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规律的认识篇1
[关键词]点增量x变格增量фx定格增量dx；无集0空集￠点集格集1；无测度0空测度￠点测度格测度1
中图分类号：o1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914X（2015）41-0347-02
此文续《物理宇宙公式、宇环论、量形几何、物数学之质变分析与多本质共存合论》为第29篇。内容庞大碍于篇幅只作纲要、结果描述，相关内容在链接文章中可找到，不便之处函请读者谅解。
【宇环论】：物理的源头是空间与时间，不管怎么破碎物质体，空间包容物质成宇环是多本质共存是宇宙自然存在是理论认识源基（粒子物理不是系统理论源基）。物质、人类、已知、时间点被宇宙自然无情的设置在“小”端，只能通过累加方式向“大”端迈进。潜无穷∞说明人类永远被未知包围着，须百度知道不断扩展认知。
【物数学】：[物理数学数学物理物数理学物数学][无量集合数理推理体系数学物理&理论物理]。
【理论三要素】：[（本质数量形状）（质变；量变；形变）（定质；定量；定形）][力的三要素（认识论）]。
【数理基础10大理论砖块】：物数理学基础灵魂：{含“0无-1有”数轴：&唯“1有”数轴：。0无；点有（静定点，动变点）（配恒定、配未知）；ф格缩无穷小（极小数ф）（极慢速）（配动变，配瞬间值、配可知）；d小数格（配静定，配长久值、配已知）；无理量小数（配未知）；1量1格；w无理量数（实数R-p的余量）（配未知）；p有理量数（教材上用Q表达）（格数无穷）（配物质、配格，配有界限多，配长久值、配已知）；∞格胀无穷大（极大数∞）（潜无穷）（极快速）（配动变，配瞬间值、配可知）（作p与之间的过渡转变）；实无穷（实数R）（点数无穷）（配空间、配点，配无界限多，配未知）}；[多本质多单位数：1.dф][无一多：01∞]。数理体系以0无为基源自无穷未知×的划分认识，须在模糊的多本质中（叠加态）作择定转变为可知已知本质∞×∞、p×p（薛定谔的猫）；而w=R-p。缺w是片面的。
【多本质共存与质变分析】：1F-1：正1通过方向变换质变为负1。质变架构分析检验数理推理证明的忽悠性：1=1+0=1÷1=1×1=√1×1=√（-1）×（-1）=√（-1）√（-1）=i×i=i2=-1。（10=1（1-1）=11/11=1=11）。推理中处处出现本质组变。应换成：1F1+0F1÷1F1×1F√1×1F√（-1）×（-1）F√（-1）*√（-1）Fi×iFi2F-1。同理无穷级数：S=1-1+1-1+1………F0或F1；网传自然数的和S=1+2+3+4+5+……F-1/12。这种例子一大堆。
【无穷的认识】：无穷是一个范域概念可对其进行本质分叉区分认识，叉分得wp∞四种无穷认识形式。p对应物质无穷；∞对应动变无穷；对应空间无穷。未知可知∞已知p三者同在且相互转换。集合论有可数无穷与不可数无穷两种认识，缺少可变无穷认识；同理测度论缺少可变无穷测度。因此有p基数小于∞基数小于基数，集合论把∞与一起划分为实数域论述。缺少点与极小数ф集合论没能把问题说清楚。（点格质变替换理论物理的无穷发散）
【量的表达】：量的表达有两个成分或因子即“单位与数字”或“量值与量数”。“单位量值”是讨论对象符号（自然），“数字量数”是信息符号（认识）。两者对应匹配不离不弃相互制约变化（单位本质×数字量数，量值1×1量数）（1×1，1×p，d×p，ф×∞，×）（如李群的参数论），理论须符合自然规律与认识规律（庞加莱：数学离开物理会误入歧途。）。故不要瞎背乘法口决表的符号。量的表达说明统一公式必是物理宇宙公式eLFeK或物数学通式§Fnm的形式，繁杂数理以点格叉方式由其展开。自然律[eF（1+）]；[eF（1+ф）∞]；[eF（1+d）p]。
集合论隐掉单位只谈数字导致整体等于部分之怪论，偶数与自然数一一对应是概念偷换的结论。在5米与5厘米中“5=5”但“米≠厘米”，这与自然数至有理数的递增性相冲突（分球悖论也如此）。数轴基数的区别在于单位对象不同，若撇开单位对象，符号系列数轴就一个。庞加莱预测：“后一代将把集合论当作一种疾病，而人们已经从中恢复过来了。”
【单位量值的表达】：不可分且各点相等具有唯“一”性。1格具有大小格区分是“多”性。若要一一区分认识不同大小的格则很繁琐。人类智慧将其简化，用“单位与数字”进行数理推理逐一认知。量化米单位就是在无穷个格长度中择定一个格长度作为公认米长度，作为数理推理的开始。因此1为格末点且可分1/p1/∞1/，则原数理体系以有理数格p本质为理论起点逐步扩展至实数点本质（格点对象转变致理论体系转变）（狄拉克δ函数表达本质转变）。
【量1分解的表达】：量化单位=单位量化×量比系数；1=1×1。wF1；pdF1；∞фF1；F1。若如此匹配∞0=0；∞d>1则（0，1）区间出现不可测集怪论且连累“选择公理”，量1分解中暖间、潜变∞不可匹配长久、静定d（群论）。可知原数理基础体系缺少符号易造成张冠李戴产生悖论。微积分悖论就是缺少点增量x（空间位移、作用点、始末边界点）、变格增量фx（力、加速度、速度、动量）、定格增量dx（物质格、量子化）符号而用“0无”进行张冠李戴而造成。因和格缩无穷小ф（极小数ф）的缺少，柯西极限用“0无”端限解析格极。魏尔斯特拉斯的ε-δ语言手续180度反转用格末端限来解析，都未说明无穷小本质是极小数ф。极是极，限是限，极数配动变、瞬间，限数配静定、长久。点不是格线但也不是0无，测度论用0无来表达点测度导致与点组线相悖（0+0+…=0；++…F1）。
【本质分叉与认识分叉与质变分析】：理论基础、数学基础是多本质共存与质变架构分析。推理时须特别留意本质变换。
[质变架构]：无有有有有有有…；无空间物质物质物质…体或场；无一多多多…；无点格格格…；无元素集合集合集合…；无绝对相对相对相对…。由质变架构顺序可知“物质”、“集合”或“相对”不是系统理论源头本质概念，故粒子物理不是系统理论源基。否则悖论重重，搅乱系统化本质架构。非标准分析将“格可分”性质强制加在“不可分的点”上论述。以点开始论述只有“加”本质作用后“减”本质才可作用。
[点格转变]：（=10；++…F1；11=1）：自然数格加方向是整数格，整数格作小格量分是有理数格，整数格作点量分是实数点，有理数格作点量分是实数点。反之，带方向实数点作小格累加是有理数格，作大格累加是整数格，有理数格作格格累加是整数格，整数格去方向是自然数格。数量的多少变化不牵涉本质变化，只有作一次质变操作方得本质转变。格可分，点不可分两者不等势分为1格基数p与点基数，其间没有中间基数，点与格也没有明确的数量关系，故集合论通过可数集数量推理构造得不到不可数集本质，因为可数集的并是可数集，不出现本质变换。
[点环转变]：环收缩不到奇点故有孤立岛、孤立点、去心邻域论述。环产生交变意识，产生头尾重叠悖论。
[点格叉变]：点反应静定意识，格反应动变意识，位移与交变可反应时间流量。叉反应划分意识。先静后动再分叉。点、环、源头本质、是非交变、多本质重叠、未知随机混沌模糊都是不可证明。只有进行质变分析方可理清。三维空间一维时间，时间以点开始点量累加无倒退可言（++…）。时间一维没有分叉无须实时间与虚时间来区分论述，但时空是对三维空间而言可用实时空V=S/t与虚时空iV=iS/t论述。时间与空间只有对应关系没有本质联系，时间只是参变数。单点无分，一至一明确证明，一叉二排中判定，一叉多模糊选择是希尔伯特的形式化证明论梦想破灭的原因。
[量变架构]：无有转变：依据一至一明确定义概念，避免双本质重叠于同一符号概念而出悖论。数表达有本质故“0无”不属于任何数系（自然数、整数、有理数、无理数、实数），0点之说不合理应改为0无有，奇点是点不是0，1是的累加，注意区分（0，1）区间与（，1）区间的区别。集合论中大量犯有不同本质重叠悖论（自我指涉）。
[形变架构]：直线唯“一”，曲线是“多”，系统化后是“一多”二叉。欧与非欧是“直曲”“一多”二叉。有了欧氏几何直线，非欧就是曲线，无须去破坏系统化本质概念架构。怎么还弄个非欧直线来捣乱混淆搞本质重叠考人智商？
【无、空间点、物质格】：[F=ma，e=mVV]：m对应物质格量子化（有理数格）；a，V=S/t对应空间点连续（实数点），引力F=Gmm/r2以空间r变化论述属点数系。辐射吸收对应物质m属格数系。空间无穷与物质无穷p同有体积性质，但点格之间没有明确数量关系，由点数系与格数系双本质共存合论。故相对论与量子力学谁也别想容合谁。空间给物质提供自由度，记录物质的轨迹，实空0、中空0的产生与扩散会激发场影响场强。全000…全111…无变化信息可测，空间物质互为边界呈宇宙万象。物理不光要研究物质与物质的作用也要研究物质与空间的作用（空间物质力都是神灵）。
【无集0与空集￠与有集-1】：无集0加入集合论。“0、￠、-1”对应“无、空间、物质”或其它三本质。有[无集0、空集￠、点集、格集1]；对应测度论有[0无测度、￠空测度、点测度、1格测度]。
自然规律的认识篇2
自然规律是自然界事物发展过程中所显示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是事物运动变化所遵循的法则。在科学发展的初期阶段,相信自然规律的存在,就给自然科学提供了预设和发展方向。
李约瑟曾论证了中国古代缺乏自然法则的观念。虽然李约瑟的分析有一定道理,但却容易使人产生误解,误认为中国古代也缺乏自然规律观念。本文认为中国古代哲学中存在自然规律观念,而且自然规律观念有一个发展演变过程。
一、先秦“道”、“常”、“理”等初步的自然规律观念的提出
先秦诸子已认识到自然界是有秩序、有规律的,并纷纷提出了一系列具有规律性内涵的重要概念。
老子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经·第二十五章》)《庄子?知北游》里说:“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广,日月不得不行,万物不得不昌,此其道与!”他们认为自然界是有秩序的,有一个“先天地生”的道支配着万物的运行。荀子则提出:“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荀子·天论》)荀子认为自然万物的运行是有规律的。这种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庄子·养生主》中的“依乎天理”。《荀子·解蔽》中的“物之理也”,《韩非子·解老》中的“万物各异理”,都是指万物的客观规律。
因此可认为“道”、“常”、“理”具有一定的自然规律的含义。这些初步的自然规律观念的提出,是随着人们在生产生活实践中对自然界认识水平的提高,人们逐渐感觉到以前由神意支配的混乱无序的自然界的形象不再符合他们现在所认识到的自然界,这促使一些具有科学思想的学者提出了“道”、“常”等概念,“道法自然”、“天行有常”使人们认识到以前认为是表达神意的现象竟也遵从着某些规则,这些现象只是事物本性的自然流露,并无其他意义在内,于是人们开始尝试用理论解释自然,出现了用阴阳二气解释寒暑往来、疾病成因、地震的形成等的思想,从而使科学朝着客观性的方向发展。
但同时,他们中的多数却认为“已而不知其然,谓之道”(《庄子·齐物论》)在他们看来,“道”、“常”等是难以认知的,对自然规律进行探索毫无价值,甚至反对对它的探究。如荀子说:唯圣人不求知天。”(《荀子·天论》)老子主张“绝圣弃智”(《老子》第十九章)
因此他们自然不会下大气力去外求知识、探索自然奥秘并寻求理论解释,而是浅尝辄止,忽视对“道”、“常”等本身的研究,这就必然会导致他们对自然界的观察难以区分现象与本质,常态与规律,造成他们所认识到的“自然规律”的笼统性、模糊性。
二、天人感应理论时期客观的自然规律观念的迷失
荀子提出的“天人相分”、“制天命而用之”的命题,有着不容低估的价值,但是在当时科学认识水平的限制下,人们时常看到的不是天人之间毫无关系,不是“制天命而用之”,恰恰相反,而是人类的活动每每受本文由收集整理制于天,大自然不可更移的客观规律每时每刻都在干预人类的生活。科学认识水平的限制必然使人们的思想产生迷惑。
应时而出的天人感应理论主张“同类相动”、“天人相副”,用阴阳二气及其相互作用,把天人感应诸现象联结起来,成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
天人感应理论承认天是有自己的原则(或规律)的,“天之道,有序而时,有度而节,变而有常,反而有奉。”(《春秋繁露?天容》)在董仲舒看来,“天”为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最高主宰,天对于人类社会的遣告,并不是无故发泄,而是有的放失,“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从这个意义上说是对天道-自然界规律的处罚与警醒,正是由于人类社会活动本身特别是天之子-君主们的行为违反了“天道”的结果。所以天人感应学说也追求“天道”的必然性、因果关系、解释性。
根据董仲舒天人感应理论,灾异、祥瑞都是人的行为所招来的,同时也是天意的表现:“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遣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方止。”(《春秋繁露?贤良对策》)这种有意志作用在内的灾异、祥瑞学说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规律混为一谈,人的意志和行为可以影响天,而天对人类社会的谴告是对人的行为的反应,是天意的表现,既然有天意的存在,怎能让人相信有一个独立于人的思想与行为的客观自然界,又怎会让人期望纷繁复杂的自然现象背后隐藏有稳定不变的内在规律。
这实际上造成了客观的自然规律观念在人们心中的迷失,从而导致了许多荒谬的思想,如天文学领域的“圣人统理天文”,而农学、医学等领域也出现了很多利用这种缺乏客观性的规律形成的方法技术,它们类似于巫术,由此而引起的谶纬迷信的泛滥,使科学的发展完全背离了客观性的方向,走入了误区。
三、魏晋玄学时期自然规律观念客观性的再次巩固及其缺陷
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人们不仅在肉眼可及的范围内掌握了一些自然规律,而且在人的感官所不及的范围内,依靠技术手段,人们也掌握了自然界一些更深层的规律,这些规律是人的意志所无法改变的,当人们意识到那被认为是天意表现的灾异也有某种规律可循的时候,就动摇了天人感应理论的地位。
王弼在《老子》注中说:
天地任自然,无为无造,万物自相治理,故不仁也。仁者必造立施化,有恩有为,造立施化,则物失其真;有恩有为,则物不具存。……地不为兽生刍,而兽食刍,不为人生狗,而人食狗,无为于万物,而万物各适其所用。
这种天道是自然的,无为而无不为,无造而无不造。说他不仁,就是没有恩意,没有情感,没有赏善罚恶的智力。天灾水旱可以杀人,但不是天意,地震山崩可以杀人,也不是地意,正如兽食刍人食狗一样,万物各适其所用,都是没有恩意的。可见,王弼的天道—自然规律观念是从自然界本身去理解自然界,没有掺杂人事、意志等因素,与先秦老庄的天道一样,是一个较为客观的概念。
到了向秀、郭象,对于这种天道观念,说得更明显:
“故天者万物之总名也。莫适为天,谁主役物乎?故物皆自生而无所出焉。此天道也。……
故造物者无主,而物各自造。”[1]
他在这里正式宣布天地只是万物的总名,并不是万物之母。万物都是自造,天地并不是造物主。它既没有造物的威力,也没有役物的意识。这样一来,天人感应理论,就无从附会了。
魏晋玄学认为“万物以自然为性”,也就只能因任这个自然而不能违背。万物的出生是“自生”,是自己而然,他们的运动变化是“独化”,而且是“无所待”,即不需要外在的原因,这就是天道。
这样,“天道”就又从有意志因素在内的规律性概念演变为独立于人、天的意志之外的较为客观的自然规律观念[2],这是一个稳定的内在的自然规律,给人们从事科学研究活动提供了一个正确的目标,如杜预的“顺天求合”就是承认天体的运行有自身的规律,要根据天象的实际来制定历法。
但是它过于强调“自性”、“独化”,排斥甚至否认了事物与事物之间的联系及相互作用,即外因,造成了自然规律观念的重大缺陷,使科学活动的空间大为缩小。同时他们崇尚自然的生活态度,和先秦道家一样,导致了不求知甚至不可知的态度。在他们看来,从事艰苦的科学研究,是违反他们的自然本性的,而且既然一切事物的运动都是由于自己的天然本性,因而也就无须再作什么解释了,再者“道不可体”(王弼《论语释疑》)、对于事物,只能知其“迹”,而不能知其“所以迹”,这就造成了理论兴趣的衰落和科学进展的缓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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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理学时期自然规律观念从“道”到“理”的深化
“天人感应”和“天道自然”这两种观念在后来长期并存,时而兴盛,时而衰落。然而科学的发展使人们逐渐认识到,自然现象的发生,不是对人事善恶的反应,人们对自然现象的探讨也不再满足于天道自然为止,而把“穷理”,即认识自然规律作为对待自然界的基本任务。
“理”有众多含义,它作为一个自然规律的概念,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前文已提及,先秦诸子提出了“理”的概念,除孟子谈到的“理”主要是指条理而言以外,其他的都有自然规律的含义,当时,“理”并未成为他们哲学思想体系中的主要范畴,它以后不断丰富和发展,从宋代开始,程颢、程颐建立了以“天理”为最高范畴的理学体系,用它替代了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最高范畴“道”或“天道”。程颐说:“天下物皆可以理照,有物必有则,一物须有一理。”[3]“穷物理者,穷其所以然也”[4]。
如前所述,天道自然观时期人们心中的自然规律观念认为:万物的存在和运动,都只与自己的自然本性有关,不假他物,否认了事物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理这个表征自然规律的概念就改正了这一点,引入了物与物之间的相互联系和作用。如关于日食形成原因,朱熹在《答吕子约中》曾引用沈括的思想:“日食时亦非光散,但为物掩耳。”
而且,这个时期,人们对自然界客观规律的认识越来越深入、细化,朱熹说:“道是统名,理是细目”、“道字宏大,理字细密。”(《朱子语类》卷六)“一草一木皆有理,须是察。”[5]
自然规律的认识篇3
疑点之一：意识是主观的，真理属于意识，但真理是客观的。
意识是客观事物在人脑的反映，意识是客观存在的主观映像。在意识中体现了主体和客体、主观和客观的对立统一。从意识的形式和内容来看，意识的形式是主观的，而意识的内容是客观的。感性认识、理性认识、理论等意识的形式是主观世界特有的，但它们反映的事物的外在现象和内在本质规律，却是客观存在的。从意识的主观差别和客观根源来看，意识具有相对独立性。意识的主观性表现在不同主体之间的差别性，同一主体在不同条件下的差别性，即对于同一客观对象可以形成不同的主观意识。正确思想意识与错误思想意识的区别不在于是否是对客观事物的反映，而在于对客观事物怎样反映。无论正确的思想意识，还是错误的思想意识，都是对客观事物的反映，其内容都是客观的。正确思想意识与错误思想意识的区别在于对客观事物怎样反映，意识的形式是主观的。因此，从意识的主观特征和客观基础看，即使意识有时表现为虚假的主观映像，也是对客观对象的反映，有其客观的“原型”。意识的内容是客观的，它的表现形式是主观的，即意识体现了客观形式和主观内容的统一。
真理是人们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真理属于主观意识范畴。真理是标志主观与客观相符合的哲学范畴，因此，真理既是客观的，又是主观的。但是，客观性是真理的最基本属性。真理的客观性又称客观真理，是指真理包含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内容。所谓真理的客观性是指客体的本质和规律观念化为主体的思想并进而外化到公共语言表述系统之中后所具有的普遍性和必然性，它表达的是真理性的认识与客体的本质和规律相一致的关系。由于人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不同，每个人的知识结构、认识能力和认识水平不同，对同一个确定的对象会产生多种不同的认识。但是，就同一个角度来讲，其中只有一种正确的认识，即只能有一个真理。真理与谬误的界限不容混淆，真理面前人人平等。
所谓真理的主观性是指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在将客体的本质和规律观念化为思想时凝结、沉淀于其中的选择性、创造性以及局限性等，它表达的是真理性的认识与以实践为存在方式的主体的认知本质和规律能动性、超越性和力求把握客体的本质和规律的趋向相一致的关系。
有人认为，在真理是否客观的问题上，应该从不同的角度作不同的回答。从物质与意识关系的角度看，真理作为意识的组成部分，是主观形态，即真理是主观的；从真理与谬误的角度看，二者的内容都是客观的，形式都是主观的，二者的惟一区别是正确性问题；从真理本身中所包含的内容和形式看，真理的内容具有客观性，但真理内容的客观性不等于客观真理。如果硬要把真理从主观意识中抽取出来，说真理是客观的，则会导致逻辑上的自相矛盾：一方面，会导致真理是客观的，意识是主观的，这是违背常识的；另一方面，会导致有些意识是客观的，如真理，有些意识是主观的，如情感、意志等，这显然是把统一的主观意识割裂开来。笔者认为，真理的客观性主要侧重于以下三个方面：其一，真理的内容是客观的；其二，检验真理的标准即实践也是客观的；其三，也是最重要的是就同一个角度来讲，对同一个事物的认识，即只能有一个真理，是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疑点之二：物质是运动的主体，意识是变化发展的，但意识不是运动的主体。
