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一体化基本概念篇1
关键词：城乡教育一体化；城乡边界；制度变迁；研究范式
中图分类号：G40-05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6124（2013）04-0005-05
城乡教育一体化建设是新时期我国面临城乡教育二元结构所提出的新的发展战略。进行城乡教育一体化建设的逻辑前提是理解城乡教育一体化，但是，人们对于什么是城乡教育一体化并未达成一致。从构词方式上看，城乡教育一体化由“城乡”、“教育”、“一体化”3个关键词组成，理解城乡教育一体化首先要从这3个词入手来考察。城乡的边界决定了城乡教育一体化的范围，教育的本质决定了城乡教育一体化的实质，一体化研究的不同范式及其相互关系决定了城乡教育一体化研究的可能路径。
一、城乡的边界：城乡教育一体化的范围
城市、城镇、农村、乡村等概念，都是表述我国社会区域的基本概念。本文中的所谓城乡指城市和乡村。但是，我国对城市和乡村概念的理解和把握有很大分歧，在使用这对概念时也较为混乱，其结果是影响了人们对城市、乡村等相关问题的认识和研究。因此，对城乡教育一体化进行研究，必须要澄清城市和乡村的概念以及空间范围。
对于城市与乡村的内涵，人们可以从不同角度加以描述，如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历史的、地理的等等。在实际当中，人们往往也是从多功能的角度对城市与乡村进行划分的：乡村是主要从事农业生产、人口分布较城市分散的地方，主要依赖自然过程进行生产；城市则是主要从事非农业生产、人口密度较大的地方，往往是一定地域范围内的政治、经济、文化、交通和信息中心[1]。《现代汉语词典》也对城市与乡村的概念做出了类似的解释，所谓“城市”，就是“人口集中、工商业发达、居民以非农业人口为主的地区，通常是周围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2]；“乡村”则是“主要从事农业、人口分布较城镇分散的地方”[2]。现代城市与乡村是一个更为复杂而又模糊的概念。这是因为随着城市化速度的不断加快以及城乡交流的不断增强，传统意义上城市与乡村的区别已不是那么明显，它们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对于我国来讲，乡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城市里有了乡村社会文化的一些特征，而乡村里也同样有了越来越多的城市生产和生活方式。我国一直以城、镇（乡）的行政界限作为城乡划分的基础，而实际上在城、镇行政区划内也往往包括了相当一部分的农业和农村人口，城镇的实体地域概念并没有真实的建立。
总而言之，不仅在纯理论意义上界定城乡的概念是一个难题，即使对城乡的概念达成了一致，甚至确定了具体的标准，也很难在实体地域上将二者严格地分开。但是，现实的城乡教育一体化研究与实践却不允许这种模糊性的存在，必须对此加以确定。从国家的统计标准来看，自2008年8月1日起施行的《统计上划分城乡的规定》，把我国的城乡划分为城镇和乡村，城镇又分为城区和镇区。城区是指在市辖区和不设区的市，区、市政府驻地的实际建设连接到的居民委员会和其他区域，不包括市辖区和不设区的市中的乡以及村。镇区是指在城区以外的县人民政府驻地和其他镇（统称为县镇），政府驻地的实际建设连接到的居民委员会和其他区域，同样不包括县人民政府驻地和其他镇当中的乡和村。乡村是指城镇以外的区域，分为乡中心区（乡政府所在地）和村庄，其地域范围不仅包括行政区划当中所有的乡及其中的村，还包括市辖区、不设区的市当中的乡和村，也包括县人民政府驻地和其他镇当中的村。
上述规定及其实施办法对于认定和划分城乡边界提供了很好的标准。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出，城乡是具有相对性的。如果把乡村看做“纯粹”意义上的乡的话，那么相对于乡村，镇区就更具有城的意味。但是和城区相比，镇区就显得更像乡村了。因此，我们可以把城乡看做一个连续的序列，根据城乡的不同的等级和层次，以及我国的行政区划，把我国的城乡关系划分为7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乡村内部乡中心区和村庄的关系；第二个层次是镇域内的城（镇政府驻地）和乡（村庄）的关系；第三个层次是县域内一个镇的镇区与另一个镇的乡村的关系；第四个层次是市辖区内的城区与乡村的关系；第五个层次是地级市内的一个区县的城镇（城区和镇区）与另一个区县的乡村的关系；第六个层次是省域内一个地级市内的城镇与另一个地级市内的乡村的关系；第七个层次是全国范围内一省的城镇与另一省的乡村的关系。与这7个层次的城乡关系相对应，城乡教育一体化也可分为7个层次。考虑到我国行政区划的设置情况，乡和镇一级、县和区一级的可以合并到一起，城乡教育一体化的层次也因此得到简化，依次是：镇（乡）域内的城乡教育一体化；县（区）域内的城乡教育一体化；地级市域内的城乡教育一体化；省域内的城乡教育一体化；国家层面的城乡教育一体化。
城乡教育一体化的层次性决定了其实现的非同步性，但这种非同步性并非是从低到高层次的依次实现，而是依据管理和投入主体等多种因素来确定的。虽然乡镇是我国最低层次的行政单位，但是由于其不是管理与投入的主体，并不适合以它为基本单位来实现城乡教育的一体化。而县级政府则由于其义务教育的管理与投入主体地位，理所当然地成为实现城乡教育一体化的基本单位。正因如此，2010年公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也指出，“建立城乡一体化义务教育发展机制”，“率先在县（区）域内实现城乡均衡发展，逐步在更大范围内推进”就成为我国现阶段的政策选择。等到县（区）域内实现基本均衡以后，要想在更大范围内推进，就需要管理和投入主体的调整，这意味着统筹主体的提高。城乡教育一体化的层次越高，统筹主体也就越高。
需要指出的是，城乡教育一体化实现的非同步性，并不意味着城乡教育一体化建设在各层级政府开展的有先有后。城乡教育一体化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各层级政府的共同努力才能完成，只是在不同时期各层级政府的侧重点和实现程度有所不同罢了。
二、教育的本质：城乡教育一体化的实质
从以往的研究来看，不管是区域一体化理论还是城乡一体化理论，都主要是从经济方面展开，虽然也涉及到了社会的其他方面，但并不是主流，研究也并不成熟。教育作为一个与经济并不相同甚至差别很大的领域，虽然我们可以从城乡经济一体化研究中得到很多启示，但是城乡教育一体化肯定与城乡经济一体化有很大差别。如果不注意这种差别，而盲目借鉴，就会出现很多问题。
1.城乡经济一体化与制度
从整个人类发展史来看，城乡经济关系经历了一个乡育城市城乡分离城乡融合的演变过程，具有很强的客观性。城乡经济分离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城乡经济二元结构在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它的产生源自于城乡经济结构的差异。在发展中国家，城市以现代化的工业部门为主，而农村则以传统的农业等部门为主，工业和农业的生产效率存在着很大的不同，这是城乡经济二元结构形成的根本原因。要想消除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必须要拉平城乡之间生产效率的差距。当农村农业部门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出现劳动力过剩的情况，并呈现出无限供给的趋势，这时农业部门的边际劳动生产率出现停滞甚至负增长。如果要想继续提高农业部门的边际劳动生产率，就必须转移过剩的农村劳动力，减少农村农业人口。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不断转移，农村人口不断减少，城乡之间生产效率的差距不断缩小。当农村人口减少到一定的程度，城乡之间的生产效率趋于一致时，城乡二元结构就会得到消除。虽然包括经济在内的一切社会领域的活动，都是由人来完成的，但是城乡经济二元结构的形成不是作为参与主体的人有意识建构的结果，而是源自于社会自然分工所造成的工农差别。所以说，城乡经济二元结构的形成更多的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
传统经济学只关注土地、劳动、资本等实体性要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把制度作为既定的前提。新制度经济学开始把制度作为影响经济的内生变量纳入到经济学研究的核心位置，用制度及制度变迁来解释经济发展的效率问题。制度到底是作为外生变量还是内生变量来影响经济，在这一点上可能还存在争论，但是作为影响经济的一个要素是确定无疑的。用新制度经济学的解释就是，制度规定了产权结构和游戏规则，从而约束了人的行为和经济效率。但是，无论如何，制度本身并不等同于经济，最多只是影响经济的一个要素。并且，经济自身有着客观的发展规律，制度的制定也必须遵循这些规律，而不能随心所欲地建构，否则就会影响经济的健康发展。同样，对于城乡经济一体化建设来说，对制度的选择不同，可能会影响其发展的路径和走向，但并不会改变经济规律本身。
2.城乡教育一体化的实质是制度建设
与制度外在于城乡经济一体化相比，城乡教育一体化与制度有着更为密切的联系，甚至在一定意义上，城乡教育一体化就是城乡教育制度（体制机制）的一体化，他们具有内在统一性。这是由教育的本质来决定的，教育活动与经济活动有着很大的差别。
首先，经济活动具有较强的规律性，而教育活动的规律性较弱。教育到底是一门科学还是一门艺术，长期以来存在争论，这实际上也是人们对教育究竟存不存在规律的争论。既然教育没有或只有弱规律性因素的制约，这使得人们在从事教育活动的时候可以发挥更大的主观能动性，根据一定的价值取向来建构教育制度。
其次，正规的学校教育是随着国家的产生才开始出现的。从广义的教育活动来看，它与经济活动一样是随着人类的产生而同时出现的，诞生于国家之前。但是，对于学校进行的正规教育活动而言，它产生于国家之后。这种现象说明，教育是作为国家的一种制度建构而存在的。
再次，从国民收入的分配来看，教育处于再分配领域。国民收入的分配分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两个阶段。初次分配是在物质生产领域内进行的分配，与人们对生产要素的占有情况和谈判能力的强弱密切相关。教育不属于物质生产活动，只能通过财政和政策等手段对国民收入进行再分配，实现正常运转。财政和政策等手段本质上是一种制度保障。
最后，从产品性质来看，教育属于公共产品。根据世界各国的通例，人们都把教育视为一种公共或者准公共产品，由国家出资来兴办教育，义务教育尤其如此。由国家出资兴办本质上就是一种制度供给。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从宏观意义上讲，教育与制度是内在统一的，教育本质上是一种制度建构，对于城乡教育一体化建设来说同样如此。
3.城乡教育一体化与城乡经济一体化的区别
通过以上分析与比较可以看出，教育与经济有着很大的差别。经济与市场联系密切，而教育与制度安排和政策选择有着更为直接的关系，甚至可以说教育本身就是制度安排的结果。从制度变迁的角度来看，根据实施主体的不同，制度变迁可以分为两种形式：一种是政府主导通过强制力来实施完成的变迁方式，即强制性制度变迁；另一种是社会和个人为获得潜在利益而进行的制度变迁，即以需求为主导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对于城乡经济一体化建设来说，由于其与市场联系密切，以需求为主导的诱致性制度变迁更多一些，市场的作用是最重要的；而对于城乡教育一体化建设，由于其与经济的差别，决定了政府是促使其发生变迁的主导力量，特别是在中国的集权式政治结构中，政府拥有绝对的政治力量对比优势，而且还拥有很大的资源配置权力，能通过行政、经济和法律等手段在不同程度上约束其他社会行为主体的行为[3]。从这个意义上讲，城乡教育一体化建设主要是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市场的地位在其次。关于这一点，众多的研究者也有着充分的认识，研究城乡教育一体化的学者几乎无一例外地认为其实质就是制度问题。
三、一体化研究的不同范式及相互关系：可能的研究路径
当前，在我国的城乡教育一体化研究当中，大体存在着3种不同的研究范式：结构功能主义范式、博弈论范式以及制度主义范式。
结构功能主义是现代西方社会学中的一个理论流派。它认为社会是具有一定结构或组织化手段的系统，社会的各组成部分以有序的方式相互关联，并对社会整体发挥着必要的功能。整体是以平衡的状态存在着，任何部分的变化都会趋于新的平衡。功能主义的基本观点是[4]：第一，系统优先于其各个构成要素；第二，系统的构成要素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第三，系统的各个构成要素都有一定的功能，或正功能，或负功能；第四，每一个系统都是各部分良好结合的有机整体；第五，社会是具有自我调节机制的相对稳定的结构；第六，社会系统的良好运转，需要社会成员价值观念的一致与共同目标的达成；第七，社会的主导状态应该是稳定的秩序，而不是分歧和冲突；第八，社会系统要稳定，有些功能条件就必须得到满足。城乡教育一体化研究当中的功能主义范式，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功能方法的基本观点，如有的学者指出，城乡教育一体化是指在教育发展中，不能把城市和乡村看成是两个独立的系统，而要把它们视为一个整体，打破城乡二元经济和社会结构的束缚，以系统化的思维方式，推动城乡教育相互支持、相互促进、协调发展，共同实施教育的现代化[5]。还有的学者指出，城乡教育一体化是指整合城乡教育资源，统筹城乡教育发展，构建双向沟通、动态均衡、良性互动的教育体制机制[6]。
博弈论是指研究多个个体或团队之间在特定条件制约下的对局中利用相关方的策略，而实施对应策略的学科。有时也称为对策论，或者赛局理论，是研究具有斗争或竞争性质现象的理论和方法。目前在经济学、政治学、军事战略和其他很多学科中都有广泛的应用。在城乡教育一体化研究当中，笔者曾运用博弈论方法，选取政府、社会与受教育者三方作为权力与利益博弈的主体，来解释城乡教育制度的变迁过程[7]。城乡教育一体化作为一种制度创新，也是各教育主体博弈的结果。
制度，作为社会科学的一个基本范式，一直非常宽泛。制度主义范式在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和组织分析等诸学科中的兴起，构成当代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个极为重要的趋势。制度作为社会科学分析的一种范式，因为不同的假设、逻辑以及主张而被赋予了不同的意义构成了不同的制度分析观。虽然不同的制度学派主张不同，观点各异，但是有一点是相同的，即都十分重视制度的重要作用。研究城乡教育一体化的学者几乎无一例外地认为其实质就是制度问题。有人指出，从城乡教育均衡到城乡教育一体化是理念变革与制度创新[8]，城乡二元结构问题本身就是制度问题，破解城乡教育二元结构，推进和实现城乡教育一体化必须从改革制度入手[6]。
上述3种研究范式对于理解和实施城乡教育一体化建设都具有非常大的启示作用，但是和任何一种理论一样，每种研究范式在具有自己优势的同时，也存在着自身的局限性。结构功能主义范式虽然指出了城乡教育一体化的应然状态，但是功能主义者一般最关心社会结构的静力学，而较少关注社会结构的变化；致力于发现社会的稳定，而不是社会变迁；是一致，而不是冲突；是因循，而不是创新；是规范的拘束力量，而不是规范据以建立或被新规范所代替的机制[4]。正是由于这种原因，结构功能主义的视角就很难说清楚城乡教育一体化的应然状态是如何达成的，其动力机制何在。而博弈论范式，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冲突论范式恰恰解决了“功能主义者不能在他们自己的理论中提出和处理一个充满了冲突与需要根本改革的当代社会中的主要问题”[4]。与功能主义关心一致、调适与合作不同，冲突论则关心冲突与斗争。功能主义研究一种因素对于另一种因素的适应，冲突论则研究它们不协调的程度。前者视社会体系的均衡为关键概念，后者则认为系统的变迁至关重要。冲突论虽然解决了社会发展的动力问题，但是与功能主义者将稳定与均衡视为社会的主导秩序一样，冲突理论则假设人类社会是一个持续的变迁流转过程，从一个极端进入了另一个极端。制度分析范式的出现，为解决两者之间的矛盾架起了一座桥梁。
