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生育政策变化篇1
一、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背景下的家庭发展能力
随着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有力实施，我国的人口要素以及家庭结构、功能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这种结构以及功能的转变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家庭发展能力。所谓家庭发展能力，从家庭可持续生计理论基础上来论述，指的是家庭在各个生命周期阶段所拥有的权利、对家庭的发展任务的决策能力，以及追求更好的家庭生活水平的综合能力。
家庭发展能力核心要素分别为家庭功能的发展、家庭策略的发展以及家庭禀赋的发展，三者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并且不能够相互取代。家庭功能是家庭关系结构、家庭规模、家庭适应性等方面的综合反映;家庭策略则主要指家庭成员对家庭资产的配置、生育的安排、家庭收入方式选择等实现家庭发展的行为;家庭禀赋则指的是家庭生存发展过程中有助于家庭功能完善的物质基础。
二、计划生育政策对家庭发展能力的影响
（一）计划生育政策对家庭功能的影响
随着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深入实施，我国的生育率与出生性别有了较为明显的变动，并且随着时间的推进，社会的结婚率、离婚率、死亡率等家庭功能性结构也产生了变化。在计划生育政策背景下，我国的婚姻家庭逐步朝向小型化、核心化和松散化方向发展。家庭成员的数量减少，家庭资源呈现一种集中化，特别是在独生子女家庭里，由于独生子女的特殊性，以及对家庭后续发展的重要意义，造成了许多独生子女家庭里所有家庭资源集中在子女一人身上，这种过度的资源让许多独生子女的生活习惯、生活观念发生了不良改变，使得独生子女的性格更加以自我为中心，以至于社会上逐渐形成了“啃老族”的不良风潮，家庭的反哺模式弱化，家庭养老问题尤为突出。与此同时，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家庭成员性别比例进一步失调，导致了家庭生育功能逐渐弱化。
（二）计划生育政策对家庭策略的影响
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导致人们的许多生活观念产生了变化，直接导致了以家庭为单位的家庭策略发生了变化。在传统的中国家庭，由于子女众多，家庭的主要经济收入大部分都用来养育儿女，少量用来生活消遣。而当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后，子女数量减少，一方面，家庭养育子女的费用减少，在总的经济收入不降低的前提下，家庭对于资金的自由分配能力上升，消费能力增强;另一方面，子女的减少，家庭对于子女教育资源的投入会更多，父母在有限的资源下必须实现对孩子的教育效益最大化，家庭人均人力资本投资所占比重就会越高，而家庭收入多样性也会趋于增加。
计划生育政策下对于城乡采取二元分治的政策，导致了我国人口素质的参差不齐，造成了城乡的二元户籍制度的生成。目前，我国通过对城乡普遍开放“二胎”政策，统筹推进城乡改革，实现城乡一元化的计划生育政策，就是为了进一步的改善由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所带来的城乡家庭策略的差异性影响。实行城乡一体化的计划生育政策可以采用分阶段、有步骤的逐步过渡方式。有助于缓解人口老龄化问题，降低人口性别比，加快人口素质提升。
（三）计划生育政策对家庭禀赋的影响
计划生育政策背景下，家庭成员数量受到了一定的约束，家庭结构因此也发生了转变，例如在我国农村的传统家庭中，家庭土地一般是按照人口数量分配，家庭人口数量的减少，导致了家庭整体自然资本减少，从而造成了家庭面对生活的机会减少，对于家庭发展过程中的风险不足以应对，对家庭外部冲击力的回复能力也减弱。而在我国城市，独生子女家庭的不断增长，虽然子女人数的减少，家庭结构相对更加稳固，但同时也出现了核心化和集中化的趋势，也就是所有的家庭资源集中在子女身上，但独生子女家庭大多面临着严重的空巢家庭风险以及失独家庭风险，这对于家庭的进一步发展的打击无疑是巨大的。
计划生育政策变化篇2
关键词：中国人口政策：计划生育；“全面二孩”
背景
人口是发展的基数，更是影响经济的因子。人口是一个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以人口政策是国家的根本政策之一。建国以来，党中央科学把握人口和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站在中华民族长远发展的战略高度，适时调整人口政策，加快了中国人口转变的进程，成为中国经济持续高速稳定增长的重要力量，与改革开放这个基本国策一起，共同推动和促进了中国的和平崛起。一方面，减少了新生人口，使人口规模及未来的就业人口同步减少，相应地还减少了家庭、社会和国家对新生人口的投入，成为中国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另一方面，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人的科技观、素质观、教育观和消费观，使依靠人力资本促进积累、消费成为中国经济发张的重要因素成为可能。
1.建国以来中国人口政策变迁
党中央历来高度重视人口问题，每一届中国领导人都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出发，实事求是地制定人口政策，以有力促进经济增长、社会进步和民生改善。从建国至今，中国人口政策整体呈现出由松到紧，又由紧到松的变化趋势，大致可分为以下6个阶段：
第一阶段（1949-1953年）：大力宣传鼓励生育。建国初期，我国各个方面都是处于百废待兴的情况，所以人口是决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保障，伟大领袖曾经说过“中国人口众多是一件极大的好事”。所以当时全民大众的观念也如此，响应号召，多育子女。
第二阶段（1954-1959年）：发现问题、酝酿政策。1953年人口普查显示，我国人口总数包涵台湾在内已经突破六个亿，大陆人口总数就接近六个亿。当时的国务院总理在普查3个月后的一次报告中忧虑地指出：“我们大致算了一下，我国人口大概每年平均要增加1千万，那么10年就是1万万。中国农民对生儿育女的事情是很高兴的，喜欢多生几个孩子。但是，这样一个增长率的供应问题，却是我们的一个大负担。”（注：：《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的基本任务》。国家意识到人口众多会带来的问题和危机。
第三阶段（1960-1978年）：计划生育兴起和开展。政府充分认识到人口过快增长给人民群众带来的影响，提出在农村实施计划生育，也就是节制生育，并且大力宣传晚婚晚育，设法控制人口急剧增长。在时期，政府对当时的生育政策一直没有改变。1973年特别提出了“晚（晚婚、晚育）、稀（生育间隔四年左右）、少（一个少了、三个多了、两个正好）”计划生育政策。
第四阶段（1978-1984年）：计划生育政策起步和发展阶段。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为标志开始进一步收紧生育政策，将1970年代“最多两个”转变为严格控制生育第二个孩子和独生子女政策。
第五阶段（1984-1999年）：计划生育调整完善。这个阶段主要是计划生育的新形势和新探索时期特别是针对农村人口，在农村适当放宽生育二胎的条件。在199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计划生育工作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决定》中，政府强调了坚持计划生育的不动摇性，并且要继续宣传和贯彻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并且大力重视这一工作的开展，政府强调把我国的计划生育工作和经济发展看得一样重要。
第六阶段（2000至2013年）：稳定生育率。2000年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决定》表明，计划生育工作中心要到稳定生育水平上来，2007年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重申要继续稳定低生育水平。
第七阶段（2013年至今）：开放二孩，从“单独二孩”到“全面二孩”。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启动实施“单独二孩”政策，即允许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决定，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完善人口发展战略，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积极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
2.“全面二孩”政策解读
一定的社会条件是制定人口政策的前提与基础，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则依赖于合理的人口政策的推行。社会条件的变化要求人口政策适时进行调整。因此有必要考察中国人口政策与社会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研究不断变化的社会条件，对人口政策适时进行调整，统筹解决人口问题，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决定，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完善人口发展战略，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积极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这是党中央科学把握人口和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站在中华民族长远发展的战略高度促进人口均衡发展的重大举措。
进人新世纪，我国人口发展呈现出重大转折性变化：人口总量增长势头明显减弱，劳动年龄人口开始减少，老龄化程度加深，家庭养老抚幼功能弱化。为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党中央及时调整完善生育政策，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实行单独两孩政策的决策。在单独两孩政策平稳有序实施基础上，根据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新变化，十八届五中全会进一步决定实施全面两孩政策。全面实施两孩政策，有利于优化人口结构，增加劳动力供给，减缓人口老龄化压力；有利于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有利于更好地落实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促进家庭幸福与社会和谐。具体来说，可从以下三个角度看：
人口影响。现阶段，全国符合全面两孩政策条件的夫妇约有9000f对。实施全面两孩政策，今后几年出生人口总量会有一定程度的增长，最高年份的出生人口预计超过2000万人，这是政策调整的预期效应。
经济影响。实施全面两孩政策，短期可以直接拉动对妇幼健康、婴幼用品、托幼服务、教育等领域的消费。长期看，到2050年，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将增加3000万左右，有利于稳定经济增长预期。实施全面两孩政策后，将带来公共服务需求的增长，医疗卫生、儿童照料、教育等方面会面临一定的压力。通过加大投入、盘活存量、优化配置，是完全可以应对的。
资源环境。中国在制定资源环境中长期战略规划目标时，已经为生育政策调整完善预留了空间。据有关部门测算，我国的能源、粮食等供给都在可承受范围之内。实施全面两孩政策对资源环境压力略有增加，但不会影响国家既定资源环境战略目标的实现。
计划生育政策变化篇3
关键词：倡导联盟框架模型；二胎；政策变迁
中图分类号：D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5）17019203
1问题的提出
