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村官的仕途篇1
子夏曰：“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
――《论语・子张篇》
素材明辨
“学而优则仕”，子夏这句话深远地影响了中国人几千年，它被历代读书人奉为金科玉律，而这又与隋唐以来的科举制度融为一体，逐渐地形成我们传统文化中重要的一个方面。“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读书进而做官，可以说是历代才子、智士实现人生价值的必经之途。
按照通常的解释，学习优秀了就去做官很好理解。那么前一句“做官优秀了就去读书”则多少有些说不通。既然读书是为了做官，何以做官又是为了读书?在汉朝的《说文解字》中，许慎解释道：“优：饶也。”而饶就是饱和、多余的意思。此外，在《说文解字注》中，段玉裁又解释道：是仕与士，皆事其事之谓也。”即“仕”等同于“事”，就是做事的意思。以上述解释为基础，子夏的话便可以理解为：“事情做好了，有余力就去学习。学习好了，有余力就去做事。”由此，我们便发掘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意味。
不论子夏的本意如何，这句话还是很深刻地反映出我们的传统文化中，学习和实践尤其是和做官的关系，知识分子和执政者的关系。这样一种关系，作为一种道德观念非常圆融地支配着人们的日常和社会生活。无论是士大夫还是君子的称谓，都鲜明地体现出这种不仅关涉个人修为，同时关涉面向黎民百姓心系天下的价值取向。也正是以这种深厚的儒家文化为背景，知识分子和执政者的两种不同的社会角色才得以融为一体，并促成了中华文明的发展、铸造了中华民族的辉煌。
素材拓展
最大博士群体在官场
日前在杭州召开的“2009年高等教育国际论坛”上，一向以直言著称的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再度语出惊人。纪宝成说：“中国最大的博士群体并不在高校，而是在官场!”据7解，官员凭借手中所掌握的各种资源，在博士考试中“脱颖而出”，甚至有的官员连正式的大学毕业学历都没有，却能一帆风顺摘得“博士帽”。举个最近的例子，据西南大学研究生部相关人士透露，重庆市的区县党政一把手中，大约有一半在该校攻读博士学位。
【视角】如果说为官一方，除了掌握地方民情、体察百姓疾苦，推行各项改革措施之余，需要官员加强学习，需要以更先进的知识和理念来提升执政能力，这种“由仕到学”不仅是正当的而且是必须的。然而，现实情况是，当前的“学”更多的只是求一个学历。其目的也多是为自己的晋升铺一块垫脚石。
教授需求一官半职
国内大学的现状难以让人乐观。申请项目、接待评审、归纳结题，科学研究的哪一个环节不充斥着对教授们公关能力、社交能力、人情世故能力的考验?只因为科研项目及其评价大权操控在管理部门手中，或被关系与门户左右，而恰恰缺少具有高度公信力的真正的学术评价。在国内大学，仅仅当教授是不行的，还得身兼一官半职才能如鱼得水左右逢源。流风所及，重要的科研课题往往都被大学官员领衔，各类资源也被掌控在官员手中，以至于出现某高校40多名教授竞聘一个处长的丑闻来。
【视角】在社会分工日益细化的今天，一个学者秉持住自己的操守。潜下心来专注于自己的研究，才会使我们离真正的学术更近一些，也才会给社会带来真正的益处。然而，热衷于谋求官场上的一席之地，这种“由学到仕”不仅反映出一些学者的急功近利，更反映出当前教育体制官僚化的恶劣影响。
大学生村官风起云涌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大学生“村官”从无到有，经历了迅速的发展。据《2009年度中国大学生“村官”发展报告》统计，到2008年底，全国在任大学生“村官”总数已达13万人以上，分布在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约80％的县与县级市。北京市实现了村村两名大学生村官。
【视角】大学生到农村任职，仅仅十年，这场“新知青运动”就已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或许，解决大学生就业困境的这一举措是不得已而为之，也尽管村官还算不得“仕”，但我们毕竟从中看到了“学而优则仕”的本来意味。
深度阐释
在市场化的今天，“学而优则仕”所代表的传统精神几乎沦落为权力和学术之间的某种交易。在这里面，我们既没有看到“知行合一”意义上的学仕关系，也很少看到“修身治天下”意义上的学仕关系。归根结底，传统儒家文化所主导的道德观念的衰落以及功利主义的盛行，让人们难以“在其位而谋其职”，让人们不仅难以在自己特定的岗位上有所坚守，更将人们的注意力引向其他可以带来利益的领域。我们用30年的时间完成了西方国家用200年才完成的现代社会转型，急剧的社会变迁难免会导致某些信念与秩序上的失衡。唯有更清醒地认识我们的处境，才能更好地推动社会的前进。
大学生村官的仕途篇2
关键词：《履园丛话》；谐谑；小说作品
中图分类号：i2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2）27—0023—01
作为清中期著名的杂俎类笔记，《履园丛话》中谐谑类小说作品数量非常可观，共54篇，集中于“笑柄”一卷，主要运用隐语、移植、戏拟等手法，以幽默的文风，描写文人、官吏及市民间调笑谐谑之余，揭露了八股取士的种种弊端及封建官僚制度的黑暗腐朽，具有很强的社会意义。
所谓“隐语”，即“遁辞以隐意，橘譬以指事也”，也就是言在此而意在彼，通过比喻、借代、双关等手法来暗示对方。《履园丛话》此类作品主要运用双关手法，这类作品主要有《太无窍》、《但顾姨姨》、《打兔子》、《酱》等。《太无窍》写曾仕朱明后仕清的吴梅村点《烂柯山》一戏，本想借梨园人之口戏谑南垣，未料梨园人将“张”改为“李”，由此得“此伶甚有窍”的夸赞，后戏词中“姓朱的，有甚亏负你”一句无心之语却被南垣借机还击“此伶太无窍矣”，将梅村失节一事暗喻其中，以至梅村为之逃席，真可谓“偷鸡不成蚀把米”，不禁让人发笑；《但顾姨姨》写黄蛟起续娶前妻之妹，而与兄弟不和，恰遇试题“兄弟怡怡”，吴承濂借机嘲讽其“子毋但顾怡怡，忘却兄弟也”，只眷恋与小姨间夫妻之情而忘兄弟手足之谊。
戏拟指“通过某种形式的模仿，以引起谐谑的效果”，沃克利《走向表现主义的美学》认为戏拟即“使用他人语言的能力，类似于用表面上似乎是在表达另一种意思或什么也未表达的语言，来表达你的意思的能力。”《陋吏铭》为少年仿刘禹锡《陋室铭》而作，“斯虽陋吏，惟利是馨。丝圆堆案白，色减入枰青。谈笑有场商，往来皆灶丁。无须调鹤琴，不离经。无刑钱之聒耳，有酒色之劳形。”在幽默风趣的文字描述下，将清朝捐官之人，尤其是盐场大使唯利是图、不务正事、混迹官场、乐享酒色的腐败生活刻画地淋漓精致，同时也活化出了封建官吏蝇营狗苟的丑恶面目，发人深思。
移植，就是将语句脱离其原有的语境，放到作者所设定的特定语言环境，或望文生义，或断章取义，以达到谐谑的效果的表达方式。《五两轻》写某监察眷恋一优伶，连袂接枕五六晚而只赏了五金，优伶觉太少而不悦，一客人借王维“愁看北渚三湘远，恶说南风五两轻”加以调戏，将对友人的送别之情移花接木到伶人的赏赐上，实让人忍俊不禁。
在隐语、戏拟、移植的表现手法下，钱泳通过谐谑类小说作品从侧面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现实生活。首先，揭露了八股取士的种种弊端。《出题》写彭文勤公出题巧思，考四学时，恰有一戏称“王二麻子”者，彭公随即以“王二麻子”命题；又一日命题为“洋洋乎”、“又洋洋乎”、“又洋洋乎”、“少则洋洋乎”，出题异类，让人摸不着头脑；考官出奇，而考生中也不乏自铸典故蒙混之流，《两槐夹井》就写一秀才岁试前偶见道旁有两槐树，中间夹有一井，便决定用此“典故”。成绩公布，竟然列居高等，让人唏嘘。八股取士虽给平民布衣提供了步入仕途的跳板，但其考题出奇求新、生僻陌生，考生为功名而读书，社会风气为之一变，此处种种对八股取士的讽刺可谓入目三分。
其次，反映了当时的捐官之滥。清朝前期开始，入仕只有科举、荫典、劳绩和捐纳四种途径，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载“舍此四途之外，虽以宰相之力欲安置一人于部院不能也”。至清朝中期，捐官甚厉，《清代全史》载“乾隆朝每年捐纳收入上百万至数百万。嘉庆朝国库空虚，财政拮据，朝廷多赖捐纳弥补国家开支，捐纳在户部收入的比重迅速上升”，捐官之滥使官吏素质整体下降，能力不高，惹出众多笑话。《张都转诗》写张映玑捐官为两浙都转盐运使，有老妇来状告自己的丈夫在外令置别室，张映玑竟正色曰“我是卖盐官，不管你吃醋”，引的“合市大笑”，清廷官吏素质之低，让人汗颜。《戏言》中“吾长子才庸而糊涂，故使其出仕，次子才敏而练达，故使其治家”的评论，更是一针见血地揭露了封建官吏的糊涂和无能。
最后，展现了封建官场的黑暗没落。《交相拍手》写一少年无赖封翁，整日置身，后充作何标兵，恰同族人文恭王奉命勘察南河工程，封翁故意捧茶进帐，文恭王待之恭敬，并向人引荐曰“此余族兄”。正因这次引荐，封翁屡次擢升，“至瓜州守备，而涤圃亦中乡榜，历官至长芦都转运使”，并寡廉鲜耻地向妻子炫耀“若出山，珊瑚顶、孔雀翎有何难哉？”，众儒生几十年的寒窗苦读未必能换来些许功名，而少年无赖却因族兄的一个引荐而仕途显达，将清中叶政治的腐败，亲属的荫庇，及虚荣浮夸、趋权豪势的世风进行了无情地揭露和鞭挞。
此外，《履园丛话》中也单纯记载了一些文人、官吏、市民间的调笑谐谑之事，语言幽默风趣，引人发笑。《喜对》写牛太守的儿子娶媳妇，纪晓岚送喜对作为贺礼，“绣阁团员同望月，香闺静好对弹琴”，巧借“对牛弹琴”的成语将牛家父子调笑了一把；《性畏蟢子》、《牡丹亭脚色》、《平上去入》等都属此类谐谑作品，其幽默含蓄的语言实让人开怀一笑。
大学生村官的仕途篇3
我叫**，**省**市**县人，于xx年10月被**市组织部选聘为**县**镇**村的党总支副书记。在任职的半年里我虚心向领导和农民朋友学习，定期下乡进户了解民情和百姓的所思所想，并把情况反馈给乡政府，同时自己也尽力去帮助他们。
在村官的岗位上，我工作之余经常反思自己应当如何做才能更好，沉思自己以后给怎么做。年轻人吗，一定要敢想、多想，只有想到了，思想才会支配自己去做，去实现。
在村官岗位上工作了几个月，我的感触很多，并形成了自己的一些观点和看法：
一、“大学生村官”政策的连续性。
大学生村官”是新时代，社会的特殊产物，通过在个别地区的推广，大都取的了可喜效果。农村的小康建设需要这个群体的加入，但必须是源源不断的加入，才可以取的长效的发展和巨大的成绩。如果“大学生村官”政策只是为了解决目前严峻的就业压力的临时措施的话，我断定“大学生村官”会昙花一现成为政治的牺牲品，所以希望社会各界建议党和政府长期的推行“大学生村官”政策。
二、“大学生村官”就是农村的官。
大学生村官既然选择了到农村，就应当尊重自己的选择。不要老想着找个机会、找个关系，调到某个机关。农村工作苦、难是事实，但只有在这种环境下长期磨砺，你才可以快速的向上发展，进入仕途平步青云。在农村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一个优秀的村官，xx县长的位置上也游刃有余”，再从国家最近提用干部的标准看明确加了一条“是否有基层工作经验”或者硬性要求“在基层工作多少多少年”，因此大学生村官在农村工作一定会大有作为的，我们一定要摆正心态专心做好村官。
