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经济制度的基础篇1
我国现阶段的经济制度是：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
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根本经济特征，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
公有制经济包括：国有经济、集体经济、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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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经济制度的基础篇2
关键词：社会保障；政治基础；经济基础；文化基础；法制基础
社会保障法的基础，是指它作为一项法律制度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各种基本条件，或者说是社会保障制度得以存在和发展的气候和土壤。社会保障制度属于上层建筑，受政治、经济、文化、法制环境的影响。由于各方面的原因，迄今为止我国仍然缺乏全国性的社会保障立法，整个社会保障体系一直未能有一个全国性的立法从法律上确认下来，只有一些零散的地方性法规及一些规范性文件加以规定。研究我国社会保障法的基础，有助于深入理解保障制度的基本精神和内容，进一步完善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使之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过程中更好地发挥作用。
一、政治基础
社会保障法作为一项法律制度，是由统治阶级代表一定的阶级利益，通过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的规范。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保障制度的产生和发展，实质上是工人阶级为生存权利而斗争，当政者为调整社会利益关系，缓和社会矛盾的结果。19世纪的欧洲，面对强大的工人阶级队伍和不断高涨的工人运动，欧洲国家的政府为了缓和尖锐的阶级矛盾，维持社会再生产，不得不出面制定一些社会保障立法来笼络工人，汹涌澎湃的工人运动成了社会保障法律制度诞生的催化剂。德国开创了现代社会保险法律制度的先河。美国作为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在罗斯福当政时期即颁布了世界上第一部以《社会保障法》为名的法律。罗斯福把《社会保障法》看作是其“新政”的“奠基石”，以此减少社会冲突，稳定社会政治经济秩序。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经过170年的发展历程，迄今为止已经推行到了世界上160多个国家与地区。健全与完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己被世界各国视为其政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社会制度建设的基本内容。各国纷纷通过立法使社会保障成为政府管理的社会事务，并且成为政府治国安邦的一项基本而重要的手段。
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实现了社会关系的根本性变革，为人的全面发展开辟了无限广阔的前景。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我国进行的现代化建设，是由代表绝大多数人根本利益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人民当家作主，坚持共同富裕，消除两极分化，使人民生活有保障。在新世纪、新形势下，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特别强调“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并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和谐社会的前提是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促使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让全体人民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从而形成一个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我国面临着人口规模庞大和人口老龄化的双重压力，经济发展水平偏低，资金短缺现象严重。而社会保障法律制度己经被世界各国的实践证明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安全网”和保持经济正常运行的“减震器”。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健全与完善，将为人民的安居乐业、国家的长治久安和社会的文明进步提供有效的法律保障。
可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离不开健全、完备的社会保障制度。
二、文化基础
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意识和理念是经过的长期历史积淀而形成的。自古以来，人们就渴望能过上一种安定无忧的生活，希冀缔造一个人人有饭吃、个个有衣穿、没有饥饿和贫穷的理想国度和社会，这在我国传统的文化如关于“大同世界”、“互助赈济思想”的构想中得到体现。
人类的慈善思想，是社会保障意识产生的最原始的思想来源。中国的儒家一贯主张以“爱”为本的慈善。如墨子提倡的“天下兼相爱，爱人若爱我身”、“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若此，则饥者得食，寒者得衣，乱者得治。”孟子主张“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这些仁爱互助学说包含着一种具有较强实践价值的社会保障思想。
两汉时期，佛教传入，道教产生。道教主张教化世人，非常重视如何引导人们向善，同时还主张审时济世，体现了其仁济苍生、广救生民的态度。佛教教义中的普渡众生，大慈大悲，天堂地狱，善恶报应，因果轮回等内容也体现了粗糙、原始社会保障的思想内涵。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伟大的思想家孔子对“大同社会”做了描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孔子认为，大同社会的基本目标是使所有社会成员都能得到生活保障。不难看出，孔子的这一理论学说中也包含了丰富的社会保障思想。
古代中国历朝都建立了贩济、调粟、养恤等制度。这些制度都是为了救灾、抚恤，保障一部分百姓的基本生活条件而建立起来的，可以说这是我国社会保障的初始状态。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历朝统治者、官员和普通百姓通过各自的实践，探索出各种各样的救助措施和制度。贤明的国君或诸侯对此进行了成功的实践，从而促进了中国古代传统社会保障制度的逐渐形成。此后，尽管王朝有更迭，但随着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社会保障的措施越来越具体，覆盖面越来越广阔。到了国家出面并通过立法活动，表现出其对社会安全问题的极大关注并承担必要的责任时，社会保障才有了从思想演变为制度的可能。
我国传统的互助思想为社会保障立法提供了很好的思想基础，这些历史要素对今天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仍然具有启发意义和利用价值。
三、经济基础
社会保障制度运行离不开经济的支撑，惟有经济增长，才能带动社会保障增量的扩张。因为，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产生与运行必须有一定的物质条件，表现为：社会生产力有了较大发展，社会剩余产品增多，国家直接掌握了足够的物质和货币财富，有能力弥补巨额社会保障基金的不足；企业有一定的经济效益与生产盈余，可以参与社会保险；另外，劳动者提供的必要劳动，除满足正常生活需要外，还有一定的剩余，使劳动者有能力缴纳保险费。
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需要社会保障的支撑和维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竞争机制所形成的优胜劣汰，必然会造成部分劳动者被迫退出劳动岗位，从而使其本人和家庭因失去收入而陷于生存危机；社会保障通过提供各种帮助使这部分社会成员获得基本的物质资料，维持基本生活水平，从而使劳动力的再生产成为可能。完善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是市场经济必不可少的维系机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内容和重要支柱，直接关系到我国能否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大局。
市场经济的发展为社会保障奠定了经济基础。我国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所取得的成就，为支持社会事业发展，解决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提供了重要的资金支持，是财政支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和重要突破口。改革开放28年来，我国经济实现了举世瞩目的高增长，GDp年平均增长率超过了9%，并在2006年突破20万亿元，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以目前我国GDp超过18万亿元，财政收人达到3万多亿元，外汇储备9000多亿美元的状况，国内知名社保专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李迎生认为，中国完全有可能搞一个全民社会保障体系。初步测算表明，财政每年拿出1600亿元左右，基本可以将医疗保障全面覆盖；拿出1000亿元左右，基本可解决包括农民在内的养老问题。
目前，我国已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时代，同时也是追求财富增长和促进整个社会和谐、稳定、健康发展并重的时代，这样一个新时代的发展绝对离不开规范、健全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维系。而经济建设取得的成就，又为社会保障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四、法制基础
社会保障在我国也有着坚实的社会主义法制基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党和国家在加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同时，也十分重视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特别是《立法法》的颁布实施、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治国方略载入宪法，我国的法制建设由此纳入规范化轨道，形成了从各方面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综合态势，这为我国社会保障立法奠定了坚实的法制基础。
“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了我国宪法，这说明保护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已经成为整个社会所关注的重要问题。人权具有多方面、多层次的内容，大致包括生存权、政治权利和自由，以及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其中最低限度的权利或首要的权利是生存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国家的发展，为公民享受这些权利所需要的社会保险、救济和医疗卫生事业提供了相应的保障。国家和社会帮助安排盲、聋、哑和其他残疾的公民的劳动、生活和教育。这“物质帮助权”实质为生存或社会保障权。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部社会保险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奠定了我国社会保障的基础。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制度改革的逐步推行，涉及到的立法工作也紧跟其围绕展开。一批规范性的规定和制度为社会保障的完善奠定了基础。
这其中：1986年国务院了《国营企业实行劳动合同暂行规定》，该法规确立了劳动制工人的养老制度；国务院还了《国营企业职工待业暂行规定》，初步确立了中国的失业制度；
1988年国务院颁布的《女职工保护规定》提高了女职工的生育待遇；
1991年国务院了《关于企业职工养老制度改革的决定》，明确了企业职工养老制度改革的基本方向；
1993年国务院的《国有企业职工待业规定》，扩大了失业的范围；
1998年出台的《国务院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制度的决定》（征求意见稿），工伤和医疗也都在相关法规指导下启动了改革试点工作；
1997年国务院还了《建立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通知》；
1999年1月22日由国务院颁布的《失业条例》和《费征缴条例》同时出台。
此外，《劳动法》专章对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又做出了原则性和纲领性的规定。我国还陆续颁布和实施了有关养老、医疗、工伤、扶贫救灾、社会福利和优抚安置等方面的规定，初步形成了与计划经济相适应，包括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福利和社会优抚安置在内的社会保障制度，社会保障的法制基础逐步建立健全。
五、结束语
完善的社会保障法律是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的重要目标和根本保证，有无完备的法律规范，是一个国家社会保障制度是否成熟的基本标志。我国的社会保障，有着坚实的政治、文化、经济、法制基础。因此，应进一步加快社会保障立法的进程，通过立法，健全与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和体系，为我国社会主义国家的全面发展提供有利的支撑。
参考文献：
1、李珍.社会保障理论[m].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1.
2、种明钊.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研究[m].法律出版社,2000.
3、贾俊玲．社会保障与法制建设[J]中外法学,1999(1).
4、郑功成.社会保障学[m].商务印书馆,2000.
5、张文显.法理学[m].法律出版社,1997.
6、桑玉成.论和谐社会的政治基础[J].新华文摘,2005(19).
