强化煤矿和非煤矿山的安全监管。省市政府明确要求进一步推进“打非治违”工作，并将组成工作组对此项工作开展情况进行抽查，各涉煤镇（办）和县经贸、行办、公安、国土、环保等部门务必要认真贯彻落实中省市关于煤矿安全监管整顿工作和县政府打非治违相关文件的要求，开展联合执法检查，加大矿山整治力度，坚决杜绝非法生产，对不符合安全生产条件的矿山企业，要坚决予以关停整顿。各煤矿企业要认真贯彻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和防范措施，严禁突击生产。凡要求停产整顿检修的企业，不得擅自恢复生产；正在开工生产的，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坚持煤矿安全带班作业制度，确保每个班次作业都必须落实一名矿领导。对非煤矿山的安全管理，县安监局要负责牵头，县公安、工商、国土、环保、监察、电力等部门要密切配合，重点对境内的板石场、小采石场开展全面排查整治，凡责任不到位、采矿手续不齐全的，该关停的坚决关停，该取缔的坚决依法取缔。二是全力抓好道路及水上交通安全监管。一要加大交通安全监管。县公安、交警、交通、运管、海事等部门要集中力量开展道路、水上安全执法，尤其要加强对客运企业的执法检查力度，严厉打击各类交通安全违法违规行为。县公安、交警、运管等部门要加强路面查控，继续落实领导包片、民警包路段监管责任，严肃查处非法营运和交通工具“带病”、超载、超限运营，严禁酒后驾驶、疲劳驾驶等危害交通安全的行为。县交通、运管、海事等部门要加强对车站、码头、渡口的安全监管，禁止携带“三危品”上车；要加强对危险路段安全隐患的整治和监控，全面排查隐患问题，及时落实整改治理措施。县海事部门要切实抓好水上交通安全，对所有营运客船必须进行安全检查，严厉打击“三无船舶”和渔业生产用船载客等非法行为。二要突出抓好乡村道路的安全监管。从近几年出现的交通事故看，在村道上发生的交通事故不在少数，各镇（办）要切实把农村道路交通安全作为安全生产工作的重中之重，必须毫不松懈地抓紧抓实。要把管控落实到人头，加大安全隐患自查和道路巡查，对辖区内道路做到底子清、情况明，严禁客运车辆进入村道，严禁农用车载客。三要严格落实营运安全资格准入各项制度。要严格审查客运车辆、船舶、危险化学品运输驾驶员和押运员从业资格，禁止任何无相应资格的人员和车辆从事驾驶营运工作。运管部门要严把营运线路牌发放关，凡不符合安全要求的等级外道路一律不准通行客车。三是进一步加强烟花爆竹和民爆物品安全监管。冬季临近，烟花爆竹将进入销售旺季和燃放高峰，县安监局要牵头抓好企业反“三违”（违章指挥、违章作业、违反劳动纪律）和“三超一改”（超范围、超人员、超药量、改变工房用途）活动，坚决打击非法生产、销售烟花爆竹行为。要加强对烟花爆竹持证生产厂家和经营点的管理，引导厂家和经营点规范生产经营，严肃查处囤积涨价、以劣充好等违法经营行为，严防假冒伪劣的烟花爆竹危害群众。同时，各级各部门还要加强对广大群众的教育和管理，引导群众自觉到烟花爆竹燃放点燃放，积极防范因燃放烟花爆竹引起的安全事故。要规范民爆物品的管理，各级各有关部门，尤其是公安部门要加大对民爆物品特别是炸药、雷管的检查收缴力度，严厉打击各类非法生产、销售、使用民爆物品行为，坚决杜绝事故发生。四是切实加强危险化学品和液化气安全监管。县公安、卫生、安监等部门要重点抓好危险化学品和剧毒化学品、液化气的监督管理，大力整改危险化学品经营单位、剧毒化学品使用单位生产、储存、经营、运输、使用和废弃物处置等环节的安全隐患，督促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开展安全评价，加大安全投入，完善企业安全生产条件，落实安全生产规章制度，规范操作规程。严格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的资质审查、车辆查验、登记和核准制度，严厉打击超载、混装、无资质运输危险化学品行为，严防危险化学品翻车、泄漏事故的发生。县质监部门要重点抓好气瓶、压力管道、锅炉、危化品罐车、起重机械、大型娱乐设施的安全整治，取缔各种土制设备，要加强对液化气罐的专项检查，凡是不合格的气罐，一律禁止流入市场。五是突出抓好公众聚集场所消防安全监管。公安消防部门要把医院、商场超市、宾馆饭店、集体宿舍、客运站点、舞厅、网吧、洗浴中心等人员密集场所作为消防安全检点，继续对人员密集场所和“三小”场所消防安全进行深入排查整顿，重点排查整改消防安全责任制的落实情况和电器设备、线路连接、通风设备、逃生路口、消防设施等方面存在的安全隐患，对整改不到位的单位，要坚决依法予以停产、停业。六是强化学校及建筑行业的安全监管。各镇（办）和县教体局等部门要加大对学校用电、用水、学生乘车和食品卫生安全隐患排查，确保学校安全。同时，各镇（办）、各中小学校要加强对学生的安全教育，提高学生安全意识，防止不安全事故发生。县住建局等部门要加大对建筑工地的安全检查，重点检查施工设施、建筑质量、安全防范措施的落实情况，特别是对人口密集地、灾害多发地的建筑工程、重点建设工程以及涉及高切坡、深开挖建设项目，要开展拉网式排查，及时整治事故隐患。要切实加强建筑施工现场脚手架搭设、施工用电、塔吊、施工机械安全管理及隐患整治，对施工现场秩序混乱、问题突出、隐患严重的工地要停工整顿，经有关部门验收合格后方可恢复施工。
三、强化措施，全力确保全县安全生产形势平稳
各镇办各部门要严格按照县委、政府的统一安排部署，切实夯实责任，落实措施，确保今冬全县安全生产大局稳定。
一是组织领导务必要更有力。各级各部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把安全生产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放在心上、担在肩上，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一把手”负责制，认真研究解决安全生产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加强经常性的安全管理和督促检查，做到守土有责、确保一方平安。县安委会各成员单位，尤其是负有牵头责任的安监、经贸、公安、消防、交通、质监、药监、卫生等部门主要领导要更加重视，按照认真排查、从严整治、规范管理的要求，切实抓好安全隐患排查和整改工作责任落实，确保隐患排查不漏死角，隐患整改不留盲点，监管视线不留空白。
二是安排部署务必要更周密。各镇（办）、各部门要把安全生产政府综合监管责任、行业部门管理责任、企业主体责任结合起来，一手抓监察执法，一手抓服务指导。要因地制宜，结合实际，周密部署，把安全生产“百日整治”活动、“打非治违”和隐患排查整治行动有机结合，将工作目标任务进一步细化分解落实到企业、村组、社区，落实到每个员工、岗位、人头，逐级逐项抓好落实。对排查出来的安全隐患，要梳理分类，逐一落实整改责任，制定整改措施，明确整改标准，规定整改期限，定期销号整改到位，坚决杜绝重特大安全事故的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安全。
三是检查督办务必要更严格。要切实加强节日期间应急值守工作，严格实行24小时领导带班、干部值班制度。各级各部门对各种突发事件和异常情况必须按规定及时如实上报，并完善事故应急救援预案，确保一旦发生突发事件能够及时组织力量妥善处理。县安委办要认真抓好安全生产预防性检查、阶段性督查和重点领域督办，按照“分级负责、突出重点”的原则，加强对“打非治违”活动开展情况的专项督促检查，全力推动工作落实。
社会安全治理篇6
这次全县政法工作会议，是县委、县政府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的主要任务是，全面贯彻落实全区、全市政法工作会议精神，回顾总结去年我县政法工作，研究部署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政法工作任务。同时，表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模范乡镇、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在此，我代表县委、县政府向受表彰的单位和个人表示热烈的祝贺！
刚才，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__同志作了一个很好的报告，全面总结了我县去年的政法综治工作，分析了当前形势，部署了今年的政法综治工作，很有针对性和指导性。希望各乡镇、各部门、各单位要认真领会、抓好贯彻落实。
下面，我再讲几点意见：
一、要认清我县当前的政法综治形势