三、大学生村官要善于表现自己。
不要总想着“是金子就会发光”的长理思维，俗话的好“千里马常有，伯乐可不长出现”，特别是在农村我们一定要善于表现自己，推销自己，让自己锋芒毕露，用能力征服一切，以尽快的融入班子、融入农村。
四、大学生村官的前途。
大学生村官的仕途篇4
关键词：陶渊明人伦之乐家庭情结父亲情怀
陶渊明整天游山逍遥，饮酒为乐，不理人世纷争，不虑人间忧愁，他似乎是一个远离人群人情的世外高人。事实上，陶渊明却是个很“依赖”人伦亲情、邻里之乐的人。《杂诗八首》其四说：“丈夫志四海，我愿不知老。亲戚共一处，子孙还相报。”陶渊明不像其他人一般志在四海，他只希望与亲戚和睦相处，子孙满堂，家庭美满，其乐融融。也就是说，在陶渊明的价值观中，看重的是家庭和亲友，并不是功名利禄。由此可见，陶渊明的隐士生活并不是绝对的与外隔绝，而是居于田园之间享受温暖灵魂的人伦之乐。
一.夫唱妇随之乐
“夫唱妇随”被传统认为是夫妻志同道合的标志。陶渊明两次娶妻，《怨诗楚调时庞主簿邓治中》说：“弱冠逢世阻，始室丧其偏。”表示他三十岁时丧妻。关于他的后妻瞿氏的记载，略见于《宋书》本传：“（渊明）为彭泽令，公田悉令吏播秫稻，妻子固请种p，乃使二顷五十亩种秫，五十亩种p。”《南史》多出以下数句：“其妻瞿氏，志趣亦同，能安苦节，夫耕于前，妻锄于后云。”考渊明诗，可知那位后世记载的与陶渊明有相同志向，并且安贫乐道的妻子就是他的后妻瞿氏。
陶渊明珍爱着这个家，在清贫中享受着亲情和天伦之乐，这与瞿氏与他的志同道合也有着莫大的联系。从陶渊明的诗文分析，他几次出仕最主要的原因都是迫于生活的无奈，为了家庭他几次忍辱负重，违背素志出仕。《归去来兮辞》序：“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瓶无储粒，生生所资，未见其术。”可知，陶渊明生活艰辛，温饱堪忧。但是即使如此，他的妻子瞿氏都没有因此逼他出仕，反而充分理解他。陶渊明在仕途前后总共十年左右，期间忽而仕，忽而隐，每次时间都不长，在仕与隐的矛盾中痛苦和徘徊。当他辞去彭泽令，彻底告别仕途，走上坚持隐居的道路时，他的妻子瞿氏也没有因为生活的窘迫而反对他的隐居。据宋朝人王质所写的《粟里谱》说，瞿氏出于瞿汤家，瞿汤一家是世代相传的隐士，所以从这样的一个家庭中出来的女儿，应当比其他人更能理解、习惯陶渊明。要知道，在全家老小穷得连饭都吃不上的时候，丈夫能出去挣钱却屡屡拒绝，作为妻子的能够不反对丈夫的隐居，不逼迫丈夫出仕，做到如此的确很困难。所以，不得不说，陶渊明的续妻是一位贤妻，她的理解是陶渊明依恋人伦之乐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乡邻桑麻共饮之乐
陶渊明归田之后很大的情感满足，是他始终处于一种和睦、温暖的人际关系中。他不但有“稚子侯门，童仆欢迎”的家庭;有知其贫穷，常置酒招之的亲旧;更有“披草共往来”的乡人和具有渊博知识和较高文化素养的邻人。他移居南村之举最能说明这一点，他早就存有移居的念头，并不是为了选择好的处所，而是“昔欲居南村，非为卜其宅。闻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怀此颇有年，今日从兹役。”因为“邻曲时时来，抗言谈在昔。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移居》）因为邻居以往就志趣相近，审美情趣也接近，可以共谈情谊，共赏奇文。陶渊明本身心性真纯淡泊，因此他非常乐意与和他一样的“素心人”结邻。《移居》二首，真实地写出了他与“素心人”亲密交往的情景。农村这种自由自在两无嫌猜的生活是充满狡诈险恶的官场所没有的，因此也就更容易与他们结交，才有了：“相思则披衣，言笑无厌时”的温馨画面。诗中洋溢着与邻居们相谈甚欢共同劳作之趣。
陶渊明与邻里之间的交往十分亲密。他曾为和他做了一阵邻居的殷隐作诗送别，在此诗中说：你我游乐交好时间并不是很长，一见面就感到彼此相知，把恳切关心的感情全部倾注在对方身上。经过两夜的对话，更感觉情意相投。后又写道：像你这样出色的人不应该安于田园，在江湖隐居的多是我这样的贫贱之人。如果有经过这里的方便，想必您会来问候老朋友。言语之间，无不流露出对好友的惜别之情，更加表现出陶渊明珍惜这样难得的好友之情。隐居在田间时，他也经常在劳动时和邻居披草来往，互相交流，互相帮助，“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平日里也时常饮酒欢聚。有时是陶渊明请客“只鸡招近局”，“斗酒聚比邻”，有时候则是邻居带酒主动上门，“古人赏我趣，挈壶相与至”。这些与邻里之间交往的种种，都能看出陶渊明在田园之间依赖人伦之乐的思想感情，对于他来讲，友人并不只是百无聊赖时陪伴在侧的人，还是能在他彻底告别仕途心灰意冷时给予他安稳却又温暖的生活的人。
三.父子亲情之乐
比起夫妻之情、邻里之情，陶渊明看重人伦亲情更体现在他对儿子的循循教导和无限爱怜之中。陶渊明的两任妻子共为他生了五个儿子，而陶渊明绝对是一位慈爱的父亲，他十分疼爱自己的孩子。从《和郭主簿二首》其一中：“弱子戏我侧，学语未成音。此事真复乐，聊用忘华簪。”可以看出他享受孩童绕膝的乐趣，孩子刚刚开始学说话的声音可以让他不在乎荣华富贵、高官贵职。《酬刘柴桑》中“今我不为乐，知有来岁不？命室携童弱，良日登远游。”可以表现出他想在不多的生命里和孩子出游享乐，利用时间好好陪伴孩子。陶渊明的生活态度可以用一副对联来概括：“有子万事足，无官一身轻。”虽然有子相伴，然而他确实快乐并痛苦着的，他常自责没有解决根本的生计问题，加之“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的粗疏的营生之计，致使子俨等辈“每役柴水之劳”，陶渊明对儿子们的愧疚之情由此可见，也可以看出他为人父的责任与真情。
陶渊明血浓于水的父子之情还表现在他对儿子的教育之中。他非常重视对孩子的教育，这种教育并不局限于对孩子功课上的监督，更注重的是对孩子人格的培养。他以成人的阅历告诫其子“福不虚至，祸亦易来”，《命子》以恢弘之气述先祖德业，希望子俨能光大祖业，虽然陶渊明有愿子光大之心，但是并不苛责孩子，而是以谆谆告诫显情深，但是又委之天运，不愿意将自己的意念强加在儿子身上。而《责子》中，并没有“责”之意虽然儿子们不好纸笔，但是陶渊明依旧持“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的豁然态度，任由其自然发展，不强求不苛责，始终以平和的心态、豁达的态度面对人生，也表现了陶渊明的慈父形象。
在历史上，陶渊明就是一个知名的隐士。{嵘在《诗品》中说他是一个“隐逸诗人”，鲁迅也说他是一个“赫赫有名的大隐”，他的好友颜延之写的《陶征士诔》，称他是“南岳之幽居者也”。“道不偶物，弃官从好。虽乃解体世纷，结至区外，定迹深栖，于是乎远。”这是对他归隐原因和隐居志趣的概括。陶渊明不愿理凡世琐事，留恋平凡朴素的田园生活，但是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并不是过着真正的与外隔绝的隐居生活，牵引他的还有他身边充满温情的人伦关系，他的诗文中展现的是他世俗温情的一面，并不是不食人间烟火。我们不难看出一个对世俗亲情充满无限渴望、甘于平凡生活的田园诗人形象。正是这些让人无法割舍的人伦之乐，成为陶渊明情感的牵引，也使陶渊明的魅力显示出超越时空的力量。
参考文献
1.李锦全著.《陶潜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大学生村官的仕途篇5
论文摘要：“文变染乎性情，兴废系乎时序。”文学作品因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变化。诚然，靖康之乱这种天翻地覆的大变动震惊了诗人，使陈与义的诗歌风格发生了变化，诗人人格理想追求的主导方向发生了变化，进而使其诗歌前后阶段呈现出不同的创作风貌。
陈与义是两宋之交著名的诗人，江西诗派的“一祖三宗”之一，其诗歌以靖康剧变为界呈现出不同的风格特征。前期多简淡平远之作，后期多呈现雄浑悲壮的艺术风格。对于陈与义前后期诗歌风格转变的原因，论者多归于靖康之乱。而由于他人格理想的变化导致其诗风的变化则论之很少，笔者试论之。
北宋初期“重文抑武”的政策以及相对稳定的政治经济环境促使宋代士人独具特色的精神人格的形成。“宋代士人，准确地说是仁宗朝以后的士人，不仅从传统的儒家文化中承继了基本的人格精神，而且广采博取，于老庄佛释中大量汲取了精神营养，从而建构起一种新型的人格结构”。 ②这种人格结构是“融进与退、仕与隐、以天下为己任与个体心灵的自由超越于一体，……即使在仕途遭遇较大挫折，亦不轻言退隐；即使仕途极为顺遂通达，也不得意忘形，任意而为，在穷困潦倒之时能关心社稷苍生并保持心气平和，在官运亨通之时又能存留一颗平常之心——这就是宋代士人所追求与向往的人格理想。”③也即在宋代士人的人格理想中，既有积极进取，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性的主体精神，又有追求心灵自由，向往和平愉悦的个体性精神。这二维人格结构不是对立的，而是同时存在，只不过由于外界环境的变化，一个方面占主导而另一方面退居次要位置罢了。
陈与义是宋代士人的一分子，也具有此种人格理想，而此种二维人格理想在陈与义身上体现的特别明显。以靖康为界，其人格理想的追求的侧重点、主导方向不同。靖康之乱前期，陈与义生活相对较为优越，曾“少年争名翰墨场”（《感怀》④），有过对功名仕途的追求。曾有“昔我同年友，壮志各南溟”（《杂书示陈国佐胡元茂四首》）的少年壮志，有过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性人格理想的追求。但是他初涉仕途，官卑位低，仕途不畅，因此诗歌中抒发自己怀才不遇的苦闷。但是宋代士人进中能退，仕中能隐，此时诗人人格理想的另一维度——追求心灵自由、和平愉悦的个体性精神的人格理想占了上峰。他耽于诗中，以诗为乐：“诗中有味甜如蜜，佳处一哦三鼓腹”（《三虀》），“书生得句胜得官”（《送王周士赴发运私属官》）。其诗歌题材多题画、写景、咏物、酬唱赠答之作，抒发自己的闲情逸致、寄情山水之乐。其诗歌主要呈现出清新明丽、简淡平远的风貌。这方面的作品很多，如《襄邑道中》、《清明二绝》等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大学生村官的仕途篇6
关键词：陶渊明回归故园生命尊严人生价值
陶渊明（365—427），字元亮，一说，名潜，字渊明，故园在浔阳柴桑（今江西省九江市），他高洁脱俗，热爱生活，是我国东晋时期的大诗人。
陶渊明的诗歌平淡自然，朱熹说：“渊明诗所以为高，正在不待安排，胸中自然流出。[1]”姜夔说：“陶渊明天资既高，趣诣又远，故其诗散而庄，澹而腴。[2]”陶渊明的诗歌具有很高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故而陶渊明及其诗歌在我国文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渊明在文学创作上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他的诗具有极高的造诣，对后代文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在彭泽县令任上八十余日，因厌恶官场污浊，便辞官回归故园，之后他不再外出做官。他回归故园有助于他的创作，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正确的选择。