社会经济制度的基础篇3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改革；经济改革；互动关系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12)02-0088-03
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把推动经济基础变革同推动上层建筑改革结合起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胜利的宝贵经验。这一基本经验中蕴含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及其辩证关系的深刻内涵，反映了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互动与同步。“我们提出改革时。就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坚持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的互动、同步、协调进行，就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遵循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把推动经济基础变革同推动上层建筑改革结合起来，不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制度保证和法制保障。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互动发展的历史进程
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基础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在唯物史观中，经济基础指的是由社会一定发展阶段的生产力决定的生产关系的总和，其实质是社会一定发展阶段上的基本经济制度。是制度化的物质社会关系；上层建筑是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的意识形态以及相应的制度、组织和设施。包括政治上层建筑和观念上层建筑，其中的政治上层建筑占据主导地位。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关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成败的一个全局性、关键性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过程中就十分重视经济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他们对于历史发展的研究，“首先是把重点放在从基本经济事实中引出政治的、法的和其他意识形态的观念”，同时还指出：“经济运动会为自己开辟道路，但是它也必定要经受它自己所确立的并且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政治运动的反作用，即国家权力的以及它同时产生的反对派的运动的反作用。”“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这就是唯物史观中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的理论，即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合经济基础的规律，这也是提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理论依据。
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先后经历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探索和发展过程。相应地，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也经历一个不断探索和发展的过程。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成功地完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党的指出了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群众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之间的矛盾，这就决定了党和人民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阶级斗争不再是党和国家的主要矛盾和中心工作。这个时期，在领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十分重视经济与政治之间的关系，他在1955年提出“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的重要论断后，1958年又进一步指出，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是毫无疑问的，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是完成经济工作的保证，它们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只要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稍微一放松。经济工作就一定会走到邪路上去。所阐述的政治与经济的辩证统一关系对于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我国的民主和法制建设。这个时期的经济和政治“总的是好的，基本上是在健康的道路上发展的。”但在随后一段时间里，党和政府在处理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方面出现了曲折，在经济建设上急于求成，在生产关系上盲目求纯。随后又把阶级斗争扩大到不适当的程度，“民主集中制没有真正实行，离开民主讲集中，民主太少。”最终导致了“”这样影响全局的严重错误，国民经济也不可避免地遭遇到严重的破坏。
“”后，邓小平提出了改革的战略，将改革看作是中国实现进步和发展的重要动力，通过改革的方式来解决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在某些部分和环节上的不相适应和不相协调，促使社会制度通过自我完善而持续存在和发展。所谓改革，不仅要改革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还要改革政治体制中存在的弊端。改革开放初期，面对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所造成的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低迷状态，邓小平旗帜鲜明地指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同时，邓小平也在思考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邓小平于1980年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指出了我国政治体制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主要是、权力过分集中、家长制、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形形的特权现象等越来越不能适应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必须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来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促进政治体制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适应，进而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这个讲话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逐步展开的标志，也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1984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次年。邓小平发表了《政治上发展民主，经济上实行改革》的谈话，指出：“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一系列新的政策。就国内政策而言，最大的有两条，一条是政治上发展民主，一条是经济上进行改革，同时相应地进行社会其他领域的改革。”在这里，邓小平明确指出了十一届三中全会所开启的改革事业是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是同步进行的事业，而不是只有单一的经济体制改革。1986年，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指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定不移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并且使这几个方面互相配合，互相促进。”1987年召开的党的十三大首次把政治体制改革正
式提上了日程，“经济体制改革的展开和深入，对政治体制改革提出了愈益紧迫的要求。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过程，应该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过程。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最终取得成功。党中央认为，把政治体制改革提上全党日程的时机已经成熟。”这次会议对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具有重要意义，实施了一系列政治体制改革的战略部署，如在党中央不设主席而设总书记和书记处，部分地解决了权利过于集中的问题；实行领导干部任期制，打破了领导干部职务的终身制；实施政府机构改革。克服了的作风。等等。
1989年的国内和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的剧变给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带来了一定的不利影响。中国开始进入到对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进行整体反思和调整阶段，也是在这时，党中央明确强调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为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确立基本原则。1992年，在我国正式提出“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同时，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指出：“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为我国开始新一轮的政治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1995年党的十五大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规定为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强调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正式提出了依法治国的战略决策。2002年党的十六大要求继续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2007年党的十七大指出，政治体制改革作为我国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不断深化，与人民政治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相适应，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即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视域中的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的辩证关系
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之中，“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是相互依赖，相互配合。”二者都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促进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因此。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之间存在着良性互动的关系，二者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是一个同步的过程，通过相互依赖、相互配合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健康发展。
第一，经济体制改革为政治体制改革提供必要的物质前提和基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产生、性质和变化发展。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化，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快或慢地发生变革，以适应经济基础的性质、水平和发展变化。经济体制改革在促进生产力水平得到解放和发展的同时，也对现有政治体制提出了更新的要求，这就需要通过政治体制改革促使上层建筑适应新的经济基础，适应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展开开辟道路。因此，政治体制改革是为了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而进行的，但它必须由以一定的经济条件作为其展开的经济基础，而这一基础又必须由一定的经济体制改革而获得。这就意味着，政治体制改革的时机是由经济体制改革的程度所决定的。只有当经济体制改革进行到一定水平的时候，才能开启和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的每一个措施都涉及千千万万的人……我们要根据社会主义国家自己的实践、自已的情况来决定改革的内容和步骤”。如果政治体制改革先于经济体制改革，社会成员在改革中没有获得实际利益，这时的政治体制改革难以得到社会的认同和支持；如果政治体制改革不能适时地跟上经济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就会为现有政治体制的束缚而难以继续和深化，甚至会引起社会动荡。
第二，政治体制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支撑和保障。e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能动的反作用。具有维护、巩固和发展经济基础的功能。邓小平曾讲：“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事情要人来做，你提倡权利，他那里收权，你有什么办法?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因此，政治体制中的弊端，如党政不分、政企不分、权力集中、机构臃肿等既不利于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也会妨碍合理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
第三，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互为动力。经济与政治之间存在着相互依赖、相互影响的关系。在这一基础性关系内所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也是一个互为动力的关系，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可或缺的条件。一方面，经济体制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我国改革首先是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就需要改变计划经济体制下权利高度集中的做法，如政企不分、政府直接管理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等。赋予企业生产经营的自，使之能够独立自主地参与市场竞争，这就需要对旧的政治体制进行改革。并且，经济体制改革为政治体制改革创造物质基础，离开了经济发展，政治体制改革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另一方面，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难以贯彻。经济体制改革每进一步都需要政治体制改革在政治上层建筑领域里破除各种阻碍生产力发展的障碍，为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开辟新的道路。
三、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的互动协调发展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的互动发展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政治建设实践的本质特征和普遍规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具有重要作用，主要体现在：
社会经济制度的基础篇4
一、法的产生