1971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53条规定明确提出“国家提倡和推行计划生育”，这就意味着计划生育成为一项时效长、影响范围广的基本国策之一。这一政策的实施使得我国人口结构也因此发生了历史转折，由“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增长率”迈入“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同时也创造了长达30余年的“人口红利”，具体表现在充足劳动力资源、高储蓄率、低劳动力成本对经济促进效用。然而，随着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人口老龄化、劳动力的短缺、失独家庭的数量增加等社会矛盾也日益增加。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逐步放开严控生育政策向“单独二胎”过渡引起了各方热议与论辩，关于单独二胎政策究竟是如何形成的？本文运用倡导政策联盟框架分析其中政策参与主体在政策变迁弈与学习的过程，并提出单独二胎政策进一步发展的方向。
2理论基础：倡导联盟框架
唯物辩证法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的发展实质就是新事物代替旧事物的过程。对于公共政策变迁而言，在外部环境和内部的决策子系统之间博弈的影响下也在持续不断的变革，逐渐成为公共政策存在的一种常态。传统政策变迁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的CharlesLindblom的“渐进主义”模型，该阶段以Robertnakumura的“阶段分析法”最为典型，它把问题界定、议题设置、政策规划、政策设计、政策执行与结果评估视为公共政策变迁的过程，这种视角最大的弊端是把政策看成是一种线性过程的变迁，忽略了公共政策变迁的动态性，无法对政策变迁作出全面性、动态性的解释。20世纪80年代Sabatier&Jenkins-Smith在“阶段分层法”批判的基础上提出“非线性公共政策变迁过程”的理论典范―倡导联盟框架。该理论努力探究代表不同价值观的政策行动者如何通过竞争和学习从意识形态、政策利益的对立转化为共享一套信仰体系的过程，从而实现政策变迁。为了更加清晰的解释政策变迁过程具体情况，倡导联盟框架需要通过观察一个十年或更长久的时段来解释政策的变迁，具体理论特点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1倡导联盟框架的政策主体
传统的政策变迁理论认为政策的变迁是不同利益集团件相互讨价还价的结果。与此相反，倡导联盟框架则认为是由持有不同政策立场的行动派相互博弈、相互学习的过程。这种思想源自于对“行政管理机构、立法机关、利益集团”的传统铁三角的批判，希望从原有的模式中拓展出来，主张把共享一个特定的信仰系统（信仰、价值取向、立场、问题的态度）的政策行动者归属于同一个行动联盟。然而，在一个政策系统当中会存在多个政策联盟，由于各自的政策偏好和政策目标的不同则会引起不同程度的矛盾和冲突，甚至会引起政策僵持。因此，各种倡导联盟需要设法把他们的内核信念转变为公共政策，如果发生政策僵持，权威决策者、专家学者等也将充当政策经纪人协调各方的矛盾，提出一个折中的方案将矛盾降至最低。
2.2倡导联盟框架的影响因素
引起政策变迁影响因素不是单一的，而是由相对稳定因素和外部事件的互动的结果。相对稳定的因素一般指在较长的时期内基本没有较大变动的因素，如政策问题背景、基本的社会结构、社会资源等一切可能对引起政策过程变化的影响因素。外部事件相对来说活跃程度较大，如社会经济条件、民意、其他子系统的决策影响等。倡导联盟框架重点关注这些变量的属性如何影响政策的变迁的发展，真正摆脱了传统的从单一因素决定论。真正回应政治价值取向多元化和环境复杂化的实践背景。
2.3倡导联盟信仰系统
倡导联盟理论认为每一个政策变迁都有具体体系化的信仰系统，信仰系统主要包括倡导联盟的价值取向、问题认知、政策目标认同及目标优先序等。这些信仰系统对于人们对问题的判断、选用政策工具和路径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信仰系统由抽象到具体可分为三个层次：深层核心信仰、政策核心信仰、表层信仰。深层核心信仰属于抽象信仰层面，如一个人的世界观、人生观、等这类难于改变价值观，它直接影响政策核心信仰和表层信仰，直接改变倡导联盟的判断力、认知力及其行为规范。政策信仰是较为具体的信仰，是由政策子系统当中的行动者根据外部环境的变化将深层核心信仰作用与某个具体政策，以达到自己的目的。一个联盟政策的核心信仰并非僵化不变，只是调整起来非常困难；表层信仰指政策变迁当中具体的规范，如对问题界定、影响问题的成因，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法等。
2.4倡导联盟信仰系统间博弈
不同的倡导联盟为扩大自己信念体系的影响力，需要借助各种手段保证目标的实现。其一，通过设置议题讨论发动联盟内部的成员从事发表言论、抗议、选举等活动，引起广泛的关注。其二，策略性的利用媒体宣传联盟倡导的宗旨，吸取有相同信仰的成员，扩大联盟内部的力量。其三，借助权威人士、公众舆论、可靠性的信息等各种政策资源与竞争对手进行对话和辩论，通过政策学习吸取各方的信仰体系中合理因素，淘汰不合理的信息，逐渐地调整和改变内部信仰，最终促使政策的产出与实施。若当政策子系统中的各方倡导联盟处于势均力敌时，就会产生政策僵局或内部震荡。政策制定者则会积极寻找各个联盟能接受的折中性方案，缓解各方的矛盾。
3我国单独二胎政策变迁
我国二胎政策经历了一个从鼓励生育时期到计划生育酝酿阶段、计划生育发展阶段、计划生育调整阶段的过程中发展和完善，具体如下四个方面：
一是鼓励生育阶段。新中国成立后十年期间，国家没有明确的人口生育政策，这个时期实际上受前苏联人口政策思想影响以及国内社会经济发展影响，需要大量的劳动力投入到生产和建设中。
二是计划生育酝酿阶段。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的数据表明，我国总人口已突破6亿。马寅初在《新人口论》中表明了丰富的劳动力带来的效应固然是好的，但也是一个极大的负担，如果不加控制与调整金，势必严重影响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的提高。党和政府意识到限制人口增殖的重要性，开始提倡群众避孕节孕。
三是计划生育发展阶段。1971年，国务院批转的《关于做好计划生育的报告》中提出全面推行“晚、稀、少”宽松型的计划生育政策。而真正开始转变为严格的独生子女政策始于1980年中共中央发表《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该文件明确指出“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这项政策起初取得了明显的成效，据统计妇女总和生育率从上世纪20年代初的5.8下降到了1979年的2.7。
四是计划生育调整阶段。1984年中共中央转发了《关于计划生育情况的汇报》的7号文件，对“一孩”政策进行修正。严禁生育超计划的二胎和多胎，对要处分，经过批准的困难农村家庭允许生二胎，即“开小口”、“堵大口”、“禁歪口”。
4我国二单独胎政策变迁：基于倡导联盟框架的分析
4.1我国二胎政策变迁中的政策子系统的构成及其其核心信念体系
如若对公共政策变迁的整个过程进行深入的研究，倡导联盟框架需要回答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秉持不同政策价值观的子系统在多大的程度上、采用何种政策资源支持自身的政策立场，另一方面是如何对对方的价值观、观点和意见加以引导和约束。在围绕信仰差异进行政策论辩的过程当中，也只有结盟，才能保证提出的政策行动方案的建议被决策者所采纳。
（1）“支持二胎联盟”主张“开放单独二胎政策利大于弊”。
首先，“单独二胎”政策有利于保持合理的劳动数量和人口结构。2012年末我国劳动年龄人口9.37亿人，比上年减少345万人，意味着劳动力匮乏的问题使我国人口红利进入逐渐收缩的态势。因此，需要重新激活劳动的活力才能重新分享人口的红利。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也证实来这个观点，开放单独二胎政策能让劳动、知识、技术、管理等要素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使得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其次，我国人口迅速老化的现状使得劳动力数量与需要抚养的老人数量比例失衡，未富先老、失独家庭数量激增、独生子女家庭养老等问题也随之凸显。这将导致社会养老成本增加，年轻人的压力增大。因此，开放单独二胎政策有利于延缓人口老龄化速度，增强家庭抵御风险的能力。
（2）“反对二胎联盟”主张“开放单独二胎政策利大于弊”。
与此相反，“反对二胎联盟”认为放开“单独二胎政策，意味基本国策的动摇。担忧一旦放开生育政策，婴儿出生率会在短期内大幅度反弹，一方面这将造成环境、资源、城镇化、就业等问题的恶性发展，另一方面也使得各项基本公共服务形成供需紧张的局面。其次，截止到2005年末，《第四次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系统人事统计公报》显示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系统工作人员共计508713人，其中纳入国家行政编制的公务员104753人。《2012年全国公共财政支出决算表》显示，人口与计划生育事务的支出是812.85亿元。在防止人口老龄化的问题上，有关专家指出单独二胎政策，从根本上解决不了中国的老龄化，它只是在一定的程度上弱化老龄化的水平。从社会的抚养负担来说，迫于社会经济的压力下，许多公众表示不是生不起，而是养不起。
4.2政策取向的学习和政策变迁
政策变迁是政策子系统相互学习、调适和妥协的产物。倡导联盟框架认为，在政策制定的环节上，持有不同信仰的联盟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在充分论辩基础上及时调整提出的政策方案及正常立场。最有利的方式是通过政策学习进行调整，政策学习是政策变迁的重要途径之一，它包括一个倡导联盟信仰体系内的学习和跨越不同联盟信仰体系的学习。从单独二胎政策变迁过程中来看，存在着三个层面的政策取向学习活动：倡导联盟内部、倡导联盟之间以及政策斡旋人。各个倡导联盟之间都围绕所面临的争议点着广泛而深入的政策取向学习活动，其目的是：一抨击对方的观点缺点，二吸取对方观点的合理性。
（1）支持单独二胎政策联盟的学习。
放开“单独的二胎政策”并不完全意味着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动摇，当前，我国人口众多的基本国情没有根本改变，当前的人口结构对经济、社会、环境的负面影响依然存在。要继续坚持落实和稳抓计划生育相关法律法规。对自觉实行计划生育的，要继续给予奖励扶助；对违法生育的，要依法依纪予以处理。其次，计划生育并非人口老龄化的主要因素。科技技术、社会发展、医疗水平的提高，也会延长人的预期寿命。另外，老龄化和劳动力不足、人口红利减少没有必然联系。
（2）反对单独二胎政策取向的学习。
对于公众所关心的“放开单独二胎后短期内是否会出现出生人口大幅增长”的观点，“单独二胎反对政策联盟”认为实行放开二胎政策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人口数量的增长从社会的角度上看必然会增加人口与公共资源的矛盾、劳动力的矛盾。由于生活、教育成本的提高，人们的生育观念正发生了转变，“少生优生”的思维定式已在新生代育龄夫妻中悄然形成。面对高昂的育儿成本，即使放开“单独两孩”并不会引起生育的反弹。放开“单独二胎政策”在短期内人口数量增长是可以通过各省政策实施的时间差来进行适当调整。中国正处于出生率降低、升老龄化造成死亡率上阶段，二者相抵，新增人口对出生率不会造成太大影响。
（3）政策斡旋人的调和。
当各方联盟严守各自阵地，各执一词，都无法作出让步时，政策将陷入政策僵局的局面。在政策变迁过程中需要政策斡旋人帮助政策子系统摆脱僵局状态。如权威机构、专家都能起到斡旋的作用。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承担着计划生育工作及相关人口工作的规划、协调、指导、监督、宣传等工作职责。其部门本身的公共性一方面不能允许政策的改革出现停滞不前的现象，另一方面要想法设法使陷入政策僵局的联盟决策达成一致，共享一套政策系统。二胎政策的出台是否意味着计划生育政策已到“被松绑”，2012年，政府工作报告表明坚持计划生育是长期坚持的“主旋律”，新形势下的许多问题也要纳入思考中，比如人口老龄化、性别比失衡、地区人口分布不均等都是人口政策设计的重要方面。实行二胎政策与坚持国家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两者之间并不矛盾。
5结论
本文采用倡导联盟框架，分析了单独二胎政策演变的动态过程。其理论的意义是能为我们全面的研究单独二胎政策提供了新的视角，但是在应用的过程中不能完全挪用，应结合我国公共政策的实际情况，去其糟粕，取其精华。虽然放开“单独二胎政策”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人口老龄化，尤其是调整社会劳动力构成起着重要积极促进作用。但从长远来看，放开单独的二胎政策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还需要综合各方面的建议进行调整。
参考文献
[1]张璐.放开二胎政策的利弊比较研究[D].长春：吉林农业大学，2014.
