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制度的演变篇1
一、社会经济制度变迁过程中人际关系的演变
社会经济制度的变迁必然导致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变化。在人类发展的原始阶段，人们为了共同的物质利益而形成了一个个生活群体。那时由于恶劣的自然环境和极低的劳动生产能力等条件的制约，物质产品极度匮乏，只能实行原始的公有制，由此人与人之间结成了一种简单的平等互助合作关系，其目的就是向自然索取物质财富来满足自身的生存。原始社会末期，人们追求利益的目的、手段、能力的逐步分化与发展促进了利益分配方式的转变，进而产生了私有制，产生了阶级。于是，人与人之间便形成了一种不平等的关系，即人剥削人、人压迫人、人依附于人的等级关系，古代社会就是一种等级身份社会。古代等级社会中，财富和权利是按照身份等级配置的。等级和身份越高，享受到的权利和财富越多。古代中国如此，古代西方也如此，世界各地大都经历了自然经济形态下的等级身份社会。在资本主义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极大地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打破了自然经济形态下的宗法血缘关系和等级依附关系，促进了平等和自由，使人际关系建立在互利交换的契约基础上，结束了暴力和强权对人际关系的支配。此时，商品交换成为社会的普遍现象，社会成为商业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成人与物之间的关系。这使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也使得商品和货币成为人们崇拜的对象，形成了货币拜物教。因此，资本主义社会实质上就是一个货币面前人人平等的社会，是一个资本自由的社会。其结果是新的剥削产生，贫富差距加大，人际关系物质化。于是，人们产生了公有制社会的理想，也产生了对新的人际关系的渴望，并为之奋斗，一个新的社会即社会主义社会到来。在社会主义社会，生产资料公有制决定人际关系总体而言是团结、互助、平等、友爱、合作的同志式关系。但是，由于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还不够发达，物质财富还不够丰富，民主还不够充分，人际关系还会受到多种客观条件的制约和影响，人与人之间还不能达到完全的平等和自由，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差异和冲突。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看法，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人际关系的真正和谐，只有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做到。此时，由于公有制取代了私有制，也由于社会经济的极大发展，人的基本生存和消费都能达到相当的水平，人与人在经济利益上的冲突就不会明显。在这样的制度下，人的价值已不再体现于经济性财富的占有量，而是体现于个人对社会的贡献，即由此产生的社会荣誉和个人成就感，劳动成为人的第一需要。一个全面发展的、自由和谐的社会及其人际关系，就能真正建立起来。
二、自然经济形态下的等级依附关系
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社会，这种小农经济缺少开放性，具有封闭性特点。人们居住分散，交通不便，信息不畅，经济落后，商品交换不发达。人与人之间没有形成平等自由的契约关系，而是一个人依附于人的以血缘关系为核心的宗法社会。这是一个人际交往不发达的熟人社会、乡土社会，父子、夫妇、长幼以及由血缘家庭关系延伸出来的君臣、朋友、乡邻关系构成最基本的社会关系。因而，古代中国人立身处世或交友的范围，基本上都是指自己周围熟习的狭小的生活圈子。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们有着一生不可变更的血缘关系、亲戚关系、熟人关系、乡土关系，固定的等级和身份始终束缚着人，亲朋、族人、乡人等是其交往的主要对象。因此，有学者将中国传统社会称之为“乡土社会”、“身份社会”，而把在发达的商品经济条件下形成的市民社会称为“城市社会”、“契约社会”。传统社会人与人之间以地域或亲族关系为纽带，交织成一个“熟人”的世界，个人处身于此，多半的人际关系受这种“先于人”的社会关系所制约，其创造空间极为有限。而城市社会、契约社会则因其流动性与开放性，人与人的交往就会很发达，社交活动也就成为一种相当重要的社会活动。鲜明的等级身份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又一大特点。那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是平等的，权利与义务不对应，货币并不能买到一切，货币的价值依赖于人的身份。社会财富是按照身份等级配置的，所以那些渴望财富的人，并不直接追求财富，而是热衷于追求身份、等级、官职。有钱的商人不一定得到尊重。与等级制相伴而生的是血缘世袭制，财产不再按照个人能力来配制，而是凭借血缘继承下来的身份得到。这样的模式不仅不公正而且缺乏效率，难以刺激人的能力发挥，还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依附和压迫。中国传统伦理的目的就是维护等级制度下的人际关系和谐。这是一个以“亲亲尊尊”、“孝弟忠信”、“三纲五常十义”为统率的伦理体系，其核心就是要在把一切人际关系视为家人（有时包括仆婢）或亲属之间的关系，用血缘亲属关系的准则来换算一切非亲属性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可见，中国传统社会的人际关系又是一种以血缘亲情为主导的人际关系，并不以利益为主导。这样的人伦秩序重视亲情、强调亲属之爱对国家和政治的优越性，把亲情扩大到国家＼社会以建立和谐的秩序；反对以物欲害亲情，有效避免了人与人之间关系和情感的商品化、金钱化。近代中国，西方自由平等思想传入，反专制反等级、要求平等自由的呼声和运动日益高涨。人们在西方思想潮流影响下，在继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基础上，对中国的人际关系也进行了新的构想。如康有为的“人人相亲，人人平等，天下为公”（《大同书》）的大同世界，梁启超的民主、自由、爱已、利他、爱国的“新民说”，洪秀全的无处均匀、无人不温饱的“太平天国”，还有孙中山的封建专制制度、实现“人民自治”的世界大同的社会理想等。但是这些美好的理想在近代没有实现，只能寄希望于社会主义社会。在社会主义新中国，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经济制度的改变，人际关系也不断发展，一个公平正义、平等互助、团结友爱的人际关系模式日渐形成。
三、社会主义公有制下平等互助式的人际关系
新中国建立后，我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公有制成为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是计划经济条件下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表现形式。这种经济制度决定了社会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根本利益一致的关系，人际关系从总体上说表现为平等互助的同志式关系。但是由于新中国刚刚建立，旧社会的遗存仍然存在，小农经济仍然普遍，工业化程度较低，计划经济统得过死，所以明显地存在着平均主义、大锅饭、特权等级、官本位以及农村中的血缘宗法关系。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上述观念进行了有力的冲击，竞争、效率、平等、契约、信用等观念日益深入人心，对中国传统人际关系形成巨大冲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明显改变。现代社会，充分的市场形成，货币广泛流通，资源得以在全世界范围内自由流动，资本成为配置资源的有效方式，从而改变了过去获得和占有资源的方式（比如对外依靠战争和侵略，对内依靠等级和特权）。这就深刻地影响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为，当资源和财富通过市场用货币可以自由买到的时候，自然经济下的一切等级特权、身份血统的区别也就消失了。市场面前人人平等，市场交换是一种公平互利、自主自愿的契约。这种经济制度肯定了人的平等，交易与否完全取决于交易者的意志，给等级制和强权奴役的制度带来极大的冲击。人们从身份社会走向契约社会，独立自主观念产生，广泛参与意识增强，民主政治形成，暴力、强权对人际关系的支配历史结束。市场经济社会中，客观上存在着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竞争固然是市场经济基本特征，但是合作更是市场经济的基础。因为在市场交换中，“每个人的生产，依赖于其他一切人的生产；同样，他的产品转化为他本人的生活资料，也要依赖于其他一切人的消费”［1］。市场经济会发展出一种积极健康的人际关系，分工协作和市场交换客观上形成了人与人之间的普遍依赖和相互服务关系，公平互利、相互服务成为人与人关系的主流。而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更有利于促进新型人际关系的形成。现阶段，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基础上，在全体人民共同利益一致的前提下，逐步形成了团结互助、平等友爱、相互关心、共同进步的人际关系。这是社会主义中国人际关系的主体。但是，由于我国尚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再加上现实社会的复杂性，给人际关系带来多方面的影响和变化，使得人际关系又呈现出复杂的局面。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中国人的交往环境已与传统社会大相径庭。城市已经成为经济与政治中心，聚集的人口日益增多，城市化进程日益加快；农村人口日益减少，农村也日益现代化。中国的人际关系结构随之改变，传统的乡土社会、身份社会逐渐转向现代市民社会、契约社会。自然经济条件下盛行的初级社会群体趋向衰落，邻里街坊、家庭亲情等地缘、血缘群体关系变得日益疏远、薄弱，取而代之的是经济往来和利益关系，陌生人之间公共生活以及现代社会的科层化组织日益发达。与传统农业社会相比，现代城市人群工作繁忙，竞争激烈，生存压力大，社会流动性高，社会阶层结构开放，人们的活动内容丰富复杂，人际交往日益发达；但同时也引发了血缘亲情关系淡化、人际冷漠、交往的功利性增强、贫富差距增大等一系列问题。这是市场经济对人际交往的负面影响。
四、市场经济条件下人际关系的功利化、差异化
经济制度的转变深刻地影响到人际关系的变化。改革开放以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按国家计划配置资源转向通过市场配置资源，相应地促进了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消融了各种各样的身份和特权，民主政治日益完善，人际关系日益和谐，但同时也产生了不少负面影响。
一是利益关系普遍化，人际交往的功利性增强。在市场经济负面影响下中国出现了一股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消费主义的浪潮。许多人只关心自己的利益，不关心社会和他人，有些人为了自己的利益甚至牺牲他人的利益。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度、关爱度下降，人际关系淡化，人们猜忌防范心理加重，人际隔阂加剧。由于商品交换的充分发展，陌生人之间因经济交往而发生着广泛的联系，传统的因血缘、亲情、乡邻等原因形成的熟人关系却逐渐淡化，转向利益关系，人与人交往的功利性增强。人们往往借助熟人这种传统的人际网络来相互获取信息、资源和利益，更有甚者则会借助于熟人关系来“非法”获取利益。传统意义上的熟人关系受到了挑战，受到了经济利益和工具理性的侵蚀。
二是竞争加剧，人际冷漠与孤独感增加。市场经济社会中，等价交换是基本原则，人与人之间既有民主平等、互利合作，又有竞争和对抗。竞争的加剧、交换的发达，引发了人与人之间的隔绝、对抗和冷漠，人们的精神压力越来越大，孤独感增强。压抑、苦闷、冷漠情绪造成人际关系交往不畅，一些人的自私自利和个人主义又使人际关系恶性循环。所以，在物质生活日益丰富、经济状况日益改善的情况下，人们却又感到生活空虚，并且抱怨人际关系难处，人情冷漠、人心不古。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市场经济改变了人们的思想观念，人们更多地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忽略了精神需求和人情温暖，失却了精神寄托。正如弗洛姆所描述，“个人解脱了经济和政治纽带的束缚，他通过在新的制度中积极和独立地发挥作用，获得了积极的自由。但同时，他的摆脱的这些纽带正是过去给予他安全感和归属感的那些纽带，人不再生活在一个以人为中心的封闭的世界里。他受到了强大的超人力量、资本和市场的威胁。随着所有人都成为他潜在的竞争对手，他同他人的关系成了一种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的关系。新的自由不可避免地带来了深深的不安全、无力量、怀疑、孤独和忧虑感”［2］。
经济制度的演变篇2
关键词：社会经济统计；统计制度方法；影响现状因素；改革与完善
一、统计制定理论概述分析
统计制度是统计工作的技术规范。人们接触最多的统计制度是统计报表制度，它是在以原始记录或核算资料为基础，按一定的表格形式和时间顺序，自下而上搜集统计资料中，为保证所搜集资料的统一性和时效性，由国家统计部门或国务院各业务部门统一制发，要求各级统计人员在组织统计调查中必须遵循的统一规定。统计报表制度的基本内容，包括报表目录、表式和填表说明三大部分：
1.报表目录是指明确各种报表的填报单位（报送单位）、调查对象、报送时间和报送方式程序等要求事项。
2.表式是指统计表的具体格式，表内要求填报的指标项目以及表外填报的各项补充资料。3.填报说明编制每种报表的填报说明是指明表式中各种问题的理解和填写方法，以及有关注意事项。填表说明应包括填报范围（或汇总范围）、统计目录、指标解释、统计分组（类）或有关的划分标准及代码等问题。
二、现行统计制定方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我国的统计标准与国际标准相比仍有差距
2.我国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有待于细化
3.政府综合统计与部门统计的关系仍未理顺
4.社会统计比较薄弱
5.抽样调查方法在推行中遇到比较大的困难
6.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统计亟待加强
7.价格统计有待完善
8.资源环境核算有待建立
9.周期性普查制定需要完善
10.统计信息仍需规范
三、统计方法制度改革的总体思路和原则