诚如任何事物都有其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原因和规律，法也不例外。劳动发展史是马克思探求社会发展史的钥匙和途径，对于法是如何产生的，我们也应该借助于这把钥匙。“社会的物质生产方式决定并制约着社会的经济、政治和精神生活的全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影响存在，而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影响人们的意识，在经济基础变更的基础上，社会所有的上层建筑也会随之慢慢地发生变更。”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上，从社会物质生产方式及所决定的社会和生产关系中追溯法的产生和发展，这是我们马克思主义法哲学研究的基本立足点。国家和法是在原始社会末期，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到了一定阶段，随着商品交换和私有制经济的兴起，为了适应阶级统治和社会控制管理的需要而产生的。
随着生产力水平的发展，氏族社会的领导人开始凌驾于整个社会之上，由社会公仆向社会主人转化，脱离了惯有的社会体系，权力的承接也由推举制转为世袭制，氏族机关也开始向奴隶制国进行转化，在社会道德和宗教文化中，也加入了类似保护私有财产和奴隶主阶级利益的观念和条款。私有阶级就随之产生了，并且制定了新的社会规范，如习惯法等，这就是法的萌芽。私有财产和私有制经济的产生和发展为法的产生提供了经济基础。人类从原始社会进入阶级社会之后，占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与占大多数人口的被剥削阶级在政治经济利益和思想道德观念等方面从根本上是对立的，为了维护其不合理的剥削制度，仅仅靠原始社会的手段和方式显然无法满足，于是作为阶级斗争的产物，国家这一暴力机关便产生了，以国家的强制力和惩戒力为后盾的法也就满足了阶级统治和阶级剥削的需要而随之产生了。法的产生满足了奴隶主阶级统治镇压奴隶和维护奴隶主阶级政治经济利益的需要，这是法产生的阶级基础。同时，私有制经济的发展也引起了经济关系、社会文化、宗教道德等社会全方面深刻的变革，从而使社会的控制和管理活动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私有阶级为了进行社会强力的管理和控制，保护其确立的权利义务关系和阶级利益，常需要借助于暴力手段，国家和法适应和满足了这一需求。因此，法也是为了适应阶级社会强有力的控制管理的需要而产生的。
二、法与经济基础
我们探讨法与经济基础的理论依据应该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内在联系及其辩证关系的基本观念之上，上层建筑要由社会的经济基础决定并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客观需要，为社会经济基础服务的基本观点。不能离开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这个重要的物质基础进行孤立的分析，不然无法说明法在推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法适应经济基础的要求，为社会经济基础服务的性质。也无法指出，特定的历史时期，法律既要保护自己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也允许其他生产关系形式的存在和一定程度内的发展，肯定他??的合法权益。
经济基础对法的决定作用，集中体现在经济基础决定法的性质、内容、变化及其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首先，经济基础决定法的性质。在一定社会经济形态处于统治地位和支配地位的生产关系中占主导地位的阶级，掌握国家政权，为了其所依赖的生产关系以及所获得的经济利益而制定法律。由此决定了，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要求有什么样的法律与其相适应，为其服务。一定条件的物质生产条件就是一定法律的现实基础，这就是法律的物质条件和阶级性质所在。历史上的法，从本质上可以分为奴隶社会的法、封建主制定的法、资产阶级的法和无产阶级领导的全体人民制定的法。其次，经济基础决定法的内容。确定人们在生产关系中的地位，并用规范的语言来肯定人们在一定生产关系中的义务、权利关系及其界限，是法律的主要内容。历史阶段经济基础的性质和统治阶级的利益决定了法律的内容。在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里，剥削阶级通过占有所有权利，被剥削阶级占有所有义务。这是社会生产关系对抗的性质所决定的，这是法律的阶级性的一个突出的表现，也是剥削阶级社会法律的本质特点。再次，法律内容要随一定时期经济基础的变化所决定的。法律变化发展的动力源泉是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在同一社会形态下，经济基础也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政治经济矛盾的尖锐化，基于发展巩固自身利益的需要，统治阶级需要进行不涉及社会根本制度的社会改革，制定相应的法律条款，用来调整相应的生产关系和经济利益。如垄断资本主义时期，资本主义国家所制定的反托拉斯法、反垄断法。最后，经济基础决定法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的性质。在不同历史时期，凡是统治阶级所维护的生产关系反映生产关系客观要求的，是有利于社会进步的，在其之上的法律对这种生产关系的保护、巩固和发展，就会对社会进步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反之，如果统治阶级所维护的生产关系是违反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不利于社会进步发展的，那么立于其上的法律就将是落后的、反动的，妨害社会发展的。
总之，研究法与经济基础关系时，不能简单地把两者的关系固定化、公式化，我们应该立足于各个历史时期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之上，立足于当时整个社会物质精神文明所能达到的情况上，立足于一定历史阶段阶级力量的对比状况来分析，对此要全面、历史、具体地揭示它们的内在联系和关系。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是法治经济
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观，告诉我们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基础决定法，一定经济基础是一定法律的现实基础。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决定了社会主义法律的性质和内容。我国法律的制定要自觉体现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客观要求，为经济基础服务。同时，根据法产生发展的一般规律，法具有相对独立性，并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作为反映无产阶级意志的社会主义法律，对社会主义经济的改革、调整、推动等方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也是社会主义法律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一个极为重要的任务和使命。
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根据矛盾的主次方面唯物辩证关系，市场经济具有二重性。市场既通过自身的利益原动力和竞争机制去驱动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同时又具有盲目性、滞后性、自发性等非有序化倾向和过于强调本位利益的反作用力，影响商品市场的健康发展。所以，需要进行适当的计划调控和行政管理，这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特征。那么，如何做到将计划调控、行政管理与市场经济相耦合，保证市场调节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发挥最大的作用，这就需要法治。因此，市场经济既是法制经济，也是法治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离不开社会主义法律的保障和推动。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法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起着规范和保障的作用，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我国社会主义法律集中体现了无产阶级的意志，而无产阶级是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服务的，是为人民服务的。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也必须反映解放、保护、发展生产力的客观要求，巩固和壮大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这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当今社会市场经济面临的许多问题和困难，大都是因为法制建设不健全或者比较滞后所造成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需要我国的法律体系在包括对市场主体的法律地位的确认，权利义务关系的确认来保护其合法权益；对产权关系、市场体系、市场组织等市场经济制度的规定；对各种生产要素商品化，市场交易双方等市场经济关系的界定；对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各种问题的规范和解决提供方方面面的保护，通过经济法规体系的完善和经济法律制度的完备，保证市场行为的法制化、现代化。
社会经济制度的基础篇5
论文关键词：马克思；上层建筑；国家干预；政治；非生产劳动
一
无论当代社会政治结构怎样演化，无论当代社会上层建筑在演化过程中出现怎样的新形式和新特点，马克思的上层建筑理论总不会过时。因为马克思上层建筑理论的重心在于揭示社会的政治结构。这种政治结构作为社会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与社会的经济结构或现实基础和社会精神文化结构或社会意识形式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它们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社会。然而，随着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和上层建筑形式的新变化，尤其是它的经济职能和社会管理职能的加强，西方一些国家如德国、英国及美国等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者中否定马克思上层建筑理论的人大有人在。例如，在20世纪30年代，德国法兰克福学派中的一些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者就曾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理论展开过讨论。但是该学派的学者并未深入研究和全面把握马克思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学说，或只是片面地抓住某些论述，或未能用系统的观点和发展的眼光来看问题，所以他们在新的历史条件和新的社会实践条件下从根本上否定了马克思的这一学说。马克斯·霍克海默认为，关于经济基础的永恒的首要性的假设是错误的，因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在一切时候都相互作用，经济基础在这个过程中具有关键性的作用的情况只是历史的，而且是随着时间改变的。他还说：“在事实上，20世纪社会的特征之一，就是政治开始越出马克思的预言而表现出自主性。”该学派的另一代表人物尤尔根·哈贝马斯则用西方工业社会出现的国家资本主义现象来否定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界限。他在《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1968年)一文中指出，自l9世纪后25年以来，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出现了两种引人注目的发展趋势：国家干预活动的增加保障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定性；科学研究和技术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日益密切使得科学成了第一位的生产力。这两种趋势破坏了制度框架和目的理性活动的子系统的原有格局，于是，运用马克思根据自由资本主义社会正确地提出的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条件消失了。“国家[通过]干预对经济发展过程所做的持续性的调整，是从抵御放任自流的资本主义的、危害制度的功能的推敲中产生的，放任自流的资本主义的实际发展，同资产阶级社会的固有观念——把自身从统治中解放出来，以及使政权中立化——显然是背道而驰的。马克思在理论上揭露了公平交换的基本意识形态实际上瓦解了。私人经济的资本增值形式，只有通过国家对起周期性稳定作用的社会政策和经济政策的改进才能得到维持。社会的制度框架重新政治化了，它今天不再直接同生产关系，即同那种保障资本主义经济交往的司法制度相一致，以及同保障资产阶级国家制度的一般措施相适应。于是，经济体制同政治体制的关系发生了变化；政治不再仅仅是一种上层建筑现象。如果社会不再是‘独立的’——这曾经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真正新的东西——作为先于国家和给国家作基础的领域，用自我调节的方法维持自身的存在，那么，社会和国家也就不再处于马克思的理论所规定的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键之中。”哈贝马斯认为在国家干预经济的资本主义时代，马克思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理论就不再适用于社会和国家的分析，并由此提出了重构历史唯物主义的任务。
英国学者自30年代至80年代对上层建筑能否与经济基础区分开来的问题一直在进行争论，同样提出了重构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有的学者认为，既然人们无法准确地把经济结构与法律的和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区分开来，那就不能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例如普兰茨认为“每一种活动都包含‘意识’在内，因此，把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相对照容易使人产生误解，因为这种对照意味着二者有明显的差异”；海伯罗尔则认为意识要素充满整个社会有机体，人们很难“划定物质领域的界限”；而莱夫在《马克思主义的批判》(1961年版)一书中更是主张，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无法与经济结构相分离，“经济基础一上层建筑这种两分法事实上是一种错误的模式”。
美国有些对马克思的“世界观结构”理论持批判态度的学者更是对马克思的经济结构和上层建筑理论持否定态度。例如约翰·麦克姆特利认为马克思的“生产关系”概念大有问题，即它包含着技术型关系、所有权关系和市场关系。由于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认为所有权关系这种“财产关系”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那“‘实质的’生产关系和法律的上层建筑之间的区别就会扫落在地”。如果说其中几种关系同时存在的话，这就模糊不清了，那马克思不是存心困惑我们就是存心欺骗我们。约翰·麦克姆特利认为“马克思理论中的最关键的范畴——生产关系——是一密码。当去解码时，马克思弃我们于‘混乱的地狱’。”从对生产关系的这种理解出发，约翰·麦克姆特利进而指出：何谓“法律的政治上层建筑”也不清楚。一方面，这种上层建筑交叠于如在上面所说的那种生产关系的方式里，“即是说，被上层建筑规定的财产关系难以与生产关系构成的经济基础区别。另一方面，制度的上层建筑深深楔人生产力的实施之中——所有工序都受制于一些非技术类的规则和法律——这就不能认为这两者是可分开的。因法律政治的上层建筑经某种方式与生产力的关系牵涉，这样马克思视它为一种明显的社会的因素就好像是在概念上变的戏法。
二
西方一些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根据社会的发展和社会经济、政治变化过程中出现的许多新的复杂情况，企图重构历史唯物主义，这本身无可非议。但他们根本否定马克思的上层建筑理论则未免有失轻率。哈贝马斯等人认为在国家干预经济的资本主义时代，马克思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理论就再不适用于社会和国家的分析，因为经济体制同政治体制的关系发生了变化，政治不再仅仅是一种上层建筑现象，社会不再是“独立的”作为先于国家和给国家作基础的领域。这种观点形成的主要原因在于他未从系统观出发深入研究马克思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理论，并且只看到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混合生长的一面，没有看到上层建筑仍有独立发展的一面。无论社会政治结构怎样演化，也无论怎样因公民社会的形成、非政府组织等出现和政治的经济功能日益突出而使政治形式多样化和边缘化，但社会政治结构的核心地带仍是可以确定的，上层建筑永远不会从社会中消失。
莱夫、普兰茨等人认为，法律的和政治上层建筑无法与经济结构相分离，“基础一上层建筑这种两分法事实上是一种错误的模式”；因为每一种社会活动都包含“意识”在内，把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相对照容易使人产生误解。这些说法的成因则是未把上层建筑看做是一种政治结构，未弄清马克思使用上层建筑概念时所赋含义的转移变化；或受前苏联哲学界人士解释的影响，例如把社会意识置于上层建筑的核心或将其作为一种并列的上层建筑形式的影响，便产生所谓把“反映论的发展与经济基础一上层建筑的比喻性缠结在一起”的难题。