[2]陈潭.公共政策变迁的理论命题及其阐释[J].中国软科学，2004，（12）：1014.
计划生育政策变化篇4
关键词：财政支出；计划生育政策；政策直接成本估算；社会抚养费
中图分类号：F234.2；C92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6）03006408
一、引言
公共政策制定者经常面临权衡取舍的难题。为了合理配置公共资源，决策者必须比较不同政策的成本和收益，全面掌握信息，做出正确决策。政策成本分析既涉及效率，又关乎公平。政策成本优化要求以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产出，并实现成本的公平合理分配。那么，谁是政策的最终受益者？谁又是成本的最终承担者？这样的问题决策者均无法回避，但无论是成本收益分析，还是投入产出决策，研究者都要先估算政策实施的成本。
20世纪80年代，计划生育被定为基本国策，但关于人口政策的走向问题一直存有争论。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逐步调整完善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十八届五中全会又提出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这说明人口政策已经发生变化。因此，全面估算人口政策成本，不仅有利于全面评价既有的人口政策，也对未来财政收支结构的优化有重要意义。
为了落实计划生育政策，不仅国家财政投入大量资金，而且社会资金投入也相当可观。在社会总资源既定的条件下，计划生育投入对其他投入（如教育投入、医疗卫生投入等）是否存在挤出效应，收益能否覆盖成本等问题都亟待深入研究。本文基于中国人口结构大转变的背景，使用分项加总的方法，估算中国人口政策的直接成本，以期为政策评价提供基本数据支持。
二、文献综述
计划生育政策是中国一项独特的公共政策。中国学者对计划生育政策的研究与国外学者对生育决策研究有一定的差异。国外的研究主要从微观视角入手，分析生育成本和收益，其对分析中国居民的生育决策也有借鉴意义。Leibenstein和notestein[1]提出了孩子成本―效益理论，将家庭养育孩子的成本分为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并指出随着社会的发展，孩子养育成本不断增加，但除享乐收益之外的其他收益持续下降。Becker[2]引入孩子净成本概念，指出如果养育孩子的净成本大于零，孩子为一般耐用品，则父母从孩子那里得到心理收益；如果净成本小于零，孩子为一般产品，则这可以带来产品的增值。easterlin和Crimmins[3]提出生育需求供给理论，指出如果需求大于供给，则生育无需控制；如果供给大于需求，则生育控制政策就是必要的。
国内学者分析中国的人口政策多侧重于宏观视角，进而形成了不同的人口政策主张。第一种观点对计划生育政策持肯定态度。马寅初[4]主张，应在正确估计人口增长情况的基础上适当控制人口，他的主张后来成为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主要理论基础。彭云[5]、张维庆[6]、杨魁孚等[7]均正面评价了中国人口政策，认为政策成效显著，有效促进了居民生活水平提升、人口素质提高和经济高速增长。关于人口现状，邬沧萍和谢楠[8]认为，中国人口规模依然庞大，将在一段时间内维持惯性增长态势，因而不应放开生育政策。翟振武[9]也持有相似观点。田雪原[10-11]指出，当前中国人口红利期并未结束，未来可能形成人口和劳动力“以质量换数量”的新红利机遇期。第二种观点主张，随着中国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人口政策应该逐步放开。蔡p[12]认为，逐步放开二胎政策是一项没有既得利益集团反对，并且可以让最广大人民获益的改革领域。第三类观点较为激进，认为中国需即刻放开计划生育政策。郭志刚[13]、李建新[14]均指出，中国生育率过低将导致严重的少子化和过度老龄化，须即刻放开生育政策。旅美学者易富贤[15]也一直对人口控制政策持否定态度。宋健和范文婷[16]通过计算2000年和2010年全国和各省、市、自治区的人口再生产指标，得出人口再生产模式已呈现萎缩型的结论，支持了计划生育政策放开的观点。
国内也有从微观视角分析计划生育政策成本和收益的研究。在成本估算上，主要方法是加总不同的计划生育成本，但在具体明细加总上，不同学者采用了不同方法。董恒进和顾杏元[17]将计划生育的成本分为20项，加总得到计划生育总成本。另外，比较常见的是将计划生育投入分为国家财政拨款开支和社会开支[18]，在此基础上，严军和李树茁[19]将计划生育成本从费用来源角度分为由地方财政拨款开支的计划生育费用、集体负担的计划生育费用和乡村负担的计划生育费用。杨魁孚等[7]则将计划生育投入分为国家财政投入、非国家财政投入和国际援助。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侧重于分析计划生育的国内投入，而忽略国际援助，原因是此类国际援助主要来自联合国人口基金，来源相对单一且金额较少。1994年后，联合国人口基金将中国从重点受援国家调整为一般受援国家，调整了对中国援助资金的分配标准，援助资金减少[20]。另外，其他此类国际援助金额也较少，据盛朗和齐新杰[21]的计算，1998年中国接受此类国际援助的金额仅为20.40万元。
三、计划生育政策的直接成本估算
计划生育政策成本包含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前者是政府和社会对计划生育政策的直接货币投入；后者则反映计划生育政策改变社会人口结构并对整个经济社会发展产生的负面影响，包括对人口出生率、婚姻家庭、劳动教育、社会保障和人口迁移等的影响。虽然间接成本估算非常重要，但受篇幅和研究主题所限，本文只估算直接成本，间接成本估算有待另文研究。
（一）国家财政投入
国家财政投入指的是国家计划生育经费投入。2000年以前，计划生育经费同文化、文物、体育、档案、地震、海洋和通讯等事业费共同组成预算科目中的“文体广播事业费”类。2000年，“计划生育事业费”款下设9项科目，分别为：手术减免经费、避孕药具经费、基层计划生育专职干部经费、独生子女保健费、宣传经费、服务站经费、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费、干部训练费和其他计划生育事业费[22]。随后，财政部进一步细化计划生育经费，并将计划生育财政投入划分为16种，如表1所示。从表1中可以看出，国家计划生育投入中，占比最大的是行政运行费用和计划生育家庭奖励费用，2012年和2013年前者分别占19.82%和18.66%，后者分别占18.41%和19.22%。计划生育家庭奖励费用以奖励的形式归还社会，形成非独生子女家庭对独生子女家庭的一种补贴。行政运行费用是政策的执行成本，占比如此高的政策执行成本，无疑需要决策者和研究者给予重点关注。
国家计划生育投入经费的变动情况，如表2所示。从表2中可以看出，国家财政计划生育投入逐年增加，1997―2013年，国家计划生育投入经费从43.64亿元增加到907.53亿元，增加了近20倍；同期，人均投入也从3.53元增加到66.69元，约占人均教育经费支出的4%。
（二）非财政投入
非财政投入指的是社会各界的计划生育经费投入。在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初期，此项投入主要来自国家财政。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各省计划生育条例的出台，计划外生育费成为计划生育投入的重要收入来源。随着经济的持续发展和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这部分收入甚至成为基层政府收入的主要来源。中国计划生育投入的第二个重要组成部分――非财政投入由此形成。本文参考杨魁孚等[7]的分类，将非财政投入分为计划生育统筹费、社会抚养费（原计划外生育费）和企业计划生育投入。
1.计划生育统筹费
本文估计“乡统筹，村提留”经费主要依据刘明光等以及张林秀等的研究结果。刘明光等[25]利用2005年在全国6省（吉林、河北、陕西、四川、江苏和福建）30个样本县、60个样本乡镇、116个村和1949名村民的调查数据，估计出2000年中国“乡统筹，村提留”人均负担水平为32.07元/人，2004年为4.76元/人（仅部分县存在）。张林秀等[26]利用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的农村经济社会调查数据，估计出2000年中国“乡统筹，村提留”人均负担水平为34元/人，2004年为0.30元/人，其中，人均“乡统筹，村提留”的34元中包含计划生育统筹费和地方企业捐赠等的其他项为4元/人。据此，本文假设计划生育统筹费占总“乡统筹，村提留”经费的10%，估计结果如表3所示。另外，税费改革后，中央逐步取消了“乡统筹，村提留”，2004年后的数据本文忽略不计。
从表3中可以看出，计划生育投入中的计划生育统筹款自1997年起逐年下降，从1997年的33.67亿元下降至2004年的1.51亿元。2005年起计划生育统筹费取消。
2.社会抚养费
1982年，为控制人口增长，国家计生委和财政部制定了《关于加强超生子女费管理的暂行规定》，对不符合政策生育的家庭征收超生子女费。1991年后，超生子女费改称计划外生育费。计划外生育费是对计划外生育者征收的补偿性资金，属于预算外资金，由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负责征收，上交县（市、区）计划生育委员会管理。200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关于加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稳定低生育率水平的决定》，将计划外生育费改成社会抚养费，由“乡收县管，财政监督”、“专款专用”改为统一上缴国家财政，纳入财政预算。
估算社会抚养费需要确定两个数值：一是征收人数（按婴儿数量计）；二是征收标准。征收人数的估计公式是：社会抚养费征收人数=当年出生总人数×（1-计生率）。
计生率即出生政策符合率。根据《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社会抚养费的征收额分别以当地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年人均纯收入为计征的参考标准，结合当事人的实际收入水平以及不符合政策规定生育子女的情况而定。社会抚养费的具体征收标准由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规定。按照康朝晖[27]的研究，除黑龙江和山西之外，
山西省的征收办法是，违反规定生育第二个子女的，按夫妻双方上年总收入的20%征收社会抚养费，合计征收7年，其总额不得低于5000元。各省（区市）基本上是按上一年的城镇居民年可支配收入或农村居民年人均纯收入乘以计征倍数确定的，收入超过当地平均水平的，以实际收入为计征基数。关于计征倍数，非婚生育者一般在0.50―2倍之间，有配偶而与他人生育者则翻倍。夫妻违法生育一个子女的，计征倍数在基数的1―10倍之间；违法生育两个子女的，则在4―10倍之间。为了计算简便，本文从各省的人口数和计划生育符合率两方面考虑，假定社会抚养费的征收为当年城镇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或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的3倍。
违反规定生育第二个子女，山东按照上一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或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的3―4倍征收社会抚养费，北京为3―10倍，河南为3倍，广东为3―6倍，四川为6―8倍，上海为3―6倍，陕西为3―6倍，浙江为2―4倍，安徽为5倍。本文取计征倍数为3，是按照违反规定生育第二个子女罚款的最低倍数计算的。本文未考虑未婚生育（计征倍数为0.50―2倍）和违反规定生育两个以上子女的情况（计征倍数更高）。按照已经公布的2009年浙江社会抚养费为8.94亿元，反推得到浙江计征倍数为1.92。本文估算了1997―2011年的社会抚养费，如表4所示。