1.充分认识统计方法制度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第一，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公众对于统计的需求增多了，要求提高了，从过去大家不重视统计到目前的“热议”，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第二，个人、企业、社会的发展及其利益与统计密切相关了。第三，社会热议给统计增加了压力，但我们要变压力为动力。从反映的情况来看，有“三多”的特点：第一，肯定的居多，大多数还是认可政府统计数据；第二，不理解的多；第三，误解的多。从政府层面来看，宏观调控，经济结构调整，和谐社会发展，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对统计方法制度改革寄予了厚望期待。
2.改革的总体思路
（1）要不断完善统计指标体系。通过改革和对社会经济发展内在规律的认识，不断发现和捕捉社会经济发展中的热点和难点问题。（2）要不断改进统计调查方法。统计工作要根据新环境和实际情况，根据调查对象的特征不断改进统计调查方法。（3）要提升统计标准化水平。现代化的统计应该是标准、规范的“方法制度流”，统计工作要取得长足发展，要实现整体水平的进一步提高，统计标准化是关键。（4）不断完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第一，进一步完善生产法和支出法核算，特别是支出法核算；第二，建立和完善季度GDp核算；第三，完善可比价核算；第四，做好GDp统一核算。
3.改革的主要原则
（1）立足当前，兼顾长远。统计方法制度改革是宏大的系统工程，要本着立足当前，兼顾长远的基本原则来进行。（2）需要与可能的原则。现有的统计工作条件是有限的，一定的生产力水平决定了一定的统计工作地位。（3）统一设计的原则。专业统计的设计与设计管理系统的设计要有机的结合在一起，必须改革创新，由专业进行初步设计，设计管理部门进行最后的综合协调的设计。（4）全程设计的原则。统计方法制度设计要在统计工作的全过程中进行设计。事前要对方法制度进行进行科学的论证，保证方法制度理论的正确性和实际的可操作性。事中要制定管理办法，监督方法制度的执行过程。事后要进行评估，找出方法制度存在的问题，并反过来进行优化设计。
四、改革与完善我国统计制度方法的建议
1.观念上应该以国民经济发展为基础
统计的作用在于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查研究进而认识其本质和规律性，对国民经济的发展起到导航的作用。各个行业的统计是按照国民经济的某一个方面做出的描述和计算，是国民经济总核算的资料来源。
2.加强政府综合统计分工与协作
我国全国性普查常与地方性调复做成人力、财力、时间等资源的浪费。在现有的普查中，应特别突出基本单位普查的地位，使其发挥龙头的作用。已经在基本单位普查中调查的内容，其他专业普查应以此为准或不再调查；若政府部门与统计部门实现双方相互协作，优势互补，现行统计制度方法的改革是一个重要方面。对政府综合统计和部门的统计范围、统计标准、统计指标体系的重新界定，重新划分，避免双方在统计上交叉、重复，矛盾的现象发生。
3.合理调整统计对象与统计分组
目前我国统计制度存在着产业间不平衡的问题：统计指标仍以物质生产领域统计为主，劳动、投资、服务业统计薄弱。应该扩大劳动动统计综合范围，由现在的国有与城镇集体扩大到全社会，主要增加私营企业和个体经营户的统计内容；改造投资统计制度，简化现行投资统计指标，调整原有统计分组，使其更符合市场经济发展需求；规范农村投资统计范围和内容，使全社会投资统计趋于规范、合理。结合第三产业普查和劳动统计的扩大范围，改革和完善服务业统计，明确专业分工和部门职责，为国民经济核算提供着实的基础统计资料。
4.健全统计信息化建设
信息化建设作为统计的手段为统计制度方法体系的改革和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服务。目前，信息化网络体系也己初步形成。但是，统计制度方法改革和信息化建设要提高层次，必须做好二者的结合，将两者统一纳入到统计改革的大局中通盘考虑，系统设计。如企业的联网直报应作为统计制度方法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纳入到改革规划中，与信息化建设结合起来，统筹安排，分步实施，而不应独立于统计制度方法改革规划或信息化建设之外，仅作为专业统计工作组织实施。
参考文献
[1]李强.论我国统计方法制度改革.统计研究.2010.12
[2]付成忠.试论我国统计改革与发展.辽宁经济统计.2006.7
经济制度的演变篇3
关键词：会计准则 制定 演化经济学
paul a.Volcker(2001)指出，高质量的财务报告依赖于会计准则、会计与审计实践以及立法和管制，而后两部分可以归纳为会计准则的实施问题。可见，高质量会计标准即会计准则是生成高质量财务报告的基础，实施有力的会计准则执行机制是生成高质量财务报告的保证。美国次贷危机(Sub-primemortgagecrisis)的爆发，再次引发了人们对制定高质量会计准则的关注。
一、会计准则制定研究述评
(一)会计准则制定基础(导向)会计准则制定基础也被称作会计准则制定导向，其涉及了在会计准则范围内的会计政策的选择空间。在国外倾向性的观点是原则基础的会计准则优于规则基础的会计准则。mason，Gibbins(1991)认为，原则基础的会计准则从总体上优于规则基础，更有利于提高会计信息质量。如果会计准则是规则导向的，那些期望在会计准则上获取自我利益的组织，就有了可以进行“对策”的目标与方式(Lys、Vincent，1995)。engle(1999)阐述了管理者利用会计准则形式规避经济交易实质的行为。安然事件后，国外对会计准则的原则基础和规则基础的研究可谓数不胜数。nelson等(2002)通过问卷调查研究得出结论，从业者包括公司会计师、注册会计师更偏爱具体的会计标准。Dye(2002)的研究进一步证实了nelson的观点。nelson(2003)通过对上市公司管理层及审计师的问卷调查得出结论，会计准则越具体，管理层越可能通过交易进行利润操纵owebster，thomton(2004)以加拿大资本市场为例，发现原则基础的会计准则及其所赋予会计人员的职业判断空间有助于提高财务报告盈利质量。我国会计学者对会计准则制定基础的讨论主要是在安然事件之后。葛家澍(2002)对会计准则制定基础作了一个概括性描述，他认为制定一项高质量会计准则，其指导思想是规则基础还是原则基础，是一个有争议而必须通过反复实践才能回答的问题。关于“原则基础或规则基础哪个更优”的讨论研究文献有很多。如平来禄、刘峰、雷科罗(2003)从自利经济人假定出发，推断出：如果准则是规则导向的，这表明那些期望在运用会计准则中牟取私利的人就有了可借鉴的方式；如果采纳原则导向不给定具体的政策界限，当存在利益冲突时，最终只能诉求道德操守，这显然有违经济学自利经济人的基本前提，其长期有效性程度也值得关注。同时吸取原则和规则的优点，以目标为导向制定我国会计准则(路德明、邱昱芳，2003裘宗舜、李栗，2004；林钟高、韩立军，2005；张美霞，2005)，他们认为，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提出的“目标导向”为最优的制定模式还有待于实践的检验，但同时吸取原则和规则的优点，以目标为核心制定与我国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准则这种思路是可取的。从会计监管的视角，洪剑峭、娄贺统(2004)提出，会计准则的制定基础与会计监管的有效程度相关，准则基础的变迁应该与具体的会计监管环境相适应。基于政治学视角，张力、陈许高(2007)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制定导向的内生性、会计准则的形成机理及财务舞弊行为的责任认定等角度探讨了我国当前会计准则制定导向的选择，认为规则导向的会计准则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都有存在的合理性。但是这些研究多是从理论层面进行规范分析，没有取得严格的实证证据作为支撑。魏明海(2005)从理论推演和数据实证两方面得出结论，我国会计准则制定要选择基于原则基础的规则基础。
(二)会计准则制定主体Carey(1969)反对将上市公司会计规则的制定权赋予联邦贸易委员会这个政府管制机构。以Georgemay为首的，与纽约证券交易所合作的专门委员会(aspecialeomnntteeonco-operationwithstockexchanges)1932年向股票上市委员会提交了一封信，该信建议纽约证券交易所应要求上市公司遵循基本原则，这些原则应当由包括公司管理人员、律师、会计师等的专家委员会经过研究后确定(Zeff，1972)。nolan(1972)认为，众多的规则必须由像FaSB这样的机构来制定。most(1986)提出，会计准则应该由一个研究型组织制定，一个合适的研究型组织应该包括学术界的优秀人才，并得到职业界和产业界的资助。我国关于会汁准则制定主体的大部分研究结果并不支持完全由政府及相关机构制定会计准则。按照“无知之幕”的要求：准则制定者应该是毫无自身利益要求的无利益关系人(薛云奎，1999)。陈冬华、陈信元(2003)在对世纪星源案例的研究中发现，会计会计准则的制定不仅仅是技术问题，而且是关乎利益协调的政治问题，利益相关者应参与会计准则制定。纂好东、杨志强(2003)，吴联生(2004)的实证调查数据结果显示被调查者大都赞成利益相关者参与会计准则的制定。基于博弈分析，林钟高、韩立军(2005)，高筠燕、卢锐(2005)指出，政府在准则制定权的博弈中处于强势地位，会计准则制定权合约配置应以政府为主导、民间机构为辅助的结合方式。王建新(2001；2005)，张嘉兴、张俊民(2006)，宋英慧、高铭(2007)，李宁(2007)，李桂荣(2007)，林钟高、徐虹(2007)也分别从会计准则制定权的博弈视角、游说视角、创造性会计视角、熵理论视角进行了研究，结果也表明利益相关者应该更广泛地参与会计准则制定。但是粱爽(2005)运用产权经济学等理论，分析了有效会计准则制定机构应具备权威性、效益性和公正性的特征，得出了我国会计准则制定机构(财政部会计司)是一种有效的会计准则制定机构的结论。刘浩、孙铮(2005)从新制度经济学的企业所有权理论出发，对会计准则制定权的归属提出经济解释，为了遏制经理的的“特定控制权收益”，政府拥有了会计准则的制定权，而经理仅拥有了在会计准则框架内做出会计判断的权利。
(三)会计准则制定程序杨有红(1999)认为，将经济后果博弈机制引入会计准则制定过程并建立高度标准化的会计准则制定程序。由于我国会计准则的制定机构的博弈机制缺乏独立性(王建新，2001)，在这种博弈机制下，准则的博弈程序流于形式，征求意见往往难以得到重视，即使得到重视也难在准则中有体现。在借鉴FasB和iaSB的会计准则应循程序的基础上，2003年财政部颁发了我国会计准则的制定程序，从此，我国会计准则的制定程序分为立项阶段、起草阶段、公开征求意见阶段和阶段四个阶段。遵守公开的应循程序，对拟立项的准则公开讨论意见稿或举行听证会，并将有关的问题、原则和方法、相关理论等全部加以公开，在
转贴于制定过程中最大限度的让各利益集团参与并发表意见(裘宗舜、韩洪灵，2003)。基于演化经济学理论，林钟高、徐虹(2007)提出，建立会计准则征求意见稿反馈系统，让会计准则制定能够更多地听取各方面的意见。这些文献研究结果表明向利益相关者公开会计准则制定程序的程度仍然不足。在会计准则制定的研究过程中，学者们较多地采用了制度经济学理论对会计准则制定模式进行研究，代表性的理论有交易成本理论、契约理论、产权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运用这些理论研究会计准则制定问题，有利于得出更清晰的结论，但这些理论属于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范式，新古典经济学是以经典物理学的力学方法为基本的分析方法，以简单的均衡决定论来分析复杂的经济问题。新古典经济学的企业黑箱理论将企业简化为一点，并在给定各种偏好、技术、制度等参数的情况下，静态地对经济过程进行分析。但随着社会的发展，恰恰是这些给定的参数，对企业及经济的发展会产生重要的影响，经济是不断向前发展的，新情况、新问题的涌现势必要求会计准则随之演化，因此，会计准则的制定是一个动态的过程。然而新古典经济学的以原子论和机械力学为隐喻的静态均衡分析方法并不能真实地表现会计准则制定基础、主体、程序等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也不能反映外界环境变化对会计准则制定的影响。所以，使用传统制度经济学方法很难对会计准则制定进行动态分析，于是也就难以制定出高质量的会计准则。演化经济学理论是针对动态过程的演化分析方法，以此为基础对会计准则制定进行研究将是一种崭新的思路。
二、演化经济学的起源和发展
(一)传统的演化经济学思想 在早期的经济理论中，演化思想就大量存在。马克斯把资本主义的生产组织视为一种动态的演化体系，这种演化的动力来自于他提出的社会进步的根本动力，即生产力的发展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马歇尔(1948)曾指出，“经济过程是动态演化的，经济学家的麦加(mecca)应当是经济生物学……。”凡渤伦在《有闲阶级论》中提到了社会经济系统的演化思想，1898年，在他著名的论文中“为什么经济学不是一门演化科学?’宣布了制度主义的“演化经济学”研究议程。另外，熊彼特在其《全至济发展理论》中提出了一个旨在解释经济变迁和社会进步的演化经济学框架。阿尔钦在《不确定性、生物进化与经济理论》一文中，以其特有的理论视角，对经济演化理论做了开创性的研究工作。哈耶克在《自由秩序原理》中提出了“社会秩序可以自发或自由演化”的制度演化学说。
(二)现代演化经济学的发展 1981年博尔丁出版了《演化经济学》，1982年纳尔逊和温特出版了《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标志着现代演化经济学的诞生。进入20世纪90年代，有关演化经济学研究的文献激增，1991年，《演化经济学》杂志正式诞生，同时，主流期刊也对有关演化经济学的文章充满兴趣。2011世纪90年代以来，演化经济学方法及其理论在技术创新研究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学者们针对学习、模仿等技术扩散过程，经验的渐进积累过程以及学习模式等问题构建了演化模型，并由此建立了从微观范畴到宏观领域的技术创新理论。此外，演化经济理论在社会规则和制度的起源与变化、经济演化过程中的路径依赖现象、技术的变化及其对人口和社会福利的影响、经济行为主体的行为动机及其理解等方面的研究，也在不同层次上展开了。同时，一些诸如自组织理论、演化博弈论、实验经济学、混沌理论和非线性动力学等分析工具也在演化经济模型中不断涌现，使得研究对象的发杂性与分析工具之间有了很好的一致性(陈劲、王焕祥，2008)。2000年波茨出版了《新的演化微观经济学——复杂性、能力和适应性行为》，该书是演化经济--学领域内最早的一本个人专著，其建立了一个以“连接为基本分析范畴的演化微观经济学框架。这些研究的发展趋势表明，演化经济学理论已经成为分析和描述复杂经济现象和研究制度变革发展的重要理论。
三、会计准则制定的演化分析框架
经济制度的演变篇4
一、引言
基础设施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对社会经济发展具有巨大拉动作用。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对基础设施的需求也进一步增强。由于基础设施具有投资大、回收期长和收益率低等特点，加之固定资产具有巨额沉淀特性，基础设施领域投融资非常困难，这也严重影响了经济发展的速度。随着投融资制度改革的深入，触及社会最深层次的基础设施领域投融资制度改革也逐渐被提上议事日程。