麦克姆特利认为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有关所有权关系这种“财产关系”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的提法，会导致“实质的”生产关系和法律的上层建筑之间的区别“扫落在地”。因为被上层建筑规定的财产关系难以与生产关系构成的经济基础区别，制度的上层建筑规定的财产关系难以与生产关系构成的经济基础区别，制度的上层建筑深深楔人生产力的实施之中，经某种方式与生产力和关系牵涉。这也同样是用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紧密相联的一面来否定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相区别的一面。他倒是在一定程度上接触到问题的实质，可是却得出否定上层建筑理论的错误结论。
实际上，国外学者这种所谓难以划清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界限问题的成因主要在于两个方面：(1)由于现代社会中政治的经济功能大大加强，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混合生长的情况突出，导致他们否定上层建筑的独立存在。(2)由于受前苏联哲学界有关上层建筑“定义”的影响，把社会意识看做是上层建筑的核心，便产生了所谓“反映论的发展与经济基础一上层建筑的比喻性缠结在一起”的难题。其实，这只需要运用马克思的社会结构理论和系统方法即可解决。否则，在未弄清上层建筑理论本身的前提下去否定马克思的上层建筑理论，并且企图重构历史唯物主义，这不仅不能解决所谓重构的问题，反而把问题弄得更加混乱。
三
不像国外学者所说的那样，马克思的社会结构理论仅仅是一种简单的“经济基础一上层建筑两分法”。马克思在自己的著作中其实早就指明过：上层建筑在耸立于经济基础之上的同时又深深楔入经济基础之中；思想意识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所决定又对它们发生反作用，并且它内含于前两者之内，只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对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紧密相关性，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说得很明确。他在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作界定时，已经说明“社会的物质生产力”“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与“财产关系”是同一种用语，指出财产关系“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研究法与生产的关系的不平衡时，亦指出“生产关系”是“法的关系”。这表明马克思在划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或划分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时，更看到了这两个社会子系统之间相互贯通的内在联系。
社会经济制度的基础篇6
论文摘要:建立完善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离不开农村经济组织。农民在通过参加各种经济组织融入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中，更需要社会保障。组织化的农村经济与松散的家庭式的农村经济相比更有利于建立社会养老保障。如果没有建立各种农村经济组织，仅仅依靠政府和农民家庭，支撑不起来稳固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各种农民经济组织在社会养老保障体系中发挥着中坚作用。
解决中国农民养老问题是党的十六大、十七大及国家“十一五”规划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项战略任务。改革开放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使家庭成为最基本的生产和生活单位，同时，家庭也发挥着养老保障功能和作用，但由于工业化、人口老龄化和社会的变革，家庭的养老保障功能大大削弱。通过建立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来解决农村养老问题一直是我国政府关注和努力的重点。民政部1987年开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工作，20多年来，国家为此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但是，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仍然面临重重困难。
关于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构建，学术界主要有以下研究:在采取和实施战略步骤方面，童兆颖等学者认为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建立应实行“三步走”战略，第一步是做好贫困人口的最低生活保障;第二步是构建以国家责任为主体的政策性保险的农村社会保险制度;第三步是建立健全城乡统一的新型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在工业化进程对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建立的影响方面，孙文基等认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要依据不同类型农村的经济发展水平进行分类设计和分类实施。王舟、方锐帆提出了在区域发展非均衡的条件下采取区域类聚的逐步推进模式。在统筹城乡制度方面，刘玲玲、赵传芳等认为在中国基本养老制度建设中，面对城市与农村分割，私人部门与公共部门分立，形成多种退休制度并存的碎片化状况，应建立统一基本养老保险制度;逐步建立健全城乡统一的新型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赋予城乡居民平等的社会保障权利，在适度差异的情况下将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覆盖城乡，并保持衔接，最终实现一体化。在构建的责任问题上，陆解芬认为政府在构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体系中的责任不到位，财政支持不够，政府应起主导作用。
以上研究一般都是宏观的战略步骤上的定性研究，主要集中在政府的责任、配套的法律法规建设以及笼统的经济发展水平等基础方面，而对于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微观责任主体—农村经济组织的基础作用则缺乏研究考察。本文将从农村经济组织与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关系的新角度研究农民经济组织对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基础作用，为建立稳固长久的农村社会保险制度找到依据。本文的创新之处还在于首先总结我国20多年来建立农村养老保障制度的一个重要的失败教训是忽视农民组织化，在农村经济组织不发达、农民分散化经营的情况下，即便政府花大力气推动也很难建立持久的大面积覆盖的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然后，再结合国内外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建立较成功的地区的经验，来研究农村经济组织在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中的基础地位和作用。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仅仅依靠政府和农民个人支撑难以稳固长久，只有政府、个人和农村经济组织三个微观责任主体共同发挥作用，特别是农村经济组织发挥基础作用才能支撑起稳固长久的覆盖面宽广的农村养老保险制度。
一、几个相关概念
农民组织化是指农民自愿参加某一个农民经济组织，这种农民经济组织一般是以农户经营为基础，以某一产业或产品为纽带，以增加成员收人为目的，实行资金、技术、生产、购销、加工等互助合作经济组织，有的是外出打工的农民工组织。农民组织化程度是指农民加人这些组织的人数多少及合作的紧密程度。农民经济组织的主要特征:一是不改变成员的财产所有权关系;二是退社自由;三是专业性强;四是民办、民营、民受益;五是可以突破社区界限，在更大的范围内实行专业合作。
农民经济组织的组织形式和活动方式多种多样，按照农民合作的紧密程度，可归纳为以下三种主要类型。
(一)专业合作社
专业合作社作为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典型形式，可以认为是农民联合自助组织的目标模式。其基本特征是从事专业生产的农民自愿人社，退社自由，平等持股，自我服务，民主管理，合作经营。这类合作组织一般是实体性的，内部制度比较健全，管理比较规范，与农民利益联系紧密，由此形成劳动者约定的共营企业和社会利益共同体。农民入股需交纳一定股金，合作社除按股付息外，主要按购销产品数量向社员返还利润。专业合作社也是企业，有的在工商管理部门登记为企业法人。
(二)股份合作社
股份合作社是在合作制基础上实行股份制的一种新型合作经济组织。其本质特点是实行劳动联合与资本联合相结合、按劳分配与按股分红相结合。与一般专业合作社不同的是，资本在股份合作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和收益分配中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这类组织一般也是实体性和紧密型的，全国各地都有，尤其在东部较多，近年发展较快。农民在兴办龙头企业或龙头企业牵头兴办合作组织进行农产品加工、销售、运输、储藏、资源开发和水利建设等方面多采取这种形式。
(三)专业协会
专业协会是一种较为松散的合作形式，包括农业服务协会和专业协会等。农业服务协会为农户提供综合性系列化服务。专业协会主要是从事专项农产品生产、销售、加工的农民，按照自愿互利的原则，以产品和技术为纽带，组建的社团性合作经济组织。它着重为会员提供技术和运销服务，并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为社团组织，其前途是向具有实体的合作社方向发展。凡是从事专业生产并达到一定规模的农民都可以加人协会，协会对会员进行无偿和低偿服务，人会农民根据协会的要求进行生产销售。
二、我国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一个深刻教训:忽视农村经济组织的发展和作用
1991年6月，民政部组织了较大规模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试点工作，并于1992年制订并颁发了《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该方案在全国有条件的地区逐步推广。到2000年末，我国约有6172万农民参加了社会养老保险，占整个农村从业人员的11%。2001年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陷人停顿不前的困境(参见表1)，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的一个严重问题。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目前的状况是:(1)业务处于停滞状态，难以扩大;(2)参保比例微乎其微;(3)领保待遇低。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创新意义不言而喻，可以说政府付出了巨大努力，然而现如今却产生了“政策微效”的现象，即政策结果距离政策预期有很大的差距。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有多种，其中最突出的是农业产业化程度低、农村经济组织覆盖面小。我国绝大多数农村地区从2007年才开始重视发展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目前，95%以上的家庭仍以家庭为经营单位，是一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这种分散的自然经济最适合家庭保障，不需要社会养老保险。
在这种分散的家庭经济基础上建立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很困难。由于养老保险的长期性，即便是政府花大力气推行，勉强有一些成效，一旦政府负担吃力，或有所放松，就会马上倒退回去，很难持久。
三、苏州市的经验:发展农民经济组织发挥其基础作用
江苏苏州市，地处苏南，经济发达。苏州市为了村级经济的持续发展，从2001年开始探索发展村级经济的新路子，大力推进农村社区股份合作制、土地股份合作制、农民专业生产合作组织建设。“三大合作”组织近年来发展很快，到2007年底，农村“三大合作”组织累计已达到2089家。其中，社区股份合作社1032家，涉及集体经营性净资产87.1亿元;土地股份合作社258家，人股土地面积13.9万亩;各类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377家，股金总额达2.55亿元;富民合作社286家，社员股金总额13.08亿元。全市加入农村”三大合作”组织的农户100.3万户，其中拥有股份的农户74.4万户，占全市农户总数的72%。农民经济组织的发展和农户的广覆盖为苏州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奠定了基础，目前苏州市在江苏率先实现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全覆盖(参见表2)。农民经济组织的发展决定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和集体经济状况，是建立农村社会保险制度的经济基础，直接或间接决定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发展规模和保障水平。
四、国外的成功经验
国外的成功经验表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体系发达的国家，农民的组织化程度都非常高。(一)日本的农民组织化与其社会养老保险
1947年，日本政府制定了农业合作组织法(农协法)。在这个法规的引导下，日本农村以社会保险为核心的各种“共济”事业得到长足的发展。
日本的“共济”，实际上是一种互助互济事业，它以农民的相互扶助为指导思想，由一定社区的农民组合成基层共济组织，来共同承担基金筹集的责任。在内部成员年迈、疾病、死亡或遇到灾害时，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共济”事业与商业保险有着本质的区别。它以实现国家社会政策为宗旨，个人负担不是直接根据将来给付的需要，缴费与给付之间不是直接对等关系，共济单位不是商业性保险公司。
1948年，“北海道共济农业合作组织联合会”开始兴办农协共济事业，后来各地也相继举办此项事业。1951年，日本“全国共济农业合作组织联合会”宣告成立，标志着日本农村民办官助社会养老保险网络的形成。
共济组织在管理上实行的是统一筹划、分级负责的制度。社区基层农协共济组织是最基本的单位，它的主要任务是接受承保、保管契约，然后以全额分保的形式向都道府县共济联合会投保。都道府县共济联合会在接受基层单位的分保以后，将其中一定比例数额向全国共济农业合作组织联合会进行再分保。日本的共济事业普及率相当高，养老保障把全部农民都包括进去了。
(二)法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则是通过“农业社会互助金”的形式来实现的
法国农村已经脱离了自然经济状态，各种农业经济组织发达，雇佣被雇用普遍，农民组织化程度高。法国农业社会互助金的保险对象和发放标准，也分为领薪农业人员和非领薪农业人员两部分。领薪人员包括农业有限公司的经理、雇工和农校的学生、领薪的总经理以及这些成员的家属。非领薪人员包括农业雇主、农业经营者、农业企业主等。
法国农业社会互助金的管理机构为全国性的“农业社会互助金管理处”。参加保险的人占法国总人口的10%，囊括了所有农村人口。
国外成功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体系有很多方面的经验，诸如宽泛的覆盖面、保险的强制性、制度上的立法性等，但是，最稳固的基础是依赖于农村经济组织化程度高、工业化程度高，这样才能建立起长久稳固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体系。
五、农村经济组织在构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中的基础作用分析
(一)工业化是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产生的前提
在工业化以前，基本养老保障问题主要依靠家庭或家族来解决，不需要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进，传统的家庭的客观环境发生了变化，自给自足的农村自然经济解体，大量的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城市人口剧增，农村的农业生产高度组织化，农民加入各种经济组织。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就是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背景下为保障农民(或农民工)基本养老保障所设立的一种经济保障制度。
(二)农村经济组织化集约化程度越高，对社会养老保险的需求越强烈
农业产业化(组织化)经营是农业经营制度的创新，它既能有效地解决分散农户与国内外市场的连接问题，又有利于农业生产、加工、销售有机结合，形成完整的产业体系，甚至形成产业集群。这必然大大促进经济的发展，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但同时也带来了种种风险，例如经营过程中的经营风险、农业生产中的自然风险、基本生活保障风险等。这些风险带来的损失或灾难比以前白然经济状态下更多更大，这些风险依靠经济组织更易防范化解或得到补偿。
农民经济组织不论是在应对市场风险、自然风险方面，还是在满足基本养老保障方面，都具有广泛的适应性和强大的生命力。
(三)农村经济组织覆盖面广使社会养老保险更便于经营管理
分散的农民所建立的社会养老保障覆盖面小、共济性差。现行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覆盖面一般是一个县的一小部分，这与保险精算的大数法则的数量要求存在差距。此外，当社会养老保险的覆盖面太小时，不变成本(包括机构设置、管理系统、信息系统装备等)只能在较小的范围内分摊，边际成本在较小的数值上移动，小规模不经济性在此时就非常明显。