运动是物质的运动，运动离不开物质，物质是世界上一切运动的主体与客观基础。设想离开物质主体的运动必然主张以意识为主体的运动，最终陷入唯心主义。如：万事万物都在运动，但都只在观念中运动。这个观点事实上否认了物质是运动的主体，是唯心主义观点。也许有人还会认为物质和意识都是运动的主体，在不否定物质是运动主体的同时，也肯定意识也是运动的主体，这个观点也是值得商榷的。
世界上没有不可认识的事物，只有尚未被认识的事物，认识有待于深化、扩展、向前推移。发展普遍性原理在承认自然界、人类社会是变化发展的同时，也充分肯定了人的认识也是变化发展的。认识的根本任务是实现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实践是认识发展的动力，实践的需要推动了认识的发展。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存在的变化决定社会意识的变化。这些都表明了作为意识的认识和社会意识都是变化发展的。既然意识现象也是运动变化发展的，人类思维的内容和形式也处于不断的变化、发展过程之中，因而终极真理是不存在的。那么，能否表明意识也是运动的主体呢？事实上，人的意识能够正确地认识客观存在的思维过程和思维的本身就是一种物质的或物质性运动，思维成果的产物——精神、意识、心理也处于永不停息的运动、变化、发展之中。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看来，意识是人脑这种高度复杂的物质形态的机能和属性，是人脑对物质的主观反映形式；人脑是意识运动的物质承担者，意识运动伴随着人脑内部的物质运动，因此，意识也是“物质运动形式之一”（恩格斯）。变化发展的意识也只是对变化发展的物质世界的反映。
综上所述，物质是运动的惟一主体，即使意识的变化发展也是对物质运动的反映，意识不是运动的主体。那种认为物质和意识都是运动主体的观点属于唯心主义二元论，实质上的唯心主义。
疑点之三：联系是可以改变的，规律属于联系多样性的表现，但规律是不可改变的。
联系是客观的，是事物本身所固有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联系的客观性并不意味着人对事物的联系无能为力。联系是可以改变的，人们可以根据事物固有的联系，改变事物的状态，调整原有的联系，建立新的联系。比如我们不可能修建北京至冥王星的铁路，即不能强加事物之间的联系，体现了联系是事物所固有的，是客观的；但我们可以修建青藏铁路，加强地区与周边其他地区之间的联系，这就反映了两地具有某种客观的联系。人们可以根据事物固有的联系，改变事物的状态，建立新的具体的联系，体现了联系的可变性。
规律是事物运动过程中固有的、内在的、本质的、必然的、稳定的联系。因此，规律是联系，是联系多样性和复杂性的重要表现。规律的客观性在于规律是事物运动过程中本身所固有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它既不能被创造，也不能被消灭。规律的客观性的外在表现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规律既不能被创造也不能被消灭或改变；二是规律具有不可抗拒性即强制性。
规律是不可改变的。首先，要注意从哲学上讲的规律与千差万别具体规律的区别。哲学上讲的规律是对千差万别的具体规律的共同本质的抽象和概括，它存在于所有的具体规律之中，并通过各个具体规律表现出来，是永恒的、不灭的，它不会因某一具体规律的消失而消失。具体规律是对同类具体事物共同属性概括和总结的结果，它只存在于同类具体事物之中，随着客观条件的存在而存在，随着客观条件的消失而消失。但是，无论是永恒的哲学上讲的规律，还是会走向灭亡的具体规律，它们都具有客观性，都存在于物质运动的过程之中，都是事物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任何人不能任意地创造或消灭它。
其次，注意把规律与规律的表现形式区分开来。规律是相对稳定的，而规律的表现形式则是多变易逝的。规律与规律的表现形式之间的关系是本质与现象的关系。本质总是通过大量的现象表现出来的，而现象也总是从不同的侧面表现着本质，并被本质所决定。作为本质联系的规律也是通过合乎规律的现象间的联系表现出来，并决定着这种现象的联系，而规律的表现形式又总是体现着规律的本质联系。但是，人们改变了规律的表现形式不等于改变了规律。如人类通过运用虹吸现象引水上山，改变了水往低处流这个合乎规律的现象，但并没有改变万有引力规律。
但是，人们在客观规律面前并不是无能为力的。正是因为规律是具体的、有条件的，人可以在认识和把握规律的基础上，根据规律存在和发生作用的条件和形式利用规律，改造世界，造福于人类。当人们改变规律发生作用的条件时，也就改变了该规律的具体的联系，从而规律作用的方向也就发生了变化，但规律本身并没有发生改变。例如，价值规律只存在于商品经济条件下，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和按需分配的产品经济条件下，价值规律就不会存在和发生作用。因此，联系是可以改变的，人们可以改变规律发生作用的条件，但规律本身是无法改变的。
疑点之四：实践是检验认识正确与否的标准，真理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但真理不能作为检验认识的标准。
自然规律的认识篇4
一、从长白山学习考察谈起
长白山气势磅薄、巍峨壮观、资源丰富、风景秀丽，它不仅是一座十分惹人注目的名山。而且是一片翠绿的浩瀚林海。它以众多的白色浮石和九个月的积雪而得长白之名。它又以茂密的森林，红松(pinuskorajensisSieb.etZucc)的故乡而称著于世。
为了认识长白山的森林分布、生态和演替的规律，学习长白林区的经营管理经验，以提高专业技术水平，我院于1982年8月10~17日组织了赴长白山的学习考察。现把在长白山考察看到的几个自然规律概略地介绍一下。
l、森林垂直分布规律
长白山海拔269lm，为东北的第一高峰。由于受太平洋季风气候的影响，雨量充沛、温和而湿润，随海拔的升高，呈现明显的植被垂直分布带(见图1)。
2、森林生态规律
长白山北坡的森林，虽然分别属于不同的植被带，而在每个植被带内又是属于不同的植被类型。但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多呈混交林状态，生态系统相对稳定，生长发育良好。在历来没有人为因素干扰的情况下，不仅遵循着生物学的自然选择，适者生存的客观规律，而且天然生态系统平衡的规律，在这里的体现也是比较充分的。虽然它们处在不同的植被带内，动物、植物和微生物种类不同，数量不同、结构和有机构成比例亦不同，但它们彼此互相联系，互相制约，并按着一定的食物链生存和发展。这就是生存系统平衡规律在这里的作用。
这一点正是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合理的经营利用森林、不断地提高林业科学技术水平的重要一环。
3、森林演替规律是在一个较长的历史
时期内表现出来的，森林植物的相互更替演化发展的规律。
根据我们的初步观察，并参阅有关资料得知:长白山的老林(原始林)，遭受火山破坏后(长白山第三次火山爆发于1702年)，出现草原，由草原再生桦木林(白桦或佩桦)，由桦木林(阳性树)内再生钎叶树种(云杉、冷杉等阴性树)而恢复为老林。老林经过度采伐，又成杂木林(软杂木林)，由杂木林内再生针叶树而恢复为老林。这就是长白山老林的演替发育过程。总之，我们到长白山学习考察，看到原
始森林多呈混交状态，生长稳定，产量较高(每公顷平均蓄积量常达500m3)。还看到了几个自然规律在长白山北坡比较集中的体现出来。从而开阔了眼界，提高了认识自然规律的能力和专业水平，并启发我们重新认识与总结过去的工作。
二、对几个自然规律认识和运用的分析
人们在各项营林活动中，一方面是不断地认识自然规律，另一方面又在不断地运用自然规律，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效。建国以来。我省运用森林分布等自然规律，并结合林学原理，而营造了大面积的人工林。据全省“四、五”森林资源清查统评，东部九个林业重点县的人工红松林达13.3万亩，落叶松217.2万亩，分别占全省该树种面积的96%和82%。西部(医巫阎山以西)的人尹工油松林(pinustabulaeformiscarr)超过250万亩，约占全省油松面积的45%。樟子松(pinussylvestrisL.Var.mongolicaLitvin.)主要集中在辽北沙地，从1955年开始在章古台沙地上引种，63年以后相继在彰武、康平、昌图等县大面积造林，现在全省不少地区用于造林，均表现出良好的趋势。我省引种刺槐也较早，由于多年引种驯化，生态适应范围逐渐扩大，现几乎遍布全省，并成为辽南地区主要的造林树种之一。全省人工杨柳林至75年达到581.3万亩，一半以上分布在辽河中下游平原。自然形成了各树种的适生区、发展区和控制发展区。
从林种布局上，人们从社会生活和生产实践中，逐渐提高对发展林业的认识，如从社会上林副产品的供需矛盾，从工农业生产上由于生态失调，而遭到自然规律的惩罚等，提高了对森林公益作用的认识。因此我省不断调整林种比例:“四、五”森林清查时用材林占58.8%，防护林仅占6.4%，80年全省林业区划，将防护林上调到33.7%，用材林下调到36.5%，其它林种也作了合理的调整。这样东部林区作为辽河平原的天然屏障，形成了水源用材林基地。辽西以水土保持林为主;辽北以防风固沙林为主;辽中以农田防护林为主;辽西、辽北和辽中的部分地区，构成了我省“三北”防护林体系。辽南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决定它以经济林为主。这样将运用自然特点和规律，因地制宜的充分发挥森林的综合效益。据1975年统计，建国以来全省已造人工林1802万亩，占绿化任务的46%。森林覆被率由解放初期的妞.6%，提高到23.5%。
在认识和运用森林生态和演替规律方面，也取得很大成效，特别是广大林业工作者，较早地认识到发展混交林的好处，科研部门重视混交林的研究，东部开展了人工诱导针阔混交林的科学试验，西部进行营造混交林的调查研究，均取得了一定的科研成果，及时指导了林业生产实践。
各营林部门又在生产实践中，精心培育出一定数量符合生态演替规律的不同组成、不同形式的混交林。如辽东的落叶松与色赤杨(alnustinetoriaSarg.)和白桦混交，辽西的油松与色树、柞树，刺槐与色树混交等，均表现出良好的趋势。如阜新大板林场，23年生油松与色树混交林，郁闭度0.9，油松高sm，色树高sm，生长量超过当地同年龄的油松纯林。这些混交类型，在防治森林病虫害，提高林分质量方面，已初步显示出其优越性。
在病虫害防治方面，运用生态平衡的规律，从食物链上进行研究，已采用了赤眼蜂防治松毛虫的生物防治方法，并取得一定效果。另外在引种、育种方面也取都很大成效，在种源保护和建立自然保护区方面，正在积极进行。
总之，我们在认识和运用自然规律方面，成效是多方面的，效果是显著的。但是，随着对自然规律认识的深化，我们觉得在认识和运用自然规律上还有片面性，还有许多经验和教训需要认真的加以总结，我们觉得主要尚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l、对自然规律在认识上的片面性和一次完成论。
过去在设计营林工作中，往往注重森林分布规律，忽视演替规律，更缺乏了解生态规律。总认为森林垂直分布在我省不明显，水平分布规律已基木了解。群众习惯于造纯林，所以在西部干旱地区，设计营造了大面积的油松纯林。在东部山区亦设计营造了大面积的落叶松、红松纯林。结果病虫灾害越来越严重。
我们认为，这与认识上、指导思想上的片面性是分不开的。
2、我们林区的各项人为经济活动，还在有意无意地切断食物链，破坏生态平衡。我们知道森林和植物、动物及微生物一起构成了生物与环境的统一体，它们是相互依赖，互相制约，并按着一定的捕食链，构成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见图2)。
过去我们往往忽视捕食链，所以在辽西多地区，对老鹰、狐狸、猫头鹰和蛇等一律视为有害动物，大加捕杀，结果切断了食物链，破坏了生态平衡。导致鼠害、兔害和虫害的发生。
3、发展混交林的好处，尚未被广大群众和部分林业工作者，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所接受。
我省人工营造的混交林很少，据阜新地区调查，仅占有林面积的1.6%。我们对发展混交林的好处，尚缺乏深入的调查和有说服力的分析，我们仅根据近期在医巫间山的调查，混交林腐殖质层厚度一般超过针叶纯林5一10cm，而且结构较好，抗病虫灾害能力强。
由此看来，混交林不仅在实践中表现出很多的优点，而且在理论上完全符合森林演替和生态平衡的规律。可是在设计、营林工作中却常常不愿采用混交方法，其原因除认识原因外，还有伯造林时麻烦，抚育管理费工等思想。但从长远观点来着，针叶纯林比重过大，会动起土壤酸化、肥力降低，而影响下一代的森林更新。
4、有些地区在引种、育种方面，尚有盲目性。近年来，由于林业建设规模的扩大和全民义务植树运动的兴起，切感种苗不足，因此有些地区从外地、远至关内调进大量的种子，这些种子在辽宁安家落户以后，表现出长势不同，适应程度不同，一些地区在选育过程中，往往缺乏对树种分布规律的深入研究，缺乏对弓{起生长差异的数理统计的分析。
三、提高营林技术水平的途径
伴随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对白熊规律认识的深化，并不断地总结实践经验，所各项营林技术水平，:公将得到不断的提高，我们认为目前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1从针对林业职工队伍的现状，开展全民教育。
据了解，我省林业职工中，文言占2.5%小学占18.4%、初中占47.6%、高中(包括中专)占25.9%、大学仅占5.6%。就是达到了大、中专实际水平，还有个知识老化的问题。据说知识是以平均每年5%的速度在老化，这就说明，我们要提高林业技术水平，就必须在全民教育上下一番功夫。针对不同程度，提出奋斗目标，订好措施，做出规划。以提高职工队伍的思想理论水平和专业技术水平，增强认识自然和改造白然的能力。
2、加强林业调查设计工作。
调查设计是科学营林的基础，但从“文大”以来，对土壤、植物、气象等基础学科的本底调查，近乎取消，近期才开始恢复。我们认为今后的调查设计，不仅要队复和加强本底调查，进行调查设计研究和多学科的
3、加强森林生态系统的科学研究。
森林生态问题，不仅关系到林业生产的发展，而且关系着人类的生存，所以我们要高度的重视这一研究，分清轻、重、缓、急，抓住主要矛盾，重点研究森林生态系统的生产力、功能及稳定性与结构的关系及其调节控制的原理。从食物链上探索松干纷、松毛虫以及红松疙锈病等的防治途径。
4、总结符合自然规律的森林类型的培育经验，树立典型，组织推广。
今后要认真总结混交林，栽针留阔，打柴留树等造林经验，大力宣传、推广混交林典型，逐步实现人工生态系统的平衡。
自然规律的认识篇5
一、违法性认识在犯罪构成中之地位
(一)违法性认识在我国犯罪构成四要件中之地位
欲明确法律认识错误对行为产生的刑法上的效果，则须首先确定违法性认识在犯罪构成要件中的位置，然后才能在犯罪构成要件这一评判体系中对行为人的行为进行评判。认为违法性认识不属于构成要件的要素，却认为违法性认识错误是影响责任的要素，显然在逻辑上是有问题的。对于刑事责任的评价只能根据构成要件来进行，因为构成要件是决定不法与罪责的全部评价体系。何以存在构成要件之外的影响责任因素？如果存在这种构成要件之外的责任评价要素，那么要构成要件又有何用？
根据我国犯罪构成四要件，只可能将违法性认识纳入行为的主观方面这一要件之中。而行为主观方面包括故意与过失，那么违法性认识的位置在哪里？在我国的构成要件理论中，只有如下三解是可能的：
解一：违法性认识属于故意的要件。如果将违法性认识置于故意之中，违法性认识就成为故意的要素，缺乏违法性认识时则排除故意。我国《刑法》第14条第1款关于故意的定义仿佛也提供了对这种见解的支持：“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因而构成犯罪的，是故意犯罪。”但是这种假设是不成立的。“社会危害性”似乎是违法性的同义语，因为很难想象具有社会危害性而不具有违法性的情形，如果存在这种情形，也只能是待修补的法律的缺漏，只是极其例外的情况。但是，刑法上对于故意的定义是有问题的，故意实际上是对于行为的知与欲，而违法性认识作为对行为是否违法的认知，虽然二者有平行存在和同时缺乏的可能关系，但毕竟不是同一个概念，故意所指向的对象，仅仅是行为与行为相关事实，是以事实为对象的主观活动，而违法性认识指向行为与法律的关系(符合或者违反的关系)，是包含规范的判断。例如在大义灭亲的例子中，行为人虽然以为杀死罪有应得的亲戚不违法，但是很难否定他不具有杀人的故意，因为他不但知道自己的行为会导致亲戚的死亡，而且希望行为所导致的这种结果发生。如果他不以为自己的这种行为是杀人，难道以为他杀的是一只狗么？除非他以为犯了法的“人”就不能再称其为“人”，这时似乎可以肯定他不具有杀“人”的故意，而是发生了事实认识错误，将一个事实上是人的人误作其他生物而杀死了。在这个极端的例子中，解一的不可信不言自明。
解二：违法性认识属于过失的内容。毋庸赘述，这种解答显然是不正确的。过失犯中虽然也不排除具有违法性认识，但是大量的过失行为是在不存在违法性认识时实施的。因为过失犯行为人疏忽自己的注意义务或结果避免义务而行为，对行为本身的理解尚有缺失，更勿论行为的违法性了。
解三：违法性认识属于故意的内容，但是故意与过失之间的调节阀，故意的成立以违法性认识为条件，不具有违法性认识或者发生违法性认识错误，则排除故意，成立过失。这种观点的纰漏，也至为明显，可说是同时兼具了解一与解二的错误，具体见解一与解二的论述。不具有违法性认识或者发生违法性认识错误，并不会使故意的行为转变成过失的行为。例如，行为人误以为只要女方同意发生性关系，即不构成强奸罪，而无论女为的年龄是否已满14周岁，在这种错误认识之下得到13周岁某女同意之后，与之发生性行为。此时行为人的法律认识错误并不能使其故意强奸行为转化为“过失”的强奸行为，当然也不存在“过失”的强奸行为。在不存在对应的过失行为时，对于行为人发生违法性认识错误的行为如何处置？这种见解，可以说是对故意犯罪与过失犯罪的本质尚没有准确把握。故意的认识内容为行为构成以及与其相关的情事，是事实上的认识；而过失犯中的注意义务也并非是违法性认识。
可见，在排除了以上可能性之后，违法性认识的地位问题在我国构成要件理论中不仅是难题，甚或竟成了无解之题了。构成要件理论在解决违法性认识问题上所受的挫败，再一次为我们提供了对其进行反思与重建的契机。
(二)违法性认识在德国刑法构成要件中之地位
在德国刑法理论发展史上，学者也曾对违法性认识的地位问题进行了艰苦的探索。为篇幅起见，也为现实性考虑，本文对违法性认识在德国刑法中的梳理，舍弃19世纪以前的状况，而是仅回溯至帝国法院时代(1879-1945)。
1.帝国法院时代的司法实践
在帝国法院的司法实践中，不法意识(unrechtsbewusstsein)既非故意的构成部分，也非罪责的要素。①与故意以及罪责相关的只是对于描述性的构成要件和刑法以外的规范的构成要件所发生的错误，以及对于刑法规范构成要件的事实基础的错误。②
德国帝国法院时代将错误区分为事实错误(tatsachenirrtum)与法律错误(rechtsirrtum)，前者是关于纯粹的事实问题的认识偏差，而后者是指对于法律问题的认识偏差。这种区分与当今德国学界与司法判例中盛行的构成要件错误(tatbestandsirrtum)与禁止错误(verbotsirrtum)之分③，虽然形式上存在着对应的关系，但实质上有其不同，这种对应关系并不总是能够成立(如盗窃中对拿走他人之物的“他人之物”的理解发生错误，是规范的认识错误，而非事实认识错误)。帝国法院时代的事实认识错误，是对于纯粹的事实发生的错误认知，不包括对规范性的构成要件的认识错误，这种错误属于法律错误之列。④发生事实认识错误，如果该事实属于法定构成要件的事实或者加重处罚的事实，对这一情形不能够进行归责(nichtzuzurechnen)。⑤对于法律错误的处理，区分刑法上的法律错误和刑法以外的法律错误。刑法以外的法律错误不影响行为在刑法上的意义，而刑法上的法律错误与事实错误相同，能够发生排除故意的效果。
但是帝国法院的这种做法受到学界广泛的批判。其一是涉及事实认识错误与构成要件错误的区分问题，由于二者并不完全等同，例如在规范构成要件场合，这样会带来区分的困难。其二是刑法上的认识错误与刑法以外的认识错误分界模糊，例如物品的所有权是由民法典所规定的范畴，对于物品所有权认识有误，一般认为属于刑法以外的认识错误，但是因为刑法中关于盗窃罪的条文“拿走他人之物”也涉及这个概念，因而也可以认定为刑法上的错误。⑥