陶渊明少有壮志，欲“大济苍生”[3]，出仕后，他对腐败现实有了清楚的认识，自知在官场折腾，即使耗尽生命，也不能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不如早还家，他高瞻远瞩，他回归故园的选择是果断的、正确的。渊明生活在东晋，那时反动的门阀制度阻碍着庶族寒门才子的仕途的发展，他的祖父虽做过晋朝高官，但他不属仕族，到陶渊明时代，其家世没落，他的成长没有有利的政治资本。陶渊明二十九岁出仕，目睹了官场的腐败，自己工作经常必须降身辱志，他自知自己的政治理想得不到实现，不可能实现。他没有在官场浑浑噩噩，苟且偷生，苟延残喘，昏天黑地，不知东西，厮混歌楼，以待终老。他是成熟的、清醒的、冷静的，他是成熟的思想家，更是勇敢的实干家，他追寻着他的理想的天地，他追寻着生命的美妙状态，他向往着生命的美丽境界，他向着自己心仪的田园眺望、走去，没有回头！他看清了，看透了，他走的脚步是那样沉稳、坚定！渊明回归故园是对自由、平等的呐喊，是对生存权力的呼唤，是对安和的生命状态的维护，是对幸福勇敢的寻觅！
陶渊明热爱故乡，向往田园。他崇尚自然，钟爱田园，厌倦官场生活，“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尝从人事，皆口服自役。于是怅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4]。他对自己回归故园这样评述的：“悟以往之不鉴，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之未远，觉今是而昨非。[5]”他回乡的心情是那样的舒畅：“舟遥遥以轻飏，风飘飘而吹衣。[6]”他没有了那种媚颜屈志之态，没有了那种逢迎拍马之举，他通体畅达。他步态悠然从容，时而驻足，赏脱俗的松菊，时而眺望，看悠悠的云朵，归巢的鸟儿，西边落山的红太阳。他的生命和故乡的草木、泥土、房舍、山水最亲密，他和它们是久别的朋友。他和故乡的农人最亲切，他感到故乡是那样的祥和，自己在故园是那样的自在。他看到故乡，就听到了自己的心在加速的跳，他是故乡的一部分。他回到了故乡的怀抱，也听到了故乡的脉搏跳动的声音，他熟悉那种旋律，他熟悉那个画卷，“既窈窕以寻壑，亦崎岖而经丘。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7]渊明是故乡的孩子，故乡有山有水，有茂密的高大的绿树，有各种鲜艳的花朵，更有纯朴而美好的乡情。故乡是他向往的美丽的地方，是他圣洁的故园。
故园是陶渊明永远愿意停泊的港湾，故园是他最可靠的依傍。东晋时期政治极端腐败，政局动荡，在这样的政治大环境中，宦海多恶浪，仕途多风险，许多有识之士不愿做官，社会隐逸风气很甚，陶渊明早年便有归隐之思，之后，渊明奔波于社会，他看过不少政治阴谋，看过不少动乱、战乱，看过不少专横跋扈的跳梁小丑，他不想与统治者合作，不愿做官，他选择归隐山水，投入大自然的怀抱，与自然山水为伴，隐居田园。为了给自己的生命寻找一个安宁的天地，陶渊明踏上了回归故园的征程。
回归故园，是陶渊明正确的选择，是他对自己的尊重，是他对自己尊严的维护。笔者欣赏他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气概，他辞官归田，维护了他的尊严，能让他生命之树的根基更加稳固，能让他的生命之树更加挺拔、茁壮，他用舍弃彭泽县令的方式保全自己生命的正确的发展方向，这是伟丈夫的举动，“因事顺心”[8]，他清楚自己的为人，尊重自己的生命。陶渊明站得直，他通体舒畅自如，他让自己的生命处在健康的阳光的状态下，不摇尾乞怜，不委曲求全，他认识到了自己的生命是重要的，认识到坚守自己的高贵人格，维护自己的尊严，对于生命的健康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他追寻这样的生活，“怀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9]在东晋时期，凭自己的家族关系，凭自己的才学，能当上个彭泽县令，可能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事，可能很多人竭尽逢迎献媚之能事，想取得个一官半职，以得“公田之利”，很多人钻进官场，丑态百出，鱼肉百姓，坑害良民。而陶渊明把一个堂堂的彭泽县令官位抛弃了，回归故里，这需要多大的勇气，这是何等的气魄！这充分说明他无意于搜刮民脂民膏，无意于在百姓门前耀武扬威，无意于依官仗势，欺辱乡里。陶渊明的志趣不在升官发財，他不要去做官，而要去做民，他清楚自己需要什么，不需要什么，他清楚自己那时最适合走什么路，他更清楚走什么路最能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他目光远大，他的举动被一代一代的后来者钦佩、崇拜，“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10]展示了渊明对自由生活的追求，对独立人格的捍卫！
陶渊明回归故园，成就了“陶渊明”的形象。他喜欢文学创作，所以他回故乡了，因为他的故园是一个诗的王国。他徜徉在故园的小径上，沉醉在大自然的美景中，在那里他采撷到了许多动人的诗篇，他用诗文表现他的生活情趣，人生感悟，生活追求，生存哲学，社会理想，他写故园的景色：“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11]“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12]他写田地里生机勃勃的新苗：“有风自南，翼彼新苗。”[13]“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14]他写自己亲自参加劳动的情景：“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15]他写农余之时与朋友的真诚的友谊：“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农务各自归，闲暇辄相思。相思则披衣，言笑无厌时。”[16]“邻曲时时来，抗言谈在昔。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17]他赞美自然之美，劳动之美，友谊之美，他歌唱平等、快乐、温馨的美好生活。《归去来兮辞（并序）》、《归园田居》、《移居》、《饮酒》、《读山海经》、《咏荆轲》、《桃花园诗并序》等名篇都是陶渊明归田之后所作，他勤奋地耕耘在自己广阔的诗歌天地里，收获到了丰硕的果实，实现了自己的人生追求和人生价值，他美髯飘拂，诗情满怀，行走在长满青青草的乡村小路上。
陶渊明从官场走向田园，完成了从官吏到百姓的角色的转变。陶渊明一个出色的果断的转身，完成了他人生发展的宝贵的转折。陶渊明回归故园，走向了属于他的瑰丽、圣洁的文学殿堂。
注释：
[1][2]课程教材研究所，中学语文课程教材研究开发中心：《普通高中语文（教师教学用书）》，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50页。
[3][10][15]游国恩，王起，萧涤非，季镇淮，费振刚：《中国文学史（一）》，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77页，第279页，第283页。
[4][5][6][7][8][9][11][12][14][16][17]朱东润：《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上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97页，第198页，第327页，第335页，第333页，第331页。
大学生村官的仕途篇7
关键词：陶渊明；归隐；主观原因；客观原因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2）35-0197-03
陶渊明（公元365年—427年）是东晋时期的著名诗人，也是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人物，被誉为中国隐士文化的代表。他的这种地位得到了同代人和后代的一致公认。他的好友颜延长在《陶征士诔》中称他为“南岳之幽居者”。钟嵘在《诗品》中称其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莲社高贤传》把他描述为：“居浔阳紫桑，与周续之，刘遗民，并不应辟命，世号浔阳三隐。”《晋书》、《宋书》、《南史》的《隐逸传》中，他的名字也赫然在列。鲁迅先生更是誉其为“中国赫赫有名的大隐”[1]198。
归隐田园构成了陶渊明人生中的一个重要阶段。他自四十一岁辞去彭州县令，归耕田园，至六十三岁去世，未再涉仕途，近半生过着隐居生活。他的归隐对于中国文人和文学都产生了深远影响，他“不能为五斗米折腰”的精神成为“中国士大夫精神上的一个归宿。”[2]84而他在此期间创作的大量田园诗歌使他成为田园诗歌的开创者。
然而，陶渊明并不是一个真正甘于贫贱寂寞、没有人生理想和政治追求的彻底彻尾的“隐逸”。他从二十九岁开始进入仕途，到四十一岁永久隐退，期间四次做官四次退隐（也有的说他五次出仕）。而且其在辞官后的二十多年里，并没有两耳不闻窗外事，而是“仍然结庐在人境，执著于人际的是非，挂怀于人间的冷暖”[3]107。他在归隐后，心理依然充满矛盾[1]205。因此，弄清陶渊明归隐的原因成为陶渊明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这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其生活的时代，而且对于把握陶渊明的思想和欣赏其作品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陶渊明的归隐既有个人主观原因，也有社会时代的客观因素。从个人原因来说，他的个性、所接受的思想、独特的个人经历都对他产生了重要影响。从客观上而言，险恶的政治环境使他觉得难以适应并对政治产生了厌恶。正是这两方面的相互作用，才导致陶渊明最终决定辞官归隐。
一、主观原因
（一）幽远的性格：“性本爱丘山”