以往，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学科领域，都从不同的角度和立场对制度概念进行了理解。尽管对制度的理解形形，但总体上都倾向于在规则、规范性这一维度上理解“制度”概念。规则本身就是一种结构。当代英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就曾从结构的维度理解“制度”概念，给予我们很大的启发。吉登斯认为社会自身再生产具有“结构性特征”，并且这种“结构性特征”最根深蒂固，而“结构”最重要的特性，就是制度中反复采用的规则与资源。吉登斯事实上将制度规定为一种结构，这个结构具有稳定性与持久性特征[9]。它具有实践的特征，是人类较稳定的行动程序。通过这一理解，就把制度与结构功能主义所倡导的秩序与系统结构联系起来。那么，由此带来的另一个问题是，制度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呢？从博弈论的视角来看，博弈是社会主体从各自的动机出发相互作用的一种状态，制度与博弈之间的关系是多方面的：第一，制度是博弈的均衡，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博弈会形成制度或制度体系，即关于博弈如何进行的共有信念的一个自我维持系统，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规范、约束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或行为选择；第二，制度是多样化的，通常情况下，人与人之间的博弈或相互作用是在先前的正式和非正式的制度安排下进行的，也就是说，人的行为或多或少受到制度的制约。而随着人与人之间的博弈或相互作用的进行，制度会随着时间、技术、偏好等其他因素的变化而发生变化，这就是制度变迁。所以，制度变迁的过程也是一个社会主体之间的博弈过程。同时，人们又会在新的制度安排下相互作用即博弈，如此循环往复，人类在曲折中不断进步与发展。
虽然不同的研究范式在研究假设以及研究方法上存在着很大差别，但是不同的理论视角是互相补充的，我们力求的是视界的融合，而不是用某一理论视角解释所有的问题，这在事实上也是不可能的。事实上，在以往的文献当中也很少有用单一视角来研究城乡教育一体化问题，只不过很少有作者意识到自己在研究当中的这种视角的转换。比如在谈到城乡教育一体化的未来样态时，多数学者用到的是功能主义的视角，而在谈到如何实现这一目标时，却又不自主地转入到制度主义的视角，在解释制度是如何形成的问题时，有些学者则采用了冲突论的视角。因此，并不存在一个关于城乡教育一体化的统一理论研究框架，城乡教育一体化研究路径应该是整合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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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一体化基本概念篇2
【关键词】新型城市化;空间功能;发展路径
快速城市化发展背后显现的“城市病”、“农村衰落”等诸多问题引发了学术界和政界对城市化的重新思考，认为：城市化不应该只注重城市规模无休止地扩充，而忽略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管理;农村也不应该单方面向城市无休止地提供资源，而忽略自身的功能和发展。与此同时，作为空间概念的农村和乡村都简单表示为与城市相对应的“尚未城市化的地区”，经常被混用而不加以区别。正是如此，既相区别又相依存的孪生概念农村和乡村的界定含混不清，直接导致对城市和农（乡）村发展的定位以及在城市化进程中相互之间的关系没能明晰。基于此，本文从非城市地区的界定为出发点，重新定位城市化，并在新型城市化发展理念下确定非城市空间农村和乡村的定位和功能变迁，从而为新型城市化发展路径提供依据。
一、非城市地区界定
1、地区属性界定标志
目前，对于地区属性的界定主要是通过单一的行政区划标准明确的，然而，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推进过程中，一个地区的属性往往与最初的定位发生了严重的分离，主要表现在经济水平、人员结构、空间功能等方面。因此，本文认为，一个地区的经济社会属性应该是围绕社会经济特征并通过空间大小、人口和社会结构、经济文化水平、空间联接能力和作用范围（资金流、商流、人流，信息流）等多个方面综合反映和区别的。基于此，城市空间与非城市空间可以通过以下五个方面加以明确：一是法律地位。以法律条文的形式限定一个地区的司法权、中心职能以及在管理中的地位等因素，从而明确城市空间和非城市空间之间的界限，这是最传统也最公认的标准，但却不能作为唯一标准。二是居民区的大小和人口密度。人口总数量和面积区域的相对比值差异是突出城市空间与非城市空间的主要特点，可以通过人口总人口/总面积的算术密度、总人口/居住和生产面积的人口生理学密度、总人口/（农业用地面积×单位面积产值）的供养密度、总人口/总居住面积的居住密度、农业劳动力总数/农用地面积的农业密度、农业劳动力总数/（农用地面积×单位面积产值）的土地使用密度、农业经营者总数/农用地面积的人地比、住房总数/计划建筑用地面积的建筑密度来反映。三是就业密度。目前，我国城市化研究中尚不多见用就业密度反映城市空间和非城市空间的区别，但实际上这是区域发展研究上非常重要的一个衡量指标，因此，就业密度可以通过每平方米的就业人数来表示。一般城市空间到非城市空间的就业密度会呈现出逐渐递减的规律。四是农业份额。农业份额是标注城市空间与非城市空间最传统和最基本的指标。高农业份额是农村经济结构最显著的特征，而高工业份额是城市经济结构最显著的特征。五是结构弱化。非城市空间也被称为结构弱化的地区。一般来说，结构弱化很难通过单一的指标来衡量，可以依照人口统计（人口密度、净迁移）与经济（地区产值、工农比例、税收）对比综合或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数量、距离）构建一个指数反映非城市空间的结构差异。
2、农村和乡村的特点与差异
基于以上对非城市空间地区属性的综合测定，农村和乡村在其发展定位和功能上其实是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首先，农村是以从事农业生产为主的劳动者聚居的地方，而农业是自然再生产和社会再生产相互交织的人类活动，这就决定了以农业为主要产业的农村对空间的依赖性要远远超过城市，具有鲜明的地域标签。其次，在一般解释中，乡村与农村概念没有本质差异，或和村落、乡村聚落等概念相联系。本文认为，乡村是指居住在城市以外的人们生活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与农业产业相联系的农村概念相比，乡村更强调从文学性的角度表达空间概念，更具有人文情怀。总之，农业这个生产活动或产业部门是农村所指向的空间所依托的基础，而脱离了不论工业还是农业的产业依赖性的纯粹意义上的居民区才是乡村的实质。基于工业化的城市快速发展，为城市营造了楼房林立、车流不息、人流如织的外在繁荣形象，但也引发了厂房和烟囱浓烟滚滚、交通拥挤、秩序混乱等的斑斑病症，这些无不唤醒了人们对风景宜人、空气清新、民风淳朴的乡村的思念之情，催生了农业和乡村浪漫主义。以地缘和血缘为基础，乡村的概念范畴创建的是一种与过度发展的城市景象完全不同的和谐理想关系：人与自然之间亲密而直接，山川田野、河流湖泊、飞禽走兽是乡村居民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1]人与人之间打破城市钢筋混凝土的冰冷，以非常熟络的情感进行“家长里短”式的密切交往。可见，农村是一种以农业为主的生活方式，乡村所彰显的是与城市和传统农村都截然不同的理想生活方式。
二、新型城市化的定位
从城市空间和非城市空间地区属性的差别以及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来看，新型城市化包含两个过程，即外在的以人口机械迁移为特征的物理过程，以及内在的以人口迁移为载体的城农（乡）文化经过矛盾碰撞而融合、升华最终统一为新型城市文明的化学反应过程。在城市化发展进程中，城市和农（乡）村两个空间肩负着不同的社会和经济功能：一方面，农村源源不断地向城市输送城市建设需要的物资和人员;另一方面，城市不断通过辐射带动作用将先进、文明的文化价值观念、生活方式、消费习惯等向农（乡）村渗透。伴随着物理迁移和化学融合，城市和农（乡）村矛盾不断得以调和，功能分工不断得以深化，从而逐渐满足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人们对区域功能的不同需求，最终形成新的社会结构划分。可见，一般以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的指标单一衡量一个区域的城市化水平是存在问题的，城市化进程衡量的指标也不应该是人口从农（乡）村向城市迁移的简单等同，它涉及人口、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科技和环境等的一系列紧密而复杂的关系变迁，甚至还会受到如自然灾害、历史变革等地方性和偶然性因素的影响，从而使城市体系的动态和特征在政府决策、法律法规、城市规划和管理作用下发生巨大变化。
三、新型城市化主导的非城市空间功能变迁
1、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阶段的农村
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阶段，由于城市一直是政治中心，是权力者集中和政令形成的地方，城市和农村表现出明显的角色差异：城市是先进、文明的标志，城市人决定什么是社会发展应该提倡鼓励的文明趋势;农村则成为落后、愚昧的代名词，是城市压制和征服的对象，农村人只能处于弱势被动接受城市的“游戏规则”。具体表现为：在城市生活的农村人被称为“乡下人”，传达出城市人对农村人行为和生活习惯的轻蔑与偏见情绪;如果要肯定农村人的诚实、质朴、深明大义，则对其作出“做派不像乡下人”的肯定，而“跟城市人一样”的评价则显现出农村人对城市人的极度羡慕。可见，城市人和农村人在相互评价和认同上存在巨大的差异。
然而随着“城市病”的爆发，农村人对城市人的羡慕在城市对农村的不断掠夺与歧视中逐渐被磨灭，农村人开始对城市人表示出排斥，甚至嘲讽和不满。究其原因，主要是城市因素严重冲击了农村的传统等级观念、伦理价值，从而破坏了农村原有的秩序和农村人安然接受生活方式;并且，农村人积极向往先进文明城市的追求常常被城市人“不平常”或不对等的待遇而打破，而在农村和城市之间钟摆式颠沛生活的初期让农村人羡慕的“走出农村的优秀农村人”失去得到的落差更是让其充满不平衡感。即便是现在，城市居民对“城市病”表现出的不满，往往归罪于进入城市的农村人太多，破坏了城市良好的“规矩”，却忽略了城市管理和资源的优化问题。显然，城市化进程是一个渐进的长期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新的从工业文明和社会及产业分工中生发而出的新型文明以扬弃的方式取代了源自传统农业的价值伦理观念和社会规范。
作为工业化派生物和经济发展集聚效应产物的城市化，决定了农业部门和农村对于工业和城市的意义。无论任何体制，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都带来了农业对工业无偿的资本积累贡献，而这种贡献直接的表现形式就是农村和农民的“牺牲”，但农业和农村的发展出路也根本在于工业化。
2、后工业化和现代社会的乡村
随着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农村与乡村的概念已经在发达工业化国家发生了质的改变。乡村成为城市重要的附属功能区之一，即通过农业专业化和机械化，乡村与物质生产部门的农业逐渐脱离了依存关系。[3]在此阶段，一个国家或社会发展到城乡差别已经基本消除的现代社会，城市和乡村在社会有机整体中肩负着不同的社会和经济功能。至此，乡村成为了基础设施、社会管理、生活方式城市化了的农村，是经过城市文化改造了的农村，即后工业化和现代社会的乡村。
3、农村到乡村的过渡
工业化进程呈现出的农村农业劳动力不断向城市非农产业转移的城市快速发展与农村由于农业机械化将农业劳动力不断挤出农业和农村呈现出以人口密度和就业密度同时下降的“农村衰落”形成鲜明对比。在此阶段，与农村相对应的区域空间概念是工业城市，也就是说，城市工业发展所主导的人口从农村向城市机械迁移的物理过程是该阶段城市化的主要特点。其次，城市优越外壳铸造的“城市梦”导致城市规模效益下降乃至出现负效益，呈现出工业和人口向城市郊区迁移的逆城市化发展。在此阶段，农村受到各种城市因素不断地渗透，并与当地因素实现融合升华;农业渐渐脱离对农村空间的依赖，成为现代农场，工业渐渐退出城市而迁入城市近郊的工业聚集区。[4]至此，城市与农村的功能发生重大转变，并逐渐形成差异化格局。上升为纯粹生活居住型社区的农村成为拥有与城市社区住房、基础设施、医疗卫生等基本功能对等但拥有环境元素（山川田野、河流湖泊、飞禽走兽）不同的乡村;从工业生产功能中解放出来的城市空间则逐渐成为商业、金融、娱乐休闲等服务业的中心。
四、推进新型城市化发展的建议
从理论和国际发展经验上，城市化不同阶段对农（乡）村功能的不同要求造就了农村和乡村不同的特征。新型城市化打破了原有城市化的以造城运动、城市圈、城市带建设为典型特征的发展老路。新型城市化的发展进程不再是城市与农（乡）村的相互割裂，而是通过明晰农（乡）村建设与城市化进程的内在关系和发展方式，以农（乡）村非生产性公共产品供给的城市化、以居住地为身份标签的身份认证打破为基本表征，实现城市与农（乡）村居民无差异价值认同的城农（乡）一体化，即城市与农（乡）村发展的终极目标都是一致的。这也就决定了新型城市化进程中城市和农（乡）村在不同阶段发展的目标和任务，保证了城市和农（乡）村同时具有充足的发展动力。
1、统筹城乡发展
无论何种体制，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农业都会对一国的工业发展提供必要的物质积累，呈现出农业要素向城市的净流出;与此同时，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农村劳动力大量向城市转移，形成小农破产、农村凋敝的“农村衰落”，最终出现城农（乡）两极分化。但无成本“城市养料”的供给地和“泛城市化”的无序之基都不是农（乡）村的长期发展定位，农业和农（乡）村需要在城市化推进的过程中与城市统筹发展，并在宏观战略层面上重构户籍制度、调整土地制度、完善保障制度，在中观管理层面实现教育资源和基础设施城农（乡）均等化、微观操作层面创建农村社区，最终实现城农（乡）一体化。
2、注重功能分工次序
通过非城市空间功能的变迁，城市和农（乡）村的建设和发展需要有一定的优先次序，才能保证城市和农（乡）村的发展不会或重复发展。作为对农（乡）村人口同化和空间扩张的城市化，在不同发展阶段对农（乡）村的渗透和功能演变有着不同的要求，即农（乡）村担负的功能应该由该区域的城市化水平确定，农（乡）村建设的目标应该由城市发展的能力来定位。
3、脱离模式固化
不论是城市化进程的推进，还是农（乡）村的建设发展，都不应该是政策性的固定模式。因为城市和非城市空间的发展都不是孤立事件，两个空间的发展在目标和任务方面的进程设计，在具体建设模式及其实现路径等方面，都需要与该区域的城市化水平相契合，即根据一个地区的整体发展水平的阶段性提升和区域经济发展差异为依据，针对性设计该地区城市和农（乡）村的适应性发展方式。
【参考文献】
[1]陈建娜.拉住即将消失的城市记忆[J].城市问题，2013（4）2-6.