3.企业计划生育投入
企业计划生育投入主要包括3大类：计划生育工作费用（包含目标考核奖励、宣传培训、办公管理、专干/兼职工资及福利）、育龄夫妇费用（晚婚晚育奖励、手术费、慰问费、孕妇营养费、孕检、妇检费和卫生用品费）和职工独生子女费（托幼费、保健费、医疗费和保险费等）[7]。
本文借鉴杨魁孚等[7]的计算方法估算企业计划生育投入，其先计算1997年的企业计划生育投入，再估计出企业计划生育投入占非财政投入总额为19.45%，并假设该比重保持不变，进而估算出之后年份的企业计划生育投入。该算法比较简便，但未考虑企业计划生育投入占非财政投入比重的变化。本文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精确，不使用比重不变假定，而是逐年分别计算企业计划生育投入。具体方法如下：（1）根据《中国劳动统计年鉴》，得到各年度城镇单位女性就业人员总数。例如，1997年此两项城镇单位女性就业人员为5824.80万人。（2）假设未婚和未育龄人数占所有女性就业人员的20%，已婚占80%，从而计算出未婚和未育龄人数以及已婚人数。例如，1997年分别为1164.96万人和4659.84万人。（3）按照《人口和计划生育常用数据手册》公布的各年度避孕措施的分布[28]，分别计算出各年度采取各种避孕措施的人数。例如，1997年男性绝育的为456.20万人，女性绝育的为1821.07万人，采用宫内节育器的为2034.49万人，皮下移植的为20.50万人，口服及注射避孕药的为117.89万人，采用的为178.47万人，外用药的为19.57万人。（4）计算人流的女职工数。各种避孕方法都存在失败率，失败后实行人流。本文假设用药和的失败率为20%，宫内节育器的失败率为5%；在未婚和未育龄女性中，未婚占60%，未婚先孕且实行人工流产率为5%。例如，1997年实行人流的总人数为199.86万人。（5）根据《中国计划生育年鉴》，本文假设当年结扎人数占累计结扎人数4%，实行宫内节育器人数占累计实行宫内节育器人数的15%，实行皮下移植手术人数占累计人数5%。例如，1997年结扎人数为91.09万人，当年宫内节育器人数为305.17万人，实行皮下移植人数为1.03万人。（6）按照平均价格标准，结扎手术500元/例，宫内节育器200元/例，皮下移植500元/例，服药100元/人/年，100元/人/年，人流200元/例，从而算得企业为职工提供各种避孕措施的总费用。
从表6中可以看出，就单项而言，占中国计划生育总投入比重最大的是国家计划生育投入经费和社会抚养费。1997年，社会抚养费占中国计划生育总投入的50.82%，国家计划生育投入、计划生育统筹款和企业计划生育投入分别占18.98%、14.65%和15.54%。1997―2012年，国家计划生育投入占比不断上升，计划生育统筹款、社会抚养费和企业计划生育投入占比则逐年下降。到2012年，国家计划生育投入经费约占中国计划生育总投入的59.81%，社会抚养费约占37.06%。从绝对值来看，2012年中国计划生育总投入比1997年增加了1129.16亿元，增加了近5倍；其中，国家计划生育投入经费增加了769.21亿元，社会抚养费增加了386.76亿元，企业计划生育投入增加了6.86亿元，计划生育统筹款则从1997年的33.67亿元到被取消，减少了33.67亿元。
四、结论
从财政投入和非财政投入的变化趋势来看，2002年之前，中国计划生育以非财政投入为主，其中主要是社会抚养费，占非财政投入比重均在60%以上。2002年之后，随着计划生育统筹款被取消，企业计划生育投入也逐步下降，非国家财政投入水平较为稳定，国家财政投入成为主要投入形式。在国家财政投入中，行政运行费用和计划生育家庭奖励费用是最主要的两种形式。
作为基本国策的计划生育政策投入，与教育、医疗卫生投入相比，意义重大。由于社会总资源有限，某一项公共支出投入的增加，势必会导致其他投入的减少。公共支出投入结构的比较有助于进一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确定财政支出重点，在保证政策效果的同时，降低政策成本，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纵观1997―2012年计划生育投入、教育投入和医疗卫生投入的GDp占比可知，计划生育投入是教育投入的6%―12%，是医疗卫生投入的18%―43%。可见，中国教育投入和医疗卫生投入在不断增加，计划生育投入基本稳定。
综上所述，1997―2012年，中国计划生育总投入累计为8113.18亿元，其从1997年的229.87亿元增加到2012年的1359.03亿元，增加了近5倍，其中占比最大的是行政运行费用和计划生育家庭奖励费用。社会抚养费从1997年的116.83亿元增加到2012年的503.59亿元。企业计划生育投入比较稳定，基本维持在30多亿元。计划生育统筹款则从1997年的33.67亿元直至全部取消。与教育投入和医疗卫生投入相比，中国计划生育投入并不少。中国计划生育总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从1997年的2.49%下降到2001年的1.17%后，基本上维持在1%左右的稳定水平上。可见，1997―2001年中国计划生育总投入的下降是非财政投入下降所致，而且是由计划生育统筹款、社会抚养费和企业计划生育投入的同步下降引起的。这其中既有政策因素，例如，“乡统筹，村提留”经费逐步取消，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制度不完善等，又有人口结构转型因素，例如，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导致人口规模增速下降，企业计划生育投入下降的因素。
全面二孩政策的落实意味着人口政策的转向。即使全面放开人口控制，人口增长空间也极其有限。人口政策很可能要从控制人口生育转向鼓励生育。相应地，控制人口的行政运行费用将逐步减少至零，但其他费用还要继续支出。
需要注意的是，本文只估算了1997―2012年的计划生育政策实施的直接成本，实际上，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带来了中国人口的急剧转型，导致中国“未富先老”，相关的间接成本有待进一步细化，这很可能会构成未来中国财政最沉重的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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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生育政策变化篇5
为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改进工作作风，规范行政行为，提高办事效率，强化机关和全系统干部廉洁从政、勤政为民意识，建立健全廉洁高效、勤政务实的计划生育工作运行机制，现就进一步深化计划生育政务公开工作提出如下意见：
一、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指导思想：以党的“十六大”精神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以强化民主政治建设、推行依法行政，加强监督制约，提高行政效率，密切干群关系为目标，按照公开、便民、依法行政和勤政廉政的基本要求，建立公正、透明的工作运行机制，切实达到转变职能、改进作风、规范行为、提高效率的目的，提高计划生育工作水平，更好地为改革、发展、稳定创造良好的人口环境。
基本原则：深化政务公开必须坚持依法行政的原则，凡是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向社会公开的，必须依法公开；必须坚持真实准确的原则，公开的内容要真实可信；必须坚持注重实效的原则，要从实际出发，突出重点，讲求实效；必须坚持利于监督的原则，要便于群众知情，有利于人民群众行使监督权。
二、实行人口和计划生育政务公开的机构
（一）区、镇（街道）人口和计划生育行政管理部门；
（二）区、镇（街道）人口和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
（三）村、社区（居）民委员会。
三、人口和计划生育政务公开内容
(一)区、镇（街道）人口和计划生育行政管理部门公开内容（10项）
1、有关人口和计划生育的法律、法规、规章以及相关政策；
2、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职责、工作要求及服务承诺；
3、生育政策和再生育审批程序：
（1）《浙江省生殖健康服务证》）的领取程序
（2）再生育申请的条件和审批程序
（3）病残儿鉴定的程序
（4）再生育审批权的结果
4、办理《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程序和必备材料；
5、计划生育奖励优惠政策及申请计划生育公益金补助的程序；
6、征收社会抚养费管理制度；
7、违法生育征收社会抚养费的标准及法律责任；
8、群众来信来访制度、受理投诉程序、有奖举报电话等；
9、计划生育服技术服务机构及服务项目；
10、行政许可法要求公开的其它事项。
（二）区、镇（街道）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公开内容（4项）
1、《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管理条例》及相关政策法规；
2、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执业资格证、技术服务人员执业资格证；
3、免费技术服务的对象、项目、程序，标准及依据；
4、工作职责、工作纪律、服务承诺、监督投诉电话。
（三）村（居）务公开内容（3项）
1、人口和计划生育生育政策；
2、计划生育优先优惠政策；
3、免费服务项目。
四、政务公开的形式
要采取灵活多样的形式积极推进人口和计划生育政务公开工作，公开形式主要有：
1、设立政务公开栏；
2、在新闻媒介上公布；
3、印制宣传品；
4、设立咨询电话、咨询服务台；
5、群众座谈会、入户走访；
6、建立网上政务公开专栏。
五、加强领导，进一步深化计划生育政务公开工作
推行计划生育政务公开，是一项涉及面广，政策性强，群众关注程度高的工作，各级领导和计生干部要进一步转变观念，不断提高思想认识，努力搞好“四个结合”，切实把握“四个环节”，建立健全“五项制度”，以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推进计划生育政务公开工作向纵深发展。
1、努力搞好“四个结合”，即：政务公开要与优化发展环境相结合，逐步实现从过去的政策公开和办事程序公开转变为决策过程和结果的全方位公开；政务公开要与贯彻落实《行政许可法》等法律法规相结合，严格依法办事，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政务公开要与推行全程办事制相结合，实现办事程序、办事时限、办事效果公开；政务公开要与实现计划生育工作“两个转变”相结合，做到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计划生育政策变化篇6
关键词：计划生育新政策；问题；对策
引言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启动实施单独两孩政策。这是新时期我国生育政策的重大调整完善，备受社会关注。1980年，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指出：“到30年以后，目前特别紧张的人口增长问题就可以缓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2015年10月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决定：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完善人口发展战略，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积极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这是继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启动实施“单独二孩”政策之后的又一次人口政策调整。