今年以来，我县各级、各部门、各单位高度重视政法工作，积极落实各项维护社会稳定措施，确保了元旦、春节、清明节期间以及全国、自治区、南宁市和全县“两会”期间的社会和谐稳定，有力地维护了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可以说，截至目前，整个__县的社会治安工作成效是比较显著的。但是，在看到成绩的同时，我们也要保持清醒的头脑，绝不能盲目乐观，必须充分认识到当前社会治安形势的严峻性。目前，我县政法工作总体形势不容乐观，矛盾纠纷、总量还比较多，重点区域、复杂场所治安问题仍然比较突出，征地拆迁、房地产开发、企业改制、“三大纠纷”、交通事故善后处理等一些容易引发的不稳定因素依然存在。特别是随着北京奥运会、自治区成立五十周年大庆和奥运圣火传递、南宁“两会一节”的临近，我们政法工作将承受更大的压力。因此，我们一定要充分认识社会治安问题的长期性、复杂性和反复性,坚持严打方针不动摇，始终保持对刑事犯罪活动的凌厉攻势。全县政法机关要继续加大对严重刑事犯罪和严重影响人民群众安全感的多发性犯罪的打击力度，进一步提高案件破案率，做到“大案必破、命案必破、挂牌必破”。要针对突出的社会治安问题以及群众反映强烈的热点难点问题,适时组织开展各种专项整治行动。要做到勤排查、早发现、快解决、狠打击，依法严惩，继续把刑事案件总量压下去、遏制住，使多发财案件、严重暴力犯罪发案明显减少，社会治安面貌进一步改观,社会政治秩序和社会治安秩序持续稳定，人民群众的安全感进一步增强。
二、要坚持预防为主，不断强化基层基础工作
增强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取决于对案件的预防和控制。破案再好再快，也不如少发案、不发案。因此，要坚持“打防结合，预防为主”的方针不动摇，把重点工作放在社会治安防范上。今后，我们要在健全基层组织、完善群防群治网络、提高和强化基层干部和骨干的素质、完善和强化工作机制和经济保障能力等方面狠下功夫，真正把基础工作打牢。要加大防范投入，县专项综治经费要向防范方面倾斜，并且多渠道筹集社会资金，集中财力解决治安防范上的重点问题。要增加防范工作的科技含量，大力推进科技创新，逐步落实重点场所、重要目标的电子监控，建立打防控指挥网络,提高装备水平。要突出加强人群聚集地和重点部位的技防建设,强化对社会面的控制。公安机关要发挥职能作用，落实打防控措施。各乡镇和有关部门要把基层的政权组织建设好，特别要大力建设好派出所、司法所、中心法庭等基层政法组织。要整合好治保组织、巡防队员、单位保安员、内保人员等专业队伍力量，发挥党、政、工、团等组织和居委会、村委会的作用，通过专群结合，充分发挥基层组织在安全防范中的作用，防止出现防控体系上的死角和盲点。
三、要积极化解矛盾纠纷，努力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建设平安__，构建和谐社会，重点是正确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各级党委、政府要把化解矛盾作为工作主线，认真贯彻中央、自治区和南宁市的决策部署，把调处社会矛盾纠纷作为维护社会稳定工作的重中之重抓紧抓好。
一是认真做好排查调处工作。要在实践中不断充实和完善制度，创新机制，使排查调处工作更加规范、更加科学、更加有效。要突出抓调处责任制落实，对排查出来的问题，按照“谁主管谁负责”和“属地管理”原则，落实部门责任，制定调处方案，做到领导负责，专人处理，限时解决。对排查不深不细，对问题熟视无睹，或虽然发现问题但没有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解决，引发的，要严肃追究责任。
二是抓住热点难点问题不放。要抓好农村“三大纠纷”、企业改制重组、征地拆迁等工作中不稳定问题的专项治理，抓好重点纠纷案件、重点人员的化解、教育疏导工作，防止发生影响稳定的。
三是在治本上狠下功夫。全县各级党委、政府和各部门、各单位的领导同志，要以开展继续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为契机，切实转变工作作风，怀着深厚感情去做人民群众的工作，特别要深入到困难企业、困难行业、困难村屯和困难群众之中，解决群众反映的突出问题。要及时了解掌握影响稳定的苗头和各种不安定因素，千方百计地做好矛盾的缓解、化解工作，调解纷争，减少对立，促进和谐。
四、要坚持从严治警，不断加强政法队伍建设
政法机关构建和谐社会的任务非常艰巨，切实抓好政法队伍建设，提高维护国家安全的能力、公正执法保障公平正义的能力、化解矛盾纠纷的能力、驾驭治安局势的能力、促进改革发展的能力，是政法机关肩负起重大历史使命和政治责任的根本保证。我县政法部门在队伍建设上做了大量工作，也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与新形势、新任务相比，与党和政府、人民群众的期望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要引起高度重视。我认为要牢牢抓住两条：
第一，从严治警和从优待警。要按照政法队伍规范化建设要求，严格教育、严格管理、严格监督、严格纪律。要在政法系统组织开展好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活动，要组织开展经常性执法检查教育整顿，继续抓好各项禁令和纪律的贯彻执行，加强对干警的考试考核。对违反禁令和考试考核落后的，实行梯次递进管理，视情节不同分别给予警示、换岗、下岗和淘汰处理。坚持下管一级带队伍,上查一级追责任。干警发生违法违纪问题,要严格追究有关领导的责任。同时，要千方百计为政法干警解决工作和生活中的困难，进一步解决好政法干警的职级待遇问题，充分调动广大干警的工作积极性。
第二，狠抓班子，带好队伍。要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武装各级政法领导干部头脑，统领政法工作。要深入开展民主集中制教育，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法能力，增强凝聚力和战斗力。要加强对政法部门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核，建立健全引咎辞职制度，促进领导班子建设。一个好的政法领导班子，必须有最好的精神状态、有最实的工作作风、有最优的工作业绩、有最佳的社会评价。要高标准，严要求，一级带一级，把我县政法队伍建设成为政治坚定、业务精通、作风优良、执法公正，让党和人民放心的钢铁队伍。
五、要严格问责，确保各项制度的贯彻落实
维护社会稳定工作，领导是关键。各级党委、政府特别是领导干部，要进一步提高维护社会稳定的意识，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和稳定观，自觉把维护社会稳定工作纳入党委、政府的议事日程，对涉及本辖区的重大问题，要亲自过问、亲自解决，层层落实维护社会稳定工作领导责任制，切实承担起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为了进一步加强维护社会稳定工作领导责任制的贯彻落实，今年我县将按照市委、市政府的统一要求，全面推行维护社会稳定工作问责制，对领导干部由于不负责任，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职责，以致本辖区、本单位和本部门发生危害全县社会稳定的重大问题，在社会上造成不良影响和后果的失职行为，要依据党纪政纪规定严肃追究责任。要按照去年县委办、县政府办印发的《__县开展矛盾纠纷“大排查、大调处、大化解”集中统一行动实施方案》（马办发〔〕35号）文件，对全县排查出来的重点矛盾纠纷问题，分别落实到县四家班子有关领导和有关责任单位主要领导，实行挂案负责、包案调处，希望各位领导同志要高度重视，各负其责，主动了解和掌握情况，加大协调，指导督办工作力度，确保在规定的时限内完成调处、化解工作任务。各级党政领导干部一定要紧密结合开展继续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在加强和改进维护社会稳定工作中，认真解决好一些领导干部作风不深入、群众工作不扎实、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不落实、预防和处置不得力、维护社会稳定责任落实不到位等突出问题，切实把维护社会稳定工作的各项措施落到实处，使群众工作作风明显改进，化解社会矛盾能力明显增强，调处矛盾纠纷效率明显提高，集体上访和明显下降。
社会安全治理篇7
各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市综治委各成员位：
根据半年检查考核和日常监控掌握的情况，现将今年上半年全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情况通报如下：
一、综治领导责任制和目标管理责任制的落实情况
上半年，全市各地区、部门和单位进一步推进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领导责任制的落实，各区与乡镇街道办事处、乡镇街道办事处与社区居委会和嘎查村、村和居委会与居民住户；各区和乡镇街道办事处分别与区直属和驻区各单位层层签订了2004年度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领导责任书。海勃湾区不断加大对发生重大治安问题的地区和部门实行“一票否决”制的力度和领导责任查究力度，对去年综治工作实绩考核较差的4个单位，严格行使了综合治理“警告”和“一票否决”权制，保证了各部门、单位综治工作的健康有序进行。海南区积极推行治安防范经济担保制度，区委、政府增拨4000元经费对2003年度实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经济担保责任制的3个企业兑现了奖金，区属西卓子山街道办事处也与辖区内较大的独立法人单位签定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经济担保责任状，并逐步推广。三区对政法综治经费（包括群防群治经费）投入逐年增加，上半年共到位18.1万。其中，海勃湾区7万，乌达区6.5万，海南区4.6万。
