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安全的意义篇1
关键词：有限理性论；立法技术；食品安全法；理性主义；法律适用
中图分类号：DF36 文献标识码：aDoi:10.3969/i.issn.1001-2397.2009.06.07
引子：《食品安全法》的“天之问”
在现代汉语中，“天”具“位置的顶部”、“自然的”、“主宰者”等10多种含义。由于天具有位置顶部、自然的、主宰者等属性，所以，在中国，往往把那些具有重大的、基础性的、生死攸关的人或事视为“天”。如，司马迁在《史记・郦生陆贾列传》中写道：“王者以民人为天，而民人以食为天。”那么，什么是食之天?它经历了从量的要求到质的要求的阶段；而在对食品的质的阶段，在《食品安全法》之前，它又经历了从“无病”的标准到“卫生”的标准两个阶段。
基于“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食品安全法》取代《食品卫生法》，说明“安全”取代“卫生”成为“食”之“天”，这是当代中国人对天人关系的一个新认识。但是，对于《食品安全法》而言，当它确立“安全”为“食之天”后，它必须说明：《食品安全法》中“食品安全”之“天”又是什么?或者说，《食品安全法》中的“食品安全”的含义是什么?
《食品安全法》第99条作为对“食品安全”含义进行界定的条款，它规定：食品安全“指食品无毒、无害，符合应当有的营养要求，对人体健康不造成任何急性、亚急性或者慢性危害”。
从表面上看，《食品安全法》已解决了“食品安全”之“天”的问题，即《食品安全法》中“食品安全”之天是“无毒、无害，符合应当有的营养要求，对人体健康不造成任何急性、亚急性或者慢性危害”，但实际上，《食品安全法》对“食品安全”的含义并不符合形式逻辑对概念进行定义的一般要求。因为，在形式逻辑中，对概念进行定义一方面要求采用“属加种差”的方式，另一方面不能用否定判断来进行定义。而在《食品安全法》对“食品安全”的规定中，作为肯定判断的部分，“符合应当有的营养要求”并不符合“属加种差”的形式，而“无毒、无害”、“对人体健康不造成任何急性、亚急性或者慢性危害”则采用了否定判断的形式。
可以看出：一方面，对于《食品安全法》而言。“食品安全”是该法之天，“食品安全”的含义又是“食品安全”这一概念之天；但另一方面，对食品安全的定义与形式逻辑有关概念定义的基本规则存在着两个方面的不相符合。
对此，也许有人会解释说：从立法过程看，《食品安全法》是食品营养、食品卫生、食品安全、食品标准等方面的技术专家的经验与智慧的结晶，对这些领域的专家们来说，他们的思维方式是“问题中心主义”，因此《食品安全法》的出发点和评价标准是“问题中心主义”，根本不能以逻辑为标准来评价《食品安全法》的问题。但是，以“问题中心主义”来解释《食品安全法》在两个方面与逻辑规则不符合的做法是站不住脚的，因为：第一，虽然技术专家的思维原点是“问题”，但并不意味着他们可以违反逻辑规则；恰恰相反，技术专家所提出的方案或建议之所以能有效解决现实问题，是因为他们在思维过程中遵循了逻辑的规则；第二，预防是法律的功能之一，法律之所以具有预防功能，它的必要条件是该法律能够遵循逻辑规则，从而对消极后果具有预见性。虽然参与《食品安全法》立法的技术专家的思维方式的原点是“问题”，但他们思维的终点是制定出一部能有效预防食品安全事故的法律，这就要求参与《食品安全法》的技术专家源于问题中心主义，却又要超越问题中心主义，并接受逻辑规则的拷问。
依据逻辑规则，《食品安全法》必须接受的拷问是：既然《食品安全法》对“食品安全”的规定不符合概念定义的逻辑规则，那么，这是因为该法存在常识性的逻辑错误(以下简称“解释方案一”)还是出于立法技术的考虑(以下简称“解释方案二”)?
一、基于立法技术是解释《食品安全法》“天之问”的最优选择
对于《食品安全法》有关“食品安全”含义不符合形式逻辑规则这一事实，解释方案一和解释方案二是两种不同的甚至是对立的解释方式。从理论上说，这两个方案都是可能的。但是，由于“食品安全”对于《食品安全法》而言具有“天”的地位，因此，如果以解释方案一来解释《食品安全法》对“食品安全”的规定不符合概念定义的逻辑规则，那么也就意味着《食品安全法》的“天”塌陷下来。既然《食品安全法》之天都已塌陷，《食品安全法》岂有不塌陷之理?既然《食品安全法》已塌陷，那么且不说如何实施此法，该法的存在都将不太可能。对于经历“苏丹红事件”、“阜阳奶粉事件”、“三鹿奶粉事件”等严重食品安全事故却又无《食品安全法》可依的中国来说，虽然有《食品安全法》并不一定就能“保障公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但是，“保障公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毕竟没有失去法律保护的工具；相比之下，缺乏《食品安全法》也就意味着“保障公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失去了法律保障的手段。所以，就“保障公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这一目的而言，以“出于立法技术的考虑”这一方案来解释《食品安全法》的“天之问”是最优选择。
二、《食品安全法》出于立法技术考虑的可能形式
既然“出于立法技术的考虑”是《食品安全法》“天之问”所遇逻辑困境的的最合理解释，那么，《食品安全法》究竟是出于什么样的立法技术考虑呢?要回答这一点，必须首先把握立法技术是如何考虑的?它可能有哪些形式?
(一)科学化是立法技术的根本考量
立法技术的方式和类型总是通过人们有关立法技术的那些观点得以挑明。对于立法技术，我国立法学家周旺生教授认为，作为“制定和变动规范法文件活动中所遵循的方法和操作技巧的总称”，立法技术的意义和作用在于“使立法臻于较高水平，使立法更科学，使立法能正确地调整社会关系和准确、有效、科学地反映执政阶级的意志”。在这些意义与作用中，科学化是“使立法臻于较高水平”和“使立法能正确地调整社会关系和准确、有效、科学地反映执政阶级的意志”得以实现的保障；所以科学化是立法技术的根本作用。
虽然科学化是立法技术的根本作用，但是，“在中国立法的发展成为法治链条中一个最好环节的同时，立法技术却一直不能受到重视，……大量法律……不能实施，执法、司法、守法存在的一系列弊
端直接同立法技术落后、所立法先天不足、难以实行或无法实行相联系。”
无疑，周旺生教授对于我国立法技术的定义、作用和现状的评价是客观和中肯的，并且被我国从事立法技术研究的学者普遍接受和应用。但是，与周旺生教授对《立法法》“未能就立法技术设定哪怕稍微系统一些的制度”表示失望不同，我们认为，这是值得庆幸的。庆幸的原因不在于立法技术不重要，也不在于《立法法》不应以系统的方式对立法技术进行规定，而在于：既然立法技术的作用之一是科学化，那么，在中国现有的法学研究的成果对方法论意义上的“科学化”缺乏反思的情况下，与其要求《立法法》有关立法技术的制度设定得“稍微系统一些”，不如首先要求法学界对方法论意义上的科学化展开反思，并把这些反思成果应用到立法技术当中。
(二)基于理性主义与有限理性论是立法技术科学化的两种形式
虽然立法技术的科学化同样也是周旺生教授的主张，但是在立法技术的科学化与立法技术的系统化的关系上，他并没有对“科学化”与“系统化”之间的区别给予足够的重视。实际上，这两个概念区别很大。科学化的核心是科学，科学服从于真理标准，系统服从于整体性标准。而系统为了达到整体的协调，当小系统、子系统或要素的最优的危害大于系统的最优时，它宁可牺牲小系统、子系统和要素的最优。也就是说，对于系统来说，当科学有助于系统的整体性协调时，追求科学的真理性是被鼓励的，当科学的真理性危害了系统的整体性协调时，科学的真理性标准就会被牺牲。具体到中国的立法系统来说，立法技术作为立法系统的构成小系统，只有在立法技术的科学化有助于立法系统乃至法律体系整体的协调时，立法技术的科学化才会被重视。
那么，立法技术科学化在何种条件下才能有助于立法体系和法律体系的整体性协调呢?从上述对于科学化与系统化区别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对于系统来说，虽然科学作为要素的最优(即符合真理标准)并非系统的最优(即整体的协调)的充分条件，但它却是必要条件，即：如果立法技术本身是不科学的，那么立法体系乃至法律体系就无法实现整体的协调。
如果说立法技术科学化是立法体系乃至法律体系整体协调性的必要条件，那么掌握方法论意义上的科学则是立法技术科学化的必要条件。因为，立法技术的科学化就是使科学的方法成为立法技术的基础。方法论意义上的科学是科学哲学的重要内容，所以要掌握方法论意义上的科学，诉诸科学哲学无疑是合适的。现代意义上的科学是近性主义启蒙运动的产物，因此，以理性主义为基础的科学哲学是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哲学的第一阶段，莱布尼兹、培根、笛卡尔都是这一时期著名的科学哲学家。但是，以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为“纯粹理性”划定界限为标志，后经现象学和存在主义对理性主义进行本体论反思，再经弗洛伊德的心理学、西蒙的管理科学以及行为金融学、会计学、政治学、史学、数学、经济学等对理性主义进行方法论的反思，以“完全理性”为基础的理性主义哲学被“有限理性论”所修正。当基于完全理性的理性主义走向有限理性论时，科学哲学也完成了从基于理性主义的第一阶段走向基于有限理性论的阶段，波普尔、库恩是此阶段的著名科学哲学家。对于科学哲学基于理性主义与基于有限理性论的区别，波普尔认为，有限理性论既不反对理性主义基础上的科学主义，也不反对科学实证主义原则，而是反对把“证实”作为科学实证主义的原则和方法。他认为，衡量一种理论科学地位的标准不是“可证实”，而是“可证伪性”或“可反驳性”。
既然方法论意义上的科学经历了从理性主义走向有限理性论、科学实证主义从证实主义走向证伪主义，那么，它对法律、制度的建构将产生何种影响?波普尔和哈耶克的观点无疑具有启发性。针对边沁的“增加共同体的幸福”的功利主义立法原则及乌托邦式的理想社会，波普尔认为，一个开放的社会，它的制度合理性不在于给公众提供多少好的、善的、幸福的东西，而在于禁止那些恶行。作为波普尔的同事，哈耶克对制度构建中的“理性主义设计论”与“进化理论”的比较与波普尔具有一致性，他认为“进化理论则说明制度必定可以促使个人最有效地使用其智慧，以及应当怎样建构制度以及减轻坏人为害的程度。后者更接近于认定‘人容易出错并且有罪’的基督教传统，而前者的完美主义思想则与基督教传统水火不容”。这两人的观点表明：法律、制度的建构方法存在着以理性主义、证实主义为基础的以增加善或幸福为目标的立法方法和以有限理性论、以证伪主义为基础的“以减少恶”行为目标的立法方法之分；而他们两人皆主张后者。
虽然波普尔的理论在科学哲学中有重要影响，但是他基于有限理性论、证伪主义的恶行减少型制度建构的理论并未被法学界所普遍重视。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倒不是他的理论和观点不重要，而是由于作为法学研究的两个基本流派，自然法学派与实证法学派之争其实质仍然是理性主义的内部之争，实证主义学派不过是以技术理性主义来取代自然法学派的价值理性主义而已。正因为法学研究游离于有限理性的研究之外，加上虽然波普尔从方法论意义上的科学观点出发，说明了法律、制度的构建方法有基于理性主义、证实主义的福利增加型与基于有限理性论、证伪主义的恶行减少型之分，但他并没有进一步从立法技术上对这些方法论加以说明，所以，迄今为止，国内外都缺乏与有限理性论相关的法学成果。正是由于缺乏对理性主义的反思，所以，当实证法学派主张法律的科学化时却对波普尔的科学哲学尤其是他的以有限理性为基础的以禁止恶行为目标的法律构建方法充耳不闻；当新自然法学派在面对实证法学派对古典自然法“缺乏确定性”的指责、从而在富勒那里提出判断法律是否具有道德性的8项标准时，这8项标准仍然是为了增进法律的道德性，而不是为了减少法律的不道德性。
因此，当我们以“出于立法技术的考虑”来解释《食品安全法》的“天之问”时，不仅必须注意到“立法技术的考虑”有基于有限理性论与基于理性主义两种形式，而且还需说明这种立法技术的考虑是基于有限理性论还是基于理性主义。
三、基于有限理性论与基于理性主义的立法技术特征之比较
如上所述，虽然波普尔从方法论意义上的科学观点出发，说明了法律、制度的构建方法有基于理性主义、证实主义的福利增加型与基于有限理性论、证伪主义的恶行减少型之分，但他并没有进一步从立法技术上对这些方法论加以说明。所以，当人们要说明《食品安全法》立法技术究竟是基于理性主义的立法技术考虑还是出于有限理性论的立法技术考虑时，得首先掌握基于有限理性论的立法技术与基于理性主义立法技术的区别，然后才能评价这两种立法技术对解释和完善《食品安全法》的效果，从而为《食品安全法》解释和完善选择最合适的立法技术类型。
(一)基于理性主义的立法技术的特征
“立法技术”只存在于“立法”的语境当中。在
“立法”的语境中，人类是“立法”的主体，在西方，人类获得“立法”主体的地位始于理性主义启蒙运动之后。在理性主义的基础上，立法技术经历了自然法时期“价值化”与实证法的“去价值化”两个不同的阶段。在自然法的价值化阶段，立法技术的要领是：法并不仅仅表现为成文法，还可以表现为不成文法；成文法也不仅仅表现为制定法，还可以表现为非制定法(即判例法)；人类依理性制定法律的目的是保障人的权利，人的权利包括生命、健康、自由或财产，或自由与平等。立法技术在实证法那里的“去价值化”并不是“去一切价值”，而仅仅是去价值中的道德价值，它强调的是实用价值，因此实证法“去价值化”的立法技术的要领是：立法的目的或者是增加共同体的幸福，或者是者的命令，或者是“作为初级规则与次级规则的组合”，初级规则科以义务，次级规则授予权利，而法律的科学化和技术化是实现这些实用目的的工具。
虽然实证法自认为是自然法的替代者，而且新自然法学家也认为实证法导致了“法哲学的安乐死”，它说明实证法的立法技术与自然法的立法技术存在巨大差异，但两者的共同点在于：都以理性主义为基础。那么，基于理性主义的立法技术具有哪些特征?在“立法技术”概念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的条件下，基于狭义被广义包含的考虑，这里仅讨论狭义立法技术的特征，而狭义的立法技术包括语言与逻辑结构两方面的立法技术。
1.立法目的的语言具乐观主义特征――“增加善”理性主义的根本特征就是对人类自身所拥有的理性认识能力持乐观主义态度。由于乐观主义是一种对一切事物采取正面看法、看不到风险的观念，因此，在法律领域，乐观主义就表现为：把“增进善”(包括道德与功利的善)而不是“减少恶”作为法律的直接目的。例如，受理性主义的乐观主义影响，霍布斯、黑格尔、马克思是西方讨论过“恶”的历史作用的主要思想家，其中，霍布斯是专门而且直接从法的角度来讨论法律源起和目的与恶的关系的人，他认为法律是恶人之间达成的契约。但是，即使是霍布斯，也没有把“减少恶”作为法律存在的目的。把法律与善结合是西方法律思想的一贯传统，无论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奥古斯丁，还是洛克、边沁，都把善视为法律的目的和作用。受乐观主义的法学理论的指导，1960年代前西方各国的制定法，除非制定法中没有明示立法目的，只要明示立法目的，基本上都以增进善为立法目的，这些立法目的往往是以“为了保护……”、“为了促进……”、“为了提高……”等方式来表示的。所以，即使是美国这种判例法国家，《美利坚合众国宪法》作为其为数不多的制定法，它的立法目的也被明确规定为：“为建立一个更完善的联邦，……增进一般福利……”。
2.法律的实质逻辑结构的特征法律的逻辑结构虽然包括实质与形式两方面，但是由于实质决定形式，所以以“增善”为立法目的的立法技术的特征主要表现在法律的实质逻辑结构方面。又由于法律的实质逻辑结构包括假定条件、行为模式和法律结果等3个方面，因此，以“增善”为目的的法律实质逻辑结构的特征又进一步表现为：
(1)假定条件要具确定性和全面性“确定性”要求法律的规定是“明确而肯定”；“全面性”要求法律对“正面与反面”进行规定。“增善”的目的之所以要求假定条件的立法技术具有全面性和确定性，是因为理性主义、乐观主义使然。
(2)应为、可为和勿为是行为模式基本可选方式假定条件的全面性必然要求对行为模式假定是全面的。
(3)法律结果包括肯定与否定两方面这种特征既是假定条件全面性的要求，也是行为模式可选性的必然结果。
(二)基于有限理陛论的立法技术特征
与基于理性主义的立法技术的特征可以有现成的成果加以借鉴不同，除了波普尔和哈耶克提出以“减少恶行”为立法目的的法律制度构建方法外，我们并无更进一步的基于有限理性、以减少恶行为目标的法律制度构建方法是如何操作的研究成果，所以，基于有限理性论对立法技术的特征进行研究具有开拓性。
1.立法目的的语言具谨慎乐观主义特征――“减少恶”
与理性主义认为人能完全认识一切对象不同，有限理性论则认为人只能依据经验、以试错的形式来确切知道什么是恶的，所以，如果说“增善”是乐观主义在立法目的上的语言表现，那么，虽然谨慎的乐观主义同样认为立法是有意义和目的的，但立法的目的并不一定会“增善”，但却可以“减少恶”。
2.法律实质逻辑结构的特征
虽然无法从经典中直接得出有限理性论的立法技术对于法律的实质逻辑结构的系统表述，但是，一些人的观点无疑有助于把握有限理性论的立法技术对法律的实质逻辑结构的要求。例如：
(1)黑格尔的辩证逻辑对有限理性论下法律假定条件确定性方式有一定启示作用