帝国法院时代对于认识错误的处理，在19世纪的社会状况下或许可以胜任，那时刑法作为基本的法律门类规范着最为基本的社会行为，市民对于处于市民社会中心地位的刑法，有着较为清晰的认知和深深的敬畏。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区分刑法与刑法以外的法律认识错误，对市民对于刑法法律规范的认识提出更高的要求是可行的。但是在作为法律的背景的社会和国家生活结构发生根本性变化和转型时期，法律本身的存在也经历了深刻的变革，因此人们对于法律存在的反映和把握也必须被重新认识。在大量行政生活与经济生活的规范被刑法吸收，刑法规范经历了广泛的扩张以后，刑法与其他法律规范之间不再泾渭分明。刑法的禁令不再以“共同的道德风尚的价值观，而是以社会的或纯粹国家的目的为基础。”⑦如果仍然沿用帝国时代法院的判例，对于刑法上的认识错误一律视为不影响行为的认定，而对刑法以外的法律认识错误却认为可以排除故意，在刑法规范与其他法律规范的区分之间原来分明的沟壑已经淡去的情形下，显然不妥。
虽然帝国法院时代终结以后，其在认识错误上的司法实践仍然被沿用，甚至1948年黑森州高等法院尚沿袭这一见解，将对于填补空白立法内容的法律条文视为“刑法以外的认识错误。”⑧但是许多上诉审法院在“二战”后都不再跟随帝国法院的司法见解，而是开辟了新的路径。
2.“二战”后的故意理论与罪责理论
基尔州高等法院在1946年的判例中确立了禁止错误的地位，宣布“违法性的意识(dasbewusstseinderrechtswidrigkeit)属于故意”⑨，从而在司法上肯定了学界所提出的故意理论(确切地说是严格故意理论)。
(1)故意理论
故意理论为binding在1916年全面建立，该理论主张行为人只有在对行为的违法性有认识时，才能够实施故意的犯罪行为。因而在此不法意识(unrechtsbewusstsein)是犯罪成立的一个条件⑩，是“定性的和构成性的故意要素”。(11)若行为人缺乏不法意识，则无法构成故意犯罪，仅承担行为的过失责任，如果刑法上对该行为科以过失责任的话。如果刑法上不存在该过失行为的责任，则对于该行为不予追究。学者最先发展起来以及得到司法认可的是严格的故意理论。
严格的故意理论(strengevorsatztheorie)要求行为人在实施行为时具有现实的不法意识，即知道其所为违法，始承担故意的责任。仅仅存在认识到不法意识的可能，但实际上未有认识，则仍无法构成故意行为。(12)在上述1946年4月份基尔州高等法院的判例中，一农夫被告错误地以为纳粹时期的关于无照私自宰杀牲畜的刑法规定已被取消而私自宰杀牲畜，该法院否定了帝国法院时代的做法，认为关于违法性认识，无论是否是刑法上的还是刑法外的认识，属于故意的内容，因而认定该农夫不具有故意。(13)
但是，严格的故意理论仍然存在着重大缺陷，尤其是行为人不具有不法意识不能以故意行为论，而刑法对相应的过失行为又未提供刑法处罚的可能性时，产生可罚性漏洞。由merzger创立的限制的故意理论(eingeschraenktevorsatztheorie)试图对严格故意理论进行改良，以修正该理论的缺陷。限制的故意理论主张故意行为不仅仅以现实的不法意识为前提，如果行为人在行为时具有认识行为不法的潜在可能性，仍以故意论。主要针对具有法敌对意识(rechtsfeindschaft)和法盲目性(rechtsblindheit)的行为人而言，如果行为人基于对法律整体的敌意与漠视，对其行为的不法没有认识而行为，仍然构成故意行为，承担故意的刑事责任。(14)限制故意理论在严格故意理论得到司法认可大概四个月之后，受到了柏林高等法院(kammergericht)的推崇。1946年8月，柏林高等法院在安乐死案件中提出是否应该遵循帝国法院判决或者严格故意理论认定不法意识的质疑，尤其是在基于违法普遍认可的道德风俗法律(sittengesetz)的态度而缺乏违法性认识的场合。(15)但是限制故意理论将导致受到惩罚的不是具有罪责的具体行为，而是刑法未予规定的行为，即与生活方式有关的对于法律的无知，加之限制故意理论也无法避免故意理论的体系与构造上的缺点，因而也未得到学界的接受。(16)
当限制故意理论在试图修正严格故意理论的缺陷以捍卫故意理论的地位时，整个故意理论的存在却岌岌可危，受到了罪责理论的挑战。对于故意理论的批判，大致可以归于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故意理论被认为误解了“犯罪的本质”。犯罪的本质并非是对遵守法律要求的违反，而是特殊的对共同体价值的不重视。(17)因此犯罪的故意无法包括对违反法律的认识，而应该指向具体的被侵害的价值。
其二，根据故意理论，只有当行为人在行为的刹那意识到其行为的不法时，才能够被处以故意的刑罚。而现实生活中，行为人在行为时往往不对其行为的违法性进行追问与思考，尤其是在临时起意的犯罪或激情犯的场合。(18)
其三，故意理论的适用务必引起刑事可罚性的漏洞，造成放纵犯罪。因为在缺乏不法意识的时候否定了故意，而将对行为的追究推移至过失领域，在不存在过失责任的时候，则造成宣布无罪的后果，这是故意理论最受学者诟病之处。即使是限制的故意理论，也无法医治这一理论固有的内伤。
其四，故意理论不利于区分事实认识错误与法律认识错误，混淆了欠缺注意力(unaufsamkeit)与价值判断错误(wertungsfehler)之间的差别。(19)对事实领域与规范领域的分野，在故意理论之下变得模糊不清。
(2)罪责理论
罪责理论最坚决的拥护者当属welzel。welzel在1947年和1948年间的两则著述中详细探讨了不法认识在刑法上的意义，指出：“人们不是对其思想的纯粹性承担责任，而是对其行为事实上的正确性承担责任”(20)，即错误的法律认识并不影响行为的故意性。welzel对罪责理论的支持，实际上是其目的行为论立场在法律认识领域的逻辑延续。在welzel看来，“违法性是对意志实现(willensvervirklichung)所作的法律上不应如此(nichtseinsollend)的评判；这一意志实现(行为——注：原文如此)是违法性判断的对象；故意作为目的行为过程的客观的构成性因素(derobjektivgestaltendefaktordesfinalengeschehens)属于行为的一部分。罪责(schuld)是对意志形成(willensbildung)的评判(即故意在形成决断方面的意志形成)，它是对意志形成所作的因规范上能够如此而不应如此的评判……在此存在……个别地根据规范而得以进行决断的具体可能性：即人们标语似的称为不法意识的东西。”(21)
罪责理论将违法性认识从故意之中剥离，认为缺乏违法性认识仍可构成故意。行为人行为时发生法律上的错误认识，在构成要件与违法性的层面上不发生影响，仅在罪责层面发生影响。违法性认识，只是反映了行为人的内心与法律规范之间的关系，行为人认识到行为具有违法性，仍然决定实施该行为，属于罪责的要素。行为时对于行为有关的法律存在错误认识，如果该错误不可避免，则行为人不具有罪责，因而不成立刑罚；如果该错误可以避免，则对于行为人可以减轻处罚。罪责理论能够弥补故意理论的可罚性漏洞，将刑事处罚的关键建立在错误是否具有可避免性上，而不是建立在对故意行为的减等过失行为的处罚上，不会产生刑法中没有过失处罚时而放纵犯罪的情形。
在1919年后的德国立法与司法活动之中，故意理论与罪责理论并行发展，各有其踪迹。1931年的《帝国税务条例》(reichsabgabenordnung)第395条与1938年的《外汇法》第71条第2款遵循故意理论进行立法，而1949年的《经济刑法》第31条与1952年《违法秩序法》第12条则采纳了罪责理论。(22)
但是随后，联邦最高法院1952年的判例由于故意理论的刑事可罚性漏洞“在刑事政策上非常不受欢迎”(23)而抛弃故意理论，全面采纳了罪责理论。联邦最高法院热情地赞颂了罪责理论的优点，认为其不仅可以弥补该漏洞，而且具有较大的操作弹性，在存在可避免的错误时给予法官根据行为人具体的罪责程度(往往是错误可避免的程度)选择性的减轻处罚的可能性。(24)1975年罪责理论被以法律的形式固定在《德国刑法典》之中，形成今日关于禁止错误的第17条。(25)从而宣告了罪责理论的彻底胜利。至此，罪责理论战胜故意理论，全面取代了帝国时代法院关于错误的司法见解，也成为学界在禁止错误方面的通说。
虽然罪责理论取得了主流地位，但是在对于免责事由(rechtsfertigungsgruende)认识错误方面，也存在不同的见解，形成了以下数个流派：
①严格的罪责理论。dohna，maurach，welzel，arminkaufmann(26)等人持此观点，认为所有法律上的认识，包括对免责事由的认识，都属于罪责的范畴，法律认识错误不发生阻却故意的效果，而产生或者阻却罪责或者减轻处罚的效果。
而另外一些学者认为，对于免责事由方面的错误认识应该区别对待，对于免责事由的法律界限的认识错误，以及误认为未得到认可的免责事由存在(即单纯的允许错误blossererlaubnisirrtum)应视为与故意无关的错误，属于责任范畴。相反，行为人误以为某些不存在的免责事由存在(即允许构成要件错误，erlaubnistatbestandsirrtum)，则不属于故意行为。在允许构成要件错误的归类与处理上，具体又有以下几种观点存在。
②限制的罪责理论。代表该见解的主要有h.mayer，merzger，gallas，stratenwerth等人(27)，该理论认为允许构成要件错误可以排除故意，应适用《刑法典》第16条关于构成要件的错误的规定，按照相应的过失行为进行处罚，如果刑法中不存在过失行为的责任，则不予处罚。但是在共同犯罪场合，往往导致具有犯意的共犯不受处罚这样不可接受的结果，因为对共犯的处罚以共同犯罪行为的故意为前提。
③指明法律后果的罪责理论。为修正限制罪责理论在共犯责任方面的缺陷，dreher，blei，lackner等人主张指明法律后果的罪责理论(28)，认为允许构成要件错误，即误以为不存在的免责事由存在，是一种独立的错误种类，不影响构成要件的故意，但由于其在罪责上的特殊性，应以过失论，其刑事可罚性也以过失为限。但是对于不存在这种错误认识的共犯，则肯定罪责的存在。(29)
《德国刑法典》第17条对于这一点未予以规定，但限制的罪责理论为德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判例所垂青，也被学界视为主流观点。(30)
二、违法性认识的内容
关于违法性认识的内容，在我国学界主要存在以下两种观点的分歧：一种观点是广义违法性说，主张违法性认识是对广义的法律规范的认识，包括刑法、民法以及行政法上的认识。(31)另一种观点是狭义违法性说，将违法性认识的内容限制在对刑法规定的内容方面。(32)实际上，违法性认识错误，因为发生在刑事不法行为的过程之中，绝大多数都是刑法规定上的认识错误。即使这些错误涉及(或者往往集中于)民法或者行政法的规定，但是往往也同时会涉及刑法上的规定。当然也存在仅涉及刑法之外的法律认识错误的情况，而这些情况之中，多属于事实上的认识错误，而不是法律认识错误。债权人误为在某种情形下自己得依债权占有债务人的债的对象之外的其他物品，是对债权效力或者行使方面发生错误认识，但这实质上属于构成要件认识错误，即行为对象的认识错误：误以为债务人丧失所有权，而自己取得该物的所有权，因而是对物的所有权发生事实认识错误。这种情况下，不具有盗窃的故意。(33)而对于行政法上的法律认识错误，体现在刑法上往往是对于空白构成要件的认识错误，因而这种认识也属于刑法上的认识范围之内，因为在行为认定时，这些规定通过被援引而纳入刑法构成要件之内，对之或者以事实上的认识来处理，或者以刑法上的认识来处理。因而纯粹的民法上或行政法上的不涉及刑法规定的认识错误，非常少见。
而德国刑法学界对法律认识错误内容的探讨，采取了不同的考察视点。不法意识的内容与对象(gegenstandoderinhaltdesunrechtsbewusstseins)一直是从行为认识角度来被分析的，虽然也进行刑法上或者刑法外的认识的区分，但是这种区分不是以法律规定客观上的属性，究竟事实上是刑法上还是刑法外为依据的，而是以行为人的主观认识为依据，即行为人所认为的民法行政法上，而是刑法上的。一方面是因为既然探讨法律认识错误，则自始都无法撇开行为人的认识角度，另一方面概出于上述实用性的考虑。
根据德国刑法的罪责理论，将违法性认识作为完整罪责(volleschuld，即认定行为人完整罪责)的前提条件的。(34)主流观点将违法性认识的内容表述为，行为人必须认识到他所违反的价值的普遍的约束力与不可破坏性，即他所违反的规范的法律特征。(35)相反，违法性的认识的内容不包括行为人内心良知与道德的谴责，因而信仰犯或者良心犯行为时仍具有不法意识。违法性认识也不等于对行为形式上的违法性的认识，而是行为的实质上的价值违反性认识。(36)社会伦理上的价值违反与道德风俗违反也不是违法性认识的对象(37)，因为这并无法反映对行为涉及的法律规范的轻视。根据通说与长期以来的司法判例，违法性认识不仅涉及对违反刑法规范的认识，也包括对其他法律规范违反的认识，因此行为人只要认识到行为与法律规范之间的对立关系，不论其将这种法律规范理解为具有刑事的或者民事的与行政的性质，都视为具有违法性认识。(38)
对于这一点，我们可以在1990年斯图加特高等法院作出裁决的一则判例中更加具象地予以把握。此案中一名身为律师的被告a为一起麻醉品交易的案件中的嫌疑人r提供咨询，然后又接到同一案件的另一嫌疑人k的委托，两名当事人在刑法上关于检举立功的规定方面互有利益冲突。在律师a的咨询建议下，k提供了不利于r的信息。后来k也被提起控告，该律师拒绝了r的委托，而接受了k的委托。被告误以为r与k不属于第356条中“同一法律事件的双方当事人”，在为k的中作出了不利于r的言辞。该律师被控以《德国刑法典》第356条的背叛当事人罪。斯图加特州法院肯定了被告a的背叛当事人行为，但是以被告存在不可避免的禁止错误(法律认识错误)而拒绝追究被告的刑事责任。(39)
斯图加特州法院之所以认定被告人禁止错误是难以避免的错误，原因在于，在何种条件下刑事诉讼中的多个参与人在利益冲突的情况下可以被作为对方当事人理解，在文献与判例中都不甚清晰。之后检察院提出申诉得到肯定答复，斯图加特高等法院认为该认识错误是可以避免的，应当对被告人追究刑事责任。但是学者在此看到的不是认识错误的可避免性问题，而是违法性认识内容的问题。当时的《联邦律师费用条例》(40)中有禁止在同一法律事件中为存在利益冲突的另一方当事人提供咨询和业务的规定，在此关键的是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冲突。由于违法性认识不以刑法规定的不法认识为限，因而律师纪律法上的违法认识也应该被考虑。被告a作为律师，必然熟悉该职业纪律性质的法律文件上的规定，至少知道其行为在职业纪律上是违反义务的行为。纪律法与刑法仅存在量的差别，而“不存在法律上的价值违反性的质的差别，在两种规范的约束性上也无差异”(41)，这种情况下行为人仍正确地理解了其行为的实质不法。至于其将行为理解为会引起了纪律惩罚还是会引起刑罚，是属于对行为结果的判断，不影响行为人的不法意识。(42)
关于违法性认识的内容，也有持不同意见者。也有学者主张，违法性认识应该以对于违反刑法规定与违反秩序(ordnungswidrigkeitsgesetz)的认识为限，认为应当区分可制裁的(sanktionierbarkeit)与可纠正(korrigierbarkeit)的认识。(43)行为人民法与行政法方面的违法认识，是可以纠正的认识，行为仅因此发生民法上的或行政法上要求更正的效果。而刑法与违反秩序法性质的错误认识则是可以惩罚的，因为行为的后果是刑罚制裁。对于仅发生更正效果规范的错误认识，不会引起刑法上的谴责，因而不属于禁止错误的内容。(44)
笔者以为，反对意见值得进一步推敲，这种意见实际上在重复帝国法院时代在法律认识错误上区分为刑法上的认识错误与刑法以外其他法律规范认识错误的做法，只不过在结果处理上不同而已。帝国时代的刑法上认识错误能够排除行为故意，此处主张的罪责理论范围内的刑法上认识错误，属于违法性认识内容，因而根据其是否能够避免，决定行为人是否有罪责。而正如上文所述，在社会生活条件发生巨大的变革，大量调整行政生活与经济生活的规范被刑法吸纳而成为刑法规范以后，刑法与其他法律规范的区分已经变得模糊，仍然坚持这种区分，虽然是在确定行为人罪责的领域，而不是在以往确定故意存在与否的领域，并不比一个世纪之前的法律理论有多大的进步，而在当今德国刑法界的发展情况下来看，则不啻为一种倒退。
正如rudolphi在1969年即已所言：“他(指行为人)究竟如何预计为他所正确认识到的不法，至于他是将其视为可处以刑罚的不法，还是把他看作引起损害赔偿或者行政强制措施的不法，对于他以相关规范的被正确认识到的价值内容进行行为的自由决定来说，没有任何意义。”(45)就行为人的内心世界来说，与整体法秩序之间的紧张关系，即对法整体的敌视或者漠视的态度，即可以成为罪责成立的前提，而不论所敌视或者漠视的法律规范，究竟属于哪一个部门。采取这种立场，也不会导致刑事责任追究的扩大化，因为构成要件可以起到保障的功能：罪责的判断总是发生在行为构成要件的判断之后，在客观上肯定了构成要件行为之后，才进行罪责的判断，而不是相反。行为人客观上实施了符合构成要件的行为，并且在实施该行为时具有对具体构成要件的知与欲，尽管不知其意识到行为违反刑法，但是因为意识到行为在民法或者行政法上不被许可，内心具有对整体法秩序的敌视或者漠视，因而具有构成要件的罪责。这种见解不仅在逻辑推论上缜密有序，而且符合在罪责概念构造上的预防理念(praeventiveueberlegungenaufdieinhaltlicheausgestaltungdesstrafrechtsdogmatischeschuldbegriffs)，在刑事政策上有助于预防功能的发挥。
当然，如果行为人意识到行为违反刑法规范而仍然作出行为决定，与行为人仅意识到行为违反民法或者行政法的规范相比，其对于法秩序的敌意应该更强，实施违法行为的决心也应该更大，因而具有程度更大的罪责。roxin指出了不法意识性质不同而引起的罪责的量的差别，但是同时也看到，这种程度更轻的罪责在一般的量刑中即可以解决，而不需要在法律认识错误所引起的特殊的刑法幅度下予以考虑。因为对刑法上的错误认识很少是可以避免的，因而也不会导致减轻处罚。(46)而民法或者行政法的认识错误如果可以避免，则直接导致排除罪责的效果，自然体现了二者之间罪责的差异。因而通说仍然是成立的。
笔者以为我国违法性认识上的狭义说与广义之争，并无多大实益。如上所述，绝大多数刑法以外的法律规定的认识，都因为与构成要件的关联而可以被认定为刑法上的认识，或者被认定为事实上的认识，因而这种争论，多半是予学者以口舌龃龉之乐，并无多大实际意义。即使存在纯粹的刑法外的认识错误，对该错误的考察也不会发生在刑事责任领域，因为没有构成要件作为关联点被触及，行为也没有在刑法上进行评价的必要。如果确有必要对这种伴随错误认识而刑法上又无相关规定的行为处以刑罚，则首先考虑的是刑事可罚性的问题，必须在填补刑事可罚性漏洞之后，才可以进行处罚。而在填补刑事可罚性漏洞，设立新的罪名与行为构成之后，则原先刑法外的法律认识又成为刑法上的认识了。
而对于德国在违法性认识以行为人角度出发进行的狭义说与广义说来说，这种争论的基础是存在的，因为虽然大多数行为人在行为时根本未考虑自己的行为产生刑法上的疑问，还是产生民法行政法上的疑问，但也不能否认在许多情况下，行为人对于其行为情况，如果不是非常清晰地，也是潜在地有所认识，例如对自己行为产生的法律后果进行预估，也可以反映行为人对行为法律属性的认识。如果以德国法的这种区分出发，则结论已经存在：广义说的通说是正确的。
笔者以为，违法性认识应为对法律规定的整体认识，是对整体法规范的认识，不必区分刑法上的认识与刑法以外的法律认识。如此一来，也不存在以行为人视角的对违法性认识内容进行区分，与以法律规定的客观属性作为依据进行区分这种视角选择的问题了。
三、违法性认识错误的法律后果
根据遵循罪责理论的《德国刑法》第17条，如果行为人在行为时缺乏实施不法行为的认识，如果这种认识错误不可避免，则其在行为时没有罪责，如果错误能够避免，则对其所处刑罚可以根据法定的特殊减轻处罚事由予以减轻。(47)因而禁止认识错误可发生两种法律效果：一为阻却责任，二为减轻罪责及减轻处罚。
(一)责任阻却的效果
禁止错误如果不可避免，则行为人行为时不具有罪责。因而错误的可避免性成为判断这种错误是否排除罪责的依据。行为人在实施行为之前或者实施行为时，如果存在具体的机会(即对行为的合法性发生怀疑)进行关于自己行为违法性的思考，应该充分利用自己的智力或者通过查询而得到关于行为违法性的知识。如果行为人进行了这种努力而且努力是足够充分的，例如在可以期待的范围内尽最大努力查询了有关法律(该法律一般应当是具有最高效力的法律，参考判例时也应当是最高审级的司法判决，但是对于司法判决实质上的正确性与合法性，行为人没有义务进行查证)，咨询值得信赖的法律专业人士或者有关当局得到将要实施的行为合法的错误答复，该错误可以认定为不可避免。(48)
在禁止错误不可避免性判断中，存在一个基本的立场问题，即从客观的事实情况出发，还是从行为人在行为时的具体主观立场出发，进行不可避免性的判断。这个基本立场问题在刑法中毫不陌生，在过失中的结果预见义务的可避免性问题上也出现两种立场的对峙。虽然在民法与其他部门法中也存在这个立场问题的踪迹，但是其地位远没有在刑法中具有基本性。原因在于刑法的个人责任与最后手段性的强烈特征，在国家向个人落实其国家刑罚权时，总是要在个人身上寻求惩罚的原因，而不像在民法中那样在规责原则上还有公平与责任分担的考虑。在刑法领域，个人立场与国家立场，主观角度与客观角度之间，具有持久的紧张关系。在违法性认识错误可避免性的判断方面，这一紧张关系体现于如下争论之中。
1.关于行为时是否存在违法性疑问的具体机会
行为人产生违法性认识错误之前，往往对其行为的合法性问题发生疑问，而之所以产生这种疑问，一般是由于存在着具体的机会，如本能地思考行为的合法性，或者其行为将会引起他人的损害。但是如果行为人根本未对其行为的合法性发生过疑问，而是径自认为自己所为合法，那么如何解决行为人的法律认识错误可避免性问题？因为这种情况下，从行为人方面来看，错误在行为时是无法避免的。此处即出现行为人主观立场与国家客观立场的对立，也是德国理论界和司法实践中存在争议之处。