陶渊明自幼酷爱大自然，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他对大自然的喜爱与小时候的生活环境密切相关。他的青少年时代是在浔阳紫桑度过的。紫桑在今九江西南，南面庐山，北依长江，境内山拥千峰，江环九派，上水龙形，奇秀甲于天下。优美的自然山水铸就了他“爱丘山”的性格[4]13。一些传说也验证了陶渊明放情自然、酷爱真性的性格。据朱熹《朱子语类》记载，陶渊明家居上京时，常常饮酒，醉后就到山前眠卧：“庐山有渊明古迹处，曰上京……江中有一盘石，石上有迹，云渊明醉卧其上，渊明名醉石。”[5]135他对自然山水的真心热爱，生动地体现在他赞美农村田园的诗歌中。在《与子俨等疏》中，他写道：“见树木交荫，时鸟变声，亦复欢然有喜。常言：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在《归田园居》组诗中，他更是把自己辞去官职回归大自然比作“羁鸟恋旧林”，而他对自然山水的热爱之情溢于言表：“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诗人满怀激情地赞美美好的田园生活：“野外罕人事，穷巷寡轮鞅。白日掩荆扉，对酒绝尘想。时复墟曲人，披草共来往.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桑麻日已长，我土日已广。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甚至在他身羁仕途时，他仍心念山居，家乡的一草一木经常在脑海浮现，勾起甜蜜的回忆：“目倦川涂异，心念山泽居。”尤其是当他遇到困难时，对田园的思念就更加迫切：“自古叹行役，我今始知之！山川一何旷，巽坎难与期。崩浪聒天响，长风无息时。久游恋所生，如何淹在兹。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当年讵有几，纵心复何疑！”（《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总之，向往大自然是他的天性，他最终回归大自然也就在常理之中。
（二）耿介的品格：“性刚才拙，与物多忤”
陶渊明最终选择归隐，还与他耿介的品格密切相关。陶渊明所处的特定自然环境、出身家庭条件和个人所受教养，自幼铸就了他正直的性格。“他要光明磊落地做人，不会投机钻营，也不愿阿谀奉承。”[4]15他声称自己“性刚才拙，与物多忤”（《与子俨等疏》）。他在许多文章中都表露了自己的这种个性。在《五柳先生传》中，他写道：“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赞曰：黔娄之妻有言：‘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从这自传中，我们可以看到，陶渊明尽管身处困境，但并不在意，而是写文赋诗以明己志。他这种固穷守志的耿介品格在《咏贫士七首》中得到进一步阐述。其中一首写道：“万族各有托，孤云独无依。暧暧空中灭，何时见馀晖。朝霞开宿雾，众鸟相与飞。迟迟出林翮，未夕复来归。量力守故辙，岂不寒与饥？知音苟不存，已矣何所悲。”在这首诗中，他表示，即使没有知音也仍然固穷守志，坚持个人节操又何必伤悲。在第四首中，他更是描述了一个穷到极点但对高官厚禄毫不动心的仁人志士：“安贫守贱者，自古有黔娄。好爵吾不荣，厚馈吾不酬。一旦寿命尽，弊服仍不周。岂不知其极，非道故无忧。从来将千载，未复见斯俦。朝与仁义生，夕死复何求。”因此，当他的这种秉性与黑暗龌浊的官场无法调和、不能相融时，他不愿苟且偷生、委曲求全，而是断然辞去了官职，宁愿过贫困潦倒的农耕生活。在《归去来兮辞》中，陶渊明也对此作了明确说明：“及少日，眷然有归欤之情。何则？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尝从人事，皆口腹自役；于是怅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
（三）思想影响
陶渊明所接受的思想也对他的归隐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他在《命子》和《五柳先生传》里已经表露出对乱世多隐士这一历史现实的洞察：“纷纷战国，漠漠衰周，凤隐于林，幽人在丘。”他深受当时流行的老庄之学的影响。老子主张万物“复归于朴”，追求率真自然；庄子也主张“天道无为而自然”[6]73。对于道家来说，隐逸，除了躲避社会动乱，还有就是因不满现实黑暗的政治而在行动上采取的一种消极抗议；同时还具有本身内在的价值，即追求一种人生的解脱和精神上的自由。庄子隐逸思想的核心就在于解脱，讲究“无功、无名、无己”，追求精神上的无拘无束，主张把自己从小我中解脱出来，与生生不息的宇宙大我融为一体。受其影响，陶渊明也非常注重精神上的超脱自由，把质朴自然视为人生理想的终极目标。儒家强调上古大同的世界学说和人身道德修养的理论也产生了很大影响。他在《时运》篇中表达了对孔子的羡慕，把“东鲁春风”的安谧生活与自己身边的农村世界融为一体，组成一个与乱世相对立的安静平和的小世界。此外，古代隐逸高士，如传说中的许山、务光，殷周之际的伯夷、叔齐，秦汉之间的商山四皓，都成为陶渊明树立了榜样。这些隐士对他的影响在《咏贫士》中清晰可见[7]127。
二、客观原因
陶渊明是一个从小具有远大理想和抱负的人：“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谁言行游近？张掖至幽州。”（《拟古》之八）他的家族历史、他的处境、他的才智、他所处的时代等因素都促使他想有所作为。他希望“进德修业，将以及时。如彼稷契，孰不愿之？”（《读史述九章》）为此，他多次步入仕途：起为州祭，又做桓玄官吏，再做刘裕镇军参军，刘敬宣建威参军等。他的多次隐退，在很大程度上来说是客观因素作用的结果。
（一）险恶的现实政治
出身官宦之家的陶渊明曾是一个具有雄心壮志的血性青年，“大济于苍生”是他早期的一种理想。为此，他曾经三次为官。他在二十九岁时（东晋孝武帝太元十八年，即393年）开始出来做官，任职将州祭酒，但不久就因“不堪吏职”而“自解归”。晋安帝隆安三年（399年）他第二次出仕，在桓玄手下做官。这次做官时间也不长，到隆安五年（401年）便生母孟氏辞世为借口辞去官职。晋安帝元兴三年（404年）他第三次出仕，先后担任刘裕的镇军参军、刘敬宣的参军、彭泽令，但不久借同父异母妹程氏去世的机会“自免去职”。他一次次满怀希望出山，但又一次次失望而归：“延目识南岭，空叹将焉如！”“自古叹行役，我今始知之！”（《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
陶渊明最终决定弃政归隐有各种客观因素，其中最重要的是当时险恶的政治现实。他生活在一个黑暗专制、充满着战乱与血污的时代。当时，南北分裂，北方是“五胡十六国”，西北少数民族贵族在中原一带割据混战，并不断对南方进行骚扰。而东晋政权极其黑暗，世毫家族把持政权，大肆兼并土地，占山封水，对人民进行残酷压榨，使人民生活极度贫困，农民起义频繁，直接威胁当官为宦者的人身安全。东晋政权内部尔虞我诈、互相倾轧，不停地发生争权夺利的斗争，朝败，民不聊生。尤其是东汉后期开始，政治局势越来越险恶：无休止的流血事件，不间断的混战，王朝内部频繁的政治更替（桓玄篡夺，刘裕继起弑逆）。这种激烈动荡的社会给人们生命财产带来了极大损失，甚至不少文人倒在血泊之中。他在《感人不遇赋》中表达了对恐遭不测的忧虑和担心：“世流浪而遂徂，物群分以相形，密网裁而鱼骇，宏罗制而鸟惊。彼达人之善觉，乃逃禄而归耕。山嶷嶷而怀影，川汪汪而藏声……宁固穷以济意，不委曲而累己。”
（二）等级森严的取士制度
如前所述，陶渊明与许多热血青年一样，是一个壮志凌云、具有宏大抱负的人：“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拟古》）。他对未来充满幻想，希望在有生之年做一番事业。“面对着当时国家的不能统一、人民生活不能安定，又目睹着偏安江左的东晋朝廷内部的昏聩和混乱，他曾一度有着很大的建功报国志向。”[5]41他从小“师圣人之遗书”（《感士不遇赋》），儒家“用世”和济世安民的思想对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不仅如此，他比普通青年有更大的从政优势。他出身名将之后，祖辈尤其是曾祖父陶侃曾为国家统一和政局稳定所作出过重大贡献。他在《命子》中对曾祖父在国家需要时建功立业、而功成之后便隐身告退的做法大加赞赏：“功遂辞归，临宠不忒。孰谓斯心，而近可得？”其后家族代代做官。尽管他的父亲失去了官职，但他的祖父陶茂的兄弟辈中有好几支仍承袭着朝廷官职。然而，当时的政治体制又使陶渊明对自己的仕途倍感失望。东晋时期所承袭的“九品中正”取士制度，是一种等级森严的制度，世族子弟把持高官厚禄，而庶族子弟只能做州县小吏，形成了一种“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格局，门阀之风特盛、士庶之别极严，直接影响到下层人士进入上品、施展才能抱负、实现治国安天下的愿望。陶渊明是一个出身于没落官僚家庭的知识分子。他八岁时死了父亲，家境破败，只能属于庶族地主阶级。他年近三十才迟迟进入官场，而且官职相当卑微。他的失望之情在《饮酒》之十九中表露无遗：“畴昔苦长饥，投耒去学仕。将养不得节，冻馁固缠己。是时向立年，志意多所耻。”到了后来，他对仕途已经不抱多大希望，虽然人在朝政但心在田园：“时来苟冥会，宛辔憩通衢。投策命晨装，暂与园田疏。”（《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等他出任彭泽县令时，已经不再是出于抱负，而只是生计所迫不得已而为之事：“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瓶无储粟，遂见用于小邑。于时风波未静，心惮远役。彭泽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为酒，故便求之。及少日，眷然有归欤之情。何则？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尝从人事，皆口腹自役；于是怅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犹望一稔，当敛裳宵逝。寻程氏妹丧于武昌，情在骏奔，自免去职。仲秋至冬，在官八十余日。因事顺心，命篇曰《归去来兮》。乙巳岁十一月也。”（《归去来兮辞》序）
三、结语
才华横溢的陶渊明怀着“大济于苍生”的宏愿多次进入朝政，又多次回归自然，这样三番五次的反复说明了他在矛盾复杂的心情。他在朝中从政时，不时想起田园，而回归田园后，又于心不甘：“已矣乎！寓形宇内复几时，曷不委心任去留？胡为乎遑遑欲何之？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怀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归去来兮辞》）文中多处设问，依稀可见其矛盾心态。其个中原因，如上所述，是非常复杂的，既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因素。正是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导致他最终选择弃官归田。这种复杂性也反映了陶渊明思想的复杂性。因此，陶渊明归隐田园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任何简单化的做法都是不可取的。
参考文献：
[1]李锦全，陶潜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
[2]袁行沛，罗宗强.中国文学史（第二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
[3]戴建业.对人际的超怀与关怀——再论陶渊明归隐[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8，（1）.