[2]王家庭，赵丽.快速城市化时期我国城市蔓延的动力[J].财经科学，2013（5）67-76.
城乡一体化基本概念篇3
2008年，我去给成都市双流县做战略规划。成都市当时提出“全域成都”这个理念。县里的同志说，要按照“全域成都”的理念，走全域城市化的道路。就其实质，就是针对成都市不同圈层的情况，统一规划、统一基础设施建设、统一基本公共服务配置，等等，说白了，就是城乡一体化发展。
媒体偏爱全域城市化这个概念，是从传播上考虑，但这样一来，反而把城乡一体化的清晰内涵模糊了。
后来，大连等城市正式启用全域城市化这个概念。大连市长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将“着力推进全域城市化，拓宽跨越发展战略空间”作为市政府2010年的首项工作任务重点阐述。当地报纸说，“这使得代表们的神经被强烈地触动”。
可通篇《政府工作报告》看下来，主要就是讲要在大连市行政范围内，搞多个现代化的组团，里面没有提到城镇化率。
我理解，这份政府工作报告回避了所谓城镇化率的提法。因为大连是一个行政区，它还不可能达到100%（至少90%）的城镇化率。再说，达到这样高的城镇化率也没有什么实质性意义。就算发达国家，它们的城市化率也不过就是70%～80%之间。城市化率不是越高越好，已经是一个共识。所以，大连这样的地方主要还是借全域城市化的概念，去拓展城乡建设发展空间。这样一种见物不见人的城镇化提法，似乎也不可取。
让我更加警惕的是昆明。据当地介绍，前两年，昆明市力推全域城镇化。2010年7月，中共昆明市委工作会议作出提升全域城镇化建设的重大部署后，还成立了“市全域城镇化建设工作委员会及办公室”。
我比较困惑。昆明全市2万多平方公里，八成是山区，少数民族众多，经济社会发展的形态、梯度复杂，在这样的地方提全域城镇化，行得通吗？
这其中至少有三个问题：其一，概念不科学，无法自圆其说；其二，短时期内追求过高的城镇化率，没有考虑到各种现实条件，是自己给自己上套；其三，也是最主要的，全域城镇化也没有必要。少数民族地区、边远地区等生活集聚区，本身体现了文化多样性、包容性。经济社会的不断进步，应该是使我们有更大的能力让这些生活集聚区保留下来，而非让这些地方桑田变城池、深山变高楼。
石狮市则是另一种情况。这是全国面积最小的县级市，只有160平方公里。目前有30万本地户籍人口，有40万外来人口。多年来得益于多种有利因素，石狮市经济社会已经达到较高发展水平。GDp近600亿，财政收入近60亿。当地城乡差距非常小，市里有决心到2020年用颁布“居住证”的办法，100%解决外来人口的基本公共服务待遇的问题，实现外来人口市民化。
石狮市在福建省第一个提出“全域城市化发展改革试点方案”。我跟石狮市领导交流时说，石狮市的特殊性在于它地理空间很小，城乡一体化水平极高，未来几年内确实能做到将近100%的城镇化率。这个意义上讲，石狮市打出了所谓“全域城市化”这张牌，勉强说得过去。
城乡一体化基本概念篇4
[关键词]城市生态压力；城乡关系；土地政策
[Doi]1013939/jcnkizgsc201552193
1背景介绍
国内外学术界对于土地问题的研究历来是热点，笔者以“城乡关系”为关键词在cnki中搜索，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共20个结果，论文时间跨度从1983年到2013年，进行仔细梳理和对比，真正与主题相关的结果为14个。
对于21世纪的荷兰，面临的最棘手的问题之一就是如何组织、使用有限的空间。今天的中国也恰恰面临同样棘手的问题，经济的快速增长，庞大的人口基数，人口素质的不断提升，同时对生活空间和品质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经济的增长和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使得人们对于空间的需求不断提升，也对空间的功能性提出的新的要求。早先的概念更多是从基于政府部门的授权的行政功能的角度出发，试图从传统的空间区域上进行城市区域和生态区域的划分。这类概念往往是建立在强势的农业部门保护下，从而避免了全球化、城市化以及人口流动对农村带来的冲击。然而，近期的政策评估报告表明，政府作为管理者在应对和抵制由于社会多元化引发的人们对住房空间、基础设施及工厂选址等问题的关注及一系列问题。同时，人们对于自然保护区及水源储备的关注程度远远超过了对农业本身的关注程度。如同城市对于绿地的呼唤，农村地区也对休闲娱乐和更高质量的生活提出了新的要求。农村地区对于城市地区而言，还需要更多的劳动机会及相对应的服务机会。在这一过程中有一共同点，那就是农村和城市之间实现了经济活动的交流与互动，实现了农村与城市间的协同发展。而这一交流互动的一个重要结果就是实现了过程的互通以及实现了农村与城市之间的高度融合，这一融合过程深刻体现在中国现代城市化进程之中。
在农村地区，日益活跃的经济活动最初是由城市化进程带来的，然而，农村地区的设施并没有因为使用绿色景观而得到更多的改善与发展，尤其是在基础设施方面，因为很多新增加的活动与地点联系并不是那么紧密（农村地区具备先天的绿色资源和优良的生态环境，农民更多的是对教育、医疗和养老等民生保障及基础设施建设的诉求，这一点在偏远地区表现尤为明显）。基于社会经济学和先天自然条件的双重推动力，相关政策的实施过程必须要探索出一条新的并且使得农村与城市之间相互作用因子相互合作并融合的道路。目前，不论是农村还是城市规划的设计，都更加倾向于建立在基于同市民合作以及同社会组织合作的发展战略基础之上。“就地城镇化”的概念被提及并在国内广泛运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党国英认为，“就地城镇化”意味着人口在本地的聚集，公共服务向中心镇、村延伸，让农民在当地过上现代生活，避免形成“繁华的城市、凋敝的乡村”。2013年11月28日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3-11/28/c_118336409htm。尽管在此过程中，人们的一些需求会和绿色空间的保护产生冲突，但是不能否认的是在该过程中，创造出更多提供绿色服务的机会，而这一点使得环境保护策略得到进一步加强。所谓绿色服务，其实是一种产品，一种活动，与自然、农业、水、文化历史及其娱乐休闲等紧密相连，无形之中提升了农村地区的生态保护质量，而其本身又超越了法律框架内的社会责任的范畴。就目前世界范围内，“绿色”这一概念的广泛运用一方面反映了人类对于自身生产、生活方式的反思，试图通过一系列诸如：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及绿色生态等来唤醒人类的生态环保意识；另一方面，具体可行的措施也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实施。
2关于空间问题的社会理论
普遍意义上的社会理论对于空间问题关注较少。对于城乡问题的专业研究和理论，尤其是从经济、社会角度的理论发展还有些局限（asbeeketal，2002）。经济学家的更多关注点往往停留在分配问题上，在这一过程中，空间问题被作为具有功能性的商品来对待。地理学界对待空间问题的出发点往往是基于土地或空间是可以被可观测的这一观点，将空间的距离作为一个主要影响因素和衡量指标，重点关注在于城市。随后，又衍生出两种新的派别：新马克思主义地理学派则认为空间是作为生产系统的衍生物而存在的。（Harvey，1989）人文地理学家则认为空间本身就是一个构建的过程，（Cloke，1985）。社会学家将关注点则放在人类行为和社会功能性等问题上，而这些问题都被认为是在时间和空间上存在相对独立性的问题，即受到时间和空间的制约性减小。一些古典社会学家则认为，所谓城市，其实就是现代化进程进行较早的地方。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社会学家往往逐渐认识到他们所提出的理论与时间和空间的关联逐渐增加，更多地扮演的角色是社会进程中的点缀。受社会空间特点新变化的影响，一些新的主题，如全球范围和地方范围之间的互动、空间与身份之间的关联、地区间区域化划分及地方消费趋于设计等问题逐渐进入人们视野，并引起广泛关注。在新的社会理论中，城市与农村的关系不再是仅仅起到点缀作用的“装饰品”，而是一种社会关系的表达。空间问题不仅仅是作为社会实践的产物，更是一种社会关系的表达。空间问题不能被看作是独立于社会群体，被构建起来的一个概念，而是存在于系统内部，并不断和系统内部各要素不断进行互动的一个概念。因此，空间问题应该在分析过程中作为一个内在的问题来对待。（Giddens，1984；Castells，1996；Urry，1990）。
Giddens分析了社会实践中关于空间变量的问题：影响现代社会社会活力和社会分配的因素是一种和时间、空间相分离，非嵌入式的，而且具有更多自我反省特征的影响因子。（Giddens，1990）在传统社会中，时间和空间彼此相互联系，正如同格林威治时间是统一的，但各个地区也存在时差一样。不同于空间作为一个客观存在的空间概念上的地理位置，和区分时间和空间的概念，两者具有相似性，原因在于在小的区域内，都存在这种社会关系。而这种社会关系的缺失才是其必要条件。广义上时间和空间的发展成为了非嵌入式动力的发展条件。在这种背景下，社会关系逐渐脱离原来依托的本土环境，继而获得更大的时间和空间上的区域。自我反省性的不断增加带来的一个后果是社会实践过程不断地被探讨和重新诠释。由新科技和抽象系统带来的非嵌入式机会，导致自我反省性更加彻底和更为广泛的应用于社会实践过程中。
3土地政策及土地使用计划
土地政策，这个概念是在近些年才被提及并频繁使用的，尤其是在一些国际文献综述及国际会议中，其主要内容和作用包括土地所有权、土地分配政策与制度及土地的使用与发展，从社会政策到经济政策Lichfield&Darin-Drabkin（1980）将土地政策看作是发展政策的一个子集。Dunkerley等作者（1978）用土地政策这一概念涵盖了所有包括土地所有权、土地流转、土地成本、土地分配、土地价值及城市土地控制及使用等在内的概念。在英国，近期的学术研究趋势是将土地政策同土地所有权、土地价值等概念分别进行讨论，试图寻求每个概念的意义。
patsyHealey认为，对于土地政策的研究，没有必要将研究领域进行过细的划分，在他看来，所有政策的环节、涉及部门及领域都是相互联系的。他举例，在土地政策中，经济因素和社会因素是两个不同的要素，然而在实际土地政策中很难将两者区分开来，然而，实际情况是不论在政府组织还是在学术研究中，有时需要将“政府活动”等概念进行再分割，其目的是为了更加细致化的分析和操作。同时，有一点就是这种概念和界定与分割在很大程度上往往是人为进行的，因此，任何关于政策方面的研究都要综合考虑研究领域框架内影响本研究结果的更为广泛的研究因素及本研究领域同其他政策领域的相互联系。
4生态保护对策
对于城市和乡村关系中最关键的一个载体――土地，亦是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进程中的关键环节，其保护和发展机制涉及多个综合因素间的协同作用。
第一，对于传统生态文化区域的保护和传承机制的建设与发展。积极构建并引进一种可持续的发展方式，重新构建对于自然资源体系中的资源及其他要素的评估体系，形成立体、多层次的评估体系。对于传统生态土地的保护需要借力当地生态旅游的发展，生态旅游作为经济发展的“助推器”及生态保护的“定心丸”，一方面给当地带来可观的经济利益，另一方面，可以最大限度保护自然生态环境，使经济―环境―人和谐发展，共同进步。
第二，构建内部民主决策机制、利益分配机制及教育培训机制。通过创新的权力中心、新的政治任务和新的领导方式，改变过去由于土地、社区经济落后和意识封闭等原因造成的“主体错位”，即改变过去由政府主导的发展模式，引入社会主体、企业主体等的发展创新模式，赋予土地利益相关区域更多的自主选择权和最终决策权。同时，构建一种社区自主经营的生态土地管理模式，让参与者都成为利益分享者，构建更佳的生态利益分配模式，做大生态的蛋糕，分好生态的果实。生态框架中的土地问题是作为关联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关键因素，当地农民作为土地相关活动的参与主体，需要不断提升生态保护意识，一方面，需要传统习俗的影响与指导，另一方面，需要当地政府以社区或村落为单位，对村民生态意识、生存技能、生态文化保护等内容进行培训，不断提升村民生态意识，规范其生态伦理和道德规范，探索新的生态―土地―城市―乡村发展新模式。
参考文献：
[1]杨通进走向深层次的环保[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
[2]姬振海生态文明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城乡一体化基本概念篇5
关键词：基础教育；教育公平；城乡基础教育；重要性；启示
基础教育，即幼儿教育、小学教育、普通中等教育，是人们在成长过程中所受一切教育之基础。基础教育的作用对于每个人、对于整个国家都具有非凡的重要意义，亦是对提高整个民族与国家素质的重要保障。到目前为止，我国的基础教育虽然已经卓有成就，但是在城乡基础教育资源配置上存在明显的失衡现象，基于此种原因，从城乡差异角度探索基础教育的公平性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何为教育公平
教育的公平问题，易与“教育平等”和“教育机会均等”概念相混淆，将二者与“教育公平”混为一谈有失妥切，会对教育公平问题的深入讨论造成影响。作为实现教育民主化的前提，教育领域中的“教育平等”来自于政治、经济的平等，包含着教育权利的平等和教育机会的均等。经过使用与推广，“教育平等”的概念在相关文章指教育权利的平等，“教育机会均等”的概念可与“教育平等”的概念相通用，两者皆反映数量的一种相等，属于一种实证的概念。“教育公平”的概念则综合教育的各种内外因素，并对教育的现实状况进行判断，按照公平原则进行教育策略选择，它涵盖着价值判断与价值选择，属于一种规范的概念。从范围大小来看，“教育平等”与“教育机会均等”包含在“教育公平”之中，与“教育公平”分属于不同层次，比较而言，“教育公平”的概念更为宏观。基于以上论述，笔者认为教育公平是以不区分种族、性别、家庭成分、社会背景以及个人条件为前提的，在教育领域中进行利益分配，为每一位社会成员提供质量相同、机会相等的受教育的机会。
2城乡基础教育公平问题的重要性
教育公平是主、客观相统一的概念，人们所处的时代、政治、文化背景、视角等不同，故而对“教育公平”的理解有所不同。我国社会正值转型时期，随着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发展，城乡教育公平问题亟待解决。目前，城乡基础教育差距正由原来的显著化向隐形化的教学质量差距转变，城乡基础教育的不公平问题更应该引起广泛的关注。关注城乡教育公平问题对受教育的个体十分重要。由于教育城乡失衡，引起的城乡教育公平问题，致使一部分儿童、青少年缺少受教育的机会，缺乏从事脑力劳动的知识和文凭。迈入社会后，与接受过良好教育的同龄城市人相比，毫无竞争力可言，部分人也只有从事低收入的体力劳动。这样的个体无法平等的分享文化资源，也没有好的物质条件，他们亦无法享有同等的各项公民权利。且他们的后代也同他们一样面对同样的问题，需要比其他同龄人花费更多的汗水与艰辛去获得生存和发展的机会，但其后的一代甚至几代人仍旧在社会的底层与边缘苦苦挣扎。关注城乡教育公平问题对社会十分重要。第一，教育不公，为教育腐败的滋生提供温床。一些教育部门为了经济利益不择手段，又由于有效监管、规范、相应制约的缺失，使得违法乱纪与腐败滋生。第二，教育不公，加大贫富差距，影响社会均衡，阻碍经济发展。由于教育的不公平，势必加重城乡和不同地区之间的发展失衡，加大贫富差距。第三，教育不公，加大社会分层，不益于社会稳定。由于社会保障与教育制度的弊病，造成社会流动不畅，致使贫困农民的后代处于且长期处于社会底层。城乡教育不公，使他们改变命运的机会微乎其微，导致他们对社会绝望，甚至会造成他们对社会充满仇恨，如果这种不公平继续夸大，势必会引发社会动乱，不益于社会稳定。关注城乡教育公平问题对教育体制十分重要。教育不公将导致教育发展秩序的混乱，如教育乱收费现象、教育腐败问题等诸多社会问题。在教育不公的环境下，教育目的无法实现，教育反而会变成一种剥削、歧视的手段，导致教育的办学目的偏离。由于城乡经济差距大、教育资源配置不公平，致使乡村师资流失，乡村教育质量低下，教育不公制约了教育质量的整体提高。