演化博弈理论是演化生物学与经济学结合的产物，该理论认为生物可以通过试错的方法达到最终的博弈均衡。历史、制度和经济等因素以及均衡过程的某些细节均会对博弈的多重均衡选择产生影响。smith和price1973年在开创性论文中提出了演化稳定策略（evolutionarystablestrategy，ess）的概念，标志演化博弈理论的产生。演化博弈理论的基本思想是通过体制内的群体抵抗体制外群体侵入的一种复制动态过程，对不同群体演化博弈进行分析，找出影响制度演化方向的关键因素，再对这些因素进行分析，调整相应的应对策略，最终实现制度动态合理发展。因此，演化博弈适用于存在利益冲突的决策分析过程。
在基础设施投融资制度变迁过程中，一直存在国有资本和社会资本两种投融资群体，这两种群体之间的合作关系直接受到政府管制政策的影响。基础设施投融资制度演化是制度内外各相关群体动态博弈的互动过程，演化博弈模型可以有效地分析基础设施投融资制度变迁过程，揭示制度变迁影响因素并寻求最终达到稳定状态的路径。本文正是运用演化博弈模型来研究基础设施投融资制度的动态演化的过程，试图分析影响投融资制度变迁、稳定的因素，找出制度变迁的决定力量。
二、相关研究综述
世界银行1994年将基础设施分为经济性基础设施和社会性基础设施，其中，交通运输、邮电通讯、能源等经济性基础设施直接参与生产过程，可以提高社会生产能力进而加快经济增长速度，而科教文卫等社会性基础设施有利于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改善投资环境、巩固经济发展的基础［1］。
学者们围绕基础设施投融资政策环境和政策选择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建设并维持某些公共事业及某些公共设施是政府的主要职能；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从理论层面论证了公共工程政策的必要性；20世纪40年代，基础设施受到了发展经济学家的高度重视，被视为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而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认为基础设施投资等活动是经济长期增长的根本源泉，基础设施的外部性逐步成为研究的重点［2］。学者们发现政治环境对基础设施投融资具有重要影响。如evans认为基础设施本身及其引致投资是最容易度量的“政绩”之一，有话语权的官员基于仕途发展的考虑，很容易进行政治性诱致的基础设施建设［3］；rauch发现文官制度的改革、政府任期时间的延长会激励政府将更多的资源投入到基础设施建设，政府提高基础设施投资的政策具有内生扩张倾向［4］；randolph指出较完善的政治制度会增加私人供给基础设施的可能性［5］；henisz认为政治环境和政府组织的差异是基础设施投资的重要决定因素，他通过对一百多个国家长达两个世纪的数据进行研究发现，政治环境是解释国家间基础设施投资差异的重要因素［6］；gwartney的研究表明完善的经济制度对基础设施边际产出的促进作用更加突出［7］；张军等人研究发现外商直接投资对地方政府竞相提供优良的基础设施具有激励作用［8］；banerjee和sudeshna提出地方分权硬化了地方政府的预算约束，有利于提高基础设施投资效率，且地方分权增强了地方政府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可促进各种投融资方式的出现［9］。
学者们采用了各种方法对基础设施投融资制度变迁进行研究。有学者采用相关性研究分析基础设施对经济的作用，如aschauer通过检验基础设施投资对私人产出及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发现基础设施投资减少可以解释美国生产率的下降［10］；shioji、esfahani和ramirez、范九利与白暴力、郭庆旺与贾俊雪等学者均采用类似方法证实了基础设施建设对经济增长具有积极意义［1114］。也有学者采用因果关系方法（主要是联立方程法、向量自回归、协整分析等方法）研究基础设施和经济发展关系，如demetriades和mamuneas、calderón和servén等学者［1516］。还有学者采用贡献度方法研究基础设施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如romp和dehaan、刘生龙和胡鞍钢等学者［1718］。纵观国内外研究成果，学者们多采用计量经济学模型对基础设施投融资进行实证分析，而较少从理论上研究，这也使基础设施投融资的理论研究深度不足，尤其缺乏对基础设施投融资政治环境影响的理论分析，这也制约了基础设施投融资的进一步发展。本文从演化博弈理论视角出发，研究政府管制政策对基础设施投融资制度的变化过程的影响，并以公用事业民营化为案例进行实例分析，探索基础设施投融资制度演化的决定因素。
三、演化博弈模型的构建
（一）基本假设
本文构建的演化博弈模型建立在以下基本假设基础上：（1）基础设施投融资制度中存在两个群体，分别为国有资本和社会资本；（2）两个群体都为理性的“经济人”，它们根据自身的成本收益来决定其行为；（3）两个群体分别有合作和不合作两种策略；（4）假设群体主要受政府管制影响，忽略其他因素影响；（5）为便于分析，政府的管制程度采用税率表示，税率越高则管制程度越高，反之越低①。
【①在《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简称“非公36条”）中政府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领域，鼓励民间资本通过参股、控股、资产收购等多种形式参与基础设施相关企业经营。但“非公36条”主要是通过准入标准降低和优惠扶持政策来体现出放松管制，这使得博弈过程中的政府管制程度难以得到有效衡量。税率作为最直接的管制政策，可以用来体现管制程度，即用来表征政府管制从紧到松的政策变化过程，因此本文以税率作为管制程度变化的衡量指标有一定的合理性。
（二）动态重复博弈
基础设施投融资制度共经历了以下四个阶段：（a）国有资本直接投资经营，（b）国有资本投资市场化运营，（c）国有资本和社会资本共同投资市场经营，（d）社会资本投资市场化经营。在传统计划经济时代，基础设施投资融资主要是政府直接投资政府运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力量逐步进入基础设施领域。基础设施投融资制度发展如图1所示。
由于制度供给结构不合理、市场化进程限制、政府角色错位等原因，中国基础设施领域成为垄断竞争市场。在基础设施投融资过程中，博弈的双方地位存在不对等的情况，主要体现在信息不对等、政策待遇不对等等方面，在博弈过程中，由于存在信息不对称等情况，国有资本群体和社会资本群体处于一种不对称博弈状态，两个群体中的个体随机配对进行博弈，双方主要通过对博弈事件概率判断和策略选择来进行博弈。
在基础设施投融资制度变迁过程中，国有资本群体和社会资本群体有合作和不合作两种策略，国有资本选择合作的概率为x，不合作的概率为1－x，社会资本选择合作的概率为y，不合作的概率为1－y。基础设施投融资制度变迁的支付为u，其方程为u（c，r）＝x′ix＝μi（ci，ri）－μ0（c，r），其中μ0，μi分别为投融资制度变迁前后的收益，c为投融资制度变迁成本，r为变迁个体产生的增值利润。当μ＞0，此时投融资制度变迁的收益大于旧制度收益，即个体选择策略增长率为正，反之为负；当μ＝0时，投融资制度成本就等于投融资制度变迁收益，则制度变迁过程必然处在均衡状态，即渐进演化中的均衡状态。博弈双方的支付如表1所示。
五、结论
本文构建基础设施投融资演化博弈模型，分析了国有资本和社会资本两个博弈主体在基础设施投融资制度变迁过程中的博弈过程，并以公用事业民营化改革为案例进行分析，发现政府管制政策对基础设施投融资制度的演化有着决定性作用。在基础设施投融资制度演化过程中，博弈双方的行为取决于博弈主体自身的收益，同时管制政策对博弈双方行为有重要影响，在不同的管制程度下，博弈双方会采用不同的对策，这会影响学习方向和演化速度，进而加速投融资制度的变迁和稳定演化。在内部原动力不变的情况下，如何提高政府的管制水平，促进基础设施投融资制度变迁和稳定是政府管制政策的重要研究方向。
政府管制政策对基础设施投融资制度变迁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直接影响和决定着基础设施投融资制度演化方向，这在我国基础设施投融资制度发展和演化历史中体现得尤为突础。基于此，本文研究的政策启示在于：（1）由于基础设施的固有特征和政府管制的作用，政府制定管制政策时，必须根据基础设施投融资制度的现状和现实社会的需求，树立引导基础设施制度科学而合理演化的观念；（2）国有资本和社会资本作为基础设施投融资过程中的两种重要力量，对基础设施投融资制度演化具有重要影响，进而引导基础设施投融资制度演化，并最终达到均衡状态；（3）在政府管制政策中，税收仅仅是直接影响基础设施投融资制度博弈双方的重要手段之一，政府还可以综合运用其他手段，如行政许可、特许经营等方式，间接影响基础设施投融资制度，使其向政府和社会预期的目标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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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制度的演变篇5
关键词：时间；演化经济学；革命；创新
中图分类号：F0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5656(2006)03--0021―08
时间在一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中部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元问题。时间本身是人类认识的对象，同时也是我们感知与认识世界的一种方式。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时间概念的内涵也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时间观念的改变，日益改变着我们认知世界的方式，尤其是在经济学领域里，它几乎成为牵动经济学快速发展的引线，以至于马歇尔视时间为“差不多是每一经济问题的主要困难之中心”[1]2。经济学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也是时间观念更新的果实。
一、时间概念的演化
人类对时间的认识是伴随着人类文化的提升而演化的，不同文化的社会拥有不同的时间观。在西方哲学史中时间概念的演化可大致分为四个阶段：循环时间观、线性时间观、近代物理学时间观以及现代时间观。
循环时间观源于古希腊人对太阳、月亮等天体的运动所引起的昼夜、季节变化的感性认识，古希腊的哲学家把具体的周期现象当作宇宙的一般模式，注重事物运动的“周期”变化。这种循环时间是可逆
线性时间观源于基督教文化，基督降生和最终审判的存在赋予了时间方向性和不可逆性。耶稣之死是独一无二的，人们只能由此走向神圣的饱含预言实现可能性的未来，历史从一个预言间隔走向另一个，直至最终审判的到来。这种单向时间的未来是开放的，能动的，由于有可能使耶稣复活从而也是充满希望的。基督徒将他的一生置于对上帝日益增长的爱中，为了建造上帝在尘世的社区，为了灵魂的得救，个人必须有积极的工作态度。劳动被视为个人最大的快乐以及与上帝取得一致的工具。基督教时间是一种必须得到有效利用但没有任何质变的时间之流。
近代由于物理学的相对发达，特别是牛顿定律的发现促生了近代物理学意义上的时间，最具代表性的是牛顿及其追随者的时间理论。对于牛顿来说，时间只是运动的一个外在参数，它同物质及其运动本身并没有内在的联系。这是一种脱离了物质运动的独立存在的均匀流逝的绝对时间。牛顿的时间还是一种“可逆的对称时间”，“未来”同“过去”没有区别，对时间只有量的规定，完全没有质的区别，没有对时间的方向的规定。时间不具有方向性，它既不标志着世界的进化，也不标志着世界的退化，只是标志着运动和变化的量的大小。
循环时间和经典物理学的牛顿时间都是一种可逆的、无始无终的客观时间。后现代主义大师罗蒂曾川“视觉时间”来对之进行批判，这种时间观将科学作为文化的基础，将视觉作为认识事物的唯一可信的方式，从而将时间空间化、进而客观化。牛顿时间由于其坚实的自然科学幕础成为近代最深入人心的时间理论，并对产生于这个时期的古典经济学和后来在其基础上发展的新占典经济学理论产生了重大影响。中世纪的线性时间尽管强调时间的一维性，强调时间的过去、现在和将来，但是这种线性时间的现在和过去仅仅是相互外在、互为区别的不同时刻，而不是创造的源泉，从而与现代西方哲学思潮中的强调时间的创造与生成的现代时间理论有着本质的区别。
在时间理论的演变中，最富有革新意义的是现代时间理论的诞生。首先是现代科学的发展突破了牛顿力学的机械论和决定论的时间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以空间所发生的事件(钟表)来标识时间，钟表在不同的参照系中所标识的时间不同，这同牛顿经典力学的时间观相悖。著名的“双生子佯谬”则进―步暴露了包括相对论时间在内的测绘时间的缺陷：由于外在测量标准的不同，使处于不同参照系的人的生命节奏也随之改变，这是不町思议的。以普里高津所创立的耗散结构理论为代表的非线性、非平衡态热力学从科学上证明了时间的不可逆性，统计物理学的创始人玻尔兹曼则用几率的方法从分子运动推导出一个不可逆的演化方程，为现代创生性思维时间理论的诞生提供了坚实的自然科学基础。
柏格森、胡塞尔与海德格尔是现代始源性时间理论的三个代表人物。从柏格森到胡塞尔再到海德格尔，时间不是外在于人的客观存在而成了具有属人本性的人的存在方式，是一个不断生成、创造和超越的过程，柏格森深受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并以之为自己的理论基石，他认为牛物的进化是创造的进化，进化的动力是生命冲动。时间与绵延是柏格森哲学的核心，绵延是人的生命的绵延，时间也是人的意识的时间。其中，时间是“一种状态的连续，其中每一种状态都预示未来而包含既往”[2]5，在柏格森的时间里每一刻都意味着创造、意味着新质的创生。源自于柏格森理论的时间源始性问题是胡塞尔和海德格尔哲学共同的核心问题之一。胡塞尔继续着柏格森的内在时间意识的研究，从“现象学还原”来追寻时间的起源，考虑时间的“原始构成”。胡塞尔认为存在两种把握时间的方式，一种是通过空间中的运动来把握时间，即客观时间；另一种则是从人的意识现象中来把握时间即“意识进程的内在时间”[3]72，这种关于经历的纯粹时间、即“显现的时间”或“意识进程的内在时间”才是真正的、有意义的时间，海德格尔同胡塞尔一样试图寻找时间的“原始起源”，只是他不再象胡塞尔那样从意识现象中寻找，而是转向“此在的生存过程”。海德格尔将时间视为“此在”对存在的一切领悟，是一切存在者存在的方式。而存在并非固定静态的具有规定性的现成存在物，而是处于永恒的流变、展现、生成中的。作为人的“此在”的生存过程是一个不断生成、超越自己的创造过程，人在这个过程中获得自己的规定、本质。源始的本真的时间是不断绽出、涌现、不断出离自身，富于创造和生成的绵延过程，由于“此在”能感悟到时间性、有限性，从而它有”曾在”、“现在”和“将在”的区分。
近代牛顿时间的主导地位对古典、新古典经济学的思维方法和理论范式影响巨大；时间观念的现代变革即始源性时间观念的诞生在主流经济学之外的经济思想中时有体现，对西方经济学的最新发展产生了更大的冲击，影响更为深远。西方哲学“时间之思”的演变在经济理论发展中起着重大的作用。
二、牛顿时间观中的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
经济学作为一门真正的学科始于17世纪古典经济学的诞生，这个时期发达的力学背景使古典经济学不可避免地将经典力学的研究法则和思维范式运用到自己的理论中来。经典物理学视野中的中顿时间就成为古典经济理论的时间观，并深刻影响着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发展，成为其理论发展最基本的支点之一。