对于有限理性下有关概念的逻辑问题，有必要提及黑格尔的逻辑学。虽然黑格尔高度评价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认为，“从亚里士多德以来，逻辑学未有过任何进展”、“是值得惊叹的”，但是，黑格尔认为，由于人的思维是形式和内容的统一，因此，有必要把亚里士多德忽视内容的形式逻辑进行改造，这种改造“不是把它改造成为一个分类正确、没有一部分被遗忘，并且依正确秩序表达出来的一个系统的整体，而是要使它成为一个有机整体”。正是黑格尔的这一改造，使得在形式逻辑中“肯定=肯定”的同一律被改造为否定之否定规律，即“否定之否定=肯定”。黑格尔的“否定之否定=肯定”的辩证逻辑规则使人们对于概念的把握并不仅仅通过肯定的形式进行，也可通过否定方式对概念进行把握。由于黑格尔认为他所改造的辩证逻辑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在其中每个部分被视为部分，而只有整体作为整体才具有真理”，所以，黑格尔辩证逻辑揭示了在经验世界中，逻辑的基础是有限理性而不是完全理性。在黑格尔的辩证逻辑的基础上，否定之否定表示肯定。因此，对一个概念的确定式表达可以通过否定之否定的形式来实现。它说明，在有限理性条件下，对于法律实质逻辑结构中假定条件的“确定性”要求而言，确定并不是直接通过肯定来实现的，而是通过否定之否定的方式来实现的。青年黑格尔派的费希特在《自然法基础》中的“自我设定非我”原则就是黑格尔辩证逻辑的应用。
(2)波普尔科学哲学中的证伪论对有限理性论下有关假定条件全面性的方式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对于有限理性条件下人们进行人类知识增长的方式，科学哲学家波普尔有着非常重要的说明。他认为，由于人的理性认识能力的有限性，所以，一方面，人并不能肯定和全面知道什么东西是好、真的；另一方面，人却可以借助有限的理性能力，通过试错、证伪的方式，知道什么是恶的或错误的。
波普尔的证伪论的意义在于，对于法律实质逻辑结构中假定条件的全面性要求而言，它并不要求法律的假定条件必须对“善的”与“恶的”方面全部规定，但必须对那些通过试错法明确知道为“恶的”方面进行全面规定。
(3)波普尔、哈耶克以减少恶行为目的的法律制度建构方法对法律实质逻辑结构中的行为模式和法律结果两方面具有启示作用
如上所述，波普尔和哈耶克提出了有限理性条件下以减少恶行为立法目的的法律制度建构方法。对法律实质逻辑结构的立法技术而言，这种法律制度的建构方法对行为模式的立法技术的启示作用在于：既然减少恶行是使用这一方法所要达到的目的，那么，对于那些已经通过试错法被确定为恶的行为就必须以“勿为”的模式进行禁止。合乎逻辑地，这种法律制度的建构方法对法律结果的立法技术的启示在于：在有限理性的条件下，既然减少恶行是立法所要达到的目标，而且“勿为”是必须的行为模式，那么，行为者的的行为如果触犯了法律中有关“勿为”的规定，当然地，它的法律结果就是否定性的，受处罚是行为者所必须承受的法律结果。这种法律结果的立法技术不仅符合基于有限理性论的法律制度建构的方法，而且与法律的威慑功能具有一致性。
四、基于有限理性论是《食品安全法》立法技术的最佳选择
既然《食品安全法》对“食品安全”含义的规定违反形式逻辑是出于立法技术的考虑，并且上述的分析已经说明：一方面，立法技术有理性主义与有限理性论两种不同的考量方式；另一方面，基于理性主义与基于有限理性论的立法技术在特征上有区别。那么，哪一个基础上的立法技术才能有效地解释为何《食品安全法》对“食品安全”含义的规定违反形式逻辑的规则呢?
从立法技术的角度而言，作为《食品安全法》“天之问”的最佳解释方案，需要满足的3个方面的条件：第一，它能说明《食品安全法》对“食品安全”含义的规定的合理性；第二，它能有助于发现《食品安全法》所存在的缺点；第三，为有效克服《食品安全法》的缺点提供有针对性的方法。以下围绕这3个条件来讨论理性主义立法技术与有限理性论的立法技术的解释效果。
(一)理性主义立法技术作为解释方案的效果
1.不能解释《食品安全法》中“食品安全”含义所遇到的“天之问”
要求假定条件的确定性是理性主义立法技术的特征之一，是由于理性主义立法技术的基础――“理性主义”决定的。所谓理性主义，就是主张世界有一个同一的本原，且这个本原就是理性。这一主张以形式逻辑同一律为其哲学基础。所以，当立法技术以理性主义为基础时，它必然要求遵循形式逻辑的同一律，它必然要求法律中的概念只能以肯定而不能以否定的形式来规定。显然，理性主义的立法技术不仅不能说明《食品安全法》以否定判断的形式来界定“食品安全”含义的正当性，相反却证明它不具正当性。
2.无助于发现《食品安全法》的立法缺点
除了依据理性主义的立法技术可以轻易发现《食品安全法》对“食品安全”的界定违反形式逻辑的同一律是一个缺陷外，我们很难找出《食品安全法》还存在什么缺点。因为经过对比，《食品安全法》无论是在立法目的语言表述，还是在法律的形式与实质的逻辑结构方面，都与理性主义的立法技术的特征一致。更为重要的是，在经历了“三鹿奶粉事件”后，针对这一事件中所反映出来的问题，《食品安全法草案》作了8个方面的修改，按照理性主义的立法技术，想发现《食品安全法》的缺陷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3.难以有效克服《食品安全法》对“食品安全”含义界定所遇到的缺陷《食品安全法》不能以确定(即明确而肯定)的方式来定义“食品安全”，当《食品安全法》自始至终贯彻理性主义立法技术中的确定性要求时，由于理性主义条件下确定化的路径自身的缺陷，使它不仅不能“保证食品安全”，反而会背离《食品安全法》的立法目的。以下的分析将说明这一点。
在理性主义的立法技术下，确定性的路径是如何实现的呢?这需要提到自然法与实证法学派之争。实证法之所以要以实证法取代自然法，原因就在于实证法认为自然法因它的形而上学性而不确定。为了克服自然法的不确定性，实证法一方面主张法律的去价值化，另一方面主张法律的科学化和技术化。即以法律的科学化和技术化来实现法律的确定化。我们看到，《食品安全法》中确实存在着法律问题科学化和技术化的倾向。例如，“三鹿奶粉事件”后，“食品安全”的含义从1个方面修改成3个方面。在这3个方面的规定中，相对于《草案》中“食品按其预期用途使用、食用时不会对消费者产生危害的保证”的规定，正式文本中“无毒”、“无害”、“急性”、“亚急性”和“慢性”的规定是确定的，这种确定性给这些规定带来明显的技术色彩。《食品安全法》以确定化来实现全面化、以技术化来实现确定化的特性随处可见，如，当《食品安全法》基于食品安全事故的预前考虑、在实体法方面规定“食品添加剂的使用应当在技术上确有必要且经过风险评估证明安全可靠”时，它清楚地体现了《食品安全法》为实现对食品安全假定的全面性和确定性这一目的而采用的方法技术：把《食品安全法》从单纯的法律问题转化为科学和技术问题。
不可否认，相对于法律的价值化和形而上学化，法律的科学化和技术化本身较具确定性；但是，法律的科学化和技术化本身同样存在着风险，即：《食品安全法》的科学化和技术化有可能导致这种确定性的立法技术与《食品安全法》立法目的背离。“三鹿奶粉事件”最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缺陷的危害：“三鹿奶粉事件”之所以发生，根本的原因是奶农、奶站在牛奶中加人有毒的三聚氰胺；之所以加入三聚氰胺，是因为奶农和奶站钻了质量免检制度和食品营养标准的空子。在这两个空子中，最根本的空子是食品营养标准的技术性规定。因为，即使没有免检制度，从技术上说，对三鹿奶粉检验的结果也仍然符合当时的食品营养标准。之所以导致牛奶中加入有毒害物质在技术检验上仍然符合标准，是因为食品的营养标准技术化过程中必然存在片面性：依《食品安全法》，专供婴幼儿等特殊人群的主辅食，必须符合食品的营养标准；而依我国的食品营养标准，判定食品是否符合营养标准，有4个核心指标，其中蛋白质含量是一个最重要的指标；判断食品中蛋白质含量是否达标的依据是蛋白质中氮元素的含量，而在牛奶中加入三聚氰胺可以大幅度提高它的氮元素含量。“三鹿奶粉事件”呈现了以技术来实现法律的确定性可能导致的逻辑困境：为了保证食品安全，故制定《食品安全法》――为了使《食品安全法》具有确定性，故使《食品安全法》的规定具有科学化和技术化――科学化和技术化导致片面化：“食品安全”的含义之一是“应当符合营养标准”――在现有的食品营养标准中，蛋白质含量是4大核心指标之一――蛋白质含量的指标是氮含量――三聚氰胺有助于增加氮含量――牛奶中加入三聚氰胺――牛奶不安全。
在制定法的历史中，立法技术与立法目的背离的情形已屡见不鲜，比如，希特勒政权严格按照立法程序和立法技术制定法律，却成为发动法西斯战争的借口；会计法立法技术实现了科学化和技术化，但会计失真事件越加严重；金融法的立法技术
越科学化和技术化，但金融危机的程度越重。“三鹿奶粉事件”为立法技术与《食品安全法》的立法目的背离的危害提供了注脚。
立法技术在《食品安全法》中所呈现逻辑困境的根源不在于立法技术的确定性要求，而在于这种确定性要求以理性主义为基础。在理性主义的基础上，当科学化和技术化作为使法律规定确定化的途径，在增加法律确定化的同时，也会使法律片面化。对于理性主义基础上的科学和技术确定性所导致的片面化趋势，批判主义哲学家马尔库塞有着经典的表述：“法律的科学化和技术化作为提高法律确定性的途经，它与法律的全面性是矛盾的。”
正是由于这种矛盾，导致了在理性主义条件下，当立法技术以科学化和技术化来实现法律的确定性时，这种立法技术虽然可以克服《食品安全法》对“食品安全”含义方面出现的缺陷，但会引来更大的缺陷：第一，立法技术的确定性与全面性相矛盾；第二，立法技术与立法目的相背离。
(二)有限理性论的立法技术作为解释方案的效果
有限理性论的立法技术特征决定了它作为《食品安全法》立法技术的解释方案可以达到以下效果：
1.能有效解释《食品安全法》“天之问”中所遇到的逻辑困境如上所述，违反形式逻辑中有关概念定义的逻辑规则是《食品安全法》的“天之问”遇到的逻辑困境。由于形式逻辑是以理性主义为基础的，所以它实质上是违反形式逻辑规则背后的理性主义的。但是，当《食品安全法》立法技术的基础建立在有限理性论之上时，《食品安全法》“天之问”所遇到的逻辑困境也就不复存在了。因为依据有限理性条件下立法技术的要领，逻辑并不惟一表现为形式逻辑，还有辩证逻辑。在辩证逻辑中，否定之否定同样是肯定。所以以否定的形式对概念的含义加以界定符合辩证逻辑的要求。即：有限理性论的立法技术能有效解释《食品安全法》的“天之问”。
2.有助于使有限理性论立法技术下的“食品安全”概念直接成为《食品安全法》的立法目的虽然有限理性论的立法技术可以有效说明《食品安全法》对“食品安全”含义界定的合理性，但是，由于“食品安全”与“食品无毒、无害，符合应当有的营养要求，对人体健康不造成任何急性、亚急性或者慢性危害”这些要素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属＋种差”关系，所以，这些要素并不是“食品安全”的充分必要条件，而仅仅是必要条件。即具备这些要素之后并不必然“保证食品安全”，同样，“食品安全”也不必然“保障公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它说明：当《食品安全法》以“食品无毒、无害，符合应当有的营养要求，对人体健康不造成任何急性、亚急性或者慢性危害”来定义“食品安全”时，即使《食品安全法》得到有效实施，也不一定能实现《食品安全法》“保证食品安全，保障公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立法目的。从这个角度说，虽然“保证食品安全，保障公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作为《食品安全法》的立法目的符合理性主义的立法技术对于立法目的的要求，但由于仅具有必要条件而没有充分必要条件，所以这一立法目的与《食品安全法》对“食品安全”的定义并不一致，并因这种差异使得这一立法目的仅仅是善良而美好的愿望而已。
那么，在“食品无毒、无害，符合应当有的营养要求，对人体健康不造成任何急性、亚急性或者慢性危害”的条件下，《食品安全法》可以实现的立法目的是什么?在此，美国1906《联邦食品和药品法》的立法目的有着借鉴意义，它明确规定该法的立法目的是“旨在防止掺假、错误标识，或者有毒、有害食品、药剂、内服药品及溶液的生产、销售或运输，规范交易行为，并用于其他目的”。由此可以看出，美国1906《联邦食品和药品法》的立法目的采用了有限理性论的立法技术，即不是以“增加善”而是以“减少恶”作为直接的立法目的，并通过直接“减少恶”以达到“增加善”的间接目的。
可见，在“食品无毒、无害，符合应当有的营养要求，对人体健康不造成任何急性、亚急性或者慢性危害”是“食品安全”含义的条件下，基于有限理性论的立法技术，中国的《食品安全法》应是“防止有毒、有害，不符合应当有的营养标准要求，对人体健康造成任何急性、亚急性或慢性危害的食品的生产、销售和运输”。
3.不仅有助于发现《食品安全法》在实质逻辑结构方面的缺陷，而且为克服这些缺陷提供完善的方法
如果说，按照有限理性论条件下立法技术的要领可以有效回答《食品安全法》的“天之问”的话，那么，按照此要领，不仅可以发现《食品安全法》在实质的逻辑结构方面存在的缺陷，而且为这些缺陷提供了完善的方法。
(1)为克服《食品安全法》在假定条件方面的缺陷提供方法基于有限理性论的立法技术的要领，首先可以通过试错法确定恶的或错误的情形，然后把这些恶的或错误的情形在法律中明确而全面地加以规定。按照这一技术要领操作，可以发现：针对“三鹿奶粉事件”暴露的危害食品安全的8个方面的问题，虽然《食品安全法》有些方面的修改使假定条件的确定性改善，但有些方面的确定性水平还有待改进。具体表现为：食品安全含义、食品免检制度的假定条件确定性得到改善。如，通过“三鹿奶粉事件”，人们发现，以“食品按其预期用途使用、食用时”并不能保证不会“对消费者产生危害”，因为“三鹿奶粉事件”中的婴幼儿所受的毒害就是按预期用途使用和食用的情形下产生的，针对这一点，《食品安全法》明确规定食品安全的含义之一必须是“无毒、无害”，相比之下，“无毒、无害”的规定比“食品按其预期用途使用、食用时不对消费者产生危害”的规定确定得多。针对“三鹿奶粉事件”中食品免检制度导致奶制品被加入有毒三聚氰胺却长时间未被质检部门检测到的情形，《食品安全法》直接废除了食品免检制度，它明白无误地告诉食品生产和经营者：在食品安全的检验上，没有谁可以例外。没有例外意味着确定性。
但是，假定条件确定性在食品安全标准和食品添加剂两方面存在缺陷。例如：
第一，对食品添加剂假定条件的确定性缺陷三鹿奶粉之所以有毒，是因为它被加入有毒的三聚氰胺。针对这一情况，《食品安全法》一方面对食品添加剂的生产实行许可证制度，另一方面规定食品添加剂“应当在技术上确有必要且经过风险评估证明安全可靠，方可列入允许使用的范围”。就确定程度而言，“必须”要高于“应当”。更为重要的是，依据有限理性论，人们对“安全可靠”的认识并不确定，而对于“不安全”有更多的确定性。所以，基于有限理性论的立法技术，对食品添加剂的使用的规定应改为：“食品添加剂必须在技术上确有必要且经过风险评估证明不会导致不安全，方可列入允许使用的范围。”
第二，对食品安全检验标准假定条件的确定性缺陷通过“三鹿奶粉事件”，让人们明白了食品安全标准的重要性。为此，《食品安全法》第19条规定，食品安全标准为强制性标准。并且在第21条规定：“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应当对现行的食用农
产品质量安全标准、食品卫生标准、食品质量标准和有关食品的行业标准中强制执行的标准予以整合，统一公布为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无疑，对食品安全标准规定为强制性和统一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符合基于有限理性论的立法技术对确定性的要求。但问题在于：就“三鹿奶粉事件”来说，即使由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对现行的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食品卫生标准、食品质量标准和有关食品的行业标准中强制执行的标准予以整合，形成统一的食品安全强制标准，并按统一的食品安全强制标准来进行检验，但是，含有三聚氰胺的牛奶不但不能被检出有毒害，反而还被证明是有营养的。这说明：如果食品安全标准的不科学，那么，这样的强制性食品安全标准不仅不会保障食品安全，而且还会导致更大的不安全。所以《食品安全法》第18条对此加以明确：“制定食品安全标准，应当以保障公众身体健康为宗旨，做到科学合理、安全可靠。”但是，如何才能做到“科学合理”呢?换言之，是基于完全理性论还是基于有限理性论更有助于科学合理地制定食品安全标准呢?迄今为止，在标准化的问题上，研究的重点只集中在标准化的目标与原理、标准化理论的初步构建、标准化的经验介绍等方面，尚无讨论标准化的方法论研究成果，更不用说有人关注到标准化存在基于有限理性论与还是理性主义之别。标准的作用无非是为人的行为提供确定性的指导，因此，从确定性而言，依据波普尔的科学哲学理论，在有限理性的条件下，否定性的标准将比肯定性的标准具有更强的确定性。从这个意义上说，要提高食品安全标准的科学性，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在整合现行食品安全强制标准时，有必要强调基于有限理性论，尽可能地以否定性的形式制定食品安全的标准。例如，可规定为：食品(如牛奶)中不得检出三聚氰胺等一切有毒、有害物质。