3城乡教育公平问题的一些改进措施和启示
3．1措施———深化农村教育综合改革。
第一，加强基础教育，实行劳动技术教育与文化教育相结合。根据各地区的不同实际情况，对基础教育的教学进行改革，在普通教育中渗透职业技术教育因素，同时编写激发学生热爱家乡、反映当地自然资源社会风情、历史沿革等的乡土教材，以此激励学生献身家乡建设的事业。第二，大力改革和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可以兴办职业班，开设有针对性的课程内容，同本地经济、农民脱贫致富紧密结合，在专业设置上重视实践能力，把系统职业技术知识和单项实用技术技能整合在一起。第三，提高农村师资力量。农村教育难题是农村师资不足、素质不高，不但要保障农村教师利益，而且要实施校长、教师轮岗交流。
3．2国外教育公平经验的启示。
日本的启示。日本保证了各学校的软、硬件水平都处在同一水平。通过“教师定期流动制”，细化管理中小学教师的流动规定，使得择校现象鲜有出现。鉴于此经验，我国政府应尽力保证城乡各校的教学环境、设备等硬件和软件师资处在一个基本相同的整体水平上，以此减弱各校之间的差距，推动“择校”等问题的解决。同时，在各个中小学推行教师流动制度和校长轮换制度，以此实现城乡教育公平。古巴的启示。古巴在推进教育公平方面的做法堪称世界典范，各级教育免费制四十多年来始终不变，在享受教育权方面全体公民都处于完全平等的地位。政府首先考虑弱势群体的利益，保证受教育机会，不放弃任何一个学生。为使在偏远山区的农民子女仍能接受义务教育，学校更是配备了网络教学设施，为“一个学生学校”提供必要的教学器材。由此经验得出：第一，我国政府应加大力度推动投入义务教育以保证各阶段的学生享有完全平等的受教育机会；第二，政府的政策应优先向经济落后的地区倾斜，对贫困学生进行费用的减免和补助；第三，对贫困学生无息贷款的力度加大，并加强监管力度，使无息贷款提供给那些真正迫切需要的学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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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一体化基本概念篇6
[关键词]乡村文化产业；资源；现代性；重构
[作者简介]李佳，云南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教师，博士，云南昆明650091
[中图分类号]G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12)01－0077－05
传统经济理论从要素、技术和制度三个层次解释经济增长。人类经济的演进路线，就是制度、技术和生产要素交互作用的过程。资源作为生产要素，始终居于核心，有效的资源配置是经济发展的要义。资源是一个流变的概念，随着人类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的不断变化和对资源理解的不断深入，资源的内涵也在发展变化。目前，文化产业成为经济发展的引擎，文化作为一种资源日益受到重视，甚至有的学者声称文化是决定经济长期增长与衰退的关键性因素和最终解释变量。因此，文化作为现代经济发展的内生变量，逐渐纳入经济分析框架中。
乡村文化资源是具有开发潜力的物质性或非物质性存在。资源并不等同于产品，更不等同于产业，一些文化资源并不一定以产品的形式存在，甚至不一定有物质的载体。在资源和产业之间，还有一个转换的过程。通过转换，静态的文化资源成为经济发展的要素，这个过程，就是乡村文化资源的产业化过程。从乡村文化资源到文化产品、文化产业的转化，需经过一个比较长的链条，通过对乡村文化资源的适度组织化、技术化，才能实现从资源层面向产品层面、产业层面的转化。既有的分析往往落脚到资源层面，这是必不可少的分析，因为产业的发展必然从资源开始，资源是产业的主要禀赋条件。但是仅仅限于资源层面的梳理，就不足以说明产业形成的机理。
乡村文化产业化的过程中，应进行现代性的重构。现代性的概念有着内在的冲突，第一种概念是作为西方文明历史中某个阶段的现代性，它是科技进步的产物，经济和社会变迁的产物。另一种是作为美学概念的现代性，对前者持否定立场，两种概念的现代性之间一直存在无法化约的敌对性。反映在文化产业的概念争议中，逐渐沿着两个方向分化，一个方向承袭了法兰克福学派对文化产品生产的批判态度，另一派则放弃了意识形态的维度，从技术和经济上关注文化产业作为产业形态的生产与流通、传播与消费等实践问题。乡村文化产业的现代转型，应是两种现代性概念的融通与结合。
一、乡村文化现代性重构的困厄
对乡村文化来说，产业是一个陌生的概念，历史上对乡村文化的同化、涵化及丑化，当今对乡村文化的伪化等因素都对文化产业的开发形成了不利的条件。从泛化的意义上，可以笼统地认为乡村文化是丰厚的，但具体化到是否可以进行乡村文化产业化的开发，就需要认真的分析。这个分析不仅涉及资源本身，还涉及社会文化历史的方方面面，综合的因素影响了产业化开发的程度和规模。例如。文化资源的存量如何?这些文化资源是否具有产业化开发的条件?文化资源的原真性是否还存在?是否有伪民俗文化?目前，乡村文化在内容、形式和功效上。都明显地日渐式微了，很大程度上仅仅作为一种符号存在。随着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其伦理、礼俗、风习的制度功能在丧失，传统的集体记忆、社会资本的惯性力量在削弱，乡土秩序的转变过程伴随着严重的制度缺损，社会生活的传统格式与现代趋向呈现出失谐的状态。从产业化开发来说，乡村文化产业的现代性重构困厄重重。
(一)乡村文化现代产业基础的缺失
乡村文化，是源于乡土并依存于乡土的文化，具有很强的在地性，具体而言是存活于乡村田间地头。以活态形式存在于乡村民众日常生活之中，体现村民生活方式和精神意识的文化。乡村文化在内容上表达的通常是一种俗文化的内涵，并与传统的宗法观念和家族血亲相联系。乡村文化事实上也就由各种俗文化和传统文化相融合而形成。这使乡村文化具有明显的体现乡村生活方式、人际关系和生活情趣的乡土情结，合并内敛为乡土文化意识。乡村文化的物质层面包括乡村山水风貌、乡村聚落、乡村建筑、民间民俗工艺品等；行为文化层面包括生活习惯、传统文艺表演、传统节日等；制度文化层面包括生产生活组织方式、社会规范、乡约村规等。
乡村文化是一整套生活方式或生活仪式，以一种自在状态存在。但在经济发展的话语体系中，乡村文化不可避免地裹挟到经济发展潮流中来，丰厚的乡村文化资源如何与资本为逻辑的现代产业嫁接，进而探索发挥比较优势，实现区域经济增长，成为乡村经济发展的重点之一。乡村文化被抽象为一种符号，从日常生活中剥离出来，以资源的面目示人，力图以产业化的方式，进入到主流经济中来。
但是，从根源来看，乡村文化是外化于产业化的。文化产业发端于城市，是工业化的产物，大规模复制建立在技术和资本的基础之上，依托大规模复制技术和数字化生产手段，以及源于大工厂的微观组织方式，构成文化产业发展的主流，促进了网络、信息技术、动漫游戏、数字音乐等资本和技术密集型新兴文化产业迅速崛起。
芬兰学者芮佳莉娜・罗玛建立了文化产业的金字塔模型。在模型中，文化产业处于金字塔的顶端，处于塔底的是由经济、技术和艺术组成的三角，这个三角支撑了文化产业。模型直观地反映了经济、艺术和技术是文化产业的决定性因素。文化产业的发展是建立在物质生产和技术手段发展的前提之上的，作为一个产业，其经济的资本的逻辑尤其突出。
乡村的生产方式是传统农业，依附于传统农业之上的乡村文化要实现产业化的难度是很大的。在现代化的浪潮中，乡村文化的价值受到重新评估，具有产业化价值的乡村文化可能从整个传统农业系统中实现独立，成为新的产业发展门类。但乡村文化产业的发展是借助了现代社会对文化的消费需求，不具有产业发展的内生性，也不是自然演化的结果。同时，乡村文化是附着在乡村生产方式之上的，乡村文化产业化，先要把文化从生产生活中剥离出来，再通过资本的运作，实现资源向产品的转化。因此，发展乡村文化产业意味着传统资源与自然生发条件的剥离及与现代生产方式的嫁接，这需要复杂的制度设计和恰当市场运作，是非常困难的。
乡村文化丰厚的地区，往往是贫困地区，物质的贫困与文化的独特织在一起。贫困地区意味着资金等生产要素的匮乏。西部很多地区，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由于地域偏远，交通阻塞，生产方式落后，割裂了与外界的联系，这些地区特定的封闭性使其无法内生出诱致性制度变迁。而只能选择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模式及其相应的一套制
度及习俗安排。因为在这种封闭的经济中，习俗已经是成本最低的制度了。这种非正式制度的长期固化，不仅严重阻碍了这一地区的技术进步，而且，这一结果反过来又加剧了制度本身的进一步固化，从而形成制度和技术的超稳定的均衡，形成典型的“习俗经济”。这些从经济角度的判断，说明了乡村贫困的起源。但正是这种落后的、与外界缺乏制度及生产要素交换的生产方式，孕育了丰富多彩的文化，“非正式制度”来源于自然经济模式及其相应的一套制度与习俗安排，它不仅是文化独特性的结果，也是原因。在产业化发展的逻辑下，既要消除经济上的贫困，同时又要把贫困地区生产方式所产生的丰富多彩的文化事象纳入和嵌合到现代的产业化逻辑中，这本身就是一个悖论。
(二)乡村文化的日益消解与损耗
由于二元经济结构的形成和固化，乡村经济结构的落后性，决定了其在文化领域的弱势。对乡村文化否定源自对乡村经济发展落后的否定，乡村文化日益边缘化。乡村和城市的概念超越了简单的地域概念，价值取向城市化，城市文化以优势的态势居于乡村文化之上。乡村文化的价值被忽视，甚至被否定，乡村文化甚至与“野蛮”、“贫穷”、“落后”等价值判断相联系，这进一步强化了既有的城乡差异，并使对这种差异的消除合理化。既然乡村文化是劣于城市文化的，那么，以城市文化为蓝本改造乡村文化就获得了合法性基础，城市一次次把“文明”的观点带入乡村，结果造成乡村文化凋敝，并趋同于城市文化。改革开放后，“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理念取代了前一阶段的政治话语，乡村文化努力融入以城市为主导的经济发展逻辑中，乡村社会的文化内涵在以发展为中心的现代化框架中被遮蔽和隐匿。
二、乡村文化现代性重构的契机
(一)本土文化价值观的复兴推动了乡村文化产业的重构
二次世界大战后，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化进程加快，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某种价值观的趋同，多样性的文化、多元化的价值体系逐渐被消解。但乡村文化产业的重构契机同样来自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乡土文化既受到全球化进程的挤压。同时本土文化价值观日益受到重视并形成复兴的态势，为文化的保护开发并转化为经济利益提供了良好的发展契机。
不论承认与否，现代化是当今的主流话语，乡村文化的价值是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得以彰显的，现代文化是乡土文化的“他者”，通过他者之眼，我们意识到自身文化的价值。爱德华・萨义德说：“每一种文化的发展和维护都需要一种与其相异质并且与其相竞争的另一个自我(alterego)的存在。自我身份的建构牵涉到与自己相反的‘他者’身份的建构，而且总是牵涉到对与‘我们’不同的特质的不断阐释和再阐释。每一个时代和社会都重新创造自己的‘他者’，因此，自我身份或‘他者’身份绝非静止的东西。”从这个意义上来看，现代性看似是摧毁乡村文化的力量，但同时，也借现代性之手，成就了乡村文化，乡村文化与现代性既包含着成就对方的力量，又彼此背离和否定。正是在这样的过程中，完成相互的形塑。
全球化、现代化与乡村文化，两组看似矛盾的概念以各自的逻辑各自前进，并行不悖，并微妙地改变着彼此的边界。在全球化和现代化背景下，乡村文化在与各种力量的博弈中，仍然按照自身的逻辑和惯性延续着，并不断地转换着形式，促进了乡村文化的自觉和自我认同。例如在旅游业发展的潮流中，村寨对自身的文化有了认同，发掘文化资源，传承民族文化。村民们投入了极大的热情，以各种形式恢复、传承民族传统文化，一些地区开办少数民族文字夜校，恢复了传统节日活动和祭天、祭神、祭祖等仪式。
(二)经济利益的诉求为乡村文化产业重构提供了动力
20世纪70年代末，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以后，农村社会激发了巨大的活力，经济迅速发展。在没有国家的直接参与资源再分配的情况下，如何在形成增量的条件下重新组合农村的生产要，素，激活乡村文化资源禀赋，趋迎世界消费潮流，是摆在农民面前的新课题。同时，民间信仰的复苏，使湮没很久的乡村文化传统活动重新开展，这些传统文化根植于区域性的天时、节气、农事、物产、历史、人文及地理交通，具有文化及经济生态上的自然合理性，与乡村的生产、人际、经济交换丝丝入扣。这一时期的文化复苏，是基于自然的文化传统，没有功利的性质。2000年以来，随着全球化格局中乡土文化的重新被审视。各地纷纷出台了关于发展文化产业的政策，乡村文化作为可资开发的资源，成为乡村经济发展的另一个途径，乡村文化产业化的进程加剧。同时。在市场化条件下，曾经非常封闭的乡村社会开始与外界有了联系，村民们产生了经济上的诉求，看到潜藏在乡村文化中的经济机遇，不可抑制地产生盈利的冲动。在经济利益的刺激下，一些已经式微甚至消亡的乡村文化事象被激活，这一时期的乡村文化复苏带有极大的功利性。
云南弥勒西三镇蚂蚁村民委员会可邑村小组是彝族支系阿细人聚居的山寨，可邑村经济发展水平很低，长期处于贫困状态。由于地理隔绝，可邑村的民族文化生态保存比较完整，村里仍然有毕摩和巫师，密枝节、祭火节、先基对唱等风俗孕育并生长在彝族阿细人居住的地方。这里是享誉海内外的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阿细跳月”的故乡，20世纪50年代阿细跳月的名声遍传海内外，影响相当大。但之后，由于政治和文化领域对传统民俗文化的批判，阿细跳月和祭火等仪式几乎都销声匿迹了。近年来，沉寂很多年的阿细跳月和祭火仪式又重新复苏，但这些仪式已经不仅仅是婚俗或祈福消灾的简单原始仪式，而是带有表演性质，以获取经济利益为主要动机。
除了城市人群为消费乡村文化的主要对象外，随着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广大农村人民群众内生出文化消费的需求，特别是在婚丧嫁娶等民俗活动中，农民所需要的文化产品与市场提供的文化产品格格不入，于是本土文化活动开始出现。契合了市场的需求，获得不错的经济收益。典型代表如曲靖农村文化户现象，从事民族民间歌舞、小戏、小品、曲艺演出，以及图书借阅、电影录像放映等文化服务、经营活动，以农民“自筹资金、自主经营、自我管理、自我发展”方式发展起来。截至2009年底，全市农村文化户(联合体)已发展到1667个，从业人员达2万多人，年演出场次20余万次，经营总收入近亿元，被、文化部称为“曲靖农村文化现象”。