古典经济学留给后人的思想遗产主要包括价值理论、人性的自利假设及利益和谐沦。在占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理论中，时间是计量劳动的参数，如同牛顿运动定律中的t，劳动价值论中的时间是一个客观的、静止的、可测量的变量，随着单位产品劳动时间的延长，产品的价值也会增大。在斯密那里，购
买劳动决定商品的价值，商品的价值量与生产商品的劳动时间成正比。而对于李嘉图来说，最差劳动条件下生产商品耗费的劳动决定商品的价值，商品的价值仅仅与生产商品的时间有关，而对于商品中由于制度变革、技术创新所可能发生的价值变化不作探讨。因而占典劳动价值论主要以静态时间为分析的座架。
在古典经济学最杰出的代表斯密那里，分工和交换等与财富生产相关的主题是其理论探讨的重要内容之一。由于分工和交换可以成千上万倍地提高：正效，从而能节约大量的时间。这种时间是一种静态的牛顿时间，分工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从而使单位产品的劳动时间减少，相反，当劳动生产率降低时，则单位产品的劳动时间增加。斯密的生产理论看重分工与交换，生产中的技术、创新及制度、历史等与财富增加密切相关的主题都不是其研究的重点，因为这些内容涉及到不可逆的时间与时间中的变化与积累。古典经济学发展至李嘉图，在斯密那里备受重视的有关社会财富增进的生产过程被完全忽视，财富的分配成为经济学讨论的主题。在资本、利息以及地租等与时间的流逝明显有关的问题上，牛顿时间观的主导地位使古典经济理论的相关解释难以自圆其说。斯密价值理论的混乱是人所周知的，斯密的混乱一则源于他以牛顿的静态测绘时间为基础的劳动价值论，同时他又凭直觉看到了事物随时间一维流逝所发生的变化。
新古典经济理论主要内容包括微观经济理论中消费者行为理论、生产者行为理论、厂商理论和市场理论等，无不以具备完全信息、完备理性、时刻追求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为其全部理论得以成立的基本假设，以均衡为基础，从资源配置的角度对经济现象进行超历史分析，抛弃经济过程中一切以制度为转移、随时间变化而变化的因素。在时间观上，新古典经济理论并没有超越占典经济学的视角，依然是以较为低级的牛顿时间为基础的，其源渊于古典经济学的思想很自然地承袭了古典经济学的牛顿时间视角。
首先，源自于斯密的人性的“自利假设”、作为新古典经济理论之核心概念的“理性经济人”假设，是以牛顿时间为背景的。牛顿时间观中时间具有同质性、对称性，时间是一个能包容万物的容器，时间是静止的、永恒的，时间中的一切也拥有与之相同的特质。这种时间观中的经济人是一个偏好给定、不受制度和文化习俗等因素影响、拥有永恒不变的人性的自我存在。这个原子式的个人拥有完全信息、完备理性、在经济活动中永远作着利益最大化的选择。然而，理性经济人假设仅是一个有局限性的理论抽象：第一、没有永恒不变的人性，人性在人类社会的不同阶段、不同文化形态中拥有不同的特征。第二、经济行为中的人永远不可能获得相关的完全信息。相反，信息的获得是同时间有关的。人在时间中所获得的信息是变化的，从而选择也会不同。人永远不可能获得相关事物的完全信息，就像人无法穷尽时间一样。第三、人并不具备完全理性。如同人不能获得完全信息一样，人也不可能拥有完全理性。因为人在经济行为中所获得的相关信息决定着他在经济过程中的选择。维克尔斯认为人是时间的创造物，人对过去、现在及未来的感知同知识量的获得密切相关，经济学必须考虑个人在时间、过程中的不同时刻的经济选择，知识是积累性的，随着知识的获得，经验的增加，个人不可能回到他的从前，今天他所了解的事是昨天的他所无法想象的，时间流逝，它带来了经济行为者新的复杂认知，而行为者今天的选择与策划决定了明天的历史。他进而感叹：“经济现实，认识潜能变化的复杂性及相应的个人选择模式、偏好和决策的不稳定性都被传统的新古典理论所忽略，新古典理论可以被认为是‘逻辑时间中的故事’”。[4]15
其次，古典与新古典经济学中的均衡思想以牛顿时间观为理论基础的。均衡思想贯穿于从“斯密教条”到“萨伊定律”再到乩尔拉斯一般均衡模型中。许多人认为古典、新古典经济学的均衡理论只研究“瞬时交易”，它的市场理论只研究市场的运作而对市场自身如何发展并不涉及，历时制度演化是不存在的。卡尔多在他的《非均衡经济学》中对此有一段很经典的批评：“在一般瓦尔拉斯模型中，所有m种产品或n种产品都可以在一个市场内实现……，只存在一个所有产品都能在同一个时间出清的价格系统，没什么要费时间：所有的生产计划、生产过程、出售意图和实际的出售，计划的和实际的购买及商品的消费都在同一个时刻发生。即是说，它通过将时间降为一个维度然后再将它拉长从而每下一个时刻都是上一个时刻原样的复制，而这样消解了时间。”[5]20由于相信经济过程结果会趋向均衡，因而对均衡本身的研究代替了对经济过程的关注，从非均衡到均衡的过程被忽视了，从而也忽视了过程中的时间。预置了时间的同质性便排除了经济行为中变化、创新的可能性。
最后，新古典经济学的均衡分析与边际分析的一系列模型，在分析每一个自变量的变化轨迹之时，无一不以相关变量保持不变为前提，这就使有机的经济体成为独立无关的自变量的组合。而在追求用这些独立变量的数学关系来建立数学模型的过程中，作为工具的数学逐渐成为经济学理论的目的，使经济学日益成为一个“不可能再作任何进一步改进和完善的‘数学水晶’，一个要么正确要么不正确没有折中方案的僵硬东西”[5]60。这种数学化做法体现了形而上学的特点，这种分析方法的前提是将研究的对象加以简化和分割，通过归纳或逻辑演绎或数学推理得出想要的结论，并能通过下一层次的推导和证明来验证前而的结论并依此发展理论。西方主流经济学静态均衡分析中，时间常常作为其经济模型的一个向量，如同牛顿定律中的t与-t，只要知道了初始条件，我们既能预知所有的后继状态，也可以推出先前的状态，一切都是确定的。新占典经济学受这种决定论的影响，认为通过一系列的假设，设定经济系统的初始条件即可确知经济过程的结果。
牛顿时间观导致了以之为基础的新古典理论时间缺位的假象，时间是同质的、对称的、可逆的――任何一个交易同另一个交易没有任何不同，时间是与经济行为无关的量。关于古典、新古典经济学的牛顿时间观所造成的缺点已经引起了人们长篇累牍的批判，其中卡尔多的批判很具有代表性。在著名经济学家卡尔多看来，一般均衡理论在瓦尔拉斯之后一百年来的发展只是后退而非进步，因为其假设的前提只是比从前更为严格从而也更为抽象。瓦尔拉斯均衡原本就是经济现象的一个“典型事例”，而这个“典型事例”通常与真实的经济过程完全相反。均衡理论假设价格机制引导一切经济行为使市场趋于均衡，但价格机制发生的过程与瓦尔拉斯设想完全不同。瓦尔拉斯均衡中只有生产者与消费者两类人，而在真实的市场中，商人和中间商是市场的制造者，是他们发起了价格变化来调整生产者的供给与消费者的需求，他们依靠“差价”为生，“差价”必须包括利润和存货成本以补偿未来市场价格跌落的风险。出售和购买的任何差异都会反映在存货上，这迫使商人必须同时调整其售价和买价以适应市场的动荡，价格变化的幅度取决于商人对商品价格的预期及对这种预期的坚信程度。数据证明商品价格的动荡通常十分剧烈。不幸的是，价格的动荡及与之相连的存货变化并不是一定的，只有关于未来供需的
预期频繁变化时才会有价格调整，投机商人的存在更加剧了价格的运动。为了减少时刻面临的风险，他们会在高价时减少他们的存货，低价时增加货存量。商品市场的这些特点无法满足一般均衡理论的要求。首先，它们不是严格理论标准下供需均衡意义上的“市场出清”，市场中存量时时在变，即需求不是超过就是少于供给，即使最短时间内的交易也不是在统一的价格下进行，市场价格在每分钟都在变化。供给的变化通常是数量信号作用的结果而非价格信号的作用，数量的多少决定价格的高低，价格变化只是反映了供求的变化。经济过程远非如一般均衡理论所描述的均衡过程，而是充斥着大量的失业与通胀现象的非均衡。
卡尔多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批判击中了其理论的要害。古典、新古经济学的静态、可逆的牛顿时间使其不得不忽视经济过程中的所有随时间变化而变化因素的存在，如技术革新、制度的历时演化、风险、经济行为人的心理预期与选择以及经济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和历史的重要性。而这些因素又是真实经济世界最基本的构成部分，甚至是一切经济过程的决定因素。新占典理论所探讨的常常只是经济现象的特例。“如果我们想跳出当前的困境，我们必须建构一个完全不同的抽象模型，这个模型必须从一开始就将时间视为一个持续的和不可逆的过程。没有任何事物可以超越时间，如劳动和资本的供给，对商品的心理偏好，商品的质量和数量或技术知识。”[5]61
三、经济学的时间革命：演化经济学
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反思、批判及突围的尝试产生了许多富有创见的新的经济流派，其中演化经济学由于其独特的时间视角成为现代西方经济学的一个富有生命力和发展前景的新领域。与新古典经济学的静态均衡分析相比，演化经济学注重对“变化”的研究，强调时间与历史在经济演化中的重要地位，创新是它的理论硬核。最近20年来，演化的思维、方法与范式有替代新古典经济学范式的趋势，这成为20世纪末、本世纪初国际学术界最引人注目的现象。
演化思想在经济学中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19世纪上半叶至20世纪初，在西方哲学开始自己的现代转向时，西方经济学已经对此有所知觉并作了呼应。在早期的经济学家马克思、凡勃伦、马歇尔及熊彼特等人的经济理论中，演化思想十分丰富。
马克思被现代演化经济学派追认为演化经济思想的先驱之一。《资本论》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的矛盾的分析，展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结构和必然灭亡的命运。作为生产力的技术构成了社会制度变革的动力系统，当技术革新有了质的变化，就必须有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人类社会制度的演化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新制度经济学家诺思认为，马克思的社会变迁动力源于一种技术的组织规则和现在产权之间的紧张关系：技术的变化导致生产工艺的进步，而其潜力并不能在现有的经济组织中得以实现。“在详细描述长期变迁的各种现存理论中，马克思的分析框架是最有说服力的，这恰恰是因为它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所遗漏的所有因素：制度、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6]68马克思是从现代时间视角来分析经济现象的，客观静态的测绘时间在马克思那里也是人类把握时间的一种方式，但他也并没有忽视时间的一维性、主体性与创造性，其经济理论中的时间达到了主观时间与客观时间的统一，个人时间与社会时间的统一。马克思既承认经济现象微观领域的均衡(如关于价值规律的沦述)，又看到其宏观层面的非均衡的本质，从而将人类社会的演化视为一个从低级向高级演化的过程。资本、利润、利息和地租以及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从而也都是一个历史范畴而非永恒范畴。对时间的深刻认识使得技术创新、制度、历史这些与历时演化不可分割的经济现象成为马克思研究的重心，从而也使他成为演化经济学最伟大的先驱。
与马克思几乎同时代的德国历史学派，将演化的方法应用于经济学中，着眼于经济积累和增长的研究，强调将经济学作为一个整体依据历史的发展进行研究的重要性，反对古典和新古典经济理论的抽象的、演绎的、静态的、不看重历史的分析方法，从而被现代演化经济学视为先驱。
早在主流经济学发展之初，经济学力学隐喻的机械性和牛顿时间视域的局限性就已为当时一些杰山经济学家如凡勃伦、马歇尔、熊彼特所发觉并试图在生物学中寻找经济思想的源泉。凡勃伦同马歇尔一样认为理想的经济学隐喻应该是生物学而非机械力学，基于对主流经济学静态均衡分析的反感，他断言，在关于演化的经济理论中，将没有均衡分析的位置。熊彼特对创新过程的研究使演化经济学真雁成为一个独立的理沦分支。他强调经济过程的非均衡性及质变的作用，变化是一个“创造性毁灭”的过程，企业家和技术创新是其中的核心要素。马歇尔将经济学与大自然、生物学及演化作了许多富有趣味的联系，如将公司的成长与发展喻为“林中树”，这一类比经过后人的发展对企业理论产生了重要影响。马歇尔尽力将一维的、不可逆的时间纳入他的需求与供给分析中。马歇尔强调“时间会带来困难，也会带来变化，有了变化就有了发展与进步的可能。”[7]60由于意识到经济生物学发展的巨大困难，马歇尔最终放弃了自己的以生物学为经济学隐喻的没想。以门格尔和哈耶克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试图将生物进化的观点引入对社会经济秩序的分析中，提出社会秩序自发演化的观点。
可见在早期富有演化思想的经济学家那里，经济生物学比经济力学概念更为复杂，蕴含更为丰富从而也更为符合经济发展的现实。然而，经济学与生物学的进一步“亲合”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愈来愈受排斥，最终导致西方主流经济学抛弃了马歇尔、凡勃伦等倡导的以生物学为研究方法，继续它的以牛顿力学为基础的将微观静态均衡分析精致化之路。演化经济思想的这种淡化缘于20世纪20年代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失败。20世纪50年代实证主义科学哲学的发展卷起了经济学数学化的狂潮，新古典经济学藉此逐渐取得了主流地位。然而此后却不得不步入门己的极限，被延误的演化经济学思想必然以不町遏止之势逐步受到世人的重视。60年代，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重新发现演化思想，80年代初博尔丁的《演化经济学》和纳尔逊与温特的经典著作《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标志着演化经济学的再生。演化经济学在形成过程中吸收了历史学派、奥地利学派、制度经济学派、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熊彼特主义、管理主义和行为主义等观点从而使其成为具备独特视角的经济理论并在近几年的发展中高歌猛进。
现代演化经济学吸收了富有演化思维的经济思想，以自然科学的最新发展为自己的理论基础，完成了经济学时间观念的革新。这种时间观念的革新表现在其对经济学力学隐喻的怀疑，对制度与历史的重视，对生产过程中的技术创新发生过程的极端关注，以及对创造性、不确定性和非理性因素对经济过程影响的研究，对新古典理论的完全信息、完备理性、时刻追求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假设的批判等方面。在研究方法上，更注重历史主义整体论的方法而非个体主义方法，以动态演化分析法取代静态均衡分析，用创生性的、演化的思维取代近代经济学的基础主义思维：
1．作为理论硬核的创新理论。演化经济学以现代时间观为基础，在现代时间观中，时间不再是传统
的可计量、空间化、同质的，而是一维的、不同质、不可测的、流变的。时间有过去、现在与将来，它们都感融于人的心灵，具有属人本性。人的创造、超越本性赋予具有属人本性的时间创造性和生成性。演化经济学从这种流变时间的视界去观察真实世界的经济现象，那么变化及变化中的创新就成为研究的主题，并采用动态演化的观点来看待经济发展过程。