组织化较强的农民更容易组织参与，参与的人数众多，各类人员普遍参加，不容易出现逆选择，实际发生的各种风险指标、人口指标与保险精算要求更趋近一致，容易实现规模经济效应。
六、结论
农村社会养老保障的责任主体有个人、政府、农村经济组织(乡镇村集体组织、各种经济组织)，其中农民组织不可或缺，发挥最基础的作用。
在以家庭为主的分散经济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责任主体实际只有个人和政府，这就难以支撑起长久的覆盖面宽泛的社会养老保险体系。主要原因是:第一，政府的财力有限，如果主要依靠政府，养老保险的长期性易造成严重政府财务危机。第二，如果由个人为主或个人全部缴纳费用，参加社会保障与自己把钱存人银行或到商业保险公司投保没有什么区别;况且在广大的欠发达地区农村并不富裕，处于基本温饱状态，有的甚至温饱问题还没有解决。
社会经济制度的基础篇7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范式
从经济学范式特征看，新制度经济学同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在其价值观、分析框架和基本方法等“硬核”方面基本上是一致的。受主流经济学的影响，新制度经济学在研究方法上采用一般均衡方法、个体理性分析方法、经典物理学与现代数学方法来研究经济问题，把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的一般均衡理论放在制度变迁的演化中，通过制度的供给需求来分析制度的演化。在研究对象(制度、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和历史分析方法等具体分析方法方面，新制度经济学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影响，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有相通之处。这样，就决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之间是既相互区别、对立，又相互联系、统一的关系。这就要求我们在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比较分析的基础上，继承与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硬核”，借鉴与吸收新制度经济学的某些分析方法与研究成果，进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综合，进而构建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范式。
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实质上是制度分析范式
经济学范式主要具有两方面内容：一方面是指世界观，另一方面是指方法论。从世界观的意义上讲，经济学范式所表明的是经济学家们共同的基本信念和价值标准等。从方法论的意义上看，经济学范式是指被经济学家所共同接受、使用并作为交流思想的一套概念体系和分析方法。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特征来看，它是迄今为止最为科学的经济学范式。其内容包括四方面：一是基于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基本信念与价值观，二是以唯物辩证法为核心的科学方法与具体分析方法，三是以生产方式范畴为核心的概念体系，四是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原理与具体结论。从其基本内容看，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本质上是制度经济理论，马克思采用的是制度分析方法，是较早地把制度纳入经济分析中的理论家。马克思明确地将生产方式及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定义为社会经济结构或经济基础，并将立足于经济基础之上的法律的、政治的及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视为真正的社会制度。因此，制度范畴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中包含着作为经济制度的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和作为上层建筑的与经济制度相适应的政治、法律等制度体系两个层面。前者可以看作是一种仅限于经济关系领域内的狭义的制度，后者则可以被视为一种广义的制度。以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然涉及并从本质上剖析作为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固定化和规范化表现形态的一个社会的各种经济制度，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政治、法律的制度体系。
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中，制度范畴的内涵就是社会形态的“生理学结构”，它包含三个层次的内容：一是作为社会生产方式即生产的社会形式的财产制度与劳动制度，这是社会的基本经济制度。二是作为生产关系主要内容的生产过程的管理制度与生产成果的分配制度，这是由社会基本经济制度所决定的派生制度。三是作为上层建筑的政治、法律等制度，这是由一定的社会经济结构所产生并决定的上层建筑。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制度”分为狭义的制度和广义的制度，狭义的制度是指经济制度，即财产制度与劳动制度、管理制度与分配制度，这是仅限于经济领域内的制度；广义的制度是指包括上层建筑在内的整个社会制度，即经济制度与政治制度，这是存在于经济、政治领域的社会制度。马克思主义的制度结构细致缜密，涵盖并详细界定了各种制度内容，科学地揭示了它们之间内在的本质联系，以一种层层递进的结构探讨了各种因素之间的辩证关系。
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理论的突出特征和最大贡献就是它以生产方式、社会经济结构和社会形态的内部矛盾为根据阐明制度变迁的动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阐明了制度的“内核”与“外壳”之间的关系：在经济制度结构中，制度的“内核”是以一定物质生产方式为基础的财产制度与劳动制度，制度的“外壳”是体现一定生产关系的管理制度与分配制度；在社会制度的总体结构中，制度的“内核”是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及相应的生产关系，制度的“外壳”是政治法律制度等社会上层建筑。从二者关系来看，制度的“内核”是基础和内容，制度的“外壳”是结果和形式，前者决定后者，后者反映与包含前者。制度的“内核”与“外壳”之间的矛盾作为制度体系的内在矛盾是制度发展变革的决定力量，当一定的制度的外壳能够容纳并适应其内核的发展时，它就能存在与发展：当一定的制度的外壳不能容纳与适应其内核的发展时，它就要被炸毁并被新制度的外壳所取代。马克思正是运用了“生产方式——生产关系——上层建筑”框架论述了人类社会制度的历史更替，向我们展现了一幅社会制度变迁的浩大历史画面。马克思还具体地分析了生产方式发展引起社会制度变迁的机理：生产方式变化(物质生产方式变化——社会生产方式变化)——生产关系变化——上层建筑变化。诺思认为，马克思的分析力量在于强调了结构变迁和社会生产潜力与产权结构问的矛盾。这实际上是指马克思的物质生产方式与其社会形式之间相互作用的原理。因此，可以在某种意义上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视为一种制度经济学，或一种关于社会制度分析的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仅科学地确定了以社会制度为内容的研究对象，而且建立了以各种社会制度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范畴与概念体系；不仅具体分析了各种制度因素之间的唯物主义的辩证联系，而且科学地阐述了社会制度的矛盾运动过程及客观规律。今天，我们要实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与创新，就必须继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传统，在继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经典范式的基础上吸收当代经济学的科学成果特别是新制度经济学的成果，进行科学综合，实现理论创新，努力构建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范式。
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制度分析范式应当现代化
在现代社会条件下，我们不仅要继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经典范式而且必须适应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特征，吸收现代经济学发展的新成果，推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与时俱进和创新发展，构建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范式。首先，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根本方法，以生产方式理论为基本框架的马克思经典范式是迄今最为科学的经济学范式。同西方经济学相比，它无论在世界观方面还是在方法论方面都具有无可比拟的科学性，无论是对社会经济变革还是对经济社会发展都具有无可比拟的解释力与指导力。其次，我们之所以要实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的发展、创新、现代化，是因为当今经济社会发展出现两类十分明显的“反常现象”：其一是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中大量“反常现象”，其二是现代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发展中的大量“反常现象”。这两类“反常现象”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经典理论提出了挑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只有实现理论创新，才能对新的大量“反常现象”具有适应性，才能形成适应现代社会生产方式新特征的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在信息化、现代化和全球化的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应在马克思经典制度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指导下，科学分析当代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具体形式所发生的新变化，提出新观点，建立新理论，形成具有现代特征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再次，20世纪以来，西方经济学特别是以新制度经济学为代表的经济学迅速发展，形成了许多有价值的分析方法与研究成果。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应充分吸收这些分析方法与研究成果，实现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的科学综合，形成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范式。最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理论界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方法与基本原理对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新特征和现代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新模式进行了大量的科学研究，并对其进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解释，形成了引人关注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成果，这为我们进一步进行科学探索，构建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奠定了必要的基础。目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经过创新发展已经取得一系列重大的理论成果，构建一个具有内在逻辑一致性的理论框架，将已有的研究成果整合进来，是该范式今后发展的一个重大课题”。
从其自身发展趋势看，也需要同西方经济学特别是新兴经济学门类进行科学综合。一般说来，经济学范式的运动表现为两种基本形态：一是纵向批判与继承，形成经济学史上一次又一次的经济学革命；二是横向兼收并蓄，形成经济学史上一次又一次的大综合(胡进，2004)。西方经济学范式的发展是一个“建立——革命——综合——革命——综合”的过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的发展过程，不仅是一个纵向不断进行理论创新、自我扬弃过程，而且还是一个不断吸收其他学派的成果与方法的横向综合过程。从历史上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经典范式本身就是在广泛吸收当时经济学成果与方法的基础上形成的。构建现代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范式，应当而且必须充分吸收和广泛借鉴当代经济学的积极成果与科学方法。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根本特征是坚持“理性——个人主义——均衡”的分析框架和数学形式主义的研究方法。西方主流经济学方法论有四个基本特征：一是以经验主义哲学为基础的实证分析方法。这种以经验主义哲学为基础的实证方法把经济学看成是以事实、感觉、经验为依据，具有客观性和规律性的科学。二是个体主义占主导的方法论原则与基本内容。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了“经济人”和“看不见的手”的假设，这是西方经济学中最基本的假设。新古典经济学研究方法继承了个体主义的原则，并进一步强化了“经济人”假设，使它成为整个新古典经济学的核心。三是坚持一般均衡分析方法。西方主流经济学以均衡分析为基本方法，因为“经济人理性”要求行为的一致、有序和可观测，而只有处于均衡状态的人的行为才是稳定的，具有可观测性或实证性，才能表现出“理性”。四是广泛应用数学方法作为主要分析手段，这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分析方法最显著的特征。总的来说，尽管西方主流经济学方法论本身具有局限性并日益面临经济社会生活的挑战，但其实证分析方法、个体主义分析方法、一般均衡方法和数学方法有其一定的科学性和应用价值，因而是构建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应科学借鉴和利用的。如果说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发展为构建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分析方法，那么西方经济学门类的发展则为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来源。20世纪以来，新制度学派、西方马克思学派、结构主义和演化经济学等学派广泛发展起来，其研究成果大量涌现。从总体上看，西方经济学各新流派的基本共性是在许多方面和很大程度上受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影响，坚持“制度——历史——社会结构”的分析框架和多元主义的研究方法，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及现行的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了激烈批判。西方经济学新流派所提出的一些观点与主张，接近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成为构筑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大厦的重要理论来源。在现代西方经济学新流派中，新制度经济学是最值得注意和借鉴的理论。新制度经济学的特点主要表现为：一是运用新古典经济学的原理和方法来分析制度，或把新古典经济学的原理拓宽到制度领域里。新制度经济学所运用的分析方法很多是西方经济学的主要方法。如，个人主义分析方法、“成本——收益”分析方法、“供给——需求”一般均衡方法及经典物理学和现代数学的方法，特别是引入实验室实验和计量经济学检验的方法。二是注重社会经济发展、经济实绩与制度创新、制度变迁的内在联系。三是在分析框架的确定上深受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及其理论的影响。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虽然在世界观和方法论方面存在许多重要区别，但二者在许多方面存在着共性及相通之处。第一，在分析方法上，二者都注重逻辑分析与历史分析相结合特别是动态的历史分析方法，因而这两种理论都具有历史感。“在详细描述长期变迁的各种现存理论中，马克思的分析框架是最有说服力的。这恰恰是因为它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所遗漏的所有因素：制度、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第二，两种理论都重视意识形态在制度稳定与创新中的作用，都认为意识形态具有相对独立性和变化滞后性。第三，在制度创新的动力问题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都从主观和客观两方面寻求制度变迁的动力和源泉。因此，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吸收与借鉴西方经济学的分析方法特别是吸收和借鉴新制度经济学的方法与成果，进行科学综合，构建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范式，不仅必要，而且也可行。通过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这一新的研究体系对西方经济学各流派特别是新制度经济学进行创造性的综合，不仅可以实现“优势互补”，而且还能在寻求融合的基础上带来重大的理论创新，进而构建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范式。