一.实施全面两孩新政的影响
1.有利于稳定我国总和生育率
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平均一对夫妇生育子女数）如果长期低于1.8，或长期在1.5―1.6水平上徘徊，不利于人口的均衡发展。从历史上来看，中国的总和生育率曾经高达7左右，人口增长率高达2.5%。上世纪90年代初，总和生育率下降到2.1以下，并随人们生育观念的转变，继续下降，目前已降至1.5―1.6。
2.有利于社会资源的整合
2013年的数据显示，我国人口总数已超过13亿，占世界总人口的1/5。但是，我国目前拥有的资源是非常有限的。与世界人均水平相比，我国人均矿产资源只占世界平均水平的二分之一，人均耕地面积只占世界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人均水资源只占世界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人均森林面积只占世界平均水平的六分之一，人均草场面积只占世界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可以看出，我国人均所拥有的资源本来就很少，如果再不控制人口，人均占有的资源会越来越少，这样一来，就会严重制约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严重影响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因为搞建设，发展经济，总要以资源为基础，没有资源，只能是纸上谈兵，所以实施了计划生育。
二.当前我国计划生育政策实施现状
1.生育率低及男女比例不平衡。
在计划生育和经济发展双重作用下，中国的生育率在1990年之后快速下滑。1995年左右只有1.3左右，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显示中国的生育率已经降低到极其危险的1.22，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再次证实中国的生育率只有1.3左右。2？这些客观数据说明中国早已错过了人口政策的最佳调整时机，人口政策调整不能再拖。
同时，男女比例失调，即性别比失衡是计划生育带来的比较显著的问题之一。性别比通常用女婴数量为100时所对应的男婴数来表示。正常情况下，出生性别比是由生物学规律决定的，保持在103～107之间。根据国家人口计生委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中国目前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18。可见，中国的性别比已经严重失衡了。性别比失调的直接后果是产生“剩男”。预计到2020年，中国将会出现大约3000万“光棍”。而这3000万的剩男将会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认为，首当其冲的就是“婚姻挤压”现象。性别比失调不利于家庭婚姻关系的建立和稳固，不利于社会稳定。
2.“银发现象”，人口结构不合理，人口的抚养比变大，社会负担加重。
从人口结构上看，现在中国的老年人口比例在不断上升，从2010年13.3%提高到2014年的15.5%。目前，中国已成为人口老龄化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老人生活旅居问题也在不断凸显出来。我国的老年人的抚养比从1982年的7.983739837%上升到2008年的11.33223004%，而与此同时中国0-14岁的人口由1982年的34146万下降到2008年的25166万，少年儿童的抚养比也从54.6%下降到26.o%。老年人口的不断增长但少年儿童不断减少，使我国的人口结构日趋不合理，不但会加大社会的养老负担，还会造成劳动力不足的局面，现在的计划生育政策将影响到20年以后的我国的人口结构。
3.计划生育宣传方法不合理
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入城市，在城市里面从事各种工作。这种形势造成人口流动大，出现人与户籍相脱离的现象，而这些流动人口在外地的临时租住处，就成了计划生育宣教工作无法落实到的地方，成为宣教“盲区”。这种情况下，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计划生育宣教方式，即以村镇或部门为单位集中进行宣教的方法已经无法适应。因此，为了达到全面教育，避免产生宣教“盲区”，计划生育工作人员应当积极探讨适合新形势的宣传教育方法。
三.对策建议
1.积极提升出生率并指导思想的引导下加强“男女平等”思想的宣传教育力度
政府应加大对医疗设施的投入，提升医疗人员的医疗水平，加大对孕期知识的传播，降低婴儿出生的死亡率。倡导“生男生女一样好”的新型生育观念，积极开展关爱女孩行动，推进两性的公正、平衡发展，提升女性社会地位。严厉打击技术越轨，加强对违反《关于禁止非医学需要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的规定》的人员的惩罚力度，对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进而达到人口的可持续发展要求。完善独生子女教育体系，培育独生子女的社会责任感，加深独生子女对社会的认同，提高独生子女的应对各种问题的综合素质。
2.全面开展新政策
要解决我国的人口问题，首要的是开展二胎新政策。实际上，现在我国的人口控制政策是一种歧视性政策，即对农村要求较宽，对城市要求较严。这一政策客观上助长了人口逆淘汰。现在应该改变这种状况，使农村和城市执行同样的计划生育政策，即无论农村还是城市一对夫妇均可以生育两胎。这样一方面体现了公平性原则，另一方面也能够减缓人口素质的逆淘汰、老龄化和性别比失调的不良趋势。
3.计划生育要法制化、规范化，提高群众自愿意识
计划生育作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本身已经具备法制化，但在具体执行过程中，依然存在着执行不力和不平衡的情况，使得计划生育工作不能顺利进行，人们对于因人而异等不平衡情况产生抵触情绪，阻碍工作的顺利实施。所以，只有计划生育本身的法制化是远远不足的，还需要人们的合作，自觉意识积极践行。党的十报告指出：“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提高出生人口素质，逐步完善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向全民进行广泛深入的宣传教育，为所有夫妇和个人提供生殖保健、避孕节育、优生优育等方面的指导和服务，以满足所有夫妇和个人合理安排家庭生育计划的需求。
结语
我国现行计划生育政策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做出的符合中国国情的英明决策，为我国社会健康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总而言之，新形势下我国计划生育政策有许多新特点、新问题，计划生育政策的宣教人员要认真分析这些特点和问题，找出问题的本质，积极找出应对措施，推动计划生育宣教工作的稳步前进，确保计划生育工作的长期稳定发展。
参考文献
计划生育政策变化篇7
【关键词】计划生育；历史变迁；法制
一、我国计划生育的演进历程
1.计划生育的萌芽时期（1949-1961）
新中国成立伊始，满目疮痍，亟需发展经济，人口理论严重匮乏，这就使得人们对人口问题尚未有正确的认识，人们对“人多力量大”有着普遍的认同。在此背景下，我国制定了鼓励生育的计划生育政策，集中体现在：医疗卫生层面，严禁绝育、人工流产等手术；社会政策层面，加大对多子女家庭的补助，实施“低薪酬、广就业”的方针，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供给制。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1955年3月，中共中央颁布《关于控制人口问题的指示》，明确提出了节制生育是一项重大政策问题。这标志着我国计划生育政策进入了初步发展阶段。
2.计划生育的停滞和全面推进时期（1962-1992）
进入20世纪60年代，受社会混乱和影响，我国计划生育工作进入停滞阶段，各级计划生育部门被取消，甚至国务院的计划生育领导小组也被当成了摆设，计划生育工作的推进受到严重阻碍。进入70年代，由于第一次生育高峰的影响，使得计划生育工作的重要性更加凸显。1978年，国务院下发《关于全国计划生育工作汇报会的报告》，明确指出把人口自然增长率降到10%。1984年，我国确立了新的计划生育政策，即“晚婚晚育、少生优生”。在这一阶段，计划生育机构也更加完善，比如计划生育委员会、计划生育协会、计划生育事业机构、全国人口科研机构等，为我国计划生育的新探索奠定了基础。
3.计划生育的新探索时期（1992年至今）
1992年以来，我国的计划生育工作进入深化阶段，集中体现在以下几点：工作内容发生新的变化，侧重于提供计划生育优质服务，着力于促进人口和经济的协调发展；在农村重点推行村级自治，对计划生育实施自我管理、教育和服务，建立了“群帮群治”的新模式；在城市推行以社会为单位的计划生育，着眼于建立居委会、计生部门协调工作机制，确立了以引导和服务为主的工作方针，彻底破解了计划生育在基层难以推进的难题。这一时期，我国计划生育政策得到了较好的贯彻落实，人口数量得到基本控制，人口素质得到显著提升。
二、着力强化我国计划生育管理的基本思路
1.加快制定科学的人口发展规划
切实提升我国人口发展规划的科学性，是着力强化我国计划生育管理的保证。一是要侧重于对人口数量问题的研究，组织相关专家对当前我国人口数量和增长率做科学分析，预测我国今后10-50年的人口变化趋势，为制定科学合理的计划生育政策提供依据。二是要侧重于对人口素质问题的研究，把规划的重点放在如何提升出生人口、劳动者、人力资源等素质的措施改革层面，为计划生育措施的落实提供依据。三是要侧重于研究人口老龄化问题，更加注重于优化老龄人口结构的顶层设计，着眼于研究老龄人口的分布和变化趋势，为制定应对老龄化社会的正确措施提供决策依据。四是要着眼于研究出生性别比例问题，加快制定切实可行的政策措施，消除出生男女比例失调问题。
2.扎实推进计划生育法制建设
扎实推进计划生育法制建设，是着力强化我国计划生育管理的关键。一是要不断完善计划生育立法，强化全国人大的计划生育立法权，切实提升计划生育立法层次，促进立法的横向公平显著增强，为计划生育政策措施的落实提供强有力的法律保障。二是要着力强化计划生育行政执法力度，严格督促执法人员遵循计划生育相关规定，切实提升执法不力的成本，严禁执法者从中获得非法收益。三是要加快健全计划生育法律监管机制，严格遵循有法必依、违法必究的原则，进一步强化政府对计划生育法律法规落实情况的监督，鼓励新闻媒体肩负起监督计划生育法律法规落实的责任，促进计划生育法律体系不断完善，尽快把计划生育工作纳入法制化、规范化轨道。
3.大力改革完善计划生育保障制度
大力改革完善计划生育保障制度，是着力强化我国计划生育管理的重点。要把计划生育与扶贫济困有机结合，逐步加大“幸福工程”的力度，下大力气抓独生子女家庭、独生子女疾病、计划生育手术并发症等家庭的救助工作。加快建立“以奖代罚”的计划生育政策落实保障制度，加大对农村优生优育家庭的奖励，以此辐射和带动其他家庭。要完善计划生育家庭养老和医疗保障机制，下大力气抓好城市落实计划生育困难职工的救助工作，消除落实计划生育群众的忧虑。转变计划生育工作理念，把工作重心转变到建立科学的导向机制上，采取多种措施对落实计划生育家庭给予补偿，比如科技支持、政策倾斜、贷款扶持等，进而促进群众落实计划生育自觉性不断提升。对违背计划生育规定的家庭，要加大社会抚养费的征收力度，提升其违法成本。要促进计划生育激励制度不断完善，扎实推进独生子女家庭奖励工程，特别是对只有女孩的困难家庭，要给予其更多地优惠政策，以此来消除人们的后顾之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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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车焱.我国村级计划生育服务室避孕服务模式及地域分布[J].中国计划生育学杂志，2012，20（1）：8-11.