二、严打整治专项斗争工作情况
上半年，各区适时组织开展各类严打整治专项斗争，确保社会治安秩序的持续稳定。今年1-6月份，全市共立各类刑事案件944起，同比上升5.6%，其中，八类严重暴力犯罪案件同比上升9.3%，盗窃案件同比下降5%，一般以上交通事故同比下降28.9%，火灾事故同比上升34%。海南区、乌达区刑事案件立案数同比分别上升了64.1%、23.6%；海勃湾区同比下降6.5%。全市共破获刑事案件550起，抓获犯罪嫌疑人298名，劳教以上打击处理245人，打掉刑事犯罪团伙23个，成员78人，收缴罚没财物折款661余万元。查处、买淫、传播物品案件20起，没收赌资15.58万元，收缴、盗版光盘330张，打击处理221人。查处非法开采矿产资源行为56起，涉嫌越界开采的小煤矿47家，破获非法开采矿产资源违法犯罪案件8起，抓获涉案人员35人，逮捕9人、刑事拘留8人、行政拘留20人；收缴炸药200余公斤，雷管214枚；扣押各种车辆381辆；封堵废弃井口102个，炸毁盗采井口24个。依法查处不符合《食品卫生法》及有关规定的单位、摊点229个，查获非法提炼地沟油、加工食用胨的黑窝点5家，没收不符合卫生要求的食品6.42吨。
三、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情况
上半年，各区、各部门、单位继续坚持“预防为主、教育疏导、依法处理、防止激化”的原则，积极开展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三区和市政府办公厅、统战部、建委、教体局、发改委、海勃湾矿业公司等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归口领导小组牵头单位分别开展了调研活动，及时上报了调研报告。今年1-6月份，全市共排查各类矛盾纠纷1289起，调处1238起，调处成功率为96%；发生群体性不安定事件及苗头73起，其中事件54起，同比上升1倍；苗头19起，同比下降73.7%。
四、安全创建“三个延伸”活动开展情况
上半年，各区和各大系统认真抓了“三个延伸”创建工作的组织、协调和检查督促工作。海勃湾区把创建“安全企业”作为“三个延伸”活动的突破口，把创建的立足点放在了为企业的安全生产经营服务上，重点抓了“黄化”、平沟煤矿、千钢等企业的安全创建工作，结合各类企业安全工作存在的常见病，指导千钢公司制定了反“事故隐患计划”；乌达区、海南区以创建“安全工业园区”为载体，把安全创建活动延伸到民营企业，优化了民营企业发展壮大的治安环境。市卫生等系统把安全创建工作作为领导的任期目标之一，列入党委的重要议事日程，作为对领导干部考核、奖惩的重要条件，根据本系统的行业特点，把创安活动的实际效果作为对职工、科室、单位和部门考核、评比及奖惩的一项重要内容，与业务工作同部署、同检查、同考核，下发了《乌海市卫生局创建安全系统实施方案》，与局直属各单位层层签定了安全创建（含交通安全、消防安全管理、安全生产）责任书，各基层单位、科室又分别划分了安全创建责任区，定期对安全创建工作进行认真督促检查，并定期对安全创建的情况进行通报。海勃湾区综治委积极开展送法进社区活动，将消费者权益保障法、婚姻法、刑法等与居民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配以漫画、插图制成展板进行图解，形式新颖、简明，使抽象的法律条文变的易于接受，受到广大群众的一致好评；市公安局按照标识统一、配置统一、内务管理统一的要求已建成58个规范化社区警务室；市司法局制定了法律进社区工作长期规划、年度计划、季度工作安排和考核细则。
五、防范体系建设情况
上半年，全市各地区、部门认真落实社会治安防范体系建设意见各项措施，按照自治区综治委年初提出的“巩固、完善、规范、提高”的要求，全面构筑完善专业化、规范化的社会治安“打防控”体系，市公安局以构建覆盖全市的四级计算机网络为基础，积极组织筹建以信息指挥系统、侦察打击系统、防范控制系统和警务保障系统为主体的110指挥中心大楼、规范化治安堵卡点、治安岗亭和智能化交通管理系统（电子警察）等六个“打防控”体系工程项目，目前，各项目建设任务已接近尾声，9月份将全部投入使用；同时，市公安局经过大量工作，上半年，在全市网吧内安装了实名制系统。市电业局、金融等系统采用双光速红外线报警、声像同步电视监控等最新技术防范设施，逐步建立了全方位、多层次的内部治安防范网络体系。
六、有关材料报送情况
上半年，按照要求报送述职报告的单位有：
市公安局、市卫生局、市经委、市建委、市国土资源局、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交通局、监察局、组织部、电业局、安全站、地税、总工会、宣传部、妇联、邮政局、计生委、市检察院、司法局、农牧业局、水务局、人行、文化局、海矿、政协、民政局、综合执法、工商局、人寿保险公司、团委、教体局、统战部、乌达矿业公司、劳动和社会保障局。
报送半年总结的单位有（不包括半年抽查单位）：
市委办公厅、市政府办公厅、政协办公厅、市中级人民法院、工商银行、残联、林业局、教体局、司法局、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老干局、规划局、交通征稽分局、技术监督局、国税局、气象局、审计局、防范办、交通局、检察院、机关工委、药监局、安全站、科协、监察局、人防办、党校、人事局、工商局、国土资源局、人行、发改委、广电局、农行、烟草公司、统计局、供销社、编办、民政局、科技局。
七、存在的问题和要求
上半年，我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总体上取得了明显成效，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一是个别地区、部门和单位的领导对综合治理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到位，对上级下发的有关综合治理文件精神没有认真地去学习领会和分析研究，综治责任状、工作要点等内容与本单位的业务工作实际没有有机结合起来，存在照搬照抄或“两张皮”等问题，综合治理领导责任制没有真正落到实处。二是社会治安整体防控能力还存在一些薄弱环节，刑事犯罪尤其是侵财案件仍然居高不下，专兼职群防群治队伍年龄普遍较大，防范工作任务重、压力大。三是个别单位综治信息反馈迟缓，流通渠道不畅，使一些好的做法和经验得不到及时推广，档案管理等基础性工作还不规范。四是个别单位安全创建“三个延伸”工作滞后，存在无方案或方案操作性不强等问题。
社会安全治理篇8
关键词：企业社会责任；食品安全；食品企业；扎根理论
中图分类号：C9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3890（2013）05-0043-07
一、引言
近年来，食品安全事件频发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有效实施食品安全治理、引导食品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食品安全事件背后的实质是拷问中国食品安全治理面临的这些问题：为何有的食品企业坚持履行社会责任，但也有不少食品企业甚至是名牌或龙头企业违背社会责任？有哪些主要因素影响食品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其驱动机制和调节机制又是怎样发挥作用的？目前我国学术界和政府尚未深入研究和有效解决这些问题。
中国政府日益重视食品安全治理。近几年已经施行了《食品安全法》、《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国务院关于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决定》等系列法律法规，并成立了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作为食品安全工作的最高议事协调机构，十报告也提出今后需要改革和完善食品药品安全监管体制机制。然而，这些改革在近几年并未收到显著成效。根据复旦大学吴恒创办的“掷出窗外——面对食品安全危机，你应有的态度”网站、国家食品安全中心网站“质量播报”栏目和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主办的中国食品安全论坛网站“食品安全问题曝光”栏目（未披露2010年的数据）的数据统计，中国2010—2012年度食品安全事件发生的数量与趋势如图1所示。图1表明，虽然三种统计数据的差异较大，但均反应了中国自2009年实施《食品安全法》之后食品安全事件的发生数量仍然呈上升态势，并未明显扭转。为了克服单一政策监管的低效，2012年6月国务院召开了常务会议研究部署进一步加强食品安全工作，将“严格落实生产经营者主体责任”作为今后食品安全治理的六大任务之一。因此，只有明确食品企业的社会责任尤其是其影响因素和作用机制，才能制定实施政府监管强制性与企业履责主动性相协同的高效食品安全治理政策。