(2)为克服《食品安全法》在行为模式规定方面的缺陷提供方法按照有限理性论的试错法能够清楚认定恶的观点，对《食品安全法》行为模式的立法技术来说，既然已能确知导致食品不安全的情形之所在，那么就必然以“勿为”的方式来禁止这些恶的情形的发生。例如，通过“苏丹红事件”、“三鹿奶粉事件”这些有毒食品的事件带来的血的教训，人们虽然尚无法知道现有的这些措施能确切带来食品的安全，但可以确切地知道：不法分子正是钻了食品添加剂相关规定的空子，才导致这些事件的发生。因此，按基于有限理性论的行为模式的立法技术，必然要求《食品安全法》以“勿为”的方式规制食品添加剂的生产与使用，因此，《食品安全法》的相关规定应修改的内容为：
第43条，以“不经过许可不得生产食品添加剂生产”取代“食品添加剂的生产实行许可制度”。
第44条，改为：“不向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提交相关产品的安全性评估材料并经过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对相关产品的安全性评估材料进行审查，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申请利用新的食品原料从事食品生产或者从事食品添加剂新品种、食品相关产品新品种生产活动。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六十日内组织对相关产品的安全性评估材料进行审查；对符合食品安全要求的，依法决定准予许可并予以公布；对不符合食品安全要求的，决定不予许可并书面说明理由。”
第45条，改为：“食品添加剂在技术上无必要，或虽有必要但不经过风险评估证明安全可靠，不得列入允许使用的范围。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应当根据技术必要性和食品安全风险评估结果，及时对食品添加剂的品种、使用范围、用量的标准进行修订。”
(3)为克服《食品安全法》法律结果规定方面的缺陷提供方法基于有限理性论的立法技术，要求法律明确、全面禁止那些确认为恶的情形，一旦法律关系中的主体的行为违反了这些禁止性的规定，那么，这些行为的法律结果必然是否定性，并将受到处罚。
因此，基于有限理性论的立法技术要求：第一，“处罚皆明文规定”成为《食品安全法》法律结果根本的立法技术，而“法无明文禁止皆自由”则是“处罚皆明文规定”的立法技术补充。这一点与现有的立法技术理论有区别，因为在已有的立法技术理论中，有关法律结果的立法技术有“处罚皆明文规定”和“法无明文禁止皆自由”两种形式的立法技术，这两种形式是并行的，而不是根本与补充的关系。第二，基于有限理性论的立法技术不仅要求“处罚皆明文规定”成为食品安全法对法律结果进行规定的根本形式，而且要求《食品安全法》明文规定的处罚要以《食品安全法》中明确而全面的禁止性规定为根据。
《食品安全法》对法律结果的规定集中体现在第九章对法律责任的规定中。它说明《食品安全法》有关法律结果的立法技术基本符合基于有限理性论的立法技术对法律结果的要求――“符合处罚皆明文规定”是法律结果的根本性立法技术。
但是，《食品安全法》有关处罚的各种规定中，仍然存在许多缺陷：它的这些处罚并没完全以《食品安全法》的假定条件和行为模式中明确、全面的禁止性规定为根据。主要表现在：
第一，《食品安全法》许多“明文规定的处罚”的根据并非出于《食品安全法》的“禁止”而是“应当”。例如，第44条只是规定利用新的食品原料从事食品生产或者从事食品添加剂新品种、食品相关产品新品种生产，“应当”经过安全性评估，但第85条却规定“利用新的食品原料从事食品生产或者从事食品添加剂新品种、食品相关产品新品种生产，未经过安全性评估”必受处罚，这些处罚包括行政、民事和刑事3方面。像第85条这种处罚与行为方式不一致的情形还很多，第87条受处罚的许多情形在假定条件和行为模式方面都是以“应当”而不是禁止性规定。因此，建议在《食品安全法》的修改时把这些“应当”改为“禁止”。
第二，有些《食品安全法》中的禁止性规定并未规定处罚措施。例如，第38、39、67条中有关“不得少于二年”的禁止性规定，却没有处罚。因此，建议修改时补充这方面的处罚。
(三)小结
在理性主义条件下，立法技术的确定性与全面性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冲突，这种冲突最终导致立法技术与立法目的背离。立法技术的确定性与全面性之间的内在矛盾源于理性主义的局限性。在有限理性论取性主义的情况下，无论是从立法技术的效果看还是从避免立法技术与《食品安全法》的立法目的相脱离上看，应基于有限理性论的立法技术来解释《食品安全法》。
五、结论
科技安全的意义篇2
【关键词】安全文化要素关系作用
StUDYontHeReLationSHipSanDRoLeSoFSaFetYCULtURewitHitSSomeeLementS
wuZongzhi
nationalCenterofSafetyScienceandtechnology,SawS,China
aBStRaCt
inthispapertherelationshipsbetweensafetycultureandsafetyidea,safetyscienceandtechnology,safetyregulationsarebrieflydescribed.therolesofsafetycultureanditssomeelementsinworksafetyarediscussed.thesafetyideaisproposedthat“safetyisrelative,hazardiseverlasting,accidentcanbepreventive”.thecreationandinventionofsafetyscienceandtechnologyarethedrivingforceofthedevelopmentofthesafetyculture.theeffectofsafetyregulationsisdependentonsafetyculture.thedevelopmentofsafetycultureisaimportantpartoftheestablishmentofthelongtermeffectivemechanismforworksafetyandthewell-offsocietyinChina.
1．引言
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提出，要在本世纪头20年内，集中力量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事关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的安全生产和作为先进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安全文化是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从安全生产的角度展望，全面小康社会是一个安全科技进步，安全法制健全，安全文化繁荣，人民生产和生活安全健康的社会。
关于文化的定义众多，经典的是1871年爱德华·泰勒在《原始文化》一书中所作的“文化与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讲，是一个复合的整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一个社会成员的人所习得的其他一切能力和习惯”。按照我国《辞海》的定义，文化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同样，关于安全文化的定义和概念也有多种表述。英国安全健康委员会等机构（HSC/aCSniHumanFactorStudyGrup）将安全文化定义为“安全文化是个人和群体的价值、态度、观念、能力和行为方式的产物，它决定了对组织的安全和健康管理的承诺，以及该组织的风格和熟练度”。我国安全文化界将安全文化归纳为“安全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为维护安全而创造的各类物态产品及形成的意识形态领域的总和；是人类在生产活动中所创造的安全生产、安全生活的精神、观念、行为与物态的总和；是安全价值观和安全行为标准的总和；是保护人的身心健康、尊重人的生命、实现人的价值的文化[1]。
无论怎样表述安全文化的定义和概念，安全观念、安全科学技术、安全法规都是构成安全文化的重要要素。本文简要论述安全文化与安全观念、安全科学技术和安全法规的关系及其对安全生产的促进作用。
2．安全观念与安全文化
思想认识是一切工作的基础和前提，安全观念是发展安全文化，做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的前提条件。关于安全的定义众多，在一般辞典中，安全系指没有危险。由于人们主观上对安全的认识不同，判别安全或不安全有多种概念或定义，也有人认为“安全是人们的心理状态”。国际标准化组织和国际电工委员会将安全定义为“免遭不可接受的风险的伤害”。“风险”是指“特定危险性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及其后果的结合”。国际劳工组织将危险定义为“可造成人身伤害或损坏的固有的潜能”。同样地对事故也有多种概念和定义，通常情况下，事故是指：“造成死亡、疾病、伤害、财产损失或其它损失的意外事件”。安全总是与危险、风险、事故伴随在一起的。
事故的能量转换理论认为，事故是能量或危险物质的意外释放，作用于人体的过量的能量超过了人体（或结构）的抵抗力，或是使人体与周围环境的正常能量交换受到了干扰（如窒息、淹溺等）。由于物质与能量的互换关系，物质的危险作用可认为是能量危险作用的一种形式。
一起事故的发生是危险源（能量源）与引发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事故引起的人体伤害可解释为由于能量的转换而造成的机体破坏。机械能的转换可造成外伤，热能、电能、化学能或辐射能可造成烧伤或其他伤害。存在超过一定数量（临界量）的能量或危险物质是事故发生的前提条件。这里“一定数量”或临界量意味着超过该数量的意外释放能量，超过了人体（或结构、设备、设施）的抵抗力或抗干扰的能力，从而会导致人体伤害、财产损失或环境破坏。
20世纪30年代，美国科学家海因利希（H.w.Heinrich）统计研究了事故发生频率与事故后果严重度之间的关系，提出了1:29:300法则，又称海因利希法则，分析了事故所造成的人身伤害程度与事故发生起数之间的关系，揭示了事故发生的规律性，即严重人身伤害的事故起数总是少于轻微伤害事故起数，轻微伤害事故起数又少于无伤害事故（即未遂事故或称事件）起数。
该法则表明：尽管事故发生是小概率现象，单起事故伤害程度的大小受偶然因素支配，但从大样本量统计分析，事故是有规律的，是可以预防的。如果同类轻微伤害事故或事件多次发生，当达到一定的概率后，必然发生重大伤害事故。因此，如果要防止发生重大伤害事故，必须从防止无伤害事件和轻微伤害事故发生做起。换句话说，引发无伤害事件或轻微伤害事故的原因同样可造成严重伤害事故发生。为了预防事故，必须分析无伤害事件的原因，在发生重大伤害事故之前，采取预防对策，消除或监控产生伤害的根源[2]。
事故的根源是由于存在危险的能量或危险物质，事故发生的基本原因可归纳为人的不安全行为和物的不安全状态。这里人的不安全行为包括人因失误和管理上的缺陷，物的不安全状态包括生产活动中的设备、设施、场所以及环境条件的危险状态等。在我国国家标准中将“可导致事故发生的物的危险状态，人的不安全行为及管理上的缺陷”定义为事故隐患。
理论研究和大量事故调查的实践表明，事故隐患，即人的不安全行为，管理上的缺陷和物的不安全状态是导致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隐患险于明火”。
在安全文化的建设和发展过程中上，要树立“安全是相对的，危险是永存的，事故是可以预防的”正确观念，要纠正“经济发展，事故难以避免”的错误观点。生产和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危险设备、设施、场所增加，人们的生产活动增加，隐患也会增加。但只要树立科学的安全观念，尤其是发展先进的安全文化，采取正确的安全防范措施，有效地监控危险源，防止出现隐患，事故是可以预防的，国外工业发达国家的安全文化建设实践和安全水平已是有力的证明。
3．安全科学技术与安全文化
文化的发展总是与人类社会同步发展的。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其创新成果是文化的构成要素，是文化丰富和发展的坚实基础与驱动力量。在现代社会中科技作为文化的属性、特点和功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明显和突出，是实现文化创新的最基本和最活跃的构成因素。恩格斯认为，自然科学的每一重大发现。甚至是仅仅向前迈出一小步，都会改变唯物主义的形态，改变生产力的实现方式和人们的世界观与价值观的基本趋向。当安全科学技术以安全文化的形式作用于社会文明和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同时，就会对于人们的思想、精神与道德的升华发挥潜移默化的作用[3]。因此，安全科技进步与创新程度决定着全民的安全文化素质与文明程度，同时也决定着生产力水平和经济发展程度。安全科技创新是安全文化建设的动力和源泉，同时也为安全文化建设充实新的内容和提供新方法，安全科学技术是构成安全文化的重要内容，但它只有在与安全文化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并形成整体效应时，才能更好地发挥先进作用，因为安全科技往往只具有安全生产所需要的客观内容和科学方法，而缺少安全文化所具有的社会性，意识形态性和思想导向性。
4．安全法规与安全文化
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标准是国家强制执行的，法规的实施必须要有文化的支持，安全法规的生命深藏于安全文化之中。对社会、企业和个人来说，安全法规的实施，不仅是惧怕国家强制力的结果，也不仅是对安全行为后果的期望的结果，而是安全法规能不能为社会接受，融入社会，是安全法规所体现的价值取向是否与社会的价值取向一致。因此，安全法规的实施不仅是国家意志的体现，也是安全文化的实现。
另一方面，安全法规仅是安全的最低要求，而不是保证安全的充分条件。此外，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是渐进的，对危险的认识也是渐进的，安全法规往往滞后于生产实践的需要，安全法规是变化和发展的。安全法规既需要通过外部力量来强制实施，也更需要借助习俗、惯例、伦理、道德规范等安全文化要素来自觉实施，尤其在安全法规不健全或当安全法规在边际上不起作用时，安全文化的约束力就扮演着重要角色。文化的符合性与系统性的逻辑必然结果是规范性。文化产生的规范力量使任何与其不一致、不协调的行为或事物都被认为是不适当的，要将其纠正；如果纠正不成功，则将其排斥之[4]。
国内外的实践表明，安全文化是安全系统有效性的决定因素，职工对企业安全文化的感受支配着其安全行为，安全文化决定着安全系统要素是否有效地作用。在已形成了积极的安全文化的企业中，安全系统能够有效地作用，而在消极的安全文化或没有形成安全文化氛围时，安全系统的作用难于发挥[5]。
5．结束语
在人类的生产和社会活动中，安全活动就是不断地辨识危险、评价危险和控制危险的活动。随着社会的进步和人们物质与精神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对安全的需求也不断提高。对危险的认识不断加深，危险评价和控制技术不断进步，安全水平也不断提高。安全是相对的，危险是永存的，事故是可以预防的。为确保安全，必须以唯物主义的认识论观点，采用动态的、变化的和发展的安全科学技术方法和防范措施，警钟长鸣，持续改进。所以说安全生产水平是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之一，安全文化是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安全文化的核心是树立以人为本的价值观念，这与小康社会的目标中“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是一致的，以人为本要求生产发展必须考虑社会的可承受程度，人的可承受程度，必须是可持续的发展，真正做到“安全第一，预防为主”，形成人人“关爱生命、关注安全”的良好社会环境。
无论怎样理解安全文化的众多定义，必须认识到，安全文化的规范性、系统性及其具有的社会力量对安全生产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安全文化建设是建立安全生产长效机制和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
参考文献：“”版权所有
1．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政策法规司编，安全文化论文集，第5页中国工人出版社，2002年2月。
2．吴宗之，经济要发展事故可预防，中国安全生产报，2003年6月19日。
3．申维辰，科技创新与发展先进文化，人民日报，2003年5月13日。
科技安全的意义篇3
1、网络安全的定义
网络安全是指网络系统的硬件、软件及其系统中的数据受到保护，不受偶然的或者恶意的原因而遭到破坏、更改、泄露，系统能够连续、可靠、正常地运行，网络服务不中断。网络安全的中心内容是信息系统的安全，即信息处理和传输系统的安全。它主要包括三方面，即系统信息安全、信息传播安全和信息内容安全。系统信息的安全主要涉及网络硬件方面的安全，包括物理环境、设备、媒体等方面的安全。信息传播和信息内容的安全多涉及软件方面的安全，也是和大学生网络安全更为紧密的部分。