在来自市场、政府和本土等多种力量的相互作用和博弈下，乡村文化产业的发展呈现复杂的走势，各种力量的消长决定了乡村文化产业的态势。或隐蔽或明显地影响着文化产业的形式和内容，不论是否还能保持着文化的原真性，乡村文化已经被裹挟进市场及其以市场为中心的派生力量中去。文化本来就是流变的过程，在产业形态的成长中，必然会有一些文化事象被激活、被消解或者被重构，在新的社会条件下，这几乎是无可避免的。
三、乡村文化现代性重构的路径
乡村文化产业的现代性重构。一方面是对乡村文化空间和文化意象的重构。乡村文化产业实质是精神产品的再生产，在乡村文化凋敝与繁荣、再生与蜕变的复杂进程中，精神性的重构尤为重要，失却了精神性的重构，乡村文化的产业化无异于建造空中楼阁；另一方面要进行制度性的重构，即对乡村文化产业的产业政策、产业组织、产业发展等方面进行宏观的建构，同时在市场、投资、消费等中观和微观的层次上建构，建立起符合现代产业方式的合理体系。
(一)乡村空间与乡村意象的重构
乡村文化空间和文化意象是乡村地区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在历史上形成的结构系统，与自然地理、社会环境相辅相成、彼此依存。从经济活动取向来看，乡村往往被定义为以传统农业为生计方式的区域，但社会文化取向方面的涵义往往被忽略。我国传统文化中，乡村是个保存了大量传统习俗、价值观的地方，是一个意义的聚集地，有很多宝贵的伦理资源。把乡村作为对于一种存在的或者是令人怀念的文化符号和生活状态的向往，是对于乡村概念的又一种宏观上的理解。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乡村建设运动开始，便有学者体现了这种倾向，他们赋予了一种对于乡村文化和乡村状态的形而上意义的很强烈的情感。
因此，乡村是一个复杂的、承载很多意义的表达，乡村不等同于农村。农村只是从经济活动方式进行界定，而乡村的概念是历史的、动态的，不仅是综合的经济体，也是社会、政治、风俗等意义的集合，同时也包括了空间，即自然环境的因素。在某种意义上，乡村和农村可作为同样概念使用，但乡村显然比农村的外延大得多，囊括了地域、文化、社会等多方面的内容，甚至包含着某种价值观念的判断。从对乡村的认识，可以了解整个中华文明的根基，美国传教士明恩浦(a.H.Smith)是反映西方中国观转变的一个标志性人物。1899年，他出版了《中国乡村生活》(VillageLifeinChina)一书，以自己在中国乡村的亲身经历和对中国乡村敏锐的观察，对中国乡村进行了精彩、生动的描述，明确提出“中国乡村是这个帝国的缩影，考察乡村是认识中国的最佳切入点和关键”。而在另一部以中国乡村生活为素材写成的著作《中国人德行》(ChineseChar-acteristics)中，他更明确地指出，在村庄比在城市更易于了解中国人的生活知识，必须把村庄看作是中国社会生活的一个基本单位。
在中国传统社会，乡村的文化秩序主要靠地方士绅通过宗族关系来维系。在器物技术水平非常低下的传统社会里，乡村成为社会文化的主要发源地，在中国浩如烟海的传统文化精华中，许多文化素材都来源于田园乡野，广大乡村常常是学术、文化的主要场所。同时，城市的官僚士绅阶层与乡村的家族有着不可分割的血缘纽带，所以，才有了“卸甲归田”、“衣锦还乡”、“落叶归根”等生活理念。新中国成立以后，形成二元城乡分割，进而形成城乡对立的价值体系，乡村作为一个特别的符号，才与城市对立。
我国广大地区，农业仍然是主导产业，乡村的文化生态与农耕习作密切相连，而市场经济主导的文化产业与农民的节庆、休闲及祭奠等活动的节律不相吻合，加之传统社会的逐渐消解，农耕文化逐渐被市场经济所取代，滋养乡村文化的原生形态的环境瓦解，一系列与乡土信仰、道德、习俗和生活方式相关的审美活动，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和人文基础。在市场化语境中。文化持有者对自身文化往往缺乏自知，倾向于强势的文化，强势文化逐渐侵蚀乡村文化，改变着乡村文化生态。乡村的文化空间和文化意象逐渐变得模糊和摇摆，因此，要改变对乡村文化的毁弃和吞噬的状态，重建乡村的文化空间和文化意象至关重要。
(二)乡村文化产业现代生产方式的重构
我国乡村文化的比较优势主要是基于资源，发展的模式大多为资源依赖型。资源有不可复制性，但比较优势理论的重心并不在于资源的比较，而在于依托资源生产的产品和服务的成本。我国虽然有丰富的文化资源，但是我们缺乏的是将资源优势转变为经济优势的能力。资源禀赋是一把双刃剑，资源禀赋决定的产业结构一旦形成，就会出现由于强化资源禀赋而产生惰性，压抑创造性，造成相对贫困状况。新兴古典经济学把这种状况称之为“自增强机制”。正是资源禀赋的“自增强机制”，使它陷入“比较优势陷阱”。
城乡一体化基本概念篇7
申论看“两会”已经成为公考的常态，无论是笔试和面试，各地两会热点话题都是出题的风向标。作为“十三五”开局之年，两会中出现的一些热词也必将成为2016年公考餐桌上的一道“大菜”。为帮助广大考生透过两会看公考，现梳理出了五个热点词语和出题方向，以便把握好时政脉搏，考出好成绩。
热词一：供给侧改革
【基本概念】供给侧改革，简言之就是在供给的一端，展开改革。众所周知，拉动内需的三驾马车分别是投资、消费、出口。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就是通过扩大内需、刺激消费的手段，在需求侧出谋划策。然而“供给侧改革”是提供了一种新思路，在供给侧下功夫，通过提高供给侧的质量和效率，更加健康有活力地拉动经济增长。
【深度解析】“供给侧改革”突破发展经济的局限性，在供给方开辟出一条新的道路，不仅满足发展经济的需求，也是解决当下经济发展僵硬难行的必要手段。在改革开放前期阶段，我国国内的消费需求总体动力不够，除了人民生活水平总体较低以外，和传统“储蓄”思想，“有备无患”思想也密不可分，相比于消费投资，人们更倾向于储备积累。因此当时便积极地刺激需求，随着消费动力的提升，供给的产品却无法跟上要求。“镉大米”、“瘦肉精”、“三聚氰胺”“苏丹红”等问题一次又一次地挑战大众的神经，相对比的却是外国进口奶粉等产品遭哄抢。这是为什么呢？这正是从侧面反应了供给方出现了一些问题。同时一味刺激内需带来的产能过剩也在严重拖经济发展的后腿，因此“供给侧改革”的提出是顺势而生，是对我国经济问题开出的一剂对症药方。
【命题角度】食品安全；产业结构；中国制造；科技创新；创新型国家；创新品牌；收入分配；简政放权等。
热词二：精准扶贫
【基本概念】2013年11月，在湖南湘西考察时首次提出“精准扶贫”概念。2014年1月，中办详细规制了精准扶贫工作模式的顶层设计，推动精准扶贫思想落地。精准扶贫是指针对不同贫困区域环境、不同贫困农户状况，运用科学有效程序对扶贫对象实施精确识别、精确帮扶、精确管理的治贫方式。谁贫困就扶持谁，同时更加注重“谁来扶”、“来扶谁”、“怎么扶”。精准扶贫是老词新说，我国扶贫工作开始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距今已有近30年的历史，老词新谈在于精准二字，将这项伟大的民生工程做准做精，真正为百姓谋福利。
【深度解析】“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在奔小康的道路上，扶贫脱贫是一个无法绕过的考验，2016年是“十三五”规划的开局之年，脱贫再度成为时下热词。以往的扶贫工作虽然也取得了相当的成效，然而走到后期面临一些关键问题却有些隔靴搔痒、偏离重心。扶贫资金“天女散花”、“年年扶贫年年贫”、重点县戴着“贫困帽”、人情扶贫、关系扶贫等问题让扶贫工作走向尴尬。在这种情形下，提出“精准扶贫”正是化粗放为精准，化模糊为具体，针针见血、步步到位地把扶贫工作最后的冲击阶段走好走稳。
【命题角度】民生保障；反腐倡廉；教育改革；医疗改革；公平正义；创业创新；收入分配等。
热词三：环保“红线”
【基本概念】2014年1月，环保部印发了《国家生态保护红线―生态功能基线划定技术指南》，这是我国首个生态保护红线划定的纲领性文件。划出红线来保护生态，在“十三五”期间，环保将涉及到方方面面，政府在给地方领导干部制定环保指标的同时，也要给企业生产划定环保“红线”。比如，“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相继出台，中国对未来的发展划出多条环保“红线”。
【深度解析】指出，在生态环境保护建设上，要树立大局观、长远观、整体观，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人民群众对干净的水、清新的空气、安全的食品、美好环境的渴求，是我们攻坚克难的一个重要奋斗目标。多年积累的一些生态环境问题，不仅成为民生之痛，也成为制约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短板”，影响着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要进行思想观念变革，一些地区仍然在牺牲环境换取经济增长；要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学会在补“生态短板”中创造更多“绿色财富”；要通过构建监管统一、执法严明的环境治理机制，让环保执法的“牙齿”既能“硬起来”，也能“咬下去”；要建立制度，形成充分反映资源消耗、环境损害和生态效益的考核评价体系以及严格的终身追责制度。生态环境用之不觉，失之难存。生态环境保护彰显执政党的责任担当，是一场没有退路的决战。环境保护的“红线”不能仅仅划在幅员辽阔的国土上，更要划在每位领导干部的头脑里。
【命题角度】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绿色出行；环保理念；环境治理；新能源；产业结构；低碳经济；生态农业；美丽中国等。
热词四：新型城镇化
【基本概念】所谓新型城镇化，是指以城乡统筹、城乡一体、产业互动、节约集约、生态宜居、和谐发展为基本特征的城镇化，是大中小城市、小城镇、新型农村社区协调发展、互促共进的城镇化。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人口城镇化。
【深度解析】我国从改革开放以来，人口从农村流向城市，产业结构从第一产业转向第二、三产业，城市迎来大发展大繁荣，也产生了问题和麻烦。城市拥堵、城乡差距大、农民工社会保障和子女入学难等等。每到春节期间，各大城市就会“人去楼空”，侧面反映出现在城市中漂流着一大群没有归宿感的“外地人”，在他们身后还站着一批空巢老人和留守儿童，这样的城市格局显然是失衡的。新型城镇化是人的城镇化，更加注重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更加注重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更加注重打破城乡无形隔膜。一方面促进城乡一体化进程加快完成脚步，另一方面抓城市本身建设，新科技新产业引领潮流，建立绿色城市、智慧城市，因地制宜发展当地特色。要遵循科学规律，大胆创新，积极引导促进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持续健康发展。
【命题角度】户籍改革；城乡统筹；教育改革；社会保障；人口素质；智慧城市；公共资源；社会服务；交通堵塞；开放二孩；幸福感等。
热词五：“一带一路”
【基本概念】“一带一路”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它是指一种合作共赢的理念和倡议，充分依靠中国与有关国家既有的双多边机制，借助既有的、行之有效的区域合作平台。
【深度解析】“一带一路”是十三五规划重要支撑，是“两会”重要议题，在建设等方面都可以做大文章，在新常态下当有新作为新发展。回顾过往历史，我们既有开放包容的时刻，也有锁国狭隘的时刻。经验告诉我们，封闭意味着停滞倒退，只有在交流碰撞中才能获得源源不断的活力。“一带一路”的构想脱胎于两汉时期中国古人开创的丝绸之路，又远高于丝绸之路。丝绸之路是一条连接东方与西方的贸易通道，是为了运输中国古代出产的丝绸、瓷器等商品。而新时代背景下的“一带一路”，则是通过通路通商传达求同存异、合作共赢、合作包容的丝路精神。“一带一路”既是机遇又是挑战，敞开的合作通道为本国经济文化注入源源不断新鲜的生命力，但也给我国经济文化带来一定的冲击。展开的区域新型合作有着无限的期待前景，也要承担各国差异性政治性带来的一定风险。通过“一带一路”，打造利益共同体，连接“中国梦”与“世界梦”，体现的是和平、交流、理解、包容、合作、共赢的精神。
城乡一体化基本概念篇8
关键词：散居民族；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C95-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723X(2011)10-0064-06
一、散居民族的概念、概况研究
散居民族的概念和概况是散居民族研究的基础。敖俊德提出散居少数民族包括：一是居住在民族自治地方以外的少数民族；二是居住在民族自治地方以内，但不是实行区域自治的少数民族。所称散居民族包括建立民族乡的少数民族。〔1〕裴瑛对此持有不同观点，其认为建立民族乡的民族不应该属于“散居”，而应该属于“聚居”，是聚居少数民族的一种特殊情况。“民族区域自治”不同于“民族自治地方”，换言之，民族区域自治包括民族自治地方（这是主要部分）和民族乡（居于次要地位的部分）。民族乡与自治地方的差别在于该地区少数民族行使当家作利的范围、规模、程度上的差别，是“量差”而非“质差”（自治与不自治的区别）。〔2〕于衍学提出散杂居少数民族有关理论与政策的研究是做好散杂居少数民族工作的基础，并就散居少数民族、杂居民族、散杂居民族概念及其提法进行简要的讨论和梳理。散居民族是指某一民族的成员以分散居住的状态零星分布在另一民族人员数量占有优势的区域的民族，认为民族乡属于“散居”范畴。〔3〕黄凤祥、谭传位根据1990年全国人口普查资料统计指出，我国散杂居少数民族人口为2900多万，占少数民族总人口的32%。其中，居住在民族自治地方以内的有700多万，居住在民族自治地方以外的有2200多万，分别占散杂居少数民族总人口的24%和76%。从民族成分来看，散杂居少数民族人口中，包括我国55种少数民族成分。从地域分布来看，散杂居少数民族人口遍及30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台、港、澳未统计)以及全国97%的县、市，但相对集中在西南、东北以及中间的连接带上。散杂居少数民族的特点是人口分散，居住环境较差，经济文化发展滞后，民族关系复杂而敏感，且影响速度快，影响范围广。〔4〕
二、有关散居民族的政策法规和权益保障研究
散居民族的政策法规和权益保障研究是在梳理我国各个层面的政策法规中有关散居少数民族权利的基础上，分析政策法规的主要着眼点和立法原则，提出加强保障散居少数民族权益法制建设的重大意义和散居少数民族立法存在的问题，倡导形成以《散居少数民族权益保障法》为基本法、国务院行政法规和规章以及地方性法规和规章相互配套的散居少数民族立法体系，旨在切实保障散居少数民族的权益。