二、文献综述
现有文献对企业社会责任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是从企业社会责任的内容、过程、需求层次、宏微观主体、传导机制等五个视角展开的。
（一）根据内容界分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因素
一些学者认为利益相关者、企业绩效和外部环境是企业社会责任的三大影响因素。利益相关者因素强调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对政府、非盈利组织、消费者、股东、职工等内外部利益相关者的正当诉求，以及对减少贫困、降低污染等社会诉求的回应[1]。企业绩效因素关注企业社会责任行动对企业绩效产生的影响，寻求以提高企业绩效为目的的最优社会责任履行方式、途径、程度和时机等[2]；杨春方（2009）发现出口业绩、创新程度、管理水平、财务状况等企业绩效因素对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方式和程度具有显著影响[3]。外部环境因素强调对企业取得合法性、增强声誉、响应公益行动、规避市场风险、铸就顾客忠诚等具有重要影响外部环境，包括法制环境、市场环境、地域环境和人文环境等，外部环境压力促使企业履行社会责任[4]。在中国，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法律环境的完善程度和要素市场的发育程度[5]，以及政府控制、政府层级、市场化进程等外部环境因素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水平具有显著影响[6]。
（二）按照过程界分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因素
Brickson（2007）认为，根据内容界分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因素忽视了企业组织及其管理层对社会责任产生作用的精神框架和意识过程，无法让管理层认知企业所处的现实世界[7]。为此，Kunal等（2008）构建了一个企业社会责任意会（Sensemaking）过程模型，该模型将企业对社会责任的意会过程分为认知（Cognitive）、语言（Linguistic）和意动（Conative）三个递进环节。其中，认知环节包括对企业的目标定位和合法性判识，语言环节包括对企业正当性和透明度的传达，意动环节包括对利益相关者履行社会责任的事前承诺等[8]。郝云宏等（2012）认为目前研究企业社会责任的视角存在重经济理性而轻制度理性的偏失，并基于合法性理论构建了一个“制度环境—制度压力—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三因素影响过程模型[9]。
（三）根据需求理论识别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因素
tuzzolino等（1981）借鉴马斯洛创建的人之五层次需求理论，构建了一个企业社会责任的需求因素框架，它将企业的需求分为生理需求（盈利、合法等）、安全需求（竞争地位、避免倒闭等）、心理需求（利益团体、合作共享等）、自尊需求（市场地位、产品领先等）和自我实现的需求（慈善行动、环境保护等）[10]。其中，企业自我实现的需求即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需求，它受前四种需求的影响且在前四种需求得到满足时才会产生。mcwilliams等（2001）根据经济学的供求理论将企业社会责任视为一种投入，建立了一个企业社会责任的供给与需求模型，并通过实证检验发现企业规模、多元化水平、研发支出、广告支出、政府采购、消费者收入、劳动力市场、产业生命周期等是企业社会责任的需求性影响因素[11]。
（四）基于宏微观主体间关系研究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因素
aguilera等（2007）构建了一个企业社会责任多重影响因素框架，该框架划分了微观个体（企业管理者等）、中观组织（行业等）、宏观国家和泛宏观国际组织（政府联盟等）四个主体层次，结合心理学、社会学和法学理论分析了影响这四层次主体支持企业社会责任的工具性（自利性）动机、关系性动机（主体间关系）、道德性动机及三种动机的交织影响[12]。S.Li等（2010）比较分析了中国、俄罗斯、巴西和印度四个新兴市场国家的跨国公司承担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因素，发现缘自国家、行业和企业三个层次，其中具有不同法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国家产生的影响最大[13]。杨春方（2012）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是国家、社会和企业三者进行利益博弈的结果[14]。
（五）从传导机制视角探究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因素
企业社会责任的传导机制是国外学者研究的热点，其基本思路是首先确定前置驱动因素，再通过中介因素的传递或调节作用，最终影响到企业社会责任。主要观点有：国家与社会文化（集体主义、权力距离等）影响企业管理者的价值观，后者影响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在法规政策、行业自律规则和投资者的监督规则等制度因素的调节下，企业经济基础前置地驱动企业社会责任；中国企业的产权性质和产权结构决定企业承受的政治干预程度，政治干预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交织影响决定中国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水平；企业领导类型影响下属员工的伦理认知，后者直接影响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效果，其中变革型领导比交易型领导产生的影响更大；甘地（Gandhi）文化对印度结构（国家政策等）产生了重要影响，后者决定着印度企业处理社会责任问题的方式；企业核心价值观影响企业伦理进而影响企业社会责任，最终影响到企业财务绩效。
国内学者对传导机制的研究较多。韵江等（2005）认为公司治理、组织能力分别是企业社会责任的前置变量和中介变量[15]；李建升等（2007）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文化驱动企业绩效的中介变量[16]；姜志华（2011）认为企业高管价值观是影响企业社会责任的前置因素，企业文化是中介因素[17]；周立新等（2012）发现中国家族企业的内部能力（制造能力等）和外部关系（社会网络等）对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具有调节效应[18]。
综上所述，企业社会责任影响因素的研究视域广泛涉及企业社会责任的内容、过程、需求层次、宏微观主体和传导机制等方面，但尚存以下不足：一是目前的研究路径为探索对所有企业具有普适性的企业社会责任影响因素，缺少针对社会责任具有特殊性的食品企业、重污染企业等的专项研究。二是传导机制的研究结论差异很大，甚至存在一些矛盾。如前所述，前置驱动因素有国家与社会文化、企业经济基础等多种观点，中介或调节因素也有企业管理者的价值观、制度因素等多种观点，其原因可能是现有文献大多采用演绎法考虑到了影响企业社会责任的局部因素，缺少采用归纳法探索整体影响因素的研究成果。因此，本文以中国食品饮料业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扎根理论质性归纳研究方法，对中国食品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进行整体性探测研究，以期为我国食品安全治理提供政策建议。
三、资料来源与研究方法
目前尚无全面系统的有关食品企业社会责任影响因素的概念、范畴、测量量表和理论模型。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2007）的调研结果显示，企业经营者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解不一致，甚至存在一些误解[19]。因此，设计结构化问卷对企业管理层进行大样本调研未必有效，也受调研条件和成本的限制。由于食品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受诸多因素的影响，探测这些影响因素需要广泛深入的信息来源。公司网站具有内容广泛、信息量大、更新及时等优势，其信息蕴含着对企业社会责任产生影响的各种现实因素。因此，本文选取中国食品饮料业上市公司为样本，以各公司网站所有栏目披露的全部信息作为资料来源。剔除了生产白酒等特殊消费品的公司，最终得到58家样本公司，其中沪市17家，深市41家。