2、全面认识网络信息安全对大学生的意义
在网络信息传播和储存的过程中会出现许多不安全因素，这其中对大学生危害最大的是个人信息泄露问题，这也是许多教育工作者一直提及的问题。虽然网络信息安全的问题比较突出，但并不是网络安全问题的全部。实际上由于网络犯罪隐蔽性较高，再加上学校教育的侧重点的偏失，因此很多大学生认为网络安全就是指网络信息安全，他们没有感受到自己的网络信息有什么不安全。据有关调查显示只有1.4%的学生有过QQ号、mSn号、网银账号被盗的经历，90.2%的学生认为没有人企图对他们实施数据盗窃。所以，他们想当然地认为网络安全问题不是普通大学生要注意的事情，网络犯罪分子只会对机密性文件、银行账户和其他价值较高的数据下手，而对普通大学生的信息数据不感兴趣。但是事实的状况并非如此，根据《2013年中国网民信息安全状况研究报告》显示：“2013年一年中遇到过网络安全问题的网民比例高达74.1%，影响总人数达到了4.38亿，这其中年龄在19-29岁的人群占总人数的29.5%，而这一群体的绝大多数恰恰是在校大学生。所以，这样不难看出针对大学生的网络安全问题就在我们身边，并且需要我们马上应对和解决。[1]
而针对大学生群体的网络犯罪的方式方法也是层出不穷，除了通过技术手段直接窃取个人信息，再进行后续欺诈行为的犯罪外，还包括使用手机恶意软件在用户不知情或未授权情况下，通过自动订购收费业务、拨打收费声讯电话、偷跑流量等方式，为自己谋利；使用假冒网站/诈骗网站通过伪装成正常网站，以抽奖等方式骗取钱财；以网络中介服务平台的名义进行高利贷业务；开设网络进行活动或利用的名义骗取钱财等。这其中大部分都是利用了网络安全漏洞进行窃取或者骗取个人信息来实现犯罪目的的。因此，大学生必须全面认识网络安全的重要性，不要单纯地认为自己的个人信息并非机密，犯罪分子不会感兴趣，因而就放松了警惕。事实上，犯罪分子获得个人信息不是目的，它只是为了达到犯罪目的的手段。大学生只有明确了这一点才能够保护好自身免受网络安全问题的困扰。
2大学生网络安全与科技道德的关系
1、大学生网络安全与科技道德的关系
科技道德是调节人们所从事的科技活动与自然界、科技工作者与社会以及科技工作者之间相互关系的行为规范，是科学活动中从思想到行为应当遵守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的总和。从科技道德的定义中不难看出科技道德所要约束的主体是从事科学研究或掌握科学技术的人或群体，而对象是科技本身。通过定义可以推断出违背科技道德的后果：科技一旦不被正确地使用，必将产生恶劣的影响。科技发展必须重视伦理规范，以弘扬科技的正面效益，扼制其负面影响，更好地为人类造福。从这一点来说，科技发展必须遵守一定的伦理规范，一切不符合伦理道德的科技活动必将遭到人们的异议、反对，被送上道德法庭甚至受到法律的制裁。[2]大学生作为社会的一个特殊群体拥有一定量的知识储备和思想基础，是国家培养的高级专业人才，同时也代表着最先进的流行文化。网络既是流行文化的组成部分又肩负着传播流行文化的任务，是大学生最喜欢的媒体之一，它有时甚至在潜移默化地改变着大学生的思想。
由于网络文化具有多元性、开放性和自由性，网络的发展，加速了各种文化之间的相互吸收、融合，使其在广泛传播中得到发展。网络文化无形中影响了大学生的各种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也容易使一些西方国家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渗透到大学生中，破坏他们已有的思想、价值和文化。大学生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在虚拟空间难免发生改变，在没有形成稳定的世界观和独立价值判断能力之前，如果没有适当的引导，就会处于寻求新鲜刺激的心理状态，从网上获取和传播各类信息，导致一些不良行为的发生和不良信息的传播，对大学生社会化产生不良影响。如果缺乏清醒认识，久而久之，就会导致道德意识弱化、价值判断能力弱化，进而产生道德危机。而这种道德危机如果存在于一个拥有一定网络技术储备的大学生身上极有可能促使他走上破坏网络安全的犯罪道路。所以，网络安全和技术道德之间存在着联系。技术道德是网络安全的前提之一，拥有良好技术道德的大学生断不会从事危害网络安全的活动。不仅如此，他们还会利用所学知识维护网络的安全稳定，防止网络信息泄露。因此，我们在对大学生进行网络安全教育的同时一定也要做好技术道德方面的教育，尤其是对计算机专业的学生更要关注。只有约束了不正确的技术思想才能从真正意义上阻断网络安全问题发生的根源。
2、如何提高大学生的技术道德水平
（1）将科技道德课程纳入专业教育体系
要将技术道德教育与本学科专业教育和社会实践紧密结合，将正确的科技伦理观阐述给大学生，帮助他们构建出完整的技术道德体系，从而让他们更好地了解科学的社会逻辑，掌握辩证看待科学事物的能力。大学在专业课程设计中要突出提高技术道德层次的目标，在基础理论教学内容里，要努力将设计目标同专业技术应用进行相关结合，利用科技道德教学，学习优秀科学家和科技工作者的道德品质，这些有助于学生调整只注重技术的经济价值而忽视其社会文化价值的思维方式，引导学生从伦理道德的视角看待科技活动，正确理解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之间、真与善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辩证关系。[3]（2）将科技道德教育纳入思想道德课程体系
扩充德育教育的内容，将生命伦理、生态环境伦理、信息网络伦理、科研学术伦理等科技伦理道德教育的内容纳入大学思想道德课程内容体系。改变传统的道德教育体系，在教授科技道德课程时要能够从“人与人的关系”逐步转变为“人与科技与人的关系”。另外，还要将科技伦理、技术道德和大学生的安全教育相结合，通过安全教育反作用于科技道德教育，预防科技犯罪。
（3）优化第二课堂，通过校园文化发展促进科技道德建设
利用已有的校园文化基础进行科技道德建设。加强科技道德教育和輿论宣传。营造良好的科研与学术研究的氛围，整顿学术规范，重申科技伦理底线，大力宣传科技史上著名科学家的高尚品德和科学精神，批评在日常学习、学术活动和科技活动中不道德的行为，充分认识不良科技道德和科研作风的严重危害。
利用大学生参加生产实践、社会调查、科技实践活动的机会树立优秀示范个人或单位，将伦理教育同学生培养的各个环节相结合，充分发挥科研实践的功能和实效。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参与科研实践，可以有效摆脱单纯地理论灌输，得到最直接的教育。
另外，除了科研实践还可以开展一些专题讲座、名人讲座，从而营造出浓厚的科技伦理氛围，强化榜样形象的熏陶作用。
（4）健全科技道德监督机制，充分发挥社会舆论和教育系统本身的监督作用，利用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等传媒的舆论监督作用，以相应的法律、法规和制度约束人们在科技创新、学术研究和科技活动中的违规行为，倡导良好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将道德教育、道德自律与社会舆论、法律约束紧密结合起来。总之，加强大学生科技道德素养教育，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要求，也是实现“中国梦”的必要条件之一。大学生科技伦理道德危机状况，更加突显了加强科技伦理教育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科技伦理道德教育是高等教育的重要任务，也是高校德育的全新课题。建立大学生科技伦理危机有效防御机制，加强大学生科技伦理道德教育，有助于增强大学生的伦理责任感，推动大学生的思维创新，促进大学生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有机融合。
参考文献
[1]蒋莉，杨培静.欧美国家如何培养网络安全意识[J].中国教育络，2008，（8）.
[2]王文娟，李宏英.正确认识和处理科技发展与伦理道德的关系[J].山西科技，2009，（3）.
[3]赵阿华.当代大学生科技伦理教育刍议[J].职业圈，2007（6）.
作者简介
科技安全的意义篇4
关键词：妇产科安全隐患护理；研究分析；工作现状；工作制度
随着当前医疗事业的不断向前发展，广大人员对于医疗护理工作的期望也在不断的提升。相对应的，妇产科作为当前临床工作当中安全隐患相对较高的科室之一，还需要广大人员加强对妇产科安全隐患护理的重视程度，真正意义上从问题的根源等角度着手，采取积极并且有效的措施实现对其中相关问题的合理解决，实现对隐患的有效预防，真正意义上实现妇产科安全隐患护理整体效益的增强，提升护理人员的自身素质。
1妇产科安全隐患分析
当前妇产科安全隐患护理工作之中存在有较多的安全隐患，详细的进行了解，不仅对于更好的提升妇产科安全隐患护理质量有着切实作用，同时还可以帮助科室内部建立起完善的体系制度，确保工作的有效执行。需广大人员加强对妇产科安全隐患护理的重视程度，从问题的根源等角度着手，采取积极并且有效的措施实现对其中相关问题的合理解决，如上述，妇产科是当前出现纠纷的一个重要的科室，更好的解决妇产科安全隐患护理相关问题，是切实的提升医疗技术水准并且提升患者满意程度的关键点。当前医疗技术不断向前发展，新设备和新手段的使用更新速度也加快，所以还需要切实的增强人员的素质能力，保证医疗技术工作到位，诸如在抢救等危急时刻，出现不能够迅速的配合护理工作开展的情况，会为后期的护理留下巨大的安全隐患，另外在静脉注射过程当中没有能够及时的对宫缩情况等进行监测和控制，也将导致新生儿出现脑瘫以及缺氧等状况，故需要进行严格的重视。对于医药品的使用，对其性能和操作规程不明确，药品的禁忌等掌握不到位，也必将出现巨大的隐患，同样需加以重视。
2妇产科安全隐患护理措施分析
2.1强化妇产科安全隐患护理意识对于妇产科安全隐患护理工作之中的相关规程制度，需要进行全面的明确，严格的执行相关家属制度和病情告知制度，如上文分析到的，在当前临床工作的开展过程当中广大群众对于护理工作的要求和标准在不断的提升，随着当前社会不断向前发展，广大群众对于医疗工作的质量和期望值也在不断的提升，故对于出入院患者、手术患者、麻醉患者等，需要告知，而对于危重患者、急症患者以及抢救患者等，同样需要及时告知。详细记录家属意见以及告知的相关内容等，纳入只相关跳跃之中。采取积极并且有效的措施实现对其中相关问题的合理解决，实现对隐患的有效预防，采取积极并且有效的措施实现对其中相关问题的合理解决，实现对隐患的有效预防，遵守各项护理操作规程加强护理管理，需要切实的增强人员的素质能力，保证医疗技术工作到位，完善各项护理工作制度。组织护士学习医院护理管理制度，在实施及落实制度中，护士长要经常督促检查，严格管理。另外还需要注意的是，如果患者家属出现了违规性要求，需要详细的告知相关风险及可能出现的后果，以保证妇产科安全隐患护理制度的严格执行。
2.2提升护理人员素质能力妇产科安全隐患护理中需要全面的加强业务和技术方面的提升，从根本上改进护理管理的水准。首先需要鼓励护理工作人员进行继续交易和学习，在实践工作当中全面的开展24h值班制度，加强科室的技术力量，更好的提升护理效益。对于新药物的使用，需要仔细的阅读说明书并且进行妥善的存档管理。需要广大人员加强对妇产科安全隐患护理的重视程度，从问题的根源等角度着手，采取积极并且有效的措施实现对其中相关问题的合理解决，实现对隐患的有效预防，采取积极并且有效的措施实现对其中相关问题的合理解决，实现对隐患的有效预防，真正意义上实现妇产科安全隐患护理整体效益的增强，最后，对于护理人员还需要定期的进行专业技术知识和急救知识的培训，加强技能方面的培养。
2.3加强医药品检查及管理如上述，当前医疗技术不断向前发展，新设备和新手段的使用更新速度也加快，所以还需要切实的增强人员的素质能力，保证医疗技术工作到位，故需加强药品和设备的管理，完善设备和药品管理，做到急救药品和器材随时处于应急状态。对急救设备做到专人管理，随时检查医疗设备是否完好无损，定位、定量、定时保养维修，让设备在急救时随时待命，保证药品充足，对使用的药物做好记录备案，以备随时使用。如产房所必需的用品、药品和急救设备要做到"五定"制度。保持各种物品完好和耗材充足，使急救器材时刻处于备用状态。每月召开科务会议进行护理质量分析，以提高每位护理人员防范差错事故的思想意识。
2.4加强护患沟通及交流护理人员必须树立与病人及家属沟通的服务意识，最大程度减少由于语言不当引起家属不满而引发的纠纷。护理人员要持宽容、谅解及忍让的态度，要充分理解患者及家属的心情，无论遇到什么情况，都不与患者及其家属发生正面冲突，以缓和医患矛盾，避免矛盾激化。对个别素质差的患者，应态度和蔼，不卑不亢地冷静处理，用实际行动感化患者，引导患者，使患者自觉地进入患者角色，听从护士的安排和治疗。主动关心产妇，主动的与其进行沟通和交流，同时还需要注重自身的素质，避免与患者和患者家属产生相关矛盾和冲突，在沟通过程当中学会以宽容和理解的态度，面对患者的情况和各种不良思想情绪，并且积极的配合患者和家属的相关工作，进而达到最大程度之上减少不满情况发生的效果。最后，妇产科安全隐患护理中需要全面的加强业务和技术方面的提升，从根本上改进护理管理的水准。对于患者和家属提出的相关问题，还需要主动的进行回答，热情的进行回应，在护理过程当中需要时刻的为患者着想，主动为其进行排忧解难，关心和帮助爱护，认真的回答其提出的相关问题，减少不良情绪，保证最佳的临床护理效果[1-4]。
综上所述，根据对当前现代化的妇产科安全隐患护理重点和基本的核心思想等进行全面的分析，旨在以此为基础更好的实现对妇产科安全隐患护理工作的改进，有效的措施实现对其中相关问题的合理解决，实现对隐患的有效预防，真正意义上实现妇产科安全隐患护理整体效益的增强，提升护理人员的自身素质。真正意义上促进工作的建设进入到全新的阶段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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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安全的意义篇5
关键词：林业管理；虫害；防治技术
1引言
我国虽然地大物博，幅员辽阔，但是森林资源总量相对不足，且各地区质量不齐，分布也不均匀，人均森林面积仅为世界人口的1/4。因此我国林业发展总体上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就贵州省安顺市紫云自治县来说，近年来，虫害对林业的破坏性很大，一旦处理不当就会给当地林业发展带来灭顶之灾。由此可见，林业管理中虫害防治技术的作用显得至关重要。小到可以提高林业管理的效率，大到对整个自治县的经济发展都具有重要的作用。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不仅要将许多先进的病虫防害技术也广泛的应用于林业领域的管理工作中，基本实现了林业管理的信息化、数字化和自动化；还要越来越重视林业管理中虫害防治技术的重要意义。只有这样，才会对贵州省安顺市紫云自治县的林业管理产生重大的意义。
2林业管理中虫害防治现状
2.1贵州省安顺市紫云自治县的地理环境
贵州省安顺市紫云自治县地处贵州西南部，平均海拔1100m左右，总面积2284km2，安顺地处东经105°13′～106°34′，北纬25°21′～26°38′之间，为中亚热带与北亚热带的过渡地带，属典型的高原型湿润亚热带季风气候，四季分明，干湿明显，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同时位于长江水系乌江流域和珠江水系北盘江流域的分水岭地带，境内河流纵横，落差大，水能资源丰富。安顺平均海拔高度在1102～1694m之间，全境海拔高度560~1500m，具有山岳气候的典型特征，这样得天独厚优越的地理环境，为林业种苗培育提供了优良条件。再加上紫云自治县地处贵州高原向广西丘陵过渡斜坡地带的中低山盆谷区，这些典型的地理环境决定了自治县境内分布的地带性植被以用材林和经济林为主，如：常绿阔叶植被、常绿栎林、常绿落叶混交林等，全县的森林覆盖率约为53.7%。
2.2自治县虫害防治现状
经过多年的统计可知，贵州省安顺市紫云自治县植被覆盖率相对较高但同时也是虫害多发地区，不仅病虫害种类繁多，而且病害类型复杂多样，再加上许多人类活动、森林治理的基础设施不健全、政府的关注度和治理力度都不够等原因使原本脆弱的生态系统更加恶化。就目前而言，造成灾害的林业生物有60多种，如：松毛虫、华山松大小虫、庶扁娥、吹绵蚧、桔小实蝇等，由此可见紫云自治县林业管理现状的严峻性。不过近几年随着国家和贵州省政府越来越重视林业管理中虫害防治技术的重要意义，对虫害的发生规律、虫害的危害程度、虫害的防治措施等进行了全面的了解，同时加大投入，引入许多先进的虫害防治技术，如：生物防治措施（天敌、各种活性物质、操纵使昆虫不育）化学防治措施（人工涂抹、包扎、喷施）物理防治技术（光、电、声、热、微波、辐射、灯火、潜所、饵木），在治理虫害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3林业管理中虫害防治的重要意义
3.1林业基础防治技术的意义
林业基础防治技术是指进行树苗种植时对种植地区进行严格的检查，包括土壤情况，地下是否有潜在的害虫；对树苗进行严格的挑选，选取健康的树苗，及时清除树苗的杂草，控制树苗的密度，增强树苗的抵抗能力。只有进行这些基础的林业基础防治，才可以有效的避免护着降低虫害的发生，也可以在短期内控制虫害情况，更可以减少工作量和药物的使用率，提高林业管理的效率，降低成本。