采取主观立场的学者肯定这种情况下行为人认识错误的不可避免性(49)，因为不可避免性的本质在于对个别行为人的主观能力的判断，而这一点除了要求对于行为人来说客观存在的违法性认识可能性以外，也以行为人具有这种机会，去利用客观上给他的这种查明行为是否违法的可能性为前提。(50)持此见解的学者所举出的另一个理由是，如果采取客观主义的立场，仅以客观上存在的通过查询与咨询来消除违法性认识的可能性为依据进行违法性认识错误是否不可避免的判断，则仅能够在极少数例外情况下认定违法性认识错误的不可避免性，例如在一些不作为犯罪之中，行为人不会想到对其不作为的合法性进行长时间的思考与查询。而这样一来，违法性认识错误排除罪责的实际意义几尽丧失，刑法中的违法性认识错误规定也将形同虚设。(51)第三点理由是，如果要求行为人在行为之前总是要思考及查明行为是否与法律相一致，则会无疑加重了行为人行为的负担，尤其是在法律条文纷繁复杂的今天，将导致阻滞行动能量的后果。(52)对此roxin也表达了相同的忧思，认为这是一种不现实的苛求，产生妨碍社会生活的负面后果。(53)
而客观主义的立场受到了判例的推崇：只要客观上存在澄清违法性认识错误的可能性，判例即倾向于认为错误是可以避免的，而无论行为人是否有机会对自己的行为产生疑问，是否觉察到自己行为的违法性上的疑问。在上文中提到的德国联邦法院案例中，大刑事委员会即明确地表达了其客观主义立场：“人们因为具有自由的道德风俗上的自由决定能力，因而时刻都为承担责任的决定所要求，以法律共同体的一员的身份而行为，避免实施不法。他应该在进行他所能控制的行为时，弄清楚该行为是否与法律的应然规定相一致。如有疑虑，应该通过思考与查询消除之。”(54)
在1958年的一则案例中(55)，联邦最高法院再次重申这一立场，在对一位被告的违法性认识错误不可避免性进行判断时——该被告在行为时未思考事故发生地的三角路标的含义因而对其行为的违法性也未发生怀疑，并非以事实上被告是否对行为违法性进行怀疑为依据，而是以他是否应当被允许对其行为不发生怀疑为依据。即采取的是应然层面上的客观立场。联邦最高法院的一贯立场是，只有在被告仔细查明了法律问题之后仍然能够和被允许认为其观点是正确的，其实际上的错误认识才是不可避免的。”(56)
该观点虽然多受学者诟病，但是为保障法律安全性起见，判例仍然坚持了这一立场。
在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立场的冲突之间，roxin进行了某种程度的调和。他主张只有在如下几种情况下才应该肯定存在具体的机会，以促使行为人对自己行为的违法性进行思考：即当行为人通过他人即时的指示或者自己的思考，或者阅读专业读物而产生行为合法性的怀疑时；或者行为人虽对行为没有发生怀疑，但是他在个别法律特殊规定的领域内活动时；以及当行为人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可能会对他人或者社会造成损害时。(57)只有在这三种情况下，行为人必须查明自己行为的合法性，因未作充分努力而发生违法性认识错误时，该错误即是可以避免的，无法排除行为的罪责。除此之外，对行为人在行为时未对其行为的合法性进行思考而发生违法性认识错误，应认定为不可避免的错误。
roxin虽然对行为人发生合法性疑问的机会进行了限制，但是仍然是从主观主义的立场出发构造这种限制的。roxin对这一立场的维护，与其功能主义的刑法思想是一致的：如果除上述三种情况之外，行为人在行为时不存在对自己行为发生合法性疑问的机会，而发生法律认识错误的，应当肯定错误的不可避免性。虽然这会导致更多的无罪判决，但roxin认为对之不需要顾虑。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对行为人处以刑罚的必要性就会很小，警告与教育即可使他获得正确的法律认识，避免这种行为的再次发生；而法秩序也不会因为放弃对他的惩罚遭受任何损失，因为对于这种认识错误，任何事先不具备这种法律知识的人都难以避免。(58)
2.客观上的法律信息的正确性vs行为人可被接受的主观上的认识程度
另外一个体现行为人立场与客观立场之争的问题是，对于法律认识错误可避免性的判断，是以客观上的法律信息的正确性为准，还是以行为人主观上可被接受的认识程度为准。实际上，对于这一问题的解答比较容易，按照逻辑推论即可得出答案：当然是以后者为判断的依据，因为如果以前者，则所有的法律认识错误都是可以避免的，也自无法律认识错误的不可避免性可言了。但是仍需进行以下说明：
判断错误可避免性的关键之处在于，行为人是否尽了最大努力，以消除其对法律上的疑问，从而实施其所认为的不具有违法性的行为。原因似乎在于，行为人在进行充分努力的过程中，已体现了其尽量与法规范保持一致的愿望，从而能够抵消(至少从刑事政策上的处理结果上来说)他所完成的构成要件的不法，进而排除罪责。因而可以推论的是，关键的不是通过查询或者咨询所获得的信息内容的正确性，而是从行为人的角度来说，这些信息的权威性与可信赖性，因为后者中体现的是行为人消除法律疑惑的努力程度。
另外，因为法律认识错误的不可避免性而排除行为人的罪责，也只是在行为人通过努力消除了法律上的疑惑而实施行为的场合。如果行为通过充分地查询与咨询，未能得到值得信赖的答案以消除其对于行为合法性的怀疑，但是仍然决定实施该行为，则根本不存在法律上的认识错误，而只存在法律上的疑惑。这时行为人仍然存在罪责。因为，在存在对自己行为的合法性疑问之时而实施行为，仍然体现了对行为不法的放任，因而存在行为不法的罪责。
(二)罪责减轻的效果
根据《德国刑法》第17条第1款，如果行为人在行为时发生禁止错误，但是该错误可以通过认真思考，查询法律规定与咨询法律专业人士等努力之后避免，那么行为人在行为时就是具有罪责的，但可以对之酌情减轻处罚。因为禁止错误的存在一般会对行为人的行为产生一种促进的作用，因而行为时的罪责比起不存在这种错误时应该有所减少。因而，存在可避免的法律认识错误在《德国刑法》上属于一种法定酌情减轻处罚事由。《德国刑法》上虽然规定对行为人酌情可减轻处罚，但是在司法判例中一般都会考虑对行为人处以较轻刑罚。只有在行为人因为对法的敌视态度而导致法律认识错误时，才不予减轻处罚。(59)正是罪责原则的这种弹性处理，给予法官针对行为人量身度定的罪责与刑罚裁量空间，为它赢得了广泛的喝彩。
需要指出的是，违法性认识错误所具有的罪责免除与减轻的法律效果，与罪责能力瑕疵方面的罪责免除或减轻，虽然在结果上是相同的，但是不应混淆。罪责能力方面，如未达刑事责任年龄，精神障碍所致的刑事责任能力减轻，是对行为人进行的普遍的客观上的判断，而违法性意识则是对行为人行为时的内心世界的考察。前者是罪责的前提条件，而后者是罪责的内容。
四、结语
鉴于发生违法性错误认识时行为人在罪责上与不发生这种错误认识责任的区别，应在我国刑法上给予违法性错误以必要的地位，这也是罪责原则(schuldprinzip)的要求。而如前所述，对违法性认识在构成要件中进行定位，是解决违法性认识错误时的罪责确定与量刑的前提。
由于在我国犯罪四构成要件体系中无法对违法性认识进行定位，必须在对我国犯罪构成要件体系进行反思与重构的基础上，确定违法性认识的位置。当然违法性认识的定位问题，只是要求重建犯罪构成要件诸多因素之一，构成要件的体系本身的矛盾，也多为学者诟病，其内在的缺陷不仅妨碍对犯罪行为的逻辑而科学的理解，作为一种评价体系也会导致对行为的不正确的评价(如错误的归责等)，因而最终导致刑事政策上不受欢迎的结果。德国犯罪成要件理论发展至今，虽然仍存在不同的争议点，但是其逻辑构造的缜密，作为行为评价体系的巨大优势地位，无可撼动。以对违反性认识的地位问题的探讨为契机，也可以引发我们对我国犯罪构成要件体系进行反思。如何调整我国的犯罪构成体系，使其成为一种在规范层面判断犯罪存在与否的理性工具，将是我国刑法理论发展的中心课题。
而就本文来说，其真实的主旨不在于倡导径直接受德国关于禁止错误的相关法律制度，而在于以违法性认识错误问题彰显我国犯罪构成要件理论的体系性缺陷，提示我们思考大陆法系三构成要件(行为构成该当性—违法性—罪责)逻辑体系上的优越性，并结合德国禁止错误法律制度追随德国刑法思维脉络的细致展开。从纯粹忠诚于逻辑的科学的角度来看，我们似乎应该在接纳三构成要件的基础上，将违法性归属为罪责，与罪责能力一道作为判断罪责的要素。但是这需要两个前提——一个前提是，我们相信这种思维模式或者说这种“逻辑”已被抽象纯化到接近科学的程度，也就是说，它如果被来自于另一个文化体的一群接受了这种思维训练的人使用，会得到相同的推理结果。另一个前提是，我们必须是从结果功利的立场出发，果真想得到这个思维推理过程的终端，一个具有可信性的推论的结果。也就是说，这个推论的结果能够被我们的法规法适用者和法规范对象所接受和信赖，不至于发生这种情形：在漫长的推论之后一个结果被呈现在法规法适用者和法规范对象面前，而这种结果因为与法规法适用者和法规范的简单的法情感不相容，径直被拒绝。本文仅在此提出这两个前提，对其成立与否，不在此处进行检验。
至于另一个问题，即我国刑法是否能够接受这种来自于另一个文化体的逻辑习惯的“侵袭”，容纳相应的变革，本文就更无意于进行某种预测，或者进行法律继受可行性的考察。这实际上已经超出了规范学的范围，恐怕不仅仅是一个理论的逻辑性优劣较量的问题，而是朝向社会学的方向发展。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似乎与上述第二个前提的预示有着内在的联系，其间涉及对我国既有刑法思维的整体性反思，涉及特定思维习惯的接受、生成与培育。
注释:
①转引自wernergeorgtischler,verbotsirrtumundirrtumuebernormativetatbestandsmerkmale，1984，s103。
②ibid.
③禁止错误(verbotsirrtum)，即关于法律的禁令的认识错误，与中文的违法性认识或违法性意识错误，大意相当。verbot(禁令)在德国刑法中与gebot(命令)相对使用，对于法条都未以语言明确表达出来，而是隐藏在构成要件之后(binding语)。verbot是相对于作为的构成要件而言，而gebot是相对于不作为的构成要件而言。见baumann/weber/mitsch,strafrat，10.aufl.，§8i2，rn.8。
④lesch，ja1996，346
⑤此处的不规责，是指在刑法上不进行规责，刑法对之不加诸行为人身上予以考虑，与不对行为人进行责任非难(schuld)并不是一层意思。rstgb§59a.f.。
⑥这一部分论述见guenterjakobs,strafrechtat,2.aufl,19/4，rn.4。
⑦lesch，ja1996，347
⑧olghessen,njw1948，699.转引自wernergeorgtischler,verbotsirrtumundirrtumuebernormativetatbestandsmerkmale,1984,s.103。
⑨olgkiel,drz1946，126.转引自wernergeorgtischler,verbotsirrtumundirrtumuebernormativetatbestandsmerkmale,1984,s.104。
⑩clausroxin,strafrechtatband1,5.§21arn.6,4.aufl..中文译本见王世洲译：《德国刑法学总论》，法律出版社1997年第3版，第611页。
(11)转引自ralfglandien,derverbotsirrtumimordnungswidrigkeitenrechtundimnebenstrafrecht,2000,s.51。
(12)baumann/weber/mitsch,strafrat,8.aufl.,§27ⅲ2a).
(13)olgkiel,drz1946,126,转引自wernergeorgtischler,verbotsirrtumundirrtumuebernormativetatbestandsmerkmale,1984,s.104。
(14)见edmundmezger:rechtsirrtumundrechtsblindheit,infestschriftfuerkohlrausch,1944,s.180ff.
(15)kg,drz1947,198f.
(16)baumann/weber/mitsch,strafrat,8.aufl.,§27ⅲ2a).
(17)转引自glandien,derverbotsirrtumimordnungswidrigkeitenrechtundimnebenstrafrecht,2000,s.57。
(18)bghst2，194(206).
(19)转引自glandien,derverbotsirrtumimordnungswidrigkeitenrechtundimnebenstrafrecht,2000,s.57。
(20)hanswelzel,grundlagendersozialenordnung(1947),inabhandlungenzumstrafrechtundzurrechtsphilosophie,1975,s.244.此为著述之一，另一为derirrtumueberdierechtsmaessigkeitdeshandelns(1948),inabhandlungenzumstrafrechtundzurrechtsphilosophie,1975,s.252,fn.5。
(21)hanswelzel,umdiefinalehandlungslehre,1949,s.26f.,转引自lesch，ja1996，349。
(22)bghst2，194(205).
(23)bghst2，194(206)
(24)bghst2，194(204ff.).
(25)stgb§17.
(26)alexandergrafzudohna,deraufbauderverbrechenslehre,1947,s.51;reinhartmaurauch,schuldundverantwortungimstrafrecht,1948,s,132f.;welzel,derirrtumueberdierechtsmaessigkeitdeshandelns(1948),inabhandlungenzumstrafrechtundzurrechtsphilosophie,1975,s.252fn.5;arminkaufmann,lebendigesundtotesinbindingsnormentheorie,1954,s.258f.
(27)h.mayer,mdr1952,394;gallas,zstw67(1955),46,fn.89;stratenwerth/kuhlen,starfrat,1981,s.154.
(28)dreher,mdr1962,592f.;blei,ja1977,414;karllackner,strafgesetzbuchmiterlaeuterungen,1981,14.aufl.,§17anm.5b.;haft,jus1980,661.
(29)dreher,mdr1962,592f..
(30)baumann/weber/mitsch,strafrat,10.auflage,§21ⅱ2,rn.43.
(31)参见贾宇：《罪与刑的思辨》，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170—172页。
(32)参见陈兴良：《违法性认识研究》，载《中国法学》2005年第4期，第139页。
(33)例如，商品房卖方误以为购房合同签订之前收受的买方的1万元定金，在买方不订立购房合同时即归己所有，因而将定金作他用而拒绝返还，这里卖方对于与商品房销售有关的规定发生了错误认识，但是该错误实质上却是构成要件事实认识错误，即误以为定金因买方丧失了所有权而归自己所有，因而是对象认识错误，误将自己无所有权的定金认为属于自己所有而进行处分，不构成侵占罪。
(34)rudolphi/horn/guenter/samson,sk-stgb,at/1,41.lieferung(standoktober2005),§17b.i.rn.3.
(35)bghst2,196,202;3129;4,242;5,228;16,158;19,297;baumann/weber/mitsch,strafrat,10.aufl.,21/48;jakobs,at,19/23f;maurauch-zipf,at/1,8.aufl.,38/10ff;bleiat,18.aufl.,198f;welzel,dasdeustschestrafrecht,11.aufl.,171.
(36)hans-joachimrudolphi,unrechtsbewusstssein,verbotsirrtumundvermeidbarkeitdesverbotsirrtums,1969,s.44ff.
(37)bghga1969,61;olgkarlsruhenstz-rr2000,61.转引自rudolphi/horn/guenter/samson,sk-stgb,at/l,41.lieferung(standoktober2005),§17b.i.rn.4。
(38)参见baumann/weber/mitsch,strafrat,10.auflage,20/54;heinzmueller-diez,grenzendesschuldgedankensimstrafrecht,1967,s.85;hans-joachimrudolphi,unrechtsbewusstssein,verbotsirrtumundvermeidbarkeitdesverbotsirrtums,1969,s.63等等。关于此段违法性内容的总结，也可见rudolphi/horn/guenter/samson,sk-stgb,at/1,41.lieferung(standoktober2005),§17b.i.rn.4-6。
(39)olgstuttgart,beschl.v.25.4.1990-2ws2/90，nstz1990，542.
(40)该条例于2004年7月1日废止，为同年颁布的《律师报酬法》所取代。
(41)geppert，nstz1990,545.
(42)geppert,nstz1990,545;rudolphi/horn/guenter/samson,sk-stgb,at/1,41.lieferung(standoktober2005),§17b.i.rn.6.
(43)neumann,jus1993,795.
(44)ibid.
(45)hans-joachimrudolphi,unrechtsbewusstssein,verbotsirrtumundvermeidbarkeitdesverbotsirrtums,1969,s.63.但是rudolphi在1969年的这本专著中对于违法性认识内容上的见解，尚不属于彻底的广义论，他认为违法性认识的内容虽然及于民法与行政法的内容，但是并不包括职业纪律法上的内容。而后来其观点发生转变，认为后者也应为违法性认识的对象。对此参见上文关于斯图加特高等法院案例的论述及rudolphi/horn/guenter/samson，sk-stgb，at/1，§17b.i.rn.6。
(46)roxin,at/1,4.aufl.,§21b.rn.13及其derverbotsirrtumimordnungswidrigkeitenrechtundimnebenstrafrecht,2000,s.57。见clausroxin,strafrechtatband1,5.§21arn.6,4.aufl.。
(47)stgb§17.
(48)关于可避免性的条件，参见clausroxin,strafrechtatband1,5.§21arn.6,4.aufl.§21f.v.以及rudolphi/horn/guenter/samson,sk-stgb,at/1.lieferung(standoktober2005),§17d。
(49)持该见解的有arminkaufmann(lebendigesundtotesinbindingsnormentheorie,1954,s.166;diedogmatikderunterlassungsdelikte,goettigen1959,s.146)h.mayer,(mdr1952,s.393),welzel,(lehrb,(dasdeutschestrafrecht,4.aufl.,s,167);hans-joachimrudolphi,unrechtsbewusstssein,verbotsirrtumundvermeidbarkeitdesverbotsirrtums,1969,s.206-211,以及roxin(roxin,at/i,4.aufl.,§21v.1)。
(50)hans-joachimrudolphi,unrechtsbewusstssein,verbotsirrtumundvermeidbarkeitdesverbotsirrtums,1969,s.207.
(51)hans-joachimrudolphi,unrechtsbewusstssein,verbotsirrtumundvermeidbarkeitdesverbotsirrtums,1969,s.206.
(52)ibid.
(53)roxin,astrafrechtatband1,5.§21arn.6,4.aufl., §21f.rn.53.
(54)bghst2，194，201.注：着重号为原文所加。
(55)vrsbd.15,123-126.
(56)hans-joachimrudolphi,unrechtsbewusstssein,verbotsirrtumundvermeidbarkeitdesverbotsirrtums,1969,s.208.
(57)roxin,strafrechtatband1,5.§21arn.6,4.aufl.,§21f.rn.55.