扎根理论是由Glaser和Strauss（1967）首创的一种不受理论假设限制的质性研究方法，它是从原始资料中探寻现象背后的核心概念，通过对资料进行反复比较分析和编码，探测出若干概念、范畴及其内在联系，最终构建出扎根于实践的理论模型。扎根理论包括开放式编码（初始编码和聚焦编码）、主轴编码、理论编码和理论饱和度检验四个步骤[20]。以下将运用扎根理论、采用nVivo8软件对58家样本公司进行分析处理。
四、概念、范畴的提取与模型构建
（一）开放式编码
开放式编码是对原始资料逐词逐句地进行分析、标签和编码，从原始资料中产生大量初始概念（初始编码），并进一步从初始概念中发掘提炼出若干范畴（聚焦编码）。为了尽量排除主观定见、专业背景和个体偏好的影响，本文采用公司网站披露的原生词句作为标签，从中发掘初始概念。根据nVivo8软件的统计，一共参考了1992条原始语句，从中提取了171个初始概念，在剔除出现频次少于3次的初始概念后，最终得到157个初始概念。由于初始概念数量多且存在一些交叉重复，进一步对初始概念进行分类组合，按其实质归纳为16个范畴。为了节省篇幅，表1仅列示了出现频次较高的前3个初始概念和16个范畴。
（二）主轴编码
主轴编码是由Strauss和Corbin（1990）在早期扎根理论基础上创设的一种编码类型，它通过探寻范畴间的内在联系，发展出作为“范畴之轴”的主范畴，形成更大类属的维度[20]。根据表1中的16个范畴在性质、内容、结构、条件、行动、结果等方面的逻辑联系进行比较与归类提取，确定为5个主范畴。各主范畴、对应副范畴及其内在联系如表2所示。
（三）理论编码与模型发展
理论编码是从主范畴中提炼、归纳出核心范畴，并探寻核心范畴与主范畴及相关副范畴间的内在联系，再以“故事”的形式呈现研究对象的整体连贯图景及其背后的因果脉络，最终发展出新的理论模型。经过理论编码，得出“食品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因素”核心范畴，围绕该核心范畴的“故事”概要为：企业文化、质量改进、经济绩效、企业荣誉四个主范畴对企业社会责任主范畴存在显著影响；其中，企业文化是内在前置驱动因素，是食品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根本动因，二者形成原生的“企业文化—企业社会责任”驱动关系（简称“文化—责任”关系）；质量改进、经济绩效、企业荣誉对“文化—责任”关系具有调节作用，属于情境条件因素；质量改进、经济绩效是内部情境因素，企业荣誉是外部情境因素，三者共同调节“文化—责任”关系的一致性程度和强度。以该“故事”为基础，建构出一个新的“食品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模型”（如图2），按其构件简称为“文化—情境—责任”模型。
（四）理论饱和度检验
为了保障理论构建依据的初始样本量足够大，初始概念和范畴提取参考的资料更具开放性，本文并未采取扎根理论常用的事先预留部分样本以备理论饱和度检验的理论抽样方法，而是采取由三位本课题组成员独立地对源自全部样本公司的初始概念、范畴、主范畴、核心范畴及其逻辑关系进行复查、质疑、增减，再进行集中辩论、取得共识的方法进行理论饱和度检验，结果并未发现存在实质分歧的范畴、主范畴、核心范畴和逻辑关系。此外，还对高金食品、涪陵榨菜两家食品上市公司的董事长、总裁及生产部、技术部、战略部、市场部、财务部的负责人进行了深度访谈，结果初步验证了模型逻辑关系的正确性。由此表明，“文化—情境—责任”模型基本达到理论饱和。
五、“文化—情境—责任”模型的阐释
运用“文化—情境—责任”模型可以解释食品企业社会责任的形成机理。食品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因素包括企业文化、质量改进、经济绩效和企业荣誉四个主范畴，但它们对企业社会责任的作用机制（强度、方向等）存在差异。
（一）“文化—责任”驱动机制
企业文化由企业的理念、价值观、使命和愿景等因子决定，是企业社会责任的内在前置驱动因素，它通过影响食品企业领导层和员工的意识与行动驱动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发生与否及履行程度大小。根据样本案例发现，“文化—责任”关系的一致性取决于企业文化的类型和强度。
1.企业文化的类型影响“文化—责任”关系的一致性。由于企业的领导者特质、发展历程、所属产业、所处地域和宏观经济社会环境等存在差异，产生了多种类型的企业文化，不同类型的企业文化传达的理念、价值观、使命和愿景等具有差异，进而对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驱动产生不同的影响，发生作用的企业社会责任维度也可能不同，甚至出现维度间发生矛盾的情况。以双汇集团为例，其愿景是“做中国最大、世界领先的肉类供应商”，该企业文化驱使双汇强化企业社会责任的（经营型）慈善责任维度而弱化（质量型）食品安全维度。根据双汇网站公示的数据统计，截至2011年双汇累计捐赠达1.6亿元，但在2011年发生了“瘦肉精”恶性食品安全事件，即发生了“捐赠”与“掺假”并存的怪象。
2.企业文化的强度影响“文化—责任”关系的一致性。当企业文化的影响力较弱时，如滞留于表层文化而未深入中间层和核心层文化，企业几乎不会主动承担社会责任。企业文化要能驱动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发生，其影响强度需要达到某个“阀值”，当影响强度超过该“阀值”后，随着其强度的持续增大，“文化—责任”关系一致性的程度会越高。因此，“文化—责任”关系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复杂的非线性关系。例如，三元股份自1997年上市以来一直强化以“倡导绿色与健康的文化”、“质量立市、诚信为本”为核心的企业文化建设，即使在2008年我国乳品产业几乎全盘陷入“三聚氰胺”事件的形势下，三元仍能独善其身。
（二）情境因素对“文化—责任”关系一致性的调节机制
质量改进（由研究开发、质量管理两个范畴决定）和经济绩效（由经营模式、销售绩效和治理结构三个范畴决定）是影响食品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内部情境因素，这两大因素是“文化—责任”驱动关系的科技支持、经济基础和管理保障，是食品企业能否将社会责任动机付诸实践、保障食品安全的内在物质条件。企业荣誉（由企业地位、品牌荣誉、资质认证、高管荣誉和领导视察五个范畴决定）是影响食品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外部情境因素，是食品企业实现“文化—责任”驱动关系的外在动力和压力等精神条件。
质量改进、经济绩效和企业荣誉三个情境因素均通过影响“文化—责任”关系一致性的程度或强度发挥调节作用。当三个情境因素的综合影响微弱时，如三者的影响均微弱或三者的影响虽然较大但调节方向相反导致影响相互抵消，食品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主要由企业文化直接驱动，此时“文化—责任”驱动关系变得直接强烈；当三个情境因素的综合影响强烈时，如三者的影响强度和调节方向均非常积极或非常消极，将会大幅促进或抑制食品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此时“文化—责任”驱动关系变得间接微弱。三个情境因素对“文化—责任”关系一致性的调节机制如图3所示。
图4为情境因素对“文化—责任”关系一致性的调节机制总结。图4中，a、B、C三条曲线分别代表企业文化类型和强度不同的三家食品企业，依次对应于图3（1）中的a、B、C三点；曲线C上的C1、C2、C3点分别对应图3（2）中的C1、C2、C3点。图4以C企业受到情境因素的正面影响为例解析了调节机制的基本原理：当C企业的“文化—责任”一致性程度最高时，情境因素的调节效应最小；当情境因素的影响最强时（图4中的C3点），“文化—责任”一致性程度最低，调节效应最大；反之，当情境因素的影响最弱时（图4中的点C1点），“文化—责任”一致性程度最高，调节效应最小。
六、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根据58家食品饮料业上市公司的网站资料运用扎根理论探测发现：企业文化、质量改进、经济绩效和企业荣誉是食品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因素；其中，企业文化是内在前置驱动因素，质量改进和经济绩效是内部情境因素，企业荣誉是外部情境因素。进一步构建了食品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模型（“文化—情境—责任”模型），分析了“文化—责任”关系的驱动机制和情境因素对“文化—责任”关系一致性的调节机制。其中，企业文化的类型和强度驱动食品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三个情境因素的强度和方向调节“文化—责任”关系的一致性程度。此外，还探测出企业荣誉这一新的主范畴，它包括企业地位、品牌荣誉、资质认证、高管荣誉、领导视察五个范畴。其中，领导视察和高管荣誉是我国情境下的两个特色范畴，二者在中国食品安全治理中具有独特的作用。由于“文化—情境—责任”模型是基于扎根理论质性探测方法构建的，模型中的范畴、主范畴、核心范畴及其作用机制和路径等有待大样本定量实证检验。