三、怎样构建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范式
从总体上说，构建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范式就是以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分析框架来统一整个制度经济学理论，建立制度经济学研究的崭新形式。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之所以能承担这一重要任务，是由于马克思制度经济学本身就是一个宏大的理论体系，它不仅具有涵盖或涉及各门社会科学研究内容的理论广度，更重要的是它具有运用独创的历史唯物主义分析框架来解剖制度本质和制度变迁内在历史逻辑的理论深度。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之所以必须实现同新制度经济学的科学综合，因为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是一个宏大的制度经济学体系，它为我们勾画的是一个远距离、深层次、长镜头般的制度分析框架，揭示了制度的真正起源和制度变迁的真实过程。马克思主义的制度分析框架可以用来解释人类社会制度变迁的规律及其基本趋势，这是一种长期的、历史的、动态的制度变迁观。但由特定的研究对象和历史任务所决定，对短时期内的具体制度变迁过程，这种研究就无法直接回答。马克思主义制度分析框架既缺乏对制度和制度变迁深入的微观分析，又未能采用现代分析技术对理论进行精细化的处理和数理分析。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进行综合，某种程度上就是吸收与借鉴西方经济学的分析方法。
构建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范式是一项宏大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发展与创新工程，需要科学设计、正确推进。从总体上说，这一工程应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主要内容和基本思路：一是构建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的科学框架。首先，要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生产方式理论为基础，建立马克思主义的制度分析框架，即从制度的角度来整理和构建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制度分析框架：通过对特定的社会生产方式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研究，来揭示一定社会的经济运行规律。这一研究是本质层次的，它必然涉及并要求从本质上剖析一个社会的各种经济制度及与之相适应的政治、法律制度体系，最终形成一个人类社会长期的、本质的整体制度分析的框架结构，以此作为一般制度分析范式的基础。其次，在马克思主义制度分析框架的基础上，吸收新制度经济学一些相关的分析方法与研究成果，构建一个综合的马克思主义制度分析的科学框架。二二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的科学框架来分析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社会经济结构的本质特征与具体形式，揭示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社会经济结构的发展过程及其客观规律，确立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现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提出信息化、全球化时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新观点。三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的科学框架来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社会经济结构的本质特征与具体形式，揭示现代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社会经济结构的发展过程及客观规律，确立现代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提出市场化、全球化条件下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观点。
具体说，进行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的科学综合、构建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范式应抓住以下三个主要环节：
(一)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宏观根本制度的研究基础上展开对微观各项具体制度的研究，实现研究对象的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综合。总体而言，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属于宏观制度经济学。“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是一个宏大的制度经济学体系。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试图解释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内在逻辑，不同社会形态之间过渡的客观必然及其各种主客观条件，并从现存社会制度内在的矛盾推演出未来理想的社会形态。它既体现人类尊重社会经济发展客观规律，又体现人类理性构建能力和对美好社会制度的追求”。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作为社会经济结构的一定生产方式及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是社会的根本经济制度。新制度经济学所研究的制度，是微观的企业制度、产权制度等具体经济制度，这是社会根本经济制度的具体表现形式。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将这两方面内容结合起来，一是要在生产要素所有制、劳动制度、管理制度、分配制度与政治制度等根本制度分析的基础上研究产权制度、企业制度和国家制度等各种具体制度，即在分析社会形态内在结构的基础上分析人们的具体行为规则。二是要在分析各种法律、契约、政府和公司等正式制度的同时，研究各种意识形态、道德规范和风俗习惯等各种非正式制度。三是要在分析各种制度本身的基础上，分析各种制度的实施机制。这样，既可以从深层次上揭示制度的起源、本质和变迁的真实过程，又可以用更简洁、生动的语言和技术手段来分析社会经济制度的表现形式与运行方式，从而在本质经济学与表象经济学的统一上实现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的科学综合。
(二)在马克思制度整体主义方法论的基本框架下运用个体主义分析方法，实现研究方法的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的科学综合。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的总体分析框架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这是揭示制度起源、本质和真实演变过程的科学方法，显然这是一种整体方法论。“马克思的总体方法可以概括为总体性、社会性、制度性、历史性和阶级性五个基本方面。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深刻地蕴涵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总体规定性、社会规定性、制度规定性、历史规定性和阶级规定性的理解”。同时，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还应采用个体方法论，尤其是新制度经济学基于新古典经济学所采用的“成本——收益”分析方法。这是因为个体分析方法在细致描述和刻画制度形成和变迁特征方面，在运用数理模型来描述和分析具体的制度形成和制度变迁过程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个体方法论能容易地采用自然科学的研究工具和分析方法，从而使制度经济学能使用现代科学的语言和描述方式，对制度和制度变迁的总体过程进行更细致、更具体的描述，有助于我们从总体上更好地把握制度及其变迁的内在逻辑。因此，我们应在马克思制度整体主义方法论框架下运用个体主义方法论来补充与完善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
(三)在阐明制度变迁的根本动力的基本前提下详细分析制度变迁的具体动力，实现基本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综合。在马克思看来，一个社会的生产力的扩张能力即物质生产方式的繁盛与生产的社会形式及其生产关系的适应能力之间的相互作用是制度变迁的根本动力，应当而且必须将社会制度的变迁历史唯物主义地置于“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框架来分析。新制度经济学则把制度的变迁表面地置于“成本——收益”和“供给——需求”框架来分析，认为制度变迁主体对制度变迁预期收益与预期成本的计较是制度变迁的动力。也认识到在人的动机背后决定人行为方式的客观力量。前者可称之为制度变迁的根本动力，后者可称之为制度变迁的具体动力。构建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就是要揭示与阐明制度变迁两种动力之间所存在的密切内在联系：当生产的物质发展要求生产的社会形式进行相应变革时，必定同时存在制度变迁的潜在收益，制度变迁主体会通过预期收益与预期成本比较来努力实现该种制度变迁的潜在收益。如果仅仅停留在制度变迁根本动力的分析上，我们将难以准确地理解和掌握制度形成的具体步骤、原因及制度变迁的具体方式和过程，更不能对制度形成和制度变迁进行数理模型描述和定量分析。只有在阐明制度变迁根本动力的基本前提下详细分析制度变迁的具体动力，并将这两种分析结合起来，才能全面揭示制度变迁的真实过程。
从总体上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的科学综合的主要内容，既包括研究对象与分析方法的综合，也包括理论观点的科学综合。通过这些综合，一方面使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取长补短、相得益彰，另一方面使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得到丰富、完善、发展与创新，形成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的科学体系。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这一科学范式体系包括两大部分内容：一是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的“硬核”部分，如，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及以生产方式理论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制度分析框架，唯物辩证法的科学方法论及以此为核心的矛盾分析方法、整体分析方法和历史分析方法等马克思主义制度分析的基本方法，以及关于制度变革的根本动力、基本主体和主要内容等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等。二是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的“保护层”部分。如，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的综合分析方法：在马克思制度整体主义方法论的框架内运用个体主义分析方法；在马克思历史分析方法的基础上运用“成本——收益”的均衡分析方法；在马克思矛盾分析方法的前提下运用“谈判——合作”的博弈分析方法；在马克思逻辑分析方法的前提下运用“数理——模型”的数学分析方法。又如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的新观点：制度变迁的动力是根本动力与具体动力综合作用的统一：制度变迁的范围是宏观制度变迁与微观制度变迁的统一；制度变迁过程是长期制度变革与短期制度调整的统一；制度变迁的主体是社会集团的集体力量与个人参与的统一，等等。
实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的科学综合是一种理论的创新和思想的深化，这种综合是经济学价值判断的综合和演变过程。它既是一种方法论的创新，理论研究内容与分析框架的拓展，又是一种关于制度经济学甚至整个经济学思想认识的深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制度分析框架和理论结构是科学的，它需要综合和补充的是不同制度经济学流派尤其是新制度经济学新的研究成果，它需要的是自身理论框架的进一步拓展和理论体系的进一步完善。不同制度经济学流派的发展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提供了营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一种开放的科学体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的科学综合符合科学发展的正常模式。
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比较研究的基本结论
(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及西方经济学有重要区别。无论从世界观还是从方法论方面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迄今为止最科学的经济学理论。因此，应坚定不移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础地位与指导作用。同时，应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纳入科学范式的轨道，努力实现其与时俱进和创新发展，构建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
(二)新制度经济学尽管在其阶级立场、价值观和基本方法等基本“硬核”方面是错误的，但其研究对象和具体分析方法与成果等方面有许多科学因素和积极意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不仅具有对立性而且具有互补性、相通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的科学综合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
社会经济制度的基础篇8
论文摘要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以来，对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产生了巨大影响。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民主政治建设也不断向前发展。我们要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同时，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实现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建设的协调发展。
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产生及发展
（一）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
市场经济是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性方式和主要手段的经济，它是一切商品生产发展到社会化大生产阶段所必需的资源配置方式。市场经济具有平等性、竞争性、法制性、开放性的特征。从市场经济作为经济手段这个意义上说，没有姓“社”姓“资”的制度属性的区别。由于人类物质资料的生产总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下进行的，社会资源的配置与是在一定的社会制度下实现提，因而市场经济体制又不能脱离一定的社会条件而独立存在，它总是存在于一定社会制度之下并同该社会基础制度结合在一起。实践证明，市场经济可以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存在，它可以为资本主义所利用，也要以为社会主义所利用。
（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产生及发展。
早在1979年邓小平就指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但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1985年，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1992年春，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进一步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邓小平这些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思想，从根本上解决了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对立起来的思想束缚，对我国经济改革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成为我们党制定改革方向和目标的基本理论依据.