自然规律的认识篇6
[关键词]实事求是，实践，存在论
“实事求是”本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一个命题，（1）毛泽东、邓小平等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它进行了实践论的重新解说，使之成为一个集中表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精神的命题。
然而迄今为止，通常对“实事求是”都是从纯粹认识论的角度加以理解的。人们即使将“实事求是”跟“实践”联系起来，但“实践”本身仅仅被理解为一个纯粹认识论范畴。例如毛泽东对此有一个著名的解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2）据此，“实事求是”就是去研究客观存在着的事物的规律性。按照传统的理解，这里所谓“客观存在着的”就是所谓“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也就是说，“实事”可以是在人类实践之外存在着的，如纯粹的自然界；“是”就是这种纯粹客观事实的纯粹客观的“规律性”。先有了这种“客观存在”，然后才有人对它们的认识，再后才有人对它们的改造亦即实践。于是就有了“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样的将认识和实践割裂开来的公式。这里，作为纯粹认识的“实事求是”是在实践之前、之外进行的。
之所以产生这样一种观念，是因为：“实事”不是被人们理解为实践本身，而是被理解为实践之前、之外的作为纯粹认识对象的东西；因而“求是”也就不在实践之内，而在实践之外。显然，“实践”范畴仅仅被理解为一个用以界定“认识”的参照或者逻辑工具，换句话说，“实践”仍然仅仅是一个认识论范畴。例如列宁说过：“生活、实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论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3）与此相关的另外一种说法，那就是流行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样一种说法。这里，实践显然失去了作为改造世界的本质力量的存在论意义，而仅仅只具有认识论的功能了。这种纯粹认识论的“反映论”的理解，其实并不符合马克思的实践观。
这里，我们尝试以一种新的理论视角棗马克思哲学的存在论视角，亦即“实践主义”（4）哲学的视角，对“实事求是”作出一种新的阐释。
作为马克思哲学存在论的“实践主义”，我们理解有以下基本特征：它是对马克思哲学“本体论”（5）的一种新的理解，这种理解认为，“物质”并不是马克思哲学的“本体”，因而也不是它的逻辑起点；在马克思哲学看来，实践才是唯一的“存在”或“实在”，实践之外别无存在。
马克思这种“实践主义”哲学，必然要求对“实事求是”的命题作出存在论层面上的阐释：如果说“实践”是马克思存在论的初始范畴，那么“实事求是”，作为对实践范畴的中国式表述，就是人自身的存在论事实。“实事”作为生活实践，并不是外在于人的存在的什么东西，而就是人之存在、即人的生活实践本身；“是”也并不是所谓“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而就是关于人自己的存在或者生活实践的真理；“求”作为对这种存在论真理的追求，本身也属于人自己的生活实践，因而也是一种存在论事实。因此，“实事求是”就不仅是一种认识论意义上的活动，而首先是一种存在论意义上的活动。
1．实事：生活实践
人们通常易于持有的那种朴素的“自然视点”（naturalviewpoint，胡塞尔语）使他们去寻求所谓“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实在”，例如古希腊的本体论哲学追寻世界的“本体”。这种“离人而言天”的企图，已被哲学的历史证明是失败的。近代认识论哲学虽然开始检讨我们对本体的这种“认识”本身的问题，但其前提仍然是对这种“本体”的承诺。这种本体被设想为某种“实体”，或者被设想为这种实体的某种“本质”属性；总之，那是可以离开人的存在来谈论的某种纯粹“客观存在”的东西。结果，经验主义走向了不可知论，理性主义则走向了先验论，表明了“离人而言天”的本体论和认识论都是“此路不通”的。自从“物自身”被康德宣布为不可知，认识论时代便结束了。现代哲学发生了所谓“语言学转向”，关于“实在”的问题被视为“形而上学”而被“拒斥”或搁置起来。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无法找到真正实在的“实在”。马克思在哲学史上最伟大的贡献，就是找到了通往真正的“实在”的道路，那就是“实践”。在马克思看来，实践即是实在，实在便是实践；实践乃是唯一的实在，实践之外别无实在。如果我们仍然试图在那里寻求所谓“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某种纯粹客观存在、例如“物质”抽象，那不过是“前马克思”的法国唯物主义水平的东西而已，对于这种“马克思主义哲学”，正用得上马克思自己说过的：我只知道我自己决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在马克思看来，唯一的存在或者实在只能是人的实践。胡塞尔要求“面向事情本身”，马克思要求面向实践本身。前者只是一种纯粹先验理性的存在，后者则是现实生活实践的存在。而此实践乃是人自己的“事”。这种“事”是唯一的“实在”，故称“实事”；而离开了人的实践的东西只是“虚无”，所以马克思说：“被固定为与人分离的自然界，对人来说也是无。”（6）因此，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所说的“实事”，即马克思的“实践”概念。这种作为唯一实在的“实事”，不是任何一种类型的“实体”，而是人的“活动”本身，人的“事情”本身、“生活”本身。“事情”乃是离不开人的“事”，而非与人无关的“物”。
说到“事”与“物”之区分，我们似有必要讨论一下宋明理学关于“格物致知”之“物”的辩论。“格物致知”是《大学》中提出的一个著名命题：“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这就是儒家的认识论纲领。此所谓“知”，就是知识或者真理；此所谓“物”，就是存在或者实在。但儒家理学各派对“格物致知”是有不同理解的，其焦点集中在对“物”的理解上。程朱的理解是“物犹理也”（程颐），主张“即物穷理”（朱熹）；此处之“物”具有“实体”的意味，是在实践之前、之外的预设。心学家的理解则是“物犹事也”（王阳明），此处之“物”殊非离人而在的实体，而是指人的实践活动。心学家讲“格物便是致知”，也就是讲“实事求是”，讲“理在事中”，讲“知行合一”。此说由来久远，东汉郑玄《礼记注》就说过：“物犹事也。”后来清代颜元《四书正误·大学》把“格物”解释为“犯手实做其事”（7）。这与“实事求是”的观念是吻合的，是很有道理的。心学把“物”理解为“事”，此“事”具有双重含义：狭义地、历史地看，是指的道德践履之事；但是如果推扩开来、超越地看，此“事”可以泛指人的实践活动或现实生活。
这种“实事”作为唯一的实在，就是马克思的实践主义哲学所理解的“存在”，即人的存在。“实事”不是那种与人无关的东西，而是那种ofpeople，bypeople，forpeople（8）的东西。“实事”作为人的存在，也就是实践。实践就是存在，实践之外别无存在。因为对人来说，人的存在也就是世界的存在。这就是说，世界是存在于人的实践域之中的，是内在于人的存在、内在于实践的。一切实体棗自然、物质、理念、上帝等等，都在实践的“视域”（Horizon）之内，都在人的存在背景上呈现，因而都是人自己的“事”。
2．是：存在论真理
通常理解，“是”即真理、客观规律。然而“真理”和“规律”其实是大有区别的：一般认为，前者是认识论范畴，后者是存在论范畴，不能混为一谈；然而同时，它们又都在人的存在论背景上呈现，因而都具有存在论意义。下面分别加以考察。
一是关于“客观规律”的问题。
“实事”作为实践，既然本身就是客观存在，就有一个去认识和把握它的问题，亦即所谓“实事求是”的问题。但严格说来，这里的“是”不是指的规律本身，而是指的对它的认识，亦即真理。规律作为我们认识的对象，本身是一种存在论性质的东西。规律不是“是”，而是“事”。而且，这里作为认识对象的规律，并非存在于人的实践“实事”之外的。我们所预设的认识对象，与传统意义上的认识对象已有根本的不同：原来的认识对象“规律”实际上是被预设为纯粹的所谓“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东西，认识就是对这种“客观规律”的把握；而马克思哲学所预设的认识对象则是人的存在本身、实践活动本身的规律，亦即“实事”的内在联系。此事乃是人自己的事，因而其中之规律本质上是实践活动本身的规律。“求是”不是寻求那种纯粹自在的所谓“客观规律”（近代哲学史和科学史均已表明，这是不可能的），而是对人的实践活动内在联系本身的反思。
根据马克思的实践主义存在论，客观存在是实践的内在要素，相应地，客观规律是实践的内在联系。这是因为人的任何认识活动所面对的任何“客观对象”实际上都已经处在实践的“域内”，因而都总是已有人的“主体能动性”参与其中了。这不仅是一个认识受认识主体的意识主观性影响的问题，而且是认识的对象包括“规律”本身就是人的活动的问题。我们确实可以在认识过程中尽量去排除不同认识主体的意识主观性的干扰，努力争取“主观符合客观”，把握客观规律；但我们却无法将人的存在、为满足其需要的活动从客体对象中排除，因为任何客体对象都只能是在人的自为存在背景上面呈现出来的。因此，当我们谈到任何一个客观对象时，它的所谓“客观性”，只是相对于我们“当下的”意识而言，即它是独立于“这一次”的意识、先于“这一次”的认识而存在的；但它仍然是在实践域内。而意识同样是实践的内在要素，因而客观对象仍在此前的意识域内，即最终不可能独立于意识、外在于意识。于是无论如何，在一定意义上，我们所寻求的客观规律就已经具有了某种“实践的规律”甚至“意识本身的规律”的意义了。
然而，我们强调人的认识对象与人的存在的不可分离性，这并不会影响客体对象及其规律的客观实在性。恰恰相反，我们是把“客观实在性”从旧哲学所想象的纯粹自在的领域归还于人的现实实践之中。人的存在、人的实践活动本身就是最根本的而且唯一的“实在”。既为“实在”，就有一个需要、也能够对之加以认识和把握的问题，也就有一个认识是否符合对象、正确地呈现对象的问题。因而作为“求是”对象的规律，也同样表现为本质特性、客观联系等等，也同样具有普遍性与必然性。但这里的“本质”，是人的存在、人的实践活动的内在特性；这里的必然性、规律性，是人的活动内部以及不同活动之间的内在必然关联。中国哲学中有所谓“理在事中”，强调的就是规律乃是人之“实事”中的“理”。马克思哲学的规律论的实质其实也在于此：他对社会本质、历史规律的揭示，实际上就是对人自身活动的本质与规律的揭示。
二是关于“真理”的问题。
如上所述，严格说来，实事求是所求之“是”，所指的不是客观规律，而是真理。人们通常把“真理”范畴与“规律”范畴等价看待，那是不对的。“规律”是一个存在论范畴，而“真理”则是一个认识论范畴。换句话说，所谓真理并非客观规律本身，亦即并非某种客观存在的东西，而是认识的结果，“求是”的结果。由于这种真理或“是”乃是认识棗更确切地说，是意识棗的结果，它只能是主观性（意识）与客观性（客观规律）的统一。
但是正如上文谈到的，所谓“客观规律”其实是在人的实践域内的。如果说规律的所谓“客观性”是在“上一次”的“事”或实践域内，从而是在“上一次”的意识域内；那么关于客观规律的“是”或“真理”也就总是处在“当下”的、“这一次”的实践域内，从而总是处在“当下”的、“这一次”的意识域内。事实上，这一点已经为现代科学所证实。例如现代物理学已表明，企图寻求完全独立于实验者的实验意识和实验手段之外的所谓纯粹客观的物理规律，那是不可能的事。因此，我们所“求”之“是”即真理，是实践的产物，因而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作为实践的内在要素的意识的产物。
关于这个问题，通常存在的一个误区在于：把真理的客观性理解为在人的实践之外的对象的客观性；换句话说，即看不到实践本身的客观性及其意识本身的客观性。其实，实践本身就是客观的，在马克思看来，甚至只有实践才是“客观存在”的；因此，作为实践的内在要素，意识本身也是客观的。在这个意义上，所谓“真理就是主观符合客观”的说法并不确切。如果说真理必须符合什么东西，那么这个东西只能是实践本身。真理其实不是关于对象本身“客观规律”的镜像似“反映”，而是关于实践及其内在意识规律的自返性意识，因为，所谓客观对象及其规律也不过是实践的内在要素。在马克思的实践主义存在论看来，不仅实践、而且意识也都是一种存在论事实。如果说“实事”或实践是存在论的全部事实，那么“是”就是在这种存在论意义上的真理。
3．求：作为一种存在论事实
实事求是，“求”是关键。怎样去“求”？这不仅是个方法论问题，而同样是一个存在论问题。“求”当然是一种“认识”活动，但它本身也是人的实践的一个内在环节，因而也具有存在论意义。根据实践主义的观点，任何认识都是“反思”棗对人自己的“实事”、即人的实践活动本身的反思；同时，这种认识或者反思活动本身，也是人的“事”、即人的实践活动的一个环节。我们不能像康德那样把“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截然对立起来，更不能把它们都归结为“理性”。它们都是实践，都内在于实践。换句话说，“求是”本身也是一种“实事”。撇开王阳明思想的伦理狭隘性，那么，认识和实践的这种内在而非外在的关联性，也就是他所说的“知行合一”。“知”就是“是”，“致知”就是“求是”；“行”就是“事”，“格物”就是推行“实事”；“知行合一”就是“是事统一”，亦即认识和实践在存在论层面上的同一性。
科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哲学，就是我们在“实事”中“求是”的两种极典型的方法。自然科学是“求”实践域内客体方面之“是”，社会科学是“求”实践域内主体方面之“是”，哲学则是“求”实践域内主体和客体两个方面的整体根本之“是”。它们都具有存在论意义，从而都具有实践性品格。
科学的目的，在于揭示关于人之“实事”即实践活动当中的经验层面之“是”即事实真理。经验原则无疑是科学的第一位原则。尽管经验原则本身在现代哲学中早已受到质疑，但我们不能不承认，它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具有普遍有效性。这就是说，经验实证原则作为科学的根本原则，虽然在今天被发现是有限的、非绝对的，但这丝毫也不等于说它就是无效的、没有意义的。因为从根本上看，经验世界本身就是人的实践活动这种“客观实在”的一个层面，只要承认实践活动是客观实在的，就不能不承认经验世界是客观实在的。科学就是在经验世界范围内“求”具有普遍性的“是”，它所揭示的就是关于经验事实的普遍真理。但是经验本身也是实践的一个层面，“实践经验”这个常用短语充分地提示出这一点。当然，实践并不等于经验（9）；但是，人在实践中所求得的认识，作为其基础的“原初给与”（theprimordialgiven）无疑是经验（10）。
社会科学更直接鲜明地表现出了认识作为人自身的实践活动的内在自返性。譬如伦理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它们反映的无不是人的活动“实事”的内在的相互作用之“是”。其实，现代自然科学也发展到了这样一步：那种关于纯粹“自在”自然界的预设显然已经为愈来愈多的自然科学家所抛弃，他们不再以这种纯粹自然主义为预设，他们的活动越来越成为对人的活动与被观察的对象之间相互作用关系的反思与描述。这样一来，自然科学的人的自我反思性质也更加突显了出来。
但人对自己存在的把握又不能仅仅停留于经验的层面。经验实证的方法确实可以解决许多具体问题，但并不是所有的问题。任何认识活动都必以一个关于存在的预设或存在的观念为前提，而恰恰就是这个关于存在的预设本身不是经验可以给出的。换句话说，恰恰是作为经验之前提的人的一般“存在”观念，在经验世界中没有对应物，它是思想的直接对象，属于“超验”的领域。这个领域就是哲学的对象。借用亚里士多德的话语，哲学是关于“存在之为存在”的学问。哲学所要反思的就是人们关于存在的观念本身；而在马克思的实践主义视域中，存在本身就是实践本身、“实事”本身。哲学所求之“是”类似海德格尔所求之“是”，也就是说，不是“在者之为在者”，而是“在之为在”；而在马克思实践主义视域中，此“在之为在”也就是“实事（实是）之为真是”。
显然，哲学提出的这些问题不是经验实证的方法可以解决的。哲学所求的不是“存在者”而是“存在”本身；不是“实践者”而是“实践”本身，即不是“是者”、“求者”而是“是”本身、“求”本身。存在意义的揭示要靠哲学的方法。而所谓哲学的方法，在中国哲学中所能找到的最恰当的名称就是“体悟”。人不可能在“存在”之外来把握存在的意义，而是于“亲临”存在中把握着存在。“亲临存在”意味着他总是亲身地体验着自己的“事”、自己的存在、自己的实践、自己的生活。这种“亲身体验”不是经验意义上的，而是体察意义上的。哲学当然需要经验的基础、理性的基础；但它本质上是“超验”（超越经验）、“超智”（超越理智）的。唯其如此，马克思的哲学存在论超越了经验主义、理性主义、包括现代逻辑实证主义的所谓“分析哲学”。
顺便指出，哲学所“求”之“是”，即其关于存在意义的把握，不仅统摄着关于事实的认识论问题，统摄着关于价值的评价论问题。在马克思那里，关于人的存在之“实事”的事实真理与价值真理是完全统一的。在经验科学的范围内，从一个事实判断确实推不出一个价值判断；但在马克思实践主义存在论的基础上，关于存在的真理与关于价值的真理是直接同一的。“实事”按其本真意义“是”怎样的，也就“应当是”怎样的；也就是说，人之“在”的事实直接规定着人之“在”的价值；或者说，价值的真理乃是直接从存在的真理上生长出来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价值与事实在根本上是不可分，人们获得存在观念的同时，也就获得了价值根据的观念。
总而言之，“实事求是”就是：在人的生活实践这个存在论事实中去求得具有存在论意义的真理。
注释：
1、初见于《汉书·河间献王传》：“修学好古，实事求是。”颜师古注：“务得实事，每求真是。”后来儒家、尤其宋儒对它进行了充分的讨论。
2、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59页，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
3、《列宁选集》，第2卷，第142页。
4、参见拙文《实践主义——马克思哲学论》，《学术界》2000年第4期；《实践主义：对马克思哲学的一种新理解》，《理论学刊》2000年第4期。
5、“本体论”和“存在论”在西语中本是同一词ontology。但据海德格尔考察，ontology本应是对作为一种状态的“存在”（on/Sein）本身的探究，但是从古希腊以来，人们即已误入歧途，成了对“存在者”（ousia/Seiende）亦即某种实体的研究。据此，我们理解，传统意义的本体论可译“本体论”，因其本体乃是某种实体substance（这可以跟中国古代的实体性本体论的“本末”“体用”范畴联系起来考察）；而今理解的本体论、尤其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当译“存在论”，因其“本体”例如“实践”，已非某种实体，而是某种存在“状态”。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78页。
7、海德格尔所谓“上手的”，与此义近。
8、美国总统林肯的名言：“governmentofthepeople，bythepeople，forthepeople”（“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出自“aFewappropriateRemarks”，1863。
自然规律的认识篇7
“实事求是”本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一个命题，（1）、邓小平等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它进行了实践论的重新解说，使之成为一个集中表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精神的命题。
然而迄今为止，通常对“实事求是”都是从纯粹认识论的角度加以理解的。人们即使将“实事求是”跟“实践”联系起来，但“实践”本身仅仅被理解为一个纯粹认识论范畴。例如对此有一个著名的解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2）据此，“实事求是”就是去研究客观存在着的事物的规律性。按照传统的理解，这里所谓“客观存在着的”就是所谓“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也就是说，“实事”可以是在人类实践之外存在着的，如纯粹的自然界；“是”就是这种纯粹客观事实的纯粹客观的“规律性”。先有了这种“客观存在”，然后才有人对它们的认识，再后才有人对它们的改造亦即实践。于是就有了“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样的将认识和实践割裂开来的公式。这里，作为纯粹认识的“实事求是”是在实践之前、之外进行的。
之所以产生这样一种观念，是因为：“实事”不是被人们理解为实践本身，而是被理解为实践之前、之外的作为纯粹认识对象的东西；因而“求是”也就不在实践之内，而在实践之外。显然，“实践”范畴仅仅被理解为一个用以界定“认识”的参照或者逻辑工具，换句话说，“实践”仍然仅仅是一个认识论范畴。例如列宁说过：“生活、实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论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3）与此相关的另外一种说法，那就是流行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样一种说法。这里，实践显然失去了作为改造世界的本质力量的存在论意义，而仅仅只具有认识论的功能了。这种纯粹认识论的“反映论”的理解，其实并不符合马克思的实践观。
这里，我们尝试以一种新的理论视角棗马克思哲学的存在论视角，亦即“实践主义”（4）哲学的视角，对“实事求是”作出一种新的阐释。
作为马克思哲学存在论的“实践主义”，我们理解有以下基本特征：它是对马克思哲学“本体论”（5）的一种新的理解，这种理解认为，“物质”并不是马克思哲学的“本体”，因而也不是它的逻辑起点；在马克思哲学看来，实践才是唯一的“存在”或“实在”，实践之外别无存在。
马克思这种“实践主义”哲学，必然要求对“实事求是”的命题作出存在论层面上的阐释：如果说“实践”是马克思存在论的初始范畴，那么“实事求是”，作为对实践范畴的中国式表述，就是人自身的存在论事实。“实事”作为生活实践，并不是外在于人的存在的什么东西，而就是人之存在、即人的生活实践本身；“是”也并不是所谓“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而就是关于人自己的存在或者生活实践的真理；“求”作为对这种存在论真理的追求，本身也属于人自己的生活实践，因而也是一种存在论事实。因此，“实事求是”就不仅是一种认识论意义上的活动，而首先是一种存在论意义上的活动。
1．实事：生活实践