（二）相关政策建议
1.加强食品企业文化建设。文化建设是十提出的“五位一体”总布局之一，企业文化建设是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战略在微观企业层面得以开展、创新和传承的重要阵地。中国当前的食品安全形势仍然十分严峻，加强食品企业文化（内在前置驱动因素）建设至关重要。一方面，食品企业应当加强对自身企业文化的诊断和创新，改变目前企业文化同质化严重、忽视食品产业根本使命元素的现状。例如，多家样本公司提出了“健康、诚信、忧患、快乐”、“团结、进取、创新、发展”、“勤奋、进取、团结、忠诚”等同质化的企业文化。这表明食品企业应当立足于中国的现实情境，加强融合中华文化与食品产业特质的企业文化建设，将食品安全、生态文明等核心元素融入企业文化并付诸实践。另一方面，政府在制定实施有关文化建设总布局的政策时应当重视企业文化建设，特别是关涉民生和社会稳定的食品企业文化建设，加大对欠发达地区和农村地区食品企业文化建设的帮扶力度，鼓励食品企业实践、创新和传承具有中华优良传统和先进文化特色的企业文化建设。
2.加大对食品企业科技创新和质量改进的支持力度。食品企业的质量改进、经济绩效是调节“文化—责任”关系一致性的两个内部情境因素。食品企业对研究开发和质量管理的投入不足或对经济绩效的片面追求均会导致企业社会责任的低下或缺失，引发食品安全事件。部分样本案例表明，我国食品企业的研发成本、认证成本、质量管理系统的投入与运行成本、接受监管成本、诉讼风险成本等高昂，可能导致部分食品企业甚至食品产业的经济绩效底线难以保障，采取无法保障食品质量安全的低成本低质量生产经营策略可能成为某些企业的现实选择。这就需要政府在持续强化食品安全监管以惩戒食品企业的机会主义和道德风险的同时，还需正视食品产业的高风险与低回报不对称性问题，从宏观产业经济调控的高度进行规划，制定实施财政、金融、税收、技术服务等政策支持食品企业的科技创新和质量改进。
3.规范食品企业的荣誉建设。企业荣誉是调节“文化—责任”关系一致性的外部情境因素，其提升能够促进食品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企业荣誉包括企业地位、品牌荣誉、资质认证、高管荣誉和领导视察五个范畴。其中，国家领导人、部级领导和地方政府官员对食品企业的视察，其作用是多方面的，可能对企业既产生强烈的激励机制又形成严厉的鞭策机制，甚至影响到企业文化建设；也可能存在国家的食品安全治理与地方政府的经济保护主义交织作用于食品企业的冲突性机制；等等。领导视察发挥作用的机制、路径和效应等，在我国食品安全治理中尚待深入研究。因此，政府制定实施科学规范的企业地位和高管荣誉评价制度、权威明确的品牌与资质认证制度，以及国家领导人和各级政府领导开展“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制度，定期或不定期地深入食品企业进行巡视、视察和督导制度等，是促进我国食品安全治理的特色制度安排。
4.强化食品企业的法制教育。在“文化—情境—责任”模型中，本文注意到缺失了有关“法规制度”的外部情境因素。从扎根理论的客观主义出发，本文并未人为增添这类范畴。其原因是样本中仅有几家公司披露了依法纳税、安全生产两方面的法律法规遵守情况（已归入表1中的法律责任范畴），目前尚无一家样本公司披露对《食品安全法》等法律法规的遵守情况及相关承诺等，甚至所有样本公司网站均未出现“食品安全法”等法律法规的初始概念。这表明，目前我国食品企业层面的法律法规意识还非常淡薄。《食品安全法》实施后，全国食品管理与工作人员开展了广泛的学习交流活动，但目前尚未将这些法律法规理念深入到作为食品安全第一责任人的食品企业层面，食品企业还未做到以食品安全法律法规为准绳回应利益相关者的诉求并保障各方的合法权益[27]。因此，在今后的政府监管、行业自律、企业管理等食品安全治理行动中应当有效开展引导食品企业学习和宣传法律法规等教育实践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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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exploratoryResearchBasedonGroundedtheory
ChenXujiang，GaoLu
（Schoolofaccounting，ChongqingtechnologyandBusinessUniversity，Chongqing400067，China）
社会安全治理篇9
关键词：高校 治安综合治理 内涵建设
随着高校教学科研的日益发展和管理工作模式的不断创新和拓展，学校与社会的沟通和交流与日俱增，校园及周边治安环境日趋复杂，安全保卫工作的范围不仅仅包括人身安全、消防安全、交通安全和食品卫生安全等基本安全，还包括教学安全、行政安全、产业安全等发展安全。因此，我们不仅要关注多方面的基本安全，而且要关注教学、科研等方面的发展安全，只有这样，学校才可能有办学的安全，才可能有持续的发展。
1.高校治安综合治理的内涵
1.1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概念和意义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是在各级党委、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各有关部门充分发挥职能作用，齐抓共管，依靠广大人民群众，运用政治、经济、行政、法律、文化、教育的等多种手段，整治社会治安，打击和预防犯罪，化解社会矛盾，保障社会稳定，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从本质上说，就是依靠全社会的力量，堵塞导致违法犯罪的漏洞，不断减少和消除产生社会治安问题、影响社会稳定的诸多社会矛盾和社会消极因素，最大限度地预防、控制和减少违法犯罪，维护社会治安和社会稳定。
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是我们党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总结基层广大群众和实际工作者创造的丰富经验而作出的重大决策和部署，是新形势下坚持专门机关工作与群众路线相结合原则的新发展，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解决社会治安问题的新路子，是建立和保持良好的社会治安秩序、维护社会政治稳定的基本方针，是解决社会治安问题的根本途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科学发展观的一项重要内容，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维护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保障工程和基础工程[1]。
1.2高校治安综合治理的内涵
根据有关文献资料，党和国家关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思想的提出，最早是基于在“”中教育事业和社会秩序遭到严重冲击和破坏，导致青少年犯罪现象严重，试图寻求根治之策。、教育部、文化部、公安部、国家劳动总局、全国总工会、、全国妇联八家单位联合于1979年6月19日提交中央的《关于提请全党重视解决青少年违法犯罪问题的报告》显示：在当时刑事案件的作案人员中，青少年犯案所占比重，大中城市为百分之七八十，农村为百分之六七十。犯案情况包括偷摸扒窃、打架斗殴、耍流氓、拦路抢劫、妇女、行凶杀人、结伙为非，等等。1982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政法工作的指示》中再次指出：“为了争取治安状况根本好转，必须加强党的领导，全党动手，认真落实‘综合治理’的方针。”并强调：“加强青少年教育，是搞好‘综合治理’的中心环节。”
1991年2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制定《关于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决定》后，原国家教委于1992年6月23日下发了《关于做好学校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意见》，提出全国各级各类大中小学开展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具体意见和八个方面的工作内容。《意见》特别强调：“高等院校要成立由党政主要领导及保卫、宣传、后勤、学生工作等部门和工会、共青团、学生会等群众组织负责人参加的学校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设立相应的办事机构，负责提出本单位综合治理的具体意见并组织实施，协调各部门的工作。”