3.2监测预警技术及其意义
监测预警技术是指运用一些信息技术如3S技术（地理信息技术、遥感技术、全球定位系统技术）其中，地理信息技术可以使工作人员结合地理情况对植被进行初步的了解；全球定位系统可以让工作人员在电脑上看到每个小方位的信息，从而帮助护林人员准确定位；遥感技术可以根据植被反射的电磁波观测植被的生长状况。运用这些技术不仅可以高林业检测的准确率，同时还可以及时发现虫害现象，从而早早的找出问题的所在并积极采取措施遏制虫害的蔓延。
3.3生物防治技术的意义
生物防治技术是指既可以利用病虫的天敌来进行消灭，也可以通过提区或者人工合成生物体内的各种对病虫有害的激素等方法进行防治。采取这种以虫治虫的方法最大的好处就是利用了生物链的原理，对生态系统的破坏不大，目前也在林业管理中广泛运用，进一步普及。
3.4化学药物防治方法的意义
化学药物防治方法是指采用一些化学试剂如来源于生物的一种或几种物质的混合物及其制剂，旨在操纵昆虫的不育等或者一些农药主要是涂抹或者喷洒在林木上，这种方法可以短时间内控制病虫的蔓延，操作简单，可以推广使用，但是长期使用则可能使病虫产生抗药性，达不到该有的效果。
3.5物理防治方法的意义
物理防治方法是指通过一些物理手段或者简单工具来诱捕害虫，或者杀死病菌等，这种方法可以根治病虫害，而且残留的副作用也较其他技术来说小，对生态系统的破坏也小，但是成本较高，费时费力。
总之，这些基础林业防治技术，监测预警防治技术，生物防治技术，物理防治技术，化学防治技术等虫害防治技术运用于林业管理中，不仅可以便于科学高效管理，不断提高有效管理的水平；还可以利用信息技术进行监控，及时准确地发现疫情并采取措施，从而促进生态平衡，做到防患于未然，预防林区虫害的发生；除此以外，对于整个国家或者地区而言更可以美化环境，促进生态旅游发展，在治理良好的基础上开展生态旅游业，可以促进经济发展，不断循环，改善林区的经济和环境条件；最重要的是可以促进林业可持续发展，便于科学化管理，使得虫害防治技术和科学林业管理相结合，一点多面地说明了林业管理中虫害防治的重要作用。
4小结
贵州省安顺市紫云自治县为中亚热带与北亚热带的过渡地带，主要的植被类型有常绿阔叶植被、常绿栎林、常绿落叶混交林等，因此植被覆盖率高，但同时林业管理相对不足，各种原因导致林业虫害时常发生，因此林业管理与虫害防治技术密不可分，虫害防治技术是加强林业管理的重要举措，林业管理中虫害防治技术的意义更是十分重要，包括林业基础防治技术的意义；监测预警技术及其意义；生物防治技术的意义；化学药物防治方法的意义；物理防治方法的意义等。只有明确这些意义，虫害防治技术才可以在林业管理中更加发挥作用，更好的造福于林业的可持续发展和国名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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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安全的意义篇6
总书记关于社会主义荣辱观的重要讲话，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明确了当代中国社会最基本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是新形势下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的根本指导方针。在进行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的过程中，把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与学习结合起来，自觉践行“八荣八耻”的要求，对于保持共产党员的先进性，增强党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社会主义荣辱观，体现了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与党所坚持的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是完全一致的。一切为了祖国和人民，体现了共产党员最基本的政治品格。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中，无数革命先烈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牺牲了自己的一切，以实际行动，树立起共产党人的光辉形象。在和平建设时期，涌现出雷锋、焦裕禄、孔繁森、郑培民、任长霞等千千万万好党员、好干部，他们的高尚品质充分展示了共产党人的本色，是人民心中永远的丰碑。
共产党员特别是党的干部，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就是要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用自己的行为诠释为人民服务的深刻含义。要增强执政意识和责任感，切实了解群众疾苦，热心反映群众要求，真诚帮助群众解决困难，千方百计带领群众致富。
社会主义荣辱观，是新的历史条件下人们理想信念的集中表现，反映了人们所应该确立的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理想信念，是人生价值取向的最高准则，是人的最高追求，是人的精神支柱。今天，为理想奋斗就是投身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就是如同志强调的，“矢志不渝地为实现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而奋斗。”
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明确了我国社会当前基本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党员先进性的具体要求，体现了一个共产党员所应该确立的理想与信念。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就要教育广大党员干部加强党性修养，把对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建立在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正确认识上，把个人的奋斗融入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奋斗当中，坚决抵御不良风气、不良信息、不良习惯的影响，明荣辱之分，做当荣之事，拒为辱之行。
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是党的先进性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党风廉政建设的基础性工程。要旗帜鲜明地区分是非、善恶、美丑的界限，明确坚持什么、反对什么,倡导什么、抵制什么。要模范遵守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做到清正廉洁、勤政务实和敬业奉献，带领群众走好科学发展之路。
在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的过程中，我们要大力倡导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不断探索思想道德建设的新方法、新途径，用“八荣八耻”要求来澄清错误观念，净化社会环境，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社会主义的荣辱观，崇尚科学，反对愚昧，同样体现着创新精神。共产党员都要带头学科学、用科学，以强烈的创新意识和对创新的不懈追求，进行基础理论创新、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为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服务，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服务。
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要与牢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结合起来，就是要求我们把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落实到坚持以人为本，实现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上来。从质监部门的实际来看，就是要落实到提高“三服务”的能力和水平，提高服务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上来，全面履行职能，推进质监工作走上规范化、法制化、科学化的轨道，实现使政府满意、企业满意、群众满意的“三满意”工作目标。
树立科学的发展观，贯彻落实科学的发展观，要自觉地把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推进质量技术监督各项工作统一到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上来，充分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结合沾益实际和单位实际，按照县委、县政府和上级质量技术监督部门的安排部署和要求，全面做好质量技术监督各项工作。
首选，要突出工作重点，以质量和安全两座“泰山”为已任，强化“保国安民”责任意识，切实解决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坚持以人为本，就要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和对人民群众高度负责的精神，把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原则，真正落实到搞好质监工作中去。我们要紧紧抓住“质量”和“安全”这两个工作重点，认清形势，统一思想，全面贯彻落实从源头抓质量，提高工作的有效性，从基层抓落实，提高依法行政水平的“两抓两提高”工作思路，强化服务意识，提高工作的有效性，集中精力抓好生产源头的质量监管工作。一要做好狠抓食品源头质量，全面实施食品放心工程。要把食品质量安全专项整治的重点放到狠抓生产加工源头上来。结合沾益实际，坚决做到宣传到位、普查到位、抽查到位、执法到位和责任到位五个“到位”，确保我县的食品安全整治工作落到实处。二要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方针，稳步推进特种设备安全监察工作。要通过加强领导，落实责任，争取支持，密切配合，齐抓共管，采取多形式多举措，坚持做到常抓不懈，防患于未然。深化特种设备安全专项整治，狠抓重特大危险源设备的监管，狠抓各项防范和
整改措施的落实，堵塞漏洞，坚决消除重大安全隐患，完善安全防范规章制度和应急机制，层层落实安全责任制，保障不出安全事故，切保广大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安居乐业。
其次要统筹兼顾，协调发展，抓好标准化、计量保证体系建设，强化技术和质量基础，实施名牌战略，扶持地方特色经济发展。通过全面推进标准化工作，抓好工业计量、法制计量和科技计量建设和监管工作，实施名牌战略和扶持地方特色经济发展，不断提高沾益工业、农业及其产品的知名度和产业质量档次，促进企业发展，促进沾益经济的全面发展。
三是要加强执法队伍建设，着力开展源头打假，以服务于维护社会稳定为目标，努力开创打假工作新局面。要继续加强队伍内部管理，抓好执法人员的政治理论、法律法规知识和业务培训，进一步严格办案程序，提高执法水平和依法行政能力，增强队伍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在执法工作中要抓住源头，抓住重点，从关系人身健康安全和群众关心的重点、热点产品，开展专项查处行动。不断拓宽执法思路，扩拓案源，端窝打点，扶优扶强，打假保优，加大打假力度，加强制度建设，建立健全打假治劣长效机制，下功夫管住管好源头，提高稽查执法的有效性和社会成效。
四是要密切联系群众，做好扶贫支农工作。要结合党委政府对农村工作各个时期的个体要求，以先进性教育活动和实施“云岭先锋”工程为契机，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认真贯彻落实“万元增收计划”，千方百计促进“三村四化”新农村建设，并取得实
实在在的成效。
科技安全的意义篇7
关键词：精神科标准化暴力行为干预
院内暴力行为是精神科最为常见的急危事件，精神科患者因为心理活动紊乱，是发生院内暴力行为的主要危险人群[1]。住院精神病人因幻觉妄想、心理功能紊乱及客观冈素等常常发生攻击行为，且往往难以预料，给医护人员的安全及病区管理带来很大困难和威胁，也是产生医疗纠纷的原因之一[2]，因此，探讨暴力行为干预措施，对病区安全管理、预防和处置院内暴力事件具有重要意义。我院从2012年6月开始采用标准化暴力行为干预措施，现将我院开展暴力行为标准干预措施及效果介绍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资料：选择2012年6月至2013年3月开展标准化暴力行为干预措施后因暴力行为所致不良事件例数同2011年6月至2012年3月未开展标准化暴力行为干预措施时因暴力事件所致不良事件例数进行对比。
1.2.2.对所有护士开展系统的风险评估及沟通技巧培训，提高护士风险识别以及沟通技巧的能力。按照新精神卫生法要求充分尊重患者通讯权。各病区根据自身患者特点制定标准健康教育内容，责任护士根据标准健康教育内容对于所管患者制定个性化的护理计划及健康教育计划。
1.2.3.院内定期开展暴力行为防范技能培训，对全体护士进行脱身法，双人约束法，三人约束法等技能培训，并将暴力行为防范技能纳入常规护理操作考核内容，提高护士应对暴力行为的能力。
1.2.4.建立护理部――大科――病区三级暴力行为应急小组。小组由3～5人组成，选择沟通能力强的护士担任组长。一般暴力事件由病区暴力行为应急小组处理，无法处理时求助上一级暴力行为应急小组。夜间暴力行为处理由护理部值班应急小组负责。
1.2.5.注重沟通能力的作用，以降低约束率为原则，加强约束后患者的护理。
2.讨论
精神科暴力行为时有发生，其相关因素是多方面的，它直接威胁着病房工作人员、病人自身及其他病人的人身安全，使病房安全设施遭到破坏，严重干扰病房工作秩序[3]，精神科护理是一项高风险的行业.随时可能发生难以预料及防范的暴力冲动行为.无论对患者自身还是对医护人员的人身安全均构成威胁。精神科护士由于与患者密切接触，更容易受患者的暴力攻击[4]，标准化暴力行为干预措施的开展，较之前经验主义，主观主义的院内暴力干预措施，能够更好的指导和帮助护士对于院内暴力行为的处置，通过表1表2的对比，在与同时间跨度院内暴力行为所产生的院内伤害例数相比有明显的改善。据国内文献报道，住院精神病患者攻击行为的发生率为38.8%[5]。有研究发现，在精神病人的攻击对象中，精神病院的工作人员占首位.而护士所占的比例又最高。暴力行为除了对护士的人身安全造成威胁外，也对护士造成巨大精神压力，暴力行为干预技巧培训前，护士面对暴力行为时多表现为紧张、心烦、慌乱，易被烦恼困扰，没有安全感、轻松感，缺乏自信，焦虑评分高于国内常模，暴力行为防范技能培训有利于增加正性情绪，减少负性情绪，对改善精神科护士的焦虑状态有重要意义。同时，标准化的风险评估，防范及干预技能，院内各级干预小组的支持，对于护士暴力处置行为具有指导意义，能够在较大程度上避免因动作失当等因素造成的患者受伤害的风险，保护患者安全，减少不良事件及院内纠纷的发生。目前，在职的临床精神科护上在面对患者的暴力行为时，所采取的应对措施大多由以往经验得出，护士没有受过系统的专业知识和技能训练，操作的方法各不相同，有的甚至在遇到暴力行为时束手无策，不能有效的控制院内暴力行为，导致患者或工作人员受到伤害，因此，建立标准的院内暴力防范措施，满足精神科临床护理要求，让护士掌握处理精神科暴力的方法，符合未来精神科护理发展的需要。随着精神卫生法实施日期的临近，在匹配精神卫生法的要求的情况下，通过完善标准化暴力行为干预措施，保障患者及工作人员安全，给患者提供安全的住院环境，是我们今后继续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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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安全的意义篇8