沈林、李志荣系统梳理“宪法”、“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性规章”中关于散杂居民族权利的规定，收录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颁布的涉及散杂居民族权益保障的政策法规。〔5〕袁仲由指出散居少数民族立法工作与其他立法相比，在立法原则上，既有共性，又有特殊性。在共性方面主要是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坚持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保证我国的法制的统一。特殊性要求散居民族立法应突出三点：第一，要突出民族特点。第二，要突出重点。一是要切实保障散居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二是帮助散居少数民族发展经济文化。三是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第三，要突出热点。〔6〕徐曼通过分析完善我国散居少数民族立法的意义，指出我国散居少数民族立法的基本情况以及存在的问题，提出应形成以《散居少数民族权益保障法》为基本法、国务院行政法规和规章以及地方性法规和规章相互配套的散居少数民族立法体系，加强对散居少数民族和广大干部群众的法治宣传教育工作。〔7〕陆平辉在将散居民族分为城市散居少数民族、民族乡散居少数民族和农村散居少数民族的基础上，论述了散居少数民族概况、散居少数民族权益理论、散居少数民族权益法律保障理论、散居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及其保障、散居少数民族的权利及其保障、散居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权益及其保障、散居少数民族的文化教育权利及其保障、散居少数民族的经济权益及其保障等几个方面的内容。〔8〕袁翔珠从论述完善散居少数民族权益保障的重要意义入手，分析了我国现行的散居少数民族权益保障机制，指出了其体系仍欠统一、完善、科学、系统，还存在较大缺陷与不足，特色不突出，权益保障在各个领域之间发展不平衡等问题。提出完善我国散居少数民族权益保障法律制度，要提高认识，制备周详的散居少数民族权益保障立法规划，将重点放在单行条例的制定上，加强以经济发展为内容的散居少数民族权益保障，大力加强散居少数民族权益保障立法的理论研究。〔9〕安绍伟从加强散居少数民族权益保障工作的客观需要出发，以司法保障为视角，从法律规定和实际需要两个方面，论证了对散居少数民族权益进行司法保障的必要性，并进一步从实体和程序两个方面提出了具体的司法保障措施。〔10〕
三、散居民族工作研究
各民族在长期的发展演化过程中，出于生产、生活需要，或受诸如自然灾害、民族政策等因素的影响，很早就开始民族散居化的发展。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环境事实上对我国民族散居化产生了重大影响，散居化的趋势不可阻挡，而且进程日益加快。作为我国民族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散居少数民族工作就是要尊重和保障散居少数民族的民族平等权利和一切合法权益，不断增强民族团结，并扶持他们发展经济、文化等各项社会事业。
沈林、李红杰、金春子、杜宇分析了散居化是民族进程的一个重要规律，总结了我国散杂居民族的形成和发展过程、特点，以及我国散居民族工作的历程和成就、内容与形式，并对现实状况进行分析，对21世纪的散杂居民族工作进行展望，提出要全面彻底地保障少数民族的权利。〔11〕杨侯第认为，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完善，民族地区、散杂居地区同外界和周围的经济交往日趋增多，人员流动日渐活跃。部分少数民族由于自身文化背景、风俗习惯的影响，与周围的环境相适应还需要一个过程，因不同民族之间相互了解不够，遇到一些偶然因素，容易引起纠纷。同时，必须加强对散杂居民族工作的领导，把散杂居民族工作与聚居少数民族工作结合起来，在实践中不断总结、尝试、改进工作方法，逐步建立适合当地实际情况的灵活有效的管理机制和管理网络，使其能够及时处理所出现的问题。〔12〕黄凤祥、杜宇指出散杂居少数民族工作就是要尊重和保障散杂居少数民族的民族平等权利和一切合法权益，积极帮助散杂居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帮助民族乡发展教育、文化、卫生等各项事业，培养、使用、选拔散杂居少数民族干部，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开展民族团结进步活动，宣传民族政策和有关法律法规，健全民族工作网络。〔13〕葛忠兴收录了在全国散居民族经济工作现场经验交流会上交流的论文26篇，内容涉及少数民族经济工作的专项资金、实施帮扶工程、制定扶持政策、优化投资环境、典型示范、整合社会资源等多方面的思考和实践，对指导散居民族经济工作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14〕
四、民族乡研究
有关民族乡的研究是散居民族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研究重点主要集中在民族乡概念、性质、地位、作用、民族乡经济社会发展、民族乡法制建设、民族乡与民族区域自治的关系等方面的研究。
沈林的著作《中国的民族乡》从理论上阐明了民族乡的性质、地位和作用，在回顾50年民族乡发展历程的基础上，总结了民族乡工作取得的经验，同时就新形势下如何做好民族工作进行了探索，提出了政策建议，对民族乡制度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15〕除专著外，学术界的论文对民族乡的研究主要集中在：
第一，关于民族乡概念、性质、地位和作用的研究。覃乃昌指出从民族乡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过程、理论及民族乡的实践看，民族乡都与一般乡有很大的区别，体现出自治的性质，属民族区域自治的乡级基层政权，是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补充。〔16〕沈林提出民族乡理论研究的内容包括民族乡产生、发展的社会历史因素；民族乡的本质、内容和形式；民族乡的地位、作用和特点以及制定民族乡的政策、法律法规制度。同时还分析了撤乡并镇等民族乡面临的困难和挑战，以及民族乡的法制建设问题。〔17〕颜勇认为民族乡自治性质的确定，并根据其特点使之成为民族区域自治中不同于现有三级民族自治地方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从而使杂居区的少数民族也能依据其作为乡一级自治地方的实际，享受少数民族自己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的核心自治权。他还提出为避免混淆，在实际工作中更加名正言顺，并同民族乡自治的本质相吻合，使用自治乡代替民族乡更加妥当、确切。〔18〕金炳镐从民族乡建立以及发展民族乡性质、地位和作用及保障等方面，探讨有关民族乡以及建设的几个理论问题。〔19〕
第二，关于民族乡经济社会发展研究。晏路深入分析民族乡工作面临的形势和存在的问题，指出我国民族乡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民族乡发展不平衡，贫困面仍较大，民族乡生产生活基础设施落后，产业结构不合理，科技、文化、教育、卫生事业发展相对滞后，人口素质低，民族乡的特殊政策、优惠政策贯彻落实难，加之民族乡的撤并与建镇，现行的有关民族乡的法律法规有些条款过时或失效，分税制后自上而下的转移支付不健全，使民族乡工作在新时期面临新挑战。为此，必须大力提高对民族乡工作重要性的认识，继续落实和完善对民族乡的优惠政策，进一步加强民族乡的法制建设，提高民族乡干部素质，发挥干部在民族乡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带头作用，以市场为导向，积极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将有助于民族乡经济社会全面发展。〔20〕肖宪清指出由于多方面的原因，有些地方的贫困差距不仅没有减少，反而越来越大，形成了当今我国区域经济的极贫地带。因此，加快散居民族乡的经济发展，应切实加强领导，促进协调发展，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改善投资环境，搞好资源开发，发展民族教育，实施可持续发展。〔21〕
第三，关于民族乡法制建设的研究。朱玉福指出在民族乡建立和发展的过程中，我国的宪法、法律和民族乡行政法规以及辖有民族乡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县市有关民族乡的地方性法规、政策性文件，为民族乡的社会经济发展、稳定团结和各民族共同繁荣起到了重要的制度保障作用，初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族乡法律法规体系。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我国的民族乡法制建设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国家和地方必须加强和完善民族乡的法制建设，法律法规赋予民族镇以民族乡同样的法律地位，是民族乡小城镇建设的必然要求和发展途径。〔22〕王培英指出为进一步发挥民族乡在加强民族团结、保障少数民族平等权利、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的作用，为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应当正确认识民族乡的性质和法律地位，进而制定民族乡法，以确保民族乡的法律地位。〔23〕
第四，关于民族乡与民族区域自治关系的研究。杨剑波指出作为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民族区域自治是在国家的统一领导下，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同时，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各民族基本是“大杂居，小聚居”分布，以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三级行政区域建立的自治地方，仍然不可能保障相当部分散杂居少数民族当家作主，自己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等权益，因此在少数民族聚居的乡镇一级行政区域又设立了民族乡，作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补充。〔24〕曹新富提出民族乡与一般乡有很大的区别，体现出自治性质，属民族区域自治性质的乡级基层政权，但民族乡不属于民族自治地方的范畴，它属于少数民族杂居区。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看，只能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补充形式，这就是民族乡在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中的地位。〔25〕唐智指出我国的民族乡制度是为解决散杂居少数民族问题而建立的特殊政治制度，它有别于为解决民族聚居地区问题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对于将民族乡误作民族自治地方的现象需做一深刻分析，防止谬种继续流传。〔26〕卢贵子指出从现实状况看，民族乡与民族自治地方在其职能、职权上的区别是明显的。他认为民族乡实际上是自治的一种形式，一种自治单位，是属于民族区域自治范畴的。民族乡具有一般乡和自治地方两重性，而更多的是具有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的属性，是具有民族区域自治性质的基层政权。〔27〕
五、城市民族工作研究
城市民族工作是散居民族研究的另一重要组成部分，其研究重点集中在城市民族工作、城市民族人口流动和城市民族关系、城市民族的政策法规和权益保障、城市民族对现代化进程的适应等方面。
沈林、张继焦等的《中国城市民族工作的理论与实践》系统总结了我国50年城市民族工作经验，从都市人类学视角论述了城市与人和社会、城市与民族和民族问题、中国城市化与城市多民族化过程，对城市民族工作的对象、城市民族工作的内容、城市民族工作的方法及城市民族工作的问题、发展趋势进行了理论分析，并提出了政策建议。〔28〕除专著外，学术论文主要集中在：
第一，有关城市民族工作的研究。李华权通过对城市民族工作的地位、特点、功能等方面的认识和思考，从理论上阐述城市民族工作在当今社会生活中的影响力和作用力，以及依法做好城市民族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29〕邓行对城市民族工作的概念、对象、范围、内容作了界定，并结合实地调查，分析了新时期南方城市民族关系和城市民族工作的现状，阐述了新时期南方城市民族工作的重心。同时提出我国城市少数民族主要分布在以体力劳动为主的行业，收入整体偏低、住房和医疗条件差。因此，解决城市少数民族的就业问题、保障城市少数民族的发展权是当前城市民族工作的主线，并就此提出了对策建议。〔30〕牟本理在接受李士杰的访谈中提到，城市少数民族人口迅速增长，城市的民族构成发生了很大变化，少数民族散居化趋势明显，民族意识逐渐增强。因此，解决生活在城市的少数民族的实际困难，首先要加强对城市民族工作的领导；要进一步加强法制建设，依法协调城市民族关系，同时尽快建立城市处置涉及民族因素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机制；加快发展少数民族经济文化教育事业，切实解决城市少数民族面临的困难和问题；继续推动民族工作进社区，使民族工作基层化、社会化。〔31〕聂健全指出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城市中少数民族人口的迅速增加，城市民族工作在全国民族工作中的地位就越来越显得重要。因此，正确认识城市民族工作的现状和特点，明确城市民族工作的任务，发挥城市的特殊作用，才能有的放矢地做好城市民族工作，带动边远地区经济的发展，促进少数民族各项事业的发展。〔32〕
第二，有关城市民族人口流动和城市民族关系的研究。范生姣指出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民族问题日益增多，城市民族工作面临新的挑战。例如城市少数民族经济文化发展滞后于当地汉族，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增多带来的新问题，不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和引发的冲突，城市少数民族意识增强而引发的民族关系等问题。在分析原因的基础上提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具体措施。这对做好新时期的城市民族工作、维护城市社会稳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大意义。〔33〕冯正春、黄友亮指出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非民族地区的少数民族同胞不断融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大潮，在城市定居下来，成为城市居民中新的群体，非民族地区的城市民族工作，也因此成为摆在民族工作者面前的重要课题。〔34〕