2．多样性思维。在思维方法上，演化经济学认为多样性本身就是基础性实在，是演化赖以发生的基础。“它更注重由无数个体努力带来的由小的和递增变化组成的恒稳的‘细流’而不是那些稀少且重大状况的发明。”[8]108进化是一个试错过程，一些小试验会逐渐汇聚成大河，而这些小的试验最终被选择为成功的实验从而得以保存下来。
3．有限理性、搜寻利润、有限信息理论。新古典经济学的三大假设：理性经济人假设、利润最大化假设和完全信息假设，被演化经济学的下述一系列理论所代替：“有限理性”、“企业搜寻利润行为”和“信息连续、分散”理论所代替。演化经济学认为经济变迁是一个动态过程，利润最大化的实现过程是企业的搜寻信息与追求最优决策的过程，这是一个反复试错过程。企业在试错的过程中选择，由于经济者过去的经验，选择将不会相同，而不相同选择的积累，构成企业的演化过程。在这个历史模型中，任何一个事件都是唯一的。
4．经济过程非均衡。在演化经济学看来，经济系统的均衡是相对的，非均衡状态才是经济系统的常态，非均衡状态有向均衡状态逼近的趋势，但可能长时间达不到均衡。凡勃伦认为，演化经济学府是“一种严密的理论体系，是一种关于过程的理论，一种逐渐展露序列的理论。”[9]404由于人类理性的有限性和信息的稀缺，经济行为人在决策与选择的过程中不可能确切知道自己行为的后果。事实上，是人们所拥有的大量的默会知识左右着人们的决策，而这些默会的甚至处于无意识的知识是不可测的。经济过程并不完全受必然性的控制，相反，许多偶然性因素常常对经济过程起着关键作用，因而经济过程充满了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
5．重视制度演化。在演化经济学的视界里，制度分析被认为是研究经济现象的最重要的环节。历史和时间是经济过程中直接影响着经济绩效的内生变量，二者在制度演化中的意义特殊。演化经济学将制度的演化视为一个由本能、习惯、习俗变化和技术变迁综合作用的结果，是人类对环境变化的适应性反应，这个反应的过程同时是一个学习和选扦的过程。制度变迁是一个基于干中学基础上的试错过程，其中选择性模仿至关重要。技术创新、学习与选择都是在时间中进行的，时间是制度演化的纵轴，时间中的制度演化是一个历史的、同生物进化类似的过程，正如历史不能重来一样，在这里，时间也是不可逆的、不同质的。正是这种独特的历史观、时间观构成了路径依赖理论的哲学基础。路径依赖强调制度变迁中“人们过去作出的选择决定其现在可能的选择”[6]，即制度变迁的初始路径一旦选定，便会在自我强化机制的作用下，沿着原有的轨迹运行下去。路径依赖理论本身便暗含了时间的特殊性和一维性以及地点的特殊性和人类理性的有限性。演化经济学将制度从近代哲学的“目的论”和“预定论”中赦免出来，“经济过程的路线不再被假定为是在‘事物的自然状态’中被预告预先确定的或者是由某些神圣的造物主设计出来的。”[10]3，将制度视为一个演化的、不可逆的、具有路径依赖特征的复杂动态过程，这个过程充满了不确定性、偶然性和创造性，“制度最好被认为是无数互动的个体行为的无意识的结果”[10]3。“这个过程充满了不确定性，包括实质性不确定性，即由信息问题引起的，及程序性不确定性，即由知识引起的，创新者所具有的默会的知识。”[11]167
演化经济学抛弃了主流经济学的机械还原论的简化法，抛弃新古典的以牛顿力学为理论基础的静态均衡分析、完全理性、充分信息及价格理论，试图在达尔文进化论的理论基石上运用系统的、演化的、整体的观点建立动态经济演化模型。在这个模型中，受到强调的是借用进化论概念所提出的自然选择的经济思想即创新－选择机制和有限理性假说。同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的主流经济学相比，演化经济学由于它对时间、历史、制度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和对微观个体差异性、技术创新中技术的多样性及创新过程的路径依赖性的重视而更加符合经济现实。演化经济学的产生带来了西方经济学发展的新方向，其繁荣意味着西方经济学范式革命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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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制度的演变篇6
[关键词]金融演进复杂的适应性系统
金融演进及其解释
金融演进是指金融体系中的规则等环境因素的变迁过程；各行为主体对此的适应与反应以及其相应的理念和心理调整。在此，‘规则等环境因素变迁’是指以有关法律和行为惯例为主的环境因素变化；‘适应与反应’既包括各行为主体针对规则等环境因素变迁进行的适应性调整，也包括非适应性调整；而‘相应的理念和心理调整’指各行为主体针对规则等环境因素变迁所包含的经济乃至更广泛领域内思想变化的认同与非认同的心理反应。
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金融演进的结果表现为金融体系的变化，包括金融体系中政府、银行、企业三大行为主体的地位和相互关系的变化，也包括作为行为客体的利率形成、信贷调控、资本市场发育、外汇体制以及外资问题等的变化。
作为一个动态的过程，金融演进在时间上是长期的、连续性的，无论其表现形式如何，只要金融存在一天，这一过程就回不间断地持续下去；而其进程可以理解为有关金融演进的事件在时间轴上的分布状况。由于事件发生在时间轴上的分布不是等距的，并且每一事件对金融体系的影响程度和作用时限各不相同，所以金融演进的过程不是平均的。而目前为人们所关注的‘金融改革’从运用情况上看，依据上述定义可以解释为‘在特定时段上集中发生的对金融体系有重大影响的事件的集合’。但是我们在讨论金融改革问题时，往往忽视了它只是金融演进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一事实，将两者混为一谈。这样将金融演进片断化、静止化了。基于这一误解，我们比较注重制定新的金融法规，但对其具体实施过程和效果，以及因情况变化所应进行的相应修正工作重视不足，从而严重影响了政策应有效力的正常发挥。所以本文提出了‘金融演进’这一概念，以全面动态的角度考察金融体系变迁这一复杂事物的实际情况。
一个新的视角：复杂的适应性系统
我认为运用计划经济或主流（西方）经济学的视角是不能为金融演进提供合适的分析与解释的。因为在计划经济主义者看来，个体的人，乃至银行和企业只不过是整体经济中的一个零件，只应按上级命令行事，对经济产生上级规定的作用。而所有的经济活动不过是行政命令的执行结果而已，这一体制限制甚至反对人类最重要的创新能力，同时将经济问题政治化、简单化了，在理论上是幼稚而错误的。计划经济在理论和实践中都限制甚至否定金融演进，因此不能用它作为分析框架。主流经济学在此问题上虽与计划经济截然不同，但是由于其在研究方法上的缺陷，使之不能为金融演进提供令人信服的理论解释和分析框架。为研究方便，他们将一些经济变量，有时甚至是一些自己无法解释的经济变量作为固定不变的前提假设（如被简化的‘经济人’；被视为‘常量’的人类的创新能力---这一点其与计划经济区别不大等等），然后在一个‘理想’的环境中对经济现象进行分析，最后实现‘完美’的均衡。这实际上动摇了主流经济学的精确性的根基，因为在现实生活中没有谁会为经济学家的假设舍弃什么的，‘完美’的均衡状态难觅其踪，不均衡状态倒是随处可见。在此我们不想否定主流经济学所取得的成就，但如果理论的结论大多与现实相去甚远的话，我们不认为这种理论可以在长期内有效地解释、指导现实。因此，我们将从一个新的视角来考察金融演进的全过程。
这就是约翰荷兰德提出的‘复杂的适应性系统’。这一概念广泛应用于经济、政治、社会学、生物等领域，其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每一个复杂的适应性系统都是有许多平行发生作用的‘作用者’组成的网络。
第二、每一个复杂的适应性系统都具有多层次组织，每一层次的作用者对于更高层次的作用者来说都起着建设砖块的作用。而更重要的是这样的系统能够吸取经验，具有‘学习’能力，从而经常改善和重新安排他们的建设砖块。
第三、所有的复杂的适应性系统都会预期未来。
第四、这样的系统总是会有很多小生境。每一个这样的小生境都可以被一个能够使自己适应在其中发展的作用者所利用。这些系统具备发展的能力，总是处于不断展开与变化之中，因此讨论这样的系统的均衡是无意义的，因为该系统一旦达到均衡进入稳定状态，变成了一个死系统。
第五、这样的系统中的每个作用者都是自主实体，他们不只是环境变化的反映器，而且拥有各自的特定利益及价值标准。
我们认为，从‘复杂的适应性系统’角度考察金融演进的全过程，能够是分析和结论更接近于现实情况，进而切实把握其本质。但是由于本人能力和参考材料的限制，下面的分析不能完全达到‘复杂的适应性系统’的要求，但是这一视角的引入仍是必要的。现在，我们从政府、银行和企业这三大行为主体及其相互关系入手，以复杂的适应性系统为视角来考察金融演进的运行机制。[nextpage]
金融演进中的政府、银行和企业
在金融演进中，政府、银行和企业的作用是不同的，政府在对规则的改变方面比后两者有更大的主动权，银行和企业则是金融演进过程中利益---风险的主要承载者，是政府经济、金融目标实现的桥梁。银行和企业相比其在金融演进的作用更为重要，而企业对金融的作用主要以间接的方式出现。三者作用的差异使之在金融演进的过程重具有不同的行为特征。
政府是国家的统治机构，具有复杂的政策体系，经济---金融政策是其中一个主要部分。政府以其国家强制力成为金融演进过程中规则(主要是法律)的主要供给者，政府在制定或变更规则时，一般按下述程序进行：
（1）规则制定。
政府首先收集信息：包括宏观方面的经济景气状况和经济结构状况，微观方面的来自与银行和企业的对于金融体系现状的意见和变革要求，然后以自己的经济指导思想为评价标准和分析工具对这些信息加以处理，最终形成相应的判断。进而对原有关的政策加以调整或者向立法机构提出有关法律的建立、修正、废止等要求。
（2）规则执行。
在做出相应的变更后，作为行政执行机构的政府便将之付诸实践。下面三方面的因素对于规则变更的执行效果产生重大的影响：一是政府经济力量的大小。如果政府及其附属机构控制着整体经济的较大份额，这部分经济成分能够较快地执行新的规则，同时对其他经济力量产生执行压力和示范作用，从而有助于加快规则变迁在整体经济中的速度。否则其执行效果就主要是看其他经济主体对规则变迁的认同程度。这里我们排除了政府运用其强制力执行其规则变迁的情况，因为这样往往会造成微观经济主体对有关变迁的规避与反抗，难以实现其经济目标。二是执行机构的设置和安排。这取决于规则变迁的内容和执行机构的分工状况，有时需要设置新的机构，有时则需对原有机构的权责范围进行重新安排。三是人们对政府的信任程度，换句话说就是政府的威信。这一点对于长期性规则变迁的执行绩效尤为重要，因为长期性的规则变迁一般对于微观经济主体的利益---风险状况有重大影响，人们在不信任政府时是很难对此表示认同的。
（3）对规则的事后评价。
本阶段的政府行为与规则制定阶段的基本一致，可是为是新一轮的规则制定过程。政府对有关规则变迁的绩效的信息进行分析、判断，以确定有无做进一步改进的必要。
银行和企业作为微观经济主体是金融演进的具体实现者，他们在一定的规则体系内运行，同时也从自身利益出发对金融演进提出要求，主要体现在下述三方面：
（1）银行和企业主动推进金融演进。
首先，银行和企业在金融活动中形成的惯例是金融规则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变迁的决定权由企业和银行掌握，所以他们可以通过变更惯例对金融演进施加直接影响；其次，通过向政府提出有关要求，从而影响规则的变迁，对金融演进施加间接影响，在考察这一作用时必须注意以下问题：一是银行和企业所处的经济体制情况。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他们作为自主的经济实体可以自由地向政府提出其对金融演进的意见；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他们缺乏独立的经济地位，被视为是行政指令的被动接受者，表达其意见的机会较少，而意见又经常包含许多非经济成分，造成信息失真，使相应的规则变迁与实际经济需求出现偏差。二是银行和企业经济力量的强弱及其对规则变迁的迫切程度。无论是市场经济还是计划经济，政府在制定规则时都会考虑到主要经济力量的要求，而迫切程度决定了银行和企业为实现其有关要求愿意付出多大的代价。
（2）银行和企业对规则变迁的适应与反应。
如果认为规则的变迁符合其利益取向，他们就会接受这一变化，使之在现实经济中发挥实效；如果认为规则的变迁不符合其利益取向，银行和企业就会对此加以抵制：向政府提出进一步修正的要求，或者采取规避和反抗措施---计划经济下的消极怠工、效率低下；市场经济下的某些金融创新活动。无论何种措施都会使规则变迁对于金融演进的实效受到损害。
经济制度的演变篇7
关键词：认知；演化；制度分析
中图分类号：F0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12)08－0136－05
一、引言
经济活动的实质是对自然和社会范围内稀缺资源的获取和配置。在获取和配置资源的过程中，人类构建出各种形式的制度加诸经济活动之上。形成了蔚为壮观的经济社会现象。随着新制度经济学逐渐融入主流经济学(其领军人物先后获得诺贝尔奖)，制度，这一一向被视为经济活动的约束条件的外生变量也开始内部化，成为决定经济绩效、解释经济演化的重要内生变量。然而，如何认识和理解制度的本质特征。并进而理解制度的均衡和演化现象，当下占据主流的博弈论制度分析并未取得共识。更为重要的是，基于博弈论的分析范式还存在着较强的局限性。因此，能否跳出博弈论制度分析的框架，选择一个更加适当的切入点对制度进行剖析是制度理论发展的一个新方向。
从系统论的角度看，制度是一个复杂的高维系统，包含成千上万个变量和参量，它们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构成了一幅非线性的图像。要对这样多的变量和参量进行分析和计算，不仅在实际上行不通，而且其计算结果也难以检验，所以一个好的经济理论或模型通常是将实际的经济社会制度投影到一个恰当的子空间上去。这个子空间具有较低的维数，但反映了所讨论的制度问题的本质特征。近年来，从个体认知这一制度现象的子空间出发来探讨制度发育及演化的文献大量涌现，诺斯(north)等学者也承继哈耶克的理论思路，从信念、学习等角度重新诠释制度内涵。展现出制度分析新的发展方向。本文的立意即在于拓展这一方向的理论进路，以个体认知调整和共同知识演化为基点，讨论制度的发育、均衡及演化问题，以对相关理论上的争论作出回应。
二、几类典型的博弈制度观
由于博弈论分析工具的引入，近30年来，以个体策略互动为核心的博弈论制度分析取得了极大的进展。大量文献运用重复博弈理论和演化博弈理论对诸如声誉机制、交易制度、自组织体系等自发扩展制度进行建模分析，取得了一大批富有洞见的研究成果。归纳相关文献的理论脉络，博弈论制度分析分别将自发扩展制度看做是博弈的参与人、博弈规则和博弈过程中参与人的均衡策略。纳尔逊(nelson)明确将自发扩展制度等同于博弈的特定参与人，他声称诸如“行业协会、技术协会、大学、法庭、政府机构、司法等等”都是经济社会制度的组成部分。这一观点与人们日常生活中对制度的看法相似，但问题在于，将制度等同于组织忽略了二者之间的重要差异，以致无法对自发扩展制度展开真正有效的分析。诺斯早期将制度定义为正式或非正式的博弈规则，认为，制度是“人类设计的制约人们相互行为的约束条件”。赫尔维茨(Hurwicz)对这一定义做了更为技术性的处理，从博弈的三要素(参与者、策略空间、支付函数)出发对制度的博弈规则观进行细化。这一定义抓住了自发扩展制度的表象，但仍未触及制度的本质内涵。容易理解，经济博弈中正式规则的确立必须先于博弈过程，而这立刻面临两个问题：谁有激励来制定博弈规则，而谁又有激励来监督规则的实施?因此，仅仅将制度视为博弈规则是无法对经济社会系统中大量的自发秩序作出有效解释的。第三种观点是将自发扩展制度视为博弈均衡。肖特是这一观点的始作俑者，随后诸多学者从两个方向拓展了制度的博弈均衡观。萨金(Sugden)、扬(Young)和鲍尔斯(Bowles)从演化博弈论的角度讨论制度的发育和变迁，他们认为，个体的行为习惯可以自我形成，不需要第三方实施或人为设计。当惯例演化时，个体在进化选择的压力下，倾向于发现某些适应性更强的特征(如认知、偏好、技能等)。这样，习俗惯例与个体特征将共同演化。格雷夫(Greif)、米尔格罗姆(milgrom)、诺斯和温加斯特(weingast)则从重复博弈论的角度来讨论制度，把制度看作是重复性囚徒困境博弈下的子博弈精炼均衡。作为子博弈精炼均衡的制度为每个博弈参与人界定了一种行为策略，该策略是在所有可能的博弈状态下行动决策的完备计划，简单地说，制度为个体提供了场景条件下的行动“脚本”。