2000年7月13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中央综治委、教育部、公安部《关于深化学校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意见》。《意见》提出学校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主要任务是：在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各有关部门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密切配合，依靠学校广大师生员工，保持良好的教学、科研和生活秩序，维护学校稳定，为培养和造就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创造良好的育人环境。《意见》要求坚持“属地管理”原则，认真落实治安综合治理责任制，齐抓共管，加强综合治理工作机制建设，全力维护好学校及其周边地区的治安秩序，为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
可见，高校治安综合治理渊源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这一党的执政手段在高校的延伸和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是高校治安综合治理存在的前提和基础。因此，高校治安综合治理的内涵可以概述为：高校治安综合治理，就是在地方党委和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发挥学校的主体地位和作用，以教育和创建安全文明和谐校园为抓手，建立健全预防、发现、控制和处置治安隐患能力，保持良好教学、科研和生活秩序，维护学校稳定。
2.高校治安综合治理内涵建设
社会安全治理篇10
1.治理目标:维护政权稳定———维护整体安全。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直牢牢抓住“改革、发展和稳定”这三个核心任务不放，从而实现中华民族快速稳定发展。但在目前新的国内和国际形势下，随着恐怖主义、环境污染和食品安全风险等世界性安全问题凸显，使得我们不得不将另外一项重要任务提上议事日程:安全。这一任务的增加，就给国家安全目标的转变提出了新要求:由维护政权稳定转向维护社会整体安全。在维护政权稳定目标指引下，国家政权稳定是国家安全治理的核心任务，这也就意味着为了维护政权稳定可能牺牲其他方面安全治理。新国家安全观提出了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11个方面的国家安全治理内容，如果说以维护政权稳定对应“政治安全”，那么这么多年来，我们在其他几个各方面都不同程度存在偏废现象。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的提出使我们认识到，不管在理论还是在实践层面，现有仅仅重视政治安全和政权稳定的做法存在明显不足。比如当因环境污染出现云南宜良兴隆村、江苏省盐城阜宁县洋桥村、江苏省无锡市崇安区广丰村、广东省翁源县上坝村和四川省遂宁市蓬溪县广门桥村等癌症病人和癌症种类多现的“癌症村”时，如果因此导致民众上访或者，那么在维稳目标指引下，安全治理更多关注的是如何对上访和进行治理，而很少会关注环境安全治理;由于维稳目标并没有将社会安全作为重点，导致社会安全治理方面措施不健全，当出现类似“7•15”新疆暴力恐怖事件和“3•1”昆明火车站恐怖暴力事件时，我们缺乏预防和遏制暴力事件的有效手段，从而导致社会安全事件造成大量人员和社会财富损失的出现。很显然，针对当前严峻的安全形势，现有的安全治理目标已经无法满足需要，国家安全实践给安全治理目标的转换提出了新的要求。无法想像整天生活在死亡和恐怖威胁之下的政府和民众可以正常地进行社会生活和经济生产活动，国家和社会发展需要整个社会全方位安全作为基本保障。因此随着国家安全治理逻辑的转换，国家安全治理目标由维护政权稳定向维护社会整体安全转变势在必行。国家安全治理目标转变体现在两个层面:一个是安全治理范围的延展，将安全治理目标对象由“影响稳定因素”扩展到领土范围内所有可能制造和分配风险的人员、机构和物体。另一个是受益群体的扩展，将安全治理的受益群体由原来的政权机构扩展为全体社会成员和领土附着物。因此这一目标转换进程可以被看作是我国社会治理方面的巨大进步。
2.治理取向:防止社会暴乱———维护社会安全。
“防止社会暴乱”强调维持平稳政治秩序，会将正当维权与人数聚集的大规模群体性活动都视为对社会与政治稳定的挑战;这种刚性维稳或者压力维稳取向，通过“压力体制”将维稳任务在政府间层层下压，导致政府对民众权利损害之后的二次损害的出现。同时，这不但使得政府政绩考核功能异化，也因为安全治理成本巨大造成大量公共资源和公共财政浪费。最为严重的是，这一安全治理取向导致政府对民众正常利益诉求的无视甚至打压，容易激发民众对党和政府的不满情绪，激化政府和民众之间矛盾，酝酿更大政治风险，从而陷入一种恶性循环无法自拔。因此，这种安全治理取向被看作不经济、不安全且不可持续，其向维护社会安全取向的转变势在必行。“维护社会安全”的治理取向可以从三个层面来理解:首先，这一治理取向对民众正常维权行为进行重新定性，面对社会组织活动，关注其动机和行为，只要不危害公共安全或挑战政权稳定，就不必视其为威胁。其次，将安全保护的对象由政府机构和政党机构扩展到全社会范围，从而反过来对政府侵害民众的行为开始加以重视，国家安全治理向“社会本位”回归。再次，这一转变也使得原来政府与民众两者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因为共同面临的安全问题而淡化，社会全面风险的产生将所有社会成员凝聚成一个整体。可以看出，各类社会群体与国家政权的关系处于不断调整之中，社会成员和社会机构的重要性慢慢凸显出来，而且国家安全治理取向从“防止社会暴乱”向保护“社会整体安全”转变与整个人类社会现代化大趋势具有一致性。
3.治理群体:社会弱势群体———社会强势群体。
国家安全治理逻辑转型的另外一个过程是安全治理群体由“弱势群体”向“强势群体”转变，主要体现为以下两个层面:群体间转变:“稳定破坏者”向“安全破坏者”转变。维稳逻辑之下，国家安全第一目标是政权稳定，所以任何影响政权稳定的社会行动群体都可能会成为重点防范的治理对象，这其中以“上访者”最受关注，地方政府政绩考核中对上访进行一票否决，从而导致地方政府和上访者之间“上访”与“”博弈不断上演，不但导致了“职业上访者”和“谋利型上访者”的产生，也使得北京安元鼎之类的“黑监狱”也层出不穷。政府和群众之间的关系严重对立，上访者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以“恨”和“怕”为主调，从而有了在上访中死亡的钱云会和维护利益未果而爆炸政府的钱明奇，有了“被精神病”的武钢职工徐武、中石化职工陈炎盛、河南漯河村民徐林东和十堰市民彭宝泉等。显然，把安全治理的对象群体选择为上访者等弱势群体，政府越是维稳，越是不稳，其效果往往是南辕北辙。但是在维安逻辑之下，任何团体和个人安全都成为整个社会关注的对象，整个社会的安全与政府政治稳定安全变得同等重要。在恐怖事件面前，不管是新疆7•15暴力恐怖事件，还是喀什地区的多起恐怖案件以及天安门广场的金水桥爆炸恐怖事件，受害者是不分官员与群众的，甚至警察和军人都成为危害对象。各种风险事件抹平了人们之间地位差异、职业区分和性别区别，同时也使整个社会将矛头统一指向了风险和危害的制造者。这些都迫使安全治理对象群体不得不由稳定破坏者群体向安全破坏者群体的转变。群体内转化。就风险制造与转嫁而言，弱者和强者的角色和地位可以互相变换。那些从财富占有、社会地位和社会名望等标准来判定为“社会弱势群体”的人群，在风险与安全领域可能会转变为风险强势群体。比如个体性暴力恐怖事件中的马加爵和杨佳等，如果从财富占有角度而言，马加爵与被他杀害的学生相比，属于财富占有上的穷人和弱者，但是从暴力风险制造者角度来定义，马加爵的角色立刻转变为风险强势者;杨佳与被他杀害的警察相对比而言，在权力占有上处于弱势地位，但当他拿起手里的屠刀进行风险制造时，就立刻变成风险强势者。可见，强与弱并非一成不变的范畴，随着风险形势的变化，强弱之间的角色变换可能随时随地发生，这就要求我们想方设法顺应群体间转化的趋势，抑制这种群体内转化的可能，以提高安全治理成效。
4.治理主体:国家政权机构———全体社会成员。