人们通常易于持有的那种朴素的“自然视点”（naturalviewpoint，胡塞尔语）使他们去寻求所谓“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实在”，例如古希腊的本体论哲学追寻世界的“本体”。这种“离人而言天”的企图，已被哲学的历史证明是失败的。近代认识论哲学虽然开始检讨我们对本体的这种“认识”本身的问题，但其前提仍然是对这种“本体”的承诺。这种本体被设想为某种“实体”，或者被设想为这种实体的某种“本质”属性；总之，那是可以离开人的存在来谈论的某种纯粹“客观存在”的东西。结果，经验主义走向了不可知论，理性主义则走向了先验论，表明了“离人而言天”的本体论和认识论都是“此路不通”的。自从“物自身”被康德宣布为不可知，认识论时代便结束了。现代哲学发生了所谓“语言学转向”，关于“实在”的问题被视为“形而上学”而被“拒斥”或搁置起来。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无法找到真正实在的“实在”。马克思在哲学史上最伟大的贡献，就是找到了通往真正的“实在”的道路，那就是“实践”。在马克思看来，实践即是实在，实在便是实践；实践乃是唯一的实在，实践之外别无实在。如果我们仍然试图在那里寻求所谓“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某种纯粹客观存在、例如“物质”抽象，那不过是“前马克思”的法国唯物主义水平的东西而已，对于这种“马克思主义哲学”，正用得上马克思自己说过的：我只知道我自己决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在马克思看来，唯一的存在或者实在只能是人的实践。胡塞尔要求“面向事情本身”，马克思要求面向实践本身。前者只是一种纯粹先验理性的存在，后者则是现实生活实践的存在。而此实践乃是人自己的“事”。这种“事”是唯一的“实在”，故称“实事”；而离开了人的实践的东西只是“虚无”，所以马克思说：“被固定为与人分离的自然界，对人来说也是无。”（6）因此，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所说的“实事”，即马克思的“实践”概念。这种作为唯一实在的“实事”，不是任何一种类型的“实体”，而是人的“活动”本身，人的“事情”本身、“生活”本身。“事情”乃是离不开人的“事”，而非与人无关的“物”。
说到“事”与“物”之区分，我们似有必要讨论一下宋明理学关于“格物致知”之“物”的辩论。“格物致知”是《大学》中提出的一个著名命题：“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这就是儒家的认识论纲领。此所谓“知”，就是知识或者真理；此所谓“物”，就是存在或者实在。但儒家理学各派对“格物致知”是有不同理解的，其焦点集中在对“物”的理解上。程朱的理解是“物犹理也”（程颐），主张“即物穷理”（朱熹）；此处之“物”具有“实体”的意味，是在实践之前、之外的预设。心学家的理解则是“物犹事也”（王阳明），此处之“物”殊非离人而在的实体，而是指人的实践活动。心学家讲“格物便是致知”，也就是讲“实事求是”，讲“理在事中”，讲“知行合一”。此说由来久远，东汉郑玄《礼记注》就说过：“物犹事也。”后来清代颜元《四书正误·大学》把“格物”解释为“犯手实做其事”（7）。这与“实事求是”的观念是吻合的，是很有道理的。心学把“物”理解为“事”，此“事”具有双重含义：狭义地、历史地看，是指的道德践履之事；但是如果推扩开来、超越地看，此“事”可以泛指人的实践活动或现实生活。
这种“实事”作为唯一的实在，就是马克思的实践主义哲学所理解的“存在”，即人的存在。“实事”不是那种与人无关的东西，而是那种ofpeople，bypeople，forpeople（8）的东西。“实事”作为人的存在，也就是实践。实践就是存在，实践之外别无存在。因为对人来说，人的存在也就是世界的存在。这就是说，世界是存在于人的实践域之中的，是内在于人的存在、内在于实践的。一切实体棗自然、物质、理念、上帝等等，都在实践的“视域”（Horizon）之内，都在人的存在背景上呈现，因而都是人自己的“事”。
2．是：存在论真理
通常理解，“是”即真理、客观规律。然而“真理”和“规律”其实是大有区别的：一般认为，前者是认识论范畴，后者是存在论范畴，不能混为一谈；然而同时，它们又都在人的存在论背景上呈现，因而都具有存在论意义。下面分别加以考察。
一是关于“客观规律”的问题。
“实事”作为实践，既然本身就是客观存在，就有一个去认识和把握它的问题，亦即所谓“实事求是”的问题。但严格说来，这里的“是”不是指的规律本身，而是指的对它的认识，亦即真理。规律作为我们认识的对象，本身是一种存在论性质的东西。规律不是“是”，而是“事”。而且，这里作为认识对象的规律，并非存在于人的实践“实事”之外的。我们所预设的认识对象，与传统意义上的认识对象已有根本的不同：原来的认识对象“规律”实际上是被预设为纯粹的所谓“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东西，认识就是对这种“客观规律”的把握；而马克思哲学所预设的认识对象则是人的存在本身、实践活动本身的规律，亦即“实事”的内在联系。此事乃是人自己的事，因而其中之规律本质上是实践活动本身的规律。“求是”不是寻求那种纯粹自在的所谓“客观规律”（近代哲学史和科学史均已表明，这是不可能的），而是对人的实践活动内在联系本身的反思。
根据马克思的实践主义存在论，客观存在是实践的内在要素，相应地，客观规律是实践的内在联系。这是因为人的任何认识活动所面对的任何“客观对象”实际上都已经处在实践的“域内”，因而都总是已有人的“主体能动性”参与其中了。这不仅是一个认识受认识主体的意识主观性影响的问题，而且是认识的对象包括“规律”本身就是人的活动的问题。我们确实可以在认识过程中尽量去排除不同认识主体的意识主观性的干扰，努力争取“主观符合客观”，把握客观规律；但我们却无法将人的存在、为满足其需要的活动从客体对象中排除，因为任何客体对象都只能是在人的自为存在背景上面呈现出来的。因此，当我们谈到任何一个客观对象时，它的所谓“客观性”，只是相对于我们“当下的”意识而言，即它是独立于“这一次”的意识、先于“这一次”的认识而存在的；但它仍然是在实践域内。而意识同样是实践的内在要素，因而客观对象仍在此前的意识域内，即最终不可能独立于意识、外在于意识。于是无论如何，在一定意义上，我们所寻求的客观规律就已经具有了某种“实践的规律”甚至“意识本身的规律”的意义了。
然而，我们强调人的认识对象与人的存在的不可分离性，这并不会影响客体对象及其规律的客观实在性。恰恰相反，我们是把“客观实在性”从旧哲学所想象的纯粹自在的领域归还于人的现实实践之中。人的存在、人的实践活动本身就是最根本的而且唯一的“实在”。既为“实在”，就有一个需要、也能够对之加以认识和把握的问题，也就有一个认识是否符合对象、正确地呈现对象的问题。因而作为“求是”对象的规律，也同样表现为本质特性、客观联系等等，也同样具有普遍性与必然性。但这里的“本质”，是人的存在、人的实践活动的内在特性；这里的必然性、规律性，是人的活动内部以及不同活动之间的内在必然关联。中国哲学中有所谓“理在事中”，强调的就是规律乃是人之“实事”中的“理”。马克思哲学的规律论的实质其实也在于此：他对社会本质、历史规律的揭示，实际上就是对人自身活动的本质与规律的揭示。
二是关于“真理”的问题。
如上所述，严格说来，实事求是所求之“是”，所指的不是客观规律，而是真理。人们通常把“真理”范畴与“规律”范畴等价看待，那是不对的。“规律”是一个存在论范畴，而“真理”则是一个认识论范畴。换句话说，所谓真理并非客观规律本身，亦即并非某种客观存在的东西，而是认识的结果，“求是”的结果。由于这种真理或“是”乃是认识棗更确切地说，是意识棗的结果，它只能是主观性（意识）与客观性（客观规律）的统一。
但是正如上文谈到的，所谓“客观规律”其实是在人的实践域内的。如果说规律的所谓“客观性”是在“上一次”的“事”或实践域内，从而是在“上一次”的意识域内；那么关于客观规律的“是”或“真理”也就总是处在“当下”的、“这一次”的实践域内，从而总是处在“当下”的、“这一次”的意识域内。事实上，这一点已经为现代科学所证实。例如现代物理学已表明，企图寻求完全独立于实验者的实验意识和实验手段之外的所谓纯粹客观的物理规律，那是不可能的事。因此，我们所“求”之“是”即真理，是实践的产物，因而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作为实践的内在要素的意识的产物。
关于这个问题，通常存在的一个误区在于：把真理的客观性理解为在人的实践之外的对象的客观性；换句话说，即看不到实践本身的客观性及其意识本身的客观性。其实，实践本身就是客观的，在马克思看来，甚至只有实践才是“客观存在”的；因此，作为实践的内在要素，意识本身也是客观的。在这个意义上，所谓“真理就是主观符合客观”的说法并不确切。如果说真理必须符合什么东西，那么这个东西只能是实践本身。真理其实不是关于对象本身“客观规律”的镜像似“反映”，而是关于实践及其内在意识规律的自返性意识，因为，所谓客观对象及其规律也不过是实践的内在要素。在马克思的实践主义存在论看来，不仅实践、而且意识也都是一种存在论事实。如果说“实事”或实践是存在论的全部事实，那么“是”就是在这种存在论意义上的真理。版权所有
3．求：作为一种存在论事实
实事求是，“求”是关键。怎样去“求”？这不仅是个方法论问题，而同样是一个存在论问题。“求”当然是一种“认识”活动，但它本身也是人的实践的一个内在环节，因而也具有存在论意义。根据实践主义的观点，任何认识都是“反思”棗对人自己的“实事”、即人的实践活动本身的反思；同时，这种认识或者反思活动本身，也是人的“事”、即人的实践活动的一个环节。我们不能像康德那样把“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截然对立起来，更不能把它们都归结为“理性”。它们都是实践，都内在于实践。换句话说，“求是”本身也是一种“实事”。撇开王阳明思想的伦理狭隘性，那么，认识和实践的这种内在而非外在的关联性，也就是他所说的“知行合一”。“知”就是“是”，“致知”就是“求是”；“行”就是“事”，“格物”就是推行“实事”；“知行合一”就是“是事统一”，亦即认识和实践在存在论层面上的同一性。
科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哲学，就是我们在“实事”中“求是”的两种极典型的方法。自然科学是“求”实践域内客体方面之“是”，社会科学是“求”实践域内主体方面之“是”，哲学则是“求”实践域内主体和客体两个方面的整体根本之“是”。它们都具有存在论意义，从而都具有实践性品格。
科学的目的，在于揭示关于人之“实事”即实践活动当中的经验层面之“是”即事实真理。经验原则无疑是科学的第一位原则。尽管经验原则本身在现代哲学中早已受到质疑，但我们不能不承认，它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具有普遍有效性。这就是说，经验实证原则作为科学的根本原则，虽然在今天被发现是有限的、非绝对的，但这丝毫也不等于说它就是无效的、没有意义的。因为从根本上看，经验世界本身就是人的实践活动这种“客观实在”的一个层面，只要承认实践活动是客观实在的，就不能不承认经验世界是客观实在的。科学就是在经验世界范围内“求”具有普遍性的“是”，它所揭示的就是关于经验事实的普遍真理。但是经验本身也是实践的一个层面，“实践经验”这个常用短语充分地提示出这一点。当然，实践并不等于经验（9）；但是，人在实践中所求得的认识，作为其基础的“原初给与”（theprimordialgiven）无疑是经验（10）。
社会科学更直接鲜明地表现出了认识作为人自身的实践活动的内在自返性。譬如伦理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它们反映的无不是人的活动“实事”的内在的相互作用之“是”。其实，现代自然科学也发展到了这样一步：那种关于纯粹“自在”自然界的预设显然已经为愈来愈多的自然科学家所抛弃，他们不再以这种纯粹自然主义为预设，他们的活动越来越成为对人的活动与被观察的对象之间相互作用关系的反思与描述。这样一来，自然科学的人的自我反思性质也更加突显了出来。
但人对自己存在的把握又不能仅仅停留于经验的层面。经验实证的方法确实可以解决许多具体问题，但并不是所有的问题。任何认识活动都必以一个关于存在的预设或存在的观念为前提，而恰恰就是这个关于存在的预设本身不是经验可以给出的。换句话说，恰恰是作为经验之前提的人的一般“存在”观念，在经验世界中没有对应物，它是思想的直接对象，属于“超验”的领域。这个领域就是哲学的对象。借用亚里士多德的话语，哲学是关于“存在之为存在”的学问。哲学所要反思的就是人们关于存在的观念本身；而在马克思的实践主义视域中，存在本身就是实践本身、“实事”本身。哲学所求之“是”类似海德格尔所求之“是”，也就是说，不是“在者之为在者”，而是“在之为在”；而在马克思实践主义视域中，此“在之为在”也就是“实事（实是）之为真是”。
显然，哲学提出的这些问题不是经验实证的方法可以解决的。哲学所求的不是“存在者”而是“存在”本身；不是“实践者”而是“实践”本身，即不是“是者”、“求者”而是“是”本身、“求”本身。存在意义的揭示要靠哲学的方法。而所谓哲学的方法，在中国哲学中所能找到的最恰当的名称就是“体悟”。人不可能在“存在”之外来把握存在的意义，而是于“亲临”存在中把握着存在。“亲临存在”意味着他总是亲身地体验着自己的“事”、自己的存在、自己的实践、自己的生活。这种“亲身体验”不是经验意义上的，而是体察意义上的。哲学当然需要经验的基础、理性的基础；但它本质上是“超验”（超越经验）、“超智”（超越理智）的。唯其如此，马克思的哲学存在论超越了经验主义、理性主义、包括现代逻辑实证主义的所谓“分析哲学”。
顺便指出，哲学所“求”之“是”，即其关于存在意义的把握，不仅统摄着关于事实的认识论问题，统摄着关于价值的评价论问题。在马克思那里，关于人的存在之“实事”的事实真理与价值真理是完全统一的。在经验科学的范围内，从一个事实判断确实推不出一个价值判断；但在马克思实践主义存在论的基础上，关于存在的真理与关于价值的真理是直接同一的。“实事”按其本真意义“是”怎样的，也就“应当是”怎样的；也就是说，人之“在”的事实直接规定着人之“在”的价值；或者说，价值的真理乃是直接从存在的真理上生长出来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价值与事实在根本上是不可分，人们获得存在观念的同时，也就获得了价值根据的观念。
总而言之，“实事求是”就是：在人的生活实践这个存在论事实中去求得具有存在论意义的真理。
注释：
1、初见于《汉书·河间献王传》：“修学好古，实事求是。”颜师古注：“务得实事，每求真是。”后来儒家、尤其宋儒对它进行了充分的讨论。
2、：《改造我们的学习》，《选集》第3卷，第759页，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
3、《列宁选集》，第2卷，第142页。
4、参见拙文《实践主义——马克思哲学论》，《学术界》2000年第4期；《实践主义：对马克思哲学的一种新理解》，《理论学刊》2000年第4期。
5、“本体论”和“存在论”在西语中本是同一词ontology。但据海德格尔考察，ontology本应是对作为一种状态的“存在”（on/Sein）本身的探究，但是从古希腊以来，人们即已误入歧途，成了对“存在者”（ousia/Seiende）亦即某种实体的研究。据此，我们理解，传统意义的本体论可译“本体论”，因其本体乃是某种实体substance（这可以跟中国古代的实体性本体论的“本末”“体用”范畴联系起来考察）；而今理解的本体论、尤其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当译“存在论”，因其“本体”例如“实践”，已非某种实体，而是某种存在“状态”。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78页。
7、海德格尔所谓“上手的”，与此义近。
8、美国总统林肯的名言：“governmentofthepeople，bythepeople，forthepeople”（“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出自“aFewappropriateRemarks”，1863。
自然规律的认识篇8
【摘要】从哲学的角度对中西医结合的主体即中西医理论体系的结合与统一作了浅析，通过哲学理论的分析研究提出了中西医结合的方法论，从而论证了中西医结合的可行性与必然性。
【关键词】中西医结合；中医学；西医学；哲学理论
abstract:themainbodyofcombinationoftraditionalChineseandwesternmedicinewassimplyanalysedinthisarticlefromphilosophicangle，namelycombinationandunificationofChineseandwesternmedicaltheory.thisarticleadvancedthemethodologyofcombinationofChineseandwesternmedicinebymeansofresearchonphilosophictheoryandfurtherprovedthefeasibilityandnecessityofcombinationofChineseandwesternmedicine.
Keywords:combinationofChineseandwesternmedicine;traditionalChinesemedicine;westernmedicine
“把中医中药的知识和西医西药的知识结合起来，创造中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中西医结合的主体是两种理论体系的结合与统一，从哲学角度讲这种统一是必然的，由科学认识活动的客观规律决定着，即对于同一对象的认识最后要服从和统一于一元化的客观真理。
1基本真理统一于客观真理
理论是科学认识的结晶，是对客观规律的正确反映，具有客观真理性。对于同一条客观规律，真理性认识只有一种，这就是科学真理的一元性。科学认识的真理性和科学真理的一元性决定着科学理论的一元性，这是学派争鸣最后一定要统一于一元化真理的客观规律。
随着科学的发展，在认识过程还没有最终完成的情况下，不同的人可能从不同的角度认识同一规律的不同方面，形成不同的认识，这些认识可能分别包含着真理的颗粒，但都不是关于该规律的完全的真理性认识，随着对该规律认识过程的完成，最终必定会统一于惟一的一种真理性认识，形成一元化的理论。
中医学与西医学的理论差异正是认识不充分、不完备的产物，要么分别研究了人的健康与疾病的不同规律，形成不同的理论；要么分别研究了同一规律的不同侧面，形成了不同的理论。两种不同的理论可以都包含着真理的成分，但都不全是真理或不是全部真理。两种不充分的真理性认识的进一步发展，当达到充分和完备的程度时，也就统一到一种完备的客观真理中。
追求真理是科学研究的原动力，服从真理、统一于真理是建立和发展科学理论的必由之路。中医学与西医学的进一步发展，在理论上必将服从于真理，统一于真理，这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具有客观必然性。认识并遵循这种客观规律性，积极地开展中西医结合研究，促进中西医的基本理论统一于客观真理，这是中西医结合研究的必由之路［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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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单项理论统一于一元化真理
中医学与西医学在理论上的统一包括微观和宏观两个层次，所谓微观层次是指单项理论的统一。
每一项科学理论都专一地反映着一条特定的客观规律，对同一规律的真理性认识是一元的，在研究过程中形成的不同认识最终都要统一到这种一元化的真理中，这是中医学与西医学单项理论相统一的客观必然性。
中医学与西医学的许多差异是对于同一规律的不同认识，即分别研究和认识了同一规律的不同方面，形成了关于统一规律的不同理论，往往各自包含着真理成分，在生理学、病理学、治疗学等领域的许多差异属于这种情况。
中西医在理论上的统一，首先是单项理论的统一，即对于同一规律的不同认识统一于一元化的真理。其统一的方式应该是以现有的认识为基础，发展新的研究，充实新的认识，在更高的新水平上统一于更完备的真理性认识。有的理论可能中医学和西医学都掌握了相当多的真理成分，但都还不够充分；有的理论可能中医掌握的真理成分多一些，有的理论可能西医学掌握的真理成分多一些，具体情况是多样的，但统一的基本途径是相同的，就是要大力发展新的研究，把对于统一规律的认识提高到充分、完备的程度，真正达到了这一程度，也就逼近了真理，原来的两种理论也就统一于新的一元化理论［2］。
3多项理论统一于一元化体系
中医学与西医学的理论在宏观层次上的统一，是指多项理论统一于一个一元化的理论体系。科学的每一个学科都有自己的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全面的反映着该学科的研究对象的所有规律。同一个学科研究对象包含着多条规律，一条规律由一项理论来反映，多条不同的规律由多项不同的理论来反映，有多少条客观规律，就有多少项理论来反映，由多项理论形成该学科的理论体系。
由于一个学科的研究对象是一元的，对于该对象的每一条规律的的真理性认识是一元的，所以，一个学科的理论体系必然是一元的。就是说，关于同一研究对象的各种规律的真理性认识统一为一个惟一的理论体系，不可能同时存在两个或多个理论体系，而每一个理论体系都包含了关于该研究对象的各种规律的所有真理性认识［3］。
中医学与西医学的理论差异更多地存在于宏观层次上，即在理论体系上的差异。也就是说，中医学与西医学虽然研究对象是统一的，但各自从不同的层次和方面认识了不同的规律，由此形成了不同的理论和理论体系。中医学和西医学的两个不同的理论体系又都是不完备的，只是分别反映了不同的规律，两个理论体系间相当大的部分是不重叠的，有些规律中医学认识了而西医学没有认识，有些规律西医学认识了而中医学没有认识，都没有全面的反映人的健康与疾病的所有规律，这种差异是理论体系的差异。
仔医学在朴素的系统论思维的引导下，较多的认识了这种思维方式的视野之内的一些规律，这些规律在还原论的视野之外，所以西医学没有研究、没有认识。例如，阴阳学说、经络学说、藏象学说等等，以此为主体形成的理论体系，真实反映着健康与疾病的一系列基本规律，指导临床治疗。这些理论是中医学特有的，西医学没有相关的理论能够与之直接相统一。
西医学在还原论思维的引导下，较多的认识了这种思维方式的视野之内的一些规律，而这些规律在中医学朴素系统论思维的视野之外，所以中医学没有研究与认识。例如，病理学、生理学、细胞学、分子生物学等等，这些理论是西医学所特有的，中医学没有相关的理论能够与之直接相统一。
中医学与西医学的理论体系统一，关键是要解决两个理论体系之间的“不重叠”问题，这不可能有两个不完备的理论体系直接“相加”、“合并”来解决。两个理论体系之间的“不重叠”部分，也就是中西医之间的学术“差异带”，只有大力发展在“差异带”上的研究，才能使中西医真正的统一起来［4］。
【参考文献】
［1］祝世纳.中西医结合临床研究思路与方法［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2:98-99.
［2］季钟朴.中西医结合研究思路与方法学［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120-123.