演化博弈的制度观明显赞成制度乃自组织系统。但是它没有进一步说明该自组织系统得以建立及运作的根源，而是仅仅停留在对它的描述上。重复博弈的制度观假定个体具有完备的演绎推理能力。然而个体如何能够在多重均衡的情况下联合选择相互一致的策略?重复博弈又如何解释制度演化历时结构的多样性?正如青木所指出的，“子博弈精炼均衡理论根本无法解释某种制度出现在此地而非别的地方的原因”。因此，尽管博弈论制度分析接近一般均衡理论，但正是这一看似优点之处也是它在制度分析上的软肋。
如果把自发扩展的制度视为众多参与个体通过行为互动而达成的一个能够自我实施的激励相容的博弈均衡的话，那么关键的问题就是，参与人相互之间如何形成关于博弈的共同认知，并且参与人关于博弈的共同认知与其基于这些共同认知做出选择所导致的实际后果之间的一致性究竟是怎样建立的呢?若这种一致性被打破，制度的变迁方向和演化路径又将如何?这些问题乍看起来像是一个常规的系统均衡的稳定性问题，但其实这些问题比系统均衡的稳定性更为根本，不能简单对待。回答这些问题，将对制度的内涵本质、制度的路径依赖性及突变有更深入的理解，也将对传统的制度博弈均衡观做出重大修正。而这些需要提出一个新的切入点来解剖制度的内涵及其演化机制。
经济制度的演变篇8
关键词：演化经济学；惯例；搜寻；选择
中图分类号：F0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6260（2008）01-0020-06
一种社会科学和其他社会科学鲜明的区别主要体现在科学研究的思维框架上。科学家在从事研究之前即已具备某种思维框架，康德称之为先验范畴，皮亚杰称之为格局，库恩称之为范式，拉卡托斯称之为科学研究纲领。拉卡托斯(1999)指出：“纲领由一些方法论规则构成：一些规则告诉我们要避免哪些研究道路（反面启发法），另一些告诉我们要寻求哪些道路（正面启示法）”，“一切科学研究纲领都在其‘硬核’上有明显区别......辅助假说围绕该核形成了一个保护带。”那么，演化经济学区别于其他经济理论的思维框架是什么呢？本文认为，演化经济学的思维框架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结构分析框架，二是过程分析框架。本文就这两个方面展开分析，并以著名演化经济学家纳尔逊和温特的理论为例，解析他们的研究框架，最后进行小结。
一、结构分析框架
演化结构分析框架指从不同的角度，解析所分析对象的内部结构，并考察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本文认为，演化结构分析框架可以描述为：经济系统是一个多层次的复杂系统，其中包括微观单位和宏观个体群，微观单位和宏观个体群构成了不同的系统层级，在不同的系统层级上存在着各自的个体发生和系统发生。同时，影响系统演化的变量也分为不同的层级。考虑到思想和知识的作用，经济系统也可分为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
1.微观单位和宏观个体群
微观个体是一个理论分析单位，具备某种比较稳定的遗传基因。具有相同的遗传基因或相同类型的微观单位组成了一个宏观个体群，它是微观单位的选择环境。但是个体群并不是个体的代表，个体群只是对个体而言的一种描述性总体。个体之间仍然存在差异，个体具有多样性而不是同质性。微观个体和宏观个体群都是相对的概念，取决于分析者所采纳的视角。如果我们分析企业的演化，企业既是一个微观单位也是一个宏观单位。相对企业的成员而言，企业是一个宏观单位。相对企业群体所构成的产业和市场而言，企业是一个微观单位。微观个体与宏观个体群的观点，再加上异质性或多样化，是演化结构和过程解释的基本前提。在微观个体层面上，新奇创生出现；在个体群的宏观层面上，新奇进行传播和扩散，选择机制发挥作用。
2.系统层级结构
一般而言，演化经济学将所分析的系统划分为不同层级，较低的层级系统嵌套于较高的层级系统之中。每一系统层级都包含各自的微观个体与宏观个体群。最基本的微观个体是具有主观性的人类个体。人类个体构成微观的社会性组织，比如企业和家庭。企业构成产业和市场，产业和市场组成经济系统，经济系统之上又存在文化系统、生态系统等等。可以把某一宏观个体群看作一个系统层级，如企业、产业、经济、文化、生态和生物系统等。某一层级系统内的微观个体单位交互影响，不同层级的系统之间也存在着相互影响。
3.个体发生和系统发生
在考察某一微观单位时，如果只研究其内部的变化而引起的该微观单位的演化，可以称之为个体发生。如果研究个体之间的相互影响而引起了该个体群的演化，从而影响到某一微观单位的变化，可以称之为系统发生。当某一企业内部通过研究开发等出现技术创新时，这是一个个体发生。而一旦该技术创新被其他企业学习和模仿，变异超出了该企业的边界，涉及到企业群体的宏观采用时，个体发生就变成了系统发生。演化经济分析结合了个体发生和系统发生，是一种个体群思维，这和经济学个人主义方法论和整体主义方法论都有所不同。在不同的系统层级上，都存在着个体发生和系统发生，较高层级的个体发生往往就是较低层级的系统发生。
4.系统变量层级
在描述系统演化时，可以根据可变量的不同变化程度，划分出可变量的层级。市场交易、劳动分工、知识分工、技术、制度、文化、生态和生物演化表示了从快速变化的变量到缓慢变化的变量。新古典经济学缩小了经济学的范围，着眼于市场交易和劳动分工，缓慢变量只是充当模型的初始或次要条件的变量，被视为外生变量。演化经济学强调内生变化，包括了技术、制度和文化等缓慢变化的变量。不同速率的变量对系统的影响不同，比如市场交易和劳动分工可能直接刺激着企业的短期经营，而技术和制度则对企业经营有着较为长期的制约。技术和制度变化直接影响到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文化和生态变化则可能对经济变迁发挥着较为缓慢和间接的作用。我们在使用演化分析时，究竟如何划分层级系统以及采用哪些系统变量，取决于我们分析的目的和对象的特点。
5.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
有的演化经济学家认为经济现象是思想的现实化。个人、企业或市场是由几种知识的携带者所组成的整体。实际的经济现象可以被理解为资源的联接，资源的联接是经济系统的表层结构。实际的经济现象背后是知识的联接，知识的联接代表着经济系统的深层结构。由此，思想和知识就成为演化经济学十分重要的分析要素，经济变迁不仅意味着经济现象和经济组织的变化，而且意味着思想和知识的变迁。
二、过程分析框架
演化经济学引入了时间因素，采用动态分析，因而演化过程成为演化经济学关注的核心问题。由于分析和归纳的角度不同，我们基本上可以把过程分析框架总结为达尔文主义的遗传―变异―选择分析框架、微观演化框架和宏观演化框架三种模式，其基本思想是相通的。
1.达尔文主义遗传―变异―选择分析框架
第一,遗传机制。遗传机制讨论经济系统中较为稳定的持续发挥作用的经济基因对经济个体行为的影响。一般意义上，演化经济学将规则视为经济基因，包括认识规则和制作规则。认识规则包括认知惯例和行为惯例，制作规则是人工设计或设计蓝图。通常说来，制度、习惯、惯例和组织结构等是历史的载体，它通过模仿而传递，被老制度经济学视为遗传基因。“新熊彼特”学派的纳尔逊和温特（1997）把企业惯例概念与企业组织联系起来，把它设想为一种“组织基因”。
第二,新奇的创生。遗传机制决定了行为主体的日常性习惯化的行为，而新奇就是遗传基因的变异，导致了行为的变化。新奇在经济系统内不断产生，是经济系统演化的核心。新奇包含认识论上的复杂性，新奇本身的意义和含义不可能肯定地被预见到。尽管如此，由于演化过程的路径依赖性，不管最终会出现哪一种新奇，我们仍有可能排除某些行动的结果或过程。
威特(2004)40-66认为，如果“未知的范围”所包含的认识论约束得到承认，演化理论就能划分为事前显露分析和事后显露分析，界线是新奇内容的显露。事前显露分析解释新奇如何出现和为什么出现。新奇如何产生就是新奇在心智创造中的规律性，心智创造模式是高度异质的，依赖于个体的经历和已有的知识，个体的创造性技能和习得的文化模式也发挥着作用。为什么会出现新奇的解释有两个假说：第一是满意假设。由于某种状况干扰了当前的抱负水平，相对于可变抱负水平而言，人们对现状不满意，即使人们不知道搜寻是否成功，搜寻新的未知的动机就会产生。第二是人们能够正面地评价新奇体验。这种偏好随人们所感受到的沮丧的相对程度而变化。总体看来，演化经济学认为新奇创生是微观个体层面上发生的事情。
第三,选择机制。选择机制解决新奇扩散和稳定性问题。按照威特的划分，事后显露分析考虑的是当新奇的内容被人们所知晓后，如何去阐释新奇扩散的原因、时间和方式。在这个阶段，“通常预先假定，被研究的特定新奇已经向科学观察者完全展示了其意义及相关含义，因此在主观意义上，它只对扩散过程中首次遇到它的个体来说是‘新的’”(威特，2004)45。新奇一直扩散到为人们所适应，形成惯例和制度性约束，这就是宏观个体群层面上的选择机制在发挥作用。
演化经济学采用“个体群思维”这个概念作为选择机制的主要理论术语。“个体群思维”是指系统地集中在个体群层面上，可以观察到的支配行为多样性变化的规律性。在个体之间存在着两种交互作用，一是频率―依赖效应，二是选择效应。任何个体的决策都影响到群体中全部行为的相对频率。从个体群层面来看，其成员具有共时性个体决策，他们的行动的相对频率在个体群中产生重要作用。在任一时点上，这个过程都潜在地与新奇的内生创造交互作用。频率―依赖效应的动态结果产生了个体群层面上的某些规律性。同时，竞争性选择过程持续地消除变异和减少个体群中经济行为的多样性。当创新扩散越过某个不稳定的阀值，系统内形成一种新结构后，自增强机制将使创新进入快速扩散阶段，之后演变成社会流行的状态，最后呈现出思维和行为的惯例化。
2.微观演化框架
多普菲(2004)总结各家之言，将演化过程分为三个阶段：(1)一种通类思想的产生；(2)受各种机制制约的宏观采用，比如选择、路径依赖、学习等；(3)基于高频率采用的稳定化。三个阶段的顺序是不可逆的，这三个阶段的总顺序为一个演化体制Rj。演化代表了体制（regime）…Rj-1RjRj+1…转变的一个谱系。
从微观单位的角度出发，着眼于微观个体的演化过程，上述三个阶段可以表述为：在第一阶段，新奇创生，即前显露阶段，某一个体中产生了新的思想或做事方法；在第二阶段，个体的创新在自身内部经历选择，包括不断的搜寻和试错过程，个体需要适应环境的各项约束，形成一定的经济收益；在第三阶段，个体的创新逐步适应了环境约束，成为了个体在经济活动中重复使用的方式，形成了一种惯例，对个体行为产生了一种制度性的决定作用。
3.宏观演化框架
梅特卡夫（2004）着眼于宏观个体群角度，以多样性这个核心概念来阐述演化过程，把多样性的自我创生看作是系统原动力的“演化发动机”。在第一阶段，多样性在宏观个体群层面上再次创生，意味着某些微观个体内部出现了新奇，从而使得个体群内的多样性增加；在第二阶段，多样性逐步减少，意味着通过选择，某些创新生存下来，某些被排除掉；在第三阶段，称为较少了的多样性，意味着形成了稳定的结构，一个演化阶段完成。由于经济体系处于永不停歇的变化状态，上述三个阶段也是循环往复，多样性不断增加、减少、再增加。
4.演化过程中的路径依赖
由于微观个体的决策和宏观个体群所提供的环境之间存在着循环累积关系，演化过程中存在着路径依赖。从微观的角度看，某种新奇是否被采用主要取决于微观个体的能力和意愿。从宏观的角度看，某种新奇是否被各个主体采纳从而形成扩散取决于宏观群体的传播结构，即新奇采用率与传播结构相关。传播结构代表着深层结构，是在知识增长和持续传播的历史过程中逐步演化形成的，它包括市场结构和非市场渠道，各类微观主体的信息在其中得以交换。
笔者理解，路径依赖主要指，前一阶段的演化所形成的群体的传播结构会制约着下一阶段新的思想或做事方法在群体中被采用的概率，也就是说，一个演化体制Rj受制于前一个演化体制Rj-1，又制约着下一个演化体制Rj+1。正如纳尔逊和温特(1997)25所言，“通过搜寻和选择的联合行动，企业随着时间而演变，行业在每个时期的状况带有它在下一个时期状况的种子。”路径依赖可以区分为外显的和内隐的路径依赖。外显的路径依赖模型中，扩散过程取决于其他行为者的决策，行为者把他人行为作为自身决策的基础。赞成一种新思想或行为的决策不仅因为存在一种传播结构向行为者提供有关变异的信息，还因为其他行为者已经采用了它。内隐的路径依赖模型中，采用路径是由变异的经济价值变化来界定，变异由采用过程的频率或规模产生。比如，一种技术比另一种技术更有效或更经济，更频繁地被使用，能够取得更高级的规模经济，那么，技术变迁的路径就更有可能沿着前一种技术发展。演化过程是不可逆的，即使某种变异是次优的，由于外显的或内隐的路径依赖的作用，这种变异也将被“锁定”，继续影响着下一阶段的演化。
三、纳尔逊和温特的分析框架
纳尔逊和温特在1982年出版了《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该书被认为是现代演化经济学范式的一个里程碑。纳尔逊和温特在企业、市场、行业、经济增长、宏观政策等不同层次上分析了经济系统的动态变迁过程，其中蕴含着经济基因遗传机制、搜寻机制和选择机制的分析框架。该书是拉马克主义的，既考虑到获得的特性的继承，也考虑在逆境的刺激下变异的及时出现。
1.经济的基因：惯例
纳尔逊和温特的演化模型包括惯例、搜寻和选择的交互作用。惯例是“一切规则的和可以预测的企业行为方式”（纳尔逊、温特，1997）19。“与生存有关系的是在反复发生的环境里采取的行动”（纳尔逊、温特，1997）50，这就是惯例化行动和其他某一行动的区别。就惯例的性质而言，他们认为：（1）惯例是组织的记忆；（2）惯例操作涉及到组织内部冲突的全面休战；（3）管理者试图将惯例保持在控制之下，最终达到惯例操作状态是管理上努力的目标；（4）惯例可以比喻为组织的技巧，具有程序化、自动选择、不关注细节的特征。总体上说，惯例行为表现在企业各个方面，形成复杂的内部工作情况，可以预期企业在未来按照他们过去的惯例行事。纳尔逊和温特区分了三套惯例：第一，支配短期（马歇尔意义上的）行为的惯例，这些惯例支配着企业日常经营。第二，支配企业资本量从一个时期到另一个时期的增减的惯例，这是指投资规则。第三，修改较低层次的程序（规则）的较高层次的规则，这是搜寻的惯例。由惯例指导的改变惯例的过程，被建成搜寻模型。搜寻相当于进化论的变异概念，部分地决定于企业的惯例。
2.变异过程：创新和搜寻
惯例具有持久性，同时也会出现变异。以现有惯例作为目标而开始的解决问题的努力，可能导致创新。创新很大程度上是原有要素的新的组合。组织惯例的创新也是由现有惯例的新组合构成，比如次级惯例的改变。虽然创新活动和结果具有不确定性，但是搜寻本身遵循着某些结构简单的惯例。组织可以使创新惯例化，将创新的方法纳入到惯例之中。在一个企业中，存在着多种形式的有关创新的惯例化安排。
在某些方面，企业的搜寻行动不同于企业依赖于惯例的反应。首先，搜寻在获得信息方面，本质上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其次，搜寻具有不确定性，不能假设存在一套明确界定的已经看到的替代方法。最后，搜寻具有偶然性，实际的搜寻总是处于特定的历史情况下。搜寻过程是历史过程，它们不是一再重复的，不能与历史变迁的其他过程轻易分开。
3.选择过程：传播和存活
纳尔逊和温特认为，搜寻和选择同时相互作用。从企业自身的选择而言，他们区分了审慎思考的选择行为和遵循某一预定的决策规则的选择行为。审慎的选择反映缺乏适合于事情状态的完整的预先计划，引起审慎思考的是某些未预料到的问题或机会。正统理论模型将单一的最大化模型作为预定的决策规则，纳尔逊和温特则将惯例化行为、搜寻、审慎思考和实施能力综合起来考虑企业的选择行为。