[4]雨辰.陶渊明归隐之我见[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5）.
[5]杜景华.陶渊明传[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
大学生村官的仕途篇8
关键词：学优科举
“学而优则仕”，语出《论语·子张》：“子夏曰：‘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学而优则仕”，对中国社会、对中国人之心理意识、对中国知识分子之人生追求，有非常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有必要对其加以认真地刨析。
一、“学而优则仕”释义
“学”，本作“壆”,象双手构木为屋形。后作声符,加“子”为义符。子,孩子。古文字或从臼持爻以教膝下之子，或从子学爻于大人膝前。
古教、学原为一字，《广雅·释诂四》：“学，教也。”《集韵·效韵》：“教，《说文》：‘上所施下所效也。’或作学。”《国语·晋语九》：“顺德以学子，择言以教子，择师保以相子。”韦昭注：“学，教也。”《礼记·文王世子》：“凡学，世子及学士，必时。”郑玄注：“学，教也。”教与学，后分化而为二。“上所施”为教，“下所效”为学。“学”者，学其所不知、所不懂而效法者也。《广雅·释诂三》：“学，效也。”《玉篇·子部》：“学，受教也。”《字汇·子部》：“学，受教传业也。”《书·说命》：“学于古训，乃有获。”《白虎通·辟雍篇》：“学之为言，觉也，以觉悟所未知也。”
今文“学”与“习”往往联用，为一合成词：学习。而在古语中，学与习虽有关联，但有很大的不同。习，本字为習，从羽,与鸟飞有关，本义为小鸟反复地试飞。《说文解字》：“习,数飞也。”《六书故·动物三》：“习，鸟肄飞也。引之，凡数数扇阖者，皆谓之习。”“学”是由不知到知而模仿的过程，“习”是知而反复模仿练习的过程。《论语》开首之言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论语·学而》）朱熹曰：“‘学’，是未理会得时，便去学；‘习’，是已学了，又去重学。非是学得了，顿放在一处，却又去习也。只是一件事。”又曰：“未知未能而求知求能，之谓学；已知已能而行之不已，之谓习。”（《朱子语类》卷二十）
孔子很重视“学”，亦很重视“习”，这从“学而时习之”一语即可见出。但比起“习”来，孔子更强调“学”的重要性。朱熹曰：“‘学而时习之’，虽是讲学、力行平说，然看他文章，讲学意思终较多。”（《朱子语类》卷二十）“习”字在《论语》只有3见。[1]而“学”字在《论语》中则65见。这不只是用词频率的不同，亦是思维重点不同的表征。
“学”在《论语》中不仅出现频繁，亦有着较为特定的含义，主要是指学做人、学做人的道理、学做人的规范。《学而》篇“学”之凡6见，除“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之“学”具有普遍之义外，其他均指学做人。他如：
吾十有五而志于学。（《论语·为政》）
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论语·雍也》）
孔子之“志于学”，颜回之“好学”，其学者，即是学做人。《史记·孔子世家》记曰：“孔子年十七，鲁大夫孟厘子病且死，诫其嗣懿子曰：‘孔丘，圣人之后,……吾闻圣人之后，虽不当世，必有达者。今孔丘年少好礼，其达者欤？吾即没，若必师之。’”孔子“年少好礼”，“礼”者，做人之礼仪法度也。
孔子于“礼”虽多有论及，然却从未对“礼”做具体之说明。对于“礼”的具体说明散见于其他一些文献之中。《左传·隐公十一年》：“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礼记·曲礼上》：“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汉书·公孙弘传》：“进退有度，尊卑有分，谓之礼。”孔子“好礼”，即孔子“志于学”之明证。故孔子自谓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论语·公冶长》）“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论语·述而》）达巷党人曰：“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论语·子罕》）孔子谓颜回“好学”，颜回“好学”者何也？孔子谓其“不迁怒，不贰过”。“不迁怒，不贰过”，即颜回“好学”之证也。何晏曰：“凡人任情，喜怒违理。颜回任道，怒不过分。迁者移也，怒当其理，不移易也。不贰过者，有不善未尝复行。”[2]孔子谓颜回，“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论语·雍也》）或问：“诗书六艺，七十子非不习而通也，而夫子独称颜子为好学。颜子之所好，果何学欤？”程颐曰：“学以至乎圣人之道也。……若颜子之非礼勿视、听、言、动，不迁怒贰过者，则其好之笃而学之得其道也。”[3]他如：“笃信好学，守死善道。”（《论语·泰伯》）“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论语·宪问》）其义均是学做人。
孔子认为，“学”，首先并最为重要者即是学做人，故孔子对其他之学表现出很大的轻蔑。“子张学干禄。子曰：‘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论语·为政》）“干禄”之道，其根本并不在禄，而在做人。故“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论语·子路》）孔子对子张之教，对樊须之训，何以教之、训之？在于二人不解“学”之大本。
“学而优则仕”之“学”，与“学而时习之”之“学”，为同一意义，亦是为人之学、学做人之学，而非一般意义之学习之“学”。朱熹曰：“学之为言效也。人性皆善，而觉有先后，后觉者必效先觉之所为，乃可以明善而复其初也。”[4]“学，效也，是效其人，未能孔子，便效孔子；未能周公，便效周公。”（《朱子语类》卷二十）“博学，慎思，审问，明辨，笃行，皆学效之事也。”（同上）“学而优则仕”之“学”的本来含义即是学礼、学做人，即是为人之学、做人之学。
“学而优”之“优”，在《论语》一书中并不多见，仅出现3次，除《子张》篇两见外，另一处见于《宪问》：“子曰：‘孟公绰，为赵魏老则优，不可以为滕薛大夫。’”“优”本义为充裕。《说文》：“优，饶也。”《小尔雅·广诂》：“优，多也。”《国语·鲁语上》：“小赐不咸，独恭不优。”韦昭注：“优，裕也。”“优”字在先秦文献中已屡见不鲜：
敷政优优。百禄是遒。（《诗经·商颂》）
优优大哉！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待其人然后行。（《礼记·中庸》）
而圣王之生民也，皆使富厚优犹知足，而不得以有余过度。（《荀子·正论》）
上述“优”字，皆宽裕、充裕之义。“学而优则仕”之“优”，亦是此义。朱熹曰：“优，有余力也。”[5]“孟公绰，为赵魏老则优，不可以为滕薛大夫。”邢昺曰：“若公绰为之则优游有余裕也。”[6]
后人将“学而优”之“优”，当成与劣相对的优秀之“优”，实在是一种误解。先秦之主要文献，包括儒家之十三经，道家之《老子》、《庄子》，法家之《韩非子》，兵家之《孙子兵法》，以及《国语》、《战国策》，“优”一字凡68见。《尚书》、《周易》、《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周礼》、《仪礼》、《孝经》、《老子》、《庄子》、《孙子兵法》，均无一“优”字。“优”在先秦文献中，只有两义：一是充裕，二是演戏之优人。《国语》一书“优”字凡22见，而13见为乐人优施其人。《韩非子》一书中“优”字凡12见，皆指演戏之优人。优秀之“优”出现较晚，具体而言，是秦以后之事。如《汉书·王贡两龚鲍传赞》曰：“王、贡之材，优于龚、鲍。”诸葛亮《出师表》：“优劣得所。”《晋书·束皙传》：“参名比誉，谁劣谁优？”先秦文献中无有此种用法。
“学而优”之“而”，是一连词，本无特殊含义，只具有连接与转折的意思。但“而”字在《论语》中出现非常频繁，凡342见。与“学而时习之”、“学而优则仕”句式结构相同者不胜枚举：“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论语·述而》）“而”字频繁出现，亦可看成时人之用法习惯。此“而”字既有连接义，亦有递进义，有转折义，并且使语气变得舒展、柔缓。
“学而优则仕”，“仕”，做官为宦。《正字通·人部》：“仕，宦也。”《礼记·曲礼上》：“四十曰强，而仕。”陈澔注：“仕者，为士以事人，治官府之小事也。”
子夏曰：“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皇侃曰：“优，谓行有余力也。若仕官治官，官法而已。力有优余，则更可研学先王典训也。学既无当于立官，立官不得不治，故学业优足则必进仕也。”[7]邢昺曰：“言人之仕官行己职而优，间有余力，则以学先王之遗文也；若学而德业优长者，则当仕进以行君臣之义也。”[8]朱熹曰：“仕与学理同而事异，故当其事者，必先有以尽其事，而后可及其余。然仕而学，则所以资其仕者益深；学而仕，则所以验其学者益广。”[9]金履祥曰：“此章先言仕，本为仕而不学者设。当时多是世族，子弟有未学而仕者，亦有学未成为贫而仕者，如所谓抱关委吏之类。优谓尽其事而有余暇也。”（《论语集注考证》卷十）
孔子之时，仕者多为世族，“未学而仕者”并不鲜见，故有“仕而优则学”之语。“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与“仕而优则学”有相同之义。在孔子看来，立德、修身乃学者之先务，亦其本务。所以子夏有言曰：“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论语·学而》）子夏之意亦孔子之意。孔子以立德修身为人之首务，故其曰：“不患无位，患所以立。”（《论语·里仁》）人之所以立者，“礼”也。“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礼”者，做人之礼仪法度也。“立于礼”者，其意以为人之所以为人，即在于人有人之礼仪法度也。所以人之为学，首先即要学修身。“子曰：‘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论语·先进》）朱熹《论语集注》谓曰：“先进后进，犹言前辈后辈。野人，谓郊外之民。君子，谓贤士大夫也。程子曰：‘先进于礼乐，文质得宜，今反谓之质朴，而以为野人。后进之于礼乐，文过其质，今反谓之彬彬，而以为君子。盖周末文胜，故时人之言如此，不自知其过于文也。’”程、朱之解均有所隔。“野人”、“君子”对举，为平民与贵族之别称也。平民先学习礼乐而后步入仕途，故谓之先进；贵族先步入仕途而后学习礼乐，故谓之后进。孔子以修身立德为人之首务，故曰：“吾从之先进”。“从之先进”，即推崇先学习礼乐而后步入仕途之行径。