第三，有关城市民族的政策法规和权益保障的研究。毛公宁指出城市化是人类社会发展不可逾越的重要阶段，大批少数民族进入城市，但由于民族之间的差异和发展方面的差距仍长期存在，新问题、新情况的出现是城市发展、民族发展中的必然现象。提高对城市和散杂居民族工作的重视程度，加强城市民族工作的立法工作，应把过去由政策调整转到以法律、法规调整上来。赵佐贤表示城市民族工作的改善还需要国家政策的支持。自治县撤县建市后，可否继续享受自治县待遇的问题已经成为影响民族关系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还有民族地区资源开发补偿问题、环境保护补偿问题等，都需要认真研究，提出解决办法。高永久提出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和少数民族人口流动，以本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为主要内容的民族意识逐渐增强，突出地表现为以本民族的现状与其他民族、特别是与汉族对比的现象，更加注重对各项合法权益的维护。〔35〕
第四，城市民族对现代化进程的适应研究。王希恩表示少数民族城市化进程中发生的各类矛盾和纠纷其实都可以归结为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现有的城市环境不利于少数民族的融入；二是少数民族自身对于既有城市环境的不适应。前者涉及现代城市建设的模式问题，后者涉及少数民族城市化中的素质准备问题。因此，要建立一定数量的与少数民族传统相衔接的现代经济形式和产业结构；建设和完善能够表达少数民族意愿的政治形式和民间途径；建设和完善能够满足多民族文化需求的社会机制和相应场所；营造宽松的有助于民族团结和谐的社会氛围；凸现城市建筑布局和外观上的民族文化特色。少数民族和其他群体一样，城市化的准备实际上就是为适应城市生活状态的知识、技能、文明素养、心理的准备。〔35〕
六、结论
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出，第一，有关散居民族的研究，近20年来呈现上升趋势，2000年后的研究成果明显多于20世纪90年代，并且有一些研究成果发表在部级或者民族学的核心期刊上，显示研究成果在国内民族研究领域内具有一定的影响力。有关的研究成果大体上分为专著、学术论文、讲话稿汇编、文件汇编等形式，反映出学术界和有关政府部门对散居民族的关注，尽管在一些问题的观点上仍存分歧，但总体上使研究得到了更深和更广的推进。第二，现有研究成果关注的重点主要集中在散居民族的概念分析、权益保障、散居民族工作、民族乡的概念、法制建设、经济发展、与区域自治的关系、城市民族工作、城市民族关系、城市民族流动人口、城市民族对现代化的适应问题，研究对象主要集中在民族乡和城市散居少数民族。第三，与其重要性相比，散居民族是国内外民族学、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研究相对薄弱的环节。从当前已有的研究成果也可以看出，相对于关注较多的研究领域和地区，目前对散居民族的研究较少关注的领域是散居民族地区的教育、医疗、卫生、人才建设、干部培养、、政策完善等方面的问题，极少关注除民族自治地方外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30%以上的村委会、村民小组的民族工作。
散居民族工作主要包括:民族乡工作，城市民族工作，除民族自治地方外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30%以上的村委会、村民小组工作。参见《加快脱贫发展步伐力推兴边富民行动――云南“十一五”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新布局》，载《今日民族》2006年第2期。
而以上这些缺少研究的领域，与当前散居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及和谐社会建设息息相关。有些在聚居地区或经济条件、基础设施较好的民族地区实施的教育政策，在发展滞后的散居民族地区往往导致辍学率的上升；一些散居民族乡根据当地实际情况摸索的医疗方案在新医改的背景下艰难不前；散居民族地区人才队伍建设和干部培养困难重重，而实际的民族工作中又呼唤既有现代管理知识又能与本土情况相结合的当地少数民族干部能不断成长；一些散居民族村寨由于缺乏开展民族文化活动的场地和经费，国外基督教势力乘虚而入，占据了部分少数民族的精神领地；由于散居民族分布散、类型多、发展不平衡、热点难点问题多，而现有散居民族政策存在亟须调整、修订、补充、完善，很多散居民族，尤其是居住在非自治地方农村的广大散居少数民族，其民族权益至今没有得到国家民族政策和法律的保障，不仅使其与其他地区的发展差距拉大，更导致其成为民族问题多发的地区。以上问题将伴随着散居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应当被不断地被纳入到学者和民族工作部门的调查和研究当中。第四，随着散居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总体发展，散居民族地区的民族认同问题，城市化进程过程中散居民族身份转化以及由此产生的医疗、社保、就业、文化建设、心理健康问题以及经济发展路径的转型将成为新的关注重点。第五，对散居民族研究而言，当前的研究或采用以资料文献分析为主的宏观分析方法，或选取具有代表性的乡、村，深入地进行实地调查，把通过实地调查获得的第一手资料与各地区的相关统计数据结合起来，来对不同类型散居少数民族的权益状况进行深入分析。在进行实地调查和访谈为主的调研中，由于散居少数民族与聚居少数民族存在很大区别，不仅人口基数大，民族成分众多，人口居住分散，特别是不同类型的散居少数民族情况差异巨大，在选取样本资料进行以点代面的分析时，往往很难全面反映散居民族地区的情况。因此，要深入和全面地对散居民族进行研究，不仅需要严谨的治学态度、丰富的研究资料，还需要不断有学者加入到该领域的研究当中，为散居民族研究提供更丰富、翔实、多样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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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eviewoftheResearchonChina'sethnicpeoplesinDiasporaovertheRecenttwentyYears
wanGJun
(instituteofethnicLiterature,YunnanacademyofSocialSciences,Kunming,650034,Yunnan,China）
abstract:ethnicpeoplesindiaspora,incontrasttothoselivinginacompactcommunity,arethosewhoinhabitoutsidetheethnicautonomousregionorthosewholiveintheethnicautonomousregionbutdonotpracticeregionalautonomyintheregion.theaffairconcerningethnicpeoplesindiasporaisanintegralpartofthatconcerningallethnicpeoplesinChina.overthepasttwentyyears,theacademyhaspublishedabundantresearchfindingsontheethnicpeoplesindiaspora,coveringdifferentaspectsfromthedefinitionandgeneralsituationofthesepeoples,totherelevantpoliciesandprotectionsofrightsandinterestsinfavorofthesepeoples,andtothemanagementofethnicaffairsinbothruralandurbanareas.inactuality,practicalexperienceshavebeenaccumulatedinethnicaffairs,whichwillhelptopromotetheprogressoftheethnicpeoplesindiasporaalongthewayofequalityandunity.
Keywords:theethnicpeoplesindiaspora;research;review
收稿日期:2011-04-25
城乡一体化基本概念篇9
【关键词】设计；属性；多元
一、引言
随着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文化素质的提高。人民对物质满足、物质消费的同时，对生活的艺术化，艺术生活化的追求，不断的发展提高。单一的设计方法，单纯的专业设计，不能完成人民的对立体化物质享受的需求。需要概念设计、景观设计、专业设计同时进行。
二、设计属性
概念设计，从理念上、创新上阐述，起到导向作用；景观设计主要从景观感受层面、实用性、审美性、边缘性、前瞻性、环境艺术性对该学科的特点，从物质、精神享受通过文字符号、视觉符号予以表达。专业设计按照规范、法规、政策、经济、实用、美观、耐久的要求，进行的设计。
1、所谓“概念”，是“人们通过实践，从对象的许多属性中，抽出其特有属性概括而成”的，把我们对事物本质属性的认识确定下来。通过文字符号的表达、视觉符号的表达。从事物中提炼、概括出来的概念或思想。即从某种理念、思想出发，对设计项目在观念形态上进行的概括、探索和总结，为设计活动正确深入的开展指引前进的方向。
概念设计更强调设计的独创性和原创性。概念的形成是对纷然陈杂的生活现象提炼、概括、抽象的结果。概念设计可以不过多地涉及具体的功能问题。概念设计要求我们立足于时代最先进的技术和社会意识，有足够的勇气去尝试最新的东西（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新的生活观念），凝聚时代最先进的技术成果，使其处于时代的前端，否则就谈不上是什么“概念设计”。
概念设计具有行业特征的。它或许是陈旧的、历史性的，或许是潜在的、模糊的，或许是地域性的。
2、现代景观规划涵盖的内容更加广泛，尺度更大，知识面更广，涉及的因素更多，是面向大众群体的，强调精神文化的综合学科。终极目标是：寻求创造人类需求和户外环境的协调。地方性、生命性、时间性是该学科的专业特征；开放性、系统性、边缘性、完整性、综合性是该学科的特点；
景观感受层面、环境生态层面、人类行为及相关历史文化层面，蕴涵了他的追求和理论研究。各类环境详细规划、宏观环境规划、施工图及文本制作、场地规划、施工运营决定了它的要素追求。
3、城乡规划：是指对一定时期内城乡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土地利用、空间布局以及各项建设的综合部署。城市各功能区之间有明确分工，联系密切，共同构成城市的有机整体。城市功能分区应使各类用地有合理的规模配置。各功能区的配套设施应分级设置，充分考虑人们使用的便利性、资源利用的有效性来均衡布局。各功能区之间既要保持便利联系，又避免相互干扰。功能区的空间组合还应考虑城市景观与形象的需要。聚集效应与规模效应相协调达到最佳的土地利用程度和土地利用效果。每一个都应有特色。保证经济、社会和环境在城乡空间上协调、可持续发展。为城市和村镇的建设和管理提供基本依据。促进和保障城乡规划及相关法律和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保障城乡各项建设纳入城乡规划的轨道，促进城乡规划的实施。保障公共利益，维护国家、集体、公民个人等各方面合法权益。
三、互补性设计
现代景观规划设计更强调一种精神文化需求，强调、生态、风景旅游三位一体，讲求经济性和实用性。所以在感官、景观感受、景观艺术性方面，现代景观规划设计和传统设计的制约因素也有所变化。强调面向大众群体。在设计元素和材料上，从传统的山、水、植物、建筑拓展到现代的模拟景观、庇护性景观、高视点景观等综合的现代设计元素和高新技术材料。从宅院的种植花木到整个户外生存环境的规划设计；现代景观设计涉及到：街头绿地、公园、风景旅游区、自然生态保护区、区域和国土的规划设计、大地的宏观生态规划设计。从传统的二维景观到三维、四维甚至是五维的景观；从传统的山水、阴阳二元到现代的功能、形态、环境的三元。现代景观设计不仅单纯讲究美观还讲究生态环保、生态效益、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现代景观规划设计是人文自然和艺术设计相结合的学科，体现了历史文化精神的延续和人文主义的关怀，塑造了人类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概念设计更注重生活现象提炼、概括、抽象，把握时代、行业、专业前沿，创新的眼光、领袖的气魄、前瞻的思维，利用运筹学、管理学、技术学，动态的理论研究和静态的学科分析，揉进了新的创新设计元素，达到了专业设计完美性、创新性。
四、多元同步要求
1、多元性：指要素多元性。如山水、阴阳、功能、形态、环境、感官、景观感受、植物、建筑等。兼顾各种要素，达到设计艺术化。
2、并列同步。概念设计、景观设计、专业设计是并列关系。概念设计起到创新补充作用；景观设计起到景观感受作用；增加了专业设计视觉冲击作用、感官艺术作用。达到了经济效益、环境效益、社会效益、视觉效益、感官效益同步进行。
五、设计原则
成功的设计，除了科学合理外，还应该遵守实用、创新、经济、美观、道德、技术规范等等。设计思想有新意，具有一定的实用价值，注重环保意识。创新意识，引入新概念、新思想、新方法、新技术等。创新也是技术发展的核心所在，创新也是设计的灵魂，设计过程中，一般可从原理、经济、结构、技术、材料、工艺等方面考虑，使用最新的技术成果和现代设计理论与方法，达到产品设计的创新。
1、实用原则
对于产品设计来说，必须考虑到它的实用性。实用性是指设计的产品为实现其目的而具有的基本功能。它包括物理功能、生理功能、心理功能、社会功能。性能、构造、效率、精度、可靠性，使用的方便性、安全性、宜人性，造型、色彩、机理和装饰，显示个人价值、兴趣爱好和社会地位；设计要考虑人文因素。
2、经济原则
设计中的原则是指以最低的成本取得最佳的效果（即降低成本，提高效益）。从材料、技术、管理、工艺（加工方法）、包装、运输、仓储......等考虑。
3、美观原则
真正好的产品在实现某种功能的同时，也能让人们从产品的外观和造型上得到美的感受，得到精神上的愉悦，所以各种设计，要遵循美观的设计原则。美观设计原则是多元的，它受到消费者、功能、技术、文化、理念、爱好、习惯等多方面的影响。
城乡一体化基本概念篇10
【关键词】城市化概念；新定义；城市；城镇；都市
【作者简介】唐耀华，西南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梧州学院教授，四川成都610031
【中图分类号】F29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434（2013）05-0113-04
在对城市化概念进行回顾和梳理中发现已有城市化概念存在不足和缺陷，这既给国内城市化的理论研究带来混乱也给我国的城市化实践指导带来偏差，通过综合分析，本文提出城市化概念的新定义。
一、现有城市化概念存在的不足和缺陷
1.各学科城市化概念的基本含义
“城市化”（Urbanization）一词，亦可译作“都市化”、“城镇化”，最早出现于西班牙学者赛特的著作《城市化基本原理》中。20世纪70年代，这一概念被引入我国。
从广义上讲，城市化是指居住在市、镇地区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的增长过程，是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引起的市、镇数量增加及其规模扩大，人口向市、镇集中，市、镇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不断扩散，区域产业结构不断转换的过程。但不同学科对城市化的理解有所不同。对城市化的概念不同学科都试图作出相应的解释。