国家安全治理作为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建设的一部分，不仅仅意味着治理目标、治理取向和治理群体的转换，同样意味着治理主体的转变。在维稳的安全治理逻辑之下，各级政府部门是安全治理行为主体。但是随着风险社会的到来，各种类别风险和危害不断涌现，全体社会成员和社会组织都有可能成为被危害对象，面对如此繁多的风险类别，仅仅以政府一己之力，恐怕难以担当重任。因此安全治理主体由政府机构向全体社会成员的转变就变得十分必要。这种转变体现在下面两个层面:正式组织———非正式组织。面对日益严峻的安全治理形势，在加强原有公共安全机构、食品药品安全监督机构和安全生产监管机构功能的同时，国家层面成立国家最高安全委员会，对社会整体安全统筹协调。但是我们看到，这些正式组织的建立与完善并无法完全应对当前复杂的安全形势，所以面对食品安全风险，有些地区设立了公益性的食品安全协管员;面对涉恐事件多发态势，北京和新疆等地招募大量志愿者，组成义务安全信息员队伍。在现有安全治理机构和组织之外，非正式组织正在开始分担某些安全治理职能，这无疑有利于缓解正式组织的安全治理压力和提高安全治理效率。政府机构———社会成员。风险危害的潜在性、随意性和广泛性将所有社会成员捆绑在一起，面对风险没有社会成员保证自己绝对幸免。当SaRS病毒来临的时候，不管是政府官员还是民众，都难以置身事外;当恐怖袭击爆发时，政府官员和普通民众同样都会受到伤害。也就是说风险的特性将限制风险治理集体行动中搭便车行为的发生，从而为风险来临时的一致性行动和全员参与安全治理的良好工作机制的建立提供了可能。
二、安全治理手段提升
在认识到这一安全治理逻辑转变具体内容之后，我们应该在实践层面作何调整以与之相适应?2011年上海政法学院社会系教授吴鹏森曾在新加坡《联合早报》撰文对上面所提到的国家安全治理逻辑转换问题有过探讨，但是吴文没有解决这些问题:这一逻辑转换的原因是什么?现有制度安排能否适应这一安全治理逻辑转换的需要?针对国家安全逻辑转换的事实，国家安全治理能力如何进一步提升?本文将逐一对上面提出的各个命题进行尝试性解答。
1.逻辑转换的实质。
国家安全治理逻辑转换受什么样的本质规律支配?从风险政治学来看，任何风险都可以被看作是“一种与人相关的有序危害结构”，这种有序结构可以被定义为一种风险(恶)势，“风险的制造过程被认为是风险强势群体利用风险权势的造势过程”，风险散布过程被认为是风险的不正义分配过程，风险的治理过程是风险分配正义过程，即风险弱势群体的对称化造(善)势过程。也就是说，当前社会安全形势全面恶化，各类风险丛生，是因为风险强势群体不断地制造和分配风险的结果。基于此可以看出，国家安全治理逻辑之所以会实现上面的转换，究其原因在于不正义的风险制造和分配过程的存在。风险治理要实现向正义分配过程的转变，这就需要治理手段和方式的提升。
2.国家安全治理手段提升。
国家安全治理是整个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部分，所以国家安全治理现代化同样要跟随这一大趋势。国家治理本身具有以下特性:“其一，权力主体不同，统治的主体是单一的，就是政府或其他国家公共权力;治理的主体则是多元的，除了政府外，还包括企业组织、社会组织和居民自治组织等。其二，权力的性质不同，统治是强制性的;治理可以是强制的，但更多是协商的。其三，权力的来源不同，统治的来源就是强制性的国家法律;治理的来源除了法律外，还包括各种非国家强制的契约。其四，权力运行的向度不同，统治的权力运行是自上而下的，治理的权力运行可以是自上而下的，但更多是平行的。其五，两者作用所及的范围不同，统治所及的范围以政府权力所及领域为边界，而治理所及的范围则以公共领域为边界，后者比前者要宽广得多”。从治理理念特性出发，顺应国家安全治理逻辑演变趋势，提高安全治理能力，可以从安全治理手段提升入手，作出以下调整:实现安全治理方式由“单一性方式”向“综合性方式”提升，“替代性方式”向“自主性方式”提升，“集中性方式”向“集成性方式”提升，“专业性方式”向“协同性方式”提升。
(1)单一性方式———综合性方式。
国家安全治理主体由“国家政府”向“社会全体”转换，必然要求安全治理方式由单一性方式向综合性方式转变。在安全治理“维稳”逻辑之下，政府安全治理实践主体主要是各级政府部门及其延伸组织，具体负责机构是各级维稳办配合以各级司法部门，其行为方式主要是单一的行政或者司法强制性手段，通过对威胁政治稳定者进行劝诫、拦阻，也就是，以及将其“被精神病”或者进行司法强制。这种单一化方式总体概括就是一个“堵”字。但是当全面风险来袭之时，不管是政府、个人还是社会组织都是没办法通过“堵”这个单一方式来应对，这与风险的特征有莫大关系。前面我们提到风险可以被认定为一种有序结构，但是其有序性需要以人类对其认知能力的有序性为前提，也就是说在人类没有认识到风险的具体运行规律之前，他总是表现出无序性。除此之外，风险还具有隐秘性和广泛性等特征。这些都为我们认识风险增加了困难，所以在当前人类风险认知能力和认知水平较低的情势下，针对无法预知的风险，想要“堵住风险”却可能连对象都无法找到。具体而言，在维稳阶段，被认定为稳定破坏者的上访者可以被采取监视、跟踪、管控和限制等方式进行治理，这一阶段的治理对象是可以被确定，所以单一的治理手段可以奏效。但是在维安阶段，由于风险治理对象的扩展，面对纷繁复杂的各类风险，在风险制造者没有发起风险侵害行动之前，我们是很难确定其具体危害对象并提前做出有效预警。类似乌鲁木齐和昆明的暴力恐怖事件，之所以危害严重且影响巨大的原因就在于，其发生时间、发生地点和侵害对象都是随机的，这无疑增加此类风险治理难度。所以针对安全治理对象扩展这一现实，多种治理方式的综合运用就显得尤为重要，这也成为对落实“总体安全观”的重要手段。
(2)被动性方式———自主性方式。
国家安全取向由被动式的“防乱”向主动式的“保安”转换，必然要求安全治理方式由被动性方式向自主性方式转变。针对稳定破坏者，往往在他们活动时政府才会出面行动，采用的是一种事后被动式治理。比如，一般只有当上访者发生上访行为时，政府相关工作人员才会一路跟随，并联合驻京办工作人员等采取“”行动;当一些发生时，政府会出动相关力量到现场维持秩序，并采取相应措施对事件进行平息。这种被动维稳式安全治理以一定的非程序性临时公务活动性质体现出来，不但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而且在政府正常工作之外大量增加了相关机构和工作人员的工作量，也往往不为民众所支持。风险治理的最大意义在于防患于未然，如果事后被动救援和善后，显然无法满足安全治理的实际要求。随着全面风险时代的到来，风险在社会的各个角落不断涌现，维稳逻辑下的被动式治理仅仅是应付上访者就已经耗费了如此多的人力物力，如若仅仅凭政府之力来应对所有安全影响因素，肯定会力有不逮。基于安全治理水平和效率提升的考虑，一种自主性安全治理方式将被积极推崇。自主性治理方式强调人人都是风险受害者，人人也都是风险治理责任者，当然其前提是各个社会成员的风险识别和治理能力必须做出相应的提升，否则这治理一方式转变会因为治理主体能力欠缺而无法落到实处。
(3)集中性方式———集成性方式。
国家安全目标群体由“弱势群众”向“强势群体”转换，必然意味着安全治理方式由集中性方式向集成性方式转变。维稳阶段的安全治理权力和治理行动往往收归于政府，其主要以一种集中性治理方式展开。但是面对全面风险时代的到来，维安阶段的安全治理则需要集成各方力量以集成性方式来进行。这就要求我们变更看待问题的视角，不能仅仅从政府安全角度出发，将安全威胁对象群体看作是弱势的民众，将民众和政府的关系看作是高度对立关系，或从政府自身行为习惯出发，安全治理手段仅以强制性的司法手段为主。应将矛头指向风险制造的强势群体，将民众和社会整体安全都重视起来，并发动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参与安全治理。在维稳阶段，国家安全治理目标人群往往是利益受损者或生活失意者等弱势群体，但是在维安阶段，安全治理目标人群大都是精英群体，他们掌握着强大的风险制造能力和分配能力，所以安全治理的关键就成为对这些风险精英的危害行为进行制约和限制问题。这无疑比维稳阶段任务要繁重很多，仅仅以现有的安全治理部门的能力显然无法完成这一任务。因此安全治理不妨变为一场“全面战争”和“全民战争”，因为风险面前人人自危，只要情况允许所有人都会不计成本不计精力地参与到风险治理中来。只要做好全民动员，任何社会成员都做好成为安全治理者的准备，自主自发地发现生活中隐藏着的安全隐患和危险源头，做到对风险的早发现早预防早治理，尽可能将危害减到最小，那么风险精英的安全危害行为可能会被有效治理。
(4)专业性方式———协同性方式。
国家安全目标由“国家政权稳定”向“社会整体安全”转换，必然要求安全治理方式由专业性方式向协同性方式转变。在维安逻辑之下，由于危害安全的对象转变为风险制造者，就将政府和民众的关系由原来的对立关系变成协同关系，这也适应了安全治理对象从弱势群体向强势群体转化的趋势，有利于形成对风险制造者“人人喊打”局面的出现。同时也可能终结“不稳定因素”向“危害公共安全因素”转变的可能。值得警惕的是，由于安全形势恶化，政府机构中的司法权力有着扩张的趋势，特别是警察用枪权力的放大，很可能将普通民众和危害安全分子的边界模糊化，从而造成新的官民对立，这一点可以从近年来警察枪支滥用事件中看出端倪。政府主导的以专业性司法手段为主导的安全治理模式显然不能适应当前需要且存在各种弊端，因此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理念和安全治理现实需要来看，在安全治理中引入协同治理理念很有必要。协同治理强调政府与其他社会治理主体之间的共同参与、共同协商和共同合作关系，这不但打破了现有安全治理部门之间的区隔，增强各部门之间合作的可能，同时在面对复杂多变的风险实际时，协同性治理无疑较之专业性治理更有优势。
三、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