孔子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论语·宪问》）何为“为己之学”？何为“为人之学”？孔子无有明论。《北堂书钞》引刘向《新序》云：“齐王问墨子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何如？’对曰：‘古之学者，得一善言，以附其身；今之学者，得一善言，务以悦人。’”荀子曰：“君子之学也，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体，形乎动静。端而言，蝡而动，一可以为法则。小人之学也，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间，则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躯哉！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君子之学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学也，以为禽犊。”（《荀子·劝学》）荀子所谓“君子之学”，即“为己之学”；其所谓“小人之学”，即“为人之学”。《后汉书·桓荣传》论曰：“孔子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为人者凭誉以显物，为己者因心以会道，桓荣之累世见宗，岂其为己乎！”朱熹《论语集注》引程颐之言曰：“为己，欲得之于己也；为人，欲见知于人也。”[10]“为己”者，以修身立德为本；“为人”者，以邀誉功利为务。
子使漆雕开仕。对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说。（《论语·公冶长》）
子路使子羔为费宰。子曰：“贼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子曰：“是故恶夫佞者。”（《论语·先进》）
“子使漆雕开仕”，漆雕开缺乏自信，认为自己在修身立德方面还没有做好，孔子对此感到高兴。而“子路使子羔为费宰”，孔子以为子羔尚未“学”好、“学”成，故认为其会遗误人之子，子路欲使子羔以政为学，岂不知儒道之本在于修身，而后及于治人，子路之所为有违儒道本末先后之序，故孔子深恶之。
由上所述，可以见出，“仕而优则学”者，乃劝进之辞。劝勉未学而仕者应当多学习先王之典训。故朱熹曰：“此为世族弟子而设。有少年而仕者，元不曾大，故学，故职事之暇可以学。”（《朱子语类》卷四十九）
与“仕而优则学”对举者，为“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为世族弟子而设，为未学而仕者设；“学而优则仕”为平民而设，为未仕而学者设。“学”者，学修身、学立德；“学”者，为己而学、为己之学也。此“学”，亦即儒家之所谓“内圣之学”。《大学》所谓“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即是“内圣之学”之细目。儒家之所谓“大学”，“内圣外王”之学也。“内圣外王”之道，浑然为一整体。然此一整体，可析分为两个层面：“内圣”与“外王”。在儒家一派之诸大宗师处，无论是先秦之孔、孟、荀，还是宋明之程、朱、陆、王，皆以“内圣”为根本。其“外王”者，本于“内圣”，是“内圣”之所“及”，为“内圣”之所开显。“内圣之学”虽为儒家之本，然此“内圣之学”必然、亦必须向外开出，必须见出具体之结果。本于“内圣”、由“内圣”所自然开出者，即是所谓“外王之道”。“外王之道”之细目，即是所谓“齐家、治国、平天下”。“内圣”而不“外王”，还不是真正的“内圣”；“外王”而不本于“内圣”，亦不是真正的“外王”。孟子讲：“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及”者，即是由内向外之延伸，即是由内向外之开显。“老吾老”、“幼吾幼”者，“内圣”也；“以及人之老”、“以及人之幼”者，“外王”也。
儒家对现实社会一直抱有深情的关怀。儒家认为个人应该积极地参与社会事务，应当干预政事。“内圣之学”必须开显为“外王之道”，“内圣之学”必须于“外王之道”上见出。“学而优则仕”，“学”者，“内圣之学”也；“仕”者，“外王之道”也。“佛肸召，子欲往。子路曰：‘昔者由也闻诸夫子曰：亲于其身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缁。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论语·阳货》)“佛肸召，子欲往。”往而欲行其王道政治。“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同上)孔子弟子中，热衷于政事、且具有政治能力者不乏其人，冉有、子路就是其代表。孔子称赞子路：“由也，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也。”（《论语·公冶长》）称赞冉有：“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为之宰也。”（同上）孔子自己亦以天降大任于己而自勉，“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论语·述而》）“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同上）孔子周游列国，不辞辛劳，历时14载，其意即在于推行王道政治。“学而优则仕”，皇侃曰：“学既无当于立官，立官不得不治，故学业优足则必进仕也。”[11]邢昺曰：“若学而德业优长者，则当仕进以行君臣之义也。”[12]皇、邢之释甚是。仕本身并不是目的，推行王道政治才是目的。
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论语·为政》）
由乎于父母之孝、于兄弟之友而及于天下万民，是“为政”，所以曰：“为政以德”，（《论语·为政》）此政，亦即王道政治。“为政”者，以政、以王道政治为目的；而“为为政”者，以“为政”为目的，于孝、悌、忠、信、王道政治，多有不及。如此之“为为政”者，孔子以为不可。
可见，“学而优则仕”者，内圣而外王也，“为政”而非“为为政”者也，由“为己”而及于“为人”者也，此亦儒家学说之大本。
二、“学而优则仕”含义的转变及其对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影响
“学而优则仕”，在孔子时代，只是儒家的一个政治口号，或曰政治号召，它所代表的是儒家内圣外王的政治理想。而汉以后，随着儒家思想成为正统之官方思想，特别是随着隋、唐之后科举制度的实行，此一政治号召之具体内容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并对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在春秋以至战国时代，士人是有着相对独立性的，他们可以自由地迁徙。由此士人于本国政治可以保持一定的独立性。孔子可以周游列国宣传自己的政治学说；荀子为赵国人，游学于齐而三为稷下学宫祭酒；李斯为楚国人，而位居秦国丞相。在当时，当政者对士人亦尊敬有加。他国士人之投靠、来居，甚至成为衡量本国政治良好与否的标准。“叶公问政。子曰：‘近者说，远者来。’”（《论语·子路》）“远者来”，即他国民众之归附、来居。他国民众归附、来居，表明本国政通而人和，这是政治清明的表现。梁惠王自以为自己于国家社稷，“尽心焉而矣”，而“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孟子·梁惠王上》）言辞之中流露出一种遗憾与无奈，更有对他国贤良之士来居之希冀。“崔子弒齐君，陈文子有马十乘，弃而违之。至于他邦，则曰：‘犹吾大夫崔子也。’违之。之一邦，则又曰：‘犹吾大夫崔子也。’违之。”（《论语·公冶长》）君仁臣忠，政治清明，是远方民众前来投奔的先决条件。
“定公问：‘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桓子卒受齐女乐，三日不听政；郊，又不致膰俎于大夫，孔子遂行。”（《史记·孔子世家》）在孔子时代，君臣之间尚有相互尊重。季桓子受齐女乐而不听政，孔子由此而对鲁国政治失去信心，遂率弟子离鲁而周游列国。孟子率徒游说诸侯，常以教训、斥责以至讥讽的口气与君主对话。“孟子见梁襄王，出，语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孟子·梁惠王上》）更有甚者，直言曰：“不仁哉，梁惠王也！”（《孟子·尽心下》）孔孟如此，庄子亦然。“楚威王闻庄周贤，使使厚币迎之，许以为相。”（《史记·老庄申韩列传》）庄子婉言以拒。士大夫可以仕，亦可以不仕，仕与不仕不仅可以自己决定，甚至并不影响到他人对己之评价。孔子盛赞蘧伯玉曰：“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论语·卫灵公》）
庄子衣大布而补之，正絜系履而过魏王。魏王曰：“何先生之惫邪？”庄子曰：“贫也，非惫也。士有道德不能行，惫也；衣弊履穿，贫也，非惫也，此所谓非遭时也。”（《庄子·山木》）
贫者，物质之不充裕也；惫也，精神之不通达也。士大夫所追求的是精神上的通达，而非声名、地位的显赫。
虽然周代已有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谷风之什·北山》）但此大一统，主要是政治意义上的，而非思想意义上的。至西周末，随着周王朝政治实力的衰微，以至于出现了“天子失官，学在四夷”（《春秋左传·昭公十七年》）的局面，《史记·历书》曰：“幽、厉之后，周室微，陪臣执政，史不记时，君不告朔，故畴人弟子分散，或在诸侯，或在夷狄。”随着“天子失官”，而有了学、术向民间的流传；由学、术在民间的传播，则直接导致了知识的拥有者、传播者“士”的迅速崛起。当是之时，“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孟子·滕文公下》）由此而形成“百家争鸣”。“士”的出现是思想自由的结果，“士”的迅速崛起更进一步加剧了思想自由的进程。自公元前770年至前221年，550年间，是中国思想史上最为自由、最为活跃的时期，亦是最具有创造性、创造力的时期。