三十多年前邓小平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设想以及后来的实践，是重要的历史性尝试。在这之前，社会主义国家基本上都是单一的计划经济，资本主义国家基本上都是单一的市场经济。虽然列宁很早就提出过搞混合经济的设想，但没有来的及实施。而邓小平不仅提出了在社会主义国家搞市场经济的设想，还在我国进行了长期全面的实践，这不仅给我国带来了多年经济高速增长和一系列的社会问题，还为认识和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提供了正反两方面的宝贵经验。同大多数新生事物一样，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设想是不完善的，有些实践也是盲目的。用他自己的话讲，是摸着石头过河。许多问题，如怎样将国企推向市场，国企要不要搞股份制、要不要搞破产、三农问题如何解决、金融体制如何改革，等等都没有现成的答案。
（三）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是市场经济。作为市场经济，它本身没有姓“社”姓“资”之分。但是，市场经济又总是与各国特有的历史条件和社会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因而又具有自身固有的特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与社会主义公有制、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共同富裕的奋斗目标紧密相联系的，与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形态有根本的不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在国家宏观调控下使市场在资本配置方面起基础作用的经济体制或经济运行方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把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制度相结合，它不仅具有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定和特征，同时又是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结合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平等性、法制性、竞争性和开放性等一般特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除了具有现代市场经济的一般特征外，还具有其特殊性，即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有根本区别的基本特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以按劳分配为主体,以共同富裕为目标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的市场经济。
1、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区别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主要之点在于所有制基础不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在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基础上。以公有制为主体经济，与之并存的必然是非公有经济的各种形式，它们将与公有制经济长期共同发展。同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客观上也提出了改革传统公有制实现形式的任务。目前我国公有制经济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包括国有制、集体所有制以及不同公有制形式共同出资的股份制等。传统的国有制形式与市场经济尚不完全适应，经过改革，在理顺国家与企业的关系和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后，我国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混合所有制结构，特别是国有独资（有限责任公司）及国家控股的大中型企业，将会具有更强的活力和更高的效益，在保证国民经济的合理布局、节约资源和市场有序运行方面发挥出特有的优势。
社会经济制度的基础篇9
一、准确理解马克思“重建个人所有制”的深刻内涵
对于马克思提出的“重建个人所有制”到底具有怎样的内涵，学术界历来就存在着许多争议。一些学者认为是指对社会主义社会消费品的个人占有，其理由根据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曾提出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产品“一方面由社会直接占有，作为维持和扩大生产的资料，另一方面由个人直接占有，作为生活和享乐的资料”，“公有制包括土地和生产资料，个人所有制包括产品即消费品。”
对此观点，本文不能苟同。如果“重建个人所有制”仅仅是消费资料的个人所有制，在理论和实践上其实并无太大的意义，因为消费资料的个人所有制是一个产品分配的问题，而产品的分配不过是生产要素分配的结果。这是由于，“在分配是产品的分配之前，它是（1）生产工具的分配，（2）社会成员在各类生产之间的分配（个人从属于一定的生产关系）——这是上述同一关系的进一步规定。这种分配包含在生产过程本身中并决定生产的结构，产品的分配显然只是这种分配的结果。如果在考察生产时把包含在其中的这种分配撇开，生产显然是一个空洞的抽象；反过来说，有了这种本来构成生产的一个要素的分配，产品的分配自然也就确定了。”可见，生产资料的分配问题是生产得以顺利进行的前提条件，它决定着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结成的分配、消费和交换关系，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重建的“个人所有制”强调的应该是重建生产资料的个人所有制。
为透彻理解和把握“重建个人所有制”的深刻内涵，我们有必要重温马克思宏大的经济理论体系。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以资本主义社会的中心问题——资本和劳动的对立为主线贯穿全文，深刻地剖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相适应的交换关系，即资本主义社会的运行基础及其这种运行基础之上的体制和制度。马克思是从资本主义社会最简单、最普通、最基本、最常见、最平凡碰到过亿万次的关系——商品交换开始，分析了商品以及商品内部所包含的一系列矛盾，探讨了这一系列商品内部的矛盾是如何表现为外部矛盾；探讨了伴随商品经济内部矛盾的发展、资本主义产生的条件下，货币如何转化为资本，劳动力如何变成商品，商品和货币的对立如何转化为资本和劳动的对立；探讨了伴随资本对剩余价值剥削的加强，在对绝对剩余价值与相对剩余价值无止境追求的情况下，资本和劳动的矛盾是如何深化；探讨了这种日益深化的矛盾在工资的形式下是如何被掩盖起来了，并在再生产过程中由于剩余价值的资本化，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又如何成为剥削的手段，使得资本的积累和贫困的积累同时增加，而导致资本和劳动的矛盾日益尖锐化；在此基础上进而提出资本主义经济竞争和信用的发展使资本和劳动呈现相反方向的运动趋势，即资本的积聚和集中在更大的范围内进行，生产资料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手里，而劳动生产的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生产资料和劳动者的分离程度与日俱增的趋势，一端是资本家占有的资本和财富的积累，而另一端则是工人贫困的积累，于是就会出现“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兼容的地步”，“资本主义的丧钟就要敲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这样一个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灭亡的趋势，换句话说，就是基于资本和劳动之间愈演愈烈地对立和冲突情况下，马克思提出“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的经典论断。
可见，“重建个人所有制”的内涵，在于强调要摒弃劳动和资本相对立的个人所有制，而重建劳动者对生产要素即劳动和生产资料的个人所有制。在这一重建的“个人所有制”中，劳动者是主体，所有权归劳动者所有，劳动摆脱了异化的状态而回归到自主的状态。劳动成了社会生产过程中的主体，成为社会围绕转动的“太阳”，劳动者恢复主体地位，自主劳动的太阳普照整个世界，整个世界撒满了自主劳动的阳光，一切归于自主劳动。自主劳动成为社会的最高价值取向、最高道德标准、最高理想境界，成为激励劳动者最大限度发挥创造、勤奋的动力机制；成为劳动者自我完善、实现的前提和迈向自由境界的起点；劳动者成为主宰经济活动的真正主体，是社会财富的占有者、支配者，万事万物必然以劳动者为尺度。生产力标准将与劳动者的根本利益交融，经济增长将符合劳动者的需求限度，经济发展将与劳动者的生活环境改善同步，整个经济活动应该无愧于劳动者的根本要求。劳动者的个人（生产资料和劳动力）所有和公有统一在一起，每一个社会成员以自由联合体为中介保持对生产条件的所有权即以公共所有和共同占有的方式体现个人所有，生产的条件成为社会全体成员共同的生产条件。
并且，“重建个人所有制”理论的提出，还为我们提供了通向重建目标的道路选择即充分发展民有经济。提出“重建个人所有制”论断的背景是以产业革命后的英国为典型，马克思认为以排挤、剥夺和否定小私有制为基础成长起来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发展趋势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历史过程，这种否定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和一切生产者个人的全面发展，同时已有的资本主义成就奠定了“重建个人所有制”的经济制度基础。尽管19世纪70—8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进入相对稳定的时期，并没有出现如经典作家理论上的推断，无产阶级革命的重心而是转向了西欧以外的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但马克思以尚未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俄国及其农村公社所有制为对象，研究了经济落后国家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特殊道路和特殊起点。这个特殊道路、特殊起点和特殊规律也同样强调通向重建目标的道路必须把“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的成就用到公社中来”才“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资产阶级时代所取得的“一切肯定的成就”对社会生产力的催生作用，正是未来社会的物质基础和历史前提。
那么，是什么创造了“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的成就”呢？回顾历史不难发现，从18世纪70年代亚当·斯密的市场机制完美假说及其自由竞争思想的确立，到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普遍性的巨大经济危机的产生为止，这一阶段经济运行机制上的特点，主要是以个体、私营和股份制经济等民有经济为运行基础，一切经济活动都由市场调节来完成，政府只负责修订保障公平竞争的市场规则和维护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而不刻意地对经济活动进行干预；在一般竞争性产业上，私营或现代股份制民有经济是国民经济的运行基础，这是市场调节机制得以有效发挥作用的基本前提；即使是在从20世纪30—70年代国家干预主义取代自由主义的时期，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也是通过政策调整来激发民有经济力量的，从而保障了市场调节在其资源配置中的基础决定作用。从历史的角度看，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单靠“看不见的手”不能有效地配置资源的情况下，恰如其分地发挥政府干预的作用，不仅是必要的，也不会轻易导致失灵的结果。当然，政府的干预必须是合理的，否则只会渐渐走向自身的反面，使“看得见的手”显得力不从心。但是，如果不能恰当地评估政府干预的作用，反而夸大这种机制的作用，就会不可避免地造成政府干预的扭曲，造成政府干预适得其反的结果。可见，市场机制有效发挥作用的关键在于市场和政府的功能定位是否准确，而市场功能的发挥要看是否激活产权清晰、对市场信号反应灵敏的运行主体即民有经济（包括个体经济、私营经济、股份制经济等非国有的经济组织形式）的力量。