[4]内蒙古自治区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以计划生育服务站机制改革为契机推动人口和计划生育优质服务提质提速[J].中国计划生育学杂志，2012，20（3）：152-153.
计划生育政策变化篇8
从国际社会层面看，很多国家，特别是许多发达国家在解决人口与发展问题的过程中，都适时适度地推行了各种社会公共政策，而且这些政策都非常及时有效。为什么呢？因为人口问题是一个综合性的社会问题，它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有社会经济的问题，劳动就业、家庭、教育、卫生和养老等等问题。就人口学本身而言，它也是一门边缘性和综合性特征非常明显的学科，涉及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统计学等等。
因此，当一个国家要面临去解决人口问题的时候，它必须考虑到解决人口问题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动员政府的各职能部门进行综合治理，而且必须由最高领导或者说地方的一把手亲自调动各部门力量来配置好部门资源，政府各职能部门必须从实际出发，制定匹配的公共政策来参与人口问题的综合治理。
解决我国人口问题的最佳途径
要解决我国的人口问题，要实现我国人口和社会经济的协调可持续发展必须解决四大问题：一是必须树立全新的人口计划生育工作理念。人口学的转变时代意味着，我们不能再用传统的目光来看待今天的人口问题，我们也无法用传统的价值观来思考今天的人口问题，而且更加无法用传统的方法和政策来解决今天的人口问题；二是继续维持低生育水平，尽可能保持一个适度人口规模，怎么操作？就是要继续改革创新现有的社会公共政策和运行管理体制，使这些政策一环扣一环，互相衔接，互相依托，互相作用，成为解决我国人口问题的推动力，其中首先要重视家庭政策。家庭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它将永远是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人口与发展问题的原动力；三是进一步完善制度和体制建设，要统筹解决人口问题，应该大力改进现有的机构设置，要真正找到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动力所在和力量所在；四是运用社会政策，尽快消除和减小我国地区性和城乡之间显著的社会经济发展差异，解决社会公平问题。我们一直在说传统的工业化道路不公平，城市人享受了社会保障，享受九年义务教育，而农民却不能享受同等待遇，这就是社会不公平。因此新的社会经济发展必须考虑解决人口总量、动力、路径和公平问题，实际上就是新的科学发展观所提到的五个统筹问题。
人口问题同样也是如此，当我们人口规模过于庞大，增速过快的时候，推行计划生育政策是非常及时有效的，但今天在许多城市区域内长时期地出现人口自然变动的负增长，如上海自从1992年至今，每年的人口死亡人数都超过出生人数，同时人口老龄化趋势明显加速。有些地区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异常升高，独生子女困难家庭、特别是独生子女伤残死亡家庭数量不断增多等。
面对这些社会状况，我们能不能对现行的一些社会公共政策，包括人口政策和生育政策换个角度来思考，是否可以比较大胆地去探寻一些新的机制或者用一些新的理念和工作方法，从根本解决我国的人口总量和适度人口规模问题，解决提高人口总体素质的问题？我们能不能首先在一些城市或地区开展一些试点工作？
基于上述问题，在科学发展观的框架下，面对当今我国人口与发展的实际状况，需要我们考虑的是：一是现行的一系列社会政策需要转型升级，二是全国范围内的人口政策需要进一步完善。
社会公共政策的基本内容
从广义上看，社会公共政策是一个国家的政府、政党以及其他组织为了实现其社会目标而在各种社会事务方面制定的各种政策的总和。而对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人口总量或者人口素质进行科学合理的调控，它主要取决于这个国家或地区政府如何根据本国或本地区发展的实际状况来制定符合客观规律，与其发展基本相适应的人口、社会和经济政策来予以调控人口的出生变动，迁移变动和死亡变动，从而对人口的总量规模和人口素质实行综合治理和调控。
大家知道，我们国家上世纪50年代的出生高峰，60年代的困难时期，70年代初的迁移和上山下乡，80年代的改革开放，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开始的人口流动等等，特别是70年代末开始的计划生育工作，这些社会状况与我国政府在不同时期出台的不同的社会、经济和人口的政策都有着最直接的作用和影响：具体而言，社会公共政策一般包括，社会保障政策、社会救助政策、婚姻家庭政策、文化教育政策、医疗卫生政策、城市规划与住房政策、人口政策、户籍政策、生育政策、劳动就业政策、奖励扶助政策等等。
由于社会政策涵盖的内容非常广泛，这里我们着重谈论与人口发展密切相关的诸如社会保险、社会救助、就业、住房、人口迁移和流动、社会保障以及计划生育奖励辅助等方面的社会政策。
社会保障政策：包括养老和医疗政策，都对人口未来发展带来影响
社会救助政策：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医疗救助制度，这些制度政策对生育意愿转变的作用，包括我们2010年出台的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试点工作：从传统的处罚多生政策向奖励少生的政策转变，昭示着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更加尊重人权，更加体现着科学发展观的内涵——实现生育意愿转变的最有效途径。
劳动就业政策:针对劳动力的供给方面采取的各种措施；推动经济发展，特别是推动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各项政策措施；对自谋职业、自我雇用的劳动力提供有关的优惠政策——对人口年龄构成变化的长期效应。
住房政策：独生子女奖励政策出台初期，独生子女家庭能享受到优惠。住房制度改革后原来对独生子女家庭的各种优惠政策难以落实——对降低生育率的直接动力。但是住房市场开放后，管理层明显地淡化了这一政策。
家庭政策：家庭政策是世界各国为调节人口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社会政策之一，它在对家庭成员的生育指导，如养育成本、生育间隔、夫妇生殖健康、孩子教育、成年人职业培训以及家庭生活等诸多方面产生直接效果。
生育政策：要构建完美的中国式家庭，就需要生育政策的介入。我们传统意义上出台的计划生育“一孩”政策实行了30多年不变。我们在30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什么政策都在不断地变革发展，唯独这项政策长期不变，坚决不变。理由是：一、中国的人口基数大，总量规模大；二、我们是发展中国家，资源短缺，经济还不发达
户籍政策：传统的挑战与现实的改革。
人口流动与迁移的政策：从2000年开始，国家关于农村劳动力就业的政策发生了一些积极的变化。
从上述人口转变进程的情况看，与人口发展配套出台的系列社会政策看，它们对我国的人口发展和人口转变进程都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从某些层面上分析，它们也同时出现了一些负面效应，如人口性别比异常升高、人口老龄化问题、城市农民工及其子女教育等等一系列社会问题。这其中一方面原因是我国在人口与发展上的社会机制问题，但另一个不能让我们忽视的现象是：人口与发展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变动情况，它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国与人口发展相配套的社会经济政策，特别是人口政策的周期性变动及其特点。
许多国际著名学者，如美国人艾克斯坦很早就发现中国存在着“政策周期”现象，他认为中国的政策周期根源于中国的决策机构和价值系统。克拉克认为，中国领导人的政策框架时间是不断变小的。在20世纪80年代初，一个计划延续2-3年的时间，然后作适当的调整和改进；在80年代中期，则缩减到一年时间；到了80年代末，就变成一个季度了。郑竹圆分析了1953-1981年我国的经济策略，发现在这30年的时间里，几乎没有一个经济增长战略能够延续6年以上。老百姓也晓得中国存在政策周期，“党的政策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这种形象的说法，反映了老百姓对政策易变性和周期性的普遍看法。
然而，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是：我们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制定的政策，它们的变革周期在不断缩短。比如股市、房地产、利税、卫生、医保和教育等方面的政策经常在变化，而且变得很快，唯独计划生育政策30年基本不变，这是为什么呢？一是那些政策受市场经济的主导，反过来它们必须迎合市场经济的发展，计划生育政策是全计划时代的产物，加上它的边缘性特征，再说一个最充分的理由是中国人口基数大，生育必须被控制在计划之中。
我们应该看到，我国人口增长的“三低”现象是在“两个不均衡”的情况下出现的，人口出生率出现严重不均衡，这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一是城乡严重不均衡，城镇人口出生率较农村低。如今，城市居民大多能做到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而在农村，特别是贫困地区农村，一对夫妇违规生三胎、四胎的现象极其普遍。二是东西部严重不均衡，东部发达地区的人口出生率较西部欠发达地区低。人口问题，不单单是控制人口增长，更重要的是提高人口素质。二者相辅相成，难分轻重。如果城镇和经济发达地区的人口增长步伐放慢，而农村和落后地区人口的增长速度过快，势必会引发新的社会问题。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们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是：总人口、劳动年龄人口、老年人口、流动人口的问题，且相互叠加，人口数量、质量、结构、分布问题交织，经济社会转轨时期不稳定因素增多，人口与发展问题更趋复杂。目前最突出的问题首先是人口老龄化，其次是出生性别比问题，第三是城市大量农民工集聚。因此，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统筹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任务更加艰巨。
关于当前亟须解决的人口管理和人口政策的几个核心问题
战略是国家对一定历史时期重大的和具有全局性任务的筹划和指导，它具有全局性、长远性、前瞻性、稳定性、平衡性和操作性等特征。人口战略是指国家整体发展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政府在影响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人口问题上给出的明确态度和预期目标。制定人口发展战略的目的在于帮助协调未来人口趋势和经济及社会发展趋势，是促进经济发展、提高生活质量、增进人权和基本自由的一种重要手段。
我国在上世纪末已经基本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类型的历史性转变，新世纪我国人口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当政府进一步明确了我国“实现人口与社会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长期发展战略后，我们就必须去关注改革传统的各项社会公共政策，以实现战略目标。