虽然没有明确使用达尔文选择的概念，纳尔逊和温特实际上也讨论了达尔文选择机制。他们认为，一种创新活动存活的必要条件是，经过一番试验之后，直接决定是否使用它的组织把它看作是值得的。创新传播有两种不同的机制，一是最先引进的企业更多地使用它，二是其他企业的模仿。他们将市场看作一种选择环境，指出：“在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许多伟大经济理论家的著作中，部门内的市场竞争构成一个特殊种类的选择环境这一看法是明确的。熊彼特就深深地在这一古典传统中。在一个定性的熊彼特式演化系统里，既有胡萝卜又有棍棒去推动企业引进较好的生产方式或产品。”（纳尔逊、温特，1997）293他们也讨论了非市场的选择环境，认为非市场各部门的标志是，利益在企业和顾客之间的分割不像在市场各部门中那样明确地界定。供给者的独立自主和相机抉择的行为留有较大余地。
关于企业和企业创新在市场竞争过程之中的存活问题，他们认为，在熊彼特式竞争过程中，有些企业有意努力成为技术创新的领导者，而其他企业试图模仿领导者的成功来跟上。创新的报酬来自于模仿者落后所造成的一种新产品或加工方法的暂时垄断。企业事先并不知道，做一个创新者或一个模仿者是否有利可图，也不知道什么水平的研究与开发支出是恰当的。只有随着时间和事件的进程，较好的战略才能显现。所以，选择的集合并不是给定的，选择的结果是未知的。创新和市场结构双向联系在一起，交互影响。他们指出，大企业比小企业有较好的概率遇上一种新技术，而且平均来说，大企业更易于接近技术的前沿，而且易于经历更稳定的进步。就演化一般结果来说，行业结构会趋向于集中，集中的结构有利于研究开发，有利于技术进步。
总之，纳尔逊和温特的演化框架可以归纳为组织惯例化行为、搜寻行为、创新传播与企业存活三个方面，它们交互作用，共同构造了一个经济变迁过程。这一逻辑过程可以表述为一种马尔科夫过程（markovprocess），某一时期的经济系统的状况决定它在下一时期的状况的概率分布。
四、小结
演化经济学的理论特色集中体现在演化思维框架上。演化的结构分析框架界定了演化经济学的分析对象，过程分析框架界定了演化经济学的理论线索和逻辑。界定一种理论是否属于演化经济学，就要看他是否明确或隐含地使用了演化分析框架。演化思维框架是我们进行应用研究或拓展分析领域时的基本理论工具。演化思维框架集中体现了演化经济学的方法论基础和基本假定，如果摈弃了这个框架，演化分析就无从谈起。这种具有鲜明特色的分析框架使得演化理论具有了鲜明的特征：
第一，侧重哲学思辨性而缺乏实证检验性。演化思维对人类、世界和他们之间的复杂结构有着深刻的见解，充分考虑了人性、社会性、系统性和动态性，展现了哲学的智慧。正因如此，它也缺乏严密的公理性演绎体系，难以形成优美的数学表达，无法用计量工具进行检验。
第二，侧重于解释而缺乏明确的预测性。演化经济学对于经济事实的现象和历史脉络能够做出较好的解释，它把经济事实置于特定的历史环境、地理环境和社会环境之中进行考察，充分考虑了多种影响因素的变动。在对既往的现象进行解释时，系统的遗传机制、创新机制和选择机制都已经是显露出来的，演化理论可以较好地描述其发展的动态过程。但是，面对未来的经济问题时，演化思维框架就缺乏明确的预测性。演化分析可以描述经济遗传基因，但却无法预见新奇如何出现，演化分析可以描述选择环境，但却无法预见选择结果。在演化理论家看来，对未来缺乏明确的预见性并不是一个缺陷，而恰恰是演化理论的必然逻辑，恰恰是人类的无知和环境复杂多样性的结果，演化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方向。但是，由于缺乏明确的模型和预测性，就无法对人们的行为和政府决策提供具体的指导方法，也就容易被社会大众认为是无用的。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主流经济学一直强调理论的预测功能，对经济事务提出明确的指导方案，无论其预测性是否真正准确，社会公众认为它毕竟是有用的。这可以被看作是主流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社会地位悬殊的一个原因。
第三，具有较强的应用性和较广的可拓展领域。在社会经济领域中，存在着多种多样的不同层级的系统，比如宏观经济系统、产业经济系统、区域经济系统和金融系统等等。只要我们把分析对象看作是动态的相互联结的经济事物，把它置于多层次的环境中进行分析，就可以应用基本的演化分析框架进行阐释。这也为研究者提供了一种基本的分析范式，对社会经济各个领域进行分析，并不断开拓新的研究领域。
第四，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主流经济学对经济研究者的思想桎梏，提供了许多可资借鉴的思想和方法。主流经济学强大的共同体阵容、高度的社会地位、完备的理论体系、优雅的数学形式和明确的政策建议是演化经济学无法比拟的，但演化经济学对人类行为的深刻见解和哲学思辨也是主流经济学难以达到的。如果我们摈弃成见，汲取不同理论范式的思想精华，将有利于开拓研究思路，提高研究水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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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thinkingFrameofevolutionaryeconomics
SHanGmenghua
(ShandongeconomicUniversity,Jinan250014)
经济制度的演变篇9
［关键词］产业集群突变机制选择机制
［中图分类号］F06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1）06－0114－02
前言
产业集群，是指在某特定领域中，一群在地理上临近、有交互关联性的企业和相关法人机构，以彼此的共通性和互补性相联接的现象（迈克尔•波特）。而产业集群演化则是其在经济社会中演变的过程，国内外对此都有诸多研究。
克鲁格曼(1991)认为产业集群的成长过程如同生物一般，存在某种生命周期形态。一个典型的集群成长周期大体包括集群形成、持续增长、饱和与转型、衰退、解体或复兴成长等五个阶段。迈克尔•波特（1998）将产业集群生命周期分为三个阶段，即诞生、发展、衰亡。蔡宁（2003）将产业集群生命周期分为诞生、成长、成熟和衰退四个阶段。陶一山和姚海琳（2006）将集群演化分为三个阶段：地理集聚但未形成产业分工联系的集群、地理集聚并形成产业分工联系的产业集群、空间扩展但有产业分工联系的产业集群。
通过对国内外相关文献的学习，认识到目前的研究主要是基于生命周期理论，把集群发展看作是一个连续的发展过程，而忽视了产业集群这个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中断甚至终止情况。就如同生物进化理论，也存在突变和自然选择。只是在产业集群中，单个的企业被视为有机体，产业被视为群体，盈利性被视为适应，惯例被视为基因，而创新被视为突变（杰克.J.弗罗门）。以下就这一观点进行讨论。
一、产业集群演化产生变化的原因
（一）制度因素
本质上讲，制度是用来规范人们行为的，也就是从微观上解释了制度变更对产业集群演化的影响。一是通过激励机制影响个人的努力程度，进而影响产业集群演化的速度和质量；二是通过产生不同的交易费用、交易风险，从而产生不同的区域产出率；三是通过影响产业集群的贸易和专业化范围，进而影响或改变产业集群演化的广度和深度，乃至于方向；四是通过影响经济主体寻求经济机会的自由度，一旦制度发生变化，经济主体向有利产业集群集聚，必将影响到产业集群的演化。
（二）技术因素
在产业组织中，技术可以分为企业内和企业外两个层面。企业内的技术是内生的，受到企业人才、管理、文化等方面的影响；但企业外的技术却不是外生的，而是众多企业技术的群体演化的结果。作为群体中的一个企业来说，更多的是受到企业外技术，也就是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
技术对产业集群演化的影响机理可解释为：一是技术进步能够影响到企业的生产成本和效率，即影响到企业的生存竞争能力；二是技术先进的集群能够吸引其他区域的企业向其靠拢，这两方面的作用都促成了产业集群演化的变化。
（三）信息因素
在当今社会，信息已经成为企业的一项重要资源。由于产业集群受到地域、行业、技术等因素的限制，如果不能及时的得到各种信息，将大大阻碍产业集群的进一步发展壮大。因此，信息技术的进步与否将对产业集群的演化产生根本性影响。主要原因如下：
1.信息技术能够提高产业集群的管理现代化水平，进而提高效率、增强应变能力和竞争实力。
2.信息化手段的应用，拓展了企业的网络空间和联系能力，有助于企业内部的联系和管理并提高经营水平。
3.信息技术拓宽了产业集群的演化方式。信息技术的进步，一方面促进了产业分工更加细化，另一方面也促使了产业趋向一种融合。这种“双面性”从根本上改变了产业集群空间的基本属性，这些都无疑将成为影响产业集群演化的重要因素之一。
二、产业集群演化产生变化的机制
（一）突变机制
从本质上讲，产业集群演化产生突变的根源有两方面，即外在原因和内在原因。其中外在原因来自于不确定性，这是由于经济主体的信息不对称所造成的，如当企业不知道产出的分布情况时，便会做出相应的调整，其行为结果就会发生变化。而且这种不确定性使得企业的行为选择和企业间的相互作用有着随机性的特点，这就在微观上对产业集群的演化产生了变化影响；而内在原因则来源于创新，创新使企业能够自动调整，以便适应新环境或获得更好的盈利机会。这里的创新包括制度、技术、信息三方面的创新，也包括对其他企业创新的模仿。由于创新在某种程度上是企业内在的、可控的，所以这又使得企业的行为选择和企业间的相互作用带着稳定性的特点。
由此看来，外部环境和创新给企业带来了随机和稳定双重影响，企业只有不断地“模仿”“创新”“适应性调节”和“试错”才能在这复杂多变的经济社会中生存下来。而企业在调整过程中又会带来新的创新和环境变化，进而又引起了企业的另一番调整，正是这种相互影响、相互循环的过程构成了产业集群演化的突变机制。
（二）选择机制
产业集群的演化如同生物界的进化一样，既有突变机制，也有选择机制，但是在选择过程中，并不是第三方来选择集群，而是由集群中的企业自己选择，具有主动性，例如企业可以选择不同的竞争策略，也可以部分地选择他的生存环境等等。但是由于产业集群中具有众多的不确定因素和信息不对称现象，企业在做决策时往往面临着一篮子可选择行为，而且企业对于每种行为的结果或收益往往并不知情，所以其选择行为具有随机性。
因此，即使面临相同的情况，由于企业自身资本、技术或所处环境的不同，为了获得更好的盈利，不同企业会做出不同的决策，从而逐渐改变了目前的产业结构，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情形会不断循环往复，使产业结构不断变化，进而使产业集群的演化更具可变性。总之，正是由于企业这种具有一定随机性的选择，部分导致了产业集群在演化过程中具有一定的可变性。
三、产业集群演化产生变化的例证：以彩电业为例
（一）彩电业发展的突变机制
我国彩电业起步于改革开放和转轨经济初期，这一时期我国经济各方面都处在重大变革之中。
从外部来说，一是政府政策的不断变化，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政府严格管制到市场调节，彩电业因此从低迷到繁荣产生了巨大变化；二是消费者的购买力不断变化，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消费者购买力不断增强，为彩电业的发展带来了很好的机会；三是近年来外来冲击不断变大，尤其是加入wto以后，外资企业和国外产品不断涌入，各个企业不得不做出巨大调整。
从内部来说，一是以国有企业为代表的企业改革，这为企业能够灵活快捷的适应环境变化提供了前提；二是科学技术的不断创新，使得彩电业不断更新换代，也不断的提高了消费者的需求，进而促使彩电业不断做出调整；三是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让国内企业能够及时的了解并掌握全国乃至全球的有利信息，以便及时做出调整。
正是这两方面的原因，我国彩电业经历了几次重大变革，如：在国家放开管制后，企业间竞争加大，长虹电子集团率先展开价格战，导致了彩电业格局的重大变化；再者，随着技术的飞速发展，使得技术落后、更新缓慢的企业不断被淘汰，同样导致彩电业的格局变化。
（二）彩电业发展的选择机制
正如前面分析的，彩电企业面临着众多的变化，但是彩电企业为了生存在不同时期也采取了不同的决策，并产生了不同的选择结果。
第一，在政府管制时期，彩电企业的决策是“以不变应万变”，因为这一时期一切都是由政府决定，企业没有动力去创新、去扩大规模或扩大销路。也是这种“不变”的决策导致企业不能顺应市场的变化及时做出调整，而产生“时而供过于求，时而供不应求”以及技术更新缓慢的现象。
第二，在价格战时期，彩电企业采取的是跟进决策，即别人降价我也降。根据博弈论的观点，降价是所有企业的最优选择，所以跟进降价策略成为这一阶段彩电产业集群演化的稳定策略。这样一来，生存下来的企业则是成本低、效益好的企业。
第三，在技术快速发展时期，彩电企业选择的是“以技术推动竞争”的策略。因为经过价格战后，企业发现降价并不能提高效益，相反，技术创新能够化被动为主动，能够通过不断的刺激消费者的需求，达到以供给拉动需求的目的。因此，这一时期，只有那些不断参与技术创新的企业才能生存下来。
四、结论和政策建议
综上分析，产业集群在演化过程中可能出现各种突变，这些突变可能是来自于制度、技术和信息的变化，也可能是来自于自身的不同选择，或者是两者的相互作用。所以产业集群的演化虽然是有周期性的，但并非是连续不断的，在演化过程中的任何一个阶段都可能因为各种原因出现变化。因此，在这提出的政策建议不是为了通过某种方式来延长产业集群演化期的某个阶段的长度，而是更好的利用其变化机制来发展产业。
（一）充分发挥政府制度的调节作用
首先，政府要保证法律制度的一致性、公平性与强制性，在经济社会中建立起行为活动的准则，以此达到事前激励与约束的目的。
其次，政府还应完善在产权保护、信息平台搭建、中介组织发展等方面的非正式制度，发展并完善以信任为核心的集群文化、准则与规范，保证交易限制、集体惩罚等集群治理规则的效率。
最后，在制度变迁方面，要做到全面考察、深入研究，引导产业集群向良好方向发展，避免产业剧烈动荡，同时及时介绍和推广其他产业集群的成功经验，以便促进产业集群的健康发展。
（二）鼓励技术创新
在产业集群中，技术创新主要通过自主创新与模仿引进两方面来实现，但是在经济实践中必须正确处理好这两方面的关系，应该做好以下两方面：
一是当购置先进的关键的技术设备时，要注重与本地技术能力的结合，实现产品、企业，乃至整个产业的升级；二是要以技术设备引进为依托，大胆引入外部技术资源和各类技术与管理人才，提升产业经济的技术人才结构与层次。此外，只有推进自身产业的技术创新，使之升级换代，提高生产效率，提升产品层次和质量，树立自己的品牌，才是产业集群的发展之道，不然难以逃脱靠“苦力”谋生存的命运。
（三）加大对产业集群信息化的扶持
对产业集群信息化的扶持主要从两方面入手：一是采取多种途径，加快信息化和信息资源管理人才队伍建设，以便于信息在产业集群中传播；二是要积极推进产业集群中介服务平台的建设，因为通过中介服务机构体系的建立和完善，能够进一步增强产业集群系统的信息获得和处理能力，更加快捷地实现自我协调，提高协同水平，从而在更大程度上发挥集群竞争优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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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冯素玲,后小仙.当代产业组织理论研究综述.经济纵横,2007(7).