摘要：科学技术是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的重要保证，生态安全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科技问题，但是科学技术本身“双刃剑”的特性决定了它在为人类造福的同时,也会产生一定的甚至是严重的负面影响，造成生态危机、威胁生态安全。如何有效利用科技，通过科技手段致力于构筑国家生态安全战略，具有现实意义。本文从科技发展的视角回答生态安全问题，有利于从源头找到解决问题的路径，树立全民生态安全意识，倡导新的生态安全观以及科学的可持续发展观。
关键词：科技发展；生态安全；可持续发展一、科技发展视阈下生态安全
问题研究的主要内容
科学技术是人们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和运用，它能起到促进国家繁荣、维护生态安全的作用，随着科技革命的不断深入而增强。但我们知道，科学技术历来是一把“双刃剑”，它在为人们带来现代科技恩惠的享受时，也带来由于自然和人为原因产生的一些科技事故和风险威胁，其中生态安全领域表现尤为突出。因此，生态安全与科技安全联系密切。随着全球性环境问题的不断凸显和生态危机的出现，科技发展带来的生态安全问题逐渐引起人们的关注，并成为人类社会共同关心的全球热点话题，并且越来越成为影响国家安全的重要因素以及人类社会整体生存安全的重大问题，必须引起全球的高度重视。所以说，科技的有效利用则可以发展生态，促进安全，反之若使用不当则会败坏生态，带来物质生产、人类生存、生态秩序的危机。
那么，何谓生态安全问题以及生态安全问题产生的缘由是什么呢？生态安全问题是人类对于自然界过多干预、无休止地向自然索取资源，由此造成的生态失衡、自然资源分配异化导致人类自身的异化，反过来惩罚人类的恶向反馈结果。上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以科技革命为代表的工业化进程的加快，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日渐加剧，自然资源短缺、土壤沙化、水质污染、洪涝灾害、大气雾霾、地震等生态问题接连显现，并且由发达国家工业化引起进而蔓延全球的环境公害事件时而发生，使人类生存和发展受到了严重的威胁。因此，重视生态保护、维护生态安全已经日益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人们从科技发展视角研究生态安全问题主要在以下几方面展开：
第一，科技发展与生态安全的相互关系研究。其中又包括两个方面，即科技发展对生态安全的负面影响和科技进步对解决生态安全的作用。一方面科技发展对生态安全造成了危机。这直接体现在人与自然关系的日趋恶化，使得生态安全的重要性和迫切性越来越明显。那么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生态安全受到威胁的原因有哪些呢？这其中当然包含多个方面原因，有政治经济领域的、有人文社科层面的、也有人们道德价值理念等种种方面，可是我们仔细分析就不难发现，科技方面的问题最为突出。首先，科技的发展扩大了人类的交际的范围，提高了人们影响环境的能力。以往人们从事生产活动的范围只是在其所需资源分布的范围以内，如今人类在科技的推动下的生产活动的空间范围不断拓展，对自然资源进行了毫无节制地开发，打破了自然的常态规律，破坏了生态环境的自然平衡。其次，现代化高端科技的急速发展超出了对它自身所能掌控的能力，带来了一系列消极的后果。例如核能的发现与利用，无性繁殖技术的发明推广等虽说是科技发展史上的重要成就，但是如果使用和掌握不当的话，随即都可能危害人类自身的安全，招致灾难性的毁灭。第三，盲目地推崇科学技术，认为科技是万能的，科技永远引领文明，向来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其实任何科学技术都不可能是尽善尽美的，今天世界范围内的环境污染和生态危机问题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生产技术和工艺技术的不合规范及不符标准，把大量的资源作为废弃物排放的结果。另一方面生态安全的解决最终还要靠科技的进步。虽然说对生态安全的威胁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科技的负面影响造成的，但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根本途径最终还得依靠科技的创新进步。首先，生产上要有效利用新兴生态工艺取代传统落后工艺，实现无害生产。在自然系统中物质的循环是封闭流变的，一些过程的终结恰好是另一过程的开始。所以现代化的工业生产系统的物质在循环运动、转化和再生产，是规避排放有害废物的有效措施。例如为了解决温饱问题，就要生产更多的粮食，措施有扩大耕地面积、提高亩产量，但是耕地面积和单位产量毕竟是有限的，因此扩大农业生产最根本的出路还得依靠发展生物技术、运用生态工艺，使用高科技的手段扩大生产规模。也就是说，确保生态安全的根本举措在于发展科技，提高生态安全的整体水准。
第二，对相关理论基础内容的研究。首先，对科技伦理学的性质和相关学科加以阐述。科技发展与道德进步的关系向来是中外伦理学家长期争论的一个重要问题，伏尔泰曾说科学技术是一种人类支配自然的手段，我们在开发利用自然的时候，如何做到科学合理、体现人类的主体性特征，这时伦理内涵的构架与价值属性引导就成为人们现实需要面对的问题。按照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科学进步始终是推动道德进步的重要动力，它决定了人类道德进步的基本趋势、直接改变了人们的传统道德观念和道德习惯，甚至改变社会的道德舆论、促进新的道德规范的形成、促进人们包括生态安全观在内的价值观念的不断更新、也深化伦理学自身的发展，最终规范和约束人们的道德行为。其次，从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道德思考的生态伦理学视角分析。生态伦理学是一门主要研究人与自然之间道德关系的科学，它以确立和制定人与自然交往时的道德准则和道德规范为主要任务。
解决全球性的生态危机问题需要全球民众的同心同德、齐心协力，此外，保护生态安全对民众开展有关生态文明教育、生态伦理价值观引导也有重要作用，人类日趋寇待加强处理好与自身朝夕相处的自然环境间的和谐关系。再次，对可持续发展观、科学发展观作出当代的阐释。可持续发展观自20世纪70年代提出以来，越来越成为各国关注的重点。它能够较好地协调人类中心主义和自然中心主义的关系，达到人与自然之间的平衡点，倡导以人为本、崇尚全面协调发展观，已逐渐得到世界各国政府的接纳和推崇，倡导环境保护的学界学者们也很赞同这一发展观，认为这是一种全新的发展模式和伦理规范。
第三，探讨当代科技使用视阈下的生态安全现状、存在的问题及解决路径。如今世界范围内生态危机问题越来越严重，成为制约各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探求从源头找到解决问题的可行路径，树立全民生态安全观以及可持续的发展观，进而通过科技手段构筑国家生态安全的战略格局。首先，生态保护存在的问题分析。对生态环境脆弱、生态环境压力大、生态保护相关政策和法规法制及标准不完善、生态保护投入不足、生态保护的科技及信息支撑薄弱等问题展开论述。其次，生态安全建设的主要对策。例如正面引导教育、政策激励、建立健全生态保护的法律法规和标准体系制约、监督完善构建生态系统监测体系、加大生态保护和建设投入、开展生态保护宣传教育、奖惩结合、借鉴国外经验开展国际交流合作等。最后，生态安全问题研究前景分析。加强对生态安全问题的研究，对实践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更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现实发展的实践需要。
二、国内外有关科技发展与生态安全问题研究现状分析
1.国内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
我国生态安全问题自上世纪90年代后期被提出，当时我国生态环境不断恶化，分析可知主要有三大客观因素：一是生态赤字膨胀，自然灾害加剧；二是西部大开发中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出现问题；三是西方欧美国家关于生态环境安全的理论与实践不断涌入国内。近些年来，国内研究生态安全的学术和科研著作出版数量都有大量增加，并且从多学科、多视角的向路展开了理论上的挖掘探索。比较有代表性的学者观点有下：
（1）对于生态安全概念的定义，建立生态安全指标体系方面，国内的一些专家学者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研究。中国科学院陈星等人经过归纳指出，生态安全概念的内涵可分为两类：一类强调生态系统自身健康、完整和可持续性，另一类强调生态系统对人类提供完善的生态服务或人类的生存安全；陈国阶进一步提出生态安全的狭义概念，认为专指人类生态系统的安全，有时空性和地域性区别，具有动态的特征，强调以人为本，并提出生态安全的衡量标准是指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生态环境是否处于健康和可持续发展的状态；郭中伟从生态系统的角度进行了定义，认为生态安全的范畴是指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是否遭到破坏；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主任委员曲格平在《环境保护》上连续发三篇有关生态安全的特稿，对生态安全和国家安全的关系进行了总结，“认为国家安全应包括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和生态安全三个基础组成部分，并且指出国土、水、人民健康和生物是我国生态安全的四个主要方面。”此外，专门研究区域生态安全分析的学者肖宁等还指出，关键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和稳定性，生态系统健康与服务功能的可持续性，主要生态过程的连续性等是区域生态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中科院余谋昌教授指出，“生态安全”是在全球化的历史背景下提出的新概念,是国家新的安全观的重要方面。
综合国内学者分析，他们大都把生态安全的本质划分为三个组成部分，即认为是社会、经济、生态三者的有机结合，生态系统的安全是重中之重，是生态安全的核心体现。
（2）对于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以及生态安全典型案例的研究，国内学者也有所建树，如郭中伟、俞孔坚、谢花林等人。其中郭中伟从生态系统的角度定义生态安全，指出生态安全是指生态系统的结构是否受到破坏,生态功能是否受到损害。目前，国内多数情况下适用国家环保总局于2003年颁布的《生态县、生态市、生态省建设指标（试行）》中选用的指标生态安全和可持续发展的评估指标体系作为评价的标准，主要分为经济发展、环境保护和社会进步三个类型方面。
2.国外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
（1）从宏观角度分析，国外生态安全研究的视角重点围绕生态安全与国家安全、民族问题、军事战略、可持续发展和全球化等问题的相互关系展开。研究普遍认为科技生态安全是维持人类、社会、政权和全球共同体的必要条件之一，也是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自从1992年联合国召开环境与发展高峰会议上通过了危害全球生态安全的环境相关公约。此后生态安全的概念开始逐步被国际社会认可和重视。1996年全球100多个国家的200多万人在《地球公约》的《面对全球生态安全的市民条约》中签字。条约在生态安全、可持续发展和生态责任的基础上，要求各成员国及各团体组织互相协调利益，履行责任和义务。1998年各国专家就生态安全概念、不安全的成因、影响和发展趋势等发表了《生态安全与联合国体系》，表述了各自看法，其中有悲观危机的，有中立的，也有积极乐观的认识。生态安全作为一个热点概念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和政府官员，甚至普通百姓所接受和重视。
（2）从微观角度分析，目前国外关于科技发展与生态安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一是基因工程，生物的生态环境风险与安全。如以克隆羊多莉的诞生为标志的无性生殖的基因克隆技术和转基因技术的使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生物发展规律，扰乱了自然遗传秩序，威胁到了人类自身的生存；二是化学药品和材料的施用对农业生态系统造成的破坏。如高分子化学发展，人工合成化合物的运用，以化肥、农药和杀虫剂，塑料、氟利昂和尼龙等为代表，它们的生产和使用，在为人类提供便利的同时，也造成了严重胡的化学污染，影响了地球地理结构和生态平衡。三是由信息高科技带来的对人类自身的威胁。以计算机、网络、通信等为代表的电子通信技术的发展，人类虽说进入了信息化时代，但与国际信息高速公路发展的同时出现了“电子黑客”、制造和传播电子“病毒”等道德缺位乃至犯罪的行为；此外，人们长期接触电子产品，造成了对身体的辐射危害，同时人们疏忽身边的亲朋，也造成了人类身心双层的社会伦理生态失衡。四是现代医疗发展带来对生物生存的威胁。例如无性生殖和安乐死等带来对自然系统稳定的破坏，引起了伦理上的生态失衡，同样不容小觑。
因此，推动科技科学发展下的生态安全理论与实践的深度研究，进一步加大对国内外有关科技与生态安全问题研究现状的述析，有利于我们深化对科技发展所带来的生态安全困境的协同创新，从而找出解决问题的有效的现实路径。
三、科技发展视阈下生态安全问题研究的必要性及意义
第一，注重生态安全是深化生态文明理论研究的需要。生态文明是一种依靠自然、利用自然、保护自然的一种新型文明形态，是对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的超越，具有整体性、反思性和过程性等特征。生态安全作为生态文明的表现形式，是对生态文明的有力阐释。生态安全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科技问题，科技水平落后或应用不当是产生生态安全问题的根本原因，我们必须用科学的态度认识生态安全问题，并最终通过技术进步的途径解决问题。
第二，注重生态安全是维护人类生存的基础。对于整个人类社会来说，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的基础。现在人类面临生态破坏、环境的持续恶化对人类生存构成威胁，人们开始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和解决问题的迫切性。有鉴于此，将生态安全问题提高到理论研究的高度并将其作为人类生存发展的根本，及时处理生态安全领域遇到的问题，具有现实的必要性。
第三，有效利用科技维护生态安全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实践需求。构建生态安全，就是要让生态环境能够有益于经济增长，有益于改善人们健康状况和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实现人与自然的协调有序发展。生态安全是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基础，科技的发展也能够为人类安全提供行动的指南。
四、科技发展视阈下生态安全问题研究的现实启示
深入研究科技进步带来的生态安全困境，寻求科技发展视域下生态危机的有效解决路径，及时解决现实生产生活中生态安全问题，以便寻求更为理性的科技使用方式对我们具有有效的现实引导。首先，可以规避国内发展遇到的瓶颈，进而开拓科技文明进程的生态安全、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科学发展之道。其次，可以有效推进经济社会深化革新，实现人的全面提升，进而研发出更加利于资源、社会持续循环的环保技术产品。再次，从科技进步所导致的生态危机研究入手，能够为我国协调处理科技发展同生态安全的关系建言献策，为国家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指导。最后，坚持与落实科技发展与生态安全并重协调的发展路径，是国家科学施政的现实必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保证一代接一代地承续发展，正是今天我们所不懈追求的实现人与自然和谐以及社会环境与生态环境平衡的文明发展之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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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陈星，周成虎.生态安全：国内外研究综述[J].地理科学进展,2005(6).
[4]陈国阶.论生态安全[J].重庆环境科学,2002(3).
[5]曲格平.环境保护[J].环境保护，2002(5).
[6]余谋昌.论生态安全的概念及其主要特点[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2).