自然规律的认识篇9
但是，人类社会进入20世纪以后，随着社会的日益复杂化，社会对犯罪的考察和惩罚由犯罪行为转向了行为人，人类文明进程的发展迫使“不知法不免责”这一古老的原则作出了让步，刑法的错误理论与实践发生了巨大变化。特别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各国理论界关于违法性认识的内容、违法性认识的本质、违法性认识在犯罪论体系中的地位、违法性认识错误的概念以及违法性错误的处理原则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出现了许多新的学说，呈现出百家争鸣的局面。更以观念是否为具体之犯罪成立要件为区别标准，将错误分为涉及构成要件客观事实之“构成要件错误”（tatbestandsirrtum）与涉及行为违法性之“违法性错误”（Rechtswidrigkeitsirrtum）或称“禁止错误”（Verbotsirrtum），以代替昔日“事实错误”与“法律错误”之区分。③刑法学界一般认为：“所谓违法性错误，也称为法律上的错误，是指行为人的行为从客观上来看，尽管该行为是法律上所不允许的，但自己错以为允许，换句话说，是行为人由于错误而没有违法性意识的情况。”④在各国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中，也出现了大量与“不知法不免责”原则相悖离的立法例和判例，“不知法不免责”原则这一处理违法性错误的铁律正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悄然松动。
我国刑法没有规定违法性错误及其处理原则。在我国刑法学界，学者们对违法性认识问题尚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对违法性认识在我国犯罪论体系中的地位、违法性认识的内容、违法性与社会危害性之间的关系也存在较大分歧。近年来，我国刑法学界对违法性认识错误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违法性认识是否犯罪故意的认识内容和违法性认识错误是否阻却故意两个问题上。在我国，违法性认识不是犯罪故意的内容、“不知法不免责”的观点仍然在我国刑法理论界和司法实践中占据着主导地位。我们认为，由于我国犯罪构成理论不同于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国家的犯罪构成理论，违法性认识在我国犯罪构成要件中地位和作用应当重新考虑；由于我国社会的日益复杂化，“不知法不免责”原则应当予以修正。
正是基于“不知法不免责”这一违法性错误处理原则在世界各国的嬗变和我国违法性错误理论研究、立法、司法的现状，我们立足于我国目前的犯罪构成理论，对违法性错误处理原则进行了比较分析，以就教于方家。
一、“不知法不免责”原则在英美法系国家的嬗变
在英美法系，确立“不知法不免责”原则最古老的判例是英国1613年的Vaux案。该案判旨认为，即使不知英国法律，但由于认识到被起诉的事实，不知法律也不成其为抗辩理由。从英国的判例来看，“不懂法不作为抗辩的理由”具体包括以下三种情况：其一，行为人由于客观原因（如常年在外、公海航行等）不知道某法律的施行不得作为抗辩之理由。例如，在1880年的Burnsv.nowell案（伯恩斯诉农维尔案）中，船长在航海期间，不知国家于1872年施行《诱拐禁止法》而违反该法运载南洋诸岛的当地居民。尽管该案件中的船长并不知道相关法律的规定，但他最终仍被判决有罪。其二，外国人不知道自己的行为在行为地是犯罪不得作为抗辩的理由。例如，在巴洛勒特案[Rexv.Barronet(1852)Le.&B.1]中，一名叫巴洛勒特的法国人在英国参与了杀人决斗，尽管不知道英国的法律禁止决斗，英国法院仍然以“不知法不得作为抗辩理由”判决他犯有谋杀罪。其三，行为人事先征询过相关法律人士（如律师）或者法定资格的官员然后实施的自认为是合法的行为也不得作为抗辩的理由。例如，如果法律规定了房屋的最高售出价格，行为人D在帮助协商的房屋出售价格高出了法律规定时，即使他认为这个价格没有超出法律规定，他仍然具有犯意。“即使D就自己将从事的行为咨询了法律专家的意见，得到的回答是行为是合法的，对他行为的认定也不会产生什么影响”，否则会导致“律师的建议高于法律”的局面。⑤
英美法系国家之所以确立“不知法不免责”原则，其主要理由是：其一，具有责任能力的人，即应当知道法律。布莱克斯顿说：“具有辨认能力的任何人，不仅应当知道法律，而且必须知道法律，并推定其知道法律，因此，法律认识错误在刑事法上不成立任何抗辩理由。这是罗马法的格言，也是我国法律的格言。”⑥其二，维护公共政策和公共利益的需要。公共政策的原则之一是，负有遵守法律义务的人不得主张不知道法律。为了维护公共利益，任何人都必须遵守法律，否则，社会福利与国家安全就得不到保障。因此，不允许以不知法律为理由逃避法律责任。法秩序具有客观性，法律是具有客观含义的规范，刑法所表现的是通过长期历史经验和多数人社会舆论形成的客观伦理。当法律与个人的信念相对立时，法律处于优先地位，故法律认识错误不是免责理由。⑦其三，刑法得以有效实施的保证。司法机关往往很难查明行为人是否不知法律，如果被告人主张不知法律就免责，刑法就难以有效地实施。“假定实体法规范不被推定为人所共知，诉讼上就会遇到许许多多难以解决的困难，甚至连实体法都无法实施。假设被告人说：‘我不知道法律上规定这种行为是犯罪’，被告人的这句话是不需要再有另外的证据证明的，因为他本人就是证据；但是控告一方要反驳这句话往往是很困难的，有时甚至是不可能的。所以，出于诉讼上的考虑，不知法律不应当作为免责辩护的理由。”⑧如果法律认识错误是免责事由，则被告人常常主张法律认识错误，事实上又难以证明，因此根本不可能裁判。⑨“如果那种辩解（即不懂法）有效，结果为：刑事案件的被告人认为法律是如此这般，他将受到似乎法律就是如此这般的待遇。也就是说，法律实际上就是如此这般。”⑩
进入20世纪以后，英美法系国家“不知法不免责”的违法性错误处理原则开始出现了新的变化。以下以美国和英国为例加以说明：
（一）美国违法性错误理论与实践的新发展
在司法上，美国大量的判例承认“不知法不免责”的例外。这种例外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其一，因信赖州最高法院的判决和地方法院判决而发生的违法性错误可以免责。例如，因信赖州最高法院的判决而实施的行为不可罚的Statev.o'neil案。美国衣阿华州最高法院于1902年和1906年两次判决认为，将贩卖、购入麻醉饮料的行为规定为犯罪的法律，违反了合众国宪法。Statev.o'neil案的被告人信赖上述判决，于1908年实施了贩卖、购入麻醉饮料的行为。但在1909年，衣阿华州最高法院变更了以前的判决，认为将上述行为规定为犯罪的法律符合合众国宪法。于是，地方法院其后对上述被告人作出了有罪判决。但该有罪判决被衣阿华州最高法院撤销，理由是：信赖自己所属州的最高法院判决而实施的行为，应作为“不知法不免责”原则的例外而免除责任。又如，信赖地方法院判决而实施的行为不构成犯罪的判例（wilsonv.Goodin，1942）。其二，因信赖具有某种权限的行政官员的意见而发生的违法性错误可以免责，例如美国1911年的Statev.white案。案情是：被告人实际上没有选举权，但事先基于选举人登记官员的决定，误认为自己具有选举资格，于是作为选举人登记。原审法院判决被告人有罪，但密苏里州最高法院撤销了原审判决。理由是：虽然认为任何人都知道法律，但事实上，连受到最严格训练的法官有时也难以知道什么是正确的法律。在本案中，被告人是根据具有选举资格审查权的行政官员的决定实施的行为，如果认定被告人有罪则过于苛刻，因为行政官员自身犯了错误，对被告人提出了不适当的意见。（11）其三，因为真诚地误解了法律而发生的违法性错误可以免责。例如，1933年的“UnitedStatesvmurdock”案。法庭认为，国会并不会认为一个人因为真诚地误解了税法的规定而应当成为犯罪人，特别是在行为人误解繁杂的税法之情况下。美国刑法学者michaelL.travers认为murdock案是“在税收犯罪方面出现的对运用普通规则（解决）法律错误例外的一个标志”。（12）其四，因信赖法律家的意见而发生的违法性错误可以免责。例如，美国法院1949年裁决的龙格案[Longv.States65a·(2D)(1949)]中，被告人龙格在决定第二次结婚以前，曾就离婚是否有效、能否第二次结婚的问题与律师商量过，律师告诉他离婚有效，可以再婚。他在做好结婚的准备后，在提出结婚申请之前，又与律师商议，律师与他一起去了Cleckofthepeace事务所，作为保证人在他的第二次结婚申请书上签了名。原审法院认为，被告人的错误是法律的错误，应当适用“不知法不免责”的原则。但是最高法院认为，被告人在实施行为之前曾做了善意的努力，为了认识和遵守法律采取了在美国法律体系下是最适当的手段，在他相信自己努力的结果而诚实地实施了行为的情形下，将被告人作为犯罪人处罚是明显的不公正，从而推翻了原审法院的判决。（13）美国1991年Cheekv.U.S.案、1998年Bryanv.U.S.案、1964年Bouiev.Columbia案等，都是关于这一例外的判例。（14）
在立法上，美国《模范刑法典》第204条第（1）项规定：“关于事实或法律的不知或错误，在下列所定场合，即可作为抗辩：（a）其不知或错误在否定证明犯罪基础要件所必需之目的、认识、确信、轻率或过失时；（b）由其不知或错误所证明之心理状态，经法律规定可作抗辩时。”可见，在上述情况下，法律认识错误与事实认识错误同样可作抗辩理由。不仅如此，第204条第（3）项还承认没有上述规定也例外可作抗辩的情况。第（3）项规定：“确信其行为在法律上不构成犯罪时，如有下列所定情形，可作为对基于其行为所生之罪的追诉的抗辩：（a）行为人不知规定犯罪之制定法或其他成文法规的存在，且在实行被追诉的行为时，其法令尚未公布或处于其他不能知悉法令存在的状态时；（b）基于相当理由，信赖包括：Ⅰ、制定法及其他成文法规；Ⅱ、法院的裁定、意见或判决；Ⅲ、行政命令或许可；Ⅳ、就规定该罪之法律的解释、适用或执行在法律上负有责任的公务员或公共机关正式解释等公开法律见解而实施行为，其后该法律见解变得无效或错误时。”第204条第（4）项还规定：“第三项之抗辩，被告人应以优越的证据予以证明。”由此可见，上述第（3）项的规定，实际上是对美国法院判例的条文化。《模范刑法典》公布后，美国许多州的制定法，都仿效了《模范刑法典》的“错误”条款。例如，《伊利诺州刑法典》关于“行为人合理地相信他的行为不构成犯罪”的法律错误可作辩护理由的四种情况是：（1）这个罪是由尚未公布的而且行为人也不知道的行政法规或决议规定的，或者虽已公布但依据实际情况他是不可能知道的；（2）行为人行为的根据是后来决定被废除的法规；（3）行为人行为的根据是后来被撤销的法院决定或意见；（4）行为人行为的根据是由有解释权的官员对规定犯罪的法律、决议或行政法规所作的正式解释。（15）
由上可见，在美国的制定法和判例中，“不知法不免责”原则的例外已经得到普遍承认。美国之所以承认“不知法不免责”原则的例外，是“由于行政机关非常发展，在实际惯例上，行政机关的裁决在许多场合具有最终的决定力，因此，行政机关成了在各自的部门里具有权限的机关，故应允许个人信赖行政机关的解释。信赖具有权限的行政机关的意见的人，与其说具有违反法律的意图，不如说具有遵守法律的意思，因此，不能因为行政机关意见的错误而将行为人认定为犯罪人”。同时，“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商业生活复杂化，对于包含了现代商业生活最复杂局面的法规，信赖其专业人员的意见所实施的行为，没有理由追究行为人的责任”。（16）正是由于社会的复杂化等原因，使得法官对法律的见解发生变化，使行政官与法官对法律的见解不同的情况增多，对因信赖其中一方而实施的行为不能予以责任非难的情况也逐渐增加。美国法院判例的变化正反映了这一点。
（二）英国违法性错误理论与实践的新发展
英国学者ashworth指出：“在英国，虽然不知或误解法律不成立抗辩，但该原则实际上已经被部分修正。”他列举了以下几点：其一，根据“不知法不免责”的原则，如果是对私法的认识错误就成立抗辩，如果是对刑法的认识错误则不成立抗辩，但有的场合，即使是对刑法的认识错误也可能成为抗辩，即有些场合要求行为人认识到制定法规定的犯罪成立条件，没有这种认识就不成立犯罪。其二，更明显的例外是，1968年的《盗窃罪法》（theftact）与1971年的《毁弃罪法》（CriminalDamageact）承认法律认识错误成立抗辩。《盗窃罪法》第21条第（1）项规定的是恐吓罪（Blackmail），作为成立条件的“要求”必须是不当的（unwarranted）。据此，既然被告人确信“其胁迫是实现要求的正当手段”，即使不合理也不能认定为不当的。即关于正当性的认识错误，在盗窃罪法制定以前不成立抗辩，但盗窃罪法制定之后成立抗辩。《毁弃罪法》第5条第（2）项规定，如果被告人认为其损坏行为被法律允许，则不成立犯罪。可见，在恐吓罪与毁弃罪方面，“不知法不免责”的原则已被修正。（17）英国1946年《法律文书法》第3条规定，如能证明在被指控的犯罪实施期间，文书局还没有发行这部法律文件，这就是被指控犯有该罪的人的一个辩护理由。除非能够证明在所提出的犯罪实施期间，已经通过适当方式把该文件的大意通知公众和与之直接有关的人，或者通知了被告人。（18）“英国下议院并非没有意识到将行为人信赖官方指示而行事作为其行为不构成犯罪的一项抗辩。在1974年控制污染法中，行为人‘谨慎地获得了当地相关官员咨询意见后而实施行为’（tookcaretoinformhimselffrompersonswhowereinapositiontoprovideinformation）是没有执照处置废弃物行为（offence）的合法抗辩理由”。（19）
在英国1985年的刑事法草案以及修改后的1989年刑事法草案的起草过程中，英国的起草者们也讨论过像美国《模范刑法典》那样，对“不知法不免责”的原则作例外规定，特别是提出将信赖判例与公共机关意见而实施的行为作为抗辩理由。但讨论结果是不能承认上述情况为抗辩理由。（20）对违法性错误仍然采取了与以往一样严格的态度，并没有像美国的《模范刑法典》那样对上述原则作例外规定。英国的司法机关也严格遵守“不知法不免责”的原则，不承认不知法律或误解法律是抗辩理由。
英国学者总结说：“在英国法律委员会1989年刑法典草案中，不知法不免责的基本规则被保留下来，但议会同时保留了创设例外条款的权利。而有关‘能够导致违犯行为（offence）缺乏过错要件（fault）的不知法律是合法抗辩理由’的现行规则也同样被保留下来。刑法典草案在第46条指出：符合以下情形，行为人触犯法律文件（acontraventionofastatutoryinstrument）的行为不构成犯罪……（b）行为时，有关机关尚未采取合理的措施使该法律文件的目的与主旨（purport）为公众或可能受其影响的人或行为人所注意和知晓。”（21）
二、“不知法不免责”原则在大陆法系国家的嬗变
大陆法系各国，最早对判例所采取的传统观点提出异议的是费尔巴哈（a.t.Feuerbach），他从道义责任说的立场出发，主张故意之中包含违法性的认识。（22）后来逐步形成了不同的学说。其一，违法性认识不要说。认为违法性认识不是故意的要素，行为人没有认识行为的违法性不影响故意犯罪的成立。违法性错误不阻却故意犯罪的成立，行为人仍构成故意犯罪。此说的理论基础是：（1）国民应当知晓法律；（2）“不知法不赦”、“不知法有害”的罗马法谚；（3）以违法性的意识为故意的要件会招致法律松弛。（23）其二，违法性意识必要说（严格故意说）。认为故意的认识内容不仅包括对犯罪事实的认识而且包括对行为的违法性的认识。行为人如果没有认识其行为的违法性，就不构成故意犯罪；如果行为人对这种没有认识违法性有过失，而刑法又有处罚过失犯罪的规定的话，就按照过失犯罪处理。否则，就按无罪处理。因此，违法性认识是成立故意的必不可少的本质要素，是故意与过失的分水岭。（24）其三，法律的过失准故意说。认为故意以有违法性认识为必要，但如果行为人虽然没有违法性认识，却对此有过失的话，这是一种法律的过失，对于这种“法律的过失”应当与故意同等看待，按故意犯罪处理。在存在违法性错误时，虽然阻却故意，不成立故意犯罪，但却要按照故意犯罪处理。（25）其四，限制故意说（违法性认识的可能性说）。认为故意的成立，违法性认识是不必要的，只要行为人具有违法认识的可能性就足够。在行为人存在违法性错误时，还要具体分析行为人是否有违法性认识的可能性。有违法性认识的可能性，则构成故意犯罪；没有违法性认识的可能性，不构成故意犯罪。（26）其五，责任说。认为违法性认识及认识可能性不是故意的要素，而是独立于故意之外的责任的要素。故意的成立，无需违法性认识，但如果行为人没有违法性认识且没有认识的可能性，阻却责任；有认识的可能性则减轻责任。在行为人存在违法性错误的场合，在构成要件评价阶段，仍可认定为构成故意犯罪，但如果行为人没有违法性认识的可能性，则在责任阶段，排除责任；如果有违法性认识的可能性，则减轻责任。责任说目前在德、日刑法学界已有众多的追随者，并且德国法院也采此说。（27）其六，折衷说。认为行为人不知道自己的行为违法，一般都不能作为排除犯罪的理由。因此，在一般情况下，行为人对违法性的认识，不是故意成立的必须的内容。但是在以下情况：（1）行为人认为自己行为属于刑法中的“正当行为”，在一般情况下具有排除犯罪故意的效力；（2）在行为人尽最大努力仍不可能得到对法律规定的正确理解的情况下，行为人不知道法律的具体规定，也可以作为排除犯罪的理由；（3）尽管对违法性的认识不是故意的内容，但如果行为人既不知道自己的行为违法，也不知道自己的行为具有社会危害的话，也应该排除犯罪的存在。（28）
大陆法系各国的立法、司法实践逐渐地摆脱了“不知法不免责”原则的影响。以下分别加以说明：
（一）意大利刑法关于违法性错误的规定
《意大利刑法典》第5条规定：“不得因不知法律而免除刑事责任。”这是在大陆法系刑法中最为典型地体现“不知法不免责”原则的立法例。但这一规定已被意大利宪法法院1988年第364号判决宣布为部分违宪。根据该判决，在行为人尽最大努力仍不可能得到对法律规定的正确理解的情况下，行为人不知道法律的具体规定，也可以作为排除犯罪的理由。（29）对此，意大利著名刑法学家帕多瓦尼指出：该判决的内容在实践上结束了是否应将危害行为作为故意认识对象的讨论。行为的“客观违法性”应该是故意的认识对象之一，因为它是使典型事实成为犯罪的法定条件。（30）尽管意大利宪法法院的判决宣布《意大利刑法典》第5条部分违宪，在不具有知法的可能性的情况下不得适用刑法典第5条，但是多数刑法学者认为：行为人不知道自己的行为违法，一般都不能作为排除犯罪的理由。因此，在一般情况下，行为人对违法性的认识，不是故意成立的必需内容。（31）
（二）德国刑法关于违法性错误的规定
在1952年3月18日联邦法院刑事联合部对一个案件的决定中，对故意成立条件的解释清楚地表明：禁止的错误，在不能避免时，就阻却责任；在能够避免时，不阻却责任，但可以使责任减轻。（32）《德国刑法典》第17条规定：“（法律上的认识错误）行为人行为时没有认识其违法性，如该错误认识不可避免，则对其行为不负责任。如该错误认识可以避免，则对其行为依第49条第1款减轻其刑罚。”（33）不可避免的法律认识错误可以免责，而可以避免的法律认识错误只能减责。德国著名刑法学家耶赛克在评论这一规定时指出：“我们首先可从反面推论，该规定已经明确地将不法意识作为完全责任非难的前提。该规定所积极肯定的是禁止的错误：如果行为人欠缺不法意识，若其不知是不可避免的，他所为的是没有责任的行为（第1句），行为人若能够避免错误，则故意的构成要件所对应的刑罚将根据刑法典第49条第1款的规定予以减轻处罚（第2句）。因此，不法意识构成责任非难的核心。因为无论是否充分了解面临的法律规范而作出行为决意，本身便表明欠缺法律心理，正是由于该欠缺才对行为人进行谴责。法律规范发出的法忠诚呼吁，应当对行为人的意志形成产生直接的作用和影响。有意识反抗法律者，表明一个认真的国民背弃对受刑法保护的法益的尊重要求。但是，即使行为人欠缺完全的责任非难所必要的不法意识，换句话说，即使存在禁止错误，也同样能够考虑责任非难，当其错误是可以避免的便属于该种情形。”（34）
（三）日本刑法关于违法性错误的规定
作为责任故意的要件，不需要违法性意识，这是过去有力的见解，但是，今日的学说几乎不采用它。（35）日本刑法是更接近于违法性认识不要说的，1974年的《改正刑法草案》第21条规定：“虽不知法律，也不得认为无故意，但根据情节可以减轻其刑（第1项）。不知自己的行为为法律所不允许而犯者，就其事有相当的理由时，不罚（第2项）。”《日本刑法典》第38条第3款规定：“不得因不知法律而认为没有犯罪的故意，但根据情节可以减轻刑罚。”（36）居于主流地位的判决一般采用违法性的意识不要说的立场，但也有许多下级法院在判例中开始承认法律错误在具有“相当理由”时，可以阻却故意和责任，违法性意识不要说的立场也开始动摇。从昭和40年开始，下级法院不断根据限制故意说或责任说的立场，作出“在违法性错误上，具有相当理由的场合，就不成立犯罪”的判决。此后，日本最高法院在1978年和1987年的两个判决中都肯定了在具有相当理由的场合，没有违法性就不成立犯罪的见解。（37）
（四）法国刑法关于违法性错误的规定
1810年《法国刑法典》对违法性认识问题未作规定，但在司法实践中推定公民知法。1994年《法国刑法典》第122—3条指出：“能证明自己系由于其无力避免的对法律的某种误解，以为可以合法完成其行为的人，不负刑事责任。”法国学者在评论这一规定时指出：过去，法国刑事法律有一个始终得到最佳保障的信条，那就是：不考虑（行为人）“对法律的误解”。我们知道，按照最高司法法院原来的意见，所谓“对法律的误解”既不能构成“具有证明行为人不受刑事追究之效力的事实”，也不构成“得到法律承认的理由”。这一规则甚至扩张到行为人对法律的“不可克服的误解”（不可避免的误解）。所谓“对法律不可克服的误解”，是指被告不可能通过自己了解情况，或者不可能通过向第三人了解情况来避免其错误（误解）。尽管最高司法法院曾作过一项判决，似乎承认“不可克服的误解”可以看成是行为人不受刑事追究的原因，但是，法院后来作出的判决更加具有限制性：在后来的案件判决中，最高司法法院即使承认“误解具有不可克服性”，但仍然排除将这种误解作为“不受刑事追究的原因”。最高司法法院之所以采取这种严厉立场，完全是出于社会生活必要。然而，理论界却对法院判例采取的这种“不可弯曲的立场”提出了批评，特别是在行为人产生“对法律不可克服的误解”的情况下，这种立场更有待批评。对一个公民来说，要想尽知在《政府公报》的无数法律条文那可是太困难了。正因为如此，新刑法典最后草案的制定者在第42条中增加了一项条款：“能够证明自己系由于其不可能避免的对法律的误解，以为可以合法完成其行为的人，不负刑事责任。”（38）从法国刑法规定来看，虽然在立场上确认了“不可克服的法律误解”可以阻却责任，但对不可克服作过于严格的限制解释，仍然会消解这一规定的意义。
三、“不知法不免责”原则在我国的嬗变与理性选择
我国刑法未规定违法性错误及其处理原则。刑法学界一般将法律错误称为法律上的认识错误或违法性认识错误，指行为人对自己行为的性质及法律后果所作的主观评价与法律规范的评价不一致。具体来说包括三种情况：（39）（1）行为本不构成犯罪，但行为人却误认为自己的行为是犯罪；（2）行为本身构成犯罪，行为人却认为自己的行为不是犯罪；（3）行为人对自己的行为在刑法上的罪名、罪数、量刑等方面存在不正确的理解。可见，我国刑法理论所讲的违法性认识错误既包括行为人对行为性质的认识错误，也包括对法律后果的认识错误；不仅包括对自己的行为违法性的错误认识，而且包括行为人对自己的行为合法性的认识错误。其中的“法律”特指刑法，因此，违法性认识错误实质上是指刑事违法性的认识错误。其实，在我国上述法律上的认识错误的三种情形中，第一种情况、第三种情况与犯罪的成立与否无关，只有第二种情况才是国外违法性错误所研究的内容。
近年来，我国刑法学界对违法性认识错误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违法性认识是否犯罪故意的认识内容和违法性认识错误是否阻却故意两个问题上。其主要观点与国外基本相同，但在内涵及表述上却存在较大区别：其一，违法性认识不必要说。认为违法性认识不是故意的内容，不阻却故意的成立。其主要理由是：我国刑法规范与我国社会主义的行为价值观、是非观是一致的，危害社会的行为及其结果达到一定严重程度就会被刑法所禁止、所制裁，具有正常理智的公民都会了解这一点。因此，违法性认识是人们应当知晓的范畴，不存在有无的问题，故不需要考察有无违法性认识。（40）其二，违法性认识必要说。认为违法性认识是故意内容，阻却故意成立。（41）“根据我国刑法主客观一致的原则，如果某个人不知道，而且显然没有可能认识到自己有意识的行为是违法的，因而也不可能认识到它的社会危害性时，应该认为是无认识，那就是意味着该行为欠缺意识因素，就不能认为他有罪过，也就不能认为他构成犯罪。”（42）其三，违法性认识可能性必要说。认为违法性认识的可能性是故意成立的要件，阻却故意的成立。如果有充分理由表明行为人虽然认识了行为事实，但确实不知且根据当时的情况也不可能认识行为是触犯刑法的，就不构成犯罪的故意。（43）在我国上述学说中，“违法性认识不必要说”是通说。纵观世界各国违法性错误理论和实践的发展状况，我们可以看出如下发展趋势：其一，逐步修正其违法性错误的理论与实践，使之更加符合其国情。其二，在坚持“不知法不免责”原则的前提下，允许大量的免责或减轻责任情形的存在。其三，严格限定不知法律免责的条件，以避免以不知法律为理由而逃避刑事责任。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我国违法性错误理论也应当与时俱进，汲取国外违法性错误的最新理论研究成果和立法、司法经验加以修正。
首先，“违法性认识不必要说”的立论依据并非完全科学、合理，存在令人难以信服之处：其一，“违法性认识不必要说”已不适应社会形势发展的需要。“不知法不免责”的原则是在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当低下、法律关系简单且总量不大、自然法在法律体系中占据主要地位、统治阶级还可以经常采用超法律手段来解决被统治者的刑事责任问题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从20世纪初期开始的近一百余年来，人类在科学技术、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社会生活发生了根本变化，法律已经成为社会管理必不可少的重要手段，法律类别被不断细化，新的法律层出不穷，法律条文更是数不胜数。不仅一般公民无法知晓国家的全部法律规定，产生法律认识错误在所难免；即使是专门从事法律服务工作的律师也只能熟悉部分法律，需要专业分工。“在当代经济发展迅速、社会变动加快的时代背景下，情况就不同了。新的法规不断涌现，一年的立法量超过工业革命前一个世纪甚至几个世纪的立法量。人们很难在有限的时间内了解那么多的法律，特别是有些专业性条例和行政性法规，它们同千百年来逐渐形成的道德规范联系很少，因而不容易凭社会习惯和生活常识来判断这种行为是否违反法律。所以在这种背景下，如果不看具体情况再死守‘不知法律不免罪’这个原则，有时就会同人情道理相悖。”（44）当然，笔者也注意到，关于违法性认识的程度，即其中“法”的内涵与外延有“实质违法性说”、“刑事违法性说”、“违反整体法规范说”等多种观点。（45）在我国，违法性认识一般是指行为人对自己行为是否违反刑法禁止性规范的认识。即便如此，“在附属刑法中，有着数以千计的刑法条文，没有人能够记住”。（46）因此，“违法性认识不必要说”“如适用于古代社会，其时道德与法律并无显著之区别，人民对简单之行为规范，成知共守，固可自圆其说。至于现代社会，法令纷繁，虽司法之士，亦未必尽知，焉能期待人尽皆通晓，且法律为抽象之规定，常需间接推理，始能体会，是以法律之认识较之事实之认识，更为不易。则传统主张法律错误，不能阻却责任之理由未能说明矣。”（47）其二，在现实生活中，国民不知晓法律的情况是客观存在的。国民应当知晓法律，纯属一种法律拟制。这种假设是一种国家专权主义的表现，不符合民主社会发展的要求。在现代刑法理念中，罪刑法定原则已经深入人心，合理划分由司法机关行使的刑罚权与公民享有的自由权之间的界限，使刑法成为了公民乃至犯罪人的大宪章。只有在行为人意识中存在规范的或违法的认识，才能期待行为人形成不实施犯罪行为的反抗动机，正是因为行为人存在违法的认识，却违背了法规的期待，实施了行为，才能够对行为人进行法律上的非难。（48）因此，国民应当知晓法律的法律拟制与罪刑法定原则的内在要求存在着冲突。同时，主张“违法性认识不必要说”的学者也承认，虽然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与违法性是互为表里的，认识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自然也会知道这种行为是为法律所禁止的，不需要把违法性的认识专门列为故意的内容，但是在这个问题上，也不能绝对化，不能排除个别例外的情况。（49）这种例外情况就是某种行为一向不为刑法所禁止，后来在某个特殊时期或某种特定情况下为刑法所禁止，如果行为人确实不知道法律已禁止而仍实施该行为的，就难以认定行为人具有犯罪的故意。（50）可见，推定国民应当知晓法律的“违法性认识不必要说”理由过于绝对化，与罪刑法定原则保证公民权利的本质特征相冲突。其三，“违法性认识不必要说”无论是在大陆法系国家，还是在英美法系国家，都随着历史的发展在逐渐没落，乃至于现在持此学说的学者几近于无。（51）