[3]王军.产业组织演化：理论与实证.经济科学出版社,2008.
经济制度的演变篇10
[关键字]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粮食生产；时空演变；空间计量模型
[中图分类号]F127；F326.11；X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6848（2014）01-0071-08
[作者简介]张利国（1977—），男，湖南南县人，博士，江西财经大学鄱阳湖生态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农产品（食品）安全、农村发展研究；陈苏（1989—），男，江苏盐城人，江西财经大学鄱阳湖生态经济研究院硕士研究生；王慧芳（1976—），女，江西财经大学助教，主要从事农林经济理论与政策研究。（江西南昌330032）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我国大湖流域综合开发新模式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以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为例”（12&ZD213）、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食用农产品生产者道德风险发生机理及防范机制研究——基于农户视角”（71263018）、江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农产品质量安全溯源机制研究”（13GL06）、江西财经大学2013年度研究生创新项目“江西省粮食生产时空演变及形成机制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一、前言
保证粮食稳定生产一直以来是中国农业发展政策的主要目标之一。新世纪以来，中央出台了一系列针对农业农村的政策，尤其自2004年开始连续出台11个涉农“一号文件”，给予粮食生产极大的扶持和投入，实现了我国粮食生产总量“十连增”。然而，随着人口增长和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耕地非农化不断涌现，粮食生产的区域格局发生了明显变化。
近年来关于粮食生产时空演变的研究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在粮食生产布局演变趋势方面，屈宝香等指出，我国粮食生产区域布局变化趋势是北方粮食生产全面超越南方，粮食生产日趋向中部地区集中；①刘玉等指出，我国粮食总产量较高的区域集中在东北地区和中部地区，总产量较低的区域主要分布在胡焕庸线以西地区，粮食生产向主产县域集中，东北地区和中部地区粮食总产量增加明显，粮食总产量两极分化趋势加剧；②邓宗兵等研究结果表明，粮食产区逐渐向东北和中部集中，在南方稻谷优势区域继续稳固的同时，东北稻谷重要性逐渐凸显，小麦产区逐渐向北方和中部集中，玉米产区逐渐向东北、华北和华中集中。③在粮食生产格局变化影响因素方面，杨春等研究表明，2007年中国县域粮食生产存在着明显的空间区域格局特征，而县域粮食生产区域格局的形成不仅与人均耕地面积、经济效益比、生产技术、非农就业机会、城镇化和人均GDp等因素密切相关，而且与相邻县粮食生产之间存在明显的空间依赖性；④顾莉丽等认为，中国粮食主产区的演变与发展是比较效益、资源禀赋、社会需求、科技进步等多重因素影响的结果；⑤汪希成等认为，影响中国粮食生产区域格局的因素包括粮食播种面积、有效灌溉面积、粮食单产、复种指数等；⑥谭智心等认为，农业科技、地理环境约束、区域差异和人地矛盾等因素是造成我国粮食生产区域布局演变的重要原因。⑦
从现有的文献来看，一方面，现有研究大都使用较大范围的区域数据分析其生产格局，研究视角比较大；另一方面，分析粮食生产区域布局演变特征及其原因，不仅要从时间角度来研究，还应考虑不同地区之间由于自身资源禀赋不同导致的差异性。2009年12月12日，国务院正式批复《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规划》，建设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作为江西省传统农区，其粮食生产在江西省粮食生产格局中占有重要地位。当前，随着昌九一体化战略和南昌市、共青城市先导示范区的推进，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区域经济发展的“扩散效应”将更加明显，粮食生产区域格局必将发生改变，这对保障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粮食供需平衡和粮食安全提出了新的挑战。基于此，本文利用2000—2010年鄱阳湖生态经济区25个县（市）⑧粮食生产面板数据，先对粮食生产时空演变进行定量分析，再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实证分析影响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粮食生产时空演变的主要因素，旨在为正确认识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粮食生产的时空演变特征，有效把握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粮食生产的供需平衡状况，以及实现粮食安全战略提供科学依据。
二、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粮食生产时空演变的特征
本文选择粮食生产集中度来对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粮食生产时空演变进行具体分析。粮食生产集中度是指各县（市）粮食总产量占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粮食总产量的比重。表1报告了2000—2010年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不同时空尺度的粮食生产集中度。
由表1可以看出，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粮食生产时空演变呈现以下特征：（1）滨湖控制开发带涉及县（市）粮食生产集中度呈上升趋势，高效集约发展区涉及县（市）呈下降趋势。滨湖控制开发带粮食生产集中度由2000年的47.2%上升到2010年的50.8%，上升了3.6个百分点，对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粮食总产量的贡献提高；高效集约发展区粮食生产集中度由2000年的52.8%下降到2010年的49.2%，下降了3.6个百分点，尤其是自2004年开始下降趋势更为明显。（2）县域粮食生产格局变化显著。从图1和图2可以看出，鄱阳县和余干县粮食生产集中度上升趋势比较明显，由2000年的7.6%、5.9%上升到2010年的11.0%和7.3%，分别上升了3.4和1.4个百分点；其次是都昌县和新建县，分别上升了1.2和1.1个百分点；彭泽县、进贤县和樟树市粮食生产集中度也表现出一定的上升趋势，但上升较为缓慢。在粮食生产集中度下降的18个县（市）中，南昌县和丰城市下降幅度较大，由2000年的11.8%、12.1%下降到2010年的8.6%和11.0%，分别下降了3.2和1.1个百分点，但两县（市）2010年粮食生产仍然排在25个县（市）的第2位和第3位；剩下的16个县（市）粮食生产集中度均有不同程度下降。以上表明，新世纪以来，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粮食生产格局已经发生了明显变化。从总体来看，粮食生产表现为高效集约发展区涉及县（市）逐渐向滨湖控制开发带涉及县（市）集中和转移；从县域角度来看，南昌、丰城两县（市）粮食生产集中度下降幅度比较明显，但粮食生产地位仍然占据前列，而鄱阳、余干两县粮食生产集中度上升趋势比较明显。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粮食生产时空格局的演变？本文将进一步对此进行实证分析。
三、粮食生产时空演变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一）理论分析和变量选取
粮食生产是自然再生产和社会再生产的有机结合。一个地区粮食生产变化除了受土地资源禀赋影响外，还受到经济社会发展等外部因素的影响，同时在微观层面上还受到粮食生产技术条件、粮食生产机会成本变化诱发的农民种粮行为变化的影响。根据理论分析，并结合已有研究成果，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粮食生产时空演变影响因素的选择依据和变量设置分析如下。
1.土地资源禀赋方面的影响用各地区人均耕地面积衡量
土地资源是粮食生产最基本的投入要素。已有研究中，人均耕地面积变量被认为是影响粮食生产区域格局变动的重要因素，①当某个地区人均耕地面积较大时易产生规模效益，容易将土地等生产资料集中起来进行生产，因此它是粮食生产时空演变的一个重要指标。
2.粮食生产科技进步方面的影响用各地区粮食单产水平和复种指数衡量
粮食单产用粮食总产量除以粮食播种面积，它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某一地区的农业科技综合水平，同时，复种指数也是衡量一个地区农业科技进步的较好指标。随着农业科技的推广，特别是农膜的使用，农业生产的耕作模式正在发生改变，复种指数明显提高。
3.市场需求方面的影响用种粮经济效益比和肉类产量衡量
种粮经济效益比用粮食播种面积除以农作物播种面积表示。随着城乡居民收入增加，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膳食结构不断改善，对蔬菜、水果、粮油等农产品需求不断增加，从事这类农业生产比较效益显著增大，直接表现为粮食播种面积下降。同时，肉类需求的不断增加必将拉动畜牧业发展，增加饲料粮需求，使得饲料粮生产比粮食生产机会成本大，从而影响各地区粮食播种面积。各地区饲料粮对粮食生产时空演变的影响用肉类产量表示。
4.区域经济特征方面的影响用人均GDp和非农就业机会衡量
人均GDp是衡量一个地区工业化、城镇化发展程度的重要指标，而工业化、城镇化形成的区域差异是造成粮食生产时空演变的外在拉力。在一些非农经济发达的地区，非农就业机会较多，且随着当地经济发达程度不断提高，非农收入比重不断增加，从而导致粮食生产的劳动力不断流失，这种地区经济和非农就业机会的差异将会对粮食生产时空演变产生影响。人均GDp变量用地区生产总值除以年末总人口表示，非农就业机会变量用除“农林牧渔”业以外劳动力数量占乡村从业人员数比重表示。
根据以上分析，形成以下待检验的假设：人均耕地面积大的地区，粮食生产集中度高；单产水平高、复种指数高的地区，粮食生产集中度高；种粮经济效益比高、肉类产量低的地区，粮食生产集中度高；人均GDp高、非农就业机会多的地区，粮食生产集中度低。
（二）模型构建与数据说明
1.模型构建
为了验证以上的假设，建立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粮食生产时空演变影响因素的空间计量模型①：
2.数据说明
模型所采用的数据为2000—2010年鄱阳湖生态经济区25个县（市）的面板数据。分析中使用的耕地面积、粮食总产量、农作物播种面积、粮食播种面积、肉类产量、地区生产总值、乡村从业人员数、“农林牧渔”业从业人员数、总人口等数据均来自《江西统计年鉴》（2001—2011），具有一致的指标统计口径，数据较为可靠。
（三）计量结果与分析
本文选用eviews6.0软件对模型进行回归估计，但模型采用的数据为面板数据，考虑到面板数据既包括时间序列数据又包括横截面数据，直接使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rdinaryLeastSquare，oLS）估计模型时，可能会产生异方差性和序列相关性问题，从而使oLS法失效，因此，在数据可以得到的情况下，采用广义最小二乘法（CrossSectionweights，GLS）进行估计。回归过程中涉及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的选择，本文通过豪斯曼检验（Hausmantest）对两种模型的选择进行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由表2可知，Hausman检验结果证明固定效应更可靠。因此，本文选择固定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对粮食生产时空演变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估计结果如表3所示。
表3显示，模型R2=0.9954，F值为1728.857，拟合优度良好。从变量显著性来看，除了肉类产量在10%的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外，其他变量均在1%的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具体分析如下：
1.土地资源禀赋方面
人均耕地面积的系数为0.3123，影响效应与前面的理论假设一致，对粮食生产集中度具有正向作用，这说明当其他条件保持不变时，人均耕地面积每提高1%，粮食生产集中度将提高0.3123%。由此可以看出，土地资源禀赋的变化对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粮食生产时空演变产生了明显的作用。
2.粮食生产科技进步方面
粮食单产和复种指数的系数分别为0.7225和0.3641，且这两个指标均验证了前面的理论假设对粮食生产集中度具有正向作用，这说明当其他条件不变时，粮食单产和复种指数每提高1%，粮食生产集中度将分别提高0.7225%和0.3641%。这与谭智心、邓宗兵已有的研究结果一致，①说明农业科技进步是影响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粮食生产时空演变的重要因素。
3.市场需求方面
种粮经济效益比的系数为0.2973，对粮食生产集中度的影响效应与前面理论假设一致，具有正向作用，这说明当其他条件不变时，种粮经济效益比每提高1%，粮食生产集中度将提高0.2973%。肉类产量的系数为-0.0355，这与前面的理论假设一致，说明该变量对粮食生产集中度具有负向作用。因此可以判断，市场需求也是影响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粮食生产时空演变的又一重要因素。
4.区域经济特征方面
人均GDp和非农就业机会系数分别为-0.0894和-0.1158，这两个变量均验证了前面的理论假设，即当其他条件不变时，人均GDp和非农就业机会每提高1%，粮食生产集中度将分别下降0.0894%和0.1158%，这表明区域经济特征的差异也是影响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粮食生产时空演变的重要原因之一。
四、结论及讨论
本文综合运用生产集中度指数和空间计量经济分析方法对2000—2010年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粮食生产时空演变特征及其成因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到以下几点结论：
第一，从总体来看，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粮食生产由高效集约发展区涉及县（市）向滨湖控制开发带涉及县（市）集中和转移，后者成为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粮食生产的主产区域。
第二，从县域角度来看，新建、都昌、鄱阳、余干四县的粮食生产集中度上升较快，进贤、彭泽、樟树三县（市）粮食生产集中度也有一定程度上升，而其他18个县（市）粮食生产集中度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其中南昌、丰城两县（市）粮食生产集中度下降趋势比较明显，但粮食生产地位仍然占据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各县（市）前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