随着封建大一统政治局面的形成，随着封建专制在政治上、思想上的不断强化，春秋战国时代士人所具有的独立性、自主性和超越性已不复存在。士人对于精神自由之追求亦随之而成为难得，甚至于不可能。韩非以为人主治臣御民，所依靠者就是自己手中的权势。权势又可分为两端，一是赏，一是罚。“明主之所导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二柄者，刑、德也。何谓刑、德？曰：杀戮之谓刑，庆赏之谓德。”（《韩非子·二柄》）赏为导前之引诱，罚为鞭后之重责。“赏之誉之不劝，罚之毁之不畏，四者加焉不变，则其除之。”（《韩非子·外储说右上》）“势不足以化则除之。”（同上）对于那些不为赏罚、毁誉所动之人，则应将他们斩除掉。以韩非观点而论，如庄子而不与现存政治合作者，当在斩首之列。
春秋之时，士人尚有自尊。孔子居卫，卫灵公与夫人南子同车，宦者雍渠参乘，使孔子为次乘，招摇过巿。孔子耻之,曰：“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于是去卫。300年之后，士人之自尊已荡然无存。且看刘邦如何对待儒生：“沛公不好儒，诸客冠儒冠来者，沛公辄解其冠，溲溺其中。与人言，常大骂。”“沛公至高阳传舍，使人召郦生。郦生至，入谒，沛公方倨黙使两女子洗足，而见郦生。”（《史记·郦生陆贾列传》）统治者对儒士态度的转变，是一历史性的转变，它表明随着封建大一统局面的形成，士人在政治上已无独立自主性可言，士人横议政治的时代亦一去而不复返。西汉武帝年间，董仲舒力倡天人感应论，“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先是辽东高庙、长陵高园殿灾，仲舒居家推说其意”，以联系于当代政治。被人密告朝庭，因此而差点丢掉性命，“仲舒遂不敢复言灾异”。（《汉书·董仲舒传》）在中国古代，最高统治者对于知识阶层的角色的定位是“现存政治的附庸”，既不是现存政治的游离者，更不是现存政治的批判者。
士人既不复有自由评论政治的权力，其参与政治的机会亦只剩下投靠当权者之一途。随着科举制度的实行，士人之政治地位、政治角色亦变得更为尴尬。
科举制发端于隋，成形于唐，其基本特点是公开考试，择优授任。比起汉代之察举制、魏晋时代之九品中正制，科举制打破了官吏职务的世袭制，这无疑是一大进步。但科举制没有、也不可能废除封建的等级制度，甚至可以说是以封建的等级制度为基础、为基本前提的。科举制只是为士人提供了步入仕途的平等机会。从理论上讲，每一个士人都有可能通过读书进学而步入仕途，由此即可从根本上改变自己及家庭的政治经济地位。进士被解释为“可进而受爵禄者也”，人们视进士及第为“登龙门”。唐代进士放榜后要过堂谒宰相、谢座主、赴期集，并有曲江大会、雁塔题名、杏园宴游等活动。“状元及第，虽将兵数千万，恢复幽蓟，凯歌劳还，献捷太庙，其荣亦不可及也！”（《儒林公议》卷上）步入仕途前后政治、经济地位的巨大反差，对普通士人带来强烈的精神动力。而步入仕途机会的平等，则使得这一精神动力更具有广泛性和普遍性。在世袭制条件下，入仕只是极少数人的事情，普通士人因为无望所以亦不幻想。而在科举制的条件下，只要努力，一切幻想均有可能。
与科举制度相伴随，“学而优则仕”的含义也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学”不再是学做人，不再是为立身而学，而是为“仕”而学，为“干禄”而学，为功名利禄而学。韩愈曰：“其学其问，以之取名致官而已。”（《韩昌黎文集》卷二，《上考功崔虞部书》）顾炎武曰：“凡今之所以为学者，为利而已，科举是也！”（《顾亭林诗文集·与潘次耕札》）“学”因此而不再具有目的性意义，仅仅成为步入仕宦的门径；“优”也不再是充裕之优，而演化为优秀之优。“学而优则仕”，只要学得好，就可以做官，就可以荣华富贵，就可以光宗耀祖。“学而优则仕”，在孔子时代还是一政治号召，而科举制度的实行则使其成为统治者对士人所发出的诱惑。这种政治上的诱惑，久而久之，亦成为士人自觉的心理追求。乾隆皇帝谓曰：“科名声利之习，深入人心，积习难返，士之所为汲汲皇皇者惟是之求，而未尝有志于圣贤之道。”[13]读书、学习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立身，不是为了济世，不是为了利国、利民，而是为了利禄，为了博取功名。“学而优则仕”，在孔子以至先秦儒家思想体系里，是“内圣外王”精神之体现，而在科举制度下，则成为士人登入仕途、升官发财、光宗耀祖的门径。
科举制度下，劝学、好学之习成风。“孤村到晓犹灯火，知有人家夜读书。”（晁冲之：《夜行》）“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就连堂堂皇帝亦作起了劝学诗。宋真宗《劝学诗》曰：
富家不用买粮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房不用架高梁，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有女颜如玉。出门莫恨无随人，书中车马多如簇。男子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
好学、重学本是良好的社会风尚，但好学、重学的背后却是对于功名利禄的强烈追求。“十年窗下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闻。”（关汉卿：《陈母教子》头折）劝学者，非劝之道，而劝之以利也；好学者，非好学，而好利者也。在功名利禄的巨大诱惑下，整个知识阶层除了举业之外，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不关心。封建专制使士人成为政治的附庸，使其不再具有独立性；科举制度则进而腐蚀以至淘空了士人的灵魂，而使其不再具有思想。自古以来，有帝王亦有圣人，有势亦有理。“势者，帝王之权也；理者，圣人之权也。帝王无圣人之理，则其权有时而屈。”（吕坤：《语》卷一之四《谈道》）而在封建专制下，在科举制度盛行的条件下，严厉的政治控制与巨大的利禄诱惑，使得士人不得不仰仗权势，不得不匍匐在帝王的脚下。如此以来，士人只知有势，而不知势之外还有其理。
美国著名史学家霍夫斯塔德（RichardHofstadter）认为，知识分子之为知识分子（intellectual），固然与他们具有专业知识或技术分不开，但只具有专业知识或技术，还只是脑力劳动者，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之为知识分子，在于他不是以知识来谋求生存，而在于他对自己的专业知识和思想抱有深深的敬意，具有为真理而献身的精神，还在于他对人生、对社会、对事业抱有一种使命感、正义感，具有批判意识。在西方古代，有为知识而知识者，有为真理而献身者，有为理想、信念而奋斗不息者，中国没有。封建的专制政治残害了这一切，封建的思想观念了这一切。在中国，知识分子之出路与归宿似乎只有一条，就是投身政治，就是逐于仕途。“学而优则仕”，不仕又何“优”？优与不优的标准就是是否入仕、能否入仕，就是职务的升迁与品位的高下。社会如是看，知识分子本身亦如是看。所谓怀才不遇，所谓生不逢时，只不过是仕途不顺、官场失意之代名词。中国古代诗歌之一重要主题，即是政治失意之抒发。就连李白亦不满足于做诗人，而要竭力施展自己之政治才能，奉诏入京，即吟出：“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南陵别儿童入京》）
政治的专制使士人成为政治的附庸，此乃秦以降中国社会政治之一巨大变化；士人成为政治的附庸进一步强化了政治的专制，秦以降之中国史清晰地描绘了这一历史轨迹，直至清代而演变成普遍的文字狱。清代朴学之流行，并非学人兴趣所然，而是文化专制境遇下一种无奈的选择。
由此，中国有流传已久以至深入人心的对于官职的崇拜。虽然，封建主义必然导致官职崇拜，资本主义必然导致金钱崇拜。但中国历史上之官职崇拜比世界任何国家都更为严重，这虽然与中国经历了漫长的封建社会不无关系，但更为直接的则是科举制度。在资本主义社会，有钱就有一切；而在中国人眼里，有权就有一切。因为有权就有一切，所以中国人很强调身份、很看重身份。在中国人眼里，身份的标志就是其所担任的官职，中国人的成就感就是职务上的升迁。与官职崇拜相联系，中国亦有悠久而又普遍的对于专业知识的轻视。由此而出现了非常奇妙的姓名组合。人们称嵇康为“嵇中散”，称鲍照为“鲍参军”，称杜甫为“杜工部”，甚至连不肯为楚相的庄子，亦被人称作“庄漆园”。
对于官职的崇拜以及对于专业知识的轻视，在现代社会仍有很大影响。所谓重视知识、重视人才，就是提拔在专业领域有突出贡献的知识分子成为行政领导。学校、科研单位如此，地方行政部门、党务部门也是如此。一个刚在科学研究领域有突出贡献的专业人才，往往就这样被繁重的行政事务压垮了。还有一些地区、一些部门，标榜重视知识、尊重人才，而其具体政策则是：某某可以享受处级待遇，某某可以享受局级待遇，比如有的省就规定：“院士享受副省级待遇”。这不是重视知识，这不是尊重人才，这仍然是在搞官职崇拜，仍然是“学而优则仕”在作祟。
中国封建社会的全面瓦解已经近一百年，但封建的思想观念在诸多领域还有很大的影响。、官僚作风、官职崇拜，通过各种形式表现出来。表面上是在尊重知识，实际上是在尊重权力；表面上在尊重人才，实际上是在浪费人才、埋没人才。应当承认：管理也是科学。并非懂技术，就是懂管理；并非懂业务，就是懂管理；并非懂专业，就是懂管理。杰出的专家，并非一定就是杰出的领导人。这两者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关系。应当真正提高专业人员的社会地位，应当全面排除对于专业研究的外在干扰，（这种外在干扰也可以表现为内在干扰，即经不住各种诱惑的干扰。）应当鼓励科技人员一心一意地从事科研，应当阻止不断纵容、鼓励、甚至提高官员学历的做法，应当堵塞因为专业成就而在政治职务上迅速升迁的途径。总之，应当全力营造有利于知识创新、技术创新、人才成长的社会风尚、社会舆论和社会氛围。这一切，要靠政府的政策性引导，也要靠知识分子自身的努力。
[1]除上引之外，另两处为：“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学而》）“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
[2]程树德：《论语集释》引，p367，北京：中华书局，1990
[3]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引，p84，北京：中华书局，1983
[4]朱熹：《四书章句集注》，p47，北京：中华书局，1983
[5]朱熹：《四书章句集注》，p190，北京：中华书局，1983
[6]《十三经注疏》，《论语注疏》卷十四
[7]程树德：《论语集释》引，p1324，北京：中华书局，1990
[8]《十三经注疏》，《论语注疏》卷十九
[9]朱熹：《四书章句集注》，p190，北京：中华书局，1983
[10]朱熹：《四书章句集注》，p155，北京：中华书局，1983