科技安全的意义篇9
关键词：施工企业；安全文化；建设；措施
建筑业是一个仅次于矿山行业的事故多发行业，搞好施工企业的安全管理至关重要。要提高施工企业安全管理的有效性，必须在组织上建立起完整的生产安全保障体系，还要在意识形态领域加强安全文化的建设，以此形成施工企业的安全管理思想和安全文化氛围。安全文化能弥补安全管理的不足，是因为安全文化注重人的观念、道德、伦理、态度、情感、品行等深层次的人文因素，通过教育、宣传、奖惩、创建群体氛围等手段，不断提高施工企业职工的安全修养，改进安全意识和行为，从而使职工从不得不服从管理制度的被动执行状态，转变成主动自觉地按安全要求采取行动，即从“要我遵章守纪”转变成“我要遵章守纪”。笔者所倡导的施工企业安全文化是关于施工企业的管理方法、管理哲学、文化思想、企业特色等诸方面与安全建设相渗透的一门新兴学科。它以生产安全为主题、以施工企业全体成员为主体、以安全生产管理过程为主线、以科学的思维方法为特征的一种文化，是对全体成员进行安全教育，以增强安全意识的一种方式。它对全体成员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道德品质、工作技巧、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等将产生系列影响。
一、施工企业安全文化的涵义及功能
（一）安全文化的概念
安全文化伴随人类的存在而产生、发展，是人类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其内涵深刻、外延广泛，目前还没有一个统一定义，但并不影响我们研究、发展安全文化，将其应用于实践。谈到安全文化，首先应该考察“文化”。
1、文化的概念
“文化”一词有多种理解，广义的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历史进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这一定义将文化扩展到除自然以外的人类社会的全部，但没给出对文化的明确定义。因为它把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任何事物（包括精神和物质）都纳入了文化的范畴，而文化的涵义应多属于精神的范畴。由人类创造或改造的物质与文化密切相关，可把这些物质看作文化的“载体”，即任何一件由人所创造或制作的物品，无不承载着制造（作）者的价值观、审美观、艺术或技艺修养等文化的涵义。人们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使用“文化”时，一般并不是指广义的文化，而是特指人类精神方面的事物，如文学、艺术、教育等，常说的“从事文化工作”的文化即为这种含义。这种“文化”是一种狭义的文化，比这种狭义“文化”更狭义的“文化”，仅指知识水平或运用语言文字的能力，如“提高文化水平”、“学习文化”等。
2、安全文化的概念
由于对“文化”有多种理解，因此对“安全文化”也有多种表述。相对于广义的文化，我国有人将“安全文化”定义为：“人类在生产生活实践过程中，为保障身心健康安全而创造的一切安全物质财富和安全精神财富的总和”。安全文化的首创者——国际核安全咨询组（inSaG）给出了相对狭义的定义：“安全文化是存在于单位和个人中的种种素质和态度的总和。”英国健康安全委员会核设施安全咨询委员会（HSCaSni）对inSaG的定义进行修正认为：“一个单位的安全文化是个人和集体的价值观、态度、能力和行为方式的综合产物，它决定于健康安全管理上的承诺、工作作风和精通程度。”这两种定义把安全文化限定在精神和素质修养等方面。在许多有关安全文化的论文和材料中，常常看见诸如“提高全民安全文化素质”、“倡导安全文化”、“普及安全文化”、“学习安全文化”等字样，这些实际上将安全文化看作一种人们对安全健康的意识、观念、态度、知识和能力等的综合体，与狭义安全文化的观点不谋而合。从理论上研究和探讨广义的安全文化是应该的，但对于促进实际安全工作而言，则不宜使用广义安全文化的概念，而应使用狭义安全文化的概念。要说明这个问题，就要分析安全文化的本质。
3、安全文化的本质
“安全文化（SafetyCultrue）”的概念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而“Cultrue”一般译为“文化”，但还含有“教养、陶冶、修养、培养”等意思。从inSaG和HSCaSni对安全文化的定义来看，将“SafetyCultrue”译成“安全修养”或“安全素养”似乎更确切。实际上，研究安全文化、促进安全文化发展的目的是为人类创造更加安全健康的工作、生活环境和条件，而其目的的实现离不开人们对安全健康的珍惜与重视，并使自己行为符合安全健康的要求。这种对安全健康价值的认识以及使自己行为符合安全行为规范的表现，就是所谓的“安全修养（素养）”。安全文化只有与社会实践，包括生产实践紧密结合，通过文化的教养和熏陶，不断提高人们的安全修养，才能在预防事故发生、保障生活质量方面真正发挥作用。这就是笔者认为的安全文化的本质，或者说是大力倡导推行安全文化的根本目的。狭义安全文化的概念反映了这个本质。广义安全文化包含人类所创造的安全物质财富和安全精神财富的总和，如果将广义安全文化的概念应用于施工企业的安全生产或社会生活实践中，必然推论出安全文化无所不包、无所不能的结论，并由此产生安全科学技术、安全法规制度、安全设施设备、安全宣传教育、安全管理体系、安全理论知识等都属于安全文化范畴的观点。在使用这一概念从而推动安全工作时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因为容易造成人们思想上的混乱、感情上的抵触或工作上的茫然。因此，在安全生产工作中应该使用狭义的安全文化概念。
（二）安全文化的功能
笔者认为，施工企业的安全文化具有如下功能：
1、教育功能。施工企业的安全文化是施工企业根据安全工作的客观实际与自身要求而进行设计的一种文化，它符合施工企业的思想、文化、经济等基础条件，适合施工企业的地域、时域的需求；它传递着施工企业关于安全的目标、方针以及实施计划等信息，宣传了安全管理的成效。既具有相对的系统性和完整性，又具有教育性，以促进全体成员产生心理的制约力量，自我约束，自我管理，自我提高。
2、认识功能。施工企业的安全文化把社会学、管理学、心理学、行为科学等相结合，使施工企业生产安全管理的实际转化为另一种表达形式，使之更直观具体、更生动形象，更贴近现实生活与工作，让相对较为抽象的理论更易为施工企业全体成员所认识、所理解和接受。
3、导向功能。施工企业的安全文化以其内容的针对性、表达方式的渗透性、参与对象的广泛性和作用效果的持久性形成施工企业的安全文化环境与氛围，使全体成员耳濡目染，起着直接的与潜移默化的导向作用，从而影响每个成员的思想品德、工作观念的正确形成，无形地约束施工企业全体成员的行为。
二、建设施工企业安全文化的必要性
1、建设施工企业安全文化是施工企业生产安全管理自身的需要
现代管理科学强调“以人为本”的原则，就是要解决人的思想问题，为管理的其它环节创造先决条件。构建安全文化，能够增强管理上的道德含量和安全意识，符合施工企业所有人员的客观实际及生产场地的特征，是解决所有人员对安全的认识问题、形成正确的安全意识的有效形式；构建安全文化就是要营造一种安全和谐的文化氛围，使所有人员形成一种安全思维定势，把搞好生产安全管理作为出发点和归宿点。
2、建设施工企业安全文化是施工企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存与发展的需要
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的过渡时期，而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施工企业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这也给施工企业的安全系列管理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今天，一个充满生机活力的施工企业，面对竞争激烈的市场，要想生存和发展，必须有本施工企业特色的安全物质文化，诸如明确的施工企业目标，完善的规章制度，先进的技术装备，系统的培训教育措施，合格的安全生产设施等；还要有一定数量的施工企业安全文化阵地，美观整洁的施工现场等看得见、摸得着的硬件。施工企业的管理至今已历经了经验管理、科学管理、行为管理三个阶段，而安全文化管理是施工企业管理的第四个阶段，并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
为社会输送高质量、用户满意的不同建筑产品及服务成为施工企业奉行的基本原则，施工企业要把安全文化建设与生产安全管理活动有机地联系起来，建立起安全生产保证体系，使施工企业的安全管理有组织保障。施工企业要搞好意识形态领域的安全文化建设，通过思想教育、行为规范、文化熏陶、环境影响等，激发全体成员高度的责任感、使命感，视安全为施工企业生存的前提，从而组成由施工企业的组织层面、成员的思想层面构成的多维的安全管理体系，使施工企业的安全管理充满活力和动力，达到生产环境安全的目的。这样，才能增强施工企业的市场竞争力，提高经济效益，为社会输送更多合格的建筑产品及服务。
3、建设施工企业安全文化是弥补施工生产安全管理工作缺陷的需要
引起安全事故的直接原因可分为两类，即物的不安全状态和人的不安全行为。物的不安全状态是指由于生产过程中使用的物质、能量等的客观存在而可能导致事故和伤害发生的状态，不包括纯粹由于人的行为导致的物的不安全状态，如违章堆放的物料、私自焊接使用的压力容器等。物的不安全状态是事故发生的根源，如果没有物的不安全状态存在（即达到了物的本质安全），则人的行为也就无所谓安全还是不安全。因此，安全工作首先要解决物的不安全状态问题，这主要是依靠安全科学技术和工程技术来实现。但是，科学技术和工程技术是有局限性的，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其原因一方面可能是科技水平发展不够，另一方面可能是经济上不合算。正由于此，控制、改善人的不安全行为十分重要。控制人的行为一般采用管理的方法，即用管理的强制手段约束被管理者的个性行为，使其符合管理者的需要。施工企业安全管理应该是在安全科学技术与安全工程技术基础之上，通过制定法律、规范、制度、规程等，约束施工企业所有人员的不安全行为，同时通过宣传教育等手段，使所有人员学会安全的行为，以保证安全生产目标的实现。
随着社会实践和生产实践的发展，尽管有了科学技术手段和管理手段，但对于搞好安全生产来说仍然不够。科技手段达不到生产的本质安全化，需要用管理手段补充；而管理手段虽然有一定的效果，但是管理的有效性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被管理者的监督和反馈，对于安全管理尤其这样。被管理者对安全规章制度的漠视或抵制，必然会体现在不安全行为上，然而不安全行为并不一定都会导致事故的发生，相反可能带来相应的利益或好处，例如省时、省力等。这会进一步促使不安全行为的产生，并可能“传染”给同事。不安全行为是事故发生的重要原因，大量不安全行为的结果必然导致事故发生。在安全管理上，时时、事事、处处监督施工企业每一位成员遵章守纪，是一件困难的事情，甚至是不可能的事，这必然带来安全管理上的漏洞。建设安全文化正可弥补安全管理手段的不足。
三、施工企业安全文化的主要内容
安全文化是施工企业管理技术的灵魂科学，它发挥文化的功能来进行安全管理，是安全管理发展的新阶段。从管理科学的角度而言，安全文化注重通过提高人的思想观念和精神素质来实现管理目标。但是，有人对安全文化建设的内容理解并不全面：仍然停留在作表面文章，认为写几条标语，搞几项活动，就算开展了安全文化建设；认为安全文化建设是软指标，应由党群部门来搞等。这些认识有碍于安全文化建设的深入展开，从而使施工企业难以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安全文化融汇施工企业的现代经营理念、管理方式、价值观念、群体意识、道德规范等多方面内容，它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
1、精神文化。安全文化首先是施工企业的一种精神文化，也可称为一种观念文化，主要是指施工企业要培养和体现职工群体意志、激励职工奋发向上的施工企业精神。精神文化着眼于造就人的品格与提高人的素质，通过各种形式的思想教育、道德建设、榜样示范等，在施工企业成员的灵魂深处产生一种振奋人心的力量，冲破各种不良影响的桎梏，把自己的事业与国民经济的繁荣、建筑业的振兴结合起来，建立起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以促使施工企业全体成员形成良好的职业道德；同时，也促使施工企业成员形成良好的道德素质和科学的思维方法以及工作观念。
2、物质文化。安全文化是施工企业的一种物质文化。物质文化是利用物质条件，为施工企业所有人员创造有利于调动工作与生活的积极性、有利于提高效率与安全的工作环境，在这些物质条件的建设与管理中必须体现安全的要求。物质文化对人的感觉、心理产生一种影响，使人受情景的约束，自觉地遵守安全的特定要求，规范自己的言行，达到施工企业生产安全的目的。
3、管理文化
笔者认为，施工企业安全文化中的管理文化又包含以下三种文化：
（1）制度文化。制度文化按照现代管理科学的原则，用优化的管理方法，规范、约束施工企业全体成员的行为，以提高施工企业的管理效益和生产安全，实现施工企业的奋斗目标。施工企业要建立起一整套针对思想教育、安全管理、生活管理、劳务人员、管理人员等的规章制度，使所有人员的工作、生活行为有章可循，使考核、督促有据可依。制度的建立，不仅能成为全体成员的行为准则，而且应是激励成员前进的动力。这些制度应该具有法规性，需不折不扣地执行；应该具有针对性，紧扣管理对象、工作范围；应该具有可操作性，定性定量相宜，并要具有连贯性，易于贯彻执行。
（2）目标文化。目标文化应体现施工企业的发展内涵及企业特色。施工企业应对自己的安全生产管理能力有一个客观的评价，要根据自身的客观资源、所处的社会环境和为社会输送合格建筑产品的责任，确定施工企业的定位目标、奋斗目标及发展战略。施工企业的目标文化可宣传“品牌战略”、“精品意识”，但不能脱离现实，空喊口号。目标文化对外宣示了施工企业对外作出的承诺，以树立起良好的信誉形象，获得社会的认可与支持；对内则产生一股强大的号召力、凝聚力，使施工企业全体成员同心同德为之奋斗。
（3）行为文化。安全文化也是施工企业的一种行为文化，包括全体成员要具有明确的行为规范，各级领导干部具有优良的工作作风，能够较好地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每个人员具备良好的素质等。行为文化是施工企业全体成员的安全意识在实际行动中的体现，它促进施工企业成员积极地参与施工企业的安全管理活动，把理想、信念、认识转化为实际的行动，为实现施工企业的安全目标而努力。
从以上三个方面可以看出，施工企业的物质文化是整个施工企业文化的基础，它决定和制约着施工企业的精神文化和管理文化；而施工企业的精神文化是核心、管理文化是手段，它引导着职工的行为，反作用于物质文化。因此，安全文化的三个主要方面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只抓物质文化建设或忽略精神文化和管理文化的建设，都将达不到安全文化建设的预期目的。
四、建设施工企业安全文化的主要措施
既然安全文化可以弥补安全管理的不足，就象安全管理可以弥补安全技术不足一样。因此，安全文化绝不应是一种空中楼阁，而应该紧密结合施工企业的安全生产实践活动。建设施工企业的安全文化，笔者认为应该采取以下措施：
1、坚持以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重要理论为指导，坚持先进的文化方向，与时俱进。安全文化作为人类文化和施工企业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而发展，其发生和发展的条件是科学技术的进步和人们对安全生产规律的认识。早先各个时期所形成的安全价值观、安全行为模式等，必然会对以后的安全文化产生影响。在我们建设小康社会的今天，应该总结、宣扬现代安全文化与安全素养，摈弃陈旧错误的安全文化，从被动型、经验型的安全观转向效益型、系统型的安全观。在我国已经加入wto的情况下，更应该借鉴其他国家先进的安全文化理论和方法，不断完善自我。
2、以良好的安全技术、安全管理措施为基础，创造提高安全素养的氛围与环境。安全文化的推行，必须建立在完善的安全技术措施和良好的安全管理基础之上。无法想象，一个施工企业生产条件恶劣，事故隐患丛生，安全管理混乱甚至没有，不安全行为随处可见，而仅通过安全文化的建设即可使不安全的生产面貌发生有效的改变。施工企业职工个人安全素养的提高，除了自身的努力外，还要依靠群体效应的引导，这与人的“从众心理”有关。施工企业的领导应该为职工创造一种“谁遵守安全行为规范谁有利，谁违反安全行为规范谁受罚”的管理环境，持之以恒，使职工将遵守安全行为规范变成自觉自愿的行动，而不遵守安全行为规范的举动变得与群体格格不入并遭到排斥，令行为人感到由于自己的不安全行为被同事们轻视，则职工整体的安全修养必将大大提高。提高安全修养的工作氛围应该以班组建设为基础。
3、将安全文化建设融合于施工企业总体文化和各项工作之中。施工企业开展安全文化建设，不应该把安全文化看作特别独行的事务，而要在施工企业的总体理念、形象识别、工作目标与规划、岗位责任制制定、生产过程控制及监督反馈等各个方面融合进安全文化的内容。在施工企业中，也许看不见、听不到的“安全文化”词语会在各项工作中处处、事事体现安全文化，这才是安全文化建设的实质。要紧扣施工企业的生产目标与管理体制，配合施工企业改革的步伐，采用动态的管理方法设计安全文化的具体内容和有效的宣传方式以及具体的实施计划。从宏观出发，自微观入手，及时地研究社会与施工企业的状况，搜集安全文化的信息，不断地调整、完善安全文化的内容；同时注意评价实施安全文化的绩效，防止走过场、搞形式。
4、组建专门的领导班子，加强对安全文化建设工作的直接领导，充分发挥施工企业政治思想工作的作用。由施工企业法人代表挂帅，并由党、政、工、团等部门负责人组成，该领导班子负责施工企业安全文化建设工作的统筹规划，制定施工企业的安全方针和安全目标，明确各职能部门在安全文化建设中的具体职责，并要做好宣传动员、督促检查、总结评价等各项工作。把安全文化建设与政治思想工作紧密地结合起来，在施工企业全体成员中开展理想与道德的教育，提高全体成员的思想境界。同时，把安全文化融入施工企业党团、工会、QC小组等的各类活动中去，使安全文化产生更广泛的效应，以深入人心。