经济学家通常从经济与城市（镇）的关系出发，强调城市化是从乡村经济向城市经济的转化，更为强调在不同地区中的经济结构相互转化过程。也就是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转化过程，十分重视生产要素在其中的流动。
地理学家强调城乡经济和人文关系的变化，认为城市（镇）是地域上各种活动的中枢，城市化是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引起的农业人口向城镇人口、农村居民点形式向城镇居民点形式转化的全过程。地理学中的城市化则是指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变革，从而引起人类的生产方式、生活和居住方式发生改变的空间过程。这是一种综合性过程。
社会学家以社群网（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网）的密度、深度和广度作为研究城市（镇）的对象，强调社会生活方式的主体从乡村向城市（镇）转化，社会学所指的城市化则更强调人类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文化教育、等社会因素的演化过程，是一种社会结构的变化，是社会不断进步、不断迈向现代化的过程。
人口学家研究城市化，主要是观察城市（镇）人口数量的增加变化情况，城市（镇）人口在总人口中比例的提高，城市（镇）人口规模的分布及其变动等，并分析产生这种变化的经济、社会原因及后果，人口学所指的城市化是指农村人口向城市迁徙、最终导致城市人口不断增加的一个过程。
人类学家则以社会规范为中心，认为城市化是人类生活方式的转变过程，即由乡村生活方式转为城市（镇）生活方式的过程。
历史学家则认为城市化就是人类从区域文明向世界文明过渡中的社会经济现象。
尽管不同学科对城市化的解释不尽相同。但城市化作为一个社会经济的转化过程。无疑包括人口流动、地域景观、经济领域、社会文化等诸方面的内涵。而且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城市化内涵也在发生着变化。纵观各学科对城市化的不同理解，概括起来主要有三种代表性的观点：一是“人口城市化”观点。这种观点将城市定义为农村人口转化为城市（镇）人口或农业人口转化为非农业人口的过程。埃尔德里奇（H·eldridge）认为“人口的集中过程就是城市化的全部含义”，克拉克（C·G·Clarkl则将城市化视为“第一产业人口不断减少。第二、三产业人口不断增加的过程”。二是“空间城市化”观点。该观点认为城市化是指一定地域内的人口规模、产业结构、管理手段、服务设施、环境条件以及’人们的生活水平和生活方式等要素由小到大、由粗到精、由分散到集中、由单一到复合的一种转换或重组的动态过程。日本社会学家矶村英一把城市化分为动态的城市化、社会结构的城市化和思想感情的城市化，基本包含了上述观点的各方面内容。三是“乡村城市化”观点。这种观点强调乡村与城市（镇）的对立和差距，认为城市化就是变传统落后的乡村社会为现代先进的城市（镇）社会的自然历史过程。沃思（L·wirth）认为“城市化是指从农村生活方式向城市（镇）生活方式发生质变的过程”。这种观点可以说是一种比较抽象的“综合说”。
2.各学科城市化概念的不足和缺陷
在上述城市化概念的基本含义中，一方面因城市化涉及面太广，其研究范围广泛，是人类各种社会状态的综合性研究，涉及人类、地理、生态、经济、统计等众多学科，也是关于人类社会在空间、时间、结构、数量和层次上的系统研究，它植根于各种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基础学科，具有发展性、战略性、综合性和多样性的特点，对城市化的概念进行全面、准确、透彻的内涵描述十分困难。所以各学科对城市化所做的概念界定都只是城市化这一概念的一个或几个方面，都没有全面完整地描述城市化特有的各种现象；另一方面，至今所有对城市化概念的定义中都没有引入人的消费需求这一元素，而消费需求是城市化过程中最根本最活跃的元素。所以就目前为止，学术界对城市化概念的定义都不完整、准确，并没有揭示出城市化这一过程的本质。因此，从多角度、多视野看待城市化的含义，有助于准确把握城市化的本质。
3.城镇化与城市化概念的混用及其偏好
1867年西班牙的a.Serda在他的著作《城镇化基本理论》中首先使用了urbanization的概念，20世纪这一名词风行世界。20世纪70年代后期。从urbanization转译而来的中文术语在中国流行，后来由于中国词语的特点却变得复杂起来。本来urban（城市的、城镇的）是rural（乡村的）反义词，在英语中对city的解释是animportanttown（一个比较重要的城镇），所以，urban包括不同规模尺度的城市（city）和镇（town）。urbanization直译为“城镇化”是比较准确的。然而在很多情况下，我国把“城市”和“镇”也统称为“城市”，在日本也统称“都市”。因此，同一个词也有被译为“城市化”或“都市化”。有人认为中国人口众多，要强调发展小城镇，控制发展大城市，所以应该叫“城镇化”，不叫“城市化”。也有人认为古代的城市才叫“城市”。发生了本质变化的现代城市应叫做“都市”，因此主张用“都市化”。这样，同一来源的不同翻译术语就被赋予了不同的含义，再用英文来表达，相应变成了urbanization，citification，metropolitanizationol。
在我国，无论是在学术界还是政府官员及政府官方的文件中，对城镇化、城市化概念的混用已是不争的事实。学术界大多喜欢使用城市化的提法，但在政府官方的文件中，一般使用的是城镇化的提法。例如，2000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小城镇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中使用的就是城镇化的提法，在2003年3月5日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朱镕基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就是“坚持实施城镇化战略，积极稳妥地发展小城镇”政府的这一偏好应该说是反映了政府的一种态度。
1978年3月国务院第三次全国城市工作会议提出：“控制大城市规模，发展小城镇”。1980年10月全国城市规划工作会议提出“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镇”。1990年4月1日开始施行的《城市规划法》规定：“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和小城市”。可见近20多年来我国城市发展方针虽几经调整，但我国的城市化战略和道路基本上是沿着“控制大城市规模”和“发展小城市、小城镇”的方向进行的。
二、城镇与城市含义的异同
1.城镇、城市的起源与演义
尽管各门学科都对城市或城镇有着自己学科的定义与解释。但现在还没有一个与当代世界相符合、令人信服的城市或城镇的定义，原因在于城市的定义同城市的起源问题联系在一起。而城市的起源在学术界是一个还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对中国古代城市的起源。学术界的争论集中在是以“城”还是以“市”来作为“城”的标志的问题上。
城市发展史的研究表明，“城”和“市”最早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城”先于“市”产生，最早的“城”是在原始社会末期氏族部落聚居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城”最早是一种大规模、永久性的防御设施，主要用于防御野兽侵袭，后来演变为防御敌方侵袭。“城”在中国古汉语中是指一定地域内的居民用作防卫而围起的墙垣。“城”最早的功能是军事和政治方面的，即“城”是军事中心与政治中心。
与“城”相对应的“市”的概念则是指进行贸易和交换的场所。在城市产生以前，“市”没有固定的场所。古书记载：“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物，交易而退，各得其所。”早期“市”的位置常在居民点的井旁，故有“井”之称。人们在特定的地点按特定的时间相互交易，形成集市。“市”的存在，满足了人们出卖劳动产品和购买所需生产、生活用品的需要，随着生产力的进步和社会分工的发展。商品交换也成为城堡中居民必不可少的内容，“市”逐渐被吸引到人口比较集中居住的“城”中，并有固定的位置，真正意义上的“城市”方才产生。“城”与“市”融合为“城市”是“城”进化的产物，也是社会生产力和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镇”与“市”原本有严格的区别，“有商贾贸易者谓之市，设官防者谓之镇”。“镇”以军事行政职能为主。到宋代，“镇”才摆脱军事色彩。以贸易镇市出现于经济领域，成为介于县治和草市之间的一级商业中心，近现代逐渐引伸为一级行政区单位和起着联系城乡经济纽带作用的较低级的城镇居民点。“城”与“镇”又融合有“城镇”之称。
到了近现代，“城”、“市”都成为“乡”的反义词而作为“城市”的简称。加上镇的介入，就产生了“城市”和“城镇”混用的局面。在很多情况下，“城市”与“城镇”的混用已经难以扭转。
2.城、镇、市的概念
为了研究城镇与城市的区别，有必要从词的原意上去考证城镇与城市的概念。有趣的是在《辞海》中竟然找不到对城镇与城市的解释，是编纂者的遗漏还是因为对城镇与城市的概念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而故意的回避，我们不得而知。本研究只好从考证城、镇、市的概念人手来寻找城镇与城市的区别。
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年版的《辞海》对“城”、“镇”、“市”概念的相关解释分别是：“城”：旧时在都邑四周用作防御的墙垣。一般有两重：里面的称城，外面的称郭。《管子·度地》：“内为之城，城外为之郭”。
“镇”：指市镇。（1）宋代以后县以下的小商业都市。（2）基层行政区域单位。以工商活动为主的小于城市的居民区。
“市”：（1）集中做买卖的场所；《易·系辞下》：“日中为市，至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2）交易。（3）购买。（4）城市。（5）行政区域单位。工矿、交通、贸易和文化教育事业比较发达，人口比较集中的城市。
而1999年版的《辞海》对“镇”的解释是“通常为县机关所在地或农村中有较多工商业的居民区”，与1979年版的《辞海》对“镇”的解释“以工商活动为主的小于城市的居民区”有所区别。并且对“城”的解释增加了“城市”，对“市”的解释增加了“城镇”的内容。
3.城镇与城市的异同点
比较《辞海》对“镇”、“市”概念的解释，它们都有居民居住、人口集中的相同内涵，但我们更可以发现在“镇”与“市”概念之间的区别：“镇”更多地说明了是“居民区”，而且在1979年版的《辞海》明确指出是“小于城市的居民区”；对“市”则更多地说明了经济、商业与社会其他的活动。而且强调了活动是“比较发达，人口比较集中的城市”。但是，我们从1999年版《辞海》的解释中能够看到它们的融合——“城”的解释中有了“城市”，“市”的解释中有了“城镇”。
根据汉字造词的一般规律和《辞海》对“镇”、“市”概念的解释，可以得出“城镇”与“城市”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的结论，至少可以从经济学这个层面=得出这个结论，而且，它们的不同之处在于。城市有更多的比较发达的经济与社会其他活动的内涵，有更大规模的人口数量；城镇更多强调的是居民的居住点，在人口的数量规模上也小于城市。
所以，根据上面分析从经济学视角得出的结论：一是“城”、“市”都成为“乡”的反义词，作为“城市”的简称。“城”和“市”最早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城”先于“市”产生，“城”最早是一种大规模、永久性的防御设施。“镇”是“农村中有较多工商业小于城市的居民区”。“市”：集中做买卖的场所；工矿、交通、贸易和文化教育事业比较发达，人口比较集中的城市。二是“城镇”指“农村中有较多工商业但规模小于城市的居民区”。“城市”指工矿、交通、贸易和文化教育事业比较发达，人口比较集中且规模大于城镇。
三、对城市化概念的新定义
1.新定义城市化概念
综合上面的分析，本文试图从本质上对城市化概念完整全面准确地进行定义：城市化是指由于社会经济发展生产效率提高，出现了不受空间制约的生产方式，包括手工业特别是工业，促使分散在广大区域的农业人口向某一较小区域聚集和集中成为非农业生产人口而形成城镇，由于城镇人口不断增加使得城镇消费需求不断增长直至急剧膨胀，从而城镇演化为都市，推动经济快速增长，引起产业结构发生变化和经济加速发展，导致人们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等改变的复杂过程。城市化包含城镇化和都市化。
新定义的城市化概念反映了城市化所独有的全部现象，并用消费需求揭示出城市化的本质，说明了城市化发生发展的内生因素。城市化的本质实际就是由于经济发展生产效率提高使得人口聚集，将人们各种潜在的消费欲望汇集，随着经济发展生产效率进一步提高。使得人们这些潜在的消费欲望越来越多地得以满足。从而导致人们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发生根本改变。
本文将城市化包含城镇化和都市化两个内容其理由如下：一是考证了城市化一词起源。1867年西班牙的a.Serda在《城镇化基本理论》中首先使用了urbanization的概念。20世纪70年代后期ur-banization转译而来的中文术语在中国流行。在英语中本来urban（城市的、城镇的）是rural（乡村的）反义词，urban包括不同规模尺度的城市（city）和镇（town），对city的解释是animportanttown（一个比较重要的城镇），所以英文原词urbanization的含义中就包含有“城镇化”和“城市化”两个意思，所以本文将“城市化”包含“城镇化”和“都市化”是对英文词urbanization原意的回归；二是在新定义的“城市化”概念中，用“城市化”对应于英语中的urbanization，用“城镇化”和“都市化”对应于英文urbanization中所包含的“城镇化”和“城市化”内容，因为从中文角度，在很多情况下我国把“城市”和“城镇”也统称为“城市”，所以可将“城市化”中的“城市”的“城”对应于“城镇”，“市”对应于“城市”。但为了区分引入“都市”替换此“城市”。以分清此“城市”而非“城市化”的彼“城市”。因此。在新定义的“城市化概念”中用“城市化”来统筹。包含“城镇化”和“都市化”是比较合理和可行的。
2.城市化概念新定义的作用和意义
首先，新的城市化概念指出了城市化的根本现象是由于人口的聚集才形成城镇与都市，才有了城市化。人口聚集是城市化独有的现象。而且有了人口的聚集，才带来了城市化的其他现象，没有人口的聚集，就没有城市化特有的其他现象。
其次，新的城市化概念说明了使得人口聚集的根本原因是生产方式，是出现了不受空间制约的手工业和工业生产方式。在农耕社会，生产资料以土地为主，而土地是分布在很广大的区域中，这迫使人们不得不分散居住；而手工业和工业生产方式，不用与土地相结合，不受空间的制约，这为人口的聚集提供可能和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