[11]程树德：《论语集释》引，p1324，北京：中华书局，1990
大学生村官的仕途篇9
前些天我把《平凡的世界》这部电视剧给看完了，虽然这部电视剧的剧集有些长，但我丝毫没有感觉出情节拖沓，因为没有看过小说，所以我并不清楚电视剧有没有诠释出小说的内涵，但就电视剧来说，我觉得这部剧反应了那个年代的生活，我从这部剧看到了孙家两兄弟为改变自己家的光景所做出的努力，看到了一个好官为了带领全县人民吃上白馍所做出的努力。
这部电视剧主要讲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自尊好强的农家子弟孙少平在原西县高中读书，与地主出身的郝红梅互生爱慕，可不久后郝红梅就与家境优越的班长顾养民谈恋爱了。同村同班的发小为少平打抱不平狠揍了顾养民一顿。倔强的少平不肯承认自己失恋，但开始与自己过于自尊的自卑斗争，积极参加赴地区会演的排练。好读课外书的少平敏感、自尊，好学，吸引着县领导的女儿田晓霞。少平高考落榜回乡劳动，在经历了大旱、抢水、死人的事件后，断然拒绝侯玉英以进城为诱的追求，远离故土，漂泊揽工。哥哥孙少安初中毕业就在家里劳动，与村支书田福堂的女儿田润叶青梅竹马，却遭到田父的反对，最终少安娶了勤劳善良的山西姑娘贺秀莲，转型开办了烧砖窑，走上了致富路。
在这部电视剧中我最钦佩是田福军这个角色，田福军有着较好的官运，当然这也跟他自身的付出少不了关系。田福军一直都没有忘记自己对原西县老百姓的承诺，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改变原西县老百姓的贫困生活，他想让老百姓从黑疙瘩吃上白馍馍。田福军从始至终都是支持生产责任制，一开始田福军在县革委会开会上与张有智站在同一条战线上，他提出不能为了保持称号而搞一些浮夸的活动，他一心想为老百姓做实事，可是他与县革委会主任冯世宽的政治立场不一致，这也导致了他初期在仕途上不得志。田福军意识到他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他主动找到省委副书记石钟要求回到黄原，经过上级领导的考察，田福军被派到了黄原地区担任行署专员，也是从这时候开始田福军的仕途走上了正道。即便是这样，田福军也没忘记自己对老百姓的承诺，他担任专员后就开始推行生产责任制，一开始下面的支委反应，并不怎么好，但田福军也并有硬性要求，只是对实行生产责任制的村民给予支持，很快村民开始了生产责任制。实行生产责任制后，村民们比以前更加积极参加劳动了，很快老百姓如愿以偿地吃上了白馍。田福军是个好官，他想带领老百姓摆脱贫困，为此他不介意与自己的上级产生分歧，即使被降职他也不认输，他坚持自己的立场，从而实现了自己对老百姓的承诺。
在如今的社会，贪官比比皆是，像田福军这样一心为老百姓的好官已经不多了。在剧中，田福军的妻子徐爱云因误收了两盒茶叶从而引祸上身，这两盒茶叶本是承包黄原大桥的承建商为了堵住田福军的嘴而送的两盒钱，当时徐爱云并不知情，她怎么推都推不掉，想着也并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就随手搁置在那了，可就是这样，她由此将自己卷入了受贿的行列。这件事也由田福军自己查出，然后送妻子去自首。徐爱云兢兢业业地工作，还努力照顾好自己的家，可就因为这“两盒茶叶”而断送了自己的前程。由此，我也联想到了如今的社会行贿的手段之高明，简直是无孔不入，这也要求人民干部拒收任何东西，才能保住自己的清白。
我们每个人才来到这个世界都是一样的，我们的命运也掌握在自己手里，我们每个人也都有自己的使命和责任，不论何时不管我们处于怎样的境地，我们都要像田福军一样坚持自己的立场，不要辜负自己肩上的责任。
大学生村官的仕途篇10
关键词：陶渊明田园安顿
陶渊明出生于一个没落的封建官僚家庭。曾祖陶侃是东晋开国元勋，封长沙郡公。陶渊明的祖父官至太守，母亲是东晋名士孟嘉的女儿。先人们对陶渊明的影响，尤其是陶侃和孟嘉对他的影响，孕育了陶渊明的家庭情结。外祖父孟嘉对陶渊明的熏陶，潜移默化地形成了陶渊明独特的修养和认知。陶渊明的生命历程，是以辞官为分水岭，自辞官后他从仕隐矛盾中解脱出来，开始了隐逸遁世的田园生活，其大部分诗文都与这种田园生活密不可分，田园生活给了陶渊明诗文极大养分。可以说，退隐归田是陶渊明最突出的标志，虽然退隐是由于他对官场和现实的不满，但是其归隐的根本原因是追求躬身亲耕的生活方式以达到内心的安顿，追求其诗文中所反映的和谐农耕生活和田园之乐。归田后20多年，是他创作最丰富的时期。
陶渊明在归隐躬耕的田园生活中得以内心安定，与朴素和谐的农村生活场景相融合，从而形成其独特的田园哲学。
一、弃官归隐
背离官场而归隐田园为其寻找新的安身立命的生活方式提供了契机。这意味着实现人生价值的标准不在于功名利禄和在朝参政，而是获得内心的圆满。避世隐居不必执着于形迹之隐，而心境的超然才是最应追求的，是“未经世俗污染之真我也”。[1]“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2]和“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是与官场决裂、走向田园生活的伟大宣言，表达了对先前价值追求的否弃和自我重新定位抉择的肯定。“不慕荣利”“忘怀得失”的自画像也突出其淡泊性情。陶渊明酷爱，以为伴侣，“菊，花之隐逸者也”，可见陶酷爱的品格。陶渊明以酒遣怀，享受把酒话桑麻的闲逸。抛弃了功利仕途，他站在超越政治的立场上重新理解道统：在《桃花源记》中提出了与世无争，没有剥削，没有压迫，天人合一的社会理想，否定了中国传统的封建专制政治统治，用诗意的审美构建了人民向往的和谐家园。
二、排解情绪
田园风光成为其排解悲剧情绪的重要因素。陶渊明思想中有浓烈的悲剧意识，《杂诗十二首》中，“欲言无予和，挥杯劝孤影。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陶与东晋名士最大的不同，就是将玄理落实为实处，体现在现实生活中，田园生活中融入自然，将生活细节提炼为审美体验，从而真正获得家园安顿。陶辞官后所作《归园田居五首》首章就展现了一幅鸡犬相闻的生活美景，表明了他内心获得极大的解放。宋代张戒说：“渊明‘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本以言郊居闲适之趣，非以咏田园。”[3]即作者的本意并不在于写田园景物之美，而在于田园生活之趣。在这首诗中，诗人所写的景物都是田园中人们极常见的，孤立地看，这些景物并没有独特的审美价值。可是，在这里诗人为这些平常的景致赋于了“灵性”，它们承载着诗人辞官归田后所体味到的农村生活情趣。读者从这些简单不起眼的景物中发现了这些平时没有注意到的美好。陶写“采菊东篱下”的悠然“真意”，给诗人提供归宿感的家园不是虚无的缥缈之境，而是心远地自偏的“人境”，是与人交融的现实田园，“人境”具有极强的现世实践性，田园之美与诗人的性情相通。有时田园景致又与饮酒所得的审美体验相交汇，如《己酉岁九月九日》等，醉后的心灵解脱与自然美景以一种人格升华的艺术显现，这也是陶渊明田园人生中的精神家园所在。
三、躬耕实践
田园生活能够使精神安顿的最大原因就是用躬耕自足的农村实践生活得到情操陶冶。田园躬耕虽然不能够动摇官场黑暗和政治统治，却可使个体的生命在从事田园生产活动中获得实在的保障，从田稼生活中获得一种实在的生活依凭，从而解决出世入世矛盾和安顿问题。李泽厚先生说：“所以只有他，算是找到了生活快乐和心灵慰安的较为现实的途健n蘼廴松感叹或政治忧伤，都在对自然和对农民生活质朴的爱恋中得到了安息。陶渊明在田园劳动中找到了归宿和寄托。”[4]
孔耽道德，樊须是鄙。董乐琴书，田园弗履。若能超然，投迹高轨。敢不敛衽，敬赞德美。
――陶渊明《劝农》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戴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陶渊明《归园田居五首》其三
野外罕人事。穷巷寡轮鞅。白日掩荆扉。虚室绝尘想。时复墟里人。披草共来往。想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桑麻日已长。我土日已广。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陶渊明《饮酒诗》
春秋多佳日。登高赋新诗。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农务各自归。闲暇辄相思。相思则披衣。言笑无厌时。此理将不胜。无为忽去兹。衣食当须纪。力耕不吾欺。
――陶渊明《移居诗二首》
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开春理常业。岁功聊可观。晨出肆微勤。日入负禾还。山中饶霜露。风气亦先寒。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四体诚乃疲。庶无异患干。盥灌息檐下。斗酒散襟颜。遥遥沮溺心。千载乃相关。但愿长如此。躬耕非所叹。
――陶渊明《庚戌岁九月中於西田莰早稻诗》
陶渊明以一介士人的身份亲自躬耕，他认识到儒人不亲稼穑的缺陷，提出了一个使士人的人生视野不再只局限于政道而引向了一个全新视野的见解。他详述躬耕的筋力劳苦和内心愉悦，道出了朴素真理。躬耕对于士人立身处世的巨大意义，不仅是安身，而是道统在内心的自觉坚守。陶渊明融入田园与老农交谈作物生长，体现了乡野之间民风淳朴，人与人之间的亲切自然。他以一个普通劳作者的身份、心态描写田园生活，真实地描绘了农村生活的场景和悠然的自然景色。陶的躬耕实践将消极、悲观的隐士人生状态转化为积极、乐观田园意识，这是陶渊明依托田园而构建的价值依据，也是其诗富有人间情味、平淡自然而真淳厚朴的重要源泉。
陶渊明在尝尽人生百味后，最终返归田园。“中国历史上并不多天生的逍遥者。一般总是入世在前，后因入世无可奈何，或憎恶现实，才出世。怀才不遇，或因官场疲惫、仕途艰难竭蹶，使他们选择了逍遥。”[5]陶渊明正是选择做逍遥者，他选择了田园，选择了精神的逍遥。陶渊明把田园作为现实的居留地，徜徉在山水之间，诗人由于自然的陶冶而变得心胸更加开阔和自由。这种源自于生命本身的愉悦，能够把人们从物质生活里解放出来，不再拘泥于名利，从而起到一种安顿生命的作用。诗人正是在田园生活中，找到这样一种解放身心的方式，寻找到人生的乐趣，获得了精神的慰藉和解脱。
注释：
[1]袁行霈著：《陶渊明集笺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
[2]陶渊明著，龚斌校注：《陶渊明集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
[3]陈应鸾著：《岁寒堂诗话校笺》，四川：巴蜀书社，200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