二、重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运行基础
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已经证明大力发展市场经济是一个必经的阶段，于是问题就产生了，我们必须重塑繁荣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运行基础。也只有如此，市场经济对社会生产力的催生作用才能得到极大发挥，二者是相生相长的。然而，传统观念却认为原来的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的运行基础是牢不可破的，否定原来的国有经济的运行的基础地位就是否定社会主义本身。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不想在理论上作过多的论述，因为实践已经证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超前冒进的国有制、集体所有制与市场经济的格格不入，且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相对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也不相适应，这就是说，产权不明晰、职责不明确、不能自主经营、不能自负盈亏的国有企业是不能成为市场经济的运行基础的，因为它们是不能与市场经济相对接、相兼容的。
那么，市场经济是什么呢？市场经济总体来讲是交换经济，交换的内容是各个商品所有者的所有权的交换，如果没有不同的产权安排的主体也就无所谓交换的概念。因此，市场经济的运行基础应该是由产权多元化的主体构成。市场经济只有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才能实现资源的市场配置，才能真正实现交换的实质，否则市场发展是不可能的，更不要说建立现代市场经济了。现在看来，经济体制改革的内容说到底最根本的就是要对“一切妨碍发展的思想观念都要坚决冲破，一切束缚发展的做法和规定都要坚决改变，一切影响发展的体制弊端都要坚决革除。”市场经济的发展史已经证明依靠市场来配置资源较政府配置资源更加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而靠市场配置资源的实质就是要突显民间资本的地位，释放民有经济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而产生的巨大能量，集中人民的力量和智慧“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
然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能重蹈资本主义血与火的历史，把运行基础建立在资本与劳动尖锐对立的私有制经济之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一个重要区别就在于虽然都是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手段，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基础的主体力量是劳动和资本相联合的劳动者股份制经济。这一点改革开放的实践已经有力地证明：能够真正实现与市场经济的对接、兼容的是我国近几年发展起来的劳动者股份制经济，其内在地实现了劳动和资本的联合，资本不再具有剥削的属性，完成了资本的私人占有向社会占有的转化，成为了劳动者摆脱异化劳动向自由劳动的过渡的有效实现形式，劳动者成了企业的真正主人。对于作为现代经济中日渐发展壮大的民有经济的重要力量——股份制经济，马克思曾评价“它们对国民经济的迅速增长的影响恐怕估价再高也不为过的”，“是发展现代社会生产力的强大杠杆，而且“直接取得了社会资本（即那些直接联合起来的个人的资本）的形式，而与私人资本相对立，并且它的企业也表现为社会企业，而与私人企业相对立。这是作为私人财产的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这种扬弃是“资本主义体系本身的基础上对资本主义的私人产业的扬弃，它越是扩大，越是浸入新的生产部门，它就越会消灭私人产业”，最终会形成“一种没有私有财产控制的私人生产。”而且，“这种财产不再是各个互相分离的生产者的私有财产，而是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财产，即直接的社会财产”。可见，股份制是完全可以成为劳动者联合所有制——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因为股份制经济本身就是社会化大生产的产物，而且作为财产的实现方式，实行的是劳动者的联合占有的形式，这恰恰与“重建个人所有制”所要求的劳动者的联合劳动、联合占有的本质要求相吻合。所以，民有经济的重要力量——股份制经济是能够成为通向未来社会“个人所有制”的重要路径，在现阶段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基础。
三、发展民有经济关键是要对民有经济进行产权保护
为了更好地促进民有经济在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政府应努力从以下三方面推动和扶植民有经济。
首先，在于统一市场。打破垄断，放开市场准入的若干规定，由市场去判明，而不是从所有制角度界定准入的产业界限。“充分发挥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在促进经济增长、扩大就业和活跃市场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放宽国内民间资本的市场准入领域，在投融资、税收、土地使用和对外贸易等方面采取措施，实现公平竞争。依法加强监督和管理，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政府从市场应该发挥作用的领域撤出，而将力量集中在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上。经过20多年的努力，国有企业退出了许多竞争性行业，但传统的具有网络特征的非竞争性行业，如电力、电信、铁路、民航等领域刚刚开放市场，除了铁路部门以外，垄断行业成为了市场化改革的“边缘地带”，它的高速发展延缓了对“计划经济强大壁垒”的实质性改革。为此，要打破地方保护主义，打破行政垄断，健全全国统一、公平竞争、规范有序的市场体系。
社会经济制度的基础篇10
关键词：宪法学 经济制度 上层建筑
在宪法学上,经济制度是一个存在分歧的概念,说法不一,不同的宪法学者有不同的理解,众说纷纭。在教学实践中,我们认为经济制度是国家通过宪法和法律所确认和规定的生产关系,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经济管理体制,与之有内在联系的基本经济政策的制度的总和。而前两种观点,把经济制度混同于了经济基础,这是不科学的,因为宪法学中的经济制度是一种法律化了的经济制度,应该属于上层建筑,而和经济基础是两个不同性质的概念。
首先,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内涵看,经济制度应该属于上层建筑。经济基础是一定社会历史阶段上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各方面的总和。它的内容主要包括生产资料归谁占有,人们在生产过程中所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劳动产品分配方式等三个方面。
上层建筑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政治、法律、宗教、道德、艺术、哲学等观点,以及同这些观点相适应的政治、法律等制度和设施的复杂系统。上层建筑由政治、法律制度和设施及意识形态两部分组成。前者主要包括国家、政权、法制、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通常被称为政治上层建筑。后者包括政治观点、法律观点、等等。在上层建筑这个庞大的体系当中,政治居于主导地位。www.133229.Com政治,包括国家的制度、物质设施、政策、法令等等,是上层建筑中最有力的部分。
宪法学中的经济制度,其内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确认生产关系的制度;一是以此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经济管理体制,以及与该经济管理体制有内在联系的基本经济政策。
其次,从宪法学这门学科看,经济制度应属于上层建筑。宪法学是一门以宪法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法律科学。对宪法学的研究对象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理解,不同的观点,但归根结底,宪法学这门学科的研究对象和范围主要是研究宪法的产生和发展的规律,宪法的本质、特征、形成和作用,宪法的制定和实施,宪法的解释、修改和监督,以及各种宪法规范和思想观念等方面的宪法关系,这些都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
宪法学研究的内容主要是宪法的基本理论,宪法的历史发展,国家性质,国家形式,选举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国家机构,政党制度,宪法的保障与监督等。这些都属于国家政权,属于政治法律制度的范畴,都是政治上层建筑。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一国法律体系和法律制度赖以建立的依据,因而决定了以宪法为研究对象的宪法学在整个法学体系当中举足轻重,决定了宪法学这门学科的性质和特点。一是宪法学属于基础理论学科。研究宪法确认的有关国家最根本、最重要问题的原则、精神等方面的基本理论。二是宪法学有很强的政治性、政策性。宪法通过根本大法的形式规范国家权力从而保障公民的权利,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有的学者从宪法学主要以国家政权为研究对象的角度,将宪法学概之为国家政权之学,因此与统治阶级、统治集团的相关政策有密切联系。三是宪法学研究的都是国家最根本、最重要的问题。宪法规定的是国家最根本、最重要的问题,如国家性质,国家形式等。那么,宪法学所研究的必然也是国家最根本、最重要的问题。这些也都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
因此,宪法学应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既然如此,作为宪法学重要组成部分的经济制度自然也应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
最后,从经济制度与宪法学中其他制度的关系上看,经济制度应该属于上层建筑。法由无数法律规范组成,是法律规范的总和,是调整社会关系的原则,是人们的行为准则。宪法规范是调整有关社会制度、国家制度的根本原则和国家政权的组织以及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的社会关系的。我国现行宪法将其所调整的社会关系大致上分为四类,即政治关系、经济关系、文化关系和法制关系,与之相适应,宪法规定了四种制度,即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和法律制度。其中,政治制度、法律制度无疑都是上层建筑研究的范畴。
在国家性质的决定因素当中,一定社会的精神文明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精神文明是人们对自己主观世界的改造,包括思想、道德、教育、科学、文化等内容,同样也是生产力发展的产物和标志。它是一定社会物质生产力作用于政治上层建筑的桥梁,对国家活动的方向和国家政策的制定有着重大影响,任何在经济、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如果在思想道德领域未能占据统治地位,那么它的政权肯定不可能稳固。精神文明中的思想道德等方面的内容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宪
法对一定社会的精神文明的规定,就是国家的文化制度。如我国现行宪法把建设精神文明作为一项重要内容,体现了我们国家的文化制度。因此,文化制度亦应属于上层建筑。
作为与政治制度、文化制度、法律制度相并列的经济制度不言而喻,也是一种上层建筑。但是经济制度与经济基础有着密切的联系。虽然经济制度与经济基础是不同性质的两个概念,但二者之间有着本质的联系。经济基础是一定经济制度的核心内容,是经济制度乃至于整个政治上层建筑的基础,它的性质决定着国家的阶级性质和国家的发展方向,决定着各种制度的性质。同时,对经济基础的确认和维护是经济制度以及整部宪法的根本任务之一。除此之外,经济制度还包括经济基础的其他补充形式和国家管理国民经济的原则、方式、方法、方向的内容。更为重要的是,它是通过宪法和法律规定形成的经济基础的法律表现形式。
参考文献:
[1]魏定仁.宪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