其次，严格限定不知法律免责的适用条件，不会招致法律的松弛或鼓励法盲。有人认为，如果要求公民对刑事违法性有认识，则会导致公民主观认识因素成为判断行为是否犯罪的重要因素，法盲的存在就会合理化，法盲不知法而免责也会成为犯罪分子逃避法律惩处的借口。因为，不知法本身就是有害的，其害并不比知法犯法之害小。所以，刑事违法性认识肯定论的观点最终将导致国家对犯罪的惩处而自身所设立的法律受到阻碍，刑法的实施将变得艰难，刑法的目的也难以实现。（52）其实，这种担心是没有必要的，对于因正当理由而存在违法性错误的行为人免除或减轻刑罚处罚，只是作为一种例外，数量不会太大，而对于没有正当理由而存在违法性错误的行为人并不能免除或减轻刑罚处罚。正如陈兴良教授所指出的：以为将违法性认识作为归责要素会大量地放纵犯罪，这未免是危言耸听。就自然犯而言，从其客观行为中一般都可推导出主观上的违法性认识，而要提出反证几乎是不可能的。至于法定犯，尤其是发生在各个经济领域的经济犯罪，主体均为从事各特定行业之业内人士，其违法性认识也可直接推定，除非在极个别情形中存在反证。因此，对于归责要素的违法性认识，是必不可少的，也并非不可证明。（53）同时，我国历来有“不教而诛谓之虐”的古训，这是儒家文化中具有人本内涵的政治遗产之一。因此，教——也就是教化，应该是国家的职责。公民对法律的不知乃至于误解均是国家不教之过。在这种情况下，就不应当将其不利后果转嫁给公民个人，就在我国这样一个公民法律认知程度不高的国家，尤其应当避免不教而诛，应当通过普遍而深入的法制教育，提高公民的法律认知程度。“对没有认识到自己行为在法律上是不被允许的人进行非难，是不当的、苛酷的，无益于行为人规范意识的觉醒。”（54）
第三，合理确定违法性错误的地位，不会引起我国刑法理论体系的崩溃。我国刑法学界有人担心，“如果将违法性概念引入，不但涉及犯罪故意概念的变化，更会导致犯罪概念、犯罪构成理论乃至整个刑法理论大裂变，毫不夸张地说，这将意味着传统刑法理论大厦的崩溃，现行刑法也不得不因此而作休克性修改。”（55）笔者认为，只要合理确定违法性错误的地位，不会引起我国刑法理论体系的崩溃。其一，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的犯罪构成理论存在更大的差异。英美法系犯罪构成采取的双层次模式：第一层次是犯罪本体要件，包括犯罪行为和犯罪心态。第二层次是责任充足要件。以德国、日本为代表的大陆法系的犯罪构成采取构成要件符合性、违法性、有责性的“三元”模式。而我国犯罪构成理论采取犯罪客体、犯罪客观方面、犯罪主体、犯罪主观方面的“四个方面”模式。既然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在犯罪构成理论存在巨大差异的情况下，可以存在违法性概念，也可以存在违法性错误处理原则及其例外，而更加接近大陆法系的我国刑法理论也理应可以容纳违法性错误理论。其二，英美法系、大陆法系与我国的犯罪构成理论存在许多相同之处。国外的犯罪论体系均包括客观要素和主观要素，其犯罪成立的条件中都包含了责任要素。正如我国学者所指出的：各国刑法总则，通常都规定了责任能力、故意过失、错误，这便是对责任的规定。概括起来，责任的要素包括责任能力、故意过失、违法性的意识与期待可能性。这些要素决定了责任是否存在。但对上述要素的地位或相互关系仍然有争议。（56）就我国的犯罪构成理论而言，刑法理论通说认为，刑事责任能力是指行为人构成犯罪和承担刑事责任所必需的，行为人具备的刑法意义上的辨认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其中的辨认能力是指行为人对自己行为在刑法上的意义、性质、后果等的分辨识别能力，即行为人认识自己行为是否为刑法所禁止、所谴责、所制裁的能力。可见，辨认能力本来就是针对行为事实及其违法性而言的，包括了行为事实的辨认能力和违法性的辨认能力。因此，在我国犯罪构成的理论中，违法性认识实质上已经作为责任要素包含在行为主体的责任能力之中了，属于行为主体辨认能力之一。如果行为人有正当理由能证明自己是由于不可避免的原因，确实无能力认识自己行为违法性的，可以考虑其属于无责任能力人、减轻责任能力人。在这种情况下，违法性认识能力就被刑事责任能力所包含，在犯罪故意的认识因素中就不需要再考虑行为人是否认识到了行为的违法性，从而避免了违法性认识是否犯罪故意内容的长期争论，并保持了我国刑法理论体系的完整性，也体现了我国刑法理论对大陆法系、英美法系有关违法性错误理论的扬弃。
基于上述分析，笔者认为，我们应当借鉴违法性错误理论与实践最新成果，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在我国《刑法》“犯罪与刑事责任”一节中明确规定：“不得因不知法律而免除刑事责任。但行为人有正当理由能证明自己是由于不可避免原因，确实无能力认识自己行为违法性的，应当根据案件具体情节免除、减轻或从轻处罚。”然后，再通过立法解释或司法解释，对“正当理由”和“不可避免”的判断标准进行严格的界定，以避免该规定被滥用。行为人的违法性认识能力应当综合考虑行为人的社会地位、个人能力、个人认识能力及价值观念的合理运用等进行判断。当行为人对于其行为是否涉及不法有所怀疑时，行为人即负有查询义务。“避免一种禁止性错误的手段是思考或者询问。更准确地说，这种可避免性取决于三个条件，这三个条件是相互依赖建立起来的：行为人必须本来有机会对自己举止行为可能具有违法性进行思考或者询问。在存在这个机会时，行为人必须完全不去努力查明真相，或者这种努力必须非常不充分，以至于从预防的观点来看，不能认为排除责任是正当合理的。当行为人不顾自己当时已经具有的机会，仅仅在一个过分狭窄的范围内来努力认识法，那么，就只有当他作出了足够努力来认识不法时，他的禁止性错误才是可以避免的”，“当有人尽管缺乏法律知识，但是依靠自己业余学习文献，形成了一种在结果上与值得信赖的法律工作者在实施构成行为不端时所说的相符合的法律意见，这时也仍然同样必须把禁止性错误作为不可避免看待。”（57）因此，对于确信自己之行为合法，应有客观的根据，这些根据包括：（1）行为人因客观事实不知法律；（2）信赖法规、判决或解释；（3）信赖公务机关见解；（4）信赖专业机关见解；（5）信赖专家意见；（6）其他客观情况。
注释:
①Cross&Jones，introductiontoCriminalLaw，para，6.72(11thed.R.Card1988)。
②张明楷：《刑法格言的展开》，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99-201页。
③林山田：《刑法通论》，台大法律系1998年增订六版，第178-179页。
④[日]大谷实：《刑法总论》，黎宏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261页。
⑤参见[英]J·C·史密斯/B·霍根：《英国刑法》，李贵方等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95页以下。
⑥Blackstone:CommentariesontheLawsofengland，27(1765)。
⑦J.Hall:GeneralprinciplesofCriminalLaw，380(2ded，1947)。
⑧储槐植：《美国刑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94页以下。
⑨J.austin:LecturesonJurisprudence，497(4thed，1879)。
⑩同注⑤引书，第95页。
（11）张明楷：“英美刑法中关于法律认识错误的处理原则”，载《法学家》1996年第3期。
（12）michaelL.travers:mistakeofLawinmalaprohibitaCrimes，62UniversityofChicagoLaw1301(1995):UniteDStateSv.mURDoCK，290U.S.389(1933)。
（13）参见冯军：《刑事责任论》，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205-206页。
（14）arnoldH.Loewy:CriminalLaw，4thedition，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英文影印本），第142-143页。
（15）同注⑧引书，第94-95页。
（16）[日]福田平：“关于法律错误学说的考察”，载《神户法学杂志》1952年第2卷第1号。
（17）ashworth:excusablemistakeofLaw，(1974)Crime.L.R.652。
（18）[英]鲁伯特·克罗斯等：《英国刑法导论》，赵秉志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49页。
（19）michaelJefferson:CriminalLaw，5thedition，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英文影印本），第287页。
（20）theLawCommission，CriminalLaw，aCriminalCodeforenglandandwales，vol.2，para.9.6。
（21）同注（19）引书，第288页。
（22）刘明祥：《刑法中错误论》，中国检察出版社1996年版，第7页。
（23）同注④引书，第256页。
（24）同注②引书，第207页。
（25）刘明祥：《错误论》，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116-117页。
（26）[日]大塚仁：《刑法概说（总论）》，冯军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92页。
（27）[日]木村龟二：《刑法学词典》，顾肖荣等译，上海翻译出版公司1991年版，第255页。
（28）[意]杜里奥·帕多瓦尼：《意大利刑法学原理》（评注版），陈忠林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87-188页。
（29）陈忠林：《意大利刑法纲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21页。
（30）同注（28）引书，第187页。
（31）同注（29）引书，第121页。
（32）洪福增：《刑事责任之理论》，台湾刑事法杂志社1988年版，第153页。
（33）徐久生/庄敬华译：《德国刑法典》，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48页。
（34）[德]汉斯·海因里希·耶赛克/托马斯·魏根特：《德国刑法教科书（总论）》，徐久生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538页。
（35）同注（26）引书，第391页。
（36）张明楷译：《日本刑法典》，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20页。
（37）同注④引书，第262页。
（38）[法]让·帕拉德尔/贝尔纳·布洛克：《法国新刑法典》，罗结珍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3年版，第308-309页。
（39）高铭暄/马克昌主编：《刑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版，第158-159页。
（40）高铭暄主编：《新编中国刑法学》（上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73页以下；王作富主编：《刑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88页。
（41）贾宇：“论违法性认识应是犯罪故意的必备条件”，载《法律科学》1997年第3期。
（42）朱华荣：“略论刑法中的罪过”，载甘雨沛主编：《刑法学专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65页。
（43）高铭暄主编：《中国刑法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27页。
（44）同注⑧引书，第94页以下。
（45）莫晓宇：“知与恶——故意犯罪中的违法性认识”，载《法学评论》2006年第4期。
（46）[德]克劳斯·罗克辛：《德国刑法学总论——犯罪原理的基础构造》，王世洲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612页。
（47）林瑞富：“阻却责任事由各国立法理由之比较研究”，载《台湾刑事法杂志》第28卷第3期。
（48）同注（45）引文。
（49）陈兴良：“违法性认识研究”，载《中国法学》2005年第4期。
（50）同注（40）引书，第173页以下，第88页。
（51）赵秉志主编：《刑法总论问题探索》，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227页。
（52）刘艳红/万桂荣：“论犯罪故意中的违法认识”，载《江海学刊》2003年第5期。
（53）同注（49）引文。
（54）李海东：《日本刑事法学者》（上），中国法律出版社/日本成文堂1995年版，第155-156页。
（55）谢望原/柳忠卫：“犯罪成立视野中的违法性认识”，载《法学评论》2003年第3期。
自然规律的认识篇10
下面我就近期的学习心得向大家汇报一下。我委开展“学习先进找差距、解放思想促发展”主题教育活动以来，全委上下学习讨论的热情高涨。作为委内的一名普通党员，我深深地被这股学习讨论的热情所感染，并积极参与到这场主题教育活动中。听了全委的动员报告，我深深地认识到开展这次教育活动的重要意义。认识到开展
党的十七大是团结胜利奋进的大会，也是继续解放思想，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创新的大会。十七大胜利召开后，掀起了新一轮的思想学习热潮，也掀起了解放思想大讨论，经过讨论学习，就思想解放这个问题，我在此谈一谈我个人的看法，说一下我学习解放思想的心得体会。
一、解放思想从来就是我们不可须臾离开的法宝
思想变革是一切社会变革的先导。我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就是从解放思想开启的。没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就没有改革开放事业的兴起，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改革开放的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一步也离不开解放思想，每到关键时刻，总是靠解放思想破除思想障碍，开辟道路，推进改革深化，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发展兴旺发展。这可以说是我们建国以来58年，改革开放29年最基本的经验。
其实，“解放思想”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可以说从来就是一个重要的法宝，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条件，是中国革命的致胜法宝。民主革命时期，同志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反对本本主义，反对左的和右的机会主义，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努力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结合，创立了中国特色的民主革命道路和理论即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和理论，即思想。这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胜利，它本身也就是解放思想的过程和成果。社会主义时期，我们党艰辛探索，不断解放思想，终于找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理论体系，取得社会主义改革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只有不断解放思想，才有中国革命的兴旺发展，才有中国社会主义的兴旺发展。
解放思想之所以能够成为我们革命和建设不可须臾离开的法宝，从根本上就在于解放思想的实质就是要使我们的思想认识及由此形成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等更加符合客观实际及其规律。邓小平当年提出解放思想的时候，就指出“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从这样的意义上看，解放思想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实事求是的过程，是我们不断认识与把握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过程，也就是在对社会规律认识不断深化，由必然走向自由的过程。恩格斯曾经指出，“自由不在于幻想中摆脱自然规律而独立，而在于认识这些规律，从而能够有计划地使自然规律为一定的目的服务。”“自由在于根据对自然界的必然性认识来支配我们自己和外部自然界。”同志则指出：“自由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只有在认识必然的基础上，人们才有自由的活动。这是自由和必然的辩证规律。”这些论述都是告诉我们，人们只有认识和把握客观事物及其规律，使自己的思想和行为符合客观规律，才能够实现自由。我想这里说的自由与我们所表述的解放思想状态是相通的。今天我们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只有在我们认识并自觉遵循社会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才可能做到自觉按照我国社会主义自身发展的规律，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这也就是人们说的自由状态了。反过来看，无论什么时候，人们不认识规律，盲目蛮干，自觉不自觉地违背规律，就不能不犯错误，不能不受惩罚。我们对中国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认识，也就是这种由必然走向自由的过程，这个过程也就是不断把我们的思想从对中国社会义发展规律不认识、不把握的状态中解放出来，实现思想解放的过程。
由此可见，我们对我国社会的认识，无论民主革命时期还是社会主义时期，最根本的问题，就是能不能、有没有真正把握规律，从而把我们的思想认识从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的、盲目的状态中解放出来，实现在把握规律的基础上能动地推动中国社会发展的任务。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兴旺和巨大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逐步完善，标志着我们对共产党执政的规律、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认识，特别是对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和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由必然向自由的飞跃。
二、解放思想是一项永无止境的任务
综上，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本质上是一致的，它们的不同只是在于，如果说实事求是突出的是出发点和探求过程，而解放思想则主要是突出了主体思想从某种被束缚状态下的解放。这种束缚可以来自各种不同历史条件下的具体内容和形态，但其本质特征始终是一致的，这就是对客观规律的无知状态及由无知带来的思想的被束缚状态。从这样的意义上，思想解放的过程必然是一个无止境的过程。因为从根本上说我们永远不可能穷尽对客观事物的本质及其规律的认识，因为事物永远是发展变化着的。自然界如此，社会历史领域同样如此。社会主义事业在发展着，社会主义所处的世界和环境在发展变化着，尤其当代这种变化更加复杂，更加迅速，我们的思想要适应社会的发展，只能不断解放思想。特别在现阶段，我们还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还只在初级阶段，我们对社会主义所取得的认识，我们的认识所实现的飞跃，从大范围看还远没有完结。在社会主义的认识发展上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需要不断解放思想。因此解放思想应当成为我们思想的一种常态，要不断地解放思想，不断深化我们已有的对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认识，而不是某一个时期的特有任务。特别是现阶段继续解放思想是继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要前提。
三、坚定不移继续解放思想，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解放思想作为一种思想的常态，它既是一种批判性思维，也是一种建设性思维。作为批判性思维，它要求人们以批判的眼光敏锐地发现、改变或抛弃一切不符合客观实际及其规律的思想、观念和制度体制等等；作为建设性思维，它要求我们要勇于探索、勇于创新，不断推动事物发展。这就是所谓永不僵化。
当然在社会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在我们认识发展的不同阶段，解放思想的主要内容和要求是不同的。十六大报告中曾经指出，我们一定要适应实践的发展，以实践来检验一切，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今天党的十七大特别突出了要全党同志要全面把握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增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着力转变不适应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思想观念，着力解决影响和制约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把全社会的发展积极性引导到科学发展上来，把科学发展观贯彻落实到经济社会发展各个方面。这就是今天解放思想要解决的突出问题，也是牵动战略全局的关键点。按照这一目标和任务的要求，就要围绕深刻理解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认识继续解放思想。要使思想认识更加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我国现阶段实际，这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根本依据和现实基础；要围绕进一步满足人民群众的愿望要求继续解放思想。要善于把握人民群众的新期待和新要求，使思想观念跟上时代步伐和群众要求，这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关键环节；要围绕深化改革继续解放思想。要深刻领会改革开放伟大历史进程和历史意义，统一对改革开放的认识，为深化改革提供精神支持。要大力倡导改革创新精神，以改革创新精神对待各项事业；最重要的是要围绕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继续解放思想。着力把握发展规律、创新发展理念，着力转变不适应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思想观念。
以上是我学习解放思想后的心得体会，希望各位给予指导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只有开放的思想才能有效地指导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发展。党革命和建设的无数实践证明，解放思想就能打破思想禁锢，激发工作活力，就能改进生产关系，解决先前落后的生产力，解放思想是适应形势，抢抓新机遇，寻求新发展的客观需要。因此，这次我校的解放思想大讨论非常及时，十分必要，对适应新形势，抢抓新机遇，寻求新发展，壮大我校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如何使这场大讨论深入开展，取得实效，结合本人的实际，我认为应扎扎实实抓好三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激活员工的思想。要通过学习讨论，查问题、找差距、激发职工的思想活力，形成人人动脑筋想办法，个个转变观念谋发展的局面，使领导和普通职工，干部和群众思维互动，同步调解放思想。要通过各种形式的座谈会使本人解放思想，统一到加快本县发展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