5、加强各类宣传、教育、培训工作，提高职工综合知识与技能。施工企业安全文化建设的土壤是职工，职工受教育的程度、知识水平的高低、业务能力的强弱等基础文化素养，与安全文化工作的实施密切相关。因此，进行施工企业安全文化的宣传教育，要结合职工基础教育和其他教育，做到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活动经常。可以采用多种形式宣传、倡导施工企业的安全文化，利用各种宣传渠道，如报刊、广播、宣传拦、会议等，树立先进典型，狠抓落后个案，弘扬正气，抨击歪风，摒弃一切品位低下的“文化”，净化施工场地环境，营造一种健康、活拨、高尚、进取的施工企业安全文化环境。
科技安全的意义篇10
1.加强教育培训师资人才的管理
建设高质量的教师队伍永远是教学发展的核心重点。没有高质量的教官队伍，再完美的教学设计，再领先的教学理念，再先进的教育技术对民警培训工作都将是无意义的。1.努力建设高水平的教官队伍。要结合本地区的公安工作特点和优势，设定教官等级和准入制度，提高教官待遇标准，吸引高质人才进入教官队伍。要使“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真正成为教官队伍建设的核心理念，就必须设定教官等级和准入制度，提高教官待遇标准。教官水平决定在训民警水平，教官素质决定在训民警素质，教官知识能力决定在训民警知识能力。要在晋职晋级、工资待遇等方面，制定稳定的奖优赏优政策制度。这是教官队伍建设中吸引人才、稳定队伍、提高水平的战略方向。注重教官在职培训和继续教育，促进教学水平可持续发展。承担培训任务的教学机构，可通过理论和实战集训，组队深入基层所队调研，开辟新知识新技能“第二课堂”，广泛开展警务技能研讨会、研讨班等方法，不断提升教官的知识能力和教学训练水平。建立健全教官在职培训、继续教育的评估机制，正确引导教官通过“终身学习”模式不断提升自身素质和教学水平。对拒不参与继续教育，或在职培训效果不佳，教学脱离公安实践的教官要予以淘汰。2.优化教官知识结构。教官要能够运用教育技术，掌握学科最新进展，把握政策导向，组织领导团队开展教学工作。要避免教官只懂警务实战技术，不懂课程研发；只能具体操作、不能教学设计；只会动作示范、不会讲解传授。要鼓励教官突出自身专长，优化知识结构，努力自主研发课程，设计教学，不断提升教学水平。还要搭建学术专业平台，鼓励支持教官开展警务实战理论和实操的学术研究和学术争鸣。随着近些年来全国各地公安机关开展全警大练兵、苦练基本功等活动不断深入，各地培训机构的实战教学水平迅速提高，经验日趋成熟。要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迎潮冲浪，将自己优秀的警务实战教官打造成“掌门人”级别的教学精英，从而在警务实战教学、学术领域打上自身独有的“烙印”，将警务实战教学推向新的高度。
2.加强教育培训资源配置管理
教育培训资源配置的管理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公安教育培训质量。教育培训教学资源可以理解为一切可以利用于教育、教学的物质条件、自然条件、社会条件以及媒体条件，是教学材料与信息的来源。当代教育心理学认为，在现代教育培训中，教师和学生也是教学资源，包括教师资源、学生资源、课程资源和装备资源等四大方面。1.师生资源公安教育培训长期以来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教师的理论知识丰富而学员的实战经验丰富。虽然经过多年的轮岗、选调，一些教育培训机构的这个问题已经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但仍没有根本解决。其主要原因是没有重视学生资源是教育培训的重要资源之一。为此我们建议：一是临时延聘专家型教师。但临时延聘专家型教师是在教学任务下达时间短、警种专业教学特殊等情形下的一种无奈之举，难以确保教学质量和教学的一贯性、连续性。二是开放互动课堂。开放互动课堂是由教师进行理论讲解，而由实战经验丰富、表达能力良好的优秀学员进行典型案例讲解或模拟实战演示。现代教育心理学认为，精通实操（战）远远不够，只有上升到潜意识中的实战理念，才能在千变万化的环境、情境中应变自如。而从实战上升到理念，需要教师的高度总结、概括、升华。2.课程资源目前在公安教育培训工作中，课程开发、研发、创新热度高，课程资源积累、共享、开放忽视多，造成重复开发、研发、创新，造成大量的、不必要的、本来就稀缺的教学资源浪费。为此我们建议：一是建立健全公安教育培训课程资源库。从省部级机构到基层公安教育培训机构，都应建立健全公安教育培训课程资源库。公安教育培训课程资源库应包括教案、讲义、课件等图文材料，也包括视频、音频等课程媒体材料。经典的公安教育培训课程资源库，可通过定期的评比入选、更新。优秀的新研发、新创新课程优先入库。课程资源库在内部应完全公开、全部共享。二是建立健全公安教育培训课程辅助资源库。对公安教育培训课程的教案、讲义、课件等研发可能需要使用的文稿、书籍、图片，以及经典实战案例、视音频资料（的可设立访问等级）等，建立较为完善、全面的课程辅助资源库。课程辅助资源库的建立，可以极大方便教师特别是基层教官根据需要研发、更新课程内容，而不会将宝贵的备课时间用在寻找、搜索具体素材方面。3.装备资源目前，我国公安教育培训工作仍处于初级起步的发展阶段。虽然上级对公安教育培训多年投入了大量建设资金，但教育训练基地硬件建设装备资源发展仍处于滞后状况,影响了公安教育训练工作的上层次，上水平。
3.坚持广泛调研与科学设置课程相结合
要进一步加强教育培训工作的针对性和时效性，积极探索新形势下公安教育培训工作谋求新发展的措施和途径，就必须找准公安教育培训工作与公安实际的结合点和切入点，从而推动教育培训工作向纵深发展。而采取各种有效形式开展全方位的调查研究，则是极为有效的工作方式。一是深入基层所队代职调研。教育培训机构教官，必须带有明确的调研课题或课程研发方向深入基层所队代职调研。由于教育培训机构派员深入基层调研与轮岗交流有着本质的不同，根据我们的实际经验，建议教官调研者可任基层所队临时副职，以便于教官调研者能同时调研基层所队领导和普通警员实际警务工作的真实情况、面临的真实问题，从而研发出更受基层欢迎的、更贴近基层警务实际的教育培训课程。二是课堂调查问卷。在教育培训期间，应定期不定期地开展问卷调查，广泛听取参训民警的意见和建议。既可对授课教官的水平能力进行正确评估，也能便捷获知基层的课程培训需求。三是利用内部网站、办公自动化系统广泛征求基层单位和基层民警意见。四是加强与科研单位和上级训练部门的沟通。为把握国内外教育培训动态，了解当前和将来公安民警应对新形势和新局面所必须具备的前沿理念和前沿知识，应广泛加强与有关科研单位和上及训练部门的沟通联系。五是加强教学交流。加强与省内外相关教育培训单位的横向交流，可以掌握教育培训发展动态，更新教育培训理念，学习好的做法，进一步拓宽自己的工作思路。通过调研和交流，促进培训机构掌握基层警务真实情况，了解实际需求，从而把握重点，创新思维，更新理念，将调研中吸取的意见建议和发现的问题，融入到新的教育培训课程之中，采取更加科学的教学训练方法，优化教学手段，积极探索适应形势发展和基层工作需要的“科学、实用、高效、规范”的训练新机制，逐步实现警务实战训练活动的规范化、制度化，实现教育训练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转变，确保培训实效。
4.在课程设置中贯彻教育培训理念
当代教育心理学认为，特殊职业从业人员并非是天生就有特殊能力的人，而是由“普通人”通过专业训练设计和培养出来的。对于警务工作来说，警察强于普通人的力量更多来自于专门的警察装备和专业的警察训练。当今发达国家的警察教育培训，教给学员的不仅是知识和技能，更重要的是传输诸多先进的警务理念并贯穿培训始终，直接影响着他们以后的警务生涯，从而内化为执法理念。为此，要坚决将教育培训理念贯彻到课程设置并落实到教育培训之中。将先进的教学设计、先进的教育培训理念、先进的专业教育心理学方法加以科学整合，将会培训出具有优秀执法理念的警务工作者。
5.坚持纪律教育与职业精神的培养
“道德的基础是人类精神的自律”。要把政法干部队伍建设成为一支党和人民放心的、能够担当重任的高素质的队伍，一支忠诚可靠、纪律严明、作风过硬、秉公执法、训练有素、业务精通的队伍，就必须将综合职业道德培养、综合职业精神养成与理论、实战教育培训有机地结合起来。“所谓职业道德，就是同人们的职业活动紧密联系的、具有自身职业特征的道德准则、规范的总和。”“人民警察职业道德是指警察在工作中应该遵守的，以社会舆论和内心信念来维持的，调整警察各种职业关系的行为规范的总和，以及警察个人在工作中表现出来的道德品质状况。”根据当代后现代主义、人本主义、建构主义心理学相关观点，警察综合职业道德培养、综合职业精神养成是一个长期综合过程。必须遵循他律时期、自律时期和价值目标形成时期等三大发展形成时期的特点，耐心而有针对性地开展教育培训。为此，教育培训应相应地分三个阶段进行，即主体形成阶段——主体反思阶段——主体自觉阶段,从而完成从他律到自律的过程，从而完成真正意义上的警察综合职业道德培养、综合职业精神养成。
6.加强教育培训工作的战略前瞻性研究
只有理念上的创新，才有实践上的创新；只有战略上的前瞻，才有实际上的推进。新时期的公安教育培训工作必须敏锐把握时展趋势，树立符合不断发展的警务实际要求的培训新理念。1.教育培训管理者要立足实际，加强战略前瞻性研究，引领公安教育培训工作的发展。战略性前瞻研究，是把握未来发展、把握时代脉搏、把握发展趋势的研究，但要立足当今、不能好高骛远。一是知识上要与现代科技进展——特别是当代教育心理学、教育技术学等学科——保持同步；二是建立健全警务教育培训大数据系统，综合科学分析，完善优化公安教育培训课程体系。2.加强教育培训工作的战略前瞻性研究，是公安教育培训工作创新的必要前提和必由之路。其特点是分析过去、探索发展，立足当前、预见未来，依据进展、把握趋势。要创新公安教育培训工作，教育管理者和管理部门，就必须加强教育培训工作的战略前瞻性研究。
二、当代教育心理学最新进展对民警教育培训课程设计的启示
课程设计，指拟定一门课程的组织形式和组织结构。课程设计决定于两种不同层次的课程编制的决策。广义的层次包括基本的价值选择，具体的层次包括技术上的安排和课程要素的实施。课程设计包括两个层面：一是侧重于技术层面，即课程设计是课程工作者从事的一切活动，包括他对达成课程目标所需的各种因素、技术和程序，进行构想、计划、选择的慎思过程；另一个层面更为侧重具体设计前的理论研究和准备。也就是说，课程设计是指教育机构的专家学者对课程的研究并拟订出课程学习方案，拟订教育教学的目的任务，确定选材范围和教学科目，编写教科书等，为决策部门服务。（一）公安教育培训课程设计要根据教育培训内容、对象选择匹配的价值取向现代教育心理学各学术流派对课程设计的价值取向不尽相同。学术理性主义取向主张学校课程的主要功能，是通过最有价值的学科的教学增强个体的认知能力，重点强调知识、技能和各种学科的价值，倾向于教师为中心，重视以讲解的方式向学生传授知识和技能，揭示价值观；认知过程取向强调学生学会如何学习的必要技能和过程，强调以学生为中心和教师为中心相结合，强调学生的心理发展；人本主义取向主张学校课程，应该向学生提供有利于促进人的发展的经验，强调学生学习活动过程，认为学校课程应当为增强个体的自我概念以达到自我实现提供机会。为此，教师必须提供一个有利的情境，以促进学习者的自我学习；社会重建主义取向强调学校在社会改造中的作用，要使社会成为更加理想的社会，在课程中就要表现社会需要、社会问题、现实的理想和未来的憧憬，帮助学生通过小组活动、小组讨论和社会调查等参与到社会的结构与管理之中。社会重建主义取向不仅强调学生能够适应社会，而且还要具有改造社会的意识和本领；科技取向强调运用各种设备和媒体，确定更有效的方法完成事先所期望的任务。而在内容的选择和组织上，科技取向常常运用其它课程取向的观点。各种课程设计价值取向各有优缺点。公安教育培训课程设计，应根据教育培训内容、对象选择匹配的价值取向。比如系统理论课程设计，总体课程设计可依据理论体系以科目为中心进行设计，使系统理论体系层级叙述完备、框架构成逻辑性强；在重点知识点讲述上，应采取以学习者为中心进行设计，以调动学习兴趣、记住重点、掌握难点；在知识理论难点上，以解决问题为中心进行课程设计，力透难点。（二）公安教育培训课程设计要以教学效果最优化为导向受后现代主义、人本主义、构建主义教育心理学影响，当代课程设计价值取向更多地倾向于多种取向的综合。公安教育培训课程设计，应采取多种整合或综合优势的取向，兼顾系统的学科内容、学员与公安工作实际的需求，以使设计出的课程能够发挥更全面的功能、获得最好教学效果。单一形式的教育培训课程设计不可取，但亦不能因为热衷于跟潮流、多取向而忽略教育培训的宗旨。公安教育培训课程设计必须以教学效果最优化为导向。
三、当代教育心理学新进展对民警教育培训技术发展的启示
教育技术是通过创造、使用、管理适当的技术性的过程和资源，以促进学习和提高绩效的研究与符合伦理道德的实践。受构建主义、人本主义、后现代主义教育心理学理念影响，现代教育技术、教育实验技术日新月异，而许多心理学实验技术已经证实可以走出实验室而广为教育工作者采用。如设计型实验或设计型研究、心理学网络实验和测量技术、交互式学习技术、学习兴趣的任务内测量技术、认知负荷测定技术、概念图与图论测量技术等。而大数据综合分析整合技术、多价值取向教育技术则必将是未来教育技术学实际应用的大趋势。（一）大数据分析整合技术是宏观教育技术发展的热点趋势大数据(bigdata)，或称巨量资料、海量数据，指的是所涉及的资料量规模巨大到无法透过目前主流软件工具，在合理时间内达到撷取、管理、处理、并整理成为帮助企业经营决策更积极目的的资讯。大数据是目前最火爆、最前沿的科技界概念。大数据的特点为4个“V”——Volume、Variety、Value、Velocity。即：第一，数据体量巨大。从tB级别，跃升到pB、eB级别，甚至达到“恐怖”的DB、nB级别；第二，数据类型繁多；第三，价值密度低，分析整合价值、商业价值高；第四，处理速度快。根据以上，我们建立公安教育培训的大数据系统的优点将是多方面的。1.建立公安教育培训的大数据系统可以保存完整历史培训档案大数据特点之一就是数据体量庞大而价值密度低。由于大量的阶段性价值淹没在海量数据之中，许多数据或许目前看不出价值，但若干时间之后都成为弥足珍贵的历史数据、历史史料。建立公安教育培训的大数据系统，仅需要一个数据库服务器和海量数据硬盘阵列，及时输入上课信息即可简单组建。当然，许多目前看来非常琐碎的信息，譬如：学员出生日期、籍贯、学历、培训经历等身份简历信息、授课教官的身份简历信息、上课情况、教案、讲义、课件、上课视音频文件、学员因公负伤或牺牲情况、学员获奖晋升情况、学员工作差错处分情况等等，都可输入大数据系统。目前看来越琐碎越普通细节的相关信息，越具有历史保存和未来分析价值。2.建立公安教育培训的大数据系统是分析目前公安教育培训现状的有力工具基于公安教育培训的大数据系统的分析结论，将是分析公安教育培训现状的最权威的报告。由于大数据体量巨大、数据种类繁多齐全，基于公安教育培训的大数据系统既可分析诸于教育培训与受训学员立功授奖、受伤牺牲、差错事故的关系，亦可从长远角度分析受训学员家庭子女因素对教育培训效果的影响，还可分析整合多因素、多技术对教育培训工作的综合影响等等，从而可以对当前的教育培训效果作出科学权威评估和评价。3.建立公安教育培训的大数据系统是开展公安教育培训前瞻性研究的依据由于公安教育培训的大数据系统的分析结论的科学性、权威性，对当前的教育培训工作的合理内核和存在问题进行真实展现，从而成为公安教育培训前瞻性研究的最科学、最权威的依据。（二）多价值取向教学技术是课堂教育技术发展的未来趋势受后现代主义、人本主义和构建主义教育心理学影响，当代课堂教学技术更多地倾向于多种价值取向的综合。无论是警务理论教学还是警务实战教学，每节课程都不可能是完全意义上的绝对单纯内容教学，所以也不应该采取特定价值取向的教学技术。1.课堂教学技术的价值取向应以最佳教学效果为目标教学，包涵“教”与“学”两方面概念。最佳教学效果，就是教的好、学的佳的理想教育状态。各种教育心理学流派的教育技术价值取向各有优缺点。公安教育培训的课堂教学技术，应根据教育培训内容、培训对象选择合理的价值取向。比如手枪应用射击教学，总体课堂教学可依据以科目为中心进行开展；在手枪应用射击实战理念讲述上，应采取以学习者为中心进行教学，采取实战案例法教学技术；在应用射击难点上，以解决问题为中心开展教学，体验实操实练。2.课堂教学技术的价值取向应与教官教学艺术相统一由于各个教官知识阅历、气质类型、表达艺术不尽相同，课堂教学艺术不可能完全一致。即使教学内容完全一致的课堂教学，不同的教官不可能采取或使用完全一致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技术。教育培训理念的核心是有效教学，有效教学的核心是教学效益。课堂教学实践中，教官个体差异性是授课方式方法和教学技术生动化、多样化的有力保障。但只有将教学科学上升到教学艺术，才是“教”、“学”的最高境界。而前提是，课堂教学技术的价值取向与教官教学艺术完美统一、完美合一。
四、当代教育心理学新进展对民警教育培训理论教学的启示
当前民警教育培训理论教学范围十分宽泛，主要包括政治理论、法律法规、公安业务、职业道德与纪律作风、警察礼仪、心理健康等内容，教学重点一般集中在法律基础知识、公安业务知识、执法规范化、和谐警民关系、公安信息化、群众工作能力、廉政教育、保密教育、现场保护及证据意识和提取证据能力等方面，范围宽泛，内容丰富。依据当代教育心理学最新进展及发达国家警务理念未来发展趋势，我们认为警务理论教学未来趋向于整合成“一个素质、两个理念”为主体内容的综合教学模式。“一个素质”，指的是现代警察综合职业素质。现代警察综合职业素质教育内容主要包括：政治理论、法律法规、公安业务、职业道德与纪律作风、心理健康、公安信息化、群众工作能力、廉政教育、保密教育、现场保护及证据意识和提取证据能力等；“两个理念”，指的是执法规范化理念、服务职业对象理念，教育内容主要包括：法律法规、公安业务、职业道德与纪律作风、警察礼仪、执法规范化、和谐警民关系、群众工作能力、廉政教育、保密教育等。“一个素质、两个理念”的教学内容有交叉重叠，但在教学设计、教学方向上有差异。现代警察综合职业素质是人民警察对自我、自我职业的必备道德和必备素质的认同、认可；执法规范化理念、服务职业对象理念是人民警察在对自我、自我职业的必备道德和必备素质的认同、认可的基础上，自觉履行职务与义务、限制性行使权力的认同和认可。
五、当代教育心理学新进展对民警教育培训实战教学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