社会公共政策是指政府用来处理狭义的社会问题所采取的行动或行动规范，它以社会问题为对象，目的是解决社会问题，提高人民生活，增进社会利益，谋求社会秩序平衡发展。虽然政府在制定政策时尽可能兼顾各个群体的利益，也力求照顾到弱势人群的各方面需求，但要做到十全十美毕竟不太可能。因此，我们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不断改革和完善各项人口、社会和经济政策。要确保我国人口发展战略的实现，我思考以下几个不太成熟的建议，供大家批评讨论：
第一，建议将现在的国家人口计生委更名为“国家人口与家庭计划指导委员会。奥运会以后，面对国家社会经济体制的进一步改革开放，中国将越来越融入国际社会。为了树立更加良好的国家对外形象，为了适应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应当及时考虑更名工作。未来的人口管理部门，从省市、直辖市来说，应该设立人口登记管理处，人口统计处，计划生育工作处，政策法规处等。人一生出来就到公安部门报到，这真有点不合时代的气息。
第二，更名后的国家人口计生委应当具有更加具体的工作职能。更多更具体地担负起人口管理和人口综合调控的职能，到底如何统筹解决我国的人口问题。现在的趋向是，说到统筹解决人口问题，人口计生委就与人口研究机构抢饭吃，争着立项搞课题。我们现在的问题是：政府职能部门应该深入分析研究机构完成的研究成果，并将研究结果运用到制定政策和进行决策的依据。
第三，建议决策层领导今后应该让各级领导的一把手分管人口计生部门，要迅速改变现在地方各级都是由什么分管领导来分管人口计生委。人口问题是一个社会系统工程，它涉及所有各个经济、社会和生活领域，从它的学科内容来说，其边缘性特征非常明确。中央提出要统筹解决人口问题，到目前为止，我们统筹了哪些问题？所以要统筹解决人口问题，必须要有一把手来动员各个政府职能部门。
第三，未来的人口计生工作要特别重视家庭问题。大家知道家庭是人类社会最古老的组织形式，也是社会最牢固的基石。对于这样一个最重要的社会基层，人们的生活港湾，我们到目前为止却没有一个清晰的职能主管部门，没有一个部门能够制定一系列扶持家庭发展的公共政策。所以我觉得讲计划生育还不如强调家庭计划指导，同样提出更名也是出于这样的考虑。
如何针对每个个案家庭和个人的社会经济状况，指导构建合理的家庭规模，是人口学转变时代最紧迫的要求。长期的研究结果表明：要构建一个完美的中国式家庭，一对夫妇最理想的子女数是拥有一个女孩和一个男孩，是一个四口之家。这个美好的愿望如何来实现呢？这就需要我们主管人口计生的部门来深入思考了。
计划生育政策变化篇9
【关键词】人口政策全面放开二胎系统思维
【中图分类号】C924.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4810（2015）31-0020-03
一线性思维下的生育政策严重影响社会发展
1.线性思维与系统思维之辨
线性思维，是指一种直线的、单向的、单维的、缺乏变化的思维方式。其特点是在纷繁复杂的大千世界中，置时间空间、环境条件的变化于不顾，只用一因一果式的思维去做决断①。与其相对应，系统思维强调相互联系、复杂因果、开放、动态变化和创新的思维方式。其特点是关注联系和变化着的因素，对时间、空间和环境的复杂性进行理性的判断，从而做出决策。而社会发展作为一个复杂的过程，本质上具有复杂系统的开放与动态发展特征②。同时，人口过程是持续动态发展的过程，以线性思维去制定人口政策，无论对个人还是社会发展都是不科学和危险的。
因此，在面对生育政策这样复杂却又关乎民生的现实问题上，有必要遵循科学的方法和准则，将系统思维纳入到放开二胎这一重要的现实问题中，以动态、多维和开放的视角去分析和解决当前面临的人口问题，具有独特的方法论和现实意义。
2.线性思维下的计划生育政策弊端颇多
第一，线性思维下的计划生育政策体现在“头痛医头”的思维定式上。这种政策受“马尔萨斯陷阱”的影响，认为人口增长会影响社会资源的供给、加大生存压力和就业压力等，而限制人口增长是政策之必需。这种简单的一因一果式的线性思维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指导着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而在计划生育政策上实行的“一票否决”制，变相地将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效果列为政府工作最重要的指标之一，这种强制性的“少生”政策由于一味追求出生率而显得用力过猛，由此给生育家庭带来的不幸不再赘述。
第二，又一种线性思维：认为只有计划生育能够降低生育率。这一种思维定式主要存在于计生界，这种思维定式忽略了社会经济和社会观念的变化对生育率的深层影响，而是简单认为只有计划生育才能导致生育率下降;计生管理工作力度的削弱会使社会生育率上升而不可能下降。正是由于上述误区，20多年来中国生育率的统计研究陷入了一个怪圈，即将低生育率的调查结果加以质疑和否定，而简单归因于出生漏报;然后大幅调高生育率估计并据此强调人口增长形势严峻，继续严格实
行生育控制，此后的调查便再现极低生育率，如此循环往复，延续多年③。
第三，线性思维下的计划生育政策后果严重。有学者认为，中国现在不是处在低生育的边缘，而是已经进入低生育漩涡的中心。未来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已从2012年拉开序幕，每年减少存量达200万～300万之多，成为经济持续增长的硬约束。出生人口性别比长期失调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善，目前仍然高达115，长此以往必然影响人口生态安全，威胁社会的稳定和谐。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中国已经形成了低生育文化，“生得起养不起”已经成为年轻家庭的共同难题。2000年以来，中国已经掉入了低生育政策和低生育文化双重约束下的“超低生育率陷阱”，总和生育率低于1.3，这是一个不妙讯号。长此以往，中国将面临劳动力短缺、人口失衡问题等诸多挑战④。
从养老的角度来讲，国际上的学者几乎普遍认为，日本经济的衰退、欧洲经济增长的低迷，是和其生育率过低、老龄化程度高密切相关的。欧洲、韩国和日本等国家在企图从“低生育陷阱”中解脱出来，目前中国要避免掉入“低生育率陷阱”，未来生育政策的选择将变得十分关键⑤。此外，从家庭幸福的角度看，累计已经有1.8亿政策性独生子女家庭面临的风险很大，抵御风险的能力很弱。我国失独、伤独的家庭越来越多，规模目前已经数以百万计，可预见的将来将超过千万，而独生子女家庭空巢老人将达到数以千万之众，他们将面临孤独终老、老无所依、老难所养、老难善终等诸多挑战⑥。
二系统思维下二胎生育政策的走向
人口问题的动态性反映在，因为未来人口问题产生的根源在当下，人口是一个连续的过程，也是一个渐变的过程。当人口发生突变的时候，那就是“量变引发了质变”，这就是值得重视的“人口转折”。因此，制定人口政策，尤其是生育政策，必须要根据几十年后可能发生的变化进行科学的预估，从而结合当下制定最适合中国的生育政策。
1.学界对当下该采取怎样的二胎政策存在很大争议
第一种观点是不能全面放开二胎。其理由是，全面放开二胎将累计多出生9700万人，每年出生人口峰值将达到4995万，生育率将达到4.5⑦。2014年7月10日，国家卫计委计划生育指导司司长杨文庄在新闻会上也采纳翟振武的数据，认为如果全面放开二孩，多生9000万人对经济社会的发展会造成很大影响。
第二种观点提倡分阶段放开二胎。原因是自2014年单独放开二胎开始实施到现在才一年时间，不少家庭还在准备阶段，估计2015年申请二胎人数会比2014年的数额增加。此种观点主张按照年龄段逐步放开二胎生育，用五年左右的时间过渡到全面放开二胎生育⑧。
第三种观点呼吁应立即全面放开二胎。其理由是“单独二胎”实施后“遇冷”，“单独二胎”已无法缓解中国面临的人口危机，政府应加快全面开放二胎政策的推进。⑨
第四种观点主张取消生育限制，实行自由生育。持该意见的人士认为，不仅政策限制生育的理由不复存在，而且需要大力鼓励生育来应对新人口危机。有学者认为，中国人口的少子化趋势由来已久，从2003～2013年，中国的年出生人口徘徊在1500万到1700万之间，比1983～1993年的年平均水平萎缩了30%⑩。更令人担忧的是，未来十年，中国22岁～30岁的女性数量将萎缩至目前的60%以下。即使生育率显著提升，也难以避免出生人口的急剧萎缩?。
2.二胎政策是对线性思维下人口危机的补救，应认清形势，迅速放开二胎
以上几种观点皆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从系统思维的角度看，争论中第一种观点夸大了对放开二胎政策之后生育率回升的预期，并认为人口总和生育率1.7已达到预期，置人口世代更替率2.3于不顾;第二种观点没有意识到形势的严峻性，各省份二胎申请者大大低于相关部门预期申请数，我们所要做的是审时度势，及时放开二胎提高生育率，而不是在“遇冷”情况下原地踏步，因此当前低生育率的形势已无“分阶段、分年龄”的必要;而第四种观点所提倡的生育自由也是不负责任的，因为人们从长期以来的计划生育政策中突然“解放”出来，不仅对于单个家庭来说人口质量和整个社会的人口安全得不到保障，其引起的全民心理动荡将无法预测。
社会科学的研究，最基本原则的就是不能脱离社会事实。在二胎政策上，必须基于中国低生育率水平以及老龄化问题严峻的社会事实，主张立即全面放开二胎政策，这是系统地结合人口、养老、经济发展等问题下的必要措施。
第一，从人口发展的状况来看，放开二胎政策是政策调整之必需。有数据显示，如果2015年全面放开二胎，即全国城乡统一放开“单独二胎”，则每年多出生的人口将比现在增加100万人左右，超过200万人的可能性很小。中国总人口高峰将在2026～2029年出现，高峰总人口估计值的均值为14.01亿人。而如果维持现行生育政策不变且生育水平保持基本稳定，则中国总人口高峰将在2023～2025年出现，高峰时期总人口估计值的均值为13.92亿人。也就是说放开二胎政策可能不会显著提高生育率，而且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计划生育政策、金融政策、公共政策的调整等带来巨大好处。
第二，从养老角度来看，全面放开二胎能够缓解当前和未来老龄化的压力。人口老龄化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项严峻挑战，而放开二胎政策有利于增加人口基数，改变现有人口格局，并且能够增加20年后劳动就业人口，从而缓解未来20年中国老龄化的局面。
第三，从经济发展角度看，经济的增长是和生育率过低、老龄化程度高密切相关的，目前中国要避免掉入“低生育率陷阱”，就需要通过及时有效的社会政策调整，使得社会生育率保持在一个稳定和适宜的水平。
三系统思维下生育政策制定需要考虑多维因素
1.人口政策的转变需要更大的勇气
现在的问题是由于历史的惯性，相当一部分人的人口意识依然表现得过于陈旧和偏颇。目前的人口规划与其说缺乏的是智慧，不如说是勇气。如果规划者忽视国内学界已经比较成熟的建言，将会因人口规划的错误和滞后，给未来的社会发展带来隐患。
2.计划生育政策应与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制度相结合
社会政策不是孤立的，而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生育政策与养老政策、劳动就业政策紧密相关，如果只是一味追求人口在数量上的合理性，而不关注与之相配套的医疗服务、养老服务、就业服务的话，那现有低生育率的格局则很难得到改变。
有学者从家庭的角度出发，提出鼓励生育背后需要配套的保障服务做支撑。为降低家庭内部的生育成本，保护年轻家庭的生育积极性，国家和政府要在怀孕生育、带薪休假、优生指导、孩子入托、上学、医疗等诸多方面全面采取生育友好、孩子友好、家庭友好的社会公共政策，鼓励结婚和生育，优化生育关怀、福利等公共服务保障体系，给家庭生育减负，给生育第二个孩子的家庭政治上地位、经济上实惠，全面营造生育二孩的社会氛围和政策环境?。
3.改变生育理念，从“人”的角度做决策
第一，放开二胎政策并不代表取消计划生育。在中国，长期存在“计划生育”被等同于“少生少育”的理解误区。假如生育确实应该并且可以被“计划”，那么这样的“计划”也应该是双向的：当一个国家或社会的生育率过高时，这时的“计划”应该是“节制生育”;而当一个国家或社会的生育率过低时，那么这时的“计划”就应该是“鼓励生育”了?。
第二，在关注人口数量的同时，应当关注生育质量，即“优生”政策应到位。生育政策的内容不仅包括人口数量，还应当涵盖人口质量的内容。中国目前的“优生”政策主要有以下内容：有明显血缘关系禁止结婚，遗传咨询，提倡适龄生育和产前诊断。由于中国整体医学水平和民众的医疗常识与西方国家还有很大差距，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优生工作在宣传、普及和应用方面还将面临很多困难。
第三，人口政策是对人的政策，不能仅以经济理性去思考，而更应该将人文关怀更多考虑在内。针对线性思维下计划生育政策对无数个家庭造成的创伤、对不断增长的失独家庭和空巢家庭带来的困难，以及人口严重老龄化的难题，顶层设计者应该听一听民众的反响和意见，或做出应有的弥补，或提供相应的服务，或改变现有政策，未来的政策调整也应如此。统计与精算是政策决定之必需，而是否注重人文关怀却直接影响政策的实施效果。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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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太平洋亲子网.2015全面放开二胎最新消息[eB/oL].http：//.cn/qzbd/1282092.html
⑨东方早报.中国2年内全面放开二胎？[n].东方早报，2014.10.18
⑩梁建章、黄文政、李建新.人口危机挑战中国放开生育刻不容缓[J].决策与信息，2015（2）：10～61
计划生育政策变化篇10
胡锦涛总书记在今年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切实做好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对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不断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对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对改善生态环境、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人口问题是制约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是影响实现突破发展的关键因素。坚定不移地走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道路是实现科学发展的必然选择，近年来落实计划生育家庭奖励优惠政策是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举措之一，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应有之义。近期，结合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认真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以计划生育家庭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为切入点，在体现党和政府对计划生育家庭关怀的同时，发挥利益导向作用。因此应加强奖励政策落实力度，引导群众转变婚育观念，推进我市人口计生工作科学发展。
一、提高认识，使广大教师充分认识贯彻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的重大意义。
计划生育政策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对有效提升国民素质，缓解人口对资源、环境的压力，对促进经济社会健康和谐发展，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民族振兴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在人口问题上出现失误将严重影响到经济社会的又好又快发展，以人的全面发展统筹解决人口问题，变人口压力为人力资源优势，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持久动力，是我们改革发展的必然选择。广大教师在维护、宣传计划生育政策上有着义不容辞的责任义务，必须提高对计划生育这一基本国策的深层次认识，充分认识到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形势下继续深入开展计划生育政策的重大意义。提高认识，增强做好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广大教师都要深刻认识人口问题的全局性、复杂性和长期性，以转变群众的生育观念为出发点，以让群众满意为落脚点，用发展的理念、创新的机制、务实的精神和富于创造性的工作，务求抓出实效，为构建和谐***创造良好的人口环境。
二、率先垂范，积极主动将计划生育工作纳入到学习、生活乃至日常的教育教学活动之中。
“学高为师、身正为范”，广大教师有着为人师表的责任，宣传、遵守计划生育国策是责任、更是义务。不仅要带头学习计划生育政策，遵守计划生育相关规定，还要在教育教学工作中加强对学生的计划生育政策的宣传教育工作，深入开展国策、国情、人口发展形势教育，积极倡导科学、文明、进步的婚育观念，促进计划生育政策深入民心，引导学生自觉学习，主动维护计划生育政策。的在大武口区教体局和学校安排布置下,我校结合“关爱女童”学校家长联谊活动开展，各班还举行了家长会，让班主任、任课老师与家长面对面交流、沟通，努力营造家校合作育健康新人的氛围。在开展“关爱女童”行动和人口文化进校园活动中，我们把青少年性与青春期教育与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未成年合法权益保护等工作紧密结合起来，开展符合青少年特点、个性化教育的宣传服务活动，做好青春期性健康教育，举办主题班会、小组讨论、同伴教育、知识讲座、才艺表演和女孩风采展，出版黑板报，开设知心信箱、热线电话、悄悄话室进行青春期心理健康辅导和咨询，千方百计解决学生青春期的困惑。同时，针对本校学生独生子女不断增多的实际，根据独生子女身心发展不同阶段的特点，有针对性地开展思想道德教育、心理生理教育，加强对独生子女教育工作的研究和指导，以促进独生子女健康成长。做好计划生育常规工作，开展了两期教育，关心育龄妇女的身体，做好避孕药具的发放工作和各类报表上报工作，并做好资料的积累。做好了关心女教师的身体健康，组织好一年一次的健康普查工作，对生病教师给予经济、精神方面的关心和帮助，极大地调动了全体女教师干好本职工作的信心和决心。增强做好人口计生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为完成好新时期人口计生各项任务做出表率作用。
三、强化管理，把计划生育工作纳入教师综合考评体系之中。
强化管理，狠抓落实，全面开创人口计生工作新局面。我校领导充分认识稳定低生育水平的长期性和艰巨性，强化领导责任，将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实行党政一把手亲自抓、负总责，分管领导直接抓、负主要责任，从事具体工作的同志认真抓的工作机制，做到责任到位、措施到位、投入到位，真正实现齐抓共管。具体做法是：
1、各项优惠政策要优先向模范遵守计划生育政策的家庭和学校倾斜，同等条件下，独生子女户和无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学校要优先考虑。
2、教育系统的各类评先评优、学科带头人和骨干教师评选认定、特级教师评选推荐等工作，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一票否决”制度的意见》。推荐对象必须符合计划生育政策。在推荐时，必须要所在区域计生部门开具无违反计划生育政策行为的证明。为了进一步强化人口和计划生育目标管理责任制，我们大武口区教育局实行一票否决制并纳入年度考核运用于计划生育目标管理中。责任落实到位。切实把“一票否决”落到实处，做到“严格考核，奖惩分明。同时要求本系统内各有关单位要明确分管领导，落实专门的工作人员，做到分级负责，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经过不断探索和完善，已形成了一套执行一票否决的具体标准和操作规程，彻底扭转了计生工作抓好与抓坏一个样的局面，有效地调动了各级干部做好计生工作的积极性和自觉性，促进了全市计划生育工作的顺利开展。实践证明，严格执行计划生育一票否决，是巩固基本国策地位，强化计划生育工作运行机制的非常举措，是我区抓紧抓好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一大法宝。
3、把遵守、执行计划生育政策作为学校综合评估和教师德考评体系的内容之一，要把计划生育情况列入教师师德考评体系中，作为师德考核的重要内容。
四、加大教育投入，不断提高人口质量。
提高出生人口素质，事关千家万户的幸福，事关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各相关职能部门要从财政、基础设施、人力、科技等方面加大教育投入，确保人口和计划生育事业持续健康发展。提高人口质量是发展的需要，也是变沉重的负担为宝贵人力资源的关键。必须在控制人口数量的同时，加大提高人口素质工作力度，着力做好“三优”工作。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的重要性无须多言。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加大教育投入、提升人口质量已成为共识。在这样的大形势大背景下，我区顺势而为，提出要“努力办好每一所学校，教好每一个学生，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积极行动，迅速出台政策，着力改善办学条件，进一步完善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认真落实上级文件精神，深入推进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做好义务教育段学生的免杂费资金的预算，足额按时拨付，确保学校正常运转。
30年来，我市的人口计生事业经历了从暴风骤雨、和风细雨到春风化雨三个阶段，硕果累累。人口增长方式实现了从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到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历史性转变。人口的有效控制，质量的提高，为改革开放、经济社会各项事业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宽松人口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